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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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8.5.20

中美新战场:香港

当下最爆炸性的大问题就是中国人大将直接讨论和通过“国安法”,并将之纳入香港基本法内,而不再通过香港立法会通过。

究竟香港和英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美国又抓紧香港问题不放?同时为何中国对国安法耿耿于怀?非通过不可?这都是有其远因和近因的。

最早的时候,英国成立“东印度公司”(1600年成立,1858年解散),结合官商的力量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先是印度的德里(1757年)被占有,继之是1849年整个印度成为英殖民地。

马来亚的槟城在1786年成了英殖民地;新加坡则是在1819年成了英殖民地。在1826年马六甲归英国管制。英国也在这一年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组成海峡殖民地。后来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也分别在1881年及1841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及后组成马西亚联邦。

当东印度公司解散后,英国便将各殖民地纳入英国政府的“殖民地公署”部门,直接由英国管辖。

在海峡殖民地组成后(1826年)的16年,英国通过炮舰打败了清廷,而在1842年通过《南京条约》占有香港岛,及后在1860年又通过《北京条约》占有九龙半岛。这个过程在历史上称为第一鸦片战争(184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1898年,因香港发展快速,土地不敷应用,英国乃通过签署《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向清廷租用新界,为期99年(按规定,在1997年到期,英国也就在这一年得将香港归还中国)。

这是中英双方通过《中英联合声明》达成的协议。有人问及既然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割让英国没有年限,只有新界才有年限,则英国不交还香港岛和九龙岛是存在争议的。退一步说,即便中英双方早年有签署割让条约,且割让意味着“永久性”,正如新加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就不再归回柔佛苏丹;而槟城及马六甲乃至马来亚联合邦和东马的沙巴与砂拉越也就没有所谓“物归原主”这码事。因此在战后这些殖民地纷纷获得独立,但要怎么独立?有什么条件和领土的划分,都归英方说了算。

可是在香港方面,英国碰到比较棘手的问题,因为香港岛只有80.7平方公里,而九龙半岛面积更小,仅46.9平方公里,两者加起来不过127.6平方公里。若与槟岛的293平方公里相比,也小过槟岛一半有余。正因为这样,英国为了香港的发展,不得不向清廷租借新界99年。虽然新界在当时地广人稀,但香港从那时起已是比新加坡(704平方公里)及槟城(1031平方公里,包括威省)还要大的土地面积,单单陆地就有1105.6平方公里,而连同263个岛屿,总共有2755.03平方公里。

因此若英方只保留港岛和九龙的土地面积实在太小了,立不成国,除非它能拿下新界。可是在物换星移下,一切已变得不可扭转。

还有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先见之明。在中国于1971年进入联合国后,便在1972年提出香港和澳门是中国的主权范畴,不属于所谓的殖民地范畴。它们是被英国强行占有的。同年的118日,联合国大会确认香港和澳门的主权归属中国,不能以殖民地的身份独立。换句话说,港澳不能独立,只能回归中国,并已明白写进联大的议决案内。

虽然英国很想保留香港,且在80年代向中国提出主权归中国,而治权归英国,以保持英国的影响力和保住西方仍有一块跳板窥视中国内情。在不得要领下,邓小平提出了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且订在1997年移交主权。

在初时有65%的香港人支持回归大陆,仅有25%愿意保留香港人的身份。但在97年后,港民对中国的政策又有更大的抗拒,也就使到双方的关系越闹越僵。

例如在2003年,因为港府要推出第23条国安法,以使香港进入一个受法律控制的社会。当时基本法第23条的整个含义是:香港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也禁止港内的政治性组织和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

可是在200371日时,有50万港民走向街头反对第23条国安法,指它侵犯人权和自由,压制香港言论。在一片抗议声下,身为特首的董建华不得不押下有关条文。但一押就是17年,而董建华也在心力交瘁下于2005年在任期未满下挂冠而去。

经此一闹,香港不再安定了。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几乎瘫痪了一部分的香港街道。

自此之后,示威和游行成了不满分子的筹码,动辄诉诸以示威和顽抗。结果在2019年中发生的反送中的“修改罪犯条例”的大游行,也一度声称有200万人参与,最终迫使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得不宣布撤销反送中的修例。

眼见“凡反必胜”,也就刺激了一部分反中反华的港人加入了与中国对抗的行列,甚至也欢迎美国和英国政界介入其中。

另一方面,中国人大再也不能坐以待毙,因而借此次代表大会,由人大自行提出国安法。在内容上与原来的国安法大致相同,但最主要是突出和显示一个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如果香港是一个例外,没有国安法,则犯颠覆罪和叛国罪的人,岂不是可逍遥法外?既然世界上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都有国安法,美国也不例外,为何反对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立法呢?

《南华早报》的新闻主任永登拉杜(Yonden Lhatoo)及专栏作家Alex Lo撰文时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到底香港是美国或中国的领土?”北京的新国安法直截了当立下范例。

文章说:已经23年了,北京认为已经够了,也就自行巧妙地用殊途同归的策略达成目的。

“香港是中国的,也是中国拥有主权的领土,只有那些偏向港独的份子作出挑战和行使破坏。不过在将来,国安法将会调和了反政府和反中国的情绪,从而促使候选人采取较为温和的手段在议会内表达出来。

因此不论美国如何使用香港人权法对付香港和中国;也不论美国如何通过种种手段取消香港的特别关税地位,它似乎不能改变中国的决心。”

其实在疫情严重下,美国和英国还要领导反华,就不知道当年(70年代)尼克逊总统与华友好在特朗普看来都是错误的?

 刊登于2020年5月28日《东方日报》

23.5.20

亡羊补牢迟了一步?

518日是国会下议院召开一天的会议,只有最高元首致御词,而后就散会。换句话说,马哈迪对慕尤丁提出不信任动议要到7月的国会才能辩论。因此我们不能肯定在未来的3个月内政局又有什么变化?

虽然在国会尚未对不信任动议进行投票,但不意味着朝野之间的斗争已结束;也不意味着在朝的国盟内部的矛盾已解决;同样不意味着在野的希盟也已失去斗志。相反的,自从今年223日喜来登会议所发生的“无声政变”后,整个国家一时陷入了混乱和不安。主要是涉及人事的变更,比政党的轮替更明显。

事实也证明,政变的主角是马哈迪的副手慕尤丁,相等于他们共同组成的土团党还是执政集团,除非事后证明归属马哈迪所掌控。现在说变也没有全变,还有一向跟着马哈迪的阿兹敏也加入慕尤丁的造反派(在外界人看来,阿兹敏似乎是马哈迪的“义子”,也是后者极力提拔的接班人之一)。结果是他们在一夜之间各走各路。

根据了解,推翻希盟政府而组成国盟政府的过程是十分仓促和神秘的,起事者是在有预谋但又没有十分把握下“完成”的。主要是马哈迪在221日的会议上对希盟成员党巨头举行的会议显得不耐烦,课题几乎集中在马哈迪何时交棒给安华?自始至终,马哈迪都不插话。到最后在双方争执不下时,安华作出妥协,同意交由马哈迪自行决定其辞职日,不需要订下日期。马哈迪在接受协商后,也表明他的辞职日由他自己决定。

可是事情的变化来得太快,在会议过后,马哈迪曾一度深思成立一个跨党派的大联合政府,但没有详细提到是否包括巫统和伊斯兰党?与此同时,马哈迪也发现重组内阁困难重重,又与慕尤丁的意见相左,导致慕尤丁在223日土团党会议上宣布“起义”,退出希盟。

马哈迪也在224日向最高元首呈辞,较后辞卸土团党总裁职。

由于国家一日不能无相,元首乃在当天重委马哈迪为临时首相,但所有阁员也在这一天被撤职。此时的马哈迪既已离开土团党,又等于与希盟没有挂钩,很快就失去其支持力量。即使他宣布在227日重返土团党担任总裁,但此时的慕尤丁已捷足先登,成为代总裁兼党主席。

结果在229日,最高元首宣布慕尤丁已获大多数议员支持,而在31日宣誓成为马来西亚第八届首相。

因为慕尤丁已找到其合作对象,也就干脆将希盟一脚踢开,自行宣布与另外5个政党合作,成立“国民联盟”(简称国盟)(Perikatan Nasional)。结盟的成员有土团党、国阵、伊斯兰党、砂州政党联盟(GPS)及沙巴团结党。

5个政党是先成立“国盟”后才在517日签署“国盟共识备忘录”,内中提出5大要求:承诺加强和维护国家原则;不分宗教和种族,照顾所有马来西亚公民的福利和利益;在确保联邦和州政府良好施政下,也确保国家经济恢复和发展。

从上述来分析来看,原属于在野党的巫统及伊斯兰党突然获得机会重新抬头,也在国盟内发挥重大的影响力。巫统除了争取部长人数居于第二位外,也要求慕尤丁安排巫统的人担任官联公司的负责人。这些日子来,也已委得七七八八。

这就是说,过去的裙带风和官僚主义又再兴起。如果我们详读刘镇东在媒体公开的叙述文,不难发现慕尤丁在加入土团党后的郁郁不乐,因为他所要担任的财政部长职位,马哈迪不给,反而给了林冠英。对此,慕尤丁有所失落,他也担心一旦安华接棒,自己是否只担任副揆?

还有在选择柔佛州务大臣上,慕尤丁的人选被马哈迪拒绝,改由马哈迪的人马兹兰出任,造成慕尤丁在党内有所不满。因而传言在201910月准备与阿兹敏、希山慕丁及韩沙再努丁联手搞政变,后来因故放弃。

虽然刘镇东说,在20187月慕尤丁被确诊患癌后,有改变他的人生观,包括另组成马来人统一的政府。但此事也被刘镇东劝服,因为土团党若与巫伊联盟,最终会被两党吞噬而无所得。

结果刘镇东只能拖延慕尤丁进行“政变”,但没有改变慕尤丁集团所要达成的大马来人政府的想法,以把行动党及公正党排斥在门外。

由于政局的模棱两可,今天的慕尤丁面对的是他的身份尚未被确认。若是土团党不能归慕尤丁领导,则他必须选择重回巫统或另立新党。

但屈从于巫统之下,慕尤丁固然不能接受,因此唯一的出路就是与阿兹敏等人另起炉灶组新党。

当然成立新党也是挺麻烦的事,前教长马智礼就以此警告慕尤丁,若是土团党忘却其取代巫统的任务而重回巫统,必然会被巫统所融化掉。

另一方面,在野的人民公正党也面对分裂下能否重振威望?这是一个不容易找到答案的问题。因为安华是人不是神,他没有三头六臂再凝聚回群众给予的支持;尤其是阿兹敏已拉大队靠向慕尤丁,给公正党带来沉重的打击。

正因为公正党内伤甚重,再加上土团党又出问题,希盟单只靠诚信党团结马来人,影响力又不够。未来的在野马来政党何去何从?已是当下的政治主题。

如果在未来的三年内,让国盟找到修正旧体系的方向,继续走回种族主义的合作方式,则马来西亚希盟(Harapan)所努力的政改和新政将会在旧路线的复辟下回到从前而在原地踏步。就此而言,选民在2018年寄托的改朝换代已被马哈迪一个不小心被全面扭转回来。今天想亡羊补牢,在时局和人事改变下,是否太迟了?只有马哈迪和安华能给出答案。

 刊登于2020年5月23日《东方日报》

14.5.20

孤家寡人的慕尤丁?

马来西亚今日的政局看似有政党在操控国会,实则陷入了个人治国的困境。虽然当今首相慕尤丁在治理新冠病毒上取得不俗的成绩,也只有66百余人被感染及逾百人死亡,算是控疫有方。但这不等于是慕尤丁的护身符,因为在他面前的大问题几乎是不可避免也是不可能自我取消的。

其一是马哈迪已向下议院提呈对慕尤丁担任首相的不信任动议,而且已获得议长的接纳,但会不会在518日的国会上讨论,就要看民兴党的刘伟强要求国会延长数天的动议是否获得通过?不然不信任动议就会延至7月份的国会举行时再行讨论和票决。

原本是民兴党主席沙菲宜(沙巴首席部长)提出对马哈迪担任首相和对阿里夫担任议长的信任动议,但因不符条规而被驳回。所剩下的马哈迪动议才是当下国家最大的议题。主要是不服慕尤丁的上位不是民选上台,所以他的合法地位也就受到挑战。

这一项挑战显然是在马哈迪同意下才达成的,因为较早时马哈地有表达不会禅位给安华,理由是很多人不喜欢后者上台,可是这种没有经过考验的说辞也只是片面之词,不能当成绝大多数人拒绝安华(除非通过选举打败安华)。

我们不知道为何马哈迪在此时此刻会改变初衷,决定第二度与安华合作?照常理推测,马哈迪是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只好回到希盟。至少在希盟内他会被尊称为老大,也会在时机成熟时再任相,要不然他在国会内就显得斯人独憔悴。如今他反转回来,也就给了慕尤丁一个进退两难的抉择。

其二是慕尤丁本身要厘清的问题,到底土团党的权力在谁的手里?在情况不明朗下,开除马哈迪与慕克里肯定会激起党内进一步的分裂和斗争。

在伦理上,慕尤丁得尊重马哈迪的地位。如果没有马哈迪在2015年扶慕尤丁一把(被巫统开除,转向与马哈迪合组土团党),则慕尤丁不会有今天的地位。

虽然土团党是一个刚崛起的政党,拥有28名国会议员,但其中9名是来自巫统的。后来再加上慕尤丁引进的阿兹敏派的11名国会议员,才凑成39名。就不知道,在目前还有多少人站在马哈迪这一边或已倒向慕尤丁?

这是非常关键的,慕尤丁必须先有把握在党内压倒马哈迪的势力,才能取信于其他党的继续合作。

所以当土团党展期其理事会议(本来在513日举行)后,已反映出慕尤丁的困境是投鼠忌器的。但如果慕尤丁保持沉默以静制动,那也会有议员跑票的。

其三,也就是慕尤丁到底有多少议员的支持?他需要的是113名议员的支持,以超过半数稳住政权。反过来,如果马哈迪拿到113票,政权便会转手。

正因为确保不要跑票,最近以来,慕尤丁在这方面就大开官联机构之门,让各成员党(在希盟倒台后,慕尤丁率其土团党与巫统、伊斯兰党、砂政党联盟及沙团结党联盟合组成国盟)。

当我们近期在报上看到这个职位的委任和那个职位被填补,就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巫统已高调要求给巫统人担任多一些重要职位;同时伊斯兰党也各有诉求,包括其党主席哈迪阿旺已被委为首相对中东特使(享受部长级的待遇)。

其实慕尤丁也是很为难的。除了土团党有10名正部长及15名副部长外;下来就是巫统有10名部长和8名副部长;继之伊党有3名正部长及5名副部长,这意味着慕尤丁已把官位安排得各有所得外,也在其他方面满足各党索求。但如果这种风气不加以改变,对于后来当政者也就依样葫芦了。

但不论政情如何发展,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向的结果。

第一个正如前巫统部长阿末沙比里所说,马来西亚的首相都是来自巫统的。这就是说,他们都有巫统的DNA。若是一个人不是来自巫统,他将不可能成为首相。因此他说巫统其实是“党校”。

正是这层无法打破的关系,马来西亚从独立到今天,都是巫统人领导国家。这之中有一个信条是:巫统维护马来主权。所以直到今天,它还是归属马来人及土著的政党。

不论是马哈迪或安华,他们都熟知没有在巫统内打滚多年是不可能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站在这样的角度来分析,似乎除了巫统外,尚没有另一个政党可取而代之。有人建议慕尤丁干脆回到巫统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出身巫统,也在党内当官多年的人,自然有其“难舍”的感情。例如马哈迪、安华及慕尤丁如果不是被巫统排挤和开除,他们是不会离开巫统的。

不幸的,今天的巫统来到纳吉的手上又因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丑闻,遂使到巫统名声大跌而痛失政权。

因此第二个结果是用土团党来代替巫统。马哈迪从一开始就主张拉拢巫统的人,就是希望土团党得以取代巫统成为国家的执政党。在这样的考量下,马哈迪自然要夺回土团党的主导权,除非慕尤丁势力压过他,否则马哈迪认定土团党是取代巫统的最佳政党。

马哈迪就是期望在国会内以多数票压倒慕尤丁,以面对可能带来的大选或重组内阁。但一个问题随即产生:希盟还要行动党吗?没有行动党,希盟又如何再次上台?

今天所谓的“国盟”就是打着反行动党旗号而再次上位的。他们全都都是来自国阵的一批人马,在种族及情感上,还会继续排斥行动党吗?

总而言之,马哈迪、安华及慕尤丁都是9070开外的政治元老,他们应该思及下一代的政治道路怎样走?只要巫统和马来人的思想没有太大的改变,种族性的政党仍会存在,也就意味着目前以种族分配作为官位数额的格局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由此来看,马哈迪也好、安华也好、慕尤丁也好,他们都是按照前人留下的政治道路走下去,改变终究是遥远的路。

 刊登于2020年5月14日《东方日报》

9.5.20

美国妈妈的肺腑之言

中美正为新冠肺炎(Covid-19)源自何处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刻,有一位美国职业妇女June Shih在《南华早报》(58日)发表一篇令人省思的文章。

这篇命名为“为何在新冠状病毒肆虐时期,美国妈妈急切地把她的两名女儿带回上海”?编者按语则说,正当中国大陆面对新冠病毒大流行时,在上海工作的美国职业妇女将其两名女儿带回美国。但在检视两国(中美)采取不同的检测措施后,她决定将女儿再带回上海。

这位作者说,在今年315日,她飞回美国准备将两名女儿带回上海,主要是因为两国的检测方式大相径庭。

“我的家庭已关注新冠病毒数个月,也知道此病毒在中国被发现。

我在两年前从美国到上海履新。但在今年农历新年假期时(阳历正月份),中国却面对大规模的病毒传播和感染,当时我们正在日本度假。在知悉上海的学校(国际学校)宣布暂关闭时,我们决定将两名女儿(一个13岁,一个10岁)飞回美国交付我的丈夫照顾,我则飞回上海继续工作。接下来的中国“封城”措施(123日),使我在两个月内与家人分开。

到了今年3月中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转折点,我的女儿刚刚入读他们以前的学校,但这些学校又宣布行将暂时关闭。与此同时,在上海的学校则通知家长将在不久后复课。在美国的疫情不断恶化及中国加紧管制边防措施时,我需要作出决定。

有关中美的防疫措施各有不同。我在美国机场逗留少过36小时,但情况足以引起警惕。如果不是我自愿告知检测人员我刚从中国回来,我相信在进入美国海关时,没有人会检测我有没有发烧。

由于我的自告奋勇,也就被领到美国防疫控制中心以作体温检测。刚好也有一大批教会的人从欧洲回来。我被告知要在家自我隔离14天(手续过程简单,没有繁文缛节)。反之,当我和我女儿在319日回返上海,入境手续与美国相比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情景,当我们的座机从日本飞抵上海时,正是上午11.45am,但我们坐在上海浦东机场约两小时,才得到移民局的官员通知需要通关。

我们在等待时间内也需要先填写健康报告,后来也通知我们需要在家或酒店隔离14天。后来我们被护送进入巴士。

在巴士上,我们也被提供被单、面包、入口德国牛奶、口罩和白水。我对他们的友善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巴士抵达住家附近时,在一间学校内,我们又再作一次检测。前前后后,从下机再回到住所,一共耗费16个小时,但却是值得的。我也看到这些义务工作者向巴士喷射消毒液。当中国已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时,我想美国到现在仍然没有做好足够的检测措施。

虽然没有人告诉我检测的结果,是否呈阴性?但我们则被告知可以回家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悉中国为防止疫情第二波到来而采取边防更严格的检测。我对我的“疯狂”举动把孩子带回上海感到庆幸。

再经过14天的每天检测后,我们被允许得以与人群共处,可以在街上步行。虽然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仍需保持距离,但上海又恢复昔日的繁华,我们也感受其中。”

我之所以将一位美国女性客观地描述中美之间对疫情的不同措施是希望有关国家在疫情未下降或缓和时,不要采取过于松弛的政策。

虽然美国为了保障人民的就业和抑制经济下滑,而希望用三个阶段来放宽限制,但是如果我们查看一下疫情的严重性,就不得不提醒美国,全球的340万人感染中美国占了1百多万例;而全球的死亡人数已达24万人,其中66千人是美国人(而中国有83千人被感染,造成46百人死亡)。

平均算来,美国一天有数千人被感染,而又有千人死亡。这种不受控制的病毒为何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的今天发生?简直不可思议。

尽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口咬定病毒来自中国,也不断地鼓动欧洲国家及盟友掀起反华浪潮,但只要细读美国人的这一篇肺腑之言,就不难看出防范措施的松紧有天壤之别。

退一步来说,美国及其盟友如果决意要向中国讨“赔偿”(在法理上尚找不到法律据点),则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在法庭见真章?同时,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又怎能受得了不断流失的生命?

一个不变的定理是:当人命受重创时,经济肯定不会好转。放眼所见,大小工业的停顿,石油的无价及大工程的静止,这个世界将会在疫情过后变了样。

虽一个新的世界正在期待中,但没有人知道其模式是怎样的?也没有人知道石油在将来还会不会有其市场?

如果在2020年的全球GDP无法零突破,那意味着世界在静止中,一个从未有过的世界会出现(通过战争重塑或通过并吞减少国家数目)。至于各个国家之间是以什么方式结盟?又用什么对抗?大家都不知如何想象。

其实当下如果采取如同中国的检测措施,应该是利多于弊。既然中国有世界最多的人口(14亿),美国不到3亿,欧洲国家也在5亿之间,为什么就不能早日控制疫情?反而任它泛滥下去?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无可避免的浩劫?那些支撑不下的国家,是否会陷入破产或被并合?这是十分令人担心的后果。

 刊登于2020年5月9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