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陳平《我方的歷史》（一）—歷史由單行改成雙行

陳平回憶錄－－“我方的歷史”在《南洋商報》的連載，除了說明時代已經轉變，不再視“馬共歷史”為重大禁忌外，也允許失敗的一方講述本身的歷史，讓讀者從兩個方面對歷史有個較全面的認識和評價。這是我國政治的一大轉變，也是《南洋商報》的一個突破。

我是從歷史的角度來閱讀陳平的故事，正如我在較早前也拜讀了李光耀回憶錄。這兩本回憶錄的一個共同點是：不論是中文版或英文本，作者的遣詞用句是相當引人入勝的，文筆的流暢和按年代及事件的評析都是十分連貫性，讓人讀來不覺沉悶，而是似乎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得以透視那個年代的斗爭和沖突。

雖然兩本傳記都不是小說，而是非小說的政論的大塊頭文章，但通過生動的文字，使到這兩本傳記成為當代史的熱門書。

當然這兩本書的立場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李光耀回憶錄側重在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的種種挑戰和威脅，且相當部份矛頭指向馬共領導的統一戰線；陳平回憶錄的重點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前與英國和日本的殘酷斗爭，從而試圖提供另一面的故事，有許多情節是鮮為人所知或一知半解的。因此陳平的回憶錄也扳回了他多年被負面的描述的“罪大形象”。

我可以這麼說，李光耀回憶錄及陳平回憶錄是同一個時代的歷史的交錯。各說各話，但又相互印証，其精彩處就在你相互比較下，有些許的共同點反映向歷史負責。比如李光耀從不諱言他在1954年創組人民行動黨時，就與左派打得火熱，並在后來也秘密地會見馬共全權代表及至雙方分道揚鑣后，展開一場不可避免的尖銳斗爭。陳平也在回憶錄中指出，因為馬共及左派的支持，行動黨才在1959年上台執政，這種不謀而合的歷史片段，都具有其真實性的一面。

這就是說，陳平回憶錄得以公開發售和在報上連載已改變了一向以來“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 一面倒局面，他也有機會從另一個立場來演繹同一個時代和同一個事件的歷史。進而襯托出在時代政局的改變下，歷史出現其兩面性。足以增添史料，供學者進行評價和反思。

陳平在其“前言”中這樣說：“英國排山倒海的宣傳材料已成功將我刻畫成一個“恐怖份子首領”。我們並不是在宏偉的建築物內的辦公桌上伏案疾書之輩。我們最犀利的武器就是我們的理想主義。”
這里頭帶出在馬共從一開始成立（1930年）到往后的斗爭中，都被英國圈定成“恐怖份子”而採取嚴厲的對付手段，以使到英國取得“合法性”的地位來克制和打壓屬于“不合法性”地位的馬共；尤其是在1948年英國實施緊急法令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后，更確定這一套由統治者自行設立的理論條規。中國當代著名文史學家陳思和歸納為“歷史是由勝利者來寫的“。他說：“勝利者願意自己的成功成為某種歷史性轉折的標記，願意看到歷史在自己的成功處出現一個句號”（參閱《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26頁）。

無可否認的，從1948年馬共與英軍鬧翻后，馬共就變成英殖民統治者眼中“十惡不赦”的恐怖份子。陳平這樣說：“我們也沒有技能，手段或時間去應付大量的政治宣傳機關，他們最初只是把我們描繪為普通的土匪，隨著敵對行動升級后，我們就被指為共產黨恐怖份子了”（參閱陳平《我方的歷史》第9頁）

正是因為歷史是以英國立場定論，包括學者的著書立論無不把馬共形容為恐怖份子，也應了如陳思和所說的勝利者及親當權派學者在唱著同一個調子。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準則成另為一個特定時代的思路和立論。

不過，也有極少數的例外，例如英國的一位學者安東尼舒德（ANTHONY SHORT）在撰寫《馬來亞共產黨的叛亂》（THE COMMUNIST INSURRECTION IN MALAYA, 1948-1960）一書中就堅持參閱各方史料包括蜜檔而立論中肯，他不用“恐怖份子”這個字眼，而且在1968年完稿后因內中提及一些被認為仍屬保密的問題，因此不便及時發表，延至1973年后才出版。

根據筆者在去年與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的交談中，我們也提出“恐怖份子”這特殊名詞。當今是用來形容訴諸暴力的原教旨主義極端份子，諸如奧沙瑪賓拉登就是“第一號恐怖頭子”。但這個名詞不是美國發明的，而是英國發明的，早在40年代就用來貶斥馬共，久而久之，“恐怖份子”與“馬共”被劃上等號。

未想到英國人的專有名詞在21世紀被美國“派上用場”，以和它所創造的“邪惡的軸心”成為雙刃利劍。

1989年，馬來西亞與馬共簽署和約時，已不再使用英國人留下的字眼，以示有所劃分和解開馬共的“心結”。更在后來的年代，採納開明的政策，允許馬共說出它的故事，不再是墨守陳規“歷史由單方面來寫”的。陳平回憶錄正是在這種情勢下，可以公開陳述“我方的歷史”。這對研究馬來西亞政治史的學者來說，無疑是跨向學術自由的一個新階段。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二）—陈平故事带出的人和事

陈平《我方的历史》中对本身与亲属关系的描述充满感性。虽然着墨不多，但流露出他对父母子女好友的真挚情感，堪稱天下父母心。不过陈平在述及他参加政治活动的经过，却足以带出一些重要的相关人物而串成一个重要的發展。

陈平说他是在1938年参加抗日的组织－－后援会，而且是受黄诚的一次演讲所感动。1940年正月成为马共候补党员。不久之后，他在怡保正式宣誓成为党员，被分派负责霹雳州的党务工作。

黄诚是谁，陈平这样说：经他好朋友杜龙山（也是马共党员）的介绍，他获悉黄诚（又名张黄石）原是中共一名县安，在1936年左右逃到马来亚，便与马共接上头，改用黄诚为名。原先黄诚是在会馆担任受薪秘书工作，较后成为《星洲日報》一名记者，负责霹州后援会工作，后来又担任霹州马共领导人。

根据《血碑》增补本介绍：黄诚（1913-1942）原名张元豹，又化名黄石。1936年转加入马共，经常在《南洋商报》发表政论文章。1940年时黄诚已是马共重要人物。

当黄诚离开霹雳到新加坡时，陈平接替了霹州党务，在马共中委排阵上，黄诚与莱特、小忠（黑風洞事件中被日軍殺死）及蔡克明（陈平形容为党理论家）齐名，成为党的领导者。1942年2月15日日本蝗军攻下马星后，根据情报先后逮捕了马共（总部设在新加坡）重要成员，计有黄诚（宣传部长）、老黑（林江石）（组织部长），黄耶魯（文化部长）及蔡克明等人。

黄诚与其妻子李明（槟城人）同时被捕，他在同年8月9日被折磨至死，而其夫人于1945年9月5日日寇投降后被释放，以后回中国，于1994年辞世。

在狱中，黄诚写下一首《揭叛歌》，直斥黄耶鲁出卖了他们，用词十分激烈，这首歌在后来成为马共对付黄耶鲁的一个“证据”。

陈平对黄诚的评价是这样的：“黄诚是仅次于莱特的马共第二号人物，他很早就遭日本宪兵逮捕和处决，严重地打击我们的抗日运动。当时我还不知道，黄诚遭处决标志着日本蝗兵的枪口已瞄准我们，准备有系统地摧毁在新加坡的马共中央领导层。”

到底谁是黄耶鲁？为什么黄诚这么痛恨他。原来黄耶鲁在4月份被捕后同意在日本憲兵部擔任翻译工作，因而被党宣布为叛徒。他事后有揭露是莱特出卖了他，但党内无人相信。黄耶鲁因特殊关系，在一年后获释，在憲兵部任職，他因此背负千夫所指的“叛徒”罪名。

原来黄耶鲁就是在后来成为新加坡富商之一的黄望青，他在1973年代被新加坡政府委为驻日本大使（已于数年前逝世）。

寫到黄耶鲁，我们要提及他参加马共及抗日的一段经历。1938年他已经是马共的一支笔，在1939年转来槟城《光华日报》担任电讯编辑，并代表马共领导北马党务，平日喜舞文弄墨，一度与南来在《星洲日报》任职的中国著名作家郁达夫引发笔战，而在当时轰动文坛。但鲜少人知道使用“耶鲁”笔名的就是后来身份十分复杂的黄望青。

我们奇怪的是，陈平的回忆录中竟然只對黃望青一語帶過，只說他是楊果上級，未述及“叛變”事件，是认为他不重要或是另有隐情？事实上陈平在高度评价黄诚时，他应该知道黄耶鲁曾是马共心头上的一块石头和阴影。

反之，他用較多的文字來評述得力助手楊果。

杨果（1919-1956）是槟城人，钟灵中学的高材生。学生时期已参加政治活动，比陈平年长5岁。于1938年陈平尚未正式出道时，杨果已是马共槟城市委。因此黄耶鲁的来到槟城也与他共事一个时期。楊果1940年被调往新加坡总部工作。1941年被捕且强制遣回中国，但途中爆发日本南侵，船只被迫回返马来亚。杨果不久出狱，参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1942年派到雪州参加领导工作。因此得以避过1942年在新加坡的大逮捕。1945年日本投降后，杨果在党内地位提升，而黄耶鲁已是马共的“敌人”。因此即便黄耶鲁指责莱特是日本间谋也未得到人们的相信，马共认为他不过企图为自己洗脱罪名，

不知是否与黄耶鲁的揭发有关或是杨果的警愓性特高，他在1946年即怀疑莱特是个问题人物，但一时之间不为陈平所接受。这又与陈平对莱特的“迷信”与崇拜大有关系，直到1946年杨果在中委会上与莱特闹翻后，自动请求“降级”负责槟城党务一段时间。陈平来到槟城會見杨果会时，才开始接受杨果的某些看法是值得观察的。就这样他们在1947年的时候对莱特作秘密调查，始觉得问题的严重性，最终导致莱特失踪，卷走马共百万元基金。

即使这样，陈平本身透露也没有下令杀莱特，而莱特在1948年于曼谷被马泰共人员联手杀死。本来他的原意是要依慣例先捉回莱特进行审问。无论如何，陈平认为这是叛徒应有的报应。

继莱特之后，陈平在党的地位与杨果平起平坐，本来陈平提议杨果出任总书记，但杨果认为陈平是适当的人选，经协商后，陈平担任总书记，杨果担任副书记，他成了马共第二把手。

杨果在1948年紧急状态后，并不撤走到马泰边境，他继续留在雪州领导对英军的斗争。1956年8月26日，被人出卖而遭受英军袭击丧命，死时方年37岁。

作为钟灵的学生，不止杨果一人参加马共。在英政府眼中，钟灵在一个长时期是马共的温床，后来又是左派的温床。因此在独立之前，英国决心在1956年改制钟灵中学，是向华文中学开了第一刀。而开方便之门的则是后来被林连玉痛斥为出卖华教的汪永年。

杨果之死，也改变了钟灵中学的命运。

解读陈平《我方的历史》（三）—胡志明、陳平、萊特

陳平的回憶錄中用不少的篇幅評析萊特這個人物，交待這位神秘人物如何進入馬共又如何奪取控制權而又被揭發是三面間諜的經過。我對這段歷史感到不可思議，且下意識中認為既所言屬實，則馬共在“兵慌馬亂”的時代，是一個被操縱與跌入“敵人”監控的組織，竟被“大叛徒”玩弄于股掌中，難怪有這麼多人因而犧牲或死得不明不白。

萊特（不是檳榔嶼的開埠人FRANCIS LIGHT，華文書上也是寫成萊特），根據陳平的介紹，用多個名字，其中一個WRIGHT，譯成中文為萊特，也有人唸成LOI TECK， LAI TEK， LI TEK或LIGHT，也曾用張紅，黃金玉和黃紹東等名。

他是越南人，原是西貢共產黨的中級干部，會說廣東話和華語。陳平說，他后來被越共告知，萊特曾遭法國人逮捕后失去蹤影。陳平因此認為法國鑑於萊特無利用價值，促使萊特投靠英國，成為一名間諜。

他肯定萊特是在1932年底來到新加坡，先是充當碼頭工人，後來混進馬共組織。1934年在黨內冒出頭來，不久之後成為中央委員，1938年成為馬共的最高領導人，也就是中央書記。

我順著這條線把馬共、胡志明、萊持及陳平的關係和故事連串起來，展示了以下的“歷史情節”：
馬共成立於1930年，是由共產國際（以蘇聯為核心）代表胡志明在4月30日於森美蘭的瓜拉庇勞的橡膠園內促成。當時胡志明化名“阮愛國”。

胡志明（1890－1969），原名阮必成，曾浪跡歐洲、非洲及美洲等國家。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在巴黎凡爾賽宮舉行和平會議時），胡志明以“阮愛國”名字代表越南愛國者，向各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法國承認越南的自決權，但不得要領，激發阮愛國尋求自我解放。後來他到了蘇聯，接受共產黨思想和訓練。1924年來到廣州，成立了越南青年同志會，並成立“東南亞被壓迫民族聯合會”，結集出版“革命之路”。他的華語華文根基也因此紮實。就這樣，他結合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而成為蘇聯遙控的共產國際的一份子（在當時，所有在蘇聯以外成立的共產黨，都標榜是共產國際支部，並接受共產國際派駐代表或顧問）。

1930年，共產國際授意上海中共（由李立三及瞿秋白領導）協助在馬來亞成立“馬來亞共產黨”，以取代被解散和過於廣泛的“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

這顯示馬共是在共產國際指示下的一個新產物，而派胡志明到來增添代表性。

過後，胡志明就回到印支繼續搞革命，他要謀求越南的解放，與法國殖民政府展開長期的鬥爭。1940年日本侵占越南，胡志明再次到中國搞地下革命。不幸在1942年在廣西被國民黨地方政府逮捕，坐了13個月的監牢。在獄中完成著名的“獄中日記”（一百多首中文詩）。

1945年5月德國戰敗，日本呈強弩之末，胡志明回到越南發動全國總起義，準備解放全國。8月15日日本投降後，胡志明在河內成立新政府。法國則在南方重新建立殖民地，於是有了南北越之分。但爆發“法越戰爭”，直到1954年奠邊府一役，胡志明才穩住北越政權。

1969年胡志明逝世。1975年越南共產黨統一全國。西貢改名“胡志明市”。胡志明成了越南的“國父”。

我舉出胡志明是要說明在胡志明之後，馬共迎來了也是一位越南人掌權竟達13年之久，把馬共折騰得迷失方向。如果是胡志明領導，結局又是怎麼樣，我們不得而知，但馬共的領導人不是馬來亞人而是越南人，就顯得十分離奇了。

更壞的是這位“神奇人物”萊特篡奪馬共領導權後，並不是引導馬共進行正確的鬥爭，而是以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在馬共內興風作浪，出賣和借英國人及日本人之手驅逐或殺害馬共幹部和領袖，以使自己成為不可動搖的權威領袖。

與胡志明比較，萊特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人物，也沒有“光榮”的“鬥爭史”，但卻靠其迷惑人的“形象”令馬共成員把他當成“馬來亞列寧”來崇拜（因此他也被黨內稱為亞列）。陳平就不諱言曾對他的魅力和領導佩服得五體投地。人人都把他當“神”看待，對他馬首是瞻，陳平這樣說：“一聽到有人提起萊特的名字，就肅然起敬，對他無比忠心”。

我們分析因為先有胡志明（也是越南人）到來作開路先鋒，繼之也是越南人的萊特出現也就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況且萊特聲稱與胡志明是同一路人，也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馬共黨員自然不起疑心，且死心榻地為他賣命，把他視為高高在上的權威。

萊特正是利用這一優勢和馬共成員內不成熟的政治經驗，在黨內借“敵人”之手一一剷除具有能力的人，先是在1942年初製造新加坡大逮捕（日治時期），繼之在同年9月製造黑風洞大圍剿的悲劇。馬共人才的凋零不僅鞏固萊特的地位，也使得萊特有機會提拔年青但沒有經驗的幹部成為左右手。
在這方面，我們不知道為何萊特會特別提拔於1940年才正式成為黨員的陳平。在短短的幾年內登上中央領導人？但從陳平的回憶錄中，我們得知陳平對萊特是忠心不二的，對萊特沒有半點戒心，是個十分聽黨領袖的年青人。

在另一方面，也正中萊特下懷，起用年輕和對革命經驗尚淺的人，是最為容易控制的，況且馬共之中，從未有人直接與共產國際接頭，只有靠萊特來指上指下。

吊詭的是：在日本投降（1945年）後，黃望青（耶魯）（於1942年4月被捕，轉成日憲兵翻譯）曾著文指責萊特是特務未受理會。再者被陳平尊敬的黨領袖之一的黃誠的妻子李明（不是轟動一時李明案的李明，而是檳城人）在那時也揭露萊特是特務，結果反被冷落，一氣之下，她回到中國，1994年逝世。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陳平等人沒有對萊特起懷疑呢？且為萊特辯護？這多少顯示黨員對領袖的“迷信”。這在共產黨世界中似乎是一個慣例；絕對服從領導，不要有所置疑。

一直到1946年底，陳平才聽進楊果對萊特的分析，在調查後，驚覺情況十分嚴重：萊特是三面間謀（法、英、日）。正待要對質時，萊特不見了，可是對馬共的傷害已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

胡志明可以在日軍投降前進行對越南的解放，而萊特在日軍投降後對英軍投懷送抱，讓馬共繳械。不講武鬥，只講政治鬥爭，放手工潮迭起，社會不安寧，反讓英軍有機會和藉口打壓馬共。解除武裝的抗日軍，在萊特的誤導下，喪失了應有的權力，不能再與英軍討價還價了。

雖然事後（1947年8月左右）萊特在曼谷被消滅（死時應不超過50歲），但已於事無補。馬共的第一階段（1930－1947）的失策，幾乎是萊特一手造成的，也給馬共在日後面對嚴竣的挑戰。

儘管陳平的領導能力不受置疑，取代萊特後迅速重建勢力，但整個局面已對馬共越來越不利，導致1948年馬共被宣佈為非法組織，走入森林打游擊戰已不及抗日時的強大隊伍的一半。再者，陳平成為總書記時，只有23歲，實在太年青。要面對波謫雲詭的變化國際政治，也非易事。

1961年陳平有幸在河內會見胡志明，但陳平文中未提及他與胡志明曾談及萊特這個人。可見萊特在越南政府眼中是微不足道的“小人”。

馬共在政治和武裝鬥爭上的失誤，一個竄進馬共黨內的叛徒萊特要負最大的責任，當然馬共黨內覺悟性不高，未戴眼識人對領袖盲目迷信也鑄成大錯。

兩個越南人，一正一負，改變了陳平的一生，也叫馬來西亞的華人背上沉重的十字架逾半世紀之久。陳平回憶錄讓人感到沉甸甸，讀來悶氣壓胸。

解讀陳平《我方的歷史》（四）—从华玲和谈到合艾和议

陈平的回忆录中述及1947年成为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后，即面临严重的挑战。一位不到24岁的年青人突然升上高位，不论在经验上或战略上都无法顺利接替莱特留下的错综复杂的党务。

虽然陈平提及1948年的紧急状态及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而被迫走进森林重新进行游击战在历史文件中证明是英军事政府有意挑起的行动，以瓦解马共组织，但陈平也不得不承认在日本投降后（1945年），马共在战略上所犯上的错误，包括武装人员缴械，接受“复员”（虽然留有一手埋藏大约五千支枪在森林各处，以防万一），显然是准备接受和平，并一厢情愿要与英军事政府分享政权。可是在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条件困难，工潮迭起，也不是陈平所能控制的。这就给予英国制造机会采取镇压与扣捕和驱逐马共或亲共份子，把局面回复到日本入侵前（1941年），由英国一手操控的手段，对共党份子毫不容情。

再者，当时国际形势正在变化，中国共产党已是大军压境，正准备解放全中国，不能不引起欧美国家的焦虑与不安；尤其是英国，不能放弃对马来亚的控制，因为其天然资源对战后的英国太重要了。于是配合美国的崛起，英国决意要马共就范。既然英国安排的一个棋子──大特务莱特的消逝，造成英国无法与马共头子里应外合，最快速的方法就是趁马共力量分散和仍未集中时，一举围剿马共。

陈平率领马共转入地下后，面对的困境已由陈平自己评述，无需再赘述，简扼有下列几点：马共一心想要在马境内设立“解放区”（一如毛泽东于1935年在延安建立根据地）和建立“总部”，结果都徒劳无功，最后在1953年选择在马泰边境落脚。

这个时候，马共的势力已大不如前，而且与其它州的联络也告中断。在国际方面，随着胡志明于1954年在越南奠边府大败法军，促成日内瓦会议，确定北越归越共所有。接下来于1955年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大原则”的外交政策后，已触发马共希望通过和谈解决武装斗争的大课题（这里有需补充的是：1953年在板门店结束的朝鲜战争，使到中国必须重视国内的问题，而暂时不能再“输出革命”了）。

陈平回忆录中也不讳言地承认当时中苏两国也希望结束武装斗争。因为马共没有大后方，军事力量对比与英国悬殊，应把注意力放在宪政活动方面。

在马来亚境内，英国成功地推行新村计划，切断马共粮援，并鼓励国内反共和非共政党的成立，尝试推行民主选举，也给马共带来一定的压力。

在这种情势下，因此有了轰动世界的“华玲和谈”（1955年12月28-29日）。这是马政府代表（东姑、马绍尔及陈祯禄）与马共代表（陈平、拉昔迈丁及陈田）的双方面对面的“和谈”。这场谈判从历史的史书和陈平的回忆录来分析，它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和谈并不在一个“等位”的基础上，而是直截了当要马共投降换取大赦，其中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陈平之所以不能换取“体面的和约”是因为英国（马尚未独立）洞悉马共武装力量有限，不够“资格”谈条件；而英国同意东姑出面谈判是考虑到尽管马共战斗力已削弱，但在另一方面，从新加坡带头并牵动全马的“左派统一战线”已告形成，且力量不断壮大，有需要从“源头”平息燃烧起来的统战。

陈平后来回想起“华玲谈判”是被英国摆上台亮相的“工具”，企图向国际舆论显示英国有“诚意”结束对抗，但归咎于马共顽冥不灵，好勇斗狠，导致和谈失败，马共“不要和平”的印象，从而取得宣传上的优势。虽然如此，陈平回忆录中也透露东姑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马共的存在也促使英国提早让马来亚独立的事实。

和谈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共是一个挫折，也使到非共或亲共的政团在公开活动中取得一席之地；尤其是华校生更为突显，以致有一个时期，“华校生被错误地标籤是亲共的温床”，以致英校大行其道，用以切断新生一代有亲共的思想。不过，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华校生的参政和活动的频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句话说，“统战”已成为马共展示势力的一个新方向。

在这方面，陈平倒是未详述马共的统战力量，只是简单透露，隐约让人看到马共在统战的影响力。例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上台，马来亚社阵的壮大及反大马成立的立场都显示马共的影响力无所不在。大概属于“敏感”的课题避开不详述。当然至为重要的，也因为在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左派统战，一向来都否定与马共有任何联系，避免触犯法律。这就由不得陈平把“马共”和“统战”连贯起来。可是，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两者之间的“意识形态”是有共识和私下联系的。

由于“统战”的不断扩大，再加上陈平于60年代已“人在中国”更增添了马共和中共的密切关系。陈平在这一章节中透露曾到访越南、中国和苏联，会见胡志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要人物则揭开了“被蕴藏多年的历史推论”，其中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比如中国在六十年代判定东南亚有巨变，是基于印支三邦有望成立共产政权，相信印尼苏卡诺有能力遏制英国推行的马来西亚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马共重新推进“武装斗争”。虽然陈平否认马共的斗争路线有受到外界的指示，但承认接受中国的援助和协助成立马共电台。

当1966年中国掀起“文化大革命”时，陈平坦诚马共是受到史无前例的“文革”的激进路线所牵引，不但站在反苏联修正主义的立场，而且也不幸地埋下马共分裂的祸根。1970年马共分裂成三派──中央派、马列派及革命派，曾发生如同“文革”中的冤案，给马共带来相互倾轧的悲剧。
从中我们看到从六十年代开始，马共与中共的“兄弟党”的发展是相当广泛的，也造成在左派统战中一度出现“文革”的趋向，其结果是苦果一串串。

1976年中国文革结束，于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中国的党政（府）的政策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鼓吹“革命输出”。陈平此时开始感受到变化的来临。首先是马共电台已不能设在中国境内，其二中国的经援将逐步减少，其三国际形势已起了巨大的变化，共产党不再成为时尚，革命不再是响亮的口号，特别是苏联正自我进行“和平演变”。

这对于仍然坚持在马泰边境的马共来说，其斗争的意义已大不如前，也未有所谓共产国际的存在与支援。随着1987年马列派及革命派向泰方缴械和投降后，只剩下中央派的马共，但也是势力最大的派系。原先泰方希望中央派与马列派和革命派一样缴械投降，但经过华玲会谈的“教训”，陈平坚持要“体面和尊严的和平”，不要如同过去接受“屈辱的投降”，否则不介入和谈。

经过多次沟通，马泰及马共终于找到一个平台来结束长达41年的武装斗争。一份称为“合艾和平协议”于198９年12月2日签署，标志着马共放下武器，重投社会，一场历时多年的对抗终于划上句号。

这些都得力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东盟的开放，马方不再视共产党为头号大敌下完成的。在另一方面，左派的“统战”也随之消失于其中。许多左派的人士对如此巨变，久久不能释怀，也一度迷失其中：北望神州，不再红旗飘飘！

年轻的一代不知道过去那一段被「曲解」或不完整的描述而对历史的有所断层和不解。如今陈平填补了这个缺陷，虽然尚不算十分完整，也不是历史的全部，却不折不扣是陈平的《我方的历史》。这个书名取得好，它也可以说成是陈平的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