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党的新篇章 （焦点论衡）

民主行动党在8月24日选出的新领导层具有赓续性与前瞻性。一方面用以肯定林冠英的柔刚并济的策略使到行动党脱胎换骨；另一方面也激赏林吉祥的坚持与永不言倦的斗志，使到行动党逆流而上，因此他们父子双双以高票当选中委。虽然林吉祥并未在排阵中出任重职，但他显然已成为民主行动党的“教父”和精神领袖，功过任由历史评说。

如果说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是最大的赢家，一举夺下了槟州政权，且在两年后加入政治主流，那么2008年的大选则是行动党真正跃居政治主流的年代，气势锐不可当。不仅在槟州跃居执政党，而且也在霹雳和雪兰莪州扮演主流的角色。这是行动党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显赫战果，比起当年的民政党，更是显得意气风发。在1969年的大选，虽然行动党表现标青，但与权力擦肩而过。它不但期望与民政党在雪州组联合政府落空，也在霹雳州争取不到民政与进步党的合作组州政府。自此之后，行动党从未放眼要夺取这两个州的州政权，反而十分耿耿于怀未能在槟州主流政治插上一脚。除怪责民政党未正视行动党的势力外，也不能接受民政在1972年背行动党（在大选时两党联手抗联盟）转与联盟（巫统）合组政府。因此从那一刻开始，行动党从未放弃有朝一日要把民政拉下马。值得注意的是，林吉祥在整个过程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他的强势领导和个人的魅力造成他决定从1986年起就亲自在槟城坐镇。但无论行动党如何独树一帜，它还是无法一圆执政梦。因而有了所谓行动党是反对党的代名词，而林吉祥与行动党划成等号的“定型”印象。

然而轮到林冠英在2004年主导行动党时，他深刻地接受历史的教训。他虽然有林吉祥的遗传，但他毕竟不是林吉祥，只能采取适可而止的措施应对党内的矛盾和人事纷争，不强行排挤。例如2006年马六甲州委的选举败落，他忍辱负重，不再掀起风浪，表现了泱泱大度而放眼全国；又例如雪州及森州风波，他也淡然处之。他知道党已不堪再受折磨。而他的领导地位正受考验，因此他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的完整性以面对未来的大选，不计个人名誉得失。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抓住安华的重要性，巧妙地将反对党合作演绎成行动党与安华的政党的合作，绝口不提回教党。

当安华旋风再次刮起时，林冠英也适时打出安华牌。再借时局的转变和人心的思变，终于成功在城市及半城乡地区扭转乾坤。2008年的308大选让人对林冠英的战绩刮目相看，忍辱负重变成百忍成金。他让行动党第一次光荣地登上政治主流，前所未有地给42年的行动党带来新的希望与愿景。虽然比起林吉祥，他的战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如果不是林吉祥为行动党苦守住这一盏灯，他是无法照亮党前进的道路。接着下来，又成了安华“916变天”的强大后盾，真正地启开了林冠英的时代。

更是意料之外的是，308大选后，是安华成功推动行动党有必要与回教党重新直接合作，而不是林冠英一厢情愿的为雪霹的执政权而漠视华社的意愿；反而是华社以民意为导向，在此关键时刻促成两党为顾全大局，破镜重圆。这是行动党人始料未及的政治奇迹（一向以来，华社对回教党有排斥感，马来人对行动党有戒心）。顺着这一激流，林冠英抓住时机带领行动党走向新的政治视野打破隔阂而赢得喝彩。虽然行动党内仍有人跨不过这道门槛，对回教党怀有警觉，但安华的中介角色改变了这两党在大选前“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对马来西亚政局的改革和对种族宗教的协调，起了催化作用，有助于缔造一个和谐的马来西亚。这也是历史性的转折，第一次让人民看到在朝和在野党的阵线都是多元性的，至少在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正因为马来西亚新政治格局的形成有林吉祥父子的心血在其中，因此行动党人重新确定林吉祥和林冠英先后的领导是行动党生命的持续和得以旺盛的旗手。

不过，他们还得提防政治上的生变与突变，居安思危是行动党人在党选后的第一门要上的课，而新科议员的自强不息，提升知识与水平，勤于政务也是不能忘记的座右铭，否则难免引起负面效应。换句话说，勿让胜利冲昏了头脑。实事求是，才是政治的大道理。

（原载于2008年9月11日 《南洋商报》）

马华和民政应否退出国阵

当下最热门的其中的一个课题是：马华和民政应不应该退出国阵？

马华副总会长翁诗杰于8月22日在文冬这样说：“如果巫统依然抱持大马来人主义，不作出改变，其他成员党包括马华，极可能会退出国阵”。虽然他并没有进一步说明马华是否已将此重大建议提上日常议程，但他应该是第一个表态的马华最高层的领袖。

另一方面，民政代主席于8月19日在北海这样说：“民政党不会盲目地留在不思悔改的国阵，也不会情绪化、草率及不经深思熟虑的退出国阵”。虽然他也是民政党内第一位高层领袖作此表态，但他的言论与翁诗杰没有太大的差别，那就是无法从中窥见马华和民政是退还是不退，看来尚未准备好要退出国阵。

其实退与不退是个严肃的大课题，我们有必要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马华与民政的未来。

先说马华和民政不退国阵的依据；尤其是马华公会，它在独立前就已经与巫统合作，并与国大党合组成联盟。这三党的合作从来没有终止，尽管马华在1969年大选失利，一度决定退出内阁，结果还是被挽留下来。直到今天，马华在国阵内还是被视为代表华人的政党，更何况在308政治海啸后，它依然保有4名正部长及6名副部长。不论它是否当家不当权，它还算是在主流内的主要政党之一。在这种情形下，马华退出国阵之说在选后初期是不强烈的，也只有到了最近，才多了一些党内外的声音促请马华考虑退出国阵。

至于民政党则是在国阵一成立时（1974年）就已经是其中一个成员。它通过下来的历届选举都保住了一定是实力，也从来未丧失在槟州的主导地位。虽然它与马华之间曾因席位和代表性的问题在国阵内面和心不和，但都没有影响它在国阵内居于老三(指西马)的地位。因此在308大选之前，民政党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着“退出”这两个字的。即便在308之后，民政高层也不认为退出是具有理性的抉择。在这方面，许子根多次否定基层要退的想法，就是基于民政要退去哪里，还不如留在国阵内当老三的好，至少保有两名副部长之职。

接着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马华与民政退出国阵的理据。这两个政党都是独立注册且有悠久的历史，它们不是附属在国阵内而存在的，起码有本身的党员和完整的党机制，都是自愿与巫统合作组成联盟和后来的国阵。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是合作的伙伴，不是附属的关系，而且拥有权力在认为不适合的时候脱离关系。因此没有人可以阻止国阵内的成员党“下堂求去”。虽然这一路来只有政党争相加入国阵，而没有政党退出国阵，但不等于马华和民政不能开个先例。

现在的问题是：谁会率先离开国阵？算来算去，谁也不愿意“创造历史”。因为它们并不想功亏一篑，将多年的心血付诸一流。可是它们的心血已流失大半，这又是为什么，大家心知肚明，也没有多少家当了。与此同时，它们又面对华社越来越大的压力要它们勇敢地走出第一步，以结束国阵内的一党独大的局面。这是因为大选5个月来，人民还是无法看到国阵机制已有所改变，国阵精神仍未得到贯彻。换句话说，马华和民政在华社看来依然故我，不但在原地踏步，而且难以纠正国阵，似乎还未看到两党积极反省308政治海啸后怎样走向未来，一直在框框中打滚，又滚不出一个新格局来。

在这种情况下，马华和民政已从带领的华社共创公平合理的社会变成华社反过来主导或影响马华和民政的走向。这是从来未有的新的政治潮流，使到这两个政党一时之间陷入被动的尴尬局面。若是持续下去，华社的声音会越来越大；党的基层求变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强。因此马华和民政已不能回避或保持沉默以对，党领袖要为党的生存负起责任。峇东埔的补选已经给马华和民政上了宝贵的一课，下来的“916”疑云又是新的压力和挑战。

除非马华和民政能向华社证明今日的国阵已不是昔日的国阵，不然的话，它就要决定是否与国阵共存亡或是走出历史，尝试呼吸新鲜的空气。任何的模棱两可的立场已不管用了。

（原载于2008年9月5日 《南洋商报》）

丹绒武雅与首席部长的传奇

槟州的丹绒武雅州议席是个传奇的选区，说来像神话，确实也是如此。它不但是制造首席部长的选区，而且也是至少孕育行政议员或代首席部长的选区。以下的故事告诉我们这一切：

（一） 在独立前的1955年的党选，槟州立法议会有14席是民选的，另10席是英国参政司委任的。这一年的选举，联盟派出的丹绒武雅选区（当时称为槟岛北海岸区）的候选人是谢成金，他在没对手下不战而胜。

1957年马来亚独立前，槟州联盟需要在14名议员中挑选一人出任首席部长。原本非首席议员莫属的林苍佑婉拒接受，乃向东姑力荐由王保尼出任，但还得通过联盟会议来票选。会议的主席是林苍佑。结果两名够资格的候选人（担任行政议员），即王保尼与谢成金各得6票，最后林苍佑以主席身份再投下决定性的一票。就这样王保尼（大山脚区）出任首席部长，而谢成金无奈接受继续担任州行政议员。说来也够吊诡的，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哥，后者竟是“帮情不帮亲”。因为王保尼是跟随林苍佑在急进党起家的，于1954年一起过档到马华公会，有同志之情；而谢成金不是急进党人，一向是马华党人，彼此有亲情不具同志情。如果当年林仓佑倾向谢成金，那么丹绒武雅就出一个首席部长了。可惜权力与谢成金擦身而过，但他一直担任议员直到1969年止。下来此议席归行动党人所有。

（二） 1974年的大选，是民政加入国阵后的首次考验。林苍佑派出新人许岳金向行动党人叫阵，结果漂亮胜出。从此这个选区成为民政的堡垒区之一，而许岳金官运当头，先成为林苍佑的政治秘书，接着下来的两届大选（1978及1982）许岳金都顺利过关，再上一级，官拜行政议员；更一度成为代首席部长（1984年林仓佑出国治病，许代摄其职）。这个时候，人们都看好丹绒武雅选区要出一位首席部长了。

讵料1986年的大选，许岳金被调攻升旗山国席（反对党强区），意味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但不甘于被挤出局的许岳金也就与上司有一个“默契”，由许岳金推荐“自己人”保丹绒武雅州席，方便日后重回此区。于是有了其妻舅邱武扬代为出征的故事。根据许岳金的说法，当时有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他被承诺，一旦升旗山国席失败，在一年之内将让他重回丹绒武雅参加补选，自己人自然好说话。
可是许岳金后来感觉不对劲，未被安排有关补选。他在失望之下，携邱武扬双双过档马华公会（1988年）。

许在1990年被马华派去攻打峇央峇鲁国席，而邱武扬则调派在阿依淡州席参选（双双皆落败北），丹绒武雅州席交由民政党派人。

（三） 1990年大选，民政党决定拿回丹绒武雅区，当时的许子根（已就任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认为既然于1986年时，在丹绒国席败给林吉祥，理应让他再战林吉祥。但党不同意此安排，也就派许子根在丹绒武雅上阵。

这一年的大选，政局起了巨大的变化，林苍佑不幸在巴当哥打州席败给林吉祥，结束了政治生涯。民政党也就推举许子根接任首席部长。丹绒武雅真正诞生了第一位首席部长。同样是姓许的人接林苍佑的班，但此许非彼许，一时传为政坛佳话。

1995年的大选，行动党的林吉祥乘胜追击，将其州席移来丹绒武雅对垒许子根，打出的旗号是“实权的首席部长”VS“弱势的首席长”。换句话说，不论谁胜，丹绒武雅仍然是催生首席部长之“宝地”。然而这一次林吉祥失手，他的首长梦也就破灭了。

虽然如此，丹绒武雅的选民也为他们有幸投选首席部长而感到骄傲。

（四） 2008年的大选，担任18年首席部长的许子根，决定弃州攻国，他留下的丹绒武雅州席原本是谢宽泰有意取而代之，以为坐镇光大28楼而铺路。

未想这一愿望落空，谢宽泰仍被党派攻升旗山国席，意味着他与首席部长“无缘”，但为“安抚”谢宽泰，党又重蹈许岳金当年的覆辙，献议由谢宽泰之弟谢隆泰出任丹绒武雅州席候选人。既是手足情深，谢宽泰只得勉为其难地接受，但它对谢氏兄弟来说不是“美妙”的安排。

不知是否有许岳金前车之鉴，谢宽泰不想等下一屈与其弟交换席位，而是在提名前夕仍力争在丹绒武雅出征，自然希望能接许子根的班，毕竟兄弟自家人好商量。可惜又通不过党这一关。因此民政有了兄弟同时上阵的故事。

（五） 巧合的是，行动党的林冠英“相中”阿逸布爹州席，原本的候选人郑雨舟也为了顺应“候任首席部长”而临阵奉命来到丹绒武雅挑战谢隆泰。如果林冠英选择丹绒武雅州席，则今天丹绒武雅的人民也会说，我们这个地方好像是天生的首席部长的“龙地”。

不过，一切都变了，变得“面目全非”，谁会料到丹绒武雅也因之失去了昔日的“政治光环”？似乎是风水轮流转。但谁又敢否定将来不会再上演“潜龙上天”这一幕？

（原载于2008年8月18日 《南洋商报》）

翁诗杰与陈仪乔

308大选过后，马华上下人心浮动，对党的未来作出诸多揣测，问题的焦点放在黄家定身上，结果黄家定在6月28日正式宣布引退，不再参加10月的马华党选。在一方面结束了内外对黄家定的指指点点；但在另一方面，却为政坛掀起两股浪潮，一股是当下马华副总会长翁诗杰在7月19日宣布决定在今年10月问鼎马华总会长，引来了党内的暗潮汹涌浮上台面，从支会到区会闹得不可开交，纷纷争夺党中央代表权，以便成为“决定党命运的重要人物”。另一股是被党边缘化而觉得“昨非今是”的陈仪乔在7月17日宣布退党，并宣称将在8月3日正式加盟人民公正党，也在政坛掀起涟漪。

本来这两个人是“南辕北辙”的，凑不到一块来评论，但他们竟然不约而同有下列的共性，也就有了“相提并论”的依据：他们都是在80年代加入马华公会的新生一代，目前已晋入中生代，与黄家定和陈广才是同一个时期培养出来的马华精英。‚他们都是在90年代熬出头来。翁诗杰从1989年起即是国会议员；而陈仪乔则是从1995年起担任国会议员直到2008年。这之中，翁在1999年出任总团长，之后平步青云，在重重阻力中杀出重围，在2005年当选副会长之一；而陈从1996年起就担任马华,妇女组署理主席，直到2005年因被指犯党纪失掉此职，政运蒙上阴影。尽管她在2004年起曾出任贸工部政务次长，但本届大选则被除名。反观翁更上一层楼，在大选后出任交通部长。如此的不同际遇，判定这两位同志的分道扬镳。ƒ不过从他们的身上却意外地发现存在一个共同的思路。翁主张马华当今在思维上应转型成为多元种族视野，不再标榜单元思维。但他坦承在现阶段马华尚未有足够的条件转成多元种族政党；陈不但在思路上走向多元性，更进一步身体力行要加入多元种族的公正党，告别单元种族的马华公会。

两相比较之下，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准备走向一个未知的未来。翁诗杰对马华不弃不离，因为放眼当下，他已具备资格争夺马华老大高职，以便统领这个种族性政党走向“多元视角”，但若在巫统不改变下，他如何领导马华走向多元性，倒是一个大难题。第二个大难题是他的性格一向以来是独来独往，单枪匹马闯江湖是否能得到党中央代表的祝福？毕竟这次争的是“大龙椅”，不是副龙椅（副会长）或小龙椅（团长），代表们会接受一个人的领导能够带领马华走向美好的明天吗？因此第三个难题就考验翁诗杰会不会改变作风，不再一夫当关？不论他有没有得到黄家定及陈广才的祝福，一个不靠团队，只靠个人（英雄）形象吃糊在历史上尚未有过这样的实例。毛泽东再伟大也是一个团队打江山；倘若党内崛起另一股势力打出团队的集体领导，翁诗杰能独当一面脱颖而出吗？一般上，中央代表若无帮派也是有情绪倾向的。难怪翁建议党魁由党员直选，但看来此议尚无法改变今届的党选制度。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他是比陈仪乔更幸运成为党内的不倒翁，具有“直挂云帆济沧海”之势，实则他的跨出一步的难度要比陈更艰辛百倍，而不是轻装上阵。他的未来取决于中央代表对他支持程度，这与个人才智、辩才和领导信心没有直接的关系。也许直接的关系是他的团队在那里？

反观陈仪乔，虽然是蝉过别枝，一切从头开始，但她的幸运是挟政次头衔加入正急需要一位有知名度的华裔妇女增添光彩，无需面对惊涛骇浪。如果她选择加入行动党，自然没有这样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优势，因为行动党有的是魅力十足的华裔女性国州议员，反而把她比下去。因此聪明的她走向一个有空间表现的公正党。

当安华在一边接收前巫统副部长法西及其追随者入党后，自然另一边又接收陈及其追随者大方加盟，如此的牡丹绿叶，正是相得益彰。未想陈这一出手，竟引来一片祝福声而不是咀咒声；掌声好像不安于翁诗杰，倒是十分罕有的“跳槽无罪”的现象。

尽管陈非重量级的人物，但她的离家出走也留下许多遐想。同样的，翁诗杰的“该出手时就出手”也留下许多的遐想，只是此想非彼想。如果说陈是“脱离苦海”以求立命安身，抱负不大；那么翁就是宁可身在苦海中“饿其体肤，劳其筋骨”，承受责难的磨练，为的是“天之欲降大任于斯人也”？

（原载于2008年8月1日 《南洋商报》）

从历史看“非种族性政党”

马来西亚的种族性政党在308大选过后，有提出一个转型的概念。即以多元种族的视野和以多元种族的途径来处理人民的需求；最好是能够转成为多元种族的政党，以告别种族主义的标签，暂且不论种族性政党是否有意愿转型或能否转型成功，我们不妨从历史看多元种族政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出现的第一个多元种族政党是在新加坡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党”，它曾参与1947年的“大罢市”，以抗议英国强行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议”，不接受他们提出的“人民宪章”。領導這場大罷市的是陈祯禄，他当时虽然是各族参与的“全马行动理事会”主席，但也不得不与马来国民党的“人民力量中心”共同起事，因为要更具代表性。可惜无法开花结果，1948年“马来亚民主同盟”自我解散。

由于时局的急转直下，陈祯禄至1949年领导华人成立“马华公会”，以保护处于水深火热的“华人新村”的50万人民。既是华人政党，自然被标签为种族性政党。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回应马来人成立“巫统”。正因为这样，才有日后的“联盟”乃至“国阵”出现。

第二个非种族性政党应推林苍佑在1951年于槟城成立的“急进党”，一度是槟城最大的政党。吊诡的是1954年林苍佑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急进党”也就无疾而终。

这就是说，两位政治巨人，一先一后从非种族政团转身成为种族性政党的领导人。没有人说他们这样做是错的，因为时代需要“民族主义的英雄”来领导华人。

第三个非种族性政党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后所创立于“马来亚独立党”，以抗议巫统拒绝开放门户于非马来人。1954年这个党改名为“国家党”，仍由拿督翁任主席，副主席则是橡胶业巨子连裕祥，1955年国家党在大选中一败涂地，连裕祥过后也离开国家党，转而参加马华公会，一度还是槟州马华主席。

拿督翁虽然仍坚持领导国家党，但在1959年时，这个党已全然脱胎换骨。转成马来人政党。在回教党的支持下，拿督翁才在丁加奴取得国会议席。1962年拿督翁逝世，国家党也因之消失于政坛。1971年巫统将拿督翁遗像迎回巫统，定位为巫统的奠基人。

第四个非种族性政党也是在1951年成立的劳工党。原是区域性政党，后来发展成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强调意识形態而排斥种族思维的政党。它在1957年与也是标榜左派的人民党（1955年成立）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与右派的“联盟”（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分庭抗礼。但无可否认的是它的基地在华人社会。1964年社阵在选舉中失利，1965年，人劳两党因对国语法案分歧，结果在1966年宣告仳离，社阵消失。劳工党后来也因备受压制而杯葛1969年的大选，旋后爆发“513”种族冲突事件。自此之后，劳工党进入“冬眠状态”，更在1972年被吊销注册。人民党则逐渐转型，经过1974年的大选 交白卷后，这个政党的马来人色彩更加浓厚。2003年，赛胡申阿里将之与国民公正党合并成“人民公正党”。

第五个非种族性政党是1953年成立的“人民进步党”，由DR及SP辛尼华沙甘两兄弟领导，起家于怡保。1969年大选取得佳绩后应邀加入国阵，转成执政党一员，基本上被形容为印华混合的政党。1974年大选受痛挫，从此一蹶不振。虽然至今仍是国阵一个成员，但它所扮演的角色十分有限，前途难卜。

至于在马来亚独立后成立的非种族性政党，命运虽各不相同，但还是摆脱不了种族倾向。

例如
（一）1963年由退出马华公会（1961年）的林苍佑成立的民主联合党，以标榜多元种族出现政治舞台，似乎又回到“急进党”的年代。1968年它又并入民政党而在1969年大选取得辉煌胜利，成为槟州的执政党，1972年它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1974年加入国阵。虽然保持多元性，但在国阵内已被视为华基政党，与马华公会关系若即若离。2008年大选，双双成为“难兄难弟”，政途有待考验。

（二）1965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党”脱胎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一向以来高舉多元种族旗帜，但立足于华人社会，因而成为马华和民政的克星。它也从来没有掩盖其华基政党的色彩。也因为与人民公正党合作，才能在308大选中脱颖而出。这说明多元性的反对党，单枪匹马不易成事。

（三）1998年由安华一手督导的“国民公正党”，也亮出多元种族招牌，采取了拿督翁的手法向国阵叫板，但它从一开始就定位为马来人主导的政党，在比例上是6-3-1的方程式；而在东马则另有安排。它既不是巫统和回教党的翻版，也不是46精神党的继承者，而是准备在马来西亚种族政治中杀开一条血路，但也不得不与其他反对党合作。经过10年磨练，终于在308大选中改变国家的政治格局。看来，它是一个准备打破历史规律的政党。有人因此认为大选冲淡了种族政治和刺激了种族性政党要求转型的可行性。

但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多元性与单元性的色彩，而是霸权政治引发了后遗症。因此，与其作高难度的转型，不如对症下药。以上的历史例子也告诉我们，不是标榜多元性就可解决种族问题，而是一个政党的立论与实践是否相辅相行？是否有勇气纠正时弊？这和转型与否没有直接关系，主要是合作的政党如何作出合理的定位。

（原载于2008年7月26日 《南洋商报》）

林冠英的一百天

3月9日，我写了《林冠英代父圆首长梦》。3月11日，林冠英正式就任第四任槟州首席部长。这个变化来得太突然，连林冠英本人也不相信这是真的。6月19日，刚好是林冠英上任100天，人民给他打分；他也会自己打分。究竟他应该拿多少分？是及格或不及格呢？这是见仁见智的观点，也没有一个标准。

不过综观各阶层的反映，我们接受有60%的人民持“有待观察”的评估。换句话说，绝大部份人不急切下定论，主要看未来的100天他将怎样走？能给槟州人民带来什么样的惊喜还是失望，到了那个时候，便可窥见人民对槟州新政府的实质评价了。

我近日收集了上层，中层及 下层的一些看法；也听取党内（行动党）及党外的一些意见（不是民调），综合起来有以下的“评语”：

民主行动党虽有幻想但不敢肯定有朝一日能登上执政舞台；一旦梦想成真，当选的议员在心态上有了明显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某些议员前后判若两人。在一无所有时显得谦卑，与民声应气求；做了官后官气十足，讲话口气也大不相同。这本来是人之常情，也是人性的弱点，但如果过了头，表现出“趾高气扬”的官样，也就令人难以忍受。这对一个不断强调与民同在，永远是人民的朋友的政党来说，面对这些个议员的坏榜样（指少数人），若不及时纠正，恐怕会给党带来难以想象的后遗症。这是100天来给老百姓留下的第一个印象。林冠英应该加以正视，使到所有议员知道自己的定位和待人接物的态度。

‚第二个印象是新官上任不仅三把火，而且越烧越旺，听在耳里，看到眼里，有些不是滋味。随手拈来就有“工作7天，无时无刻不在工作”论，只差没说出口连睡觉也在工作。这些人沒有必要夸张到这个地步。工作经验不足不要紧，时间不够用也是暂时的，因为一切都太陌生，但只要肯学肯做，及时纠正过去的弊端与错误，不必老是针对次要课题大作文章，以骂代做。因为今时不同往日，已是在朝，不是在野。拿出真本事取信于民才是当务之急，别让60%的“保留观察”态度在另外的100天后没有改进。希望当朝议员有所警觉。

ƒ第三个印象是林冠英在100天内，相对来说还算称职。他有努力恶补，在民间建立起亲民的形象，也有针对大课题作大胆的批评与揭露，予人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他对前朝政府的施政与弱点穷追猛打；尤其不指明道姓揭发某些高官的不法行为，其目的不外是先让老百姓“大开眼界”感觉到新政府确是敢言敢揭，肯定变天的正当性。因此拿前政府“开刀”，也就能收一石二鸟之效。一方面给前朝政府判“死刑”；另一方面给新政府带来“清新与廉洁的形象”。

林冠英采取的是对“敌人的残忍”和毫不容情地打压，在战略上并没有错，因为政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如果让敌人有翻身的机会，就是对自己的残忍。为了在政治上一举抹掉前朝政府的阴影，林冠英看来是出了狠招。

这些手段也只能适可而止，不能以此作为治州方略，还是要拿出一套方案来克服种种的问题。如果我们回看行动党在大选期间所作下的承诺和执政理念，便会发现在100天内未能有效地落实。

其实，新政府也得承认，今天槟州的安定与发展持续也是前朝政府打下的雄厚根基，并非是一无是处或是一个烂摊子，而是一个在持续前进的州。民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败在一党独大和巫统的霸权政治，不是民政主导的政府让百姓陷入水深火热和怨声载道的失策。这就是说，民政的弱点在于被认为对霸权政治的屈从，而选民对国阵的否定不等于是对行动党的绝对认同，相信林冠英十分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在100天后他要面对的是如何在建设过程中树立一个政党的自主性但不妨碍联合执政的良好协调；千万不能在有意无意中掉进“一党独大”治州的陷阱。在多元种族的国家，必须要重视多党合作的可取性。

过去的100天，林冠英基本上是保留反对党的本色，讲多也骂多。但也努力转型，因而提出了CAT（有能力，有公信力及有透明度）的施政方针，这个理念需要在实践中受考验。节省无疑是一种美德，拒绝贪污与滥权也是万民期待；然而更重要的是用过去的100天作总结检讨，以便为另一个100天制定未来的工作纲领。虽然很多事情可以推说中央不合作或“搞对抗”所致，但在州权限内，逐步地实现其竞选政纲也是势在必行的。例如地方议会的改革，可推出新的甄选方法和“以党治市”的策略，可以不必追随前期政府那一套，否则便授人以柄原来都是“同路人”。

总而言之，人民对林冠英领导的政府还是有所期望的，包括土地弊案怎样了，有没有结果？或有难言之隐，也可让民释惑。

（原载于2008年6月19日 《南洋商报》）

依占向安华借路回家

历史不是重演而是巧合。

1981年9月，刚出任首相不久的马哈迪独排众议，亲自为安华个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接纳安华加入巫统，结果引起党内“震荡”，更激发元老的不满。但凭着马哈迪的权威与声望，反对声音被压下了，从此有了马哈迪与安华之间说不完的故事。

2008年5月28日，现任首相阿都拉破例在国会接见依占，并接受其入党申请书，也引来各种不同的声音，因为他们不知道依占的下一步棋是什么？因此依占会面对多大的阻力，尚未得而知。

虽然时间相隔27年，但情节大同小异。原来依占走的是一条他的政治师父安华走过的道路，所不同的是他们今天已是陌路人。其中的奥妙却构成不同时代的政治筹码。

安华在参加巫统前的立场比较倾向回教党。他当时领导一个拥有超过5万会员的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魅力四射，被马哈迪倚重，拉入巫统而强化了马哈迪的回教化政策。回教党也就失去一位潜在的领导人物。自此之后，安华在党内和政府地位扶摇直上，更在1993年成为巫统第二号人物，掌控财政部兼副首相，光芒直逼马哈迪。

不久之后，一位年青人被安华相中，成为财政部长政治秘书，他就是一度与安华“出生入死”的依占。安华的另一位爱将是副首相政治秘书曼梳博士；还有一位特别助理阿兹敏。这三位年轻人构成安华的铁三角。

尽管1998年安华被马哈迪罢黜而后被抛入监狱，但他所领导的烈火莫熄斗争继续燃烧，一马当先的急先锋不是别人，正是也退出巫统的依占。他率先士卒的为安华“赴汤蹈火”，示威游行演说总是站在最前线。甚至因此坐牢付出沉重的代价。身为公正党青年团团长，依占也在后来揭开曾为安华不断请命，结果在阿都拉上台后于2004年为安华争取一个自由的机会。他几乎成了安华的“化身”。

像这么一个为安华“死心塌地”的“心腹”，说什么也没人相信依占会与安华失和。偏偏在2005年时，突然平地一声雷，宣布脱离公正党，且与安华划清界线，理由是对安华失掉信心。

离开公正党后，依占领导一个“反贪污运动”（Gerak），且大动作向首相提呈报告，要求采取行动云云，让人一时之间也不认为依占会有多大的转变。但没有人否定依占极可能在投石问路。除非他甘愿退出政坛，不然他将会寻找另一个政治平台再展抱负。

人民自然会问：为什么依占不在大选前重回巫统而是在大选后才来一个180度的转变？其中的理由不言而喻：国阵正信心满满再次漂亮胜出，当然不会让依占进来“添乱”，也因为大选后安华从中崛起，才使到依占成为被争取的一个重要对象。如果反对党为在大选中失败，依占就不会拥有应对安华的“政治资本”。就是因为他被认为“太了解安华了”，可以借助依占的回巢来削弱安华的形象和影响力，尤其是当下有巫统议员将转向公正党的传言甚嚣尘上之际。换句话说，依占向安华借路回家。

阿都拉首相之所以接受依占回巢，也是从政治的角度作考量，藉以抵销安华对巫统造成的冲击。因此依占的重回巫统将可以被视为阿都拉首相的一个反击行动的开始。

这种反击一方面用以否定马哈迪所说的依占是“特洛依木马”，不会把安华引回来；另一方面也是给安华一个下马威，停止向巫统挖人，而且要提防依占的攻击也许是致命的。这种以“敌人之矛攻敌人之盾”，在兵家上是常用的战略。关键是依占能起多大的政治作用。因为今日的安华在马哈迪时代已受尽侮辱，练就一身“铜墙铁壁”，还有什么事是更具爆炸性可以打垮安华的？这就要看依占的本领了。假使依占只是老调重弹，则他加入巫统的意义就相对减少了。

无论如何，从表现看来，阿都拉已是扳回一局，且激发巫统领导严正看待巫统面临的挑战，不能再作壁上观。

如果说马哈迪当年拉拢安华加盟巫统是为了克制回教党，进而壮大巫统的政治力量且取得成功的话，那么今日阿都拉接纳依占也是为了打击公正党和由安华领导的“人民联盟”，从而稳住巫统的完整性。由此可见，依占是被赋予使命来协助阿都拉的。只是今日的依占，会否是昨日的安华？他有没有安华的震撼力，足以使巫统重新整合？这也许是巫统党上下在问的一个大问题。阿都拉不能代他回答，就由依占来证明他比其政治师父安华更有政治智慧与政治谋略，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不然他可能在巫统内找不到椅子坐。

（原载于2008年6月9日 《南洋商报》）

刷新形象重新出发

“八度空间”电视台在5月25日要我及时针对民政党的“从心出发”的口号作出评论。由于时间所限，言犹未尽，也就在此对民政党的未来作一概括性的评析。

我们可以理解民政党在“愁云惨雾”中低调庆祝创党40周年。因为它是国阵成员党中输得最澈底的一个，连槟州的大本营也在一夜之间被连根拔起。顿使党陷入莫明的悲痛之中；甚至也发生有几个曾是“重量级”的人出走了。但这不等于是民政党的末路，也尚未达到绝望的地步。关键是民政党“伤得很重”后要如何和怎样在地上爬起来。

我们终于在大选过后的两个多月，看到民政党借党庆表达“万众一心，从心出发”的决心。通过这个口号，民政代主席许子根阐述了八大策略和八大课题来激发三大动力（重策略方向未明），以期民政党重新站立起来，特别强调要从梹城开始，重新出发。

这就是说，许子根认定民政的未来系于槟州人民对它的支持程度。虽然有其难度，但没有人会否认民政党潜在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毕竟这个党根植槟城，也是靠槟城起家的。但为何会在308的大选中一败涂地？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简剖其因，才能从失败中探讨其未来方向。

它的失败根据林敬益的说法是被巫统的一些领袖的傲慢与唯我独尊所累，而依附在国阵内竟沦为“乞丐”的角色，以致选民在不满一党独天下，也狠狠地教训了民政党。不过根据分析也与民政的“自信和自满”不败的神话有关，党领袖一向以来把主力放在政府行政上，尽量避免“开罪”巫统。久而久之，党的多元理念在有意无意变成口头禅，未能在国阵内形成催化力量。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巫青举剑后只能举“国本论”（宪法及国家原则）作出软性回应，没在民间激起共鸣。还有对首席部长人选的举棋未定也是一个败笔，党上下将注意力放在民政人选上，似乎当成囊中物而降低警惕性，结果在民心思变下，断送了大好江山。

尽管在这之后有各种评论希望民政自我独立或另行出路重新站起来，但许子根不以为然，不认同“以变应变”，更不能接受“泡沫化”之说，反而他表达了“打死不走”的精神。这意味着民政不会离开国阵，尚看不到离家出走的可行性，唯有寄望国阵改变，因此才有了新旧兼而有之的策略和方法。但这种用课题来求变是否能感化国阵或产生一种压力也还是个未知数。

因为当今的各个政党，面对的是极其复杂的新形势。其它反对党也成了五个州的执政党；原是执政党的国阵又成了中央在朝，五州在野的微妙局面。已没有单纯的执政党，也没有单纯的反对党。这对民政党来说，真是不知如何定位？说是执政党又未上位（没有中央部长）；说是反对党又未到位（在槟州没有议员），处境之难，前所未有。

在这样的特殊情势下，民政有需重新定位，而且要摆明方向，不能让新格局模糊了视线，而迷失在朝野不分的窘境中。既然民政认定槟州是它的大本营，目前在国阵内的地位又形同“反对党”，也就需要扮演有效的反对党角色（在战略上，所谓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敢怒敢言，不单单是发表建设性的意见。唯有摆正定位，指出明确的方向是要重夺回槟州主导政权（自然会有随机应变的策略和课题相应出现；这就是说，方向（目的）带出策略（手段），而不是策略（手段）取代方向（目的），两者主次不能倒转回来。正如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提出“抗日救亡，解放中国”的大方向后，发展了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策略），才能使民政党“脱胎换骨”，刷新形象。这样一来，不论民政是不是脱离国阵，它还是需要把自己定位在反对党的位置上，以取信于民和在槟州翻盘的机会（必须承认民政在槟州是完完全全的反对党，不再是又朝又野的身份）。

新口号也不需要咬文嚼字，无妨直用“万众一心，重新出发”，没有必要在字眼上用“心”代“新”的文艺说词，让人一目了然，岂不更能收效？

领袖在危难时期的作用是撑起指路明灯而不随波逐流。既然许子根有此良苦用心，那么，运用智慧，审时度势，正确地判断政治走向，当会使到民政党产生了新的凝聚力量而有了大方向。

（原载于2008年6月5日 《南洋商报》）

“回教国”争议由热转冷

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时，确定回教是官方宗教，其它宗教自由不受影响。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这一宪法地位并未改变，而且由来已久，大家习以为常。

不过，在2001年9月29日，前首相马哈迪突然在民政党代表大会上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引起轩然风波。因为在非回教徒看来，这是突如其来，也没有心理准备；更担心这一宣布后的下一个步骤不知会有什么大动作？结果是马哈迪点到为止，没有进行修宪。他认为还是保留宪法的崇高地位为好。

十分吊诡的是：马哈迪的宣布正好是2001年911事件后的第18天。表面上似乎是针对美国谴责极端的原教旨主义份子的挑衅作出回应。其实不然，马哈迪并不准备把马来西亚导入世界性的“文明的冲突” 中，而是直截了当地回应回教党的挑战。

回教党原是在1951年脱胎于巫统的一个带有宗教意识的政党。“立党为教”是不争的事实，但实践证明在1956年后回教党立足于民族主义的斗争，跌岩起伏而在90年代转型。

1990年回教党在46精神党协助下，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及后又与46精神党闹意见，展现了它的浓厚的宗教色彩（尤其是回教长老聂阿兹出任大臣之后）。

不论是在法兹诺（1989－2002）领导或哈迪阿旺（2002后到今天）领导下，回教党的宗教斗争已不断提升；尤其是在1999年大选脱颖而出成为国内的最大反对党（拥27个国会议席，执政丹登两州）后，已是直接把矛头对向巫统，指责马哈迪的回教化运动不力，声言要推动一个“回教国”的实现。这之中的含意是强调古兰经的至高地位，且在丹登两州推出回教刑法（Hudud Law）。虽然在中央未点头下，回教刑法未能履行，但无疑已给马哈迪带来巨大的压力。

在马哈迪看来，他在1981年掌权后便不遗余力地在政府行政中注入回教价值，设立了一些回教大机构；更在1988年通过修宪提高回教法庭（Syariah Courts）之地位。简言之，一切都是致力于提升回教在国家的地位，也认为没有冲撞非回教徒的权利，为何回教党要“咄咄逼人”呢？

与其持续抗拒回教党的“回教国”梦想，马哈迪也就顺水推舟来一个巫统的“回教国”。就这样“回教国”成了巫统与回教党的斗争焦点，也成了政治的筹码。因此不论是马哈迪的“回教国”或回教党所要的“回教国”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非回教徒感到难以适从。

如果依照几位前联邦法院院长，如沙礼阿巴斯、哈密奥马的说法，马来西亚在宪法上仍是一个世俗国。也就是说，在未重大修宪下，所谓的“回教国”是一个争议性的说法。马哈迪就是巧妙地避开修宪，而依据马韦尔迪（11世纪回教沙裴仪派的权威人物）的学说来表明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国家由穆斯林控制，国防操在穆斯林手中，穆斯林通过和平取得政权，且拥有穆斯林法律。其目的也许不外是要堵住回教党对此课题“喋喋不休”，不是要改变政体。

原本在马哈迪于2003年退位，进入阿都拉时代后，此争议可告一段落，但事实并非如此，它仍然在2004年的大选成为一个课题。结果是阿都拉旋风压倒回教党，才使到后者领悟“回教国”牌打不响，反而由胜利的一方诠释后马哈迪时代的“回教国”不但存在，而且正在强化。例如副首相纳吉就在2007年7月这样说：“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国，它从来就不是世俗国”。表现不遑多让回教党。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认为“纳吉的言论可能是伤人也伤己，极可能失去多元种族的支持。”
在另一方面，一向高调回教国的回教党接受安华的劝告，改打“福利国”牌。在三大反对党合作下，终于带来了308的政治海啸。反对党夺下5州政权，国席也破了1/3，终于使到回教国的争议在大气候下告一段落。

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在今年5月也首次表明“回教国”不是巫统的斗争宗旨。他说，“巫统党章并没有条文阐明要建回教国。”这意味着，巫统和回教党已没有必要再以高姿态争议谁的“回教国”才是正统的。起而代之的是反对党的人民联盟和执政的国阵改用另外的口号进行斗争。屈指算来，前前后后，彼此用了7年的时间的消耗才发现多元种族的国家并不适合走单元宗教路线，“回教国”的课题显然已告冷却，这又是为什么？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为选民作出了判决。

（原载于2008年5月29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的政治神话

前首相马哈迪突然在阿罗士打（19日）宣布退出巫统，震惊朝野政坛。如果说308的大选是政治海啸的话，那么马哈迪的这一“爆炸性”的举动无疑是新一轮的“政治地震”，影响所及，不仅限于巫统，也会对中央政府有一定的冲击。虽然表面上看是马哈迪与阿都拉之争，实则是关系到国家未来的走向。

在巫统的历史上，截至目前为止，只有两个人曾经自我脱离巫统。一个是在1946年创立巫统而在1950年离开巫统的拿督翁；但他时运不济，另组新党后，未能在大选中动摇巫统根基，造就了东姑阿都拉曼当政的年代。另一个是今天的马哈迪，他也是在1946年即已参加巫统，算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元老；所不同的是马哈迪不创议组织新党，而是要以退为进，号召内阁部长辞职，以迫使阿都拉下台。

十分吊诡的说：马哈迪一手提拔了阿都拉，为什么又会弄成今天的僵局，非迫阿都拉下台不可？这与马哈迪的刚烈性格大有关系。

姑不论马哈迪这“最后一击”能否产生巨大的震撼力，我们不妨研究一下马哈迪的从政历程，不难窥见马哈迪要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在有生之年向阿都拉施出重炮手？

1．1969年大选“513”事件后，马哈迪以个人之力炮轰东姑，并促他下台。虽然因此被开除党籍，他也没有气馁，反而伺机卷土重来。果然在1971年敦拉萨掌权后，便迎回马哈迪，以报马哈迪“涌泉之恩”。这是马哈迪第一个独排众议，义无反顾的性格使然。

2．1974年大选后，马哈迪受重用出任教育部长。继之也凭自己形象角逐巫统副主席。虽然因此也“开罪”了协助他重返巫统的哈仑（前雪州务大臣，后因贪污罪服刑，但马哈迪于1981年成为首相后而被赦免，算是回报哈仑知遇之恩），但从兹在党内平步青云。

1976年因敦拉萨逝世，接任的胡先翁看到了马哈迪刚强的性格，破例提拔他成为副首相兼巫统署理主席，才有了1981年胡先翁退位，马哈迪上位的传奇故事。

3． 上位的马哈迪又力排众权，迎来了安华依布拉欣参加巫统，掀开马安合作的年代。抑有进者，在位期间，马哈迪以其强势领导，先后更换了四位副手到最后（1998年后）才确定阿都拉的接班。如果不是马哈迪‘换了别人’可能地位已告不稳。最明显的是在1990年大选击退东姑拉沙里的挑战（在1987年已在巫统党内击败拉沙里争夺党主席）；更在1998年举千斤之力排掉安华，成为党内无可挑战的领袖。从中充分地反映出马哈迪的唯我独尊的性格。

4．2003年，马哈迪退休，把棒子交给阿都拉。经过2004年的大选，阿都拉确定领导地位，逐渐地脱离马哈迪的影子而独树一格，但这也冲撞了其政治师父。从2006年开始，马哈迪便开始对阿都拉施政有所批评。显见他对四位副手都不满意，似乎没有“第二个马哈迪出现在政坛”。

转入2008年大选国阵失利后，马哈迪更以其一贯本色要为国家“钦定”接班人。先是点名纳吉，后又添上慕尤丁，再加上拉沙里等人物，目的是要在巫统党内“改朝换代”，以堵住安华东山再起。

在苦无对策下，马哈迪作出最后一击，要巫统选择马哈迪或阿都拉，他不要再纠缠不清，模绫两可的态度。这不但给巫统部长开了难题，也给阿都拉巨大的压力。

其结局又会如何呢？我们一时看不清楚，正如谁也没有料到马哈迪会退出巫统一样。因此可能出现下列情况：

1．阿都拉在无从选择下，宣布解散国会重新大选。
2．阿都拉在巫统党内占上风，马哈迪势力衰退。
3．阿都拉被迫与安华联手组联合政府。这是马哈迪极不愿意看到的。
4．巫统西马一些议员联同东马的议员与安华另立中央政府，这也是阿都拉极不愿看到的。

这就是说，马哈迪这一招“炮打司令部”可能带来伤人及伤己的大举动，而催化了安华及早登上政治舞台。

这是马哈迪企图再造政治神话，要为国家领导人拍板，但他是否是1969年的马哈迪，促使政局改变？抑或是他只是再一次表演力排众议的秀，其结果是没有改变格局？这就考验在位的马哈迪和不在位的马哈迪有什么不同了！

（原载于2008年5月21日《南洋商报》）

我和陈升顿的对话

在非回教徒眼中，回教党是个不易理解的政党。虽然它是我国最具历史的其中一个政党（成立于1951年，较1946年成立的巫统迟了5年），但直到今天非回教徒还是对它心存介蒂，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回教党执着于“回教国”的理念，也对它所说的回教刑法（Hudud Law）无法消化。

针对这两个在华人心中存在的疑团，我和吉兰丹州行政议员陈升顿展开了心灵的交流。当然我也借《韩视论坛》在吉打开锣的机会，顺便与回教党的行政议员和州议员等交换意见。地点就在吉打州务大臣阿兹然的官邸。

陈升顿先以他本身为例，向我讲述他如何融入回教的世界而又如何通过谅解在吉兰丹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原本是民政党青年团副团长的他，是许子根手下的副手，两人曾有过愉快的共事。后来他觉得若要在吉兰丹施展抱负，唯一的途径是加入回教党执政的州行政工作。在出任市议员后，便与民政党分手。彼此没有恶言，他反而向我称赞许子根是一位好领袖和勤勉的政治工作者。可惜时运不济而在308的大选中落马。因此他建议许子根无妨“再转变”。

转入回教党的政治理念，他不讳言回教党立党以来，便存在着为宗教而斗争的路线，但他在回答疑问时坦诚回教党要在马来西亚建立它心目中的回教国是不易成事的，也不可能。因为回教党参加的国会议席约1/3强，怎么样也无法拥有2/3的席位来改变宪法和法律条文。以此类推，当然也不能落实回教刑法。这点非回教徒大可放心，不必对回教党带有异类的眼光。

他说他是在1999年大选后进入吉兰丹的行政议会，直到今天已是第三届担任州行政议员，努力为华人争取权益。虽然华人在吉兰丹仅占极少数，约4巴仙的人口，但华人在吉兰丹生活得自由而自在，没有受到歧视，享有宗教自由。而回教法律只实施予回教徒身上，不会向非回教徒实行回教法。

他说，外州的华人对吉兰丹的了解不深入，也就有了错误的印象，包括鼓励男女分开排队，也只是为女性安全着想，防止有人上下其手，不是因为宗教因素。既然在吉兰丹华人虽少也没有被边缘化的感觉，因此他相信吉打州有超过20%以上的非回教徒，更应对吉打州政府感到宽心。

在这方面，出席论坛的吉打州的华人也希望和要求陈升顿能协助和影响吉打州政府采取开明和公正的政策，以让人民各适其所。

我也就此课题同时向吉打州行政议员阿都拉尤索，州议员纳西及州务大臣新闻秘书希米表达华人所忧虑的两大课题，那就是经常谈论的回教国和回教刑法。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对非回教徒产生压力而忐忑不安。最好是让它存在回教党的主观理念中而不付诸于现实社会中，因为这样子做对回教党也没有损失；更何况如今回教党不仅执政吉打州，也参与执政霹雳和雪兰莪州，已是从乡村走进城市，不宜停留在过去的思维，而是要用新思维来考虑这是一个多元社会。他们同意把这样的课题提到学术层次来探讨，无需在现实社会中喋喋不休。

我认为回教党作为一个服膺民主（即便在1986年大选只剩下一位国会议员也不气馁，显见他们对民主的尊重）的政党，不计选举中的得失，坦然接受民意裁决，因此在选举胜利后，更应尊重各方民意，认同多元社会的不同族群有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

唯有政党不自以为是，愿与民主共浮沉，才能使民主政治趋向成熟。因此回教党的“再转变”自我揭开被认为“神秘和难以理解的一面”是完全必要的。政党政治本身不能单为宗教而斗争，它还有更大的使命是为各族人民服务，以符合马来西亚的国情。

对此，陈升顿表示他走进回教世界后又走出来还是一个样子，仍然是华裔回教徒，为华社请命。他相信吉打州的回教党政府会以吉打州各民族的利益为依归，华人不必耿耿于怀。而我也建议应多聘华人事务官，让他们有效地反映华社意愿才不至于因误解而分离。因此当务之急是回教党主动与非回教徒沟通，缔造一个公平施政的平台。我欣慰他们也给予正面的回应，我们就等着他们的治州方略如何取信于全民。

（原载于2008年5月14日《南洋商报》）

领悟李三春的“先见之明”

国阵这个组合在70年年代提出时表面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它确实在更大程度上塑造了一党独大的局面，使到巫统不但掌握全局，而且成员党越多，越显示巫统的轴心地位。这是“513”悲剧后马来西亚形成的一个政治分水岭。当巫统主席敦拉萨在1974年倡议联盟扩大成国阵时，几乎是一片赞成和欢呼声，咸认为新的时代（减少政治斗争）已经降临。但有一人持有不同的看法，担心国阵成立后将削弱马华的地位，他就是在1974年4月出任马华代总会长的李三春（因陈修信辞职），因此马华是最后一个参加国阵的人（国阵在1974年6月1日正式注册）。如果说当时李三春背负压力“抗拒”国阵组成是不顺应潮流的话，那么在今天看来，李三春是有先见之明。因为经过40年的实践证明，国阵的种族性组合已因成员党之多，除了貌合神离之外，更以巫统马首是瞻，甚至相互争宠。久而久之，在积重难返下，造成巫统的一些领袖和新起的一代变得傲慢和偏激，完全不理其它成员党的感受（例如一连三年举剑；任由拉布条羞辱首席部长；揶揄马华部长在马来选区胜出等等）。这看在百姓的眼里，又痛在国阵其它成员党心里，却又无力改变一党独大带来的后遗症。也只有在本届大选后，才听到其它成员党在检讨失败时，把巫统当成鞭策对象。若是在大选前就向首相谏言，大胆制止种族和宗教上的歧视言行，情况或者会有所不同。

在这方面，李三春当年领导马华时（1974-1983）所诉诸的手段今日看来是有一定的道理，也有其“政治的正当性”（站在马华的立场）。他先是反对将联盟扩大，希望保持华巫印三大政党的合作，以求马华及国大党合起来所发出的声音能对巫统有所克制。可惜因为1969年大选马华失利，发言权相对减少，再加上“513”后敦拉萨崛起，提出“以党（巫统）治国”的理念，决意收编反对党；又巧遇马中建交头等大事淡化了执政党重新洗牌的隐忧，以致李三春若再坚持不加入国阵，便成为“螳臂当车”的人，可能使马华失去一切。更何况当时巫统也是拉拢回教党加入，马华就没有理由反对民政党和人民进步党的加盟了。在进退维谷下，李三春知道马华的地位已大不如前，搞不好会被民政分化其代表性。

于是他后来的战略转移到在内部斗倒民政党，以防止马华被边缘化。也许他要感谢行动党在1974年把人民进步党在霹雳推倒而少了一个对手。接着在1977年当巫统赶走回教党后，李三春认为时机已告成熟，乃在1978年开始向民政“开刀”。目的无非是要向巫统展示马华是唯一代表华人的执政党（在西马）。

虽然李三春在任期间无法得偿所愿，但也多少表现出马华不再窝囊；尤其是他本身在1982年移师芙蓉对垒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而胜出也让巫统对他刮目相看。即使如此，他也无法挽回马华在国阵内虽名为老二，确不是真正老二的地位，只能忝为国阵的成员党之一。

1983年李三春之后的接任者，终于尝到政治苦果。在马哈迪强势领导下，又是受气多过挺腰面对强权。唯有在本届大选后，我们才警觉李三春当年之所作所为原来是先知先觉，不是杞人忧天。如今阿都拉选后坦然接受民主裁决并决心改正弊端，正好给黄家定一个大胆直言的机会，以改变马华的屈从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家定有必要领悟李三春当年的苦心是不希望马华被矮化和出现一党独大的格局，因此当下马华求变是一个大前提。如果民政不愿离开国阵，马华就需要主动启开谈判合并之门。既然黄家定的策略是与民政“和平共处”，而不是李三春时代的“一山难容二虎”，就不存在消灭一方之说，而整合不一定是合并，可以先成立联合工委会，以形成一个较强大的政治实体，才来探讨下一个步骤。

一旦马华民政变了，再加上国大党与进步党整合，兼之又影响东马九个成员党形成一个队伍，巫统自然要相应改变，无形中也打破了一党独大的局面，又回到联盟时代多元种族缺一不可的合作体。
这样一来，所谓李三春的“先见之明”，也因时局转变而成为一条政治大道理。换句话说，联盟也好，国阵也好，虽然是种族性政党的结合，但相互尊重，多元取向，而不是唯我独尊，从而彰显其非种族性理念才是当务之急。若是保持原状，言而不行，只能自我设陷。因此黄家定与其守株待兔（等待巫统自我转变），不如坐言起行，为马华打开一个新政治局面，促成国阵重新组合。这也是李三春所要做而做不到的政治议程。

（原载于2008年5月9日《南洋商报》）

廖仲莱任重但不宜久留

在恭贺廖仲莱受委为马华槟州联委会主席的同时，我也为他操心。不是因为他的领导能力，而是以一位外州人“遥控”这个派系分明的政治地盘着实不容易。它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盘根错节的“传统”，也有不易攻破的“壁垒”，不是开开会议或通过电话指示就能成事。在这方面，相信曾经领导槟州马华3年有余的陈广才有最深刻的体会，如今交棒于廖仲莱，等于把一粒热山芋转手。这对廖仲莱来说，也许是他从政以来的最大考验，他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政治环境，似乎是“天将下凡”。如何管及如何整合成为他的第一道难关。

还有廖仲莱今年只47岁，是马青总团长，而在槟州马华区会的主席少说都有50岁以上乃至更高龄，他们都是在各自的区会建立起一定的势力，也掌控党中央代表的票源，可谓老树盘根。一向以来都把属下的马青团视为“儿子”；同样也把马青总团的领导人视为他们的后辈。今天由后辈来管长辈，在心理上这一道坎极不容易跨过，因为在他们看来，好像变成“小子管老子”了。这就是廖仲莱的第二道难关。

第三道难关是今日槟州马华在大选后遍体鳞伤，再一次遭遇“全军覆没”。这已经是第三度被反对党“踏平”地盘，正陷入迷惘之中。除非廖仲莱真的是上天遣来的具备盖世功力的天将，足以在短期内重整士气与凝聚力量，不然还是存在“看你怎么搞”的心态而产生改组的阻力。

为什么党中央不委任槟城人掌槟城，而需借助外来人来整理门户？这只能归因为陈广才这么久以来因种种因素仍然无法从槟城人中找到一位强者驾驭各方，尤其是今天选后的“哀兵遍野”，更是“山中无老虎”，才又衍生出外将调派之计。孰喜孰忧，见仁见智。这主要是人们普遍认为没有部长职的人管不了槟州。也许有人在问，为什么不找出另外一个林建寿来？
在这方面，不妨点出槟州马华的“独特性”，以供廖仲莱参考，或者能从中找出症结所在而对症下药：

(一) 从1957年独立到1969年的12年间，槟州马华主席一向由大商家担任，如吴瑞琴、连裕祥到苏承球。他们因为凭财雄气大足以镇住马华上下；反而担任首席部长的王保尼只能叨陪末座，未能挤入马华主流，形成“党政分家”，也造成马华是资本家政党的形象。

(二) 1969年大选马华在槟州“全军覆没”后，陈修信痛定思痛，委任会计师岑亚就出任主席，一改大资本家形象。但岑亚就是好好先生，不是搞政治强人，马华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当李三春于1974年接掌马华后，看到不对劲，马上委任林良实及李永枢辅佐岑亚就重整党务。

在1976年时，李三春不得不亲自兼任槟州马华主席，因为那时林良实还不成气候，尚不足和民政的林苍佑“等量齐观”。原来他当时心目中已有适当人选，就在兼任半年后于1977年委任林建寿出掌槟州马华。

这之后，林建寿（原社阵总秘书）用反对党的激烈手段为槟州马华来一个“革命”，在李三春配搭下，给予林苍佑极大的威胁。马华也因之在1982年与民政“平起平坐”，争取到与民政8对8席位的分配。
可惜林建寿搞过了头，未能使马华赢得的议席超越民政，连自己也输掉了。加上1983年李三春出走马华，一时群龙无首，马华陷入党争，林建寿也失去依靠，在1984年退隐政坛。

崛起的是李永枢。他是在陈群川派夺得党领导权后在1984年成为槟州马华一方盟主，各路诸侯臣服其中。不过在1986年败选后，李永枢已因与新会长林良实不咬弦而在1987年卸职，换来了石清霖当政的年代。

石清霖凭着林良实的庇护，从1988年到2000年担任槟州马华主席，因为有强势领导的林良实控制全局。石清霖又再成功地成为各路人马“效忠”的领袖。

石清霖走后，在2000年推荐黄锦鸿接班。可惜手腕缺乏老练，引致党内派系倾轧不已，结果在2005年有了陈广才“驻守”槟州的故事。

陈广才不是李三春，没有及时从槟州发掘强人来接班，以致让自己“超期”而导致槟州马华暗流汹涌浮上台面。在2008年对候选人的排阵的大伤脑筋即为一例。

因此廖仲莱在“危难之急”奉命调和派系斗争真是任重道远，但“此地”不宜久留，他必须在一年半载内找到一位本地的而非外来的强人来面对新政治格局的挑战。这就是说，廖仲莱应该仿效李三春而不是陈广才的做法，免得任期过久而分散了身为部长及总团长公务繁忙的精力。惟其如此，槟州马华才能在困境中破茧而出。

（原载于2008年4月30日《南洋商报》）

林苍佑与安华

历史重演在某种意义上是指相似之处，虽不尽相同，但反映了彼此之间的巧合。就拿林苍佑和安华来说，他们的政运又是何其相似，不得不令人感到惊讶。

以下的历史事件折射两人的政治历程似乎是“无独有偶”的﹕

1、1958年是林苍佑从政以来最辉煌的记录，他当选马华总会长，意气风发，排名几乎是巫统主席兼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之下的万人之上。虽未有官位，但仍是国会议员兼槟州议员（指1959年大选前）
1993年是安华依布拉欣从政后的最辉煌的记录，他官拜副首相兼财政部长，在巫统党内已是第二号人物，春风得意，排名在巫统主席兼首相马哈迪之下的风头甚健的政治精英。

2、1959年，林苍佑与东姑阿都拉曼因对国会议席分配闹僵而决裂。前者要求分配马华1/3席位（至少35席至40席）；后者则分给马华28席，后来同意增至31席，但却是在边缘化林苍佑下，与陈修信派达成协议。候选人名单不但未由总会长提呈，甚至连林苍佑也不是候选人，终于导致东姑与林苍佑的分道扬镳。

1998，安华与马哈迪关系恶化，结果前者被革除所有官职并被开除出党。切断了安华与巫统的关系，也启开了马哈迪与安华的激烈斗争。一夜之间，安华被投进了“政治黑洞”，与当时的林苍佑同病相怜。

3、1961年，林苍佑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从外部与马华公会斗争。这个党原先把大本营设在芙蓉，因加盟的陈世英与郭开东（皆国会议员）拥有芙蓉市议会的控制权。1963年林苍佑坚持走多元路线，与陈世英一派闹翻，乃告仳离，民联大本营迁回槟州，但已是一穷二白，没有任何议员。

1999年，安华在身系囹圄下，通过其夫人旺阿兹莎组成国民公正党，并与回教党及民主行动党前所未有的直接组成“替代阵线”，准备从外边予国阵痛击。安华在一无所有下鼓吹的“烈火莫熄”运动在燃烧，在马来社会卷起政治浪潮。

4、1964年，民联党单凭林苍佑的个人魅力与声望参加大选，但未能与反对党达成协议，而是各行其是。在面对印度尼西亚对抗形势有利联盟下，民联党只能取得一国四州（俱在槟城），未对执政党的联盟构成威胁。林苍佑以在野党身份出任槟城反对党领袖。

1999年大选，安华魅力产生的安华效应在马来社会发酵，直接冲击马哈迪领导的巫统。反对党虽然合作，但在种族政治笼罩下，只回教党大有突破，公正党失多得少，行动党也有退无进。尽管巫统失掉32个国席（回教党27个及公正党5个），但国阵其它成员党大捷，仍维持2/3优席。安华夺权美梦未果。只能成为反对党精神领袖。

2004年大选，在公正党与行动党各自上路下，反对党阵线形同虚设；又面对阿都拉首相旋风猛刮，反对党溃不成军。公正党只保1席，回教党失掉丁州政权，行动党仅略有进步，国阵则空前大胜。安华魅力被认为黯然失色，甚至有人认为不再存在安华效应了，其政途蒙上阴影。

5、1968年，林苍佑改弦易辙，带领民联党加盟新成立的民政党；又与民主行动党，人社党合作以一对一抗拒联盟。

1969年大选，林苍佑时来运转，民政在槟州秋风扫落叶，夺下16个州议席（共24席），上台执政，槟州变天，林苍佑出任首席部长。

从1959年的失意到1969年的东山再起，林苍佑用10年的时间才扬眉吐气，正应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至理名言。

2008年大选前，已于2004年9月（大选后）出狱的安华，再次把已失效的反对党阵线重新组成起来，但格局有所不同，而是采取一边与回教党合作，另一边与行动党合作的三角关系。通过无数次的政治集会，安华效应再起，终于改变马来西亚政局，反对党共取得5个州执政权，且在国会拥有82席，打破国阵2/3席。安华再探出头来。

从1998年到2008年，安华也是用了10年的时间才再从谷低爬上来，并成为“人民联盟”的领袖。在充满变数的政局中，安华下一步怎样走，我们拭目以待。

（原载于2008年4月26日《南洋商报》）

民政党的原点和起点

本来，原点和起点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是一码事。但3月8日过后，民政党内有人喊出回到原来的地方重新开始。每每以林苍佑为导向，而忽略了民政的原点在哪里？因此本文试图将原点和起点分开来讲，以厘清民政党究竟是怎样来的？

严格来说，民政党的原点起于陈志勤。这位原是劳工党领袖的议员在1967年被党内激进派标签为右派人物而大举批判后，身感在党内无立足之地，因而找了在马大执教的王赓武教授商议组织一个新政党。后者表示认同，陈志勤便分头接触在新大任教的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及在槟城的林苍佑，再加上原劳工党温和派人物等，终于在1968年3月24日正式成立。

由于林苍佑是率领民主联合党集体加入，因此民政党诞生之后不是一穷二白的，它拥有两位国会议员（陈志勤及林苍佑）及4名槟州议员。虽然主席由马来人出任，宣言及党章乃出自陈志勤之手，王赓武有参与其中，但党的大本营则是在槟州，因为林苍佑不是空手入党，而是赋予民政党一个生命的活力。根据我在2003年对王赓武的访谈，他特别强调陈志勤是发起这个党的灵魂人物。如果没有陈志勤的游说，不会有民政党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同样的如果没有林苍佑的加盟，民政党只是知识分子的理想政党，有将缺兵，因为陈志勤等人拉不动劳工党党员参与其中。

1969年的大选把民政党送上槟州执政地位，林苍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成了民政党的另一位灵魂人物。很难想象没有林苍佑的民政党能如此顺利的“改朝换代”。于是它被当成民政党的一个起点。

从原点（诞生）到起点（执政），就是那么一转眼（一年）的功夫，令人刮目相看。不幸的是这两位灵魂人物在1971年交恶。陈志勤的中央派要更换首席部长（以陈朴根取代林苍佑），而坐镇槟州的林苍佑则挤掉陈志勤的“中央派”，成功夺权而把民政党的总部从吉隆坡搬回槟城（正如成立于1961年的民主联合党，林苍佑在1963年将大本营从芙蓉移回槟城一样）。被排挤的陈志勤也就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与民政党打对台。这样一来，陈志勤在民政的历史功绩全被抹掉了，剩下林苍佑是名副其实的民政党的舵手。

1972年，林苍佑为稳住政权（因后来有4名州议员过档社会正义党，民政只剩12名州议员，刚好是总数24名的半数），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当时有4名巫统州议员），为民政也就“再转变”了（更在1974年正式加入联盟扩大的组合──国阵）。

从那一刻起，民政党在林苍佑的领导下，引进了一批又一批的精英，他们包括林敬益、梁棋祥、李裕隆、陈忠鸿、吴清德、许岳金；80年代又加入了曾永森及其人马、许子根、郭洙镇、王天庆及江真诚等华教人士。民政党终于蜕变成一个全国性政党，但华基政党的色彩越显浓厚，虽然民政从未改变它的多元理念，以马来西亚人作为它的斗争平台。

不论民政党怎么变，它唯一不变的是槟州依然是它的大本营，也是它立足在国阵的筹码。因此难怪民政党内一提起它的起点，都不约而同的指出林苍佑，他们不提原点（也想忘了原点），因为那是不光彩的内讧与逼宫，陈志勤自然没有历史定位在其中。

真没想到，3月8日那场政治海啸，竟然荡平了民政的大本营。这对刚接任民政党魁不到一年的许子根来说，实在是如雷轰顶，败得突然，也输得莫名其妙。虽然民政尚有2国4州议席（如同民政原点的数目），但没有一个在槟州，要怎样回到起点？已是备受考验；尤其是当下的领导层都是民政在朝后加进来的，他们断了民政在野的那一层，缺乏在野的磨练。如今只好一切重新来过，也就要从林苍佑的身上及陈志勤的身上寻找回过去的轨迹。这就是目前民政党领袖面对的巨大和严峻的挑战。换句话说，它既要回到起点，也要回到原点。


（原载于2008年4月18日《南洋商报》）

君主立宪与王室角色

马来西亚是个很独特的国家，虽然西马版图不大，但在英国人来到前已存在9个小王国。因此当英国于1786年踏足马来亚时，它的第一个立足点只是在槟城，后来才扩大到威省、新加坡和马六甲。及后英国在1874年通过邦咯条约将权力的鞭子伸入联邦内陆。换句话说，英国是在不同的年代逐步地拥有整个马来亚的行政控制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后）英军重临。不久，便迫不及待地推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宪制，不仅没有考虑到9州苏丹的地位，也未保留马来人的特定地位，引发马来人大团结。在拿督翁领导下，一个命名为“巫统”的政党在1946年成立。它成功地结合苏丹的力量，与英军政府展开谈判，乃在1948年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亚邦联”宪制，苏丹的地位因而保留下来，而且马来人的特权也得到恢复。从那一刻起，巫统与各州苏丹的命运便结合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当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时任巫统主席的东姑阿都拉曼为新兴国家确定了“君主立宪”制度，规定国家最高元首由9州苏丹轮任，每5年改选，启开了世界独一无二的君主也轮任选举的制度，与马来亚的民主选举相互辉映。由于巫统“有功”于苏丹，而反过来苏丹又安于本位，各司其职的稳定了马来亚政治，并在关键时刻相互配合，造就了巫统掌控了国家的权力核心。不论是东姑时代，敦拉萨时代乃至胡先翁时代，他们与元首和苏丹的关系是至为融洽的，元首也在首相的忠告下先后颁布紧急法令，解决砂州宪制危机；“513”危机及吉兰丹宪制危机。

但在马哈迪于1981年上台后，他在1983年开始通过国会修宪限制了王室的某些权力而引发一场宪法危机。如颁布紧急状态权力归到首相手中；国会通过的法案或修宪，在特定的日期自动生效。

1993年又取消王室成员的免控权。由于马哈迪的强势领导，即便首相与王室之间关系间有失调，也未有对峙局面，所谓危机又再化为相安无事。

虽然如此，最高元首也还是被某些方面认为是“最后的一道防线”，以阻止所谓的“不公平”的事件发生。例如在1988年，最高法院院长沙烈阿峇斯认为首相“对法官作出严厉的指控”而要求元首关注。结果爆发了司法大风波，包括院长及法官被停职调查而导致3人被革职的大件事。又如在2007年，净选盟的大示威，也通过以安华为首的反对党阵线向最高元首递交一封请愿书，以要求民主选举是公平与干净的。

不论是沙烈阿峇斯或安华，他们都知道在“君主立宪”下，在宪法修正后，首相拥有的权力才是最大的，但他们还是向元首作了“投诉”，那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唯有最高元首能够有这样的身份来过问首相。至于能不能发生作用，就非他们所能知道。由此可见，元首在他们的心目中，享有崇高至上的地位。

其实，立国以来，元首和各州苏丹都明白“王权”是需要顺应民主政治的。但在适当的时候，还是有角色可以扮演的。就如最近大选后出现的局面，由于执政的国阵在国会拥有绝对的多数席，阿都拉也就顺利再被元首委为首相进行组阁，其间没有任何争议，显现了相互尊重的精神。

同样的，服膺于民主政治的阿都拉首相，也尊重民意，让5州由反对党人顺利执政，而相关州的苏丹在此时刻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挑选州务大臣方面只要求恰当人选而不是否定反对党的“改朝换代”。虽然间中有一波三折，但格局并没有改变；尤其是在雪霹两州，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非马来人的副州务大臣，也就使到问题变得有些棘手。从历史上来看，这些马来州属（过去是马来小王国），一下子要做大幅度的改变，似乎又适应不来。苏丹在此时的折冲樽俎就需要用智慧与权力了，首相是不能代劳的。

至于由国阵（巫统）赢取的另外两个州属，即玻璃市与登嘉楼的州务大臣人选，虽有风波，更有僵持不下之虞，也不能解释成“王室干政”或“苏丹与首相之争”，更不是宪制危机。因为苏丹还是从赢得大多数席位的政党中挑选人选，而不是阻挠执政。在首相的深明大义下，也接受相关苏丹根据州宪法委任大臣，一场风波也就随之划上句号。

尽管有人提出未接受执政党的推荐人选是有“王室干政”之嫌，或担心“王权膨胀”，对民主政治的发展有所不利。但若换另一个角度诠释，若是被选中的人选是具有公信力的，是从执政党人中挑出，也是符合民主程序。只是苏丹不公布因由，自有其考量，尚不能解释为“王权抬头”，只能说起“杠杆作用”。在这方面，即使今次大选国阵受重挫，巫统也备受冲击，致政局出现变数，但不变的是：阿都拉首相坦然面对，说他是国家民主的大推手，也不为过。就此评价阿都拉，他是开明与民主的首相，并以冷静的处事手法让一切在平和中转变和过渡。我们不是一如既往的车在跑，人在走吗？民主与君主立宪配搭得相得益彰，真要感谢前人对民主政治作出巨大贡献。

（原载于2008年4月15日《南洋商报》）

人民联盟“定中有变”？

成立“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是安华1998年下野后的一个梦想，10年后才梦想成真。虽然10年前他曾经成功地拉拢回教党和人民行动党与他联手对抗强大的国阵；也在牢中通过其妻子旺阿兹莎组成国民公正党（1999年4月），得以和上述两个反对党再加上人民党合组成“替代阵线”，但同年的大选都未尽如人意，只是扶起回教党成为替阵的老大.

抑有进者，坐大的回教党因狂胜而向“回教国”迈进，导致行动党在2001年与“替阵”切断关系。至此反对党联合阵线已形同虚设，不再具有威力。2004年的大选国阵大胜证诸了“替阵”已是“无牙老虎”，以惨败收场；行动党也好不到哪里去。

尽管在2004年3月大选半年后出狱的安华并不死心，但在形势比人强底下，要重组反对党联合阵线已非易事。也许安华要“感谢”巫统关起大门，迫使他不得不倾全力通过公正党（2003年已与人民党合并，改成人民公正党）杀出一条生路，而摆在他面前的坎坷道路又是困难重重。因为在种族政治已形成大气候底下，反对党又如何打破国阵不败的神话呢？

但安华执着地认为只要反对党真正联手起来，肯定大有作为，不但能破国阵的2/3优势，而且可能有意外的收获起而执政。鉴于行动党和回教党已是“划分界线”，“老死不相往来”，安华唯有退而求其次的左右逢源。就这样安华又组成了十分松弛的反对党组合，目的只是避免三角战，以给国阵一个震撼，绝口不提两线制，因为1990年的先提出两线制概念，结果功败垂成，不能再重蹈覆辙。

讵料3月8日晚上的一场政治海啸或政治地震彻底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也证明了安华的预言有其依据。不过这一次安华不再为人做嫁衣裳，而是选民把三个反对党都平均地送进政治主流，夺下了4个州政权和保住另一个州政权，各有所得又各胜其位。

老实说，如果没有安华，反对党绝不可能有此辉煌战绩。当然也因为选民对各种弊端有所不满，也就一口气把反对党扶了起来，竟而破了国阵的2/3席位。经过十年的卧薪尝胆，安华终于又再熬出头来。

但安华也深知三党合作的脆弱性，若不再跨前一步，化解矛盾，又会再有生变。于是一个“人民联盟”也就在4月1日急快出台了。安华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主导了民联的未来命运。

究竟“人民联盟”能否持久，内部矛盾是否能缓和尚是个未知数，但它确是前所未有的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版图。一时之间让人看到两线制已告形成。因为独立50年来，马来西亚的反对党也曾有过尝试，就是未能建立起两线制。前有劳工党、人民党及国民议会党组成的社阵（1964年败选后分崩离析）；后有民政党、行动党及人民进步党、人民党的联合阵线取得不俗成绩，但不久就瓦解（1969年胜选后又被执政党收编，剩下行动党孤家寡人留在反对党内）。下来的46精神党，回教党与民主行动党再加上沙巴人民团结党的“两线制”阵线一样无功而返（1990年的大选只壮大行动党，协助回教党夺回丹州，而46精神党雷声大雨点小）。

虽然如此，安华还是认为反对党不合作就没出路，因此，他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最后的赌注，专攻混合区（一向被视为国阵堡垒区），不再与回教党争地盘，也不太与行动党争华人选区。这种陈陈相因的老套在执政党看来是不成气候的，也无法与强大的国阵抗衡。在掉以轻心下竟被反对党翻盘。
“人民联盟”就在不经意求成下而成形了，目的无非希望借此巩固三党合作，达成“变中有定”。但我们不能就此认定两线制已经成熟，这也未曾列为反对党的议程，尤其是行动党对回教党仍是“心有千千结”，谁也不知道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另外，由于目前政治变数，尤其是巫统正面临内部的求变与斗争不断提升，随时都可能发生“人民联盟”与东马有条件的合作，毕竟“人民联盟”尚缺东马这一大块有待圆满；自然也对巫统变化有所期待，以便有所收成。就此而言谁又能排除阿都拉与安华意外携手应对马哈迪及党内领袖“逼宫”的可能性呢？只要彼此为国为民，以大局为重，存在互动，而不是一再排斥而持续没完没了，则马来西亚政治也许会再来一个大洗牌。安华提早走回权力核心的日子也许不会太久。这就是说，“人民联盟”制造的“两线制”或者“定中有变”。

人民现在问的不是“两线制”形成了吗？而是国家政治何时安定下来？这就要政党领袖和政治人物拿出政治智慧来。

（原载于2008年4月12日《南洋商报》）

重新审视“再转变”的回教党

本届大选结果回教党涌现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所有人民，尤其是华裔更是要重新审视回教党在大马政治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说过去50年来，我们都把回教党归纳为马来人的政党，只是在马来人占大多数的地区和州属和巫统争天下，与华社和城市人民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这次大选就明显地告诉我们：回教党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像巫统那样，走进城市和非城市地带，同样获得选民的支持。因此再也不能把它视为“乡村”的政党，而是一个立足于大马城乡社会的其中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政党。它有利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

从这个角度来诠释回教党的蜕变是相当曲折与具有时代意义的。它是于1951年由一批宗教界人士脱离巫统而组成，大本营原是在威省，后来移到吉兰丹去。初时被称为PMIP（Pan-Malaya Islamic Party）。 1972年易名为Parti Islam SeMalaysia，简称PAS。不论是PMIP或PAS，都是同一个政党，也与宗教挂钩。但有趣的是，回教党在萌芽茁壮的年代，请来了一位具有左翼思想的民族主义者布哈鲁丁医生来当主席。布哈鲁丁原是1950年被查禁的左翼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的主席，也于1955年联合布斯达成立左翼的人民党（这个政党于1957年与劳工党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

这就是说，回教党在独立前后并未走宗教路线，而是与巫统一样，高举民族主义旗帜，但其宗教色彩较巫统浓一些。因而在1959年的大选，回教党崛起成为第一大反对党，连夺两个州议席（吉兰丹和登嘉楼）。虽然不久后登州政权易手，但不容否定的是回教党已在东海岸立足。它是一个半朝半野的政党。

1969年的大选，回教党仍然是反对党的老大，以丹州政权和12个国席联同其它反对党震撼联盟的统治。1972年与巫统共组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这显示了回教党虽以宗教取名，但打出的仍是民族主义的牌子，能够与执政党成员“治国治州”。

讵料1977年巫统与回教党关系恶化生变，被逐出国阵。竟在1978年的大选中将吉兰丹州政权断送，只剩下2个州议席，也只保有6个国席，是为回教党最失落的年代。但这个政党的生命力是旺盛的，它开始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东山再起，那就是将宗教色彩转浓，以和巫统再作斗争。另一方面，它也认识到单靠本身的力量是不足以产生巨大的压力，乃在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结果再爬起来，夺回了吉兰丹执政权（较有宗教倾向的法兹诺于1989年成为回教党主席，掀开了回教党的宗教主义的旗帜）。

1999年的大选是回教党的“黄金时代”，它又与安华的国民公正党（2003年易名为人民公正党）及民主行动党三结合地向执政的国阵挑战。虽然华印裔社会并没有心理准备接纳回教党，但回教党借“安华效应”再一次破茧而出，赢得丹登两州执政权，且拥有27个国席。行动党因与回教党合作，在华人选区有退无进，连林吉祥和卡巴星也双双落选。

2001年，坐大了的回教党无视于“安华效应”和其它族群的感受，竟明显地打起宗教牌，力图政教合一，迫得行动党宣布从此与它一刀两断，否则势必在华人社会抬不起头来。行动党与回教党的决裂明显因宗教因素所致，回教党要推行它的回教国，也刺激巫统不得不回应，因而在那一年马哈迪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压下了回教党的叫嚣。由于巫统与回教党的斗争升级，行动党也就离回教党越来越远了。所谓“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这种心态在2004年的大选最为深刻地反映出来，但在阿都拉旋风下，回教党离开安华的护航也遭惨败，甚至差一点失掉丹州政权。国会议员也只剩下7个；行动党勉强地有小进步，包括林吉祥及卡巴星重返国会。

2008年大选，回教党在痛定思痛下，接纳了安华的忠告，“再转变”不再打宗教牌，行动党在高度戒备下也没有料到与它不相往来的回教党竟能有意外的突破，不但保住丹州政权，而且一举拿下半城乡的吉打州，更向城市化的雪霹州挺进，战绩不逊于行动党，也几乎与公正党平分秋色。这样一来，反对党阵线已是鼎足而立，谁也缺不了谁，尤其是在雪霹州。

如果我们从回教党吉打州务大臣阿兹占保证不实施回教法及雪回教党主席哈山阿里列出的9大个人操守准则来看，它与行动党要求的公布财产，不准滥权和贪污是无二致的。既然回教党已意识到非马来人给予的支持才使到它有大转变，也认同不打宗教牌，那么回教党还有什么理由再开倒车？只要它与巫统的理念相差不远，非马来人是没有需要排斥这个有历史性的政党。

正因为反对党的新执政阵线已是相互依赖而生存，而且非马来人包括华人也对回教党有所期望。因此行动党与之组成联合政府，淡化它的宗教色彩，并凭借安华来调和其宗教执着，达成政教分离，当会为马来西亚展示一个新政局来。这就是说，对回教党重新审视是刻不容缓的，也不应再有敌意，否则情势的变化就在掌控之外了。行动党思维的“再转变”也同样是当务之急了！

恢复市议会选举之商榷

大选尘埃落定，五个州属历史性地由反对党起而执政，因此有必要论述恢复市议会选举的课题。虽然修改地方政府法令权在国会，不在各州议会手里，但变通地使到市议员的甄选民主化也是必要的。如果要让民主政治更加完善，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在大选过后，有需要积极考虑民意取向。尤其是反对党执政的州，更应朝向民主化道路前进。先在市议会方面改革，其他地方议会可放慢一步。

我认为政府自1965年终止地方议会选举，已经有43年后应作检讨其利弊。虽然不敢说没有民选的市议会没有对民生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总是有遗憾和缺乏民主的机制，以致人民有事只得找国州议员协助，要他们也兼任市议员的工作，那是因为在人民的心目中，既是民选的代议士，就要为他们（人民）服务，否则就是“不好”的议员。人民之所以不多找市议员，一来是不熟悉也不容易找（市议员的任期一般都不长，每年委任一次，虽然连委可以连任）；二来市议员是委任的，好像“服务”不分选区；况且“老板”是执政党，不是选民。也没有必要向人民负什么责任。做得久不久或做得好不好，概由执政党鉴定，不是由人民来评估。因此直接找国州议员是最直接了当的。若是国州议员不兼任地方性的服务，那就会被人民唱衰。久而久之，国州议员当起市议员和地方议员的“职务”后，便可洋洋得意向选民炫耀长长的标青服务记录。把角色给混淆了也乐得其所，因为选民也喜欢这类型的议员。

既然这样，何不让人民也有一个民主的机会来票选市议员呢？如果人民被提供这样的机会，不仅有助民主的滋长，也可让人民分清楚他们选得是什么议员？不必为此而“错把国州议员”当成市议员或地方议员来使唤。
我记得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有市议会选举时，真是十分热闹。每三年一任，就由不得市议员偷懒了，而且那些受教育比较低的也有出头天。比如六十年代初期，派报员的骆万兴（社阵）就曾打败百万富翁出身的庄汉良（独立人士，他后来成为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也曾是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不必高学识，选民要的是服务型的人。

又比如1963年的乔治市议会选举，林苍佑派初出茅庐的郑耀林（民联党）去打社阵总秘书林建寿，结果受教育不高，但勤于服务，沿户拜票的小伙子把巨人给打倒了。这真是舍得一身胆，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写照。可见选市议员不是比学识，而是比服务。

若有市议会选举，行动党的谭咏发就有机会上阵了。因为他的地方性的服务和曝光率比其它国州议员或委任市议员还要多，自然中选的机会高。

虽然昔日社阵从1958年起即执政乔治市市议会，但它拥有的议席也是有变化的，曾有14席对1席的优势，也曾有9席对6席的比例。那是因为人民有选择权，不会一面倒向执政党，也不会一概否定反对党。因为城市的选民都是成熟的，他们会选出服务型的市议员，每个政党都有机会取得执政权。

槟州大选形势分析─国阵力保政权，反对党有突破

全国大选投票日已十分接近了。焦点之一的槟州也陷入一场激烈的争夺战。情况又回到1990年国阵与反对党联盟的一对一的局面，所不同的是，反对党喊出要破1/3的席位，而执政的国阵要力保2/3的优势。这表面上看来是没有太大的冲击，实际上都是内藏玄机的斗争。因为选票有时候是控制不住的。例如1969年的变天就是反风大起，任谁也料不到也挡不住。

不过经过1990年的交锋后，槟州选民看到一个微妙的局面出现，那就是反对党的大赢家只是民主行动党，独在槟州议会（共33席）占有14席，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而与之结盟的46精神党却一席也拿不到。结果出现巫统12席，民政7席的执政局面。所幸还是由民政的华人担任首席部长（即许子根），不然那个时候华裔首席部长可能成为历史。

正因为槟州的华裔选民看到局势的微妙和对华人主导政权潜在的危机，因此在下来的1995年，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大部份的槟州选民都巧妙地州投国阵，国投反对党，目的无非是希望保住华裔首席部长，但又不希望反对党失去声音。当这样的情意结牵动选民的投票意向时，也就出现反对党在州立法议会一蹶不振而在国会有斩获的局面。这不是什么猜不透的心思，而是大多数选民存有的心态，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但转入2008年，槟州的选民还会一如既往地做出这样的选择吗？根据市面上的一般反映，选民不希望反对党太过单薄，也不要执政党太过强大，对于槟州议会来说，他们也开始反思究竟在过去一连三届把反对党几摒于州议会门外，是否是适当的？是不是只要反对党在国会，州议会就不需要反对党来监督了？答案是国会要变，州议会也要变，但所谓变是希望壮大反对党的声音和力量，不是喊出“改朝换代”的口号。

既然民心有所思变，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说的反风正在吹起，我们都要有此心理准备，即反对党应壮大到什么程度？一般可以接受的比例是执政党2/3席，反对党1/3席。当然由于投票是个人的自由和秘密的，也就没有人可以测知其结局是否是这样的？

在这样的大风吹底下，槟州的选区也随之出现改变中的变化。国会方面共有13席，巫统有三个国席是被列为稳操胜券的，即甲抛峇底区（首相阿都拉），‚打西牛汝莪（第二财长诺莫哈末）及ƒ浮罗山背。至于巫统的另外两个选区峇东埔及高渊则属于竞争激烈的选区。

民政的四个国席，即升旗山（谢宽泰）和峇都加湾（许子根）被列为可以取胜区，而日落洞区因派新人上阵，陷入苦战，丹绒区也无望夺回。

马华公会参加的四个国席，有三席原落入行动党手中，即大山脚（章瑛），峇眼（原林峰成）及武吉牛汝莪（卡巴星），只剩下峇央峇鲁是安全区，但因为本届大选，马华派新秀黄秀金上阵取代勉强下车的黄锦鸿，掀起一场内斗，也损耗马华的固有力量。因此已被列为五五波，不再被视为马华囊中物了。

如果从反对党的消息分析，本届大选行动党被认为有望夺得5个国席（增加1个）；人民公正党也声称有望取得3个国席（增加2个）。若是反风产生效应，则13个国席中，国阵保住5席，反对党取得8席，无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它们的巨头，如阿都拉、诺莫哈末、旺阿兹莎、许子根及林冠英都会顺利过关。

不过，反对党国席多过执政党不意 味着它们在州议会成正比例，也就是说反对党很难也极不容易拿下24席而变天。反对党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换句话说，反对党本届放眼中的只是1/3席，希望能从执政党手中多夺得13席（上届反对党只有2席），总数是40席。

巫统的15席中，被认为与反对党激烈争夺的是峇东埔属下的三个州议席；公正党及回教党希望分别拿下2席及1席。巫统在高渊区辖下的2个州选区虽也进入争夺范围，但巫统的胜算较高，不过在槟岛的峇都茅区，被视为五五波。换句话说，巫统有11个州选区的胜面较大。

民政的13席中，目前有3个州选区被列为是备受冲击的选区，反对党认为有望出线，即植物园区，峇都兰章区和武吉淡汶区，至于 另外10个州选区，尚未接到有太大的转变，情况对执政党较有利，但也不能小视反风的吹袭，同样要提防党内的矛盾激化而影响战绩。

马华公会的10个选区，有4个已列为灰区，正与反对党进行肉搏战。这4个选区是槟岛的垄尾、阿逸布爹和威省的峇眼惹玛及巴东拉浪，再加上双溪浮油是劣势区。因此其它5个选区马华暂居优势，但如果反风再大一些，则光大区和斯里德里马会呈现胶着状态，只剩下3席是较为“可保”的。

国大党参加的2个州议席，即北赖和峇眼打南已不被看好，分分钟都会被火箭射下，因此执政党必须倾全力应对紧急军情。

从上述的分析，国阵将拥有26席（即巫统11，民政10及马华5）再次执政，如果间中再有3席闪失，也会以23席保住政权。至于反对党方面，它们可能拥有14席（即行动党9席，公正党4席和回教党1席）；若情势再多偏向反对党，行党或可拿下10席，公正党5席及回教党2席，形成17席的局面。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反对党没有拿下1/3席或多一些，则可能会出现行动党7，公正党4及回教党1的12席局面。

至于变天或反对党再次溃不成军的极端结果被认为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但世上无绝对，我们只能按新的形势作新的分析。因为要求改变，但还不是大变也是目前的心态。因此不论是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得步步为营，将危机转为契机，将劣势转为优势。关键是谁能转动民心，谁就占优势，就看这最后几天各党如何使出绝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