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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9.11.21

习近平登顶的时代意义

 中共第十九届六中全会在2021111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是建党以来第三个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文献,标志着中共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下,又开始走向另一个百年宏图大计。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竟能一举克服所有阻力,成功地打破局限。这种限制是邓小平当红的年代所提出的(即1982年通过最高领导人任期不可超过两届(10年))。如果习近平没有于2018年又再通过修改党章,他就要在明年中之前下车了。结果在“时代的需求和感召”下,习近平成了新中国第三位最具实权的掌门人,不再列明任期的年限。

为什么习近平能够通过修章而废除限期?又能留有空间对未来作出新的和大胆的规划,包括扫除贪官污吏;抓出潜伏在党内的野心家并在国外展示中国的成就已是一日千里,正在日趋逼近世界第一大国的美国?主要在于国内外情势的需要,也就自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主政以累积政绩,然后得以向世界铺陈一个已站起来和锦绣壮丽的共和国大画卷。

或者,有反对者认为这是借口,上位的人也可刚正不阿,岂只一人长期在位?

但问题是,大权在握者若有期限的约束,办起事来或会碍手碍脚,也会因为交接时间快到了而节外生枝,出现意想不到的反效果。这应该是习近平所要避免发生的事。修宪成了不可扭转的任务。

虽然我们可以回顾中共先后通过的三份决议,从中吸取教训而不再重蹈覆辙,但它们基本上是历史文献而不是法律条文,只有道德的约束而没有律法的效用。无论如何,了解和消化三份决议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了解过去才能走向未来,所谓温故知新。

第一份的“历史决议”是在1945420日在中共第六届第七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这是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策划和参与的。共经过八次的修改而完善。内中从1921年建党开始述及1945年的严峻情势;特别是在1934年在瑞金反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失败后,不得不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一年有余的日子里,红军经历跋山涉水飞渡沪定河及跨雪山的生死关头,其中有数以万计战士也悲壮牺牲。历尽千辛万苦,最终得以抵达延安建立新的根据地。所幸在1935年途径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选出毛泽东为新领导后,中共才绝处逢生。

这份报告也批判陈独秀到李立三、王明及博古等人,制定了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更批判了夺取城市建立政权的盲目主义,差点断送了中共前程。后来出现了毛泽东的“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论断,终于转危为安。

也因为较早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党接纳了毛泽东提出的“党指挥枪”的著名理论,而直到今天还一直沿用,保证了军队只听命于党的指挥。中共历来罕有发生军变就是这个决议所定下的。

无疑的,毛泽东也在落脚延安(1936年)后又看到另一个重要问题浮上来,那就是党的理论的建设和正确思想的灌输。于是在1942年在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也宣扬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进一步确定工农兵的三结合理论,包括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

经过国共合作抗日(1937-1945)至日军投降,又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中共与国民党之间是和或战?仍无法揣测。但毛泽东似乎已看到战争的必然性,也就在国共内战前(1946年)有了第一份历史决议的通过。

由于国共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毛泽东用4年的时间打败国民党,而在1949年解放全中国,但留下一个台湾未及时收复的大问题,直到今天成为共和国其中一个很深的伤痛。

另一方面,新中国也经历不少运动和变化,其中的“大跃进”、“人民公社”(1958-1959)及“文化大革命”运动先后成了一场场无法控制的悲剧运动。这之中以文化大革命(1966-1976)带来的十年浩劫最为刻骨铭心。反过来,文革中所批判的修正主义思想和个人崇拜也成了一个时代的标志。直至四人帮被打倒(1976年) ,十年的文革总算告一段落。但依然解不开的谜是接班人林彪(1969-1971)坠机事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因为四人帮的倒台,邓小平有了第三次复出的机会。因而他在1978年又成为共和国的实权掌门人。他成了毛泽东(1976年逝世)后的第二代领导人。

毋庸置疑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中国带来生机勃勃,但在日后也给中国带来对社会制度的争议。

有人在改革开放时期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似乎在这个理论下,可以允许犯法犯规的人在不知不觉或明知故犯下泛滥起来;甚至有一个时期(8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也大行其道,更有人荒谬地提出“不论姓社或姓资”只要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的歪论。这种混淆不清的情况,导致共和国到底要复辟资本主义或是保持社会主义?

此时,心急如焚的邓小平也认为中国太落后,必须迎头赶上。因而在1981年提出第二份历史决议时,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路线(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文献中,除了指责文革带来灾难外,也否定文革的作用。

不过在批评毛泽东的同时,邓小平也“七三对开”来肯定毛泽东功大于过。这样一来毛泽东的形象和地位被保留下来。如果当时对毛泽东的标志一一取消,就不可能在今日得以捡回对毛泽东的遗物而成为重要的史料。

说实在的,在一个无神论的国家,中国依然需要有指路明灯的思想和形象突出的人物带领这个国家走出困局。毛泽东的言行在这些年来正好被派上用场,也反映出习近平坚持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路线。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加上毛泽东思想的总和,用以抗拒西方国家所鼓吹的“和平演变”。

当我们看到今天公布的第三份决议内文时,就不难明白习近平的良苦用心,他必须在否定文革和维护毛泽东之间做一个平衡的杠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成了新时代的新号角。

与此同时,习近平在8年前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必将伴随着他的一生,得以照亮中国在和平崛起的光辉历程。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今日的习近平,共和国已用行动向世界证明它的成就。不但可以派人上太空建造太空站,而且向宇宙探秘已成为可望可触的奇景。

不论习近平还在位多久,只要继后他能够建立一个定了型的官僚体系,也就不必担心既有的秩序会在人事变动下被乱套。

显然社会主义已自成一个体系,它可以不必仿效资本主义的选举规则或三权分立。只要中国人民认可、党员认可,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和逻辑法则,又何需由美国人扮演上帝角色来指手划脚呢?

刊登于2021年11月18日东方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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