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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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9.9.04

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

"言論自由"是時下的一個熱門課題,而且憲法中也有保障人民"言論和結社"的自由。但另一方面,又有諸多法令作出限制,以致從不同的角度看"言論自由",就會得出不同的詮釋。於是你說有"言論自由",他又說言論受限制。在這個課題上,引起的爭議是各說各話的。
而與"言論自由"被牽扯在一起的是"學術自由"。有人把這兩種自由劃上等號;有人說是有差距的,它們不是相等的。

報章對"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做出激烈的爭辯是因為在2001年的馬來亞大學副教授謝愛萍的事件導致的。我先是在報章上看到謝愛萍評論"白沙羅華小"事件是"狸貓換太子"造成的。當時覺得她的論點與眾不同,因為它隱藏了一個"偷包掉換"的故事。不過由於作者點到為止,言猶未盡,也就不很明白其中之意。

直到"亞洲週刊"刊出謝愛萍的專訪文章時,我才發覺原來這句話闖禍了。她這樣解釋"狸貓換太子":"我們(指白小董事會)經教育部官員申請到六英畝校地,但一週後校地宣佈給了另一間華小培才建立分校。我當時很生氣,大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將"狸貓換太子"的內情透露,並沒有考慮太多,其實我已刪除很多內情。"

謝愛萍是在白小事件鬧開後,作出的評論中又涉及她所說的"內情"。在不久後,她就接到校方的警告信,要她解釋為何不應被採取紀律行動?結果事情鬧得很大,甚至也讓教育部長丹斯里慕沙驚怒。他說教育部只是向校方提呈報告,至於校方要採取何種行動,是校長之權力,不必請示教育部。

這之中露出玄機:教育部雖然也管制大學,但大學擁有一定的"自主權",尤其是在學術方面,它不必事事聽命於教育部。

在這方面,謝愛萍的講話中又得到印證:"當年我的博士論文因涉及許多政府事務差點不能發表。但學術要說真話,我的指導教授積極爭取我的論文才沒有被禁。"

這讓我們看到"學術自由"在極力爭取下,還是可以做到的,而所謂學術自由是校內的事務,主持校政的人敢不敢維護學術自由是至為關鍵的。畢竟學術文章是屬高層的研究,閱讀的只限少數人,不傳及普羅大眾。影響層面自然不廣。在這種情形下,學術自由的尺碼自然比較寬鬆,不像"言論自由"那麼敏感,動輒出問題。

因此問題轉回"言論自由"與"學術自由"的爭議。一般而言,"學術自由"是歸屬於"言論自由"的一個重要環節。而"言論自由"又服膺於民主制度。因此人們得到一個這樣的印象:因為有民主,才有言論自由,然後再有學術自由。如果沒有民主作為大前提,則一切自由都是缺乏內涵的。

我們不能否認學術自由是需要民主政治來孕育的,但在民主受限制的情況下,學術自由有時候也爭取到一定的空間。畢竟這又被認為是一種研究的工作。如果連研究不存在一些的自由空間,則所謂的研究也就淪為"附庸趨勢"之言,或被稱為"御用文章",就與學術自由相違了。

當然在先進的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學術自由的尺碼是伸延到言論自由,作者或學者可以暢所欲言,即使是與當政者意見相左,也沒有限制。正因為這種傳統由來之久,"學術自由"久而久之就成為引導言論自由的火車頭,因為勞心者最為重視的是在言論上不受干預,可以就他們所瞭解的課題發表意見,即使是政見,也無不可。

不過,不是每個國家都把"學術自由"與"言論自由"劃上等號的。發展中國家往往會面對兩者不能相提並論的局限。換句話說,當你做學問,做研究時,你可能得以發揮自由的空間,可能所提的是與當政者背道而馳的見解,也會被容忍下來。

如果你想進一步越晉把"學術自由"提昇到"言論自由",針對時弊發表刺耳的言論,那就是說你準備"論政"和"問政"了。恰巧你的言論又符合反對黨這一邊的,對當政者而言,就不再視為"學術自由"這碼事,而是你在"言論自由"底下來"問政"。可能將你視為政治對手或政治敵人來看待,因為你的言論被認為打著明鮮的旗幟,是衝著當政者而來。謝愛萍的例子即是清楚不過的,她過去經常有政論發表,多屬於政治課題,在當政者看來,是離開她的研究和專長學術課題,準備"問政",甚至是"干政"了。

既然是捲身進問政的風浪中,也使用"言論自由"來表達意見或政見。意味著你本身已知道你在做甚麼,你也必須要面對可能發生的後果。這就是你介入"言論自由"這場遊戲後,已不能說這是"學術自由",而是你必須要有勇氣面對一切,正如你參加政黨政治後,你得準備法令加諸的限制,不論你認為是合理或不合理的,反正政治鬥爭本身就無情義可言。

在這方面,謝愛萍的瀟洒和敢於面對後果的精神就顯示一個知識份子的傲氣:"我沒有料到會發生這種事,但我不擔心,最壞的情況就是被開除。"

雖然她最後有認為"政治不應干預學術",但她也知道,她是跨出了"學術自由",走向"言論自由"的境界。"學術自由"已不再是保身符,政治怎能不干預"言論自由"呢?法令和條例作為防範措施,就是一張張無形的網,你很可能在有意或無意間撞碰到網。

其實政治本身就是一種言行的鬥爭,是權力的鬥爭,當你置身其中時,就是說你已處在大風大浪中。在政治大氣候底下,行使"言論自由"就是對一個人的意志和勇氣的考驗。它不關係說真話或假話,也不關係是叛逆者或應聲蟲。關鍵在於你怎樣評估自己,你能犧牲多少來改變你認為不合理的事?這是熱愛"言論自由"的人可能要付出的代價。
(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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