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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3.5.10

评马哈迪的不变思维 (直挂云帆)

马哈迪似乎对纳吉在补选中的大手笔感到不自在,他于5月7日在其部落格以《种族主义的标签》为题撰文时认为巫统及政府已面临新的困境:“为争取华人的支持而拨款及取消新经济政策条文,国阵将会失去马来人支持。此事已在2008年(大选时)发生”。另一方面,无论政府如何试图满足华人需求,华人明显地拒绝国阵。马哈迪显然是以乌鲁雪兰莪国席补选揭晓的成绩作出评论。虽然这场补选国阵取得胜利,但华人选票进一步流失,从2008年的63%增加到78%。

较早前,也就是4月26日土著权威机构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批评华人不懂得感恩,并呼吁国阵应该继续扶持效忠国阵的马来人。他也提出政府应忽略马华和民政的所有承诺,因为它们已被乌雪华人所拒绝。

基本上,马哈迪的言论是挺土著权威机构的。他认为“因为华人攻击马来人,而巫统却似乎无法捍卫马来人,所以马来人纷纷设立非政府组织”。

从马哈迪的文章中,我们得到两种印象:(一)现在的马哈迪与在位的马哈迪身份是不同的,但思想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在位时讲话有保留,离位后就比较自由表述。(二)现在的马哈迪是强烈地反对阿都拉的治国方略,但对纳吉的治国方针有赞同也有保留。因此我们得到初步的结论是:马哈迪反对纳吉的某些政治策略,认为于事无补。

针对马哈迪的政治立场,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哈迪从政的年代所孕育的思想。他是在1964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的,他无疑是马来政治精英,能言善文,甚少人能出其右。而他名声大噪反而是在1969年大选时落选之后,他归咎于联盟在那年的选举失利是东姑领导无方,所以公开促请东姑下台。就这样他以牺牲自己被开除党籍,换取敦拉萨的接班。也正是“513”悲剧后,马哈迪撰写了一本马来政治经典的书籍,取名为《马来人的困境》这本书。他从人种及遗传因素探讨马来人的形成及其落后的一面。他认为当时的联盟政策(倾向讨好华人)加深了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之间的分裂。在东姑勃然大怒下,也禁止这本书的出版。

虽然如此,当敦拉萨在1970年9月正式拜相后,他在1971年迎回马哈迪,而且是英雄式的大开门户,就这样奠定马哈迪与敦拉萨的“政治师徒关系”。

他们的深一层关系也与新经济政策的出炉有关,这个于1970年推出而在以后的年代成为影响深远的政策,其中的重要内容是依据《马来人的困境》这部书的建议而成的。从此全面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经济面貌。

马哈迪也因有功于敦拉萨,因此在1974年大选后被破格地提升为教育部长(一个被认为登上首相石阶的官职),马哈迪得以舒长其才华而成为巫统内的政治明星。他不遗余力地维护敦拉萨和支持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当1976年敦拉萨逝世,胡先翁被扶正时,他大胆和意外地起用了马哈迪成为副手。

马哈迪的上位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思想,还是认定巫统主导政治的一切,因此他全力支持胡先翁对回教党的“开刀”(1977年开除出国阵),直到1981年胡先翁交棒给他的时候,他决意按照其既有的思维在政府行政上,加速回教化的措施。

他的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自行决定把安华引进巫统而远离了回教党(回教党作家沙农阿末曾于2000年与笔者访谈时承认在安华于1981年进入巫统后,回教党基本上靠边站,因为安华代表了新兴的回教青年组织,这个力量是回教党抵挡不住的)。这样一来既巩固马哈迪的执政地位,又得以推行他的回教化运动。这可以从1987年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失败后,面临被巫统封杀的厄运看得出来。

就在马哈迪地位进一步稳固后,他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宏愿,这种想“买30年的时光”来完成其心愿有两层意义:其一是新经济政策原订推行20年(1970-1990),理应改变模式,马哈迪于是巧妙地推出“2020宏愿”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思维”,因为他跳出种族论述,而表明要促成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出现。

其二,毕竟还有30年的时间,当大家都向前看而不向后看时,也就不计较新经济政策“取消不取消或改与不改”,因为已有一个大蓝图取而代之。

但马哈迪不能打破他个人的思维,当遇上“马来人的困境”未解决时,他决定将“宏愿”放慢走;尤其是1998年面对亚洲金融风暴及革除安华的风暴后,马哈迪已是重新确定其民族主义的思想是不能被其他事项所动摇的,但他始料未及的是当他丢掉安华这个“政治资产”时,已被回教党拾来当筹码。这安华效应一发酵,1999年的大选够叫马哈迪大呼吃不消。

因此他一方面来一个“秋后算账”,促使以董教总郭全强为首的诉求备忘录撤消一些敏感要求的字眼和段落,而且在字里行间,他也不忘痛斥某些华人有“沙文主义”和“亲共思想”。在另一方面,他又加速与回教党针对回教国的步伐斗快。在2001年(911事件后)公开宣传马来西亚已是一个回教国。这两件事证诸了马哈迪思想的连贯性。

如今纳吉在2009年接位后,他推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并在继后根据新经济政策期限已逾40年,有必要重新包装,因而提出“新经济模式”。这里头包含要在10年提升国民人均年收入在15000美元之间,以期落实2020年先进国的宏愿。在这种框架下,纳吉也必须对国阵的政策做出巨大的调整,尽管他知道华人在308政治海啸2年后仍未回流国阵,但他还是借补选向华人选民示好。

马哈迪对此有批评是意料中事。因为他从来不以为应作“太大的让步”。其实这与“太大的让步”无关。纳吉正在做的是修补马哈迪及阿都拉留下的种族性的政策;即使华人的心态未回,他也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遗憾的是,马哈迪依然用旧眼光来看新环境和新政局,看不到“一个马来西亚”所要做的基本功就是比较全面的平等与公正,而不是特殊性的安抚而已。
换句话说,马哈迪从敦拉萨到纳吉的40年中有一半以上是他当政,他焉能不知道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怎么能将华人诉求者“标签”为某些极端份子?这也因为是马哈迪时代的政策留下的后遗症,而由纳吉收拾罢了,哪里是“讨好华人而忽略了马来人”?

刊登于2010年5月13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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