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文物馆的历史意义

马来西亚第一间“客家文物馆”终于在昨日举行隆重的开幕盛典，来自全马各地的客家公会代表约五百人齐集一堂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它向世人展示客家人身先士卒对马来西亚早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改天换地也是客家人写下第一页。巧合的是，这两者之间都不约而同的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但是通过什么形式和展示什么内容才能体现客家人的风华？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因为文物馆有别于图片展览，也不尽然是博物馆，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又要具有历史价值的永久性的图像与文物的再现，能让人走进历史的走廊后又从容不迫地跨进现代。我们希望尽量做到，每一个参观者在观赏之后，留下惊叹与无限回味的记忆。是客家人，会倍感骄傲；不会讲客话的客家人，也会增加对客家的认同感；不是客家人，也会感同身受；对于其它种族而言，则可以通过史实来证明华族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这座设在槟州客属公会四楼的文物馆，空间是有限的，但我们要表达的是无限的时空，更要把历史往前推，然后往后看，经过多次的研究和推敲，我们找到了一个主轴，那就是从“太平天国”演绎客家人的历史。因为“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几乎全由客家人统领，而以天王洪秀全为首。这场历时17年的抗争（1851-1868）曾在南京建立政权，与清廷分庭抗礼。虽然最后失败了，但60年之后，另一位客家后裔孙中山继承洪秀全的革命火种，在1911年烧掉了满清王朝。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客家人是近代中国史的奠基人。

“太平天国”也衍生了一批南渡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他们凭着个人胆识和冒险精神创造了奇迹。例如叶亚来（1837-1885），在“太平天国”起事后于1854年来到马来亚，在1868年出任吉隆坡甲必丹，而在1870年建设吉隆坡。又如锡矿家郑景贵（1821-1898），其子郑大平（1876-1935）及其女婿胡子春（1859-1921），再加上一个姚德胜（1859-1915）发展了怡保和太平。

还有更为传奇的是，五位生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客家先贤张弼士、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喜云），从1893年到1911年先后出任清朝驻槟城领事，情牵马中两地，既“做官”又经商，建设了槟城，也推动文教事业。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张弼士在1904年首创新式教育的中华学校，从此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

值得一提的是，当孙中山创立了中华民国后，出任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的也是客家人，他就是戴欣然的公子戴淑原，一直担任到1930年。接着在1939年戴淑原响应胡文虎的号召，共同创办槟州客属公会，且出任首届会长。

“太平天国”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引发了客家学的研究。不论是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是客家人领导“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当然他们也想知道为什么在此期间的广东西部，又发生持续12年的客家人与广东人的冲突与斗争？因而有了1851年到1933年间有关客家问题的四场风波的发生。主要是肇因于客家人认为他们受到蔑视和排斥。

为了正本清源，客家权威罗香林在1933年及1950年先后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及《客家源流考》一锤敲定客家人来自中原，因而有五次大迁移之说，用以证明客家人是有文化和有教养的迁民，不是南蛮，更非落后与未开化的民系。虽然迁移分期有些争议，但不争的事实是客家人到处为家，又到处落地生根，终于“反客为主”而能汇成中华民族的一支优秀民系。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也为客家人“平反”和正名。

带着这样的“客家精神”，落户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也秉持先民的风骨，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马来西亚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形成一支拥有125万人口（占华裔总人口的20%）的大民系，与所有华人和各民族一道，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基此客家文物馆的设立具有其历史意义。

杨振宁与第二春

七月，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一口气走了三个地方，先是台湾，继之新加坡，然后再到马来西亚。这是杨教授在以前走访过的地方，但这一次却与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这一次他的身边多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新夫人；这一次媒体的报导一直把焦点放在他的生活上，尤其是他的婚姻生活上。虽然也有触及学术上的问题，但着墨不多。在感觉之下，好像是我们在看“电影明星”的花边新闻。

这种情况，与杨振宁70年代来新马访问大相径庭。那个时候，他是南洋大学物理系的校外考试委员，带着浓厚的学者气息。因为身上挂着诺贝尔奖的光环，大家都竞相对他刮目相看。那个时候，在论及科学研究与发展之余，他会侃侃而谈中国的印象。人们都被他那强有力的说辞给吸引住了。人人都对他的学术高成就钦佩不已；更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71年第一次回中国时，受到受泽东的会见，格调之高，实属罕见，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已成为中国最具权威的领袖，要见他老人家一面又谈何容易？因此杨振宁也由于被破例的接待，他成了风头甚健的国际知名人物。
我记得非常清楚，杨教授是在1974及1976年先后来马，而来到槟城都是由我们接待的。我对他特别深的印象是不论在吉隆坡或槟城的演讲，他都会把科学的发展与中国的近况来未来作一个乐观的描绘。言语之中，洋溢着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讲话。

虽然那个时候，他是只身到来，但风采明亮，精神奕奕。大家把他当成学术泰斗来看待，也重视其言论。为了纪念他来马的演讲内容掷地有声，我曾辑录他旅马期间的言论，编著一本小书，取名为《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没想到竟成热卖，由此可见，杨振宁名气不同凡响。然而这一些已是过眼烟云的往事。

事隔30年，我们又见杨振宁来了。在来之前新闻媒体又是造势一番；来了之后，新闻报导又是大篇大幅。但是情况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身边多了一位新夫人。就是两年前他新娶的年轻姑娘，一时成为花边新闻。大字标题是82对28，也就是说28岁的姑娘看上82岁的科学家，他们结婚了。诸多的评论也不间断地出现，褒贬参半。

正由于好奇，人们都想一睹新娘风采，而新娘的话题就成为媒体对准的新闻了。说这个世界在变一点也不假。今天的报章，娱乐版之多也印证了读者心理的转变，喜欢八卦新闻多过国际大事。在这样心理的驱使下，新闻报导尽是转向生活琐事也就不足为其了。

而我们的科学大师也对准听众的口味，演讲内容大谈《我的一生》。这一生难免情爱加分。于是在新加坡的演讲也刊出幻灯片，说他一生爱过三个女人。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问题就出于杨振宁是科学家，不是普通的人，更不是演员明星，向年轻的学生灌输这样的生活，虽然有趣和吸引人，但教育启迪作用则有些贬值。

当听众问及他的人生时，他很满意他的一生。于是指向一个圆圈，意味着他人生十分美满。特别是提到他目前的生活，他也毫不讳言地“感谢上帝恩赐给他最后一件礼物”，十分满意翁帆下嫁他，使他的生命之火又燃烧起来。对于他个人而言，当然我们无话可说，也认为这是他的权利，他有权选择他的生活方向，但是在年龄悬殊底下﹕在伦理上又非所有人可以接受，也当然不是每个父母都同意“打破伦理道德”来赞美一段这样的婚姻。

我们并不非议杨教授的私生活，但拿来做公开话题，特别是公开演讲，也就乖离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态度。他可以把私生活当成私隐而不公开，也没有必要说“他走了，她可以再嫁”。毕竟这不是一段“常理”的婚姻，而是一段“意外”的人生过程。既然不是明星，就没有必要告诉许多人他的婚姻生活，他可以从简，也可以说是私事不外谈，可他就是这样地公开出来，自然成为一些文人的评议对象。但被揶揄后，心理又不舒服。总是认为个人生活，又关别人什么事？为什么要评头品尾呢？

问题就出在是谁先掀起这样的热潮？是杨振宁先公告又要结婚了，新娘是一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小美人？还是媒体的“狗仔队”追踪揭开这一新闻？“狗仔队”原本是为追星而出现的，难道也把科学家纳入他们的视线？

不管是那一方面，追究起来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我们还是希望杨教授依然以科学家的身份面对大众，面对媒体。可以高谈“文革时和文革后”中国的科研和社会风气，可以高谈现代科技与物理学的作用；甚至可以回忆他和李政道怎样在科学领导中取得突破而得奖，用以激励年轻一代向高难度的学术领域进军。至于个人生活和婚姻生活就不必要一谈再谈了，即便是媒体有兴趣，也可点到为止，不要再让人有奇想，因为奇想可以产生幻想，幻想可以变成非理性的表现。

不管杨教授现在是否处于半退休状态，在得到中国善待下，也应为国家为人民多作出一些贡献。少谈私人生活，对自己的私事禁口，媒体自然会知道他是科学家不是明星。不然的话，又是一大堆说不完的儿女情长的故事。

透视槟州华人主导政权

对于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争议并非新鲜事，早在1994年时，一位马来新闻从业员查基阿巴里（Zakry Abadi）出版的《槟城发展史》就建议应由马来人出任首席部长，因为从1982年到1990年的历届选举中，巫统都在国阵内占大多数议席。接着在2002年，另一位马来作者耶哈耶伊斯迈（Yahaya Ismail）在其著作《全球化挑战──马来人朝向那里？》一书中认为自从莱特于1786年从吉打苏丹手中取得槟榔屿后，马来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槟岛马来人的议席太少，在未来10年，槟岛马来人将陷入更大的困境。因此他认为拥有权力的政治领袖应该有所醒觉。

基于这两本书的论点，在2003年时，来自槟岛丹绒巫青团团长拉惹慕尼在巫统大会上建议，捍卫马来人命运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又过了3年，也即是2006年，槟州巫青团内又有区团通过提案，在调整策略下，提出首席部长职应该轮任。

不论是“换班”或“轮任”，都是出自对现实政治的改变的要求，但是巫统领袖并不接受这样的改变。先是马哈迪直截了当地表明不会这样做，而是让民政党人继续担任此职；后者阿都拉最近也说了，槟州首席部长的职位将保持不变，同时排除实施轮任职的建议。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历史来演绎这一段历史，当能更好的理解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形成是权力分享下的一种自然与合理的安排，而不是牺牲一方来达成另一方的欲望，因为华人首席部长是在国阵（以前是联盟）的框架内运作的一州首长，是为全民而服务的。

早在马来西亚（前为马来亚）独立前，英国人已通过“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安排由马来人主导中央政府，而槟州则保留给华人主导州政权。例如通过林苍佑（当时被英国委为首席议员）在州立法议会上提出槟州宪法，并通过槟州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又赋予槟州出生的子民自动成为公民等。

因此在1957年独立前夕，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就支持林苍佑出任首席部长（根据1955年的州选举，联盟在14席中，巫统占7席，马华5席，另两人为印裔议员，而殖民地政府委任10人。被委任者不被考虑出任首席部长）。请注意马华议员并未占大多数，但因为客观情势与权力分享，此职由马华议员中选出，因为林苍佑不接受，也就造就了王保尼成为首任首席部长。

由于约定成俗，即便在1959年及1964年大选后，马华只在联盟中占有6席，较巫统为少，还是由王保尼继续领导，奠定下权力分享的典范。

1969年大选，即便槟州变天，改由民政党执政，林苍佑重登政治主流是历史的还原。本来这个职位是等他担任的。同样重要的是，马来人政治地位也没有被边缘化，林苍佑委任其党内的慕斯达化成为副首席部，而哈仑则出任议长，彰显了反对党也重视权力分享的传统。后来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促成下，民政又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1972年），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扩大而成），落实了多元种族共治的政策。

自1974年后，民政在议席上仍然领先，直到1986年大选后，巫统的席位才凌驾民政。这是因为这一年，反对党占有10席，民政及马华席相对减少，但在第四任首相马哈迪领导下，依旧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

最戏剧性的变化是1990年的大选，行动党与执政权擦肩而过，拥有14席，而国阵拥有19席，其中巫统12席，民政7席。照说这是巫统改变传统的最好时机，但马哈迪不这么想，他派安华依布拉欣与民政接头，建议由民政选华人来主导槟州政府，才有了许子根时代的开始。

从1990年到2006年的16年当中，民政仍然保留主导角色，但权力的分享也更突显巫统扮演的角色，在行政议会阁员占有一半。因此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站不住脚。

如果以人口来论说应改由轮任制，则国大党从未有此要求，也是多此一说，同样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再者在所谓的权力分享下，华人也只剩这最后一道防线，若再失守，就成独揽而不是分享了。也难怪历届首相都不同意牵一发动全身。

“打死不走”的林敬益

民政老大林益敬是搞笑高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林敬益搞政治还有另外一手，则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我不知道林敬益是否天生的政治人物，但我知道他全身充满政治细胞，也难怪在主政26年后，他最近在芙蓉的“民政之夜”上拍起胸膛大声说﹕“我是民政党打死不会走的人，就算明年退位，也会在党内找一个适当的角色来扮演。”言下之意是告诉我们“生为民政人，死为民政鬼”。这种“打死不走”的精神，出于已经66岁的林敬益之口，当然大家信了。

但如果时光倒流37年，林敬益在当时脱口而出，倒要被人置疑，因为在那个年代，他身在马华，而后又被陈修信“斩”出马华。也因此有此一“斩”，才有今天的林敬益，应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谚语。

在“失与得”之间，我们看到一个政坛怪杰的诞生。我说他怪，是有根据的。这要从他参政讲起。他是在1969年代表马华参加怡保新街场州议席选举，初试啼声，却以万票之差被人民进步党的陈源安狠狠击败。这一年，也是马华倒运的一年，在大选中跌得很重。接着爆发血泪交加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国会民主终止，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直到1971年才重开国会民主。
也是在这一年，林敬益积极活跃政坛，被陈修信委以重任，出任马华霹雳州联委主席。又于翌年（1972年），再受重用，三级跳成为掌管新村的特别任务部长。是年32岁，被誉为最年轻的部长。一时之间，马华党内的人“都傻了眼”，有人为他鼓掌，当然也有人“咬牙切齿”，弄不明白陈修信是怎么搞的？

由于时来运转，林敬益在他的地盘（霹雳州）竟然搞起“文化大革命”（这个年代，中国的“文革”进入第二阶段）。

他起用了被认为“激进份子”的党干部作为他的班底。当时他也信誓旦旦这样说﹕“马华霹州必须澈底改组，要以社会主义作为指导原则，把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

这一席话，自然激怒马华旧党员和保守派，形成对峙局面。但林敬益不管三七二十一，按照他的“激进”思维在霹州成立两个类似左派的组织，一个是《兴汉社》。它是一个自行注册的政治性俱乐部，成为霹州马华的外围组织。另一个是成立干训班，深入民间，大举吸纳人才。这种面向群众的组织，成为林敬益的左右臂膀。为了展示他的“社会主义”威力，在1972年当陈修信访问怡保持，林敬益率二千余名干训班学员前往机场迎接，高举马华党旗和陈修信肖像，并合唱干训班的歌曲，场面极为哄热，人群也情绪高昂。这使人想起与中国“文革”时的群众运动，高举毛泽东肖像高呼万岁如出一辙。

这种强把“社会主义”的作风引进马华，林敬益是第一人，当然也是最后一人。因为不久之后，陈修信发现到他每月资助一万元予《兴汉社》和干训班的霹州马华，强烈地反对联盟要与人民进步党组成联合政府。这无异是向陈修信的权威挑战。情势至此，陈修信先开除梁棋祥（霹州署理主席）及锺天权（霹州秘书），接着解散干训班，又宣布马华与《兴汉社》脱离关系。林敬益的霹州主席也被陈修信取代，种下陈林失和的种子。

失去阵地的林敬益，在1973年5月被迫辞卸部长职，矛头一转向陈修信发难。在公开声明中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结果第二天被陈修信开除党籍，他在马华内的“文革”也因此被腰斩了。

在马华改革失败的林敬益并不甘于退隐政坛，于是他开始了第二次政治长征，率领梁棋祥等人投身入民政党。林苍佑大张双手把一批又一批的改革派吸纳进来，很快的，霹雳成了民政的第二大本营。

进入民政的林敬益虽然收敛他的“文革”作风，但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生态，他依然是一把剑，成为民政冲锋陷阵的人物。唯一让他反省的是，不再直接向党领袖摊牌，而是让党员在党内为他表达“民意”。最明显的例子是1980年民政党选，虽然林苍佑决定退位，且嘱意梁棋祥接棒。但林敬益不公开表态，也就不与林苍佑公开对峙，以免节外生枝。反而是霹州党干部和党员为他叫冤，直呼通过选举选主席，他们不接受林苍佑的安排，林苍佑在无烈奈何下，也只好接受党主席通过选举来选出，但失败的一方则出任署理主席。可见林敬益仍拥有“文革”的“遗产”为他护航。

正因为林敬益吸取了在马华失败的经验，改以温和的态度接受这个方案，才有波德申党选出现林敬益主政的年代。

虽然如此，林敬益还得忍辱负重，绝对不影响和干预林苍佑治理槟州；也不强出头要急切取代梁棋祥的部长职。直到1986年梁退隐政坛后，林敬益才决定移师木歪国会竞选（在1978年和1982年的大选，林敬益参加州议会选举胜出而担任州行政议员）。在那之后，林敬益才又圆回他的部长梦。

而林敬益真正发挥党主席的权威则是1990年大选后，因林苍佑的失利，由他主导槟城首席部长的人选。换句话说，林敬益要用10年的时间建立他在党的至高地位。

自此之后，他虽有两度面临重炮手的挑战（先是曾永森，后是吴清德），但都被一一化险为夷。他成了民政党的不倒翁，在位比林苍佑还要久。

迄至2005年的党选，他又在面临严竣的挑战，杀退了郭洙镇的挑战，为许子根的接班铺平了道路。正因为有此“辉煌战绩”和“屡战屡胜”，所以林敬益今天以自信地说，他是打死不走的。因为他就要退位了，也没有人要与他打了。他反而成了民政的“资产”而不是“累赘”。概括他从政一生，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失之于马华，得之于民政”。

哈马斯与真主党

最近中东又起烽火，焦点是对准两个被美国形容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与真主党，而操刀人是以色列。有人指说“世界已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前夜”，美国的政界也有此论调。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危言，而真正的目的是美国要借以色列之手消灭美国心目中的“小恐怖组织”，进而扩大舆论来打击甚至出手对付所谓“邪恶轴心”国，主要指伊朗。

究竟哈马斯与真主党为什么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有需要回到1948年犹太人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在巴勒斯坦的一半土地上强行建立以色列国谈起，从此中东无一日之安宁。

犹太人认为在三千年前，他们已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在二千年前被罗马帝国摧毁，从此成为没有国家的民族四处流浪近二千年，因此他们有权力“重回家园”。但在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坚持巴勒斯坦在一千四百年前已属于回教国家的领土，因此拒绝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就这样，在以色列立国的第一天开始，中东就陷入战争。从1948年到1982年，先后经历了五次战争。其结果是以色列占上风，领土不断扩大，把数百万居住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驱逐出去而成为难民。国恨家仇也在阿拉伯人民心中留下不灭的烙印。

最为戏剧性的变化是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决心铲除盘踞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解放机构的武装基地，迫使阿拉法把巴解撤往突尼斯。就在巴解组织在黎南被瓦解后，竟在这片土地上衍生另一个激进组织，这就是今日被认为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真主党（Hezballah）。

真主党是伊斯兰什叶派的组织，直接听命于伊朗。这是因为伊朗在1979年宗教革命成功后，已成为什叶派的大本营，也就拥有输出“宗教革命”的能力。1985年时，真主党创党人胡申法德拉拉毫不讳言地宣称服膺于伊朗柯梅尼长老的领导，目的是要赶走以色列，以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不过，黎巴嫩是个奇特的国家，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3年取得形式上独立，延至1946年法军撤走后，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它与以色列和叙利亚有共同边界，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国家不是以种族构成政治势力，而是以宗教分享政权。在三百七十五万人口中，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但宗教上回教徒占55%，基督教徒占40%，因此宪法规定，总统必须由天主教的马龙派人担任，总理则是回教逊尼派人担任，而议长必须是回教什叶派人。

在国会128席中，马龙派占34席，逊尼派占27席，什叶派也占27席，希腊正教派占14席等。由此可见黎巴嫩是中东国家唯一不是纯回教的国家，也因此被以色列容忍而希望能成为“好邻居”。可是却适得其反，不仅叙利亚牢控黎巴嫩，而且这些年来在伊朗培养下，真主党也参加议会选举赢得议席又加入内阁，但又拥有武装基地，在黎南成为以色列背上的一粒芒刺。

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打错算盘，它在1978年允许谢赫。亚辛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把穆斯林兄弟会整合成一个非盈利团体，注册为“伊斯兰穆加马”（意为伊斯兰团体），用以分化以阿拉法为首的法塔赫组织（巴解机构），不致对以色列成太大的威胁。但这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宗教组织在10年后（即1987年）转化为“哈马斯”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比巴解机构更有宗教背景，宣称要展开一场圣战，消除以色列，以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回教共和国。它与巴解最大的不同点是主张“政教合一”，不认同巴解的世俗主义。

哈马斯的活动，先后得到了伊拉克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力量不断壮大，除有和平的组织外（今年参加议会选举胜出，组成内阁），也有秘密组织，更有武装力量，逐渐对以色列构成严重的威胁。虽然属于逊尼派，但主张与真主党乃至伊朗接近，推行政教合一，也就得到真主党的响应，对以色列采取两面夹攻行动。这样一来，哈马斯又成为以色列背上另一粒芒刺。

从形势看来，正当阿拉伯国家不直接介入战局时，也给了伊朗一个机会壮大什叶派的威望，真主党对哈马斯的“拔刀相助”，彰显了什叶派正在争取主导权。美国若不正本清源，尽快落实巴勒坦立国，而是意图通过以色列来消灭或拔掉这两粒芒刺，又谈何容易呢？

“史实”与“史识”的争议

备受争议的《种族关系》的课本，于7月19日由内阁决定收回，因部份内容不适合作为教材用途。首相阿都拉说﹕“政府将会成立一个以历史学家为主的小组负责撰写另一课本取代。”

这是由于博特拉大学出版的《种族关系》的内容被指在提及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1999年大选华团的诉求事件及2001年甘榜美丹事件的评述具有种主义的观点，把责任推到不同族群的身上。

虽然负责策划国立大专《种族关系》课程的三苏安利辩解课程是以单元形式提出而无真正的课本可言，但不论是“讲义”、“指南”或“教材”，都包含了编者或写作者的主观意识，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就是说，写历史的人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意识或立场，并从他的角度来演绎历史，我们将此称为“史识”而不是“史实”。

所谓“史实”是指“历史的真实”或“历史的真相”；而“史识”是指历史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诠释”，这之中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其立场。当这两者被混淆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史识”掩盖了“史实”。

今日引发的争议就是因为作者被指用“史识”取代了“史实”，因此在另一方看来，只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不是其它族群可以接受的“史评”。

虽然，我们要区分“史实”和“史识”并不容易，毕竟历史是由人来写，而写的人的立场和观点也许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也就难免引起争议。但是，历史也不是全然可以把“真相”淹没的。这要看是什么年代的历史和站在什么立场写历史。

例如太久远的历史，自然是靠“史识”来认识“史实”，因为“史实”已无从考证，除非有出土文物加以推翻。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权威性就是因为他用“史识”来建立“史实”，而没有其它的史书足以辩驳，也就把“史识”当“史实”了。反之，如果是近数十年的历史，而许多当事人还健在的话，就容不得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因为另外的一方也有其“史观和史识”，自然会对另一方的“史识”作出挑战。

这就是说，越近代的历史，越不容易抹掉“史实”。举例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离开今天不过40年的历史，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就无法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况且有些事和人尚触及敏感课题，官方只好暂时“束之高阁”，待百年之后才来解读。

同样的道理，马来西亚的“五一三”事件距离也不过37年；尤其是这个课题仍属敏感课题，由一方来自下定论肯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因此最妥善的方法是侧重“史实”的描述，避免加入个人的“史识”。若遇到对种族和谐无所帮助的描述，也只好从简或把史料道出即可，不必有“史评”。

这是因为我国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种族和谐与谅解，才有《种族关系》课本的出现。说白了就是某些存争议的课题可以悬挂或暂不解密，让年青的学生从史料中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提高警觉，从而珍惜和平与和谐的重要性。若是进行学术研究，另当别论。当然百年之后，进行解密也非“敏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某些特定的历史，特别是种族关系的历史，在预定的议程下，一定得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需以“史识”来争辩。大家先尊重“史实”，不必强调“史识”，是较理想的折衷方案。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年青年人“以史鉴今”。则什么“史识”的争议和史观的辩论在此并不适用。并不是我们不尊重历史，而是历史这面镜子在某些事件上若被磨损，效果便会适得其反。明乎此，有时候历史会被迫处在“无声胜有声”的静态中，因为历史得让位于今天和明天的长治久安。

焦点人物丁福南

槟州行政议员丁福南“人气急升”，这些日子来成为新闻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有两个争议性的课题引发。其一是市面上传言四起，说他将是许子根之后的未来首席部长；其二是二槟州政府对槟岛交通系统的“革命”未能取得效果，造成议论纷纷，虽然内中有各种因素，但也将矛头指向丁福南。于是丁福南成了被议论，被评头品足的人物。

究竟丁福南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是在什么时候踏足政坛的？相信读者会有兴趣知道。

首先丁福南在锺灵中学毕业后，就负笈印度攻读医科，学成归来后曾在槟城中央医院当医生。那个时候，他对政治还不是十分热衷，但喜然与报社的人交朋友，开始了他对政治的关注。

当他在70年代准备自行创业时，他首先想到的是顶下一间药房，而不是自行开业。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刚好那个时候就在观音亭对面的杨清添荮房要出让，因为杨清添医生年纪大了，准备退休颐养天年，我曾问丁福南为何要承顶杨清添药房？他这样说：杨清添负素盛誉，尤其是为下层人民看病或收低廉费用或不收钱而赢得好名声。他愿意接收这一传统。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清添药房也是三轮车夫看病的诊所之一，因而有所谓「三轮车医生」的美誉。

当丁福南成为药房的主人后，他什么都没有改，只是在内部作一些小装修，门口的招牌依然是杨清添药房。他说这样子做，老顾客照归来，没钱的人也照来，他就依据杨医生的规矩看病。

慢慢地，他的药房生意好了起来，每天都有大把病人，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也不为过。直到多年以后，才见出现丁药房的牌子。他继承了杨清添的衣钵，也给他带来幸运。

他的幸运不单是在药房上，而且他也跨出另外的一步，向政坛迈进。大概是80年代，他比较积极在政治上活动，也成为市议员。不过他和许子根等华教人士的参加民政党是不同渠道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加入同一个政党。当1982年许子根在政坛上炒热且当选国会议员后，丁福南还是个“小人物”。顶多官拜芝麻九品官，做个市议员为民服务。

政治这条,路，对丁福南而言并不好走。在1990年第一次代表民政党出征州议席时，他以微差不足100票败下阵来。这一年反风甚大，行动党在33个州议席中扫走14席，民政跌剩7席，马华再次归零，由于巫统仍维持12席，国阵继续执阵，而那一年也启开了许子根时代。

1995年丁福南再作重归，这一次他雪洗前耻，如愿以偿地当上州议员。1996年他接替任期届满的陈锦华，成为槟岛市政局主席。这个职位在民间的口头上称之为“市长”。丁福南也成为了“丁市长”。其实在1966年过后，市议会已由州政府接，不再有民选市议员，也就没有“市长”之职。但市政局主席的职权比“市长” 大。因为以前的市长是只管乔治市，而后州政府将乔治市议会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管理面积也就涵蕴整个槟岛。

1999年丁福南再次胜出而出任州行政议员。槟岛市政局主席又再归由公务员担任，结朿了政治人物主管的年代（达9年之久）。虽然如此，丁福南还是被分管两地（槟岛和威省）的地方议会直到今天。

由于接近许子根，丁福南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子根的副手之一。在2004年的大选时，有风声说许子根可能弃州攻国，转调中央，丁福南又成为热门人物之一，结果是一切如常，许子根照归留在州议会，继续统领槟州政府。这个时候，仍然担任州行政议员的丁福南已是更加接近权力的边缘。

可能是因为这缘故，在民政党于2005年党选时，丁福南即以高票当选副主席。成为许子根之后的权力核心人物之一。基于这样的推理，也就有人认为若是许子根上调中央，丁福南很可能出线。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对丁福南而言也不知是喜还是忧。因为在一切都未成熟前，他已经成为一个评论的焦点，甚至有的候还成为耙子之一。例如最近的交通系统改革失败，槟州政府准备启动第二个方案时，就有箭射向丁福南，指他应对失败负责。言下之意是为他的政途堆上石块。这对丁福南来说，是“煎熬”，也是“磨练”。所谓政治，必有争议，有矛就有盾也！对任何人都没有例外，丁福南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确切地说，没有人知道将来的局面是洗牌或不洗牌？

三项调查．两个置疑

在最近两个月内，有三项所谓国际调查给马来西亚打分。第一个是马来西亚人（以吉隆坡为标准）的礼貌倒数第三。第二个是马来西亚人不大讲究卫生，有三成人如厕后不洗手。而第三个是马来西亚人是快乐的。

这是国际组织的三个课题的调查结果，虽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将这三个结果连系起来评析，倒可说明某些调查存在着争议。

首先是《读者文摘》在全世界35个城市进行“礼貌调查”，结果发现马来西亚人缺乏礼貌，排名倒数第三，在百分比上，只得37分，殿后是孟买，只有32分，新加坡则倒数第五，得42分，名列前茅的是纽约。

它是根据三个方法进行抽样调查﹕(1)购物测试，看看店员有没有微笑或者说谢谢；(2)掉纸测试，调查员故意掉纸在地上，看看对方的反应；(3)帮忙拉门测试，看看对方是否为调查员开门或挡门等。

这种从小动作来检视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有礼貌虽然可以得出某种“结论”，但却不是全面与公允的，因为礼貌是一种待人接物之道，属于社交的一种礼节。马来西亚人一般上都是比较平和与保持公民应有的意识。例如懂得排队，不争先恐后；遇事虽有争执，但大多数也不鲁莽肢体冲突。也因为习惯成自然，不拘小节，有时也不显得对小事格外热心。如果你斤斤计较小节，期望人人向你微笑、说声谢谢或帮你拾起纸张或为你开门挡门才是礼貌的话，则可能会失去公平的评价。这就是说，《读者文摘》的调查若可以成立，则礼貌已被扭曲成“从细节定全局”的偏狭思维。

从礼貌再往前一推，《国际卫生理事会》又发现马来西亚人有34%进食或料理食物之前不洗手，并有29%的上了厕所先后不洗手。因此又得到马来西亚人不讲求卫生和清洁的“结论”。如果说一个不重视礼貌和卫生的国家，其人民则是属于快乐的一群，倒是新奇的结论？因此我们对《新经济基金会(NEF)》连同英国环保组织地球之友进行调查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有更大的问号。

这份报告指说“最快乐的国家”多在南美洲，而八大工业国家的人民也不大快乐，全部不入头50名。反而是亚洲的一些国家的快乐指数排在西方国家前头。比如令人吃惊的是越南竟排第12名，这个曾被瓜分为南北越，而战争连连，死伤无数，且在支离破碎的国土上重新统一立国的国家，在其努力挣托发展约30年光景已成为亚洲最快乐的国家？这不让人置疑也几难。还有菲律政局动荡不安，外劳大量输出也居然排名第17名，比起马来西亚的第44名超前，真是大跌眼镜。而新加坡排在第131名，也实在太意料之外了。

原来报告说所谓的快乐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心满意足”，“也非消费导向的国家”，“让人生活在不需要太多烦恼之中”作为“标准”。这样的调查结果如果又是可以成立的话，则生活在孤岛中的少数人群，没有竞争或原始生活当然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他们对生活对环境感到满意，平均寿命也会长些。这种不求上进不面对竞争和不需要接受挑战的“理论”，等于是“落后就是快乐”，“进步就是自寻烦恼”，也难怪先进的国家和进步的地区的人民越是不快乐。

若是这样，相信人民宁可生活在“不快乐”之中，而不要过着刻板与无忧无虑又无所突破的日子。
马来西亚人民倒底快乐不快乐？我们都心里有底。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调查不但离谱，也离开现实，没有客观价值可言。

总而言之，这三项调查，都没有使我们快乐起来，除了第二项大致不受挑战外，对于第一和第三项的调查我们都有存疑和置疑。

社团林立调和种族关系？

理大研究生陈利威向我提出一系列已备好的问题，要我一一回答，原来这是理大与美国密芝根大学的一项合作调查计划，是在著名学者瓦斯尼（Ashutosh Varshney）教授主持下的调查研究，主题是“族群和平与公民社会”。因为他要证明他的一套理论是否可以成为普世标准？根据陈君的说法，瓦斯尼教授的论据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有越多的跨族群团体和族群团体的存在，有助于缓和种族冲突，因为各个族群都有管道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不会动辄就起冲突。

我被告知，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被调查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自从“513”事件（1969年）后，这个国家就不再发生种族冲突，似乎是他的理论或者可以成立的“试验场”。

我对于这种说法或说理论深感兴趣，因此也挑动我的神经腺，对此问题作一番思考。从一方面来说，马来西亚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国家，除政党之外，它在各个族群本身都存在许许多多的大小团体。有跨越族群容纳各民族的民间组织，也有族群中的各式各类的组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种现象以华人社会尤为显著。

当团体一多，虽然意见多多，各有表述，但遇有不顺心的事或对国家政策和施政有意见，又总会通过团体表达出来，或联合起来提呈备忘录，以抒解心中的不悦或不满。至于能否取得实质的效果，又是另外一回事。最低限度人民有机会通过最平和的手段进行诉求，不会有怨无处发泄。这是民主社会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虽然有时候不同的族群会对某些课题或施政产生争执或辩驳，但总是在民主的范畴内进行，不致一言不合，就诉诸极端。这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是经常发生的事，不算是反常。重要的是彼此都要有所克制和约束，尊重宪法是其中一个关键。彼此都不能超越底线，否则就是把事情闹大。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族群的和平共处与相互尊重又涉及许多重要的课题，不是社团可以解决，还得要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寻求一个共识和缓和之道。而在这方面，政府的公平施政起着决定性的因素。政党的介入也起一定的作用。由于这样，民间组织也好，或非政府组织也好，在它们提出比较尖锐性的课题或对某些政策和实施的结果作出批判性的响应后，也总是希望得到一个较为满意的解释或不再继续偏差下去。虽然民间并不可能事事顺心顺意；而且一个问题末了又出现一个问题，如此累积起来就是一箩箩的问题，但民间团体仍然喫而不舍，不让沟通管道阻塞，诉求了又再诉求。

自从1969年之后的37年间，马来西亚就是在这个架构上维持它的和平的局面。间中的族咩虽有时出现崩紧，但在调和下，又告缓和下来。终归没有大问题引发种族冲突。以致在外界看来，尤其是对研究种族问题的学者而言，马来西亚似乎在“创造一种奇迹”，即便有失调之处，也不再发生冲突。

当然这不是说马来西亚是完美的，但马来西亚存在千万个社团组织，却起着中和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人民明白冲突是两败俱伤的后果；因为经过“513”的教训后，人民都知道和平与民主的可贵。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种族问题已告解决，或不再有种族问题。这些年来，它有时也成为人民的一个困扰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为此，马来西亚要在实质上成为多元种族国家和谐生活的典范，还得下一番苦功，朝向建立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来捍卫和平的持续。

一度叱咤风云的庄汉良

也许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庄汉良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在60年代起，他在商界崛起，而在70年代领尽风骚。

我对庄汉良有印象是在1960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时，突然在报上发现一位独立人士候选人挑战社阵的候选人，竟成了大商人vs贩商。原来社阵的候选人骆万兴是一名报贩。

在社阵如日中天的年代，庄汉良这一战，自然是铩羽而归。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斗不过“无产阶级”。这一年，社阵在15席中，扫走14席，继续执政，联盟（马华）好像只剩下一名市议员，他就是庄友良。

我不明白为什么庄汉良要趟政治这潭浑水，因为无党派是不容易立足的。自此之后，庄汉良不再卷入政治，而是往商场大展手脚。

其实，也是在1960年，庄汉良已是百万身家。他在中路的独立豪宅也刚好落成，报纸上还出现贺词。直到今天，它还是庄氏家族的象征。

我大概在60年代中期开始认识庄汉良，那时他是两间(中小学)的董事长，也是槟州董联会的主席。在言谈中，我发现他是一名有头脑有政见的生意人，他有他的想法，也有他的固执的一面。做人口快心直，有不满之处会即时表达出来，而不是一个城俯很深的人。基于这个理念，他单枪匹马参加政治竞选，失败后才知道政治是群体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局面的。

诞生于1916年的庄汉良，主要从事五金钢铁，塑料原料的生意，与另一名闻商陈火炎是好搭挡。虽然自1958年起就是槟州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但到了1972年才真正出人头地，出任商会会长。更令人意料之外的，在不久之后，他当选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联合会（现改名为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成为风头甚健的红人，也是槟城人第一次走出“州门”，闯进吉隆坡 领导全马华商。再进一步，他又于1973年出任全国工商总会（各民族商组成）的会长一年。

就在他当红的年代，巧逢马来西亚政府准备与中国建交，也就派国企主席东姑拉沙里率领一个工商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庄汉良就是其中一名团员。这种高格调的访问，给庄汉良的名气加分，因为他从中国回来后就成为媒体追访的对象。我曾与他进行一次的访谈，而那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进入“批林批孔”的年代。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庄汉良的一席话。他形容当时的中国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人民穿着朴素，人人都敬爱毛主席。毛语录是人手一册的。他赞扬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团结与思想一致的国家，虽然说不上进步繁荣，但秩序井然，没有人敢做奸犯料。1974年的马中建交，更是庄汉良津津乐道的大事。

当然庄汉良也在中国寻找商机，只是在未开放的年代，这类的商机只适合试探性质，未能大张旗鼓进行。在1974年任期届满后，庄汉良把两个会长职（槟州的和全国的）移交给新任会长许平等，而他本身则转去出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负责复兴和重建工程（由1976年到1980年止），但他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大会堂建委会的主席。

由一位既不是千万富翁的商家来领导全国华商，庄汉良确有他特出的地方。他的特出有两点是值得一提的﹕记得在80年代他曾十分不满教育部有意派不谙华语华文的人来长校，他竟拍桌而起的发出“豪言壮语”﹕“如果教育部坚持这样做，我们把校地收回，让教育部另找地方上课”，也就是说，他准备面对教育部的压力。后来此事也不了了之，教育部也不再坚持。

如果当时双方闹僵，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以当时的情势来看，庄汉良还是比较占上风的。

这里附带一笔，庄汉良不仅有其名气，是全国性的华社领袖，讲话也有一定的份量（他的急性子也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与时任首席部长的林苍佑有较好的交情，能够审时度势发表言论。
其二，庄汉良不是胸无点墨的人，他有读过书，也会写文章。因此他不像一些社团领袖靠文胆写稿念讲词，而是自己亲笔写演讲稿，直接抒发他的想法和意见，不必假手予人。

他的字体是自成一格的。我在报馆服务时，就不时收到他的亲笔讲稿，还有每年元旦，华文报循例出版特刊，便会收到庄汉良的亲笔文章。对于一名殷商来说，也是少见的。说他是儒商，倒非言过其实。不过他的文章有时读来有点生硬，也不重视标点符号。为使文句顺畅，我也大胆地进行修润。

无论如何，他还是我认识中比较有文章品味，有学问的大商人。不仅于此，他还会写文章骂人。
在90年代，他又复出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而后逝世于在任期间(1992年) 。可惜的是庄汉良并没有结集出版过他的“言论集”，也就未留下“鸿文”供后人欣赏。

一位曾经叱咤商会和华团的领袖在逝世后的十多年的今天，总让人回想起他的“身宽体胖”和“直言不讳”的形象。庄汉良就是这么一位勇闯天下的“独行侠”。

槟州首席部长的“传奇”

最近，槟州首席部长职又成为热门课题，大家都在热切讨论和猜测未来的局面，但总得不出一个结论。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历史来演绎首席部长的人选，倒是有三个“传奇”的故事。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不要随意猜想，变化就在微妙之中。

先说第一个“传奇”。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前，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力劝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于是在1957年8月4日，报章刊出的头条新闻如下﹕槟州州长（现已易名为槟州元首）将由联合邦立法议会议长拉惹乌达出任，而首席部长是林苍佑。

这个职位不是林苍佑的首选，他希望成为全国性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不接受这项推荐，而是要向中央跨进（结果他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中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他转而向东姑推荐由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但还得经过一场民主的党内（联盟）选举，才能确定谁是“真命天子”。当时有两个人争夺这一高职，另外一人是谢成金。巧合的是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兄。不过他不是接近林苍佑的人（王保尼与林苍佑是“急进党”人，一起过枝马华）。在7月16日的联盟会议上，王保尼与谢成金各得6票，最后林苍佑运用主席多一票的规定，判定王保尼胜出。就这样王保尼在林苍佑护航下登上高位，一位教书先生在时来运转下脱颖而出，他不是“钦定”的人选，却意外地被扶起。

第二个“传奇”是1969年大选时，由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竟然“石破天惊”地夺得槟州执政权。不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或有“先见之明”，王保尼潇洒地回报林苍佑当年“知遇之恩”，促请林苍佑在5月11日到州长府宣誓就职，而他也同时卸职。如果再延迟两天，局面可能改观，因为“513”的种族冲突悲剧随之发生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终止。林苍佑也许无法顺利接任，也许党内会起变化。

这并非“耸人听闻”或“杞人忧天”。果然在1971年民政党就闹内閧，差点把林苍佑整下来。因为另一派系在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他后来出任马大校长）及总秘书陈志勤领导下推出陈扑根取代林苍佑，但斗不过林苍佑，结果功亏一篑纷纷退党，整个民政党才成了林苍佑的“天下”，才稳住执政权。

第三个“传奇”发生在1990年的大选后，林苍佑出乎意料之外跌马，民主行动党在林吉祥带领下赢得14个州议席，民政只剩7席，马华则再一次“全军覆没”，巫统保住12席。在没有指定接班人下，民政党也不敢肯定谁会成为新首席部长。后来在巫统商议下，决定让民政党推荐人选。这个时候许子根并非首选，而是有一位曾任中央副部长的吴清德准备上位，以取代林苍佑的空缺。换句话说，民政党必须在这两个人之中挑选一人。论资历当然吴清德占上风，但论人缘背景，许子根则是“一头黑马”。在得到林苍佑等人的祝福下，许子根终于“过关斩将”，在中委会议上得到较多数的支持，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

从上述三个“传奇”来看，槟州首席部长职是不能被刻意安排的，也不是“钦定”的。它的变化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谁会知道独立时林苍佑不上位却跑出一个王保尼来？而且王保尼上位也不是可以由林苍佑一手操办的。如果当年谢成金胜多一票，局面就改观了。

同样的，王保尼在位时也未刻意培养接班人，他没有想到会一败涂地。马华也因这一巨变，此后就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

轮到林苍佑时代，同样没有想到会栽筋斗。有人说许岳金及吴清德是他刻意培养的接班人，事实证明是猜错了。许子根也不是他栽培的接班人，他是顺势“破土而出”的第三代领导人。

如今轮到许子根年代，他一样不可能“钦定”接班人，一切有待未来的演变而定。这也要等到大选后才能显出端倪。毕竟在大选前接任党主席不意味林敬意要退出内阁，我们就不必东猜西猜了，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

文化大革命四十年祭

今年刚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1966-2006），回顾这一段血泪斑斑的历史，当可温故知新。“文革”的远因要推前到1958年的“大跃进”，用以回应1956年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出现的反共思想；同时也是1957年反右斗争和整肃的延续（丁玲和艾青等著名作家被当成右派下放）。毛泽东在“大跃进”的旗帜下，把较早前（1953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及随之出现的“人民公社”结合成“三面红旗”。

这“三面红旗”的特征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社，防止出现苏联在克鲁晓夫领导下的修正主义使红色江山变色，因而有康生的一句“名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传遍全中国。循着这一大方针，文艺路线也出现“两结合”的理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及革命的浪漫主义），以推动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

虽然在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大跃进”的失误，但被扳倒了；虽然在1960到1962年出现三年灾害，造成生命损失，但刘少奇并没有占上风。为了制止各类的言论及防止“三面红旗”落地，获得毛泽东信任而已升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在1964年推出了“毛主席语录”，要人民天天读，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林彪说了只要运用毛语录，天下难事肯定迎刃而解。

就这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极点，也就有利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底）的发表，终于为“文化大革命”掀开序幕。于是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撤消1964年以彭真为首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组”，否定彭真的《二月提纲》，另立以江青及陈伯达等人组成的具有无上权威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向毛泽东负责。《五一六通知》（即5月16日拍板的）也就成为“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强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以反击《二月提纲》的“没有立，不可能有破”。根据这一新观点，对以后的“大批判”和“大破坏”行动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一思潮滚动下席卷全国并幅射海外，它具有下列的特征﹕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推出“京剧革命”的“样板戏”（以《红灯记》最具代表性）及文学创作上的“三突出”（以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作为代表）。因而出现所谓的“八亿人民只观看八个样板戏”和浩然小说的“一枝独秀”的反讽言论；‚毛语录成了“红宝书”，人手一册，随时挥动，毛泽东被“神化”。林彪成了“造神运动”的主将，毛泽东被冠上“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的最高荣誉；ƒ“红卫兵”大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对著名人士进行肉体迫害的“斗批改”；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下，《大字报》四处张贴，真假不分，足以置人于死地，句句插入心肺（刘少奇就是其中一个被女儿“告发”的受害者）。其它被打倒的政要文人不计其数，包括邓小平在内；„“红卫兵”运动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国青少年“上山下乡，一时成为时兴；…王洪文借红卫兵之力和组织工人在上海造反，而后全国各地进行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各省市政府机关的运作；†最具讽刺性的是对“文革”大力推动的林彪在1971年飞机失事后，转而成为“文革”的反面教材，在1973年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本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用意是要“洗涤人类灵魂，把人民变成无产阶级者。要么是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要么是站在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中间路线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毛泽东的“文革”是希望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大同“圣城”（当时中国有六亿人口）；但从人的本性来说，又是违反人的自然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把每一个人印成同一个模式和同一个思想。

“文革”在1976年因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的“一网成擒”而落幕。虽在1980年被邓小平拨乱反正，否定“文革”，但由于涉及中共的建国历史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仍不易说得清楚，因此直到今天，中国政府无法认同新一代的异议者借“文革”针对时政大作文章，企图动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基。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不对“文革”全面解冻。

评回教党不变中求变

回教党最近有两个动作是向华社招手的。其一是出版华文的《人民时事》月刊；其二是准备“开放门户”，接受非回教徒成为该党的候选人。表面上看来，这是回教党策略的改变，实际上这样的改变又能改变了多少，尤其是对华人社会而言？因为回教党并没有告诉人民，它准备怎么样在党内进行改革？如果这个党仍然坚持其一贯的政教不分的思想，而且认为它的“政治宗教化”或“宗教政治化”的理念是绝对正确的话，那么，非回教徒恐怕很难与它共舞，因为他们不知道回教党是要跳“现代舞”还是“传统舞”？

虽然回教党希望华社能了解回教党的斗争目标，但这样的形式改变而不是实质的改变，将不容易引起华社的共鸣。

为什么我们说回教党没有进行实质的改革，以致华社对它只有隔膜而没有亲切感？从回教党的历史演变即可一窥全豹。

首先，成立于1951年的回教党，已经拥有55年的党龄。它从一开始就是推崇“以教立国”的理念，因此取名为回教党。换句话说，这个政党是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它把巫统视为直接和强大的对手。
不过，在建党后不久，为了调低宗教色彩，它迎来了一位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他就是巴哈鲁丁医生（在1956年出任党主席，一直到1969年逝世）。巴哈鲁丁原是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的领袖。这个党创立于1945年战后，但在1950年被查封，理由是受共党渗透。继后，他又于1955年与布斯达曼连手成立左翼的人民党，翌年退党加入回教党。因此基本上，巴哈鲁丁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回教主义三结合的化身。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并没有特别突出宗教至上的理念。

这虽然说明回教党是宽容与兼收并蓄的政党，可以吸纳各种流派于其中，但在巴哈鲁丁之后，回教党逐渐地导向马来社会，因此一度曾与巫统合作，更加入了国阵（1971-1977）。在阿斯里领导下，回教党的民族主义色彩又膨胀起来。可是转入80年代，回教党换来了法兹诺的领导，他逐步地强化回教党的宗教意识。

在法兹诺时代，回教党有两个突破，第一个是在1990年夺回吉兰丹州政权；第二个是在1999年又夺下丁加奴州政权，在国会跃居成最大反对党。当然这不是回教党单独取得的成绩，而是先后借助东姑拉沙里及安华的连手。如果没有这两个外来因素，回教党是不可能有此“辉煌战果”。

可惜的是，坐大的回教党不理会非回教徒的感受，执意要推行“政教合一”的治国方针，迷信宗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在千禧年后哈迪阿旺取代法兹诺的遗缺，更展示了其长袍宗教师形象，与非回教党的距离越拉越长。即使是马来社会，也不以为改变国家宪法是必要的。因此在2004年的大选，选民再一次教训了回教党，甚至安华也不认同回教党的单边思维。

如今回教党要改变形象的关键在于它必须先从内部做起，来一个脱胎换骨，认清这是一个多元社会而不是单元社会，不能事事一厢情愿，否则单凭出版华文刊物和选派几位非回教徒当候选人，仍是于事无补的。华人社会要看到的是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回教党而不是“新瓶装旧酒”来取悦民心。这就要看回教党领导人有没有与时俱进的果敢决心──放弃“断肢法”和宗教凌驾宪法的宗教偏激思想。

论陈水扁的两张王牌

陈水扁做梦都想不到他会陷入四面楚歌而不知如何从深陷的政治泥潭中爬起来。虽然他在亲属卷入操股案及其它一连串的指控不规则行为中力图划清界限，但台湾民众，尤其是国亲两党都不相信陈水扁可以推卸责任，因此有了倒扁运动，以期在最短时间内把他拉下台。

这一种政治的角力战就目前来看阿扁已屈居下风，虽然还不至于会造成倒扁或倒阁近期内获得成功，但陈水扁身为台湾总统，已失去一个政治领袖的风范而诚信大幅度的退减。在这种劣势下，陈水扁手中还有什么王牌？他究竟已是民进党的“宝贵资产”抑或是“累赘包袱”，这是值得深思的。

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的上台靠得是两张王牌。其一是创立于1986年的民进党（今年刚好步入20周年），从一开始就打出“台独”这张牌子。这其中的含意是在反共大旗下，企图来一个“釜底抽薪”，与中国大陆切断关系，“杜绝共产党的统治”。这一招果然比起国民党与大陆的藕断丝连的关系来得干脆。在两相比较下，国民党的反共也就比不起民进党的“出位”了。在这方面，身为民进党的领导人陈水扁确是煸情功夫一流，居然能借“台独”之名鼓起一股思潮，让台湾人民相信跟着陈水扁走尤胜于迷信国民党的固步自封。就这样陈水扁在2000年当选台湾总统而使民进党跃居执政党地位，把国民党的50年统治拉下台。

虽然陈水扁并没有就此达到他的“台独”目的，但经他经营下的台湾，却被他振振有词地化成“一边一国论”，进而转变成“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两个不同实体。更妙的是，在不反对台湾人赚大陆钱的当儿，陈水扁似乎“成功”地让台湾人民相信政治上的脱钩是正确的方向。这种思潮也一直存在台湾人民的脑海中，即使有所置疑其独立的可行性，也没有强烈反对陈水扁的“台湾潮流”。因为这样子的言行，至少足以“保持台湾现状”，也就不再讨论“一国两制”的事。正因为这股逆流一直挥之不去，连国民党的马英九也从来不提“谈判统一大业”，立下的条件竟是“中国平反六四后再来谈”，而“台独”只是一种思想，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这番话说到底也是顺应“台独”的思潮，可见陈水扁当政六年是以此来稳住政权。这就是民进党第一张王牌。

其二是民进党是靠鼓吹“清廉”起家，以反讽国民党的“黑金政治”积重难返。这一点刚好打中民心，于是民进党一路挺进，在各级选举中突围而出，最终夺取台湾执政权力，掀开民进党时代。虽然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陈水扁的“台独”牌受到冲击，但还是勉强靠“一颗子弹”疑案再度蝉联执政。可见仍有一半的选民相信陈水扁“做得还可以”。这是他取信于民的一个依据。讵料在今年爆出了女婿涉弊案，而且越闹越大，人民的“思潮”已因“内政”问题（“外交”问题转变成次要地位）来一个大逆转，理由是“清廉”两个字变成笑柄，使民进党因陈水扁而惨遭非议。这样一来，阿扁的政治操守与政治道德一夜之间被冲击的“支离破碎”，也许“罪”不及本身，但民怨的沸腾已把阿扁看成是“道德罪人”，他再也不能“振臂疾呼狼来自对岸”来凝集“民意”；恰恰相反，而是来自本身的后院而变得口舌打结。这使人想起70年代的“水阐案”。不知阿扁此刻有没有想起尼克逊的悲剧？

当第二张王牌失灵的时候，它对民意与民进党的伤害是不言而谕的，也就连带让人置疑第一张王牌是否也是个“迷路”？

叶祖意与宏愿大学

叶祖意在1952年逝世后，留下的身家连他的子孙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清楚的是，叶氏家族的现款不足以清还叶祖意的遗产锐。他们不能动用银行的钱，因此一欠就欠了廿年。

过后怎么清还的呢？叶祖意的孙子叶龙发说，在70年代初期，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他要大事发展的工业，却又苦无土地，只好通过土地法令进行征用。这之中就有一大片地皮是属于叶祖意的。就这样，州政府在征用土地后，拨给叶祖意家族900万元，而他们就用这笔款项交还给遗产积。这意味着付还了遗产税，叶祖意家族可以在存下的大片土地进行发展。

为什么槟州政府征地会征到叶祖意的身上，是不是因为叶氏家族曾与林苍佑有过节？一点也不是，反而是帮了叶氏家族一个大忙，让他们解决了悬住廿年的遗产税。

这片被征用的土地就是今日欣欣向荣的峇六拜区，已变成峇央峇鲁新卫星镇。根据叶龙发说法，其祖父的土地是从峇六拜的飞机场算起，一直到青草巷，在当地是属于未开发的处女地。其面积之广，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算，真是大到不知几万依格。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的话，今日座落在峇六拜机场附近的中山学校的校址就是叶祖意献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情。根据《星期论坛报》（Sunday Tribune）1949年的报导说﹕槟城的百万富翁叶祖意献出一块地皮（即目前的校址）予中山学校，而当时的建筑等费用估计10万元左右。另一名慈善百万富翁胡文虎起而响应，他答应负责承建费不足之数。换句话说，人民的献捐数目不够，就全由他垫给。

中山学校是在1912年创立的。但战后学生增加，不敷应用，董事会乃有兴建新校之举。终于获得叶祖意慨然捐地及胡文虎出资，也就完成当地华社的一大心愿（胡文虎是万金油大王，也是当时《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的独资老板）。

当然在物换星移下，今天的中山学校已显得陈旧，只是在50年前，它又是何其幸运和辉煌一时？
除了中山学校外，在1950年时，叶祖意应胡文虎之邀也为湾岛的菩提学校新校舍主持开幕，显见两位翁的惺惺相惜。胡文虎对叶祖意的到来开幕竭为荣幸，虽然这座耗资30万元的新校舍是由胡文虎承建的，但也得助于其它众多人数的协助，包括叶祖意在内。胡文虎在演说中也形容菩提学校是全马唯一的用佛的爱心来推行的教育。

不仅于此，叶祖意在50年代初期对创建不久的马来亚大学（设在新加坡）贡献良多，他是第一位个人带头捐献最大数目者。先是捐献10万元，继又再捐5万元在马大设立中文图书馆。继后叶祖意又再多捐10万元，总共捐助马大25万元，使到马大的捐款在1950年时已达致2百44万余元。
叶祖意除善于赚钱置地外，也对教育事业表现热心，在他逝世后也成立了叶祖意慈善基金，存下巨款在后来也多用在教育事业上。

根据叶龙发说，他们曾在80年代之后创建了Disted College，用以培养学生，而校址就在叶祖意的中路产业。后来他们进行扩建，使之成为备具规模的高等学院。再后来又与Stamford College合并而成了今日的Disted Stamford College。

如果说这还不是大手笔的话，那么在千禧年后，叶氏家族慷慨地将叶祖意豪宅让给民政办宏愿大学就是千秋大事。叶龙发表示是为了实现叶祖意的心愿，通过教育来造福人群。

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且行将开课的宏愿开放大学是一间非传统性的大学，总校在槟城而分校设在吉隆坡的民政大厦内。

民政在这方面的努力也让人看到它正与马华和国大党一样，要有一间大学来托高党的形象。据知林敬益带头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总共集资了6千万元，而其中有1千万元是许子根等人在槟州集资的。

当然最大的功勋要归叶祖意的家族鼎力相助，如果没有叶氏家族的大方，也不那么容易成事。预料不久之后，叶祖意的豪宅不再是冷冷清清，而是一座弦歌不辍的学府。单就这点，叶祖意的家族为叶祖意立下“永垂不朽”的功德，化解了上一代与林苍佑的恩恩怨怨，也算是回报林苍佑70年代的征地解决了遗产税。

叶祖意媳妇斗林苍佑

叶祖意与林苍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的家族与林苍佑有一段恩怨。说起来像神话小说，却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五十年代。原来是两个女人一先一后涉足政坛，与林苍佑拗手瓜。

当林苍佑于1947年返回槟城后，不出几年就踏足政坛，在1951年被委为殖民地地槟州议员，也是在这一年，他联合一批受英文教育知识分子成立了“槟城急进党”（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其实一点也不急进。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槟城乔治市议会首举行直接选举（局部选举，15席选9席，另6席由槟城参政司委任），急进党共派出9名候选人角逐，林苍佑没有参加提名，但他的政党出现一位女候选人。这个人就是亿万富翁叶祖意的孙女叶真宝律师（她是叶金和的千金）。

叶真宝（Nancy Yeap）是唯一的女候选人，在那个年代，算是绝无仅有的豪门淑女参政。我们不知道林苍佑与叶祖意的交情有多深，但我们知道通过叶真宝，林苍佑与叶祖意家族开始有了交往。在那一年，叶祖意已是83岁高龄，健康大不如前，因此也不可能干预孙女参政。1952年，叶祖意以84高龄辞世。

在林苍佑的协助下，叶真宝在加拉歪区以最高票当选市议员（可任期三年，第二高票则任期两年，第三高票只任期一年，余者落选）。一炮而红后，人气急升的叶真宝在1954年当选急进党的副主席，与林苍佑同属一级（原本林苍佑在1953年已出任党主席，但在1954年坚拒蝉联，提议由美农医生出任主席，而只接受担任副主席。原来在那个时候林苍佑已准备加入马华公会。他也在这一年将“槟城急进党”改名为“急进党”，把“槟城”去掉）。

就叶真宝而言，她是坚持保留“急进党”，而不同意林苍佑主张将急进党带进马华公会。虽然急进党在1954年接受不提名市议会选举，让位于联盟，但叶真宝选择引退，而未与林苍佑一道参加马华公会。这一年叶真宝的市议员也任期届满。急进党也因为林苍佑应陈祯禄之感召而陷入“群龙无首”，后来“无疾而终”。

为什么我们会说叶真宝不满意林苍佑把“急进党”导入迷失之中，下面的例子就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

在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后（当时一个人参加两个政党是被允许的），林苍佑已崛起成为槟州的政治领袖。

一方面他出任英殖民政府控制的槟州议会的“首席议员”（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另一方面他准备接受选民的考验，在1955年参加槟州立法议会选举，且以联盟候选人身份角逐加拉歪区，以成为民选州议员。

正在躇踌志满的当儿，突然半路杀出“程咬金”拦路。此人不是无名之辈，而是叶真宝的母亲黄绣娘，她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与林苍佑打对台。

黄萧娘的来头可真不小，她是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千金，也是马来亚糖王叶祖意的媳妇。挟着这两大金字招牌，正如武侠小说中的“巾帼英雄”骑着骏马杀到﹕“老娘来也！”。为什么不是叶真宝亲自出马，而是“杨令婆挂帅”？

我们推测是叶真宝对林苍佑有意见，但忝为“同志”，不便撕破脸皮，也就不反对母亲挑战林苍佑。这样一来，整个选举的高潮就集中在加拉歪区，因为林苍佑只许胜，不许败。倘若此役无动，那我们就没有以后林苍佑那么多的精彩故事了。

反过来说，黄绣娘如果有意染指政治，她选择其它选区，并以联盟旗帜角逐，自然胜利在望。可见她志不在参政，而是要为“急进党”出一口气，缩小而言，是为女儿出一口气。这种母女同心又见诸于竞选运动中，母女同行沿户访问，又发文告，又作演讲。黄绣娘有了女儿助阵，直斥林苍佑“出卖”急进党。她公开质问林苍佑﹕“急进党是否有开过大会授权党魁参加联盟？”她更指责林苍佑“中途换马”，爬向联盟的“驿车”，目的是争取做官和往上爬，“背弃”了急进党。

林苍佑巧妙地避开黄绣娘对他进行的“体无完肤”的攻击，他不回应（他牢记孔子的教训不与女人争），而是把话题转向华人的团结及华人的未来。

选举结果，林苍佑以大热胜出，黄绣娘也从此“埋名隐姓”，不问政事。1956年，其女儿叶真宝移居新加坡，下嫁外籍人，而她本身较后也离开槟城，一段政坛佳话，如过眼烟云，回想起来又是历历在目。

林苍佑就是因此与叶祖意的家族有了鲜为人知的恩怨。还好叶祖意当时已离开人世，如果他在世，不知道会不会让洋化的媳妇“抛头露脸”？

叶祖意如何成为糖王？

白手成家的叶祖意之所以在后来成为富甲一方的殷商是与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提携分不开的。根据叶祖意的孙儿叶龙发的追述，黄仲涵十分赏识叶祖意的做生意手法。由于十分讲信用，每月把所卖得的原糖，都如数付还，很得黄仲涵的赏识，于是将两位女儿嫁给叶祖意的儿子。一个嫁给其伯父叶金和，也就是后来在政坛打响知名度的黄绣娘；另一位嫁给其父亲叶福和，也就是黄腰。但其父的这段婚姻并没有终老，因为彼此的性格与思想回异，也就仳离了。

叶龙发这样子比喻，他的伯父和父亲都是在本地受英文教育，在祖父的严格管教下，没有多大机会见过世面，但黄仲涵的儿女就不同了，她们曾周游世界各国，会驾汽车是小儿科，她们甚至学会驾飞机。换句话说，叶家的下一代和黄家的下一代在生活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究竟黄仲涵是何许人？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他在1866年11月9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省府三宝垄，只比叶祖意长两岁。他的父亲黄志信是于1858年离开福建同安，落脚在三宝垄。几经奋斗，开设了建源公司，专门从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土产生意，后来再把业务扩大到兼营典当业、邮信、树桐及鸦片等等，财源滚滚而来。当黄志信于1901年逝世时，给他的次子黄仲涵留下的遗产是700万美金及1000万荷兰盾。凭着这一优势，再加上与当地荷兰殖民地政府关系良好，黄仲涵也种植了蔗糖，把业务带进糖业，先后开设了9间糖厂，占据了印度尼西亚糖业市场的60%，而且远销至世界各国，包括马来亚在内。叶祖意也因为需要糖供而和黄仲涵攀上关系。
黄仲涵随后又介入银行业和船运业（给后来的叶祖意带来灵感），终于崛起成为印度尼西亚首富，被誉为印度尼西亚榶王乃至东南亚糖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后，黄仲涵为避开荷兰政府的重税，移居新加坡，归化为英藉民。在新加坡他先后捐助15万元和10万元予莱佛士佛学院及华侨中学。1924年病逝新加坡，享年58岁，遗体运回三宝垄安葬。

马新的华人领袖后来成为千万富翁的，也与黄仲涵有关。例如李光前（陈嘉庚女婿）、陈六使（南洋大学创办人）及李延年（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等都曾受黄氏的恩惠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然受惠最大和最直接的莫过于叶祖意了。他不但成为第一代马新的糖王（当今炙手可热的郭鹤年是第二代糖王），而且和黄仲涵成了亲家，关系的密切，由此可见。

黄仲涵共有8位夫人，生下26名子女（男女各一半），他的三位女儿也曾一度闪闪发亮。除了两位嫁给叶祖意的公子外，还有一位妹妹黄惠兰嫁给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

顾维钧在1915年，28岁时被命为中国驻美公使，后又任驻英公使，1922年奉召回国出任外交总长，再于1931年升为署理外部部长，继之又辗转做回驻英及驻美大使，一直担任到1950年离职。堪称为一位全职的外交家，黄惠兰也因此成为知名的外交夫人。

就在黄仲涵移居新加坡的那一年，叶祖意也追随黄仲涵的后尘开办万兴利银行。开办之初，资金有限，只有2百万元。凭着其过人的意志，叶祖意不断地累积资金，也在新加坡开设万兴利银行分行。不仅于此，叶祖意再把业务不断扩大，除涉及树胶与椰油种植业外，更投巨资在锡矿业上。在1930年世界不景气时，叶祖意大胆地以低价囤积大量的锡米。当经济较为好转时，他的囤锡也在伦敦及纽约的锡市场起制衡作用。其眼光之独到，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因此得以在1933年把注意力放眼于地产业的发展。最先开发的是位于土库街的整条街的建筑物，包括万兴利银行总部及近海墘的仓库。他把其新式建筑物出租，一度尚且成为英殖民地政府驻槟参政司（相等于槟城总督）的政府办公大楼。

从不名一文到小杂货店东到什么行业都染指，而且是生意越做越大的叶祖意在短短的廿年内，已是槟城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如果说他在战前（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45年）已是槟城最富有的富翁，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可惜那时还没有世界富豪名人榜之选，如果有的话，叶祖意肯定名列其中，而且应是马来亚首富，那是因为根据他的孙子叶龙发说，他也不知道他祖父有多少的财产，只知道很多很多。

但是叶祖意的家族又如何与林苍佑有一段的恩怨？这也是许多人想知道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谈。

两个现象带来混淆

有两个现象，容易引起人们的混淆，我们不得不加以重视。其一是华团之中出现名字相似的组织而引起争议；其二是私立学府当中，人人都以“学院”冠而名之，以致在人们的印象中办“学院”如同开公司，说办就办，外人看来眼花撩乱，似乎“学院”如同大排档，应有尽有？

先说第一个现象是近年来引发的。由于新成立或新注册的社团，在中文取名上与原有的组织极为相似，引起对方的抗议而争执不休。我们先不评论为何会有这样的导因，但我们要关注的是起用相似“中文名”的用意。在既有的团体看来，这是搞对抗；在新组织的团体看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做各的，有什么好抗议的？

本来，一个组织内闹矛盾和分化是在所难免的，选举时出现两个阵营也是常有的事，但选过后彼此要服膺民主的决定。若是动辄闹分裂也就失去民主的意义。

不过，我们也很难阻止不同帮派和不同派系的人另起炉灶，因为在民主的社会中，谁都有权利召集一批人申办新团体，而与原团体分道扬鏣，这在历史上已有过类似的情况。只是问题就出在申请注册时，概以马来文名或英文名为标准，至于中文如何取名，就非社团注册官的事。当申办成功后，中文的取名与原社团十分接近，甚至是同名同字，只是秩序倒转而已。

当法律以注册名为依据时，华团的争议就无时无了，也容易引起混淆。欣闻国内事务部副部长陈财和已关注此事以减少纷争。虽然我们无意争议谁是谁非的问题，但这样的做法是不幸和令人遗憾的。

第二个现象也是由来已久，那就是“学院”的名称已被滥用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除了“大学”（University）“大学院校”（University College）的名称不能随意套用外，举凡任何人注册一个教育单位，都可以在中文字上使用“学院”。因此一个小小的马来西亚，学院数目竟可达五六百间，真是达到人人都至少是学院生的阶段。

而事实上又非如此，我们曾被教育部（现在已有高等教育部之设）官员告知，若要申办College（学院），一定要有校园，有足够的条件，否则只能申办Institute。这之中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必须有校园，另一个不需有校园（设在店屋也行）。可是那些没有校园的，在中文名上，又一概以“学院”冠之。教育当局全以国英文注册名看待，也就不管中文名如何称呼了。

抑有进者，冠上“学院”（中文字）后，又推出“双联课程”，又与海外大学挂拘，在形式上与正规的学院无异，也难怪在外人看来马来西亚的教育是何其的发达？待到所谓的“学院”出现问题时（货不对办），我们又将之归类为“个别现象”。

由于素质参差不齐，有人以“学院”为牟利工具，造成我国要立足成为区域教育中心受到一定程度的挫折。近年来情况令人堪虞。与我国要争取10万名中国学生前来留学的努力“背道而弛”。例如中国的朋友，在比较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院校后，宁可选择前者，即使要付高昂费用，也以子女教育为重。这就涉及信心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结构无疑是开放性的，也鼓励私人办大专院校，但我们并没有重视中文字上的“滥用”，以致久而久之，人们对正规的学院也失去信心。

在这方面，真希望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翁诗杰进行整顿，力求私立院校按规矩办事，不要越轨和巧立名目，更不能滥用“学院”名称，否则混淆视听之余，受害的是马来西亚的教育宏愿。

许岳金回应说“内情”

许岳金从新加坡返槟后，就与我见面，回应我在272期《号外周报》的评论。在一个半钟头的谈话中，他首先对我的题目《许岳金大起大落》有意见。他说他是一步一步在政坛探出头来，不是乘直升机“大起”，他也不是一下子滑落而消失政坛，而是经过一番抗争后才急流勇退，因此在政治上他不是“大起大落”的人。

接着他爆出他之所以从政的“内幕”。那是1973年的时候，民政党元老黎敏悟（开修车厂，也修理许岳金的汽车而结识）邀他组织一批知识分子参加民政党。那时他在大英义学当数学主任，有稳固的收入。他当时是有机会接任中华中学校长职的。

不过，为了响应林苍佑的号召，他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邀得志同道合者经常在他宅中讨论政治问题。结果他们一批人（约百人）投入民政党，包括后来出任议员的庄森培（医生）、陈崇德（医生）及林兴智（大学生）等。

他回忆起被林苍佑传召他出任候选人时，就决定向政府辞教职。这是一条不归路，因为若竞选失败他就回不了头。很幸运的他在丹绒武雅州议席胜出。从那一刻开始，他一连三届担任丹绒武雅州议员。他在任期内，协助汉民及培华小学重建成功。

虽然他在政治上打出一片春天，但在党内却未能如愿以偿。在80年代初期被林苍佑劝告而打消与邱继圃争槟州主席。后来他要接替邱继圃留下的空缺，又遇陈锦华拦路。两次失之交臂，登不上槟州主席。

虽然他官位曾在80年代中期一度升上“代首席部长”，但煮熟的鸭子飞掉了。许岳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一位华社领袖告诉他，首席部长这个职位是“某某帮人”来做的。意味着不是某某帮的他将登不上大位，又有一位民政党元老曾这样问他：你认为某某人是否适合当行政议员。言下之意又暗示“爱人若结婚了，新郎不是他”。

果然不幸而言中，他在1986年未再派出任州候选人，而是被调往攻打升旗山国席（当时被执政党视为黑区）。他说，他一生中没有做对不起林苍佑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调打国席？后来在折衷下，他的原有州议席由他选派候选人，他就选其妻舅邱武扬上阵。这种安排意味着“他的自己人”随时会让他重回州议会。可是当他在升旗山国席失败后，并没有被安排参加补选，他也只好认命了（过后许岳金过档马华公会，在1990年被派攻打峇央峇汝国席，又再铩羽而归）。

对此，他坚决否认在担任代首席部长时有“出位的动作”。他激动地说，这是制造舆论来排斥他。他是按规距担任代首席部长，自然也接近民间组织，并没有什么“计谋”在内。因此说他“出位”是“无中生有”的事。他不否认党内有一股势力把他挤出政治核心。他十分遗憾的是丹绒武雅是他起家的地方，而丹绒武雅后来却成为他“永远的伤痛”。因为他认为在他任期内，对丹绒武雅的发展与改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成为他的稳固的地盘。

许岳金有其才华又是一个不认命的人。但他官运不济却又是改变不了的现实。我记得有一次，大约是1986年大选后，我的香港老朋友燕青（刘乃济）来到槟城（如果没记错，应是1988年）在我的安排下，与许岳金有个聚会。当时刘乃济为他“相命”，说他“官运已不再”，替他惋惜，但许岳金不信邪，接下来在1990年及1995年再参加竞选，结果翻不了身。

许岳金告诉我，在90年代他办教育时，曾给首相马哈迪写了长信，建议把马来西亚发展成区域教育中心，后来又再写一封信，提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他尤其看重来自中国的学生会以马来西亚作为“跳板”，再到西方大学深造。可惜的是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努力未能达到指标。

他又向我透露，去年安华出狱后，有与他会面，他送了一本书给安华，是外国人写中国的──《巨龙──中国的未来》（Big Dragon – The Future Of China）。他也告诉安华若要重返政坛，有必要作出决心，不能有含糊的态度。

我记得，1988年安华出事后，曾透过其原任政治秘书曼梳奥斯曼博士（安华有两位政治秘书，另一位是依桑，因为安华是副首相兼财长）“寻找” 许岳金来领导槟州，但此事没有下文。

已经退稳政坛的许岳金也就与安华的公正党擦身而过，如今的许岳金已不参政，但仍不断“论政”。他现在是新加坡大公司的企业顾问，专门在中国开拓市场。这就是今日的许岳金。政治对他而言已不再激情，但他留下一句话：从政者，要有立功，立德及立言的意志，否则就不能成大器。不过他也举列世界伟人不一定从政，也一样能为后世“立言”。

台上和台下的马哈迪

这些日子来，前首相马哈迪对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有较尖锐的批评，他甚至抱怨一些主流媒体未能广泛报导他的言论，因而通过公开或私下的约见整批人或小部份人，抒发他的心中的不快。由于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他的言论很快就有光盘或在互联网上流传，而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报导有关的言论。

由于这一连串的动作，我们不得不对这位前首相重新审视，竟而感觉到他仍然没有改变他一贯的口快心直的性格，即使因此“得罪”了别人，他也认为他有说话的权利，而且他坚持地认为他的批评是具建设性的，没有无的放矢。

因为“两个” 马哈迪，一个是在“台上”的，另一个是在“台下”的，终于反射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也继承了西方的传统。那就是当你在位时，你可翻云覆雨，一句话足以让大地震动；当你不在位时，你就是一位尊贵的平民，可以畅所欲言，但已不能左右大局了。两种强烈的对照，反映出民主政治的现实性。今日的马哈迪，正强烈地感受到“不在其位，难谋其政”的滋味。

虽然有记者问他希望历史如何评价他时作出回应最好把他给忘记掉，但历史不能抹掉，也绝不会把他给忘记。毕竟在位22年的首相，把马来西亚变成一个世界知名的国家，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他让马来西亚这个小国扬名国际，敢于和大国顶撞（如反对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又敢突破和创新（如建新机场，南北大道和设立多媒体超级走廊等），也在第三世界取得领导地位（如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办国和当任主席及世界回教国家的主办国和当任主席）。

当然他在任期间，也有过争议性的大型计划未能取得绩效，如栢华惹钢铁公司，但马哈迪认为是执行者的失策，并非计划欠佳。又如目前又陷入困境的普腾国家汽车公司，马哈迪也认为它是国人的一项骄傲，但不知为何今天会变成这样？他虽然没有推诿应负的责任，但他依然认为他已尽心为国家的繁荣与进步付出努力，所有的计划都是有前瞻性的。只是日理万机的他不可能事事监督推行的过程与间中的事故。有些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也不是他所能测知的。

对于马哈迪，也许他没有察觉到，当他在位时，人人对他又敬又畏，凡事以他马首是瞻，又那敢插嘴或提出批评的意见，即便有，也是“咖啡店”的“论政”。当他下台后他也许又发现到“咖啡店”的“论政”也是一种乐趣，无需媒体大作文章。其实在这世界上，“新闻自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它也会施用在马哈迪的身上，以致连他也须要通过另外的渠道来抒发政见。这所谓的“另外渠道”自然比咖啡店论政高一级，应拜高科技之赐，他甚至可以自由地设立个人网站。

无论如何，台下的马哈迪是比较可爱的，他可享受普通人拥有的权利（虽然比起当首相时有天壤之别，但仍然是尊贵的平民百姓，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可以通过种种途经全面地表达个人的观点与批评，这使我们想起“513”事件后，他敢于挑战时任首相东姑的豪情壮语，最终改变了政局，也改变了他的政运。更因他的出位和胆识，在80年代造就了一位政治伟人，铸造了今日的马来西亚。如今他又回到台下作一名热情的观众，又让我们看到马哈迪真情告白的一面。台上和台下的马哈迪，真是判若两人，但我喜欢台下的马哈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