马中关系进入微妙时期 —评马哈迪重访“唐山”

马来西亚于今年509（5月9日）变天后，首次出现政党轮替的奇迹。这意味着处于在野党地位的“统帅”马哈迪再一次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步入政坛，宣誓就任第七任马来西亚首相。除了创造两度拜相的纪录外，马哈迪也以93岁高龄重新统治这个国家，是神话中的神话。

但在“改朝换代”后，第一个对华的冲击就是马哈迪对中资在马来西亚的投资喊停。很多人不解其意，也不知道是新政另有隐情或有议程，因为这意味着马中融洽的关系将因这突如其来的“喊停”或“重检”而被“僵住”了。对于今后的马中关系的演变也有待重新评估了。

毕竟马来西亚是不能忽视今日中国在政经文化教育及科技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各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也与马来西亚成了休戚相关的友好国家。2016年的马中两国在甲海峡的军演说明了两国已发展到军事上的合作，这是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印证了两国在相关课题上找到了共识。如果因为新政与中国关系疏远，冲击很快就会显现出来。若能通过互访来协调和化解其中的症结或疑问就能使到两国关系纳回正轨。

其实马中关系的大变动始于七十年代。当1969年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敦拉萨便取代东姑出任第二任首相（1970-1976）。他为树立一个新形象。首先他推动华东南亚为非核、和平与中立的地带。因而马来西亚在1972年与东欧国家及苏联建立邦交，作为扭转外交政策的第一个“实体”。

其次，在审时度势下，敦拉萨通过他的智库研究对中国的新政策，但这边卡着一个大问题，那就是马共的存在和在山区活动的同时要不要与中国建立邦交？

恰好在1972年毛泽东主席邀请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目的就是要转动这个世界朝向北京而不再是台湾。

而美国之所以愿意与中国友好是希望毛泽东能摆开苏联的控制，而成为第三方，不再是中苏联手抗美国。为了迎合中国的改变，美国不再阻扰中国加入联合国取代台湾的地位。

1974年敦拉萨就是在这背景下访问中国的，他决心先拔头筹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东南亚非共国家，但又担心马共的持续斗争，无法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

针对这一关键问题，敦拉萨在会晤毛泽东时，共有八次讯问毛泽东对马共的态度和立场。毛泽东回答说：这是党对党的关系，而非国与国的关系，这两者是有区分的。

虽然敦拉萨得到的答案是预料中事，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与周恩来签署建交联合公报。

果然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马共已接到指示以停止马共的“革命之声”电台在湖南作为播报基地，进而要求马共将之转移到马泰边境。

随着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未及一个月，中南海发生巨变，“四人帮”被以华国锋为首的当权派一举逮捕，也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

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年代，邓小平的复出和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也真的在40年来将整个中国改天换地而呈现新的气象（1978-2018）。马来西亚免不了受到影响。

到了马哈迪担任首相后（1981-2003），马中关系确实有意外的进展。如果说敦拉萨是马中重塑关系的牵头人，那么马哈迪就是完善马中关系的关键人物。

这是指1989年12月，马共经过41年的武装斗争后，终于在五次的谈判中取得丰硕的成果，马政府及泰政府与马共达成合艾和平协议，一劳永逸地解决森林游击战。这意味着马共放弃武装斗争，走出森林重返各自的国家。马中关系有了更大的开放。

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亚洲各国，马哈迪倡议开展“东盟加中日韩（10+3）东亚区域合作”正符合中国走向国际的目标之一。在这方面，中方承诺人民币绝不贬值，以稳住亚洲各国的币值。这对当时贬值40%的马币（兑美元）是十分关键的，因为马币如再滑落，国家经济可能瘫痪。

因为中国的积极介入，在2000年时马中双边贸易已突破80亿美元，而在2009年时跃升至519亿美元。

但也在这一年，中国首次成为马来西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它取代了新加坡的地位。在东盟十国中，马来西亚独占鳖头，占东盟国家的40%。

转入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启动后，中国与汶莱、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六个成员国间有超过90%的产品实行零关税。

换句话说，中国关税将从9.8%降至0.1%，而东盟的平均关税将从12.8%降至0.6%。另外四个成员国（越南、寮国、柬埔寨及缅甸）将在2015年步入零关税时代。

根据统计，马中在2010年的贸易总额又有新的数字，高达742.15亿美元。在这之中，中国对马来西亚出口238.06亿美元；而自马来西亚进口创下504.10亿美元的高峰，以致中方贸易逆差高达266.04亿美元（根据中方的统计记录）。尤其令人鼓舞的是在2013年时，两国贸易额首次破了1千亿美元，其中马方的顺差是266.04亿美元，但要在2017年达致1600亿美元仍无法做到，因为2017年只达到960亿美元。

在旅游业方面，自从槟城和马六甲于200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从四面八方到来马来西亚旅游的游客日渐增加；尤其是中国旅客更是及快加入这一热潮。根据中国方面的消息，在2006年时，有53万人次访问马来西亚；在2011年时，首次超逾100万人次；下来2012年破120万人次；2013年则冲过150万人次；2014年因受马航事件的影响，来马的中国游客减少，及后在2015年又提升至164万人次。

根据中国使馆方面透露，在2016年时，来马的中国游客已飙升至260万人次；更有业界估计在2018年会创下300万人次的新纪录。此外，中国也是马来西亚的重要承包工程市场之一。1996年中国在马来西亚承包的工程为1.6亿美元；1997年提升至2.7亿美元；而在1998年则降至1.6亿美元，因为在那一年亚洲金融危机全面冲击亚洲国家。

但到了2002年，又恢复到1.3亿美元的工程；2003年增加到2.3亿美元。到了2006年再增至4.3亿美元。在2007年及2008年分别高达6.5亿美元和7.6亿美元。

贸易额成长的同时，马中又有了工商业投资。例如在1984年，马来西亚有了在中国可记录的投资额。从1984年到1992年间，马来西亚在中国的实际投资为4797万美元。及后又有所增加，比如在1995年，投资额达2.59亿美元。

到了2008年，马来西亚在中国投资项目有4451个，实际投资金额为49.28亿美元，所投资的项目包括机械制造、电力开发、橡胶、食品加工、家具及饲料等。后来再扩大到电子零件、金融、保险及商业零售等。其中两大项目是金狮集团的百盛百货集团及郭鹤年承办的香格里拉酒店集团。

虽然中国对马来西亚的投资较晚，但在2013年后则迅速成长，其中的原因是很明显的。

在2001年及2004年时，华为和中兴在马来西亚电信业作出投资。在2008年，中国吉利集团在马来西亚汽车制造业领域中作出投资。

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后，马来西亚已成为中国的投资重点。在2015年的记录中，中国对马来西亚的直接投资增长超过10倍，已累积超过33.8亿美元，领先于美国、日本和新加坡。

根据世界银行和马来西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2016年，中国国企在马来西亚的建造和投资项目高达356亿美元。

另外彭博社又报道，在2017年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一大国，贡献了马来西亚全部外资140亿美元的7%。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对中国在马来西亚制造业的投资达到48亿令吉，而在2010年时，仅有6亿令吉。中国首次成为马来西亚制造业的最大投资国，占马来西亚同期获准的外商投资总额的17.4%，共33个项目。

综合所述，从2010-2016年，中国累积对马来西亚投资182亿令吉，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在全部282个获得审批的中国制造业项目中，总价值140亿令吉的197个项目已经落实，也制造了30341个就业机会。

中国之所以特别重视马来西亚的战略地位是因为在亚洲国家中，与中国非友好的国家有印度、日本、越南和新加坡；印尼的态度则不大明显。因此选择马来西亚不仅可防御一些亲美国家的包围，而且也能够确保马六甲海峡航道的安全（每天有10万艘油船经过，中国占了80%，它已经成为中国的“经济命脉”之一）。

但为什么马哈迪会对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抱怀疑态度？主要是一马公司丑闻于2015年爆开后，这间公司又与中国公司进行买卖。

根据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的研究员尤索夫伊萨所说，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增加，马来西亚也包括在内。然而真正引起马来西亚国内对中国投资点的是Edra下属的电力资产出售给中国广核集团（CGN）。这宗交易在2015年11月完成。

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将旗下的Edra子公司整体售给中国广核集团，后者付出98.3亿令吉（23亿美元）的股权价值，承担Edra经营业务的所有相关债务和现金。

抑有进者，在一马发展公司出现争议性之际，前首相纳吉在2016年也把一马发展公司带进参与了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项目。

犹记得在2016年时，当彭博社引述碧桂园在柔佛依斯干达区建造1千亿元的森林城市后，将会有约70万外国人有机会移入马来西亚，而成为永久居民或公民。对此马哈迪的反应是这等于把国家的土地和房屋权让给外国人，也会造成外国人大量涌入居住（总计要建30万套房子）。他的担心也打击了碧桂园的销售计划。根据了解，碧桂园是中国一家房地产公司（老板在广州）。原本是计划从头到尾耗资1000亿美元（合约6300亿人民币）开发森林城市，地点在位于柔佛的依斯干达区，距离新加坡只有2公里之遥，面积60英亩，内有四座岛屿组成。在2016年的报告中显示销售成绩十分理想，共卖出127亿元。后查知是万余名员工每人要买一套，先缴交2万元定金。因此实际收入不是这个数字。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2017年时，中国人想利用买房将存在国内的资金外移，却被中国政府卡住了，怀疑内中有不法的资金转移。就这样在“走出去”的政策下，中国发现有巨大的资金流向海外，约3.8亿美元（过去10年，从2007到2017年），严重地影响森林城市的进度。

 与此同时，中国公司也看准在马六甲兴建一座“皇京港”，约耗资300亿人民币。因为保护马六甲海峡的安全等于保护中国石油供应不会中断（从中东运入南中国海）。不过据交长透露有关计划尚未动工，也不知原因何在？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今年3月，有50名多数来自中国的业主到新山房屋仲裁庭投诉发展商碧桂园承诺售予的产业“货不对版”，不但环境质量差，设计有误，而且公用设施不安全。

就是因为未达标，这些业主（中国人占50%，新加坡人占30%及马来西亚人占19%）与屋主代表会商议没有结果，但碧桂园金海湾私人有限公司（GDB）发文告说会解决购屋者投诉的问题。如何解决？尚未有方案。

由于碧桂园属于中国私人企业投资（属于杨国强的企业），政府未能插手，但也停止了海外项目的销售。可是另外涉及马政府的大型计划就在马哈迪上任后不久，马上腰斩其中三大项目，其一是东铁计划（ECRL）（从巴生港一直延伸到吉兰丹的道北），由中国贷款500亿令吉，利息好像是3.25%，可在落成7年后才开始分期付款。后来政府折算一下，总开支要810亿令吉，但它能提供服务的回收未与实际成本接头，也就是被认为付出多，获益少。

其二是正谈得火热的隆新高铁工程，马新已签署了合约，似乎中国有份参与，但总造价是1100亿令吉。马方说这只是将隆新的旅程缩短成90分钟。若与飞机比较，虽麻烦些，票价高些，但耗时相差不多。因此又是被“归纳”为不划算的大工程。

本来马方是说终止此计划，可能要作出赔偿5亿元予新加坡，后来又改成“未放弃，在检讨中”。

其三的项目是指位于沙巴的天然气管道项目（TSGP），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而由马来西亚政府作担保。有关计划是敷设三条海底通管，耗资94亿令吉，但马方说已付出83亿令吉工程款项，却只完成13%的工程。

如果按照马方将相关的计划“冷冻”，则马方将减少逾2千亿令吉的基建开支，也不必负债那么多，但真正的内情又如何呢？另一方面，中国从2016年起加紧对马来西亚的合作也是有其议程的，主要是“切开”东盟国家加入反华的阵线，而马来西亚的战略位置正好对各方都起着制衡作用，才引发中国大手笔在马方进行投资。

至于在市中心的敦拉萨国际贸易中西大楼（TRXC）是属于财政部的独资子公司，它已经将所拥有的土地售予国内外公司，包括Mulia Property Development、汇丰银行（HSBC）、艾芬银行（Affin Bank）、朝圣基金及WCT和IJM怡保工程。这座楼高106层的国际贸易中西大楼为Mulia公司所有，是属于中国建筑公司承建，但没有股份参与。

由此可见，马中的错综复杂关系似乎是“剪不断，理还乱”。因为涉及的方方面面的人太多；尤其是合约的签署和银行的贷款。

如果连中美的贸易战也连带其中，则中国被迫下调人民币汇率10%有余来应对美国对华入口获得高征税，也会影响中国向马来西亚的进口货量和放缓对马的大投资计划。美国对华的贸易战目的是要拉近两国的差距。换句话说，要将中方的2000亿美元转进美方的45000亿美元的负债表，以下降到25000亿美元左右。

美国认为，征高税可使中方屈服；中方认为这是一场“持久战”，胜负未定。

就此而言，过去七度访中国的马哈迪又要在8月17日访华五天（第八度访华），要解决的问题也实在太多和太重要了，但不能因为怕负债而放弃发展。

毕竟在国际事务中，平衡与制衡是最好的处方，一旦厘清一马公司与中国公司的关系后，两国之间就应该在更健康的基础上开展双赢的合作。

刊登于2018年8月15、16日《南洋商报》

闪电大选化解危机？（跃马扬鞭）

当纳吉在2009年拜相时，它及时地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理念，涵盖了对东马的重视，也因此赢得了掌声。不过严格来说许多人还是不大明白其中的奥妙，因为首相并没有全面的阐述，而是留下遐想让人民去诠释和解读。

当“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发酵后，它已经成为首相的一个重要口碑和承诺，于是不少与一马有关的组织出现了，如一马诊所、一马援助金乃至将登嘉楼投资局易名为一马发展有限公司（1MDB），以便更能突显“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是可以开花结果的。

就这样在2013年前后，“一个马来西亚”的口号继续响彻云霄，也成了纳吉的新政治取向。

讵料转入2015年，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债务被揭开越滚越大，甚至指说已负债420亿令吉，而且有的债务已逼在眼前（当局也通过安排摊还到期的贷款）。

根据第二财长阿末胡斯尼于6月15日在下议院说若以420亿令吉债务计算，一马公司每年需要摊还的利息介于24至27亿令吉之间。

政府方面也一直否认一马发展有限公司有经济上危机，因为它的资产超过500亿令吉，绰绰有余应付债务。

最初的时候只是反对党人发出一马公司的债务问题，只引起关注而没有引发轰动，直到前首相马哈迪直接介入评论“一马发展有限公司”有问题后它才成为爆炸性的热门新闻。

就在争议进入高峰之际，突又发生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爆出有7亿美元进入6个户口，似乎连首相的名字也被提及在内。

由于事态严重，朝野政要纷纷要纳吉表态。为此纳吉也已通过律师（7月8日）向有关报社发出信件，要求在14天内解释该报对有关新闻报导所持的立场。至于《华尔街日报》如何作出回应，也是众所期待，因为自新闻向世界各地传达后，已严重的影响和打击首相的形象，也伤害了马来西亚的声誉。

 不过目前尚没有迹象显示首相会“休假”或“辞职”。因为在马来西亚若要把首相请下台，只有两个途径，其一是巫统的特别大会通过要求纳吉辞职；其二是国会议员有超过半数对首相投下不信任票，否则纳吉在宪政底下是可以继续当首相的。

由于争议不休，现在看来纳吉较好的出路以平息争议的方案是举行闪电大选；尤其是当下巫统仍接受他的领导，且已同意将党选押后18个月，基本上已剪除纳吉被迫下台的隐患。

只要纳吉继续稳坐巫统主席高位，国阵的其他成员党及内阁成员也会一致支持他的领导，包括不会反对闪电大选。因此举行闪电大选是纳吉脱困的有效途径。

当然不论国阵或民联是否有内讧和矛盾，纳吉也已经到了需要动用这重要的政治筹码，以让人民来决定还要不要他的领导。纳吉曾经说过，他是民选的政府，受民所托，为何要辞职呢？

可是相关的课题若一直纠缠不清其结果损失的是国家和人民。最显而易见的是马币持续下跌、外汇储备金流失及股市猛泻等，我们也实在不能“以静制变”了。

刊登于2015年7月13日《南洋商报》

从百年庆典到国家独立 （跃马扬鞭）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我国已独立56年了。回想起1957年，对槟城来说是一个转捩点。

我依然记得在1957年元旦时，我们兴高彩烈跟随大人在柑仔园大街旁争睹大旗鼓游行，只见一批批的旗手大展才艺，两旁的观众既好奇又惊讶地鼓掌叫好。

这不是庆祝国家的独立，而是槟城子民庆祝乔治市市议会成立一百周年，并被英女皇御准升格为市。在当时，虽然由1951年起，乔治市市议会的议员已开始民选，但选民也只能选出9位，剩下的6位市议员是由英国驻槟州的参政司（相等于今日的首席部长的地位）所委任，而他本身是当然的市议会主席。这就是说市议会掌控在英殖民官员的手里，一切得听命于英国行事，包括将乔治市升格为市的地位也是英女皇的权力。

尽管市民沉浸在欢乐的节日中，但不幸的在1月2日（第二日）的游行队伍在下午时分行至四坎店时发生了流血枪击事件，更酿成种族冲突。因为事出突然，当局即刻宣布戒严。后来查知有5人死于非命，74人受伤，给市民带来难以忘记的悲痛。

所幸这宗血案受到及时的控制，但岛民一时已成惊弓之鸟，不再热衷举办大规模的庆典。

也在那次之后，大旗鼓游行不受鼓励，被列为禁止之列（在许多年之后，也就是林苍祐当政后的80年代才又恢复大旗鼓游行，但规定得在当局指示下的委员会控制和操作）。

从时间上来看看，元旦日的乐极生悲血案距离马来亚独立已经很接近了（只是相差8个月），为什么乔治市市议会急于申庆百年和升格为市？为什么不留给独立的政府来庆祝呢？我们无从在史书上找到因由，只能列为英国告别之作，但也反映出在国家独立前，英国人还是给槟城人民留下一道伤痕，久久不能抹去，似乎是“好心做坏事”。

也正因为这样，当槟城人民在1957年8月31日迎接独立时，场面是平和的，缺少了元旦的欢乐与热闹气氛。但见新任首席部长王保尼代表首相在新关仔角宣读独立宣言，之后似乎是燃放烟花，并未大事庆祝，主要是因为种族冲突的阴影仍然笼罩在上空。

其实元旦的悲剧也给槟城的政局带来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林苍祐放弃出任首席部长导致首席部长人选有了争执，由马华公会的王保尼及谢成金争出线。在林苍祐主持下的联盟会议（1957年7月16，在巫统党所举行），终于选出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王谢各得6票，林苍祐以主席身份多投一票给王保尼。吊诡的是，谢成金是其表哥，但林苍祐选择帮理不帮亲，个中原因，林苍祐从未透露，我们也不清楚）。

王保尼当政不久，在1957年11月面对华校生，包括钟灵学生反对改制成国民型中学及反对限制超龄生入学的示威，学潮也就从槟城蔓延至全国各华文中学，事态之严重，开始影响了马华的声望。

一项明显的实例发生在1958年初的乔治市市议会的选举市长。原本在1957年时是由联盟（马华）的吴源和市议员担任市长。但转入1958年，社阵已取得较多的席位，终于选出一位左翼的市长萳玛纳旦与王保尼打对台。

王保尼的第二项大打击是他本来是林苍祐的政治徒弟，讵料后者在1959年在马华被打压后，愤而辞卸总会长职，直到1961年才另起炉灶组新党与王保尼争“天下”。经过1964及1969年的龙争虎斗，王保尼终于败下阵来，把首席部长的职位还回给林苍祐。

由此来看，从乔治市市议会的变化过渡到槟州政府的变化，反映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政治思潮不断地冲击马华公会，也唤醒了槟城人民不再迷恋殖民地的过去，而是善于运用自身的权利，通过民主的程序选出心目中的政府。就此而言，槟州人民真正地体现了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和对民主的拥护，也开始认识独立带来的实质意义：勇于改变自己和接受改变，并融入这个国家体制内创造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

刊登于2013年9月2日《南洋商报》

嘉化峇峇与马共和解

前任副首相敦嘉化峇峇终于走完他的一生，终年81岁。这位政坛元老虽然未能攀上首相高职，但他却留下令人难忘的政绩。

对于他本身而言，他是在15岁（1940年）即参加一个叫做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的组织，这是一个急进派的民族主义团体，反对英殖民统治。其中的领导人是后来成为人民党主席的阿末布斯达曼。

1945年战后，又出现一个马来民族主义政党，叫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其领导人有后来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巴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依萨（劳工党主席）及布斯达曼（人民党主席）和转向马共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嘉化在1948年参加这个政党，也结识其中的领导人。这个党因被指为受共党渗透而在1950被英殖民政府查封。

因此在1951年嘉化峇峇转向参加巫统，这一年巫统创办人拿督翁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后又再改名为国家党（Parti Negara），而由东姑阿都拉曼接任巫统主席。

教师出身的嘉化峇峇虽然没有强烈的政治欲望，但有政治的使命感，在1955年在联盟旗帜参加独立前票选而成为立法议员。1957年独立后他又参加1959年的全国大选胜出，成为马六甲首席部长。一直到1968年调任中央出任部长。他是巫统的元老，也是在位最久的党副主席之一（1962年起到1987年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而在1993年退隐政坛）。嘉化1974年退出内阁，因不满未被调升副首相。不过在1986年受马哈迪之召又再入阁且成为副苜相。他有自知之明，由于学历关系，并不期望有朝一日成为国家首相，而是满足于当马哈迪的副手。无奈1993年安华崛起形势比人强，他选择靠边站。他对巫统，国家做出的贡献是受到肯定的；尤其协助马哈迪在1987年党争中稳定大局，击退来势汹汹的东姑拉沙里和慕沙希淡的挑战。

对于马华公会而言，嘉化又有令马华终生难忘的贡献，那就是在1984年马华爆发党争后，嘉化毅然介入协助安定局面，一度且成为马华的临时代总会长。这场党争是因为李三春突然于1983年“出走”，导致梁维泮和陈群川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结果后来由后者取胜，嘉化也就“功成引退”。正因为嘉化对马华有功，因此马华公会每年不忘给他庆祝生日。

对于国家和平而言，嘉化的杰出贡献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促成马共与政府和谈，结束对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人在北京）（他与嘉化是前马来国民党的党员，彼此相识，嘉化也因为这种微妙关系，得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嘉化于1986年出任副首相后，就写一封信表示祝贺。接着透过嘉化密友哈芝端穆达的穿针引线，和谈似乎有了眉目。

1987年6月25日，阿都拉西迪通过端穆达呈交一信件给嘉化，信中提出了前马来国民党和后来马共领导的马来民族党的问题。不久之后，也就是9月7日，嘉化回函同意与马共举行会谈。

阿都拉西迪至为感动，再去一函（10月1日）形容嘉化是一位爱国和民主主义者，嘉化又再11月7日覆信同意应该结束这场战争，因为马来西亚已经独立很久了。

结果有了1988年5月24日的第一次和谈在合艾举行，随后第二次和谈于8月10日在槟城举行，随后第三轮会谈又回到合艾。

到了1989年，高层的会谈在泰国的普吉先后进行五次。结果马方，泰方和马共同意签署和平协议书。这就是1989年12月2日在合艾举行的历史性的会议，达成《合艾和平协议》，从此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嘉化在这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启动了和平之路，他的这一巨大贡献是永垂青史的。虽然他不是直接的谈判者，但在马哈迪的同意下，他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马来西亚独立斗争也写下完美的句号。这就是嘉化峇峇鲜为人知的一面。而这个精彩的篇章是在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录《抗英战争与和平》中一一显露。

废统敲山震虎．历史又再轮转 中台对峙与美朝抗争

从表面上看，陈水扁于2月28日正式宣布“终止”国统会及国统纲领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其实它所隐藏的议程则是昭然若揭的，为“台独”（至少在声势上）搬走一个碍眼的大石头。

为什么陈水扁选择在这个时候单挑此课题？这是有国际背景作为他的支撑点。其一是﹕美国正在担心中国的和平崛起会成为另一个苏联，而与美国掌控世界分庭抗礼。美国国家情报局长内格罗特也是在同一天提出警告，中国军事及经济稳健扩张，最终可能取得与美国势均力敌的超级强权地位。中国正强力追求武器系统现代化。与时同时，美国国防情报局长梅普尔斯也指出，中国的军事扩张，可能已经超越防卫国家安全所需。

其二是朝鲜核武器的六方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上的进展，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利参议员更指说中国已“外包”了朝核谈判。言下之意，美国已失去主动权和决定权。

在布斯总统的眼中，朝鲜是被他列为“邪恶轴心”的三个国家之一（另两个是伊朗和伊拉克，后者已被美国藉打恐为名而掀起一场战争，一举推翻萨达姆政权；前者正处于胶着状态，随时有冲突的可能），但因为有中国的护航和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不得不克制，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从另一个突破口扯住中国的后脚，最好能挑动中国神经腺而又不引起国际紧张。

其三是自从前年底陈水扁的民进党在立法议院选举未过半数失利后，又于去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再次受重挫，浮现了马英九“蓝天”的时代，这使到在2004年总统选举仅以少数票蝉联的陈水扁声望不断下跌，不利舆论排山倒海而来，尤其是在台湾以外的国际社会，已不看好陈水扁的民进党有望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再度主政，因而选择再战“舆论”。

在这三个前提下，陈水扁正好利用美国要克制中国太快成长的趋势，中日关系陷入低潮之际来一个回马枪，干脆把国统会废掉，看看中国能有什么大动作。他所持的理据是终止“无用的机制”，并不是改变现状，既不使美国陷入难堪，也就容易取得美国的“谅解”与“默许”。

美国在这方面的回应是模棱两可的，在一边促请两岸对话消除歧见又在另一边与台湾对“终止”（Cease）的字眼达成共识。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更避重就轻地说﹕“陈水扁并没有废除国统会，只是“冻结”了国统会。美国不认为现状有任何的改变。”

中国方面的反应是迅速和极为愤慨的。胡锦涛认为这是走向“台独”的危险的一步；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健超促请美国正视陈水扁走向台独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共同维护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的大局。

这一下子，陈水扁的一个动作又牵动了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的走向。虽然没有证据显示美国蓄意推动陈水扁“终止”国统会，但有迹象显示美国不反对陈水扁给中国一点颜色看，以牵制中国的发展脚步。

究竟什么是“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为什么它在中国的眼中是严重的挑衅？而它实质上只是一份“历史文件”。正是这份“历史文件”存在的重要性，所以才引发中国格外关注陈水扁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切断两岸的历史关系。

我们不必扯得太远，这可以从李登辉出任总统时说起。他是在1988年蒋经国逝世时接任总统职，身为国民党的龙头老大，李登辉有需要“维护”蒋介石和蒋经国一向以来所“坚持”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当然这与中共所阐释的一个中国有所不同。蒋介石要的是“反攻大陆”，以“中华民国”统一中国；蒋经国所要的是以“民主政治”统一中国；来到李登辉登场时，他不便一下子丢掉这面旗帜，于是他采取了两个动作用以克制在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民主进步党）（一批由党外人士组成的政党，藉以打破一党专政局面）。因为这个反对党标明走“台独”路线，不符合国民党主政下的由国民党诠释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属于政治权力的斗争）。因此第一个动作是李登辉在1990年在总统的权限下组织了“国统会”（国家统一委员会），任务是“研究并咨询有关国家统一之大政方针”，由台湾当政者出任主任委员，以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接着在1991年通过“国统纲领”，它表明“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责任”。海基会与陆委会就是据此而成立，开展较低层次的对话。

第二个动作是，有了这个架构后，李登辉顺此在1991年通过国民大会，修改宪法，宣布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并废止“动员戡动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始于1947年蒋介石尚在南京主政时通过的，赋予总统巨大的权力“历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促成了蒋介石的独裁专政。1949年南京被解放，蒋介石撤守台湾后，仍然存在这一条款），取而代之的是李登辉“继承”了蒋经国的“民主刺激中国”。这意味着，台湾不再存在“反攻大陆”的幻想，而是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但一时之间李登辉尚未能摆脱国民党内存在着的“祖国最终统一”的压力，只好见步行步。

循着修宪的完成，李登辉“发扬”了蒋经国的“民主游戏”而抛丢了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在法理上让人感觉到台湾在民主中寻求进步，不再与中共纠缠不清“统一大业”。除了在县市各级全面选举及立法议员通过投票选出外，也布署了台湾从1996年开始，采用总统直选。李登辉也藉此优势当选第一届的直选总统，也即是蝉联总统（过去总统由国民大会选出），为期4年。

在李登辉主政下（1988-2000年），他对台湾的前途提出四个象现，即一是朝向均衡和平统一之道，二是接受中国大陆条件的统一模式，三是推动台湾独立而产生的国际孤立及四是以台湾独立为目标的现实外交。（参阅李登辉着《台湾的主张》，页113）。

虽然李登辉先是在和平统一及现实外交两边游走，但他始终不热衷两岸统一的战略构思，因为他坚持“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1991年），与大陆沟通必须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也就摆明属于“国与国的关系”。

1993年，当民进党五全大会通过“台湾独立”条款后，李登辉的回应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共当局在大陆”。这就是说李登辉把两岸关系的“一国”改变成“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关系。翌年（1994年），李登辉再补上一句﹕“我们应当尽量忘掉一个中国，两个中国这种字眼”。理由是它还处在分裂分治之中，如果没有统一，就没有所谓一个中国。（参阅《解读台湾》，页300-392）。

1998年，在拒绝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后，李登辉在“国统会”上说﹕“我们要再一次坚定拒绝所谓“一国两制”的构想。它的本质具有暖昧性，因为看似平等的两治，实际上一为中央，一为地方，并不平等。”

因此李登辉在1999年时对新总统的寄望是“能以「新台湾人」为基础，开创新时代的人（开创新台湾）”。就这样，民进党的陈水扁在2000年的总统直选中打败国民党的连战和亲民党的宋楚瑜，登上总统而成为李登辉心目中的「新台湾人」。

陈水扁显然比李登辉更急切走“台独”的路线，但碍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美国的反对，他无法宣布“台独”，也只能拿“国统会”来祭旗，用以表明台湾不再谈什么统一，而是追求“中国在大陆，台湾在台湾”，比李登辉的字眼更具一目了然。

非常吊诡和无独有偶的是﹕今日的陈水扁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是历史的重演，虽然性质不大一样，但格局并没有改变，这又要回到用历史来对比当今与昔日的“样板”。

话说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攻下南京后，蒋介石已撤守台湾。在5月的时候，毛泽东责成票裕组成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希望在解放全中国时，也解放台湾。对此，毛泽东必须要布署妥当，先是用20万的兵力排阵，后又增添到50万的军力攻台。由于台湾隔着一道海峡，在空海军不足下，毛泽东希望苏联军援，尤其是空军作战。但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与美国划分势力范围，不想再挑起另一场战争，反建议毛泽东向台湾空投伞兵并组织当地力量。换句话说，毛泽东必须要审时度势美国会不会介入而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这个不容有失的过程中，毛泽东在1950年4月（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共和国）也拿下海南岛（在1951年时才解放西藏，只剩下台湾尚未解放），为解放台湾创造了条件。就在毛泽东就要痛下决心，决战于千里之外时，突又在后院起火，那就是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5日）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南部。若是同时两面应对，毛泽东肯定穷于应付。本来朝鲜不是中国的国土，它的内战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当时，美军已直接卷入朝鲜战争，极可能在打败北韩军后，又直扑中国，毛泽东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而解放台湾已列为最主要的议程之一，又面对金日成十月急电求救，毛泽东该怎么办呢？最后毛泽东一板敲定，指令彭德怀为援朝抗美总司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0月19日跨过鸭缘江，直接参与朝鲜战争。

究竟韩战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与台湾有关？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45年），苏联与美国依照雅尔塔协议达成妥协，在朝联半岛以北纬38度线（通称三八线）划界，将朝鲜分成两半。北方归苏联，南方归美国。1948年8月，南方首先在汉城（首尔）单独成立以李承晚为首的大韩民国。9月北方在苏联扶持下，成立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就是南北韩或南北朝鲜出现不同政体的由来。当两个政府成立后，美军和苏军也相继撤出，留下两个政府水火不容，谁都想吃掉对方。

以那时的军力，北韩金日成较占上风，原拟一鼓作气打败李承晚，以进行朝鲜的统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美军从仁川登陆，把北韩军孤立在南韩境内，并向北韩推动军力。此时的杜鲁门总统宣称是北韩“侵略”南韩，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认为这是内战，外国不可干预。可是美国则成功地通过联合国认定北韩进行“侵略”，必须出兵遏止。

抑有进者，美国又调动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毛泽东下令解放台湾，而另一边战火已在朝鲜燃烧。毛泽东只能在两者中择其一开辟战场，最终他选择援助北韩，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这就是说，因为韩战使台湾得以松一口气。如果没有韩战，台湾一战将不可避免，结局如何也只有看美国介入的程度。据知未爆发韩战时，杜鲁门总统曾表示无意在台湾取得特别权利或建军事基地，若此说成立，毛泽东解放台湾看来是势在必行的。

可是韩战打乱整盘棋，美国决心保护南韩和台湾，并决定在这两个地方建立反共桥头堡，以阻止中国和苏联连手拿下整个亚洲。

毛泽东在援越抗美的旗号下，真正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巩固了他的社会主义政权。当1953年韩战结束时，又回复到南北韩分裂的局面，是毛泽东救了金日成的政权，但中国人民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根据估算有90万人伤亡；同时也“搭上了”台湾。这种国际主义的精神也只有在毛泽东年代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是他把孩子毛岸英送上战场而赔上一条宝贵的生命。

韩战之后，中国是“伤痕累累”，却不忘“解放台湾”。在1955年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和大陈岛。不过要“解放台湾”已非易事，因为美国在1954年杪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共同防御条约”，使台湾问题越形复杂。毛泽东只好改弦易辙，在1956年提出“以和为贵”“爱国一家”及“爱国不分先后”的策略，希望能够达致和平统一。

自此而后，中国的领导人都朝着这个思路来解决台湾问题。例如1963年周恩来提出“一纲四目”，即台必须统一于中国，除外交由中国负责外，台湾的军政大权、经济建设及社会改革可由台方进行，双方不帕特务搞破坏，只要台湾不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会改变目前对的政策。

- 1981年的叶剑英（人大委员长）九条和平统一主张，称为“叶九条”内包括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 1983年的邓小平提出的“邓六条”内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即一国两制），但在国际社会，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
- 1995年的江泽民的“江八条”，包括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 2006年的胡锦涛的“坚持一中原则决不动摇”，不管什么人，什么政党，既往不咎，欢迎促进和平统一。

由此观之，除了“文革”时期（1966-1976）中国的激进派恢复“解放台湾”的口号一个时期外，大致上都是朝着和平的道路走。当然也正因为中国极力维护和平崛起，才使到陈水扁“有恃无恐”，不认为“废统”会有什么军事行动。

中国自然无需急于回击，但也明白今日的局面与56年前韩战的爆发是同一条线在牵动着。这个幕后的操办人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份参与。

持平而论，韩战的爆发先不是美国自动挑起，而是日金成越过三八线与响应李承晚的挑战而对着干，才又再把美军引进来，终于导致美国利用韩战箝制中国解放台湾。

反过来，今日台湾“废统”也应该不是美国自动挑起，而是陈水扁借机行事，正中美国下怀，也就利用台湾课题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压，放弃核武器生产。

因此转来转去，台湾问题又是把韩国问题牵扯进来，历史的讽刺也正好说明陈水扁的任何挑动中国的动作，都是与政治大气候相辅相成的，光是陈水扁及其民进党的“台独派”在唱独脚戏是不成气候的。

明乎此，我们依然无法展望中台何时会统一，即使马英九有望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脱颖而出，他的骨子里也不可能没有“台独”的因子在作崇，理由是台湾人民被教导“反共、防共、抗共乃至灭共”的影响大深大久了。久到连三岁的小孩子都对共产党有强烈的抗拒感。

在这种情形下，期望台海风平浪静是不可能的，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和谈的大门还是敞开的，因为“独立”是要有条件的，包括被国际社会接受，不然独了也等于没独。至于国际的形势是否朝向大利于中国？这就要看中国政府和人民如何自强不息了。

正本清源重振董事会 - 支持董总展开醒觉运动

我读到《南洋商报》（3月11日）的报导说，董总主席叶新田促请华小董事尽快向教育部申请注册，以获取一份证明书。为此他将发起一项醒觉运动。

我完全支持醒觉运动的必要性，因为董总有必要也有责任让华社知道改制后的董事会的定位？而“学监会”又是怎么一回事？在这方面，我们读到的言论尽是董事会，似乎不存在“学监会”这一码事。

但事实确实有所谓的两个董事会存在一间华小中。就我个人的经验，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也十分希望董总趁此次风波把问题厘清得一清二楚（若其中有误请指正）。

传统的董事会──在华文小学于1962年改制前，每一间学校都有一个董事会（也有特殊的情况，一个董事会管两间或以上的学校）。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就是赞助人，他们出钱出力，兴学办校。

不论董事会是否是地主（Land Owner），因它负责建校，所以被称为校主（Building Owner）。这种承认董事会是校主的身份是比较合理的。

‚改制后的董事会──在1962年（根据1961年教育法令行事）之后，凡是接受改制的华校，就成为“国民型学校”。

在这个改变下，传统的董事会将学校交给教育部，但未把校产让出，因此形成“校主”（Building Owner）是董事会，而教育部是“永远的大房东”（拥有校产的使用权），条件是董事会让教育部接管学校。

ƒ学监会与家协的出现──
虽然当政府接管有关学校后，并没有挑战传统董事会的合法性，但它依据教育法令下的条例，又在学校内另组一个“学监会”（Board of Governors）（时下舆论俗称为董事会）和“家长教师协会”。这意味着在传统董事会存在的同时，又出现另一个“学监会”。由于两者在实质上有差别，北马人就将传统董事会称为大董事会；将学监会称为小董事会。

大董事会是不能操控小董事会的。小董事会的结构不同于大董事会，不是由赞助人直接，而是分成五个单元各派出三名代表组成。

至于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就因为学监会（小董事会）的出现而受到冲击，两者之间的权力既交叉又划分，弄得彼此之间十分尴尬。

与此同时也出现“家教协会”它确实弥补大董事会及小董事会不足之处，而直接关注学生的学业和福利事宜。

„校长是学校的主干──在改制后，我们因此看到校长的权力不断提升，他既全面管理校政，又是学监会的当然秘书，再是家教协会的当然顾问。一身兼管三个单位，无形中形成“一校之长”大过“一校之主”。

现在倒回来，一校之主（Building Owner）发现大权旁落，甚至连食堂主权也没有，也就发生所谓食堂风波的大件事。

…大小董事会的混淆──至此，我们有必要分析董总所坚持的董事会主权究竟是指大董事会或小董事会？

根据我们了解，有的华小仍然保有两个董事会，如果校长根据教育条例行事只有小董事会是被认可的，那大董事会又置于何处？

再有一个严重的情况是，经过多年的变迁，有的华小索性将大小董事会混合而成。

更甚者的是由于传统董事会甘愿让位，不再运作，或自然的消失，结果由学监会一手操办董事会事务，也就出现“学监会”取而代之成为董事会的局面。

†三方协调主权之争──也许我们这么多年来姑息了这一情况不断地发展下去，并把学监会当成董事会，而忽略了大董事会的重要性，终于出现了所谓食堂主权及贩卖部主权的流失之争。说到底是改制后的一种后遗症。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教育部长说了不干涉此事，也不涉及教育政策和教育法令，那么食堂主权和贩卖部主权可由三方协调，而以董事会的意见为依归，这是属于行政权的分配，不涉及主权，与其由一个人自行决定有所争议，不如由三方（董事会，家协及校长）共同协商，岂不天就亮了？

‡重振传统董事会──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议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包括华社也给这个问题搞得模糊不清，我们支持董总展开一项醒觉运动，以使华校的组织更趋健全。下列的步骤应是当务之急﹕

(1) 全力维护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促请它们运用法人地位的权利，据理力争应有的权力。

(2) 若传统的董事会已消失，应重新通过赞助人大会成立大董事会，并依法注册，取得法人的地位。即使小董事会（学监会）继续存在，也要以大董事会的议决为准。

(3) 调查目前在教育条例下成立的学监会（或小董事会）是否有法人的地位？有多少间的学校已用学监会取代董事会？

(4) 学监会的组织是后来才成立的，因此它尚不是校主（Building Owner），传统的董事会才是校主。通过“校主”来争取权力就比较好办了。

一旦每间华小的董事会的定位处理好后，董总自然会更有代表性，而校长职工会也会知其定位，在政府和民间之中扮演有效且积极的桥梁角色，反之如果让历史纠缠不清，就会使问题更复杂化，也必然有所僵持。

哈马斯引爆政治地震 中东和平竟现曙光

我在拙作《血腥风暴－－以巴千年恩怨》一书中的结句有这么一段﹕“进入21世纪，沙龙不再是以色列的适当领导人，阿拉法也许应退位让贤。”果然不幸而言中。这是写于2002年6月的时候。

我当时的确无法预知阿拉法（巴解领导人）会在2004年病逝；更无法知道沙龙（以色列总理）会在今年正月中风，至今尚未苏醒过来。但我预见一股激进的势力正在从中崛起。这就是哈马斯已对巴勒斯坦问题取得发言权，不再以阿拉法马首之瞻，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已不能小觑其威力，又是不幸而言中。

我现在把这两个不幸而言中的事件连串起来评析当今的中东局势。就会比较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们是相互关连的课题，而这样以后又会怎么样？这也是世界人民所关注的未来发展。

事实上，我们不能忽视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性。它的任何走向都与世界安危挂钩。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活生生地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向人类的生命作出挑战的事件。最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01年9月11日的纽约两栋摩天大楼被撞毁肇三千余人丧命；还有是人肉炸弹投向人群酿成无数的命案，叫人“闻之丧胆”。

为什么这一切又与巴勒斯坦有关？难道巴勒斯坦人与世界结仇，非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其实在当今发生的许多恐怖事件，不一定与巴勒斯坦人有关，也不应该怪罪巴勒斯坦人，他们也是受苦受难的一群。究其因是有人借巴勒斯坦问题大作文章，并以此为依据而展开无止境的反击和斗争。

例如被美国列为天字第一号的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在1996年藉巴勒斯坦被以色列侵占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号召展开全球性的“圣战”，并在1998年向美国“宣战”，恫言要杀害美国人和一切阻挠“圣战”的人。正因为奥沙马以此兴风作浪，整个世界在跨入千禧年后显得动荡不安。如果没有巴勒斯坦问题，极端派肯定无从煽风点火。可见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人民的心中是道不尽的“新仇旧恨”，最为容易燃起战火。

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总面积不过2.6万平方公里，相等于44个新加坡那么大）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不安的焦点？说起来是有一匹布那么长。我们只能长话短说，起因于1947年联合国强行通过将巴勒斯坦切成两半，一半归犹太人立国；另一半归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立国。

原本这是居住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问题，应由他们决定同不同意与犹太人分享土地而和平共处。可是在那个时候，住在巴勒斯坦的拉伯人是一盘散沙，没有政治组织，也没表性的团体代表巴人表达权利，而是由埃及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代巴勒斯坦人“替天行道”，一口拒绝犹太人有立国的权利，誓言要将犹太人赶到海中，理由是巴勒斯坦属于阿拉伯人的。这千多年来都是由回教徒占大多数在这里生存，根本没有犹太人的份。犹太人又凭什么来占有和分享土地呢？

但犹太人又用历史证明在一千九百年前这里是他们的国家和土地，只是被驱赶出去成为流浪的一群，如今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他们要拿回这块土地来建立一个新生的国家。

历史嘲弄以巴人民
历史嘲弄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块土地竟然相隔那么久却还是在争执谁才是这土地的主人？于是一边是阿拉伯的回教国家坚持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谁也别想染指。遗憾的是不论是埃及或约旦都没有事先征询巴勒斯坦人民的意见﹕他们愿不愿意遵循联合国决议？而是用整个国家的力量一举否定犹太人的到来，压根儿不承认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在最初的阶段埃及与约旦都拥有某些私心，想通过战争来成为巴勒斯坦的保护国。就这样，当1948年犹太人闪电立国取名为以色列时，埃及统领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开战。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次中东战争。这场战以色列取得胜利。接着下来又有另外四次的中东战争，都是阿拉伯国家屈居下风，以色列的强悍与好勇斗狠的精神，使到它不顾后果将整个巴勒斯坦拿下，迫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流离失所种下巴勒斯坦人民的仇恨火种。

从1948年起到1982年的五次中东战争不但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反而更加深巴人与以色列的不共戴天的矛盾和冲突。这究竟是谁的错？追究起来也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民族与宗教问题交错其中，谁也不肯让步。结果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首当其冲成为两股势力斗争的牺牲品。但阿拉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犹太人用武力征占土地，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痛。也因为这样在六十年代激发原教旨主义从中滋长。这批走激进主义的回教徒，增加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仇视。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美国支持和撑腰，犹太人是不可能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立国的。

根据联合国的议决案，巴勒斯坦分割成两半，犹太人分得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56.4%，相等于25个新加坡）；阿拉伯人分得1.12万平方公里（占42.8%，相等于19个新加坡）。换句话说，巴勒斯坦土地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太人的，另一个是阿拉伯人的，联合国称之为181号决议。

早知如此何不当初
如果当年阿拉伯国家用心营造一个属于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另一半让给犹太人建以色列国，就不会有今日的巴勒斯坦问题，而是双方在进行和平竞赛。可惜的是炮火与流血取代了牛油和面包，更衍生了错综复杂的问题。

单就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就占有巴勒斯坦的土地竟多达5700平方公里，使其版图一下子增加到2万7百平方公里。这就是说，以色列版图扩大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面积又缩小了。
由此来审视当时的战争，巴勒斯坦得不偿失。

最严重的局面是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这一仗阿拉伯蒙受惨重的损失，整个巴勒斯坦几乎被以色列占有，尚且吞下埃及的西奈半岛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原。更甚者，以色列夺得了东耶路撒冷，将其拥有的西耶路撒冷并成大耶路撒冷。在屈辱底下，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更加咬牙切齿。

后来经过联合国的调解，出现所谓的242号决议取代181号决议。它的特点是﹕默认以色列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取得的5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促以色列归还第三次战争时所占领的土地；ƒ接受和承认以色列存在的事实；„耶路撒冷共管。

这意味着耶路撒冷的地位不全属于以色列，但不再争议以色列占有的5700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的问题。以色列显然占了优势。

虽然如此，以色列并不事事听命于联合国的决议，终于迫使巴勒斯坦人不再全依赖阿拉伯国家的出头，而是自行武装起来。1969年出现的巴解机构（由8个阵线组成）和涌现的阿拉法作为领导人证诸情况已起了变化。阿拉法从那个时候起逐步崛起成为巴勒斯坦的代言人，开始有了较为有规模的组织与以色列对峙。当然得靠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才成气候。1974年巴解机构被国际回教组织（OIC）接纳成为会员，并扶持阿拉法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以巴解代表的身份在联合国发表处女演讲。较后巴解也形成武装力量，在黎巴嫩设立大本营。不幸于1982年被以色列摧毁（此为第五次中东战争），阿拉法不得不撤向突尼斯寻求避难。1988年巴解机构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国民会议，单方面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未获国际承认。但有一个重要点是接受联合国的242号决议，不但未全面否定以色列立国的权利，而且竟然默认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占有的土地（5700平方公里），只是要求以色列将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再占有的土地交还各造。

阿拉法迈开第一步
另一方面，巴解中的激急派也在巴勒斯坦内起义，抗议以色列占据他们的土地。阿拉法的两面政策也因两伊战争的结束（1980-1988年）而受惠。美国意识到须要克制以色列交还领土，让巴人有望立国。这就是美国推动中东和平的所谓“土地换和平”的战略构思。阿拉法代表巴勒斯坦人正式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终于有了1991年马德里（西班牙）中东和会及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的签署，要以色列逐步撤走所占有的加沙地带及西岸地带，作为巴勒斯坦立国的领土，可是以色列为其本身的安全作打算，只先让出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它以后再谈。

从这样看来，所谓奥斯陆协议只是局部解决问题，未达巴人的愿望。因为被分成两半的巴勒斯坦土地已不再是1948年的分治方案，而是以色列领土扩大2.07万平方公里，巴勒斯坦则缩成约8千5百平方公里。这与阿拉伯国家原先不允许以色列立国何止相差十万八千里，简直是“宾主易位”，置巴勒斯坦人于他们的脚下。

也由于奥斯陆协定的签署，阿拉法才能在1993年结束流亡生涯，再踏足阔别27年的土地（加沙）。1996年阿拉法领导巴解参加大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出任巴勒斯坦自治区的政府首长。但他拥有的土地是破碎的，例如只收回加沙地带80%的土地及西岸地区的20%的土地，根本不成体系。况且加沙与西岸又是分离的土地而不相连，人民往来非经过以色列的通道不可。

非常遗憾的阿拉法在其任期内不仅无法解决立国问题，也拿不回应得的土地，再加上其政府日益腐败，贪污渎职，巴人已对这个政府感到失望乃至“绝望”。阿拉法在世时（2004逝世），声望不断下跌，巴勒斯坦人民已不再对巴解机构有所寄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勒斯坦举行第二次大选（2006年正月底揭晓），竟让全世界大跌眼镜，巴解机构的死对头哈马斯从中崛起，成为议会内最大的政党。在132个议席中，赢得76席。原居执政地位的巴解（法塔赫）则只拥有43席。这就是说哈马斯将组成内阁政府。但其中吊诡是在2005年当选总统的是巴解机构的阿巴斯。两个不同的政党一个当总统，一个组内阁。正如斯里兰卡曾一度出现总统与内阁属不同党，有人担心日后引起摩擦，对和平的推进产生阻力。

哈马斯接下走第二步
要探讨这个问题，有必要先了解哈马斯是什么来头？为什么它会在大选中脱颖而出？这是当今世界必须要正视的重要问题。因为哈马斯的成败直接影响中东和局进而影响世界和平。与打击极端教派及消除恐怖活动也有所牵连。谁都知道奥沙马的恐怖主义导因于巴勒斯坦问题悬而未解。因此要打败恐怖主义，唯有从巴勒斯坦下手，才能正本清源，否则这个世界是不会安定的。

哈马斯的出现正是与此大有渊源。说起来也十分讽刺性的。哈马斯（Hamas，阿拉伯语缩写）又称为“伊斯兰抵抗运动”（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成立于1987年12月9日，领人是谢赫·亚辛（Sheikh Ahmed Yassin）。他早年加入“穆斯林兄弟会”，深受原教旨主义的影响。由于眼见中东五次战争都不能为巴勒斯坦人带来立国希望；又对阿拉法的巴解机构的“折衷主义”大表不满，唯有依靠巴勒斯坦人自己拿起武器来拯救苦难的同胞。

在初期，以色列利用这个组织（哈马斯）来削弱巴解力量，准予注册成立慈善福利教育团体，并提供经济援助（当时以色列在军事上控制巴人领士），后来发现不对劲，因为在不断壮大的哈马斯是根植巴勒斯坦人民，而且用宗教的力量来团结人民反抗以色列，誓要驱赶犹太人。在哈马斯看来，通过阿拉伯“世俗政权”（如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国）打救巴勒斯坦人已是屡战屡败；通过阿拉法的世俗巴解机构又显得“软弱无能”。决定打起“圣战”的旗帜向以色列施压，进而又制造一连串的“人肉炸弹”，血肉横飞事件，搞得以色列人心惶惶。结果被以色列、美国及欧盟国家标签为“恐怖主义”组织。

从表面上看，它好像与奥沙马的“恐怖主义”有所关连，彼此都是打着“圣战”的旗号，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又有差别。哈马斯专门针对以色列人进行打击和诉诸极端手段，不向外“输出”恐怖主义；奥沙马的“基地”（Al Queda）组织则是世界性的，似乎无孔不入，扰乱世人之心。

虽然如此，西方国家并不区分两者的不同，而是把哈马斯与恐怖主义绑在一起，不分青红皂白要把哈马斯连根拔起。这项主要任务就交给以色列执行。

例如，在2003年时，以色列总理沙龙就口出狂言“要将哈马斯的所有领导人置于死地”，理由是这个组织的“唯一目标就是摧毁以色列”。

哈马斯从一开始就毫不隐瞒地要消除以色列。但这一口号用在激发巴勒斯坦人心还可以，用在军事行动上则绝不可能。

于是在2004年3月的时候，以色列展开空袭行动，杀死了哈马斯领袖谢赫·亚辛，触发几十万巴人义愤填膺，更加仇视以色列且声言采取报复行动。

在不到一个月内，也即是同年4月份，继承谢赫·亚辛的新领袖兰蒂斯（Rantissi）又再空袭中被以色列军人杀死。以色列一边高呼叫好，巴勒斯坦人则要以牙还牙。

接着哈马斯对新领导人的身份进行保密，不让以色列有机可乘。

其实哈马斯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它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及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都有办事处。正式成员虽只有2万余名，支持和同情者却大不乏人，凡是不满以色列及巴解的人都倾向哈马斯。而且它还有一个“情报机关”，更有属下一个暗杀队伍，取名为“卡桑旅”（无独有偶，巴解旗下也有一个极端组织，叫做“阿克萨烈士旅”，行为更是极端）。

由于哈马斯的立场“十分强硬”，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后，便将它列为恐怖组织的打压对象。不过哈马斯一直以来都是在巴以之间的领土采取暴烈行动，尚未在海外制造恐怖事端，也就未被美国当成耙子来打。在美国的心目中，伊朗、伊拉克及朝鲜是三个被列为“邪恶轴心”的国家，把重点放在其中，又对奥沙马的基地组织严加防范。相对之下，哈马斯的威胁性也就大为减少，这也给了它一个重新检视时局的好时机。

转型成功一鸣惊人
因为在2004年，美国决心推行中东和平路线图，声称要使巴勒斯坦立国，对以色列有些约束和压力行动。此外，阿拉法已暮气沉沉，时日不多。哈马斯在审时度势下来一个大转变。其一是以色列单方面进行拆除在加沙及西岸的犹太移殖区，以使巴人获得更多的土地。其二是巴勒斯坦因阿拉法留下的政治真空有需被人填补。哈马斯借势转型，减少自杀式爆炸袭击，罗致人才加入阵营，准备通过民主程序跃居主流。

哈马斯清楚它的处境是艰难的，光靠暴力不能成大事，也绝不是以色列的对手，唯有通过选举才能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既然民主选举是美国大力鼓吹的政治游戏，哈马斯便晋身登记参加大选，不再如同10年杯葛选举，让阿拉法一人演独脚戏。

果然在2006年的议会选举，哈马斯一鸣惊人，破茧而出成为第一大党。巴解大跌眼镜，整个国际社会为之震撼，几乎不敢相信一个被视为“恐怖组织”的政党能按民主程序办事。而哈马斯确实做到了，且已做好准备上台表演。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哈马斯的领袖纷纷亮相，最主要的人物有祖哈尔、哈尼亚及哈利勒·哈亚，他们已会见了总统阿巴斯（巴解机构主席），就组阁问题交换意见。

可是以色列和美国仍然不放心，正千方百计阻挠哈马斯组阁，它们担心一个强硬派的政府对以色列是不利的，这也许是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积压而成的忧患意识，但应该不是现在的哈马斯所要走的道路。
毕竟哈马斯只剩下一条路可走﹕放弃暴力，承认以色列，寻求国际社会公正解决问题，以争取援助金，否则巴勒斯坦马上破产在望。只要西方封死拨款，巴勒斯坦人民即将挨饿。既然哈马斯有心领导巴人脱离困境，再大的委曲都要承受得住。目前的争执点是要哈马斯缴械，但在未获保障前又不肯就范，以色列也先不要一口拒绝哈马斯，可以通过谈判取得共识。总而言之整整六十年了，以色列已形成一个强国，巴勒斯坦国仍是个理想，已不能再无限期熬下去了。如果哈马斯决心要完成巴解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从现在开始，它要向世人展示它的立国决心与以色列和平共存，争取国际认同与支持，重新建立破碎的家园，不要再节外生枝。一旦解开千年恩怨，则恐怖主义将会进一步被孤立。世界的和平更有保障。美国也不会再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而是一个深得民心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之光”。现在哈马斯在俄罗斯穿针引线，循循善诱下（邀哈马斯代表访问俄罗斯）美国和以色列也要改变它们的敌视立场，包容“敌人”有时是会把“坏事”变成“好事”的。不要错过和平曙光已徐徐降临。

新中迁校风波“真相”

威省新中华小“拆迁”事件不幸演成乱局，先是把矛头指向发展商，继之指责州政府办事不力，接着“董事会”也受到批评，一时舆论滚滚，群情激昂。这到底是为什么？到底问题出在那里？综观连日来连绵不断的新闻报导，我们只窥见问题的一部份，却未能了解问题的症结，以致发生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怪现象。

我曾在1月4日针对新中事件发表一篇评论，主要是述及土地问题以及“董事会”的法人地位，并促请民政党、马华、董教总及校方四造共商大计，以达成共识，为学校定位。

我感到欣慰的是在1月11日，在首席部长主持下，槟州政府成立一个以杜乾焕为首的特委会协助及监督新中华小的建校工程，而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除了政府代表外，也有董教总及校方的代表，亦有会计师在内，共达15名左右。

于是打椿工程开始了，各方捐款源源而来，而大家都期望在六个月内完工，让新中面貌焕然一新。
我们不评议新中面对的法庭案件，这是涉及旧校地的拆与不拆，何时才拆。换句话说，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工程，因为新校地并没有争议，也不在诉讼之内。

从这样看来，新中事件已出现转机和有了积极的行动，争议似乎告一段落。人们于是又把焦点放在新校舍何时建竣？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认为有必要把问题讲清楚，其一是读者和人民有了解“真相”的权利；其二是不要再出现类似的事件，以安华社之心。

首先是原本已在峇东仙托的新中华小是租用别人的土地而建校，一路来相安无事，也没有引起任何的争议。

但在2002年时，新地主为发展有关地段，着令学校搬迁。而学校搬去那里也没有着落，并坚持除非发展商献地和建新校舍，否则不搬迁。

这就是说，事件已引起关注，但依然没有解决方案，就在双方坚持不下之际，槟州政府派出四名行政议员介入调停。

据知在拉锯的过程，政府作出减税和转换土地用途以换取发展商献出地段供新中搬迁和新建。这之中并未提及发展商负责建校，而是拨出一块地共2万6000方呎予新中华小。其中6000方呎建道路之用，2万方呎用来建校舍。原本“争议”也告一段落，新中新校地已有了着落，但问题是建校的经费尚未有着落。空有校地而无校舍，怎样迁校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发展商“献地”予学校，等于校地是学校的。属于半津贴的学校，就要学校的“董事会”自行建校，政府不必承担建校费用，除非是属于全津学校。

所谓全津的学校即土地属于教育部（政府）的，或献予政府，而政府就有责任兴建校舍。

由于历史因素有许多华文小学在60年代初期改制成国民型华文小学时，并没有把地献给教育部，而是保留在“董事会”手里（或是租赁的，或是别人的土地，但不是政府的土地），也就被认为属于半津贴的国民型华小，则所有建校，扩建或修建事宜概由董事会负责。在这种情形下，许多的华小向外捐款建校就是因为他们被列为半津贴学校。而华人社会也从来不吝啬出钱出力，但也有人因而大喊辛苦，因为华小之多又穷于应付。

新中学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集资一筹莫展，在没有足够资金下，建校又成为可望不可即的理想，此其一。

再者，新中学校的“董事会”又是怎样成立的呢？是在社团法令下注册的或在公司法令注册的？还是归属于教育条例下的“学监会”（Board of Governors）？若是属于后者，它就是向教育局备案的组织，而可能未具有法人的地位。

所谓的学监会，在教育条例下，是由15人组成，即赞助人（出钱的）派出三名、校友三名、家长三名、受托人（应指信理员）三名和官委三名。主席和财政由学监会选出，校长是当然的秘书。一般上，华社都统称为“董事会”。

但“学监会”的性质又和传统的董事会有所不同，传统的董事会有本身的章程，有一个人数比较多的人组成。土地权也许在董事会手中，也许不在董事会手中。总之不在政府手中。这个董事会派出三人出任学监会成员（赞助人的名额），若土地属于董事会，又派三位受托人（信理员）出任成员。而官委董事则由董事会推荐或政府推荐担任成员。

这意味着国民型学校通常存在两个组织，一个学监会，另一个是董事会（可能已具有法人地位），而我们也常常把这两个混淆视为一体。

也有的只有学监会，但也被称为董事会，总之只要不引起争议，怎样称呼都没有关系。一旦出现问题，人们就会问什么是学监会，什么是董事会？

新中学校也没有透露它的组织性质。虽然我们也被告知它有写信要求将土地转入学校，而没有下文。这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此其二。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关键的课题，因为在发展商献地后，理应归到学校的名下，但学校本身是向教育部注册的，不是向社团局或公司局注册的，它的法人是教育部。除非它有一个法定的组织来承接地皮。

就在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之前，献地的问题搁置在土地局，后来槟州政府直接将土地权接下，与发展商的地皮划分清楚，以供新中建校之用。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有关地段已属于州政府的，尚需手续转到学校。

正因为政府拥有土地，又引起争议﹕若是属于政府的土地，应由政府承建校舍，为何要公众捐款？这里头又出现州政府代管校地与中央政府（教育部）拥有校地是否是同一码事？或是两回事？如果是不同性质而又将新中列为半津贴学校，则学校的学监会有需要与州政府即刻磋商，在何种情形下，才能合法地承接土地。州政府也有必要给予学监会适当的指导。若要它具有法人的地位，在什么情况下才成为法人单位？然后将土地承接过去。

要不然的话，矛头就会批评州政府这么久，未解决新中的迁校问题；而产生的风波也同样指向州政府的土地局为什么还不能解决土地割名的问题。即便是州政府“善意”的暂代管校地，也会面对重重压力和责难。这就是为什么一直以来，矛头直指槟州政府和首席部长。主要是土地权悬而未解。
今天的局面，在媒体的报导下，也就让人有此印象。再加上发展商不让主持动土礼，且诉诸法律要学校让路，更增添其复杂性，收拾“残局”的重责也就落在州攻府的身上。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槟州首席部长已表明监督和协助建校是槟州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若这已是州政府权力所能做的事，那么槟州政府有需要尽快采取两个步骤来完成其工作﹕

第一是在法律上，厘清土地拥有权。既然是属半津学校，就是加快把土地的割名手续搞清楚。换句话说，让建校工程合理化进行，主角是学监会或董事会，不是州政府，而州政府不是学校的主人，责任是协助和监督建校顺利，否则又让人感到混淆不清。

第二是令人激赏的公众的热心捐款四面八方而来，但要适当的监督和妥善处理，确保各方的集资的每一分钱是用来建好新中新校舍，而且要在六个月内完工，俾学子有一个安定的学习环境。

虽然新中只有47名学生，友族占18名，属于小型的华文小学，但学监会也好，董事会也好，必须要完善其组织和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法人单位，名正言顺地成为新中的新地主。也唯其如此，新中华文小学才能在健全的基础上成长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