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种族政治为何阴魂不散

上周我提及种族政治形成的历史背景，本期将分析和审视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后，种族政治仍然大行其道？尤其是在马来西亚独立后，种族政治依然阴魂不散，甚至有时还变本加厉，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战后最先有民族意识的是由一批马来精英组成的马来国民党（PKMM），于1945年10月在怡保成立。最著名的领导人是马来左翼领袖布哈鲁丁（他在1956年转成为伊斯兰党主席）。由于与印尼的苏卡诺的国民党关系接近，也就深受启发，一度还与印尼签署成立大印尼的构思（1948年）。但这个党因走左翼路线，乃在1950年被查封。

另一方面，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政党则于1945年12月在新加坡成立，取名为“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发起人何亚琳是林建寿的舅父（被选为主席），而出任秘书的则是林建才（林建寿的兄长）。在1948年时，英方乃促请马来亚民主同盟自我消失，理由是这个党也被共党渗透了。

1946年，右翼的马来精英在拿督翁号召下，于当年5月在吉隆坡举行大集会（41个团体参加，包括马来国民党也派出代表）。这个政党取名为“马来人统一机构”（简称巫统，UMNO）。

在英国的扶持下，巫统成为殖民地的新宠儿；尤其是在1948年2月1日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使之生效后，也就进一步强化了巫统的代表性。一来英方取消“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一个没有种族之分的公民社会）；二来是全面的消除左翼党团，包括马共也在6月20日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从那时起，种族政治就生了根挥之不去。50万的华人在此之后被赶入新村居住，进一步拉开华巫间的距离。

但在1951年时，拿督翁突发奇想退出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为显示它的多元性，他把当时的橡胶大王连裕祥请来当党副主席。可惜1952年的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时，李孝式暗地里促成马华与巫统合作，结果压倒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成绩如下：马华6席、巫统3席、独立党只2席。这个成绩意味着种族政治仍是占优势的。果不其然，巫统快马加鞭将马华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1954年）。那些本来倾向拿督翁的马华精英和印度国大党也转向巫统。

在备受孤立下，不甘失败的拿督翁也在这一年成立国家党（Parti Negara），取代马来亚独立党。

就这样，拿督翁迎来了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与他决斗的是领导巫统和联盟的东姑阿都拉曼。当年共有52个议席，联盟派足52名候选人，拿督翁只派出30名候选人。没想到国家党阴沟里翻船，全军覆没。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让马来人认识到团结的重要性。

到了1959年的大选，既然选民不支持多元化政党，拿督翁又把党移回马来社会。在与伊斯兰党协调下，将主力移向登嘉楼州，以争取马来票。结果拿督翁个人胜出，另有4名州议员也在登嘉楼胜出。这标志着种族政治有了市场。

1962年，拿督翁逝世，并没有带走他的“种族政治”，反而是多元政治幻灭了。

到了1969年的大选，情势又为之一变。一方面是踌躇满志的执政党联盟以逸待劳；另一方面是在左翼政党缺席下（劳工党），让新成立的中间派政党从中崛起，如民政党及民主行动党等。

不幸的是，在大选后第3天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很快的，新任首相敦拉萨获取全部的权力并推出“新经济政策”。这一重要的改变也引发马来西亚变成“土著”与“非土著”，“回教”与“非回教”之分的国家。

在这样的框架下，任何要改变种族局面的不是徒劳无功，就是白费心机。

因此我们在80年代看到的是回教化运动在行政系统中被广泛采用。

来到1989年，脱离巫统的东姑拉沙里拉大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但同样是马来人政党，他不敢走多元化路线。

只有在1998年安华出事后，才见他跟随拿督翁的步伐，搞一个多元化“国民公正党”。在2018年的509后，希盟上台未见公正党带来好运，因为马哈迪在2016年成立的土团党及末沙布成立的诚信党都是种族性政党。在它们加入了希盟后，希盟已回到巫统霸权的年代。未来大选如果安华再失败，今后就没有马来人敢组织多元化政党，因为它找不到出路。

有学者剖释马哈迪的2020年宏愿为何失败？其中一条重要的道理是马哈迪的“马来西亚民族”在哪里？我们苦苦等了30年，换来的依然是马来人至上的治国方针。

 刊登于2021年3月8日《南洋商报》

种族政治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国首相慕尤丁于今年2月15日通过国家团结部在面子书上推介2021年至2030年的国家团结政策和大蓝图时，特别强调种族团结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求人民除了保持警惕外，也要提防和避免政治人物通过种族和宗教捞取政治资本。

结果马来人权女斗士玛丽安莫达为文在《当今大马》以“您如果要改变马来西亚，请拿掉种族色彩遮掩镜”为题，提出十大要求。

她说：“今天，马来西亚已来到十字路口，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做出改正。而今天，政客们都公开谈论种族课题，他们不会掩饰极端的观点。”

事实上种族问题由来已久，远在英国统治马来亚开始（1786年）时，它就不间断引进来自不同国家的种族。有来自印尼及阿拉伯的马来人；有来自中国的华人；也有来自印度的印度人。由于职业之不同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再加上宗教及种族的落差，也就出现了各个不同族群分别居住在城镇或甘榜中。所谓物以类聚，华人也喜欢成立宗祠及乡会，就是方便照顾来自中国的同乡。久而久之，这样的“分而治之”的生活方式形成一个特征。当然华人永远不会忘记在1948年-1950年间共有50万华人被英殖民政府驱赶入住被铁刺网围起的新村，这500多座新村变成了“集中营”；今天也变成小市镇或卫星市了。在这之前，华人在1930年组成了第一个政治团体（马共），他们的目标是向殖民地进行斗争。接着在1937年出现第一个马来人政党，取名为“马来青年同盟”（KMM）具有左倾思想，较后被查封。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结束后，政治活动又通过不同渠道探出头来。马共持续活动；而马来左翼分子也成立了新政党，取名为“马来国民党”（PKMM），于1945年10月由布哈鲁丁（后来的伊斯兰党主席）、阿末布斯达曼（后来的人民党主席）及莫哈末依萨（后来的劳工党主席）等人所领导。它比巫统早成立半年，且宣称有10万名党员，曾一度与印尼的苏卡诺（领导印尼国民党）关系密切，也曾在1948年签下印尼与马来亚合并的构想，取名为“大印度尼西亚”。

约莫半年之后，另一股右翼势力在拿督翁（柔州务大臣）的领导下，于1946年5月在吉隆坡举行马来人大团结集会（共有41个团体参加），全力反对英国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因为这个新宪制没列明苏丹的地位，也没有保留马来人特别地位，而是开放性的公开所有居民在符合条件下成为公民。

当日大会也议决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UMNO）。在获得英国人承认下，巫统成为“新宠儿”，于1948年2月1日与英国共同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作为迈向自治的第一步。

有了巫统保守势力的全面配合，英国一脚踢开了“马来民族党”（1950年被查封）；也迫使在新加坡注册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于1948年自我消失（它是在1945年12月成立），主席何亚琳（林建才的舅父）、秘书长是林建才，属于华人为主的左翼政党。

此外，印度人也在战后醒觉，他们在日治时期被教唆组织起来打倒英国人，因为是英国统治印度，不是日本。

在日本投降后，他们按照尼赫鲁的建议于1946年成立印度国大党。这个党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仍是印度人的政党。

当英方于1948年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后，除了大事抓人外，也有不少人被遣返中国。

与此同时，英方促成陈祯禄于1949年成立马华公会，以照顾陷入水深火热新村里的华人，也希望它能取代马共的地位。

到了1954年，政党间的种族化更加凸显了。马来人有巫统；华人有马华公会；印度人有国大党，它们共同组成种族政治的“联盟”，是一个亲英国的反共组织。大马成立后，更多种族性政党在东马成立。

至于前面所说的左翼政党都一一消失了，直到1951年才有劳工党出现；1955年人民党诞生，两者才在1957年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似乎是要取代左翼阵营的地位。

这两个左右派阵营的斗争始终没能突出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陷入种族政治的泥潭中；同时左翼政党也无法争取马来人的支持。在后来更进一步证明种族政治是我国不能磨灭的印记。

例如较后成立的人民进步党、民联党、民政党、行动党、人联党、社会正义党乃至公正党等都无法抵挡得住种族与宗教的双面夹击。伊斯兰党更在90年代插上一脚，促使政情更加复杂；尤其在21世纪又加上土团党及诚信党的种族政党，要消除种族政治谈何容易？除非由政党领袖做起。希望马哈迪及慕尤丁能起表率作用。大家以马来西亚人自居，不再以种族分帮立派，不是更为有效吗？

 刊登于2021年3月1日《南洋商报》

马来由与马来人的“新解”？

马来人至上或马来人主权是在战后出现的思潮，主要源自于英国殖民政府在1946年3月正式提出新的宪制，称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并准备执行。但在同年5月，在拿督翁领导下，号召41个马来团体在吉隆坡举行马来人大集会，共同反对“马来亚联邦”宪制。因为这是由英国单方面制定的宪制，没有提及苏丹的地位和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同时也对公民权全面开放。

当日大会决定成立一个马来政党，取名为“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1946年）。自此之后，英国放弃实施“马来亚联邦”的计划，转与巫统商议另立新的宪制。

当1947年新的草案《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公布时，马来人至上的观念不但浮上台面，而且也在政党推动下形成马来人必须要保卫和坚持的信念。

自从1950年英政府查封马来国民党(1945年成立）后，其主席布哈鲁丁即被扣捕，而巫统顺势取代其地位和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改革运动期间都牢牢地控制政权，因为马来人至上的观念是以巫统为核心。虽然创党人拿督翁离开巫统另立独立党（1951年）、农长阿都亚兹另立国民议会党，倾向印尼苏卡诺总统（1963年）、东姑拉沙里另立46精神党，与马哈迪对抗（1990年）；而安华也建立其公正党向马哈迪叫阵（1999年）及马哈迪在2016年组建土著团结党，与纳吉领导的巫统正面交锋。这之中除了拿督翁和安华主张多元政治和人民主权外，其他的党领袖一旦离开巫统后依然高举马来人至上的旗帜。他们不但组建了种族政党，也朝马来人大团结方向迈进。

即便拿督翁、阿都亚兹和安华有开明的思想，但在关键时刻还是相信巫统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影响力。安华更是从2008年起就相信巫统内部力量仍是他的后盾。

至于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在1996年吃回头草更是反映出他的种族思想并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提出与马来人至上相左的矛盾建议而混淆视听，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

他重申唯有巫统掌权马来人才安全，否则国家也不会和平，因此巫统不能屈服于土著团结党。

此外，姑里在对巫统表达忠诚外，也发表一篇让政界震惊的言论。他建议恢复布哈鲁丁早年的构思：给每个人（不分种族）发出“马来人公民权”。这构思在过去曾遭受恶评，但姑里希望各造能考虑这一方案。

有关这个建议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在巫统与英方尚未公布新宪政前，左翼阵营内有人提出政府发出统一的公民权，既然我们是马来亚国家的人民就称“马来由”民族（Melayu）吧！只要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称为“马来由”民族又何妨？反正只是个称呼而已。这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余柱业也是马共的代表对“马来由”的字眼所作的诠释。他说，好不好听是不要紧的，重要的是国家政治良好，公民能享有一切权利（按：“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Party）是一个政党组织，成立于1945年12月，立场左倾，有马共代表在组织内。先后担任这个政党的秘书长的有林建才及余柱业。但这个组织在1948年自动解散）。

马来亚民主同盟曾在1947年加入由陈祯禄领导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CMJA）在1947年10月20日参与领导大罢市，抗议英国与巫统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亚联邦宪政。其中主要的改变是：加上申请公民权的条款，除了槟城和马六甲居民可自动成为公民外，其他各州的华人都要申请公民权。

各州苏丹恢复管理回教事务，而马来人也享有特别地位。为避免混淆，协定中对马来人的定义作出解释：①信奉回教；②操马来语及③保留马来传统生活。由于马来人具有特别地位，自此之后，所有的马来人都成了被关怀和年被照顾的族群。

与此同时，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及以布哈鲁丁为首的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也共同提呈“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

人民宪章建议所有马来亚人概称为“马来由”（Melayu是马来文，英文则称为Malayan）。这是民间坚持的一个称号，即大家都称“马来由”民族，发出的公民权也叫“马来由”公民权。可惜不被英方接受。就这样，在1948年2月，英方强行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接着在6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样一来，布哈鲁丁及布斯达曼提出的马来由民族也就无疾而终。

至于东姑拉沙里提出的布哈鲁丁又是谁？我们需要解释一下：

布哈鲁丁（1911-1969）是一名顺势疗法医师，早年在苏门答腊受教育。1928年赴印度阿利加大学（Aligarh University）攻读自然疗法，也学习哲学。

从1928-1937年，他在印度参加反殖运动，个人也曾接触巴基斯坦之父真纳。后来转赴巴勒斯坦介入反英斗争而被捕。

1937年返马后，又因介入马来青年运动（KMM）的反英活动又被捕。

1945年8月18日，在日本几近投降前夕，布哈鲁丁在印尼结识了苏卡诺和哈达（后来成为印尼正副总统）。布哈鲁丁也在那个时候与苏卡诺签署以在将来成立大印尼共和国，马来亚被列在其中，但计划胎死腹中。

1945年初，他加入了马来国民党（MNP），不久后成为主席。

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英国查封，被指涉及共党活动。布哈鲁丁再被捕入狱。

1955年，布哈鲁丁与布斯达曼共同组织左翼的人民党。翌年他被邀加入领导伊斯兰党，从此这个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政党被布哈鲁丁注入政治血液。除了服膺于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民族主义、回教主义及社会主义三结合）外，他也带领伊党与左翼的社阵合作。

1965年，布哈鲁丁再次被捕。这一回被指控他要在巴勒斯坦成立流亡政府，。1966年被释放后，已不再过问政治。1969年病逝。

虽然布哈鲁丁用“马来由”与东姑拉沙里的“马来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种族政治仍分清界限下，其他民族要转化思想相适应还得一个长过程；而马来人是否接受这样的变动也还是一个大问题。

 刊登于2021年1月7日《东方日报》

马来政党分裂与马来中心思想

除了华人卷入1911年的辛亥革命之外，在马来社会也有一批左翼分子因受到印尼的影响，而在1939年组织了马来青年会（Kesatuan Melayu Muda）（KMN），其领导人是阿末布斯达曼，担任副秘书。

因为过于活跃，被英殖民政府扣捕。当年有份参与马来青年会的还有一位知名人士布哈鲁丁（他后来成为伊斯兰党的主席，初时未甚活动，也就没被逮捕，但此组织被查封）。

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反而是布哈鲁丁一马当先，在1945年10月在霹雳成立马来国民党（PKMM），被推举为主席。他打着左翼旗帜，一时声势浩大。其他创党人尚有依萨（1962年任劳工党全国主席）及阿末布斯达曼（1955年与布哈鲁丁合创马来亚人民党）。

从他们的政治倾向及活动记录来看，他们是服膺于社会主义的，而且是倾向印尼总统苏卡诺的路线，走的是社会主义路线和苏卡诺的“纳沙贡”路线（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共产主义三结合）。

1947年马来国民党下辖的青年团（API）在布斯达曼领导下先被查封，而第二次坐牢。1950年，英殖民政府再查封马来国民党，并将领导人布哈鲁丁及依萨等人投入监狱，罪名是党受共党渗透。

就在马来国民党意气风发的年代，另一个马来政党也成立了，这个党就是在柔佛署理州务大臣拿督翁惹化的领导下，于1946年3月成功地号召41个马来社团在吉隆坡举行大集会。除了反对英国提出的Malayan Union宪政（也称为蓝皮书）外，并宣布成立马来民族统一结构（United Malayan National Organisation，简称UMNO，巫统）。

很显然的，这是一个右派的政党，立场与政纲接近英国，也就得到英国的欢心，才转与巫统讨论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细节，以取代马来人反对的Malayan Union，因为这个新宪政既没有保留各州苏丹对宗教的自主权，也没有提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

这个政党第一次提出了以马来主义为中心的思维。在英国的同意下，逐渐形成政治主流。

虽然陈祯禄以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主席的身份（这个组织主要是由马来亚民主同盟所推动。这个党因亲共政策也在1948年自我解散）与马来民族力量阵线（马来国民党领导）相结合。在1947年向英国提呈“马来亚人民宪章”但被否决。这一年，马新的大罢市也成为历史上重要的标志，可惜没有产生效果。

当1948年2月1日英国强行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后，它就用另一只手在4个月后，即1948年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并大事逮捕共党份子和亲共份子，数以千计的华人被遣送回中国。

为巩固右翼势力，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封，基本上剩下马来右翼政党，而在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及1946年成立的印度国大党则被纳入由巫统控制的联盟进一步彰显马来中心的权威。

由于存在马来中心思想，即使是左翼政党的人民党也在1967年支持政府的“国语方案”，与劳工党分道扬镳。这说明一件事：马来中心思想是不被政党所左右的。这两个在1957年结合的政党从此各行其是。

但到了1969年，政局又有大变化，不但是执政的联盟跌了一跤，只勉强保住中央政权，却失掉槟州政权和霹雪一时组不成政府。

接着在1969年5月9日投票后，竟在5月13日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在政局被安定后，政府于1970年推出新经济政策，开始反思在独立前后马来人的经济并没有太大的改善，因而决定通过政策和措施来保护和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马来至上主义的观念再一次被提升，第一次是在1957年独立时；第二次则是马来西亚成立日（1963年）。在两者都被认为不尽人意下，1969年的大刀阔斧政策也就出台了。尽管前有拿督翁组成的国家独立党/国家党的分裂（1952年及1955年）；后有1963年阿都亚兹离开巫统组成的国民议会党，但在1964年大选中被淹没。再后有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对峙巫统（1990年大选），但都无功而返。反而在1999年及2008年的大选才再一次考验马来人的政治智慧。

其实政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世界末日。在分裂底下，马来人又失去什么？在团结下，马来人又得到什么？伊斯兰党的起落、土团党的分裂及公正党的内讧，马来人是否已失去很多？还是依然故我？

因此问题的症结不是马来人政党分裂带来的马来人政治地位的下沉。恰恰相反，马来政党还是操控大局。

只要马来中心思想存在的一天，马来政治的大方向是不会被改变的。这与马来政党分裂与否是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

 刊登于2020年8月31日《南洋商报》

马哈迪的种族思维

整个政局的变化起因于今年2月间在喜来登酒店的政变，在迅雷不及掩耳下，原任执政党之一的土团党主席慕尤丁突然发难，趁马哈迪在意气用事下辞卸首相职及土团党总裁时，也来一个窝里反，在特殊的会议中通过退出希盟，恢复成一个独立政党。

这意味着土团党已和希盟了断，是个自由身，可以和其他政党进行合作。果然这也是预先部署的。在慕尤丁得到阿兹敏（当时仍是公正党署理主席）及希山慕丁（原巫统副主席，也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长公子）及伊斯兰党的暗度陈仓下，以最快的速度组成一个新联盟。在阵线名字未定时，已拥有超过半数（111席）国会议员的支持，乃向最高元首递呈名单，以期能组成新政府。

这动作也让马哈迪及安华措手不及，无法及时凑足半数的议员，结果被慕尤丁捷足先登了。

当慕尤丁在3月1日宣誓为新首相时，政情又急转直下，所有马哈迪时期的阁员全被换掉，代之而起的是土团党内的非马哈迪嫡系，而是慕尤丁的人马及原巫统跳槽土团党的人马；再加上巫统（国阵）、伊斯兰党和公正党阿兹敏派的支持，几乎大局已定。最后一个决定性筹码就是砂拉越政党联盟（GPS）（这个联盟是在大选后由砂州的执政党全面退出国阵而组成）加入联合政府，慕尤丁也因此以114席（总数是222席）占了优势，命名为“国家联盟”（Perikatan Nasional Coaltion）（简称国盟）。但直到今各成员党中尚未取得共识，以注册成为一个阵线。

根据阿兹敏说，国盟向社团注册局提呈的政党名单中已有5个，尚未正式表态的有伊斯兰党、马华公会和巫统；而已经表态加入的还有国大党。因此这个阵线最终有多少个成员党还是个未知数。这之中也包括已退出国阵的民政党是否被纳入其中？近些个月来，民政党立场已明显偏向国盟。

在国盟成立之前，巫统和伊斯兰党已组成“国民共识”（Muafakat Nasional）。为了扩大影响力，国民共识的两个成员党在8月6日同意邀请土团党加入，接着有关决定也在两党的政治局和最高理事会中通过，而在8月13日寄出公函给慕尤丁。慕尤丁在8月18日回信说同意加入。这意味着这三个政党将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协调和相互谅解，以取得共识。

既然三个主要政党已形成政治主流的支柱，也将会在日后形成一个大集团，以展示马来人及土著的政治力量。

究竟马来人会在2020年后走向新的整合抑或是回到从前？我们尚在观察。就眼前现实所看到的是，马来人及土著基本上在政治上是分割的，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明显。

例如刚刚在2016年创立的土团党是由马哈迪发起组织的。虽然慕尤丁也是发起人之一，但挂帅的人还是马哈迪。也因为要显示他们俩人既有分高低，也有不分高低，便创造出稀奇的名称为总裁和主席。

当这个政党成立后，全面突出马哈迪的形象，连带希盟也让位于马哈迪成为统帅。这样看来，总裁大过主席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一招果然不同凡响，土团党以小博大的斗志也终于在2018年的大选中全面浮现。即便土团党只以13名国会议员的弱势，但在一夜之间翻转过来。在首相大过天的新形势下，马哈迪又发挥其昔日的独断心态，由他决定所有的重要阁员及高官的安排。抑有进者，马哈迪也使出其在90年代对付46精神党的手段，让后者无法探出头来。最终只得归队回巢。因此在不久后我们看到有13名国会议员由巫统跳槽进土团党，顿使只有13席的土团党议员增加到26席。后期再加上阿兹敏带来的10名国会议员，又一下子将土团党托高至36名国会议员（马哈迪这边可以扣掉5名）。

本来马哈迪的目标是要逼使巫统解散，由土团党成为马来人及土著的唯一当权组织，但马哈迪的失算和误判也让他的梦想被他自己破灭了。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当他辞卸首相后又被最高元首委为临时首相时，他的目标是组成一个不以政党为代表的新政府。换句话说，被挑进内阁和高官的是被认为精英人才，而不以政党的席位分配为基础。这种所谓精英政治若一旦形成，马哈迪自然会更加集中个人的权力，所有的重要阁员是由他挑选，而不是由政党推荐。久而久之，政党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这种不带种族色彩的战略一方面可削弱公正党的力量，也不让安华拜官，自然只得徘徊在政府门外；另一方面，也顺应一些马来保守政党抑制和排除行动党的代表性。在这样的格局下，马来西亚的民主选举将变成种族性政党的居高临下。

严格来说，这种超党派的思维将使自己跌入一个自设的陷阱，因为他的不切实际的否定民主和人权，反被操控政治势力的领导左右一切，造成民主成为一个笑柄。

当然马哈迪作梦也没有想到，他的政治新常态并未掀起大潮流，反而暴露了其思维的开倒车（反动性），而是转回到以政党为中心的合作，方便各成员党的上层对干部和党员的操控。试想一个拥有300万党员的巫统，加上党产处处，为何要弃之不用，供马哈迪消费呢？

与此同时，在无法容忍慕尤丁一个回马枪打乱了全局后，马哈迪在无法夺回土团党的控制权后，只好另寻出路成立“斗士党”（Parti Pejuang Tanah Air）。这是95岁高龄政治家的最后搏击，在8月12日公布党名之后，土团党有人加入斗士党，但一时之间，看不见其卷起千层浪的冲击。如果今后没有加入希盟的阵线，斗士党要突围也不容易，也不可能回到2018年的大气势（大风大浪）因为当下马哈迪阵营内只有4名国会议员能发挥的影响力有限。再加上另一位不参加斗士党的马哈迪前“宠儿”赛沙迪则表示自己要另组年轻的多元政党。基于他的年轻和缺乏政治磨练，我们也暂时看不到他能变出什么花样来。

如果一个小小的土团党能在不久后花开三朵大放异彩的话，那将是破纪录的，因为从来没有一个政党能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一分为二，再分为三。

说实在的，这三家政党本身也是困境重重的，慕尤丁的主流要面对巫统和伊斯兰党的打压求存；马哈迪则要面对公正党施加的对峙和互挖墙角；赛沙迪还是不成气候，暂不言他。但在行将到来的第15届大选，反倒会决定土团党的分裂是好事还是坏事？

 刊登于2020年8月27日《东方日报》

马来中心思想的形成

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和变化存在着一条不变的道理，那就是巫统创办人拿督翁在1948年立下的政治遗产，直到今天，仍然是国家的政治主轴。它的核心反映在“马来中心论”的形成，后来又发展成“马来人至上”或“马来人主义”。这是指政治层面的权力分配，以马来人为主体，而其他种族，如华人和印度人等则配搭而成。

其因由是这样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英国提出了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政，内中没有提及苏丹的地位，也没有提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而是笼统地宣布将在1946年4月1日落实这个体制，引起马来人的大不满。此时，马来人中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拿督翁（柔佛州务大臣）号召41个马来团体，于1946年3月1日在吉隆坡举行泛马马来民族大会。除了议决成立马来人民族统一机构（UMNO）外，也坚决反对马来亚联邦体制的实施。这个后来被称为“巫统”的政党就在同年5月11日获得成立。1946年7月，英马双方各派6名代表起草新的宪制。到了同年12月27日，英方公布新草案，立名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Agree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当时称为蓝皮书），内中恢复了苏丹的宗教地位和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外，也对华印人实施公民权制度。但凡在槟城及马六甲出生的子民（不论其种族）都自动成为公民，而其他州的华印族就需要申请公民权。

1947年，主要由华人组成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强烈抗议马来亚联合邦草案内对华印族的不公。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陈祯禄,在同年的10月20日在马新举行大罢市。这个组织的另一位领导人是李光前，他是在较早前当选马华商联会全国主席。

虽然这个委员会也有向英方呈上“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希望被英方接纳，但被英方全面拒绝。1948年2于1日英方正式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新宪制，是君主立宪制。

就在马来亚联合邦生效后的4个多月，英方在6月20日宣布在新马实施紧急状态，也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大举逮捕左翼人士，封闭左倾报社及社团。

紧急状态前后实施了12年，于1960年才被内部安全法令所取代，但在这个过程中，种族政治已落地生根，形成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的政治特征。

例如战后成立的巫统、国大党及马华公会都是种族性政党，它们结成了“联盟”，但以巫统领导国家和政治。

即使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后，它的政治结构维持不变。例如其一，当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后改成国家党），企图抛出多元形象（委任橡胶大王连裕祥为副主席）取代巫统时，结果一败再败（1952年及1955年的选举）说明了种族政治的优越性。

其二，在1959年，林苍祐在马华崛起成少壮派，且在内部向巫统主席东姑提呈增加华裔候选人的方案被视为是过分的要求，最终导致林苍祐的失败而离开马华。陈修信的取而代之也意味着马华接受扮演次等的角色。

其三，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时，新加坡的李光耀带领其行动党加入其中，而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不被‘巫统所接受，认为其动机隐含着华人种族色彩。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更说明马来亚即使扩大成马来西亚，也不可能改变既成的格局。

其四，马哈迪在1969年失国会议员后，他开始反击东姑领导国家不力，也未改善马来人的经济地位。及后又出版《马来人的困境》，阐述他的马来中心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保护和引导马来人进步。

马哈迪是在1964年出道，在国会内经常与李光耀抬杠，因而是出了名的雄辩者和马来民族的捍卫者。

其五，马哈迪导致东姑的倒台和敦拉萨的上位（1970年），进一步印证了马来中心思想的不可动摇，新经济政策的出炉和“五一三”后诸多法令的推行，旨在强化马来人的政经地位（在1969年被东姑开除的马哈迪也在1971年被敦拉萨迎接回来）。

其六，马哈迪在1981年接替胡先翁成为首相后，他的政策是巩固和稳定巫统的统治地位。例如在1990年提出的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目标，及1994年在州选中扳倒沙巴团结党的背叛国阵，而后由巫统登上成为沙巴的主流，印证马来中心思想的不可动摇性。

2015年马哈迪认定纳吉搞坏了巫统，因此他需要用另一个政党来取代巫统和取代纳吉。这就是马哈迪成立土团党的真正原因。

但他的努力在后期受到一定的阻力，因有一股势力在内部反过来倒马哈迪，这是马哈迪预想不到的慕尤丁的“叛变”。

今天的慕尤丁是把马来政治拉回到巫统的年代，与马哈迪的策略起了冲突。一场激烈的马慕斗争正方兴未艾，但不论怎么变，他们都不能乖离马来中心思想这一大原则。

 刊登于2020年6月8日《南洋商报》

马来中心思想与慕尤丁

我在2月16日应邀在吉隆坡的“中马钟灵校友会”作一场演讲。我以“马来人中心思想”为题，阐述在战后崛起的巫统（1946年）如何带领马来人向英国争取“保护马来人的地位”，且给予特别地位。于是马来人至上（Ketuanan Melayu）成了我国立国的主导思想。

正因为在1948年通过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确定了马来人的政治地位；也给“马来人”下了定义。从那个时候起，所有的马来人都在法律条文下成为被保护者。这也意味着马来人在这个国家占了主流地位；非马来人则需要通过申请成为公民，只有在槟城及马六甲出生的人民才有资格成为当然公民（新加坡未纳入马来亚联合邦，但保留为英国的殖民）。

当“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1948年2月1日在马来半岛全面实施后，马来政党便成了马来人利益的保护伞，这些政党计有巫统、伊斯兰党及马来国民党。

与此同时，英殖民政府在同年的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大事逮捕华人或监禁，或驱逐回中国等。那些留在马来亚半岛内的华人则受到“特别的保护”，被铁刺网围住吃大锅饭（称为华人新村），共计50余万名的华人被丢在500多个一穷二白的乡村内。由于数目庞大，生活紧迫，在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便协助陷入水深火热的华人。

后来马来亚又出现具有左派色彩的政党，诸如马来国民党、马来亚民主同盟、劳工党、人民党及人民进步党等。但这些政党都在有意或无意间跌进种族主义的框框内，无法走出种族政治的束缚。

1951年巫统的发起人拿督翁脱离巫统，错误地判断马来亚人民已告醒觉，乃另起炉灶成立多元种族的政党，先是打出“马来亚独立党”，后易名为“马来国家党”。可惜时机不成熟，拿督翁败下阵来。导致拿督翁十分恼怒，决定在1959年的大选打出种族牌，也就在登嘉楼（伊斯兰党阵地）取得突破。但此时的拿督翁又走回种族路线。他也怪责陈祯禄及林苍祐倾向巫统，背离了他。这个失败意味着马来人并不苟同将这个国家的马来中心思想淡化和改变，即使是拿督翁也不可以

来到1964年的大选，已无拿督翁参与其中（已作古），斗争十分激烈，一方是以联盟（巫统、马华和国大党）为主的保守派；另一方是以社阵（劳工党、人民党及国民议会党）为主的左倾政党，伊斯兰党则保留其既定路线。但从中崛起的是来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它声称是走西方式的社会主义路线。

这复杂的形势一时也让人眼花缭乱，因为参选的政党有“亲大马”的，也有“反大马”的；有左又有右。但令人诧异的是，由于马印对抗（反对马来西亚成立），大大地影响了华人的投票倾向，他们把票投给了联盟，不求改变，只求稳定，担心马来亚被印尼纳为大印度尼西亚联邦。结果马来西亚成立，也挡住了大印尼联邦的组成。可是在1969年的大选，联盟没有意识到选民已因经济停滞产生不满，也就在大选中跌了一跤，政权受到威胁，不但在西马国席中只剩66席（共104席），而且也丢了槟州政权，又组不成雪吡政权，一时之间种族情绪失控，爆发冲突流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在“513”过后，马来人感觉到他们的政治地位已受到震撼，若不及时应对，恐怕会使马来人失去政权。在此时出炉的“新经济政策”正符合马来社会的需求，也就成为保护马来人地位的有效筹码。

在“513”过后的35年内（从1969年到2004年），马来西亚的政局虽有跌宕起伏，但历届大选都是同一个模具印出来的，一直维持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实力是70-30或80-20的局面。

可是当2008年的大选后，政局有了微妙的变化，反对党竟能夺得5个州政权，而且首次有庞大的反对党队伍（82席进国会），这对拥有140席的执政党是极大的威胁。

到了2018年的大选，再经过马哈迪加入反对党阵营（希望联盟），对执政党更是岌岌可危。

就在509后马哈迪组成他的内阁，但问题接踵而来，先是马来政党争取马哈迪改变统治模式，恢复马来主权的形象；后是在野党派人士和希盟成员合谋，以做出改变。殊不知在过去一周竟发生一场“和平政变”。在短短的一个星期内，看似比较稳固的希盟政权竟然在一夜之间倒塌。

在这场斗争中，原本的主角只有两位，即马哈迪和安华，不料他们两人正在为谁将成为首相而起争执时，却让一位平日沉默的慕尤丁越位而上，他成了大赢家。他被扶起来成为恢复和保护马来中心思想的象征。

这之中有马哈迪的错误判断（以为他将会是希盟的唯一首相候选人），也有安华的诉求。安华希望他能顺利接棒。但为何马哈迪又迟迟不交棒又未列下交棒日期，这也使到安华如热锅上的蚂蚁。

后来我们才从马哈迪口中得知，早前已有运动要他重组政府，但马哈迪没有配合，只好辞职，也就留下一个真空让慕尤丁晋级而上。

事情发展至今，马哈迪有需要公布这与马来主权思想有关吗？马哈迪也有必要公布为何安华不适合接棒？早前答应过的交棒为何会生变呢？

在这方面，马来在野政党，如巫统、伊斯兰党已不断指责希盟偏离一向以来的马来人中心思想体系，而在朝的马哈迪则要改组成超越政党的大团结政府，不同意组成倾向在野的新政府。就在两者交锋之际，慕尤丁已抢先上位，事件也进入了白热化。下来的斗争不会是权斗的结束，恰恰相反，权力斗争正在方兴未艾。

今天所发生的事件，追根究底是被认为马来中心思想已被冲击，甚至被改变了。马哈迪的失败也许是另一个拿督翁的版本。虽然马哈迪从头到尾都是马来人至上的思想，也没有背离拿督翁的目标。只是因时代改变，他不得不做出策略上的调整。真没想到他竟成了“拿督翁第二”？

刊登于2020年3月6日《东方日报》

马来中心思想的历史进程

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1939-1945）已经出现种族性的政党。例如1930年成立的马共；1937年由布斯达曼领导的“马来青年组织”（Kesatuan Melayu Muda (KMM)）。因路线左倾，先后被英殖民政府取缔。在战后的1945年10月（日本投降后的两个月，一个实力庞大的马来政党诞生，取名为“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PKMM)）。它是由一批左倾的马来作家及政治名士所领导，包括在后来（1956年）成为伊斯兰党主席的布哈鲁丁、在1955年成立并出任人民党主席的阿末布斯达曼及在1962年出任劳工党主席的莫哈末伊萨。这个党曾在1946年加入巫统一个短暂时期。后因理念相左退出巫统，转而在1947年与陈祯禄领导的“全马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合作；而马来国民党保留其“人民力量中心”（PUTERA）。其属下还有一个马来醒觉青年团（API），由布斯达曼出任团长。

也是在1945年12月，一个以华印人为主（主要是华人）的“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在新加坡成立，主席是菲利何亚琳（林建寿的舅父），秘书长先后有3个人担任：林丰美（在英国参加共党活动）、林建才（林建寿兄长）及余柱业（马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人）。

在1947年时，英国准备废弃“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改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Agree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取而代之。这是因为马来精英上层分子在拿督翁（柔佛州务大臣）的领导下，共有41个马来团体于1946年3月在吉隆坡召开大会反对“马来亚联邦”的实施。他们指责由英国提出的新宪制Malayan Union（当时称为蓝皮书）内中没有显示苏丹的地位和马来人的特别地位，而且是一视同仁颁予公民权给各族人民（凡是在本地出生的，或在马新居住超过10年的，即可拥有公民地位），这又与马来人一贯维护的马来中心思想有所抵触。

另一方面，非马来人对成为马来亚国籍没有特别的兴趣。当时华人还是心系中国，而印人则是心系印度，但也不同意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抑有进者，这两大组织在1947年10月20日展开马新大罢市，也向英政府提出“人民宪章草案”，以取代马来亚联合邦协定。

此外，再有一批亲英的土生华人（峇峇）于1947年在槟城集会（约2百人与会），代表槟州华人大会堂（平章会馆）、中华总商会及槟城海峡华人公会（峇峇公会）抗议英政府准备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亚联邦”，宁可像新加坡一样，继续保留为殖民地，也不要加入对华人和非马来人不公平的措施。有关的要求后来由英政府通过槟州议会以15票对10票否决槟城不加入联合邦的议案。

英国除了否定“人民宪章”外，也在1948年2月1日强制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继之在同年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一场政治上的狂风暴雨也掀起另一场漫长的斗争。

与此同时，“马来亚民主同盟”也在1948年6月25日宣布自我解散。两年后的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查封，党要被捕。英殖民政府指责这两个政党受到共党渗透。

自此之后，巫统的声望被提升，因为是拿督翁领导巫统与英殖民政府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在协议中，有三个要点：其一是马来中心思想（Ketuanan Melayu）体系开始形成。巫统成了马来族群乃至马来亚族群的正统代表。

随后成立的马华公会（1949年）及较早成立的国大党（1946年）都仿效巫统成为种族性政党。即便是在1951年从巫统分裂出来的伊斯兰党，也是属于种族性政党。

在后来出现的政党如急进党、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改称为国家党）、马来亚劳工党、马来亚人民党、人民进步党、马来亚党等，虽曾用不同程度声调声称是非种族性政党，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非种族政党”其实也是被归类为种族导向的。例如急进党的市议员皆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胜出（参加9席胜6席）；又如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阵，1959年的大选，其马来国会议员布斯达曼、印裔议员加南星，V大卫及维拉邦都是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中选，而不是马来人占多数的选区胜出。

这种投票倾向在后来的选区中并未有太大的改变，比如民政党、行动党的劲敌是马华公会。巫统本身在拿督翁退出巫统另起炉灶后，因错误的失算已不是巫统的对手。即使是伊斯兰党也只能在乡区上对巫统构成多少威胁，如东海岸区。因此从1952年巫统参加吉隆坡市选举开始，它就所向披靡，在历届的选举中成为大赢家。

其二是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为马来人做出定义。其条件如下：回教徒、操马来语及奉行马来风俗习惯。

其三，成为马来人之后，他们就享有特别地位，即会受到特别照顾。也因为有此条文，马来人一出世就是回教徒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就变成马来亚宪法的蓝本，有关马来人的特别地位被保留。

但在马来西亚成立后，宪法153条文是这样补充的：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有责任保护马来族与沙巴和砂拉越州的原住民的特殊地位，以及其他民族的合法权益。具体来说，该条文赋予元首权力，在最高元首认为合理的情况下，最高元首有权确保公共服务、高等教育机构保留名额给马来族与沙巴和砂拉越州的原住民。

在条文下，最高元首拥有允许执行固打制的权力，且执行这项权力是必须在党最高元首认为合理的情况下实行的，即最高元首不可任意执行之。”

只有到了1969年的“五一三”悲剧后，才进一步凸显对马来人及原住民的扶持与帮助。新经济政策就是“五一三”后最重要的产物。

即使在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后，只突出巫统的一党独大，其他加盟的政党并没有因此壮大起来。

恰恰相反，马来西亚的政治被形容为“一成不变”也是有其理据所在，因为每次选举过后都没有大改变，而且马来中心思想的地位也没有褪色。

就以2018年的选举为例，新崛起的土团党其实是巫统的第二，最适当也被认为是巫统的新一代的产物。这也导致人民公正党在鼓吹多元主义方面有了一些阻力，其他政党也面对相同的问题。

若是土团党有机会取代巫统，就是小变化中的大格局依然存在；若是巫统有幸与土团党共存，那也是同一个族群的调整位置。因此不论是伊党、诚信党或公正党，都将面临一场洗牌的斗争，也真的是难为了民主行动党。

（本文作者于2月16日应吉隆坡“中马钟灵校友会”之邀，针对马来西亚的政局的未来走向发表专题演讲，其中部分内容取自当日即席演讲）

刊登于2020年2月20日《东方日报》

“社会契约”何时订立？

在今年10月6日举行的“马来人尊严大会”中出现偏激的言论又再次成为被批判和被谴责的对象。这位曾在大学任教的首位演讲人是再纳吉林（Zainal Kling），他以大会执行秘书的身份抛出爆炸性且带有警告性的讲话。他说：“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是国家的基础，在过去允许非马来人获得公民权，但他们（指非马来人）经常违反我们施予的善意和恩赐，有意贬低这个契约。我们要提醒，在可兰经里有经文允许我们吊销合约。

他进一步说，如今受到挑战的包括伊斯兰在联邦宗教中的地位，还有马来王室的地位。

对此，我们不解和感到诧异的是为何在此时此刻又再抛出所谓的“社会契约”？它究竟存不存在？或只是一厢情愿的想象？

根据西方世界所公认的，蘆俊（Rousseau）（1712-1778）是18世纪最伟大的法国哲学家之一，他也是《社会契约论》的作者。他主张“主权在民”的思想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石，深刻地影响了逐步废除的欧洲君主绝对权力的运动和18世纪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帝国统治，建立民主制度的斗争。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及两国的宪法均体现了“社会契约论”的民主思想。由此可知，社会契约是因为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国家而必有的先决条件，主要指个人和集体及政府之间的关系。

反观马来西亚，从一开始就没有订立过“社会契约”这码事，完全是由殖民地宗主国操控的。例如在战后（1945年），英军重临马来亚被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必由人民同意，而是自我决定的“约定俗成”。

更严重的是，英国在战后的1946年就匆匆提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的宪政，且是在英国下议院通过的。在这之前，英国高官已分别向9个州的统治者发出喻令，要他们在文件上签字同意成立“马来亚联邦”。可惜当年的左翼阵线，包括马共、马来国民党及马来亚民主党对此议不表兴趣，咸认是延长英国统治的另一个新花招。

讵料这个宪政在拿督翁领导下号召41个马来团体大集会，公开反对“马来亚联邦”。结果英政府取消此宪制，转而与巫统谈判而组成新的宪政。在没有华印代表参加下，英政府在1948年宣布成“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即便在1947年由陈祯禄领导的AMCJA及由马来国民党主导的PUTERA率领人民举行大罢市，抗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不公平和对华印人不利，也对公民权的申请作了新的限制。英国不但完全拒绝，也否认左翼团体提出的“人民宪章”。

换句话说，单独由英方与巫统达成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被全面实施了。其中有几个重点：

1）在马来文称呼上的书写为Persekutuan Tanah Melayu（马来土地联合邦），理由是“Malayan”马来亚人是英文字，马来文没有这个字，只好用Melayu来诠释。

2）在协定中有给马来人下定义，即回教徒、讲马来方言和依马来习俗生活者；但没有给Malayan下定义。

3）按照1946年的“马来亚联邦”法案，约有83%的华裔和75%的印裔可获得公民权，但在“协定”底下，只有一半的华人（华人共有230万人）获得公民权。

4）马来人被赋予“特别地位”，意指受到扶助。这一点倒未引发华印人的反对，而是对英方的排华和反共政策感到反感。马共也在1948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此后有逾2万名华人被遣送回中国。所有这一些，都未有“社会契约”这码事，华人代表也未参与其中。

令人费解的是，在1956年马来亚独立前夕，由刘伯群代表千多个华团起草的备忘录“拜托”陈东海交给英殖民大臣，但陈东海将之束之高阁，后来竟说“忘记了”。因此哪有华人的声音在英国被重视？在1957年独立后，尚有30万华人申请公民权无下文。

正因为这样，1958年林苍祐当选马华总会长后提出要获得合理的代表权，结果马华因分裂而失败。1959年的大选则以林苍祐的退场作为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此马华无法在巫统面前“平起平坐”。

就不知道为何阿杜拉阿末（Abdullah Ahmad）（这位在敦拉萨当政时是左翼的红人，在胡申翁当政后，被内政部长加沙里逮捕，罪名是与苏共有往来，后来被释放而成为《新海峡时报》总编辑。在1986年马哈迪当政时，他竟在新加坡发表惊人的演讲，他说：“马来人支配的政治体系是出于独立之前极神圣的社会契约，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是不能被废止的。1969年的5月暴动（513悲剧）就是挑战这个体系的后果。之后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就是为了兑现1957年契约所承担的许诺。”

这一段话说明了巫统内的当权者已从马来主权延伸到“社会契约”，目的就是不要华印人挑战它，可是在没有华人参与的1948年协定和1957年独立前华人参与的代表性，则所谓的“社会契约”存在性就值得质疑了。只能说是某些人强把“影子”当成真人来震慑另外族群的人。

刊登于2019年10月21日《南洋商报》

马来人尊严大会的省思

被形容有逾万人出席的“马来人尊严大会”如期在沙亚南举行，有几个特点似乎非常引人注目。其一是马哈迪亲临主持开幕，不论是以首相身份或私人身份与会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哈迪本身也代表国家的实权掌控者。因此他的言论是“弹不虚发”。其二应该出席的主干人物除了马哈迪（土团党）、阿兹敏（公正党）及莫哈末沙布（诚信党）外，也有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及丹州大臣阿末耶谷、巫统党要安奴亚慕沙（总秘书）、凯里（前巫青团长）、希山慕丁（前副主席）及若奥马等，可谓涵盖了当今马来各党的领导人，其代表性也不容质疑。其三，吊诡的是，为何不邀请安华与会和发表演说？主办方说因公正党成分复杂（非纯马来人政党），因此未邀安华。但阿兹敏的出席又当何解释？其四，主办单位除了马大辉煌研究中心外，也包括工艺大学、博特拉大学及苏丹伊德利斯师范大学。这意味着这四大学府介入了政治味道极其浓厚的大学，也获得了政府方面的支持，教育部长马智礼的出席说明这一点。

不过，还是有人质问为何在此时召开马来人尊严大会？难道马来人已失尊严？这又是与事实不符的，马来人不但掌控内阁的重要部门，而且首相的权威也没有比前朝首相纳吉的权威逊色，反而更加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虽然希盟的竞选宣言有言明要削减首相的权力，且任职不能超过两届（10年），但仍未有落实。

因此马哈迪仍像过去一样，对内阁重要成员的委任没有更改的余地，甚至以没有空缺为由拒绝安华入阁。再者，对总检察长、反贪局长和国库董事成员的委任，也是以马哈迪的意志为依归。

即使希盟政府是由四党组成，土团党尚未占优势，但鲜有人挑战马哈迪的决策。因此今日的马哈迪与昔日的马哈迪（巫统主席）在执政上的强势领导似乎没有两样。

这说明了马来主导政权的隐固与否不因席位的加减而有所改变。今天的希盟如果将土团党的27名国会议员、公正党的50名议员和诚信党的11名议员加起来就已经有88席（当然可以扣掉公正党内的华裔及印裔议员，但也不超过10名）；再加上东马沙巴及砂拉越的支持，也已迈向执政门槛。

民主行动党的加盟和分享权力也是国阵一贯的作风，但它也没能左右马哈迪对阁员重要职位的安排。这种情况让人回想起1999年的大选，因安华的黑眼圈事件导致马来票严重流失，以致伊斯兰党占了27个国席，也执政丹登两州。

当时马哈迪说，幸好华人没有倒向安华领导的“替代阵线”，否则国阵将失去2/3的多数席位。也因为华人对国阵的支持，马哈迪保住了优势。在那段日子里，马哈迪又何曾向马华低头？

虽然马哈迪有慨叹今日的马来人大分裂是因为分成6个政党（实际上只有5个：土团党、公正党、诚信党、巫统和伊党，还有一个是谁呢？马哈迪没说（也许是涵盖沙巴的民兴党或砂拉越的土保党），但也不全然是马来人分裂的主因。比如安华的公正党是被马哈迪逼出来的；又比如诚信党是伊党哈迪阿旺逼出来的；还有土团党更是巫统纳吉逼成的。如今马哈迪要求马来人重新团结在新崛起的土团党内，结果引来巫统与伊党的联手，以争夺马来人的领导权。

这些政党的明争暗斗，说明了政党不等于民族，例如政党间可以合作，如参加马来人尊严大会，但谁又能保证它们会摒弃前嫌，再合成一党呢？

既然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不能相提并论，则马哈迪所言的马来人落后和不求进步也不是马来政党分裂的导因。恰恰相反，不论任何的政党执政，如过去的巫统和今日的土团党，两者之间的差别也不大，不然马哈迪就不必苦口婆心促巫统解散，全归入土团党。

可是巫统若是顺应这个条件，就等于是一举抹杀创党人拿督翁在1946年促成巫统诞生的贡献。由此来看，未来的斗争势必集中在土团党与巫统的斗争，但不论谁取得胜利，也不会改变马来人既有的优势和利益。

固然这样的一场大会带来的效果会或多或少刺激马来人反省和深思他们的处境和未来，但也不能慎防种族议题成为政党之间的“战场”。这如同在1971年马来西亚经过“513”动乱后的国会重开时，马华就一马当先在全国各地举行华人大团结运动，获得了万千华人的支持，一时声势浩大，似乎华人已找到团结的方向和核心力量。其实不然，不到半年之后，华团因要自行组织另一个社团而与马华起冲突。当时的陈修信绝对不允许华团“另立中央”，也就宣告分裂，并让申请注册胎死腹中。这一下子，华人的分裂更加明显，也种下种种恶果。

这个失败的经验也告诉华人，种族团结不是正确的路线，也不能使单一种族受惠。

无可否认的，“希望联盟”能在2018年的大选意外取得胜利是民心思变使然，不是某个种族打败另一个种族的成果。万民的雀跃也是被希盟美丽的宣言所打动而放弃了对涉及贪污滥权的旧政府的支持。就此看来，希盟所应搞好的是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和利益的公平分配，让全民支持新政府。可惜的是，执政未达两年的希盟就出现各怀心思的政治角力。土团党要坐大，拉拢巫统议员和搞垮巫统；反过来巫统要重夺政权也就要向希盟开刀，这之中也包含着安华接班的因素和希盟民调的下降。

因此问题的症结是如何处理好安华接班问题及如何让民调的支持率提升，否则通过种族来喊出种族口号和向华人发出“社会契约”的警告，已是乖离只谈本身问题不涉其他种族课题的范畴。这形同踩到底线和不利于国家的和谐。

为此，希盟政府有必要给予一个让人宽心的交待。

刊登于2019年10月10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