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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7.11.05

悼文学巨匠巴金

见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变化的文学巨匠巴金终于在2005年10月17日走完他多姿多采又多灾多难的一生。他一生不是共产党员,鲁迅也不是。但他并没有鲁迅的激情与改革社会之心切,因此他不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巨人”,也因此无法在中国的社会如同鲁迅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巴金的成就是在小说创作方面。
1904年出生的巴金,年青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也曾与毛泽东有数次交往。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接见一批作家,巴金也在其中。毛泽东曾对巴金说:“我从前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不过后来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的理论用在中国的革命,最终在1949年取得成功,从此中国文学走向毛泽东开创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换句话说,政治第一,艺术第二。這一条“金科玉律”深深地烙在中国的大地,直到1976年“文革”之后才告结束。
巴金的际遇与毛泽东完全不同,前者并不热衷政治活动,也没有鲁迅的豪情壮语。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22岁那年到法国留学。不久即发生1927年国共分裂的悲剧,使他对祖国的灾难产生一种反抗的心情,于是他写了第一部小说《灭亡》。他自己说,在法国什么也学不成,就是学会写小说。
对于马新人民熟悉的巴金是他在回国后,于1929年到1937年创作出令人荡气回肠的长篇小说《家》。而后又发表《春》和《秋》,结成“激流三部曲”。就是这代表作奠定他的文学的地位。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封建社会的鞭挞和嘲弄,使许许多多的年青人为之倾倒。
这部《家》后来也搬上舞台和拍成电影,成了巴金最辉煌的代表作。因此在解放后,他一度得到重视,参加文联先后成为文联副主席和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更在1952年到韩战体验生活,写的第一篇通讯是“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把这位大将军夸耀一番。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巴金也发表过党对文艺管得太严的文章,随后他作了检讨。
1958年“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政策结束后,巴金的作品已开始受到批评,但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因此得以保住其在文联的地位,倒是1959年彭德怀被打倒和批判后,巴金的那篇旧作而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挥之不去。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6年)巴金尚未受到清算,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协会常设局的会议上,巴金仍以中共作家代表团的名义参加,但这是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因为到了1967年,上海已成了红卫兵造反的天下,住在上海的巴金也受到冲击,被当成“牛鬼蛇神”进行严厉的批判,连同他的妻子萧珊也被揪斗,并在1972年含冤逝世。
巴金在“文革”后执笔(1979年)怀念他的妻子萧珊的文章就流出深厚的情感:“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送进《牛棚》,掛上《牛鬼》的小牌子,还打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倘使她不是“黑老K”(文革时對巴金的侮辱稱号)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巴金又一段这么回忆:“在我靠边的几年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一个64岁老人),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她当场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被关在马桶间里。”
巴金说,那些日子,他不時被揪出“示众”,任何人都可以骂他,教训他和指挥他。
工人作家胡万春在姚文元指示下,指责巴金的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因此被判定为“反革命份子”。
经过文革的磨难和文人的死伤无数,巴金愤而在后期疾呼要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让后来的人深记这惨无人道的大悲剧,并希望“文革”永远不要再重演。他的这一呼吁结果有出版了上下册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畫冊,但真正的博物馆尚未建立起来。也許對中国有其敏感的部份,也許有其未能彻底批判的部份。无论如何,巴金的遗愿是希望善良的中国人经“文革”一劫后,永远不要再重蹈覆彻。
巴金走了,他带走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浩劫。雖然他后来有了社会主义的激情,也曾想为毛泽东时代贡献力量,但他“赶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他缺少了“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豪情,终于被认为其文学停留在五十年代之前的生活风貌。無論如何这些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人,也不影响他在文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被誉为是一代“文学巨匠”,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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