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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7.1.21

马来由与马来人的“新解”?

马来人至上或马来人主权是在战后出现的思潮,主要源自于英国殖民政府在19463月正式提出新的宪制,称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并准备执行。但在同年5月,在拿督翁领导下,号召41个马来团体在吉隆坡举行马来人大集会,共同反对“马来亚联邦”宪制。因为这是由英国单方面制定的宪制,没有提及苏丹的地位和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同时也对公民权全面开放。

当日大会决定成立一个马来政党,取名为“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1946年)。自此之后,英国放弃实施“马来亚联邦”的计划,转与巫统商议另立新的宪制。

1947年新的草案《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公布时,马来人至上的观念不但浮上台面,而且也在政党推动下形成马来人必须要保卫和坚持的信念。

自从1950年英政府查封马来国民党(1945年成立)后,其主席布哈鲁丁即被扣捕,而巫统顺势取代其地位和后来的一系列政治改革运动期间都牢牢地控制政权,因为马来人至上的观念是以巫统为核心。虽然创党人拿督翁离开巫统另立独立党(1951年)、农长阿都亚兹另立国民议会党,倾向印尼苏卡诺总统(1963年)、东姑拉沙里另立46精神党,与马哈迪对抗(1990年);而安华也建立其公正党向马哈迪叫阵(1999年)及马哈迪在2016年组建土著团结党,与纳吉领导的巫统正面交锋。这之中除了拿督翁和安华主张多元政治和人民主权外,其他的党领袖一旦离开巫统后依然高举马来人至上的旗帜。他们不但组建了种族政党,也朝马来人大团结方向迈进。

即便拿督翁、阿都亚兹和安华有开明的思想,但在关键时刻还是相信巫统一直存在着潜在的影响力。安华更是从2008年起就相信巫统内部力量仍是他的后盾。

至于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在1996年吃回头草更是反映出他的种族思想并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提出与马来人至上相左的矛盾建议而混淆视听,实在叫人摸不着头脑。

他重申唯有巫统掌权马来人才安全,否则国家也不会和平,因此巫统不能屈服于土著团结党。

此外,姑里在对巫统表达忠诚外,也发表一篇让政界震惊的言论。他建议恢复布哈鲁丁早年的构思:给每个人(不分种族)发出“马来人公民权”。这构思在过去曾遭受恶评,但姑里希望各造能考虑这一方案。

有关这个建议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在巫统与英方尚未公布新宪政前,左翼阵营内有人提出政府发出统一的公民权,既然我们是马来亚国家的人民就称“马来由”民族(Melayu)吧!只要人民享有同等的权利,称为“马来由”民族又何妨?反正只是个称呼而已。这是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余柱业也是马共的代表对“马来由”的字眼所作的诠释。他说,好不好听是不要紧的,重要的是国家政治良好,公民能享有一切权利(按:“马来亚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Party)是一个政党组织,成立于194512月,立场左倾,有马共代表在组织内。先后担任这个政党的秘书长的有林建才及余柱业。但这个组织在1948年自动解散)。

马来亚民主同盟曾在1947年加入由陈祯禄领导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ACMJA)在19471020日参与领导大罢市,抗议英国与巫统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马来亚联邦宪政。其中主要的改变是:加上申请公民权的条款,除了槟城和马六甲居民可自动成为公民外,其他各州的华人都要申请公民权。

各州苏丹恢复管理回教事务,而马来人也享有特别地位。为避免混淆,协定中对马来人的定义作出解释:①信奉回教;②操马来语及③保留马来传统生活。由于马来人具有特别地位,自此之后,所有的马来人都成了被关怀和年被照顾的族群。

与此同时,人民联合行动委员会(AMCJA)及以布哈鲁丁为首的马来人民联合阵线(PUTERA)也共同提呈“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

人民宪章建议所有马来亚人概称为“马来由”(Melayu是马来文,英文则称为Malayan)。这是民间坚持的一个称号,即大家都称“马来由”民族,发出的公民权也叫“马来由”公民权。可惜不被英方接受。就这样,在19482月,英方强行实施“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接着在6月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这样一来,布哈鲁丁及布斯达曼提出的马来由民族也就无疾而终。

至于东姑拉沙里提出的布哈鲁丁又是谁?我们需要解释一下:

布哈鲁丁(1911-1969)是一名顺势疗法医师,早年在苏门答腊受教育。1928年赴印度阿利加大学(Aligarh University)攻读自然疗法,也学习哲学。

1928-1937年,他在印度参加反殖运动,个人也曾接触巴基斯坦之父真纳。后来转赴巴勒斯坦介入反英斗争而被捕。

1937年返马后,又因介入马来青年运动(KMM)的反英活动又被捕。

1945818日,在日本几近投降前夕,布哈鲁丁在印尼结识了苏卡诺和哈达(后来成为印尼正副总统)。布哈鲁丁也在那个时候与苏卡诺签署以在将来成立大印尼共和国,马来亚被列在其中,但计划胎死腹中。

1945年初,他加入了马来国民党(MNP),不久后成为主席。

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英国查封,被指涉及共党活动。布哈鲁丁再被捕入狱。

1955年,布哈鲁丁与布斯达曼共同组织左翼的人民党。翌年他被邀加入领导伊斯兰党,从此这个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政党被布哈鲁丁注入政治血液。除了服膺于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民族主义、回教主义及社会主义三结合)外,他也带领伊党与左翼的社阵合作。

1965年,布哈鲁丁再次被捕。这一回被指控他要在巴勒斯坦成立流亡政府,。1966年被释放后,已不再过问政治。1969年病逝。

虽然布哈鲁丁用“马来由”与东姑拉沙里的“马来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在种族政治仍分清界限下,其他民族要转化思想相适应还得一个长过程;而马来人是否接受这样的变动也还是一个大问题。

 刊登于2021年1月7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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