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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3.6.05

胡家天下客家兵

我又回到70年代的往事,從我轉入《星檳日報》當編輯說起。早前我說過,我和《星檳日報》結緣是始于60年代在高中時投文藝稿件。感謝《星檳日報》副刊編輯的提拔,鼓勵我寫出更多的文藝作品。


《星檳日報》創刊于1939年元旦日(1月1日)。這個日子蠻好記。也就是《星洲日報》在新加坡創刊10年后的事。凡是屬于《星》字頭的,概屬胡文虎(萬金油大王)的報業系統。在這之前,據我所知,已有香港的《星島日報》及泰國的《星暹日報》等等,而既然是在檳城創刊,自然稱為《星檳日報》了。


《星檳日報》創刊年代正好是抗日戰爭進入膠著的年代,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支持自然不遺餘力,也強有力的發揮《僑民》的角色,成為中國在海外的一支“文化戰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剛被聘來《星洲日報》的中國著名文學家郁達夫也兼任《星檳日報》文藝版雙周刊的主編。人在星加坡遙控《星檳》的文藝版,對提高《星檳》的名氣頗具作用。


我翻過《星檳日報》創刊時的舊存報,內頭確實有郁達夫的文章和他的編版風格,當然他在那年初來乍到,在檳城與當地文人聚會時也說了一些過頭的話,而引致一場“大筆戰”。這場筆戰后來查知來頭不小,原來是當年馬共一支筆黃耶魯(也就是后來的黃望青)與他展開一場論戰,說他輕視當地的文人,而有自視甚高的對“南洋文藝”誇誇其談而未切入正題。其中較明顯地郁達夫以較大的口氣要本地人多讀書,多創作,才能產生偉大的作家。對于魯迅(1936年逝世)的討論也不合時,似乎影射當地人尚未達此水平來議論魯迅的文章。


這場論戰后來由其他人和氣收場,但也給了郁達夫一個下馬威:本地文人也有一定的水平,不是好惹或好輕視的。


1940年,《星檳日報》為展示其魅力,出版了《創刊一週年特刊》,我早年通過友人從美國哈佛圖書館弄來一本複印本,內容盡是國民政府大人物的題字和獻詞,也有盡是表達抗日的文章,立場全倒向蔣介石。郁達夫也在特刊中針對文藝的提倡提出了諸多意見。


1942年日本南侵,創刊不及4年的《星檳日報》就頓然變成日本漢奸主持的《彼南日報》。在3年8個月的慘痛與鐵蹄踐踏的歲月中,馬來亞人民苦不堪言。《星檳日報》與其他報章全部陷入停刊狀態。文人跑得跑、躲得躲,被監禁與殺害的也大有其人。在檳城方面,鍾靈中學的師生犧牲尤為壯烈。


1945年日蝗軍戰敗投降,8月15日過后,馬來亞又告光復。這個時候交織著馬共與捲土重來的英軍事政府的鬥爭,而華文日報又如雨后春筍紛紛復刊,也多了許多新的報刊。《星檳日報》也沒有例外復刊。


雖然華文報刊呈現蓬勃現象,但在檳城也明顯地分成左右派,有支持國民黨蔣介石的日報(如光華日報),也有支持中共及傾向當地馬共的日報(如現代日報),而《星檳日報》中間偏些右的政策似乎兩面不討好,到了1950年時,呈現赤字連連。胡文虎有感于此,準備把《星檳日報》收檔。站在生意人的立場,報辦年年虧損是不辦也吧!


這個時候,冒出一位胡氏家族的胡榆芳,他以“自己人”的身份向胡文虎陳情,讓他用一個短時期對《星檳》進行全面的改組,看看是否能起死回生。


結果胡文虎以對檳城情有獨鐘的情感,允應讓胡榆芳博一博。于是胡榆芳從一名文員轉身一變成為“行將下沉”的《星檳日報》的經理。


他的政策是精兵簡政,削減員工薪水和節約開支。員工人為了支持《星檳日報》的生存,義不容辭地與胡榆芳一道苦拼死撐,矢言要使這個報社“咸魚翻生”。


必須帶出的是,在1948年緊急狀態時,走左派路線的《現代日報》(1938年創刊)已被英軍事政府關閉。其中主要的靈魂人物洪絲絲在較早前已轉移到新加坡的《南僑日報》主持大局。這就是說,1948年后,檳城已缺乏一份被左派認可的華文日報,因為《光華日報》其時仍緊走國民黨路線。


因此胡榆芳的改革《星檳日報》有一個隙縫是這份報紙得以生存的必要條件,那就是謹慎而又逐漸走“中間偏左”的路線,以填補《現代日報》留下的真空。


這一改革果然有其效果,《星檳日報》慢慢地轉危為安,也擺脫經濟困境。不過《星檳日報》還是不能走得太遠,其一是胡文虎仍然支持國民黨政府,其二是英軍事政府不會讓《星檳日報》取代《現代日報》的立場。


于是《星檳日報》巧妙地走向中間偏一點點左的路線,刊登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喜聞樂見”的新聞和副刊。只要不碰觸法律,只要可以生存不再貼錢,胡文虎自然任由《星檳日報》繼續生存和發展。


胡榆芳的時來運轉,造就了他后來成為報壇的成名人士,但《星檳》也因為有了他的“大膽改革”才打勝了翻身仗,否則沒有下半段的《星檳日報》的故事。


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星檳日報》也崛起成為當地的兩大華文日報之一。胡榆芳更名正言順成為星系報業在馬來亞的代言人之一。


隨著50年代中期胡文虎的逝世,崛起的是他的第二代的繼承人,胡清才(文豹公子)出任董事主席,而胡蛟(文虎公子)則出任社長。在《星洲日報》與《星檳日報》不分的年代,兩大華文報展現出胡氏家族在華文報壇的至高地位。


“胡氏家族”是我們在進入“星系報業”服務時即“耳熟能詳”的特殊名詞,這里帶出了一句在當時流行,卻是有其客觀性的名句:“胡家天下客家兵”。意思是說,星洲也好,星檳也好,都是打著這個旗號在華社顯露風采。


當然這只是一般的私下不登大雅之堂的說法,因為在胡文虎的眼中,經理或大權可掌握在胡氏姓人的手里,但編務則交給有文化人素質的人來管理。戰后《星檳日報》的總編輯林姍姍,就不是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早年投入新文化運動,也是馬華新文學的一員主將。他曾在“光華日報”,“現代日報”服務過。有愛國之心,也有正義感,立場可以中間偏左。另外一位主筆黃蔭文也不是客家人,而是來自中國國民黨政府教育廳的人,他主持筆政,立論雖然傾右,但也不全然一面倒。


不過,在中下級的員工中,我們真的不難發現“拿皇旗”的胡姓員工,地位雖不高,因有“皇氣”罩住,你要多說也沒用,即使是雜工,若是姓胡的,也可不聽使令。我印象中有兩位姓胡的只聽胡榆芳說的,不聽別人說的,一位是姓胡名叫亞衛的雜工,另一位是攝記胡訓再。


客家兵在《星檳日報》內也大有其人。我就是其中一位。這種對鄉親和族群的“照顧”,可以從早期的星系報業中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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