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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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4.2.14

新闻自由指数再跌 (天下纵横)



原本以为马来西亚在2011年废除“内安法令”及“出版法令”后,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指数会下降,转向与西方国家看齐。不幸的是,在此之后,马来西亚的新闻自由指数并未好转,反而一跌再跌,例如在去年(2013年)排名第145位,而今年(2014年)更跌至147位。
这是无疆界记者所编汇的年度报告中所显示的指数。在180个国家中,马来西亚竟然排名在147,让人感到不自在和错愕。为什么马来西亚的排名会比以下的国家落后:汶莱(117)、泰国(130)、印尼(132)、柬埔寨(144)及缅甸(145)?这是值得关注的指数。当政者也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确保新闻自由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程度的温度表。
就我记忆中所知,当我在60年代踏足报界时,新闻自由的尺码有多宽和多窄是靠自身摸索和感受出来的,一向以来马来西亚有两座山压在报界的身上。其一是出版法令;其二是印刷法令。这不是马来亚独立时(1957年)才有的,而是在英国人统治马来西亚时就存在着的。较贴切地说,英殖民政府是在1920年便对华人的文化教育活动给予限制,因此有了学校注册法令及登记出版法令的存在,用以控制华人通过教育和文化散播反英思想和认同中国的政治潮流。
于是我们看到在英殖民时代;尤其是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就有多份华文报被查封,多名报人被解递出境;更有华校也受到对付。
当时因为英校及英文报是英殖民政府或其代理人或教会所办,几乎100%支持英国,也就被鼓励不断地发展。
因为华文报与英文报的不同命运,在马来亚独立后就没有多少份华文报诞生。比较让人记得起的是1965年创刊的“新明日报”,其余的华文日报,如南洋、星州、星槟、建国及中国报都是在独立前就存在着的。
后来出现了“通报”,再下来就是新明日报。而我们今日所见的“光明日报”是在1986年星槟关闭后的产物;另一份是在2009年面世的东方日报。由此可见,独立后在西马少有华文报出现,但三日刊(如新生活报)及周刊和杂志则比较常见。
尽管新闻自由没有全面被否定,但身为新闻从业员的我们则要战战兢兢面对压力和挑战,特别要注意对政治新闻的报导。为了避免被指向着反对党,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就在华文报界中出现了。以73的比例来处理政治新闻,即执政党70%,反对党30%,还有对报导共产国家及马共的新闻也要格外地谨慎。
但是随着马来西亚进入千禧年后,我们又发现报界的有形限制慢慢地被放宽了,因此反对党的新闻也多了起来。
由于这样,华文报享受了一定的新闻自由。但在出版法令下(KDN),每年都得更新执照,也就成为一条绳子套在脖子上,不被国际组织认可也视为是对新闻自由的限制。
由于“出版法令”对新闻自由造成极大的影响和“内安法令”对个人自由有诸多权威,也就让人觉得马来西亚的民主政治有待改进。即使有了严峻的法令,也不能阻止民心思变,才有了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的冲击。
因此当纳吉一上台后(2009年),他就刻意地做出大动作,以废除内安令、出版法令来缓解马来西亚对言论与新闻自由的限制。
可是在欢庆之余,我们又发现马来西亚报业其实也还有法令束缚。就拿出版法令来说,即使被废除,政府也还有权力将之查封,再加上这些年来,极端言论的出现和带有种族情绪的言论冲击了马来西亚的报界,也难免引起其他言论的非议,如此的不健康和非建设性的通过报章渲染,都是不可取的。
因为负面的言论出现,言论限制也就在自律之中了,使到马来西亚要迈向先进国也面对了阻力。
为了不让马来西亚成为新闻自由的“耻辱”,我们还得对症下药。在去除负面言论的同时,也鼓励正面的批评言论,创造一个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年代。虽然新闻自由不是全面性的,但对新闻言论给予宽大的广阔空间,让民主更正常地成长,发扬批判精神也是扭转劣势的有效方法。

刊登于2014年2月24日《号外周报》第67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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