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万铎评传》外一章 （直挂云帆）

2月28日，应邀赴怡保Weil Hotel宴会厅参加挚友胡万铎乡长的八秩寿辰宴会。抵达会场时但见衣香鬓影，场面温馨；而寿星公胡老更是笑口常开，乐得不可开交。

根据他说2月28日对他而言是非凡的日子，因为他正是出生于1935年2月28日，今天2015年2月28日正好是他的八十大寿，日子选得十分恰当。他开玩笑地说，他看上去大概60余岁，不算老；而他在致词时也对台下的人称赞为不老的寿星感到高兴。

就在宴会近尾声时，承蒙胡乡长赠送他的传记《胡万铎评传》一书（作者张树钧）感到十分荣幸，因为当晚并没有将其传记在席上分发 （有关的推介礼是于当日中午在吡叻客家公会内举行）。所幸在现场有一本可供我“先睹为快”。由于本书厚达600页，未能一时消化也只好挑选性地参阅，再加上我对胡万铎的了解，故而凑成了以下的应对文章。

我第一次听闻胡万铎的大名是60年代后期。当时《星槟日报》的总经理胡榆芳（已故）也时不时向我提及胡万铎这个人。他说，在1955年钟灵中学发生学生反对校方接受“特别津贴”，结果有7人被扣捕和开除学籍，其中一人就是胡万铎（另6人是吴国良、颜清文、侯国驹（格致）、陈逸成、万景添及梁丁尧）。

当胡万铎被扣捕时（1955年8月12日至20日），胡榆芳说，他受其父亲胡曰皆所托，乃托人设法将万铎“营救出来”，最后在20日获得释放。由于万铎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再回到宿舍，他就将万铎安排在其住家暂住（那是胡榆芳一家人是住在莲花河8号《星槟日报》大厦（东主胡文虎）的左侧。不久之后，万铎被接回怡保，继续在怡保育才中学受教育，因为那时英殖民政府在独立前有发出一道谕令，禁止胡万铎踏足槟城（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禁足令维持约9年之久，在1964年才解除。马来亚是在1957年独立，而马来西亚在1963年成立）。

根据《胡万铎评传》大事记透露，万铎在1956年已飞赴英国爱尔兰留学，不久钟灵中学全校大罢课，震惊全国。但不幸的，万铎于1959年在爱尔兰遇严重车祸受伤；而更不幸的是1961年其父亲胡曰皆遭匪徒枪击身亡。万铎被迫辍学返国，继承家业，包括接管其父亲于1959年创办的“深斋中学”。

因此在60年代，由于胡榆芳的时不时提起胡万铎，使我对这个人有第一个非常深刻和难忘的印象。那时胡万铎在我的心目中是独立前夕学运的“开路人”之一。

第二次与胡万铎有近距离的接解是在80年代初期。那一年“马来西亚客联会”代表大会在槟城的美仑酒店举行。我身为槟州客家公会的代表也参与其中，会议由胡万铎主持。因章程关系，第三届客联会会长轮值槟城担任。

根据我后来的了解，马来西亚客联会是由吡叻客家公会推动和发起的，除了胡万铎之外，另一个人是曾敦化。在他们的努力下，客联会终于诞生。但初期加入的客家公会不多，而且客联会也没有固定的会所，也就由轮任州将“客联会”的会务接管过去，直到90年代中期客联会的地址才固定在吉隆坡；及后更在吴德芳领导下，在燕美律购下一座4层楼大厦充为客联会会所。在2011年后，在杨天培领导下，又将会所搬迁到士拉央的两座4层店屋。当下客联会正择日举行开幕典礼。

来到今天，客联会已有78个属会，是马来西亚最具影响力的乡会之一。在这方面，胡万铎是功不可没的。

不过胡万铎在70年代还是将其精力集中在怡保的乡会与教育事业上，后来才扩大范围成为董总的领导人。

我们先说他在1971年接任深斋中学及吡叻客家公会会长后，他对独中学生人数的江河日下感到忧心忡忡。原本在一校两制下吡叻有14间国民型和14间独中，但因学生不足，在1972年时只剩下9间独中在苦苦支撑，它们是深斋67人、培南165人、育才280人、三民120人、育青135人、南华120人、培元433人、崇华395人及华联256人，总计不过是1971人（取自《胡万铎传记》，页254）。眼见独中有“沦陷”的危机，若不出手挽救，独中教育恐怕将沦为笑柄。

由于吡州独中摇摇欲坠，在胡万铎等人领导下，一个独中复兴运动乃在1973年点燃熊熊烈火，这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不但筹到所需的款项140万元；更重要的也影响家长将子女送进独中；更进一步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下列的数目证明吡叻独中的复兴运动是成功的。

在1975年，深斋有学生277名、培南540名、育才515名、三民272名、育青357名、南华341名、培元653名、崇华884名、华联616名，合共4455名。只是经过三年的努力，独中已见“铁树开花”，学生从1971名跃增至4455名，也正是独中复兴有成的年代，胡万铎在1974年也出任吡叻董联会主席。

这个时期的胡万铎不但身体力行的介入华教运动，更因独中复兴的成功促使董总在1975年举行了统考而成为独中教育的标志。

与此同时，胡万铎的企业生意也大展宏图，使到他对教育捐款做出更大的承诺。例如在当晚的寿宴上，胡万铎的家族也披露捐给深斋中学建大礼堂马币300万元，他还建议这座礼堂可命名为“万铎堂”（据报章报导，礼堂的兴建费约马币800万元）。这反映了胡氏家族不忘秉持胡曰皆的生前遗志，而且也不遗余力一定要办好深中。如今这间学校的学生已超越1500名，其进步成绩有目共睹。在现任董事长丘才干领导下，深斋的未来更见一片光明。

在此之后，这个组织也在1990年响应前主席林晃升的“两线制”号召，为两线制造势，也因为林晃升的从政，他的董总主席一职让位于胡万铎；而胡万铎也不负众望支持两线制的斗争。但这场政治运动要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才开花结果，在林晃升的年代他是无法实现的。

虽然胡万铎在1993年即卸下董总主席职，任职三年左右，但他仍然有幸在后来看到“两线制”的兑现，这对胡万铎来说不能不说是守得云开见明月。不过在80、90年代后，胡万铎不再热衷于政治，也与林吉祥的恩怨一笑泯恩仇，但国际与国家的政治走向也与他所争取的基本上有一定的距离。

附带一提的是：胡万铎虽已80岁高龄，但他每天坚守跑山运动，确实是人生的一个奇迹，也是人生的一个亮点。祝他健健康康、快乐享受人生。

刊登于2015年3月5日《东方日报》

承认统考与砂州大选 （现代春秋）

自从董总于1975年举办独中统一考试以来，意味着独中生有一个全国性的考试以鉴定他们的学术水平。当时的60间独中约有3万名学生；但时至今日，独中生已突破8万名，这反映了独中教育有其优点也有其学术地位。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砂拉越的独中生也有所增长，例如砂州的14间独中，其学生从2010年的5880名增加到2015年的8097名，增加率近40%。虽然砂拉越拥有移民及劳工自主权，但在加入马来西亚时，其教育政策与西马是一样的。因此砂州的教育制度与西马（它有10间国民型中学及14间独中）并无二致。在这种情形下，砂州要求中央教育部承认统考文凭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复杂现象。

有人认为可以按砂州的独特情况处理，让砂州的独中生可进入公务员行列，也可获得政府奖学金深造；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个触及全国性的课题，中央政府只能全面地研究才能决定统考的地位，它不可能在不同的州实施不同的决策。

就在对统考的地位存有争议的时候，砂州首席部长阿德南重提承认统考的事宜，也透露已呈函教育部长慕尤丁要求承认统考一事；与此同时他也首次宣布拨款300万元予州内14间独中，显然是值得赞扬的。这也是继沙巴、槟州和雪州之后的第四个州对独中作出拨款。虽然300万元由14间独中享有并不算多，但好的开始，也给独中带来了另一道曙光（砂州政府有表示在将来会增加拨款）。一旦砂州对独中的拨款形成制度，也就是说多一个州重视独中教育的。

其实在马来西亚以60间独中来看，其学生人数并不算多，只占全国200余万名中学生的5%不到，也比国民型中学（78件）的12万名学生为少。再者有不少的独中，学生人数未超过千名，甚至有者被列为微型独中（少过150名学生），在砂州内就有7间左右。

虽然独中是60年代的产物，也是情非得已的教育学府，但其存在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这些年来华社对独中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独中 可以说是在风雨中挺拔前进的。

不过有一个可喜的现象是近些年来人们谈论的还不是华文教育的危机，而是统考应不应承认的问题；还有独中生会否越来越多，甚至超越10万名？

针对承认统考课题，在2013年大选前，董教总与政府方面经有所接触，后来更发展成坐下来商议其可行性。

可是，随着2013年的505大选之后，有关的课题便停止谈论了。

再下来是教育部长慕尤丁要求董总先调整立场才谈承认统考课题，这就是说统考课题尚未进入实质性的商议。

至于砂州再次率先提出承认统考课题，其用意除了表示砂州政府有其诉求外，也希望在行将到来的州大选能为国阵的成员党增加政治筹码。这一良苦用心是希望国阵的华基政党能振作起来，特别是针对人联党。

人联党是一个老牌的政党，成立于1959年，一向来标榜左翼社会主义立场，但在70年代初期（（“513”事件过后）却加入了执政集团成为其中一员。换句话说，在1970年砂州大选过后，人联党应中央政府的邀请，与砂州的土著党及保守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自此之后，人联党便脱胎换骨，逐渐从左转向右，但也因此使到人联党一直维持执政地位直到2011年的州选才出现一个转折点。

这一届的州选，民主行动党进一步突破而拥有12名州议员，使到人联党在华人选区纷纷“沦陷”，可怜只剩下6名州议员（当中只有两名是华裔议员）。

更令人联党痛心疾首的是，它具有代表性的州议员黄顺舸另起炉灶，也就使到人联党内部再一次受到冲击。如今由沈桂贤挂帅的人联党，已不是昔日气势如虹的政党，而是面临严重考验的执政党。

虽然州大选可以拉到2016年，但一般预测州选将在今年举行，而且有增加11个州议席来应对新局面。

这新局面有反对党认为是为执政党提供“保护伞”，因在国阵的选区内进行划分。不过也不能说人联党会占上风，因此国阵还是需要再打华人牌以争取华人选民的支持，承认统考的课题也就再次浮现和被炒热起来。

无论如何，教育部只能在有关课题上作适度的调整，尚未具备将统考提到全面承认的阶段。这是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举措，政府自然需要从长计议。董总方面，也只能顺应时局的变化来正视统考的问题。它既不能使之政治化，也不能一直让统考成为争议性的考试。

从这样看来，统考不会在近期成为政府与董总再接触的焦点，反而它会在砂拉越引发一场有所期待的争议。究竟统考在未来的砂州大选能起到什么样的冲击力量？我们拭目以待。

刊登于2015年3月2日《光华日报》

安华跌宕起伏的政途 （跃马扬鞭）

安华依布拉欣于2月10日因鸡奸罪被判刑5年后，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即使不是到了尽头，也已经是夕阳西下。当众人正以为安华的国会议员资格行将被取消时，其家属赶在最后时限（2月24日）向最高元首提呈宽赦书。这样一来，安华就得以暂时保有国会议员资格直到宽赦局作出决定（批准或拒绝）。

在评估政治环境及现实条件下，安华家人的寻求宽赦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他的家人有权利这样做，况且在考虑到安华已是年届68岁之人，不再是昔日的生龙活虎的体魄，同时这也是最后的一道途径。

其实，回顾安华的政治生涯是跌宕起伏也是十分传奇性的，他的政治细胞似乎是天生的。早在1971年以24岁之龄刚从马大毕业即筹组了回教青年组织（简称Abim），但延至1973年6月才获准注册，这个声势浩大的组织，曾给回教党带来一定的压力。

也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安华视马哈迪为偶像，更将其被东姑禁止的著作《马来人的困境》公开招摇，为马哈迪造势。安华的胆色和叛逆行为也确实让马哈迪对他另眼相看。安华也在1974年因参与领导华玲反饥饿示威被扣捕2年。

虽然在1978年时回教党有意邀请安华参与领导，但未被安华接受；他反而在1981年加入巫统，而一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以他的思想和对回教运动的热衷，他是属于巫统与回教党之间被争取的对象。当他选定巫统后，回教党也黯然失色，一连三届大选（1978、1982及1986）都处于挨打的地位，直到1990年东姑拉沙里另组46精神党与回教党合作，后者才成功重掌吉兰丹州政权。

然而回教党（在2011年时易名为伊斯兰党）要到1999年的大选后才又再造辉煌，拿下吉兰丹与登嘉楼州政权（一如1959年在布哈鲁丁领导下，回教党也夺下丹登两州政权）及拥有27名国会议员。回教党之所以在1999年再站起来，也是拜安华效应所赐。

后来一路平步青云（从1982年起）的安华不幸在1998年与马哈迪闹翻而重重地跌了一跤（连失部长及党员资格）。这一跌也跌出“国民公正党”（2003年易名为人民公正党）来。

当我们从1982年起看到意气风发的安华（出任部长），直到1993年又看到如日冲天的安华（出任巫统署理主席兼副首相）时，我们都不曾想到安华会在1998年痛失一切，必须重新再来。

正由于人民信心不足，在2008年大选前，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会有政治巨变，惟独安华有此大胆预言。他在当年2月份的时候预测反对党会拿下5个州政权，人们也只好抱着观望的态度来看待2008年的大选。

讵料这回安华真的测个“准”字，反对党一口气拿下5个州政权（一年后失掉吡州政权），也前所未有的拥有82个国席。这一下子安华算是扬眉吐气了，可惜离开布城尚有一段距离。这也难怪安华急于在东马寻求合作对象，有了所谓“916”变天论。

就在安华于2008年8月参加峇东埔补选前，他又再次被控告鸡奸罪。这新案件又把安华折腾了7年，直到今年才了结。

安华之所以无法摆脱官司纠缠，是因为在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时，民联未能一鼓作气拿下中央政权；更在2013年的505“华人海啸”时，也拿不下布城，在政治上失去主导权。

在一连两届未达目的下，安华已有预感他的官司案会加速进行，这种巧合也阻止了安华在去年3月参加加影补选以出任雪州大臣。

由于阻力重重，安华的政运在后市不被看好。我们也不知道这次安华能逃过厄运吗？安华有机会特赦吗？如果我们回看昔日的安华，而比较今日的安华，我们也为安华的一生被磨难纠缠而扼腕叹息。

因为不明了未来的大方向，安华的政运会否充满变数？我们不得而知。但以安华的从政记录审视，他应该是这世界上罕有和少有的“政治冒险家”，也是永不厌倦的政治斗士。

刊登于2015年3月2日《南洋商报》

评砂州新选区之划分 （天下纵横）

选举委员会在为全国选区重新划分之前，先对砂拉越的州议席选区进行新规划，以便砂州可应对2016年或之前必须举行的州选。

根据选委会的公布，目前已有71个州议席的砂拉越，将会增加11个州选区，使之达到82席的数目。但并未涉及国会议席。这就是说，砂州的31个国席保持不变，只是多了州议席。（这之中的奥妙是州选后，才来规划国会选区的重新划分）。

反对党及非政府组织之所以反对和抗议这样的划分，那是因为新增的选区几乎是属于国阵的强区，对反对党是不公平也是不利的。

我们也注意到这11个新选区的选民平均在一万名以下（共有6个），其他的则在一万名以上，只有一个选区的选民是两万人。

在目前，砂州共有13个州议席的选民是超过两万名的，甚至有2个超过三万名。因此反对党认为应针对这里的选民进行划分，而不是有选择性，并不以选民数字作票准。

由于这样，公正党已入禀法庭，要求选区重划无效。

行动党也同样反对选委会的立场倾向执政党。

即使是属于国阵成员党的人民联合党也提出反对。其秘书长陈超耀说，在所谓选区重新划分下，华人的选区是最多选民的，较其他种族的选区为高。他也毫不讳言地指出上面所提到的13个州选区的选民超过两万名的，都是属于华人选区，只有一区是例外。

因此他认为这样的划分是不公平的，也违反“一人一票制”，并否定公民参与决策的权利。他非议在1973年时政府删掉各选区之间的选民差异不能太大。结果导致不算公平的选区划分的现象发生，也是对一些族群的歧视。

他也发现到，乡村选区的选民虽然少，但州的权利却赋在乡村区的身上。因此他要求歧视的现象被纠正过来。

反之，他认为城市的人民受教育较高，也经过训练。若给城市选区较多的议席，对整个州议会有好处。

由于各方都有提出反对，所以选委会在2月4日接纳投诉届满之后，公布共有56项反对，包括国阵成员党的人联党。

为什么砂劳越急于在现在对砂州的选区重新划分，那是因为砂州的州选最迟在明年6月前举行，而一般推测将会在今年年中举行。当下形势对国阵有利，主要是新首长有了新效应。

事实上，目前的砂州政局只对人联党不利。因为行动党拥有12席，公正党3席及独立人士21席下，人联党只剩下6名州议员，且只有2名华裔州议员。如今他们又再分裂，对人联党也起了致命的一击。在这种情形下，人联党也知道其抗议是改变不了现实，要夺回失去的议席也不容易。只能希望会在国阵安全区内获得席位的分配而胜出，不然再次兵败如山倒（有华裔代议士出任部长是最重要的，否则前路黯淡），人联党就可能不知何去何从了。

只要砂州国阵一如既往稳住局面（超过2/3多数席），它就能排除西马政党；尤其是巫统的东进。接着下来，在国会选举前（最迟于2018年举行），也就自然会重新划分选区（上一回是2005年，已超过10年。按宪法规定，只要过8年就可重划选区）。不论怎样划分，将来朝野都是每区必争的，关键是反对党能掀起大反风吗？这就不容易推测了。

刊登于2015年3月2日《号外周报》第724期

聂阿兹改变了伊党的形象 （紧急评论）

伊斯兰党长老会主席聂阿兹以84岁高龄辞世是吉兰丹的一大损失，也突显了他在吉兰丹州的崇高地位。

他是因前列腺癌而与世长辞的，在许多人的眼中他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因为他的一些观点是难以令人苟同的，例如他指责女性穿着时尚（或说较为性感）是自找麻烦，容易招惹男性异样的眼光。他也反对女性在夜间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安全的。

虽然他的思想趋向保守，但聂阿兹在振兴伊斯兰党（前称回教党）方面有巨大的贡献；尤其是担任丹大臣长达23年，对丹州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

出生于1931年的聂阿兹育有10名子女，其中一人是巴西马国会议员聂阿都。

早年聂阿兹远赴埃及的阿扎哈大学深造，专修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法学，回国后他成为一名宗教教师。

1967年，他加入伊斯兰党。那时伊党已执政吉兰丹州，而且势力雄厚。同年他参加国会补选胜出，这一年他36岁。

1969年大选过后，伊党不因“513”种族冲突事件受到影响，反而在后来为它制造机会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因“513”事件导致国会民主被暂时终止，同时也在1970年更换国家领导人，上台拜相的敦拉萨乃在1972年与伊党在吉兰党组联合政府，随后伊党的两名领袖成为联邦部长。1974年国阵组成，伊党也就成为其中一员。在这个过程中，聂阿兹并没有扮演吃重的角色，他只能静观其变。

在1977年伊党被逐出国阵，并在1978年的丹州闪电大选被巫统打得落花流水后，只剩下可怜的两个州议席。经此惨痛的失败，伊党一直萎靡不振，直到1989年来自吉打的法兹诺成为党的主席后伊党开始走上宗教的道路。因为法兹诺是毕业自埃及阿扎哈大学的回教系毕业生，他与升任党署理主席，来自登嘉楼的哈迪阿旺是系于同门，同是埃及阿扎哈大学的硕士生。

当这两位阿扎哈毕业生共同携手将伊党转型时，他们又发现在吉兰也有一位志同道合的宗教师，他就是聂阿兹。非常巧合的是，他们三人都是来自阿扎哈的宗教师。

果然不出所料，当伊党于1990年的大选重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后，党不但推举聂阿兹出任丹州务大臣，也浮现了一个铁三角的领导层，他们是党主席法兹诺、署理主席哈迪阿旺及州务大臣聂阿兹。

虽然聂阿兹不在党内担任高职，但后来他出任伊党长老理事会主席，身份更上一层楼。这是效法伊朗有一个长老会成为最高的权威者。

对聂阿兹而言，他的权威是逐步发展起来的，因为一向以来伊党的章程还是以党中央为权力的核心。

后来因为伊斯兰的世界越来越重视长老会的地位，也就自然地使到聂阿兹的地位相应提高了。

聂阿兹就是凭着州务大臣的官位成为伊党的实权领导之一。当党面临重大决策之际，聂阿兹的立场也就决定了党的立场。

例如在1999年与安华的合作，推动了烈火莫熄运动，是得到聂阿兹支持的。

又如在2008年大选的308政治海啸后，聂阿兹同意与公正党及行动党合组成民联；更不赞同组织回巫亲善政府，也就阻止了伊党重投巫统的怀抱。

事实上，聂阿兹与法兹诺及哈迪阿旺一样，醉心于推动回教化。当重掌丹州政权后的1993年，聂阿兹就在丹州议会通过回教刑法（这与哈迪阿旺于1999年大选后成为登嘉楼州务大臣时一样，也是在州议会通过回教刑法的）。

由于伊党先后在丹登提出回教刑法而引发争议，使到伊党与行动党的关系越行越远，直到今天还成为两党合作的重大阻力。

除此之外，当我们回顾历史时，也不能不提在1999年大选后伊党成为大赢家而显得意气风发，竟而忽视行动党的感受，与巫统竞争谁的“回教国”较纯正。这也反映了伊党在宗教派人士的掌控下，是越来越以宗教治国了，也迫使行动党在2001年退出反对党组成的“替阵”。

由于行动党与伊党的不咬弦，造成两党的合作不复存在，只有到了2008年后才见两党在安华的撮合下又“破镜重圆”。

但任谁也想不到，当2014年安华推举其夫人旺阿兹莎出任雪州务大臣时，拦路的竟是哈迪阿旺及聂阿兹，他们一直反对由旺阿兹莎上位而使到安华颜面尽失。

为什么聂阿兹与哈迪阿旺反对旺阿兹莎？虽然有他们的个人理由，也表现出他们具有共同的立场。如今聂阿兹也走了（法兹诺是在2002年逝世的），因此伊党的强硬宗教派的铁三角只剩下哈迪阿旺。关键在于如今哈迪阿旺又找谁来接班？又如何使保守派的势力在党内占上风？都是重要的课题。

有人猜测聂阿兹走了以后，伊党会由开明派掌权，但现在看来，伊党的保守派势力还是相当大的。

如果末沙布（署理主席）未能影响哈迪阿旺或未能取代哈迪阿旺成为党的新领袖，那就意味着伊党将继续走其宗教路线。

从聂阿兹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伊党的形象已被聂阿兹定位在宗教之上的取向，这或者是聂阿兹留给伊党的政治宗教遗产。

刊登于2015年3月2日 第724期《号外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