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政党不够多？

 即便首相安华在近日（10月9日）发表文告澄清首相署并没有祝福新政党的成立。他认为这种行为是极不负责任，也对首相和政府的信誉带来负面的影响。这显然是回应10月8日报导指称于10月7日在巴生举行的“印裔社会迈向更明亮的未来”的会议上有逾400名印裔领袖和非政府组织代表与席。

主持人沙美向媒体透露，与会者有4个选项，即成立新党、成立强大的非政府组织、加强目前隶属国阵的印裔政党及在希盟各成员党内成立印裔臂膀。结果有超过300人选择成立新政党。

在这方面，已退出行动党的前槟州第二副首长拉玛沙米则主张应成立一个“独立”政党，不受希盟或国盟制肘的印裔政党。

但与安华关系密切的印裔商人迪亚卡拉占（P.Thiagarajan）在大会上表示，他将会在近期会晤安华，以便针对新党一事做出决定。

可是在安华否定新党之后，迪亚卡拉占马上改口，否认将会成立新的印裔政党，但声称不会阻止他人组织新政党。

根据统计，马来西亚当下人口有3200余万人，印裔有约200万人，占人口约7%。但真正引进印度人始于1801年。根据槟城乔治市市议会于1966年出版的《槟城今昔》（1786-1963）一书中指出，这一年乔治市成立“估税委员会”，其中紧迫的问题是要完成对漆木街（Bishop Street）及义兴街（Church Street）等的兴建，才能向居民征收门牌税，也就要求东印度公司派来在印度被拘留的犯人到来兴建公路等。于是第一批有130人先抵达，接着又增加250人，然后再增加300人来建造房子。因此直到1805年槟城已有722个犯人从事造路和建屋等工作，他们被视为廉价劳工。

根据另一本专著《海外印度人》指出，印度人外移的第一个高潮是在战前。在战后，又有更多的印度人南来，他们多以契约劳工来到马新工作。就这样，当今印度人向海外移居已成为第二大人口的迁徙，约有2500万左右（华人大约有4500万人）。

马来西亚也成为印度人迁移的地方，他们以泰米尔人占多数，较多分布在森美兰（15万）、霹雳（29万）、槟城（16万）、雪兰莪（71万）及吉隆坡（16万），但没有一州是印裔人占多数的（如槟城是华人占多数），不可能反客为主。因此印度人只能扮演配角，完全登不上大雅之堂。

同时在宗教方面，86%的印裔信奉印度教、6%信奉基督教及4.13%信奉伊斯兰。因为信仰的不同，被称为“嘛嘛”的印裔回教徒就与印度教的印裔产生矛盾。

虽然印裔在战后已有其代表性政党—印度国大党，它在1946年成立而在1954年加入了联盟，属于少数党，只获一部长。但在1964年国大党被分配两名部长，风光无限。可是到了1975年，国大党又只剩下一名部长，因联盟已变成国阵（巫统收编了4个反对党，即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国大党被打回原形，剩一部长。

当2018年的大选出现改朝换代后，国阵下沉了，国大党也失去执政的地位。

悲哀的是，在2022年的第15届大选，国大党参加10席但只赢得1席，命运与马华一样，没有入阁的机会，只剩下巫统在团结政府内闪亮发光。

其实除了国大党外，也还有其他印裔政党，如人民力量党、泛马印度前进阵线、印裔穆斯林国民联盟党及一度把政局搞得沸沸扬扬的兴权会，后来又出现人权党。但这些政党都没有持久的生命力，今天已成过眼云烟。

反倒是反对党阵营容纳了印裔从政人士，前有人民进步党（六十年代），后有行动党（七十年代）也成为代表印裔的另一个政党。在2018年，行动党、公正党及诚信党组成的希盟更一举拿下执政权，内中有16名印裔议员，更有4名部长及1名副部长，比国大党更加威风。

依此推算，印裔政党领袖应该与安华商讨如何在公正党内设立印裔臂膀，如同伊斯兰党有华人会堂的组织，这也比成立新党更有效用和有影响力，或也可与行动党合作，对希盟来一个改组。毕竟他们是指望不了国大党，也不能有太多的印裔政党，不然未团结就先分裂。

刊登于2023年10月17日《南洋商报》

第三势力已被历史扼杀了？

 马来西亚政治变化来到今天已不是思想意识和政治理念的斗争，而是演变成一个极端否定传统的对抗。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只侧重在思想领域的分歧和制度不同的较量，因而有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期斗争。其中所出现的政党基本上有分成左倾和右倾的，例如在战后成立的巫统、马华、国大党都可以归纳为右翼政党，与英殖民主义宗主国关系较好；但也出现了中间偏左的政党，如马来亚国民党、马来亚民主同盟、劳工党、人民党、人民进步党及伊斯兰党，双方的斗争在思想分歧上刀光剑影。

我们姑且举个实例来说，除了在1930年成立的马共于1948年被英殖民政府宣布为非法政党外，也对在战后成立的一些政党给予监视，如在1945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被指亲共，在1950年被查封，其领导人布哈鲁丁、布斯达曼及依萨也被捕。又如在1945年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也被指涉及马共活动，因而在1948年自行解散，其领导人是菲立何和琳（林建寿的舅父）、林建材及余柱业等。

在1951年成立的伊斯兰党，原本与亲共活动攀不上关系，但在1956年改组后由布哈鲁丁担任主席，这位左翼领袖将伊党引向左倾，而与社阵有私下的合作。

1959年的大选展示了伊党除了占有13个国会议席外（最大的反对党），也控制了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但在1969年后，这个党告别中间偏左的立场而走向捍卫马来民族主义的路线。

不过在1964年的大选时，突出现第三势力插足大选，那就是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

这个政党声称它是第三势力，与右翼的联盟/巫统和左翼的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当时的李光耀提出一个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标榜他的第三路线。

由于马来西亚当时正面临与印尼对抗，李光耀的行动党一时也起不了大作用（只胜一个国席），且又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第三势力也就消失了。

巧合的是，当1969年社阵杯葛大选，也就让位于中间偏左的政党填补了政治真空，这包括新崛起的民政党（1968年）、新注册的民主行动党（1967年）、老牌政党人民进步党（1954年）及伊斯兰党在蜕变后以民族主义的新姿态在选举中保存了势力。

因为在1969年的大选后发生“513”种族冲突悲剧，国家不但进入紧急状态，而且也重新进行政治洗牌。其中4个反对党—民政党、伊斯兰党、人民进步党及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被收编，加入执政集团的新组织—国阵，用以取代联盟。而反对党只剩下民主行动党及砂拉越的国民党。

这意味着马来西亚已进入一个不再重视意识形态，只偏重政治利益和政党权力的新政治阶段。

虽然在这之后，有人尝试引进新的政治概念，如董教总提出的“三结合”（执政党、反对党与民间的合作），因而推出“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当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证诸董教总的理念失败后，董教总主席林晃升又在1990年提出两线制，希望马来西亚进入两个政党集团的轮流执政。结果在1990年及1995年的大选中又再被证明此路不通。

其实在七十年代起已有人通过组织政党推出第三势力，如陈志勤的社会正义党、叶锦源的社会民主党、波斯达曼的无产阶级党都是热闹一时，而沉寂一世。这又意味着第三势力是个乌托邦的梦想，并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

在这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替代阵线、民联及希盟都是为撼倒国阵而成立的，不是第三势力的出现，而是要达到政权交替。

虽然在2018年的大选突然平地一声雷，竟然发生“改朝换代”的大件事，有人也因之欢呼两线制终于开花结果了。这所谓的联合阵线却经不起考验，马哈迪领导的希盟政府在2020年垮掉了。然后出现国盟政府，如今又是团结政府的组成，不但搞得人民眼花缭乱，也不知道是谁和谁合作？谁和谁对抗？

到了这个时期马来西亚的政党政治已经“乱七八糟”，谁也不知道合作对象，甚至连合作对象也同床异梦。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统民党（MUDA）在9月10日宣布退出团结政府，而宁可当第三势力。其理由是：对阿末扎希的撤案不满意，也反对团结政府未坚守法治原则。

不过统民党的退出不具重要意义，但从最近的6州州选的结果来看，所谓第三势力并未得到重视。换句话说，在现阶段鼓吹第三势力还不是时候。什么时候时机才成熟？我们不知道。因为国家的土壤没有为第三势力预留空间。就此而言，赛沙迪应该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发布于2023年9月14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3/09/14/596429

政治格局各走一端

今天的马来西亚政治已经走到一个临界线，表面上人民欢聚一堂，实则是人民的心里总是惦挂着马来西亚的政治究竟要怎样走？要走向哪里才是正道？

在我们还没有对未来作出预测时，我们有必要检讨为什么这个国家到了今天还是充斥着种族问题、宗教问题和贫富问题？

首先是1990年时，董总主席林晃升等一群人联合行动党鼓吹两线制，他的意思是如果政党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执政党，另一个是反对党，彼此各有势力，进而有机会轮流执政。虽然用意至善，也向西方看齐，但林晃升忽略了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在政党还是以种族为基础时，两线制度落实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梦想。例如林晃升建议联合行动党，而行动党又与46精神党合作，继之伊党也加了进来，但后两者并没有对两线制表现得十分热忱。

因此在1990年的大选时，情况显得复杂，一边是因为巫统党选（1987年）带来的分裂，也就出现以东姑拉沙里为首的46精神党企图取代巫统；另一边是行动党大力谴责马华，也意图取代马华。而居于中间的伊党其目的是重建势力。

选举的结果是国阵赢了127席（总数180席），其中巫统71席、马华18席、国大党6席及民政党5席。

反之反对党结成的阵线只拿下49席，其中行动党20席、46精神党8席、伊党7席及沙巴团结党14席。

相比之下，两线制的鼓吹是失败了。例如巫统已占71席，46精神党只有8席，又如何与巫统相抗衡呢？虽然行动党表现不错，几乎可以与马华及民政分庭抗礼。但这是华基政党的斗争，不能左右大局。

从这一刻起，马哈迪已将两线制抛诸脑后，但他不能忽视的是，伊党已夺回吉兰丹州政权（伊党24席及46精神党15席，共39席，国阵归零）。这意味着两线制在伊党眼中也是一个妄想，它要的是重振伊党的势力。

虽然有人认为最有机会实现两线制则是在2008年，这是不经意出现的局面，反对党的民联以82席在国会面对国阵的140席。可惜谁都没有心思为两线制创造机会，因为在多元的社会是不大可能走两线制，只能给种族及宗教的因素强化了政党的功能。

虽然安华在1998年因被罢黜而提出“烈火莫熄”运动，相继带动伊党和行动党的高涨情绪，也大胆地跨前一步，以致以三党结成“替代阵线”，不再如同46精神党时代分成两个组合进行合作。

但因为林吉祥的误判，才使到1999年的大选行动党惨遭重挫，不仅他与卡巴星在槟城输掉升旗山及日落洞的国席，双双也在州议席中败北。可见在错误的时间和场景下，会出现相反的效果。

就当时的选举分析，输家是公正党（5席）与行动党（10席），而大赢家则是伊党，共夺得27个国席，也控制了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权。

虽然有人认为伊党的胜出是因为安华效应，可是华人选民的反应是作壁上观，认为这是马来人的斗争，殊不知这一改变也在后来出现了下列的奇特现象。

（1）伊党的主席法兹诺认为不是安华效应所致，而是宗教政治发生了作用。后来马哈迪有建议来一个马来人大团结运动，但伊党不同意强调种族，反而建议用宗教团结马来人。

（2）伊党极力向马哈迪施压，以宣布马来西亚是个回教国，后来马哈迪也宣布马来西亚已是个回教国。但国阵的回教国与伊党的回教国又有所不同，这也导致伊党后来与巫统渐行渐远，这也导致行动党在2002年退出替代阵线。

（3）在投票年龄降为18岁后，已有超过百万的首投族参与投票，绝大多数的马来年轻选民都投给国盟一票，也就壮大伊党在国会拥有43席，是第一大党。

（4）虽然近日伊党向巫统提出重新签署“全民共识”的备忘录再行合作，但夹在希盟与国盟之间，巫统确是有苦难言，正所谓牵一发动全身。

（5）安华在2022年杪出任首相后，他提出的“昌明大马”是一个理念与口号。但他要怎样落实？倒是一个大考验。他不能为顺应宗教而妥协，也不能因种族而偏颇。

今天政党的种族倾向及宗教政治已影响各民族的生活了，理应草拟一套被各族人民能普遍接受的道德观和行为守则，例如“国家原则”的扩大和内容具体化是为一例。

 刊登于2023年9月4日《南洋商报》

朝野“和解”对谁有利？

首相依斯迈沙比里与希盟三巨头达成的协议虽不是史无前例的，但在此时此刻也显示其重大的政治意义。

犹记得在1969年大选后发生的“513”种族冲突事件时，朝野在紧急状态下有过“休战”一个时期；也有一些在野政党倒向执政的联盟。而后（1974年）组成了“国阵”（国民阵线）取代了“联盟”。但在52年后的今天，我们又面对一个新的整合。不同的是，在“513”时是政党在联合政府的框架下合作，而今天则是在分裂下各有不同的议程，进行可能的合作。

就我们分析，在快刀斩乱麻下达成的合作，得利最大要推算刚上任的依斯迈沙比里，他是在政党内争不已的情况下有幸成为接班人。遗憾的是，他不是代表巫统出任呼风唤雨的首相（不具备权威），而是在各方折衷下脱颖而出。因此他的地位是相对薄弱的。这也正合双方的“胃口”：巫统的当权派要的是可以被驾驭的首相，也就再也没有理由弄得不欢而散；尤其是最新的消息将会委任前首相纳吉成为政府顾问，以便协助依斯迈向疫情宣战。

而慕尤丁要的也是听话的依斯迈，不要我行我素。结果也遂了慕尤丁的心愿，被委出任国家复苏理事会主席，享有部长地位。在双方各有所得下，依斯迈已取得第一个“成果”。继之，第二个“成果”，就是与希盟达成签署“信任与供应协议”（Confidence and Supply Agreement）（CSA），称之为“政治转型与稳定备忘录”。

如果没有节外生枝，而是依照依斯迈早前所提出的七大建议进行改革，就会进一步巩固了相位，最低限度，他可以掌权到2023年，不必如同慕尤丁早前所说必须在2022年举行大选。

慕尤丁是在8月16日向最高元首呈辞首相。而在这之前的三天，他有向希盟伸出橄榄枝，希望能换取不下台。可惜希盟也许误判机会来了，安华会获得支持出任首相。讵料巫统当权派一个“回马枪”，就把安华给“废”了。

对于依斯迈而言，若不乘机与希盟对话与和解，大麻烦会在后头。

这就是为什么依斯迈急着抛出朝野对话，为的是借希盟之力，提防国盟抬起头来。

依斯迈七大建议如下：

（1）在国会提呈“反跳槽法令”。这是争议已久的课题，主要是巫统以其优势不想被跳槽法令绑住，例如执政沙巴的团结党在90年代已在州议会内通过反跳槽法令，但当团结党向法院提告跳槽议员时被驳回，理由是国会未通过此法令。在地方政府的法令与中央法令冲突下，前者的法令无效。同样的，槟城也曾在2019年通过“反跳槽法令”，但就是派不上用场对付反叛的公正党议员，因为议员们有“护身符”（联邦法令的保护）。

如今一旦通过反跳槽法令，将会使政坛被净化，至少不会再有青蛙乱跳。

我们全力支持“反跳槽法令”，不论出自任何理由，任何人只要在某党的旗帜下当选议员，就不得跳槽，否则当自动辞职论。从独立到现在，至少有算百只青蛙在政坛上下窜跳，不把政党和选民放在眼里，真是岂有此理！

（2）修改联邦宪法，允许18岁青年有投票权。目前是订为至少21岁。

（3）修改联邦宪法，以限制首相任期不超过10年（即两届）。

这一条件本来是出现在希盟的竞选宣言内，就不知道为何希盟在执政两年中，竟只字不提。如果希盟有不断提醒，就是马哈迪的失责，没有做出交待。这显然是因为马哈迪任相过久，希盟才提出限制。

（4）确保反对党议员与执政党后座议员，公平参加国会特别遴选委员会的组织。

（5）所有的草案，包括预算案，将在提呈国会前与反对党磋商，取得共识。

（6）反对党人可以参加国会复苏理事会，以提出建议（这主要是针对新冠肺炎的恶化而必须采取的行动）。如今在朝野签署备忘录后，对慕尤丁出任主席就不再有争议了。

（7）国会反对党领袖将获享与部长同等的待遇和福利。

根据2018年的大选成绩，希盟得票率已达52%，理应在国会占了优势，但议席是以种族人口来划定的，因此只占48%的国阵，其所拥有的席位就足以左右政局的走向（一般来说，城市国席与乡村国席的选民比例是2:1，即城市选区6万或11万选民选一国会议员；而乡村选区只需3万或5万就可选出一国会议员）。

例如在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中，如果不是巫统、土团党、公正党的议员跳来跳去，希盟政府会倒吗？在乡村议席占有60%时，只要乡村议员整合起来，就足以压倒城市议员的数目。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说，土团党必须是马来/土著政党，与巫统大同小异，个中玄机就在此。

今天我们加多了斗士党和筹备中的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再加上伊斯兰党，几乎已是撕裂了马来社会。

不过分析之下，依斯迈的棘手问题是如何解决巫统两巨头纳吉与阿末扎希的安排，而其他问题将可迎刃而解，至少包括砂拉越的政党联盟也是倾向依斯迈的。它的18席位招来4个部长和3个副部长，比伊斯兰党还多了一点（伊党有3部长和4副部长）。它埋怨在马哈迪时期，只分得正副部长各一位。

与此同时，对希盟未能“反客为主”的沙巴民兴党主席沙菲宜也是对安华有所不满。这对希盟整合东马有难度，到头来也许希盟只能靠西马扩张势力。

如今安华已不能靠巫统给予支持，他必须在巫统、土团党、伊斯兰党、斗士党、沙民兴党及砂政党联盟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否则安华离开相位真的是越来越远了。

在这方面，行动党中委、槟州副首席部长拉玛沙米的评论是值得关注的。他说他不明白为何希盟中有一些人要尽快落实CSA协议。他说他不反对在社会危机时与政府合作，但他怀疑政府是否真的会推动七项改革计划？

“简言之，我不信任当前政府与他们的新伙伴，希盟不应该让支持者认为希盟支持策划喜来登政变的要角，也支持在上届大选时被推翻的政府。

再说，如果协议出现问题的话，希盟可能无法面对下届大选。”

其实，这些道理安华和希盟都懂，只是若此次不与依斯迈合作，恐怕“苏州过后无艇搭”。希盟又何去何从呢？只能在稍为委曲求全下博一个突变！

 刊登于2021年9月16日《东方日报》

如假包换的“旧内阁”

以依斯迈沙比里为首的内阁名单已经出炉，没有任何的惊喜，也没有显著的改变，基本上是保留了慕尤丁的阵容和班底。因此我们很难寄望会有突破性的改变，也不必期望明天会更好！

在失望底下，我们还得对新首相及其新内阁作出点评。毕竟在未来的一年半载内，我们还得生活在这样的政府和内阁中。它所做出的任何决策也将影响我们的生活。

首先，首相这个职位在马来西亚的宪法内是具有强大的权威，最高元首按议会章程选出一人担任首相后，后者就有资格组成其内阁。

依斯迈沙比里之所以被挑中成为新首相，那是因为他获得114票的支持，已超过半数（111席）。因此顺理成章被委为第九任首相。这对从未担任过重要阁员的依斯迈来说（在巫统当政时期）是“天之欲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喜从天上来，因而出现了下列几个新场景：

（1）第一次不是由党魁领导的内阁，在党内只是副主席之一。

（2）第一次出现由巫统人担任首相，但不是巫统主政的政府。

（3）第一次出现的“国盟政府”有了争议。慕尤丁坚持这是国盟政府，因他的集团在国会拥有67席，而国阵只有40席。但巫统反对称“国盟政府”。依斯迈也含糊其辞在未表态下，公布了他的内阁名单。

巫统秘书长马斯兰说，新政府是联合政府组成的，即国阵、国盟、砂拉越政党联盟和沙巴团结党组成。

国阵不是国盟成员，因此国盟只是由土团党、伊斯兰党、民政党和沙巴立新党组成。

换句话说，首相不在国盟之中的“国盟政府”，若称国盟政府，则首相的地位置于何党？这也意味着迟早会爆发另一轮的角力。

（4）从阁员排名来看，这一回没有委任副首相是因为“两派”对人选僵持不下。但从阿兹敏排名第二看来，他似乎是“呼之欲出”的副揆，等于由不是副首相的人担任“实权”的副首相。

（5）虽然希山慕丁又回到国防部长官位，也继续保留高级部长职位，说他将会是未来的首相接班人也不为过。

他的条件显然比阿兹敏优越，也会得到“纳吉派”的支持。

（6）比较有看头的是卫生部长换人，由原任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取代阿汉峇峇；后者取代凯里的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门，担任部长。

这一改变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凯里在过去一段时期在处理疫情方面有较好的口碑。如果能在抗疫上提出新点子和新战略，也许会使疫情得到控制和减少。

不过我们还是认为慕尤丁政府在过去处理抗疫上的失误，以致未能有效降低病毒的感染，至少我们应该在严重感染区内进行全面的消毒和全面筛检，也确保所有人必须接种疫苗，不能再拖延了。希望凯里能拿出真本领一改前卫生部长抗疫不力的印象。

其实，我们也观察到经过所谓改组后，这是一个“如假包换”的旧内阁，而且进一步昭示这是由巫统与土团党控制的联合政府。

在新政府阵营中，土团党占了24个官位（其中10名部长及14名副部长），巫统占了20个官职（其中10名部长及10名副部长）。

排在第三位的是砂土保党，拥有4名部长和3名副部长（其中一人是高级部长，即工程部长法迪拉）。而排名第四的是伊斯兰党，拥有3名部长及5名副部长。

虽然马华保持1部长及4副部长的职位，但前闻马华将获得副财长和副房屋部长职位，结果大失所望。不过比起没有任何官职的民政党，也算是聊胜于无了。

正因为当下的政府是凑合而成的，我们不能期望会出现一个和谐的大团结政府。当下最重要的是各司其职，各理其政，即使没有多工作，也不要添乱，让国家太平也是另类“贡献”。

只是我们的政治发展到今天，也令人怀疑联合政府的公正与公平性。当选的议员会回到选区问选民，我应该支持谁呢？他们所做的是随心所欲的跳槽，选民是父母都是另类的谎言。

既然宪法规定我们的命运只能掌握在少数议员的手里，在下届投票时，也真的要用放大镜看看候选人，一旦选错人，我们的未来5年就有得苦头吃。

2020年的喜来登政变，不是告诉我们议员的诚信度是很低的。什么时候，我们才能通过否决政治青蛙的跳槽法令的出现？

 刊登于2021年8月30日《南洋商报》

换政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马来西亚相位争夺战经一周角力后胜负分明，代表国盟的伊斯迈沙比里以114票脱颖而出，被最高元首钦点为第九任首相。而与伊斯迈票数相接近的对手是希盟主席安华伊布拉欣，他获得105票，少了6票，圆不了首相梦。这是三年来第三次换首相了。

当然这只是斗争的中途，还没有走到尽头。但在此次的短兵相接中，安华始料未及的是到紧要关头时，巫统又弃他而去。结果又走回原路。从打倒慕尤丁到支持慕尤丁只不过换了个慕尤丁第二——伊斯迈沙比里走向舞台中央。他究竟是巫统的后起之秀还是慕尤丁推出的前台人物，我们很快就会找到答案。吊诡的是，真没想到阿末扎希与人民开了一个啼笑皆非的大玩笑。

究其因所有的斗争起于23年前，涉及马哈迪与安华在巫统内的刀光剑影。

1998年，马哈迪开除他的副手安华，剥夺后者一切党官职，引发了长达20年的“烈火莫熄”运动。直到2008年，安华才得以扬眉吐气。但在2003年退休的马哈迪依然活跃于政坛。这对安华来说是个无形的巨大阴影。

正因为这样，退而不休的马哈迪在2016年组织了土著团结党，拉了慕尤丁一把，并加入了由反对党组成的希望联盟（计有公正党、行动党与诚信党），而且也被希盟推举为统帅，一旦执政先由马哈迪任相，两年后才交安华接棒。

必须提及的是，伊斯兰党已在2015年与公正党及行动党分道扬镳，导致前者有部分党员另组国家诚信党，取代了伊党在希盟的地位。

2018年的大选，希盟如愿以偿夺得了中央执政权，马来西亚掀开了“改朝换代”的历史新页。

表面上看来希盟取代了国阵，而土团党取代了巫统（因土团党吸收了15名巫统议员及10名公正党议员，加上本身剩下的7名议员，总数有32席。而马哈迪等5人已离开土团党，另组斗士党。他怪责慕尤丁背后捅他一刀）。

2020年初，正当安华与马哈迪因交班问题无法妥协时，竟忽略土团党的后院起火。在2月份时，一场由慕尤丁及阿兹敏操作的“喜来登政变”发生了。在瓦解希盟政府的同时，慕尤丁及阿兹敏等人也快刀斩乱麻夺得了土团党的控制权。在迅雷不及掩耳下，慕尤丁组成的国盟包括土团党、伊斯兰党及民政党等在内；另一边则由巫统带头的国阵依然存在（成员有巫统、马华、国大党及沙进步党等）。换句话说，国阵和巫统都不是国盟的成员党。

因此近日慕尤丁以国盟主席的身份宣布行将组成的是“国盟政府”时，巫统内有人坐立不安。他们认为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的，首相人选来自巫统，但巫统又非国盟成员，又如何称为国盟政府？

还有伊斯迈沙比里到底是以巫统的人出任首相，还是土团党的代理人，也没交代清楚。人们会问：如果仍是国盟政府，则巫统的主席阿末扎希推翻慕尤丁又有什么意义？在兜兜转转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难道改变只是更换包装？

在这之前，我们也注意到慕尤丁提出的朝野合作组成大团结政府的建议。有人说是超党派。但在马来西亚不曾有过，即使在1969年的“513”事件后成立的“全国行动理事会”也依然以巫统为主（1970年新首相敦拉萨说，这是一个由巫统组成的中央政府）。

因此马哈迪说的所谓“513”后的政府不是跨党政府，而是以党治国。

这之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自“513”后，马来人至上的观念成为马来政党的主导思想，包括行政上引入回教价值观。

既然巫统及土团党不会放弃一向以来坚守的马来人至上的思想，潘检伟也无需为未进入政府体制内感到惋惜。“喜来登政变”不是把行动党一脚踢开了吗？

还有在“513”时，为何行动党未被拉入国阵，不是明摆着因为李光耀的影子在作祟吗？

说到底，极令民间遗憾的是，新冠肺炎仍在马来西亚张牙舞爪时，我们还在大谈政治权力的安排，这又怎能减少病毒的扩散呢？

今天，我们已有超过150万人被确诊，而有13000人死亡。更提心吊胆的是，老百姓此刻也不知下刻的命运。

难道换政府只是一场游戏，怪只怪我们以为变天了，其实依然故我。

 刊登2021年8月23日《南洋商报》

又见政治角力不见疫情好转

慕尤丁保不住其相位已是众所周知的事，目前他是过渡首相，而整个内阁已告解散，剩下一人政府。不过随着他的辞职，掀起更大的政治风暴也是预料中事。一边是在朝的国盟，正力促巫统的当权派转向支持时任副首相伊斯迈沙比里接班。可是一时之间尚未有消息传出巫统会为了党的荣誉与完整性挺伊斯迈拜相。

如果说慕尤丁在巫统的排行榜上一向未被列为首相接班人之一，那么伊斯迈更是未在名单内。他是在2004年代表巫统在彭亨百乐选区当选国会议员，而后再连任三届，总共当了17年的国会议员。这位拥有马来西亚大学律师资格的政治人物于2008年担任青年体育部长，而后转任合作社与消费部长，再转任农基部长、乡村发展部长，直到2018年巫统下台为止。

从他的职务来看，他不是党内的重要人物，也只有在2018年巫统失去政权后，才当选巫统的副主席之一，因此他只能算是后来居上的政治人物。不过他的荣誉非来自巫统而只是慕尤丁本人赐予的。

当慕尤丁以土团党主席的身份在2020年2月份发动“喜来登政变”成功后，便委任伊斯迈为国防部长，也表明他是高级部长（巫统），主要是他已升任巫统副主席；另外三名高级部长即贸工部长阿兹敏（土团党）、工程部长法迪拉尤索夫（砂土保党）及教育部长穆罕默德拉兹（土团党），没有副首相之设。

在顺序上，阿兹敏是名列前茅的，因此有人视他为“内阁的副首相”，因为据说他在副揆的办公室办公。未想在今年7月，由于来自巫统的压力不断逼宫，慕尤丁在情非得已下委任巫统的伊斯迈出任副首相；同时也委任外交部长希山慕丁为高级部长。这样一来，连同首相在内，在高层的阁员中已从原有的3名（土团党）加1名（巫统）及加1名（砂土保党）组成；如今则变成3+2+1排阵，算是比较“平衡”一些。但这样的调整也不是当权派的巫统所同意和所能接受的。在14名巫统议员的逼迫下，慕尤丁已失去半数议员的支持，只剩下约100票（半数需要至少111票）。虽然国盟估计它可以凑到117席（包括沙巴民兴党的8席、砂土保党的18席、巫统的27席及伊斯兰党的18席）而保住政权。若首相人选改成伊斯迈沙比里（巫统）出任，再加上内政部长韩沙再努丁（土团党）或阿兹敏（土团党）出任副首相，基本上就维持国盟的格局。

其实今天角逐国家领导人的人物都是来自巫统的人。例如阿兹敏是“喜来登政变”后率10名公正党议员加入土团党的（原先是巫统党员），是慕尤丁的左右手。韩沙再努丁则是在2018年后连同一批巫统议员倒向土团党。在喜来登政变后，他于2020年3月26日被委为土团党总秘书，也是慕尤丁的左右手。

如果在国联的安排下，能取得巫统当权派的妥协与支持，则整个慕尤丁内阁就不会有大改变。退一步说，即使慕尤丁不再担任首相，整个框架还是保留下来。

对此，我们也有一个疑问要请巫统当权派表明立场的，它是用整个党加入联合政府，而且是主导政府的执政党，还是允许个人加入执政阵营，可以不代表党的立场和愿景？这与昔日的国阵已截然不同。唯一不变的是，马来人至上的指导思想依然存在。因此不论慕尤丁下来会否成为国盟的内阁资政或鼓励个人资格代表巫统领导国家，整个大方向是依然故我的。

在换汤不换药下，所谓新政府又有何绝招来应对日益恶化的疫情？正如前首相马哈迪所说，即使我们选出新首相，但又未能解决人民的困境，又有何用？他在接见副首相伊斯迈寻求支持任相后作出这样的回应。

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与教育的问题。

马哈迪仍然坚持国家应如同“513”时，成立一个由8人主管的全国行动理事会（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来面对病毒的袭击。毕竟这一周以来，我国的疫情几乎是处在日增两万例的水平，也已累积到140万人被确诊，更有1万2千人死亡。

在此非常时刻，老百姓要的是谁能拿出有效方案克制疫情？而不是跌入一场无休止的政治权力斗争中。国盟这些天的拉票活动，目的是巩固执政权，而不是为民解困。同样的，在野的反对党也已结成一条联合阵线，准备与执政党周旋。由公正党、行动党及诚信党组成的希盟在严正拒绝慕尤丁提出的“和解方案”后，双方已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希盟坚持推举安华出任首相，但三党加起来也只有88票，离开111票有一段距离。

为此，林冠英吁请安华与沙民兴党的沙菲宜合作，双方联手以组成新政府。

沙菲宜正处于左右两难中，它一方面被国盟献议加入执政团队；另一方面又与马哈迪的斗士党有交接，双方合起来有12席。这些宝贵的票数很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持平而论，执政党在此时提出的和解方案是不切实际的，也是转移实线的。它既不是跨党派的临时组合，而是保持各党的“和而不同”下的有限度合作，大权还是在执政党手里。这样的组合迟早必为利益或观点不同而分裂，例如近日巫统之退出国盟，整倒慕尤丁就是一个教训。

总之，在保持党派之争的同时，天真的组成一个没有政党主导的大政府是自欺欺人的，表面放下政党大搞个人权力，实则制造另类的专制领导。

所谓的跨党派的大政府，在马哈迪未全退位时，曾有过被授权在短期内尝试的机会，结果曲高和寡，马哈迪功败垂成，被后来追上的慕尤丁通过政变一举捣垮了希盟政权。

既然和解方案行不通，反对党就不要忘了党性而与执政党同枕共眠。如果在朝和在野的政党无法在近期内分出胜负，我们也不主张搞什么非党派政治，这是很误导人民的。希盟要么就争取反客为主；要么就处于反对党地位，与执政党打一场持久战。

如果双方一时都拿不到半数以上的票，唯有让最高元首做出取决，让新人新事展示其抗疫的能力与魅力。这也许比保留现状来得好，至少人民对未来还有一线希望。若是维持现状，只有靠上帝来打救了。

 刊登于2021年8月19日《东方日报》

慕尤丁之后谁接棒？

2018年大选后，马来西亚政局虽有创新，但还是起伏。先是执政的希盟因为安华接班的问题而与马哈迪闹得不可开交；后是上位的国盟也大搞朋党政治，政治驾凌了病毒。

希盟本来已说好在2020年中期进行交棒，让位安华拜相，但马哈迪坚持要在亚太峰会后（2020年11月）才考虑卸职；而在另一边，安华派系也不能过于强硬，只能勉强同意让马哈迪做到自动下台。

正当在2020年无法确定应在何时交接职务时，突然于2月爆发“喜来登政变”。也是在此时，新冠肺炎（Covid-19）已开始向全世界传播，马来西亚也不例外。这样一来，取代希盟执政的国盟便在3月18起实施行管令（MCO）。

如果说希盟从2018年5月到2020年2月，是自我卷入了政治权位的斗争，那么在2020年3月以后到今天（2021年8月12日，前后共514天），国盟政府则忙着分官职、委任官联公司的主管，乃至结帮立派，没有在抗疫行动上拿出真本事。

比较明显的例子是首相慕尤丁为安抚巫统党人对国盟的支持，近期委任国防部长伊斯迈兼任副首相，也顺道委任外交部长希山慕丁为高级部长，处理东马保安事务。前者是巫统的副主席，有一定的影响力，目的在于堵住阿末扎希（巫统主席）争任副揆（在官司案未结前，阿末扎希仍有资格入阁）；后者是纳吉的表弟，国盟希望借此安抚纳吉的怨气。但这样的任命与对抗疫情又有何关系？

在此之后的7月3日，巫统宣布退出国盟政府，但当时只有11名巫统议员支持当权派，后来又加多3名至14名，其他议员包括有官位的则持犹豫不决的态度。

此时，要求慕尤丁下台的声音越来越大。为鉴定实况，元首促请在9月7日召开国会，以决定是否通过不信任动议。

正当国盟陷入僵局时，首相慕尤丁突于8月12日通过电视广播提出与反对党的“和解方案”。他承认未拥有半数以上的支持，但也没有人能在国会拥有大多数支持以取代他的相位。因此他吁请反对党坐下来和谈，而他承诺将做出以下的改革：①朝野政党共同讨论明年度预算案；②即刻实行18岁公民的投票权；③援引法律阻止议员跳槽；④对首相的任期给予限制；⑤对所有议员给予常年拨款；⑥至少1半的遴选委员会的主席由反对党人担任；⑦反对党领袖被视为内阁高级部长

虽然反对党有形容慕尤丁开口头支票，但后者有撂下一段恨话，绝不允许政治盗贼趁此乱局再度执政，也承诺第十五届大选绝不迟过2022年7月举行；同时抗疫基金将从450亿令吉增加到1千100亿令吉。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一般相信国会很可能会通过不信任动议（如果慕尤丁拿不到111票，未过半数能否保住相位，就不得而知）。我们姑且相信政府会更换，但由谁主政？又是另一个重要课题。

以下的人选都具有份量：

1）曾被内定接班首相的安华，他也是希盟支持的人选。希盟中的行动党有42席、公正党有37席及诚信党有11席，合起来共有90席，但仍需要多21名议员的支持才能达到执政的111席。因此关键就在巫统的表态和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有多少人会转向支持安华？

2）东姑拉沙里，他是前财政部长，曾在80年代与马哈迪争夺巫统主席职而败下阵来。他的缺点是在巫统内支持者不多，喜欢独立行事。

3）希山慕丁，现任外交部长。他是继安华后较有机会出线的政治彗星。凭着其父亲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及其祖父拿督翁是巫统的创党人，在声势上已占上风。可惜他与安华不咬弦。

4）阿末扎希，巫统主席。在未定罪前，他可以出任国家领导人。但问题是，他在议会内无法掌控大多数议员，所以出线机会不大。

5）马哈迪，这位曾两度出任首相的国家领导人，他是当之无愧的。但问题是他已96岁高龄，而且也在后期失去议员的支持，很难再来一个第三春。

6）沙菲宜，曾任巫统副主席和部长，如今是沙巴民兴党主席。但因势力局限于东马，而且也跨不过砂拉越，即使有马哈迪推荐为相，还是曲高和寡。理由是政治核心在西马，还轮不到东马人争夺相位。

 刊登于2021年8月16日《南洋商报》

慕尤丁的政治赌注

从2020年3月18日起，我国实行行动管制令（MCO）以来，间中虽有过较为宽松的CMCO（有条件行管令）及RMCO（复原式行管令），但又从今年6月1日起，再进入了如同第一阶段时的控制行动，称为全面封城（Total Lockdown），这意味着，我国经过511天（截至今年8月10日止）的考验后，依然不过关，而且新冠肺炎疫情更为严重。

本来在2020年结束时，我国的情况还不算太坏。以2020年12月31日的统计来看，日增2525例，累积病例达11万3千余宗，也只有471人因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虽然转入2021年1月1日时，日增2068病例，累积病例达11万5千宗，死亡病例474人，但政府在此时却向元首建议在今年1月12日起实施紧急法令，直到8月1日。

这种既用MCO下的SOP来控制和惩罚犯规的人民已是足够，未想又加多一个紧急法令，这意味着政府已被赋予更大的权力来抑制病毒恶化。

但事后反对党认为紧急法令是不必要的，对抑制疫情没有帮助，国家也还未进入危急状态；更没有大阵仗地动用军警来维持秩序和对付骚乱分子（也没有这样的暴力事件）。我们所看到的是在紧急法令下，政府动用权力冻结国会议席补选（已有两个补选未进行）；同时也在近期宣布展延砂拉越的州选。

但为何近期又再引发大争议？而且已形成执政党与反对党水火不容的明争暗斗。

这一切还得由2020年2月发生的“喜来登政变”开始。在意想不到的变化下，马哈迪先自我宣布辞职，以堵住安华的上位。

讵料事后政治的发展抛弃了希盟，慕尤丁不仅召集了足够的人马组成新内阁，也快刀斩乱麻将马哈迪及希盟的势力扫出政治主流。这也迎合了阿兹敏（安华阵营分裂出来的强大对手）和希山慕丁（巫统强人，潜在的首相接班人）的心意。新的集团在匆促间成立了一个我们至今还无法消化和理解的“国盟政府”。没有展示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方针，只是按巫统的治国程序组成了一个由各党各派凑成的新阵营。这个新组合只是新瓶装旧酒，缺乏政治理念和使命，反而突显了巫统间的新旧派系的权力斗争。

谁又能否认慕尤丁、阿兹敏不是来自巫统的？谁又能否认巫统已逐渐实现了重返权力核心的第一步（阿末查希及纳吉的默许与沉默代表了他们在委曲求全下伺机将局面反转回来）？

进入2021年，巫统似乎看到形势越来越有利；尤其是疫情越发严重，也就给了巫统较强的理由疾呼慕尤丁下台。从疫情的数字来看也确是如此。例如在2021年初，日增病例达到千余宗，死亡人数才8百余人。但步入5月份时，日增病例竟飞跃到9020宗，累积病例55万余例，而死亡人数又升高至2650人。在7月份时，竟然日增超过1万人。转入8月，病例又冲上2万例，已有1百20余万人被确诊，而有超过1万人死亡。因此巫统在7月份起事，向慕尤丁逼宫是标准时间的。

可是在日增确诊病例仍徘徊在1万7千至2万宗之间时，政府又做了一项大胆的博弈，首相慕尤丁宣布已完成两剂疫苗接种者，从8月10日（星期二）开始可以堂食和跨县外出（但必须完成2剂疫苗接种后的14天或指定的时间）。

第一部分的放宽条件如下：

（一）旅居国外的马来西亚公司或外籍人士（包括永久居民或第二家园签证持有者）从外国入境马来西亚时，可以在家隔离，但他们必须要在马来西亚拥有一个住家。

（二）夫妻若是分隔两地，获准跨州或跨县相聚。

（三）父母可以跨州或跨县与18岁以下的孩子团聚。

（四）可以在宗教场所祈祷，但必须遵守严格的防疫标准作业程序（SOP）。

第二部分的放宽条件如下（属于复苏第二阶段或以上的州属的新措施）：

（一）允许跨县。

（二）可在州内旅游。民宿与酒店也获准营业。

（三）允许堂食，但必须遵守严格的SOP。不过，若情况允许，最好还是打包外带。

（四）允许早上6点到10点的户外运动，但必须是非接触或非群居运动，且保持人身距离。获准的运动包括跑步、体操、太极、骑脚车、滑板、钓鱼、网球、羽球等等。

按照慕尤丁的说法，虽然可能会因放宽而出现更多的确诊病例，但也不要忽视随之而来的好处，包括：（一）促进国家的经济活力；（二）提供就业机会及进行社交活动；（三）完成疫苗接种者，被确诊机率将减少一半。

对此，首相也注意到变种病毒（如Delta）带来的威胁，希望人民提高警惕。

针对首相的放宽条件，前首相纳吉则批评此举会带来恶果。他形容慕尤丁是“彻底疯了”。他说，在国外Delta Plus和Lambda变种病毒正在扩散，比Delta病毒更危险，即使已接种疫苗的人还是可能被染病而传给别人的。

他指出，政府不应重复在去年所犯下的错误，允许从国外回国者在家隔离，最终引发D.614G突变的锡瓦甘加（Sivaganga）族群。虽然政府在一个月后收回有关放松指令，但已是太迟了。

所谓的“锡瓦甘加”族群是在去年7月发生的事。在7月13日时，有一位从印度回马的永久居民，入境时检查呈阴性，获准居家隔离。但此患者违反居家隔离指令，带着隔离手环到槟城自己的店里“巡视业务”。当再重复检测时出现阳性，随即送往吉打医院治疗。

7月28日当局在吉打锡瓦甘加族群及砂州的沙督（Satok）族群展开检测，结果前者有5人确诊，后者有4人确诊。自此之后，吉打和槟城被确诊数目已告激增。

一些医药专家，如阿玛星（Amar-Singh）及社会主义党的西华拉占（Sivarajan）也抨击政府的做法是使疫情进一步恶化。

但在慕尤丁和其国盟团队看来，他已经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大胆地向病毒作战，正如英国首相威尔逊的放宽管制是为了政治博弈，形同“难兄难弟”。结果两国还是日增两万宗的确诊病例。

与此同时，慕尤丁也将面对9月份国会开会时的投票结果，这将判定他的政府的命运。

依照巫统在7月4日的发难，但未得到党议员的及时回应，说明了超过半数的巫统议员正在犹豫不决，因而被慕尤丁捷足先登，公布他已获31名国阵议员的支持；当时阿末查希公布的议员人数只有11名（巫统共有37名国会议员）。

但若从近日的变化来看，阿末查希又已逐渐占了上风，有越来越多的议员倒回支持巫统，也许像纳吉所说的国盟的支持者未达百人，就意味着慕尤丁及其内阁将处于下风。

慕尤丁之所以不主动退出政坛，是吸取马哈迪的教训，他决定在国会中应战。这也让我们想起为何老练的马哈迪会轻易辞职？他如果不下台，谁又能撤其职？国会内公开反叛他的人也不会太多。在君主立宪下，他更可以在国会内寻求支持的力量，以保住权位。可惜他选择离开，也就写下另一个故事了。

从这两个例子来看，马哈迪失策在先，导致希盟失败；而慕尤丁借马哈迪留下的空隙钻了空档子，暂时得到超过半数的议员支持。毕竟在那个时候，安华已处下风，导致安华几度敲元首的大门却“无功而返”。

无论如何，事态发展至今，或许只有改弦易辙，才能拯救国民于苦难中。

 刊登于2021年8月12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