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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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30.11.15

恐怖组织无法无天 (跃马扬鞭)

刚在1113日发生恐怖份子袭击巴黎夺129条生命后,又证实马来西亚一名工程师曾德宏自今年5月被4名菲南武装份子掳走后,不幸在1117日被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所杀害,手段十分残忍,头颅被砍下来装在一个袋子内,然后弃置公路上。在被清道夫发现后消息传开,震惊国人。这是大马第一位被恐怖份子公然杀害的人质。
根据案情,在514日时,来自砂拉越的曾德宏(39岁)晚上7时半左右在山打根白沙岗湾海上的餐厅用餐时被武装份子掳走,同时也掳走餐厅东主邓玉芬(50岁)。经过6个月的折腾,邓玉芬突然于118日获释回来后似乎安然无恙,除了神情茫然外。有消息说,有人付了300万令吉的赎金,但真相如何,不得而知,因为三百万令吉赎金是一个大数目,有待当局厘清和澄清。
吊诡的是,消息又说,阿布沙耶夫提出以6.000万比索(558万令吉)换取曾德宏的释放,但因为一直未收到赎金,曾德宏被杀害了。是否是这样,我们也被蒙在鼓里。
其实,仙本那及山打根一带的旅游区已先后发生一些绑票案,有的安然无恙,有的则不知所踪,可还是有人不怕“牺牲”而把相关地区当作旅游胜地。如今悲剧一再发生,当局实在应该检讨怎样处置具有高度风险的旅游地点。虽然政府及首相纳吉已给予严厉谴责,但直捣恐怖基地也是极不容易的,更何况那是属于菲律宾的领土。
紧接着又有噩耗传来说,中国有一名人质樊金辉(50岁,担任广告顾问)于今年9月被夹持后,与另一名挪威人质奥夫斯塔(48岁,来自奥斯陆,今年正月在叙利亚被绑架),两人照片一齐上网,且开出条件要求赎金,但又未说明要多少钱。发出这讯号的是新崛起的“伊斯兰哈里发国”(俗称Islamic State,简称IS)。结果这两名人质在1119日被发现已遭杀害。
所谓伊斯兰哈里发国,现在称为IS,也被称为ISISISIL,都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跃的恐怖组织,且在2014年宣称这个“国家”已告成立,整个目的是要“解放”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和地区。
虽然中国主席习近平及挪威首相索尔贝格强烈谴责,但也一时未告知要如何反击?毕竟这是中国第一位公民被极端的IS组织所杀害。
根据国际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表的数据显示,单单在去年(2014年),全球死于恐怖攻击的人有32,658人;而在2013年则是18,111人在恐袭中丧命,死亡率增加一倍
有关恐怖攻击高度集中在阿富汗、伊拉克、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叙利亚。单这5个国家被夺走的生命占死亡人数的78%。今年以来,连续发生两宗恐袭的巴黎也已被列入恐怖份子针对的新目标中。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又揭露IS极端回教国已取代塔勒班,成为最大的恐怖组织,大本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
。虽然目前尚未有证据说明IS回教国与阿布拉耶夫的恐怖组织有什么联系,但他们的手段则是同出一辙的,既要钱,也草菅人命。
即使我们对恐怖组织的化整为零不易侦察,但也不能姑息养奸,它所带来的破坏与杀伤力在今日看来是十分严重的,也给人类的心灵蒙上阴影。
真没想到,当人类在努力遏制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刻,我们又迎来了另一个“看不见的对手”在张牙无爪,而且一个比一个恐怖和凶残。例如在1996年在阿富汗建立的塔勒班政权,除了让人民回到愚昧的时代外,也允许奥沙马的阿盖达(Al-Queda)恐怖组织设在阿富汗境内,两人狼狈为奸,把阿富汗搞得一团糟,更成为恐怖组织的大本营。

9112001年)发生美国两栋摩天大楼被恐袭,夺近3000人命后,美国政府决心在同年底扫荡塔勒班和阿盖达,也摧毁了在阿富汗的极端组织,包括奥沙马宾拉登也在2010年被击毙,但又有一些恐怖组织在2003年(这一年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起,恐怖组织包括塔勒班又再死灰复燃,而在2014年达到高潮。所谓“哈里发回教国”(IS)就成为所有恐怖组织的老大,呼风唤雨,实在不能姑息养奸。如果世界各国未能能真正集中力量端掉所有(至少大部分具危害性的)的恐怖组织,世界将永无宁日。

刊登于2015年11月30日《南洋商报》

台湾总统人选都是异性配 (现代春秋)

还有一个多月就是台湾的总统选举。本届大选有几个特色是前所未有的:
(一)2016年总统选举,三批人马都已排好阵势,其一是民进党的蔡英文配无党派的陈建仁,他在陈水扁当政时代曾任卫生署署长,一向低调,今年64岁,与蔡英文的59岁配搭,算是合适的。但看来陈建仁不会是未来总统的接班人,因为8年后(若蔡陈组合可执政8年),陈已72岁了。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在情非得已下成了党的总统候选人,主要是因为较早前国民党内定的洪秀柱(女候选人)的民调一直落后蔡英文,也就被撤换了。
虽然朱立伦当下是国民党主席,也是新北市市长,但他也挑选一名无党派的女候选人。这个人就是54岁的王如玄;而朱立伦也刚好54岁,并曾经与王如玄同事。当他任副行政院长时,她则是担任行政院劳委会主席。
而第三组的亲民党宋楚瑜已经73岁了,参与总统选举两次都失败,这回第三次也没有被民调看好,但为了参选,他也不得不找一位强而有力的副手。第一个被他相中的应该是柯文哲(现任台北市长)。虽然柯也是以无党派打破政治常规,当选台北市长,但他倾向民进党的成份较大。去年的台北市长选举,民进党就没推出候选人,结果柯文哲如愿以偿。
既然柯文哲表示要完成任期,也就婉拒宋楚瑜。于是激发了宋也找一位女搭档来凑成三组候选人都是男女配或女男配。这位副手是民国党主席徐欣莹,现年43岁,是最年轻的副总统候选人。她原是国民党立委和党中委,因要成为第三势力,乃退党另组民国党。
因此这一次台湾选举让我们看到女人的政治地位已抬头,而且有迹象显示蔡英文仍在民调中领先,占40%,朱则占20%;而宋是10%。如无意外,台湾在明年可能会出一位女总统。
(二)在已经宣布参加政府总统候选人中,所有6名精英都是博士级人物,这说明了台湾甚流行“学而优则仕”。
其实在台湾,马英九的内阁个个不都是饱学之士的博士?因此博士参政在台湾已见多不怪,就好像在美国参加总统选举律师出身的比较多。
(三)就我们观察,台湾正在兴起一股无党派热,要不然柯文哲怎么会当选台北市市长呢?如今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找党外人士当副手,似乎告诉我们参政不一定要进党。但若此风一开,倒不是好现象。不论怎么说,党的力量一定比个人大。因此我们希望台湾的政党必须关注“去党化”的现象正浮浮上成为一种时尚。
(四)明年的总统选举,还有一层特别重要的讯息,那就是台湾的总统(马英九)首次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晤,这一个突破是很关键性的,因为中国大绿从来都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体”,更不是“中华民国”所在地。旧大陆看来,“中华民国”已在1949年后“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因为这样,中国不会承认和同意台湾具有“平等”的地位与大陆进行“外交往来”。
这也是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与中华民国并排而坐。但如果是党对党的关系,中共就不会这么执着,既然在过去曾有过国共合作或国共和谈,因此再一次的国共和谈又何妨呢?由于这样,国民党的连战从2005年起就陆续访问中国,也获得国家主席的接见。这种党对党的合作在某些程度上可以缓和双边的紧张关系,但如果提升到政府级的交往,那对台湾人民更有说服力。因此今年11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破天荒习马会无形中使到台湾也感受到它的“总统具有某些政治地位”,这对台湾推行总统制选举也不是坏事。只不过,习马会之后会帮到国民党吗?这就是海峡两岸人民都关注的大课题。
无论如何,台湾在2016年已掀开新的政治气象,下来就看台湾人民怎样表达对未来的憧憬,若一味地抗拒和拒绝大陆伸出的手,它又能走多远呢?除非美国改口不承认“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不然美国怎样反对两岸在未来走在一起。如果中共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改革路程却能克服而取得胜利,没有理由海峡两岸不能架起一座“大中华”的友谊长桥。这就要看未来的总统怎样与大陆相处如同一家人了!

刊登于2015年11月30日《光华日报》

27.11.15

扬起的风帆与风好正扬帆 (直挂云帆)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访马前夕通过华文媒体发表了发人省思的文章(1120日),题为《历史的航道,崭新的坐标,扬起的风帆》,其中一段提及马来西亚的华人,不仅为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族群和睦做出贡献,而且也为中马友好关系增添了特殊的亲情纽带与人脉桥梁。这段文字是与不久前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的谈话(925日,中秋节前夕游茨厂街)中提及的高度关注海外华裔的安全与生活,并抛出一句这是“娘家人”对马来西亚华人的关爱,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此我们姑且把李总理的讲话浓缩成“华人是一座特殊的人脉桥”;而黄大使的讲话则变成“历史的纽带血比水浓,留下了娘家人的关爱情”。当我们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化成“娘家送出去的儿女已在海外落地生根,身份也大不同了。但这一批批的海外儿女凭着乡情与亲情建构了很特殊的人脉桥,成为中国与海外联系的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媒介。
与此同时,我们也想起黄大使于去年5月为庆祝马中建交40周年时所发表的史料充实的献词。他以《切水永不断,风好正扬帆,》为题道出了马中两国具有两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情意结。
如果我们把李总理的“扬起的风帆”与黄大使的“风好正扬帆”串起来,就反映出他们对海外华人的思维是结合了历史与现实的“回顾与期望”。
例如李总理引用的例子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光辉事迹,也点出了郑和“有所为”(敦睦邦交、发展贸易、驱逐海盗、维护安宁等)和“有所不为”(率最强大的船队下西洋时,没搞掠夺、没搞扩张也没搞殖民等),正是中华民族的思想精髓。
针对这一段话,我们要做补充的是:郑和是在1405年(明永乐三年)到1433年(明宣德八年)前后历时28年下西洋的。他是在明朝皇帝朱元璋及朱棣皇帝派遣远赴海外的。但史书没有言明其目的,好像是为了展示明朝的威武,让各地小王国归顺与屈服。结果也没有留下特殊的标记,有的是美丽的神话和三宝井及三保山之类的古迹。
正是郑和开了头,也在郑和之后的78年,来了葡萄牙占领了马六甲王国(1511年),而后在1557年强行向清廷租用澳门,及后就变成葡萄牙的殖民地了。 
这说明了西方国家不是“无所为”,而是“有所为”而来。它也没有像明朝动用千万人进行航海(如果史书记载的人数是正确的话),只是动用炮舰就收服了马六甲王朝。从那个时候开始,马六甲海峡不再因郑和而闪亮,而是西方国家的舰船在耀武扬威。他们绝对不会象郑和那样厚道。
同样的,又再过了130年,荷兰把葡萄牙打败了而拥有了马六甲的统治权。
不论是葡萄牙或荷兰,它们都不鼓励华人南下参与马六甲的发展。因此后来的一位英国学者巴素博士(曾任马来亚华民护卫司)在其历史著作《马来亚华侨史》中指出,在翻查档案后他发现在荷兰拿下马六甲时(1641年),马六甲的华人不过三四百名。
如果说这么少的人数是郑和时代留下来的,那就少得可怜了,既然下西洋被形容有两万多人,怎么没有较多人愿意留下。在这个过程又如何搞好关系?
其实真正把华人大量引出国的不是葡萄牙或荷兰,而是英国。英国在1786年占有槟榔屿后,又在1800年占有威省(槟城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北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先占有槟城)。1819年英国再拿下新加坡。当荷兰在1824年同意把马六甲让给英国后,英国就把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港让给荷兰。1826年英国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全面控制马六甲海峡。
可惜郑和看不出来马六甲海峡的重要性,反而给英人莱特及莱佛士看到它的战略角色,因而千方百计要占有马六甲海峡。西方殖民地宗主国从来就不客气地将所占领的领土化作殖民地。
有人打趣地说,如果郑和具有更高的政治军事智慧,他肯定不会放弃对马六甲海峡的守卫。因为今天中国的石油进口有80%靠马六甲海峡输送,它成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这也许是始料未及的。
英国人之所以一定要控制马六甲海峡是因为它要打进亚洲的市场。既然英国已在1757年逐步占有印度(在1849年全面统治印度),印度的大量农作物,包括鸦片也就通过马六甲海峡运入中国及日本等地(1781年开始)。
清廷后来发现鸦片市场越来越大,认为它荼毒中国人民,乃在1838年由道光皇帝委任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专事禁烟工作。
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焚毁充公来的鸦片共37万斤。
这也等于断了英商的财路和英政府的税收,也就激怒英国政府充分利用马六甲海峡将军舰浩浩荡荡驶入中国的南中国海,炮打广州(这就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清廷不敌投降,乃在1842年签下《南京条约》,把香港割让予英国,更得开放五地口岸,于是鸦片又再源源不断“流进”中国市场。
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因为郑和没有获得授命该怎么做,且一直深受皇帝的旧思想所影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认定海外之国家不会强大起来,充其量不过是中国的附庸国。
就这样,当英国的利益受损失时,就通过政府出兵干预,这一场鸦片战争(1840年)较郑和下西洋迟了407年。如果早年中国皇帝有远大的眼光,先堵住西方国家的海上武力崛起,就可使中国免于后来成为受侵略的受害者。
反过来,自从香港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就有大量的华人从南方大迁徙到东南亚各国。虽然是分阶段的,但如果没有1840年的移民潮,海外断不会有这么多华人滚滚而来。举个例子来说,美国在1840年前是没有华工的,但这之后就不断增加了。今天已来到3百多万华裔。
因此从一方面看,鸦片战争的屈辱对中国不全是坏事,因为随后掀起了华人移民潮,使到海外华人像雪球越滚越大,至少今天的海外华人(一般被统计为四千五百万人)在中国政府的眼中已是“人脉桥”,更是无所不在。既然已出门的儿女,不时被娘家挂念是否生活得好?也是人之常情。

无论如何,今天的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已不同凡响,也与马来西亚关系大有改进。就看中国崛起后的“一带一路”能给东南亚带来什么样的“礼物”?
刊登于2015年11月26日《东方日报》

23.11.15

什么是哈里发回教国?(跃马扬鞭)

法国巴黎于1113日发生的恐怖袭击惨案,酿129人丧命悲剧后,全世界一片哗然,且声言一定要荡平IS回教国。
到底什么是极端的“回教国”(Islamic State)(简称IS)?这与当下的57个正统回教国是完全不同的。但历史的发展原先是一样的,后来有的人走火入魔,变成恐怖集团,令人防不胜防,奥沙马的Al-Queda即为一例。
“哈里发”(Caliph)是指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公元632年)后继承其位者。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享有最崇高地位。首任哈里发是先知的弟子阿布·巴克,而第二位是伍玛、第三位是伍斯曼及第四位是阿里(在位656-616年)。继后也维持了哈里发的制度,但在王权兴起后,“哈里发”已成为象征性的精神领袖,不再具有实权。因此历史上尊称四位的“哈里发”为神权共和国的统治者。
当先知在公元622年在沙地阿拉伯的麦地那建立第一个回教国时,就已经有了两个派系,其一是逊尼派(Sunni);其二是什叶派(Shiite)。他们之间对“哈里发”的继承人出现分歧。逊尼派接受先知逝世后的四位哈里发的继承是正统的,但什叶派只承认第四位哈里发阿里(先知的堂弟和女婿),其他的一概不被承认,结果引发一场内战。
由于什叶派崇尚宗教革命,反对世俗体制,也就被认为比逊尼派更为激进乃至偏激。
但在伊斯兰教世界中,最大的派系自然是逊尼派。根据统计,在全世界共有7亿余万人为穆斯林,而什叶派人口只有7千余万人,相等于穆斯林的10%。其中最集中在伊朗(占88%),下来是伊拉克(占57%)、黎巴嫩(30%)、巴林(54%)、科威特(18%)、巴基斯坦(14%)、阿富汗(6%)。这就是说,什叶派势力基本在伊朗。
虽然两派无法化解恩怨,但因逊尼派人多地广,也就代表了伊斯兰世界,任何宗教上的改变都先起于逊尼派的改变。哈里发制度也就在逊尼派中被保留下来。反之什叶派的最大势力归阿里派,也称为伊玛目派,以取代“哈里发”的称呼。但不知何故在公元931年时,十二伊玛默罕默德马赫蒙塔札尔忽然隐世,声言要到世界末日前才再现身。因此什叶派的伊玛目共传到十二代就停住了(信徒相信,他还在世)。因什叶派失去领袖的指引,在很长的一段时期,无法彰显其影响力,直到1979年什叶派的领袖柯梅尼领导伊朗革命成功,才使到什叶派重新振作起来,历时逾千年。
对逊尼派而言,在1571年阿拉伯帝国被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所取代。这个帝国的苏丹就以自己也兼任哈里发,剪除了内斗和抢位事件发生。
土耳其在凯末尔(他后来被称为土耳其之父)的领导下于1924年政变成功,废除哈里发制度。虽尊重伊斯兰教,但保持世俗制度。土耳其因而有机会向欧盟倾斜。
另一方面,伊朗好大喜功的巴列维国王及贪污成风的政府,结果被什叶派长老柯梅尼领导的宗教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1979年柯梅尼回国领导什叶派取得政权,中止全面西方化的计划,又把伊朗带回到政教合一的年代。因为在总统(民选)之上还有一位长老,也就意味着政教合一的体系又出现了。
更为重要的是,什叶派立下典范,单靠宗教革命就能打倒一个专制政府,无形中刺激了逊尼派的一些狂人也蠢蠢欲动,采取更残暴的手法攻击眼中的敌人。
其中最出名的奥沙马宾拉登(阿拉伯的恐怖大亨)的崛起就成为逊尼派好勇斗狠的代表,比起柯梅尼更让人“看不见他的手”在做什么。这股荒腔走调的势力竟然在20年前形成邪恶的轴心之一。
当奥沙马的恐怖基地组织及塔勒班政权(1994年成立)在2001年被美军敉平后,整个阿富汗也变得面目全非(美国报复基地恐怖组织导演2001911事件)。不幸的塔勒班近些年来又告死灰复燃。

还有美国在2003年铲平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后,换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新一代的奥沙马又涌现了,其领导人是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易卜拉欣)。这一回他选择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边界建立哈里发回教国的新基地,且扬起“回教国”的旗帜。我们终于见识IS恐怖组织的冷血暴行在不断升温,他们假借回教之名行暴力之实,也正是时候还击了。现在全世界都在观看法国和美国及所有反恐组织的国家如何制裁新的和无数个奥沙马对和平的威胁。

刊登于2015年11月23日《南洋商报》

林冠英vs哈迪阿旺 (现代春秋)

伊斯兰党与行动党的骂战似乎方兴未艾,在今年6月伊党大会上通过与行动党“断交”后,整个政局起了变化。一边是反对党组成的“民联”因伊党不与行动“同捞同煲”,结果“民联”遭致瓦解。换句话说,伊党不再是民联一员,虽然它不曾自我宣布退出民联,但随着伊党在党选后分裂及一批被认为是“开明派”的党领袖在莫哈末沙布带领下退出伊党另起炉灶,成立国家诚信党后,已显示反对党阵线需要重新调整战略,而且不容慢条斯理,否则反对党阵线会因内讧而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在这方面,已在9月成立的国家诚信党前伊党领导人也用急快的行动与公正党及行动党宣布组成新的“希望联盟”,以割断伊党与希望联盟再有任何联系。
但在另一方面,伊党仍然坚持它还是民联一员,行动党应退出。而公正党第二号人物阿兹敏(雪州务大臣)也认为不应与伊党交恶,他表现出欲拉拢双方再合作的可能性的积极态度。
可是仍留在伊党的州议员胡桑慕沙(前伊党副主席)在11月时“爆料”指伊党有意与巫统合作,以便在雪州成立公正党及伊党和巫统合作的新联盟。
对此,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反驳,并声明伊党不会与国阵组成联合政府,但若关乎国民利益的事,则伊党与国阵合作是正常的事。
哈迪阿旺也促胡桑慕沙立下誓言如果伊党未与国阵组联合政府,则胡桑应与妻子离婚。
虽然我们不知道伊党的真正意图是什么,但明眼人一看即知伊党与行动党的骂战已无法修补,从行动党反对“回教刑法”到伊党坚持推动“回教刑法”来看,它们已形同一对不咬弦的冤家。既然胡桑此时向自己的党开炮,哈迪阿旺也巧妙地丢给丹州的伊党去处理,是否会逼走胡桑慕沙?有待观察。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觉伊党内有三名国会议员在国会下议院投票否决国阵明年度预算案,他们是波各先那国会议员马夫兹、巴西富地国会议员玛西安及古邦巴素国会议员阿末拜哈基。这意味着伊党势力进一步被蚕食,如果加上已脱离伊党走进国家诚信党的6名国会议员,则诚信党在国会内已有9席的力量,剩下的7名国会议员和4名未出席的国会议员仍留在伊党,并遵守党的议决案,对明年度预算案采取弃权态度。
哈迪阿旺之所以采取倾向支持巫统的立场是希望换取巫统(也包括国阵议员)议员在国会支持他所提出的“私人法案”,这对伊党是十分关键性的,不然回教刑法是无法推动的。但巫统会因为伊党的亲善与友好而忽视巫统对东马两州的基本责任吗?
不论从任何角度看,巫统是不会弃东马而与伊党破镜重圆,毕竟它可以在政治课题上合作,但不需要“谈婚论嫁”。
但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索性抨击哈迪阿旺所作所为是明显地想和巫统“结婚”。
没想到哈迪阿旺的反击又是令人感到迷惑和不解的。他反过来用最简单的方式将矛盾与问题岔开。他说如果林冠应指行动党留在雪州政府是防止雪州政府被伊党牵住,那么伊党也要保证行动党不可能落实地方政府选举,以免华裔掌控各大城市,然后允许穆斯林喝酒与赌博。
其实当今全世界许多推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都保留地方政府选举,以宣示政府对人民权力的尊重。如果指说华人会控制大城市,就不要地方政府选举,不但是开时代的倒车,而且指责一些穆斯林喝酒与赌博也和地方选举有关,也是失当和莫名奇妙。事实上地方政府也包括城市和乡村、小城镇的选举在内,不一定由华人掌控。再说,英国人早在50年代就在马来西亚推行地方政府选举,就是因为它是一项民主和公平的制度,后来因城市议会选民较倾向左翼政党和反对党,也就在1965年将地方选举法令中止。过后又让地方政府单位合并。例如槟州的市议会目前只分槟岛和威省两大块,已不存在五个城镇合成一个槟城州;也不一定由华人主政(目前槟岛与威省的市长和市议会主席就是由马来人所担任,与肤色和种族无关),为什么哈迪因为不存在的课题而担心华人主导地方政府呢?
就全国选民人口而言,政党的胜负操在民众的手里,不是政党的手里,而且在多元种族结构下,有些城市出现华人主政,也不必大惊小怪,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为何不能让它成为多元种族的政府呢?为什么哈迪又要从宗教走回种族路线?他的党昔日不是说只要是穆斯林,即使华人也可担任首相。这些豪情壮语又去了哪里?

持平而言,只要地方政府选举一天不推行和重新再来,我们的民主将会受到局限,不知哈迪阿旺为何会讲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
刊登于2015年11月23日《光华日报》

赶紧戒烟吧!(天下纵横)

我记得在六七年前访问日本时,在机场看见卖香烟的玻璃橱子,只要你付款,按一下就会有一包你所要的香烟自动“跑出来”。
当时我也是烟客,一看到香烟总是想买下日本烟来试试,但定睛一看标价后,我傻了眼,一包香烟(20支)的折成马币要十多元?这一下子我就买不下去了。那时马来西亚的烟价大概一包(20支装)也只是马币四五元,没想到日本烟价那么高。
及后在新加坡机场也看到烟价昂贵,还是马来西亚的便宜。
我是在不知不觉中让自己成为一名烟民,但初期不算严重,身上也不备烟,亦没有打火机,只是在有需要时在咖啡店买散装或被朋友请抽烟。
我原本以为“文化人”爱抽烟,当我在80年代旅游中国时,就发觉中国人更爱抽烟,而且把抽烟当成一个社交礼仪,似乎不把香烟请来请去就没有礼貌可言。
后来对中国熟悉了,也就对中国烟民多到难以统计而不见怪了。他们有事无事也抽烟,甚至把它当成“命根子”(嗜烟如命)。
说来也真的不可不信,当我在后来成为名副其实的“烟客”时,我的身上肯定有一包烟和打火机,如果一天出门身上缺少这两种东西就会很不自在,感觉生活不圆满。原来是“烟民”的习惯,总是要有烟在身上才“放心”,即使不是马上要烟,还是要先“满足”于自己身上已有烟,不要等到烟瘾来时,找不到烟心里就会觉得很难受。
我记得在十多年前我的香烟消费量达到每天两包(共40支)时,就有人警告不能抽太多,否则迟早会患癌。
由于抽烟是一种享受也就对健康有害论不屑一顾。那个时候也被医生劝告抽太多了,必须要想法戒烟。我也曾因为心脏问题住院时,被医生进行“强制性”戒烟,不但在我胸口贴药布,而且也供我服药。
可是在我根本不想戒烟下,我的三天住院(包括戒烟)算白住和白花钱了
后来我的烟瘾大到把自己也吓坏了,也不知为什么有事无事都爱口里含着烟,而且有的时候是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直到有一个时期(五年前),我的消耗量已经达到极限,每天至少4包(80支);尤其在晚上写稿时拼命地抽烟,久了自己也感到很不舒服。
在因缘巧合下,因为在医院进行肠胃手术,有三天因开刀部位痛,也就不抽烟。到第4天较不痛时,想要抽烟,突然脑海闪过一个念头,不如戒了吧!我就这样坚持着从此不再抽烟了。
不抽烟也真好,当香烟涨到10元时,我无动于衷;当起到13元时,又与我无关;当近期又涨至17元时,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如果我一天还抽4包烟,等于一天要花68元,一个月就是2千元。不但浪费钱,而且会把生命提早烧掉。
既然香烟价钱起了又起,我吁请烟民们赶紧戒烟吧!

刊登于2015年11月23日《号外周报》第762期

20.11.15

法国又肇恐怖血案 (直挂云帆)

巴黎于1113日又再发生最严重的恐怖袭击命案,造成129人丧命及352人受伤。虽然8名恐怖分子也遭歼灭,但在有关事件发生后,巴黎已暂时成为“死市”。
根据媒体报导,从13日的晚上8时到9时之间,一系列的连环枪杀及爆炸案分别发生在7个地点,其一位于圣丹尼的法拉西球场至少有3次的爆炸。当时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在观看法德之间的一场球赛,所幸及时撤离而安然无恙。
其二是巴塔克兰剧院。当时正有一支美国剧团在演出。其三是位于比夏路的柬埔寨餐厅遭袭;其四是位于夏荣纳路的日本餐厅也遭殃。继之也发生在共和国大街、博马舍大道及伏尔泰大道咖啡店,地点几乎集中在巴黎第10区和第11区。
在案发两小时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电视前亮相,形容恐袭案件是“战争行为”,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也矢言要反击“伊斯兰国”的袭击。
除了为遇难者哀悼3天外,法国也已逮捕了3名被认为有关事件的嫌疑份子。不过法国将如何反击和以牙还牙尚不得而知,但我们相信法国绝不会“息事宁人”,因为这是一场方兴未艾的“战争”,敌人在暗处,法国在明处。即便是防不胜防,也还是需要有所行动的。
所有这一切有必要从2001年的911惨案说起。在美国被基地恐怖组织骑劫两架飞机撞向纽约的两栋帝国大厦,酿3千人死亡后,美国的布斯总统就认定是位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Al-Queda)所干。其头目就是所谓的“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
在恼羞成怒下,布斯认定阿富汗的塔勒班(政教合一)政权与基地组织狼狈为奸,才敢于向美国挑战。于是美国在同年12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向阿富汗开战,没三几下子,塔勒班政权垮了(它在2006年夺取了阿富汗政权),基地组织也被瓦解了。但不意味着恐怖组织从此“不复存在”;恰恰相反,奥沙马在转移阵地的同时也把基地组织化整为零,让美国误以为它已没有恐袭能力。
接着下来,被美国视为“邪恶国家”的伊拉克又成为第二个被对付的国家。布斯认定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已脱轨,不再跟随美国的步伐,反而倾向鼓吹宗教政治,因此借助911事件及指控萨达姆拥有杀伤力极强的武器,也在2003年敉平萨达姆政权,并将他逮捕。在2008年处以绞刑。
真是没有想到,倒了一个萨达姆却有比萨达姆更崇尚暴力的人冒出头来,这使到伊拉克也陷入内乱,成为恐怖份子的新温床。
由于只有英国支持美国的侵略行动,法国不予支持,所以在美国打恐后法国是相对安定的,因为它没有刻意地与伊斯兰极端份子“不共戴天”。
不过倒是法国的《查理周刊》时不时拿伊斯兰国来开玩笑,更对极端恐怖份子极尽其讽刺之能事。
在《查理周刊》不断批评和排斥回教激进组织后,法国终于在今年初遭遇恐袭。作为对杂志的“报复”,结果酿12人死的悲剧,包括该杂志主编在内(巧合的是,今次剧院发生的血案其地点与周刊的地点相隔不过数百尺)。
及后法国更积极参与反“回教国”的扫荡行动,也与美国及其他国家联手反击和打恐,终于又迎来了战后以来的最大冷血屠杀的悲剧。
以下的时间进程表也让我们看到“回教国”带来的威胁不断扩大,对象是西方国家和亲西方的回教国家。因为是美国开了头侵略阿富汗及伊拉克,接着西方国家也趁着“阿拉伯之春”吹起(2010年从突尼斯开始)的号角,支持反叛组织扳倒一些独裁政权,比如突尼斯总统阿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及利比亚总统卡达菲。
另外,叙利亚也卷入内战。在国家分裂下,阿萨德(小)维持支离破碎的政权,当权的获得俄罗斯支持,反对派则获得美国的支持。
正因为伊拉克的不靖与叙利亚的分裂,也给恐怖组织提供了重新整合的机会。
所谓的“伊斯兰国”就是这样形成的:
2004年,伊拉克基地组织及圣战团体在年初组成“统一圣战组织”。到了10月,这个组织改名为“两岸国家基地组织”(外界也称为伊拉克基地组织)。
2006年,伊拉克内的叛乱组织组成了“圣战者协商委员会”。到了10月,圣战者协商委员会又统一圣行拥有者及胜利派之军同意遵守阿拉伯传统,将什叶派和外国势力压迫下的伊拉克逊尼派解放出来,而组成了“伊拉克伊斯兰国”(简称ISI)(目前活跃的恐怖组织以逊尼派为王)。
2010年由于“伊拉克伊斯兰国”的两位领导人拉希德·巴格达迪及马斯里在提克里特被击毙,一位前萨达姆的将领支持由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成为新领导人。
2011年,“伊拉克伊斯兰国”的武装份子进入叙利亚,又在叙利亚组建了“胜利阵线”的激进组织。
2013年,巴格达迪单方面宣布将“伊拉克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合并成“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简称ISIS);又名“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简称ISIL)。之所以有两个名称是因为阿拉伯人使用“Sham,而欧美国家惯用Levant,其实两者是一样的。
2014年,巴格达迪宣布将“伊拉克和沙姆”字样删掉,直称“伊斯兰国”(The Islamic State)(简称IS)。巴格达迪恢复本名“易卡拉欣”,自称“哈里发”。
所谓“伊斯兰国”不断地引发恐袭事件后,它已成为世界的公敌,而它的基地就在伊拉克及叙利亚境内,
但这位哈里发更扬言要在5年内占有西亚(中东)、北非和中非,中亚地区、巴尔干半岛、克里米亚等地,其中也包括巴基斯坦、印度、新疆与西藏等地区。
法国近年来是比较积极参与打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活动。以免恐袭成风,但反过来也引发伊斯兰国挑选法国下手。因为法国不但有650万回教徒,约占人口的10%,而且边际也容易被混进。今次的事件说明了恐怖份子得以蒙混过关,欧洲国家不能以此为训。

现在就看法国和美国如何收拾残局了。
刊登于2015年11月19日《东方日报》

17.11.15

缅甸迟来的春天 (跃马扬鞭)

缅甸是属于东南亚的国家,与中国、孟加拉、印度、泰国和寮国有共同的边界,国土面积67.65万平方公里,是世界第40大国家,也是东南亚第二大国家,人口有500余万。但基本上是个保守与落后的国家,其人口以缅族为主,占总人口的68% ,其他是少数民族。
这个国家与泰国一样,89%的人民信奉佛教。虽然它是一个古国,被认为有3000年的历史,但一般上缅甸的历史从1044年建立浦甘封建王朝作为起点。但在公元1278年时被元世祖忽必烈大军侵占,浦甘王朝沦为元朝附庸国。
明朝时代的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也收服缅甸,采取松弛的控制手段。1531年,缅甸东吁王朝建立,逐步统一缅北,也不断地骚扰明朝派驻缅甸的吏使。
1762年,缅军(贡榜王朝)与清兵激战,结果清军退回云南。
1824年至1885年间,英国前后三次进攻缅甸,结果将整个缅甸拿下,划为印度的一个省(英国在1757年后逐步占有印度)。但在1937年,缅甸脱离印度,改由英国直接统治。
194112月,中英在重庆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指云南)缅路协定》,中国为保卫西南大后方,组建中国远征军。马新也组成华侨机工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充当司机或运输物资和军人等工作。
1942年,缅甸的昂山和尼温所领导的缅甸独立军引领日军占领缅甸(昂山原是缅共在1939年的创党人,并出任总书记。他在1940年从水路到厦门时被日本特务软禁,后来他反利用日本人来摆脱英国统治,于是他从厦门到了日本也会见日本天皇,及后他又秘密潜回缅甸,与人民革命党人协商“联日反英”事宜(此时昂山已脱离了缅甸共产党)。
未想日本入侵缅甸后(1942年),就强制解散15000名缅甸独立军,改组成3000人的国民军,交由昂山出任司令,但大权仍握在日本手里。1944年,缅共领导人德钦梭与昂山会谈,同意成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昂山出任最高领导人。1945年时,昂山领导的同盟已发展成缅甸最大的政治组织,成员达20万人,武装力量有1万余人。
日本在1945815日投降后,英军卷土重来,导致昂山与缅共出现大分歧,后者不满昂山镇压罢工,被英人利用,缅共也就离开了同盟(1989年缅共正式解散)。
1947年,昂山在选举中取得胜利,这是英国承诺给予缅甸走向独立的序幕,昂山准备接收政权。讵料在同年719日,昂山及其6名内阁部长惨遭暗杀,凶手被认为是属于亲Saw-Sein-Maw的乌索(U Sau)。
及后Saw-Sein-Maw被控唆使罪而被判死刑(取自昂山素枝回忆录)。
接着缅甸在1948年取得独立,英国另选人接替昂山遗缺,宁努也就在后来浮现成为国家的总理,直到1958年自由同盟分裂,暂由尼温将军(时任国防部长)执政。后来尼温又于1962年发动政变,缅甸进入了军人统治年代。
就在昂山被杀之后(时年32岁),他的名字成了缅甸新生的象征,他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国父”。1990年军政府“还政于民”举行大选,此时昂山将军女儿昂山素枝领导的全国民主同盟在选举中大胜,又是军人不愿放弃权力,也就将她进行软禁(有时还移至监牢囚禁)。
虽然军政府在2015年的大选前也通过新宪法限制子女成为外国人的不能成为总统(专门针对昂山素枝,她有一对女儿是英国公民,因为她嫁给英国学者),但昂山素枝矢言要掌控实权。
结果在25年后的今天大选,卷土重来的昂山素枝领导的“全国民主同盟”再获大胜。
但她最终到底能否出任总统,尚有待观察宪法能否被修改,以及军人干政的程度能否大大缩小,否则民主将难健康成长。
总的来说,意志坚定的昂山素枝不仅为其父正名和重振家族的雄风,而且也给缅甸人民带来新的希望。既然争取民主的漫长过程中已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也就决不允许军人开倒车。虽是迟来的春天,但愿昂山素枝作为代表的“民主之花”从此能在缅甸绽放。

刊登于2015年11月16日《南洋商报》

说的比唱的好听 (现代春秋)

有一句话说:“说的比唱的好听”。本来我对此话有些半信半疑,因为唱歌(好的和美妙的声音)自然比说话好听。可是自从我看了中国“我是演说家”的节目后,我开始相信如果说的人能让听众都一直听下去而不离场,又感觉讲话的人透析出来的语音很扣人心弦,那么“说的比唱的好听”就能成立了。
我观察参赛的演讲者多数讲自己的故事而饱含丰富的情感,甚至说得声泪俱下,结果抓住了评审和观众的心,也就得以入选了。
我第一次接触“我是演说家”的表演节目是有人发给我手机上的优酷。我打开观赏原来是马来西亚的一位知名主播胡渐彪的演讲,内容是将马来西亚华教的心酸泪演绎出来,但因为是讲大题目,不是个人的经历和故事,也就受到一定的局限,只能做些简单的陈述。这些陈述也提到抗争和公民权事件,又只是轻描淡写。如果演讲者讲的是自己在华校的经历或被开除,或参加罢课或被抓,那就会渗透出深厚的华教情而感人肺腑。可惜我在听完他的演讲后,感觉到他是用很短的时间讲很长的华教血泪史,当然让那些不是马来西亚的人可能会听到一知半解,也可能在感情上观众吸收不到讲者的“良苦用心”。
后来我再看电视片集时,我才知道胡渐彪归鲁豫的队伍,而在决赛中拿到第二名。
第一名是谁我也没注意,但我发现在同一个时期出场的一位女主播就讲得十分出色,把在场的人都吸引住了。她就是来自台湾的寇乃馨。她可以从容不迫地讲着自己的故事,而让人与她一起伤心和掉泪。她也可以拿评委作为批评的对象。她的声音不但如高山流水,发音也很清晰,加上人美声甜,也就占了优势。
如果胡渐彪讲得是亲身体验的故事效果自然会更好。
说到音调和声调正确与否,也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我那天参加蒙润荣及江宇凡的讲座,也真的被他们吸引住。在主题“语言的魅力”下,他们展现了讲话的艺术和声调的运转,吸引了台下的许多老师和学生的注意力。当时我想这就是“语言的魅力”。
虽然我很早就认识蒙润荣,也在后来又认识江宇凡,但我还是头一次听他们教我们怎样说话。这种说话从下午二时半开始一直到下午六时为止,间中只休息十分钟,可见魅力十足。不但说明他们讲得好,大家也愿意听下去。
为了让他们的讲话更具说服力,他们也请来了两位演讲比赛中的优胜者当场示范演讲的魅力,其中第一位三年级男生讲寓言故事算是生动有余,只是动作太多,让人觉得演的比讲的多。似乎将演讲比赛的“讲先演后”的格局调转过来。如果孩子能被调教得自然的表达,不需要靠动作来夸张,效果就会有所不同。
至于第二位示范的六年级女生因为换了题目,也就讲得不很流畅。这不能怪她,如果她用得奖的讲稿,可能会表现比较好。总之在我看来,学生演讲不论中学或小学,讲的内容也要适合孩子身份,而且可以让他们讲自己的故事,再由老师湿润讲稿,对孩子就会更加亲切。老师教学生背稿的时代应该不合时宜了。
虽然如此,我知道一般上都是老师在为学生准备讲稿和内容,甚至表情和声调也要调教。我们也不能说不对,要不然孩子胆怯,怎么上场?
蒙老师对此也很有意见。他认为当评委的都有自己的主见,而没有一套标准的评分法,学生得不得奖还要靠一些运气呢!因此他认为不得奖的不是讲得不好,而是胜负操在评委手里。
江宇凡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指出一般人讲华语就是不操正规的语音,而是讲出来有时会让人误会。他希望学生能重视汉语拼音的语音;同时他也指出中国的普通话基本上与我们所说的华语不尽相同,正如普通话不等于北京话。
无可否认的,中国在民国以后提倡普通话教学是正确的,以致到了今天普通话已成为中国的统一语言,马来西亚在上世纪廿年代接纳中国的普通话教学,不像香港用粤语教学,也就使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华语讲得比香港人好。因为我们接纳了普通话成了华语。当然语言是变动和生动的,马来来西亚的一些华语参杂了其他语言,也就不是中国人可以明白的,幸好这类话不多,让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拔了头筹,比较容易与中国人和台湾人沟通。

其实华语也好,普通话也好,如果讲的语音正确,富有感情,那就是“说的比唱的好听”,也就是语言的魅力所在。

刊登于2015年11月16日《光华日报》

16.11.15

国共三次失败的密谈 (天下纵横)

在“习马会”之后,已证诸今后国共两党的会面将以公开方式进行,不需要秘密进行,除非有特殊的事物需要暗中探讨。
不过,1949年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国共之间也有过三次密谈,却功败垂成。这意味着两党之间的歧见仍然无法修补,也就使到中台问题悬挂多年无法解决。
第一次的密谈发生在1950年。当时台湾一穷二白,得靠美国军援和经援,但又担心中共解放军一鼓作气越过台湾海峡,于是蒋经国就向其父亲蒋介石建议是否可以和中共谈一谈。第二天,蒋介石授命蒋经国负责此事,他就挑选了原国民党将领李次白前往大陆投石问路。
李次白的身份很特殊,他虽身为国民党将领,但他的兄嫂均为中共党员。他的妹妹又嫁给陈毅(当时的上海市长)的哥哥陈孟熙。李次白在官场不得意,已于1946年脱离军队。过后迁台,在高雄开饭店。在但受到召唤后,他又接受了任务,由蒋经国告诉他所要做的事。
这一年的5月下旬,李次白到了香港后再转赴上海,并见到了陈毅。他提出了蒋介石愿意举行国共第三次合作的谈判。
由于韩战爆发(1950625日),中共压下了李次白的和谈建议,蒋介石也希望朝鲜战争可供他一个反攻大陆的机会,结果也交了白卷。
第二次的密谈发生在1956年。此时是中共主动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以谋求祖国统一大业”。章士钊则请缨要去香港试探。章士钊是章含之(她后来成为中国外长乔冠华的夫人)的养父。原是国民党派去与中共密谈的人物之一(1949年),他后来留在北京,出任新中国的文史馆长。既然章士钊是两边都吃得开的学者,也就由章士钊投石问路。中共中央也给章士钊一封密函持交给蒋介石。在香港会见了蒋介石派出的亲信许孝炎(与章是同乡)。在了解情况后,许孝炎回台北向蒋复命,但未获积极反应。
这个时候又杀出一名“和事佬”曹聚仁(著名记者兼作家,在国共双方吃得开,他是凤凰总编曹景行的父亲),他周旋在国共大人物之间,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终于获得毛泽东授意向蒋介石发出可以再次握手的建议。
后来蒋介石派宋宜山与中共统战部长李维汉商议和谈内容,其中包括中共提出的可以对等谈判;台湾可作为自治区,享高度自治权等。当宋宜山在19575月向蒋介石提出15000字的报告后(由许孝炎持交)。蒋阅后大为不悦,就叫宋宜山不必回台湾了。
曹聚仁这边虽跑上跑下,也未能达致成果。
第三次是在1973年,虽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持续,但中共已回到联合国(1971年),又获美国总统尼克逊来访(1972年)也就给中共在一次机会邀请台湾重投祖国怀抱。此时曹聚仁已逝世(1972年),就由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次请缨赴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意下,章士钊举家在19735月乘专机来到香港,中共提出了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可惜因年事过高,章士钊6月下旬在香港病倒了,7月在香港与世长辞。
此时蒋介石的健康也开始恶化,在1975年春天,他派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邀请毛泽东到台湾。
在未获反应前,蒋介石在197545日逝世,国共密谈留下无限的遗憾。

刊登于2015年11月16日《号外周报》第761期

13.11.15

回顾血泪历史•瞻望光明未来 (直挂云帆)

历史已经写下2015117日是国共两党的大事记,也是海峡两岸的历史新页。在往前看的同时,我们也要往后看。
1912年孙中山创立国民党以降,国共的两次合作(1924-19271937-1945)都没有办法实现“联合政府”。虽然孙中山很希望在1921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人纳入国民党,一起参与重振中华的复兴大计,结果有了1924年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也选出了10名来自中共的领导人和干部,这些中共党人是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
没想到孙中山劳积成病,于1925年在北京病逝。国民党的军政大权也就落到蒋介石的手里。他的反共立场注定国共的分裂,1927年蒋介石对中共党人大开杀戒和逮捕,也导致中央组织被严重破坏。
在极恶劣的环境下,中共开展秋收起义,并于1928年在毛泽东带领下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也与朱德另一支武装队伍会师。
自此,虽然毛泽东领导的红军于1930年后在福建及江西建立根据地,且逐渐以瑞金为革命中心,但在实力悬殊下,终于不敌蒋介石国民军的五次围剿,而不得不转移阵地。一部用血泪史写成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证诸了红军在九死一生中奇迹般地生存下来,更在延安建立新的根据地(1935年)。美国作家史诺的名著《红星照耀在中国》(西行漫记)成了中共的经典之作。
1937年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进攻中国,爆发了中日战争才又有了第二次的国共合作,这也是张学良及扬城虎于1936年挟持蒋介石逼迫而成的。即使毛泽东同意将红军改成“八路军”和“新四军”,但红军在作战的过程中也不忘开拓根据地和解放区。
虽然抗日战争由蒋介石主导,但在山区与险要地带的游击战就由红军发挥作用,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中共已从延安一直向东北移动形成一大片的解放区,人口近一亿人,与蒋介石的南京政权不再是小巫见大巫了。
因此即使在日本投降后有了1945年国共重庆和谈的双十协定签署,但蒋介石仍不相信也不接受与中共和平共处乃至分享政权。很显然的,毛泽东也作好准备,绝不同意让出解放区。未想在无法共存下,1946年蒋介石开炮攻打解放区,并在1947年直取延安,他认为只要拿下延安,中共就失去地标而其凝聚力就会溃散。
但千算万算蒋介石拿下延安空城后,又被毛泽东一个回马枪,把延安抢了回来(19484月)。与此同时,在毛泽东号召全面进攻下,通过三大战役解放了全中国。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就退守台湾。在美国的扶持下,出现了两个“中国”,一个是位于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是位于台湾的“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从1950年到1971年一直占据联合国中国的席位,包括享受安理会的否决权,几乎世界性的组织都把新中国排斥在外。唯有到了1971年联合国大会才通过恢复新中国的地位。这意味着,“中华民国”的招牌已褪色了,许多世界性的机构也换上了新中国的代表。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比如奥运会就不能用“中华民国”,只能用“中华台北”了。
在这方面,马英九希望台湾民众参加世界性的NGO组织及政府参加经济整合及国际活动少受干扰和对立。
习近平的态度则是只要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两岸可以通过务实协商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同时习近平也欢迎台胞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
有鉴于大陆与台湾已分割66年,在实质上存有两个政体,双方都没有否认。但大陆坚持的是“一个中国”,台湾属于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框架下,台湾可以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反之,台湾坚持的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就是台湾与大陆的最大分歧。许多年来,双方也就此问题纠缠不清。如果我们回顾国共两党“合作短,斗争长”的历史来看,我们就不难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协调的矛盾。
对此,马英九在会晤时的致词也显露了台湾的期望。他希望:
(一)巩固“九二共识”,维持和平现状。马英九之所以不提一中各表是避免敏感问题挑起“对峙”,因为大陆也没有否定在会谈后马英九有权利为国民党立场辩白。
至于马英九提的第二到第五项,都是积极和正面的,比如降低敌对状态、扩大两岸交流、设置两岸热线及两岸共同合作,致力振兴中华。
我们认为马英九的“振兴中华”正是与大陆不谋而合,只要两岸承认都是中华民族,拥有共同的中华文化,则政治上的歧见已非最重要的了。正如马英九说:“两岸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应相互合作,同时马英九也提及历史的创伤,彼此隔了一甲子,却能从军事对抗转为合作交流”。这说明了不同体制也是可以和平共存的。
其实正因为两岸开展了交流,马英九说七年多来,双方签订了23项协议,创造了4万多学生交流,每年有800万次旅客往来于1700多亿美元的贸易空前荣景。
所有这一切“绝非朝夕之功”,而是海峡两岸致力向全世界宣示巩固台海和平的决心。
习近平在致词时也对台海局势在过去7年的安定祥和,并取得丰硕成果是双方“同胞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不管两岸同胞经历多少风雨,有过多长时间的隔绝,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因为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心的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今天我们坐在一起(66年来头一次两岸领导人会晤)。在过去双方认为会谈可以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是为了让历史悲剧不再重演,让两岸关系根发展成果不再得而复失,让两岸同胞继续开创和平安宁的生活。让我们彼此的后代共享美好的未来”。
我们要“对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担当,做得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正确选择”。习近平补充了这一句意义深表的话表达了彼此都要对历史和子孙作出检讨和交待。

今天两岸已缔造了历史,但在血泪的背后是否能看到光明和灿烂的明天?
刊登于2015年11月1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