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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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7.5.11

评马华的“不入阁”论 (直挂云帆)

马华总会长蔡细历说,马华会长理事会在4月29日一致通过,如果在来届大选的成绩比308大选的成绩更差,马华将不入阁,从中央一直到地方政府,甚至村委会都不会有马华的代表。

虽然这看来是一个严重的讯号,但还是没有把“决定”锁死,因为只是会长理事会通过,到时真的有什么变化,谁也说不准。因此马华在这个时候释放这样的讯息是适时或不适时,倒是见仁见智,没有一个定论。

为什么蔡细历要“破釜沉舟”?我们只能有如下的推测:(一)他担心来届大选马华翻不了身。既然无法扭转劣势,不如先来个“退阁”之约,以让选民作出抉择;(二)他也认定一旦马华不在朝,则华人就永远在“野”,不再分享政权。

基于这样的博弈心理,蔡细历也豁了出去,那就是用他的政治前途作赌注,要么重新支持马华,以便“有人在朝好办事”;要么不支持马华,让它失掉代表性而无法代表华社入阁,这是假设“马华是永远的执政党”或执政党之一;也假设马华的命运是与巫统绑在一起的。没有了马华,也就没有华人的政治权力。

我们姑且不挑战这样的政治设定,正如在哲学领域中,有人认定事物是永远不会变的;变的只是人的心,不是事物本身。在这里无需讨论这是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理论,而是可以从这样的定律来看待马来西亚的政治是否是一成不变的?

事实它不是这样的:
当马华公会在1949年成立时,它最先关注的是陷入水深火热的华人新村的悲惨生活。讽刺的是,这50万被强制赶往“新村”居住的华人,正是英殖民政府的杰作。它一方面对华人百般凌辱,用铁刺网制造无数的华人悲剧,又另一方面鼓动华人组织马华公会来关照和解决新村华人的“水深火热”生活。

当1951年拿督翁脱离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时,陈祯禄领导的马华公会是支持拿督翁的;林苍祐领导的急进党也是支持拿督翁的。

1952年在因势利导下,马华与巫统为了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而合作。它疏远了马来亚独立党。在马华巫统取得胜利后,它与拿督翁结了怨。从此被拿督翁(仍是殖民地政府的内政部长)视为政治敌人,而在1953年通过立法议会阻止马华公会的福利彩票发售。

马华也在1954年与巫统及国大党合组成联盟,几乎与拿督翁划清界线。这一年,林苍祐响应陈祯禄的号召,加入马华公会。1955年的普选,联盟取得辉煌的胜利(胜出51席,回教党1席)。而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1953年解散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组成国家党)全军覆没。就这样,由巫统主席东姑组成自治邦政府,并在1957年领导马来亚走向独立。

1958年马华更换领导层,由林苍祐出任总会长。1959年他代表马华向联盟提出要求分配1/3议席(35至40席)不果,终于与东姑闹翻。东姑开出的条件是不要林苍祐领导的马华,但可接受改组的马华。就这样陈修信冒出头来,林苍祐被牺牲了。这是马华在妥协下取得的执政地位(这里按不下表此事件引发的后遗症)。

1963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给马华造成一定的威胁,因为它毫不掩饰要取代马华在联邦的地位。结果导致东姑首相说,即使马华只剩下5个国席,巫统还是与它合作,而不会舍马华作出改变,但变化在1969年后终于到来。

因为在新加坡于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后,李光耀遗留下的政治遗产(1966年正式注册为民主行动党)却一直与马华公会纠缠不清,也不是东姑可以左右得了的。1969年的大选让马华第一次尝到失败的痛苦,参加33个国席,只13人中选。陈修信在失望之下,宣布“马华不入阁”。他的理由是既然华社不支持马华,那马华就不要代表华人参加政府,显得有些意气用事。

后来也因为“513”种族冲突爆发,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马华又加入了内阁。这一出一进也不过是文字上的表达,结果是“马华不曾退出内阁”之说得以成立。其实在那个时候,陈修信也看准尚无反对党可以取代马华,而事实上那时的华社也真的心里没有准备“没有马华在朝的日子该怎么办?”于是在1971年国会民主重开后,陈修信就借此大造势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进而巩固了马华的政治地位。

不过,变化终于让陈修信坐立不安,他没有想到在鼓吹华人大团结失败后,国家的政治已悄然起了变化,而且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新首相敦拉萨一手引领砂拉越改变政治生态,将势力强大的人联党参加联合政府(1970年),更在后来促成砂华人公会解散,让位人联党代表华社分享政权。

另一方面,敦拉萨又在1972年将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引进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将它们归纳在一起,组成国阵用以取代昔日的联盟。这意味着马华不再是国阵内唯一的华人代表政党,而是民政党已取得“船票”。陈修信也许难以忍受变化下的新局面,只好挂冠而去。接位的李三春也感同身受。这也是为什么马华是最后一个加入国阵的“元老党”。但李三春不轻易退位,他用尽他的方法让林苍祐也感受到被挑战的痛苦(尤其是1982年大选前争取槟州马华以8对8席和民政平分秋色,且以席位之多寡决定首席部长人选)。

虽然马华后来还是无法气走民政,但李三春无疑已给马华党人树立一个榜样,在失败时要逆境而上,从不轻易放弃政治权力。这就是为什么自此之后,马华从来不预先说失败就退阁的最大依据。

不知蔡细历为何没有从李三春的身上悟出一个大道理来?如果马华确定它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话,那么当有权力时就不能轻易放弃,而是要找出症结为什么得不到华社的支持?马华上下必然十分清楚华社要的是什么,希望的是什么?

再说,马华若来届选后成绩较308逊色就不入阁,但保留在国阵内,这样的不具权力的政党它能发挥什么政治作用?这不是摆明边缘化自己吗?也不知道是哪门子的政治逻辑?

除非马华退出国阵,以反对党姿态自我生存,否则它一天留在国阵内,就自我贬斥和矮化,到后来也许让人看到人民进步党的影子。

如果说47年前,纳吉的父亲敦拉萨能够通过政治洗牌来巩固和强化执政党的地位,那么没有理由纳吉不会灵活处理未来的政治战略。

既然他已像他的父亲一样呼吁回教党再次合作,他会不会在审时度势下再来一次大洗牌?现在我们大家都很难说,也只有在来届大选后再来观察。民联或说民主行动党会不会与国阵展开新的合作模式?我们也都不知道。

因此我们认为马华不宜也不应在此时抛出一个模糊不清的政治战略,与其让人民在猜马华的下一步骤是什么,不如实事求是的和旗帜明显地向国阵表明,马华要的是什么样的国阵。这比打悲情牌会更有直接的效果。因此我们还是希望马华跳出历史的框框而勇于塑造一个有尊严有勇气的华人政党。

刊登于2011年5月5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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