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政治被打败了吗？ 土团党将成为巫统3.0？

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后有民众欢呼“种族政治”已被“埋葬”了，因为不论是马来人、华人或印度人；也不论是卡达山人或达雅族人几乎大面积的一面倒冲击执政的国阵。有人形容这是“全民海啸”，不单是华人海啸，也卷起马来海啸，因此换来了一个“新天地”，一个不再讲求种族课题的时代；一个象征种族政治没落的时代，及一个全民和谐一致改朝换代的时代。这是真的吗？我们的下一代将生活在没有种族歧视、没有宗族隔阂的新时代？

且让我们翻开马来西亚的历史，就不难发现从马来亚（1786年）到马来西亚（1963年），我们都是一脉相承源自英国的统治。

最初卷入政治斗争的始于孙中山的革命（1905-1911）。虽然孙中山在马新的时间不长，但他在华人民间掀起的政治波浪是令海外华人记忆犹新的。

由于孙中山的革命只针对推翻满清王朝，不涉及反英抗争，也就相对被容忍下来。因此国民党的政治也在马来亚开枝散叶。

直到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才引发英殖民政府的紧张，因而密切关注马共的活动和它与外国的联系。

为了“一视同仁”，英国也对国民党的活动给予钳制。虽然国民党与英国一样，主张民主政治和反共。但因种族之不同，也就不敢放松让华人介入政治大搞一场。

1942年时局急转直下，日本蝗军大举入侵马来亚，不及3个月的时间马新沦陷，东马的北婆罗州（沙巴和砂拉越）也沦陷。人民过着3年8个月的苦难日子，华人死伤更不计其数。

从那时开始，英国人留下的华人与马来人及印度人分区居住也成了日本人随手拈来使用的“分而治之”劣行。日军一方面加紧对马来亚抗日军（马共）的围剿；另一方面英军情处则在1943年开始与马共接头和合作，一个提供弹药；一个派军上阵，给日本留下头痛的对抗。与此同时，其他族群包括马来人被聘用为公务员和保安人员与警察等工作。对于印裔更巧妙地利用他们对印度的热爱，鼓动他们反英以争取早日独立。

这种“三管齐下”的政策也在日后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埋下种族政治的“地雷”。

当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英军迅速重临马新，先是给予马共“合法活动地位”，且在1946年颁发勋章予抗日军首领，包括陈平在内，一共获得6千余名抗日分子放下武器重返社会（当年尚有另一半马共成员不响应号召，他们生怕英军生变）。

1948年，英政府与巫统及各州苏丹达成协议，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48年2月1日）（新加坡被割开），也留下华印人申请公民权的问题有待圆满结局。

这个时期，英国察觉到在1948年中共节节逼近解放全中国，而对国民党不再寄以希望，乃先发制人在1948年6月20日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同时列马共为非法组织。英军与马共间的“不宣而战”又开始了。英国人认定华人多数左翼，是亲中国的，也就是亲共分子，自然欲除之而后快。

因此从1949年开始，英军陆续将50万华人驱赶至新村居住（约500个），日夜监视，防止华人协助马共。

既然英国对华人痛下限制，也就引起华人对英军事政府的不满。正如对待马来人和印度人一样，英殖民政府既鼓励马来人成立“巫统”，以照顾马来人的利益；也同意印裔人成立“印度国大党”，随时效忠尼赫鲁。接下来迫不及待鼓励华人成立“马华公会”，以照顾50万新村华人的利益和生活极不安定的华工。

在这种形势下，英国绝不允许马共的活动，但允许国民党的活动，反正后者都是反共的。

无可否认的，英国人就是美其名让各种族政党照顾本身的族群，又通过协商调和种族间的关系。

也因为战后不久，一支倾向共产的民族主义战士在印尼崛起，他们配合印尼的独立（1948年）与新总统苏卡诺一唱一和。也在这个过程中促成马共也与印尼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发生联系。

如果这两股势力真正汇成一道，就对种族政治的存在有所威胁；尤其是美国对苏卡诺一面倒向中国，又一面倡议“纳沙贡”（民族主义、回教主义及共产主义三结合）的指导思想坐立不安。这不但壮大了印尼共产党，也壮大马来亚的左翼势力，进一步将中国、印尼的左翼单位融合在马来西亚的左翼运动中。

当1955年东姑代表自治邦政府与马共和谈时，只能视为一场政治游戏。因为东姑开出的和谈条件（即投诚）是马共所不能接受的。在和谈失败后，东姑挟其声望在1956年到伦敦谈判独立，结果获得英国允许在1957年独立。

虽然在马来亚独立前英国已扫除左翼政党（1948年马来亚民主同盟解散及 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封），而允许一些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出现，如劳工党（1951年）及人民党（1955年）。这两个政党在独立日结成“社会主义阵线”（简称社阵），全面鼓吹非种族政治，希望能在这个过程中将种族政党消除掉。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调查社阵的支持者，不难发现在城市中的华人连同一些印度人在1959年的大选时投票支持社阵的候选人布斯达曼、加南星、V大卫和威拉板4位非华裔候选人中选为国会议员（只有1人是马来人），他们都是在华人占大多数的选区进入国会。因此从表面上看是非种族政治战胜了种族政治，实则社阵的地盘在城市中不是马来选区，而是华人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是不分种族的。但在马来社会，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支持是有限的。

虽然转入1963年，社阵又多了一个成员党“国民议会党”加入（马来人的政党，由前农长阿都亚兹领导）。但因适逢马印对抗，社阵在大选中失败（只赢得2个国席）。

更不幸的是，社阵这支左的旗号在1965年被政府指责与印尼“暗渡陈仓”，准备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消息传开后，华人大感哗然，而社阵也因走激进路线，在1966年后就成为马来西亚式的文化大革命阵容。这意味着马来人的左翼被挫败，而华人的左翼走上了街头，所谓非种族政党也就分道扬镳，更在1972年劳工党走完它历史道路。

随后崛起的反对党虽然也有标榜非种族性，如民政党、民主行动党及人联党，但它们都很明白若不能在华社立足，它们不会有未来。当然喊得响彻云霄的非种族政党，如民政党在后来就显露其华基政党的背景。以1982年大选为例，林苍祐的阵营清一色为华人。

同样的，民主行动党也致力要成为非种族政党，但它依然离不开华社，彼此关系如鱼和水。这判定了行动党的华人情意结。

虽然近十年来行动党试图“体现”多元种族色彩，候选人中有非华裔，也有马来人，但就是无法壮大它在马来社会的“市场”，它被标签为华人政党，更被巫统形容其“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是反马来人的。

行动党当然也不是孤芳自赏，而是尽量与其他非华人政党合作。如1990年与46精神党合作；如1999年与安华的人民公正党合作，说明了行动党需要的是马来人的支持，它本身也自信可取得华人票，也就不屑与社会正义党（1971年陈志勤由民政分裂出来）及社民党（1978年由叶锦源从行动党分裂出来，及后交范俊登领导）。正由于后来的华基政党都不再是行动党的朋友，也就成为行动党的“死敌”。例如在1974年大选，在吡叻州将人民进步党（1974年加入国阵）打得落花流水的是行动党的屠龙手范俊登。又例如在1990年大选击败林苍祐，又进一步在2008年将民政党的槟州江山夷为平地。

还有更大的目标是马华公会。行动党在2008年不经意壮大起来后，它就在2013年及2018年的战略中准备“围剿”马华。结果有69年历史的马华公会也掉进一次又一次的悲剧。从2008年的15+31议席，到2013年7+11议席，和今天的剩下1人。这意味着行动党已完成它的历史任务？将华基政党的阻力全扫光。

但接下来，它与公正党、土团党及诚信党的合作又意味着什么呢？

有人说多元种族胜利了，连华人也可以做回财政部长。从积极的方面看，确实是希盟推翻了旧政权，但希盟又是从什么地方长起来的呢？

其一公正党（1999年）是安华一手促成的，它的成员不少是来自巫统的。今天它在国会拥有47席，陆续有巫统议员加入。因此如果不久之后，他的国会议员增至54席，就意味着巫统相对削弱了。

其二，土著团结党（2016年）是马哈迪的产儿，虽然本届大选有13个国席，但随着增加吸纳国阵议员的跳槽，其议员数目就会加倍上升。

令人侧目的是，吡叻州的巫统议员加盟希盟，也导致希盟成为执政党。还有在柔佛、吉打、马六甲及森美兰也有人相随打进希盟。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当马哈迪要注册土团党时，他就表明是种族性政党，与巫统不相上下，即意准备取代巫统的。

毕竟他要打倒的是纳吉，而不是巫统。

在1988年，当巫统被法官判决为非法组织时，马哈迪马上成立“新巫统”即巫统2.0来接管原巫统的一切，他证明他成功了。

今天马哈迪更具有条件壮大土团党并将它发展成“崭新巫统”3.0，其实这个党是为取代巫统而诞生的。

其三，诚信党是源自伊斯兰党，它的理念与土团党很接近。如果这两个政党在将来要求合并，再加上东马的复兴党归向土团党和砂州的土保党也归向土团党时，那就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新新巫统”再次登上政治主流。

从上述的分析要在一夜之间铲除种族政治那是不可能的。

今天加入行动党的马来著名学者除了宪法专家亚都阿兹中选州议员外，再益依布拉欣则无缘上阵，还有一些马来重要人物，如阿都亚兹也已退党了。

如果种族政治的烙印不能在各政党内被改变，那么它就会继续存在各政党内。美国和欧洲国家同样有种族问题，马来西亚也不例外，但阻止极端宗教走进政治倒是当务之急！

刊登于2018年5月20日至22日《南洋商报》

大马政局改朝换代 马哈迪旋风再造神话

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尘埃落定，但政局未安定。因为获胜的一方“希望联盟”的统帅马哈迪在昨天早上无法在皇宫最高元首面前宣誓就职，而且皇宫也宣布展延到下午5时才进行宣誓。

我人于9月5日的傍晚抵达八度空间电视台，参与评述大选的前因后果，直到凌晨3时才结束。主要是要等选委会公布大选的成绩，以便可以确定今后这个国家要走向哪里。

在投票前，已有诸多评论指出本届大选将有巨变，马哈迪就坚持这种想法。他的论述也许有其依据，因为自从他于1946年巫统成立时已是党员，而在1981年胡先翁退休后，就由他接棒也兼任巫统主席。在他22年的主政和掌党期间，已熟透了政治游戏。因此即使在2003年退休至今已15年了，但其思路与敏锐的眼光却让人对他另眼相看。表面上看来，马哈迪已是93岁高龄的退休政治家，实则他对政局的转动从来没有缺席，凡是他看不过眼的他就敢于批评和发声。从1969年起对东姑的批判到1976年借另外两名党副主席嘉化峇峇到东姑拉沙里向第三任首相胡先翁逼宫，必须要从三位副主席中选出1人出任副揆，不能选其他人顶上。当时胡先翁所嘱意的人选是担任内长，但只是党中委的雅沙里沙菲宜，但不被接纳。最后胡先翁让步，才选了马哈迪上位。

马哈迪在上位后，他与下列副手闹僵了关系。从慕沙希淡（1981年起）到安华（1993年），再到阿都拉（2009年）都因此与马哈迪的关系走向恶化。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马哈迪在2016年时，为要“打倒纳吉”也就不得不降尊纡贵地特别到法院与安华会晤，以解开十多年的情仇恩怨。虽然安华事后有声称，他们的家人也对马哈迪的主动和解有所顾忌，毕竟是马哈迪的“铁腕政治”才把安华一度弄得“身败名裂”。

也就是安华不计前嫌，义无反顾地伸出友谊之手，才结束两人的“死结”。也正因为“死结”打开，才有民主行动党与马哈迪的合作。接着从伊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2015年）也加入新组成的希望联盟。当这三个党合成一块时，并不被巫统和伊党所重视，因为在群龙无首下（安华坐牢），这个联盟是无从卷起大风大浪的。

讵料在2016年时，马哈迪又联手慕尤丁组成“土著团结党”，并及时申请加入希望联盟。这个党的成立在今天看来是饶有玄机的。其一这个党保持巫统的结构，只收土著和马来人；其二这个党在各方面努力塑造成另一个巫统，以争取马来人的支持。

其实打从1955年有选举以来，联盟（国阵的前夕）就是执政集团，即使在1974年易名为国阵也还是以巫统马首是瞻。

马哈迪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成为巫统的老大（1981年），直到他于2003年退休为止，他都从来没有后悔对巫统难以分割的情意结。

也只有在对纳吉“失望”又加上2015年爆开的一马丑闻，才加速马哈迪反纳吉之心。在反纳吉之余，马哈迪又发现巫统已成了纳吉掌控的党，不再是以前的党。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马哈迪在1987年党选胜利后，面对东姑拉沙里阵营向法庭挑战普选的合法性，结果法官判巫统为“非法组织”，马哈迪在情急之下，马上来一个翻转，组织“新巫统”。结果他成功地让“新巫统”接管了原巫统的一切，到后来人民又将之称为巫统了。

从这个例子来看，马哈迪在2016年成立土团党时，就旨在取代巫统，因此他组成了反对党的土团党时，正当他节节朝向胜利的时刻，突然建议要在大选后组织马来人土著大会，以探讨这个最大族群的未来。

马哈迪的做法也印证他成立土团党的初心就是要重建新巫统。凭他的年事已高，领导也预料不会太久，他也就改变初衷让安华接班。当马哈迪也解开行动党的“心结”后，他已成功地走向夺权的道路；尤其是在2018年初确定马哈迪的统帅地位后，更进一步彰显只有马哈迪才能作出改变，甚至改朝换代。因为马来人及土著是尊敬领袖和英雄的，马哈迪正好符合这个条件，很快地在马来社会中卷起大风大浪。

虽然安华也曾震撼马来社会，但无法劝动华人之心。因此在1999年的大选，安华所鼓吹的是马来人同情心之心和局部反风，华人则无动于衷。结果似乎壮大了伊党而不是公正党。

唯有来到2008年的大选，不死心的安华才卷起一场政治海啸，但无从动摇巫统的根基，巫统参选117席，胜了79席（包括在沙巴的14席）。即使在2013年的大选也还是震撼不了巫统，参选121席，胜了88席（包括沙巴的14席）。这在巫统领导人看来，两次的“海啸”都没有办法“拿下巫统”。因此也使到巫统按自己既定方针应对大选，他相信巫统仍是屹立不倒的，反而担心马华及民政会进一步下沉（原本前者只剩7国11州，后者只剩2国4州）。因此在选前纳吉也积极地面向华社，他认为马来人不会有海啸，只要抓回华人的心及稳住印裔人的支持，就不会改朝换代了。

但希盟这边是三管齐下，一方面由马哈迪打头阵，深入马来腹地；特别是垦殖民区（有54个国席）。马哈迪知道纳吉牢控20个垦殖民区，上届反对党只掌控6/7个，因此必须要争取一半有余才能成事。

第二方面是马哈迪不惜上下走动，既进入乡区（连同垦殖民区共有88个乡区），也进入半城乡区，以将新一代马来人拉拢过来。

第三方面，就是让民主行动党扮演其代表华人的角色，进而促请华人抛弃旧政党而接纳行动党的代表性与敢于发声的角色。

印裔人为何连党主席苏巴马廉也失败，是因为马哈迪被认为其祖先有印人血统，也就对他的支持重新省视。结果国大党也在这次大选中成为“牺牲品”。

至于本届大选后马华独剩1国席、民政也独剩1国席、人联党及国大党也剩1国席的困境来审视，它们今后的道路更难走。巫统本身已是“自顾不暇”，再也无法对“兴建10间华小”、“承认统考”及“要珍惜华人部长”的言论被华人社会消化进去，它们似乎更需要改变。但今天已来到改变的时刻，这60年的巨变也让许多人意想不到，因为希盟在国会拿到113席（只比112席多1席）（总数222席）、国阵有79席、伊斯兰党有18席，但合起来再加上独立人士，刚好是100席也未达半数。

此外，除了槟雪仍由希盟主政外（胜得更多席位），马六甲、森美兰及柔佛也落入希盟手中。十分意外的是，甲森并未列在夺权计划中，却如同红利给了希盟，而计划中的柔佛一反常态，希盟占了39席，而国阵只占19席。更让人吃惊的是连州务大臣、部长也遗憾的在国席中失败，只魏家祥幸存下来。

有两个悬峙的议会，一是吉打，另一是吡叻。前者希盟18席、伊党15席及国阵3席，没有党超过半数，也暂未能组成政府。同样的，在吡叻希盟有29席、国阵27席及伊党3席，也暂时未组成政府。这又回到2008年民联只以3席之多主政，但未达一年，3位民联议员叛变，政权就易手回到国阵。

在西马伊党也有斩获，除保住吉兰丹外，也再拿下登嘉楼州，同时拥有18名国会议员（比2013年选后的分裂还要多；2015年有5名国会议员转向诚信党，伊党剩17席）。

从这样看大局，伊党虽不是造王者，但它还是能左右大局的。

如今国阵剩下彭亨、玻璃市两州政权，再加上砂州，共3个。而沙巴的民兴党则与国阵争取民统党的支持下，已可组成联合政府，因为民兴党及国阵各获29席。

刊登于2018年5月10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与纳吉终极之战

从4月28日提名到5月9日投票的过程整整11天里，看起来是很短，但在这期间所发生的变化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以下的几个现象是值得关注的：

其一是马哈迪竟然转身成为反对党阵线（希望联盟）的统帅。起先还是有不同的声音，包括他的年纪已经老迈（93岁），不适合重返政坛四处奔波；尤其是身为在野党的领袖，他非得每天上下跑动不可。但在希盟确定他的领导地位后，他就逐渐恢复昔日统领国家的精力，表现出他的斗志不减当年的冲劲。

不论是被指为年纪过大或是身体已不可能负荷挑大梁的角色，马哈迪皆一笑置之，而且身体力行地证明他可以站着一个小时做政治演讲。他更进一步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还能够回答你的问题，我的脑子还行吧！”

马哈迪说他是第一次感受到作为反对党角色的自豪感，原本他估计他所到之处的政治开讲前来聆听者大概数百人乃至算千人而已，但没有想到人潮的滚动竟高达逾万人、三万人，乃至五六万人。而且这些人都是自动前来听演讲的，即使下雨天草场潮湿，甚至泥泞湿透了裤子，群众还是听完他的演讲才离开。

当然曾经担任首相22年的马哈迪自然是见过更大的场面，即使数十万人也是平常事，毕竟身为首相的他，其政府官员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从四面八方调动群众形成一片人海。但是自从在2003年卸下首相职后，他就不再享有这样的荣誉。直到投入反对党行列才领悟到群众发挥的感染力。

无可否认的，在朝和在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但也有人认为反对党的讲座会或群众大会超过万人是司空见惯的事。当年林吉祥领导丹绒一役、二役乃至三役时，不是有过成千上万的场面吗？可是在开票的当晚却不成正比。因此身居执政党的一方一般上都认为群众人数与投票结果是两码事，也就不太注意反对党的造势。

其二是执政集团从五十年代开始就成为自治政府的政治主流，一直到独立再到今天，即使从“联盟”转成“国阵”，都是由同一个执政集团在运作。

在1974年，首相敦拉萨扩大组织成国阵后又加入了另外6个成员党，反而更突显巫统威权地位。加入新成员不仅没有削弱巫统的地位，反而是原来的成员党马华及国大党的代表性被削减了，因为加入国阵的民政党和砂人联党基本上是与马华争夺在华社的政治代表权。

因此即使在2008年的大选出现政治海啸，国阵在一夜之间损失5个州政权，但在国会议席上，国阵共得140席，与民联（反对党）的82席相比，还算保住稳定的中央政府（国会总数有222席）。

国阵之所以稳住中央政权，主要是巫统仍是势力最大的政党，例如巫统参选117席，赢得79席，也就是保住了近70%的席位（巫统的席位有14席是算在沙巴的国会议席中）。

反而是马华受重挫，参选40个国席只保住15席；民政党参选12个国席，只2人中选；国大党参选9席保下了3席。

整体而言，是国阵的失利。而崛起的是组成民联的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及伊斯兰党。但对巫统来说，它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政治主体，只是因被指领导不力，第五任首相阿都拉被马哈迪逼下台，在2009年换上纳吉出任第六任首相。

纳吉对2013年的大选是充满信心的，他相信国阵的表现会比上一届好。事实也证明巫统参选121席，共保住88席，获胜席位超过72%。

反观马华更进一步滑落，参选37席，只剩下7席；民政参选11席，也只剩1席（一年后安顺补选胜出，才回到2席）；而砂人联党参选7席，只剩了1席。整个华基政党陷入困境，被纳吉形容为华人海啸。最终的结果是国阵133席对民联的89席，也反映出巫统依然屹立不倒。

既然经过两次的严峻挑战，巫统仍然存在和掌控权力，就不认为巫统需要做什么样的检讨与反省，反而是国阵的华基政党有必要反思和推出新战略。

因此在本届大选，巫统是充满信心并竭尽全力保江山，也对马华的诉求给予满足（包括承认统考及兴建10间华小等），希望后者有机会翻身。

然而本届的大选反对党阵营却出现吊诡的排阵。原来反对党领头人竟换成是现任首相纳吉的前“老板”，如今师父重出江湖，也就产生更大的压力。导致国阵政府大手笔地给公务员加薪又加薪，提高收入不超过3000令吉的一马援助金，从1200令吉增加到2000令吉，也给德士司机每人800令吉的补贴。还有政府在不同的领域作出不同的发展承诺也时有所闻。

凡此种种，在在说明了巫统也思及若华基政党再往下沉，后果就不好说了。

反过来今天的希盟是把重心放在乡村地区（约88个），以便卷起马来人海啸。反之国阵则否认会有马来人吹反风。换句话说，纳吉还是引用“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略应对希盟的挑战。可是纳吉的对手已不再是安华而是马哈迪了。

究竟马哈迪能否震撼纳吉？过了投票日一切就公诸于世了！

刊登于2018年5月9日《南洋商报》

马中课题不宜卷入大选

从记录来看，本届的大选是最多人参与提名的，例如共有687名国会候选人争夺222张椅子；而有1646名州议席候选人争夺505个州席（因为砂拉越在2016年才举行州选，因此本届不再选州政府，也就减掉82席，不然全国13州共有587个州议席）。

巧合的是，今年的大选与1974年的大选倒有某些相似的地方。

例如在1974年的大选，总共有413万余选民，当年有327人角逐154个国会议席，而有934名候选人角逐360个州议席（除沙巴外）。

因为反对党四分五裂，许多选区形成三角战或多角战。

为什么多个反对党要插足1974年的大选？主要是因为在1969年的大选出现变局，反对党不但有机会中选，而且也能起而执政（如槟城由民政党夺下州政权）。这就引起反对党格外的兴趣。除了在当时行动党不愿与其他反对党合作外，也出现了由陈志勤领导的社会正义党及由卡森阿末领导的人民党（这一年人民党吸收相当数量的华裔候选人积极响应大选）也加入混战。

值得一提的是，行动党在槟州主席叶锦源统领下，准备拿下林苍祐的执政权。因此他十分不满国阵（敦拉萨首相将联盟扩大成国民阵线）大事宣传敦拉萨与毛泽东握手的照片。他认为这是政府与政府间的官方关系，不能拿来做政治宣传。

有人也在叶锦源的群众大会上指说叶锦源撕了这张照片（但叶锦源否认他没这么不礼貌，而不知谁让有关照片散落在讲台上，出现有人踩照片的传闻）。

这一年也是敦拉萨率团访问北京而在5月达成马中建交的大事。华裔的情意结发酵，纷纷对国阵的政策给予支持。因为建交比预期中来得早，华裔对任何不满的情绪皆视为对中国的大不敬。

其结果是行动党在大选中败落，只剩下两名州议员（胡德安及黄瑞钦）。1976年这两人又被李三春拉入马华，行动党在槟州剩下零席位。也因为这一失策，导致叶锦源与林吉祥交恶，最后发展成卡巴星入驻槟城，而叶锦源被铲除在行动党外，接着自组“社民党”，与林吉祥打对台。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今届的大选，不但各路人马插上一脚，而且也显示“希盟”准备攻下布城。因为在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让人民看到中选议员是那么轻而易举之事，也就萌起参政的意向，新党自然纷纷成立了。

另一方面，在2013年大选后，虽然国阵未夺回2/3多数席，但也组成稳定的中央政权。正在此时，中国在世界的角力中发现马六甲海峡是中国的经济命脉（主要是从中东和南美输入石油和天然气），非得保护不可，也就有了以下的战略部署。

由于中国面对了印度、日本、新加坡及越南的“围堵”，只有马来西亚积极与中国加强关系；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合作已成为本区域标杆性工程。这包括东海岸高铁工程、马新快速铁道工程及马六甲的皇京港和关丹的马中联手开发的工业园。若再加上在柔佛依斯干达区开发的碧桂园森林城市计划（耗资一千万亿元），那就意味着马中进入前所未有的双向合作；甚至马中也有了两次的军事演习，这在过去是没有的。

从区域利益来说，马中的经济合作是必要与合时宜的，也是中国绕开日本、新加坡及越南等国干预的新战略。

虽然马哈迪有其要求重新检讨的权利，但也要尊重两国所立下的宏图大计，不能说改就改（如取消东海岸高铁计划）。我们相信，已担任22年首相的马哈迪对国际关系与协议签署的时效性是了如指掌的。

为此我们认为政党政治的斗争无须将第三国拉扯近来，也不要将马中合作项目当成政治课题。

如果说44年前的马中建交是大势所趋，任何的阻力都是徒劳无功的而伤了自己；那么44年后的今天，马中关系的水乳交融和迈向大型工程的建设，也可说是划时代的计划对双边是有利无弊的。

刊登于2018年5月3日《南洋商报》

行动党的“不寻常”战略

民主行动党执政槟州十年后，突然于本届（第十四届）大换血，除了三名原国会议员被撤换外，另有五名原州议员也下车，而换上的新人以市议员为多。这让人想起在林苍祐的年代（1976年的地方政府修改法令在国会通过后），开始培养市议员作为日后的接班人如出一辙。

对党内的党员来说，也有许多人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而党外人士更是无法理解。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头说起。

无可否认的，1969年的大选是民主行动党存亡的考验（继承了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治遗产），结果旗开得胜，共赢得13个国席和31个州席，其中在槟城胜了3个州议席。

这一年民政党以16席起而执政槟州（总数24席），但上位后与行动党渐行渐远。到了1974年行动党对加入国阵的民政党大举讨伐，这也是为什么直到卡巴星临终前（1940-2014）还不忘指责林苍祐出卖槟州人民的利益。

但从1986年开始，林吉祥就亲自压阵，打起丹绒一役的旗号，冲着许子根而来。在取得胜利后，林吉祥在1990年上演王者之战，对准林苍祐。结果击败政治强人，而州议员也从10席（1986年）增至14席（1990年），只差3席即起而执政。无奈林吉祥也不是大赢家，他与首长职擦肩而过。许子根的时代开始了。

从1995年、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记录来看，槟城已成了行动党的伤心地，不但“丹绒三役”（1995年）败北，被许子根击退，而且在1999年的大选竟栽倒在升旗山国席。林吉祥与卡巴星第一次饮恨“沙场”，直到2004年林吉祥才转移怡保东山再起。但此时已有人形容行动党是永远的反对党，上不了厅堂。

2008年的大选因为有过失败的教训，林冠英只能组成比林苍祐1969年的大排档阵容好一些的队伍。在与公正党及回教党合作下，行动党意料之外的胜完所有的19席（州议席），并与赢得9席的公正党和1席的回教党，合共29席组成新政府。这是槟城第二次的改朝换代。

在这些当选的议员中，在2013年下车的有郭庭恺（浮罗池滑）（他是因未接受党指示勿往美国观察总统大选而在大选时被除名）、陈宗兴（巴当拉浪）（转任市议员）、陈明发（爪夷）及郭庭源（双溪槟榔）（后两者被认为服务精神与记录有待提升和改善）。

由于被撤换的只有4位被指为不称职的议员，也就未引发争议。此外7名国会议员中的曹观友、章瑛、刘镇东及拉玛沙米或转攻打州或移向别州竞选，也就没有人下车。

在这样的不大争议声中，行动党以旧人多新人少的阵容迎接2013年的大选。

这一年行动党仍然气势如虹，群众的狂热之心不减。因此再怎么变动阵容都不是大件事。另外，此时的华社也希望民联能入主布城，于是华人选票更加的一面倒。

结果行动党再一次取得辉煌的胜利，多数票也相应地增加。有人形容为“华人海啸”。

转入2018年，人们也相信行动党这次若有大风吹也不严重，顶多是三几个非重量级人物被撤换。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黄泉安（两届日落洞国会议员）及黄伟益（1届丹绒国会、1届光大州议会）被靠边站；而林峰成（行政议员，党元老）、罗兴强（行政议员）被除名，再加上叶舒惠（出国深造）、王国慧（引退）、丹纳（被除名）、刘敬亿（不再寻求蝉联）及郑雨周（已退党）。不论出于何种理由，他们的离去让人感觉到确实是大风吹，大换阵和大刀阔斧地做出改变。比起其它政党，这走马灯式的换将也折射出某些政治含义。

相对来说，槟城是变动最大的州属，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揣测，市面上的各种传言也不少。也许在提名过后，领导层有必要做出解释，以释众惑！不然恐怕会影响行动党辛苦建立起来的十年主导政权，也可能会发生九十年代的误判形式的后果。毕竟这是“不寻常”的调兵遣将。当权派自然有其理由，但选民倒想听听领导层怎么说？

刊登于2018年4月25日《南洋商报》

垦殖民是造王者？

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大选虽然离开提名日尚有10天（4月28日），但双方已沸腾起来。有迹象显示，它越来聚焦在两个大人物的身上—现任首相纳吉与前任首相马哈迪。而这两个大人物的胜负也操在乡区马来选民的投票倾向。

根据选委会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总共有1494万624名合格选民（至于在2018年才登记为选民的不算在内，下届才有投票权）。

这些选民将在5月9日投下一票，以选出222名国会议员。虽然本届大选仍然是222席，但选委会已经针对128个国会选区的选民进行移动和调整，以平均一个国会下辖有2-3个州议席来算，也就有300个州席的选民人数会有所变动。

选委会主席丹斯里莫哈末哈欣也坦言，选民的调动也涉及种族性选民的移动，以一揽子将选民集中起来。因此也就造成有些选区的选民突然骤增，而有一些地区的选民则大大减少，例如白沙罗国会议席（原名八打灵再也北区，原议员是潘俭伟）的选民本有8万余名，本届的选民却高达15万0439人；而沙白安南国席未多大改变仍是有37,126选民，两区选民差距竟高达11万余人，相差近四倍。但是选民多寡不重要，一个选区（不论选民多少）只能选出一名国会议员。当然如今最少选民的是布城国会，只有1万7627名。

在西马共有166个（加纳闽1席）国席，其中华裔选民占多数的选区约有32个，而马来人占多数的半城乡选区有44个及乡村选区有81个。在这之中，有52个国会选区被规划为垦殖民选区。

在52席中，未解散国会前民联拥有3席、伊党也有3席，另一席归社会主义党，余者45席均为国阵所拥有。

正因为巫统牢抓住乡村票仓，因此在2013年大选时，巫统在222席中拿下88个国席（包括沙巴14席），其中有66席是在乡村选区。

再加上东马的票仓，国阵共以133个国席再度执政；民联虽有89席（2015年与伊党分家后，议席有调动，希盟只剩72席），仍未能拿下布城。

虽然总得票民联50.83%，而国阵只拿下47.42%，但选举制度是根据每一个选区的投票人数计算，只有最高得票者胜出。这叫着“头马胜出”（First Past the Post）。

既然我国的选区仍以乡村区为重心（超过60%），也就意味着只有拿下乡村区多数席的政党才有机会走进布城，这也是为什么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及2013年505“华人海啸”时，反对党仍攻不下中央政权。

在分析下，东马的沙巴25席中国阵占21席，和砂拉越31席中，国阵占25席，已是巫统的坚强后盾。当巫统在大选中屹立不倒时，至少70%以上的席位变天成为不可能。

由于国阵在国会的议席未超过2/3席，也就不可能重新划分选区的界线和增加选区，因为要2/3赞成才能修改选区法令。在无可奈何下，国阵惟有退其次调整选民人数和种族归纳，以巩固政治地位。

以此统计，马哈迪也知道他领导的希盟若要取胜就非得拿下乡村选区。在这方面，他有感到仍有20垦殖民国会议席牢牢由纳吉掌控，不易攻克。况且巫统已承诺要为另外的11万余名的垦殖民解决所面对的问题（有人口120万左右），包括提供3亿令吉给垦殖民解决因购买垦殖民环球投资公司（FGV）的欠债者。

如果说马哈迪没有加入反对党阵营，希盟要打入乡村区；尤其是垦殖民区是很难想象的。即使能突破限制有小成，也成不了大气候。现在马哈迪不但宣布自己在浮罗交怡上阵，也大张旗鼓深入乡村腹地，使到本届的大选充满了变动之数，包括土团党的注册暂被吊销；希盟共用蓝眼标志及国阵也出尽法宝，调整公务员待遇；提高一马援助金及发补贴予德士司机等，以抵挡希盟的强烈攻势。

也许舆论上不认为城市或半城市选区会有所转变，但也在观望到底有没有卷起“马来海啸”？这是纳吉最不希望看到的，他也十分坚定认为不会有马来海啸。再说马来西亚的选举也不是以总票数来定输赢的，而是以乡村区及东马人有没有求变的意愿来取决的。换句话说，有没有“马来海啸”成了定输赢的结局。

难怪英文《星报》形容垦殖民区的选民将是造王者。单单在彭亨、柔佛、登嘉楼、吉打及吡叻合起来就有41席，若再加上森美兰、吉兰丹和登嘉楼及马六甲和雪坡州，就一共52个了。这些关键的席位成了两个阵营“寸土必争”之地。斗争的激烈可谓空前。

刊登于2018年4月20日《南洋商报》

借旗上阵蔚成风气

究竟马来西亚的政治从何时开始“借旗上阵”？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因为直到今天，我国的政坛更时兴借旗上阵的政治战略。

所谓借旗上阵乃指这个候选人并非是某个党的党员，但被某政党认定和同意可借用其党徽参加竞选。

本来在我国独立之前（1957年前），一个人可以同时参加两个或以上的政党，也不存在着借旗上阵这码事；但在独立后，一个人只能参加一个政党，不能保留双重党籍。

因此当林苍祐在1954年应陈祯禄（马华创会会长）之邀加入马华公会时，他仍是急进党党员。后来在1955年9月15日，林苍祐加入了马华成为出席联盟会议的代表之一。

在同一年，林苍祐被授权带领槟州联盟候选人（共14名）选加独立前的普选。虽然全胜，但林苍祐却捏了一把冷汗，原来他的对手竟是来自急进党副主席叶真宝律师的母亲黄绣娘（她是印尼糖王黄仲涵的千金，也是万兴利银行的老板叶祖意（剃头意）的媳妇）。还好她用独立人士身份与林苍祐打对台，而不是用急进党身份。不然政治变“家事”，理也理不清。当年她及女儿主要是反对林苍祐出卖了急进党。幸好林苍祐过关，以1535票击败黄绣娘的635票，如果林苍祐跌马，那就没有后来精彩的政治故事了。

因为1959年的大选前后，爆发了马华新会长林苍祐与东姑和陈修信的斗争，其后果是塑造了今日华人的处境。

基于一个人不能同时参加两个政党，当林苍祐要重返政坛时便得于1960年退出马华而在1961年另组民主联合党与联盟较量。

自此之后，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好像没有候选人借旗上阵，印象中是1995年许岳金曾借沙巴拜林的团结党参加槟州的选举，但折翼而归。从此也“绝迹”于政党政治。就不知道他当时是加入团结党还是借旗上阵？

还有在2008年时，伊斯兰党同意依布拉欣阿里（脱离巫统）（目前是土著权威机构主席）用月亮标志在吉兰丹上阵而胜出。过后他宣布不再与月亮有关系，摇身一变成口出伤人的政客。因此，他也失掉在2013年代表月亮出征的机会而以独立人士败下阵来。

同样的，在2008年来自社会主义党的惹耶古玛医生因其党尚未批准注册，被安华同意用蓝眼标志参加和丰国席选举，结果击败国大党强人三美威鲁而一举成名。另两名社会主义党领袖分别是纳西尔（党主席）在哥打白沙罗州议席胜出；而阿鲁仄（总秘书）在士毛丹州议席落马。

接着惹耶古玛与纳西尔又于2013年回到原区竞选，结果只有惹耶一人再度胜出。如今既然社会主义党已取得注册，也就在近年声称未来的选举要用本身的标志“拳头”参选。截至目前为止，它将派出5名国会候选人及15名州议会候选人，这之中肯定与行动党和公正党碰撞选区。

因为希盟已经拒绝社会主义党的加盟，如果它与希盟协调不成而开打，社会主义党必然会比较吃亏。

也许社会主义党名称和理念被认为有些过时，致这个党要壮大起来也不容易。但平心而论，它的政纲及宣言是有逻辑性的表达，是有其积极的一面，问题是将之放在群众中作选择，它们又能得到几分呢？

记忆犹新的是在2013年大选前，本来行动党因注册问题可能不被接受提名参加大选，后来在折衷下同意在西马借伊党的月亮标志上阵；而东马用公正党的党徽参选。最后因注册官打开绿灯，一切才回到原状。不然行动党与伊党的关系会否因之而改变（而不致在2015年断交），我们也不知道。

最新的例子是玛丽亚·陈辞卸净选盟主席而毅然宣布参政，且会在蓝眼的旗帜下角逐八打灵南区的国席，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巨大的转变，也是知识分子所选择的道路。毕竟一个人不从政而又不间断地搞政治性的非政府组织也不大可能落实理想。正如安华早年搞回教青年运动（Abim）（七十年代）及领导各族人民反社团修正法令取得胜利后（1980年），若没再跨前一步参政，就不会有后来和今天的安华了。

同样的，马哈迪的在今天因土团党的注册争议也不得不借助蓝眼上阵。同时为求统一，所有希盟友党都采用蓝眼上阵，包括行动党在西马不再用火箭标志。

此外，我们也看到有一批新人也借人民党的党徽或社会主义党的党徽上阵。

这一下子，借旗上阵成为本届大选的重头戏；也开启了一个政治新气象。

刊登于2018年4月13日《南洋商报》

合久必分，这就是政治

毋庸置疑的，第十四届大选将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争夺战，它不但将判定两个阵营中谁主浮沉，而且也极可能涉及其中一方的沉沦。因此被国内外舆论形容为两大阵营的生死战。

为什么将在不久举行的大选会决定其中一方的命运呢？那是因为领导这场战争的主角不是泛泛之辈，而是源自同根生的师父与徒弟之争。

令人预想不到的是，这两个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竟会因政见不同而大动干戈，似乎已经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一个是现任首相纳吉，他是第二任首相拉萨的长子。当后者在1976年逝世时，其长子取代了父亲的议席，开始了漫长的政治路程。

巧合的是，另一个对手是已经担任首相22年的马哈迪。，因在“513”事件时（1969年）公开促请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下台而获“罪”，被开除巫统党籍，一度在政治旷野中呐喊。直到1971年被已经担任首相的拉萨（1970年上位）召回巫统。

从此马哈迪在党政上平步青云，一路扫除障碍而在1981年出任首相。因念及拉萨给予机会和提拔，马哈迪也不忘提拔拉萨长子纳吉先后出任彭州州务大臣与内阁部长。

讵料在1998年9月1日及2日的两天内，马哈迪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快刀斩乱麻”的把安华“解决”掉，他被指责涉及不当性行为。

可是安华不是省油的灯，他的反击则是排山倒海而来，以“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的口号带动马来社会；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寻求对政权的改变。

例如1999年的大选也验证了安华效应的威力，但却是在伊斯兰党（回教党）的身上散发光芒。伊党再一次拿下吉兰丹和登嘉楼，且破天荒有27名国会议员。反而是安华的国民公正党表现差强人意，只取得6个国会议席。安华在巫统的影响力也消失了，连纳吉、慕尤丁等人都靠向马哈迪了；还有阿末扎希（安华时代的巫青团长）也转风向了。

当马哈迪在2003年卸任时，他把党政权力交给了阿都拉。吊诡的是，阿都拉本来是 B队的大将，怎么又转身成为A队的大家长，这就是政治的游戏？

就在阿都拉上台后，马哈迪为报答拉萨提拔之恩，极力推荐纳吉出任副首相。当年阿都拉在拜相后不急于委任副首相，有传言阿都拉有意拉拢慕尤丁成为副揆。在马哈迪压力下，纳吉就成为坐亚望冠的人物了。马哈迪认为他已回报拉萨提拔之恩。

讵料在2008年的大选，在不经意下，国阵竟然栽了大筋斗，一夜之间失掉5个州政权，连同国会也失掉2/3多数席的优势，变成国阵140席对民联的82席。

因为国阵第一次蒙受严重的挫折，马哈迪开始向阿都拉施压，要后者“辞职谢罪”。在压力不断扩大后，阿都拉选择在2009年4月交棒，纳吉顺序成了第六任首相。

也因为马哈迪压力奏效，他也在纳吉接掌巫统后重返巫统（他是在阿都拉于2008年大选失利后愤而退出巫统）。

一时看来，马哈迪与纳吉又恢复了“政治师徒”的关系，也被人看好这一次的接班人准不错，不会再有“地震”了。

从1981年开始，马哈迪对接班人都不表满意，即便来到今天还是不满意。细算之下，先有慕沙希淡，后有安华及阿都拉，再下来是纳吉。主要是因为纳吉领导的2013年大选表现并不理想，国阵在国会占有133席，较2008年的140席少了7席，民联则从2008年的82席增加至89席。

其中较严重的是在国阵内的华基政党，如马华、民政与砂人联党的成绩一届不如一届。若在第十四届大选又再下沉的话，也就失掉了政治筹码了。

对此，马哈迪促请纳吉辞职，但纳吉不依，因为他认为他领导下的国阵并没有大输。

正当双方关系正起变化的时刻，又爆出“一马发展有限公司”的丑闻，变成了马哈迪穷追猛打的武器。

转入2016年，马哈迪除了成立土著团结党外，也率其政敌再一次联手。这一回是安华及慕尤丁与马哈迪结成铁三角。在“希望联盟”的旗帜下，直接与前战友纳吉对抗。

从中我们也看到今天在政坛主导政治的仍是巫统的精英分子，但角色翻来转去。原本是马哈迪斗安华、慕尤丁与纳吉，现在是转成纳吉斗马哈迪、安华与慕尤丁。谁说政治是一成不变的，它可是千变万化呢！

刊登于2018年4月4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