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四场对外战争 （跃马扬鞭）

原本以为毛泽东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共和国不会再有战争，讵料又先后卷入四次的对外战争，确实是不可思议，因为刚刚取得胜利，且准备在百废待兴的土地上进行建设之际，却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逼得建国未达一年的新中国把整个国誉和国运押在这场战争上。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按美苏协定，朝鲜以“三八浅”分成南北韩，北方归金日成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南方则由美国扶持李承晚建立南方政权。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先是金日成取得优势；但在美军于9月在仁川登陆后，局面又扭转过来对南韩有利。

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金日成请求苏联的军援和中国的出兵，结果毛泽东在“援朝抗美”的旗号下于10月19日派出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了朝鲜，与金日成的人民军共同作战。经过三年的交锋，在双方死伤惨重下（估计百万人），终于在1953年7月28日双方签订《停战协定》。虽然这是一场没有胜负的战争，但经此役美国也探测到中国的深度；而中国也第一次在国外打出国威来。

今天朝鲜战争已结束了62年，中美也从敌人演化成战略伙伴，即使南北朝鲜仍然处于敌对乃至“战争”状态。可见南北韩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也真是无法寻求共识。

（二）就在中国停止对外战争不过9年光景，中国又与南方的邻国印度发生中印边境战争。这一场战争起于1962年的6月，但到了11月宣告结束，双方对早年英国人留下来的“麦克马洪线”有所争议。

这场战争之所以短暂全然是因为中印度争议的领土是几乎无人烟的，对双方也没有特殊的利益关系，但牵涉到西藏达赖喇嘛于1959年从中国出走越入印度而得到庇护也触怒了中国政府。

因为心病的积压，终于在1962年爆发开来。虽然在这之后中印不再有战争，但自始至终印度一直不把中国当成亲密的邻国和挚友，彼此间存有因历史种下的隔阂。

（三）中国的第三场对外战争竟是中苏边境冲突，而且是发生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时期。

本来在1959年苏联从中国撤走所有专家后，中苏关系即告冷却。当克鲁晓夫于1964年下台，由勃列日涅夫接棒后仍未改变对中国的敌视政策。美国当时在分析变化中的国际关系后，有向中国透露苏联陈兵百万在中苏边界的事实。也就因之中美苏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是1969年3月爆发了中苏为争夺珍宝岛而大动干戈。珍宝岛其实也没有什么军事价值，但双方坚持不下也就只好用战争来解决。直到同年9月，苏联总理柯西金访华才缓和两国关系。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终于承认珍宝岛归属中国。

另一方面，美国借助提供军事情报予中国后，也逐渐改善与中国的僵着关系。当1971年毛泽东借斯诺（西行漫记的作者）之笔向美国发出友好回应，也就在1972年迎来了美国总统尼克逊访华的壮举，从此世界政治版图有了巨大的改变。

（四）第四场中国的对外战争也是难以置信的，这是发生在1979年，率兵进入越南打反击战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其目的是教训越南不可自以为是，把印度支那视为越南的版图；更反对它侵占柬埔寨。

当然最主要的是中国军民十分痛恨越南统一后的越共竟然忘记在1965年“援越抗美”的年代，中国是军力和粮食源源不断地输入越南与美帝国攻打一场长期战争，并视越南人民是“同志加兄弟”。没想到在1975年北越解放南方后，新领导层不但漠视中国军民的情谊，而且换来的是越南的排华和在边境下对中国人民的干扰。

因为这样，中越战争爆发了，从1979年的2月17日起，而在3月16日撤兵，前后不过一个月。虽然事后不再发生中越战争，但双方关系一直未能好转，即使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越关系正常化，双方在南中国海发生的争夺西沙群岛的主权事件也使到两国关系停滞不前。如果争夺继续恶化，中越之间又将会有另一个尖锐冲突。

从以上的四场局部战争中，就让我们从中领悟世界政局的改变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谁能想到今日的南韩也与中国的关系不逊北韩？谁又能想到中越的亲密战友竟然会兄弟反目成仇？这只有留给历史来评说了。

刊登于2015年2月16日《南洋商报》

冤冤相报报没完没了 （天下纵横）

原本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肯定已经摆脱中世纪时代的愚昧与残暴，未想已是公元2015年的今天，我们竟然还看到野兽般的行为在上演，这说明了某些人类或族群拒绝进步，甚至把时间拉回中世纪的生活。

例如在2014年崛起的恐怖集团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被命名为“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所推行的政策比起奥沙马宾拉登的阿盖达基地恐怖组织推行的政策来得更激烈和更为恐怖，如果任由发展下去，这个世界不是动荡不安就是陷入更大的疯狂。

究其因不外是伊斯兰国及伊斯兰教的一些极端与残暴分子利用落后和陷入战乱的国家来个浑水摸鱼，把古老和过时的制度搬到现今的社会，简直是匪夷所思。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1996年阿富汗落入极端与狭隘的塔利班集团的手中后，它倒行逆施地实行无法被人认同的政策，比如不准人民拥有电视，也不能用手机；更不允许拍照。在没有自由生活与严重缺乏娱乐下，阿富汗进入了一个无声的时代（除了诵经文外，也没有收音机）。

尤其令人无法想象的是，当阿富汗在2001年911事件后被美国铲除塔利班政权后，仍然无法迎来了和平，因为这个国家即使在美国的扶持下出现了新政权，反而促成塔利班组织死灰复燃及奥沙马的恐怖组织在化整为零下雌伏待动。

果然不出所料，在2011年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虽然推翻了一些中东独裁政权，但未带来民主与和平，恰恰相反，这些个国家不但未能稳固新政权，而且国家也与反对派的抗争出现四分五裂，给予恐怖组织一个空隙从中再探出头来。

这是指伊拉克在2003年被美国敉平萨达姆政权后，新政权一直未能掌控全局，也就让恐怖组织当为“基地”扩展势力。

另一方面，不幸也成为“阿拉伯之春”的冲击国之一的叙利亚也出现政府军与叛军的对峙与对抗，以致国家乱成一片。

刚巧叙利亚又与伊拉克为毗邻的国家，在北边又是一片鲜有人烟的土地，也就给新的恐怖组织一个机会建立新的根据地，“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成立即为一例。

即使美国及西方国家已对有关地区采取轰炸性的攻击，但依然解决不了更为棘手的问题，这是指近日它杀害两名日本人质，又公开焚烧约旦飞机师，以及难以计数的尸体暴晒在烈日当空下的悲剧。

正因为所谓“伊斯兰国”的极端与冷血的行为激怒了全世界，也就让更多爱好和平的人类转向支持美国的反恐；同时也支持个别国家如约旦和日本采取报复行为。一旦冤冤相报无时无了，我们就不必指望世界是和平的。

而为了使到世界能遏制局部战争或阻止更大的人肉炸弹事件的发生，我们有必要倾全力支持美国及西方的一方向“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宣战，并消除它在有关地区建立大本营。除非反恐战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与胜利，否则美国不能声称已完成打恐任务。或许在美国本土不会再发生911事件，但谁又能保证不会在其他地方发生呢？

刊登于2015年2月16日《号外周报》第723期

电费下调杯水车薪 （现代春秋）

在千呼万唤下，国能终于同意由今年3月1日起至6月30日止，调低西马的电费，即每千瓦时（Kwh）下调2.25仙；而沙巴及纳闽的电费也每千瓦时分别下调1.2仙及3.5仙。砂州的电费则没有调整。

能源、绿色工艺及水务部长麦西慕说，在调低电费后，家庭每户每个月可减少13.5令吉至45令吉之间的电费。不过如果根据过去电费的调高比率来看，这次的调低电费只是聊胜于无，不大可能会刺激物品价格的下降（在这之前也只有一次作小幅度的下调电费）。

再者，国能也只是提供3个月的优惠，过后也许就再调回原价（希望不能调回；若有可能再调低价）。这也说明了在此紧要关头，国能也不大可能作出太大的牺牲，因为保持赢利是它基本的底线。

在这样的小调整下，我们不知道农业及农基工业部长伊斯迈沙比里会否带头抗议降得太少，因为这不不大可能促成商家全面的降价？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电费的调整就不难发现我国电费大多数只有涨而没有降，例如在2006年时，电费被调高12%，而使国能增加马币15亿的收入，但被认为是用来支付独立发电厂。换句话说，是向大众收取较高的电费来满足另一方的需求。

针对这个问题，当时行动党的秘书长林冠英在2006年发表文告指责国油自1997年以来，津贴发电业近250亿元，其中的140亿元或55%是津贴独立发电厂，而国能尚享有其余的110亿元津贴。在这种情形下，林冠英说不能接受电费的调高，理由是独立发电厂已赚得够多了。在2008年7月，也就是308政治海啸后，电费再调高24%，即从每千瓦时的26.2仙调高11%，工商业用电则调高26%。未想翌年也就是2009年3月，电费有下调3.7%，从每千瓦时的32.5仙减至31.1仙，但被认为降幅不大。

可是到了2011年，西马半岛的电费又从每千瓦时的0.3131元调高至0.3354元，平均涨幅为7.12%。

虽然电费有所提高，但政府表明还是有照顾中下层人民，凡是每月用电不超过300千瓦时，就不会受影响；若是每月用电超过300千瓦时，才需要多付10%的费用。

当这样的电费被维持在3年之后，我们又再一次受到价格波动的打击。这一回是在2013年12月宣布，国能将从2014年元旦日起将西马地区的电费调高14.89%，每千瓦时从原来的33.54仙调高至38.53仙；沙巴和纳闽则从每千瓦时的29.52仙提高至马币34.53仙。

虽然政府对每月用量少于300千瓦时的用户继续给予补贴而不受涨价的影响。但者次的涨幅是相当大的，基本上在15%之内。

原本在2014年的12月时，国能有表示电费是否降价要等到今年6月后才会有答案，但现在因为油价的猛挫，也迫使政府不得不提早降价。不过如果从历年电费的起伏幅度来看，我国的电费已从每千瓦时的26.2仙涨到今日的每千瓦时的38.53仙，已起了60余巴仙。因为电费的牵一发动全身，也引发了物价的上调。

但如果拿这次的下调2.25仙来看，则每千瓦时的电费将下调至36仙，降幅不算大，再加上只是3个月的下降期，我们又如何指望物价因电费的降低而普遍下调呢？

因此我国的物价高企不下是有许多因素促成它的，不可能因电费下调一点就会有全面性的降价来临。

既然物价深受政治和经济大气候所左右，并且GST（消费税）已落实在即，我们也许会迎来一个物价上扬的日子。

就眼前所知，除了大型物品会降价外（如汽车），一般老百姓使用的日常用品将不可能下调，因为没有任何理由强制商家压低价格。在这方面，我们也促请沙比里部长为他的失言而道歉（指杯葛华商对物价控制不调低），他不能若无其事地大摇大摆。如果他的失言继续纠缠不清，就会给国阵的华裔政党带来另一个灾难。

说来说去，国能调低电费不过是杯水车薪，也还是无法为沙比里解围，他还得自己解决各方的压力。

刊登于2015年2月16日《光华日报》

论安华的政治得与失 （直挂云帆）

2015年2月10日，对安华依布拉欣来说是黑色的星期二；对于其家人、亲朋戚友、民联同人乃至支持者而言，是一个悲痛的日子，因为民联的实权领袖安华再一次入狱，这一次是其前助理赛夫指控遭安华鸡奸，而在2008年8月7日被提控，但安华否认有罪。

也是在同一个月内的26日，安华以高票赢得峇东埔国席补选，这就是说，安华是在官司案缠身的情况下再次走进国会的殿堂而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

虽然在2012年1月9日，安华被高庭宣判罪名不成立无罪释放，但总检察署不服所判提出上诉。

就在案件在拉锯战期间，安华又迎来了2013年5月5日的第13届大选，他再次高票中选且继续被推举为国会反对党领袖。

由于安华认定民联虽只赢得89个席位，较国阵的133席位少，但民联坚持得票率比国阵高（50.8%对47.4%），也就开展大集会以示抗议。可是按议席比例国阵拥有133席，而民联只拥有89席，也就无法起而执政。安华之所以急于寻求改变是他看到肛交案没完没了，对他是一个阴影和威胁，所以必须寻求方案改变政治生态。

就在安华无法改变局面的情况下，转入2014年也就出现所谓朝野进行合作应对“国难”的声音。尽管有得到国阵的回应，但始终无法打开局面，似乎是说说而已。

未想安美嘉在近日又重提国民共识的朝野合作的献议，也真的是提得不是时候。因为安华的罪名成立被判入狱5年立即执行，这也意味着安美嘉的建议胎死腹中。

其实如果我们回顾安华的斗争策略，不难发现他是一个敢于冒险也敢于进行大博弈的人而不计小节，例如在2008年308政治海啸的大选后，虽然安华尚未能参选，但他很快地成为三党联合组成的民联共主。

机智的安华于是从是年的5月开始就全面地向东马吹响“改朝换代”的号角，他一方面在西马与一些巫统议员暗中接触；另一方面又与东马议员暗度陈仓，期望能够争取到30席，使民联的席位增至122席，也就是比半数多一席，即可变天了。为了使到变天成为一个运动，安华也定下“916”（马来西亚成立日）是个变天的好日子。

在虚虚实实下，国阵也不得不防安华“颠覆”了政权，因而将一批国阵国会议员送到台湾“度假”，以避开所谓的“916”的敏感日子。

即使行动党与伊斯兰党没有跟风，但它们都不反对安华的“政治游戏”；而公正党的议员就煞有其事的追到台湾劝服议员过档，结果未能如所愿以偿。

因此安华即使在8月重新当选国会议员后，仍无法在东马扭转乾坤，这一胜一负的结局突现了安华的求胜心切。

安华之所以急于求变，是他深谙“夜长梦多”之道。如果他不利用时机，就会失去求变的机会。

他的这一“政治哲学”是他自身累积下来的经验。犹记得在1993年时，安华被马哈迪劝阻不要争取第二把交椅（巫统署理主席），而他并没有接受也就成为党的第二号人物。为此嘉化峇峇打退堂鼓，也就意味着其副首相的职位转由安华出任。

按照巫统的传统，第二把交椅的人自然是副揆。正当意气风发的安华在1996年的党选有机会更上一层楼时，他并没有追求改变，也就让马哈迪格外地提防和警惕安华将他架空。果然不出所料，安华在人算不如天算下，在1998年被马哈迪一记回马枪，也就从马背上跌了下来。这一跌顿然使到安华在一夜之间变成“一无所有”。

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安华在患得患失下变得投鼠忌器，也就错失良机。待他回头一看时，他已经是两头不到岸的“接班人”。虽然后来他有足够的力量卷起10万人的烈火莫熄运动（1998年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也空前地展示他的强大政治势力。但在同一天，安华被捕下狱后，整个运动转入两个层次的斗争，其一是在1999年4月安华通过其夫人旺阿兹莎组成的政党——国民公正党，与反对党达成合作，它们组成了“替代阵线”（成员计有公正党、伊斯兰党、行动党及人民党）参加在同年举行的大选。

其二是安华于1998年9月29日被控上法庭，面对渎职和鸡奸等罪名，这是安华第一次在法庭上的斗争。

很显然的，安华是希望动用政治的力量来改变现状，包括他的身陷囹圄。法庭则是另类斗争的场所，但两者经常都被合起来而成为安华的烈火莫熄的斗争。

很不幸的，安华的案件在1999年4月16日判决，其罪名成立被判入狱6年。当时很多人也看不清局面，认为安华这一失去自由将使到反对党陷入混乱局面而无从站起来。结果1999年大选的结果只证明安华人虽不在，但其精神却在东海岸的上空飘动，这就是所谓的“安华效应”。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安华效应只在东海岸（吉兰丹和登嘉楼）发挥重大的冲击力，造成伊斯兰党拿下丹登两个州政权和国会议席突增至27个；但在城市地区无法激起涟漪。选民在难以摸清方向之时，都不愿意作出改变。就这样林吉祥与卡巴星双双失掉国席。

同样令人难以思议的是，安华效应原只是在马来社会发酵，可是为什么又在事隔9年后在城市地区掀起千层浪？原来这是安华卧薪尝胆下而修炼出来的“政治成果”。这就是说，在一般上不被看好的情形下，安华借助他恢复自由身（2004年8月获得释放）之便，重新鼓励行动党与伊斯兰党再次与公正党合作。

在不置可否下，安华终于创造了奇迹和缔造政治记录，民联得以和国阵分享半壁江山。

就这样，再次爬起来的安华不再优柔寡断，而是以坚决的态度面对任何的挑战。从308后的“916”变天到505的“黑色大集会”都是为了迎接一个改变的政治生态。

但令安华遗憾的是，每当他要作出改变时，都被法律改变了他，先是1999年肛交案的成立坐牢6年；现在则是2008年的肛交案（第二度）又被判监5年。这一前一后的折腾，也反映出安华跌马后，面对的遭遇与打击是比任何人都要难受的，但他希望民联不但不会分裂，反而更加强大也不在他掌控之中，关键是伊斯兰党是否愿意继续与公正党和行动党合作而放弃其“回教刑法”？

因此安华的二度刑事入狱，对民联来说也是一个灾难；同样的，对国阵来说也是一个未知数。

整体而言，安华带动了一个时代政治的转变，也同时把自己卷入法律的漩涡中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从这一得一失看安华，就可知道参加政治是要付出巨大和不可测知的代价。

刊登于2015年2月12日《东方日报》

人肉炸弹及省思 （天下纵横）

历史资料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开始研究以一种十分犀利的武器来挫败乃至消灭敌人。后来命名为“神风”敢死队也就诞生了，在1944年用来对付美国的庞大军舰。这或是“人肉炸弹”的“起源”。

虽然战后不久（即1948年），中东已因以色列国在巴勒斯坦（联合国划定犹太人及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各得一半土地建立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强行立国而导致第一次中东战争。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同仇敌忾地将矛头指向犹太人和英美等国，指责它们怂恿犹太人而牺牲阿拉伯人的利益。

由于阿拉伯国家在战场上未能取得优势，反而是以色列越战越勇，因而先后有了5次中东战争（从1948年到1982年）。

   其结果是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1973），阿拉伯的老大哥埃及先脚软，在美国的斟旋下，总统沙达特于1978年与以色列媾和，更在1980年建立邦交。此举激怒了伊斯兰极端分子，在1981年暗杀了沙达特总统。这种诉诸暗杀行为也给后来的激烈行动奠下基础。

继后，美国又在1991年促成以巴和解，签订奥斯陆协议，以便让巴解机构在巴勒斯坦立国，可是谈判总是一波三折，未能圆满解决，反而是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身亡。

从中我们看到，刺杀和暗杀成为80 及90年代极端组织诉诸的手段之一。接着在1996年，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首次向美国宣战，直到巴勒斯坦问题解决。这意味着奥沙马转过头来把美国当首号敌人。

奥沙马原籍沙地阿拉伯，是美国培养的精英，潜入阿富汗对付苏军的侵略（1979），直到1989苏联撤军。但在此过程，奥沙马已在阿富汗建立起阿盖达基地恐怖组织，且与塔利班联手而在1996年控制了阿富汗。

转入千禧年（2000），不但基地组织训练和大搞恐怖主义，而且连其他的激进组织也不再沉默，这包括在加沙地带成立的“哈马斯”宗教组织，及在黎巴嫩的真主党等。由于斗争屡屡受挫，它们训练了一批死士，心甘情愿地把炸弹捆绑在身上而在热闹的地方引爆。类似这样的人肉炸弹，也让我们想起日本的风神敢死队。

而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在人肉炸弹中，他们用上年轻的女子和小孩，令人防不胜防，尤其令人震惊的是2001年的911事件是“人肉炸弹”制造出来的最大悲剧。

就在人肉炸弹继续威胁世界和平之际，我们又在2014年看到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那就是所谓“伊斯兰国”（IS/ISIS/ISIL）用砍杀人质示众的野蛮行径，更发展成所谓交换囚犯和人质的政治讹诈，如此荒谬的倒行逆施，也让我们见证了时代越进步，某些恐怖组织的手段越残暴，实在不能再姑息养奸了。    

刊登于2015年2月9日《号外周报》第7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