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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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 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 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马中华人的思潮纽带:海上丝路》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学术论文:《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及《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现任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及安徽大学兼职教授。 目前担任华夏国际学校(槟城)副董事长;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及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 2009年获得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以经营中药保健品起家,成就一代著名儒商;在允文允商的熏陶下,不但带动马来西亚华教的发展,为海外华文教育建立完整体系。谢诗坚是财智双全的华商代表,是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典范。 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

29.9.04

文明衝突論的爭議

(一) 政治霸權是導因

美國者亨廷頓教授的“文明衝突論”不但值得深思,而且有必要展開辯論,因為作者發現在1993年後,世界陷入極度的不安,雖然是區域性的,但也與文明不無關係。其中包括南斯拉夫解體後,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耶(簡稱波黑)內部引發的種族內戰,導致這兩個區域的穆斯林族受到塞爾維亞族的欺壓,引發穆斯林國家的不滿。維也納的人權會議上,美國領導的西方與東方的衝突,後者不同意“西方文明的全球主義論”。中國被指責供應導彈配件給巴基斯坦,造成美國對中國採取軍事上的制裁行動;再加上中國對核武的試炸及北韓拒絕參與美國調查其核武設備內情。也造成雙方的裂痕,美國對伊朗和伊拉克採取圍困的政策,還有海灣戰爭中的美國嚴懲伊拉克;美國把蘇丹列為包庇恐怖份子的國家,意圖向美國發動恐怖戰爭,拉長回教國家與美國的距離。

凡此種種,無一不與美國有關,充份地說明了在冷戰後的世界大小事幾乎都離不開美國的影子,也無形中塑造了美國即是西方文明的代表,只要是衝著美國而來的即是對西方文明的挑戰,或者說是對西方文明的侵犯。

正因為這樣,在911事件後,美國人更加相信這是一場文明衝突的開始,而且已經發生,因此有些人敏感的反應是把矛頭指向回教文明,且對穆斯林帶有偏見。他們一攬子不分青紅皂白“判定”是回教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反擊,而未加以分析其前因後果。

所幸美國在聯合國的壓力下,很快把911事件圈定為狂熱的極端主義份子所作所為,雖然這些人是回教徒,但回教世界並沒有授權他們使用回教的名義開展恐怖行動。

這裡頭牽涉及回教世界中的“原教旨主義”在自作詮釋伊斯蘭教。安華依布拉欣把這種恐怖行動形容為對伊斯蘭教的“騎劫”。

如今情況越發明顯地使人看到是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向世界和平發難。它的源頭就在阿富汗內的塔勒班政權和伴之而形成的奧沙馬賓拉登的“基地”al-Queda組織在阿富汗大搞恐怖活動訓練營。結果給美國找到一個很好的理由向阿富汗採取軍事行動。目標是要消滅塔勒班政權和剷除奧沙馬及其恐怖組織。

當範圍縮小了,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場對付恐怖主義的戰爭,而不是一場文明的差異的戰爭。

著名回教學者法力諾(Farish A. Noor)就針對亨廷頓的立論作出嚴正的駁斥。他認為亨廷頓的理論過於簡化文明所涵蓋的大範圍,因為回教文明和西方文明早就進行交流和融合。沒有回教文明作出的貢獻,西方文明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相反的,回教文明的發展也離不開西方文明,所謂文明的衝突是不可能發生的。他認為亨廷頓所代表的西方意識是具有不良的意圖,有意將世界劃分為東西方,並讓它們隔離。同時用地理政治的劃分,以使西方和回教世界對立。

作者也認為亨廷頓與其用文化的角度分析國際事務,不如正本清源地揭開問題的本質。這正是亨廷頓所沒有做到的。

另一方面,著名歷史學家王賡武教授在911事件後,也針對亨廷頓學說再度被一些學者“炒 ”熱提出他的看法:難道現在我們正面對基督文明與回教文明的衝突,而迫使“儒家文明 ”需要選擇站到那一邊?他指出,亨廷頓的立論是具有誤導性的,更甚者製造某些擔心“回教文明”會與“儒家文明”相結合。

王賡武不否認基督教與回教在現代的社會有不同的走向,尤其是在世俗方面。

基督教初期也是極力反對,最終不得不接受政教分家,以致在後來所有帶有基督教背景的國家,都走向世俗主義。

但在回教世界中,這條路並不易走,儘管有傑出的回教學者及科學家極立指出應以世俗作為現代世界的基礎。

儒家學說中帶有的佛教,也沒有拒絕世俗主義,但它的世俗化與歐洲有所不同。

但世界走向世俗化的結果,並未達成預期的效果,超級大國的霸權政治引爆了兩次的世界大戰,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時間內,世俗主義的政治導致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鬥爭(稱之為冷戰),即使是在冷戰之後,世俗下標誌著資本主義的勝利,但也暴露了其缺點。這使到古老的宗教和宗教的復興開始抬頭。

雖然,王賡武教授不認為分化的世俗主義不容易受到挑戰,但讓宗教回復古代的地位也不是辦法,當務之急是客觀的重新檢討現代世俗主義的弱點根源,也就是要注意其在精神領域的不足之處。

從兩篇文章中,我們得到一個啟示是,現代世界發生的衝突不是文明矛盾所造成的,而是世俗主義中出現了霸權政治對世界的控制和自我為中心,無視其他受壓迫者的不滿,一直要強行推行既定的西方主導世界的經濟一體化的目標,卻又沒有給大多數國家和人類帶來幸福,相反的落後的國家越發貧困,而成為被大國犧牲的一群。

這種通過世俗主義所開展的政治霸權文化,並不被西方以外的國家承認為西方文明或現代文明應有的內涵,而是冷戰後的另一個形式的霸權主義,給了宗教狂熱份子一個機會進行反撲和反擊。這一小撮人當然也不代表東方文明或回教文明,因此911事件不能馬上定論為文明衝突的結果,恰恰相反,美國在痛打塔勒班及奧沙馬後,也要反省一下它的霸氣足以破壞了西方文明所創造的世界,甚至對現代文明的進展發生相當巨大的負面作用。在美國誇躍自身的西方文明的同時,也要重視其他文明存在和發展的價值,不能再姑息自己或視自己是世界的“ 上帝”,可以操控一切,換言之,如果有 “文明衝突”的話,應由美國本身以身作則來消除。

(二) 回教文明帶來的衝擊

亨廷頓教授在其名著《文明的衝突》一書中用了相當多的篇幅提及回教文明和回教復興運動對西方文明的衝擊。他主要的論點放在冷戰結束後,世界所呈現的紛亂局面,雖然表面上看來是資本主義戰勝了共產主義;是美國打敗了蘇聯;是西方文明主導世界的現代化,實則在70年代就隱藏著非西方國家的暗流洶湧,其中最令人驚心動魄的是伊斯蘭教的復興運動。

他在書中這樣簡述伊斯蘭教的歷史,興起於公元七世紀,而於八世紀中葉成為統治北非洲,伊利比亞、中東、波斯(現今的伊朗)及北印度的宗教政體。接著下來,在九世紀和十世紀,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保持安定,但到了十一世紀末葉,基督教重新控制了地中海國家,征服西西里及拿下托萊多(西班牙的一個城市),並在公元1095年開始,發動了十字軍東征(這場戰爭被稱之為基督教對伊斯蘭教的鬥爭)。但在這之後,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異軍突起,先削弱拜佔庭帝國的力量,旋後征服巴爾幹半島,北非洲及在公元1452年佔據了君士坦丁堡。公元1529年也攻下維也納。

奧圖曼帝國是以伊斯蘭教為主導力量,過後基督教國家有所反擊,但於1683年,奧圖曼帝國又第二度征服維也納。

從伊斯蘭的誕生後,在摩爾人(Moorish)降陸西班牙算起(八世紀),直到奧斯曼帝國於十七世紀佔有維也納的近一千年內,歐洲一直受到來自伊斯蘭帝國的威脅。

不過,拿破崙於十八世紀在歐洲形成強大的軍事力量後,奧圖曼帝國已風光不再。伊斯蘭的版圖縮小,取而代之的是歐洲列強的興起,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後,基本上也是歐洲列強此消彼長的年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結束),整個世界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分成東西方陣線,1990年蘇聯的瓦解,使到伊斯蘭國家又增多起來。根據統計由1757年到1919年,92個穆斯林佔多數的地區被非穆斯林政府管制(即被列強佔有)。但在1995年,這92個地區中,已有69個再度成為穆斯林統治的地區。而在69個地區中,45個成為穆斯林佔大多數的獨立國家。

作者也用大量的數字指出穆斯林人口的急速成長是非常驚人的,如今已有超過12億。同時他也發現到中東國家更加的回教化,且在70年代掀起伊斯蘭的復興運動,幾乎排山倒海而來,迫使一些實行世俗制度的國家,也不得不回教化,例如約旦、蘇丹、突尼西亞、巴基斯坦、孟加拉等甚至連在1923年即告世俗化的土耳其,也在90年代重視回教復興的無比力量。

回教的復興運動是由年輕人帶動,他們深受回教文化的影響,而對西方國家的西方文明產生質疑,他們認為解決世界問題的方案是提倡伊斯蘭教。

西方國家將這股興起的力量歸為“原教旨主義”在發難,強調通過宗教的力量來進行政治的變革。不過,這之中有溫和的原教旨主義者,也有極端的原教旨主義者。前者接受現代化來提昇宗教的力量,但所謂現代化不是純然的西方化;後者乾脆拒絕所有的西方文明,也不接受現代化,而是主張回復到中世紀的部落生活。

作者認為有下列因素導致回教與西方文明產生沖突:(1)回教人口增加後又面臨大部份的失
業,年輕的一代萌起宗教意識,給社會帶來壓力,他們也移民進入西方國家。(2)回教復興運動給予穆斯林重振信心,以確定他們的文明。(3)西方國家則努力使西方文明成為全球的價值觀,以維持軍事及經濟上的優勢,更介入回教國家的衝突,造成穆斯林的不滿。(4)共產主義的解體,使到西方和回教失去共同的敵人,轉而兩者間的威脅坐大。(5)西方與回教的增加接觸,也使到彼此對本身的特徵有了新的想法,並能比較彼此的差異。

因此,兩者之間的衝突,不是因領土的爭執,而是涵蓋文明的課題,例如核武器擴數、人權、民主、對石油的控制,移民的處理和西方的干預等。正因為這樣,今天的回教國家已很少讚揚西方的價值和制度;反之它們強調兩者文明的不同。它們視西方文明是重物質的,貪污的,頹廢的和不道德的。在穆斯林的眼中,西方的世俗主義,無宗教性的和不道德的行為比起西方的基督教更為“邪惡”。

吊詭和具有諷刺的是:在冷戰時期(1945-1990),西方將對手標籤為無神的共產主義者,但冷戰之後的文明衝突,在穆斯林眼中,其對手則是:“世俗的西方”。他們視西方是軍事的帝國主義,而西方文化是一切麻煩的根源,並由西方自行決定,衛星是用來教育阿拉伯人或向他們投擲炸彈。為此,伊斯蘭必須發展自身的武器進行防衛,擺脫對西方的依賴。

因為伊斯蘭教的復興過程中,出現極端的原教旨主義份子推行和展開恐怖的行動,招招對向美國,以致在1995年北大西洋公約機構(NATO)(以美國為主導)宣稱伊斯蘭中的極端原教旨主義者的危險性如同共產主義。克林頓政府的一位非常高級的成員形容伊斯蘭已是西方的對手。

當然作者指美國方面也認為極少數的極端份子展開的猶如戰爭的行為,是為絕大多數溫和派的穆斯林所拒絕。在這方面,作者也加以同意,但他又提出“血濃於水”的說法,似乎模糊了問題的本質。

正是基於這個偏見的觀念,作者指出原教旨主義鼓勵的戰爭已不是局限於美國情報局或國防部的工作,而是涉及不同文明的衝突。

他說,一方面,回教徒相信回教文明是至高無暇的文化;另一方面,西方人相信西方文明是普世的,且是至高地位的,如果有倒退的跡象,可運用權力將這種文明推向世界。就是這種基本因素造成回教與西方的衝突。

在這種情形下,亨廷頓建議在權力均衡的轉變下,西方為減低損失,有必要採取伸縮性的策略來調和世界,發展共同利益來轉變世界文明,庶免陷入困境。

很不幸的,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在911事件後,又亂了步伐,似乎給了美國一個強烈的理由向一個極端的回教國家阿富汗展開猛烈的軍事行動,協調和妥協變得不可能了。

無論如何,美國還得十分克制只限在打擊和消除恐怖主義,而絕不能以為使用武力來解決所謂的《文明的衝突》,這將變成用不文明的手段來掀起《文明的衝突》。

(三) 亨廷頓的回教觀

果然不出所料,《文明的衝突》的作者亨廷頓於美國911事件後,更加相信他的《文明的衝突》論是可以成立的,而且提早爆發。

他把“文明”的意義混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之中,並且認定西方文明因為有了美國在過去 50年崛起成為主導力量後,難免成為其他不同文明攻擊的目標。不寧唯是,他也指出相同文明之間也存在持久的衝突,尤其是回教文明,反之西方文明間的衝突已大大減少了,甚至形成一股推動世界進展的火車頭,也就是今天我們看到的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鼓吹,正是體現了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和進步性。

雖然亨廷頓沒有把“西方文明”與“現代文明”劃上等號,但美國人卻是帶有強烈的心態演繹“西方文明”即是“現代文明”;凡是抗拒和反對這種趨勢的,都被視為落後與保守的阻力。
可是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國家,就不相信也不認同美國應該獨攬“現代文明”的塑造,甚至否定西方文明的價值觀。回教復興運動在60年代冒出頭來,就在一定程度上,通過宗教的力量來抗衡西方文明的世俗主義。因為有越來越多的歷史事件足以作為例子,致使亨廷頓在1993年提出了他的“文明衝突論”,也引爆學者間激烈的辯論。

為了強化他的立論,亨廷頓於最新一期的《新聞週刊》《Newsweek》特別專輯上,以“ 回教戰爭的年代”為題的文章中開頭這樣說:“當代的世界政治是穆斯林戰爭的時代。穆斯林之間有戰爭,穆斯林與非穆斯林之間的衝突也遠比其他文明的衝突來得多。穆斯林戰爭已取代冷戰成為國際衝突下的一個主要形式。這些個暴力足以帶來文明的衝突,或發生於回教文明與西方文明間或回教文明與其他文明間。”

從中我們發現亨廷頓有稍為改變他的觀點。他在《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提出會發生西方文明與其他文明的衝突,而且西方世界也在冷戰後,視回教文明和中國文明為新的威脅,並擔心這兩個文明結合起來的“東方文明”會與西方文明發生直接的衝突,而未提及回教文明直接構成對其他文明的衝突。

如果是東西文明真的發生衝突,乃至因此而爆發戰爭,這個世界必然遭受毀滅性的災難。不單文明被毀掉,連人類是否生存也大有問題。

回顧一百年來,世界已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戰,那麼人類將被核武器掃出地
球,世界再回到黑暗之中。這也是為甚麼人類極力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發生,亨廷頓也不例外。但他卻從政治的亂世中看到危機重重,而且威脅著西方文明的進程。

例如,他用歷史事件和數字來提醒世人:(1)1980年的兩伊戰爭(即伊朗和伊拉克,俱是回教國家),造成50萬人喪生,數以萬計的人受傷,(2)與此同時,又發生蘇聯進兵阿富汗,10年的戰亂(回教國家與共產國家之戰),最終阿富汗人取得勝利是得力於美國的科技,沙地阿拉伯及美國的經濟援助及巴基斯坦提供訓練戰士和大後方之便,(3)1990年,又發生伊拉克併吞科威科之戰(兩個都是回教國家),美國及盟國插足其中,才把侵略者擊退,(4)90年代,穆斯林與非穆斯林在波斯尼亞、科索沃、馬其頓、車臣、阿塞拜疆、塔吉斯坦、克什米亞、印度、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中東、蘇丹及尼日利亞發生暴力衝突事件。來自阿富汗的聖戰份子捲入了這個衝突,也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回教極端組織介入其中。

在90年代中期的種族衝突,約半數涉及回教與回教之爭或回教與非回教之爭。從1983年到 2000年的16宗國際恐怖行動中,有11宗或可能12宗是涉及回教極端份子。7個被美國劃為支持國際恐怖主義的國家中,回教國家佔了5個。從1980年到1995年,美國捲進回教國家17宗軍事行動。根據國際戰略研究機構提供的數字顯示,公元2000年發生32宗武裝衝突,超過三分之二與穆斯林有關。

因此亨廷頓說:911事件的“新戰事”不是新的事件,而是過去發生的暴力事件的持續和升級有以致之。較早時發生的恐怖事件與911比較起來,傷亡是有限的。自從1993年開始,對美國人和與美國有關的設施的攻擊,已被認為源自於奧沙馬賓拉登。911事件揭示了奧沙馬的國際恐怖主義網絡可能遍佈40個國家,擁有專才和技術,並有資源可在同一時間策劃行動。這也同時宣告穆斯林戰爭時代已來到美國本土。

亨廷頓把這些個衝突和戰爭歸之為回教復興運動的湧現,以面對現代化和全球化的戰爭。但之中衍生了極為少數的極端份子。這些人對非回教國展開恐怖主義及游擊隊戰爭。他們仇視、妒忌和不滿西方的財富、勢力和文化。一部份因素是西方帝國主義於20世紀統治了穆斯林的世界;另一部份是導因於西方的政策,包括美國在1991年採取軍事行動對付伊拉克,並持續支持以色列。

至為重要的一點是,亨廷頓認為與穆斯林有關的衝突已化整為零。它能否導致西方與回教文明的衝突和可能的其他文明的衝突嗎?這顯然是奧沙馬賓拉登的目的。他向美國發動聖戰,鼓勵殺死美國人,企圖發動穆斯林在各地開展聖戰。但他沒有成功,一方面回教世界有分裂;另一方面美國已向恐怖主義宣戰,主要目標對準奧沙馬的恐怖組織“基地” 。其他國家的政府則應付它們國內的恐怖份子。

正因為這樣,亨廷頓的結論指出,普遍的文明衝突已存在,而美國的反擊也是出自文明線上的考慮。西方國家因此團結一致。回教世界則普通上反對美國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

“911事件促成西方團結起來,但美國的反擊行動拉得越長,又會促成回教世界的團結。” 這是亨廷頓給予世界和美國的一個忠告!
(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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