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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7.1.06

姚文元与四人帮

四十岁以下的人可能不知道姚文元是谁?因为当他们懂事时,姚文元已不再呼风唤雨,而是被隔绝在监牢内。究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中国人(大部份)对他恨之入骨?而他一介书生又凭什么本事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最终落个千古罪名?直到他在2005年12月23日逝世,人们才想起这个人。

原来他是中国人“咬牙切齿”的四人帮之一。所谓四人帮系指江青(1991年逝世)、张春桥(2005年逝世)、王洪文(1992年逝世)及姚文元(2005)。随着后者的离世,“四人帮”也就全部走进历史。30年来,历史并没有给予他们任何机会,因为他们欠下中国人民罄竹难书的血债。而今天的中国已是另外一个面貌,早已把“四人帮”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

提起“四人帮”,自然令人想起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不仅把中国搞得天翻地覆,而且让人不寒而栗,几乎不可思议的是一枝笔可以置人于死地;一枝笔可以横扫中华大地,叫山河变色,人性泯灭。而姚文元就是其中一人。

于1931年出生于上海的姚文元其父姚蓬子是30年代“左联”(左翼作家联盟,以鲁迅为首)的执委兼总务部长。1933年被捕后叛变投靠国民党,留下污名。而姚文元是在1948年解放前加入共产党,从1949年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写文章。所谓摇笔杆子起家的,姚文元是“典型的一位”,而且显露了“最是投机读书人”的本色。

例如,在1955年未整胡风前,姚文元对胡风是敬佩有加的。当毛泽东发起批判胡风(与鲁迅关系友好,解放前在国统区搞文学活动,解放后写一首诗大赞毛泽东,但因文艺理论不符毛泽东思想,被严加批判且投入监狱,罪名是“搞地下反革命集团”。他留下著名的卅万言书。)时,他笔锋一转,也大批恩师。又如在60年代初期,当邓拓(前人民日报社长)写《燕山夜话》专栏并出版成书时,姚文元至为羡慕,大赞为“北国之花”,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像邓拓那样成为“名满天下”的文人作家。但当文化大革命掀起后,毛泽东下令批判邓拓、吴唅及廖沫沙的《三家村》专栏为“黑店”时,姚文元就一马当先狠批这三个人。一前一后,判若两人。

最令人不齿的是在江青的授意下,姚文元当起“文化屠手”,在1956年底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把作者吴唅评为资产阶级的文人,而且含沙影射地为彭德怀翻案。当时吴唅也是北京副市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彭德怀原为红军统帅之一,解放后出任国防部长。1959年的庐山会议因反对“大跃进”被毛泽东扳倒,从此投闲置散,要求复出工作不果。

姚文元一文出街后,经毛泽东拍板,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吴唅与拓及廖沫沙也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前两人死于文革期间,后一人则投入监狱侥幸在文革后获平反。

虽然他们的不幸非姚文元直接下手,但却是因为姚文元打响了“文化大革命”,从此中国陷入一场历时十年的大灾难。

随此之后,文革的“斗批改”也整死整倒无数人,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党第四号人物陶铸、总书记邓小平、北京市长彭真等等。“红卫兵”这个“文革”的怪胎出现了,在“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下,全国陷入无法无天的万马齐暗的局面,夺权恶风席卷全中国。

姚文元就是借助“文革”而窜起,更因此与江青等人结成“四人帮”,把整个中国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而怨声载道,真是“罪不可恕”。

不过,如果姚文元不搞政治,专注文学,他的文笔是流畅的,文采是出众的。单就他的评海瑞罢官的长文来说,倒是一篇出色旳评论文章,读后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反过来,如果他的文章离开政治批判,也就一无可取了,因此他命中注定是吃政治饭的,而且把政治倾入文章中,成为伺机而出的一支笔。

例如他在1959年写了一本《中国文化革命巨人──鲁迅》,竟然“天才”地把鲁迅描绘成共产主义的战士,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人,给鲁迅涂上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他是随毛泽东之后给鲁迅戴上共产党帽子的第二人,可见他懂得抓住领袖内心世界投其所好,难怪会被毛泽东相中,提拔成文革的当红“炸子鸡”,主要是他那支会整人会杀人的笔锋十分锐利。

这种看风驶舵的心态也注定在站错边的时候,会给自己带来悲剧的下场。当1976年10月6日华国锋将“四人锋”一网成擒时,已是姚文元的末日到了。“文革”也划上句号(1981年被判刑20年,1996年出获,软禁在江苏昆山,直到逝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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