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厕卫生的联想 （天下纵横）

有两则新闻引起我的关注，其一是威省市政局自今年4月份展开检查运动以来，发现820间公厕处于不卫生（不及格），只有14间被鉴定为五星级公厕。这是市议员连同卫生组官员巡检了3022间公厕后所得出的结论。虽然我们不知道“不合格”的公厕何时会被改善，但希望市政局采取较为严厉的行动以促使相关单位及时改善，因为这关系到公众的利益，绝对不能“从宽处理”。

其二是槟城国际机场终点大厅的厕所被投诉卫生状况不佳，这样的“迎宾”将使国家蒙羞。因此机场的高级经理阿里夫希望人民提高公民意识，不要弄脏公厕。

其实众卫生设施和状况是长久以来积累而成的大问题，不单是马来西亚，世界各地的不发达地区情况同样恶劣。在我的印象中，五六十年代许多家庭仍用人工马桶，每天都有清洁工人来更换马桶。如果一天不换，厕所肯定臭气熏天，令你退避三舍。但在那个不发达的年代，除了忍受之外，你是无可奈何的。

就拿我早年服务的报馆来说，我们的厕所也是“人工马桶”的，弄得许多人除非必不得已，否则都不愿意用“公厕”。这事到了70年代后才逐渐改善。

70年代，我第一次出远门到曼谷、香港和台湾观光，对它们的公厕也留下好印象。我们所到的是观光景点，住在好酒店，自然进入干净和卫生的公厕。

但是在70年代末期，我通过曼谷进入柬埔寨采访难民营时，我顿然感觉到浑身不自在，那里的公厕简直令人作呕，脏到难以形容。当我们走进“食堂”看大伙儿用餐时，赫然发现菜肴尽是苍蝇，而难民“习以为常”，卫生对他们来说是“奢侈”的，我则庆幸生活在和平的地方，没有战火，而且卫生条件已大有改善。因此不大计较要一步登天，毕竟我们的“公厕”也脏不过难民营。

80年代之后，我较常到中国旅行，但面对的公厕问题也是十分头痛的。除了宾馆和酒店的公厕已现代化外，在其他地方包括旅游胜地，其公厕真的叫人不敢恭维，不但厕所无门，也极度肮脏。面对这样的窘境，我又庆幸我们的国家的卫生条件较为先进。

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中国的进步令人瞠目结舌，许多名胜的卫生设施大大改善，因为有收门票，厕所也有专人打理，一切显得与时俱进。此外大商场林立，酒店旅馆一间间竖立起来；同时大型餐馆也雨后春笋地在各面向游客。凡此种种，让我们看到一个“脱胎换骨”的中国。虽然我不敢讲中国的大小城市已赶上时代，但我所看到的则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卫生设施。比如我在去年参观黄帝陵，其公厕就已经现代化。后来我又在延安访问，同样也发现游客所到之处，公厕都笑迎客人。如此的一改再改，也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进步也许太慢了。

比如威省的公厕和机场的公厕这么的不达标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说马来西亚的人民缺乏公民意识，那是值得争议的。因为我们的学校很早就有公民课和道德课，学生也学会干净和排队谦让美德，难道就不懂得爱护公厕吗？

当然全推给使用的民众没有公民意识也不对，毕竟公厕也要有人管理和冲洗，如果不经常派人照顾，它很快就肮脏了。因此我们认为改善公厕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公共场所的厕所一定要请人流动管理；二是使用者要懂得自律，不要随意乱丢东西和弄脏厕所，一定要有起码的公德心。在这方面，我们不反对公厕请专人管理而向使用者收费，也只有收费才能使到公厕保持适度的干净和明亮。真希望槟城的公厕也能与乔治市一样走向国际化和城市化。

刊登于2012年10月1日《号外周报》第601期

非槟城人的首席部长 （跃马扬鞭）

原本被民主行动党倚重的前副主席东姑阿兹在今年5月高调退党后，于不久前（9月21日）在槟城一项座谈会上轰炸林冠英，并直截了当指林冠英非槟城人，不适当担任槟州首席部长。他认为曹观友比较适合当首席部长（他是吉隆坡人，但落脚槟城比林冠英早，已被当成槟城人看待）。

究竟谁才是最适合当首席部长的人？这是见仁见智的，因为宪法并没有规定只有槟城人才能当槟州首席部长，而是马来西亚的公民，只要具备参加州议会选举的资格，一旦中选和其所属的党控制议会内一半以上的议席，就会被委任为首席部长。因此行动党的主席卡巴星这样说：“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是最佳的首席部长人选，他获得了槟城人民的支持。”

无可否认的，在1986年之前，槟州立法议会的议员是以槟城人为主是不争的事实。比如在1957年独立时，首任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是地地道道的槟城人，而且是在槟城出世的（1911年）。这就是说，王保尼启开了槟城人担任首席部长的风气。

本来这个职位是林苍祐的，但他有更大的抱负也就不当首席部长。不过后来林苍祐退出马华公会（1961年）就另起炉灶成立民主联合党，此时他已经把目标调低，退而求其次的瞄准首席部长职位，开展他的政治旅程。

不论是1964年的大选或是1969年的大选（此时林苍祐已转换码头，参与创立民政党，取代了民主联合党），林苍祐很在意对候选人的挑选，他的政治原则是“槟城是槟城人的”，因此他的候选人都是道地的槟州人。

当他在1969年的大选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夺下槟州执政权时，其阵容尽是槟城人。例如他的左右手郑耀林与邱继圃乃至后来的陈锦华都是槟城人。即使在1974年成为国阵一员，大批知识份子纷纷加入民政党后，林苍祐的哲学仍然是选槟城人出任候选人。这之中有我们后来熟悉的吴清德、许岳金、纪碧真及王贤智等。

在林苍祐看来，国会议席可以灵活处理，但州议席就是挑槟城人参加。因此在1978年、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槟州的议席都是由林苍祐拍板；他也同时是槟州国阵主席。有人说林苍祐重“乡情”也是有根据的。

但是在1990年的大选，林苍祐似乎接受了一位外来的天兵参选，他就是来自马六甲的江真诚。这一年林苍祐不幸落马，改由许子根担任首席部长。他也是道地的槟城人，在党内未引发争议。江真诚也就打破常规，不是槟城人担任槟州政府的行政议员。

当然并非江真诚破例，而是民主行动党的林吉祥在1986年开展他的丹绒一役时，已改变了槟城的政治生态，不再是槟州人“独霸”议席的天下。如果没错的话，林吉祥是第一个成功以非槟城人打入槟城的政治人物。自此风气一开，民政在1995年后又引入天兵天将出征，这些人包括谢宽泰和邓章耀等人。换句话说，打从80年代以降，槟城的政治门户已开放，欢迎外来的人参加竞选，而这一些人也逐渐“化身”成为槟城人。他们包括了林吉祥、江真诚、谢宽泰及邓章耀等人。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2008年的大选如果国阵胜出的话，首席部长邓章耀也是来自柔佛的人（许子根上京）。

巧合的是，因为一场308政治海啸，槟城人民迎来的也是柔佛的人，但他是林冠英而非邓章耀。

由于我国政治已联成一体，不再分区域，若再分槟城人或非槟城人，也是没有一个标准的。

刊登于2012年10月1日《南洋商报》

926后的华教方向 （现代春秋）

原本是一场针锋相对的抗议大会，最终是“和谐收场”，没有戾气，看来祥和。事缘董总对关丹独中批文的不明确及增北华小董事会的被改变感到不满，而决意在926举行大集会。这批情绪激昂的华教人士认为身为副教育部长的魏家祥不但未尽其职解决问题，反而使到争议扩大和加深，因而有人主张在926打出“打倒魏家祥”的招牌，以“教训”华人部长不为华校说公道话。

然而在另一边厢，马华公会有感于魏家祥被当成代罪羔羊，乃告挺身而出；尤其是马青更是抓住焦点，对准董总猛烈反击，矛头显然针对叶新田与邹寿汉。

由于双方的唇枪舌剑，再加上一些华团的介入，劝请主办当局勿针对个人。于是又把焦点转向为华教请愿，而不再直接向魏家祥发难。因此在9月26日那天，虽然我们有看到“倒魏”布条零星出现，只说明了华教阵营中仍有人“不放过”马华的部长的，但已非董总的主题了。

针对这件事，马华总会长蔡细历质问董总花8万至10万元的广告费的用意。他直截了当地说，这场示威是针对马华和国阵的，要马华消失。他并认为马华已尽力解决（华教）问题。虽不能尽如人意，但问心无愧。因此他希望用“团结”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分裂”来解决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董总有提出8大诉求，接纳备忘录的首相署部长纳兹里竟表达个人意见时认为“诉求合理”，这不但使人纳闷，而且也十分费解。若是认为合理，华教问题早已解决。当然这只是纳兹里个人的见解，我们不能视为董总的备忘录已被接纳。

事实上，如果我们分析董总的8项诉求，不难发现其中4项是有针对性的。例如承认统考、华小董事注册被刁难、关丹独中的“法定”地位及批准昔加末建独中。另外的 4项则是一般性的，包括师资短缺，不谙华文师资派进华校，对华小的拨款和兴建华小等。

以这样的诉求来看，董总的要求也不高，但将之归为“华教救亡”大会就显得格外高调了，与诉求的内容有了距离。换句话说，从诉求的8项诉求及备忘录的14项教育课题来看，主要是反映了华校面对的问题和希望得到改善，尚未形成华教已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将之称为“救亡”只能被解读成“居安思危”或灌输危机意识，以让华教人士不可放松警惕。

其实，董总目前面对的问题似乎是内部的失调也不少，例如原本是一家的董教总，如今在某些课题上就有不一致的行动，教总不参加926即为一例。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董教总在林连玉的年代（1954-1961）是以教总为核心的，而后重心移向董总；尤其是1973年林晃升出任董总主席后，他就直接领导董教总。

但他也是最具争论性的人物。1982年将董教总导入民政而与马华及行动党的矛盾激化，及后在1990年率华教精英参加行动党鼓吹两线制又开罪马华和民政。因此董教总与政党的关系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以此来推算，它与马华的关系“好少坏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林晃升后，董总进入郭全强时代（1990-2005年），与政党的关系也是“时好时坏”的，但内部还没有出现“分化”的迹象。来到叶新田时代（2005年后），董总就面对变化的困扰，例如林连玉基金原本是陆庭谕领导的，他在2008年辞职后就由杜乾焕接任，而且一批华教中坚份子也加入成为领导层，与叶新田的关系有了距离。

另一方面，因新纪元事件导致前院长柯嘉逊及一批人离开新院，也与董总的关系“切割”了。

这种华教组织的内部“分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华教的争取与斗争，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的董总的最佳拍档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邹寿汉的加入董总与叶新田合作，也真是表现出两位一体的罕有现象。

虽然没有人质疑叶邹两人的领导能力，但已开始有人质问他们的作风是要把董总导向哪里？这才是重要的关键方向。

既然在926那天，董总表现得温和与理智，不针对个人，只针对课题提出批评与鞭鞑，那么董总领导人将过去的“同志兄弟”拉回岗位是十分重要的。我们注意到叶新田已向吴建成及柯嘉逊伸出和解之手，因此后续行动的扩大和形成一个团队是更为重要的。

除了董总与过去的“同志”重新携手外，也要重视与政党和华团的关系，虽不能做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但在华教课题上争取更多的团体的认同与共识也是当务之急。这就是说，在926之后，我们要看到的和应该看到的是一个团结的华教队伍，而不是一个分裂的华教阵营。至于如何化“争执”为玉帛，就看领导人的意愿与智慧了。

刊登于2012年10月1日《光华日报》

槟州申办独中谁买单？（直挂云帆）

当关丹独中的批文存在着争议的当儿；当昔加末独中的呐喊声未止息的当儿；我们又听闻有人建议在槟城恢复昔日的中正夜学云云。

我对这样的建议的第一个反应是“不现实”，也“不合时机”，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没有听说槟州缺少独中，或5间独中爆满，非得增加独中不可。

我尽量用历史来陈述槟城的华文教育，以便我们能较为客观地了解“华文中学”的变迁。

在60年代之前，也就是改制前，槟州的华文中学大约不下15间，但在1962年不得不遵循1961年的教育法令（根据阿都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拟定）后，槟州就有9间华文中学转成国民型中学，仅剩下韩江中学未接受改制。在那个时候，原本存在的“槟城中学”、“尚德中学”及“中正夜学”也就因时局的变化而消失了。当时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的有钟灵、槟华、菩提、协和、圣心、中华、修道院、日新及恒毅共9间。在1976年后又加多一间“北海钟灵中学”，一共是10间。

除了韩中不改制外，也有国民型中学衍生出“独立班”，而后发展成“私立中学”，再后来统称为“独立中学”的。这些与国中同名的独中有“钟灵”、“日新”、“槟华”及“菩提”。这样一来在60年代之后，槟州就有5间独中和9间国中（国民型），70年代再加一间。

“独立班”或独中的出现是因为改制后的中学得按政府的规定收生，只有独中可收容考试落第生和超龄生。

就全马来说，在当年改制的中学在西马共有55间，其中有21间增设独立中学。不改制的独立中学有16间，两者加起来总共有37间独中。

至于东马方面在加入马来西亚之前或之后的调整下，沙巴有了9间独中，而砂拉越则有14间独中，加起来23间。如果连同西马的独中，马来西亚共有60间独中（90年代新山宽柔在古来增设新校园）。

有关华校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可参阅郑良树著的《马来西亚教育发展史》，他也详细的评介了华校改变的前因后果。而黄集初在其研究中也发现中南马的独中表现标青，其他一般，更有的属于小型的独中。换句话说，在60间独中，只有约20间左右达致大型和巨型的指标。

就我们所知，独中办得最成功的首推南马的宽柔中学，有学生达万名；但北马的独中就没这么理想了。

根据统计，槟州的5间独中的学生远不及中南马，大约只有4千余名，与槟州10间的国民型中学的学生数目比较，又是差了一大截。后者有至少25000名的学生，几乎是独中生的5倍。为什么会这样呢？个中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就无须挑明了。

还有我前面提到槟中、尚德及中正学校的关闭也是因生源短缺而不得不消失的。如果说当年学生“挤爆”独中的话就不会有华文中学关闭了；更不会发生5间独中在凄风苦雨中挣扎成长。举例来说，韩江中学在不接受改制的1962年后的数年间，其学生人数是超逾3000名左右的，可谓是巨型的独中。然而曾几何时，跨入70年代，生源逐渐减少，得靠开办大学先修班来充场面。因为在70年代，国民型中学开办大学先修班不多，韩中也就一枝独秀成为许多中学生报读的对象。在不需要读华文科底下，大学先修班也收了不少英校生和非华裔生。我曾经作过一次的统计，原来在70年代韩中仍有2000名的学生，其中有40%乃至50%是大学先修班的学生。但转入80年代，其他中学也开办先修班，韩中就不那么吃香了，学生也跌剩千余名。

不幸的是，在1985年后发生董教纠纷而闹上法庭，导致学生一年比一年少。在1995年时，韩中的学生竟只剩下3百余名不到4百名。我也在那一年介入韩中的董事会，事后发现董教纠纷真正伤了学校元气，大家都无心办学和教学。此时的韩中如同中国十年文革带来的十年浩劫，真是跌入谷底，与最旺的3000名学生的年代相比，仅剩下10%。堂堂一间大型韩中沦落至此，也暴露了独中的内部相互倾扎，岂只是华社的悲哀。

所幸韩中在改组后逐渐起色，但教育是十年树人的大计，蒙受创伤的韩中则需要超过10年的时间才能慢慢地纳入正轨。由此可见，办好独中是十分不容易也是呕心沥血的艰难事。

我记得在1999年的时候，槟岛西南区的8间华小（现在已是9间华小）的董事长有要求韩中董事长陈国平协助申办一间中学，以容纳这些华小毕业生，但他们言明要国民型中学，不要独中。当时我们也劝说他们把学生送入独中，以示支持华文教育。他们不是固执而是认定国民型中学是好的，我们只能顺应申办，后来不成功才有了菩提国民型中学在2007年迁校西南区的大动作，也耗资不下3700万元，都是华社的集资而来的。

尽管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独中稍有起色，学生也渐渐多了起来；特别是今年的统计公布独中生已破7万名大关，但北马并没有发生所谓的独中爆满，也没有发生许多学生不得其门而入的现象。至少槟华和菩提也希望能有较大的突破和“天降甘露”。

另一方面，华社争取的还是国民型中学，比如今年初闹得沸沸扬扬威南日新国民型中学就最好的证明。他们的心态与西南区的家长是一样的。还有又听闻恒毅也有意在西南区申办一间分校，也是国民型的，就未听闻有人要在槟州增办独中。

今天突然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如果不是在北马也凑个热闹学时髦，那就是太不了解北马的独中了，更没有计算办一间中学没有三五千万元是不行的。目前北马除了槟州5间外，吉打有3间，在吡叻也有9间，其中有一些独中正在渴望更多的新生入读。因此与其在此时此地在槟城提倡办新独中，不如真心诚意地协助现有的独中增加生源，否则口惠而实不至，对独中的振兴是没有太大意义的。

刊登于2012年9月28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