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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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9.9.04

評析郭熙教授的“詞匯差異”

(一) 海外華語和中國普通話

中國南京大學中文系語言學教授郭熙的一篇論述,談及中國普通話(漢語)與馬新華語詞匯的差異,並促請文學工作者正視這一問題,使之協調。
也是韓江學院客座教授的郭熙對中國語言學有深入的研究,也編纂一部漢語詞典。他在多次來馬講學並收集資料後,以“普通話詞匯和新馬華語詞匯的協調與規範問題”為題,發表專著,將彼此間的不同用法分成4類:

(1)名稱相異而所指不同,例如西裝──大衣、摩多車──電單車、執照──禮申、支票──仄(Cheque)等等。

(2)名稱相同所指不同,例如衛生所(公共停放屍的地方)、藥房(診所)、土豆(花生)、生果(水果)等等。

(3)名稱和所指相同,色彩和用法不同,例如“遣送”、“一小撮”等等。馬來西亞的報紙上說“中國從大學遣送XX教授到XX學院探討合作辦學”。我原以為是報紙上用錯了詞,後來才知道當地就是這種用法(郭熙語)。

(4)各自特有詞語或流行語,例如中國的“搞活”、“下崗”、馬新華語的“巴剎”、 “羅里”、“組屋”等等。

有了這樣的差異後,郭熙教授歸納中國普通話與新馬華語存在的3個類別:

(A)無法協調的,如同上面提到的第4項;(B)可協調可不協調的,如第1項中的大衣─ 西服;(C)應該而且迫切需要協調的,如第2項及第3項中提到的藥房(診所),衛生所等等。
他認為這種協調性的工作是複雜的,而且只靠單方進行是無法完成的,必須由中國和新馬的學者共同努力,雖然彼此之間的協調存在問題(一定的困難)。

我由于長期涉及文字工作,尤其曾長時間在報社工作,又在過去 20年經常往來中國,因此對郭熙教授提出的看法作出我的經驗的補充。

首先,我們都確定語言是人類用來傳達訊息的口語,而語言是可以用文字寫下來(當然有的語言是沒有文字記錄的)。郭熙說“語言是一個特定社會的成員所說的話”,當有了文字連繫語言之後,語言和文字就結合成“語文”了。

也許應該感謝二千多年前秦始皇統一了中國文字。儘管各地方言多得不勝枚舉,而中國文字卻是統一運用。不然的話,今天若講廣東話的人,把其音調轉成“自己的文字”,相信福建人也不知所云。

也許也應該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49年成立後,就注意到用一種語言來溝通全中國的人。於是選用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語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所謂普通,是普通共同的意思,或普通通用的意思。(引用南京大學楊錫彭教授《現代漢語研究》)

就因為有了統一的語言,稱之為“普通話”,又加上原來的共同文字,中國的“語文”也宣告統一起來。當中國人,尤其是南方的中國人在清期的時代陸續遷居海外後。首先把統一的“文字”帶到海外,以配合北京話及方言的使用。於是我們看到海外的華人在統一的文字基礎上,也推動以北京話為主的華語(當然也有的地方使用方言教育,但不普通)。

因此有人說馬星的華人除了會講方言外,也會講華語(不論在早期稱之為北京話或後來稱之為普通話),且是保存華語華文較為完整的海外地區。因為在民國初期和對日抗戰的年代,中國的文人到馬新居住或工作至為普遍,華文教育和華文文學及文化由茲滋長,(不似香港,用廣東話抗拒華語“普通話”。)

在這方面,我們有必要回顧歷史,因為自從1824年開始,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被英國列為 “海峽殖民地”,實行直接統治。不論南來的華人定居在那個城市,他們都是一脈相承的,沒有所謂馬來亞和新加坡之分。在當時,新加坡一直被視為馬來亞的一部份,郭熙教授將馬新華語區分來看,在政治上也許行得通,但在語言上就不明顯,而且應被視為一體的(按新加坡是在1965年才宣告獨立,但歷史遺留下來的華語和華文都是一統的)。我的意思是說,馬新的華語華文是在相同的環境成長的,不構成語言衝突和差異。

如果我們承認馬新分家是政治的分道揚鑣,那麼在華語華文是不分家的;同樣的,中國大陸與台灣被政治上分割,不等於中國漢語漢文被切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講通,較大的差異是簡體字和繁體字之別,這是政治因素使然。

因此當我們述及馬新的華語華文時,是無需刻意將之劃分成中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三個差異,而只是存在兩方的差異。

在這裡,我們也有必要對歷史的發展作一個簡單的交待。原本是馬星一家的政體(同屬英國殖民地)是在1948年被英國加以分劃。那一年,英國政府與馬來亞簽定“馬來亞聯合邦協定”,並未將新加坡概括在內。這份協定允許馬來亞聯合邦朝向獨立。9年後,也就是19 57年馬來亞聯合邦宣告獨立,而新加坡繼續受英國統治。

1963年馬來亞納入沙巴及砂勞越和新加坡,組成馬來西亞聯邦。2年後新加坡退出自行獨立,馬來西亞依然保持不變。所幸沙巴和砂勞越的華語華文與馬來亞同出一轍。加入馬來西亞後,很快就湊在一起了,而華語華文的源頭則是來自中國。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又相隔千里,難免出現差異。

(二) 首相與總理的爭議

郭熙教授有舉例說明中國普通話與馬新漢語的差異。其中一段這樣說:“至於馬哈蒂爾的不同譯名不奇怪,有趣的是我們把他的身份叫‘總理’,而馬來西亞華人則稱為‘首相’”。我特別注意到一個事實,在馬來西亞韓江中學的一座紀念碑上,我曾經看到它們歷史上也曾經稱馬來西亞國父東姑阿都拉曼的職位為“總理大臣”,我問過馬來西亞的朋友,他們也不知道是甚麼時候改譯成“首相”的。

郭熙教授沒有問過我這件事,如果有的話,我會告訴他這一段“掌故”。他所提到的紀念碑,是指韓中創辦人林連登的銅像。這座銅像是1958年舉行揭幕禮,由當時的首相東姑阿都拉曼主持(馬來亞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獨立),東姑阿都拉曼是由馬來亞聯合邦首席部長晉陞為馬來亞聯合邦首相。

在當時,本邦有多份華文報,有的稱為首相,有的稱為總理。從獨立後一直分別沿用下來,沒有引起爭議,反正大家都明白是指國家掌權的最高領袖。再說那時報章並沒有統一的使用法,即使連名字也有東姑阿都拉曼和東姑鴨都拉曼之差,至於本國其他政治人物,譯名也各不相同,遑論對國際領袖的譯名能求取統一。

我在1966年進入《星洲日報》服務,擔任新聞記者時就曾問同事為甚麼我們用總理,而有的報章則用首相。他們說,獨立後就用到現在,因此仍按最先的用法。

那個時候,《星洲日報》及其姐妹報《星檳日報》採用總理,而《南洋商報》及《光華日報》採
用首相。直到70年代後期,各報相互協調下,咸認採用“首相”比較恰當。因為我國是個君主立憲的國家,上有國王,下稱首相以符合“國情”。同時我們一向來也習慣用首相來稱呼推行君主制的國家政府領袖,而用總理稱呼共和體制的內閣大臣。

但也有人認為,首相一詞有“封建意識”的特徵,除非是國王擁有絕對的權力,才稱他所委任的人為“首相”,而馬來西亞則是“君主立憲制”,國王是團結的象徵,權力操在內閣手上,且是民選的政府,使用總理可顯示其民主實質意義。

不過,英國也是“君主立憲”,我們稱慣其內閣大臣為首相,馬來亞則是沿襲英國的政制,稱為首相並無不當。就這樣,“首相”一詞成為所有傳媒使用的統一名詞。

當然這是限於馬來亞的稱呼的統一,華文報對其他國家的政府領袖稱為首相或總理的悉聽尊使。
大概是1983年的時候,我接到來自日本駐檳城領事館的電話,打電話的人是日本總領事富田昌宏。他告訴我說:“你們的報紙(指《星檳日報》。我在1971年轉入《星檳日報》,旋後負責編輯部業務)將日本的中曾根康弘稱為“首相”不當,應該用“總理大臣”。富田昌宏較早前已和我相識,我問他為甚麼?因為日本有天皇,如同馬來西亞(1963年後馬來亞聯合邦擴大成馬來西亞聯邦)也有國王,都是“君主立憲制”,既然我們稱自己的領袖為首相,也同樣可用在日本政治領袖的身上。

他說,日本的傳媒一向以來稱政府首長為“總理大臣”,沒有稱為首相的,也從未用過這一名詞。因此他希望海外的報章能與日本傳媒一樣稱為“總理大臣”。我後來一想,日本在總理之後加了一個大臣,已顯示其君主制度,言之有理,就通知國際版編輯和編譯今後對日本首相採用“總理大臣”的稱呼。

富田是通曉華語華文的外交家,早年曾在台灣留學,不久之後,他邀請我到日本訪問,我終於知道日本傳媒共同使用“總理大臣”。

就因為“總理大臣”既照顧到現代化又不失其傳統,所以在當時為林連登紀念碑立碑文的人便以總理大臣來稱呼我國首相,比單用總理更為貼切。我不知道誰人為林連登寫碑文,但我相信這個人必然深知日本國情,可能是出自台灣的學者。

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銅像開幕的前後時間(林連登尚在世,也出席當日揭銅像慶典,我們學生站在烈日下的草場,聆聽大人物發表演說),韓中請來了一位新校長,他是來自台灣的方學李博士,精通法學。

方學李不久即與林連登鬧翻,雙方還鬧上法庭,成為華教界注目的大官司。這與本文無關,就此帶住。

郭熙教授如果明白其中的來龍去脈,就不會對首相或總理稱呼感到不解。由此來看,中國的傳媒如果能接受馬來西亞的情況,改用首相會比總理來得協調些,再不然,也可用“總理大臣”來稱呼實行君主制或“君主立憲制”的國家政府領袖。

我同時也認為馬來西亞傳媒幾乎都用“馬哈迪”這三個字來譯國家領袖的名字,而中國用“ 馬哈蒂爾”則是中國慣用譯音。我們是用馬來拼音來拼出其名字,不帶“爾”音;再說馬哈迪這三個字既像華人名又像馬來名,似乎十分貼切,一改成“馬哈蒂爾”讀來就不大慣了。既然馬哈迪本身也滿意這樣的譯名,當中國與馬來西亞關係日趨密切時,能夠用相同的譯名不但使中國人易於
記取,而且馬來西亞的華人也會覺得看來和聽來十分順眼順耳。

我只是舉個例來說明在某些情況下,有些字眼是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共同協調和統一的。
在過去,中國的傳媒翻譯馬來西亞的首相的名字是與我們大不相同的,以致我們讀了不習慣。比如將東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稱為“拉赫曼”,我們簡稱為“東姑”(取其前面的皇室封號);將阿都拉薩(第二任首相)稱之為“拉扎克”,而將胡先翁(第三任首相)稱為 “候賽因”。在今天來說,由於交往頻乃,可以盡量避太大差別的譯音。

(三) 馬來西亞式的華語華文

中國普通話(漢語)與海外華語的差異是有各種因素造成的,當然包括政治與受外來語影響的因素在內。郭熙教授所舉例的不同用語,我們不妨拿來“研究”一下,例如他提到馬來西亞慣用“大衣”,而中國則稱之為“西裝”。這裡頭有一個地理環境的差別在內,馬來西亞人(包括新加坡人在內),因為常年是夏,除了隆重場合外,一般上班或參加儀式是結領帶穿長袖,鮮少多加“大衣”。因此把加上“大衣”(西裝的外套)當成“隆重”的禮儀,不然就將就一些,主要是氣候炎熱,穿大衣不是享受,多數時候是受罪。再說,馬來西亞人的便裝其實就是“西裝 ”,如果不刻意強調要加大衣,恐怕會以為長袖領帶即可。但中國不同,過去的人少穿西裝,多著唐裝,如果換成西裝,自然是一整套,不是拆開來講,尤其是夏天之後的任何季節,不穿大衣(整套西裝)又如何禦寒呢?正因有氣候之別,名稱自然而然有一些分別。

正如我們一慣用“冷氣機”來稱呼調整氣溫的機件。理由是我們沒有冬天,用不上“暖氣機 ”。但中國不同,四季分明,就稱這種現代化的機件為“空調機”,既可冷用,也可暖用,因此稱為空調(空氣調節)機是十分貼切的,但在馬來西亞人聽來,就一下子轉不過頭腦,為甚麼不叫冷氣機而叫空調機呢?

還有中國仍然流行“騎單車”(大城市已鮮少了),我們則稱為“騎腳車”(有時候文人筆下還叫它為“鐵馬”呢!這就是說,中國叫“單車”的就是我們所理解的“腳車”,其實是同一個交通工具。

當時代進步,“單車”裝上電動後,就稱為“電單車”,這是我們慣用的“摩多車”,是取自英文Motor的譯音。這種稱呼較之中國更形象化,因為它的動力主要是“摩多”產生作用,現在中國人也慢慢稱為“摩多車”。這不需要經過協調,而是視那種名稱比較恰當。

我再舉一個例子,初到中國時,有朋友(年紀已是60歲了)把其妻子介紹我認識時,說:這是我的愛人。我一時怔住:為甚麼這麼老了,還在談戀愛?後來才知道中國人(大概是 1949年解放後慣用的稱呼)把妻子稱為愛人,而在海外的我們,一向來知道未結婚的年輕男女,在戀愛時稱對方為“愛人”,一旦結婚,就是太太或丈夫了,不再稱為愛人,用以區別愛人的意義。我們這裡也流行稱呼妻子為“太太”、“夫人”、“內人”或“黃臉婆”的,而稱呼“丈夫”為“我先生”的。

不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後,中國在這方面的稱呼也有了一定的變化,似乎改用海外華語的稱呼比較能說明身份。

同樣的,中國過去很流行稱呼別人為“同志”的,本來這是共產黨對自家人的稱呼。但後來普通使用來稱呼即使也不認識的人。現在也流行稱呼先生和小姐了。

在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過去一提起同志,馬上想到是左派“志同道合”的稱呼,用以區別非左派的人士。後來(在70年代中期之後)執政黨也用“同志”來稱呼黨員(這本來沒有甚麼不當,畢竟本地的馬華公會在創黨初期與當年的國民黨有一定淵源。既然孫中山都用‘同志 ’了,就無需讓共產黨專美。在馬來西亞獨立前後的一段間時,許多具有身份的華人家裡就喜歡掛上孫中山的遺像,然後有兩行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在這之後,“同志”一詞已變成政黨對黨員的稱呼,不僅局限在左派政黨。

至於郭熙教授提及馬新也將“同志”一詞指為“同性戀者”。有需要加以說明,這“同志” 用在同性戀身上不是馬新“創造”的,而是來自香港的電影,在馬來西亞並不普遍使用。我們仍然使用“同性戀”(直到現在,同性戀在馬來西亞是犯法的,更不允許同性戀者“結婚 ”)由於“同志”一詞的另外含意是源自香港,它的流入中國是自然的趨勢,肯定不是從馬來西亞“出口”的。

我們不否認馬新的華語加進了外來語,或英語或馬來語,以致轉成華語時,不容易被中國人理解。例如“巴剎”是指菜肉市場,引自馬來語Pasar,在普通話裡是找不到的,我們甚至還把“夜市場”稱為“巴剎馬南”(Pasar Malam),也是引自馬來語。既然這一名詞已經普及化,改回“市場”倒覺得不慣,它也成為馬來西亞華語的一個特色。

再有的特色是把“幫忙”說成“多隆”,是借用馬來語Tolong。又如借用英語Licence ,稱之為“禮申”,本意是“執照”,這名詞也用慣了,改了反而覺得蹩扭。

有一些名詞,我們似乎沒有華文字,而是直接用英語來表達,如電話接不通,中國稱為“佔線”,我們叫“Engage”。“傳真”我們乾脆叫Fax(Facsimile的簡稱)(當動詞使用),電腦慣用Computer,更不如中國有時也叫“計算機”。“計算機”在我們這裡是指Calculator,計算數目的小儀器,與電腦是兩碼事。

通過電腦傳送訊息,我們只管叫Email,中國譯成“伊妹”,應該是不錯的譯法。

有一個中國的慣用語“緊張”也用來形容為“情況控制不到”。比如“貨源緊張”、“機票緊張”,意思是不容易辦到。但在馬來西亞人聽來怪怪的,我們這裡是指與人的感情有關的詞語。例如,“內心緊張”、“心情緊張”,不用在貨物和沒有感情的東西,但中國用法多樣化。

由此來推論,中國普通話和海外華語的差異是自然形成的。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若是刻意協調和規範,也極不容易,而且在無傷大雅下,尋求統一與協調就顯得不是重要和迫切之舉了。
(四) 增加溝通拉近距離

根據我的瞭解,中國的漢語(普通話)與漢文(中文)與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的差異不是嚴重的,也不構成差異的對立面。如果有關方面能進行協調或統一,當然最好不過,但如果一時沒有機會共同坐下來尋求一致的共識,無妨繼續求同存異。我們相信,隨著更廣泛的交流,差異將會縮小,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因為馬新兩國的華人到中國旅遊經商的越來越普及,現在留學生也多了起來,當會親身感受中國的“華語華文”的普通用法。再說馬新華人對中國語文一向來都沒有“抗拒感”,而且認同這個語文是源自中國的,只不過因有一段長時間被政治因素相隔,難免在遣詞用字上有少許的不同。整體而言,套用中國常說的一句話:問題不大。

相同的,中國人到馬新旅遊經商和留學的也大有人在,他們在耳濡目染下,也感受到這里的華語華文大致上是一樣的。可能有少數的外來語混雜其中而一時感到陌生,或不甚理解,但在瞭解情況後,便習慣了。

毋庸置疑的,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是中國海外最有系統保留華語華文的國家,雖然其中有其辛酸,但比起較接近中國土壤的其他東南亞國家更普及,更不遑讓香港。

除開我們所熟知馬新的一些華人基於英語的實用性,而寧可拋開學習華語華文外,仍有相當數量的華人依然堅持學習母語母文的重要性。這樣的一代一代傳下來,我們才有今日的局面。主要得力於華校的存在和華文報刊所產的啟迪作用。

我們不能夠說今日的情況是完善的;我們能夠說的是因為我們的祖先有堅忍不懈的精神和高瞻遠矚的眼光,終於在這塊土地上紮下華語華文的鞏固根基,使它在華社普通被認同。

不過我們也不諱言地承認,今日馬新華文水平的整體下降是有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在30 年前,一般的華校高中畢業生基本上能掌握一定程度的華語華文,書寫也不成問題。而在近 20年來,連我們也感受到華人還是存在這樣的觀念:華文只要能講能寫就夠了,不必深入研究。它畢竟只是社交的工具。

因此,我們看到不少年青學生的華文水平停留在小學六年級的階段,上了中學即使不重視,也沒關係,反正它不是必考的科目。且讀下列這則新聞報導:

“根據資料顯示,從華小升上國中的學生(每年大約10萬名),其中有4萬名在中三參加政府的評估考試(PMR)中放棄報考華文,而到了高中參加政府教育文憑(SPM)考試時,則高逾6萬名不選考華文科。這意味著,所有唸華小的學生,到了中學時,有一半以上到最後放棄報考華文”(摘自2002年2月16日《光明日報》)。

這種情況如果任由惡化,華文水準不普通低落才怪呢!所以在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目前重要的問題是如何防止華文走向式微,並設法加以提昇,尚未能特別重視與中國的“詞匯差異”的問題。
儘管在政治上的相隔(從1949年到1985年或1990年的30、40年之久),馬新與中國普通話和中文的關係還是十分密切的。當不能直接與中國溝通時,我們的教育課本則沿用台灣的那一套,報刊和書籍也引用來自港台的。這之中少了政治的敏感,即使英殖民政府視中國的“ 華語華文”為“共產文字”,卻不能阻止來自港台的文化傳遞,要全面禁止也禁不來,所以我們不必感到奇怪,為甚麼在馬新一帶華語華文可以通行和流行?

再有一個因素我們不能忽視的是:由於馬新的左派運動在第2次世界大戰前後已形成一股勢力,尤其左派份子以華人居多,他們也能夠從各種渠道取得來自中國大陸的書刊,舉凡中共使用的新詞匯和新詞句,對這些的華人是不陌生的。

即使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1966-1976年),它所產生的文革“文化”和字眼,也是可以被海外華人理解的。甚至一些公開的左派團體也曾在那個年代大量引用文革詞句,而它所帶來的影響也幅射進入華人社會,特別是在左派的圈子中。

抑有進者,馬來西亞在1974年與中國建交後,就逐步解除限制,包括不反對採用簡體字。於是在80年代中期,這裡的學校一律在課本上採用簡體字,並漸漸地適應橫排(不像台灣和香港,仍用繁體字和直排法,以“抗拒”大陸的影響,也不跟隨大陸的文字改革)。華文報刊和書籍與簡體字掛鉤已成為一種趨勢,再也抵擋不了。

由此可見,馬新與中國在文字和口語上的靠近是有目共睹的一種轉變。

反觀香港,雖然回歸中國已是近5年,但香港的書刊和報紙依然不改,繼續用繁體字,更難叫人忍受的是將廣東話用在報刊之中,大字標題甚麼“有你冇我”(你死我活),“黐線”(發神經)(Cross Line)。文字的污染更是厲害,廣東話加入了中文使用,這是香港的一大特色。
也許一般上香港人的華語水平已相對提高,但他們仍然在“獨創一格”,且用廣東音講普通話,聽來刺耳“兀突”(借用廣東語的不堪入耳,不忍卒睹之意)。

已是中國的一部份的香港,推廣標準漢語漢文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怎麼可以停留在50年不變?還有,如何使台灣改用簡體字和普及漢語拼音,也是當務之急。
(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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