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安法令碰撞部落客

当部落客遇上内安令（ISA）时，正如小孩撞正大人被“兴师问罪”而又不知该如何以对？这是时下的一个热门议题：究竟部落客这样的个人行为怎么会触犯ISA法令呢？而ISA法令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但得从ISA谈起。因为部落客未出世前，ISA早已存在，它不是为部落客而设置的。不幸的后来诞生的部落客却成为它的对象之一。引起了许许多多的部落客不明究理。他们因此也发出一道问题：部落客今后该怎么看待ISA？

原来ISA是在1960年由政府在国会提出，全名是INTERNAL SECURITY ACT （内部安全法令），它是用以取代早年英殖民地留下的1948年紧急状态法令。因为马来亚也在这一年结束了紧急状态。
所谓的1948年紧急状态法令是早年英殖民政府为对付马共及其同路人而设的严峻条例。许多的左翼人士在这项条例下被逮捕，也有人被遣送出境。

虽然1960年的内安令与紧急法令有些不同，但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当时的内政部长苏莱曼这样说：“任何反对该宪法修正案的人，可说是拥护共产党，并且就是共产党的思想”（中国报，1960年4月26日）。当然不是反对的人就是共党的同情者。例如，人民进步党主席DR辛尼华沙甘，社阵的林建寿，回教党的韩尼化及马来亚党的陈期岳等人就不支持修宪动议，认为它违反基本人权，箝制言论自由。

由此来看，内安令最初是用来针对左翼运动和马共的活动。但随着时日的转移，内安令也用在反对党的身上，进而异议份子也不例外。以下的几个阶段的演变是值得注意的：

(一)东姑时代（1960-1969年）
在东姑当政时期，左翼份子，尤其是社阵党人遭到最多的逮捕。甚至一度使到劳工党（社阵的伙伴之一）的中委有半数以上是被扣留的。换句话说，左翼运动在内安令下蒙受严重的打击，直到1969年“513”事件后，仍有不少左翼青年被投入扣留营。

不过这个时期也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在1965年时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著名的马来政治领袖，其中包括回教党主席巴哈鲁丁及原农业部长阿都亚兹等人，指他们涉及在海外成立“流亡政府”。

另一个变化是原本并不反对内安令的民主行动党林吉祥也在“513”后被扣捕。自此之后，他就强烈地反对内安令的存在。

这意味着在东姑时期，内安令不仅是对付左翼人士，也用在反对党领袖的身上。与先前声言只用来对付共党人士有了一定的转变，但大前提则指被扣留者“危害国家的安全”，但不被非共人士所接受。

(二)敦拉萨时代（1971-1976）
这个时期内安令比较明显用来对付学生运动。有部份原因是受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例如马大华文学会就被指卷入左翼运动。还有部份原因是受到世界青年运动的影响，起而展开示威游行。例如学运领袖之一的安华就是在1974年被内安令扣留的。

就此而言，它的特征仍然是侧重在对某一个有行动有组织的运动采取较严厉的手段，自然引起非共组织发出异议的声音。

(三)胡先翁时代（1976-1981）
内安法令在1976年突然发难将矛头对向执政党人士，两名在敦拉萨时期被重用的前副部长阿都马日及阿都拉阿未被扣捕；再加上人社党（人民党）主席卡森阿未及前著名报人陈见辛（时已转任马华执行秘书长）和沙未依斯迈（最近才逝世）及行动党议员陈庆佳与陈国杰等人。这里头有“红色疑云”，也有“华教疑云”，但已是针对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一项运动的打压。

(四)马哈迪时代（1981-2003）
马哈迪在位最久，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首相。当他就任时，共党威胁已大为减少，而且有迹象显示马共与马政府的和解不是不可能的事。果然1989年的合艾和平协议证实了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结束长达41年的游击战斗生涯。至此基本上内安令的“任务”已告完成，因为已不存在“马共或亲共”的“活动和威胁”。而个人的思想只要不化成行动，没有组织性，就不被视为一种威胁。

不过，在另一方面，马哈迪在1987年开展的茅草行动又再一次使到内安令成为一条争议性的法令。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了105人，震惊国内外，事件的起因是董教总领导的一场运动，主要是反对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教育者到华小担任高职。气氛是有些紧张，但被捕名单中则是令人侧目的。包括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及林冠英父子、卡巴星、V.大卫、董总顾问沈慕羽和主席林晃升、学者詹德拉慕扎法、柯嘉逊等人。这之中还包括巫统、马华、民政及回教党人士。

这是顺势的大逮捕，因为被捕者有相当部份未参加董教总的抗议运动，而是属于异议份子和知识分子。

马哈迪的断然行动，引起巨大的反弹，政府指责华教运动已超越容忍度，才有如此大规模的措施；然民间和反对党强烈抗议。当时基于执政党过于强大，茅草行动也成为马哈迪当政下的强权政治的标志之一。

另一方面，马哈迪也用内安令对付回教异教徒的澳尔根回教运动，并将此组织解散。

此时的内安令进一步脱离原先制定的目的。因此出人意表之外的是：即使是在1960年制订此法令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大逮捕后也发出废除内安令的声音。他这样说：“政治领袖和社会工作者在内安令下被逮捕，这是不民主的，并且违反宪法原则。内安令是用来扣留共产份子，不是普通人民。”（引自《ISA KESELAMATAN NEGARA，1988》。吊诡的是：马哈迪在1966年当还是后座议员时也认为没有人喜欢内安令，它是违反民主的（引自JJ RAY，当今大马，24-9-08）。

同样的，当今首相阿都拉在1988年时也批评马哈迪引用内安令使异议者失声。（引自JJ RAY，当今大马，24-9-08）。

(五)阿都拉时代（2003- ）
阿都拉在2003年成为首相后，并没有使内安令成为一个争议课题，而是直到最近因动用ISA扣捕三名人士竟引起巨大反弹，实在是始料不及。比起马哈迪来，他显然是比较温和的，但因此次案情之不同和时局的大转变，也促使他马上直接干预。《星洲日报》的记者陈云清也因此在被扣留18小时后获释（13-9-2008）；另一名行动党议员郭素沁则在被扣7天后获得自由（19-9-08）。不仅于此，阿都拉也表明，不想动用内安令捉人。可见，在权衡轻重后，他已认为没有必要将ISA与当下时局挂钩。因为这个时候，反对内安令的大有人在。连执政党的马华和民政也疾呼必须要检讨内安令；反对党直裁了当要求及早废除。民间的反对声以律师公会的特大最为响亮，共700余人齐声要终止内安令。他们也声援“部落客之父”拉惹柏特拉，促请政府即刻释放所有被拘留者。

不过，拉惹柏特拉没有前两位幸运，他在9月23日被送往甘文丁拘留营继续扣留。政府的捉3放2似乎是告诫部落客，不要“滥用自由”。

不论政府出自何种理由继续扣留拉惹柏特拉，它的行动已导致成千上万的部落客在发问：纲络的通讯是否抵触了ISA？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要分开两方面来看。其一电脑的革命是近10年才突显它的奇特功能。过去我们只能依赖电视、电台和平面媒体提供新闻和讯息，而这些传媒都是受到一定的控制与过滤，并不能满足于每一个人。

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任何要表达自身的言论的途径或是出单行本，这不必先申请准证，而是出版后若有问题，政府有权禁止或针对文字提控。可是出书是要资金的，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当互联网尤其是部落客大行其道时，人们可以不必花什么费用就可将言论、图片。和影像公诸于世。不仅个人满足，而且可以将自己的思想释放出来与其它人分享。

其二，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自设部落格，用写日记的方式发表文章或图片乃至活动录影，但由于人数之多，不是人人都上网浏览的，这就涉及个人的名气。例如马哈迪、安华及林吉祥的部落格就十分火红，因为他们是名人。不过还有一个火红的名字就是拉惹柏特拉的MALAYSIA TODAY网站。他不仅及时针对时弊作出批评，也爱爆料，成为其它网站转用的热门文章。

抑有进者，他因为有特殊的背景，也成了记者追踪采访的对象。正因为拉惹柏特拉懂得宣传和提供火爆新闻，他的知名度已不亚于其它政要名人了。

他是一名最成功的非政要而出名的部落客，被形容为“部落客之父”。不必通过电视，也不必通过报纸，他使部落格发挥无比的威力，令人不得不惊讶它的影响力。

较部落格早些出道的互联网和各类网站，也正方兴未艾地挤入媒体世界。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互联网何时能取代平面媒体，但我们却看到科技革命带来的迅速变化。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预见互联网及部落格会越来越普及，自己做记者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多到难计其数。

固然我们同意部落格的文字与图片要自我控制与克制，但它应该比传统的媒体有更大的自由空间。只要不涉及敏感，诽谤或恶意破坏，它是被允许通行的，其实要禁也禁不来。就如黄志明的“国歌”事件被炒红也是因势利导，不是什么惊世之作。只要当成一种搞笑的玩意儿看待，也就无需过于敏感反应。

无论如何，内安令今天用来对付部落客显得跟不上时代，也会应付不暇。在尚有其它法令用来对付出格的言论，大可不必像过去般将大帽子扣下来。也许经过部落客碰撞后，大家有需要思考一个人的言行在没有组织和行动下，它是不是自由的？

（原载于2008年10月06日《号外周报》 第39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