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的照片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5.6.10

谁应给大人物立碑? (天下纵横)

究竟谁才有资格上“名人榜”,谁才是国家级的难得人才,必须在他身后为他树碑立传?这都是没有一个标准的。不过巫统历届主席都会得到适当的历史地位,因为他们除了是党主席外,也是国家的首相,即使未曾当首相的拿督翁也得到应有的地位。虽然他曾脱离巫统,但在他死后(1962年)的1971年,他被巫统迎回,且被尊称为党的创党人,身份与地位依然十分特殊。

马华公会作为国阵内的第二大政党,也有对历届的总会长给予一定的排位。虽然没有对每个人立言立功,但也总算有个交待,这在党庆的特刊中已有所显露。

但是马华对有争议性的领袖是保持“宁缺不提”的态度。比如在1958-1959年出任马华总会长的林苍祐就被“抹掉“他在马华的地位。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马华总会长相片的排列中,总是少了一个人,直到2005年,时任总会长的黄家定才把他“请”回马华。当然这只是形式上的照片悬挂,承认他曾是马华领袖,不具有特殊的意义。

就此而言,这对林苍祐有什么意义?肯定是有一些,但不全然。因为马华的党史或特刊中,直到今天都没有林苍祐的专辑,不像陈祯禄那样,具有重复又重复其历史地位的文章。

这就是说,马华公会只能突出陈祯禄的历史来激励马华上下党员,也因为陈祯禄有了这样的标榜,他的文物馆也在政府的负责下行将成立起来。至于马华是否要为其党领袖个别设立“文物馆”,那是马华的权力。

由于马华没有为党领袖个别立传的传统,也没有为党领袖成立文物馆(或室)的想法,也就无从看到其他领袖在党所内留下“辉煌的一页”。

正因为几十年过去了,李孝式(1901-1988)的后人在他逝世22年后才将其遗物(一大批的历史文件和书扎等)移交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大概是希望有人研究和整理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史料。

虽然有华团对李式家族有微言,且感叹国家文献外流,但我们也要问回自己:如果不外送,本国有哪个机构愿意收藏和整理?还是将它封尘在储藏室?

老实说,以我国目前的情况,对于历史人物或大人物的纪念方式都是低调的。远的不说,我只举两个例子,其一是政坛元老林苍祐。他一生在政治上打滚多年,也曾是国家重量级领袖,其政党记录更是多姿多彩。如今已进入古稀之年(91岁),可惜的是他没有得到适当的历史定位。身为槟州首席部长(在位21年),槟州政府未有为他设立一个文物馆。

此外,身为民政党的发起人之一和后来的党主席,林苍祐在民政党的大厦内也没有一个为他而设的“文物馆”。如果说连民政还没有做到,那么指望其他人来完成这样的使命也确实十分困难的。

在这里,不妨透露一个消息,林苍祐在新加坡得到的重视是对他历史地位的肯定。在1995年成立的新加坡华裔馆(设在前南洋大学图书馆)是由黄祖耀担任主席,主要的赞助人是李嘉诚,而林苍祐是唯一受邀成为董事局成员的马来西亚人。

我也曾被林苍祐告知,华裔馆有他的一套口述历史,但要在以后才能公诸于世。由此可见,新加坡早已作了历史整理。但槟州政府和民政党将会为林苍祐做什么,我们尚待厘清楚。

其二,首任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在任时(1957-1969)虽然政绩平平,但也算是一代开“州”功臣。在他死后其儿子在槟城一店屋内为其父亲王保尼(1911-2002)设立“王保尼纪念馆”。起先构思很大,想请林苍祐开幕,后又想请黄家定开幕,结果是开幕不成。

我看过所谓的“纪念馆”,既小又简单,看不出王保尼究竟有什么大贡献,多是曾在报上看过的一些旧照片。这样的纪念馆太“寒酸”了,因为其儿子“有心无力”,结果未能给王保尼留下重要历史痕迹,真是遗憾。不知道槟州政府有意“领养”这历史工程吗?

由于我们的历史人物受到不同层次的对待,也难怪李孝式家人要把历史文物外移,说不定新加坡会有重要的发现呢?

刊登于2010年6月14日《号外周报》第483期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