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2.19

教育法令与华文教育


华团针对教育课题进行讨论也非新鲜事,但这一回为避免引发争议,有关的大会(原定于1228日举行)也就在禁令下取消。不过有些历史事件仍是令人刻骨铭心的。例如在1955年,马来亚行将举行朝向自治邦的选举,有鉴于形势紧迫,教总主席林连玉等人赶赴马六甲与东姑及陈祯禄会晤,要求联盟承诺保障华校,以换取华社对联盟(1954年成立)的支持。东姑也即席承诺,只要联盟大捷,必然成立教育检讨委员会,以使华社安心。结果得偿心愿,联盟自治政府于1956年推出拉萨教育报告书。当林连玉争取删掉最终目标(全面推行国民教育)成功后,也算是遂了华社心愿。
可是在1955年杪的华玲和谈(东姑与马共和谈)失败后,华人社会又通过华团要求争取更大的权利却阻力重重,一方面是东姑率领联盟代表团(包括马华的陈东海在内)于1956年赴英国谈判独立条件;另一方面则是以刘伯承和白成根(吡叻矿家)为首的华团也选出代表团要飞往英国争取参加谈判。团员中原本也选出林连玉为代表,但他自行取消。据说是受林苍祐(1954年已加入马华)之劝,打消此念头。个中内情不得而知。
据称,以刘伯承为首的华团代表有草拟一份备忘录准备呈给英政府,但后来不获召见,只得委托陈东海带给英方。讵料陈东海竟说忘记提呈。到底真相如何,也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华团的诸多诉求都未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被列在宪法或附加在备忘录中。
由此可见,即使华团另有行动,也无法超越政党的控制,更何况当年马华代表华人的形象比较深入人心。
到了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后,他召开了三大机构会议(即马华公会、董总及教总),各派出有份量的代表。这是林苍祐在夺权成功后召开的一项历史性会议,但他的努力却功亏一篑,因为代表马华改革派的林苍祐向东姑提出的诉求被认为是“太过份”,不被接受。
当年林苍祐代表马华呈密函予东姑,要求分派马华至少1/3的国会议席,或40席左右(国会共有104席)。由于机密外泄,成为报章的大新闻,也就引发东姑与林苍祐的骂战,后来陈祯禄与陈修信也加入讨伐林苍祐。
在陈祯禄挺陈修信下,一批元老靠向陈祯禄,而孤立了林苍祐。
因为东姑已找到陈修信足以取代林苍祐的势力,也就不把林苍祐放在眼里。就这样,马华第一次大分裂所造成的后遗症,直到今天陈修信仍然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因为三大机构未能为华教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也就在60年代纷纷改组成国民型华小及国民型中学,华校的完整性被改变了。
林苍祐走了以后,马华与华团的关系转淡,陈修信主持下的马华,也与董教总合不来。可是在1969年的大选前,陈修信发现不对劲,乃通过许启谟(前新加坡政治部主任,李光耀的死对头)调解马华与华团的紧张关系。最主要的是许启谟(马华的副总会长,后来升任署理总会长)邀来南洋大学校长黄丽松协助马华草拟一间学院,以抗衡董教总倡议的“独立大学”。在讨论后,取名为拉曼学院的学府成立了。
拉曼学院也为马华取得喘息的机会。在陈修信退休后(1974年),接位的李三春还是无法与董教总搞好关系;尤其是在1982年的大选,董教总率华校精英参加民政党,气到李三春和林吉祥大跳,指责林晃升“典当”了华教。
1983年李三春突然出走,马华又陷入内部大斗争,直到1985年才停止内斗。
1987年时,突又发生教部派不谙华文的老师到华校担任行政高职,引起了轩然风波。在董教总及华基政党举行大会,抗议政府不公之际,马哈迪开展了“茅草行动”,大举逮捕百余人,也查封三家报馆。
虽然政府较后作出某些妥协,调回不谙华文的行政人员,但一些政党元老及华教斗士也付出代价(坐牢),天后宫的心酸事件仍历历在目。
后来,政府对教育采取多元开放,多少缓和了华社的情绪。就不知道为什么在2019年及2020年的大件事竟是教导爪夷文的风波。
严格来说,董教总要抗议的是教育部剥夺了董事会的权利,动用教育法令让所有国民型中小学的董事会不必注册。在没有注册下,就没有法人地位;没有法人地位,又如何起诉政府呢?
其实当1957年教育法令(根据拉萨教育报告书)生效后,华校的法定地位已大改变。如今所要争取的是“恢复”董事会主权,学校不能本末倒置交给家协负责,毕竟董事会才是正统的产儿,是华校的带路人,不是“私生子”。
再者,爪夷文应不应该在小学四年级教导是一目了然的。当学生的心智没有成熟时(只有10岁),认识这些“艺术”又是为了什么?
如今华校生已要学习三种语文,若再加爪夷文,说是“无关紧要”,非考试科。既然如此,又何必强求小学生所难呢?
正如我们要问:为何吉兰丹的男公务员在周四一定要戴宋谷上班?这是什么道理?有劳伊党和州政府作出回应。华教本来就是政治的产儿。谁说教育与政治无关?说这话的人不是言不由衷,就是误人误己!
刊登于2019年12月30日《光华日报》

30.12.19

没有宏愿的2020年


再过两天,我们就要跨入2020年,这新的一年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不回顾历史,那将是如往常一样在争议中过日子;反之若我们回想在30年前的1991228日身为首相的马哈迪为配合第六个马来西亚计划的公布而宣布将在30年后,即2020年打造马来西亚成为先进国,因此称之为2020年宏愿(Wawasan 2020)。也从那年起,成为国人的伟大愿景。于是“2020宏愿”口号响彻云霄,几乎达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和日日讲的地步。俨然到了2020年我们的国家将变成另一个美丽和令人称羡的乐园。
为此,马哈迪提出了达致目标的九大挑战,最重要的第一条是共建一个拥有共同价值观与目标的团结马来西亚,不分地域与种族差异和睦共处,塑造一个忠于国家,肯于奉献的“马来西亚民族”。第三条是培育和发展一个成熟民主的社会,使之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楷模;而第五条是创建一个开放与包容的社会,马来西亚各族能够自由奉行各自风俗习惯、文化与宗教信仰,并且对国家产生归属感。
但是为什么同一位首相却不能兑现30年前的承诺呢?这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根据现任首相马哈迪的解释,“2020年先进国宏愿”未能实现,应归咎于前朝政府的策略失误,最大的失误是担任9年首相的纳吉把国家的发展方向导向迷途,而且还弄出“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大丑闻,顿使国家损失数百亿美元而成为负债累累的国家。
无疑的,纳吉是应该负上相当大的责任,不过我们认为还得从历史的轨迹来梳理这30年来的三位首相的得与失,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评价。
按排列是马哈迪(1981-2003)(2018-2020)、阿都拉(2003-2009)及纳吉(2009-2018)。
不论谁当首相,按照“先进国的水平”,其人均国民收入(GNI)必须在2020年达到至少年收入15千美元的门槛。但是根据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在2006年的一场宴会中认同马哈迪指现任阿都拉政府是无法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因为只有在未来15年内每年的经济成长维持在8.8%才有望达标。
然而阿都拉首相只能让经济每年成长约6%;再者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也让马来西亚在经济上更加落后而不是进步。在2005年时,韩国人均收入已达16千美元,马来西亚只有5千美元。在马哈迪主政年代,人均收入是在马币69百至1万元之间(相等于4千美元)(以1991年算起到2003年)。其中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马币更是对美元贬值40%,从1美元兑马币2.501美元兑马币3.80,严重打击国民人均收入。
按照《财经周刊》的报导,在2017年时,民主与经济事务研究中心(Ideas)援引EPU(首相署经济策划单位)的数据指出,在2013年时,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已达10,345美元,但在2016年时,竟萎缩多达15%,只剩下8821美元。这是因为马币兑美元又告下降和其他因素所致。
来到2018509后,马哈迪重新掌政,他发现到马来西亚根本不可能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除了人均收入只有10,043美元外,也根本无法在2020年达到15千美元。同时根据世界货币基金局的推算,马来西亚的经济成长在2019年与2018年一样,只是4.7%。因此马哈迪不得不改弦易辙,将先进国的落实推迟10年至2030年。这显然是比纳吉的TN50,即在2050年才实现先进国要提早20年,但成效如何,未得而知。
另外,马哈迪政府当前面对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其一,他与中国的关系有些好转的当儿,我国又向联合国提出在南中国海的水域大陆架的延长申请。此诉求将在2021年讨论,已被视为与越南同时采取压力的行动。与此同时,马来西亚一些回教徒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问题提出建议我国扮演中国政府与维吾尔人的居中协调角色,在间接上也会影响马中关系。
再者,如果隆新高铁再拖延些年,对大马的棕油及其它资源的出口将带来更大的挑战。由此可见,马中关系的变化将直接影响到两国的经济关系。
其二,马来西亚政府迟迟未将来自印度的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奈克(Zakir Naik)遣回,也影响马印关系,结果造成印度转向印尼采购棕油产品。同时印度也修改条例在收容难民时不包括回教徒可成为公民也引起马国的非议。
其三,由于香港的动乱,经有大部分资金流入新加坡,但不是向马来西亚。与此同时,新加坡也从马来西亚撤走其资金,只因我国要求提高卖给新加坡的原水费。
其四,与此有关的是,马哈迪政府不让以色列选手进入砂州参加世界性的游泳比赛,影响了犹太人控制的七个世界基金会减少在马的投资和活动。
最后要注意的是,2030年的宏愿已不再提2020年宏愿中的三大挑战,即所谓的马来西亚民族不见了;再加上伊斯兰党的要求伊斯兰化,如规定丹州男公务员必须在周四戴宋谷上班,将会使到国家的和谐与团结受到影响。在这方面,我们只能在失落中期待2020年的喜讯?
刊登于2019年12月30 日《南洋商报》

29.12.19

海外中华文明的形成


历史与文明的传播开了一个大玩笑。虽然明朝时期郑和七下西洋在时间上比西方国家打开亚洲的门户更早(1405-1433),但他并没有把中华文化散布在东亚的国家,而是向海外的国家和地区展示中华帝国的国威。
自此之后,中国文明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接触也就转小了。因为在1644年崛起的清王朝并没有时代的雄心和壮志(在马背上得天下),只忙于巩固帝王制度而不介入(也没能力介入)正在探出头来的西方国家的海上争霸战。
1757年时,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与莫卧儿帝国合作,占据印度的领土孟加(现在的孟加拉),并不断地扩展领土,在1858年占有整个印度。英国在印度最大的得利是发现在印度有种植大量罂粟(鸦片),也就引发英国要向亚洲其他国家扩展领土,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及斯里兰卡等。其中最主要的目的是将鸦片贩卖到有利可图的国家,中国不幸成为被盯中的目标。
1786年时英国又拿下槟榔屿,及后伸入威省(1800年)。再下来是1819年占有新加坡,跟着时来运转的机会是1824年获得荷兰交出马六甲给英国,以换取英国让出在苏门答腊的明古连军港。
1826年英国将槟城、马六甲和新加坡并成海峡殖民地后(俗称三州府),整个马六甲海峡已落入英国手里。它利用这个优势在1840年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南中国海打开中国的门户,让鸦片源源不断输华,史称“鸦片战争”。这是因为清政府在1838年委任林则徐任禁烟钦差大臣,后者于1839年将所充公的鸦片焚毁。换句话说,英国失去鸦片的财路,等于经济破产,也就迫不急待在翌年攻打中国,以逼使清廷开放市场。最令中国人耻辱的是香港被割让给英国,中国从此陷入国不像国的困境。
香港的丢失为外国势力提供一个借口。到了1860年,英国又与法国联手掀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获得九龙岛的割让;法国获得对北京的控制,火烧圆明园事件也是在这一年发生。
经过鸦片战争后,中国更是陷入被瓜分的孤立。先是1883年的中法战争,在前者失败后,不但失去对越南的保护权,而且是引入法国对越南的统治。继之,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廷又告战败,既失掉对朝鲜的保护权,也被迫将台湾割让予日本。更甚者,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也导致八国联军攻打中国,列强坐地分赃。
总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口大量向东南亚移民,以脱离民不聊生的苦难生活。海外华人在殖民地宗主国的鼓动下,纷纷涌向东南亚;尤其是泰国、马来亚、北婆罗洲(东马)和印尼等地。
正因为海外华人在廿世纪初期已在东南亚形成一个庞大的华人社会,也就铺下条件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带来曙光和希望。
最大的转折点是于1919年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毕竟在这之前移民的华人大多数是苦力,甚至目不识丁,而且数目不多。文化对他们来说是难以高攀的,也是属于读书人的。所幸在“五四”运动时期,来了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不但传播中华文明,也将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传播开来。
就在“五四”运动开展之际,海外华人也不落人后的兴学办报,一时蔚为风气。这之中有孙中山为推翻满清王朝留下的革命火种;也有康有为的保皇运动兴学办校的“贡献”。虽然两人是站在政治的对立面,但对于文化的传播和学校的开办,他们是不遗余力,也是殊途同归的。这时华人在马新已有逾百万人,影响力无远弗届。
这种先由西方殖民的入侵才有中华文明尾随的现象是属于对历史的“颠倒”,一般上西方文明是伴随着殖民侵略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中华文明既非西方国家所懂,更与他们的文明无关,自然不会为华人移民的文化着想。
其实,西方国家最怕和最担心的就是中华文明的传播。在他们看来,中华文明中的儒家思想和对世界大同的追求(后期用孔子的名义办学)及后来的马克思革命理论的传播都不是他们所能接受和容忍的。比如西方近年掀起反孔子学院就是将文化与政治挂钩,而排斥马克思主义则是一贯的立场,自然不支持也不同意中国形成的新文明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幽灵。
即便在“五四”之后兴起的中华文化的发扬被英殖民主义者用学校注册法令及华报登记法令加以控制,华人还是义无反顾地大建华校,也热衷办报,以致在后来英殖民地也出炉了控制华校的法令。及后马来亚独立也沿用新的教育法令,以改变华校的特质。但华人社会的坚持与守望相助,也造就了华校一直在马来西亚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海外中华文明的导源,有人形容为一道美丽的华教风景线。
总的来说,华人不论在海内外要保留和发展祖先的文化就得靠自己,完全不能寄望殖民地宗主国的怜悯,也激发华人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憎恨。这与香港移民不仇英和不反英有大相径庭之别。也说明了香港文化在本质和特质上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不是中华文明的堡垒。这也是为什么今日的香港人与马来西亚的华人在思维上有本质的不同的原因所在。
刊登于2019年12月29日《东方日报》

23.12.19

马中关系面面观


有史可查的是,从唐朝义净法师开始,他在公元671年通过海路途经南中国海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旅居20年后回返洛阳受到武则天皇帝亲迎,授以大唐国师荣衔。此后有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建立了马六甲王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下来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掀开了华人南迁的历史。辛亥革命(1911年)及五四运动(1919年)也给海外华人社会带来了大量移民和文化震荡。在抗日战争的年代(1931-1945),更有华工向马新迁徙。马中关系也在动荡不安中被强化。
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中国向左转,马中关系开始疏远;尤其是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双方切断联系。在1950年时,马中贸易只有360万英镑,直到1989年与马共和解,马中贸易已突破10亿美元。在2013年时,更冲破1千亿美元。
虽然马来西亚人前往中国投资并非新鲜事,但有记录可查的始于1984年,当时数额有限。到了2008年,马来西亚在中国投资高达49.28亿美元。
截至20191月,马来西亚实际对华投资累计高达78亿美元。
反之,中国商企在马投资起步较晚,但数额成长惊人。根据2010年的记录,中国在马投资仅6亿令吉(相等于1亿5千万美元),过后就大步飞跃。在2018年,中国对马投资已达50亿美元。
2019年正月时,中国对马直接投资累积达59.5亿美元。官方数字显示,在过去10年,从2008年到2018年,中国一直是马来西亚在东盟国内的最大投资者。
即便在509大选后,马中贸易和投资一度出现了阻力,但很快又解冻了。如东铁计划的恢复及马六甲皇京港仍在推动及最近的吉隆坡大城市发展计划又告复苏,说明了马中的经济链不但不会中断,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
根据中国驻槟城总领事鲁世巍博士的统计,目前在北马的中资企业已超过60家,其中有40家在槟城,提供了上万个就业机会。
他坚信还会有更多的中企来马投资。因此马中商贸前景是光明和灿烂的。
我感到很欣慰的是,我们的马中客家总商会已迈开向中资靠拢的第一步。在不久前,我们成立了“中天咨询有限公司”,主要是为中企人员提供一站式的服务。例如我们的公司已开始为中企高层申请长期签证,也鼓励他们在马来西亚;尤其是在槟城建立第二家园。
忝为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我要感谢北马中资企业协会会长刘振华先生提供的方便,让我们成为中企的附属会员,也不时应邀参加相关的活动。
我们的下一步计划是:在我们的槟城会所举办中企与本地商家的交流会,让中企更加了解马来西亚的商贸政策和扩大与本地企业的合作。
在这方面,我们有意邀请槟城投资单位,MIDA部门官员及相关单位为外来的投资企业家讲解相关的程序。
在这里,我也顺便提一提我们在今年初成立的“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这个组织是配合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以惠及周边的国家而组成的。
根据我们了解,目前已有列车每天从中国各大城市穿越其它城市开到地中海的欧洲国家。
假以时日,一旦隆新高铁及隆谷(曼谷)高铁完成,便可从新加坡直达昆明或连云港或义乌而走向欧洲。世界不仅变得小了,而且不一定靠飞机来运送,列车和公路同样可以解决人类的交通问题,从而减少隔阂和误解。
愿马中两国在庆祝建交45年的当儿,在另一个45年双方取得更大的成果。我们相信,马中客家总商会及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将成为左右臂膀支撑着中天咨询有限公司的成长,并与中国及世界各相关单位紧密合作,努力搞好一带一路。
(本文作者也是马中客家总商会会长及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
刊登于2019年12月23日《光华日报》

布城之路为何这么长?


就在公正党大会在争执中刚落幕,突又传来安华前助理研究员尤索夫在冼都警区报案(127日),声称在去年波德申补选期间遭到安华非礼性侵。
他随后也发表一份法定声明,讲述被性侵的经过。
另一方面,安华也通过其机要秘书苏克里报案,指控尤索夫进行诽谤,要求警方彻查。
与此同时,安华律师蓝卡巴星也向尤索夫发出律师函,限他在7天内撤回言论。
其实尤索夫也非等闲人物,他是长期担任消费人协会主席依里斯的孙子。依里斯早年曾担任过乔治市市议员,但后来不涉及政治。
反之其弟弟莫尤丁(律师)则是政治人物,早年在人民党旗下担任党主席卡森阿末的“同志加兄弟”;也曾在1978年参加过大选,但未能中选。不久前因其兄长的离世,他接任为消费人公会主席。
他为此事发表文告指责其侄孙被人利用炒作这宗丑闻。不过在隔天尤索夫的父亲莫哈末阿里反驳其叔父的言论,指他不明了事件经过,没有资格代表他们的家属发言。
随后警方介入调查,也先后向尤索夫和安华录供;前者更在1217日到警局接受测谎测验4小时。至于安华会不会也接受测谎仪器“考验”?这就不得而知。
针对相关的课题,阿兹敏在1214日也指向他索拖欠旅费款的旅行社的东主与安华关系密切,而东主儿子更与性短片事件有瓜葛。
无独有偶的是,阿兹敏早前也陷入“男男性爱疑云”,而且警方也告知已将相关视频送往美国鉴定,结果如何?也还未知。
这之中不难看出,安华与阿兹敏之间仍有解不开的恩恩怨怨,随时都会引爆一场政治大地震。
这个问题也影响到马哈迪近期的态度有某些转变。本来在1210日,马哈迪告诉路透社说不论安华卷入最新的性指控,他都会兑现交棒给安华,但不会在明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峰会之前交棒,而是在此之后,因为马来西亚是东道主。
可是在1214日,马哈迪到卡塔尔出席多哈论坛时,就针对交棒课题再作出不明确的交待。他说:“一旦我解决前朝所留下的严峻问题,我承诺会下台,交出领导棒子给希盟提名的人选。”
这种峰回路转的立场不但让国内外舆论难以理解,也不知为何马哈迪这么快会转变立场?难道是与所谓第三次非礼性侵案有关?
其实这类的案件对安华来说也非新鲜事,在1998年时,他之所以与马哈迪决裂是因为他被指责触犯非自然性行为,也就是俗称的“鸡奸”。这种行为在西方的社会不会被视为犯法,但在东方社会就触碰宗教和法律底线。安华个人魅力即使在当年能卷起千层浪,号召成千上万的人为他的“烈火莫熄”冲锋陷阵,最终还是因为罪成而须服刑。安华也就在被扣捕的那天(1998920日)起就失掉自由,直到20048月才因滥权上诉案得直,提早获释。
此后,安华又恢复他的昂扬斗志,带领公正党及其他反对党向阿都拉领导的国阵叫阵。
意想不到的是,在2008年安华才告时来运转,领导反对党结成民联崛起成为与国阵逼近的反对党,且控制了5个州政权。
讵料在2013年大选后,安华拿不下中央政权,也就意味着他在大选前被控的第二度鸡奸罪将会有不利的结局。
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补选在拉菲兹的主导下开展(加影补选),以扶持安华上位,自然引起阿兹敏的不悦,因为后者正伺机接卡力的位子成为雪州务大臣)。
在人算不如天算下,安华在补选提名前被判罪名成立,入狱5年。虽然可以保外上诉,但已失去参选资格。
加影补选终于成了安华的噩梦。即便派其夫人旺阿兹莎上阵,也还是当不成州务大臣,倒是让阿兹敏得偿所愿,拉菲兹则成了“好心做坏事”的人。他造就阿兹敏势力的膨胀,也给自己绑手绑脚。结果今天的拉菲兹不得不急流勇退,阿兹敏则与安华“越交越恶”。
我们不知道这第三次的鸡奸议案为什么会冒出来,因为正是这个时刻,安华不能有半点差错,只能等着马哈迪交棒。偏偏在此关键时刻,安华顿时又成了“不明朗”的接班人;尤其是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案件又将如何收科?也没有人回答得来。
等了整整20年,安华若因相关事件与相位失之交臂,似乎是“天意”使然?对安华来说,为什么布城这条路又长又弯曲?不知谁能告诉安华,他的机会有多大?
刊登于2019年12月23日《南洋商报》

19.12.19

英国脱欧的倒行逆施?


在过去3年来,英国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之中,但经过1212日的最新大选成绩来看,保守党意料之外取得成功,而且在新首相约翰逊的领导下,以大幅度的优势巩固了执政权。在下议院650个席位中,以368席(超过半数)的漂亮成绩成为大赢家,比起2017年的大选多出50席。这意味着约翰逊将加快启动脱欧的程序,也不再被议会内的其他政党绑手绑脚。
综观英国的民主议会,自2010年以来就不再稳定。先是保守党只赢得306席,未过半数,只得与自由民主党(57席)组成联合政府。但在2015年大选时,保守党的卡梅伦在下议院取得330席,得以单独执政。不过卡梅伦犯上一个难以弥补的错误,那就是承诺在2016年会举行公投来确定选民是否支持脱欧或留欧。
基本上卡梅伦是支持留欧的,但为显示民主,结果公投将整个方向搞乱了。在当年623日的公投中,有17,410,742名支持脱欧(占51.9%);只有16,141,241人支持留欧(占48.1%),全部有72.2%的选民进行投票(总选民是46,501,241名)。这就是说,超过一半的选民要求退出欧盟。工党一名领袖基斯瓦兹(前欧洲大臣)说,选民是用感情投票。意思是指选民未作理性的选择。
由于这一决定,卡梅伦只得挂冠而去,他的接任者是保守党选出来的特雷莎梅。
与卡梅伦不同的是,她是主张脱欧的人,但在议会内经常面对刁难和否决,不能顺利脱欧,引发她在2017年来个闪电大选,企图将整个乱局化解在大选中。
然而特雷梅沙还是面对更大的挑战,她只能赢得317席,未达半数,不得不与民主统一党组成联合政府。工党则有所斩获,在赫尔彬的领导下,赢得262席,较上一届的229席增加了33席。这位比较偏向社会主义的工党领袖也因为左的形象未能取信于民。虽然他对英国脱欧有不同的意见,且扬言如果工党上台执政,他将举行第二次公投。不料他这次栽了筋斗,也反映了选民依然认为脱欧是没错的。
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和地理位置来看,英国的脱欧将可能弊大于利。因为一个孤岛的英国如果不靠向欧洲大陆,它的未来处境是阻力多过顺利的。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成立联合国(1946年)外,另一个重要的组织就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它成立于1949年,草创之初成员国有美国、加拿大和10个欧洲国家。基本上是个军事系统,目的是遏制苏联的扩张。
美国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不但要控制联合国,也要控制北约,否则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势力会从中坐大;尤其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美国更是不放松其控制的野心。
直到目前为止,这个组织共有29个成员国,因为苏联在1991年解体后,其卫星国及加盟共和国也纷纷脱离苏联,重回资本主义的体系。
另一方面,苏联也不甘示弱,在1955年成立另一个军事组织—“华沙公约”,以社会主义阵营位成员。不料在1991年解体后,华沙也跟着解散。
除此之外,在50年代又有另一个以经济为主的组织出现,但仍然以资本主义体系作为入会的条件。
它起源于1952年,先是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由6个成员国组成,它们是西德、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意大利。到了1957年,6国在罗马签署《罗马条约》,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合作推动煤与钢铁的生产销售。同时也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5811日成立)。在1967年时,这三个组织被统合在欧洲共同体下。当1993年,成员国签署《马斯特里赫条约》后,改称为“欧盟”。也渐渐地从贸易实体转变成经济和政治联盟。由于其组织的特殊和各成员国也受惠其中,因此其成员也越来越多。
英国是在1972年后与丹麦、爱尔兰、希腊、西班牙及葡萄牙加入成为会员。
2002年,落实“欧元”货币。到了2013年,一共有28个成员国,但惟有土耳其申请加入直到今天仍未获得欧盟首肯。
可是为什么促使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却因为英国的脱欧而栽了筋斗?
一名英国脱口秀演员亚历山大贝茨的分析是一针见血的:“我是一名英国人。在过去1千多年来,我们总是给别人带来种种变革,但却没给自己带来多少?所以当我在624日(2016年)早上醒来,我感到很震惊我们的国家进行了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对我和其他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也给我们制造重大的政治危机。年轻人指责老年人,知识分子指责教育程度低的人。我从没有看过在英国街头出现如此严重的排外现象,以及种族歧视。人们在讨论我们的国家可能变成“小英格兰”。
这次公投也告诉了我们当今政治的本质,当代政治不再仅仅是左翼与右翼;不再仅仅是税收和开支。当代的政治是全球性的,它的分界线是接受全球化或是拒绝全球化。
脱欧者表现两个重点,其一是对移民有排斥;其二是维护国家的主权,也代表了人想要掌管自己人生的欲望,但是这种想法意味着恐惧与抵触,他们代表着向民族主义以及两极分化的倒退。
这真的让我深受打击,它提醒了像我这样的人,我们自认为是包容、开放、慷慨的人,却可能并不像我们以为自己那样了解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我引述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耶鲁大学讲的一段话:“全球化的大门将必须向所有人敞开,这样才能带来安定。偏执与无知是反全球化和排外来者的丑陋外表。
有证据显示,证据和真理已不再重要,谎言和事实具有同等的地位。所以着手教育,以消除谎言才是最重要的。让移民自由移动和流动,将给所有人带来利益。”
他的一席话,也反过来佐证卡梅伦在“民主”的幌子下可能给英国带来一个倒退和落后的未来。
刊登于2019年12月19日《东方日报》

16.12.19

“爪夷书法”谁说了算?


看来很多人都没有深入了解教育法令的明文规定,因而对教育部针对在小学四年级起教授认识爪夷文书法的权利交给家协作决定,而不是董事会表示抗议。
当董事会疾呼教育部勿剥夺董事会的权力时,教育部仍然没有作出改变,甚至有人形容这是教育部踩董事会的底线,可能在不久后会影响董总的“权威”和地位。
现在事情的变化越来越明朗,其一,教育部并没有取消交给家协的权力,但作出一些的调整,由家教协会将发问卷给家长,在两周内作出决定,而且要以书面记录签名证实后,由校长向教育局作出报告。
教育部是根据简单的多数票来决定“是”和“否”,即如果51%的家长反对,就不教爪夷书法。
其二,问题是,教育部是根据学校的学生的家长或监护人的人数作标准,还是只根据发出的表格数量作标准?
在没有表明怎样才算51%时,就等于说会以家长总人数作标准。因此若是家长不热心回应或担心签名和署名留底在教育部而选择保持沉默,那家协去哪里找51%的家长反对呢?况且现在已是假期,是否校长已被教局告知需公平发函给每位家长?若是没有,又在何时发呢?
其三,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校方没有派发问卷表格给家长,那将被视为同意推行爪夷文教学。不知这是什么逻辑?
其四,由于有一些华小,其学生人数已是非华裔占多数,一般上会通过学习爪夷文书法,这个问题也是华总主席吴添泉所提的。他担心会因不同的意见导致有关学校失去和谐和加深矛盾,不利国民团结。因此要求当局重新检讨有关措施。
现在让我们进入正题来探讨为何教育部坚持己见?只肯退让给家长表示意见而不将权力交给董事会呢?
根据1957年,1961年乃至1996年教育法令规定,一旦有关学校(小学及中学)接受津贴转成国民型学校后,董事会地位便进行改变。不论是中学或小学,只要接受政府津贴,就被列为国民型学校。所谓的国民型学校只能有一个受承认的董事会/学监会,而不会承认赞助人自行成立的董事会(独立中学除外)。换句话说,教育法令下的董事会只能有15位成员(即赞助人3名、信托人(土地)3名、家长3名、校友3名及官委3名)。在职位上,由家长中选1人出任董事长和另一名财政,秘书一职归校长兼任,其他列为董事而已。这之中没有所谓署理董事长、副董事长、总务、监学及调查等职位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1962年后,所有的华小都归为国民型小学。而所有改制华文中学也变成国民型中学。因此其董事会是无需也不可以向社团注册局或商业注册局进行注册的,因为在教育法令中已言明董事会归教育部总管。凡是人事变更都得由校长上报批准。同时所有要担任董事的,一概要上呈教育局后才提呈警方调查有无犯罪纪录,才准担任董事。在这样的组织下,董事会归到教育部管辖。
既然董事会没有注册,也就没有法人地位,董事长更不是政府眼中的法人代表。
这就是为什么董事会失去“决策”的权力,因为他没有法定地位,所以由全国各华校组成的董联会就会逐步被削减权力;这与教师成为公务员后教总组织已不具林连玉年代的权威。因为教师既是公务员,就不可对外发言,也不适当担任教总主席(王超群任职多年是因为他已是退休校长,不再是公务员了)。
同样的,家教协会也是在教育法令下的产物,由家长及老师共同组成,分成78,家长多1位,但校长又是当然顾问,变成88。由于这个组织没有法人地位。只有教育部授权下才有行使的权力,但权力不在家协手上,所协只是扮演邮差的角色,发函给家长等回应。
不论有没有回应,要收集到51%家长的反对(以家长总人数为标准)确实不容易。反之如果没回应就等于默许。
说来说去,今天的董事会也好,家教协会也好,除了独中的董事会和家协有较大的权力外,其他类型的董事会或家协都不具法定地位。
这也是为什么改制以来,学校的官司都是由律政司出面,因为教育部才是真正的老板。难怪教长马智礼说:“我才是拍板的人”。
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请希盟的4个政党分别表态,以决定是否要推行爪夷文书法,他们会吗?
刊登于2019年12月16日《光华日报》

北约患上“脑死症”?


当世界秩序的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超出美国的控制时,美国就需要有一个组织来保卫资本主义国家的安全和发展。于是在美国主导下,于194944日签下《北太西洋公约》条约,并在824日使其生效。
这个组织全名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缩写Nato,简称北约)。它是由美国、英国和法国共同发起的,总部设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主要的目的是与战后形成的东方集团相对抗。
北约最初的成员只有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卢森堡、荷兰、英国、丹麦、挪威、冰岛、葡萄牙及意大利,共12个。1952年,希腊及土耳其加入;1955年又增加西德及后在1982年加入西班牙。
在特定的年代,北约发生的作用包括用联合国的名义,于1950年卷入朝鲜战争,形成中美第一次短兵相接的“援朝抗美”战争。断断续续三年后方告休战。
及后的1965年的援越抗美战争,也是中美的较量,但苏联有限度的介入也使越战成为国际化。在60年代后期美国共投入60万军力,但仍然打不出一个胜仗,最后于1974年的日内瓦会议达成“光荣和平”,美军全面撤出,南越落入越共手里,形成一个统一国家。
另一方面,由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于1925年才完成其统一大蓝图,计有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立陶苑、摩尔达维亚、吉尔吉斯、拉脱维亚、塔吉克、亚美尼亚、土库曼、爱沙尼亚组成。析细而言,共有6个加盟共和国,15个自治共和国及16个自治州,统称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有鉴于国内时局不平靖,再加上东欧国家也有异议,苏联政府便在1955年成立了《华沙公约》,也是一个军事同盟,军事总部设在苏联,而总指挥部设在波兰。
其宗旨是集体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初期加盟的有苏联、阿尔巴尼亚(1968年退出)、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共8个成员国,南斯拉夫并未加入,中国和朝鲜也未加入成为观察员。但北越、蒙古及寮国拥有观察员地位。
同样的,“华沙公约”也与北约一样,只要任何一个成员国被侵略,其他国家得以介入。所谓的东方集团即指华沙公约成员国等。
1962年古巴危机时,美国的肯尼迪总统就是动用北约力量阻吓苏联的克鲁晓夫撤走拥有核弹头的军舰,解除了一场大危机。
1991年苏联解体后,华沙组织也不见了。原本属于华沙成员国的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后东西德统一成德国)、波兰、罗马尼亚、立陶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及阿尔巴尼亚相继加入了北约。直到今天,北约共有29个成员国。
虽然北约仍然存在,但内部矛盾加剧,例如特朗普上台前,曾嘲讽北约“陈腐过时”,若解散,他不会难过。此言引起成员国的不满。
土耳其则因为插手叙利亚内战,对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发动攻击,在北约内造成分裂。为此欧盟冻结了对土耳其武器的销售,但土耳其则转向俄罗斯购买了导弹防御系统。
法国总统马克龙更是一针见血形容北约是个“脑死”的病人。他批评华盛顿从叙利亚撤军竟然没事先通知北约,他怀疑北约如同一个大家庭的理念是否存在?
基于美国立场的摇摆,马克龙建议北约重新评估局势;换言之,欧洲必须在军事战略和能力方面争取自治权力。
英国的脱欧也是北约一个头痛问题,这形同英国要自我孤立。现在仍留下的大问题是,北约一年的军费约25亿美元,美国承担GDP3.5%,可是德国远未及2%,所以被要求增加应对军费。
另一个问题是成立70年的北约首次将中国的威胁当成其日常议程,也显示目标又有所转移。但在地域上又似乎与中国不太接近,反而是印度、日本和越南才是美国要争取的对象。
由此来看,北约若失去针对性目标,其存在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再说,欧洲也不允许一直由美国来操控整个世界的命运,才有了今日的各说各话。
刊登于2019年12月16日《南洋商报》

15.12.19

红色纽带牵动的年代—贺巾、马阳与原甸缔造学运神话


数个月前接获消息,马华早期左翼作家贺巾已于2019622日在合艾逝世,终年84岁。悼念之余,往事又历历在目。这不单是三个年轻人的故事,更是一个时代留下不灭的印记。
故事从1953年开始。这一年新加坡的左翼份子借一位女学生(16岁)庄玉珍被奸杀事件掀起了“反黄运动”,随后形成波澜壮阔的阵容排山倒海而来,进而把矛头指向英殖民主义者纵容情色文化大行其道,导致道德沦丧。就这样,当时陷入低潮的左翼阵线又重新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统一阵线。
在这时期,有三位年青的写作者通过文学创作,不期而遇地走在一起,吹起了斗争的号角,他们成了学运的急先锋。
第一位是贺巾(1935-2019),我是在合艾认识的(2009年),原名林金泉。1935年出生于新加坡。先后曾在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受教育。他在1953年发表《青春曲》短篇小说而成名;更在1955年创作《沈郁兰同学》一文,奠定他在文坛的地位。1960年他创作了《小茅屋》短篇小说,反映出他已经“脱离”小资产阶级的心态,开始用阶级斗争理论来表达他的无产阶级思想。
自此之后,贺巾走进乡村生活,当起农村华校的“老师”。后来因风声过紧,贺巾远走廖内,又辗转到印尼生活十余年,直到80年代初期才离开印尼,潜入马泰边境加入马共,担任马共的“马来亚民主之声”电台的撰稿人和播报员。
1989年,马共与马政府及泰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大部分的马共成员返回马来西亚,但身为新加坡人的贺巾却回不了家,因为他没有向政府交待和留下“自白书”,也就被安置在勿洞的和平村。后来因其儿子关系,移居合艾,直到逝世。他的下一代,已没有参加革命,可谓事业有成。
他的最新著作《巨浪》(自传式长篇小说)(中英文版),人物是虚构的,故事是真实的。
第二位我认识的是马阳。原名蒋明元,1938年生于居銮。1958年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学籍,也被扣留几个月。释放后到新加坡落脚。此时他出版《山民曲诗集》(19589月),因被指触及煽动和颠覆法令而被控上法庭。
这宗莫名其妙的“文字案”因诗中有如下的字句而被视为“犯法”:
天有红云出太阳,红红的太阳不落岗
最后法官判其无罪。
不过,马阳另一个轰动文坛的事件是在1961年出版的《沙河岸上的恋歌》,先后出六版,销售逾万本,打破了文学创作在马新的纪录。这部小说的评价虽不高(方修语),但它的销量惊人,反映了华校生对“学运偶像”的迷恋和追求。好像今时的“追星一族”,有时也狂热到极点。
马阳在出版《沙》小说后的第二年,即赴中国居住,旋在华侨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中学校长及县侨联会主席及《华夏》杂志主编。
第三位则是在新加坡认识的原甸(2005年)。他原名林佑璋,1940年出生。1946年随家人来新定居;1955年进入华侨中学;1957年转入中正中学。
1960年,他发表了“不朽”诗作《我的家乡是座万宝山》,竟然成为新加坡各个华校和文娱团体朗诵的热门节目。当他在1962年结集出版诗集《青春的哭泣》时,内中就有其成名作“我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我们的家乡是座万宝山
请胶山海洋矿藏不要喧闹
风雨来了大海不会再平静
人民醒了万宝山不会再凄凉
原甸的名声跟随这首诗作红遍马新两地。
1964年,原甸为避开被追捕的命运,选择赴中国。虽然他曾与著名诗人臧克家有过书信往来,但无法为他打通进入中国大学的门槛。
1966年文革声响起,原甸发现不对劲,乃在1966年转入澳门和香港两地,一度成为“沙爹诗人”。这是因为落难的他被迫卖沙爹谋生,直到1984年被允许回国。他曾在《联合晚报》工作,现已退休多年,不时有发表作品,他的探索三部曲《重振、奉献、活祭》写尽了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刘再复教授形容他的小说成就不逊于他的诗歌)。
如今屈指算来,这三位文人“无心插柳柳成荫”,竟然成了50年代至70年代的红旗手,而且影响面之宽和年代之久(历时30年),真让人难以理解。他们也成了左翼统战年代的其中一个标记。
刊登于2019年12月12日《光华日报》

12.12.19

公正党迟早被玩残?


正如本栏在上一期所料,公正党两派已是破镜难圆,即便在开大会前夕,阿兹敏与安华来个妥协,仍由前者主持公青团及妇女组代表大会开幕。但开会过后,未见双方握手言和,反而阿兹敏指责安华在主持全国代表大会时违背承诺,出言不逊而损其人格。结果阿兹敏派的人马愤而离席,以示抗议。
这意味着两派恩怨情仇根深蒂固,不是三言两语得以化干戈为玉帛的。
争端的导因起于2014年的加影补选的骤变。本来是安排安华参加补选的,以便他胜出后出任雪州大臣(因为卡立在党内已成为争议性人物;尤其是阿兹敏促他下台)。讵料官司缠身的安华在法庭的判案下,失去参加补选的资格,即便改派其夫人旺阿兹莎上阵,也无法扭转局面。
阿兹敏的上位与得势等于是安华的失势和失落。过后他再下囚,基本上被抬上希盟的精神领袖,再也不能呼风唤雨了。
正当安华服刑期间,阿兹敏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安华则因失去自由只能眼看阿兹敏成为未来的政治明星。虽然拉菲兹靠向安华,但也同样官司缠身,不能在政党内过于活跃,也只能担任军事的角色。因此拉菲兹的影响力远不如阿兹敏。他在2018年的党选中败给阿兹敏,印证了在没有官职下其作用是有限的。
有消息说,在2018年的509后,公正党的旺阿兹莎有意提名拉菲兹出任财政部长(先委为上议员),但不被接受。如果当时拉菲兹有一官半职,形势就不同了。
虽然如此,拉菲兹还是愿意成为安华的身边红人,就不知为什么在党选过后被委为党副主席的他却告沉默起来。近日更宣布退出政坛。安华说他理解拉菲兹及努鲁依莎的心情,也未涉及今次的党代表大会的争议,但个中因由耐人寻味。
由此可见,安华的阵营是比阿兹敏的阵营弱的,也许在党员人数及议员人数上,安华稍占上风,但阿兹敏也不是省油的灯。站在他后面的是土团党和巫统存有的势力。若他能得到伊党的谅解与合作,对阿兹敏争取到更多马来人的支持是毫无悬念的。问题是,民主行动党会倾向阿兹敏派吗?按常理推论,行动党是宁可选择安华而不会倒向阿兹敏。但如果是在马哈迪与安华之间,行动党就会陷入困境。老马是不能得罪的,华哥也一样是“铁马”兄弟。在两者之间选择现状也许是较为安稳的。
不过,敦马的坐镇兴许会维持一个较安定的局面,只是马来西亚的政治从过去到现在都没有太大的改变。即使换了党旗说是改朝换代,也是一如既往,过去是东姑说了算数,不然马哈迪怎会被开除呢?后来是敦拉萨说了算数,马哈迪才得以回巢。再后来,因为马哈迪,安华才得以平步青云。还有1998年,若不是马哈迪,谁能有此威权呼风唤雨,硬把安华拉下马呢?
回到胡申翁在接班时(1976年),他挑选马哈迪为副手,还不是他一人决定的吗?开除回教党(伊斯兰党)不也是他一人拍板吗?
当来到阿都拉时代及纳吉时代,重大决策也是他们一人决定的。例如阿都拉起用其女婿坐镇军师团;又例如纳吉革除慕尤丁、慕克力及沙菲宜的党官职,也是一个人说了算。
509之后,时间倒转回来,马哈迪在重作冯妇后,继续沿用原来的政治手段来处理国家大小事。虽有希盟成员,还不是与国阵的成员党一样,要看老大的脸色行事,不看“集体”决策。
除非希盟能确立集体权威,凡重大事项由希盟做出决定,不再只归一个人掌权,那才能算政治格局有了改变。不然马来西亚的政治还是寡夫政治。
说实在的,当首相委任官职后,当部长的怎好违背老板的心愿?难道不保乌纱帽吗?因此说来说去马来西亚当今的政治,巫统也好,土团党也好,都是一夫当关的。这也是为什么阿兹敏有恃无恐,敢与安华抬杠。
今天的安华已非昨天的安华,不但连个官职也没有,又如何发号施令呢?
所谓安敏之争是政治格局使然,是一方大另一方小的排阵,没有排排坐吃果果的。
这也是可以理解马哈迪不希望政府中有两头马车,阿兹敏是依附在马哈迪身上生存的“政治彗星”。可惜的是,一旦失掉马哈迪的光芒,阿兹敏便黯然失色,再也不是安华的对手了。
再者,阿兹敏与安华近期又被指涉及性爱事件,到底实情如何?也有待事件的厘清。
从公正党的内讧看希盟的未来,情况是不容乐观的。如果希盟无法在未来的三年内凝成一股团结的力量,便会被国阵所冲击。
现在的问题不是希盟好或国阵好,也不是两个都一无可取,而是马来西亚这个多党的国家还是有力所不逮之处。比如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就不是巫统的囊中物。虽然在1994年后巫统东渡沙巴取得成绩,且在2004年大选后成为沙巴的盟主(首席部长),可是在2018年后,政权又再还给沙巴人组成的民兴党。
巫统在砂拉越更是鞭长莫及。它被土著保守党卡在门外,至今都进不了砂州。如果土保党不让路,土团党也是爱莫能助的。
今天巫统连西马的地盘都保不住,若加上马哈迪能撬开巫统的墙角,将它纳入土团党,那么马来人政党也许会形成较大政党,但这是安华不愿看到的。
其实阿兹敏对安华的拦路也不是没有目的,而是有明显的用意堵住安华接班。可以预见,公正党的分裂在所难免,甚至会被玩残。谁会从中得利?仍是一个未知数。
刊登于2019年12月1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