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公会的转型与挑战

马华公会50周年纪念特刊中这样说﹕“1948年6月马共进行反英武装斗争，紧急法令实施，华人不幸成为英军与马共战争的“夹心人”，受尽苦难，是催生“马华”的历史背景。”

所谓历史背景是指英军事政府将大批华人赶入用铁刺网围起的“新村”，以阻止华人接济马共，造成50万名华人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中。于是有一批峇峇精英，在陈祯禄的领导下，在1949年2月27日成立了马华公会。最初通过发行彩票集资援助新村华人，但在1953年被英政府停止，遂使马华公会从一个福利机构转成政党组织。

因此回顾马华的历史，是陈祯禄写下第一页。随后的发展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演绎，而每一个阶段的发展都给马华带来一定的冲击与变化。

第一阶段﹕陈祯禄老来挑大梁
既然是陈祯禄（1883-1960）开了头，马华的历史就与他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是一位纯粹受英文教育的峇峇。在1922-1935年间曾出任英殖民政府的立法议员（委任），孕育了亲西方的思想。
因此当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陈嘉庚领导华人成立《南侨总会》，全面赈济中国抗日时，陈祯禄置身度外。

同样的，当1947年陈祯禄应邀领导左右派成立的“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以抗议英军政府单独与巫统商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另起草“人民宪章”，对有关协议作修改时，陈嘉庚也置身度外。

一个亲英但具有本土意识，一个亲中但具有左派意识，判定了他们两个走上不同的道路，也就削弱了华人争取权益的力量，以致陈祯禄领导的“人民宪章”被英军政府否定，决定推行《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并在1948年2月生效。这是陈祯禄第一次与马新的左派合作，也是最后一次。这之后的同年6月，英军政府宣布紧急状态列马共为非法组织，陈祯禄又回到其右派路线，采取与马共不同的斗争路线，再转向与英国合作。换句话说，在接受《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底下，陈祯禄成立了马华公会，与马共站在对立面，终于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冲突，有马共份子被指涉及手榴弹事件，导致陈祯禄手部受伤（1949年4月在怡保）（见马华50周年特刊，页75。）

不论真相如何，不争的事实是马华公会选择接受英军事政府订下的民主政治游戏规则而与马共分道扬鏣，其结果是导致马华公会在1953年与巫统合作组成联盟。其后在一段长时间与左派政党（社阵）展开正面的斗争。

由于历史的吊诡，一项有趣的推测可以在李炯才（北海人，前锺灵生，后任新加坡内阁部长）的回忆录中阅及﹕“当时真正的华人领导是受人敬重的抗日领袖陈嘉庚，他对马来亚没有归属感，因此没有参加新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倘若拥有广大群众基础的陈嘉庚取代陈祯禄的位置，领导华人支持“人民宪法”，情况将会大不相同；英国人也许会对“人民宪法”加以审慎考虑。”

我们不知道事实是否如此？可惜历史不是这样发生，终于使到马华公会由一批受英文教育的峇峇所主持，而不是像陈嘉庚这样的人。因为他们两人在历史的长河中擦肩而过，马来亚历史也就无从改写，而是按照陈祯禄的思路与左翼势力相抗衡。

陈祯禄的思路就是要求越来越多的华人加入马华公会，以壮大华人的政治力量。在这方面他特别重视峇峇精英加入他的阵营，其中一位就是后来在马华卷起千层浪的林苍佑（1954年加入马华）。继之，马华内部人事有了一定的变化。

除此之外，陈祯禄领导马华时有两件大事是影响马华后来的走向。其一是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半民选半官委），马华在马共缺席下，取得辉煌的战绩，全数候选人当选，联盟也在52席中胜出51席，组成自治政府，东姑阿都拉曼成为马来亚首席部长。其二是普选后，政府与马共在华玲举行轰动一时的和谈。陈祯禄是三人代表团的一位，另两人是东姑和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华玲和谈的失败是意料中事，因为马共不接受投降弃械的条件，于是又回到森林打游击战。虽然和谈不欢而散，但陈祯禄参加会谈也直接提升马华在政府中的地位。

第二阶段﹕陈修信“子承父业”
陈修信（1916-1988）是陈祯禄的公子。他追随他的父亲参与发起组织马华公会，一心想在日后取代其父亲（1949年时已是66岁高龄）成为未来的接班人，因而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已入阁成为部长，但也面对李孝式部长的阻力（代表国民党在马华的势力）。虽然身为峇峇一族的陈修信与其父亲一样是反共的人物，但并不仇共。因而有了（1956年）陈修信在立法议会的语惊四座的发言。他竟在华玲和谈破裂后大胆建议政府派遣一个代表团到北京，探询中共是否能够说服马共放弃武装斗争。他的发言把议员们吓了一跳。不久陈修信接到陈田（马共）的来信，要求重开和谈并取消紧急法令。东姑明确地拒绝陈田的要求，并且把对抗游击队的“人民战争”升级（李炯才语）。自此之后，双方谈判大门关闭一直到1989年才又正式和解。

陈修信再对左派伸出橄榄枝已是1971年的事。为急着扭转马华在“513”事件后的负面形象，他大胆地促使政府迎来了香港左派银星艺术团在吉隆坡表演“文革”的节目，激发了左派运动再度抬头。这也许是他始料未及的，但也显示了他是一位可以“容共”的马华领袖，只要能壮大马华，他都想试一试其效果。

虽然陈修信对左派有容忍和共存之意，但他的作风和在党内的“夺权”及采取“委曲求全”的政治策略却让他在历史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他有两个决定是“伤及”马华的党格的。第一件是1958年马华党选时，对他的政途构成威胁的不是李孝式，反而是后来居上的林苍佑。林苍佑在当年的改选中击败陈祯禄荣任马华总会长，准备在马华党内进行改革且强烈地要求巫统接受马华提出三分之一议席的分配，以使政府对任何的修宪先征求马华的意见。陈修信背着林苍佑反戈一击，与东姑“秘密”合作，一脚踢开林苍佑派，同意只派31名候选人上阵（1959年大选）（林派要求的1/3席约40席左右）。这就是说，林苍佑派夺权成功于前，但失算于后。陈修信转身成为马华实际的领导人（1962年才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

由于陈修信的“背叛”林苍佑，其后果不但种下两人的政治恶斗，也使到马华在联盟党内的地位“滑落”。原本在联盟工作委员会内，巫统与马华各派16名代表，勉强算是“平起平坐”，但自从陈修信“暗渡陈仓”后，马华的地位已大不如前，陈修信也因此被“华社”指责自我矮化马华公会，一连串的“罪名”也因此压在他的身上。

第二件事是陈修信的“固执”，被华社指责“不热爱华文教育”。他在1968年公开反对董教总提出要创建“独立大学”的建议，并在大选前宣布成立“拉曼学院”，以和董教总“分庭抗礼”。因为陈修信的纯英文教育的背景和他的不妥协的态度，也让马华在1969年的大选尝到苦果。不但只保住了13个国会议席，而且连槟城的主导执政权也丧失了。崛起的竟是他的死对头林苍佑。抑有进者，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在1972年与联盟（巫统）在槟城组织联合政府，意味着他又重新回到联盟内和陈修信展开“内部斗争”。

陈修信的两个失策也无法弥补他对左派容忍的“功绩”，马华也为他的“背向民愿”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第三阶段﹕李三春收拾残局
陈修信领导马华的功过自然留给历史评说，但他也在十分无奈的心情下于1974年辞卸一切职务，改由李三春登场。陈修信这一走，也把马华的财政部长带走了。在此之前，即1969年大选后，由于林瑞安竞选失败，工商部长职也提早被带走了。

因此李三春接手的马华公会在国阵（联盟前身）内又再降了一级。过去只有马华代表华人在政府内，现在又多了一个民政党与它争代表性。在内外交困下，马华拥有的部长职，在权威上已是大不如前。李三春也不得不接受政治现实的残酷，不过却将一股怨气泄在林苍佑的身上。在他看来，林苍佑对马华的“杀伤力”是相当威胁性的，必须除之而后快。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李三春在幕后导演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两幕戏，对准林苍佑的穴道猛插。第一幕是在1974年静悄悄起用林建寿（前劳工党领袖），以打乱林苍佑的执政槟州的战略。1978年大选时突然出现的“七人帮”直捣民政选区弄得林苍佑“坐立不安”。虽然选后化险为夷，“七人帮”惨败，却种下两党道不尽的恩怨。第二幕接着上演。1980年槟州议席的一场补选（因独立议员崔耀才逝世），马华派林建寿旗开得胜，使得李三春发挥浑身解数，在1982年大选时亲自出马战民主行动党主席曾敏兴（芙蓉国席），以换取巫统接受马华和民政在槟州各分得8个席位的等数。更有风声传出，谁获得较多议席，首席部长归谁。这样一来，林建寿代表马华挂征，林苍佑代表民政守城。这一战林建寿不幸跌马，李三春则胜了曾敏兴。一失一得。失得是马华自此后无法“夺回”槟州首席部长；得的是行动党从此在森美兰州内閧不断，影响力一届不如一届。

另一方面，李三春当政的年代（1974-1983），他力图扫除党内的异议派。在逼走曾永森后，也让何文翰知难而退，建立起他在党内“不可动摇”的地位。虽然他知道自陈修信起，马华在政治上已屈于巫统之下，但他并没有放弃对马华的“精图励志”。他提出马华五大计划﹕建立马华大厦、为拉曼学院筹款、广招党员、成立马化控股及成立华人文化协会。这些计划都先后一一落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接纳了陈群川提出的“政经相结合”的政治方针（结果是陈群川在后来引火烧身，使到这一理念出师未捷身先死）。

声望正处如日中天的李三春，突于1983年“离党出走”（始终是个谜局，仍有待李三春亲自揭开因由），留下一个“有待飞跃”的党又再次陷入严重的党争危机。起因于代他成为代总会长的梁维泮向陈群川派下杀手，导致后者大力反弹。李三春辛苦重建的马华进入了“战国时代”，直到1985年才被陈群川击败梁维泮而宣告党争结束。这是李三春留给马华的一个败笔，幸好没有造成不可弥补的分裂。

第四阶段﹕林良实坐享其成
就在1985年陈群川拨乱反正后，率军参加1986年的大选。意气风发的陈群川没有想到部长未当上却先陷入官司之灾（先后在新加坡及马来西亚被判坐牢）。政治荣誉一夜之间尽失，身为老二的林良实却不必“争得头破血流”而被扶正，启开了林良实时代。

林良实是在1974年在槟州当选国会议员，从此官运亨通。尽管在1984年时曾与陈群川一起被梁维泮开除出党，但很快的他又在党内站了起来。他在党内的最大劲敌李金狮也斗不他，最后只好黯然退出政治舞台。

在林良实年代（1986-2003）的马华公会，他比任何一位总会长都更懂得政治权术，始终立于不败的地位，也是在位最久的一位总会长（共17年）。由于他的圆滑与驾驽整个党的机制，他在党内发挥了他的领导权威。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林良实即便在后期面对他的副手林亚礼的挑战，也是“处惊不变”的。

他避开了陈群川的“政经合一”理念，将马华打造成一个对文化教育有“特殊功能”的政党，例如扩充拉曼学院，创立自立工艺学院，浮罗交怡教育振兴运动乃至拉曼大学的成立，都给他拿了彩头而有了一些的政治筹码。

通过教育文化活动，林良实强化了马华与“华社”团体的联系，一改陈修信和李三春的年代与董教总硬碰硬的立场。基本上，林良实使到马华还是马华的面貌，甚至有的时候还“华人化”了马华公会，以突出马华在华社的重要性。不过对于来自巫统方面施加的压力，他则是采取随机应变和消极的对策。有一个时期，林良实也“辞职”告假出走，以表达他的“抗议”，但也改变不了什么。

很显然的，林良实对力图改变政治格局是力不从心的，虽然他曾提出“掌握先机，再攀高峰”的口号（1995年党庆主题），但马华到了他的年代，在国是问题上扮演的是随遇而安的角色而不是主导性的角色，马华再也无法与巫统“平起平坐”了。转而在华社寻求一个共同舆论的平台，以减少压力。在这方面，马华在2001年通过持大收购南洋报业引起了党内外的争议，更使党内分成所谓的AB队对峙。尽管特大投票是林良实赢了，但留下的后遗症却把他的政途也搞掉了。2003年的下台标志着林良实在马哈迪的压力下不得不与他同年交出权力。这当然非他所愿，因他还有信心掌控党中央代表，只是天不从人愿。他结束了长达17年的“得心应手”的领导，也留给后来人一个“暗流涌汹”的马华，但不是支离破碎的。比较起来李三春留下一个分裂的党，他是“功多于过”。

第五阶段﹕黄家定萧规曹不随
黄家定是在80年代马华党争时浮现出来的年青小伙子。在得到林良实的赏识后，政运一路顺风。2003年时来运转，在林亚礼及林良实先后退下来时，他成为林良实首选的接班人。陈广才则是靠着林亚礼的庇护，也升任马华第二把手。这样一来，两个AB队大将又再二合为一，形成一个团队。

虽然如此，他们两人接过林良实和林亚礼的棒子也不是安然无恙的。至少在2005年的党选中，黄家定就遇到也是B队强将的蔡锐明的挡路；而陈广才则遭遇A队的陈祖排的拦路。最终他们都过关斩将，给马华带来一个“新气象”。所谓的“新气象”是指马华发挥了党内的民主作风，没有所谓秋后算账，形成一个典范。在过去林苍佑打倒陈祯禄被秋后算账；林敬益挑战陈修信被腰斩；曾永森硬碰李三春被排斥出党；李金狮撞上林良实被奚落。

黄家定和陈广才形成一个新队伍后，表面上看来是形势一片大好，实则又引发新的派系在逐渐浮上枱面。有的冲着黄家定而来，有的冲着陈广才而来，但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伺机在“改朝换代”。

为了防止异议派形成一股力量，黄家定试图跳出林良实的影子，以创出自己的领导风格。最显着的是通过总会长任期不得超过三届，担任部长职也有期限；同时在党选后，黄陈两人分别控制四个州的联委会，再加上霹州联委会由黄家定坐镇，几乎已是牢控“半壁江山”的势力。若是其它州或不同派系有心挑战领导权，也得费尽想量。

除此之外，黄家定也试图建立个人的政治形象，在2005年出版了《黄家定语录》，俨然成了“一家之言”，以期为马华注入新的元素和新的血液。

单就这两个大举动，让我们看到黄家定试图开拓“前所未有”的党风。虽然他曾是林良实的爱徒，也无法跳出林良实时代已烙下的马华格局，但他却有“标新立异”的胆识。因此与其说他继承了林良实的“政治遗产”而萧规曹随，不如说他是“萧规曹不随”。

现在我们就此这两件事进行评析，看看黄家定是“得多于失”或“失多于得”？

对于任期的限制，在当时几乎是溢美之言，也大加称赞开民主之风（尤其是党外）。但放眼马来西亚各政党，都没有这样的限制，尤其是在巫统不改下，马华这一改的质意义有多大，就是见仁见智了。抑有进者，那些位居政府官职者，又多数是党中委，一旦任期将届满，他们是支持当权派或靠向异议派，也就很难说了。谁不想一世人当官呢？举例来说，马华今年5月特大自然会通过修改党章，但当将党选日期交到中委会讨论时，当权派能否顺利取得2/3的赞同，就是对黄家定的领导的考验。
另外“语录”一词在当今不是人人都可以登上此殿堂，就记忆所知，也只有“毛泽东语录”成为绝响。这种语录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作用。正如林彪说，毛主席一句话顶一万句。显示语录的份量，是一种专用的名词。

鲁迅后来有《鲁迅语录》的出版，那是他死后成为政治用语，不是他生前想象得到的。

有人因此说，黄家定的语录出得过早，很容易让人误会是哲人名言，也联想起“毛主席语录”。事实上，它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想黄家定的意思也不是这样，只是用来激励党员的士气。
如果黄家定的《语录》改用言论精选或精言彚辑，就会显得自然而得体。

在他众多的精句中，有一句是被常加引用却有时成为反讽之词的是﹕“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理由是只有黄家定一个人唱高调，未在党内形成一种运动，为什么这样呢？也就不需要多加言语了。因为这句话千斤重，言易行难。黄家定敢于重复这样的话，应该是他“自我审视”后才作出的“警世名言”。

我为黄家定这句话喝采，但我又为他这句话没有被普及展开学习感到遣憾。

再下来黄家定将林良实的教育功能转成“终身学习，与时并进”来勉励人民勤读书充识学问。
可是人们又看到黄家定“名言名语新作风”并没有使到国家大事和政治课题作出重要的改变，与林良实的时代面对的挑战没有两样，甚至比林良实更陷于被动与无奈。这就是说，黄家定的“两大创举”未能取得高分，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一种负担。

我们相信黄家定是有良好的意图要刷新马华的形象，但作为一个背着历史十字架的政党来说，改革又谈何容易。先是针对宗教课题的部长备忘录被撤回；继之种族政治又开始发酵，使得黄家定穷于应付。他今天面对的问题，也绝不是服食Panadol就可解除头痛的。

正因为黄家定的领导在党内出现了挑战，有人推算蔡细历已开始了他的政治议程。这种政治议程逐渐形成一个有形的力量，又闻知元老也介入其中。事实是否如此，就要看未来马华的党选实况了。
撇开党选不谈，目前马华最严竣的挑战是未来的全国大选，它直接影响到黄家定与陈广才的未来政途。所以说，大选是马华未来走向的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