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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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3.5.18

第五篇:1974年大选 敦拉萨打中国牌一统江山


自“513”事件后,马来西亚政局已全面大洗牌,执政的联盟也几乎改头换面,索性将其阵线改成“国民阵线”(简称国阵)。其中的微妙变化也在将来的斗争中浮出台面。
就敦拉萨来说,他主政的年代要有一番新气象,凡是可以拉拢的反对党他都将之收编,他已经不可能单照顾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颜面。因此把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及砂人联党拉进国阵,以形成一个有“民意”基础的大阵线。
此外敦拉萨也处心积虑地将外交政策作180度的转变,除了与苏联及东欧国家打交道外(1972年),也在19745月率团直飞北京,与中国领导人达成建交的历史篇章。这个时期,中国仍然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批林批孔运动正方兴未艾),毛泽东主席也接见了敦拉萨首相,后者且与周恩来总理谈判建交的《马中联合公报》内容。
当敦拉萨凯旋回国后,他几乎肯定全民将会接受和欢迎他的转变。
尽管马中建交仍有重重阻力,但敦拉萨决定搁置一边而寻求国际关系缓和下来。
敦拉萨在当时敢于跨出第一步,直接与中国建交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马共仍在森林进行游击战争。中共不可能“放弃”党对党的关系,而是为将之一分为二;对马来西亚官方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对党政关系则是党与党之间的“兄弟关系”。
虽然马中在不断地克服阻力,但事实证明马中建交是万民欢呼的;尤其是华人更是雀跃万分。不是华人要得到什么,而是希望重新联系亲情。这种血脉相连的骨肉之情,让马来西亚华人有深深的感触,在投票时,已不假思索地把票投给国阵。
加上马来人对“新经济政策”(1970年提出,为期20年)的厚望,也就支持敦拉萨作出巨大的改革,即使因此被标签为向左转,已是无所谓了。
结果国阵在总数154席中占有135席,剩下的19席归给反对党(当年国会只剩下行动党、社正党和砂国民党是反对党),它们的席位分配如下:行动党剩下9席、社会正义党(陈志勤领导)剩下1席及砂国民党9席,与执政党相比势力十分悬殊。
1974年的大选,马华拿下19个国席(比1969年增加6席),但它的对手——民政党不但牢控槟州政权,而且参加8个国席选举又胜了5席。更令马华吃不消的是,民政分配了两名副部长。
因为民政党已从外打进内部,且与马华争代表权,也就使到双方心病加深。陈修信在此难堪时刻,惟有急流勇退,改成李三春的时代降临。
另一方面,参加国阵却经不起考验的是人民进步党。它在1974年参加49州议席(全在吡叻)竟剩下13州,连党魁SP辛尼华沙甘也栽倒在行动党范俊登手上。
翌年,SP因忧郁而逝世(其弟DR辛尼华沙甘在1964年病逝)。
当这两兄弟先后离世后,人民进步党已陷入群龙无首的困境。即便后来有心人通过各种办法和手段“接管”进步党控制权,结果功败垂成,最后导致人民进步党在今天也不懂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了?
砂拉越人民联合党原是一个左翼政党,亦有一些党员涉及砂共活动。无可否认的,人联党成了东马砂州华人的代表。
基本上,1974年的大选是国阵打“中国牌”,毛泽东主席与敦拉萨首相握手的照片无所不在各处告贴。可惜在敦拉萨之后,国家的政局又有一番新变化。
刊登于2018年5月14日《号外周报》第8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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