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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5.7.13

鲁迅•陈嘉庚•林文庆 (直挂云帆)



上期写了《毛泽东会批判鲁迅吗?》之后,又想起一件鲁迅与林文庆和陈嘉庚的故事,不论从学术的角度探讨或从现实的意义来说,都具有温故知新的价值,因为它牵涉的不止是三个人,而是与之相关的其它重要人物。
首先陈嘉庚(1874-1961)这位国际知名人物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1921年义无反顾而且以无比的勇气创办了厦门大学,原本邀请汪精卫来当校长,但在不果后,陈嘉庚就邀请住在新加坡的挚友林文庆“拔刀相助”,出任厦大校长。
林文庆(1869-1957)比陈嘉庚长5岁,他是英国毕业的医生,学贯中西,也是一名企业家,是位能言善辩的儒家学者。由于他的权威性,王赓武教授在其巨著《中国与海外华人》中,特别开辟一个章节来介绍和评价鲁迅与林文庆的冲突。在他看来,鲁迅与林文庆的思想斗争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儒家思想与当时反孔思想的冲突。
王赓武有提及鲁迅(1881-1936)是在1926年应聘到厦大任教的,他是被国文科主任林语堂(1895-1976)邀来的,希望鲁迅能在国学上发挥所长。但鲁迅来了不久后,他被学生告知林文庆提倡“复古”、“尊孔”,要学生使用文言,不用白话文。
因此王赓武有如下的描述:“那位尊孔的校长(指林文庆)很可能还不知道自己请来的是位笔锋犀利为全国之最的反孔者,想到这一点,林文庆和鲁迅之间的冲突很可能就在所难免了。”
很显然的,鲁迅是因其挚友林语堂的邀请来“充实”厦大的阵容,林文庆也相信他的漳州同乡林语堂的推荐,自是不会过问对教授的聘请。但后来鲁迅对国学院的那一套复古有意见了,于是王赓武又作了这样的评论:“他(指鲁迅)说,晚近(有人)号召“复古”救国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多数倡导者是别有用心的,他们要人们读经,目的是让他们成为孝子顺民。他们以读经自负,以懂得中国古文化自夸,但又是多少人在“五卅惨案”(1925年)中用《论语》感化过外国兵不要枪杀中国人?又有多少人借《易经》里的咒语叫那些日本军舰沉没了?”
(所谓的“五卅惨案”是指1925年上海各界上万人大游行,抗议帝国屠杀工人和拘捕学生。结果英国命令印度巡捕向人群开枪,肇13人死,数十人重伤,并逮捕53人,酿成震惊中外血案。从此也激怒了中国爱国青年义愤填膺,萌起革命思潮,连带在五四时鼓吹的文学革命,也在1926年后转成革命文学了。这意味着用鲜血向敌人抗争)
及后,鲁迅开始对陈嘉庚的办学有了意见而又不能理解,因为“他(指陈嘉庚)凭着自己受过丁点的乡村经书教育就外出闯荡世界,明白了要重视西方科学、技术和经费体制的道理,请来了他的朋友,现代科学家、创业者林文庆,放弃了新加坡的一切,帮他创办了厦门大学。”
就这样,王赓武又说:“也许可悲的是,鲁迅这位集中体现反抗过去种种腐败,受到伤害的传统学者,是站在自己的一方;而受到一位好心然而感觉迟钝的百万富翁支持的文化暴发户林文庆则是站在另一方。”
两人的分歧与对峙,终于决定鲁迅是不能在厦大呆下去了,只干了4个月有12天的鲁迅走了,转至中山大学任教。在这个过程中,鲁迅也许无法理解陈嘉庚原来是毁家办学的,目的在于让更多年轻人接受高深学问和西方知识。因此王赓武这样说:“鲁迅似乎也没有脱离中国人之学士历来的成见,瞧不起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通过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商人,认为他是利用金钱为自己树碑立传。”
至于林文庆,在鲁迅看来他是中国的“局外人”,对经书不过是一知半解,却在那里指手划脚。结果王赓武的结论是:“本质上都属于现代人的两人之间进行对话的机会看来已不存在,无怪乎他们之间短暂的邂逅一无所成。”
正因为有此遗憾和两人对现代化救中国有不同的见解和立场,也就连带鲁迅也不欣赏陈嘉庚对林文庆的“包容”。
在这方面,1927年离开中国,曾在《光华日报》担任总编辑,而后在新加坡《南侨日报》掌舵的洪丝丝(1907-1989)(1950年《南侨日报》被查封,洪丝丝回中国,旋后出任中国侨联副秘书长)在1981年时有意为鲁迅与陈嘉庚的“误解”做出诠释。他在《陈嘉庚兴学记》序中这样说:“有一天,大概是鲁迅要离开厦门的时候(1926年),厦大校长林文庆在鼓浪屿请鲁迅吃饭。在宴会上,林文庆称赞陈嘉庚创办厦大的慷慨。鲁迅一听,当场拿出两毛钱,说要捐给厦门大学。
我当时还是青年,听了这件事颇欣赏鲁迅讽刺的辛辣,认为一个富豪拿出部分的钱来办教育,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像一位教书先生捐出几毛钱罢了。但是,当我对陈嘉庚兴办教育的经过了解得比较充分的时候,我的看法完全改变,觉得我当时的想法是很片面的。我深信,鲁迅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文艺家如果能够活到解放的话,他对陈嘉庚兴办教育当然也会了解得比较全面,并且一定会像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和郭沫若等那样尊重陈老。”
无可否认的,陈嘉庚早年对教育的贡献,在抗日时成立《南侨总会》援助中国的贡献及1940年后对延安的支持和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国定居的举止来看,他对中国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他早年对新加坡教育的贡献也是有口皆碑的。
鲁迅当年不理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时,许多中国人来到马新访问后,仍然十分惊讶发现华人(或华侨)用自身的能力和资力兴办学校一间又一间,使之遍地开花。他们不明白为何办学校不是政府的事而是华人的事,他们也难以想象原来私人办教育是不讲盈利只讲奉献的。
如果现代的中国人都有这样的思维,也就不要怪责鲁迅不能明白海外华人的良苦用心,毕竟像鲁迅这么左倾的文人,对资本家或说大资本家没有好感也是能够理解的。
因此洪丝丝的推论也许是对的,也许鲁迅会改变对陈嘉庚的看法,但已是没有也许,正如在解放后毛泽东会批判鲁迅一样的属假设性议题,也是没有也许。就此而言,假设性的议题是没有答案的,我们只能惋惜鲁迅过早逝世,看不到解放后的中国,也就无从将历史重新改写。
但也因为鲁迅英年早逝,所以赢得长久的掌声,若是他在解放后才逝世,也就不知道历史会不会改写。
总而言之,鲁迅、林文庆与陈嘉庚的三角关系,中间又夹带着林语堂倒是耐人寻味的。

刊登于2013年7月18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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