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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5.9.18

两线制还有没有市场?


马来西亚自1957831日独立及于1963916日成立以来,都没有政党提出“两线制”的概念,直到1990年的大选在林晃升等人加盟下,民主行动党第一次“正式”推动“两线制”的理念。不知是否时机仍不成熟或选民也没有真正理解两线制的重要性,也就无法落地生根。
其实在1990年的大选是最好的时机落实两线制,其一是东姑拉沙里已率一批巫统大将脱离母体而另立46精神党,在形式上是与巫统有得较量的,因为“46精神党”的名字就与巫统有关联。取名46是指巫统是在1946年成立的,意思是说这个新党才是真正巫统精神的延续者,因此命名为“46精神党”是为了扩大影响力。此外为加强政治地位,东姑拉沙里一边与民主行动党合作,组成“马来西亚人民团结阵线”(Gagasan Rakyat Malaysia );另一边与伊斯兰党组成“回教团结力量”(Angkatan Perpaduan Ummah)。因为三党之间是间接合作,也就未发生华人“抵制”行动党和马来人“否定”伊斯兰党的种族性倾向。
这一年的大选结果是首次出现反对党拥有最多的国会议席,共53席(其中行动党20席、沙团结党14席、46精神党8席及伊斯兰党7席),但如果与国阵赢得的127席相比,则只占了1/3席,不足以和国阵在议会内分庭抗礼,也就不能鼓吹“两线制”已成型(所谓的两线制是指西方国家推行的政党轮替的国会民主,由A党或B党轮流执政,而且两党之间的议席相差不大,甚至平分秋色,并未形成太大的距离。即使面对国会议席“悬峙”(Hung Parliament),也由其中较占优势的一方主政。因此两线制的特点就旨在反映出政党轮流执政。因为马来西亚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使到居反对党一方的只期望能够壮大反对党在国会的议席,同时彼此的议席不会相差悬殊)。
不过在那一年,倒是伊党有收获,它成功地夺回吉兰丹州政权;民主行动党则只差3席就夺下槟州政权,况且其国会议席攀上20席,是立党以来最好的表现。但由于46精神党不济,只排名第三位(得8席),也就没有参与带动两线制。
说起所谓的“两线制”是有来头的,起因于1982年大选前夕。董教总领导人林晃升推动“华教精英”参加民政党,以“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口号加入执政党,希望能通过内部争取改善华教的困境。当时他们还提及“三结合”的策略,即执政党、反对党与华社共同为华教打拼。可惜行动党不卖账,且形容董教总所作所为有违民意;马华当然也不卖账,就剩下民政党苦撑董总派出的“精英”,当时以许子根及郭洙镇为代表。
但经过1986年的大选后,林晃升认为“此路不通”,也就放弃“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念头,转而研究另一个战略。就在翌年(1987年)发生茅草行动,导致林吉祥、林冠英、林晃升、沈慕羽及柯嘉逊等百余人被逮捕。但他们在1988年及1989年陆续释放后,林晃升又一马当先改变战略,转向支持民主行动党。
在林看来,既然尚无法夺取中央政权,不如先推动“两线制”,以壮大反对党。行动党也就不置可否地成为推动议会改革的火车头。
可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现实并没有为两线制创造条件,反而是以种族(乃至后来加入宗教)作为导向。这不是说选民都是种族主义者,而是在关键时刻就显露了种族的倾斜。
且不要指责是英国故意用“分而治之”的手段造成种族间的隔阂,在两百多年前,华人的南下及印度人的东移都是“物以类聚”地集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来自内地或印尼的马来民族也是以甘榜生活为集中地。正因为各种族的“河水不犯井水”,也就形成以种族为社群的多元社会。
这个社会在马来西亚尤其明显,不论在战前或战后都已出现种族性倾向的政党,如战前的“马共”(1930年)和“马来青年同盟”(KMM)(1937年)和战后的“马来民主同盟”(Malayan Democratic Union(1945-1948)及“马来国民党”(PKMM)(1945-1950)。
及后的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的出现也展示了种族政治的特征;在下来的国家党、劳工党、伊斯兰党及人民党都有本身的种族基调。即使六十年代以后出现的“国民议会党”,由巫统分裂出来的左派,也参加了“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同样有种族色彩;民主行动党和民政党也因政治环境的局限被标签为“华基”政党。
即便在七十年代出现的“社会正义党”、“社会民主党”和八十年代初成立的印度人前进阵线,都不能形成真正的多元种族政党。
还有,八十年代成立的46精神党(在1995年大选前易名为46马来人党),皆属于马来政党,斗争的对象是巫统。
迨至安华的公正党在1999年问世时,虽打出多元种族特征,但它基本上还是偏重马来人,因为它的斗争对象是巫统,而马华及民政党及人联党的议席多交给行动党去“收拾”。
就拿2015年后的政局来说,它所出现的政党就有一定的种族特征。“国家诚信党”是于2015年成立,它是从伊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是不可能参加公正党,因为它比公正党更强调宗教的重要性,而它的斗争对象是伊斯兰党。
至于在2016年出现的“土著团结党”为何又不加入“诚信党”?为何又不拿下“公正党”?其中的因素是比较复杂的,除了领导人马哈迪是龙头老大外,它成立新党的斗争目标对准巫统,这就不是公正党、诚信党所能全面代表的。
当马哈迪成为希盟(希望联盟)的领导人后,他几乎震撼了巫统的根基;更让国阵的成员党不是兵败如山倒(如马华、民政和人联)就是树倒猢狲散。
从表面上看来,希盟中的土团党势力薄弱,只有13个国席,但如果加上砂拉越和沙巴的支持势力来算,它就会成为希盟的老大。
正因为从20082013年到2018年的大选,人民的投票倾向是一反再反政府的,也就出现一面倒的局面,如2008年的国阵140席对民联的82席、2013年的国阵133席对民联的89席及2018年的希盟132席对国阵51席。
这反映出两线制不是人民追逐的斗争目标,只要能实现政党轮替就是“改朝换代”,无须考虑两线制的重要性。这就是为什么国阵的成员党往下沉而爬不起来,诸如马华、民政和国大党,下来是巫统何去何从?
整体而言,我们还需要两线制吗?同时我们又要怎样的两线制呢?
刊登于2018年9月13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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