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遗是生蛋的母鸡

 近日有一则新闻传开，说是为庆祝乔治市入遗16周年，而主办单位有播放介绍短片，但却引发马来社会的不满。回教大学的学者阿末慕拉指庆典当局犯上了种族上的偏见，漠视马来文化。他形容这是对马来文化及记忆的极大压制。与此同时，前马来商会会长阿都拉曼迈丁要求主办当局给予道歉。

有关新闻字眼出现在专栏作家玛丽亚莫达的文章中。她在文章中有说出有人对马来人理解感到混淆；尤其是在槟城有较多的印裔回教徒，他们常被指为马来人，但有时又似乎是印裔人。因此她说，不少的印裔回教徒面对种族身份的争议，他们是马来人或印度人？

正因为这样，庆祝入遗的主办当局可能认为印裔回教徒即是马来人，也就在介绍短片中将他们归为马来人。

有关此事也引发首席部长曹观友的关注。

据知有关方面要将“庆典委员会”下架，只是后来各方停止争议，似乎没有下文。

我们不否认庆祝入遗是件大事，也不可以忽视马来民族及马来文化。如果有这方面的失衡，则应加以补正。

不过令人诧异的是，作者质问阿末慕拉既然说自2010年以来，马来文化已被排斥在外，为何他当时不指出？等到十多年后才有此一说？对此，在我们未进一步了解真相之前，暂不作进一步的评论。

但对于槟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一事，我们有必要再加以解释，以让民众了解马来西亚在申遗时是顾及各方面的历史事实，而不带有任何种族上的偏见。

故事要从1969年林苍祐上台执政后说起。

在1970年时，林苍祐提出他的其中一项大计划，那就是宣布将对乔治市进行重建，以让这个古老的市区被翻新而焕然一新。

当时联合国尚未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1972年才设立此组织）。

林苍祐公开向各界表达他的大蓝图，在乔治市的中心地带将建65层楼高的大厦（光大），而后市区内的一些旧屋将会翻新改造。按照他的意思，槟城的中心地带仍在乔治市，没有改变，光大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地标。

为证实他的规划是正确的，他用圆规画出一个大圆圈，中间是光大。也就是说，将来不论是槟岛社区的发展或是威省任何地区的发展，都在这个圆圈之内。

正由于大蓝图已批准，且林苍祐已成立“槟州发展机构”（Penang Development Corporation），负责推动光大的兴建。有关计划也就牵动市中心地带的旧屋改造，不幸引发市民向林苍祐提出抗议（林苍祐认为是一些马华人在背后挑起民间情绪），结果反促成林苍祐与巫统更进一步的合作。也因此马华和民政党成了长期斗争的死对头。

除了推动乔治市改造面对挑战和阻力外，林苍祐的另一个头痛问题是怎样挽救沉沦的槟岛自由港不会再进一步沦为渔村（陈修信语）。

林苍祐说：“在1970年时，槟州的失业率十分严重，占劳动总人口的16%；加上每年有8000个毕业生加入就业队伍，以致政府第一步是邀请外资来槟城投资，后来电子工业成了先导，带动工业的发展。直到今天槟州已被形容为东方的硅谷。”

在工商业上取得长足的进展时，槟州政府却对乔治市的改造面对棘手的问题：

其变化是这样的：在马来西亚于1988年加入世遗组织成为会员后，它在那一年选择现成的“自然遗产”—即砂拉越的穆鲁国家公园（Gunu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国家公园（Kinabalu Park）成功地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

来到1991年时，联合国教科文机构选择在槟城开会（这之中有两大变化，其一是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后大兴土木，打造成现代化城市，也就没有保留古迹遗产，同时也无法向联合国申请入遗。其二是林苍祐刚在1990年的大选失去州议员资格，也因之失去首长职，让位于许子根接班）。这样一来，在马来西亚及槟城没有充分准备下，也就没有特别的遗产可向联合国提出申请；反倒是联合国官员注意到槟城仍保留许多超过百年的建筑物和名胜古迹，也就被鼓励保留下来。

当这一政策被重视时，人们发现到光大的兴建是一个败笔，因为它破坏了城市古迹之美，也显得一擎柱天，与古建筑物不相称。好在它只占地0.11平方公里，对古迹的冲击不大。

到了1995年时，槟岛市政局出台了“古迹保留指南”，以使乔治市有机会申遗。

在1998年时，槟城又再一次成为联合国教科文机构开会的地点，专题讨论申遗的条件和工作。这项繁杂的工作使到槟城在2003年时将“文化遗产区”范围缩小，变成只占1.88平方公里，其中0.99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总的来说，只占槟岛总面积的0.6%。

（在1995年时，槟城提出乔治市的4.58平方公里定为文化遗产区，其中1.93平方公里是核心地带，2.65平方公里是缓冲地带，约占乔治市的11%（槟岛市区的总面积是41平方公里））。

在调整下，又是个大变化，那就是中央政府决定把马六甲也带进来，因而顺带成立“文化及文物遗产部门”。在2007年再呈上经修改的图测。

也就在2007年，中央政府以槟甲两地入遗，入遗的标题是“马六甲海峡的古城市—乔治市及马六甲”。

真没想到，在2008年7月7日，乔治市和马六甲入遗成功。自此之后，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马游客就多到数不清了。

也正是光大的让路，不再发展高楼，但过后乔治市又见处处高楼林立，就不知道它会不会有影响未来的地位？

联合国的世界文化遗产需要的是原汁原味的古文化的呈现，而不是钢骨森林的城市。就此而言，槟城发展高楼大厦应适可而止。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我们在旅游业方面的收入源源不断地提高。

如果我们看到今日的光大，会不会感觉到世人要看的不是高楼大厦，而是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化，不然文化遗产的定义就变质了。

发布于2024年7月25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7/25/667849

马华输在政治软弱？

今年是马华公会创党75周年，但它已呈现疲惫的状态。在国会只剩下两名国会议员，在柔甲只剩下6名州议员。虽然在今时今日，马华的领导层不断发奋图强，再加上亲马华的民间团体和个人也都希望马华有所作为，也有机会翻身。但从2008年开始，马华的国州议席不断地下降，参选40个国席和91个州席，结果只有15人中选国会议员及32人中选州议员，成绩差强人意。

在这方面，马华和民政一样，都在槟州选举中一败涂地，而出现由民联主政的州政府。

在2013年的大选，马华又进一步下滑，只剩下7个国席和11个州席，这意味着马华已如同夕阳西下。

来到2018年大选，马华空前惨败，除了魏家祥保住1席外，其余候选人全败北。翌年的丹绒比艾补选，才让马华扳回一局，黄日昇也就与魏家祥结成双打。而在州议会方面，后来通过新的选举，马华终于在柔佛州拿回4席，而在马六甲也拿回两席，且有行政议员之职。

但整体来说，马华自重创后，它又无法在补选中拿回面子和尊严，以致被“僵死”在团结政府中。例如在新古毛补选中，采取消极的不投票政策，结果适得其反，所谓的杯葛行动成为笑柄。

团结政府是个新奇的组织，表面上有19个政党组成，实则是成员中的马华没有内阁成员，国大党也没有代表，沙巴的民兴党同样分不到官职。因此人们也无从理解这个团结政府是怎样组成的？既然都无法腾出官位给成员党，邀它们参加团结政府又有何意义？

正由于在2022年杪的国会大选后，出现悬峙国会，终于演变成希盟的安华当政，而国盟的哈迪阿旺及慕尤丁也只好退居反对党。

我们也搞不清楚，为何马华未能入阁，而又心甘情愿地继续留在团结政府内？同样的，国大党也只有一位国会议员，没有入阁成员。

更让人不解的是，既然巫统不得不加入团结政府，但又不能给马华及国大党官位，那它们加入团结政府又有何意义？

其实早在2008年大选后，马华党内外也有人论及马华是否应留在国阵？结果没有结论。

比较摸不着头脑的是，马华在进退国阵中似乎陷入泥潭，因为留在国阵也得不到好处，只有蔡智勇出任官联公司的董事。但也显示不出马华的重要性。

我们感到比较惊奇的是，在今年初，魏家祥还义正词严地说，如果有成员党背叛国阵（应是指巫统和国大党），那马华将毫不犹豫地退出国阵。

其实这话说了也等于没说，因为巫统是不可能退出团结政府，又何来背叛国阵？反而是巫统强行拉马华与国大党一起（声称代表国阵）而造成尴尬局面。既然巫统还需要马华和国大党陪衬，也就据理力争了。因此魏家祥所说的话也是多余的。

在最近，马华在吉打庆祝75周年党庆时，魏家祥说马华绝不退出国阵，希望能翻身再执政，这才是马华的真正立场？对此，我有以下几个问题想问魏家祥：

1、如果下届大选，行动党不让步，而是坚持在原区上阵，那马华会否制造如林建寿时代的“七人帮”向行动党下战书？

2、如果团结政府无法给马华提供过往的席位，马华又去哪里找出新的席位？

3、马华若一直屈居于下风而没有出头天，魏家祥又如何打翻身仗？

4、没有强烈的迹象显示巫统会退出团结政府，又何来寄望巫统重新与马华结合，重整国阵？

在另一方面，虽然我们也看到巫统开始有一些异议的声音，似乎不赞同保住团结政府的局面，而是让各成员党自由开打，选举过后才来合作，但这种做法等于是破坏团结政府的合作形象，它们在选后又如何重新合作？这是一个奇怪的逻辑，也是一个行不通的歪理。

其实我们观察几场补选后，也得到初步的结论，那就是选民投票的倾向还是存在着种族上的传统；尤其是选民年轻化（过去是21岁才登记成为选民，现在则是18岁自动成为选民）之后，投票的倾向就比较种族化。

假设18岁到40岁的选民倾向国盟，那对巫统、马华和国大党是存在着隐忧，因为年轻的选民会喜欢新的政党，而不是老牌政党。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团结政府中的大党，如公正党、行动党、诚信党、巫统、砂政党联盟及沙团结联盟主张保持原状，那马华就没有戏了。

这样一来，马华无法掌握主动权，即使没有人背叛国阵，马华也无法在国阵内得到好处，还是一样得看脸色行事（在过去，人们指责马华一直看巫统脸色行动，所以才引发华社的怨气和不满，如今魏家祥却倒过来说，只要巫统背叛国阵，马华就会自行上路）。为何不能在这个时候自行策谋未来的道路，不必等巫统的新动作（这就好像回到从前，巫统有动，马华才动；巫统不动，马华就没戏了）。

如果巫统无法顾及国阵成员党的利益，那马华靠着这棵大树有用吗？因此，与其相信魏家祥的说法而处于被动的地位，魏家祥不如向巫统要求对马华给予重视，否则马华在行动党压制下，它是没有空间的。至此，魏家祥不应再顾左右而言它，反而是应该听取民意：华社希望马华成为什么样的政党？马华能脱胎换骨吗？

写到这里，我对马华近年来走中国路线不做任何争议，但双方的往来较多是纸上谈兵，涉及教育的也应该归给优大和拉曼理工大学处理，贸易的也归由企业处理，这样留给马华的只有政治，但中国的政府与马来西亚政治各有立场和原则，也属于政府间的事务。除非马华能充为中间人，从中国的进步及科技方面吸取新知识给本地企业，也争取到大批的投资，让国家接受更大的利益，否则我们还是看不到成绩的。

我的意见是马华不能过于分心管政治以外的事，因为马华是一个政党，不是一个社团或商业组织，这是需要分清楚的，否则就是本末倒置了。

发布于2024年7月18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7/18/666221

中国半个世纪的惊人变化

在50年前的中国和50年后的中国是有很大的不同。我尝试回味50年前对中国的印象。换句话说，当我在1980年初访中国时，文革才结束不过4年。

虽然在文革期间，我未曾到过中国，但从海外的新闻报导也略知中国正在发生什么的变化。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是在1966年由毛泽东主席点燃而起的。继之到处都是示威和游行，也有对政治人物的大批斗。从报章看有不少知名政界人士和学术领导也卷入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

起先看来，文斗的场面比较多，但后来就变成比较激烈的武斗。那些曾经的领导人在被点名批判后，一夜之间变成“牛鬼蛇神”，不是被抓进广场进行疲劳审讯，就是被暴打而承认错误。其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国家主席刘少奇、其夫人王光美、国防部长彭德怀、党的秘书长邓小平及北京市长彭真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对吴晗的批斗，这位不但身居高位的市长，而且也是才高八斗的文学家。

他为何会被批斗？我也不是很清楚，只略微知悉，因为他被指责利用明代的清官海瑞的话剧来影射和偏向彭德怀，甚至还为彭德怀叫屈。

就我们所知，吴晗本是被授意篡写海瑞事迹，以教育当官的要洁身自爱，不得假公济私。讵料其文章被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发表长文“评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文章一经公开和转载，在全国引起轰动。可怜的吴晗也成了文革牺牲者。与吴晗同类型的人物不仅上千，而且是上万人的，整个中国的官场和政府机构都成了斗争的地点，几乎每个当官者都不知道厄运何时降临？

这种不断运动的文革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到1970年；第二阶段从1971年到1976年，前后共10年，被形容为十年浩劫。

就毛泽东看来，发动文革是必要的，因为他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后，不少高官或各机关的领导人都涉入叛离党的活动，或成为修正主义份子，或堕落成资产阶级份子。但有更多人不同意文革，认为是极端行为，而且也有人借机报复，用意至恶。

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捕后文革才告结束.

中国政局也就急转弯不再针对官场或各机构人员，而且转过矛头直指四人帮及其同伙和残余份子胡作非为，必须还共和国一个晴朗的天空。

这样的报复在80年代初期还特别明显，因为被捕的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姚文元和同党们都列队站上判台，人民也在一片欢呼声中庆祝文革的结束。由此可见，四人帮在群众的心中是可恨和可贬的人，因为他们被国家搞得乱七八糟。

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人民的生活还是没有太大的改善，只是不再有斗场的闹剧上演。

这个时候，邓小平复出了（1978年）。他在80年代就大刀阔斧采取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动作：其一是在1979年，他下令中国解放军攻打越南凉山，理由是越南不顾同志加兄弟情，在1975年越共统一南北越后，执行一面倒向苏联的政策，与中国经常发生摩擦，甚至驱赶在越南的华人。

在忍无可忍下，中国在1979年2月17日出兵越南，前后16天，而在3月5日宣布收兵。其目的是要教训越南，也要打破越南自诩是世界第三大强国的神话。结果在没有得到苏联的军事进入越南下，中国很快取得上风。在目的得逞后，中国也就自我撤兵。从此之后，越南也不再与中国有激烈的战斗，只是双方的友好关系已回不到从前。

中国也因敢于出兵越南，为国家争来一个和平的年代。

其二是邓小平开始为中国进行真正的改革，首先从经济下手。

在1980年4月1日起，中国推出外汇券（Foreign Exchange Certificate），它规定所有的外客和外商都必须到中国银行购买“外汇券”，不能使用人民币。所谓“外汇券”它不是一种货币，只是一种被承认的证券。由于有所保障，外汇券的价值也就慢慢地高过人民币的价值。

这种一国两币的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人民币外流，但弊端也不少，完全不符合一个泱泱大国的财务政策。因此到了九十年代，中国市场开始活跃，工业发展一日千里，产品也琳琅满目，也就使到中国有必要对货币政策做出调整。在1994年1月1日，政府宣布实行汇率并轨，停止发行外汇券。

其三是在80年代，中国尚存在粮票的分配制。但粮票是什么呢？中国的人口那么多，又如何控制粮仓的分配？

我对粮票是很难理解的，但在那个年代，用现金是买不到粮食的，只能用被分配的粮票兑换粮食。这种对消费品的管制也让我们大开眼界，特别是在公路上排满人潮在用粮票换粮食的场面令人难忘。

原来粮票制度是在1955年推出的。当时物资极度匮乏，粮食无法做到敞开供应。为了缓解供需矛盾，政府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对非农人口按照劳动差别、年龄大小进行居民口粮分等，定量供应。

本来我也不理解，为何解放后的中国又要实行粮票制？这种限制虽对维持政局大有帮助，但对人民的心理起了“反作用”，他们不明白为何中国人只配给粮票而不是现金，也不可在市场上购物。

原因是中国人口太多，如果不控制粮票，那就等于没有地方换取粮食了。

我在90年代以后终于看到中国大步迈进，它引进了西方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也让人民勤奋创造出更多的国产货，就是没有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

当我们在1993年看到人民不再排队用粮票换粮食时，我终于看到一个新生的中国正在拨乱反正，走向一个市场经济的轨道。也只有在这之后，我们才真正感受到中国是在进步了。

从外汇券的消失到粮票的作废，象征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再次铸造一个新的时代。有人因此形容中国是一天一个样，一月一个变，而一年就改头换面。

发布于2024年7月11日东方Online：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7/11/664650

马来左翼精英又弱一个

除开早期的马共内有少数马来左翼领袖，例如拉普迈丁（Rashid Maidin）及阿都拉CD（Abdullah CD）等人外，其他活跃于非马共的马来左翼领袖也不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在1945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PKMM）主席布哈鲁丁（Dr.Burharuddin Al-Helmy）（1911-1969）、发起人之一的布斯达曼（Ahmad Boestaman）（1920-1983）、依萨（Ishak Haji Muhammad）（1909-1991）及阿都亚兹依萨（Aziz Ishak）（1914-1999）等人。

后来活跃于左翼阵线的马来精英也包括了卡森阿末（Kassim Ahmad）（1933-2017）及赛胡申阿里（Syed Husin Ali）（1936-2024）等人。

今天我们要特别论述刚刚逝世的赛胡森阿里，他也是位传奇人物，但时运不济，从未当选过国州议员。

这位于1936年诞生于峇都巴辖的马来学者，在日治时代，是在家乡念小学，较后他进入马来亚大学（仍位于新加坡）。

在少年时代，他已经醉心于左翼政治，因此与后来的马来亚劳工党主席依萨、伊斯兰党主席布哈鲁丁及人民党主席布斯达曼有所往来。

赛胡申阿里回忆说，在大学时代，他被挚友们告知必须要为贫穷和被压迫的人民谋福利而斗争。因而在他心里烙下深刻的印象。

他特别尊敬布哈鲁丁，视对方为有学识的宗教份子。此外，他也是一名医生，擅长自然疗法（在印度学习）。

布哈鲁丁在战后的1945年与志同道者成立马来国民党。这个政党成立之时声势浩大，且声称有10万名党员。英政府对这个激进组织不甚放心，也就罗织罪名指这个政党受共党渗透，而在1950年查封这个政党，并且将数位领袖扣捕，包括布哈鲁丁、布斯达曼及依萨等人。

但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后来也逐渐地取代马来国民党的地位。

在1948年英军政府与巫统达成协议，将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改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The Agreement of Federation of Malaya）。

这份协议是在华人不满和抗议下实施的，其条文主要为马来人下定义：必须是信奉回教、保留马来传统及操马来语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为马来人列下拥有特别地位。但在另一方面，华印人则要申请公民权，不是自动成为公民的，只有马六甲及槟城出生者才自动成为公民。

也因为这一条文，在初时有大约30万华人仍在申请公民权时受到拖延，得等待批准后才能成为公民。

就在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政府也不反对更多政党的成立。

初时获得释放的布哈鲁丁因未找到口岸，也就在1955年与布斯达曼联手成立左倾的人民党。

但在翌年（1956年），布哈鲁丁离开人民党而被伊党邀请加入成为领导人。

在声望如日中天下，布哈鲁丁成为伊党的主席。他在1959年的大选，联合左翼的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合），与联盟争夺天下，结果反对党拿下30席，而联盟刷下74席。其中反对党中的伊党势力最强，有13个国席，也控制了吉兰丹和登嘉楼的控制权。

不过，在1964年的大选时，左翼阵营遭受严重打击，那是因为社会主义政党全力反对马来西亚的成立，造成非马来人的沉重负担。担心印尼会掀起反华情绪，也就把票投给联盟，致左翼阵营只剩下可怜的2席，伊党也只拿下9席。最惨的是，刚加入社阵不到一年的国民议会党全军覆没。

1965年政府开始大逮捕左翼领袖，这些人包括布哈鲁丁、依萨（劳工党主席）、布斯达曼（他先在1963年2月被逮捕）等人，这些人被指涉及在巴基斯坦设立流亡政府，但被政府预先腰斩。

由于人民党变化太大，也就在1965年后所面对的是领袖短缺的问题，加上劳工党大部分的领袖也已被扣捕，终于在1967年因与人民党对语文政策发生分歧，也就结束“社阵“的合作。

在劳工党及人民党各自回归本位后，劳工党在1965年选出新领导层，宣布走激进社会主义路线。除了在1968年宣布杯葛全国大选外，也改用街头斗争为主，议会斗争为辅的方向，这也意味着劳工党不再热衷于议会选举。

反观人民党，在布斯达曼被捕后，显得群龙无首。而正在此时（1965年），一位年轻的学者登上人民党的高位，他就是卡森阿末。卡森阿末是非平凡之辈，他在1955年已加入人民党，但不活跃。自马大毕业后，他成为“汉都亚专家”。

在六十年代初期，他被聘为伦敦大学的东方及亚洲研究系讲师，而在中期肩负起改组人民党的责任。我在1971年时曾问他为何将人民党的党名改为人民社会主义党（后来被称为人社党）？他说，因为他是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因此将党名增加了社会主义字眼。他也因之名正言顺地取代布斯达曼成为新的领导人。

从1965年领导人社党到1976年被释捕，前后11年，直到1981年才获释放。但他已不再涉及政治，主要是因为他要完成其博士学位及他的思想已有些转变，醉心于研究圣训（Hadith），而出版了《圣训：重新评估》。

就在卡森隐退政治之际，取而代之的另一个学者赛胡申阿里登场了。他于1956年负笈新加坡，入读马来亚大学，而在七十年代因加入安华领导的街头示威，因而在1974年被捕，直到1980年才获释。

获释之后，他正式领导人民党。不但成为政治领袖，更是学者型从政者。

当1998年安华出事跌马后，他曾邀约赛胡申阿里与公正党合并，结果在2003年两党并成人民公正党（将国民改成人民）。

可惜在此之前，安华原本安排赛胡申阿里在吉兰丹国席参选（2004年），讵料被丹州务大臣聂阿兹反对，理由是伊党的地盘不能与左翼人士共存。就这样，赛胡申阿里从此不再参加竞选，在后来则被委任为上议员。

虽然他成功地将公正党改名为人民公正党，但人民党却没有因他加入公正党而消失，直到今天人民党还是存在着，且有参加选举。这究竟是为什么？我最近有与人民党秘书长辜瑞荣对话，才知晓其中内情，详情容后再谈了。

发布于2024年7月4日东方Online: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mingjia/2024/07/04/66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