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教國”的定義和詮釋是有不同說法，在阿拉伯和中東地區，是最多回教國的地方，但每個國家都按其國情實施其回教國。例如土耳其是回教徒佔絕大多數的國家，在1923年宣佈為一個世俗國，接受西方化，走資本主義路線，也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的成員。它被形容為革命性的改革，自然引起不滿和受到一些回教國的攻擊。
不過，與此同時，脫胎於奧圖曼回教帝國的土耳其人民仍然信奉回教。因此，土耳其也是回教國家機構（OIC）的成員，且扮演重要的角色，並與阿拉伯和中東的回教國家保持友好關係。
土耳其基本上把宗教和政治分成兩個不同的角色。當然近年來，它也面對國內原教旨主義試圖捲土重來的挑戰。
一位加拿大Carleton大學教授Ozay Mehmet（土耳其人）在其著作“Islamic Identity
& D evelopment”中，拿土耳其和馬來西亞的情況作全面的分析和比較，有許多精闢的言論。他把土耳其歸為世俗國，而將馬來西亞列為“穆斯林國家”。兩個國家在現代化方面有許多相同之處。但在回教方面，同樣重視其人文之價值，當然不可避免地面對回教復興運動勢力的挑戰。
作者認為回教的團結與合作有助於促進國際和平與瞭解，而土耳其可以作為東西方銜接的橋樑。
作者指出馬來西亞雖然列回教為官方宗教，但其國家發展政策是世俗的，基於西方的標準來推行而取得成果。不過，回教的勢力在1969年“513”事件後取得增長。其一是1972年成立了馬來西亞回教青年陣線（ABIM）。其二是1979年伊朗革命成功，激發原教旨主義興起，馬來人傾向回教黨，同時促使巫統不得不回應，而推行其回教化運動。
作者認為安華領導的ABIM與馬哈迪領導的巫統相結合後，再加上原回教黨主席阿斯里（1974 年率回教黨參加國陣，1978年回教黨又與巫統決裂，退出國陣），80年代在回教黨內失勢後，加入馬哈迪的陣營，致回教黨控制在宗教份子的手上。
回教黨從一個親印尼（蘇卡諾執政時期）的政黨演變成宗教至上，向原教旨主義取經是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可以從這個黨的領導人的轉變看得出來。
成立於1951年的回教黨，最初不過是名義上的政黨，地盤局限在吉蘭丹和丁加奴，至1952年底，黨員不超過5千名，直到1954年才具有政黨的模型。聲言要成立一個回教形式的政府。1955年回教黨內選了一位來自馬來亞馬來青年機構的領袖，朱基菲（Ustaz Zulkiflee Mohammed）為黨的副主席，他為回教黨注入新的生命力。
但較大的改變則是在1956年回教黨選出了著名政治人物巴哈魯丁醫生（Dr. Burharuddin Al-Helmy）為主席，以取代辭職的首任主席阿默法德（Hj Ahmad Fuad）。
這就是說，回教黨已從原先的一個回教福利機構（本來巫統人也可成為領導人的）蛻變成一個與巫統對抗的政黨。其中有不少人來自較早時被查封的左派馬來國民黨（Malay Nationalist
Party）和激進份子的馬來亞回教最高理事會（MATA）的成員。
巴哈魯丁醫生生於1911年，在印度大學生完成教育。在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1942-45）。他雖受日蝗軍重用，擔任馬來人風俗與文化局的顧問，但暗中從事反日活動，成為左派馬來青年同盟（KMN）的一員，於1945年秘密會見印尼總統蘇卡諾及副總統哈達，彼此達成一項流產協議，即馬來亞的獨立將附屬於大印尼的版圖內。
1950年巴哈魯丁被逮捕，被英政府指責在新加坡煽動回教徒騷亂，一年後獲釋。1955年，他與左派的布斯達曼聯合成立左派的人民黨，不久後與布斯達曼達成默契，他基於個人強烈的宗教信仰同意成為回教黨的主席，條件是回教黨必須反殖和真誠為獨立而鬥爭，從這裡我們看到巴哈魯丁雖成為回教黨主席，但仍視國家和民族主義最為重要。
更使人大開眼界的是巴哈魯丁宣佈贊同蘇卡諾的三個主義相結合政策（即民族主義，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後來被稱為納沙貢）。回教黨在他的領導下，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和加上社會主義色彩，這在以前是沒有的，我們可以稱之為“宗教偏左”的政黨。
1965年，巴哈魯丁被政府以內安法扣捕，當局指控他與左派的社陣領袖依薩及國民議會黨主席阿都亞茲（原巫統農業部長，後與東姑鬧翻自成政黨，加入社陣組織）密謀在巴基斯坦設立流亡政府，以支持印尼蘇卡諾的反大馬立場。
雖然被捕，巴哈魯丁仍被回教黨選為主席。1966年獲釋，而在1969年逝世，他在回教黨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
儘管有此崇高地位，他的副手朱基菲就曾數次挑戰黨主席職位，但都以大多數票敗下陣來。
朱基菲是回教黨的另一名靈魂人物。1928年出生於霹靂，患有小兒麻痺症，行動不良。從小接受馬來文和阿拉伯文教育，也唸英校。他曾支持拿督翁號召馬來人大團結，反對馬來邦聯（Malayan Union）。1947年，他前往開羅的美國大學深造，成為留學馬印學生會的領袖，他曾夢想馬來亞與印尼與婆羅州合成一個大國家。
作為一名醉心於回教的大學生，他返國後致力推動回教，成功辦起回教學院。1954年，他被獻議出任巫統總秘書，但被他拒絕，沒有表明任何理由。一般上人們認為他拒絕的理由是巫統不能為回教國而鬥爭，1955年，他加入回教黨，出任黨副主席。1956年他角逐黨主席，卻被巴哈魯汀擊敗；1959年再度挑戰又告失敗，主要是他的聲望遠不如巴哈魯丁，而他本身認為比巴哈魯丁更具宗教色彩。
由於他的強烈的回教意識，他被黨內委為回教事務的發言人，因而使他在黨內成為推動回教的急先鋒和重要人物，1959年他在吉蘭丹州內當選國會議員，他的雄辯使他成為馬來政界的知名人物，1964年他再度中選，可惜不久後車禍奪走他的生命，回教黨損失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他活得長壽，他將是繼巴哈魯丁后回教黨的更代表性人物。
當兩位靈魂都失去的時候，回教黨又轉入一個緩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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