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对文教政团来说，是黑色的日子，政府展开茅草行动拘捕105人，其中不之政文教界名士，沈慕羽就是其中一名著名华教运动领袖。虽然还有其它名士，如林吉祥，卡巴星、林冠英及林晃升等人，但他们都已列入不同年代的新闻人物，因此沈慕羽在这一年上榜，作为一个代表人物。因为有关事件也与文教课题息息相关。而且沈慕羽是继林连玉事件后，第2位“出事”的华教斗士。自此之后，华教的主导权逐步转向董总而教总成为其中一名联盟，董教总名声就这样响了起来。
沈慕羽1913年出生在马六甲。虽然也算是土生华人（峇峇），但他受华文教育，与所谓的「峇峇精英」走着不同的道路，擦出另一道火花。
早年毕业于马六甲培风中学后，在1933年开始执教鞭。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历任各华小校长。1951年联合林连玉（他比林连玉小12岁）等人发起组织全国华校教师总会，也在50年代初期加入马华公会。独立前后曾追随林连玉向东姑及陈祯禄要求给华校平等地位，并要求到华文为官方语文（1955年），1961年林连玉公民权被吊销而在1962年卸下教总主席职后，沈慕羽虽未即刻接任主席，但重担已渐移向他的身上，他在1965年起出任总教主席到1994年卸职。
也是在1965年，沈慕羽成为“全国华人注册社团筹委会主席”，以争取列华文官方语文。与此同时沈慕羽也是马青马六甲分团团长及全国副总团长（团长是李三春）。基于这种双重身份，他在党内的地位也受到马华的质疑。因为以陈修信首的马华当权派并不认同这样的要求，认为不切实际，也无法在国会通过（马华没有拥有2/3的席位），更会引起巫统的反弹。
在这个过程中，双方有了密谈，但又有了笔战，各执一词，形成对峙局面，马华在一方面请求成立“联盟行动委员会”，以缓解紧张气氛；另一方面则对沈慕羽采取严厉的行动，于1966年10月8日的马华中委会议上，通过开除沈慕羽党籍（许多年以后，约2005年又有人提起为沈慕羽平反，恢复党籍，但无下文。其实此举并无实际意义）。
这样一来，马华与董教总及华团的决裂已形成，陈修信也表示（1966年12月7日）不参加华教工作委员会。双方的“对抗”也延续至1969年大选“燃烧起来”。
1971年，也是“513”事件之后，马华发起华人大团结运动，整个华社又动了起来，沈慕羽也是其中一名响应者，并成为《马来西亚华人促进团结委员会》的其中一名委员。到处都举行了团结大集会，沈慕羽与顾兴光被指言词过激被控上法庭。（1971年4月18日，两年后才撤消控状）。不久之后，这个委员会提出要注册“马来西亚华人全国团结运动”，属于非政党的团体，但被马华认为有“搞对抗之嫌”，不支持注册，东姑也不予赞成，注册也就不了了之。计划“胎死腹中”华团与马华的裂痕进一步加深。
1974年马华进入李三春寸代，与华团关系有缓和，但仍有介蒂。1978年大选，马华有所退步，只19人当选国会议员（参选28席）。
1982年，仍担任教总主席的沈慕羽支持董总推动的“三结合”概念，支持“华教人士”参政加入民政党，也为民政候选人站台。后来，沈慕羽和林晃升都坦诚“三结合”未能落实，而是变调了。
1987年发生的一件大事，把“沈慕羽”也卷进监牢。以74岁高龄被逮捕是有些不可思议。其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1987年9月份的时候，政府委派不谙华文的教师担任华小副长等高职，触发董教总派代表与教育部争议。问题并未得到 妥善的解决。因而有了1987年10月11日在天后宫举行的“全国华团政党抗议大会”，估计有4千人与会，情绪高昂。大会通过五条议案，其中包括强烈讉和反对教育部企图通过行政权使华小变质，委派不具华文资格的教师出任华小第一、第二副长，下午班主任及联课主任；必须在10月14日之前澈底解决，否则将于10月15,16及17日不让孩子上课，以表达家长的意愿。沈慕羽也是当天大会的发言者之一。
整个情势乃告沸腾起来，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到了10月14日的晚上，内阁终于同意五个职位，即第一副校长。第二副校长。第三副校长，下午班土任及课外活动主任，前四者一定要有华文资格（最低是（初中），后者则必须要会讲华语。
华团这边也放缓步伐，接受内阁的方案，但只是同意展延罢课，不是取消罢课。双方的剑拔弩张局面有所缓和。
就在高小职位风波取得一定绩效时，政府在1987年10月27日展开大逮捕行动，即为大家所熟悉的“茅草行动”，总共105人“落网”。其中包括执政党人，反对党人，民间团体负责人及社会工作者，知名人士包括：沈慕羽（教总主席）。林晃升（董总主席），庄迪君（教总副主席）、柯嘉逊（华研主任）、詹德拉（国民醒觉运动主席）。林吉祥（行动党秘书长）、卡巴星（行动党副主席）、林冠英，V.戴威、P.巴都、郭金福、胡雪邦（俱为国会议员）叶炳汉、陈财和（马华）及王添庆（民政）等人。
引用内安法令逮捕异议份子已与马共无关。种族主义成为引用法令的理由，涉及面甚广。
沈慕羽与林晃升一样，在1988年6月3日获释。前后共扣禁8个月左右。林晃升这样形容沈慕羽：“在我7年与沈老共同度过的时间里，董总与教总条是个难兄难弟，不分彼此，共为华教的灾难而奔波。假如说林连玉导师是教总的灵魂，那么沈慕羽应可说是教总精神的长青。”
1990年林晃升投身行动党，鼓吹“两线制”，也得到沈慕羽的支持。1994年沈慕羽从教总主席职退下来，结束了他的社团工作。
沈慕羽的斗争历程，让我们看到一个执着的形象在华教历史的长河中幌动，他是继林连玉之后最多被人提及的华教代言人之一，而后的一位就是当下被人称为陆老师的陆庭谕。
不论我们用什么眼光来看沈慕羽，也不论他在某些人士看来具有“华人沙文主义”的倾向，他在捍卫华教运动上，确实付出了他的一生心血。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7.07
（卅二）1988年──敦沙礼阿峇斯（Tun Mohamed Salleh Abas）（1929- ）
1988年再也没有比沙礼阿斯的事件更为轰动了。他的被革职与巫统重件有关，也是马来西亚史上第一位被解雇的联邦法院院长。因此他成了这一年的新闻主角，震惊国际舆论。
出生于1929年登嘉楼的勿述的沙礼阿峇斯，在1949年远赴英国攻读法律。1957年回国后，参与司法工作，先在哥打峇鲁担仕法庭推事，后在吉隆坡担任副检察司。不久，又再前往伦敦大学考取国际法及宪法硕士学位。1962年回国，先后担任森美兰州法律顾问及马六甲州副检察司。一年后转回吉隆坡在司法部门工作。
原本在50岁时，他准备修函提早退休，但被当时的联邦法院院长苏芬极力挽留，委他为联邦法院法官。当苏芬在1982年退休后，拉若阿兹兰沙受委为联邦法院院长，沙礼则被委为西马大法官。两年之后，因拉惹阿斯兰沙要继承霹雳苏丹王立，其空缺也就由沙礼阿峇斯在1984年补上。
在任期间，他推动联邦法院成为最高法院。在这之前，联邦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仍可以上诉到英国枢密院。由于考虑到这是英国留下来的制度，乃同意与英国切断关系。（这种改革也在后来堵塞其前途，他相信若未取消此体制，他的案件可以上诉到枢密院而胜出。也许他对此事有所后悔和耿耿于怀）。就这样，1985年联邦法院（federal court）改名为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1987年沙礼阿峇斯面临人生最大的挑战，他需要处理因巫统改选引发的官司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87年4月24日，巫统改选投票，当任首相马哈迪面对东姑拉沙里（时任贸工部长）的挑战争夺党主席职。谁能胜出就是国家的首相。在投票前夕，外间一直认为是五五波。东姑拉沙里本身则具信心有机会胜利而创造奇迹。
开票结果，马哈迪胜出，其阵营也在25名理事中取得16个职位。但事件并来完结，东姑拉沙里阵营中有1人不服党选结果，在同年6月25日入禀法院，要求宣布党选无效，他们（来自巫统的7个区会）指控党有意忽略，允许53个未注册的支会的代表进行投票。
他们在诉状中指出，约有78名代表是无权参与投票的（共有1479名代表投票），因此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违反党章和不合法的，选举无效。原先东姑拉沙里并未积极介入11人帮事件，后来形势的发展，迫使他支持11人在法庭上抗争。
1987年9月杪，高庭促两造“庭外和解”，有效期直到10月14日。在此期间，新选出的巫统领导层不能领导党，马哈迪对此勃然大怒，形容起诉人的做法形同“骑劫党领导层的权力”。
1988年2月4日，高庭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全国震惊不已。马哈迪决定不上诉，他已另有盘算，即刻成立“新巫统”，用以取代“非法的巫统”。国阵友党纷纷支持马哈迪，确保政府操作如常，很快的“新巫统”在2月13日获准注册。
东姑拉沙里在东姑及胡先翁支持下，也于2月8日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马来西亚巫统”，准备和马哈迪抗衡。可惜已退位的东姑不再掌有权力，他的申请在2月13日被拒绝。
这意味着马哈迪已占上风，他进一步于3月17日的国会提出修宪，以削减司法的权力，不让法庭掌控铨释权，要法庭依宪法行事，他认为法庭是在联邦宪法之下的。
就在这一时刻，东姑及胡先翁通过法庭制止新巫统执行任务，即挑战“新巫统”的合法性。高庭在4月2日驳回东姑的申请。东姑拉沙里又再失败。他唯有使出最后一招，也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将11人的法庭案进行上诉。至此，最高法院的判决将起着关键性的影响。如果上诉得直，意味着原巫统没有非法，则马哈迪的“新巫统”就有麻烦；至少它会存在“两个巫统”。
最高法院院长沙礼阿峇斯认为事关重大，乃订下1988年6月13日聆审巫统上诉案。为谨慎起见，他破记录的指定全体9位最高法院法官一齐聆审。巫统A队与B队的斗争已进入另一回合紧要关头。
马哈迪在此重要时刻，发挥了首相的巨大权力，他在5月27日（1988年）召见沙礼阿峇斯，表明元首要后者辞职，理由是沙礼阿峇斯于1988年3月26日呈函最高元首“投诉首相（马哈迪）不但在国会内，也在国会外对司法作出各种批评和指责，给他们（指法官）带来困扰，以致不能有秩序和适当地执行任务，希望不确实的指责能够停止。”
(当首相于5月1日谨见元首时，被告知元首对此信感到不悦，促请首相采取适当的行动。)
在5月25日，首相致函元首，提出应解除院长职务，并设立调查庭调查，因此有了5月27日的召见。但沙礼阿峇斯没有接受自动辞职的建议，他终于在同一天的下午正式接到首相的公函，内中表明元首决定暂停其职务，由1988年5月26日（即会面的前一天）起生效。
一场前所未有的“司法地震”在马来西亚爆发了。原本是最具有权威来决定巫统命运的他，此时变成他的命运要由别人来决定了。事情变化如斯之快，非他所能控制，毕竟政治力量是凌驾一切的。
政府设立的调查庭是指控沙礼没有得到法官的同意，自行呈函最高元首，动摇人民对政府的信心，而他在被解职后发表的声明，也进一步损害政府的信誉。
沙礼聘请的女皇律师挑战调查庭成员的争议性，要求另组成员公平聆讯，但被调查庭拒绝，沙礼乃退出聆讯。
他转而向高庭提出申请庭令，但此案被押至7月4日开审，在时间上已是太迟，因此他在7月2日向最高法院要求停止这一行动，因为“元首已被错误的忠告”。五位法官同意发出禁令，阻止调查庭进行聆讯。
这一下子，更爆发了案中案，五位法官，即旺苏莱曼、佘锦成、莫哈末阿兹敏卡马鲁丁、尤索夫阿布卡迪及旺韩沙在7月6日受到对付，被代最高法院院长阿都哈密通过元首暂终止服务，另立一个调查庭聆讯他们的“不当行为”（被指未得到最高法院院长的同意下，合谋特别开庭聆审沙礼阿巴斯的上诉案）。
他们五人的调查延至1988年10月6日作出决定，即旺苏莱曼和佘锦成应予革职，另三人则得以复职（这事已是沙礼阿峇斯被解职后的“判决”了）。
另一方面，政府也采取相应的行动，另委任法官开庭撤消五名法官发出的禁制令。这就使到政府设立“审”沙礼阿峇斯的调查庭可以不在受法院干扰下继续操作，因而在1988年8月6日，政府正式通函沙礼阿峇斯，他被革职，由8月8日（1988年）生效。
至于被押后的审讯的11人上诉案，也在8月8日这一天开审，驳回上诉。换句话说，旧巫统不能复生，马哈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沙礼阿峇斯后来在1989年与《远东经济评论》专栏作家达斯（K.DAS）合著出版“五月的风暴”（May Day For Justice），详细的披露事件的前因后果。
丢官的沙礼阿峇斯也没有向马哈迪低头，他在1995年决定从政，以46精神党的候选人身份参加国席选举，但失败。1999年他转成为回教党候选人，在丁加奴州席胜出。在回教党执政下，他出任州行政议员。2004年基于健康为由，他退隐政坛，不再参加大选。
虽然沙礼阿峇斯在晚年的岁月扳回一局，但他一生的遗憾是司法在他的手中酿成历史性的大风暴，成为国际注目的大案件。马来西亚的司法也因他的案件而有所变化。是他改变了司法（终止枢密院制度），而司法倒回来改变了他。这也真是一个反讽和成为教材的实例。
马哈迪的强势领导，再一次显露无遗。许多年以后，也就是马哈迪退休后的第三年（2006年），又再有人重提旧事，要为沙礼“平反”，但已事过境迁，档案尘封，不再揭开。
另外，其中一位被革职的大法官佘锦成（George Seah）在多年后也追述事发的前因后果，但也只成为历史记录，已不具任何威胁和挑战。这位佘锦成大法官，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他在60年代出任法官之前，曾是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的发起人之一。
出生于1929年登嘉楼的勿述的沙礼阿峇斯，在1949年远赴英国攻读法律。1957年回国后，参与司法工作，先在哥打峇鲁担仕法庭推事，后在吉隆坡担任副检察司。不久，又再前往伦敦大学考取国际法及宪法硕士学位。1962年回国，先后担任森美兰州法律顾问及马六甲州副检察司。一年后转回吉隆坡在司法部门工作。
原本在50岁时，他准备修函提早退休，但被当时的联邦法院院长苏芬极力挽留，委他为联邦法院法官。当苏芬在1982年退休后，拉若阿兹兰沙受委为联邦法院院长，沙礼则被委为西马大法官。两年之后，因拉惹阿斯兰沙要继承霹雳苏丹王立，其空缺也就由沙礼阿峇斯在1984年补上。
在任期间，他推动联邦法院成为最高法院。在这之前，联邦法院判决后，当事人仍可以上诉到英国枢密院。由于考虑到这是英国留下来的制度，乃同意与英国切断关系。（这种改革也在后来堵塞其前途，他相信若未取消此体制，他的案件可以上诉到枢密院而胜出。也许他对此事有所后悔和耿耿于怀）。就这样，1985年联邦法院（federal court）改名为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
1987年沙礼阿峇斯面临人生最大的挑战，他需要处理因巫统改选引发的官司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87年4月24日，巫统改选投票，当任首相马哈迪面对东姑拉沙里（时任贸工部长）的挑战争夺党主席职。谁能胜出就是国家的首相。在投票前夕，外间一直认为是五五波。东姑拉沙里本身则具信心有机会胜利而创造奇迹。
开票结果，马哈迪胜出，其阵营也在25名理事中取得16个职位。但事件并来完结，东姑拉沙里阵营中有1人不服党选结果，在同年6月25日入禀法院，要求宣布党选无效，他们（来自巫统的7个区会）指控党有意忽略，允许53个未注册的支会的代表进行投票。
他们在诉状中指出，约有78名代表是无权参与投票的（共有1479名代表投票），因此他们认为这种行为是违反党章和不合法的，选举无效。原先东姑拉沙里并未积极介入11人帮事件，后来形势的发展，迫使他支持11人在法庭上抗争。
1987年9月杪，高庭促两造“庭外和解”，有效期直到10月14日。在此期间，新选出的巫统领导层不能领导党，马哈迪对此勃然大怒，形容起诉人的做法形同“骑劫党领导层的权力”。
1988年2月4日，高庭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全国震惊不已。马哈迪决定不上诉，他已另有盘算，即刻成立“新巫统”，用以取代“非法的巫统”。国阵友党纷纷支持马哈迪，确保政府操作如常，很快的“新巫统”在2月13日获准注册。
东姑拉沙里在东姑及胡先翁支持下，也于2月8日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马来西亚巫统”，准备和马哈迪抗衡。可惜已退位的东姑不再掌有权力，他的申请在2月13日被拒绝。
这意味着马哈迪已占上风，他进一步于3月17日的国会提出修宪，以削减司法的权力，不让法庭掌控铨释权，要法庭依宪法行事，他认为法庭是在联邦宪法之下的。
就在这一时刻，东姑及胡先翁通过法庭制止新巫统执行任务，即挑战“新巫统”的合法性。高庭在4月2日驳回东姑的申请。东姑拉沙里又再失败。他唯有使出最后一招，也就是在4月份的时候，将11人的法庭案进行上诉。至此，最高法院的判决将起着关键性的影响。如果上诉得直，意味着原巫统没有非法，则马哈迪的“新巫统”就有麻烦；至少它会存在“两个巫统”。
最高法院院长沙礼阿峇斯认为事关重大，乃订下1988年6月13日聆审巫统上诉案。为谨慎起见，他破记录的指定全体9位最高法院法官一齐聆审。巫统A队与B队的斗争已进入另一回合紧要关头。
马哈迪在此重要时刻，发挥了首相的巨大权力，他在5月27日（1988年）召见沙礼阿峇斯，表明元首要后者辞职，理由是沙礼阿峇斯于1988年3月26日呈函最高元首“投诉首相（马哈迪）不但在国会内，也在国会外对司法作出各种批评和指责，给他们（指法官）带来困扰，以致不能有秩序和适当地执行任务，希望不确实的指责能够停止。”
(当首相于5月1日谨见元首时，被告知元首对此信感到不悦，促请首相采取适当的行动。)
在5月25日，首相致函元首，提出应解除院长职务，并设立调查庭调查，因此有了5月27日的召见。但沙礼阿峇斯没有接受自动辞职的建议，他终于在同一天的下午正式接到首相的公函，内中表明元首决定暂停其职务，由1988年5月26日（即会面的前一天）起生效。
一场前所未有的“司法地震”在马来西亚爆发了。原本是最具有权威来决定巫统命运的他，此时变成他的命运要由别人来决定了。事情变化如斯之快，非他所能控制，毕竟政治力量是凌驾一切的。
政府设立的调查庭是指控沙礼没有得到法官的同意，自行呈函最高元首，动摇人民对政府的信心，而他在被解职后发表的声明，也进一步损害政府的信誉。
沙礼聘请的女皇律师挑战调查庭成员的争议性，要求另组成员公平聆讯，但被调查庭拒绝，沙礼乃退出聆讯。
他转而向高庭提出申请庭令，但此案被押至7月4日开审，在时间上已是太迟，因此他在7月2日向最高法院要求停止这一行动，因为“元首已被错误的忠告”。五位法官同意发出禁令，阻止调查庭进行聆讯。
这一下子，更爆发了案中案，五位法官，即旺苏莱曼、佘锦成、莫哈末阿兹敏卡马鲁丁、尤索夫阿布卡迪及旺韩沙在7月6日受到对付，被代最高法院院长阿都哈密通过元首暂终止服务，另立一个调查庭聆讯他们的“不当行为”（被指未得到最高法院院长的同意下，合谋特别开庭聆审沙礼阿巴斯的上诉案）。
他们五人的调查延至1988年10月6日作出决定，即旺苏莱曼和佘锦成应予革职，另三人则得以复职（这事已是沙礼阿峇斯被解职后的“判决”了）。
另一方面，政府也采取相应的行动，另委任法官开庭撤消五名法官发出的禁制令。这就使到政府设立“审”沙礼阿峇斯的调查庭可以不在受法院干扰下继续操作，因而在1988年8月6日，政府正式通函沙礼阿峇斯，他被革职，由8月8日（1988年）生效。
至于被押后的审讯的11人上诉案，也在8月8日这一天开审，驳回上诉。换句话说，旧巫统不能复生，马哈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沙礼阿峇斯后来在1989年与《远东经济评论》专栏作家达斯（K.DAS）合著出版“五月的风暴”（May Day For Justice），详细的披露事件的前因后果。
丢官的沙礼阿峇斯也没有向马哈迪低头，他在1995年决定从政，以46精神党的候选人身份参加国席选举，但失败。1999年他转成为回教党候选人，在丁加奴州席胜出。在回教党执政下，他出任州行政议员。2004年基于健康为由，他退隐政坛，不再参加大选。
虽然沙礼阿峇斯在晚年的岁月扳回一局，但他一生的遗憾是司法在他的手中酿成历史性的大风暴，成为国际注目的大案件。马来西亚的司法也因他的案件而有所变化。是他改变了司法（终止枢密院制度），而司法倒回来改变了他。这也真是一个反讽和成为教材的实例。
马哈迪的强势领导，再一次显露无遗。许多年以后，也就是马哈迪退休后的第三年（2006年），又再有人重提旧事，要为沙礼“平反”，但已事过境迁，档案尘封，不再揭开。
另外，其中一位被革职的大法官佘锦成（George Seah）在多年后也追述事发的前因后果，但也只成为历史记录，已不具任何威胁和挑战。这位佘锦成大法官，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他在60年代出任法官之前，曾是砂拉越人民联合党的发起人之一。
(卅三)1989年──陈平（Mr. Chin Peng）（1924-）
马来亚共产党在这一年与马来西亚政府及泰国政府在合艾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马共长达41年的森林游击战争，和平降临马来西亚大地。这一历史性的转折使马共书记长陈平成为1989年的主角。
陈平，又名王文华，于1924年在实兆远出生，他的启蒙教育从华侨小学开始，曾进入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受英文教育；及后进入南华中学就读。在校期间，他参加了抗敌后援会，这是一个马共的外围组织，开始接触左派书籍，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联共党史》，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苏维埃民主》等等，而在1940年正式成为马共候补党员。
马来亚共产党是于1930年在胡志明（越南主席）主导下成立的，在3年后即1933年，英国也在马来亚设立政治部部门。1940年莱特（也是越南人）成为马共领导人，正式职位是马共中委会书记。
这段时期的国际背景是这样的﹕日本已侵占东北三省（1931年），并在及后大规模侵华，爆发中日战争（1937年），马新人民响应抗日，马共也卷入其中，许多华人参加政治活动，陈平是其中一人。
1941年底，日军开进马来亚，抗日战争在马共领导下爆发了。1942年陈平担任马共霹州代理书记，不久与他的爱人李坤华（槟城人）结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也在1942年陆续在各地成立起来。在莱特和英国的接头下，马共与英国合作连手抗日。1943年，陈平初次与莱特相见，不久被正式委为霹州党委书记。他和莱特于1943年12月31日与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于不兰丹营签署合作协议。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在莱特领导下的马共，对英国有所让步，也让马共看到希望，有机会继续与英国合作，因此有约一半的马共人员（约6000人）缴械，重返社会工作。
1947年，陈平等人发现莱特行踪诡密，起了疑心，而莱特也在这一年卷走百万元逃至泰国，48年被泰共与马共联手干掉。陈平则是在47年被选为马共总书记，这一年他才23岁（莱特后来被查出是潜伏在马共内的三面间课，即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间谍）。
1948年2月1日，英政府与巫统（1946年成立）及苏丹签署《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并使之生效，时局仍然动荡不安。6月20日英政府宣布实施紧急法令，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陈平也就转入森林，一场“不宣而战”的游击战又再马来半岛的土地上进行。陈平先在彭亨建立根据地，后辗转到马泰边境落脚（1954年）。
1955年杪（12月28日及29日），联盟在普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东姑连同陈祯禄及马绍尔代表马方与马共代表在华玲举行轰动国际的和谈。马共的首席代表是陈平，另两人为拉昔迈丁及陈田，两天会谈宣告破裂，陈平不能接受投降条件，又转回森林打游击战。
1961年，陈平一行人取道越南通往中国，而后在中国长驻。在这段期间，陈平、陈田及小章拜会了胡志明（他是马共成立时的主导者）；在中国时，他也受邀与邓小平会谈（时任中共总书记），被激励坚持斗争，“因东南亚就要再经历一场巨变”。马共在衡量时局后恢复了武装斗争，以马泰边境为大本营。
在同一年，陈平也从中国北上苏联访问。他与越南、苏联及中国建立了特殊关系。他曾于1965年及1967年两度受毛泽东召见，也曾与周恩来共进晚餐。正当中国走向“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平显然又恢复他的战斗精神。在1969年，马共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被批准在湖南成立。
1970年时，陈平领导的马共在泰南的根据地陷入“文革”风潮，整肃与怀疑成了一种“文化”。马共也因此分裂成三派──中央派、革命派及马列派。后来革命派与马列派又合在一起，与中央派抗衡。虽经中共调解，也无法破镜重圆。在实力上以陈平的中央派占优势。
10年之后，也就是1981年时，已在1978年掌控中国政治权力的邓小平再次约见陈平（两人已有14年不曾谋面），这一回邓小平不是鼓励他们不断革命，而是要马共将其电台撤离湖南长沙。这样一来，“革命之声”在1981年6月3日停止在中国广播，改在马泰边境，用“民主之声”继续对外广播。
1987年，从中央派分裂出去的马列革命派率先向泰国政府投诚，陈平这样讽刺其“敌手”﹕“这些投诚的人竟然是过去超过15年来自命为“革命派”与“马列派”的，他们自诩是出众的革命者，而且严厉攻击我方领导人为“修正主义者”。”
就在1987年分裂派投降之后，陈平的中央派接到泰国军方伸出和平触须，他一口拒绝了。于是泰方加紧“追剿”马共中央派，仍然无法取得优势。在双方僵持的时刻，泰方和马方又于1988年中左右，再次提出和解建议。这一回双方都有诚意和解，而马来西亚政府也加了进来。三方的会谈牵扯许多问题和陈年旧账，因而有了前三轮后五轮的会议，从低层次到最高层次。
最终有了1989年12月2日的马泰政府与马共三方面在泰南合艾签署的《合艾和平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马来西亚政府的代表是旺西迪（Wan Sidek）（内政部常务秘书）、哈欣将军（General Hashim）（武装部队参谋长）及韩聂夫（Mohd Haniff）（全国警察总长）。
泰方代表是﹕查圭力猜育上将（三军副统帅兼陆军总司令）、阿涅•西迪波拉沙沙纳（内政部常务秘书）、沙萨丸•迪拉沙瓦特（总警长）及育哈纳•雅分都中将（第四军区司令）。
马共代表﹕陈平（王文华）（马共总书记）、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马共主席）及拉昔迈丁（Rashid Maiden）（马共中委）。
和平协议标志着41年的武装斗争结束，实现了马来西亚全境和马泰边区的和平。这是继1955年的“华玲和谈”失败后，彼此接受经验而孕育出的和平鲜花。在国际关系上，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无疑的缔造一项新记录。这个时期马来西亚的首相是马哈迪；马共则仍由陈平担任总书记。
有关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在有关协议签署后，马共的武装部队，即马来亚人民军队停止武装活动，在泰国当局的见证下，销毁各类型的武器、禅药与爆炸品；不使用“投降”或“妥协”的字眼（以显示是一场和平协议，达致三赢局面）；泰方建立四座和平村，马方则提供身份证让马共成员在日后得以陆续返国。马共则停止广播《民主之声》。
根据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1992年12月底，总共有339人回到马来西亚，但名单中没有陈平的名字。换句话说，陈平仍然没有被列为可回返的行列中。
正因为陈平的案件迟迟悬而未解，他在2005年提出诉讼，要求法庭宣判他是准予回国者，但他的案件延至今天尚未开审。不过，陈平也在特殊的安排下，在近几年曾两度获准进入新加坡作短暂逼留。
陈平最为令人关注的是，他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成为解开马共之迷的重要历史文献。
此外，他也应邀到澳洲与国际学者进行交流，交待当年的一些悬案。陈剑在2006年将之辑成书出版，取名为﹕《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参与对话者都是研究历史和马共史的名士，达20名之多，足见陈平的事迹与马共的历史也是马来西亚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陈平的个人历史也是马共历史组成的一个重要部份，它曾牵动千万颗红心去追求一个梦想，而后又失落于其中。正如陈平在其回忆录中所说﹕“我依然是社会主义者。我肯定还相信平分财富，虽然那年驴年马月的事儿，我信仰各尽所能的真理。不过就马来西亚的国情来说，我肯定会放弃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行政蓝图的中心概念。以暴力为基础的革命不适用于现代的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就这些地区的国情而言，不存在有利武装斗争的条件。武装起义需要相辅相成的国际和国内情况来激起民愤。假如人民生活得不错又被融入了社会，你怎能叫他们铤而走险？你又何必这么做？”
他因此给他自己的斗争划上句号。他也让马共静悄悄地沉睡在高山流水的森林中，不再让喧哗的城市吵醒。这是一个遥远的梦，也是一个说不完的真实故事。
马共从成长到消沉，也改写了马来西亚的历史。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人，陈平在1989年的重要性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陈平，又名王文华，于1924年在实兆远出生，他的启蒙教育从华侨小学开始，曾进入英华学校（Anglo-Chinese School）受英文教育；及后进入南华中学就读。在校期间，他参加了抗敌后援会，这是一个马共的外围组织，开始接触左派书籍，如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联共党史》，安娜路易丝斯特朗的《苏维埃民主》等等，而在1940年正式成为马共候补党员。
马来亚共产党是于1930年在胡志明（越南主席）主导下成立的，在3年后即1933年，英国也在马来亚设立政治部部门。1940年莱特（也是越南人）成为马共领导人，正式职位是马共中委会书记。
这段时期的国际背景是这样的﹕日本已侵占东北三省（1931年），并在及后大规模侵华，爆发中日战争（1937年），马新人民响应抗日，马共也卷入其中，许多华人参加政治活动，陈平是其中一人。
1941年底，日军开进马来亚，抗日战争在马共领导下爆发了。1942年陈平担任马共霹州代理书记，不久与他的爱人李坤华（槟城人）结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也在1942年陆续在各地成立起来。在莱特和英国的接头下，马共与英国合作连手抗日。1943年，陈平初次与莱特相见，不久被正式委为霹州党委书记。他和莱特于1943年12月31日与盟军东南亚司令部于不兰丹营签署合作协议。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在莱特领导下的马共，对英国有所让步，也让马共看到希望，有机会继续与英国合作，因此有约一半的马共人员（约6000人）缴械，重返社会工作。
1947年，陈平等人发现莱特行踪诡密，起了疑心，而莱特也在这一年卷走百万元逃至泰国，48年被泰共与马共联手干掉。陈平则是在47年被选为马共总书记，这一年他才23岁（莱特后来被查出是潜伏在马共内的三面间课，即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间谍）。
1948年2月1日，英政府与巫统（1946年成立）及苏丹签署《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并使之生效，时局仍然动荡不安。6月20日英政府宣布实施紧急法令，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陈平也就转入森林，一场“不宣而战”的游击战又再马来半岛的土地上进行。陈平先在彭亨建立根据地，后辗转到马泰边境落脚（1954年）。
1955年杪（12月28日及29日），联盟在普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后，东姑连同陈祯禄及马绍尔代表马方与马共代表在华玲举行轰动国际的和谈。马共的首席代表是陈平，另两人为拉昔迈丁及陈田，两天会谈宣告破裂，陈平不能接受投降条件，又转回森林打游击战。
1961年，陈平一行人取道越南通往中国，而后在中国长驻。在这段期间，陈平、陈田及小章拜会了胡志明（他是马共成立时的主导者）；在中国时，他也受邀与邓小平会谈（时任中共总书记），被激励坚持斗争，“因东南亚就要再经历一场巨变”。马共在衡量时局后恢复了武装斗争，以马泰边境为大本营。
在同一年，陈平也从中国北上苏联访问。他与越南、苏联及中国建立了特殊关系。他曾于1965年及1967年两度受毛泽东召见，也曾与周恩来共进晚餐。正当中国走向“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平显然又恢复他的战斗精神。在1969年，马共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被批准在湖南成立。
1970年时，陈平领导的马共在泰南的根据地陷入“文革”风潮，整肃与怀疑成了一种“文化”。马共也因此分裂成三派──中央派、革命派及马列派。后来革命派与马列派又合在一起，与中央派抗衡。虽经中共调解，也无法破镜重圆。在实力上以陈平的中央派占优势。
10年之后，也就是1981年时，已在1978年掌控中国政治权力的邓小平再次约见陈平（两人已有14年不曾谋面），这一回邓小平不是鼓励他们不断革命，而是要马共将其电台撤离湖南长沙。这样一来，“革命之声”在1981年6月3日停止在中国广播，改在马泰边境，用“民主之声”继续对外广播。
1987年，从中央派分裂出去的马列革命派率先向泰国政府投诚，陈平这样讽刺其“敌手”﹕“这些投诚的人竟然是过去超过15年来自命为“革命派”与“马列派”的，他们自诩是出众的革命者，而且严厉攻击我方领导人为“修正主义者”。”
就在1987年分裂派投降之后，陈平的中央派接到泰国军方伸出和平触须，他一口拒绝了。于是泰方加紧“追剿”马共中央派，仍然无法取得优势。在双方僵持的时刻，泰方和马方又于1988年中左右，再次提出和解建议。这一回双方都有诚意和解，而马来西亚政府也加了进来。三方的会谈牵扯许多问题和陈年旧账，因而有了前三轮后五轮的会议，从低层次到最高层次。
最终有了1989年12月2日的马泰政府与马共三方面在泰南合艾签署的《合艾和平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马来西亚政府的代表是旺西迪（Wan Sidek）（内政部常务秘书）、哈欣将军（General Hashim）（武装部队参谋长）及韩聂夫（Mohd Haniff）（全国警察总长）。
泰方代表是﹕查圭力猜育上将（三军副统帅兼陆军总司令）、阿涅•西迪波拉沙沙纳（内政部常务秘书）、沙萨丸•迪拉沙瓦特（总警长）及育哈纳•雅分都中将（第四军区司令）。
马共代表﹕陈平（王文华）（马共总书记）、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马共主席）及拉昔迈丁（Rashid Maiden）（马共中委）。
和平协议标志着41年的武装斗争结束，实现了马来西亚全境和马泰边区的和平。这是继1955年的“华玲和谈”失败后，彼此接受经验而孕育出的和平鲜花。在国际关系上，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上，无疑的缔造一项新记录。这个时期马来西亚的首相是马哈迪；马共则仍由陈平担任总书记。
有关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在有关协议签署后，马共的武装部队，即马来亚人民军队停止武装活动，在泰国当局的见证下，销毁各类型的武器、禅药与爆炸品；不使用“投降”或“妥协”的字眼（以显示是一场和平协议，达致三赢局面）；泰方建立四座和平村，马方则提供身份证让马共成员在日后得以陆续返国。马共则停止广播《民主之声》。
根据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1992年12月底，总共有339人回到马来西亚，但名单中没有陈平的名字。换句话说，陈平仍然没有被列为可回返的行列中。
正因为陈平的案件迟迟悬而未解，他在2005年提出诉讼，要求法庭宣判他是准予回国者，但他的案件延至今天尚未开审。不过，陈平也在特殊的安排下，在近几年曾两度获准进入新加坡作短暂逼留。
陈平最为令人关注的是，他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成为解开马共之迷的重要历史文献。
此外，他也应邀到澳洲与国际学者进行交流，交待当年的一些悬案。陈剑在2006年将之辑成书出版，取名为﹕《与陈平对话──马来亚共产党新解》。参与对话者都是研究历史和马共史的名士，达20名之多，足见陈平的事迹与马共的历史也是马来西亚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陈平的个人历史也是马共历史组成的一个重要部份，它曾牵动千万颗红心去追求一个梦想，而后又失落于其中。正如陈平在其回忆录中所说﹕“我依然是社会主义者。我肯定还相信平分财富，虽然那年驴年马月的事儿，我信仰各尽所能的真理。不过就马来西亚的国情来说，我肯定会放弃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行政蓝图的中心概念。以暴力为基础的革命不适用于现代的马来西亚或新加坡。就这些地区的国情而言，不存在有利武装斗争的条件。武装起义需要相辅相成的国际和国内情况来激起民愤。假如人民生活得不错又被融入了社会，你怎能叫他们铤而走险？你又何必这么做？”
他因此给他自己的斗争划上句号。他也让马共静悄悄地沉睡在高山流水的森林中，不再让喧哗的城市吵醒。这是一个遥远的梦，也是一个说不完的真实故事。
马共从成长到消沉，也改写了马来西亚的历史。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人，陈平在1989年的重要性是无人能出其右的。
(卅四)1990年──丹斯里许子根博士（Tan Sri, Dr. Koh Tsu Koon）（1949-）
1990年大选之后，政局有所改变。最明显的反映在槟州的首席部长易人。几经商斟，最后民政党敲定由许子根取代卸任的林苍佑，成为第三任槟州首席部长，这一年归许子根领尽风骚。
1949年出生在槟城的许子根，是华社领袖许平等（拿督）的公子。年幼好学不倦，才智出众，以三级跳提早在锺灵中学完成中学教育，后负笈美国受教育。
1970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接着考取硕士学位。在1975年返回槟城理科大学任教。这个时期，他已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于1977年考获经济及教育社会学博士，旋在理大升任教育学院副院长。
原本无心介入政治的他，在1982年受到民政党的感召，但此事与董教总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许子根不像郭洙镇，在董教总内有任务扮演。不过由于身为华教人士，也被董教总列为其中一份子，支持他参政。与此同时，林苍佑及林敬益也鼓励他出来参选，因此有了“华教人士”参政的这一个历史片段（约有十余人左右），也有了许子根在1982年代表民政党（国阵）出战丹绒国席，以从反对党手中夺回民政的发祥地。
根据许子根的回忆，他是在一夜之间决定参政，以面对未可测知的未来。虽然他在理大有安稳的工作，且有可能再升级，但他还是接受这一挑战。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彻底的改变。
以当时的社会情况，他的知名度远不及其父亲许平等，也就需要借助其父亲的名气进行宣传。他的对手是行动党的陈庆佳，同样是“华教人士”。但陈庆佳没有董教总的护航，许子根和郭洙镇则成为董教总的两位先锋，打出“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旗号竖立起董教总的招牌。
这一仗，董教总的主要领导人也为许子根站台，经过九牛二虎之力，许子根终于为民政党摘下“宝贵的一席”。他只能以834张多数票击败对手；郭洙镇则在甲洞国席初尝败绩，这一胜一负对董教总来说，是“半得半失”的。
事实上，这一年民政党的主要对手不是行动党，而是马华公会。马华准备和民政党争首席部长职，民政倾全力抗拒。这边厢有马华的曾永森派加盟，另边厢有“华教人士”助阵，双管齐下捍卫槟州的主导政权。结果马华的林建寿败了，林苍佑再做回首席部长。就此意义而言，民政党成了左右逢源的赢家。
从1982年到1986年的四年任期内，许子根担任国会议席被评价为“可圈可点”。他也在1986年大选前推出《许子根言论集》，将其在国会演词及重要的讲话收录其中。
可惜1986年不是属于许子根，在冤家路窄下，他面对林吉祥插足“丹绒一役”的挑战。在林吉祥当红的年代，许子根终不敌“过江龙”，以万余张多数票败给林吉祥。相反的，经过四年的“卧薪尝胆”，敦洙镇移师太平国席而胜出。董教总又是一败一胜，但事情正逐渐起了变化，因为1986年董教总已不像1982年那样卖力地为“华教人士”站台。
失败后的许子根转任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的政治秘书，工作虽然一样忙，但性质完全不一样。这种职务上的安排也非许子根之愿，他一直认为当国会议员有更大的发挥余地。不过一项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因为他有了当政治秘书的经验，经常与林苍佑在一起，也就为他加了相当份量的政治筹码。
例如1990年的大选，许子根得有机会转攻州席，林苍佑也排好阵势迎战。讵料这一回直接与林苍佑交锋的不是别人，正是行动党的老大林吉祥。一场“王者之战”看来势均力敌，也没有人会预料林苍佑会跌马，但不幸的事也就发生了。林苍佑以700多票饮恨。这一年国阵19席（巫统12，民政7，马华0），行动党14席，只差3席即上台执政。
当执政权又回到国阵手中时，民政获得首相护航而再主导槟州政府。这时民政有两位人选，一位是担任副部长的吴清德，另一位是担任政治秘书的许子根。论学历，都是博士，旗鼓相当；论资历，吴清德较许子根出道早（1974年），且有副部长光环；但论人脉与运气，许子根则胜了一筹。在民政党中央拍板下，许子根接过林苍佑的位子，当上首席部长。许子根做梦也没有想到丹绒的“一耻一荣”造就了他（86年输掉丹绒国席，90年胜了丹绒雅武州席）。如果他没有失败于前，就没有成功于后。是时也，也是命也！
许子根的初任首席部长并不被看好，但他从容不迫地应对各方的挑战；尤其是1990年后，在槟州立法议会面对13尊大炮（行动党原有14席，后补选失掉1席）的对峙，更是如履薄冰。
1995年是许子根政运再次考验的一年。这一年的大选，他面对的又是政治宿怨林吉祥，而且后者摆明这一回是夺权之战。在此关键性时刻，许子根若败了，民政的江山可能拱手相送；若许子根胜了，他就是国阵的“屠龙手”。经过9天的短兵相接，再加上选民对90年大选的阴影挥之不去，选民就全数在州选中倒向执政党，也带起了马华公会收复失地。国阵总共在33个州席赢了32席，行动党只胜1席孤军作战，林吉祥保国输州。丹绒三役以失败收场，行动党的惨败令林吉祥痛定思痛。许子根的大胜也巩固和强化他在民政和国阵中的地位。
1996年，许子根在形势比人强下，取代了陈锦华。陈锦华是在极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退出捍卫槟州主席职。党政合一的架构又再转弱为明。
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吴清德深谙“党政不分”的道理，决定在1999年的民政槟州党选（较大选提前举行）时，挑战许子根的主席。虽是有备而来，但在林敬益倒向支持许子根下，吴清德又再次落空。这一败判定他的政途已划上句号，1999年不被派参加大选。
1999年，槟州国阵在许子根统领下，再次取得辉煌的战绩。行动党打出没有丹绒四役的“丹绒四役”。林吉祥再一次失算，连他和卡巴星也输掉国会议席，而州议会仍然只行动党一席（其它反对党有公正党及回教党各1席）。
虽然战绩显赫，许子根却不得安宁。民政党内的有两位当选州议员林武灿与林建安突然发难。他们修书退出民政党，暗示会过档马华。这个突变，传到马哈迪耳里，他只好促请许子根暂时按兵不动，因为马哈迪还被告知，还有一位民政州议员会跳槽马华。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赖秋福。但赖秋福突然“消失在人间”，原来是被民政“保护起来”。当马哈迪等不到第三位议员“叛变”后，便按原计划由许子根再任首席部长。
一场惊险万分的戏剧性变化也使到林敬益十分震怒，最后是以“有惊无险”收场。这意味着马华试图扭转局面不得要领，只能在安排下，增多一名副议长职。马华和民政这一对冤家，从林苍佑打到许子根，反映出“政治无情；唯政治是正确的”这理论的实践。
2004年的大选，许子根轻松上阵，因为已没有林吉祥的阴影（移师怡保），各党保持原有的势力，行动党依然没有突破，反而在雳霹州重振旗鼓。
转入2005年，许子根已浮现成为党的接班人。他在党选中不战而胜取代郭洙镇成为党署理主席。郭转攻主席挑战林敬益不果退隐政坛。
2007年林敬益正式卸下党职，许子根成为民政新舵手。他面对的挑战是在上京的路上，要先过反对党这一关。既要捍卫槟州主导政权，又要为上京铺路，双重任务，绝对不能有所闪失，否则民政党的未来就会有所改变。因此许子根这一路走来，都是在钢索上行走，既战战兢兢，又要提防内外突击。当下他面对的是如何否定“首长轮任职”的可行性，也要确保民政（华人主导政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变局中处于不败的地位。“党政合一”在他身上变成两道并行线，不能有所失衡。
当然在国阵目前的种族性结构下，他如何突显民政的多元理念，又是一道备受考验的难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下，许子根如何将理论应用在实践上？我们拭目以待。
1949年出生在槟城的许子根，是华社领袖许平等（拿督）的公子。年幼好学不倦，才智出众，以三级跳提早在锺灵中学完成中学教育，后负笈美国受教育。
1970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接着考取硕士学位。在1975年返回槟城理科大学任教。这个时期，他已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于1977年考获经济及教育社会学博士，旋在理大升任教育学院副院长。
原本无心介入政治的他，在1982年受到民政党的感召，但此事与董教总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许子根不像郭洙镇，在董教总内有任务扮演。不过由于身为华教人士，也被董教总列为其中一份子，支持他参政。与此同时，林苍佑及林敬益也鼓励他出来参选，因此有了“华教人士”参政的这一个历史片段（约有十余人左右），也有了许子根在1982年代表民政党（国阵）出战丹绒国席，以从反对党手中夺回民政的发祥地。
根据许子根的回忆，他是在一夜之间决定参政，以面对未可测知的未来。虽然他在理大有安稳的工作，且有可能再升级，但他还是接受这一挑战。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彻底的改变。
以当时的社会情况，他的知名度远不及其父亲许平等，也就需要借助其父亲的名气进行宣传。他的对手是行动党的陈庆佳，同样是“华教人士”。但陈庆佳没有董教总的护航，许子根和郭洙镇则成为董教总的两位先锋，打出“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旗号竖立起董教总的招牌。
这一仗，董教总的主要领导人也为许子根站台，经过九牛二虎之力，许子根终于为民政党摘下“宝贵的一席”。他只能以834张多数票击败对手；郭洙镇则在甲洞国席初尝败绩，这一胜一负对董教总来说，是“半得半失”的。
事实上，这一年民政党的主要对手不是行动党，而是马华公会。马华准备和民政党争首席部长职，民政倾全力抗拒。这边厢有马华的曾永森派加盟，另边厢有“华教人士”助阵，双管齐下捍卫槟州的主导政权。结果马华的林建寿败了，林苍佑再做回首席部长。就此意义而言，民政党成了左右逢源的赢家。
从1982年到1986年的四年任期内，许子根担任国会议席被评价为“可圈可点”。他也在1986年大选前推出《许子根言论集》，将其在国会演词及重要的讲话收录其中。
可惜1986年不是属于许子根，在冤家路窄下，他面对林吉祥插足“丹绒一役”的挑战。在林吉祥当红的年代，许子根终不敌“过江龙”，以万余张多数票败给林吉祥。相反的，经过四年的“卧薪尝胆”，敦洙镇移师太平国席而胜出。董教总又是一败一胜，但事情正逐渐起了变化，因为1986年董教总已不像1982年那样卖力地为“华教人士”站台。
失败后的许子根转任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的政治秘书，工作虽然一样忙，但性质完全不一样。这种职务上的安排也非许子根之愿，他一直认为当国会议员有更大的发挥余地。不过一项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因为他有了当政治秘书的经验，经常与林苍佑在一起，也就为他加了相当份量的政治筹码。
例如1990年的大选，许子根得有机会转攻州席，林苍佑也排好阵势迎战。讵料这一回直接与林苍佑交锋的不是别人，正是行动党的老大林吉祥。一场“王者之战”看来势均力敌，也没有人会预料林苍佑会跌马，但不幸的事也就发生了。林苍佑以700多票饮恨。这一年国阵19席（巫统12，民政7，马华0），行动党14席，只差3席即上台执政。
当执政权又回到国阵手中时，民政获得首相护航而再主导槟州政府。这时民政有两位人选，一位是担任副部长的吴清德，另一位是担任政治秘书的许子根。论学历，都是博士，旗鼓相当；论资历，吴清德较许子根出道早（1974年），且有副部长光环；但论人脉与运气，许子根则胜了一筹。在民政党中央拍板下，许子根接过林苍佑的位子，当上首席部长。许子根做梦也没有想到丹绒的“一耻一荣”造就了他（86年输掉丹绒国席，90年胜了丹绒雅武州席）。如果他没有失败于前，就没有成功于后。是时也，也是命也！
许子根的初任首席部长并不被看好，但他从容不迫地应对各方的挑战；尤其是1990年后，在槟州立法议会面对13尊大炮（行动党原有14席，后补选失掉1席）的对峙，更是如履薄冰。
1995年是许子根政运再次考验的一年。这一年的大选，他面对的又是政治宿怨林吉祥，而且后者摆明这一回是夺权之战。在此关键性时刻，许子根若败了，民政的江山可能拱手相送；若许子根胜了，他就是国阵的“屠龙手”。经过9天的短兵相接，再加上选民对90年大选的阴影挥之不去，选民就全数在州选中倒向执政党，也带起了马华公会收复失地。国阵总共在33个州席赢了32席，行动党只胜1席孤军作战，林吉祥保国输州。丹绒三役以失败收场，行动党的惨败令林吉祥痛定思痛。许子根的大胜也巩固和强化他在民政和国阵中的地位。
1996年，许子根在形势比人强下，取代了陈锦华。陈锦华是在极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退出捍卫槟州主席职。党政合一的架构又再转弱为明。
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吴清德深谙“党政不分”的道理，决定在1999年的民政槟州党选（较大选提前举行）时，挑战许子根的主席。虽是有备而来，但在林敬益倒向支持许子根下，吴清德又再次落空。这一败判定他的政途已划上句号，1999年不被派参加大选。
1999年，槟州国阵在许子根统领下，再次取得辉煌的战绩。行动党打出没有丹绒四役的“丹绒四役”。林吉祥再一次失算，连他和卡巴星也输掉国会议席，而州议会仍然只行动党一席（其它反对党有公正党及回教党各1席）。
虽然战绩显赫，许子根却不得安宁。民政党内的有两位当选州议员林武灿与林建安突然发难。他们修书退出民政党，暗示会过档马华。这个突变，传到马哈迪耳里，他只好促请许子根暂时按兵不动，因为马哈迪还被告知，还有一位民政州议员会跳槽马华。这个人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赖秋福。但赖秋福突然“消失在人间”，原来是被民政“保护起来”。当马哈迪等不到第三位议员“叛变”后，便按原计划由许子根再任首席部长。
一场惊险万分的戏剧性变化也使到林敬益十分震怒，最后是以“有惊无险”收场。这意味着马华试图扭转局面不得要领，只能在安排下，增多一名副议长职。马华和民政这一对冤家，从林苍佑打到许子根，反映出“政治无情；唯政治是正确的”这理论的实践。
2004年的大选，许子根轻松上阵，因为已没有林吉祥的阴影（移师怡保），各党保持原有的势力，行动党依然没有突破，反而在雳霹州重振旗鼓。
转入2005年，许子根已浮现成为党的接班人。他在党选中不战而胜取代郭洙镇成为党署理主席。郭转攻主席挑战林敬益不果退隐政坛。
2007年林敬益正式卸下党职，许子根成为民政新舵手。他面对的挑战是在上京的路上，要先过反对党这一关。既要捍卫槟州主导政权，又要为上京铺路，双重任务，绝对不能有所闪失，否则民政党的未来就会有所改变。因此许子根这一路走来，都是在钢索上行走，既战战兢兢，又要提防内外突击。当下他面对的是如何否定“首长轮任职”的可行性，也要确保民政（华人主导政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变局中处于不败的地位。“党政合一”在他身上变成两道并行线，不能有所失衡。
当然在国阵目前的种族性结构下，他如何突显民政的多元理念，又是一道备受考验的难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下，许子根如何将理论应用在实践上？我们拭目以待。
(卅五)1991年──丹斯里林玉静（Tan Sri Lim Geok Chan）（1936-2006）
林玉静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政治取向，他把华团组织导向与执政党“同舟共济”，因而引发民权份子开展批判性运动。这一年他成功地取得“堂联”（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联合会）的注册证（现改称为“华总”），标志着华团走向的一个分水岭，因此我们以林玉静作为代表人物。
林玉静于1936年出生于巴生，小时家境清寒，16岁投身社会。25岁建立其个人商业地位，创立富产鱼网和工业氧气公司，涉及业务甚广。1986年，他以1亿1千万元向当年的“鸡王”吕正义买下上德基家乡鸡的经销权。在商场名声大噪，一度被誉为“大马鸡王”。
在商界立足脚后，林玉静积极参加社团活动，也担任雪隆商会会长、巴生商会会长、各中小学董事长，同时参加马华公会，出任过官委市议员等等。
1990年，他以雪华堂会长的身份，努力促使“堂联”获得注册。“堂联”是在1982年由雪华堂发出组织的全国性社团，但一直拿不到注册证，只能以筹委会存在。
1991年在执政党穿针引线下，林玉静致函首相马哈迪要求关注堂联申请注册8年不果的问题。三个月后，当时的内政部政务次长黄家定致电林玉静，告知有关“堂联”注册已获准的消息。
同年的12月12日，“堂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林玉静以雪华堂会长的身份当选第一届全国总会长。“堂联”的成立，意味着华团增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总机构，也导致“堂联”内原有的组织有的被边缘化，如民权委员会，分裂告乃产生。
“堂联”总共有13州的大会堂组成。1997年改称“华总”。在林玉静任期内（1990-1994年），他被指为将“堂联”溶入政府机制中，因而有了所谓以“民权委员会（被牺牲）来换取堂联的注册（按民权委员会是“堂联”在筹备阶段的产物，于1982年起就开始活动，由13州的大会堂和董教总组成的15个华团所催生的）。
柯嘉逊（人权领导人之一）在其著作《马来西亚民权活动》一书中这样说﹕“到了1990年，13个大会堂的领导转由林玉静负责。堂联进行活动时，逐渐和董总与教总分道扬镳。这两个华教组织原本是15华团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指1985年向政府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的15个具有代表性的华团）。15个华团所成立的一些机构，如民权委员会，不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州级的，或县级的，都被搁置一旁。”
柯嘉逊把林玉静上台的年代归为华团领导起了本质上变化的开始，因为“华团的新领导层不愿令他们在执政党内的盟友难堪”。
由潘永强及魏月萍主编的《华人政治思潮》一书中对林玉静有如下的评价﹕“1990年代前后陆续出任董总代主席、雪华堂会长和堂联创会会长的林玉静，在华团参政和介入政治的争议起伏中，他扮演了华人政治“协商者”的主要代言人，与主张“施压”路线者，形成对峙抗衡之势。林玉静任内，启动了一连串清除华社民权运动的动作，造成十五华团的分裂与分道扬镳。民权启蒙的工作亦随之中断，间接为国家机关的统合和收编策略起了护航配合的作用，妨碍了华社原本具备的自由机制。他认为“华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出卖”，正反映了一股理想退却与手段调和的现实功利思想。”
李万千也这样说﹕“其实，自林玉静等人掌握了雪华堂领导权以来，早已处心积虑要解散或改组雪华堂属下的民权委员会，以推行其亲政府的“协商”路线。”
由于林玉静的领航，华人社团也进入“三足鼎力”的年代，即华总、马华商联会与董教总，各做各的。
1997年，林玉静的商业王国受到挑战，他的总公司富产也因债务问题而告转手。“鸡王”的称号也不见了。他归趋平静而在2006年走完其争议性的一生。
林玉静于1936年出生于巴生，小时家境清寒，16岁投身社会。25岁建立其个人商业地位，创立富产鱼网和工业氧气公司，涉及业务甚广。1986年，他以1亿1千万元向当年的“鸡王”吕正义买下上德基家乡鸡的经销权。在商场名声大噪，一度被誉为“大马鸡王”。
在商界立足脚后，林玉静积极参加社团活动，也担任雪隆商会会长、巴生商会会长、各中小学董事长，同时参加马华公会，出任过官委市议员等等。
1990年，他以雪华堂会长的身份，努力促使“堂联”获得注册。“堂联”是在1982年由雪华堂发出组织的全国性社团，但一直拿不到注册证，只能以筹委会存在。
1991年在执政党穿针引线下，林玉静致函首相马哈迪要求关注堂联申请注册8年不果的问题。三个月后，当时的内政部政务次长黄家定致电林玉静，告知有关“堂联”注册已获准的消息。
同年的12月12日，“堂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林玉静以雪华堂会长的身份当选第一届全国总会长。“堂联”的成立，意味着华团增加了一个全国性的总机构，也导致“堂联”内原有的组织有的被边缘化，如民权委员会，分裂告乃产生。
“堂联”总共有13州的大会堂组成。1997年改称“华总”。在林玉静任期内（1990-1994年），他被指为将“堂联”溶入政府机制中，因而有了所谓以“民权委员会（被牺牲）来换取堂联的注册（按民权委员会是“堂联”在筹备阶段的产物，于1982年起就开始活动，由13州的大会堂和董教总组成的15个华团所催生的）。
柯嘉逊（人权领导人之一）在其著作《马来西亚民权活动》一书中这样说﹕“到了1990年，13个大会堂的领导转由林玉静负责。堂联进行活动时，逐渐和董总与教总分道扬镳。这两个华教组织原本是15华团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指1985年向政府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的15个具有代表性的华团）。15个华团所成立的一些机构，如民权委员会，不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州级的，或县级的，都被搁置一旁。”
柯嘉逊把林玉静上台的年代归为华团领导起了本质上变化的开始，因为“华团的新领导层不愿令他们在执政党内的盟友难堪”。
由潘永强及魏月萍主编的《华人政治思潮》一书中对林玉静有如下的评价﹕“1990年代前后陆续出任董总代主席、雪华堂会长和堂联创会会长的林玉静，在华团参政和介入政治的争议起伏中，他扮演了华人政治“协商者”的主要代言人，与主张“施压”路线者，形成对峙抗衡之势。林玉静任内，启动了一连串清除华社民权运动的动作，造成十五华团的分裂与分道扬镳。民权启蒙的工作亦随之中断，间接为国家机关的统合和收编策略起了护航配合的作用，妨碍了华社原本具备的自由机制。他认为“华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出卖”，正反映了一股理想退却与手段调和的现实功利思想。”
李万千也这样说﹕“其实，自林玉静等人掌握了雪华堂领导权以来，早已处心积虑要解散或改组雪华堂属下的民权委员会，以推行其亲政府的“协商”路线。”
由于林玉静的领航，华人社团也进入“三足鼎力”的年代，即华总、马华商联会与董教总，各做各的。
1997年，林玉静的商业王国受到挑战，他的总公司富产也因债务问题而告转手。“鸡王”的称号也不见了。他归趋平静而在2006年走完其争议性的一生。
(卅六)1992年──胡万铎（Mr. Foo Wan Thot）（1935-）
胡万锋在后期虽也是一位争议性人物，但他在早期的华教运动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他在1992年任期满后卸下董总主席职位后乃保留霹州董联会主席和深斋中学董事长职位。因此他在1992年继续成为董教总的第一把手，在92年后不再“独领风骚”，而是转入了郭全强的年代。
胡万铎1935年出生于积莪营。其父胡日皆后来成为霹雳的著名矿家。1950年进入锺灵中学，继后成为学运的领袖之一。1955年他参与领导反对锺灵中学接受“特别津贴”而走上改制之路，华社也认为英殖民政府准备将锺中变质成英校，一场反改制运动在酝酿中。在同年8月11日，学校宣布开除7名学生，包括《学报》主编胡万铎和颜清文。这就是说，示威尚未开始，胡万锋一群人被“腰斩”了。抑有进者，他在被扣留一个月后获得释放，但殖民地政府竟有此条例﹕禁止他踏足槟州，并在他的身份证（一张纸）上盖上不准到槟州的字眼，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怎么有“州际的法令”？原来那时马来亚尚未独立，槟城仍是属于“海殎殖民地”（他的这项禁令直到1961年独立4年后才宣告解除）。
由于锺中学生的支持，也终于在1956年爆发严重的学潮，反对改制，矛头指向代校长汪永年，又有68名学生被开除，其中有王天庆（后来成为民政的政务次长）。1957年再有13人被开除。学潮也蔓延开来，在1958年成为全国性运动。
离开锺中后，胡万铎转入育才中学，被视为“不受欢迎”学生，便于1956年转去圣玛克英校念书。半年后被送往爱尔兰读书。1961年在都柏林大学三年级期间，因其父突逝世，他回国接管生意直到今天。
（2005年，胡万铎等人为纪念锺中学潮50周年（1955-2005）出版了特辑，也在校内举行爱校集会，并未高调处理，算是圆了胡万锋的一个梦）。
在70年代事业有成后，胡万铎又萌起他的斗志，因而有了第二次华教运动的长征。他是于1973年出任霹雳董联会主席，也参与领导重振霹雳独中。
整个事件的原由根据胡万铎的说法（见霹州华文独中复兴史，1975年）是这样的﹕
原本霹州共有19间华文中学，1962年改制下，共有17间接受改制，剩下两间未加入其中，即深斋与班台育青，其余改制中学有附设私立中学（独中），共14间，但因学生来源短缺，到了70年代剩下9间独中处在风雨飘摇中，若不及时挽救，独中将成为历史陈迹。在胡万铎的领导下，霹州独中复兴运动不仅筹获超过百万元，也激发华社对独中教育的爱护。
这9间独中如下﹕怡保育才（改制后另设独中）培南中学（改制后另设独中）深斋中学（未改制）金保培元（改制后另设独中）太平华联（改制后另设独中）实吊远南华（改制后另设独中）江沙崇华（改制后另设独中）班台育青（未改制）安顺三民（改制后另设独中）。
胡万铎认为振兴独中是为了维持前人维持华校之苦心，不能“因噎废食”（缺乏学生与校舍而停办）。在他的登高一呼下，9间独中“起死回生”，“柳暗花明又一村”。胡万铎的名声也就在华教界被传开了。
1982年，胡万铎支持林晃升的“三结合”概念，加入助选行列为郭洙镇和许子根站台。
1986年，胡万铎仍然支持“三结合”概念，而董教总另有一批人改变看法，不再支持民政候选人。这一年，胡万铎介入了党争，因而在霹雳州出现所谓的“声讨林吉祥的研讨会”，两派人马又起争执，爆发了“精武事件”。
1987年，林晃升在“茅草行动”中被逮捕，胡万铎没有受牵连。他在反对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教师进入华小担任高职的事件上没有扮演领导的角色，但也出现一些风言风语，胡万锋处之泰然。
1989年胡万铎被选为董总署理主席。在1990年林晃升转为支持“两线制”，放弃“三结合”时，胡万铎并没有跟随，他也没有响应林晃升加入民主行动党，他和行动党之间有些隔阂。
就在林晃升辞董总职后，胡万铎成为代主席。旋在1991年正式当选董总主席。在任期间，他提出协商代表抗衡，他提出多元教育路线。但由于不被认同，胡万铎在1992年任期满后，不再担任董总主席。从时间上来看，胡万铎担任董总主席期间，也正是林玉静在“堂联”呼风唤雨年代。他们的协商思想与民权份子的思想越走越远，成了时代的一个标记。
1995年胡万铎担任董事长的深齐中学，主张中学的数理科采用英文课本而与华教份子意见相左，又发生一连串的笔战。
近些年来，胡万铎已从公职上退下来，不再担任霹州董联会主席，也辞卸社团要职。他的思想的转变是从80年代开始而在90年代主张协商顺应潮流，引发了争议。胡万锋也因此在历史记录中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但谁也不能否定他70年复兴独中的巨大贡献。
胡万铎1935年出生于积莪营。其父胡日皆后来成为霹雳的著名矿家。1950年进入锺灵中学，继后成为学运的领袖之一。1955年他参与领导反对锺灵中学接受“特别津贴”而走上改制之路，华社也认为英殖民政府准备将锺中变质成英校，一场反改制运动在酝酿中。在同年8月11日，学校宣布开除7名学生，包括《学报》主编胡万铎和颜清文。这就是说，示威尚未开始，胡万锋一群人被“腰斩”了。抑有进者，他在被扣留一个月后获得释放，但殖民地政府竟有此条例﹕禁止他踏足槟州，并在他的身份证（一张纸）上盖上不准到槟州的字眼，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怎么有“州际的法令”？原来那时马来亚尚未独立，槟城仍是属于“海殎殖民地”（他的这项禁令直到1961年独立4年后才宣告解除）。
由于锺中学生的支持，也终于在1956年爆发严重的学潮，反对改制，矛头指向代校长汪永年，又有68名学生被开除，其中有王天庆（后来成为民政的政务次长）。1957年再有13人被开除。学潮也蔓延开来，在1958年成为全国性运动。
离开锺中后，胡万铎转入育才中学，被视为“不受欢迎”学生，便于1956年转去圣玛克英校念书。半年后被送往爱尔兰读书。1961年在都柏林大学三年级期间，因其父突逝世，他回国接管生意直到今天。
（2005年，胡万铎等人为纪念锺中学潮50周年（1955-2005）出版了特辑，也在校内举行爱校集会，并未高调处理，算是圆了胡万锋的一个梦）。
在70年代事业有成后，胡万铎又萌起他的斗志，因而有了第二次华教运动的长征。他是于1973年出任霹雳董联会主席，也参与领导重振霹雳独中。
整个事件的原由根据胡万铎的说法（见霹州华文独中复兴史，1975年）是这样的﹕
原本霹州共有19间华文中学，1962年改制下，共有17间接受改制，剩下两间未加入其中，即深斋与班台育青，其余改制中学有附设私立中学（独中），共14间，但因学生来源短缺，到了70年代剩下9间独中处在风雨飘摇中，若不及时挽救，独中将成为历史陈迹。在胡万铎的领导下，霹州独中复兴运动不仅筹获超过百万元，也激发华社对独中教育的爱护。
这9间独中如下﹕怡保育才（改制后另设独中）培南中学（改制后另设独中）深斋中学（未改制）金保培元（改制后另设独中）太平华联（改制后另设独中）实吊远南华（改制后另设独中）江沙崇华（改制后另设独中）班台育青（未改制）安顺三民（改制后另设独中）。
胡万铎认为振兴独中是为了维持前人维持华校之苦心，不能“因噎废食”（缺乏学生与校舍而停办）。在他的登高一呼下，9间独中“起死回生”，“柳暗花明又一村”。胡万铎的名声也就在华教界被传开了。
1982年，胡万铎支持林晃升的“三结合”概念，加入助选行列为郭洙镇和许子根站台。
1986年，胡万铎仍然支持“三结合”概念，而董教总另有一批人改变看法，不再支持民政候选人。这一年，胡万铎介入了党争，因而在霹雳州出现所谓的“声讨林吉祥的研讨会”，两派人马又起争执，爆发了“精武事件”。
1987年，林晃升在“茅草行动”中被逮捕，胡万铎没有受牵连。他在反对教育部委派不谙华文教师进入华小担任高职的事件上没有扮演领导的角色，但也出现一些风言风语，胡万锋处之泰然。
1989年胡万铎被选为董总署理主席。在1990年林晃升转为支持“两线制”，放弃“三结合”时，胡万铎并没有跟随，他也没有响应林晃升加入民主行动党，他和行动党之间有些隔阂。
就在林晃升辞董总职后，胡万铎成为代主席。旋在1991年正式当选董总主席。在任期间，他提出协商代表抗衡，他提出多元教育路线。但由于不被认同，胡万铎在1992年任期满后，不再担任董总主席。从时间上来看，胡万铎担任董总主席期间，也正是林玉静在“堂联”呼风唤雨年代。他们的协商思想与民权份子的思想越走越远，成了时代的一个标记。
1995年胡万铎担任董事长的深齐中学，主张中学的数理科采用英文课本而与华教份子意见相左，又发生一连串的笔战。
近些年来，胡万铎已从公职上退下来，不再担任霹州董联会主席，也辞卸社团要职。他的思想的转变是从80年代开始而在90年代主张协商顺应潮流，引发了争议。胡万锋也因此在历史记录中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但谁也不能否定他70年复兴独中的巨大贡献。
(卅七)1993年──拿督斯里纳吉（Dato’ Seri Mohd Najib Bin Tun Haji Abdul Razak）（1953-）
1993年是纳吉被确定巫统党内未来的国家领袖。这一年，他参与安华组成的“宏愿队伍”而胜出副主席职，从此平步青云。
纳吉于1953年在瓜拉立卑出生，他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长子。他也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外甥。凭着这显赫世家，纳吉踏足政坛是顺理成章的。
他在吉隆坡完成中学教育后，被送往英国深造。1974年他毕业于诺丁汉大学，考获经济荣誉学位。
1976年其父亲病逝，留下北根国会议席进行补选，纳吉不战而胜。1978年大选，他再蝉联，被胡先翁先后委为副能源及副教育部长。
1982年大选，他弃国攻州，胜出后出任彭亨州务大臣，时年方29岁。这一年他与安华搭档角逐巫青团正副团长职胜出，奠定他在党内的地位。
1986年大选，他回到中央，被委为文青部长。也许因为这个部门被认为不显眼，纳吉保持较为低调，他继续在巫青团内当安华的副手。
1987年安华提升一级当选巫统副主席，其留下的巫青团长空缺由纳吉补上。这一年国家因委派不谙华文教师担任华小职掀起轩然风波，纳吉以巫青团长身份力挺马来民族利益，种族情结有所高涨。不久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105人，是为“茅草行动”。
在1987年党选，当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党主席职时，纳吉及其彭亨派系并未表态，成为两派争宠的一方。原本有消息说他较倾向东姑拉沙里，最后证明他是支持马哈迪的人。
他一方面臣服于马哈迪，另一方面又与安华连手。在1990年的大选，以马哈迪的人面对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的挑战。在巫统大胜后，他出任国防部长。
1993年的巫统党选，他弃巫青团长转攻巫统副主席，他与安华连手组成“宏愿队伍”在党选中大胜。除了安华更上一层楼成为党署理主席外，他是另三位的票选副主席，其它两人是慕尤汀（柔佛州务大臣）及莫哈末泰益（雪州务大臣）。安华派系在巫统党内的势力膨胀，连青年团及妇女组都是亲安华的人掌控。
马哈迪对“宏愿队伍”的形成很不是味道，尤其是其挑选的副首相嘉化峇峇在未得到党内支持下退出署理主席选，并在较后辞官归故里而耿耿于怀。在没有选择底下，他只得委任安华为副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吉则在1994年调任教育部长。
在相安无事下，1995年的大选仍看不出马哈迪与安华之间有何不妥。选后纳吉照旧担任教育部长。但宏愿队伍中的副主席之一慕尤丁被调攻国席，选后委以青年体育部长，调离州务大臣，有明升暗降之意。
不过一项改变终于在1996年的党选降临。此时马哈迪决定拆除“宏愿队伍”，他派阿都拉再角逐副主席，以排斥其中一人。这个人就是被“架空”的慕尤丁。就这样慕尤丁出局了，宏愿队伍开始出现裂痕。
再下来，更大的动作在后头。1998年马哈迪革除安华部长职，复开除党籍。在群龙无首下，“宏愿队伍”分崩离析，纳吉也归入马哈迪的阵营，造成纳吉与安华从此分道扬镳。
本来在这个时候，纳吉是最有希望出位成为副首相的，因为他是三位票选副主席得票最高者，但马哈迪不以为意，他要一位老成持重且有经验的副手，阿都拉便顺势而上。纳吉落空了，由于他年轻，可以再等。
2003年马哈迪卸任时，他心目中的副揆是纳吉，也公开向取代其位的阿都拉首相提及。不过上位后的阿都拉，也有其多番考虑。他有两个选择，即挑选慕尤丁或纳吉为副手。另一位副主席莫哈末泰益因较早时在澳洲因携臣款未呈报而被提控，被迫辞雪州州务大臣，自然无缘被相中（后来泰益在澳被判无罪，事件不了了之）。
几个月后，纳吉终被阿都拉委为副手，马哈迪和纳吉都松了口气。
针对这段往事，马哈迪在接受Malaysiakini专访时（07-5-9）这样说﹕“我当时有这么认为纳吉较为年轻，就给年纪较长者一个机会。这是为什么我当时挑选阿都拉为副手。”
马哈迪又说，在阿都拉当首相后，他有期望委任纳吉为副首相，但要等一段长时间才作出决定。在这方面，马哈迪坦言有致函阿都拉，但后者说要他担首相后才能作出决定。
在纳吉出任副首相后，他学好做老二的哲学，不逾越也把握分寸。在马哈迪与阿都拉于2006年公开失和时，纳吉选择站在阿都拉这一边。
如今纳吉在一连串的挑战中，将与阿都拉共同面对行将到来的大选。
从纳吉选择马哈迪而弃东姑拉沙里到纳吉选择阿都拉而不靠向马哈迪看来，他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两次的取向都给也加了筹码。不过他的过去同志，如今的政敌安华则集中火力炮轰他。
他如何在政海中安然地攀上高位，是未来的事，谁也不能做出设想。但肯定的是纳吉是继承和维护巫统传统的其中一个人，因为他的父亲和舅父都曾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会克绍其裘吗？唯有让时间来证明。1999年的大选，北根这一仗，他只是数百票取胜，直到2004年才扭转局势，他不能不以此为戒。
纳吉于1953年在瓜拉立卑出生，他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长子。他也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外甥。凭着这显赫世家，纳吉踏足政坛是顺理成章的。
他在吉隆坡完成中学教育后，被送往英国深造。1974年他毕业于诺丁汉大学，考获经济荣誉学位。
1976年其父亲病逝，留下北根国会议席进行补选，纳吉不战而胜。1978年大选，他再蝉联，被胡先翁先后委为副能源及副教育部长。
1982年大选，他弃国攻州，胜出后出任彭亨州务大臣，时年方29岁。这一年他与安华搭档角逐巫青团正副团长职胜出，奠定他在党内的地位。
1986年大选，他回到中央，被委为文青部长。也许因为这个部门被认为不显眼，纳吉保持较为低调，他继续在巫青团内当安华的副手。
1987年安华提升一级当选巫统副主席，其留下的巫青团长空缺由纳吉补上。这一年国家因委派不谙华文教师担任华小职掀起轩然风波，纳吉以巫青团长身份力挺马来民族利益，种族情结有所高涨。不久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105人，是为“茅草行动”。
在1987年党选，当东姑拉沙里挑战马哈迪党主席职时，纳吉及其彭亨派系并未表态，成为两派争宠的一方。原本有消息说他较倾向东姑拉沙里，最后证明他是支持马哈迪的人。
他一方面臣服于马哈迪，另一方面又与安华连手。在1990年的大选，以马哈迪的人面对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的挑战。在巫统大胜后，他出任国防部长。
1993年的巫统党选，他弃巫青团长转攻巫统副主席，他与安华连手组成“宏愿队伍”在党选中大胜。除了安华更上一层楼成为党署理主席外，他是另三位的票选副主席，其它两人是慕尤汀（柔佛州务大臣）及莫哈末泰益（雪州务大臣）。安华派系在巫统党内的势力膨胀，连青年团及妇女组都是亲安华的人掌控。
马哈迪对“宏愿队伍”的形成很不是味道，尤其是其挑选的副首相嘉化峇峇在未得到党内支持下退出署理主席选，并在较后辞官归故里而耿耿于怀。在没有选择底下，他只得委任安华为副首相兼财政部长。纳吉则在1994年调任教育部长。
在相安无事下，1995年的大选仍看不出马哈迪与安华之间有何不妥。选后纳吉照旧担任教育部长。但宏愿队伍中的副主席之一慕尤丁被调攻国席，选后委以青年体育部长，调离州务大臣，有明升暗降之意。
不过一项改变终于在1996年的党选降临。此时马哈迪决定拆除“宏愿队伍”，他派阿都拉再角逐副主席，以排斥其中一人。这个人就是被“架空”的慕尤丁。就这样慕尤丁出局了，宏愿队伍开始出现裂痕。
再下来，更大的动作在后头。1998年马哈迪革除安华部长职，复开除党籍。在群龙无首下，“宏愿队伍”分崩离析，纳吉也归入马哈迪的阵营，造成纳吉与安华从此分道扬镳。
本来在这个时候，纳吉是最有希望出位成为副首相的，因为他是三位票选副主席得票最高者，但马哈迪不以为意，他要一位老成持重且有经验的副手，阿都拉便顺势而上。纳吉落空了，由于他年轻，可以再等。
2003年马哈迪卸任时，他心目中的副揆是纳吉，也公开向取代其位的阿都拉首相提及。不过上位后的阿都拉，也有其多番考虑。他有两个选择，即挑选慕尤丁或纳吉为副手。另一位副主席莫哈末泰益因较早时在澳洲因携臣款未呈报而被提控，被迫辞雪州州务大臣，自然无缘被相中（后来泰益在澳被判无罪，事件不了了之）。
几个月后，纳吉终被阿都拉委为副手，马哈迪和纳吉都松了口气。
针对这段往事，马哈迪在接受Malaysiakini专访时（07-5-9）这样说﹕“我当时有这么认为纳吉较为年轻，就给年纪较长者一个机会。这是为什么我当时挑选阿都拉为副手。”
马哈迪又说，在阿都拉当首相后，他有期望委任纳吉为副首相，但要等一段长时间才作出决定。在这方面，马哈迪坦言有致函阿都拉，但后者说要他担首相后才能作出决定。
在纳吉出任副首相后，他学好做老二的哲学，不逾越也把握分寸。在马哈迪与阿都拉于2006年公开失和时，纳吉选择站在阿都拉这一边。
如今纳吉在一连串的挑战中，将与阿都拉共同面对行将到来的大选。
从纳吉选择马哈迪而弃东姑拉沙里到纳吉选择阿都拉而不靠向马哈迪看来，他在关键的时刻起了关键的作用。两次的取向都给也加了筹码。不过他的过去同志，如今的政敌安华则集中火力炮轰他。
他如何在政海中安然地攀上高位，是未来的事，谁也不能做出设想。但肯定的是纳吉是继承和维护巫统传统的其中一个人，因为他的父亲和舅父都曾是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他会克绍其裘吗？唯有让时间来证明。1999年的大选，北根这一仗，他只是数百票取胜，直到2004年才扭转局势，他不能不以此为戒。
(卅八)1994年──敦慕斯打化（Tun Mustapha Bin Datu Harun）（1918-1995）
有沙巴强人及被形容为“独裁统治”的慕斯打化是位传奇性人物。他在1994年正式宣布退隐政坛，结束他长达33年的政治生涯。这一年标志着曾是叱咤风云的一方霸主，不得不接受现实改变下的无奈与失落。他的一生倒成了沙巴政治生态变化的一个缩影。
1918年生于沙巴的慕斯打化是位受教育最低但成功爬上高位的典型人物。年幼8岁时在英国官员家里当杂役。1932年时只在古达圣占斯学校读了9个月，后来转到县长办公室当杂役，继升任服务员及土著书记。日本南侵时，他远赴菲律宾参加游击队抗日军。日军1945年投降后，他被派往英国参加胜利游行。从英国回来，身声不同，被委为土著长官，负责重建战后的北婆罗州。由于受到英国人赏识，他出任北婆议员及行政议员。
为了充实学问，慕斯打化于1959年前往英国攻读一年的英文和政治学。返回沙巴后，积极投身政治，争取沙巴的独立。
由于眼见沙巴在1961年8月出现第一个由唐纳史蒂芬成立的政党，取名“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他也在同年12月成立“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接着在1962年又出现巴索摩摩根党（Pasok Momogun），由珊丹（姆禄人）领导。再下来两个华人政党成立，即总部设于山打根的“联合党”，由邱锡洲领导和民主党，总部位于亚庇，由陈彼德领导。不久两党合称“北婆罗洲国民党（BUNAP）。
一般而而，基督徒支持UNKO，回教徒支持USNO，华人支持BUNAP及姆禄人与一些卡达山人支持Pasok Momogan。
以60年代的人口计算，沙巴总人口约50万名，共有38个种族之多。基本上被割分为非回教徒的原住民，回教徒的原住民及华人。较大的族群有卡达山人28%，姆禄人4%，华人24%，其余是各族人士，包括回教徒和非回教徒。
由此可见慕斯打化很早就醉心于政治，且不含糊地表露其政治野心。由于他是苏禄人的首领，属少数民族，因而结合其它族群的回教徒构成一股政治力量。
当1962年沙巴同意（在英国的安排下）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英政府就安排在同年杪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它与砂拉越一样是引用三层结构推举议员。
在总共137席地方议会选举结果是﹕慕斯打化的USNO赢53席；唐纳史蒂芬的UNKO赢39席及沙华公会（BUNAP加入其中）赢27席，Pasok Momogan赢12席及独立人士6席。这些地方议员产生四个选举团，由选举团推举州议员（立法议员），分配如下﹕USNO 8席，UNKO 4席，沙华公会4席及巴索摩摩根党1席。这四个政党在选举前已组成联盟（仿佼西马的联盟组合），但没有一个政党超过半数。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时，在协商底下，基于卡达山族是沙巴最大的民族，由唐纳•史蒂芬出任沙巴第一任首席部长，而USNO（沙统）的慕斯打化出任沙巴州元首。
这样的安排，固然令慕斯打化不悦，因州元首并无实权，他要的是首席部长这个职位，因此掀开了慕斯打化与唐纳•史蒂芬的明争暗斗。
由于加入大马后，沙巴的州议席由18席增加到32席（另4席委任，合共36席，议长不算在内，是另行委任的），四党合成的联盟在协商底下，达成如下的分配﹕USNO 14席，UPKO 11席，SCA（沙华）7席。委任的4席，由各党推举一名州议员。
虽然唐纳史蒂芬继续担任首席部长，慕斯打化则引用州元首的权力刁难，在1964年12月不批准首席部长推荐的州秘书人选，斗争由暗转明。
在大马首相东姑的调解下，于1964年12月31日调唐纳史蒂芬出任中央部长（掌管沙巴事务），而另委任沙华公会的罗思仁出任首席部长，慕斯打化保留州元首职。
原本以为斗争会停止，事实上却变本加厉。罗思仁根本无从干预沙统（USNO）及卡达山统一机构（UNKO）的斗争，他成了夹心人，首席部长位分分钟钟都会发生变化（果然不出所料，罗思仁在67年选举中被两派排斥而落选，华人首席部长从此在沙巴成为绝响）。
慕斯打化在1965年9月受促卸下州元首职是另有议程的。这个时候唐纳史蒂芬不满新加坡退出大马（1965年8月9日）未事先获通知，进而要求检讨沙巴加入大马的20个条件。他被认为有倾向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而在较早前，唐纳史蒂芬已拉拢巴索摩摩根党与卡达山统一机构合二为一，以壮大卡达山人的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1967年的沙巴州第一次州立法议会选举是决定性的因素。加入联盟的政党各别参加角逐，以证明那个党的势力大。选举结果沙统（USNO）夺14席、卡达山统一机构（UNKO）夺12席、沙华5席（沙华参加6席，偏偏只首席部长罗思仁落选，足见两派都要置罗思仁于死地）及独立人士1席。在获得中央政部的支持下，慕斯打化如以偿，当上实权的沙巴首席部长，启开了他的铁腕统治的时代。他也借此机会削弱卡达山统一机构的势力，促请其议员跳糟。唐纳史蒂芬来一个杀手锏，干脆宣布解散卡达山统一机构，以便加入沙统，进而控制沙统，慕斯打化对此耿耿于怀。
沙巴不同于砂拉越，它没有所谓沙巴共产党的出现，政治生态也比较不成熟，容易成为独裁者的“温床”。例如1972年的州选，慕斯打化使出非常手段，一方面事先已拘捕沙华领导人，另一方面又将党内异议份子派遗出国旅游，然后闪电宣布大选，造成沙统一党坐大（与沙华合起来共32人不劳而获，总议席才36席）。即便是沙巴面对1974年的国会大选，慕斯打化已迫使反对党只有1人成功提名。不用说，他又囊括所有国席。
远在西马的中央政府对慕斯打化的为所欲为十分不满，但一时也奈何不了。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也使出绝招，于1974年大选后宣布委任慕斯打化为中央国防部长，调离沙巴，不让他继在沙巴建立“小王国”。讵料慕斯打化竟然敢抗命而婉拒接受。这在大马建国史上，部长调职（同属国阵成员）不成而不被对付的，唯慕斯打化是第一人。在无可奈何下，敦拉萨接受慕斯打化委派朱基菲出任副国防部长，这无疑使堂堂首相吃了闷棍。
但慕斯打化也不能高兴过早，在中央的默许下，一批脱离沙统的人士，在哈里斯（Harris Salleh）的领导下，于1975年7月15日宣布成立人民团结党（Berjaya），简称人民党。声称不分种族，吸引大批人入党，形成沙统的强大敌手。
有了人民党的组成，中央政府迫使慕斯打化1975年10月卸下首席部长职，让位于赛格鲁。不甘束手就擒的慕斯打化唯有通过大选来取回首席部长职。
1976年的州大选，人民党异军突起，夺得27席，沙统仅剩20席，华人全数支持人民党，放弃了与沙统合作的沙华公会，致其8名候选人全军覆没。
在形势比人强下，慕斯打化黯然神伤，眼看人民党上台执政；尤其让他吃不消的竟是他的宿敌唐纳史蒂芬卷土重来，在人民党拥护下，重新担任首席部长。此时唐纳已皈依回教，改名为（敦）莫哈末福尔。令人民党遗憾的是莫哈末福尔上任不到3个月，竟因飞机失事丧命，哈里斯也就登上首席部长高职了。
从1976年到1985年，尝到高位的好处后，哈里斯作风越来越独断，俨然成为慕斯打化第二。殊不知在1985年举行的州大选，一个成立不到一个月的团结党（PBS），在拜林（Dato’Seri Joseph Pairin Kitigan）（卡拉山族领袖）的领导下（他退出人民党另组新党），一鸣惊人夺得执政权，赢得25席（共48席）。人民党惨败只剩6席，连哈里斯也在阴沟里翻船。起死回生的沙统夺16席。依照传统，应由拜林组阁，失败的哈里斯竟告节外生枝，宣布人民党与沙统组联合政府，由慕斯打化东山再起出任首席部长。团结党也不让步宣布拜林出任首席部长。眼见一场宪制危机又再爆发，时任副首相的慕沙希淡当机立断，宣布由拜林领导州政府，结束了戏剧性的一幕。哈里斯自取其辱，慕斯打化也空欢喜一场（哈里斯自然不甘失败，他数次企图卷土重来，直到1999年大选全力一击，又是惨败收场，从此绝迹政坛）。
反观慕斯打化，一直是伺机行动。1990年的大选，执政的团结党突然宣布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马哈迪首相勃然大努，形容拜林在他背后插上一刀，两人的情仇恩怨也在后来促使沙巴政局全面改观。
拜林本来雄心勃勃等待东姑拉沙里的上台，却因此掉进一个“黑洞”。虽然团结党仍以30席优势执政，但在东姑拉沙里夺权失败后，马哈迪开始秋后算账，一步一步逼拜林走向“死角”。1994年2月州选后，拜林的团结党虽然以25席对23席再次执政，但间中当选州议员纷纷跳糟，失去多数席，拜林上任不到一个月，政权拱手相让国阵，由巫统的沙卡兰出任首席部长。马哈迪引进了所谓的轮任制（两年一任），给沙巴带来政治的倾轧不已。
从拜林与马哈迪交恶开始，慕斯打化有了一个大动作，那就是在他穿针引线下，巫统成功东渡登陆沙巴。由副首相嘉化担任沙巴联委会主席，而他则成为署理主席。1993年沙统（USNO）的角色已被巫统取代，宣告解散。慕斯打化因有功于巫统，被马哈迪委为联邦部长，但无实权。
这一年，嘉化峇峇失势，改由安华出任巫统署理主席，巫统沙巴主席不是慕斯打化，而是另外的土地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沙卡兰出任，慕斯打化大失所望，愤而在1994年退隐政坛，转而支持拜林的团结党与巫统抗争。较后拜林也因党闹分裂，失去执政权。慕斯打化也在1995年了结一生。
虽然他真正统治巴只有8年，但他从大马成立前后就活跃政坛，一直到1994年退休，其影响力又无所不在。沙巴加入马来西亚已有43年的历史，竟有30年受到慕斯打化的阴影左右盘旋。他的一生反映出他的好大喜功与不受拘束，独断独行而结果败在自己的独裁统治中。他富甲一方，雄霸一时，改变了沙巴的政治路线图。
1994年起的首长轮任制到2004年大选后划上句号，归由巫统统领。而拜林在94年后力图打翻身仗，却不得要领，终于在千禧年后重回国阵。2004年的大选，确定巫统的权威地位，拜林只好屈就副首席部长，卡达人山不再统领风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慕斯打化的权力欲望分不开的。因此慕斯打化的政治生涯，反映了沙巴政治的变化逃不出中央的掌控。敦福尔的要向新加坡看齐，也成了一场春梦。就巫统来说，它要感谢慕斯打化的“拔刀相助”。因为有了慕斯打化，才有今日的巫统在沙巴的稳固地位。
1918年生于沙巴的慕斯打化是位受教育最低但成功爬上高位的典型人物。年幼8岁时在英国官员家里当杂役。1932年时只在古达圣占斯学校读了9个月，后来转到县长办公室当杂役，继升任服务员及土著书记。日本南侵时，他远赴菲律宾参加游击队抗日军。日军1945年投降后，他被派往英国参加胜利游行。从英国回来，身声不同，被委为土著长官，负责重建战后的北婆罗州。由于受到英国人赏识，他出任北婆议员及行政议员。
为了充实学问，慕斯打化于1959年前往英国攻读一年的英文和政治学。返回沙巴后，积极投身政治，争取沙巴的独立。
由于眼见沙巴在1961年8月出现第一个由唐纳史蒂芬成立的政党，取名“卡达山民族统一机构”（UNKO），他也在同年12月成立“沙巴民族统一机构”（USNO）。接着在1962年又出现巴索摩摩根党（Pasok Momogun），由珊丹（姆禄人）领导。再下来两个华人政党成立，即总部设于山打根的“联合党”，由邱锡洲领导和民主党，总部位于亚庇，由陈彼德领导。不久两党合称“北婆罗洲国民党（BUNAP）。
一般而而，基督徒支持UNKO，回教徒支持USNO，华人支持BUNAP及姆禄人与一些卡达山人支持Pasok Momogan。
以60年代的人口计算，沙巴总人口约50万名，共有38个种族之多。基本上被割分为非回教徒的原住民，回教徒的原住民及华人。较大的族群有卡达山人28%，姆禄人4%，华人24%，其余是各族人士，包括回教徒和非回教徒。
由此可见慕斯打化很早就醉心于政治，且不含糊地表露其政治野心。由于他是苏禄人的首领，属少数民族，因而结合其它族群的回教徒构成一股政治力量。
当1962年沙巴同意（在英国的安排下）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英政府就安排在同年杪举行地方议会选举，它与砂拉越一样是引用三层结构推举议员。
在总共137席地方议会选举结果是﹕慕斯打化的USNO赢53席；唐纳史蒂芬的UNKO赢39席及沙华公会（BUNAP加入其中）赢27席，Pasok Momogan赢12席及独立人士6席。这些地方议员产生四个选举团，由选举团推举州议员（立法议员），分配如下﹕USNO 8席，UNKO 4席，沙华公会4席及巴索摩摩根党1席。这四个政党在选举前已组成联盟（仿佼西马的联盟组合），但没有一个政党超过半数。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时，在协商底下，基于卡达山族是沙巴最大的民族，由唐纳•史蒂芬出任沙巴第一任首席部长，而USNO（沙统）的慕斯打化出任沙巴州元首。
这样的安排，固然令慕斯打化不悦，因州元首并无实权，他要的是首席部长这个职位，因此掀开了慕斯打化与唐纳•史蒂芬的明争暗斗。
由于加入大马后，沙巴的州议席由18席增加到32席（另4席委任，合共36席，议长不算在内，是另行委任的），四党合成的联盟在协商底下，达成如下的分配﹕USNO 14席，UPKO 11席，SCA（沙华）7席。委任的4席，由各党推举一名州议员。
虽然唐纳史蒂芬继续担任首席部长，慕斯打化则引用州元首的权力刁难，在1964年12月不批准首席部长推荐的州秘书人选，斗争由暗转明。
在大马首相东姑的调解下，于1964年12月31日调唐纳史蒂芬出任中央部长（掌管沙巴事务），而另委任沙华公会的罗思仁出任首席部长，慕斯打化保留州元首职。
原本以为斗争会停止，事实上却变本加厉。罗思仁根本无从干预沙统（USNO）及卡达山统一机构（UNKO）的斗争，他成了夹心人，首席部长位分分钟钟都会发生变化（果然不出所料，罗思仁在67年选举中被两派排斥而落选，华人首席部长从此在沙巴成为绝响）。
慕斯打化在1965年9月受促卸下州元首职是另有议程的。这个时候唐纳史蒂芬不满新加坡退出大马（1965年8月9日）未事先获通知，进而要求检讨沙巴加入大马的20个条件。他被认为有倾向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而在较早前，唐纳史蒂芬已拉拢巴索摩摩根党与卡达山统一机构合二为一，以壮大卡达山人的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1967年的沙巴州第一次州立法议会选举是决定性的因素。加入联盟的政党各别参加角逐，以证明那个党的势力大。选举结果沙统（USNO）夺14席、卡达山统一机构（UNKO）夺12席、沙华5席（沙华参加6席，偏偏只首席部长罗思仁落选，足见两派都要置罗思仁于死地）及独立人士1席。在获得中央政部的支持下，慕斯打化如以偿，当上实权的沙巴首席部长，启开了他的铁腕统治的时代。他也借此机会削弱卡达山统一机构的势力，促请其议员跳糟。唐纳史蒂芬来一个杀手锏，干脆宣布解散卡达山统一机构，以便加入沙统，进而控制沙统，慕斯打化对此耿耿于怀。
沙巴不同于砂拉越，它没有所谓沙巴共产党的出现，政治生态也比较不成熟，容易成为独裁者的“温床”。例如1972年的州选，慕斯打化使出非常手段，一方面事先已拘捕沙华领导人，另一方面又将党内异议份子派遗出国旅游，然后闪电宣布大选，造成沙统一党坐大（与沙华合起来共32人不劳而获，总议席才36席）。即便是沙巴面对1974年的国会大选，慕斯打化已迫使反对党只有1人成功提名。不用说，他又囊括所有国席。
远在西马的中央政府对慕斯打化的为所欲为十分不满，但一时也奈何不了。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也使出绝招，于1974年大选后宣布委任慕斯打化为中央国防部长，调离沙巴，不让他继在沙巴建立“小王国”。讵料慕斯打化竟然敢抗命而婉拒接受。这在大马建国史上，部长调职（同属国阵成员）不成而不被对付的，唯慕斯打化是第一人。在无可奈何下，敦拉萨接受慕斯打化委派朱基菲出任副国防部长，这无疑使堂堂首相吃了闷棍。
但慕斯打化也不能高兴过早，在中央的默许下，一批脱离沙统的人士，在哈里斯（Harris Salleh）的领导下，于1975年7月15日宣布成立人民团结党（Berjaya），简称人民党。声称不分种族，吸引大批人入党，形成沙统的强大敌手。
有了人民党的组成，中央政府迫使慕斯打化1975年10月卸下首席部长职，让位于赛格鲁。不甘束手就擒的慕斯打化唯有通过大选来取回首席部长职。
1976年的州大选，人民党异军突起，夺得27席，沙统仅剩20席，华人全数支持人民党，放弃了与沙统合作的沙华公会，致其8名候选人全军覆没。
在形势比人强下，慕斯打化黯然神伤，眼看人民党上台执政；尤其让他吃不消的竟是他的宿敌唐纳史蒂芬卷土重来，在人民党拥护下，重新担任首席部长。此时唐纳已皈依回教，改名为（敦）莫哈末福尔。令人民党遗憾的是莫哈末福尔上任不到3个月，竟因飞机失事丧命，哈里斯也就登上首席部长高职了。
从1976年到1985年，尝到高位的好处后，哈里斯作风越来越独断，俨然成为慕斯打化第二。殊不知在1985年举行的州大选，一个成立不到一个月的团结党（PBS），在拜林（Dato’Seri Joseph Pairin Kitigan）（卡拉山族领袖）的领导下（他退出人民党另组新党），一鸣惊人夺得执政权，赢得25席（共48席）。人民党惨败只剩6席，连哈里斯也在阴沟里翻船。起死回生的沙统夺16席。依照传统，应由拜林组阁，失败的哈里斯竟告节外生枝，宣布人民党与沙统组联合政府，由慕斯打化东山再起出任首席部长。团结党也不让步宣布拜林出任首席部长。眼见一场宪制危机又再爆发，时任副首相的慕沙希淡当机立断，宣布由拜林领导州政府，结束了戏剧性的一幕。哈里斯自取其辱，慕斯打化也空欢喜一场（哈里斯自然不甘失败，他数次企图卷土重来，直到1999年大选全力一击，又是惨败收场，从此绝迹政坛）。
反观慕斯打化，一直是伺机行动。1990年的大选，执政的团结党突然宣布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马哈迪首相勃然大努，形容拜林在他背后插上一刀，两人的情仇恩怨也在后来促使沙巴政局全面改观。
拜林本来雄心勃勃等待东姑拉沙里的上台，却因此掉进一个“黑洞”。虽然团结党仍以30席优势执政，但在东姑拉沙里夺权失败后，马哈迪开始秋后算账，一步一步逼拜林走向“死角”。1994年2月州选后，拜林的团结党虽然以25席对23席再次执政，但间中当选州议员纷纷跳糟，失去多数席，拜林上任不到一个月，政权拱手相让国阵，由巫统的沙卡兰出任首席部长。马哈迪引进了所谓的轮任制（两年一任），给沙巴带来政治的倾轧不已。
从拜林与马哈迪交恶开始，慕斯打化有了一个大动作，那就是在他穿针引线下，巫统成功东渡登陆沙巴。由副首相嘉化担任沙巴联委会主席，而他则成为署理主席。1993年沙统（USNO）的角色已被巫统取代，宣告解散。慕斯打化因有功于巫统，被马哈迪委为联邦部长，但无实权。
这一年，嘉化峇峇失势，改由安华出任巫统署理主席，巫统沙巴主席不是慕斯打化，而是另外的土地及合作社发展部长沙卡兰出任，慕斯打化大失所望，愤而在1994年退隐政坛，转而支持拜林的团结党与巫统抗争。较后拜林也因党闹分裂，失去执政权。慕斯打化也在1995年了结一生。
虽然他真正统治巴只有8年，但他从大马成立前后就活跃政坛，一直到1994年退休，其影响力又无所不在。沙巴加入马来西亚已有43年的历史，竟有30年受到慕斯打化的阴影左右盘旋。他的一生反映出他的好大喜功与不受拘束，独断独行而结果败在自己的独裁统治中。他富甲一方，雄霸一时，改变了沙巴的政治路线图。
1994年起的首长轮任制到2004年大选后划上句号，归由巫统统领。而拜林在94年后力图打翻身仗，却不得要领，终于在千禧年后重回国阵。2004年的大选，确定巫统的权威地位，拜林只好屈就副首席部长，卡达人山不再统领风骚，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慕斯打化的权力欲望分不开的。因此慕斯打化的政治生涯，反映了沙巴政治的变化逃不出中央的掌控。敦福尔的要向新加坡看齐，也成了一场春梦。就巫统来说，它要感谢慕斯打化的“拔刀相助”。因为有了慕斯打化，才有今日的巫统在沙巴的稳固地位。
(卅九)1995年──林冠英（Mr. Lim Guan Eng）（1960-- ）
1995年是林冠英“黑暗的一年”，他的政途布满荆棘，阻力重重。这一年他被提控触犯煽动法令，及后又加控触犯印刷法令，以致他为这宗官司案疲于奔命，也因此在较后被判刑坐牢。这则新闻轰动国内外，林冠英也成了焦点人物。
林冠英是民主行动党强人林吉祥的长公子，于1960年出生于峇株巴辖，其中小学在峇株和马六甲渡过。1983年毕业于澳洲蒙纳斯大学，考获经济学士学位，也是一名合格的会计师。
在未从政前，他在一家银行担任高级行政人员。1986年大选，因其父亲林吉祥开展他的丹绒一役，移师槟城丹绒国席，乃由他“代父上阵”，果然一炮而红，以1万7千张多数票漂亮胜出。
1年之后，即1987年爆发全马党政华团为抗议政府委派不谙华文教师担任高职而举行大会，促使政府收回成命，但不久之后便发生105人被逮捕的茅草行动。其中包括林吉祥父子在内，他们是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先后达一年半之久，在1989年获得释放。在拘留期间，林冠英勤修华文，与他的父亲一样，靠自修练就华语华文，作为从政的必备“武器”。
1990年他再次中选国会议员，多数票1万4千多张。到了1995年他第三度蝉联甲州国会议员。但多数票已退至近5千张。这一年行动党在槟州的“丹绒三役”受挫，整体的表现也欠佳。
由于其父一直是行动党的秘书长，大权在握，以致林冠英在党职上保持低调，直到1995年才被选为副秘书长之一。
在这之前，也就是1994年，林冠英为一名被指受欺侮的马来少女“打抱不平”。这名少女，向他投诉被性“侵犯”。林冠英将此事公诸报端。
1995年2月28日，林冠英被提控触犯煽动罪。在3月17日又加控触犯印刷及出版法令，指他发布“虚假消息”，特别是使用“监禁受害者”的字眼来形容受性侵犯的受害者。
这宗万众瞩目的官司在1997年初审时，林冠英被判罪名成立，罚款1万5千元。
检察官不服所判，指处罚“过轻”，乃入禀上诉庭。1988年4月1日开审时，林冠英加重罪行，被判监禁3年。林冠英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在1998年8月25日获减刑至18个月，由宣判日算起，不过他在1999年8月25日因行为良好提前出狱。基于宪法规定，他在5年内（释放日算起）不得参与公共职位选举。因此他无缘参加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
伴随着坐牢，林冠英也失去国会议员享有的一切。这一痛苦的经验，倒教他刻骨铭心一生，比起在茅草行动中被拘留要失落和无奈。
虽然如此，林冠英在2004年8月25日过后，已是“恢复自由身”，得以参加各种活动。他也在党选后被中委推举为党秘书长。这个职位其父亲一坐就是30年（1970-1999），如今其父已从党职中退下，改由林冠英克绍箕裘。
林冠英之所以当选党秘书长是因为在1999年接替林吉祥位置的郭金福在2004年大选败落后，坚持辞卸秘书长职。这个空缺很快被林冠英补上。
不过林冠英的领导威信也在较后受到两度冲击。第一次是2005年马六甲行动党改选，林冠英夫妇竟然双双败选，引起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不满。第二次是雪州行动党联委会罢免主席王志坚，另更换领导层触发一场风波，而森州一位州议员的跳槽马华也使整个事件增加各种传闻。
这对林冠英来说是节外生枝的挫折，但不影响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很快的，他在2007年把焦点移向槟州，让人回想起1986年林吉祥插旗的“豪言壮语”。不过与其父亲比较，林冠英所用的策略是再进一步，以后全线进，不是一下子扬言要夺取槟州政权。他的所谓放眼一至二届来“攻下槟州”使到他的战略布署出现灵活性。虽然如此，他和他父亲的目的是一样的，可以解释为“殊途同归”。
至于林冠英会不会像他父亲一样“飞象过河”，带动整个党的士气，局面尚不明朗。惟可以肯定的是，行动党的主力仗之一是放在槟州。
在大选即将到来甚嚣尘上之时，林冠英的责任更是沉重。在这方面，我们有注意到林冠英在任期间有两个大动作。其一是修改党章，废掉社会主义字眼，以顺应潮流；其二是吸纳一些精英和知识分子加入他的斗争的行列。
他深切的知道，已经具有40年历史的行动党在他手上不能再退只有再进，不能再被标签为“永远的反对党”。
但要如何寻求突破，却是“说易行难”。马接的补选并没有给林冠英加分，依然保持过去的票选记录。这固然有多方因素造成，但也不能不被当成一个警戒而检讨行动党在种族政治笼罩下，如何扮演一个多元种族色彩政党的角色。
我们不否定种族政治是构成选区分配的重要因素，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如果反对党志在增加实力的话，则“本位主义”的传统思想也有必要进行检讨。
林冠英在这两难中，他必须要有守有舍的精神。“胜利才是大道理，争执才是致命伤”。这就是林冠英如何带出行动党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是他担任秘书长以来的最大考验。
林冠英是民主行动党强人林吉祥的长公子，于1960年出生于峇株巴辖，其中小学在峇株和马六甲渡过。1983年毕业于澳洲蒙纳斯大学，考获经济学士学位，也是一名合格的会计师。
在未从政前，他在一家银行担任高级行政人员。1986年大选，因其父亲林吉祥开展他的丹绒一役，移师槟城丹绒国席，乃由他“代父上阵”，果然一炮而红，以1万7千张多数票漂亮胜出。
1年之后，即1987年爆发全马党政华团为抗议政府委派不谙华文教师担任高职而举行大会，促使政府收回成命，但不久之后便发生105人被逮捕的茅草行动。其中包括林吉祥父子在内，他们是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先后达一年半之久，在1989年获得释放。在拘留期间，林冠英勤修华文，与他的父亲一样，靠自修练就华语华文，作为从政的必备“武器”。
1990年他再次中选国会议员，多数票1万4千多张。到了1995年他第三度蝉联甲州国会议员。但多数票已退至近5千张。这一年行动党在槟州的“丹绒三役”受挫，整体的表现也欠佳。
由于其父一直是行动党的秘书长，大权在握，以致林冠英在党职上保持低调，直到1995年才被选为副秘书长之一。
在这之前，也就是1994年，林冠英为一名被指受欺侮的马来少女“打抱不平”。这名少女，向他投诉被性“侵犯”。林冠英将此事公诸报端。
1995年2月28日，林冠英被提控触犯煽动罪。在3月17日又加控触犯印刷及出版法令，指他发布“虚假消息”，特别是使用“监禁受害者”的字眼来形容受性侵犯的受害者。
这宗万众瞩目的官司在1997年初审时，林冠英被判罪名成立，罚款1万5千元。
检察官不服所判，指处罚“过轻”，乃入禀上诉庭。1988年4月1日开审时，林冠英加重罪行，被判监禁3年。林冠英不服，上诉至最高法院。在1998年8月25日获减刑至18个月，由宣判日算起，不过他在1999年8月25日因行为良好提前出狱。基于宪法规定，他在5年内（释放日算起）不得参与公共职位选举。因此他无缘参加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
伴随着坐牢，林冠英也失去国会议员享有的一切。这一痛苦的经验，倒教他刻骨铭心一生，比起在茅草行动中被拘留要失落和无奈。
虽然如此，林冠英在2004年8月25日过后，已是“恢复自由身”，得以参加各种活动。他也在党选后被中委推举为党秘书长。这个职位其父亲一坐就是30年（1970-1999），如今其父已从党职中退下，改由林冠英克绍箕裘。
林冠英之所以当选党秘书长是因为在1999年接替林吉祥位置的郭金福在2004年大选败落后，坚持辞卸秘书长职。这个空缺很快被林冠英补上。
不过林冠英的领导威信也在较后受到两度冲击。第一次是2005年马六甲行动党改选，林冠英夫妇竟然双双败选，引起党中央一些领导人的不满。第二次是雪州行动党联委会罢免主席王志坚，另更换领导层触发一场风波，而森州一位州议员的跳槽马华也使整个事件增加各种传闻。
这对林冠英来说是节外生枝的挫折，但不影响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很快的，他在2007年把焦点移向槟州，让人回想起1986年林吉祥插旗的“豪言壮语”。不过与其父亲比较，林冠英所用的策略是再进一步，以后全线进，不是一下子扬言要夺取槟州政权。他的所谓放眼一至二届来“攻下槟州”使到他的战略布署出现灵活性。虽然如此，他和他父亲的目的是一样的，可以解释为“殊途同归”。
至于林冠英会不会像他父亲一样“飞象过河”，带动整个党的士气，局面尚不明朗。惟可以肯定的是，行动党的主力仗之一是放在槟州。
在大选即将到来甚嚣尘上之时，林冠英的责任更是沉重。在这方面，我们有注意到林冠英在任期间有两个大动作。其一是修改党章，废掉社会主义字眼，以顺应潮流；其二是吸纳一些精英和知识分子加入他的斗争的行列。
他深切的知道，已经具有40年历史的行动党在他手上不能再退只有再进，不能再被标签为“永远的反对党”。
但要如何寻求突破，却是“说易行难”。马接的补选并没有给林冠英加分，依然保持过去的票选记录。这固然有多方因素造成，但也不能不被当成一个警戒而检讨行动党在种族政治笼罩下，如何扮演一个多元种族色彩政党的角色。
我们不否定种族政治是构成选区分配的重要因素，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如果反对党志在增加实力的话，则“本位主义”的传统思想也有必要进行检讨。
林冠英在这两难中，他必须要有守有舍的精神。“胜利才是大道理，争执才是致命伤”。这就是林冠英如何带出行动党的重要历史使命，也是他担任秘书长以来的最大考验。
（四十）1996年──东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 Bin Tengku Hamzah）（1937-- ）
东姑拉沙里是政坛元老，1996年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宣布解散46马来人党（原为46精神党），并率众重投巫统的怀抱。这一重要的决定，也在间接上改变巫统的政治路线图，他同时也在这一年改写自己的政治历史。
出生于皇族世家的东姑拉沙里，在1937年诞生于哥打峇鲁，是地道的吉兰丹人。1959年毕业于爱尔兰皇后大学，考获经济学士。较后又再入读林肯法学院，准备成为执业律师，但间中不幸其父亲逝世，，返马继承父业。
他在1962年踏足政坛。先是担任巫统乌鲁吉兰丹分会主席，继之被委为吉兰丹巫统联委会秘书和出任巫统最高理事会理事。1967年他被委为巫统吉兰丹联委会主席。
1969年应东姑之邀参加国会选举胜出。“513”时，他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在1970年，出任土著银行董事主席兼经理。这是新经济政策下的第一个重要的产物。
1971年，他以国企主席的身份，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授意下，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为马中建立友好关系铺路。他是第一位拜会周恩来的马来领袖。从这一年起，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擦亮他的政途。
1973年，因副首相依斯迈病逝，其署理主席职由胡先翁顶上，而留下的副主席职则意外地由东姑拉沙里补上，他成了一颗耀眼的马来政治明星。
1975年巫统党选，除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在副主席中顺利过关外，另外一位新人是后来成为东姑拉沙里劲敌的马哈迪。
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仍受到敦拉萨的倚重，邀他入阁。他也同意担任财长。他曾被暗示有机会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使他相信敦拉萨会有所安排。可惜，敦拉萨尚未正式对他任命便告逝世，让他顿感失落。这是因为他原以为上任首相的胡先翁会按敦拉萨的意愿委他出任副首相。可是胡先翁要的不是他而是一位具备外交才干的加沙里沙菲宜（时任内政部长，曾担任外交部常务秘书长。）结果不得要领，因加沙里不是巫统副主席，按传统不能上第二号，于是有了三名巫统副主席（嘉化峇峇、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与胡先翁的“摊牌”。若从三位副主席之外挑副揆，他们将集体辞职；但尊重胡先翁从三人中选一人的权力。
在这种情形下，胡先翁意外地也是一夜之间敲定的，他选中马哈迪，而不是东姑拉沙里。东姑拉沙里的失望可想而知。为了平衡和安抚东姑拉沙里，胡先翁委任东姑拉沙里出任财政部长。马哈迪转任贸工部长兼副首相。在职权上，财长大过贸长；而副首相又大过财长。这种交叉的职权，也隐约的出现马哈迪与东姑拉沙里的交锋。尽管在1977年时，东姑拉沙里在吉兰丹州选中创造奇迹，击败回教党，而夺下州政权，但没有给他带来政治筹码。因为他和马哈迪有距离。两人的微妙关系一直维持到1981年胡先翁的下台。
冋一年马哈迪的时代降临，他不能忘记的是东姑拉沙里以财长的身份对贸长有所揶揄，有时使这位副首相处于尴尬的地位。
因此马哈迪在选副手方面，他也是不依照胡先翁的意愿行事。胡先翁在退位时曾问过东姑拉沙里，是否能和马哈迪合作？显露他希望他退休后是“马东”配。
可是马哈迪另有想法，他觉得东姑拉沙里不会成为他的人，宁可让巫统大会票选署理主席，他嘱意的是慕沙希淡（时任教育部长）。这使到东姑拉沙里很不是滋味，敦拉萨时他失之交臂，胡先翁时他再落空，到了马哈迪时代，又是再被奚落，竞选署理败在慕沙希淡手上。这一口气，东姑拉沙里难以咽下，又不得不忍气吞声。
马哈迪也是政治高手，他一方面扶起慕沙希淡（时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另一方面保留东姑拉沙里任财长，以平衡党的派系。这又使到慕沙希淡心存介蒂。
持平而论，马哈迪选择慕沙是有其理由的。在“513”时，他们两人是“难兄难弟”，被东姑排斥，所以投桃报李是合情理的；反观东姑拉沙里，一直对马哈迪不臣服，也不可能成为马哈迪的人，被保留财长已是马哈迪的“宽宏大量”，不能再有所索求，但不等于他们已解除“心病”。
为了保持势力，1984年党选时，东姑拉沙里再出击慕沙希淡，他要靠党选杀出重围，不能指望马哈迪“施恩”。可是又再败阵后，东姑拉沙里的政途已亮起红灯。此时的慕沙认为继续保留拉沙里在内阁内是“心腹大患”，要求马哈迪撤其部长职，但马哈迪只同意调东姑拉沙里担任贸工部长，不同意撤职。这无疑给拉沙里留下一个机会反扑。
1986年大选前，慕沙辞副首相职，结束2M政府。但机会不属于拉沙里。而这回是嘉化峇峇。
一个失意的慕沙，再加上另一个失意的东姑拉沙里，在1987年党选时竟然结盟向马哈迪政权挑战。原本是两个“死对头的冤家”顷刻之间“称兄道弟”，简直是不可思议。偏偏就是这么一回事。
东姑拉沙里认为这是他最后一博，不然再也没有机会登上高位，他选择与马哈迪争党主席，慕沙选择保住署理，却面对嘉化峇峇（时任副首相）对垒，两派人马形成AB队。整个巫统笼罩在党选的阴影中，也牵动国家政局，双方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可谓旗鼓相当，不到最后一分钟，难分胜负。
选举结果，马哈迪的A队大胜，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双双失败。马哈迪促请B队人马全数辞部长职，包括东姑拉沙里在内。
失败后的东姑拉沙里寻求另一条出路。他的第一个策略是把党选带上法庭，成为政治官司，但未能如愿以偿（参阅沙礼阿峇斯章节）。接着他的另一个策略是拉大队退出巫统，另立46精神党准备在大选中决一高低。
1989年成立的46精神党是声势浩大的，左边结合行动党，右边结合回教党，组成三角联盟在1990年的大选企图力撼国阵江山。可惜人算不如天算，46精神党无法突破，只能为人做嫁衣裳，造就了回教党重夺丹州执政权和行动党在槟州取得大突破，而46精神党人马大多数空手而归。
经此严重创伤后，东姑拉沙里已是无望夺取国家领导权。三番四次的努力都挽不回劣势，不认命也不行了。当1995年大选时，东姑拉沙里已缺乏一飞冲天的干劲，只是敷衍了事，46精神党（已改名为46马来人党）气数已尽，回天乏力了。
此时的马哈迪有感于安华的压力越来越大，又巧妙地暗中拉拢东姑拉沙里及其支持者回巢，以便能和安华较量。
东姑拉沙里在苦无良策下，只好出其下策在1996年解散46党，让党员们集体加入巫统。东姑拉沙里明知难取信于马哈迪，也要放手一试其运气。当1998年安华出事后，马哈迪委任东姑拉沙里重掌吉兰丹联委会，期望他能打翻身仗。
在安华风潮席卷下，东姑拉沙里接受这一重任，但已没有1977年的幸运，巫统依然拿不回吉兰丹。拉沙里想藉此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就破灭了。马哈迪坦承在1998年安华失势后，有闪过念头要起用东姑拉沙里，最终无法让马哈迪把他拉回身边，也许1987年及1990年的大挑战永远难以释怀。
当马哈迪在2003年卸职时，东姑拉沙里依然斯人独憔悴。上台的阿都拉在昔日（1987年）虽与他是战友，一起挑战马哈迪，但很快的他们便分道扬镳。再者，说什么东姑拉沙里也曾是他的“政治上司”，怎能挑他做副手呢？即便入阁也不恰当。就这样东姑拉沙里被当成“过气的政治人物”，没有机会再显身手。
也许对东姑拉沙里早前的预言说得对：当东姑拉沙里挑战慕沙希淡争署理主席失败后（1981年），皇室成员对政治的重要影响已划上句号。
东姑拉沙里不认命也几难。他应该清楚，打从胡先翁以后，历任的首相都没有考虑把皇室成员安置成为接班人。
出生于皇族世家的东姑拉沙里，在1937年诞生于哥打峇鲁，是地道的吉兰丹人。1959年毕业于爱尔兰皇后大学，考获经济学士。较后又再入读林肯法学院，准备成为执业律师，但间中不幸其父亲逝世，，返马继承父业。
他在1962年踏足政坛。先是担任巫统乌鲁吉兰丹分会主席，继之被委为吉兰丹巫统联委会秘书和出任巫统最高理事会理事。1967年他被委为巫统吉兰丹联委会主席。
1969年应东姑之邀参加国会选举胜出。“513”时，他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在1970年，出任土著银行董事主席兼经理。这是新经济政策下的第一个重要的产物。
1971年，他以国企主席的身份，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授意下，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访问中国，为马中建立友好关系铺路。他是第一位拜会周恩来的马来领袖。从这一年起，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擦亮他的政途。
1973年，因副首相依斯迈病逝，其署理主席职由胡先翁顶上，而留下的副主席职则意外地由东姑拉沙里补上，他成了一颗耀眼的马来政治明星。
1975年巫统党选，除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在副主席中顺利过关外，另外一位新人是后来成为东姑拉沙里劲敌的马哈迪。
不过，在这个时候，他仍受到敦拉萨的倚重，邀他入阁。他也同意担任财长。他曾被暗示有机会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使他相信敦拉萨会有所安排。可惜，敦拉萨尚未正式对他任命便告逝世，让他顿感失落。这是因为他原以为上任首相的胡先翁会按敦拉萨的意愿委他出任副首相。可是胡先翁要的不是他而是一位具备外交才干的加沙里沙菲宜（时任内政部长，曾担任外交部常务秘书长。）结果不得要领，因加沙里不是巫统副主席，按传统不能上第二号，于是有了三名巫统副主席（嘉化峇峇、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与胡先翁的“摊牌”。若从三位副主席之外挑副揆，他们将集体辞职；但尊重胡先翁从三人中选一人的权力。
在这种情形下，胡先翁意外地也是一夜之间敲定的，他选中马哈迪，而不是东姑拉沙里。东姑拉沙里的失望可想而知。为了平衡和安抚东姑拉沙里，胡先翁委任东姑拉沙里出任财政部长。马哈迪转任贸工部长兼副首相。在职权上，财长大过贸长；而副首相又大过财长。这种交叉的职权，也隐约的出现马哈迪与东姑拉沙里的交锋。尽管在1977年时，东姑拉沙里在吉兰丹州选中创造奇迹，击败回教党，而夺下州政权，但没有给他带来政治筹码。因为他和马哈迪有距离。两人的微妙关系一直维持到1981年胡先翁的下台。
冋一年马哈迪的时代降临，他不能忘记的是东姑拉沙里以财长的身份对贸长有所揶揄，有时使这位副首相处于尴尬的地位。
因此马哈迪在选副手方面，他也是不依照胡先翁的意愿行事。胡先翁在退位时曾问过东姑拉沙里，是否能和马哈迪合作？显露他希望他退休后是“马东”配。
可是马哈迪另有想法，他觉得东姑拉沙里不会成为他的人，宁可让巫统大会票选署理主席，他嘱意的是慕沙希淡（时任教育部长）。这使到东姑拉沙里很不是滋味，敦拉萨时他失之交臂，胡先翁时他再落空，到了马哈迪时代，又是再被奚落，竞选署理败在慕沙希淡手上。这一口气，东姑拉沙里难以咽下，又不得不忍气吞声。
马哈迪也是政治高手，他一方面扶起慕沙希淡（时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另一方面保留东姑拉沙里任财长，以平衡党的派系。这又使到慕沙希淡心存介蒂。
持平而论，马哈迪选择慕沙是有其理由的。在“513”时，他们两人是“难兄难弟”，被东姑排斥，所以投桃报李是合情理的；反观东姑拉沙里，一直对马哈迪不臣服，也不可能成为马哈迪的人，被保留财长已是马哈迪的“宽宏大量”，不能再有所索求，但不等于他们已解除“心病”。
为了保持势力，1984年党选时，东姑拉沙里再出击慕沙希淡，他要靠党选杀出重围，不能指望马哈迪“施恩”。可是又再败阵后，东姑拉沙里的政途已亮起红灯。此时的慕沙认为继续保留拉沙里在内阁内是“心腹大患”，要求马哈迪撤其部长职，但马哈迪只同意调东姑拉沙里担任贸工部长，不同意撤职。这无疑给拉沙里留下一个机会反扑。
1986年大选前，慕沙辞副首相职，结束2M政府。但机会不属于拉沙里。而这回是嘉化峇峇。
一个失意的慕沙，再加上另一个失意的东姑拉沙里，在1987年党选时竟然结盟向马哈迪政权挑战。原本是两个“死对头的冤家”顷刻之间“称兄道弟”，简直是不可思议。偏偏就是这么一回事。
东姑拉沙里认为这是他最后一博，不然再也没有机会登上高位，他选择与马哈迪争党主席，慕沙选择保住署理，却面对嘉化峇峇（时任副首相）对垒，两派人马形成AB队。整个巫统笼罩在党选的阴影中，也牵动国家政局，双方出尽九牛二虎之力，可谓旗鼓相当，不到最后一分钟，难分胜负。
选举结果，马哈迪的A队大胜，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双双失败。马哈迪促请B队人马全数辞部长职，包括东姑拉沙里在内。
失败后的东姑拉沙里寻求另一条出路。他的第一个策略是把党选带上法庭，成为政治官司，但未能如愿以偿（参阅沙礼阿峇斯章节）。接着他的另一个策略是拉大队退出巫统，另立46精神党准备在大选中决一高低。
1989年成立的46精神党是声势浩大的，左边结合行动党，右边结合回教党，组成三角联盟在1990年的大选企图力撼国阵江山。可惜人算不如天算，46精神党无法突破，只能为人做嫁衣裳，造就了回教党重夺丹州执政权和行动党在槟州取得大突破，而46精神党人马大多数空手而归。
经此严重创伤后，东姑拉沙里已是无望夺取国家领导权。三番四次的努力都挽不回劣势，不认命也不行了。当1995年大选时，东姑拉沙里已缺乏一飞冲天的干劲，只是敷衍了事，46精神党（已改名为46马来人党）气数已尽，回天乏力了。
此时的马哈迪有感于安华的压力越来越大，又巧妙地暗中拉拢东姑拉沙里及其支持者回巢，以便能和安华较量。
东姑拉沙里在苦无良策下，只好出其下策在1996年解散46党，让党员们集体加入巫统。东姑拉沙里明知难取信于马哈迪，也要放手一试其运气。当1998年安华出事后，马哈迪委任东姑拉沙里重掌吉兰丹联委会，期望他能打翻身仗。
在安华风潮席卷下，东姑拉沙里接受这一重任，但已没有1977年的幸运，巫统依然拿不回吉兰丹。拉沙里想藉此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就破灭了。马哈迪坦承在1998年安华失势后，有闪过念头要起用东姑拉沙里，最终无法让马哈迪把他拉回身边，也许1987年及1990年的大挑战永远难以释怀。
当马哈迪在2003年卸职时，东姑拉沙里依然斯人独憔悴。上台的阿都拉在昔日（1987年）虽与他是战友，一起挑战马哈迪，但很快的他们便分道扬镳。再者，说什么东姑拉沙里也曾是他的“政治上司”，怎能挑他做副手呢？即便入阁也不恰当。就这样东姑拉沙里被当成“过气的政治人物”，没有机会再显身手。
也许对东姑拉沙里早前的预言说得对：当东姑拉沙里挑战慕沙希淡争署理主席失败后（1981年），皇室成员对政治的重要影响已划上句号。
东姑拉沙里不认命也几难。他应该清楚，打从胡先翁以后，历任的首相都没有考虑把皇室成员安置成为接班人。
1.7.07
（四十一）1997年──敦达因赛努汀（TUN DAIM ZAINUDDIN）（1938-- ）
在经济与商业领域叱咤一时的达因赛努汀突然在1997年马来西亚面临金融风暴袭击时，重新出现在政治午台，不仅令人感到意外，也隐约看到将有大事会在随后发生。这一年首相马哈迪成立“国家经济行动委员会”，由达因担任执行主任。各种传言运应而生，把达因这个迷样的人物重新审视。
达因1938年生于亚罗士打东部的一个名叫德尔伽的小农村。他的父亲是土地局一名文员，家境还过得去，但不算富有。达因是他父亲13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1957年达因负笈英国学习法律，59年完成学业，成为执业律师。同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法庭推事，庭主和副检察官。1965年他加入律师行业。1969年“513”事件后决定放弃法律，入商场大展拳脚。1971年在房地产业崭露头角，成为第一位马来房屋发展商（指有企业规模的）。
1977年事业有成的达因再远赴美国的伯克利大学修读城市规划课程两年。1978年时，达因已和当时的副首相马哈迪成为莫逆之交。他在美国与马哈迪见面，后者催促他回国参加大选（他们两人都是吉打人），但他没有答应。1979年才回国担任城市发展局（UDA）主席。1980年被委为上议员。1981年马哈迪上台当首相，达因的工作就更加忙碌了，成为政府的代表出国访问，特别是关于经济事务的。例如成功促使美国在下来的三年内，出售囤锡不超过三千吨；又例如通过国民资本公司对英国人控制的牙直利闪电收购。
当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在1981年争署理主席时，他在了解马哈迪动向后，支持慕沙。其中对拉沙里的一个不利的因素，根据达因说，因他有皇族血统。
达因对马哈迪越来越重要，比如在1984年时，他劝拉沙里不要和慕沙再争第二把交椅，但拉沙里不听。如果他接受劝告，当1986年慕沙与马哈迪闹翻时，拉沙里可能是接位的副首相。就这样拉沙里与最高权力擦身而过。正因为拉沙里的再失败，马哈迪将拉沙里调任贸工部，才有了达因入阁当财政部长的故事，同时也被委任为巫统财政。
达因从未担任政务次长或副部长，一下子三级跳，从一名富商转身成为财政部长，令人刮目相看，但如了解他和马哈迪的密切关系，就不足为奇了。
那个时候的达因，与山努西（农长后任吉打州务大臣）及安华结成“铁三角”，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可串成“AIDS”，对马哈迪忠心耿耿。
达因热衷经济与商业是不争的事实，他也没有野心要争高位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不过对于支持马哈迪他是二话不说的。这意味着在1987年东姑拉沙里与慕沙连手要推翻马哈迪时，达因是全力为马哈迪站台的，他也因为是马哈迪身边的红人，成了被敌对阵营攻击最多的箭靶。
在经济方面，达因接掌财政部时，也面对很大的挑战，尤其是1986年的经济衰退，也给达因带来很大的压力，包括赤字庞大，须要减少；合作社金融风暴；合众银行与法马银行事件等等。所幸他不辱使命，把84年的70亿赤字减至88年的38亿（财政预算）；投资项目也大有增长。国家经济状况基本上在80年后归趋稳定。
1991年，达因认为其工作已完成（他声称不想担任财长太久），卸下财长，推荐安华接手。讵料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风暴，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中，又酝酿马哈迪与安华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以致马哈迪即刻召达因应对危机，委以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执行主任重职。一时之间，传言国家出现两位“财政部长”。1998年安华被革职前达因重作冯妇入阁，先任特别任务部长；安华被革职（1998年9月）后，他兼任财政部长。
经济风暴在马哈迪实施资金管制后才转危为安。达因又再成为马哈迪的经济第一把手。但在2001年他退出内阁，诸多传言不胜枚举。马哈迪和达因什么也没说，他们的关系不管如何变化，情义仍在。这一回达因又回到他的商业王国，但低调到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从他的从政来看，不论与身边的朋友至友好到什么程度，他以马哈迪马首是瞻。
达因1938年生于亚罗士打东部的一个名叫德尔伽的小农村。他的父亲是土地局一名文员，家境还过得去，但不算富有。达因是他父亲13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1957年达因负笈英国学习法律，59年完成学业，成为执业律师。同年回国后，先后担任法庭推事，庭主和副检察官。1965年他加入律师行业。1969年“513”事件后决定放弃法律，入商场大展拳脚。1971年在房地产业崭露头角，成为第一位马来房屋发展商（指有企业规模的）。
1977年事业有成的达因再远赴美国的伯克利大学修读城市规划课程两年。1978年时，达因已和当时的副首相马哈迪成为莫逆之交。他在美国与马哈迪见面，后者催促他回国参加大选（他们两人都是吉打人），但他没有答应。1979年才回国担任城市发展局（UDA）主席。1980年被委为上议员。1981年马哈迪上台当首相，达因的工作就更加忙碌了，成为政府的代表出国访问，特别是关于经济事务的。例如成功促使美国在下来的三年内，出售囤锡不超过三千吨；又例如通过国民资本公司对英国人控制的牙直利闪电收购。
当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在1981年争署理主席时，他在了解马哈迪动向后，支持慕沙。其中对拉沙里的一个不利的因素，根据达因说，因他有皇族血统。
达因对马哈迪越来越重要，比如在1984年时，他劝拉沙里不要和慕沙再争第二把交椅，但拉沙里不听。如果他接受劝告，当1986年慕沙与马哈迪闹翻时，拉沙里可能是接位的副首相。就这样拉沙里与最高权力擦身而过。正因为拉沙里的再失败，马哈迪将拉沙里调任贸工部，才有了达因入阁当财政部长的故事，同时也被委任为巫统财政。
达因从未担任政务次长或副部长，一下子三级跳，从一名富商转身成为财政部长，令人刮目相看，但如了解他和马哈迪的密切关系，就不足为奇了。
那个时候的达因，与山努西（农长后任吉打州务大臣）及安华结成“铁三角”，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可串成“AIDS”，对马哈迪忠心耿耿。
达因热衷经济与商业是不争的事实，他也没有野心要争高位成为国家的领导人。不过对于支持马哈迪他是二话不说的。这意味着在1987年东姑拉沙里与慕沙连手要推翻马哈迪时，达因是全力为马哈迪站台的，他也因为是马哈迪身边的红人，成了被敌对阵营攻击最多的箭靶。
在经济方面，达因接掌财政部时，也面对很大的挑战，尤其是1986年的经济衰退，也给达因带来很大的压力，包括赤字庞大，须要减少；合作社金融风暴；合众银行与法马银行事件等等。所幸他不辱使命，把84年的70亿赤字减至88年的38亿（财政预算）；投资项目也大有增长。国家经济状况基本上在80年后归趋稳定。
1991年，达因认为其工作已完成（他声称不想担任财长太久），卸下财长，推荐安华接手。讵料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风暴，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中，又酝酿马哈迪与安华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以致马哈迪即刻召达因应对危机，委以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执行主任重职。一时之间，传言国家出现两位“财政部长”。1998年安华被革职前达因重作冯妇入阁，先任特别任务部长；安华被革职（1998年9月）后，他兼任财政部长。
经济风暴在马哈迪实施资金管制后才转危为安。达因又再成为马哈迪的经济第一把手。但在2001年他退出内阁，诸多传言不胜枚举。马哈迪和达因什么也没说，他们的关系不管如何变化，情义仍在。这一回达因又回到他的商业王国，但低调到几乎听不到他的声音了。从他的从政来看，不论与身边的朋友至友好到什么程度，他以马哈迪马首是瞻。
（四十二）1998年──拿督斯里阿都拉巴达威（Dato Seri Abdullah Ahmad Badawi）（1939-- ）
1998年属于阿都拉的年代，他在马哈迪革除安华党政职后，被委为巫统槟州联委会主席（这个职位原本属于阿都拉担任，但1987年党选后，改由安华接任），继之被委为巫统执行署理主席，显露出他有机会坐亚望冠。由于这个变数，也改变阿都拉的一生。
阿都拉1939年出任生于槟城峇六拜的玻璃市村。早年在威省受教育，也曾在大山脚中学及美以美男校攻读过。他的宗教教育始于家庭。在1964年业于马来亚大学回教系，翌年（1965年）参加巫统。
毕业后即加入政府部门工作。1969年“513”事件后，被敦拉萨调到具有权力的“全国行动理事会”工作，担任助理秘书。1971年调升为文化青年体育部总监；1974年晋升为副秘书长。
1978年辞公务职，参加甲抛峇底国席选举胜出，被委为联邦直辖区政务次长。1980年提升为副部长。1981至1984年任首相署部长，也在这一年当选巫统副主席。1984到1986年转任教育部长。1987又转任国防部长，但因介入党争，被促呈辞。虽仍任巫统副主席，到1991年才被马哈迪重召入阁，担任外交部长直到1998年。
不过在1993年的党选，他捍卫副主席失败。在1996年才又成功胜出。这一胜利对他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1998年安华跌马后，马哈迪有需要从三位副主席中挑选接班人。他们是纳吉、泰益（原雪州务大臣）及阿都拉。基于泰益有官司案件，只剩下纳吉和阿都拉具备资格上位。
经过多番的考虑后，马哈迪在1999年1月8日宣布改组内阁，委任阿都拉出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根据马哈迪的说法，他是鉴于纳吉年轻，可以再等，而决定让阿都拉上位。这一拍板，也结束了舆论的多方猜测，也意味着马哈迪已指定阿都拉为接班人，而且也不计前嫌（这是指1987年巫统党选时分成AB队，而阿都拉是属于东姑拉沙里B队的人）。
这之中的一个巧合或奥秘是阿都拉与安华同样来自槟城，两人国会选区是相互毗邻的。
虽然已经上任，阿都拉需要深谙老二的哲学。因为他的前三者都无缘登上最高位，他不想重蹈覆辙，只好步步为营。而且在那个时候，马哈迪没有表露他何时要退休，阿都拉所能做的就是守住本位，更重要的是征服马哈迪的心。他知道马哈迪对B队的形成仍有“伤痕”，只是大家都不愿揭开，也就不被当成一回 事了。回看东姑拉沙里身为B队老大，即使回巢，也与权力沾不上边对阿都拉而言是一面镜子。
苦苦挨过5年后，阿都拉终于苦尽甘来。马哈迪在2003年10月31日正式卸职，阿都拉成了我国第五任首相。从兹他可以得心应手开展他的鸿图大计。
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阿都拉摆出了清明的形象，声称严打贪污，建立廉洁政府，终于在2004年大选取得最辉煌的战绩，赢得90%以上的议席，牢牢控制党和政府。虽然阿都拉保留大多数的部长是马哈迪时代留下的，但这些人已转向效忠阿都拉，不再对马哈迪唯唯诺诺。
在阿都拉治理下的国家，转入2005年，便出现各式各样的声音，指反贪效果不大，发展计划过慢，未见具体成绩等。所有的这一些批评都不具杀伤力，特别是反对党的抨击，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异议。但最震撼性的莫过于前首相马哈迪在听闻阿都拉决定取消原订下的新柔美景大桥时，在2006年对阿都拉展开连珠炮式的攻击，比起东姑时代抨马哈迪有过之而无不及。阿都拉则选择性回应马哈迪，而各政府部门和部长也介入为阿都拉解围、他们两人的恩怨从那时开始一直发烧到今天。谁是谁非没有人说得清楚。但在“政治是正确”的原则下，阿都拉一直处于上风，因为他掌控了国家的权力，不为马哈迪的严厉责难所影响。
在批评阿都拉的同时，马哈迪也不忘批评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他一手打压下去，但阿都拉当政时获得法庭释放的安华；另一个是在2005年崛起成为巫青团副团长的凯里。他也是阿都拉的女婿，被马哈迪视为影响阿都拉的人。阿都拉对此加以否认。
当然没有比马哈迪的单刀直入更令阿都拉耿耿于怀。在后者看来，国家的各项问题都可以轻易被克服和压下，不会比马哈迪的尖刻言论棘手。例如在2006年的巫统大会上，出现一部份党代表的极端言论，也被阿都拉四两拨千斤摆平了。自此之后，我们没有再听到“马来人被边缘化”，“首长轮任”和刺耳的种族性言论。
今年适逢建国50周年，正好被阿都拉赶上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庆50年的系列庆祝节目将会陆续推出，用以强化阿都拉的领导地位，以消除马哈迪带来的负面影响。
或者阿都拉的另一对手安华会从旁出击。 他们两人的恩怨是曲折与微妙的。间中还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不得而知。也许要经过一场大选交锋后才能定夺。所谓的定夺是指行将到来的大选。它究竟在何时举行，尚是个未知数。但综观各种分析，大选极可能在明年初举行。目前的政府基本上保持稳定，但最关键的是经济的走势和国内外因素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而不是马哈迪因素或安华因素。这些个因素将会被经济因素所淹盖。
政府不会不知道人民存在不满的因素，但归纳而言是城市居民的牢骚较多，在城市以外的地区，则未对政府造成太大的压力。
阿都拉已表明他不做一届的首相；言下之意是他会在大选后继续留任，而他和纳吉之间，也没有出现大问题。因此只要巫统保持对领袖持续的效忠，马来人不置疑阿都拉倡议的“ISLAM HADHARI”（现代文明回教）的现代性就是大选的脚步声近了。
阿都拉之有今日的成果也是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才攀上巅峰。当他被“流放”在政治旷野时，谁想到他是后来的真命天子？正如马哈迪在1969年被政治流放时，谁又会想到他后来是国家的领导人？这是命与运的交接。阿都拉正是这两者结合的化身。比起东姑拉沙里、慕沙、安华来，他是更有能耐的政治人物，而这能耐造就了阿都拉时代的降临。当然摆在他面前的，也会考验他的能耐与政治智慧。
阿都拉1939年出任生于槟城峇六拜的玻璃市村。早年在威省受教育，也曾在大山脚中学及美以美男校攻读过。他的宗教教育始于家庭。在1964年业于马来亚大学回教系，翌年（1965年）参加巫统。
毕业后即加入政府部门工作。1969年“513”事件后，被敦拉萨调到具有权力的“全国行动理事会”工作，担任助理秘书。1971年调升为文化青年体育部总监；1974年晋升为副秘书长。
1978年辞公务职，参加甲抛峇底国席选举胜出，被委为联邦直辖区政务次长。1980年提升为副部长。1981至1984年任首相署部长，也在这一年当选巫统副主席。1984到1986年转任教育部长。1987又转任国防部长，但因介入党争，被促呈辞。虽仍任巫统副主席，到1991年才被马哈迪重召入阁，担任外交部长直到1998年。
不过在1993年的党选，他捍卫副主席失败。在1996年才又成功胜出。这一胜利对他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1998年安华跌马后，马哈迪有需要从三位副主席中挑选接班人。他们是纳吉、泰益（原雪州务大臣）及阿都拉。基于泰益有官司案件，只剩下纳吉和阿都拉具备资格上位。
经过多番的考虑后，马哈迪在1999年1月8日宣布改组内阁，委任阿都拉出任副首相兼内政部长。根据马哈迪的说法，他是鉴于纳吉年轻，可以再等，而决定让阿都拉上位。这一拍板，也结束了舆论的多方猜测，也意味着马哈迪已指定阿都拉为接班人，而且也不计前嫌（这是指1987年巫统党选时分成AB队，而阿都拉是属于东姑拉沙里B队的人）。
这之中的一个巧合或奥秘是阿都拉与安华同样来自槟城，两人国会选区是相互毗邻的。
虽然已经上任，阿都拉需要深谙老二的哲学。因为他的前三者都无缘登上最高位，他不想重蹈覆辙，只好步步为营。而且在那个时候，马哈迪没有表露他何时要退休，阿都拉所能做的就是守住本位，更重要的是征服马哈迪的心。他知道马哈迪对B队的形成仍有“伤痕”，只是大家都不愿揭开，也就不被当成一回 事了。回看东姑拉沙里身为B队老大，即使回巢，也与权力沾不上边对阿都拉而言是一面镜子。
苦苦挨过5年后，阿都拉终于苦尽甘来。马哈迪在2003年10月31日正式卸职，阿都拉成了我国第五任首相。从兹他可以得心应手开展他的鸿图大计。
为了巩固其政治地位，阿都拉摆出了清明的形象，声称严打贪污，建立廉洁政府，终于在2004年大选取得最辉煌的战绩，赢得90%以上的议席，牢牢控制党和政府。虽然阿都拉保留大多数的部长是马哈迪时代留下的，但这些人已转向效忠阿都拉，不再对马哈迪唯唯诺诺。
在阿都拉治理下的国家，转入2005年，便出现各式各样的声音，指反贪效果不大，发展计划过慢，未见具体成绩等。所有的这一些批评都不具杀伤力，特别是反对党的抨击，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异议。但最震撼性的莫过于前首相马哈迪在听闻阿都拉决定取消原订下的新柔美景大桥时，在2006年对阿都拉展开连珠炮式的攻击，比起东姑时代抨马哈迪有过之而无不及。阿都拉则选择性回应马哈迪，而各政府部门和部长也介入为阿都拉解围、他们两人的恩怨从那时开始一直发烧到今天。谁是谁非没有人说得清楚。但在“政治是正确”的原则下，阿都拉一直处于上风，因为他掌控了国家的权力，不为马哈迪的严厉责难所影响。
在批评阿都拉的同时，马哈迪也不忘批评另外两个人。一个是他一手打压下去，但阿都拉当政时获得法庭释放的安华；另一个是在2005年崛起成为巫青团副团长的凯里。他也是阿都拉的女婿，被马哈迪视为影响阿都拉的人。阿都拉对此加以否认。
当然没有比马哈迪的单刀直入更令阿都拉耿耿于怀。在后者看来，国家的各项问题都可以轻易被克服和压下，不会比马哈迪的尖刻言论棘手。例如在2006年的巫统大会上，出现一部份党代表的极端言论，也被阿都拉四两拨千斤摆平了。自此之后，我们没有再听到“马来人被边缘化”，“首长轮任”和刺耳的种族性言论。
今年适逢建国50周年，正好被阿都拉赶上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国庆50年的系列庆祝节目将会陆续推出，用以强化阿都拉的领导地位，以消除马哈迪带来的负面影响。
或者阿都拉的另一对手安华会从旁出击。 他们两人的恩怨是曲折与微妙的。间中还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不得而知。也许要经过一场大选交锋后才能定夺。所谓的定夺是指行将到来的大选。它究竟在何时举行，尚是个未知数。但综观各种分析，大选极可能在明年初举行。目前的政府基本上保持稳定，但最关键的是经济的走势和国内外因素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而不是马哈迪因素或安华因素。这些个因素将会被经济因素所淹盖。
政府不会不知道人民存在不满的因素，但归纳而言是城市居民的牢骚较多，在城市以外的地区，则未对政府造成太大的压力。
阿都拉已表明他不做一届的首相；言下之意是他会在大选后继续留任，而他和纳吉之间，也没有出现大问题。因此只要巫统保持对领袖持续的效忠，马来人不置疑阿都拉倡议的“ISLAM HADHARI”（现代文明回教）的现代性就是大选的脚步声近了。
阿都拉之有今日的成果也是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才攀上巅峰。当他被“流放”在政治旷野时，谁想到他是后来的真命天子？正如马哈迪在1969年被政治流放时，谁又会想到他后来是国家的领导人？这是命与运的交接。阿都拉正是这两者结合的化身。比起东姑拉沙里、慕沙、安华来，他是更有能耐的政治人物，而这能耐造就了阿都拉时代的降临。当然摆在他面前的，也会考验他的能耐与政治智慧。
（四十三）1999年──郭全强（MR. QUEK SUAN HIANG）（1930-- ）
1999年大选前夕，董总主席郭全强代表华团向政府提出17点诉求，在政坛爆开成为当年最轰动的大件事，而郭全强也成为当红的主角。过后政府不能同意其中7点，又被撤回。郭全强成了又进又退的“夹心人”。在患得患失下，他的无奈也显示他的突而不破，褒贬兼而有之。
郭全强1930年出生于昔加末，1941年日军南侵，举家移居中国。在广西及西川受完中学教育，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49年转到湖南大学企业系，1952年毕业。1956年返马接管父亲业务及后染指锡矿业和屋业发展等。
他迟至80年代才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先担任居銮中华工商总会会长，海南会馆会长，后在1993年出任董总主席，开始他的华教长征。他是继林晃升和胡万铎后，另一位较有知名度的华教领导人。
从1993年起领导董总的他没有直接参与领导独大运动和面对茅草运动，也没有经历“三结合”和“两线制”的斗争和挣扎。因此他不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在担任董总主席期间（前后共12年）（在董总服务16年）有两项记录是他引以为傲的。其一是在任期间，将马来西亚的华校与中国的教育进行广泛的联系，因而在间接上也促成了中国对教育的开放，接纳马来西亚学生入读；又在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国际教育（与西方大学接轨）也吸引了一些中国学生的到来。无形中加强了独中的信心，他自己也坦诚为独中引进了中国的新教育法。
其二是1997年催生了新纪元学院。同时董教总教育中心，新纪元教学大楼及学生宿舍大楼先后完成。他认为这给了中学生提供多一个升学管道。也许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在1999年大选前，以他为首的“马来西亚华团诉求工委会”于1999年8月16日向首相马哈迪递交了一份共十七点的诉求书，要求政府公平对待各族人民和消除种族政策；主张政府尊重民主人权；恢复司法独立；新闻自由；铲除贪污和关注弱势族群等的全民议题。它的主要点包括消弭种族偏见和歧视；废除土著与非土著之区务；扶弱政策的实施，不分肤色、出身及宗教信仰；恢复地方政府选举；上议员应民选；废除内安法令；废除“种族固打制；私营化计划应公开招标；制订反垄断法令；修订“1996年教育法令”，放弃宏愿小学计划；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允许增办独中；废除报章每年更新出版准证（KDN）的有关条例；设立调 查庭调查警方滥权等等。
在董总带头，另12个具规模性的社团联合发起下，总共有2095个团体签署了诉求文件。这一爆炸性的文件成了大选的最热门课题。
1999年9月23日诉求工委会与马华总会长林良实、民政党主席林敬益，人联党刘贤镇及多位内阁部长进行对话，寻求支持。当时他们三个人代表内阁表示“原则上接纳”《华团大选诉求》。这是因为大选已近，政府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反对党方面，早已宣布全力支持。
接着在1999年11月29日举行全国大选，因安华效应震荡，国阵除拿不回吉兰丹政权外，也赔上丁加奴州政权，而且又让回教党的国会议员增至27席，回教党成了大赢家。公正党与行动党未有预期中的收获。国阵依然以2/3多数席执政。这就是说，诉求产生的效应在华社中虽不明显，但整体却伤及执政党的执政之根，也就引起严重的后遗症。
首相马哈迪在后来有一段这样的评语：“1999年大选前，国阵因担心失去华人选票，才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原则上接受华团提出的17点大选诉求，这是一项“要挟”行动，逼使政府不采取强硬的立场。这是不合理的诉求，可是我们被逼。”
也就是因为国阵在大选前“默认”或“勉为其难接受”，以致它在大选中并未失去华人的选票，但不等于国阵政府可以忘记，这更是马哈迪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也就在2000成为风暴的引药。
我们有必要对“诉求”提出的背景和后来事件的演变作一个交待。因为它是国家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1.1969年“513”事件过后，政府推出新经济政策，也就有了土著和非土著之分。许多公共企业公司和代理机构应运而生。接着，“工业协调法令”推出，规定一定规模的企业，要有30%土著参与权；大学收生出现固打制等。政府宣称要扶助马来人改善经济，以达致“重组社会，消除贫穷”的两大目标。
2.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认为应以土著文化为国家文化的根基。以后，政府发出指南，要求在各方面表现出国家文化，也不鼓励其它形式的文化，包括舞狮在内。
3.1983年3月27日，华社对时局的变化有了反应。13州的华人大会堂，商联会及董教总组成的“15华团”，在槟城华人大会堂内召开“全国华人文化大会”，接纳起草“国家文化备忘案”，并通过了《文化大会宣言》和8项提案。
提案中包括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华研），设置在雪大会堂内，它的任务就是起草宣言和国家文化备忘录。
1985年，“宣言”发表，也向首相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提出华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中的诉求。涉及面甚广，但中心点是要求以公民自由权利，以平等和基本民主权利的共同普世目标为根基。其中包括关注“土著利益至上”，种族偏差和自由民主被侵蚀的忧虑 。因而要求言论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讉责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行为；反对固打分配则，主张经济自由；鼓励中庸，容忍、谅解和礼让精神；反对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国家文化是各民族群文化的总和；反对一种语文，一个教育制度的政策；废除大学招生‘固打制’等等。
除了原有的15个华团外，又加地缘性、业缘性和校友性的团体，总共27个代表性团体发出联合宣言。
紧接下来，15个华团在1986年1月初，决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CRC）。它的目标是“实践大马27个全国性华团的联合宣言。不久，雪兰莪，柔佛，马六甲及森美兰等地也成立了州际的民权委员会。直到今天，雪华堂的民权委员会仍然存在和活跃。
1986年大选，此《宣言》荡起涟漪，以致行动党的“丹绒一役”在槟城取得突破，一口气夺下10个州议席。
1987年发生“茅草行动”，政府进行大逮捕。
1990年，以林晃升为首一批华教人士参加行动党，被形容为“民权起义”。行动党夺下槟州14个州议席，差点（少3席）执政。
1995年后，这批民权人士相继退出行动党，包括柯嘉逊，李万千，饶仁义等人。
1998年发生安华被革职大事件，掀起“烈火莫熄”街头斗争，政府进行镇压。
1999年，在郭全强领导下，有了“诉求”备忘录。综观其历史背景，不难发现它其实是延伸自1985年的“文化宣言”和“文化备忘录”，大致内容不变，所变的是领导人不同。在80年代中期的领导人是雪华堂主席【1987-1990】张景良，他也是“堂联”（华总）筹委会主席。在90年代初期改成林玉静领导；到了1999年改由郭全强领导华团诉求。
这三者之间有一个分界线，即张景良被民权份子誉为“铁铮铮的民族风骨的领导人（2006年逝世）”；林玉静则被形容为“协商型的代言人”，把民权索求转向；郭全强则是介于两者之间，既要重振“民权雄风”，又要面对现实压力。因为大选过后，政府已开始“秋后算账”，认为“诉求”有“要挟”之嫌。于是在2000年8月国庆前，巫青有要求撤回“诉求”。双方紧张关系升温。国庆前夕，首相马哈迪斥“诉求”挑起情绪，行为如“共产党及奥玛乌纳回教极端份子。”
在压力下“诉求工委会”于2001年正月与巫青达致和解，同意撤消诉求中的七项涉及土著特别地位的争议性环节（按诉求共17点，有83项环节。除了七项环节“搁置”外，其余76项则不起过大的争议）。当时的副首相阿都拉形容为“全国人民的胜利”，为“诉求”事件划上句号。
虽然郭全强的“妥协”被民权份子如李万千和柯嘉逊所不认同，指为“协商性的领导方式”，与民权份子渐行渐远，但郭全强仍然坚持董教总要与巫统对话以解决问题。
当郭全强于2003年从董总退下来后，就由叶新田上位了。他则是在郭全强路线和民权运动之间在寻找出路。
这就是说，郭全强有林晃升的精神，但也有林玉静的思路，两者形成一个新的领导心态，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华团在困境中的挣扎与求存。
郭全强1930年出生于昔加末，1941年日军南侵，举家移居中国。在广西及西川受完中学教育，1948年进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49年转到湖南大学企业系，1952年毕业。1956年返马接管父亲业务及后染指锡矿业和屋业发展等。
他迟至80年代才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先担任居銮中华工商总会会长，海南会馆会长，后在1993年出任董总主席，开始他的华教长征。他是继林晃升和胡万铎后，另一位较有知名度的华教领导人。
从1993年起领导董总的他没有直接参与领导独大运动和面对茅草运动，也没有经历“三结合”和“两线制”的斗争和挣扎。因此他不是一个争议性的人物。
在担任董总主席期间（前后共12年）（在董总服务16年）有两项记录是他引以为傲的。其一是在任期间，将马来西亚的华校与中国的教育进行广泛的联系，因而在间接上也促成了中国对教育的开放，接纳马来西亚学生入读；又在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的国际教育（与西方大学接轨）也吸引了一些中国学生的到来。无形中加强了独中的信心，他自己也坦诚为独中引进了中国的新教育法。
其二是1997年催生了新纪元学院。同时董教总教育中心，新纪元教学大楼及学生宿舍大楼先后完成。他认为这给了中学生提供多一个升学管道。也许最令他刻骨铭心的是在1999年大选前，以他为首的“马来西亚华团诉求工委会”于1999年8月16日向首相马哈迪递交了一份共十七点的诉求书，要求政府公平对待各族人民和消除种族政策；主张政府尊重民主人权；恢复司法独立；新闻自由；铲除贪污和关注弱势族群等的全民议题。它的主要点包括消弭种族偏见和歧视；废除土著与非土著之区务；扶弱政策的实施，不分肤色、出身及宗教信仰；恢复地方政府选举；上议员应民选；废除内安法令；废除“种族固打制；私营化计划应公开招标；制订反垄断法令；修订“1996年教育法令”，放弃宏愿小学计划；承认独中统考文凭，允许增办独中；废除报章每年更新出版准证（KDN）的有关条例；设立调 查庭调查警方滥权等等。
在董总带头，另12个具规模性的社团联合发起下，总共有2095个团体签署了诉求文件。这一爆炸性的文件成了大选的最热门课题。
1999年9月23日诉求工委会与马华总会长林良实、民政党主席林敬益，人联党刘贤镇及多位内阁部长进行对话，寻求支持。当时他们三个人代表内阁表示“原则上接纳”《华团大选诉求》。这是因为大选已近，政府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反对党方面，早已宣布全力支持。
接着在1999年11月29日举行全国大选，因安华效应震荡，国阵除拿不回吉兰丹政权外，也赔上丁加奴州政权，而且又让回教党的国会议员增至27席，回教党成了大赢家。公正党与行动党未有预期中的收获。国阵依然以2/3多数席执政。这就是说，诉求产生的效应在华社中虽不明显，但整体却伤及执政党的执政之根，也就引起严重的后遗症。
首相马哈迪在后来有一段这样的评语：“1999年大选前，国阵因担心失去华人选票，才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原则上接受华团提出的17点大选诉求，这是一项“要挟”行动，逼使政府不采取强硬的立场。这是不合理的诉求，可是我们被逼。”
也就是因为国阵在大选前“默认”或“勉为其难接受”，以致它在大选中并未失去华人的选票，但不等于国阵政府可以忘记，这更是马哈迪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也就在2000成为风暴的引药。
我们有必要对“诉求”提出的背景和后来事件的演变作一个交待。因为它是国家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1.1969年“513”事件过后，政府推出新经济政策，也就有了土著和非土著之分。许多公共企业公司和代理机构应运而生。接着，“工业协调法令”推出，规定一定规模的企业，要有30%土著参与权；大学收生出现固打制等。政府宣称要扶助马来人改善经济，以达致“重组社会，消除贫穷”的两大目标。
2.1971年“国家文化大会”认为应以土著文化为国家文化的根基。以后，政府发出指南，要求在各方面表现出国家文化，也不鼓励其它形式的文化，包括舞狮在内。
3.1983年3月27日，华社对时局的变化有了反应。13州的华人大会堂，商联会及董教总组成的“15华团”，在槟城华人大会堂内召开“全国华人文化大会”，接纳起草“国家文化备忘案”，并通过了《文化大会宣言》和8项提案。
提案中包括成立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华研），设置在雪大会堂内，它的任务就是起草宣言和国家文化备忘录。
1985年，“宣言”发表，也向首相提呈《国家文化备忘录》，提出华人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中的诉求。涉及面甚广，但中心点是要求以公民自由权利，以平等和基本民主权利的共同普世目标为根基。其中包括关注“土著利益至上”，种族偏差和自由民主被侵蚀的忧虑 。因而要求言论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讉责任何形式的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宗教狂热行为；反对固打分配则，主张经济自由；鼓励中庸，容忍、谅解和礼让精神；反对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国家文化是各民族群文化的总和；反对一种语文，一个教育制度的政策；废除大学招生‘固打制’等等。
除了原有的15个华团外，又加地缘性、业缘性和校友性的团体，总共27个代表性团体发出联合宣言。
紧接下来，15个华团在1986年1月初，决成立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CRC）。它的目标是“实践大马27个全国性华团的联合宣言。不久，雪兰莪，柔佛，马六甲及森美兰等地也成立了州际的民权委员会。直到今天，雪华堂的民权委员会仍然存在和活跃。
1986年大选，此《宣言》荡起涟漪，以致行动党的“丹绒一役”在槟城取得突破，一口气夺下10个州议席。
1987年发生“茅草行动”，政府进行大逮捕。
1990年，以林晃升为首一批华教人士参加行动党，被形容为“民权起义”。行动党夺下槟州14个州议席，差点（少3席）执政。
1995年后，这批民权人士相继退出行动党，包括柯嘉逊，李万千，饶仁义等人。
1998年发生安华被革职大事件，掀起“烈火莫熄”街头斗争，政府进行镇压。
1999年，在郭全强领导下，有了“诉求”备忘录。综观其历史背景，不难发现它其实是延伸自1985年的“文化宣言”和“文化备忘录”，大致内容不变，所变的是领导人不同。在80年代中期的领导人是雪华堂主席【1987-1990】张景良，他也是“堂联”（华总）筹委会主席。在90年代初期改成林玉静领导；到了1999年改由郭全强领导华团诉求。
这三者之间有一个分界线，即张景良被民权份子誉为“铁铮铮的民族风骨的领导人（2006年逝世）”；林玉静则被形容为“协商型的代言人”，把民权索求转向；郭全强则是介于两者之间，既要重振“民权雄风”，又要面对现实压力。因为大选过后，政府已开始“秋后算账”，认为“诉求”有“要挟”之嫌。于是在2000年8月国庆前，巫青有要求撤回“诉求”。双方紧张关系升温。国庆前夕，首相马哈迪斥“诉求”挑起情绪，行为如“共产党及奥玛乌纳回教极端份子。”
在压力下“诉求工委会”于2001年正月与巫青达致和解，同意撤消诉求中的七项涉及土著特别地位的争议性环节（按诉求共17点，有83项环节。除了七项环节“搁置”外，其余76项则不起过大的争议）。当时的副首相阿都拉形容为“全国人民的胜利”，为“诉求”事件划上句号。
虽然郭全强的“妥协”被民权份子如李万千和柯嘉逊所不认同，指为“协商性的领导方式”，与民权份子渐行渐远，但郭全强仍然坚持董教总要与巫统对话以解决问题。
当郭全强于2003年从董总退下来后，就由叶新田上位了。他则是在郭全强路线和民权运动之间在寻找出路。
这就是说，郭全强有林晃升的精神，但也有林玉静的思路，两者形成一个新的领导心态，他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华团在困境中的挣扎与求存。
（四十四）2000年──拿督希山慕汀（Datuk Hishammuddin Tun Hussein）（1961-- ）
希山慕汀是在2000年以未来接班人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一年他出任巫青团团长，而成为炙手可热的新权贵，但也因其政治斗争手段成为一个备受注目的人物。
希山慕汀于1961年出生于吉隆坡，他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长子，也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的孙子。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是他的舅父；现任副首相纳吉则是他的表兄。出生在如此显赫的世家，希山慕汀很快就闯出一片天地。
1984年毕业于英国威尔斯大学，并在1985年在林肯法学院取得律师资格，继后又在伦敦经济学院取得硕士学位（1988年）。
1989年返马后，他加入巫统。1995年大选，他参加柔佛国席选举胜出，被委为国际贸工政务次长。开始其政治之旅。1997年他擢升为原产业副部长。
1998年安华出事，原安华派系的查希哈米里被迫辞团长职，希山慕汀成为代团长。2000年他成为巫青团团长。
在1999年大选过后，他出任青年体育部长，在2000年时，他领导的巫青团对华团的“诉求”表达强烈不满，因而有了与“诉求工委会”主席郭全强的对话会，最后促使“诉求” 工委会“搁置”7项触及马来人特权的内容。
在对待安华被革职上，他是完全站在马哈迪一方而数落安华的不是。当马哈迪退休后，他也全力支持阿都拉的领导，而不认同马哈迪对阿都拉的攻击。
他在巫青团内的领导是稳固的，从2000年到今天，他依然领导这个组织。但在2005年时，巫青团的改选，他引进了凯里贾马鲁丁出任副团长成为他的助手。凯里是现任首相阿都拉的女婿，他在政坛的曝光也带来争议。不过，凯里与希山慕汀的搭档，使到巫青团的一举一动，都足以牵动政局。因为他们的声音代表了当权派的意愿。
在1999年被已停刊的英文《亚洲周刊》选为最具有潜质的未来领袖的希山慕汀（另一位是林冠英）在2005年的巫青党大会上上演了高举“马来短剑”的一幕，成为争议不休的政治大新闻。抑有进者，希山在2006年的巫青大会上也作了相同的动作。他这样说，马来短剑（keris）是马来青年斗争的信念，并不是马来人欺压非马来人的象征。
但非马来人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希山已超越范围，举剑有“威慑”之意，是不必要也是不应该的。马青团为此也与希山会面，要求他解释其含意（会后请满意解释，争议在国阵内逐渐淡化）。
前副首相安华甚至也批评希山举措不当，不应该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亮出短剑这玩意儿。
一连串不休止的争论也因“短剑”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其背景显然是在2004年大选过后，种族性的课题一直挥之不去。而身为巫青团长的希山便一马当先展示其捍卫马来人权益的一面，于是在2006年出现了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华人在槟城的地位已越来越下降，必须改变，接着出现了所谓“首长轮任制”的论调。有些巫统代表也在2006年的大会上提出过激的种族性言论，受到非马来社会的广泛批评。
首相阿都拉后来为种族性言论降温，也“处罚”了言论偏激的马来代表。一场大吵大闹的“短剑”风波进入2007年就变得较为平淡了。
2006年又一件事激起希山与翁诗杰的“斗争”，事关华小“干捞”事件被前者认为后者越过界，不应公开评论教育部的事情（翁是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非教育部副部长，被认为捞过界）此事可参阅翁诗杰篇章。
与举短剑相比，这只是被国阵认为“茶杯里的风波”很快又停止争议了。
不过希山在巫 统内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迹象显示他将在明年的巫统党选争夺党副主席，以便更上一层楼。
虽然如此，希山与华团，尤其是董教总之间的隔阂仍未弥补。虽然他不久前有提出10年的教育大蓝图以补第9大马计划之不足，但华小数理英化的课题，华校增建和扩建的课题和华教的未来定位课题，都是他所要面对的挑战。我们不期望事事顺利，但非马来人都期望国家领袖采取开明与公正的态度处理国家和种族的问题，摆在希山面前，就是这么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
希山慕汀于1961年出生于吉隆坡，他是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长子，也是巫统创党人拿督翁的孙子。第二任首相敦拉萨是他的舅父；现任副首相纳吉则是他的表兄。出生在如此显赫的世家，希山慕汀很快就闯出一片天地。
1984年毕业于英国威尔斯大学，并在1985年在林肯法学院取得律师资格，继后又在伦敦经济学院取得硕士学位（1988年）。
1989年返马后，他加入巫统。1995年大选，他参加柔佛国席选举胜出，被委为国际贸工政务次长。开始其政治之旅。1997年他擢升为原产业副部长。
1998年安华出事，原安华派系的查希哈米里被迫辞团长职，希山慕汀成为代团长。2000年他成为巫青团团长。
在1999年大选过后，他出任青年体育部长，在2000年时，他领导的巫青团对华团的“诉求”表达强烈不满，因而有了与“诉求工委会”主席郭全强的对话会，最后促使“诉求” 工委会“搁置”7项触及马来人特权的内容。
在对待安华被革职上，他是完全站在马哈迪一方而数落安华的不是。当马哈迪退休后，他也全力支持阿都拉的领导，而不认同马哈迪对阿都拉的攻击。
他在巫青团内的领导是稳固的，从2000年到今天，他依然领导这个组织。但在2005年时，巫青团的改选，他引进了凯里贾马鲁丁出任副团长成为他的助手。凯里是现任首相阿都拉的女婿，他在政坛的曝光也带来争议。不过，凯里与希山慕汀的搭档，使到巫青团的一举一动，都足以牵动政局。因为他们的声音代表了当权派的意愿。
在1999年被已停刊的英文《亚洲周刊》选为最具有潜质的未来领袖的希山慕汀（另一位是林冠英）在2005年的巫青党大会上上演了高举“马来短剑”的一幕，成为争议不休的政治大新闻。抑有进者，希山在2006年的巫青大会上也作了相同的动作。他这样说，马来短剑（keris）是马来青年斗争的信念，并不是马来人欺压非马来人的象征。
但非马来人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们认为希山已超越范围，举剑有“威慑”之意，是不必要也是不应该的。马青团为此也与希山会面，要求他解释其含意（会后请满意解释，争议在国阵内逐渐淡化）。
前副首相安华甚至也批评希山举措不当，不应该在多元种族的社会亮出短剑这玩意儿。
一连串不休止的争论也因“短剑”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其背景显然是在2004年大选过后，种族性的课题一直挥之不去。而身为巫青团长的希山便一马当先展示其捍卫马来人权益的一面，于是在2006年出现了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华人在槟城的地位已越来越下降，必须改变，接着出现了所谓“首长轮任制”的论调。有些巫统代表也在2006年的大会上提出过激的种族性言论，受到非马来社会的广泛批评。
首相阿都拉后来为种族性言论降温，也“处罚”了言论偏激的马来代表。一场大吵大闹的“短剑”风波进入2007年就变得较为平淡了。
2006年又一件事激起希山与翁诗杰的“斗争”，事关华小“干捞”事件被前者认为后者越过界，不应公开评论教育部的事情（翁是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非教育部副部长，被认为捞过界）此事可参阅翁诗杰篇章。
与举短剑相比，这只是被国阵认为“茶杯里的风波”很快又停止争议了。
不过希山在巫 统内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迹象显示他将在明年的巫统党选争夺党副主席，以便更上一层楼。
虽然如此，希山与华团，尤其是董教总之间的隔阂仍未弥补。虽然他不久前有提出10年的教育大蓝图以补第9大马计划之不足，但华小数理英化的课题，华校增建和扩建的课题和华教的未来定位课题，都是他所要面对的挑战。我们不期望事事顺利，但非马来人都期望国家领袖采取开明与公正的态度处理国家和种族的问题，摆在希山面前，就是这么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
(四十五)2001年──丹斯里林亚礼（Tan Sri Lim Ah Lek）（1942──）
马华署理总会长林亚礼在2001年突然冒起成为热门人物。他率领马华党内的另一派与马华总会长林良实掌控的实力派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导源于林良实派通过马华收购《南洋报业控股》。两派的斗争也扩大到华社华团的介入其中。因此2001年由林亚礼上榜。
林亚礼于1942年出生于关丹，家境富裕。60年代毕业自澳洲大学商业管理系后，返马介入家族生意。1967年加入马华，开始其政治活动。1974年起到1989年，连任4届彭亨州行政议员。
1989年因马华副总会长陈声新逝世，其文冬选区进行补选，林亚礼首仗胜利。在辞卸州行政议员后，他被委为劳工部长。在1996年党选，林良实气走李金狮后，林亚礼顺序而上。从担任部长开始，他与党总会长林良实关系良好，一直维持到1999年，前后达10年之久。
长期以来，保持较为低调的林亚礼也未积极介入华团活动。他的官僚技术型态使他成为一名称职的部长，但在政治斗争中则学不到林良实的功夫。
当1999年大选前，林亚礼决定退休，不再参加选举，惟保留党署理会长职。他嘱意陈广才接替其位。不过在大选过后，林良实在挑选内阁部长时，并没有把广才列入其中，只转担任副财长。林亚礼甚为不悦，促林良实“兑现诺言”。两人的关系因之由友好转淡，到后来成为党内的“政敌”。
在林亚礼不断的催促与逼使林良实正视这一问题下，后者却避开正面冲突。兹因中委会仍掌控在林良实手里，林亚礼不可能发难。逐渐地马华党内分成AB队，A队归林良实与黄家定为首；B队归林亚礼与陈广才为首。两队的实力在掌控资源上并不均衡，可马华也不能失去东海岸这一块，双方只得表面维持和局，实则暗流汹涌，只待引药爆发。
果然在2001年5月14日，英文商业周刊“The Edge”率先报导，指马华公会的臂膀──华仁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华仁控股），以《星报》集团名义欲收购南洋报业控股，洽购行动据说已进入最后阶段。
为了求证这一消息的可靠性，诸多政党（反对党）及华团发文告质问，要林良实正面的回应。与此同时，林亚礼也要求林良实谨慎考虑收购行动。
就在悬疑未解之时，《星报》集团与丰隆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以每股五至六零吉交易南洋报业的股权。紧接着，在同年5月23日，马华公会会长理事会表决，以12票同意，3人弃权及5人缺席下，通过委任华仁控股及《星报》集团展开此项行动。
为防节外生枝，华仁控股在同年5月28日派员“闪电”接管《南洋商报》及《中国报》等业务。《南洋商报》10名高层立即离职。
由于行动之快，导致反对派也相应采取反击行动，除了两报员工有所行动外，也介入了华团人士，他们成立了“反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会”，一时情绪高昂。
除了林亚礼之外，马华另一副总会长蔡锐明也质疑这项收购，要求重新检讨。在不回应下，林良实选择通过马华中委会来票决，于是5月29日的中委会议上，又以32票对8票追认会长理事会的议决。在取胜后，林良实透露买卖合约已于5月28日签署。
就这样，在反对林良实的行动上，又分成民间一派，各华团纷纷介入支持马华党内异议派，以林亚礼为首。声浪之大，实在不可轻视。此时马华党内的B队已逐渐形成一股力量。它又加入了翁诗杰的马青派，而翁诗杰表明要在6月23日开马青特大来吁请党中央放弃收购行动。眼见情势失控，林良实只好使出最后一张王牌，宣布在（2001）6月24日举行马华特大，以让中央代表票决是否要收购《南洋商报》。
虽然这一场特大不涉及党的理念的斗争，而是源自党内的权力斗争，但在党应不应该收购报业上却成为政策之争。即使林良实和林亚礼有各自的考虑，也需要交由党中央代表作出决定。当然党代表也是以派系之分，自然分成AB阵营在对峙。
经过一轮的龙争虎斗，在全数2216代表中（占总代表的92.95%），共有1176票支持（占53%），投反对票的1019票（占46%），当权派只以157张多数票险胜，确是旗鼓相当。这意味着林良实经过三关完成对南洋报业收购的运动。但反对派实力之强，也出乎林良实意料之外，这就使到林亚礼一派更加坚定要与林良实周旋到底。
当马华完成其报业收购行动后，表面上看来没有多大改变，实则被收购的报业已成为被“发泄”的对象。
也许受英文教育的林良实认为既然马华可以拥有《星报》而办得有声有色，没有理由收购华文报业不能“一帆风顺”。但殊不知华文报的读者与英文报的读者基本上是两种不同心态的人，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即使林亚礼一派不再公开反对或采取进一步行动，而另一边的华团已有所行动起来，矛头直指南洋报业，以迫使马华改弦易辙。
经过5年的苦苦“守业”，马华终于在2006年决意释放其包袱，让张晓卿的控股公司接管。在这方面，林亚礼有话说：“林良实须负起全费，如果不是他身为当时的总会长，收购南洋的事件不会发生。这是一个他无法否认的事实。”
2003年，在马哈迪退位前，他也促成林良实与林亚礼的“斗争和解”。方案是林良实退位，林亚礼也退隐政坛，让新的领导人接位。在折衷方案下，双林各有收获，黄家定上位成总会长（A队的人），陈广才上位成为署理总会长（B队的人）。也是B队的大将蔡锐明依然故我。
2004年大选过后，蔡锐明被除内阁职，他在无所选择下于2005年马华党选对垒黄家定以寻求突破。这一败，也就使到蔡锐明一时翻身无望，但间接上又撮成马华AB队重修旧好。
林亚礼与林良实的斗争使马华有所分裂，双林的妥协又将两派拢在一起，报业收购仗成了他们斗争中的筹码，诚属不幸。
林亚礼于1942年出生于关丹，家境富裕。60年代毕业自澳洲大学商业管理系后，返马介入家族生意。1967年加入马华，开始其政治活动。1974年起到1989年，连任4届彭亨州行政议员。
1989年因马华副总会长陈声新逝世，其文冬选区进行补选，林亚礼首仗胜利。在辞卸州行政议员后，他被委为劳工部长。在1996年党选，林良实气走李金狮后，林亚礼顺序而上。从担任部长开始，他与党总会长林良实关系良好，一直维持到1999年，前后达10年之久。
长期以来，保持较为低调的林亚礼也未积极介入华团活动。他的官僚技术型态使他成为一名称职的部长，但在政治斗争中则学不到林良实的功夫。
当1999年大选前，林亚礼决定退休，不再参加选举，惟保留党署理会长职。他嘱意陈广才接替其位。不过在大选过后，林良实在挑选内阁部长时，并没有把广才列入其中，只转担任副财长。林亚礼甚为不悦，促林良实“兑现诺言”。两人的关系因之由友好转淡，到后来成为党内的“政敌”。
在林亚礼不断的催促与逼使林良实正视这一问题下，后者却避开正面冲突。兹因中委会仍掌控在林良实手里，林亚礼不可能发难。逐渐地马华党内分成AB队，A队归林良实与黄家定为首；B队归林亚礼与陈广才为首。两队的实力在掌控资源上并不均衡，可马华也不能失去东海岸这一块，双方只得表面维持和局，实则暗流汹涌，只待引药爆发。
果然在2001年5月14日，英文商业周刊“The Edge”率先报导，指马华公会的臂膀──华仁控股私人有限公司（华仁控股），以《星报》集团名义欲收购南洋报业控股，洽购行动据说已进入最后阶段。
为了求证这一消息的可靠性，诸多政党（反对党）及华团发文告质问，要林良实正面的回应。与此同时，林亚礼也要求林良实谨慎考虑收购行动。
就在悬疑未解之时，《星报》集团与丰隆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同意以每股五至六零吉交易南洋报业的股权。紧接着，在同年5月23日，马华公会会长理事会表决，以12票同意，3人弃权及5人缺席下，通过委任华仁控股及《星报》集团展开此项行动。
为防节外生枝，华仁控股在同年5月28日派员“闪电”接管《南洋商报》及《中国报》等业务。《南洋商报》10名高层立即离职。
由于行动之快，导致反对派也相应采取反击行动，除了两报员工有所行动外，也介入了华团人士，他们成立了“反对马华收购南洋报业工委会”，一时情绪高昂。
除了林亚礼之外，马华另一副总会长蔡锐明也质疑这项收购，要求重新检讨。在不回应下，林良实选择通过马华中委会来票决，于是5月29日的中委会议上，又以32票对8票追认会长理事会的议决。在取胜后，林良实透露买卖合约已于5月28日签署。
就这样，在反对林良实的行动上，又分成民间一派，各华团纷纷介入支持马华党内异议派，以林亚礼为首。声浪之大，实在不可轻视。此时马华党内的B队已逐渐形成一股力量。它又加入了翁诗杰的马青派，而翁诗杰表明要在6月23日开马青特大来吁请党中央放弃收购行动。眼见情势失控，林良实只好使出最后一张王牌，宣布在（2001）6月24日举行马华特大，以让中央代表票决是否要收购《南洋商报》。
虽然这一场特大不涉及党的理念的斗争，而是源自党内的权力斗争，但在党应不应该收购报业上却成为政策之争。即使林良实和林亚礼有各自的考虑，也需要交由党中央代表作出决定。当然党代表也是以派系之分，自然分成AB阵营在对峙。
经过一轮的龙争虎斗，在全数2216代表中（占总代表的92.95%），共有1176票支持（占53%），投反对票的1019票（占46%），当权派只以157张多数票险胜，确是旗鼓相当。这意味着林良实经过三关完成对南洋报业收购的运动。但反对派实力之强，也出乎林良实意料之外，这就使到林亚礼一派更加坚定要与林良实周旋到底。
当马华完成其报业收购行动后，表面上看来没有多大改变，实则被收购的报业已成为被“发泄”的对象。
也许受英文教育的林良实认为既然马华可以拥有《星报》而办得有声有色，没有理由收购华文报业不能“一帆风顺”。但殊不知华文报的读者与英文报的读者基本上是两种不同心态的人，不能相提并论。因为即使林亚礼一派不再公开反对或采取进一步行动，而另一边的华团已有所行动起来，矛头直指南洋报业，以迫使马华改弦易辙。
经过5年的苦苦“守业”，马华终于在2006年决意释放其包袱，让张晓卿的控股公司接管。在这方面，林亚礼有话说：“林良实须负起全费，如果不是他身为当时的总会长，收购南洋的事件不会发生。这是一个他无法否认的事实。”
2003年，在马哈迪退位前，他也促成林良实与林亚礼的“斗争和解”。方案是林良实退位，林亚礼也退隐政坛，让新的领导人接位。在折衷方案下，双林各有收获，黄家定上位成总会长（A队的人），陈广才上位成为署理总会长（B队的人）。也是B队的大将蔡锐明依然故我。
2004年大选过后，蔡锐明被除内阁职，他在无所选择下于2005年马华党选对垒黄家定以寻求突破。这一败，也就使到蔡锐明一时翻身无望，但间接上又撮成马华AB队重修旧好。
林亚礼与林良实的斗争使马华有所分裂，双林的妥协又将两派拢在一起，报业收购仗成了他们斗争中的筹码，诚属不幸。
(四十六)2002年──拿督法兹诺（Dato’ Fadzil Mohd Noor）（1937-2002）
回教党主席法兹诺在当红的年代不幸殒落，是2002年的政坛重要事件。因为他代表一个政治宗教化的思潮在推动马来西亚的回教化运动。在他之前，回教党较偏重民族主义运动；在他之后，回教党走向宗教主义。他是扭转回教党形象的一个重要人物，因此这一年以他的一生做个分水岭。
1937年出生于吉打滂滂村的法兹诺。少年时代在阿罗士打渡过，1963年获得吉打政府提供的奖学金，负笈埃及的阿札哈大学主修回教法律。1967年毕业归来。先在玛默学院执教，后在玛拉工艺学院（现已提升为玛拉工艺大学）当讲师。
1974年，他参与Abim（回教青年运动）组织，追随安华搞回教复兴运动。在安华被拘留期间（1974-76）。他出任代主席。他也担任回教长老会秘书。
1978年他代表回教党角逐吉打的国州议席，但失败。他也因此被学院停职，不服提出控诉获胜，又被复职。不久辞教职全心投入回教党活动。在1981年被选为回教党副主席；1983年升任署理主席，1989年成为回教党全国主席。
在官职方面，他在1982年起即出任吉打州议员，此后一直蝉联，直到1999年又成功兼任国会议员，在回教党获得27个国席及林吉祥竞选失利后，他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不幸在2002年6月23日病逝。
法兹诺的崛起前后的一段背景是这样的。在1982年，原领导回教党的阿斯里被拉下马后，由尤索拉哇（Yusof Rawa）出任回教党主席（参阅阿斯里篇章）。
尤索拉哇（1922-2000）来自槟城，接受英巫文教育，在槟城著名的大英义学（英校）毕业后，被送往埃及深造，取得专业文凭后返国，协助其父亲打理生意。他的家族在槟城是名门望族。
尤索拉哇早年即参加回教党，在出任中委的同时，也是回教党槟州主席；后在阿斯里手下当署理主席。当他在1983年扶正后，法兹诺被提拔为署理主席。
在回教党加入国阵期间（1972-1977），他曾出使联合国，也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及土耳其当过大使。
1977年回教党与巫统闹分裂，尤索拉哇参加大选与首相马哈迪对垒，但失败。他一生没有当过议员。后因健康恶化，在1989年让位于法兹诺，2000年逝世。
法兹领导回教党时，于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夺回吉兰丹州执政权；在吉打州的州议席也有所增加。
1999年回教党因安华效应取得重要突破，除了保住丹州政权外，另夺下丁加坡州政权；国会议席也历史性地增加至27个。法兹诺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这个时候，回教党晋入了三人统治时期，另两位是丁加奴州务大臣哈迪阿旺及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前者是党署理主席，后者是回教党长老会主席。他们三个人把回教党推向宗教主义的轨道，提出“回教国大蓝图”，迫使马哈迪领导的政府在2001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换句话说，回教党的抬头也给巫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双方始终无法再取得共识。马哈迪主张举行马来人团结大会；回教党则不同意用种族来团结马来人，而是主张用宗教来团结回教徒。安华因身陷囹圄，未能产生影响，回教党统治下的丁丹两州，加速了回教化，也促使民主行动党退出替阵，理由是不能同意回教党的回教国和回教化运动。
当法兹诺在2002年逝世后，其棒子就交到哈迪阿旺手里。他比法兹诺更执着推进回教化，他的回教形象比法兹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拥有麦地那回教大学学士学位及埃及阿札哈大学硕士的宗教师，醉心于回教政治活动，准备与聂阿兹共同把吉兰丹和丁加奴打造成回教国的“典范”。不过在2004年大选，回教党又把丁加奴拱手让回巫统，而哈迪阿旺本人也在国会落选，以致他不得不韬光养晦。
在安华于2004年获释后，曾身为安华师弟的哈迪阿旺（早期同在Abim组织内），就不断地受到安华的劝喻，不要再提回教国。因此在2007年的回教党大会上，哈迪阿旺不再提回教国，而是放眼未来大选。虽然回教党选出的新领导层保守的宗教派势力犹在，但哈迪阿旺不以为专业派人士会被边缘化。
总之，以法兹诺作为回教党的转折点是告别昔日的民族主义，而启开今日的宗教潮流是贴切不过的，因为他的继任者比他更回教化，他成了回教党过渡到宗教政治的一个引线人。
1937年出生于吉打滂滂村的法兹诺。少年时代在阿罗士打渡过，1963年获得吉打政府提供的奖学金，负笈埃及的阿札哈大学主修回教法律。1967年毕业归来。先在玛默学院执教，后在玛拉工艺学院（现已提升为玛拉工艺大学）当讲师。
1974年，他参与Abim（回教青年运动）组织，追随安华搞回教复兴运动。在安华被拘留期间（1974-76）。他出任代主席。他也担任回教长老会秘书。
1978年他代表回教党角逐吉打的国州议席，但失败。他也因此被学院停职，不服提出控诉获胜，又被复职。不久辞教职全心投入回教党活动。在1981年被选为回教党副主席；1983年升任署理主席，1989年成为回教党全国主席。
在官职方面，他在1982年起即出任吉打州议员，此后一直蝉联，直到1999年又成功兼任国会议员，在回教党获得27个国席及林吉祥竞选失利后，他成为国会反对党领袖，不幸在2002年6月23日病逝。
法兹诺的崛起前后的一段背景是这样的。在1982年，原领导回教党的阿斯里被拉下马后，由尤索拉哇（Yusof Rawa）出任回教党主席（参阅阿斯里篇章）。
尤索拉哇（1922-2000）来自槟城，接受英巫文教育，在槟城著名的大英义学（英校）毕业后，被送往埃及深造，取得专业文凭后返国，协助其父亲打理生意。他的家族在槟城是名门望族。
尤索拉哇早年即参加回教党，在出任中委的同时，也是回教党槟州主席；后在阿斯里手下当署理主席。当他在1983年扶正后，法兹诺被提拔为署理主席。
在回教党加入国阵期间（1972-1977），他曾出使联合国，也在伊朗、伊拉克、阿富汗及土耳其当过大使。
1977年回教党与巫统闹分裂，尤索拉哇参加大选与首相马哈迪对垒，但失败。他一生没有当过议员。后因健康恶化，在1989年让位于法兹诺，2000年逝世。
法兹领导回教党时，于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合作，夺回吉兰丹州执政权；在吉打州的州议席也有所增加。
1999年回教党因安华效应取得重要突破，除了保住丹州政权外，另夺下丁加坡州政权；国会议席也历史性地增加至27个。法兹诺出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这个时候，回教党晋入了三人统治时期，另两位是丁加奴州务大臣哈迪阿旺及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前者是党署理主席，后者是回教党长老会主席。他们三个人把回教党推向宗教主义的轨道，提出“回教国大蓝图”，迫使马哈迪领导的政府在2001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换句话说，回教党的抬头也给巫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双方始终无法再取得共识。马哈迪主张举行马来人团结大会；回教党则不同意用种族来团结马来人，而是主张用宗教来团结回教徒。安华因身陷囹圄，未能产生影响，回教党统治下的丁丹两州，加速了回教化，也促使民主行动党退出替阵，理由是不能同意回教党的回教国和回教化运动。
当法兹诺在2002年逝世后，其棒子就交到哈迪阿旺手里。他比法兹诺更执着推进回教化，他的回教形象比法兹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位拥有麦地那回教大学学士学位及埃及阿札哈大学硕士的宗教师，醉心于回教政治活动，准备与聂阿兹共同把吉兰丹和丁加奴打造成回教国的“典范”。不过在2004年大选，回教党又把丁加奴拱手让回巫统，而哈迪阿旺本人也在国会落选，以致他不得不韬光养晦。
在安华于2004年获释后，曾身为安华师弟的哈迪阿旺（早期同在Abim组织内），就不断地受到安华的劝喻，不要再提回教国。因此在2007年的回教党大会上，哈迪阿旺不再提回教国，而是放眼未来大选。虽然回教党选出的新领导层保守的宗教派势力犹在，但哈迪阿旺不以为专业派人士会被边缘化。
总之，以法兹诺作为回教党的转折点是告别昔日的民族主义，而启开今日的宗教潮流是贴切不过的，因为他的继任者比他更回教化，他成了回教党过渡到宗教政治的一个引线人。
(四十七)2003年──拿督斯里黄家定（Dato’ Seri Ong Ka Ting）（1956-）
黄家定在2003年荣任马华公会第七任总会长，接替退休的林良实，也平息了马华党内AB队之争。他的上台意味着两派在双赢局面下各有所得，也为马华打开一个窗户，结束了在位过久而产生独断领导的时代。这一年是黄家定的时代的开始，也是马华尝试迈开“改革”的第一步。
1956年出生于霹雳州玲珑的黄家定，早年丧父，11位兄弟姐妹由母亲一手带大，曾过着割胶生涯。1976年完成拉曼学院先修班后，获得政府奖学金进入马大攻读，主修数学与化学。1980年毕业，1981年在八打灵公教执教至1984年。
他在1979年就加入马华公会，担任马华干部研究员一个时期。1984年马华爆发党争时，黄家定站在陈群川与林良实一边，与梁维泮派开展激烈的斗争。从这里开始，他的工作和忠心受到赏识。
当马华党争在1985年结束后，陈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带领马华上下面对1986年的大选。这之后因陈群川出事，辞卸总会长职，改由林良实扶正，后者也因之当上交通部长。黄家定被委为新闻秘书，同年被提升为林良实的政治秘书直到1990年。
由于得到林良实的赏识，黄家定在1990年当选笨珍区国会议员（此后一直蝉联国席），官拜卫生部政务次长。1991年转任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华在60年代初期曾有谢添瑞担任副内长一个短时期，过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马华没有代表在内政部门，直到91年才有了一个“小突破”）。1993年，黄家定调升内政部副部长。虽然不是正部级，但显示马华有人在内政部发挥一些影响力。
1999年大选后，黄家定鸿运当头，被林良实“钦点”而扶升为正部级，担任房屋暨地方政府部长。这个过程有些曲折离奇，原本马华署理总会长林亚礼在当年不参选，他要求留下的部长空缺由陈广才补上，但大选后林良实违其意，选中黄家定，保留陈广才副部长职，种下双林斗争的祸根之一。
此外，黄家定在党内的地位也是平步青云的。曾经担任过马青柔佛分团团长。从1990起，被委为马华中委。1993年后，当选马华中委。1996年当选马华副总会长。他一路无阻地成功捍卫其副总会长职到2003年。
这一年，在马哈迪斡旋与调解下，双林（林良实与林亚礼）卸下马华老大与老二职位，两位高职的空缺由谁填补成为被关注的大新闻。实力鼎盛的A队，在林良实的主导下，自然选定黄家定成为总会长，而署理总会长则由B队的陈广才补上，各有所得，皆大喜欢。
新上任的黄家定在主持2003年党代表大会时，发表其处女演讲不忘强调沿着林良实定下的方针，在教育领域继续开拓境界。于是有了2004年的终身学习的“大蓝图”推出，他希望每一个人都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地进修和充实自己，以成为知识型有用的人。
虽然他被“政敌”批评没有创意，只是萧挸曹随，但黄家定对马华党章的修改，又是令人眼前一亮。不论是利是弊，他真正落实了马华高职和党职有期限的规定。例如总会长任期不可超过3届9年，担任部长及行政议员也不可超过三届，以让其它人有更多的机会。这种将“民主”移植入马华党内，乃是前所未有的，赢得了出任总会长的第一个掌声。
这种限制当然也有助防止总会长操“生杀大权”。陈修信时代的大,开杀戒和梁维泮的“斩草除根”的做法再也不会发生了。
最明显的实例是2005年的马华党选，黄家定与陈广才面临蔡锐明与陈祖排的挑战。即便黄家定与陈广才双双胜出，也没有秋后算账的事件发生。
抑有进者，马华党内的AB队也不成为党选的分界线。当权派内有AB队人马，挑战派内也有AB队人马，甚至出现所谓C队或D队的说法，都没有因党选而分裂。黄家定在党内推动民主，又为他赢得第二声喝采。
他的另外一个动作，也是破了前任者的规矩，那就是在2005年将马华第二任总会长林苍佑的肖像移入马华大厦门，与历任总会长齐齐排列。虽然不是“惊世之作”，却表现了马华对历史的正视，对历史的交待，不再以“林苍佑事件”来形容林苍佑只不过是马华的一名过客。
此外，他也不忘将创党人陈祯禄的形象托高，正如巫统的敦拉萨，把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当成巫统斗争的“灵魂人物”，这也给了黄家定的政治地位加分。
但在另一方面，黄家定也是面对诸多的挑战，包括“政敌”、“异议份子”、“反对党人”和民间团体的一些民权份子对他从政的记录有所批评。这包括在2001年支持林良实收购《南洋报业》引起的抗争。经过5年的持有报业股份后，黄家定终于在2006年脱手，使因之发生的党争成为历史。
对于华教的问题，黄家定也面对各方的责难，而他也在特定的时刻释放出一些好消息，但还是未能尽如人意。
同样的，黄家定也面对“逃离政治”的批评，指他继承了林良实的政策，但他也力图跳出林良实的影子，以塑造一个不是林良实时代的马华公会。
显然黄家定有其所为也有其不所为。身为国阵成员党一员，他有各式各样的约束，也不可能面面俱圆。但由于是“代表华裔的政党”，他在任何时候，都被高度地要求“为华社的权益而不懈地争取”。这就是他身为马华总会长的最大的挑战。
虽然在他带领下，马华在2004年的大选不辱使命，但未来的大选，则是他的领导的最大考验。他有力所不逮之处，也有力之所在之处。马华公会的未来动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2008年的大选成绩。
1956年出生于霹雳州玲珑的黄家定，早年丧父，11位兄弟姐妹由母亲一手带大，曾过着割胶生涯。1976年完成拉曼学院先修班后，获得政府奖学金进入马大攻读，主修数学与化学。1980年毕业，1981年在八打灵公教执教至1984年。
他在1979年就加入马华公会，担任马华干部研究员一个时期。1984年马华爆发党争时，黄家定站在陈群川与林良实一边，与梁维泮派开展激烈的斗争。从这里开始，他的工作和忠心受到赏识。
当马华党争在1985年结束后，陈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带领马华上下面对1986年的大选。这之后因陈群川出事，辞卸总会长职，改由林良实扶正，后者也因之当上交通部长。黄家定被委为新闻秘书，同年被提升为林良实的政治秘书直到1990年。
由于得到林良实的赏识，黄家定在1990年当选笨珍区国会议员（此后一直蝉联国席），官拜卫生部政务次长。1991年转任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华在60年代初期曾有谢添瑞担任副内长一个短时期，过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马华没有代表在内政部门，直到91年才有了一个“小突破”）。1993年，黄家定调升内政部副部长。虽然不是正部级，但显示马华有人在内政部发挥一些影响力。
1999年大选后，黄家定鸿运当头，被林良实“钦点”而扶升为正部级，担任房屋暨地方政府部长。这个过程有些曲折离奇，原本马华署理总会长林亚礼在当年不参选，他要求留下的部长空缺由陈广才补上，但大选后林良实违其意，选中黄家定，保留陈广才副部长职，种下双林斗争的祸根之一。
此外，黄家定在党内的地位也是平步青云的。曾经担任过马青柔佛分团团长。从1990起，被委为马华中委。1993年后，当选马华中委。1996年当选马华副总会长。他一路无阻地成功捍卫其副总会长职到2003年。
这一年，在马哈迪斡旋与调解下，双林（林良实与林亚礼）卸下马华老大与老二职位，两位高职的空缺由谁填补成为被关注的大新闻。实力鼎盛的A队，在林良实的主导下，自然选定黄家定成为总会长，而署理总会长则由B队的陈广才补上，各有所得，皆大喜欢。
新上任的黄家定在主持2003年党代表大会时，发表其处女演讲不忘强调沿着林良实定下的方针，在教育领域继续开拓境界。于是有了2004年的终身学习的“大蓝图”推出，他希望每一个人都秉持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地进修和充实自己，以成为知识型有用的人。
虽然他被“政敌”批评没有创意，只是萧挸曹随，但黄家定对马华党章的修改，又是令人眼前一亮。不论是利是弊，他真正落实了马华高职和党职有期限的规定。例如总会长任期不可超过3届9年，担任部长及行政议员也不可超过三届，以让其它人有更多的机会。这种将“民主”移植入马华党内，乃是前所未有的，赢得了出任总会长的第一个掌声。
这种限制当然也有助防止总会长操“生杀大权”。陈修信时代的大,开杀戒和梁维泮的“斩草除根”的做法再也不会发生了。
最明显的实例是2005年的马华党选，黄家定与陈广才面临蔡锐明与陈祖排的挑战。即便黄家定与陈广才双双胜出，也没有秋后算账的事件发生。
抑有进者，马华党内的AB队也不成为党选的分界线。当权派内有AB队人马，挑战派内也有AB队人马，甚至出现所谓C队或D队的说法，都没有因党选而分裂。黄家定在党内推动民主，又为他赢得第二声喝采。
他的另外一个动作，也是破了前任者的规矩，那就是在2005年将马华第二任总会长林苍佑的肖像移入马华大厦门，与历任总会长齐齐排列。虽然不是“惊世之作”，却表现了马华对历史的正视，对历史的交待，不再以“林苍佑事件”来形容林苍佑只不过是马华的一名过客。
此外，他也不忘将创党人陈祯禄的形象托高，正如巫统的敦拉萨，把巫统创党人拿督翁当成巫统斗争的“灵魂人物”，这也给了黄家定的政治地位加分。
但在另一方面，黄家定也是面对诸多的挑战，包括“政敌”、“异议份子”、“反对党人”和民间团体的一些民权份子对他从政的记录有所批评。这包括在2001年支持林良实收购《南洋报业》引起的抗争。经过5年的持有报业股份后，黄家定终于在2006年脱手，使因之发生的党争成为历史。
对于华教的问题，黄家定也面对各方的责难，而他也在特定的时刻释放出一些好消息，但还是未能尽如人意。
同样的，黄家定也面对“逃离政治”的批评，指他继承了林良实的政策，但他也力图跳出林良实的影子，以塑造一个不是林良实时代的马华公会。
显然黄家定有其所为也有其不所为。身为国阵成员党一员，他有各式各样的约束，也不可能面面俱圆。但由于是“代表华裔的政党”，他在任何时候，都被高度地要求“为华社的权益而不懈地争取”。这就是他身为马华总会长的最大的挑战。
虽然在他带领下，马华在2004年的大选不辱使命，但未来的大选，则是他的领导的最大考验。他有力所不逮之处，也有力之所在之处。马华公会的未来动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2008年的大选成绩。
(四十八)2004年──赛胡申阿里博士（Dr. Syed Husin Ali）（1936-）
赛胡申阿里在2004年成功地落实人民党与国民公正党的合并。这项合并虽在2003年通过，但要等社团注册官批准才能生效。随着人民党的溶入公正党，马来社会的左翼思潮划上一个句号。赛胡申阿里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一个马来左翼思想在时代的冲击下，自我溶解于民族主义的政党中。
赛胡申阿里于1936年出生在峇株巴辖。他在马来亚大学考取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前往伦敦大学考取经济学博士。返国后在马来亚大学任教，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讲师。
60年代在担任讲师期间，已加入人民党。1974年（12月7日）他支持由安华领导的反饥饿运动在各地举行，形成一场农民抗争，而以华玲的示威为高潮。政府乃援引内安令扣捕安华依不拉欣，赛胡申阿里也被捕下狱。一直到1980（9月23日）才获得释放，当年他44岁。前后被扣留6年左右（后来他出版一本书《扣留营岁月》，详述他被捕的经过及前因后果）。1988年他弃教从政，出任人民党主席。
我们有必要回顾这个硕果仅存的马来左派政党这一路走来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曲折和最后走向式微。
这个党于1955年由布斯达曼成立（参阅布斯达曼篇章）。在布斯达曼被捕期间（60年代），哈斯诺（甲市议会主席）担任代主席一个时期。1968年，人民党出现一位学有专长的领导人，他就是曾在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当讲师的卡森阿末。他以社会主义的政纲带领人民党，因而在1974年将其党改名为马来西亚人民社会主义党（人社党）。他在1969年和1974年参加国会选举，但未中选；尤其是1974年移师丁加奴，也被国阵候选人以千余张多数票击败，这使他感到失望。
1976年他被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前后被扣留5年左右，在1981年被释放（他后来在马大考取博士学位）。同样的，他在出狱后也写一本有关被扣留的生涯，取名《第二间大学》（出狱后的他，已未回到人民党，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的转变，导向回教的研究。1999年参加巫统，但未获马哈迪重视，未派上场参加大选。只能继续研究回教。似乎在这期间，他另有议论，但不为政府所认同）。
赛胡申阿里较卡森阿末早一年释放。既回到马大执教，也持续参加人民党活动。1988年接过领导棒子后，在1990年又将人社党改名回人民党。在1990年及1995年和1999年一连三届参加大选，都是铩羽而归。
不论是布斯达曼、哈斯诺、卡森阿末或赛胡申阿里都无法使人民党在马来社会中壮大起来，除了60年代人民党与劳工党合作下有些议席收获和1974年只拥有一个州议席外，人民党的参选记录都是功败垂成的。这其中判定社会主义难以和宗教并存（自从印度尼西亚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三结合）在60年代中期破灭后，社会主义思想已在马来群众中逐渐褪色。但卡森阿末及赛胡申阿里仍然坚持这样的理念，可惜大气候未能形成。即便1999年人民党参加反对党阵线，依然是未被选民重视。以致赛胡申阿里在2003年时，领导人民党与国民公正党合并。这之间出现不少波折，但人民党的大多数马来人支持这一做法，等同放弃社会主义理念和斗争目标，转回民族主义的斗争。虽然如此，人民党的少数人坚持不合并，也不参加两党合组成的“人民公正党”）。
2004年大选时，两党合并的注册尚未下达，只有采用国民公正党旗号参选；不过赛胡申阿里未下阵，因他被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指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不适合来丹州参选，伤透了他的心，愤而拒绝参选。
在2004年3月大选后，“人民公正党”的申请才被社团注册局批准。虽是实质上合并，赛胡申阿里也出任党署理主席，但大家心照不宣，社会主义的旗子已被收起来了，打的是公正与正义的旗子。
因此赛胡申阿里的这一决定，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思想在马来社会行不通（不仅是马来社会，在华人社会，民政党及行动党的党纲先后收起“社会主义”字眼，证诸了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时尚，它的思潮在时代变动下，渐渐地变得模糊起来）。
赛胡申阿里于1936年出生在峇株巴辖。他在马来亚大学考取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前往伦敦大学考取经济学博士。返国后在马来亚大学任教，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讲师。
60年代在担任讲师期间，已加入人民党。1974年（12月7日）他支持由安华领导的反饥饿运动在各地举行，形成一场农民抗争，而以华玲的示威为高潮。政府乃援引内安令扣捕安华依不拉欣，赛胡申阿里也被捕下狱。一直到1980（9月23日）才获得释放，当年他44岁。前后被扣留6年左右（后来他出版一本书《扣留营岁月》，详述他被捕的经过及前因后果）。1988年他弃教从政，出任人民党主席。
我们有必要回顾这个硕果仅存的马来左派政党这一路走来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曲折和最后走向式微。
这个党于1955年由布斯达曼成立（参阅布斯达曼篇章）。在布斯达曼被捕期间（60年代），哈斯诺（甲市议会主席）担任代主席一个时期。1968年，人民党出现一位学有专长的领导人，他就是曾在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当讲师的卡森阿末。他以社会主义的政纲带领人民党，因而在1974年将其党改名为马来西亚人民社会主义党（人社党）。他在1969年和1974年参加国会选举，但未中选；尤其是1974年移师丁加奴，也被国阵候选人以千余张多数票击败，这使他感到失望。
1976年他被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前后被扣留5年左右，在1981年被释放（他后来在马大考取博士学位）。同样的，他在出狱后也写一本有关被扣留的生涯，取名《第二间大学》（出狱后的他，已未回到人民党，他的思想有了一定的转变，导向回教的研究。1999年参加巫统，但未获马哈迪重视，未派上场参加大选。只能继续研究回教。似乎在这期间，他另有议论，但不为政府所认同）。
赛胡申阿里较卡森阿末早一年释放。既回到马大执教，也持续参加人民党活动。1988年接过领导棒子后，在1990年又将人社党改名回人民党。在1990年及1995年和1999年一连三届参加大选，都是铩羽而归。
不论是布斯达曼、哈斯诺、卡森阿末或赛胡申阿里都无法使人民党在马来社会中壮大起来，除了60年代人民党与劳工党合作下有些议席收获和1974年只拥有一个州议席外，人民党的参选记录都是功败垂成的。这其中判定社会主义难以和宗教并存（自从印度尼西亚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三结合）在60年代中期破灭后，社会主义思想已在马来群众中逐渐褪色。但卡森阿末及赛胡申阿里仍然坚持这样的理念，可惜大气候未能形成。即便1999年人民党参加反对党阵线，依然是未被选民重视。以致赛胡申阿里在2003年时，领导人民党与国民公正党合并。这之间出现不少波折，但人民党的大多数马来人支持这一做法，等同放弃社会主义理念和斗争目标，转回民族主义的斗争。虽然如此，人民党的少数人坚持不合并，也不参加两党合组成的“人民公正党”）。
2004年大选时，两党合并的注册尚未下达，只有采用国民公正党旗号参选；不过赛胡申阿里未下阵，因他被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指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不适合来丹州参选，伤透了他的心，愤而拒绝参选。
在2004年3月大选后，“人民公正党”的申请才被社团注册局批准。虽是实质上合并，赛胡申阿里也出任党署理主席，但大家心照不宣，社会主义的旗子已被收起来了，打的是公正与正义的旗子。
因此赛胡申阿里的这一决定，意味着社会主义的思想在马来社会行不通（不仅是马来社会，在华人社会，民政党及行动党的党纲先后收起“社会主义”字眼，证诸了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时尚，它的思潮在时代变动下，渐渐地变得模糊起来）。
(四十九)2005年─拿督翁诗杰（Datuk Ong Tee Keat）（1956-）
翁诗杰在2005年的马华党选中杀出重围，当选副主席，这是他卸下马青总团长后寻求更上一层楼，以当上票选副主席。在原不是A队人马，也不是十分明显的属B队人马的不明朗情势下，得以脱颖而出，有相当部份是靠个人形象逆流而上，当然也少不了马青团人员的支持。他也因此擦亮自己的政途。
1956年在吉隆出生的翁诗杰，由母亲一手带大。1981年毕业自马大机械工程系后，即参加马华。先是在私人界服务，而于1986年被委为劳工部长李金狮的政治秘书。在李金狮转任房屋暨地方政府部长时，他仍然当政治秘书到1990年止。
1989年刚巧原国会议员逝世而有了补选，国阵派出翁诗杰在安邦选区守土，但他面对的是原雪州州务大臣及后来的46精神党雪州主席哈仑的挑战。这是一场十分关键性的一仗，因为马哈迪的对手东姑拉沙里正组成46精神党，准备在大选时与国阵较量，因此国阵必须确保再赢回此席。尤其面对“政治巨人”哈仑挑战时，国阵更不能掉以轻心；虽然此区有相当多的马来选民，结果翁诗杰不仅挫了46精神党的锐气，也为自己的仕途拿下第一个驿站。
1991年，他被马华推荐担任国会下议院副议长，一直到1999年。
由于有了国会议员的光环，翁诗杰开始在党内建立其政治地位。从1990年开始，他历届都成功保住马青总秘书这个职位。在1999年时转战总团长又成功胜出。这样一来，已使到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再上一层楼。第一个副部长职是青年及体育部。
但是他的政途不是顺心顺意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渡过。2001年，当马华总会长林良实通过马华投资肾膀公司要收购《南洋报业控股》时，不仅是林亚礼等人反对，连翁诗杰也加入反对阵营。
在2001年5月30日马华中委会通过收购南洋报业时（林亚礼、蔡锐明、陈广才、翁诗杰等人共8位投下反对票）。
翁诗杰以马青总团长的名义决定在6月份召开马青特别代表大会，要代表们针对收购报业进行表态。这一举动无异是向林良实的权威挑战，自然有所反弹。支持当权派的以马青总秘书姚长禄为首，就与翁诗杰对着干。在反对和支持开特大的课题上纠缠不清。最后决定在6月23日举行，共有678名代表出席。在秘密投票下，以634票对25票通过反对收购南洋报业。特大同时也通过对总秘书姚长禄投下不信任票。
林良实为了反击翁诗杰这一招，也事先订好在6月24日召开马华特大，以寻求通过收购报业，用以抵销马青的议决，并把反对派的声音压下。这个备受注目的马华特大，结果以1176票对1017票通过支持中委会的议决。这意味着林良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争议就不因此完结。
因为林良实派的人马还要秋后算账，给翁诗杰施加了诸多的压力，双方闹成僵局，也给同年8月3日的马青代表大会带来了混乱的结局，被形容为马青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这场大会也是马青特大风波的伸延，又是涉及翁诗杰派与姚长禄派的斗争。
根据马青803项目调查小组的报告指出，当日的马青代表大会发生了骚乱。包括一系列的虚报炸弹，抢夺麦克风，抛丢椅子，混乱打斗等可耻事件，使马华上下蒙羞，而整个斗争的导火线缘自对报业的收购开始。
报告的结论说﹕“803事件不是意外，而是有一些人在大会之前预先计划，以分裂整个会议的进行。如果没有事先精心的策划，肯定总秘书不能利用提呈报告的环节，以煽动的语气和方法，鼓动代表的情结。”
因此报告建议“党中央必须采取公正无私的纪律行动，把这一小部份的滋事者严加惩罚，树立马华的威严。”
这份调查报告是由翁诗杰委任的5人小组所拟就的。这5人是主任廖仲莱(马青代总秘书)，秘书林圣财（法律局主任），委员是李丽友、林文忠及郑锦成。他们在8月25日发表有关调查报告。
不过调查归调查，就在803事件后，马华中央宣布涷结马青活动，并委任3人小组接管马青，为期一年之久。
虽然马青被涷结，但翁诗杰还是马青总团长，只是不能有活动，对付姚长禄事件也就没有下文。此时的翁诗杰，陷入了当权派的包围，政治前途笈笈可危。事缘803马青大会武斗事件后，翁诗杰说，“马青是在803武斗事件的目击证人受到恐吓后才了解到黑金渗透的严重性”（此乃指马青设立调查小组展开工作受到干扰）。他又说﹕“他们的网络无处不在，许多党员自此没有安全感。事件的变后发生可以总结的是，这场骚乱不是偶发性的，而是与黑金政治有关联的人策划的。”他还说已向警方报案，但没有下文。
一项有趣的发展是，马华妇女组主席黄燕燕发表声明说，“如果翁诗杰指马华存有黑金政治是为了揭发真相，就必须拥有“有勇无惧”的精神，直接指名道姓，揪出有关人士，为党除害。否则翁诗杰就是党的祸害，必须辞职以谢天下。”
马华总会长林良实也表态，“我已一再告诉他，必须把所指涉及黑金的领袖名字公布出来。现在他作出指责，却不肯点名的作法，无疑把每个人当成“街头斗士”。翁诗杰最好是遵守党章，依据党程序行事，否则他必须离开。当时候到来时，我们会讨论此事。”
林良实的下马威也导致雪州马青于2001年12月13日提出建议开除翁诗杰。
翁诗杰的回应是﹕“即使马华中委撤除其党籍，他也不会动摇其意志。”他说，“宁可夺其位，不可夺其志”。
整个情势的演变看来对翁诗杰至为不利，但也因为马华两大巨头（双林）的斗争方兴未艾，对付翁诗杰的行动始终未付诸实行。反而在2003年时，林良实与林亚礼一起辞卸党职。翁诗杰避过一场厄运，也保住了党官职。他战胜了林良实派施加的压力，也使他在党内的名气再升一级。
新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以中委会的名义发表了下列的声明﹕“（2003年5月31日）803事件是由于场面失控时高涨的情绪（有以致之），因此这项不幸事件绝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人。中委会今天决定，从此不再提也不要讨论803事件。”
争议告一段落后，意味着翁诗杰有惊无险，也得以在2004年参加大选。2005年当选马华副总会长，2006年内阁改组，他被调升为副高等教育部长。
就在2006年的时候，翁诗杰又成了新闻人物。他在9月7日麻坡发表谈话指出，“华小拨款被干扰。”此举触怒了教育部长希山慕汀，认为翁诗杰身为高教部长却越过界批评教育部的事情，有违内阁精神。
希山慕汀还说﹕“翁诗杰向来喜欢借题发挥逞英雄。”为了此事高教部长慕斯达法代翁诗杰向教长表示歉意。
虽然传媒大篇幅报导，也发表翁诗杰的反驳谈话，指说没说错误，道歉何来？
副首相纳吉则认为翁不要谈论议题的细节或论据，而是要记取内阁精神（不应该批评其它部门）的事务。
随后国安部要国内传媒停止炒作“干捞”事牛，一场争议不了了之，却给翁诗杰增加了政治筹码。
以翁诗杰的“独行夹”作风，却能在马华党内生存和向上爬，确实不简单的任务。这也显示了马华党内对弱势者抱有同情与支持的心态。翁诗杰抓住这个重点，往往突破困局，这也反映出马华的政治不再是一面倒，而是存有空间在进行明的或暗的争议。翁诗杰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的作风和思想说明他懂得在适当的时机出手和回应而不伤大局，又不伤及政途。比起许多人来，他是马华的一个异数。
1956年在吉隆出生的翁诗杰，由母亲一手带大。1981年毕业自马大机械工程系后，即参加马华。先是在私人界服务，而于1986年被委为劳工部长李金狮的政治秘书。在李金狮转任房屋暨地方政府部长时，他仍然当政治秘书到1990年止。
1989年刚巧原国会议员逝世而有了补选，国阵派出翁诗杰在安邦选区守土，但他面对的是原雪州州务大臣及后来的46精神党雪州主席哈仑的挑战。这是一场十分关键性的一仗，因为马哈迪的对手东姑拉沙里正组成46精神党，准备在大选时与国阵较量，因此国阵必须确保再赢回此席。尤其面对“政治巨人”哈仑挑战时，国阵更不能掉以轻心；虽然此区有相当多的马来选民，结果翁诗杰不仅挫了46精神党的锐气，也为自己的仕途拿下第一个驿站。
1991年，他被马华推荐担任国会下议院副议长，一直到1999年。
由于有了国会议员的光环，翁诗杰开始在党内建立其政治地位。从1990年开始，他历届都成功保住马青总秘书这个职位。在1999年时转战总团长又成功胜出。这样一来，已使到他有足够的政治资本再上一层楼。第一个副部长职是青年及体育部。
但是他的政途不是顺心顺意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渡过。2001年，当马华总会长林良实通过马华投资肾膀公司要收购《南洋报业控股》时，不仅是林亚礼等人反对，连翁诗杰也加入反对阵营。
在2001年5月30日马华中委会通过收购南洋报业时（林亚礼、蔡锐明、陈广才、翁诗杰等人共8位投下反对票）。
翁诗杰以马青总团长的名义决定在6月份召开马青特别代表大会，要代表们针对收购报业进行表态。这一举动无异是向林良实的权威挑战，自然有所反弹。支持当权派的以马青总秘书姚长禄为首，就与翁诗杰对着干。在反对和支持开特大的课题上纠缠不清。最后决定在6月23日举行，共有678名代表出席。在秘密投票下，以634票对25票通过反对收购南洋报业。特大同时也通过对总秘书姚长禄投下不信任票。
林良实为了反击翁诗杰这一招，也事先订好在6月24日召开马华特大，以寻求通过收购报业，用以抵销马青的议决，并把反对派的声音压下。这个备受注目的马华特大，结果以1176票对1017票通过支持中委会的议决。这意味着林良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争议就不因此完结。
因为林良实派的人马还要秋后算账，给翁诗杰施加了诸多的压力，双方闹成僵局，也给同年8月3日的马青代表大会带来了混乱的结局，被形容为马青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这场大会也是马青特大风波的伸延，又是涉及翁诗杰派与姚长禄派的斗争。
根据马青803项目调查小组的报告指出，当日的马青代表大会发生了骚乱。包括一系列的虚报炸弹，抢夺麦克风，抛丢椅子，混乱打斗等可耻事件，使马华上下蒙羞，而整个斗争的导火线缘自对报业的收购开始。
报告的结论说﹕“803事件不是意外，而是有一些人在大会之前预先计划，以分裂整个会议的进行。如果没有事先精心的策划，肯定总秘书不能利用提呈报告的环节，以煽动的语气和方法，鼓动代表的情结。”
因此报告建议“党中央必须采取公正无私的纪律行动，把这一小部份的滋事者严加惩罚，树立马华的威严。”
这份调查报告是由翁诗杰委任的5人小组所拟就的。这5人是主任廖仲莱(马青代总秘书)，秘书林圣财（法律局主任），委员是李丽友、林文忠及郑锦成。他们在8月25日发表有关调查报告。
不过调查归调查，就在803事件后，马华中央宣布涷结马青活动，并委任3人小组接管马青，为期一年之久。
虽然马青被涷结，但翁诗杰还是马青总团长，只是不能有活动，对付姚长禄事件也就没有下文。此时的翁诗杰，陷入了当权派的包围，政治前途笈笈可危。事缘803马青大会武斗事件后，翁诗杰说，“马青是在803武斗事件的目击证人受到恐吓后才了解到黑金渗透的严重性”（此乃指马青设立调查小组展开工作受到干扰）。他又说﹕“他们的网络无处不在，许多党员自此没有安全感。事件的变后发生可以总结的是，这场骚乱不是偶发性的，而是与黑金政治有关联的人策划的。”他还说已向警方报案，但没有下文。
一项有趣的发展是，马华妇女组主席黄燕燕发表声明说，“如果翁诗杰指马华存有黑金政治是为了揭发真相，就必须拥有“有勇无惧”的精神，直接指名道姓，揪出有关人士，为党除害。否则翁诗杰就是党的祸害，必须辞职以谢天下。”
马华总会长林良实也表态，“我已一再告诉他，必须把所指涉及黑金的领袖名字公布出来。现在他作出指责，却不肯点名的作法，无疑把每个人当成“街头斗士”。翁诗杰最好是遵守党章，依据党程序行事，否则他必须离开。当时候到来时，我们会讨论此事。”
林良实的下马威也导致雪州马青于2001年12月13日提出建议开除翁诗杰。
翁诗杰的回应是﹕“即使马华中委撤除其党籍，他也不会动摇其意志。”他说，“宁可夺其位，不可夺其志”。
整个情势的演变看来对翁诗杰至为不利，但也因为马华两大巨头（双林）的斗争方兴未艾，对付翁诗杰的行动始终未付诸实行。反而在2003年时，林良实与林亚礼一起辞卸党职。翁诗杰避过一场厄运，也保住了党官职。他战胜了林良实派施加的压力，也使他在党内的名气再升一级。
新任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以中委会的名义发表了下列的声明﹕“（2003年5月31日）803事件是由于场面失控时高涨的情绪（有以致之），因此这项不幸事件绝不能归咎于任何一人。中委会今天决定，从此不再提也不要讨论803事件。”
争议告一段落后，意味着翁诗杰有惊无险，也得以在2004年参加大选。2005年当选马华副总会长，2006年内阁改组，他被调升为副高等教育部长。
就在2006年的时候，翁诗杰又成了新闻人物。他在9月7日麻坡发表谈话指出，“华小拨款被干扰。”此举触怒了教育部长希山慕汀，认为翁诗杰身为高教部长却越过界批评教育部的事情，有违内阁精神。
希山慕汀还说﹕“翁诗杰向来喜欢借题发挥逞英雄。”为了此事高教部长慕斯达法代翁诗杰向教长表示歉意。
虽然传媒大篇幅报导，也发表翁诗杰的反驳谈话，指说没说错误，道歉何来？
副首相纳吉则认为翁不要谈论议题的细节或论据，而是要记取内阁精神（不应该批评其它部门）的事务。
随后国安部要国内传媒停止炒作“干捞”事牛，一场争议不了了之，却给翁诗杰增加了政治筹码。
以翁诗杰的“独行夹”作风，却能在马华党内生存和向上爬，确实不简单的任务。这也显示了马华党内对弱势者抱有同情与支持的心态。翁诗杰抓住这个重点，往往突破困局，这也反映出马华的政治不再是一面倒，而是存有空间在进行明的或暗的争议。翁诗杰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的作风和思想说明他懂得在适当的时机出手和回应而不伤大局，又不伤及政途。比起许多人来，他是马华的一个异数。
（五十）2006年──敦嘉化峇峇（Tun Abdul Ghabar bin Baba）（1925-2006）
政坛元老嘉化峇峇在2006年逝世，虽然他不曾攀上最高领导人的地位，但他的一生见证了两个时代的变迁（战前和战后），而他也是一位由始至终参与建国50年的少数政治精英。他一生至少做了三件对国家政治生态有很大影响的大事，因此独立50年的名人榜中，他应占有一席之位。
1925年出生于瓜拉庇朥的嘉化峇峇，少年丧失双亲，在15岁那年被迫辍学。在战前，他曾经加入左派的马来青年同盟，与布斯达曼是同一时期的人。
1942年他进入丹绒马林师训学员以训练成为一名合格校师。在战后的1946年，他加入左派的马来国民党(或马来民族党)，与布哈鲁丁(后来成为回教党主席），布斯达曼(后来成为人民党主席)及依萨(后来成为劳工党主席)是属于同一组织的青年。当此组织在1950年被查禁后，嘉化也就未再涉入左派运动。
这个时期（1949年）他是一名教师，直到1955年。
由于马来 国民党被禁，嘉化在1951年响应东姑阿都拉曼的号召，转入巫统成为党员。他因而成为巫统在马六甲的开拓人之一。
1955年他辞去教职代表巫统（联盟）参加普选胜出成为联合邦立法议员，成为联邦执行理会理事4年。
1959年独立后的大选，他参加马六甲的州议席胜出，被首相东姑委为马六甲州首席部长。他一直担任此职到
1967年卸职。翌年被委为上议员，出任不管部长。
1969年大选后，他被委为国家及乡村发展部长。1972年巫统改选，嘉化峇峇中选三位副主席之一（另两人是胡先翁及萨顿）。不过当副首相伊斯迈于1973逝世时，其留下的空缺（包括党署理主席）不是由嘉化补上，而是由胡先翁取代。当1974年国阵组成，他出任国阵总秘书，在大选胜利后，他被委为农业及乡村部长。
1975年党选，嘉化蝉联副主席。此时另外两名副主席是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
1976年敦拉萨逝世，胡先翁接任首相兼党主席，但他不选嘉化上位，而是选了马哈迪。这对年资较久的嘉化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辞卸部长职，以示“抗议”。胡先翁也随他而去，不过嘉化保留巫统副主席职。虽然没有官职，嘉化以其元老地位在党内拥有相当多的支持，以致他一直都当选副主席之一。
也许他有先见之明，由于学识不高，他并不追求更高的职位，例如当1981年马哈迪接胡先翁成为首相时，嘉化既不入阁也不攻打党署理主席，让慕沙希淡与东姑拉沙里争夺第二把交椅（必须注意的是1978年巫统党选时，除嘉化和东姑拉沙里是原任副主席外，另一位是慕沙希淡，因此后者有本钱攻打署理主席），结果慕沙取胜。当1984年东姑拉沙里再与慕沙争老二椅子外时，嘉化也是置身度外。
这个时期（1984年）马华刚好发生党争，闹得不可开交。梁维泮派与陈群川派各执一词。巫统对此很有意见，不愿看到党争没完没了。在马哈迪调解下，梁派收回开除陈派14人的行动，并希望两派寻找方案和解。可是还是未能平息争议。到了1985年时，两派人马各派三名代表，由嘉化充当主席，以便协调两派斗争（嘉化当时是以国阵秘书长身份，临时主政马华）有人戏称嘉化接管了马华而成了马华“总会长”。当然这不是嘉化的原意，但他确实拥有实权安排两派举行一场公平与干净的选举，以决胜负。在这个过程中，马华爆发的假党员事件也得到处理。
由于巫统的施压和嘉化的“坐阵”，两派都接受其方案，订于1985年11月24日的代表大会作个了断。当大会选出以陈群川为首的新领导层后，梁维泮接受失败。嘉化也功成身退，马华也因他的介入避免斗争再恶化下去。因为这样，马华后来的领导层，每年都不忘记为嘉化峇峇庆祝生日，以感谢他挽救了马华不再分裂下去。这是嘉化所作的第一件大事。
而他本身则在1986年转运。因为慕沙希淡与马哈迪交恶，辞卸副首相兼内政部长，但保留党署理主席。马哈迪便从副主席中挑出嘉化峇峇担任副首相。这是嘉化从政以来最大的荣誉。他也因此在1987年的党选中，与马哈迪组成A队，面对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的联手攻第一及第二把交椅。结果马哈迪和嘉化取胜（更在1990年大选，击退来势汹汹的东姑拉沙里的46党争权的挑战）。
身为副首相的嘉化在1987年（4月3日）党选后，又静悄悄地进行一次在后来“惊天动地”的大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85年2月，曾任《马来前锋报》记者，后来担任纳吉（彭州务大臣）新闻秘书的哈芝穆达尔前往泰南陶公府的马共营地与其妻舅阿布沙玛（也是马共中委）会面，建议通过华玲式和谈结束战争。但此建议一时未能被马共接受。
1987年，哈芝穆达尔又再来访马共营寨，马共经商议后，同意由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马共主席）以第十支队的名义写信给副首相嘉化峇峇。
阿都拉西迪和嘉化峇峇曾是马来国民党的党员，相互认识，也曾在1986年写信给嘉化，祝贺他出任副首相。
在1987年6月25日，阿都拉西迪通过慕达尔持交一封信给嘉化峇峇，信中指出同意会谈的意愿。
同年9月7日，嘉化峇峇复信表示同意会谈。于是在同年的10月1日，阿都拉西迪再致函嘉化峇峇，信中提及会谈的日期和地点在马共营地举行。在11月11日的时候，嘉化的复函提出会议地点应在城市地区，方便马政府人员参加。
就这样，在嘉化不动声色和巧妙的布局下，马共、泰国与马政府的三方第一轮会谈于1988年5月23日在合艾举行，而后有了第二轮在槟城举行（88年10月11日）及第三轮在合艾举行（88年10月22日）。
接着马共、泰方与马方进入了高级会谈，一共进行了5轮。从1989年2月2日到1989年11月2日终结。三方同意于1989年12月2日在合艾正式签署和议，结束马共长达41年的武装抗争，为马来西亚和平拉开新页。
在这方面，嘉化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他主导的前三轮的初级会谈，而高级会谈则由马哈迪首相拍板。
根据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录中，对嘉化的和解诚意赞扬有言。他也公布了他与嘉化来往信件的部分内容。
阿都拉西迪覆嘉化的信（1987年10月1日）中这样说：“我坚信，像您这样一个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一定会和我意念一样，认为应该在合理的条件下立即停止进行了40年之久的战争，以便更有利于我们的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建设。”
嘉化再次覆信（1987年11月7日）给阿都拉西迪：“我也同意您的看法，我们应该尽可能及快的立即停止这场战争。我国已经独立很久了，人民要充实这个独立，以便他们在过去殖民统治时代的生活得到改善。我深信现在正是我们在一起商讨如何结束这个战争的时候。”
在双方具有诚意下，嘉化峇峇为和平打开一扇大门。但他从来未公开提及此事。倒是从马共领袖的回忆录中才知晓原来幕后的功臣，嘉化居功厥伟。这就是嘉化所作的第二件大事，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气候。
在另一方面，马哈迪在1990年大选后，对沙巴州执政的团结党在大选时转投46精神党至为恼怒。在沙统慕斯打化（前沙巴州首席部长）穿针引线下，使巫统成功东渡东马沙巴，嘉化成为沙巴巫统的首任主席，署理主席是慕斯打化（他接着也解散了沙统，归顺巫统）。由于巫统的东进，在2003年州选时，拜林的团结党不及一个月因议员倒戈而下台，启开了巫统统治沙巴的时代。这是嘉化所作的第三件大事，他使巫统改变了沙巴的政治路线图。
虽然嘉化为巫统建功，但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1993年巫统党选，安华崛起，气走嘉化，在形势比人强下，嘉化退出政坛。1999年他不再参加大选，而是选择颐养天年。从此不问人间烟火。2006年4月24日他走完跌岩起伏的一生，终年81岁。
1925年出生于瓜拉庇朥的嘉化峇峇，少年丧失双亲，在15岁那年被迫辍学。在战前，他曾经加入左派的马来青年同盟，与布斯达曼是同一时期的人。
1942年他进入丹绒马林师训学员以训练成为一名合格校师。在战后的1946年，他加入左派的马来国民党(或马来民族党)，与布哈鲁丁(后来成为回教党主席），布斯达曼(后来成为人民党主席)及依萨(后来成为劳工党主席)是属于同一组织的青年。当此组织在1950年被查禁后，嘉化也就未再涉入左派运动。
这个时期（1949年）他是一名教师，直到1955年。
由于马来 国民党被禁，嘉化在1951年响应东姑阿都拉曼的号召，转入巫统成为党员。他因而成为巫统在马六甲的开拓人之一。
1955年他辞去教职代表巫统（联盟）参加普选胜出成为联合邦立法议员，成为联邦执行理会理事4年。
1959年独立后的大选，他参加马六甲的州议席胜出，被首相东姑委为马六甲州首席部长。他一直担任此职到
1967年卸职。翌年被委为上议员，出任不管部长。
1969年大选后，他被委为国家及乡村发展部长。1972年巫统改选，嘉化峇峇中选三位副主席之一（另两人是胡先翁及萨顿）。不过当副首相伊斯迈于1973逝世时，其留下的空缺（包括党署理主席）不是由嘉化补上，而是由胡先翁取代。当1974年国阵组成，他出任国阵总秘书，在大选胜利后，他被委为农业及乡村部长。
1975年党选，嘉化蝉联副主席。此时另外两名副主席是东姑拉沙里与马哈迪。
1976年敦拉萨逝世，胡先翁接任首相兼党主席，但他不选嘉化上位，而是选了马哈迪。这对年资较久的嘉化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辞卸部长职，以示“抗议”。胡先翁也随他而去，不过嘉化保留巫统副主席职。虽然没有官职，嘉化以其元老地位在党内拥有相当多的支持，以致他一直都当选副主席之一。
也许他有先见之明，由于学识不高，他并不追求更高的职位，例如当1981年马哈迪接胡先翁成为首相时，嘉化既不入阁也不攻打党署理主席，让慕沙希淡与东姑拉沙里争夺第二把交椅（必须注意的是1978年巫统党选时，除嘉化和东姑拉沙里是原任副主席外，另一位是慕沙希淡，因此后者有本钱攻打署理主席），结果慕沙取胜。当1984年东姑拉沙里再与慕沙争老二椅子外时，嘉化也是置身度外。
这个时期（1984年）马华刚好发生党争，闹得不可开交。梁维泮派与陈群川派各执一词。巫统对此很有意见，不愿看到党争没完没了。在马哈迪调解下，梁派收回开除陈派14人的行动，并希望两派寻找方案和解。可是还是未能平息争议。到了1985年时，两派人马各派三名代表，由嘉化充当主席，以便协调两派斗争（嘉化当时是以国阵秘书长身份，临时主政马华）有人戏称嘉化接管了马华而成了马华“总会长”。当然这不是嘉化的原意，但他确实拥有实权安排两派举行一场公平与干净的选举，以决胜负。在这个过程中，马华爆发的假党员事件也得到处理。
由于巫统的施压和嘉化的“坐阵”，两派都接受其方案，订于1985年11月24日的代表大会作个了断。当大会选出以陈群川为首的新领导层后，梁维泮接受失败。嘉化也功成身退，马华也因他的介入避免斗争再恶化下去。因为这样，马华后来的领导层，每年都不忘记为嘉化峇峇庆祝生日，以感谢他挽救了马华不再分裂下去。这是嘉化所作的第一件大事。
而他本身则在1986年转运。因为慕沙希淡与马哈迪交恶，辞卸副首相兼内政部长，但保留党署理主席。马哈迪便从副主席中挑出嘉化峇峇担任副首相。这是嘉化从政以来最大的荣誉。他也因此在1987年的党选中，与马哈迪组成A队，面对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的联手攻第一及第二把交椅。结果马哈迪和嘉化取胜（更在1990年大选，击退来势汹汹的东姑拉沙里的46党争权的挑战）。
身为副首相的嘉化在1987年（4月3日）党选后，又静悄悄地进行一次在后来“惊天动地”的大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85年2月，曾任《马来前锋报》记者，后来担任纳吉（彭州务大臣）新闻秘书的哈芝穆达尔前往泰南陶公府的马共营地与其妻舅阿布沙玛（也是马共中委）会面，建议通过华玲式和谈结束战争。但此建议一时未能被马共接受。
1987年，哈芝穆达尔又再来访马共营寨，马共经商议后，同意由阿都拉西迪（Abdullah C.D.）（马共主席）以第十支队的名义写信给副首相嘉化峇峇。
阿都拉西迪和嘉化峇峇曾是马来国民党的党员，相互认识，也曾在1986年写信给嘉化，祝贺他出任副首相。
在1987年6月25日，阿都拉西迪通过慕达尔持交一封信给嘉化峇峇，信中指出同意会谈的意愿。
同年9月7日，嘉化峇峇复信表示同意会谈。于是在同年的10月1日，阿都拉西迪再致函嘉化峇峇，信中提及会谈的日期和地点在马共营地举行。在11月11日的时候，嘉化的复函提出会议地点应在城市地区，方便马政府人员参加。
就这样，在嘉化不动声色和巧妙的布局下，马共、泰国与马政府的三方第一轮会谈于1988年5月23日在合艾举行，而后有了第二轮在槟城举行（88年10月11日）及第三轮在合艾举行（88年10月22日）。
接着马共、泰方与马方进入了高级会谈，一共进行了5轮。从1989年2月2日到1989年11月2日终结。三方同意于1989年12月2日在合艾正式签署和议，结束马共长达41年的武装抗争，为马来西亚和平拉开新页。
在这方面，嘉化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他主导的前三轮的初级会谈，而高级会谈则由马哈迪首相拍板。
根据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录中，对嘉化的和解诚意赞扬有言。他也公布了他与嘉化来往信件的部分内容。
阿都拉西迪覆嘉化的信（1987年10月1日）中这样说：“我坚信，像您这样一个爱国者和民主主义者，一定会和我意念一样，认为应该在合理的条件下立即停止进行了40年之久的战争，以便更有利于我们的国家、民族和宗教的建设。”
嘉化再次覆信（1987年11月7日）给阿都拉西迪：“我也同意您的看法，我们应该尽可能及快的立即停止这场战争。我国已经独立很久了，人民要充实这个独立，以便他们在过去殖民统治时代的生活得到改善。我深信现在正是我们在一起商讨如何结束这个战争的时候。”
在双方具有诚意下，嘉化峇峇为和平打开一扇大门。但他从来未公开提及此事。倒是从马共领袖的回忆录中才知晓原来幕后的功臣，嘉化居功厥伟。这就是嘉化所作的第二件大事，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气候。
在另一方面，马哈迪在1990年大选后，对沙巴州执政的团结党在大选时转投46精神党至为恼怒。在沙统慕斯打化（前沙巴州首席部长）穿针引线下，使巫统成功东渡东马沙巴，嘉化成为沙巴巫统的首任主席，署理主席是慕斯打化（他接着也解散了沙统，归顺巫统）。由于巫统的东进，在2003年州选时，拜林的团结党不及一个月因议员倒戈而下台，启开了巫统统治沙巴的时代。这是嘉化所作的第三件大事，他使巫统改变了沙巴的政治路线图。
虽然嘉化为巫统建功，但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1993年巫统党选，安华崛起，气走嘉化，在形势比人强下，嘉化退出政坛。1999年他不再参加大选，而是选择颐养天年。从此不问人间烟火。2006年4月24日他走完跌岩起伏的一生，终年81岁。
（五十一）2007年──林德宜博士（Dr. Lim Teck Ghee）（1944－）
2007年应该还是属于林德宜统领风骚的年代。他的经济研究报告和数据在这一年依然是热门的课题。原本名字未为人熟知的林德宜，竟像一颗引爆的炸弹，在马来西亚的天空燃烧起来，成为议论的课题。人们逐渐从他的言论中发现他的不平凡，因此2007年的风云人物他当之无愧，因为他的言论在马来西亚引起震荡，历久不息。
林德宜博士生于1944年的马六甲，小时家境贫寒。因1950年韩战大爆发，其父亲生意失败，结束鞋店生意，举家搬入简陋的小木屋居住。转行为文员，替人填写表格，收入有限。经常付不出30元的租金。
后来家境有所改善，林德宜也就顺利地完成学业。1966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两年后考取马大硕士学位。继后，在1971年考取澳洲国立大学博士学位。他的专长是历史、经济，偏重于研究各国扶贫计划，全球化与持续性发展。
在毕业后曾在理大执教过。1987年成为马大教授，也兼任其它大学的访问和教授，著作甚丰。
1994年到1999年，他是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部的扶贫与社会发展区域顾问；而在1999年至2005年，他转任华盛顿世界银行高级社会学家。
2006年他出任马来西亚“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公共策略中心”主任，也就是Asli旗下的一个单位。为了给第9大马计划提供意见，他在2006年2月提呈一份题为“企业股份分配：过往的趋势与未来的政策”报告书（Asli在2005年成立）。
报告提呈后，并没有任何反应，被看成一种意见的参考，但在2006年10月其报告中一个环节在报上曝光，内容指说土著拥的上市公司股权，早已超过新经济政策要追求的30%目标，甚至达到45%，结果引起哗然风波。
因为在第9大马计划报告中指说土著股权仍然维持在18.9%，尚未达致30%。这个数据与林德宜的数据相差甚远。首相阿都拉不同意Asli的数据，形容报告具误导性且不负责任。官方不能同意报告将政府关联公司（GLC）归类为土著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并非土著所有，其营收会直接进入国库造福人民。
巫统副主席慕尤汀（也是农业与农基工业部长）则形容报告为“垃圾”。他促请研究员收回报告，并认为“不准挑战政府的威信”。
根据各方分析指出，首相署经济策划组（EPU）与Asli报告书各有不同的计算法。EPU是以国内60万家公司的股权价值（Par Value）作出评估，得出土著股权维持在18.9%；而Asli是以市场价值（Market Value）的计算法，取1000间上市公司，也包括政府关联公司（GLC）列在土著公司作出分析，得出土著股权已超过30%。
此时身为Asli（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主席的米尔占马哈迪（马哈迪公子）为消除面对的压力在10月10日发表声明，宣布收回有关的研究报告，并宣布这份报告书未能“有力实证”土著占有股市约45%资产。他还说，这份报告早在二月间即提呈政府，但其中从未有得到任何回应。
林德宜不接受米尔占马哈迪的声明，也不赞成收回争议性报告。他说：“我无法赞同米尔占的声明，由于捍卫独立和不结盟的学术地位和正直，我遗憾地告知，我将在本月底（10月杪）辞去主任职位。”
他以辞职作为抗议，得到民间团体和反对党的支持和响应。
林德宜较后与另一位经济学者哥梅兹联合发表一份题为《公共策略研究中心企业股权研究的进一步声明》中认为使用股票面值的计算法不适当和有缺陷，建议采用评估公司真正价值（True Value Of Companies）的国际性基本商业会计概念来推算和分析，也要求首相成立一个独立专才小组来操作。相关的争议也在国会引起争辩，政府坚持其计算法。
到了2007年，首相阿都拉再作出了间接的回应。他在国会回答反对党时说政府希望在3年内达至30%土著股权的目标。换句话说，到了2010年，还有3年的时间来推进数据。
林德宜对此表示乐观，他相信很快达致。因此他又反过来指说这也无形中印证了较早前他提出的报告是正确的。他也希望首相使到真正贫穷的马来土著受惠，以营造一个团结的国家。
无疑的，林德宜因其报告而使他一夜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代表了一股思潮要求国家以新的思维面向全球化的挑战。因而大胆地提出了他的分析。
也许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份文字报告竟有如此的“震撼力”，难怪他服膺于“笔扫千军”的这一“至理名言”。
其实林德宜个人成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启开一条思路，让马来西亚各族人民认真看待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导向。这未尝不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
林德宜博士生于1944年的马六甲，小时家境贫寒。因1950年韩战大爆发，其父亲生意失败，结束鞋店生意，举家搬入简陋的小木屋居住。转行为文员，替人填写表格，收入有限。经常付不出30元的租金。
后来家境有所改善，林德宜也就顺利地完成学业。1966年毕业于马来亚大学。两年后考取马大硕士学位。继后，在1971年考取澳洲国立大学博士学位。他的专长是历史、经济，偏重于研究各国扶贫计划，全球化与持续性发展。
在毕业后曾在理大执教过。1987年成为马大教授，也兼任其它大学的访问和教授，著作甚丰。
1994年到1999年，他是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部的扶贫与社会发展区域顾问；而在1999年至2005年，他转任华盛顿世界银行高级社会学家。
2006年他出任马来西亚“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公共策略中心”主任，也就是Asli旗下的一个单位。为了给第9大马计划提供意见，他在2006年2月提呈一份题为“企业股份分配：过往的趋势与未来的政策”报告书（Asli在2005年成立）。
报告提呈后，并没有任何反应，被看成一种意见的参考，但在2006年10月其报告中一个环节在报上曝光，内容指说土著拥的上市公司股权，早已超过新经济政策要追求的30%目标，甚至达到45%，结果引起哗然风波。
因为在第9大马计划报告中指说土著股权仍然维持在18.9%，尚未达致30%。这个数据与林德宜的数据相差甚远。首相阿都拉不同意Asli的数据，形容报告具误导性且不负责任。官方不能同意报告将政府关联公司（GLC）归类为土著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并非土著所有，其营收会直接进入国库造福人民。
巫统副主席慕尤汀（也是农业与农基工业部长）则形容报告为“垃圾”。他促请研究员收回报告，并认为“不准挑战政府的威信”。
根据各方分析指出，首相署经济策划组（EPU）与Asli报告书各有不同的计算法。EPU是以国内60万家公司的股权价值（Par Value）作出评估，得出土著股权维持在18.9%；而Asli是以市场价值（Market Value）的计算法，取1000间上市公司，也包括政府关联公司（GLC）列在土著公司作出分析，得出土著股权已超过30%。
此时身为Asli（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院）主席的米尔占马哈迪（马哈迪公子）为消除面对的压力在10月10日发表声明，宣布收回有关的研究报告，并宣布这份报告书未能“有力实证”土著占有股市约45%资产。他还说，这份报告早在二月间即提呈政府，但其中从未有得到任何回应。
林德宜不接受米尔占马哈迪的声明，也不赞成收回争议性报告。他说：“我无法赞同米尔占的声明，由于捍卫独立和不结盟的学术地位和正直，我遗憾地告知，我将在本月底（10月杪）辞去主任职位。”
他以辞职作为抗议，得到民间团体和反对党的支持和响应。
林德宜较后与另一位经济学者哥梅兹联合发表一份题为《公共策略研究中心企业股权研究的进一步声明》中认为使用股票面值的计算法不适当和有缺陷，建议采用评估公司真正价值（True Value Of Companies）的国际性基本商业会计概念来推算和分析，也要求首相成立一个独立专才小组来操作。相关的争议也在国会引起争辩，政府坚持其计算法。
到了2007年，首相阿都拉再作出了间接的回应。他在国会回答反对党时说政府希望在3年内达至30%土著股权的目标。换句话说，到了2010年，还有3年的时间来推进数据。
林德宜对此表示乐观，他相信很快达致。因此他又反过来指说这也无形中印证了较早前他提出的报告是正确的。他也希望首相使到真正贫穷的马来土著受惠，以营造一个团结的国家。
无疑的，林德宜因其报告而使他一夜成名，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代表了一股思潮要求国家以新的思维面向全球化的挑战。因而大胆地提出了他的分析。
也许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一份文字报告竟有如此的“震撼力”，难怪他服膺于“笔扫千军”的这一“至理名言”。
其实林德宜个人成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经启开一条思路，让马来西亚各族人民认真看待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导向。这未尝不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
拿督謝詩堅碩士 考獲廈大文學博士
（檳城訊）韓江學院名譽院長拿督謝詩堅碩士經過三年的修研后終于成功通過論文答辯，考獲中國廈門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謝君的博士論文題目是：《中國革命文學影響下的馬華左翼文學（1926-1976）》，全文約三十萬言，被評為優秀論文之一，有關畢業典禮將在兩個月后舉行。
早年在新加坡南洋大學攻讀文學院歷史系的謝君，也先后考獲中國南京大學文學碩士（畢業論文是《“五四”以來中國新文學對馬華新文學的影響》及澳門科技大學工商管理（行政）碩士（畢業論文是《馬來西亞檳城州華人主導政權的研究》）。擁有雙碩士學位。
謝君也是當下著名時事評論作家，先后出版八本著作，包括《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演變》、《林蒼祐評傳》、《巫統政治風暴》、《柬埔寨的悲劇》及《血腥風暴──以巴千年恩怨》。在長達25年的新聞事業中，謝君先后擔任《星洲日報》、《星檳日報》及《聯合報集團》的記者、主筆、總編輯及社長，是一名資深報人。
過后投身教育行列，出任韓江華文學校（韓小、韓中及韓院）董事會總務兼任韓院名譽院長，有力地推動韓院成為遠近馳名大專院校。此外，在社團方面，謝君也是馬來西亞客聯會署理會長，檳州客屬公會會長，檳州中華總商會慈善委員會主席兼董事等職位，並在三年前受檳州元首封賜拿督勳銜。除了在文教事業有成外，謝君也是一名成功商人，目前是中國成葯葯酒中心有限公司及轄下公司的董事主席兼董事經理。
30.6.07
首相的“社会契约”论
首相阿都拉于6月29日在怡保主持霹雳中华工商总会百年纪念商展会开幕礼时说：“巫统必须服膺于一项契约，不会索取槟州首席部长职。这是国阵分享权力的概念，必须被维护和缔造国民团结。”
这是首相第一次公开表态，并形容为一项社会契约。他指出一名真诚的领袖是一位懂得忠于契约者。我们对于首相的承诺感到十分宽心，因为这也间接地表达了他尊重和重视历史形成的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局面。
但究竟什么是社会契约？有没有明文规定？这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提及倡议“社会契约论”的伟大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卢梭（1712－1778）。他在1762年发表了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主要论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源自于维护社会整体的力量。他说人们是向整个社会而不是向任何人转让自己的权利。因此国家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契约来保护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并反过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因此卢梭明确地指出，“社会契约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础“，而每个人在结合中自然要受到一定的约束。
就此看来，社会契约可以是有法律依据的，也可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传统的传承，但却必须建立在合法权威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合法权威是指权力的在握者运用其智慧和公平的施政来促成一个制度的完善和国家的稳定。这就牵涉到一些不可逆转的社会契约的原则是不可随意变动的。在卢梭看来，即使是微小的改动也会破坏整局。
阿都拉首相十分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表明他是社会契约论的忠实执行者；特别是对槟城州而言，他无意改变自独立以来就形成的政治格局。开创这个局面的是我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即使在1957年独立时，属于联盟的马华公会的州议员不是占大多数（14席中马华只占5席，另10位议员是委任的），东姑还是将首席部长职让给华人担任，除了历史因素外，另一个因素是以当时的人口统计，在57万人口中，华人占了57%。虽然往后华人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从来未改变继续由华人主导槟州政权，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阿都拉的言论正体现了历届首相忠于社会契约的实质精神。
尽管自1990年以来，就出现首席部长应改为巫统人士担任的论调，而最新的言论是提出“轮任职”，也改变政党（民政上台）参与执政但都不被阿都拉首相所接受。它的深明大义表现出他是全国人民的首相，不是单一族群的首相，而他的权利也是源自人民，必须要承担和接受建国以来的社会契约，不能有单元思维而改变立国根基。
事实上，所谓马来人在城市难以立足，马来人未享进步成果，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论调已是被政治化和种族化，缺乏数据争议，也与华人担任首席部长没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央集权下所推行的政策也在各州会面开展，不会因人而异。换句话说，在一个制度和同一政策下，保留槟州的华人主导权并未妨碍政策的落实和惠及各族群；反之，它反映了多元种族国家的权力分享特征，也反映了社会契约即使不是法律条文，却是缔造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约定俗成”的无形的共识，且已成为一个民主橱窗的“典范”。
这是首相第一次公开表态，并形容为一项社会契约。他指出一名真诚的领袖是一位懂得忠于契约者。我们对于首相的承诺感到十分宽心，因为这也间接地表达了他尊重和重视历史形成的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局面。
但究竟什么是社会契约？有没有明文规定？这是很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提及倡议“社会契约论”的伟大法国启蒙思想家和哲学家卢梭（1712－1778）。他在1762年发表了著名的“社会契约论”，主要论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障源自于维护社会整体的力量。他说人们是向整个社会而不是向任何人转让自己的权利。因此国家需要一种特殊的社会契约来保护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并反过来保障个人的权利。因此卢梭明确地指出，“社会契约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基础“，而每个人在结合中自然要受到一定的约束。
就此看来，社会契约可以是有法律依据的，也可以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传统的传承，但却必须建立在合法权威的基础之上。所谓的合法权威是指权力的在握者运用其智慧和公平的施政来促成一个制度的完善和国家的稳定。这就牵涉到一些不可逆转的社会契约的原则是不可随意变动的。在卢梭看来，即使是微小的改动也会破坏整局。
阿都拉首相十分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表明他是社会契约论的忠实执行者；特别是对槟城州而言，他无意改变自独立以来就形成的政治格局。开创这个局面的是我国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即使在1957年独立时，属于联盟的马华公会的州议员不是占大多数（14席中马华只占5席，另10位议员是委任的），东姑还是将首席部长职让给华人担任，除了历史因素外，另一个因素是以当时的人口统计，在57万人口中，华人占了57%。虽然往后华人人口比例有所下降，但从来未改变继续由华人主导槟州政权，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阿都拉的言论正体现了历届首相忠于社会契约的实质精神。
尽管自1990年以来，就出现首席部长应改为巫统人士担任的论调，而最新的言论是提出“轮任职”，也改变政党（民政上台）参与执政但都不被阿都拉首相所接受。它的深明大义表现出他是全国人民的首相，不是单一族群的首相，而他的权利也是源自人民，必须要承担和接受建国以来的社会契约，不能有单元思维而改变立国根基。
事实上，所谓马来人在城市难以立足，马来人未享进步成果，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论调已是被政治化和种族化，缺乏数据争议，也与华人担任首席部长没有直接的关系。在中央集权下所推行的政策也在各州会面开展，不会因人而异。换句话说，在一个制度和同一政策下，保留槟州的华人主导权并未妨碍政策的落实和惠及各族群；反之，它反映了多元种族国家的权力分享特征，也反映了社会契约即使不是法律条文，却是缔造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约定俗成”的无形的共识，且已成为一个民主橱窗的“典范”。
29.6.07
白开水的“战争”
这些个日子，从报章阅及“白开水战争”的新闻，心有感触。我说“战争”是因为白开水应不应该收费引发的“唇枪唇剑，好不热闹。
现在市面上闹得可不是水灾问题，也不是水荒的问题，而是咖啡店对白开水收费的问题。这本来不是大问题却因有人投诉变成大问题。站在消费人的立场，认为水是免费的，岂有收费的理由？但站在咖啡业者的立场，若白开水不收费，岂不是“开门做善事“？万一顾客要白开水不要其它饮料，老板又该如何应对？因此在权衡之下，这些年也流行白开水收费的事。
这道理也不难明白，市面上的所谓“矿泉水”（那里来这样多有矿物质的自然水源，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是卫生的，装进塑料瓶里，也就能变成有价值的东西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市面上售卖的白水，是从几角涨到一元或更多的。就因为市场上爱喝白水的人越来越多，白水也就登堂入室成为商品、与汽水、啤酒或饮料之类的并列，而且销量还蛮多呢！理由无他，人们总是认为与其喝那么多饮料，不如喝白开水来得健康。于是“为了健康”，“矿泉水”销路就是直线上升。
在这种情形下，咖啡店如果再提供免费白开水，也就被认为赶不上时代，没有生意头脑，因为白水已成为被市场接受的商品，因此也兴起收费来了。
在我看来，这样的收费，只要不太贵，应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我们买得起“矿泉水”，却不愿付咖啡店收白开水的费用呢？主要是我们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喝惯免费的白开水，也就认为收费是不合理的。
对于这个问题，争议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咖啡店改头换面，用塑料瓶提供顾客白开水而不是传统的咖啡杯，你一定会感觉不同，且认为付费是合理的。因为既然如同市场上的“矿泉水”，也就没有免费的了。因此如果咖啡店碰到抗议的顾客，倒可使出这招，将形象（通过包装）改变一下，人的观念也马上转变，也许不会有“抗议”了。这当然是多此一举，用杯盛的水和用塑料瓶盛水还不是一样是白开水？难道塑料瓶的水有营养和与白开水不同？
不过，我们也赞成收费应在合理之间。比如收三角到五角之间，视咖啡店的环境而定。就我所知，咖啡店也不鼓励顾客尽喝白开水，而是建议他们喝饮料。这就是说，白开水是顾客自己要的，也就不要存有免费的心理。除非顾客一群人已喝了许多饮料，再要杯白开水，咖啡店营业者自然不会伸手要钱。但没有规定也不行，最好规定一个最低收费，并视咖啡店的规模而定，也就不会有什么争议了。
其实，顾客还有一个心理是：上咖啡厅或冷气餐馆，通常是免费供应冷水，凭什么咖啡店没有冷气，又不够气派还要收白开水的钱？但他们忘记了，冷气的地方，一杯咖啡是几块钱的，一餐饭是几十块乃至上百元的，当然已把白开水或白冷水的钱算在里面，而咖啡店的小贩摊挡是租给别人的，若顾客不喝饮料，咖啡店是无法生存的，再者一杯咖啡乌也不过几角钱，自然也需要向白开水收费了。
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咖啡厅还不是很流行。有一天我进去喝了一杯咖啡（加奶的），大概是人民币15元。后来我再要一杯白开水，服务生说人民币5元。我非常不满，要求对方开发票写明白开水一杯5元。她问了老板不敢开，也就不收了。我认为不合理是因为已付了15元的咖啡钱，为何白开水又要5元了。我说合理的收费应是1元左右。我提起这件事，旨在说明收费不能离请，而不是说白开水是免费的。
现在马来西亚的咖啡店收白开水的钱，以合理价格当饮料收，都应接受也应乐意付给。贸消部在这方面“干预”收費也是不必要的。毕竟这是自由贸易市场。除非将白开水列为“统制品”，不然是有违市场经济原理的。同时贸消部要管的应该是更为重要的事，不要为这么的小事来“整”咖啡店的。让这场风波在“心甘情愿”下结束吧！
现在市面上闹得可不是水灾问题，也不是水荒的问题，而是咖啡店对白开水收费的问题。这本来不是大问题却因有人投诉变成大问题。站在消费人的立场，认为水是免费的，岂有收费的理由？但站在咖啡业者的立场，若白开水不收费，岂不是“开门做善事“？万一顾客要白开水不要其它饮料，老板又该如何应对？因此在权衡之下，这些年也流行白开水收费的事。
这道理也不难明白，市面上的所谓“矿泉水”（那里来这样多有矿物质的自然水源，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是卫生的，装进塑料瓶里，也就能变成有价值的东西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市面上售卖的白水，是从几角涨到一元或更多的。就因为市场上爱喝白水的人越来越多，白水也就登堂入室成为商品、与汽水、啤酒或饮料之类的并列，而且销量还蛮多呢！理由无他，人们总是认为与其喝那么多饮料，不如喝白开水来得健康。于是“为了健康”，“矿泉水”销路就是直线上升。
在这种情形下，咖啡店如果再提供免费白开水，也就被认为赶不上时代，没有生意头脑，因为白水已成为被市场接受的商品，因此也兴起收费来了。
在我看来，这样的收费，只要不太贵，应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我们买得起“矿泉水”，却不愿付咖啡店收白开水的费用呢？主要是我们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间，喝惯免费的白开水，也就认为收费是不合理的。
对于这个问题，争议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咖啡店改头换面，用塑料瓶提供顾客白开水而不是传统的咖啡杯，你一定会感觉不同，且认为付费是合理的。因为既然如同市场上的“矿泉水”，也就没有免费的了。因此如果咖啡店碰到抗议的顾客，倒可使出这招，将形象（通过包装）改变一下，人的观念也马上转变，也许不会有“抗议”了。这当然是多此一举，用杯盛的水和用塑料瓶盛水还不是一样是白开水？难道塑料瓶的水有营养和与白开水不同？
不过，我们也赞成收费应在合理之间。比如收三角到五角之间，视咖啡店的环境而定。就我所知，咖啡店也不鼓励顾客尽喝白开水，而是建议他们喝饮料。这就是说，白开水是顾客自己要的，也就不要存有免费的心理。除非顾客一群人已喝了许多饮料，再要杯白开水，咖啡店营业者自然不会伸手要钱。但没有规定也不行，最好规定一个最低收费，并视咖啡店的规模而定，也就不会有什么争议了。
其实，顾客还有一个心理是：上咖啡厅或冷气餐馆，通常是免费供应冷水，凭什么咖啡店没有冷气，又不够气派还要收白开水的钱？但他们忘记了，冷气的地方，一杯咖啡是几块钱的，一餐饭是几十块乃至上百元的，当然已把白开水或白冷水的钱算在里面，而咖啡店的小贩摊挡是租给别人的，若顾客不喝饮料，咖啡店是无法生存的，再者一杯咖啡乌也不过几角钱，自然也需要向白开水收费了。
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十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咖啡厅还不是很流行。有一天我进去喝了一杯咖啡（加奶的），大概是人民币15元。后来我再要一杯白开水，服务生说人民币5元。我非常不满，要求对方开发票写明白开水一杯5元。她问了老板不敢开，也就不收了。我认为不合理是因为已付了15元的咖啡钱，为何白开水又要5元了。我说合理的收费应是1元左右。我提起这件事，旨在说明收费不能离请，而不是说白开水是免费的。
现在马来西亚的咖啡店收白开水的钱，以合理价格当饮料收，都应接受也应乐意付给。贸消部在这方面“干预”收費也是不必要的。毕竟这是自由贸易市场。除非将白开水列为“统制品”，不然是有违市场经济原理的。同时贸消部要管的应该是更为重要的事，不要为这么的小事来“整”咖啡店的。让这场风波在“心甘情愿”下结束吧！
26.6.07
委任华裔出任副外交部长
国际社会都知道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知道这个国家的政府是由马来人所主导，但也有其它种族的议员出任内阁部长，因为执政的国阵，是由14个成员党组成，也就由出任首相的巫统主席分配阁员职务。
自从1957年独立以来，担任外交部长的就是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本人。他的外交政策是一面倒向西方，不与共产打交道。到了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0年上位时，他的外交政策转向不结盟国家，不再以西方马首是瞻。及后的继任者敦胡先翁及敦马哈迪乃至现任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都没有改变这一方针，而且还发扬光大与全世界建立联系，唯独以色列除外。
在马哈迪当任时，他还成功地使马来西亚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和国际回教大会的主席，并把这两项荣耀交给现任首相阿都拉接任。
虽然在东姑之后，历任首相都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但外交政策由首相拍板则是无庸置疑的。不过外交部长这个职务在国际交流频繁下，也变得较为独立的运作。印象最深的外交部长当数曾任外交部常任秘书长的加沙里沙菲依。这位职业外交官把外交部长职发挥得相当灵活，展现了马来西亚的外交风格。接下来出任外交部长比较为人所知的就是东姑阿末李道胡丁，阿都拉巴达威（现任首相）及目前的赛哈密，他是有“巫统雄狮”之称的赛惹化的公子。
不过自1957年建国以来，我国则不曾有过华裔议员担任过副外交部副部长，这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课题。倒是在1995年大选后，曾经出现一位非巫统人担任过副外交部长，他就是来自砂朥越的廖迈克杜耶。他是土著保守党副主席，是米兰努族人。在1999年大选后被扶正成为旅游部长。2004年大选后未再入阁。他在2006年才向外宣布已加入回教。
这就是说，廖迈克杜耶在担任副外长期间，他是一名非回教徒，但他有其专才（博士）和特质，被马哈迪委为副外交部长。如今他是否有机会成为下任的砂州首席部长则不得而知。
我们希望下届大选过后，华基政党能向首相进言，委任一名华裔出任副外交部长。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除了回教国家外，尚有许多是属于非回教国家，如美国、欧洲各国、苏联、中国、印度及日本等等，都是与马来西亚有密切的关系。若有一位合格的华裔也参与辅助外交事务，当会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如果华基政党能在内政部门取得突破（60初期马华谢添瑞曾出任副内长一个时期后，要延至80年代中期才见黄家定出任内政部政务次长而在90年提升为副内政部长。以后就有华裔副部长分配在此部门），那么交外部门安插一位华裔副部长应该是可以说情和争取的，以彰显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特质，并可籍此强化马来西亚的国际关系。
自从1957年独立以来，担任外交部长的就是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本人。他的外交政策是一面倒向西方，不与共产打交道。到了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0年上位时，他的外交政策转向不结盟国家，不再以西方马首是瞻。及后的继任者敦胡先翁及敦马哈迪乃至现任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都没有改变这一方针，而且还发扬光大与全世界建立联系，唯独以色列除外。
在马哈迪当任时，他还成功地使马来西亚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席和国际回教大会的主席，并把这两项荣耀交给现任首相阿都拉接任。
虽然在东姑之后，历任首相都不再兼任外交部长，但外交政策由首相拍板则是无庸置疑的。不过外交部长这个职务在国际交流频繁下，也变得较为独立的运作。印象最深的外交部长当数曾任外交部常任秘书长的加沙里沙菲依。这位职业外交官把外交部长职发挥得相当灵活，展现了马来西亚的外交风格。接下来出任外交部长比较为人所知的就是东姑阿末李道胡丁，阿都拉巴达威（现任首相）及目前的赛哈密，他是有“巫统雄狮”之称的赛惹化的公子。
不过自1957年建国以来，我国则不曾有过华裔议员担任过副外交部副部长，这是值得关注和探讨的课题。倒是在1995年大选后，曾经出现一位非巫统人担任过副外交部长，他就是来自砂朥越的廖迈克杜耶。他是土著保守党副主席，是米兰努族人。在1999年大选后被扶正成为旅游部长。2004年大选后未再入阁。他在2006年才向外宣布已加入回教。
这就是说，廖迈克杜耶在担任副外长期间，他是一名非回教徒，但他有其专才（博士）和特质，被马哈迪委为副外交部长。如今他是否有机会成为下任的砂州首席部长则不得而知。
我们希望下届大选过后，华基政党能向首相进言，委任一名华裔出任副外交部长。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除了回教国家外，尚有许多是属于非回教国家，如美国、欧洲各国、苏联、中国、印度及日本等等，都是与马来西亚有密切的关系。若有一位合格的华裔也参与辅助外交事务，当会取得相得益彰的效果。
如果华基政党能在内政部门取得突破（60初期马华谢添瑞曾出任副内长一个时期后，要延至80年代中期才见黄家定出任内政部政务次长而在90年提升为副内政部长。以后就有华裔副部长分配在此部门），那么交外部门安插一位华裔副部长应该是可以说情和争取的，以彰显马来西亚多元民族的特质，并可籍此强化马来西亚的国际关系。
25.6.07
实事求是看待反对党
民主政治的最高表现是通过投票让人民选出政府，而在这个过程中，允许组织政党也是民主不可或缺的要素。没有政党间的竞争，民主无从建立。换句话说，民主政治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多党共存又相互竞争。这样的一种政治制度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而后伸延到世界各地。马来西亚也不例外。
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马来西亚，在尚未独立时，已被英国引入民主选举。最早的选举是1951年在乔治市举行的市议会选举，它可以被视为正规选举的滥觞。接着在1952年又在吉隆坡举行市议会选举。这两场选举并没有在实质上有任何的改变，仍然是英国的参政司（各州都有一名参政司，代表钦差大臣执行任务）担任市议会的主席，不过它却让人民看到民主已在马来西亚滋长起来。因此它的重要义是确定人民有权利选出弋议士，而不全然是委任的。
比较大规模的全国性选举则是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普选。虽然也不是全部民选（共98席，其中52席选举，另46人是委任的，但执政党有权推荐5人出任委任议员）。参加的政党较有势力是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和东姑领导的联盟，其它政党只派象征式候选人。就英国构想，这两大政党势均力敌，必然会各有所获而产生两线制，英国则可以通过委任议员左右大局。讵料事与愿违，联盟竟是一面倒大胜，夺得了51席再加上委任的5席，就是56席，超过半数。 反对党只得回教党1席。拿督翁党一败涂地，教人跌破眼镜。由于那时英国已允许马来西亚走向自治，东姑阿都拉曼也就出任马来亚联合邦的首席部长。
这一次的选举对后来的政局起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其一，整个形势形成一党坐大（是三党联盟但以巫统为主导地位），促使英国不得不提早结束英殖民地统治（当然还有其它重要因素），让马来亚提早独立。就这样，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
其二，执政党居于绝对的优势开了头，造成独立以后的历届选举都是执政党取得超/过2/3的议席，反对党则不成气候，只能扮演辅助性的角色。唯一的例外是1969年的大选，执政的联盟未能取得3/2议席，但也保有60%的议席。这也不是两线制的雏型，因为在不久之后，联盟又编收反对党，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从此反对党只能在选举中力求保住原有的敌众的席位，未敢期望变天，只期望有所突破。
尽管如此，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选举（1963年后加入沙巴和砂拉越）也从来没有让反对党消失在政坛。即便在2004年执政党取得90%以上的胜利，反对党也还是拥有少量的议席。
反对党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这个民主机制的存在，不会形成一党专政。至少反对党议员仍有作为和有所发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反对党在议会内，这议会民主还有意义吗？
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在退休后也发出内心的话，认为反对党可以占有30%的议席，以让民主点亮马来西亚的政局。当然在他在位时，是不希望反对党势力坐大，以免对执政党 有太大的压力。不过不论那一届的领导人，都不曾也从来没说反对党是多余的。
令人费解的是，在不久前（5月份），巫青副团长凯里则扬言他的工作就是歼灭反对党。语气不但过重，也是不必要的，听来刺耳。
为什么要消灭反对党呢？如果没有了反对党，议会民主社会黯然失色。让反对党点燃民主议会的灯，不是很好吗？
再说，不论任何一届的国会选举，都不曾把反对党“杀个清光”。因此个人的主观愿望也要实事求是。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反对党的议会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也们也会珍惜民主得来不易。而且在执政党看来，反对党也不是一无可取，它们在监督和制衡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因此我们今日争辩的不是要不要反对党的议题。反之而是反对党应不应该壮大些，让议会充满争辩之声？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也不论我们的立场如何，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尊重民主，我们也得尊重反对党。这样的执政党才显得宽宏大量，所谓有容乃大才是政治人物应有的风度。
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的马来西亚，在尚未独立时，已被英国引入民主选举。最早的选举是1951年在乔治市举行的市议会选举，它可以被视为正规选举的滥觞。接着在1952年又在吉隆坡举行市议会选举。这两场选举并没有在实质上有任何的改变，仍然是英国的参政司（各州都有一名参政司，代表钦差大臣执行任务）担任市议会的主席，不过它却让人民看到民主已在马来西亚滋长起来。因此它的重要义是确定人民有权利选出弋议士，而不全然是委任的。
比较大规模的全国性选举则是在1955年举行的全国普选。虽然也不是全部民选（共98席，其中52席选举，另46人是委任的，但执政党有权推荐5人出任委任议员）。参加的政党较有势力是拿督翁领导的国家党和东姑领导的联盟，其它政党只派象征式候选人。就英国构想，这两大政党势均力敌，必然会各有所获而产生两线制，英国则可以通过委任议员左右大局。讵料事与愿违，联盟竟是一面倒大胜，夺得了51席再加上委任的5席，就是56席，超过半数。 反对党只得回教党1席。拿督翁党一败涂地，教人跌破眼镜。由于那时英国已允许马来西亚走向自治，东姑阿都拉曼也就出任马来亚联合邦的首席部长。
这一次的选举对后来的政局起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其一，整个形势形成一党坐大（是三党联盟但以巫统为主导地位），促使英国不得不提早结束英殖民地统治（当然还有其它重要因素），让马来亚提早独立。就这样，马来亚在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
其二，执政党居于绝对的优势开了头，造成独立以后的历届选举都是执政党取得超/过2/3的议席，反对党则不成气候，只能扮演辅助性的角色。唯一的例外是1969年的大选，执政的联盟未能取得3/2议席，但也保有60%的议席。这也不是两线制的雏型，因为在不久之后，联盟又编收反对党，形成压倒性的优势，从此反对党只能在选举中力求保住原有的敌众的席位，未敢期望变天，只期望有所突破。
尽管如此，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的选举（1963年后加入沙巴和砂拉越）也从来没有让反对党消失在政坛。即便在2004年执政党取得90%以上的胜利，反对党也还是拥有少量的议席。
反对党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这个民主机制的存在，不会形成一党专政。至少反对党议员仍有作为和有所发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反对党在议会内，这议会民主还有意义吗？
这也是为什么马哈迪在退休后也发出内心的话，认为反对党可以占有30%的议席，以让民主点亮马来西亚的政局。当然在他在位时，是不希望反对党势力坐大，以免对执政党 有太大的压力。不过不论那一届的领导人，都不曾也从来没说反对党是多余的。
令人费解的是，在不久前（5月份），巫青副团长凯里则扬言他的工作就是歼灭反对党。语气不但过重，也是不必要的，听来刺耳。
为什么要消灭反对党呢？如果没有了反对党，议会民主社会黯然失色。让反对党点燃民主议会的灯，不是很好吗？
再说，不论任何一届的国会选举，都不曾把反对党“杀个清光”。因此个人的主观愿望也要实事求是。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反对党的议会不是人民所愿意看到的。也们也会珍惜民主得来不易。而且在执政党看来，反对党也不是一无可取，它们在监督和制衡方面也有一定的作用。
因此我们今日争辩的不是要不要反对党的议题。反之而是反对党应不应该壮大些，让议会充满争辩之声？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也不论我们的立场如何，不争的事实是：如果我们尊重民主，我们也得尊重反对党。这样的执政党才显得宽宏大量，所谓有容乃大才是政治人物应有的风度。
22.6.07
布斯反共“宣言”的背后
美国总统布斯于本月十三日在华盛顿出席“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时形容“回教极端份子与共产主义一样杀人不眨眼。只要自由世界团结一致，这两者终将走入历史灰烬。”
布斯在今时今日发表这样的别有用心的谈话是含有高度的动机。他故意把这两者连串起来而不是一分为二看待今日的世界格局,显然是冲着中国而来。他避开了在2001年美国因两栋摩天大楼被撞毁时而掀起的反恐战争是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他转移了美国在打恐战争中陷入伊拉克的困境备受责难的视线。他更为他自己的失误和误判中东局势而推脱责任。他不敢正视现实，只好拿历史来做挡箭牌。
没有人否认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过激烈的交锋。一切起因于马克思（1818-1883，犹太人）著书立论揭发资本主义丑恶的一面的《资本论》（1867年），而后他又联合恩格斯提出了《共产党宣言》（1872年）。从此世界出现一个革命的学说和革命的政党，向资本主义国家宣战。但马克思在世时，他没能看见共产主义化为现实，直到1917年，在列宁（1870-1924）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罗斯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共产政权，及后附近的国家加入其中，组成苏维埃社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1939年德国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除了要称霸世界外，另一个目的是要打败苏联共产政权，结果逼得美国、英国与苏联合作，再加上中国的加盟，才在1945年澈底地打败德国纳粹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世界也因之有了和平并转入美苏两大国的冷战。因为它们瓜分了世界版图。
在战后，又从亚洲冒起一个共产政权，那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取得了胜利。于是世界版图又为之一变，形成东西方集团的既合作又斗争，只差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论是在斯大林（1879-1953）统治苏联时期（1924-1953）或毛泽东（1893-1976）当政下的中国（1949-1976）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民丧失生命，被认为是残酷和不能原谅的过失，但他们都不是因对外侵略的罪过。反之美国藉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进行了侵略战争（越战的深陷泥足，致诸多美军丧命战场即为一例），直到1975年在和谈桌上才“光荣的撤退”。
1990年苏联变天，叶利钦亲手“埋葬”了共产主义，转向西方民主看齐，冷战也就结束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再度崛起，扭转了不断革命和不断的阶级斗争的政策，并而提出“改革开放”，也是为了与西方接轨。90年代有了“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更进一步，有了今天的和平崛起，与全世界，包括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也与资本主义的体制挂钩，这点布斯是最清楚不过。
固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一道难以弥补的伤痛，但美国以“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 ”作为纪念碑的模型又是意所何指？尤其是台湾一直要从中国划分出去的时刻，又出现布斯与台湾驻美代表打交道，真是耐人寻味，应该不是反共这么简单。布斯也肯定知道今天的共产主义已不构成威胁，为什么还要将现实的恐怖份子的威胁与已成为“历史的共产威胁”相提并论？似乎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布斯在今时今日发表这样的别有用心的谈话是含有高度的动机。他故意把这两者连串起来而不是一分为二看待今日的世界格局,显然是冲着中国而来。他避开了在2001年美国因两栋摩天大楼被撞毁时而掀起的反恐战争是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他转移了美国在打恐战争中陷入伊拉克的困境备受责难的视线。他更为他自己的失误和误判中东局势而推脱责任。他不敢正视现实，只好拿历史来做挡箭牌。
没有人否认在历史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有过激烈的交锋。一切起因于马克思（1818-1883，犹太人）著书立论揭发资本主义丑恶的一面的《资本论》（1867年），而后他又联合恩格斯提出了《共产党宣言》（1872年）。从此世界出现一个革命的学说和革命的政党，向资本主义国家宣战。但马克思在世时，他没能看见共产主义化为现实，直到1917年，在列宁（1870-1924）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罗斯建立了世界第一个共产政权，及后附近的国家加入其中，组成苏维埃社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1939年德国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除了要称霸世界外，另一个目的是要打败苏联共产政权，结果逼得美国、英国与苏联合作，再加上中国的加盟，才在1945年澈底地打败德国纳粹政权和日本军国主义者。世界也因之有了和平并转入美苏两大国的冷战。因为它们瓜分了世界版图。
在战后，又从亚洲冒起一个共产政权，那就是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击败国民党取得了胜利。于是世界版图又为之一变，形成东西方集团的既合作又斗争，只差没有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不论是在斯大林（1879-1953）统治苏联时期（1924-1953）或毛泽东（1893-1976）当政下的中国（1949-1976）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民丧失生命，被认为是残酷和不能原谅的过失，但他们都不是因对外侵略的罪过。反之美国藉打着“替天行道”的大旗，进行了侵略战争（越战的深陷泥足，致诸多美军丧命战场即为一例），直到1975年在和谈桌上才“光荣的撤退”。
1990年苏联变天，叶利钦亲手“埋葬”了共产主义，转向西方民主看齐，冷战也就结束了。1976年毛泽东逝世，邓小平再度崛起，扭转了不断革命和不断的阶级斗争的政策，并而提出“改革开放”，也是为了与西方接轨。90年代有了“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更进一步，有了今天的和平崛起，与全世界，包括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也与资本主义的体制挂钩，这点布斯是最清楚不过。
固然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一道难以弥补的伤痛，但美国以“天安门广场的‘民主女神’ ”作为纪念碑的模型又是意所何指？尤其是台湾一直要从中国划分出去的时刻，又出现布斯与台湾驻美代表打交道，真是耐人寻味，应该不是反共这么简单。布斯也肯定知道今天的共产主义已不构成威胁，为什么还要将现实的恐怖份子的威胁与已成为“历史的共产威胁”相提并论？似乎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20.6.07
三个岛屿。三种命运
英国十七世纪开始向外扩张。它在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就是为了要打开海外的市场以建立殖民地。最先是在印度的孟加拉国海湾的加尔各答取得立足点，但目标是瞄向中国的贸易和资源。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英国随着葡萄牙与荷兰之后，加入角逐亚洲地盘的争夺战。
第一个被英国看中的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于是有了莱特在1786年占有了这个岛屿，并在1800年连威省也纳入它的殖民地。因由是通过印度洋再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过程，必须要有一个军事港口供军舰停泊和维修。就这样，槟城成了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后面向亚洲的第二个桥头堡。
但在这个时期，荷兰仍然控制着马六甲，英国只好把眼光盯在另一个岛屿上，那就是位于马六甲海峡尾端但却是通向中国必经之地的新加坡。
1819年，一位曾在槟榔屿总督华盖手下担任秘书后来又前往爪哇担任副总督的莱佛士有鉴于槟榔屿不具备成为优良军港（原本要将木蔻山发展成为军港，但条件不足而放弃），乃在这一年通过巧妙安排向柔佛苏丹取得新加坡控制权（正如莱特向吉打苏丹取得槟榔屿的割让权）。
莱佛士之所以离开爪哇和避开马六甲是因为那是荷兰人的势力范围。事实证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比槟榔屿优越，也适合建立军港。因此新加坡的发展速度也就加快起来，它成为英国在亚洲的第三个桥头堡。
可是这对有意获取马六甲海峡绝对控制权的英国来说，始终是有缺陷和遗憾的。趁着荷兰军力衰退，英国政府又布局以明古连港（在苏门答腊）与荷兰交换马六甲。这种“你占你的，我做我的”的战略安排也注定了英荷瓜分东南亚的势力范围。于是在1826年英国正式将槟榔屿、马六甲及新加坡纳入海峡殖民地（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性逐渐退减，而在1858年结束其角色，直接由英国政府掌管海外殖民地）。马六甲也就成了英国在亚洲的第四个桥头堡，但以马六甲海峡贯成一线，可以将后来成立的马来西亚统称为英国的第二个亚洲据点（因为在后来英国通过海峡殖民地控制了马来半岛的统治权；又在后来（1888年）从布洛克家族取得东马“沙砂”的控制权）。
当英国成功地把马六甲海据为已有后，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对准中国的领土香港。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强行使用坚船利炮迫使清廷在1842年割让香港而成为国英的最重要的打开中国之门的另一个桥头堡。如果没有马六甲海峡提供的方便与船道，英国是不可能顺利完成它征服亚洲一些领土的野心。香港对英国而言，确实太重要了，它成了英国在亚洲的第三个据点和第五个桥头堡。虽然是英国人一手塑造三个岛屿的历史，但到了今天，这三个岛屿又因政治因素归入了不同的国家，只留下英国人的“文化遗产”。如槟榔屿加入了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新加坡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而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英国也随着历史的改变又退回欧洲。三个岛屿，三种不同的命运。历史的转变也显现不是由英国的主观愿望和一厢情愿所主导的。
第一个被英国看中的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于是有了莱特在1786年占有了这个岛屿，并在1800年连威省也纳入它的殖民地。因由是通过印度洋再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太平洋的过程，必须要有一个军事港口供军舰停泊和维修。就这样，槟城成了英国工业革命成功后面向亚洲的第二个桥头堡。
但在这个时期，荷兰仍然控制着马六甲，英国只好把眼光盯在另一个岛屿上，那就是位于马六甲海峡尾端但却是通向中国必经之地的新加坡。
1819年，一位曾在槟榔屿总督华盖手下担任秘书后来又前往爪哇担任副总督的莱佛士有鉴于槟榔屿不具备成为优良军港（原本要将木蔻山发展成为军港，但条件不足而放弃），乃在这一年通过巧妙安排向柔佛苏丹取得新加坡控制权（正如莱特向吉打苏丹取得槟榔屿的割让权）。
莱佛士之所以离开爪哇和避开马六甲是因为那是荷兰人的势力范围。事实证明新加坡的地理位置比槟榔屿优越，也适合建立军港。因此新加坡的发展速度也就加快起来，它成为英国在亚洲的第三个桥头堡。
可是这对有意获取马六甲海峡绝对控制权的英国来说，始终是有缺陷和遗憾的。趁着荷兰军力衰退，英国政府又布局以明古连港（在苏门答腊）与荷兰交换马六甲。这种“你占你的，我做我的”的战略安排也注定了英荷瓜分东南亚的势力范围。于是在1826年英国正式将槟榔屿、马六甲及新加坡纳入海峡殖民地（东印度公司的重要性逐渐退减，而在1858年结束其角色，直接由英国政府掌管海外殖民地）。马六甲也就成了英国在亚洲的第四个桥头堡，但以马六甲海峡贯成一线，可以将后来成立的马来西亚统称为英国的第二个亚洲据点（因为在后来英国通过海峡殖民地控制了马来半岛的统治权；又在后来（1888年）从布洛克家族取得东马“沙砂”的控制权）。
当英国成功地把马六甲海据为已有后，它的下一个目标是对准中国的领土香港。于是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强行使用坚船利炮迫使清廷在1842年割让香港而成为国英的最重要的打开中国之门的另一个桥头堡。如果没有马六甲海峡提供的方便与船道，英国是不可能顺利完成它征服亚洲一些领土的野心。香港对英国而言，确实太重要了，它成了英国在亚洲的第三个据点和第五个桥头堡。虽然是英国人一手塑造三个岛屿的历史，但到了今天，这三个岛屿又因政治因素归入了不同的国家，只留下英国人的“文化遗产”。如槟榔屿加入了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新加坡在1965年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而香港在1997年回归中国。英国也随着历史的改变又退回欧洲。三个岛屿，三种不同的命运。历史的转变也显现不是由英国的主观愿望和一厢情愿所主导的。
18.6.07
李学德“道士装”的争议？
我阅读骆福汉斥李学德“穿道士装”扮“道士”参加马华丹绒区会代表大会“不成体统”的新闻后，发出内心的微笑，我把它当笑话来消化这则新闻。
但消化过后，又仔细想一下，这也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问题，因此我也用笑话的方式来和李学德“研究研究”（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把它讽刺成“烟酒烟酒”。有烟有酒自然可以研究研究了）。
首先我要先说李学德这个人，因为他这些日子来已形成“李学德现象”，在当选议员当中，除了他应该尚无第二人。
这位早年在韩中毕业的学生，年轻时有股热情和激情，参加学生运动，俨然是“左仔一个”。这是他的第一个身份。因此他曾经为他的理想被扣留吃咖哩饭。年轻人火热朝天的日子在事后也慢慢地溶在“冰块”中，再也不那么“敢冲敢撞”了。那种浪尖逐梦的时代已越来越模糊了。
后来李学德跑去读中医，又摇身一变成为一名中医师，为人把脉诊病成为他的“专业”。又后来他又搞直销生意，既是中医又是商人，日子总算熬过来了。这又是他的第二个身份。
我是怎么算也算不到他竟会从另外一个角落，从石头中钻了出来，又摇身一变成为冠有YB的州议员。这是他的第三个身份，他的时来运转说明了两件事﹕
他的思想已经改变，不再是“街头斗士”，而是参加了马华公会。也因为这样，他才有机会请缨上阵。
马华党员多到你随便拿一粒小石头往人群丢，也会击中马华的人。换句话说，这么多人什么时候轮到李学德上位？
原来在1990年大选时，马华在槟州全军覆没。最难缠的是彭加兰哥打（以前称为丹绒南区），它已被执政党标签为最黑最黑的区，放什么人竞选都是徒劳无功的。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1980年因为崔耀才（前劳工党市长）逝世，才有了马华林建寿用九牛二虎之力首次攻陷黑区（恰巧林建寿也是左派劳工党的领袖，有了一些左的资本）。但不幸的在1982年大选他又栽筋斗了。可见这个“黑区”让执政党人望而生畏。
正是因为大家对90年的“翻船”心有余悸，马华有志之士避之则吉，才轮到李学德这位“前左仔”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在1995年下阵。
真没想到，竟然让他跑了出来。这时不是李学德“儍”，而是看走了眼的人“儍”；尤其是那些犹疑不决，不敢成为“黑区”候选人的人。
这一下子，李学德不再是普通的人，而是人民的代议士，做起官来了。当然这个官是没有实权的，只能成为“街头议员”，巡巡沟渠，看看屋破，再不然是面对街灯失灵，靠月亮带路。若是有气无处泄，转骂市议会会员，天天有的骂，当地居民或者有人替他们出气了，乐开了怀。
就这样，李学德抬出了他的招牌菜“红龟六粒”，用福建话来念就是“安居乐业”。他搞的这个噱头，倒沁入人心，为他取的无数选票。
大概因为是中医出身，他把打“手脉”打到人的“心脉”去，也就一路通把人的全身上下的脉络打通了。他成为他的选区的“最佳公关”（公关在卡拉OK陪唱，李学德则在街头巷尾陪唱，喝采声不绝）。
说起这一路通，马上令人想起日落洞的高速大道。李学德也操心操到他去中国“取经”，居然在中国买了一套风水装，又挂上大串铢，又拿起罗盘，俨然摇身一变成“风水师”。在人们的眼中，又像是道士扮相。李学德的“佛道不分”真是让我们又看傻了眼。希望这不是第四变。
虽然我们知道，彭加兰哥打区是全马最多神庙的选区，大大小小两三百间。李学德的“入乡随俗”也当然与善男信女更加贴心。但我们的李学德应该更加知道他是人民代议士，不是“道士”，也不是“风水师”。他要起“启迪民智”，带计算机和科技给人民，而不是拿罗盘来改变人的命运。若罗盘神力无边，就不需要选议员来为民服务了。
因此李学德的这个动作太夸张了。日落洞大道有问题可请三美威鲁来视察和改善，不是用罗盘来改运或改道的。
还有马华即便只是开区会，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也是欠妥的。不论是被解释成唐装或道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什么场合？
我相信李学德所作所为并无恶意，而是出于善意或本意来搞一些噱头，因此也不必太过惊讶他的“惊世之作”。骆福汉的批评也并非无的放矢，火气是大了一些，但这与妒嫉是否有关，我也搞不清楚。
总之，经此小风波，李学德自然懂得什么事让人养眼，什么事让人不顺眼。不顺眼的事少做也无妨。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要让选民看到他的言行顺眼，这才是不倒的保证。不知我的朋友李学德意下如何（哦，我倒忘了他已被封口，自然是哑巴吃黄莲，有理说不清）？
但消化过后，又仔细想一下，这也是关系到社会风气的大问题，因此我也用笑话的方式来和李学德“研究研究”（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把它讽刺成“烟酒烟酒”。有烟有酒自然可以研究研究了）。
首先我要先说李学德这个人，因为他这些日子来已形成“李学德现象”，在当选议员当中，除了他应该尚无第二人。
这位早年在韩中毕业的学生，年轻时有股热情和激情，参加学生运动，俨然是“左仔一个”。这是他的第一个身份。因此他曾经为他的理想被扣留吃咖哩饭。年轻人火热朝天的日子在事后也慢慢地溶在“冰块”中，再也不那么“敢冲敢撞”了。那种浪尖逐梦的时代已越来越模糊了。
后来李学德跑去读中医，又摇身一变成为一名中医师，为人把脉诊病成为他的“专业”。又后来他又搞直销生意，既是中医又是商人，日子总算熬过来了。这又是他的第二个身份。
我是怎么算也算不到他竟会从另外一个角落，从石头中钻了出来，又摇身一变成为冠有YB的州议员。这是他的第三个身份，他的时来运转说明了两件事﹕
他的思想已经改变，不再是“街头斗士”，而是参加了马华公会。也因为这样，他才有机会请缨上阵。
马华党员多到你随便拿一粒小石头往人群丢，也会击中马华的人。换句话说，这么多人什么时候轮到李学德上位？
原来在1990年大选时，马华在槟州全军覆没。最难缠的是彭加兰哥打（以前称为丹绒南区），它已被执政党标签为最黑最黑的区，放什么人竞选都是徒劳无功的。
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1980年因为崔耀才（前劳工党市长）逝世，才有了马华林建寿用九牛二虎之力首次攻陷黑区（恰巧林建寿也是左派劳工党的领袖，有了一些左的资本）。但不幸的在1982年大选他又栽筋斗了。可见这个“黑区”让执政党人望而生畏。
正是因为大家对90年的“翻船”心有余悸，马华有志之士避之则吉，才轮到李学德这位“前左仔”以初生之犊不怕虎的精神在1995年下阵。
真没想到，竟然让他跑了出来。这时不是李学德“儍”，而是看走了眼的人“儍”；尤其是那些犹疑不决，不敢成为“黑区”候选人的人。
这一下子，李学德不再是普通的人，而是人民的代议士，做起官来了。当然这个官是没有实权的，只能成为“街头议员”，巡巡沟渠，看看屋破，再不然是面对街灯失灵，靠月亮带路。若是有气无处泄，转骂市议会会员，天天有的骂，当地居民或者有人替他们出气了，乐开了怀。
就这样，李学德抬出了他的招牌菜“红龟六粒”，用福建话来念就是“安居乐业”。他搞的这个噱头，倒沁入人心，为他取的无数选票。
大概因为是中医出身，他把打“手脉”打到人的“心脉”去，也就一路通把人的全身上下的脉络打通了。他成为他的选区的“最佳公关”（公关在卡拉OK陪唱，李学德则在街头巷尾陪唱，喝采声不绝）。
说起这一路通，马上令人想起日落洞的高速大道。李学德也操心操到他去中国“取经”，居然在中国买了一套风水装，又挂上大串铢，又拿起罗盘，俨然摇身一变成“风水师”。在人们的眼中，又像是道士扮相。李学德的“佛道不分”真是让我们又看傻了眼。希望这不是第四变。
虽然我们知道，彭加兰哥打区是全马最多神庙的选区，大大小小两三百间。李学德的“入乡随俗”也当然与善男信女更加贴心。但我们的李学德应该更加知道他是人民代议士，不是“道士”，也不是“风水师”。他要起“启迪民智”，带计算机和科技给人民，而不是拿罗盘来改变人的命运。若罗盘神力无边，就不需要选议员来为民服务了。
因此李学德的这个动作太夸张了。日落洞大道有问题可请三美威鲁来视察和改善，不是用罗盘来改运或改道的。
还有马华即便只是开区会，穿着与众不同的服装也是欠妥的。不论是被解释成唐装或道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什么场合？
我相信李学德所作所为并无恶意，而是出于善意或本意来搞一些噱头，因此也不必太过惊讶他的“惊世之作”。骆福汉的批评也并非无的放矢，火气是大了一些，但这与妒嫉是否有关，我也搞不清楚。
总之，经此小风波，李学德自然懂得什么事让人养眼，什么事让人不顺眼。不顺眼的事少做也无妨。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要让选民看到他的言行顺眼，这才是不倒的保证。不知我的朋友李学德意下如何（哦，我倒忘了他已被封口，自然是哑巴吃黄莲，有理说不清）？
15.6.07
50年华文教育走向
韩江学院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江闻川在第六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马来西亚区脱颖而出，赢得华人组冠军。他将在8月飞往长春参加总决赛，希望他再载誉而归。
为了庆贺他的成功，我们发动全体中文系师生为他办一个庆功宴，表扬他为韩院增光。
类似这样的比赛也只是在千禧年后才开展的，这在过去不但没有，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也说明了在短短的30年内，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华语华文已经登上世界舞台，无处不在又无处不学，足见中文的魅力已因中国的崛起成为耀眼夺目的一种国际用语。假以时日，它必能与英文英语在国际上齐驱齐驾。
从华语华文的崛起，它也让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独立50年来华文教育在风浪中成长，也经历了无数个挑战。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要有华文教育的存在，才有华语华文的流行，才有华文报刊及华文书藉的出版。没有了华文教育，华文也就失去了根而经受不起时代的考验。
就马来西亚而言，根据我的观察，回顾50年来的华文教育风雨路，不难发现它处于5个阶段的转变，很值得我们从历史中看华校的命运。我将它分划如下﹕
(一)六十年代是华校抗争的年代，因政策之改变，华校分成国民型与独立两大类。林连玉在抗争中用公民权付出了代价；独立中学也在那个年代成为华教的一面旗帜。
(二)七十年代是独中振兴的年代。胡万铎领导霹雳董联会把九间摇摇欲坠的独中起死回生，并让华社看到独中存在的重要性。
(三)八十年代是华教求存的年代。在林晃升、沈慕羽领导下，解决了三M带来变质华小的危机；复又发生派不谙华语华文教师担任华小高职的风波，华教人士也因此在“茅草行动”中付出代价。
(四)九十年代是华教发展的年代，在教育开放下，学院相继成立，即南方、新纪元与韩江，成为弥补“独大”在80年代抗争失败的安慰。
(五)千禧年后，华教取得了突破，成为与世界接轨的一环，华语华文成为“市场语言”，不再被视为“革命的语言”。
综观而言，董教总在维护华教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教育部长与它对话是合时也是恰当的，以了解华教当今面对的诸多问题和悬而未解的课题，进而彰显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特征，而成为其它国家的典范之一。例如最近又发生如1989年的委派不谙华语老师到华小的争议，显现问题又再轮转，必须要加以正视，以安华社之心。毕竟因隔阂而误解，因交流而理解，这才是教育的大方向，而且也符合世界的大潮流。这与政府鼓励及提倡马来西亚文的普及并无冲突。
为了庆贺他的成功，我们发动全体中文系师生为他办一个庆功宴，表扬他为韩院增光。
类似这样的比赛也只是在千禧年后才开展的，这在过去不但没有，也是不可想象的。这也说明了在短短的30年内，世界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而华语华文已经登上世界舞台，无处不在又无处不学，足见中文的魅力已因中国的崛起成为耀眼夺目的一种国际用语。假以时日，它必能与英文英语在国际上齐驱齐驾。
从华语华文的崛起，它也让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独立50年来华文教育在风浪中成长，也经历了无数个挑战。其实这两者之间是息息相关的，要有华文教育的存在，才有华语华文的流行，才有华文报刊及华文书藉的出版。没有了华文教育，华文也就失去了根而经受不起时代的考验。
就马来西亚而言，根据我的观察，回顾50年来的华文教育风雨路，不难发现它处于5个阶段的转变，很值得我们从历史中看华校的命运。我将它分划如下﹕
(一)六十年代是华校抗争的年代，因政策之改变，华校分成国民型与独立两大类。林连玉在抗争中用公民权付出了代价；独立中学也在那个年代成为华教的一面旗帜。
(二)七十年代是独中振兴的年代。胡万铎领导霹雳董联会把九间摇摇欲坠的独中起死回生，并让华社看到独中存在的重要性。
(三)八十年代是华教求存的年代。在林晃升、沈慕羽领导下，解决了三M带来变质华小的危机；复又发生派不谙华语华文教师担任华小高职的风波，华教人士也因此在“茅草行动”中付出代价。
(四)九十年代是华教发展的年代，在教育开放下，学院相继成立，即南方、新纪元与韩江，成为弥补“独大”在80年代抗争失败的安慰。
(五)千禧年后，华教取得了突破，成为与世界接轨的一环，华语华文成为“市场语言”，不再被视为“革命的语言”。
综观而言，董教总在维护华教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教育部长与它对话是合时也是恰当的，以了解华教当今面对的诸多问题和悬而未解的课题，进而彰显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特征，而成为其它国家的典范之一。例如最近又发生如1989年的委派不谙华语老师到华小的争议，显现问题又再轮转，必须要加以正视，以安华社之心。毕竟因隔阂而误解，因交流而理解，这才是教育的大方向，而且也符合世界的大潮流。这与政府鼓励及提倡马来西亚文的普及并无冲突。
11.6.07
“一级棒首长”的评议
最近，《光明日报》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讲座，题目是《我们要一级棒首长》，邀请了4个政党的党政人士参加，很值得我们玩味与关注。
1. 首先我们要理解和确定的是：什么是一级棒的首长？那就是我们要产生一位被多数人认可的优质首席部长。为什么只说首席部长而不是其它的首长或部长？大概这个职位一向属于华人担任，由华人社会来谈就不觉得敏感。至于其它职位，也轮不到“华社”评头品足。
我们先设立这个推论勉强可以成立，于是又落回现实的层面，那就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当首席部长的。它只是一个职位，而这个职位又是政党之间所争夺的，因此由政党代表来说，也算是合适的。但问题是他们该如何给“一级棒”下定义？
因为首席部长是人不是神，“一级棒”的意思是最佳最好的，也只有从政党中产生。这就要考考党政代表人的智慧，用什么角度来演绎这个课题。
2. 因此我们又落到第二个层面，即政党的“代表”所言所论，不管是所谓的代表“个人”或代表“政党”，他们其实已被标签代表所属的政党在发言，不能说与党无关。若是与党无关，也就失去身份和价值，因为任何人都可畅所欲言（包括在咖啡店高谈阔论，也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代表“身份”，才被邀来表达意见。他们的作用和价值就是引导人民去思考去分析乃至去了解其中的奥秘和其利害关系。在这个课题上也有必要牵扯整个国家制度。
3. 于是我们就需要从整个国家体制来论析首席部长的“职权”和其所能及所应扮演的角色。
马来西亚的中央集权制从独立以来就沿用英国留下的政制，几乎所有的权力都由中央来掌控，而各州剩下的权力（即使不多）也有宪法的规定。至于宪法没有规定的，就是通过州与中央的协调来运作。
由于州的权力尚留有一些空间（虽然不大），也就有了州政权之争。因此所谓“一级棒”的首长就是他如何运用其高度智慧来推动州的发展和在与中央协调下，取得较大和较多的拨款来造福人民。
在这方面，即便州政权出现与中央政权不同的政党执政，它们也是在宪法的框架内“讨价还价”，当然不能越逾其权限。
这里有两个实例显现了中央权力大过天：其一是1966年，由于砂州首席部长宁甘与中央对峙，未能协调此彼的对立，也就有了通过紧急法令干预州的事务和对首席部长的“撤职”，引起宪制危机。最后则以中央占上风而结束争议。虽然它们同属联盟成员（当时尚未有国阵组织）。
其二，在1977年时，回教党也是国阵成员之一，因其执政的吉兰丹州的决定与中央意旨起对峙又引起骚乱，导致中央通过紧急法令接管丹州政权。后来也制定回教党离开国阵。在改选后。回教党败落，改由巫统主导州政权一个时期。
这就是说。任何州的首席部长，不论是执政党人或反对党人担任。他都有其局限性和面对诸多压力，关键是他如何能巧妙地在‘同与不同间’争取到有关州的稳定和发展。政治斗争不是成天吵架的，尤其是居执政的一方，更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换句话说在“党性”与“民性”之间要有所折衷，不能因“党性”牺牲“民性”，但也不能因“民性”完全失去“党性”。两者之间是要靠有斗争艺术有高智慧的首席部长来运筹帷幄，以达致一个较为平衡的局面。
4. 从这样看来，任何政党都不会把“党性”完全牺牲掉。一个没有“党性”的政党，其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我们需要每个政党在推出候选人时，除了才智之外，要能把握他的“党性”（对党的理念的坚持）有多深。如果我们存有公务员的心态来审视“首席部长”应该这样又应该那样，也会掉进一个自我约束的框框，看不到政治人物跳出“公务员心态”的重要性。
其实，今天我们所要的是政治人物来统领槟州，而不是由公务员来领导槟州。因此我们可以给党下一些压力，必须要挑出一个好的阵容来；相同的政党为了取信于民，也要挑出一个为民所接受的排阵。
5. 到了最后的一个关键是我们还要不要华裔当首席长？不要出现“无种族论”的高调（本来这是一个较为符合多元社会的需要，但不现实），因为我们如果提出更高职位也不要“种族论”，我们现实吗？若强求不来，为何不保住这最后一根稻草。若是连这根稻草也没了，我们能以什么来补偿所失去的呢？谈大道理我们都懂，但大道理底下有很多说不清的小道理才是值得重视的。这也是我们认为政党在这方面应有“党性”而不能忘记维护一个传统的使命。唯有把这样的意志凝结起来，则政党之间的斗争就不会迷失其中。我相信座谈会所要带出的意义是：人民心目中的首席部长是怎样的；而这又是源自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应以维护华人主导政权为基调）给人民提供信心与保证。
1. 首先我们要理解和确定的是：什么是一级棒的首长？那就是我们要产生一位被多数人认可的优质首席部长。为什么只说首席部长而不是其它的首长或部长？大概这个职位一向属于华人担任，由华人社会来谈就不觉得敏感。至于其它职位，也轮不到“华社”评头品足。
我们先设立这个推论勉强可以成立，于是又落回现实的层面，那就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当首席部长的。它只是一个职位，而这个职位又是政党之间所争夺的，因此由政党代表来说，也算是合适的。但问题是他们该如何给“一级棒”下定义？
因为首席部长是人不是神，“一级棒”的意思是最佳最好的，也只有从政党中产生。这就要考考党政代表人的智慧，用什么角度来演绎这个课题。
2. 因此我们又落到第二个层面，即政党的“代表”所言所论，不管是所谓的代表“个人”或代表“政党”，他们其实已被标签代表所属的政党在发言，不能说与党无关。若是与党无关，也就失去身份和价值，因为任何人都可畅所欲言（包括在咖啡店高谈阔论，也就没有意义了）。就是因为他们具有代表“身份”，才被邀来表达意见。他们的作用和价值就是引导人民去思考去分析乃至去了解其中的奥秘和其利害关系。在这个课题上也有必要牵扯整个国家制度。
3. 于是我们就需要从整个国家体制来论析首席部长的“职权”和其所能及所应扮演的角色。
马来西亚的中央集权制从独立以来就沿用英国留下的政制，几乎所有的权力都由中央来掌控，而各州剩下的权力（即使不多）也有宪法的规定。至于宪法没有规定的，就是通过州与中央的协调来运作。
由于州的权力尚留有一些空间（虽然不大），也就有了州政权之争。因此所谓“一级棒”的首长就是他如何运用其高度智慧来推动州的发展和在与中央协调下，取得较大和较多的拨款来造福人民。
在这方面，即便州政权出现与中央政权不同的政党执政，它们也是在宪法的框架内“讨价还价”，当然不能越逾其权限。
这里有两个实例显现了中央权力大过天：其一是1966年，由于砂州首席部长宁甘与中央对峙，未能协调此彼的对立，也就有了通过紧急法令干预州的事务和对首席部长的“撤职”，引起宪制危机。最后则以中央占上风而结束争议。虽然它们同属联盟成员（当时尚未有国阵组织）。
其二，在1977年时，回教党也是国阵成员之一，因其执政的吉兰丹州的决定与中央意旨起对峙又引起骚乱，导致中央通过紧急法令接管丹州政权。后来也制定回教党离开国阵。在改选后。回教党败落，改由巫统主导州政权一个时期。
这就是说。任何州的首席部长，不论是执政党人或反对党人担任。他都有其局限性和面对诸多压力，关键是他如何能巧妙地在‘同与不同间’争取到有关州的稳定和发展。政治斗争不是成天吵架的，尤其是居执政的一方，更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换句话说在“党性”与“民性”之间要有所折衷，不能因“党性”牺牲“民性”，但也不能因“民性”完全失去“党性”。两者之间是要靠有斗争艺术有高智慧的首席部长来运筹帷幄，以达致一个较为平衡的局面。
4. 从这样看来，任何政党都不会把“党性”完全牺牲掉。一个没有“党性”的政党，其存在的意义就不大了。因此我们需要每个政党在推出候选人时，除了才智之外，要能把握他的“党性”（对党的理念的坚持）有多深。如果我们存有公务员的心态来审视“首席部长”应该这样又应该那样，也会掉进一个自我约束的框框，看不到政治人物跳出“公务员心态”的重要性。
其实，今天我们所要的是政治人物来统领槟州，而不是由公务员来领导槟州。因此我们可以给党下一些压力，必须要挑出一个好的阵容来；相同的政党为了取信于民，也要挑出一个为民所接受的排阵。
5. 到了最后的一个关键是我们还要不要华裔当首席长？不要出现“无种族论”的高调（本来这是一个较为符合多元社会的需要，但不现实），因为我们如果提出更高职位也不要“种族论”，我们现实吗？若强求不来，为何不保住这最后一根稻草。若是连这根稻草也没了，我们能以什么来补偿所失去的呢？谈大道理我们都懂，但大道理底下有很多说不清的小道理才是值得重视的。这也是我们认为政党在这方面应有“党性”而不能忘记维护一个传统的使命。唯有把这样的意志凝结起来，则政党之间的斗争就不会迷失其中。我相信座谈会所要带出的意义是：人民心目中的首席部长是怎样的；而这又是源自政党（不论执政党或反对党都应以维护华人主导政权为基调）给人民提供信心与保证。
8.6.07
回教党这一路走来
回教党本届的代表大会是值得注意的。它试图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领导党迎向未来的大选。在这方面，党主席哈迪阿旺不再强调回教国作为斗争策略，而是以“拯救民主，建立公正”作为主题。虽然传统的保守势力根深蒂固，但专业份子仍然是回教党面向社会的一面旗帜。关键在于党领导层如何协调而不迷失其中。
事实上，回教党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蜕变，才走到今天这个溶合体的层面。但不变的是，它从来没有隐藏回教是最重要的议程。正如其党一位代表法诺拉兹说，“不能把回教隐藏起来，这个概念不适合回教党。”
这种论调也确实是回教党于1951年成立的动机。自从它由巫统分裂出来后，就以回教作为斗争的起点，但为了政治的议程，它又允许这个党在回教基础上加入其它元素，也不强调回教国。例如当回教党比较成型的时候，在1956年迎来了一位专业人士布哈鲁丁医生（霹雳人）来领导（1956-1969），他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回教学者，把回教党导入与布斯达曼的人民党相互协调又支持印度尼西亚苏卡诺总统的路线，展示了民族主义的大方向。
继后，在1971年回教党改由阿斯里（吉兰丹人）领导（1971-1982），他同样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因而在1972年与巫统合作，更在1974年参加国阵。后因阿斯里与回教党丹州大臣纳西起利益冲突，才导致中央插手且在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
当阿斯里的协调理念失败后，回教党的主席是尤索拉哇（槟城人）（1983-1988）。他是一位中庸派的回教学者，仍然沿着民族主义的路线与巫统抗争，但成效不大。
1989年法兹诺（吉打人）登台（1989-2002）。他是一位较有回教形象的学者，也是一位专业人士（曾在工大当讲师），逐渐地在党内重整回教价值观。他的幸运正好碰上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而取回丹州执政权；又碰上1999年的安华效应，进一步扩大回教党地盘（多夺得丁州执政权），且国会议员增至27席，法兹诺成了反对党领袖。
也许他们忘了回教党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来因素使然，因此在这期间，回教党的领导出现铁三角（法兹诺、丁大臣哈迪阿旺及丹大臣星阿兹）。宗教色彩更加浓厚，也提出回教国大蓝图。不过铁三角在2002年缺了一角（法兹诺逝世），剩下铁二角，全然是以宗教色彩统领回教党，同时也启开哈迪阿旺的（丁加奴人）领导时代（2002年起）。
可是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的宗教路线未再发酵。除了吉兰丹勉强执政外，失去丁州政权，国席也大为减少。回教党又打回原形。
在得与失之间，回教党意图刷新形象，引入专业人士重塑品牌，但仍然是以哈迪阿旺作为党的灵魂人物。他在今年的党大会上就面临如何调整回教党的未来方向与步伐。由于回教党已从民族主义走到宗教主义这个地步，哈迪阿旺留有的改革空间已经不大。他只能在宗教的基础上，让人重新认识回教党在不弃宗教底下，可以包容多元种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存在，而这正是本届大会哈迪阿旺要带出的主题。
至于成效如何，要看未来的大选回教党在与人民公正党合作下，能对国阵（巫统）有多少的震撼？
事实上，回教党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蜕变，才走到今天这个溶合体的层面。但不变的是，它从来没有隐藏回教是最重要的议程。正如其党一位代表法诺拉兹说，“不能把回教隐藏起来，这个概念不适合回教党。”
这种论调也确实是回教党于1951年成立的动机。自从它由巫统分裂出来后，就以回教作为斗争的起点，但为了政治的议程，它又允许这个党在回教基础上加入其它元素，也不强调回教国。例如当回教党比较成型的时候，在1956年迎来了一位专业人士布哈鲁丁医生（霹雳人）来领导（1956-1969），他是一位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回教学者，把回教党导入与布斯达曼的人民党相互协调又支持印度尼西亚苏卡诺总统的路线，展示了民族主义的大方向。
继后，在1971年回教党改由阿斯里（吉兰丹人）领导（1971-1982），他同样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因而在1972年与巫统合作，更在1974年参加国阵。后因阿斯里与回教党丹州大臣纳西起利益冲突，才导致中央插手且在1977年被开除出国阵。
当阿斯里的协调理念失败后，回教党的主席是尤索拉哇（槟城人）（1983-1988）。他是一位中庸派的回教学者，仍然沿着民族主义的路线与巫统抗争，但成效不大。
1989年法兹诺（吉打人）登台（1989-2002）。他是一位较有回教形象的学者，也是一位专业人士（曾在工大当讲师），逐渐地在党内重整回教价值观。他的幸运正好碰上1990年与东姑拉沙里的46精神党结盟而取回丹州执政权；又碰上1999年的安华效应，进一步扩大回教党地盘（多夺得丁州执政权），且国会议员增至27席，法兹诺成了反对党领袖。
也许他们忘了回教党的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外来因素使然，因此在这期间，回教党的领导出现铁三角（法兹诺、丁大臣哈迪阿旺及丹大臣星阿兹）。宗教色彩更加浓厚，也提出回教国大蓝图。不过铁三角在2002年缺了一角（法兹诺逝世），剩下铁二角，全然是以宗教色彩统领回教党，同时也启开哈迪阿旺的（丁加奴人）领导时代（2002年起）。
可是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的宗教路线未再发酵。除了吉兰丹勉强执政外，失去丁州政权，国席也大为减少。回教党又打回原形。
在得与失之间，回教党意图刷新形象，引入专业人士重塑品牌，但仍然是以哈迪阿旺作为党的灵魂人物。他在今年的党大会上就面临如何调整回教党的未来方向与步伐。由于回教党已从民族主义走到宗教主义这个地步，哈迪阿旺留有的改革空间已经不大。他只能在宗教的基础上，让人重新认识回教党在不弃宗教底下，可以包容多元种族社会的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存在，而这正是本届大会哈迪阿旺要带出的主题。
至于成效如何，要看未来的大选回教党在与人民公正党合作下，能对国阵（巫统）有多少的震撼？
4.6.07
公务员加薪的联想
政府宣布从七月一日开始，全国百万名公务员加薪，从7.5%到35%不等，真是“天下公仆尽欢颜”，我们也为公务员称庆，因为他们比在私人界服务的员工幸运，一下子有这么大幅度的调薪和提高津贴。
由于这一大举动，每年要增加80亿元的开销。其计算法是加薪后政府每年增加开支68亿元，生活津贴则每年增加12亿元。
除了超过一百万在职公务员受惠外，退休的55万7千名公务员也相应得到退休金调整，皆大欢喜。当然也有人担心增加这么大笔开销，政府应付得了吗？纳税人是否会加重负担？
但这样的提问也许是不必要的。在政府第9大马计划下，总共有二千亿的开销，而且去年我国出入口总值破一兆元，因此区区80亿是难不倒政府的。这点我们同意，只是我们不知道加了薪之后，工作效率会提升吗？
其实，这也是多此一问的，加薪是一律和一视同仁的，这又和工作效率有什么关系？政府只能这么说：人民公仆辛苦了，薪水也不高。而且自1992年以来未有全面调高，理应有所回报公职人员。
当然政府只能期望公务员珍重和自爱，在加薪之后要更勤力工作，不好再哀声叹息。但讲归讲，因为政府是无形的，只有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才是有形的，他们就是代表政府在执行监督员工的工作，如果他们不认真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谁也不知属下是否有把工作做好。
这就是说，加薪不等于加辛。加薪是为了激励和确认公务员的重要性。这点我们也深信不疑，马来西亚的政府结构就是以公务员为基石，一切大小事情都由公务员操作， 当部长的只能苦口婆心劝勉又劝勉或有所发生失调时，给予训示乃至训戒，还不至于闹到炒公务员鱿鱼。因此公务员属铁饭碗是公认的事。许多人都想当公务员，既可工作到退休。退休后又有养老金，何愁生活没着落？可是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当公务员的，只能羡慕当公务员真好，工作有时间，也有固定的吃饭时间，又有下午茶时间。下班则集体离开办公室。这样的有纪律生活谁又敢说不好呢？
不过，我们倒是不时听到老百姓有些怨言，他们投诉说，上政府部门办事十分费劲，等了又等。有时看见有公务员在办公室内，就缺负责你这摊子的人不在。因此需要等他（她）回来。有时说时间到了，明天再来或这个事情不能一下子办好，你要多走几趟。当然也有十分尽责的公务员，有效地帮你把事情处理好。但不是每个公务员都是尽忠职守的。就不知道政府在加薪这方面有没有评估表，让勤力的加多一些，不勤力的加少一些？若是做也“36”，不做也“36”（这是一句在改革开放前发生在中国的口头禅，意指大家工资一样，也是这么低，勤奋表现也是一样的，没有对士气的激励）。
讲到公务员，又使我想起一件事，那就是在80年代，当慕沙希淡在担任副首相时，说了一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因此我直到今天忘不了）。他说，在我国（指当时）的劳动力总数中（指适当工作的年龄），每4个人就有1人是公务员，意指公务员是个庞大的体系，也对国家的进步起重要作用。
后来，我国首相马哈迪（指80年代）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将一些政府的大企业私营化，让公务员转成法定机构的员工而不再是公务员。
政府当时是希望公务员能减少剩50万名。可是不知何故（大概是国家经济快迅成长，又要吸纳每年毕业自中学或大学的学生进入市场），在90年代开始，我们又增加了公务员的数目（约77万余名），到了2000年，又再增加至89万名，如今则是破百万大关。有人因此担心，如果不加以控制，将是政府的沉重的负担。
我们不知道当今的公务员与整体的劳动力比较，又是多少百分比？但如果我们以数目字来算，以人口比例来算，大约每20人当中，有1人是公务员，则2千4百万人口，拥有1百20万的公务员。
这使们想问一下，是否能“精兵简政”，宁可多薪水也不要使到公务员数目过于肿胀和膨胀，这样政府会比较容易控制预算案和开支。
有一点我们不置疑的是公务员加薪了，自然会刺激市场的活力，也会使市场活跃。也就是说，政府释放其基金在公务员身上，让他们好好地花，也算是在公共领域增加开支来刺激市场的一种方法。不过，我们依然希望，政府制定的第9大马发展计划，每一项大小工程都有足够的资金开展和推动，不会因加薪影响工程进展。因为这种的开支，等于公共领域资金的投放市场，既可刺激经济，又有实质成果，以此推论。一旦公共领域投资增加，也会带动私人领域跟进，对国家的发展更有双层意义。因此人民盼望的是加薪之余又见大工程跑动，来个双管齐下，当会收立竿见影之效。
由于这一大举动，每年要增加80亿元的开销。其计算法是加薪后政府每年增加开支68亿元，生活津贴则每年增加12亿元。
除了超过一百万在职公务员受惠外，退休的55万7千名公务员也相应得到退休金调整，皆大欢喜。当然也有人担心增加这么大笔开销，政府应付得了吗？纳税人是否会加重负担？
但这样的提问也许是不必要的。在政府第9大马计划下，总共有二千亿的开销，而且去年我国出入口总值破一兆元，因此区区80亿是难不倒政府的。这点我们同意，只是我们不知道加了薪之后，工作效率会提升吗？
其实，这也是多此一问的，加薪是一律和一视同仁的，这又和工作效率有什么关系？政府只能这么说：人民公仆辛苦了，薪水也不高。而且自1992年以来未有全面调高，理应有所回报公职人员。
当然政府只能期望公务员珍重和自爱，在加薪之后要更勤力工作，不好再哀声叹息。但讲归讲，因为政府是无形的，只有各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才是有形的，他们就是代表政府在执行监督员工的工作，如果他们不认真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谁也不知属下是否有把工作做好。
这就是说，加薪不等于加辛。加薪是为了激励和确认公务员的重要性。这点我们也深信不疑，马来西亚的政府结构就是以公务员为基石，一切大小事情都由公务员操作， 当部长的只能苦口婆心劝勉又劝勉或有所发生失调时，给予训示乃至训戒，还不至于闹到炒公务员鱿鱼。因此公务员属铁饭碗是公认的事。许多人都想当公务员，既可工作到退休。退休后又有养老金，何愁生活没着落？可是也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当公务员的，只能羡慕当公务员真好，工作有时间，也有固定的吃饭时间，又有下午茶时间。下班则集体离开办公室。这样的有纪律生活谁又敢说不好呢？
不过，我们倒是不时听到老百姓有些怨言，他们投诉说，上政府部门办事十分费劲，等了又等。有时看见有公务员在办公室内，就缺负责你这摊子的人不在。因此需要等他（她）回来。有时说时间到了，明天再来或这个事情不能一下子办好，你要多走几趟。当然也有十分尽责的公务员，有效地帮你把事情处理好。但不是每个公务员都是尽忠职守的。就不知道政府在加薪这方面有没有评估表，让勤力的加多一些，不勤力的加少一些？若是做也“36”，不做也“36”（这是一句在改革开放前发生在中国的口头禅，意指大家工资一样，也是这么低，勤奋表现也是一样的，没有对士气的激励）。
讲到公务员，又使我想起一件事，那就是在80年代，当慕沙希淡在担任副首相时，说了一句让人“刻骨铭心”的话（因此我直到今天忘不了）。他说，在我国（指当时）的劳动力总数中（指适当工作的年龄），每4个人就有1人是公务员，意指公务员是个庞大的体系，也对国家的进步起重要作用。
后来，我国首相马哈迪（指80年代）为了减轻政府的负担，将一些政府的大企业私营化，让公务员转成法定机构的员工而不再是公务员。
政府当时是希望公务员能减少剩50万名。可是不知何故（大概是国家经济快迅成长，又要吸纳每年毕业自中学或大学的学生进入市场），在90年代开始，我们又增加了公务员的数目（约77万余名），到了2000年，又再增加至89万名，如今则是破百万大关。有人因此担心，如果不加以控制，将是政府的沉重的负担。
我们不知道当今的公务员与整体的劳动力比较，又是多少百分比？但如果我们以数目字来算，以人口比例来算，大约每20人当中，有1人是公务员，则2千4百万人口，拥有1百20万的公务员。
这使们想问一下，是否能“精兵简政”，宁可多薪水也不要使到公务员数目过于肿胀和膨胀，这样政府会比较容易控制预算案和开支。
有一点我们不置疑的是公务员加薪了，自然会刺激市场的活力，也会使市场活跃。也就是说，政府释放其基金在公务员身上，让他们好好地花，也算是在公共领域增加开支来刺激市场的一种方法。不过，我们依然希望，政府制定的第9大马发展计划，每一项大小工程都有足够的资金开展和推动，不会因加薪影响工程进展。因为这种的开支，等于公共领域资金的投放市场，既可刺激经济，又有实质成果，以此推论。一旦公共领域投资增加，也会带动私人领域跟进，对国家的发展更有双层意义。因此人民盼望的是加薪之余又见大工程跑动，来个双管齐下，当会收立竿见影之效。
行动党浮沉四十载
民主行动党（DAP）是在1966年3月18日正式获准注册，虽然它是在1965年10月10日向社团注册官提出申请。
为什么会有民主行动党？它又是何人所创办的？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朔本追源寻根。原来它是衍生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PAP）。不论从党名或党徽（人民行动党是圆圈中有个闪电；民主行动党是圆圈中有支火箭）来看，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父子关系。
先说成立于1954年的人民行动党，它的重要的创党人是李光耀，从那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他都是这个党的灵魂人物（秘书长）。它所标榜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在早期是与左派运动连在一起的，因而在1959年在新加坡赢得选举而上台执政。李光耀成为这个自治邦的首任总理。所谓自治邦是指尚未获得独立，大权仍在英国殖民地手里。
原本新加坡是和马来亚两位一体的。但在1948年马来亚推行“马来亚联合邦政制”后，新加坡被分割开来。虽然如此，早期的李光耀和左派运动认定新加坡是马来亚的一部份。因此从不放弃寻求马新的合并，或马新成为一体。当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时，新加坡仍是英殖民控制的自治邦）在新加坡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李光耀因势利导支持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他认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不仅是生存的途径，而且也因此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
结果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内的左派闹翻，前者坚持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者坚持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也提出不同的合并概念，于是人民行动党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另立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两派的激烈斗争以李光耀占上风。
当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它已转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但新加坡仍保有劳工教育自主权，李光耀则是这个州的总理（不称首席部长，显示新加坡的地位比较特殊）。
1964年李光耀率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西亜（确切地说是马来亚）的国会大选，推出9名国会候选人投石问路。这一下子，李光耀在马来亚的政坛（尤其是城市华人社会）掀起巨浪，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指群众大会）。这就是行动党插足马来亚政坛的第一支旗。它不仅与马华公会针锋相对，也与马来亚的社阵势不两立，它企图建立第三势力，最终能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直接与巫统合作。
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震撼整个政坛。选举结果，虽然人民行动党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在孟沙区胜出的蒂凡那，但马来西亚的政治仍然暗流汹涌，并导致李光耀与东姑的政见相左而关系恶化。最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965年8月9日）。
当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后，在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一下子成为外国的政党，因此已不能再用这个政党进行政治活动。身为行动党唯一的国会议员蒂凡那只好另起炉灶，率领行动党党员另外注册新的政党，但它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致这个党的筹委会主席曾敏兴在1965年12月参加森美兰拉坑州议席补选时，只能以独立人士身份角逐（标志梅花），结果胜出。
这意味着，当民主行动党正式成立时它只拥有一国一州的议席，尚不能形成大气候。但它背后的影子（人民行动党）及继承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却成为两个支柱强化了民主行动党的生存和发展的“政治资本”。凭着这一耦断丝连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政坛取得一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民主行动党。我们称之为蒂凡那时代。
蒂凡那开创新局面
蒂凡那（C.V.Devan Nair）（1923-2005）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也是一位悲剧人物。
出生于马六甲的蒂凡那，在10岁那年，全家搬到新加坡。1940年在新加坡的维多利亚中学毕业。虽然没有进入大学，但蒂凡那的英文造诣之高是公认的。这可从他在国会的演词及他所发表的文告和文章中窥见。
约在1948年紧急状态实施前后，蒂凡那参加了反英同盟（Anti British League），林清祥也是其中一个成员。这个组织被认为是亲共的。
李光耀这样说﹕“抗英同盟跟马共的关系就好像是义勇军与正规军的关系一样。我认识了蒂凡那，一位我所认识的最坚决的抗英同盟的盟员。”（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1961年）
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时，蒂凡那是其中一名发起人。
不过，李光耀对蒂凡那还是不放心的。当1955年新加坡举行自治的选举时，行动党共派5名候选人角逐，其中包括李光耀、林清祥及蒂凡那。但后来只蒂凡那失败，其余4人（包括1人用独立人士参选）都中选。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这样说﹕“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不是我的选择，是对亲共份子的让步）。”“蒂凡那输了，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1956年，新加坡陷入动乱（学联和工运群起反对政府），林有福（时任首席部长）下令逮捕219人，包括林清祥、方水双及蒂凡那等人。
在监狱内，共有8名行动党的左翼份子成为李光耀造访的目标，因他是他们的律师。这些人是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兀哈尔、普都遮里、陈从今（曾一度短暂任行动党主席）、陈世仁及曾超卓。
在这期间，李光耀说﹕“经过了长期跟马共相处，蒂凡那自己得出了结论，就是马共领导不足以适应马来亚革命的需求。”（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
就这样当蒂凡那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大胜上台执政，释放8个著名左翼领袖）离开监狱后，他就加入李光耀的斗争，而疏远了林清祥。在1961年时，李光耀说﹕“蒂凡那现在是在我们这一边。”
由于蒂凡那支持李光耀，他在1963年才又回到人民行动党当中委。在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后，蒂凡那已成为李光耀身边的人，因而在1964年4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国会大选时，行动党派了一支队伍，由蒂凡那打头阵，共9人角逐国会，其理由是要证明行动党比马华公会或社阵来得更好。这种左右开弓的战略也因为李光耀亲自到各地主持群众大会而刮起一阵旋风。它留下的影响也导致行动党与巫统关系紧张，最后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作一了结，剩下蒂凡那在马来西亚孤军作战。他也就成了新注册的“民主行动党”的首任秘书长。党主席是曾敏兴，其它重要的成员有吴福源、林吉祥、陈国杰等人。很快的这个党挟着曾敏兴在补选的胜利，在各大城市成立支部。
1967年7月25日，蒂凡那令人意料之外地宣布辞卸党秘书长职，而党也选了副秘书长代其职务。不过蒂凡那继续担任国会议员，但已表明不会再参加来届的马来西亚国会选举。他在辞职信中这样说：“我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的密切个人友谊联系已经成为及将会被联盟政治人物利用来混淆一些马来西亚人，使他们相信民主行动党是一个受新加坡控制的政党。”
蒂凡那此举是要表明 “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不再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而他的担任高职，总是让人将两者连串在一起。多少会使人民行动党有些“尴尬”。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的：“1969年，蒂凡那在我的敦促下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从1970年开始，他领导职总，直到1981年国会推选他为新加坡总统为止。”
在蒂凡那转换身份之后，意味着民主行动党必须要离开新加坡这棵大树而自力更生了。虽然他在马来西亚从政的历史并不长，而且经常在国会内为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的争议进行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催生了民主行动党，也曾经一度作为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行动党的桥梁。他对民主行动党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对他个人而言，却是以悲剧收场。事缘在1981年李光耀通过国会把他送上总统宝座。虽然无实权，但这是他个人从政以来的最高荣誉。对民主行动党来说，也是精神上的荣誉，因为它的创党人蒂凡那当上了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统。
可是到了1985年，李光耀发现蒂凡那酗酒后举止异常，在专家诊断后，劝他辞职。（见李光耀回忆录）。
离职后的蒂凡那后来（1987年）在《远东经济评论》撰文否认他是一个酗酒者。导致李光耀提出诉讼。
1999年，蒂凡那在加拿大接受一家报纸访问时，又再指医生对他诊断错误，也对李光耀有所指责，于是又是一场官司。
他们俩人的恩怨也因蒂凡那于2005年逝世而划上句号。（蒂凡那于1995年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
虽然如此，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不忘赞扬蒂凡那对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中功不可没。“60年代共产党人抨击行动党，他挺身为我们辩护；也是他倡导现代化的劳工运动，使职总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伙伴。”
(二) 吴福源昙花一现
吴福源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党获得注册后，就成为蒂凡那的得力助手，出任党副秘书长。当蒂凡那的辞职于1967年7月29日被中委会接纳后，吴福源受委为代秘书长，并于1968年3月17日被党大会选为党秘书长。因此他是民主行动党的第二任秘书长。
在其掌权期间，行动党也在同日发表党的《出师表》，即《文良港宣言》，它基本上延续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精神，而反对一个种族支配权。循着这一路线，吴福源带领民主行动党参加了1969年的大选。由于是行动党初试啼声，加上在这之前的补选中，出现反对党各自上阵分散选票而败阵的教训，行动党与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在议席分配上取得合作，形势变成反对党单挑联盟。
这一年的大选出现反风，反对党也就取得了较好的战果。例如民主行动党角逐24个国席，赢了13个；角逐57个州议席，则赢了31席，可谓“旗开得胜”。无形中提高了吴福源在党内的声望。
正当吴福源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陷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终止，实行半军管 。换句话说，所有的中选议员暂不能宣誓就职，只能够在1970年2月国会重开后，才又恢复民主体制。
在这期间内，吴福源犯了两个被民主行动党认为“不可宽恕”的错误。
其一，在“513”事件发生后（1969年5月13日），林吉祥不理会将面对被逮捕的命运，在69年5月18日由新转机抵达吉隆坡机场时被捕。
同年的6月25日，行动党派吴福源前往伦敦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争取释放林吉祥。前前后后他在外国逗留二个月之久。当吴福源准备取道新加坡返马之前，他被告知，如果他回来履行秘书长职务的话，他将会被逮捕。因为有林吉祥被捕于前，吴福源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拒绝回到马来西亚。
在这个时候，民主行动党的数位领袖专程到新加坡劝吴福源回大马，以下是摘自民主行动党的一项记录（见民主行动党15周年纪念特刊，1981年）：
“令我们极度震惊和遗憾的是，吴福源表示他害怕回到大马任秘书长一职的话，必定会被当局扣留，他不准备身陷囹圄。”
“吴福源满眶热泪地说，我不是另一个林吉祥，我不能成为一个英勇斗士”，“我们告诉他一旦辞去秘书长职，他将很难重返行动党任秘书长，因为人民会对他失去信心。他竟答称，过一些时候，他们将会淡忘一切。”
同年10月1日，吴福源从香港致函给党主席（曾敏兴），提出辞秘书长职，中委会接受，另选林吉祥为新秘书长。
后来，出狱后的林吉祥要求让吴福源重返行动党，但吴福源要求担任党主席，党未予接受。最后是同意让吴福源担任副主席（1971年2月）。此时的吴福源已大权旁落。
其二，是约在1971年期间，吴福源被发现与马华公会暗中密谈，事件后来被揭开是这样的：1971年3月的时候（马华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华人大团结运动），马华的领袖私下与吴福源接头，商谈两党如何团结事宜。马华公会的立场是解散民主行动党，党员个别加入马华公会；行动党则认为行动党加入联盟或政府，成为联合政府一员，结果无紶达成协议。但此密谈在7月的时候曝光，双方再也无法掩盖，于是有了一场口水战。介入这场笔战的，马华公会计有陈修信，甘文华（时任马华总秘书），李三春及李裕隆；行动党方面林吉祥、曾敏兴、吴福源及何文翰。
甘文华有针对此事件发表下列的声明：
陈修信曾向林吉祥表明，应解散行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马华公会，同时要公开发表宣言，接受马华和联盟的目标与政策，但有关的建议必须取得联盟领袖敦拉萨及马华中委会的批准。
甘文华又说，陈修信当时是答复吴福源提出的三个条件：j一名内定行动党领袖担任马华署理会长；k必要保证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担任部长及l必须保证两名至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出任副部长。
林吉祥驳斥这一说法，他说会谈是马华通过中间人安排的，是马华提出要行动党解散而争取在马华担任要职和出任部长，不是吴福源所提出的。他补充说，任何思想正确的人都看得出，解散民主行动党参加马华的思想是多么地可笑荒谬的。行动党绝不会解散参加马华或任何种族的政党。（见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年。）
这一场论战结果是不了了之，但却在后来导致行动党国会议员何文翰跳槽马华，且在之后曾出任中央部长，这对行动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而吴福源的行动，也被认为背着党“做坏事”。在1972年6月18日的中委会议上，决定开除吴福源党籍，罪名是公开与党的既定政策对抗，又暗中和马华领袖密谈。
行动党的文件记录中这样说：“吴福源在当时至少三次和马华私下会谈，但是直到今天，党还不知道吴福源和马华领袖在这三次的密谈中所发生的事，事后马华领袖述说的会谈经过，竟和吴福源所说的有所冲突。吴福源竟不能解释很多疑点，这不但说明未得党的同意，曾私下商讨有关党解散的事，而且可能使党牵累很多其它的事。（见《行动党15周年特刊》）。
这话说得有其依据，因为当时行动党的13名国会议员中，已有4名叛党。而在州议员中，第一个叛党的是霹雳州议员杨荣才。
当吴福源从顶峰跌下谷低时，他并不甘心从此退出政坛。因而在1972年之后加盟民政党，这段插曲说来离奇。
民政的林苍佑左边收吴福源，右边收林敬益。前者是一个人，后者是一批人，如果吴福源当年是一批人过档民政，而又在1974年大选胜出的话，可能今日的民政党是吴福源居有利地位而不是林敬益。可惜吴福源在1974年在民政旗下参加大选，回孟沙原区，以千余票失手，徒呼无奈，从此退出政坛，做他的绘测师去了。反之林敬益则脱颖而出，崛起成为民政的老二。
政治的微妙，真叫人摸不透。但如果按照行动党对吴福源的批判是无误的话，则吴福源的失败也由于他个人的优柔寡断所致。
(三) 林吉祥独领风骚
林吉祥（1941- ）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在这之前，他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加入政治后，几乎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他的处女战是在1969年1月参加雪州的沙登州议席补选。这一仗林吉祥马失前蹄，得票5928张，联盟6535张，多数票607张。而民政党候选人得票1330张。如果反对党合作，林吉祥必然是首仗告捷。就是因为这样，行动党才认为反对党合作的重要性，也就有了1969年反对党在选区上默契的举动。
虽然林吉祥未能旗开得胜，但他在党内迅速崛起，在担任组织秘书的同时，他也是蒂凡那的得力助手。他在1968年在《火箭报》发表的一篇论述可以作为他的政治方向的起点。这篇文章题目为《槟城及北马骚乱的教训》，是针对劳工党为抗议旧币贬值而展开的大罢市行动，后来又发生种族冲突。因此林吉祥左右开弓，既批判劳工党未顾及可能引发的种族冲突，甚至准备让事件蔓延以遂目的，也批判联盟政府采取种族政策，未正本清源问题的症结。
继之，使林吉祥名声大噪的是一场“文化大辩论”。此事件发生在1968年11月24日。事因民政党全国中委赛纳吉博士（也即是民政党全国主席赛胡申阿招达斯教授的胞弟）在同年10月26日在芙蓉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说，他不了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含意。他认为马来西亚的文学只能用马来文来写，而马来西亚的文学必须包括印度尼西亚文学。
林吉祥形容赛纳吉所描述的文化政策是“印度尼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政策。双方于是同意来一场文化大辩论。
这场辩论在吉隆坡玛拉讲堂举行。由人民进步党主席辛尼华沙甘主持，行动党的队伍是林吉祥、吴福源、尔乃斯及KS达斯；民政党是赛纳吉、陈志勤、林苍佑及J.B.彼得医生。由上午10AM一直辩论到下午4.30PM。
在舆论上，尤其是在华印人社会，林吉祥的多元文化政策占上风。他说，如果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之国家，则马来西亚文学不应只用一种语文来写作。
可以想见，当时民政党的非巫裔领袖是碍于赛纳吉的面子才出现会场陪太子读书。但他的言论也不代表民政党的立场。虽然辩论会不了了之，却因此让林吉祥扬名于华人社会。而赛纳吉过后也未积极参政，转回学术界发展。
林吉祥真正崛起是在1969年大选后，他不但中选国会议员，而且也勇于面对逮捕，毅然回国。结果直到1970年10月1日才被无条件释放。在这期间，他在狱中被选为行动党第三任秘书长。释放之后声望如日中天，到处演讲又到处建立起党威。
我们现在不妨分阶段和以事件来剖释林吉祥的政治历程。因为他是在任最久的秘书长，也是具争议性的一位全职政治工作者。在官职方面（指担任议员），林吉祥担任过下列选区的国会议员：
1969-1978—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78-1982—八打灵国会议员
1982-1986—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86-1999—丹绒区国会议员
1999年转移至升旗山选区，以百余票饮恨，输给民政的谢宽泰，首次失国会议员资格。
2004年—怡保东区国会议员。林吉祥东山再起，重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由此看来，只在1999到2004年林吉祥无官职外，他一直是不同选区的国会议员。
他也曾担任下列选区的州议员：
1974-1982—马六甲姑务区州议员；
1982转移州选区，败给马华公会的颜文龙；
1986-1990—槟城甘榜哥南州议员，
1990-1995—槟城巴当哥打州议员。
1990年这一仗是林吉祥背水一战，直接对垒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结果以700多票胜出，但未能执政槟州，共夺得14席，国阵则拥有19席。许子根在这一年荣任槟州首席部长。
1995年和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也参加州选，先是对垒许子根，后是对垒丁福南，都告锻羽而归。因此他未参加2004年的州选。换句话说，林吉祥在州选并不是事事顺心，而是一波三折，他的首席部长的美梦也在1995年选举中破碎。
在党职方面，林吉祥从1969年起一直担任党秘书长直到1999年，长达30年，是在位最久的秘书长（当然他无法打破李光耀的记录，李光耀从1954年起一直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直到1990年卸职，共36年。）
他在1999年后转任党主席，秘书长由郭金福接任。但持平而论，郭金福在才智和组织上没有超越其政治师父林吉祥。因此基本上还是属于林吉祥统领行动党的年代，郭金福只能成为过渡时期的领袖，威望赶不上林吉祥。
在党的斗争方面，林吉祥的强势领导也往往被对手形容为独断人物。但在那个斗争的年代，取代林吉祥又谈何容易。
随手拈来，就有几件大事突出了党争对行动党元气的磨损。
第一件事是“513”事件后，先是何文翰的“叛党”，后是吴福源的“叛党”，使林吉祥大呼无奈。不过他们的离去并未影响林吉祥在党内的声望，更是得心应手大展拳脚。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1978年大选前，行动党槟州主席叶锦源及其支持者不满林吉祥“引进”卡巴星（原是吉打州议员，1978年移师槟州），双方撕破脸皮，导致中央接管槟州，起用一批新人加旧人重新上路。叶锦源则另立社会主义民主党参与大选，但不敌全军覆没。就这样卡巴星走进槟州政坛。
第三件事也是在1978年大选前，林吉祥的副秘书长范俊登突然发难，公开表明退出民主行动党，以抗议民主行动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论坛上偏袒新加坡，并为新加坡的内安法令辩护，而在马来西亚则持反对立场，形容此为双重标准。
林吉祥为此也发表文告反驳。他说：“民主行动党对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所作的谴责是没有彼此之分的，范俊登肆意曲解我在东京的谈话说我曾为人民行动党的重入国际社会主义而辩护。”（见林吉祥《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范俊登是行动党内的另一颗政治明星。他在1969年中选国会议员后，就以出位的角色担任《火箭报》的主编，而且言论激进，成为林吉祥之外的另一位政治红人。
虽然面对文字煽动官司，他在1974年的大选则单挑人民进步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此时进步党已加入国阵，使用国阵旗帜竞选）而大胜，结束了进步党在霹雳州的“一方霸主”的地位。这无形中为范俊登取得了一定份量的政治筹码，分分钟都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林吉祥。
但他的政运并不是那么好，煽动官司又纒绕着他。（1975年他的罪名成立，几乎要进行一场国席补选，最后又被高院阻止，认为应让范氏尽可能寻求法律途径上诉以洗脱罪名，因此补选取消，范氏的议员资格也没有取消。
可是，对范俊登来说，他已对选举产生冷感，因而在1975年离开马来西亚到伦敦，也不再参加1978年的选举。范俊登的事件无疑给林吉祥投下一颗炸弹，他除了发文告澄清外，也似乎是爱莫能助。所幸范俊登的杀伤力并未太大影响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因此行动党在1978年的选举成绩比1974年来得好。例如1974年国席9个，州席23个，但1978年国席增至16个（马华17席），州议席增至25个。算是有所进步。（范俊登在90年代又重回行动党，再角逐霹雳州议席，不幸失败。名声也随之下降，而后不再过问政事。）
我今天仍不明白，为何1978年的选举会引起学者及报人的关注和兴趣，出版专书专门评析1978年的选举。
就我所知，计有《MALAYSIAN POLITICS & THE 1978 ELECTION》（马来西亚政治与1978年大选），《78年大选内幕》及《看78年大选的马华成败史》。
这一届的大选，在国阵的特色是开除回教党后的必然考验，结果国阵首次攻下吉兰丹州。反对党无从合作，行动党自行上路，社会正义党及社会主义民主党大败。
第三件事也是意想不到的，林吉祥意心栽培的徒弟陈德泉（1978年让出马六甲国席予陈君），在1980年起事。起因于1980年槟州彭加兰哥打区的补选。槟城一派支持派吴林炎角逐，林吉祥情钟张德发。新雀张德发不敌马华老将林建寿，种下分裂祸根。以陈德泉为首的一派，包括吴林炎（州秘书）、陈毓书（州议员）及萧汉钦（国州议员）向林吉祥在槟城的另一爱将彼德达逊（已逝世）发难，最终是分道扬鏣，行动党再一次分裂。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行动党的州议员黄炎光过档民政党，陈德泉等人则加入马华公会。这是林吉祥心头之恨，引致1987年林吉祥回头再战马六甲市，拿下马华候选人陈德泉。
第四件事是在1982年大选前，与林吉祥打天下的李霖泰（国州议员）突然宣布退隐政坛，没有提供任何理由，林吉祥也禁若寒蝉。两人的仳离，再加上1982年范俊登用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旗帜参选，都是林吉祥极不愿意看到，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
第五件事是霹雳州行动党主席林子鹤在80年代后也退出政治，本是行动党的大本营的霹雳州也出现了党内危机与矛盾。
第六件事是行动党以外的料想不到的突变。马华总会长李三春决定移师芙蓉国席（1982年）（这是行动党的强区，由党主席曾敏兴坐镇）。马华指林吉祥未敢应战，行动党则认为党主席对党主席之战是对等的。
李三春的破釜沈舟一方面是要向巫统新领袖马哈迪展示，马华老大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意义是要换取马华在槟州的州议席与民政平分秋色（8对8），且以赢得席位的多寡来决定首席部长的人选。这一役林建寿是输了，与首席部长绝缘；李三春赢了，林吉祥无话可说。
但令人想不透的是1983年李三春走了，留下芙蓉国席补选，曾敏兴又再赢回。
从以上六件事来看，林吉祥当红的时代出现了不少的党内挑战者。人才和精英一个个离他而去。这种内斗与失和也消耗行动党的元气，每每要坐大又后院起火。异议者于是把矛头指向林吉祥，说他把行动党变林吉祥党，林吉祥与行动党是同一个词。反对党也因此拿来大作文章。
持平而论，行动党是靠林吉祥的威力而使到火箭标志闪闪发亮；反过来林吉祥也是因为牢控行动党，才不致因内斗和退党事件而倒下来。
(四) 林吉祥的丹绒三役
在痛定思痛后，林吉祥决定改弦易辙。他不再拘泥于杀退叛党的人，而是把目标转移，瞄向槟州，因为他认定槟州将会是行动党再造辉煌的州属，既然民政党能拿下槟州，为什么行动党不能呢？
丹绒一役就在林吉祥率领大军下压境槟州，其来势之凶猛，足以使国阵打住十二分精神抵御。1986年大选显示了林吉祥插足槟州的雄心，更是准备切断许子根通往国会之路。
战情之紧张，可谓烟硝迷漫，开票当晚可真遂了林吉祥心愿。他在丹绒插旗成动，并带领十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给反对党增添了力量。不过反对党只是行动党的天下，其它反对党也只好靠边站，有了丹绒一役的壮胆，林吉祥放胆再博丹绒二役。这是1990年的选情。此刻的林吉祥意气风发，竟单挑民政元老林苍佑的选区。准备出击成功后，荣登首席部长宝座。这一役他是靠着46精神党的配合，希望46党能拿下一些马来选区，再配搭行动党的阵容，就实现美梦了。
选民，尤其是华裔选民，确实给了行动党最大的支持，竟再接再厉拿下14个州议席，只差3席即可上台执政，无奈46党全不济事，在槟州翻船，一个席位也拿不到。和国阵取得的19个席位相比，林吉祥只能和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这就是说，林吉祥打败了首席部长林苍佑，但首席部长不是他，而是他的宿怨许子根转过身来成了槟州政坛新盟主。
不甘失落的林吉祥，又再厉兵秣马，准备用丹绒三役使到行动党真正翻身。因此在1995年的大选，林吉祥又再上演王者之战，这一回是对垒许子根。两雄再度短兵相接，任何一方都只许胜不许败。
不过林吉祥没有算到的是这一役行动党也有致命伤：j46精神党已易名46为马来人党，对选举提不起激情，只是充充场面。不再是行动党的支柱；k在1990年中选州议员的行动党干部，不是个个都勤于为民服务。有人中选后不见踪影，有人认为民生问题归政府和市议会管，州议员不必理会，更有人被选民讥讽为“睡觉议员”。凡此种种，都给行动党带来负面的影响及l最为重要的是，1990年行动党 有与46精神党结盟，至少是多元种族的组合，但1995年大选，是行动党自行上路，选民就必须衡量它能否单独执政，若是没有马来人的支持，结局又是如何的呢？他们已经不能再像1990年的大选，让行动党试一试了。
当晚的开票，也叫许多人大跌眼镜，行动党兵败如山倒，连林吉祥也败了（但胜了丹绒国席），只剩下一名孤零零的州议员。是林吉祥把行动党推向高峰，也是林吉祥把行动党的半璧江山送回给了国阵。政局的残酷，肯定叫林吉祥看儍了眼。丹绒三役的失败，也标志着行动党以失败告终。
到了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打出了没有标明“丹绒四役”的丹绒四役，这一回他再调兵遣将，转移到升旗山国席和植物园州议席，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林吉祥双双跌马，连卡巴星也在日落洞上演滑铁卢。安华效应（因人在监狱）并没有在华社发挥作用，林吉祥也只能认命了，只好在政治的旷野游荡5年。这是林吉祥第一次尝到没有做议员的“痛苦与失落”。经此一役，他也卸下秘书长职，转任党主席。
这种难受的滋味到了2004年的大选后才告消失。他在怡保重新站立起来，又再重任反对党领袖，恢复他本来享有的荣誉。在这之时，他也从党职上退了下去，只出任政策及策略委员会主席，不再理党务了。
综观林吉祥大半生，他的“政治戎马生涯”显然是与生俱来的。行动党造就了他，他也曾经擦亮火箭的标志，又曾使火箭不再发亮，功过只能交给后人评说。
如果写行动党的历史，去掉了林吉祥，也就残缺不全了。如果写林吉祥历史，去掉了行动党，更是无从写起。他的生命已和行动党交织在一道。
(五) 林冠英子承父业
“父亲未走完的道路，儿子代他走了”。这就是今日林冠英的写照。
出生于1960年的林冠英，正是步入英姿焕发的年代，但他也是历尽沧桑，才登上今日的高位。也是受英文教育的他，在1983年毕业自澳洲莫纳斯大学，是名合格的会计师。他的中文是后来自我磨练而成的，也许其华文程度并不亚于其针亲。
1986年他开始走上第一步。这一年的大选，其父亲林吉祥把马六甲国席让给他守成，自身转战槟城。林冠英不辱使命，以1万7千余张多数票大胜。
一年之后，他被内安法令扣捕，而其父亲也在同一天第二度被扣留。双双在监狱渡过一年半的失去自由的生涯后。于1989年获得释放。两父子又再回到如同昔日的斗志昂仰，他们依然在政坛春风得意。挟着林吉祥个人声望达到顶点。行动党在1990年时准备拿下槟州执政权，结果功败垂成。但林冠英并未参与，他依然坚守马六甲市区国会，又再以万余张多数票轻易过关。他显然已继承林吉祥的衣钵，获得马六甲市民的认同。
也许是老子大权在握，林冠英在党内始终未居重要职位，也只有到了1995年才成为数位副秘书长之一。
不知道是命中注定或时运不济，在1995年大选后又再蝉联马六甲市国会议员后，林冠英跌进法网，为一位少女仗义执言，却把自己送进监牢。（由1998年8月25日开始，直到一年半刑期满为止）。这痛苦的挫折，比起1987年在茅草行动中被内安法令扣捕更是不堪回首。
伴随着判刑坐牢，林冠英也失去国会议员享有的一切，且在5年内（释放日算起）不得参政。因此在1999年的大选，他失之交臂；在2004年的大选，他同样日期未到而不能参选。他由高位跌了下来，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倒教他刻骨铭心于一生。
2004年大选后，原行动党秘书长郭金福因在甲市区国席马失前蹄，辞卸秘书长一职，林冠英顺序而上。这个时候林吉祥也不方便继任主席，以免瓜田李下，被指“父子统党”，退下担任不起眼的党内一个小组的主席，改由卡巴星出任主席。从那一刻开始，林冠英时代降临了。
在这三年来，林冠英依然无法解决的是党内的人事纷争。虽未演变成大件事，但也是够他操心和烦心了。或者让这位新秘书长耿耿于怀的是：森美兰是行动党插第一支旗的地方，也曾拥有过数个国州议席，如今则有衰退之势。林冠英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则需要重新整顿党务。
严格来说，林冠英接手的行动党依然保持40年以跌岩起伏的记录。从有突破到没突破。他又怎样的寻求新的突破呢？这里有两个大动作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在2005年时，行动党对党章进行修改，不再强调社会主义，而是突显社会正义与公正合理。这种顺应潮流的改变，也足以使人看到行动党改革的一面。
再者，他提出的新口号“大马人优先”。从字面上找不到其深刻的意义，也有些不够清晰。但林冠英解释是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演化而来。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明白的。因为“大马人优先”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唯一可勉强理解的是什么事都应以“马来西亚人为先”，而不是以种族之化分来分先后。
但不论怎样的理解，口号必须是浅白和易通的，不需再作解释，也不需要推测其含意。这不是创作文学或文字游戏，而是政治斗争的口号，要一目了然，要一望知义。比如我们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又比如旧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一下子就入脑而明白斗争的目标和方向。
我到今天还是认为“马来西亚人优先”是不成句和不够明亮的口号，不入人心，也未触及党的核心。再问下去：优先什么？就不知道林冠英还有没有更适当的词句打动人心？比如“立国根基，全民平等”或其它相似原来意义的也无不可。
虽然说林冠英任期内党内有发生小磨擦和矛盾，但另一方面他引入一些青年精英和新血倒是值得激赏的。这些学有专长的人若能适当的得到发挥，行动党的形象就可以再次提升，党的年轻化要从吸引年青人开始。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因为长年居于反对党的地位，本来民间的资源（包括社团和讲江湖意义）是执政和反对党共享，可是发展到今天，反对党已居于下风，这也是行动党要检讨的。
我们不怀疑林冠英有一颗挚诚的心要改革党和催生新一代人加入他的斗争行列，但这些必须要有策略和方法来开展。过去行动党有不少分支部，今天要重整旗鼓，就得从每个选区开始，党是团队的工作，不是靠个人来挑动的。
其二，林冠英已放话，要在一至二届夺取槟州政权。这种愿景是强化党的一种手段，也是它拥有的权利。但要如何达致，就不得不费神思量了。
林吉祥失败的教训必须要成为行动党的第一课。也只有深刻的检讨才能得出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案，至于成败，要看选民的取向。这就是当今林冠英最大的挑战。他要证明的不是他是林吉祥的儿子，而是他是青出于蓝的林冠英。我们且拭目以待。
为什么会有民主行动党？它又是何人所创办的？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朔本追源寻根。原来它是衍生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PAP）。不论从党名或党徽（人民行动党是圆圈中有个闪电；民主行动党是圆圈中有支火箭）来看，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父子关系。
先说成立于1954年的人民行动党，它的重要的创党人是李光耀，从那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他都是这个党的灵魂人物（秘书长）。它所标榜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在早期是与左派运动连在一起的，因而在1959年在新加坡赢得选举而上台执政。李光耀成为这个自治邦的首任总理。所谓自治邦是指尚未获得独立，大权仍在英国殖民地手里。
原本新加坡是和马来亚两位一体的。但在1948年马来亚推行“马来亚联合邦政制”后，新加坡被分割开来。虽然如此，早期的李光耀和左派运动认定新加坡是马来亚的一部份。因此从不放弃寻求马新的合并，或马新成为一体。当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马来亚在1957年独立时，新加坡仍是英殖民控制的自治邦）在新加坡提出马来西亚概念时，李光耀因势利导支持成立马来西亚联邦。他认为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不仅是生存的途径，而且也因此成为独立国的一部份。
结果李光耀与人民行动党内的左派闹翻，前者坚持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者坚持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也提出不同的合并概念，于是人民行动党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另立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两派的激烈斗争以李光耀占上风。
当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它已转成为独立国家的一部份，但新加坡仍保有劳工教育自主权，李光耀则是这个州的总理（不称首席部长，显示新加坡的地位比较特殊）。
1964年李光耀率人民行动党参加马来西亜（确切地说是马来亚）的国会大选，推出9名国会候选人投石问路。这一下子，李光耀在马来亚的政坛（尤其是城市华人社会）掀起巨浪，所到之处，万人空巷（指群众大会）。这就是行动党插足马来亚政坛的第一支旗。它不仅与马华公会针锋相对，也与马来亚的社阵势不两立，它企图建立第三势力，最终能取代马华公会的地位，直接与巫统合作。
李光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口号震撼整个政坛。选举结果，虽然人民行动党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在孟沙区胜出的蒂凡那，但马来西亚的政治仍然暗流汹涌，并导致李光耀与东姑的政见相左而关系恶化。最终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而成为一个独立国家（1965年8月9日）。
当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后，在马来西亚的“人民行动党”一下子成为外国的政党，因此已不能再用这个政党进行政治活动。身为行动党唯一的国会议员蒂凡那只好另起炉灶，率领行动党党员另外注册新的政党，但它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致这个党的筹委会主席曾敏兴在1965年12月参加森美兰拉坑州议席补选时，只能以独立人士身份角逐（标志梅花），结果胜出。
这意味着，当民主行动党正式成立时它只拥有一国一州的议席，尚不能形成大气候。但它背后的影子（人民行动党）及继承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念却成为两个支柱强化了民主行动党的生存和发展的“政治资本”。凭着这一耦断丝连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政坛取得一席的地位。这个时期的民主行动党。我们称之为蒂凡那时代。
蒂凡那开创新局面
蒂凡那（C.V.Devan Nair）（1923-2005）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也是一位悲剧人物。
出生于马六甲的蒂凡那，在10岁那年，全家搬到新加坡。1940年在新加坡的维多利亚中学毕业。虽然没有进入大学，但蒂凡那的英文造诣之高是公认的。这可从他在国会的演词及他所发表的文告和文章中窥见。
约在1948年紧急状态实施前后，蒂凡那参加了反英同盟（Anti British League），林清祥也是其中一个成员。这个组织被认为是亲共的。
李光耀这样说﹕“抗英同盟跟马共的关系就好像是义勇军与正规军的关系一样。我认识了蒂凡那，一位我所认识的最坚决的抗英同盟的盟员。”（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1961年）
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立时，蒂凡那是其中一名发起人。
不过，李光耀对蒂凡那还是不放心的。当1955年新加坡举行自治的选举时，行动党共派5名候选人角逐，其中包括李光耀、林清祥及蒂凡那。但后来只蒂凡那失败，其余4人（包括1人用独立人士参选）都中选。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这样说﹕“蒂凡那角逐花拉公园区（不是我的选择，是对亲共份子的让步）。”“蒂凡那输了，我心头的一块大石头放了下来。因为没有蒂凡那的话，林清祥在纯粹说英语的立法议院里就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林清祥英语说得不流利，原来可以靠蒂凡那帮他，现在只好靠我了。”
1956年，新加坡陷入动乱（学联和工运群起反对政府），林有福（时任首席部长）下令逮捕219人，包括林清祥、方水双及蒂凡那等人。
在监狱内，共有8名行动党的左翼份子成为李光耀造访的目标，因他是他们的律师。这些人是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兀哈尔、普都遮里、陈从今（曾一度短暂任行动党主席）、陈世仁及曾超卓。
在这期间，李光耀说﹕“经过了长期跟马共相处，蒂凡那自己得出了结论，就是马共领导不足以适应马来亚革命的需求。”（李光耀《争取合并的斗争》）
就这样当蒂凡那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大胜上台执政，释放8个著名左翼领袖）离开监狱后，他就加入李光耀的斗争，而疏远了林清祥。在1961年时，李光耀说﹕“蒂凡那现在是在我们这一边。”
由于蒂凡那支持李光耀，他在1963年才又回到人民行动党当中委。在新加坡于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后，蒂凡那已成为李光耀身边的人，因而在1964年4月在马来西亚举行的国会大选时，行动党派了一支队伍，由蒂凡那打头阵，共9人角逐国会，其理由是要证明行动党比马华公会或社阵来得更好。这种左右开弓的战略也因为李光耀亲自到各地主持群众大会而刮起一阵旋风。它留下的影响也导致行动党与巫统关系紧张，最后以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作一了结，剩下蒂凡那在马来西亚孤军作战。他也就成了新注册的“民主行动党”的首任秘书长。党主席是曾敏兴，其它重要的成员有吴福源、林吉祥、陈国杰等人。很快的这个党挟着曾敏兴在补选的胜利，在各大城市成立支部。
1967年7月25日，蒂凡那令人意料之外地宣布辞卸党秘书长职，而党也选了副秘书长代其职务。不过蒂凡那继续担任国会议员，但已表明不会再参加来届的马来西亚国会选举。他在辞职信中这样说：“我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领袖的密切个人友谊联系已经成为及将会被联盟政治人物利用来混淆一些马来西亚人，使他们相信民主行动党是一个受新加坡控制的政党。”
蒂凡那此举是要表明 “民主行动党”与“人民行动党”不再有任何政治上的联系，而他的担任高职，总是让人将两者连串在一起。多少会使人民行动党有些“尴尬”。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的：“1969年，蒂凡那在我的敦促下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从1970年开始，他领导职总，直到1981年国会推选他为新加坡总统为止。”
在蒂凡那转换身份之后，意味着民主行动党必须要离开新加坡这棵大树而自力更生了。虽然他在马来西亚从政的历史并不长，而且经常在国会内为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的争议进行辩护，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催生了民主行动党，也曾经一度作为民主行动党和人民行动党的桥梁。他对民主行动党确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对他个人而言，却是以悲剧收场。事缘在1981年李光耀通过国会把他送上总统宝座。虽然无实权，但这是他个人从政以来的最高荣誉。对民主行动党来说，也是精神上的荣誉，因为它的创党人蒂凡那当上了新加坡共和国的总统。
可是到了1985年，李光耀发现蒂凡那酗酒后举止异常，在专家诊断后，劝他辞职。（见李光耀回忆录）。
离职后的蒂凡那后来（1987年）在《远东经济评论》撰文否认他是一个酗酒者。导致李光耀提出诉讼。
1999年，蒂凡那在加拿大接受一家报纸访问时，又再指医生对他诊断错误，也对李光耀有所指责，于是又是一场官司。
他们俩人的恩怨也因蒂凡那于2005年逝世而划上句号。（蒂凡那于1995年移居加拿大安大略省）
虽然如此，李光耀在回忆录中也不忘赞扬蒂凡那对新加坡的建国历程中功不可没。“60年代共产党人抨击行动党，他挺身为我们辩护；也是他倡导现代化的劳工运动，使职总成为举足轻重的新加坡经济建设的伙伴。”
(二) 吴福源昙花一现
吴福源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他在党获得注册后，就成为蒂凡那的得力助手，出任党副秘书长。当蒂凡那的辞职于1967年7月29日被中委会接纳后，吴福源受委为代秘书长，并于1968年3月17日被党大会选为党秘书长。因此他是民主行动党的第二任秘书长。
在其掌权期间，行动党也在同日发表党的《出师表》，即《文良港宣言》，它基本上延续了“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精神，而反对一个种族支配权。循着这一路线，吴福源带领民主行动党参加了1969年的大选。由于是行动党初试啼声，加上在这之前的补选中，出现反对党各自上阵分散选票而败阵的教训，行动党与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在议席分配上取得合作，形势变成反对党单挑联盟。
这一年的大选出现反风，反对党也就取得了较好的战果。例如民主行动党角逐24个国席，赢了13个；角逐57个州议席，则赢了31席，可谓“旗开得胜”。无形中提高了吴福源在党内的声望。
正当吴福源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爆发了“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陷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终止，实行半军管 。换句话说，所有的中选议员暂不能宣誓就职，只能够在1970年2月国会重开后，才又恢复民主体制。
在这期间内，吴福源犯了两个被民主行动党认为“不可宽恕”的错误。
其一，在“513”事件发生后（1969年5月13日），林吉祥不理会将面对被逮捕的命运，在69年5月18日由新转机抵达吉隆坡机场时被捕。
同年的6月25日，行动党派吴福源前往伦敦参加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争取释放林吉祥。前前后后他在外国逗留二个月之久。当吴福源准备取道新加坡返马之前，他被告知，如果他回来履行秘书长职务的话，他将会被逮捕。因为有林吉祥被捕于前，吴福源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他拒绝回到马来西亚。
在这个时候，民主行动党的数位领袖专程到新加坡劝吴福源回大马，以下是摘自民主行动党的一项记录（见民主行动党15周年纪念特刊，1981年）：
“令我们极度震惊和遗憾的是，吴福源表示他害怕回到大马任秘书长一职的话，必定会被当局扣留，他不准备身陷囹圄。”
“吴福源满眶热泪地说，我不是另一个林吉祥，我不能成为一个英勇斗士”，“我们告诉他一旦辞去秘书长职，他将很难重返行动党任秘书长，因为人民会对他失去信心。他竟答称，过一些时候，他们将会淡忘一切。”
同年10月1日，吴福源从香港致函给党主席（曾敏兴），提出辞秘书长职，中委会接受，另选林吉祥为新秘书长。
后来，出狱后的林吉祥要求让吴福源重返行动党，但吴福源要求担任党主席，党未予接受。最后是同意让吴福源担任副主席（1971年2月）。此时的吴福源已大权旁落。
其二，是约在1971年期间，吴福源被发现与马华公会暗中密谈，事件后来被揭开是这样的：1971年3月的时候（马华正展开轰轰烈烈的华人大团结运动），马华的领袖私下与吴福源接头，商谈两党如何团结事宜。马华公会的立场是解散民主行动党，党员个别加入马华公会；行动党则认为行动党加入联盟或政府，成为联合政府一员，结果无紶达成协议。但此密谈在7月的时候曝光，双方再也无法掩盖，于是有了一场口水战。介入这场笔战的，马华公会计有陈修信，甘文华（时任马华总秘书），李三春及李裕隆；行动党方面林吉祥、曾敏兴、吴福源及何文翰。
甘文华有针对此事件发表下列的声明：
陈修信曾向林吉祥表明，应解散行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马华公会，同时要公开发表宣言，接受马华和联盟的目标与政策，但有关的建议必须取得联盟领袖敦拉萨及马华中委会的批准。
甘文华又说，陈修信当时是答复吴福源提出的三个条件：j一名内定行动党领袖担任马华署理会长；k必要保证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担任部长及l必须保证两名至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出任副部长。
林吉祥驳斥这一说法，他说会谈是马华通过中间人安排的，是马华提出要行动党解散而争取在马华担任要职和出任部长，不是吴福源所提出的。他补充说，任何思想正确的人都看得出，解散民主行动党参加马华的思想是多么地可笑荒谬的。行动党绝不会解散参加马华或任何种族的政党。（见谢诗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年。）
这一场论战结果是不了了之，但却在后来导致行动党国会议员何文翰跳槽马华，且在之后曾出任中央部长，这对行动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而吴福源的行动，也被认为背着党“做坏事”。在1972年6月18日的中委会议上，决定开除吴福源党籍，罪名是公开与党的既定政策对抗，又暗中和马华领袖密谈。
行动党的文件记录中这样说：“吴福源在当时至少三次和马华私下会谈，但是直到今天，党还不知道吴福源和马华领袖在这三次的密谈中所发生的事，事后马华领袖述说的会谈经过，竟和吴福源所说的有所冲突。吴福源竟不能解释很多疑点，这不但说明未得党的同意，曾私下商讨有关党解散的事，而且可能使党牵累很多其它的事。（见《行动党15周年特刊》）。
这话说得有其依据，因为当时行动党的13名国会议员中，已有4名叛党。而在州议员中，第一个叛党的是霹雳州议员杨荣才。
当吴福源从顶峰跌下谷低时，他并不甘心从此退出政坛。因而在1972年之后加盟民政党，这段插曲说来离奇。
民政的林苍佑左边收吴福源，右边收林敬益。前者是一个人，后者是一批人，如果吴福源当年是一批人过档民政，而又在1974年大选胜出的话，可能今日的民政党是吴福源居有利地位而不是林敬益。可惜吴福源在1974年在民政旗下参加大选，回孟沙原区，以千余票失手，徒呼无奈，从此退出政坛，做他的绘测师去了。反之林敬益则脱颖而出，崛起成为民政的老二。
政治的微妙，真叫人摸不透。但如果按照行动党对吴福源的批判是无误的话，则吴福源的失败也由于他个人的优柔寡断所致。
(三) 林吉祥独领风骚
林吉祥（1941- ）是民主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在这之前，他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加入政治后，几乎成为一名政治工作者。他的处女战是在1969年1月参加雪州的沙登州议席补选。这一仗林吉祥马失前蹄，得票5928张，联盟6535张，多数票607张。而民政党候选人得票1330张。如果反对党合作，林吉祥必然是首仗告捷。就是因为这样，行动党才认为反对党合作的重要性，也就有了1969年反对党在选区上默契的举动。
虽然林吉祥未能旗开得胜，但他在党内迅速崛起，在担任组织秘书的同时，他也是蒂凡那的得力助手。他在1968年在《火箭报》发表的一篇论述可以作为他的政治方向的起点。这篇文章题目为《槟城及北马骚乱的教训》，是针对劳工党为抗议旧币贬值而展开的大罢市行动，后来又发生种族冲突。因此林吉祥左右开弓，既批判劳工党未顾及可能引发的种族冲突，甚至准备让事件蔓延以遂目的，也批判联盟政府采取种族政策，未正本清源问题的症结。
继之，使林吉祥名声大噪的是一场“文化大辩论”。此事件发生在1968年11月24日。事因民政党全国中委赛纳吉博士（也即是民政党全国主席赛胡申阿招达斯教授的胞弟）在同年10月26日在芙蓉的一个群众大会上说，他不了解“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含意。他认为马来西亚的文学只能用马来文来写，而马来西亚的文学必须包括印度尼西亚文学。
林吉祥形容赛纳吉所描述的文化政策是“印度尼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政策。双方于是同意来一场文化大辩论。
这场辩论在吉隆坡玛拉讲堂举行。由人民进步党主席辛尼华沙甘主持，行动党的队伍是林吉祥、吴福源、尔乃斯及KS达斯；民政党是赛纳吉、陈志勤、林苍佑及J.B.彼得医生。由上午10AM一直辩论到下午4.30PM。
在舆论上，尤其是在华印人社会，林吉祥的多元文化政策占上风。他说，如果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之国家，则马来西亚文学不应只用一种语文来写作。
可以想见，当时民政党的非巫裔领袖是碍于赛纳吉的面子才出现会场陪太子读书。但他的言论也不代表民政党的立场。虽然辩论会不了了之，却因此让林吉祥扬名于华人社会。而赛纳吉过后也未积极参政，转回学术界发展。
林吉祥真正崛起是在1969年大选后，他不但中选国会议员，而且也勇于面对逮捕，毅然回国。结果直到1970年10月1日才被无条件释放。在这期间，他在狱中被选为行动党第三任秘书长。释放之后声望如日中天，到处演讲又到处建立起党威。
我们现在不妨分阶段和以事件来剖释林吉祥的政治历程。因为他是在任最久的秘书长，也是具争议性的一位全职政治工作者。在官职方面（指担任议员），林吉祥担任过下列选区的国会议员：
1969-1978—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78-1982—八打灵国会议员
1982-1986—马六甲市区国会议员
1986-1999—丹绒区国会议员
1999年转移至升旗山选区，以百余票饮恨，输给民政的谢宽泰，首次失国会议员资格。
2004年—怡保东区国会议员。林吉祥东山再起，重任国会反对党领袖。
由此看来，只在1999到2004年林吉祥无官职外，他一直是不同选区的国会议员。
他也曾担任下列选区的州议员：
1974-1982—马六甲姑务区州议员；
1982转移州选区，败给马华公会的颜文龙；
1986-1990—槟城甘榜哥南州议员，
1990-1995—槟城巴当哥打州议员。
1990年这一仗是林吉祥背水一战，直接对垒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结果以700多票胜出，但未能执政槟州，共夺得14席，国阵则拥有19席。许子根在这一年荣任槟州首席部长。
1995年和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也参加州选，先是对垒许子根，后是对垒丁福南，都告锻羽而归。因此他未参加2004年的州选。换句话说，林吉祥在州选并不是事事顺心，而是一波三折，他的首席部长的美梦也在1995年选举中破碎。
在党职方面，林吉祥从1969年起一直担任党秘书长直到1999年，长达30年，是在位最久的秘书长（当然他无法打破李光耀的记录，李光耀从1954年起一直担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直到1990年卸职，共36年。）
他在1999年后转任党主席，秘书长由郭金福接任。但持平而论，郭金福在才智和组织上没有超越其政治师父林吉祥。因此基本上还是属于林吉祥统领行动党的年代，郭金福只能成为过渡时期的领袖，威望赶不上林吉祥。
在党的斗争方面，林吉祥的强势领导也往往被对手形容为独断人物。但在那个斗争的年代，取代林吉祥又谈何容易。
随手拈来，就有几件大事突出了党争对行动党元气的磨损。
第一件事是“513”事件后，先是何文翰的“叛党”，后是吴福源的“叛党”，使林吉祥大呼无奈。不过他们的离去并未影响林吉祥在党内的声望，更是得心应手大展拳脚。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1978年大选前，行动党槟州主席叶锦源及其支持者不满林吉祥“引进”卡巴星（原是吉打州议员，1978年移师槟州），双方撕破脸皮，导致中央接管槟州，起用一批新人加旧人重新上路。叶锦源则另立社会主义民主党参与大选，但不敌全军覆没。就这样卡巴星走进槟州政坛。
第三件事也是在1978年大选前，林吉祥的副秘书长范俊登突然发难，公开表明退出民主行动党，以抗议民主行动党在国际社会主义论坛上偏袒新加坡，并为新加坡的内安法令辩护，而在马来西亚则持反对立场，形容此为双重标准。
林吉祥为此也发表文告反驳。他说：“民主行动党对马来西亚及新加坡的内部安全法令所作的谴责是没有彼此之分的，范俊登肆意曲解我在东京的谈话说我曾为人民行动党的重入国际社会主义而辩护。”（见林吉祥《马来西亚的计时炸弹》）
范俊登是行动党内的另一颗政治明星。他在1969年中选国会议员后，就以出位的角色担任《火箭报》的主编，而且言论激进，成为林吉祥之外的另一位政治红人。
虽然面对文字煽动官司，他在1974年的大选则单挑人民进步党主席SP辛尼华沙甘（此时进步党已加入国阵，使用国阵旗帜竞选）而大胜，结束了进步党在霹雳州的“一方霸主”的地位。这无形中为范俊登取得了一定份量的政治筹码，分分钟都有可能成为另一个林吉祥。
但他的政运并不是那么好，煽动官司又纒绕着他。（1975年他的罪名成立，几乎要进行一场国席补选，最后又被高院阻止，认为应让范氏尽可能寻求法律途径上诉以洗脱罪名，因此补选取消，范氏的议员资格也没有取消。
可是，对范俊登来说，他已对选举产生冷感，因而在1975年离开马来西亚到伦敦，也不再参加1978年的选举。范俊登的事件无疑给林吉祥投下一颗炸弹，他除了发文告澄清外，也似乎是爱莫能助。所幸范俊登的杀伤力并未太大影响选民对行动党的支持。因此行动党在1978年的选举成绩比1974年来得好。例如1974年国席9个，州席23个，但1978年国席增至16个（马华17席），州议席增至25个。算是有所进步。（范俊登在90年代又重回行动党，再角逐霹雳州议席，不幸失败。名声也随之下降，而后不再过问政事。）
我今天仍不明白，为何1978年的选举会引起学者及报人的关注和兴趣，出版专书专门评析1978年的选举。
就我所知，计有《MALAYSIAN POLITICS & THE 1978 ELECTION》（马来西亚政治与1978年大选），《78年大选内幕》及《看78年大选的马华成败史》。
这一届的大选，在国阵的特色是开除回教党后的必然考验，结果国阵首次攻下吉兰丹州。反对党无从合作，行动党自行上路，社会正义党及社会主义民主党大败。
第三件事也是意想不到的，林吉祥意心栽培的徒弟陈德泉（1978年让出马六甲国席予陈君），在1980年起事。起因于1980年槟州彭加兰哥打区的补选。槟城一派支持派吴林炎角逐，林吉祥情钟张德发。新雀张德发不敌马华老将林建寿，种下分裂祸根。以陈德泉为首的一派，包括吴林炎（州秘书）、陈毓书（州议员）及萧汉钦（国州议员）向林吉祥在槟城的另一爱将彼德达逊（已逝世）发难，最终是分道扬鏣，行动党再一次分裂。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行动党的州议员黄炎光过档民政党，陈德泉等人则加入马华公会。这是林吉祥心头之恨，引致1987年林吉祥回头再战马六甲市，拿下马华候选人陈德泉。
第四件事是在1982年大选前，与林吉祥打天下的李霖泰（国州议员）突然宣布退隐政坛，没有提供任何理由，林吉祥也禁若寒蝉。两人的仳离，再加上1982年范俊登用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旗帜参选，都是林吉祥极不愿意看到，又不能不接受的事实。
第五件事是霹雳州行动党主席林子鹤在80年代后也退出政治，本是行动党的大本营的霹雳州也出现了党内危机与矛盾。
第六件事是行动党以外的料想不到的突变。马华总会长李三春决定移师芙蓉国席（1982年）（这是行动党的强区，由党主席曾敏兴坐镇）。马华指林吉祥未敢应战，行动党则认为党主席对党主席之战是对等的。
李三春的破釜沈舟一方面是要向巫统新领袖马哈迪展示，马华老大在华人占多数的选区是经得起考验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意义是要换取马华在槟州的州议席与民政平分秋色（8对8），且以赢得席位的多寡来决定首席部长的人选。这一役林建寿是输了，与首席部长绝缘；李三春赢了，林吉祥无话可说。
但令人想不透的是1983年李三春走了，留下芙蓉国席补选，曾敏兴又再赢回。
从以上六件事来看，林吉祥当红的时代出现了不少的党内挑战者。人才和精英一个个离他而去。这种内斗与失和也消耗行动党的元气，每每要坐大又后院起火。异议者于是把矛头指向林吉祥，说他把行动党变林吉祥党，林吉祥与行动党是同一个词。反对党也因此拿来大作文章。
持平而论，行动党是靠林吉祥的威力而使到火箭标志闪闪发亮；反过来林吉祥也是因为牢控行动党，才不致因内斗和退党事件而倒下来。
(四) 林吉祥的丹绒三役
在痛定思痛后，林吉祥决定改弦易辙。他不再拘泥于杀退叛党的人，而是把目标转移，瞄向槟州，因为他认定槟州将会是行动党再造辉煌的州属，既然民政党能拿下槟州，为什么行动党不能呢？
丹绒一役就在林吉祥率领大军下压境槟州，其来势之凶猛，足以使国阵打住十二分精神抵御。1986年大选显示了林吉祥插足槟州的雄心，更是准备切断许子根通往国会之路。
战情之紧张，可谓烟硝迷漫，开票当晚可真遂了林吉祥心愿。他在丹绒插旗成动，并带领十条大汉闯进槟州议会，给反对党增添了力量。不过反对党只是行动党的天下，其它反对党也只好靠边站，有了丹绒一役的壮胆，林吉祥放胆再博丹绒二役。这是1990年的选情。此刻的林吉祥意气风发，竟单挑民政元老林苍佑的选区。准备出击成功后，荣登首席部长宝座。这一役他是靠着46精神党的配合，希望46党能拿下一些马来选区，再配搭行动党的阵容，就实现美梦了。
选民，尤其是华裔选民，确实给了行动党最大的支持，竟再接再厉拿下14个州议席，只差3席即可上台执政，无奈46党全不济事，在槟州翻船，一个席位也拿不到。和国阵取得的19个席位相比，林吉祥只能和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
这就是说，林吉祥打败了首席部长林苍佑，但首席部长不是他，而是他的宿怨许子根转过身来成了槟州政坛新盟主。
不甘失落的林吉祥，又再厉兵秣马，准备用丹绒三役使到行动党真正翻身。因此在1995年的大选，林吉祥又再上演王者之战，这一回是对垒许子根。两雄再度短兵相接，任何一方都只许胜不许败。
不过林吉祥没有算到的是这一役行动党也有致命伤：j46精神党已易名46为马来人党，对选举提不起激情，只是充充场面。不再是行动党的支柱；k在1990年中选州议员的行动党干部，不是个个都勤于为民服务。有人中选后不见踪影，有人认为民生问题归政府和市议会管，州议员不必理会，更有人被选民讥讽为“睡觉议员”。凡此种种，都给行动党带来负面的影响及l最为重要的是，1990年行动党 有与46精神党结盟，至少是多元种族的组合，但1995年大选，是行动党自行上路，选民就必须衡量它能否单独执政，若是没有马来人的支持，结局又是如何的呢？他们已经不能再像1990年的大选，让行动党试一试了。
当晚的开票，也叫许多人大跌眼镜，行动党兵败如山倒，连林吉祥也败了（但胜了丹绒国席），只剩下一名孤零零的州议员。是林吉祥把行动党推向高峰，也是林吉祥把行动党的半璧江山送回给了国阵。政局的残酷，肯定叫林吉祥看儍了眼。丹绒三役的失败，也标志着行动党以失败告终。
到了1999年的大选林吉祥打出了没有标明“丹绒四役”的丹绒四役，这一回他再调兵遣将，转移到升旗山国席和植物园州议席，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林吉祥双双跌马，连卡巴星也在日落洞上演滑铁卢。安华效应（因人在监狱）并没有在华社发挥作用，林吉祥也只能认命了，只好在政治的旷野游荡5年。这是林吉祥第一次尝到没有做议员的“痛苦与失落”。经此一役，他也卸下秘书长职，转任党主席。
这种难受的滋味到了2004年的大选后才告消失。他在怡保重新站立起来，又再重任反对党领袖，恢复他本来享有的荣誉。在这之时，他也从党职上退了下去，只出任政策及策略委员会主席，不再理党务了。
综观林吉祥大半生，他的“政治戎马生涯”显然是与生俱来的。行动党造就了他，他也曾经擦亮火箭的标志，又曾使火箭不再发亮，功过只能交给后人评说。
如果写行动党的历史，去掉了林吉祥，也就残缺不全了。如果写林吉祥历史，去掉了行动党，更是无从写起。他的生命已和行动党交织在一道。
(五) 林冠英子承父业
“父亲未走完的道路，儿子代他走了”。这就是今日林冠英的写照。
出生于1960年的林冠英，正是步入英姿焕发的年代，但他也是历尽沧桑，才登上今日的高位。也是受英文教育的他，在1983年毕业自澳洲莫纳斯大学，是名合格的会计师。他的中文是后来自我磨练而成的，也许其华文程度并不亚于其针亲。
1986年他开始走上第一步。这一年的大选，其父亲林吉祥把马六甲国席让给他守成，自身转战槟城。林冠英不辱使命，以1万7千余张多数票大胜。
一年之后，他被内安法令扣捕，而其父亲也在同一天第二度被扣留。双双在监狱渡过一年半的失去自由的生涯后。于1989年获得释放。两父子又再回到如同昔日的斗志昂仰，他们依然在政坛春风得意。挟着林吉祥个人声望达到顶点。行动党在1990年时准备拿下槟州执政权，结果功败垂成。但林冠英并未参与，他依然坚守马六甲市区国会，又再以万余张多数票轻易过关。他显然已继承林吉祥的衣钵，获得马六甲市民的认同。
也许是老子大权在握，林冠英在党内始终未居重要职位，也只有到了1995年才成为数位副秘书长之一。
不知道是命中注定或时运不济，在1995年大选后又再蝉联马六甲市国会议员后，林冠英跌进法网，为一位少女仗义执言，却把自己送进监牢。（由1998年8月25日开始，直到一年半刑期满为止）。这痛苦的挫折，比起1987年在茅草行动中被内安法令扣捕更是不堪回首。
伴随着判刑坐牢，林冠英也失去国会议员享有的一切，且在5年内（释放日算起）不得参政。因此在1999年的大选，他失之交臂；在2004年的大选，他同样日期未到而不能参选。他由高位跌了下来，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倒教他刻骨铭心于一生。
2004年大选后，原行动党秘书长郭金福因在甲市区国席马失前蹄，辞卸秘书长一职，林冠英顺序而上。这个时候林吉祥也不方便继任主席，以免瓜田李下，被指“父子统党”，退下担任不起眼的党内一个小组的主席，改由卡巴星出任主席。从那一刻开始，林冠英时代降临了。
在这三年来，林冠英依然无法解决的是党内的人事纷争。虽未演变成大件事，但也是够他操心和烦心了。或者让这位新秘书长耿耿于怀的是：森美兰是行动党插第一支旗的地方，也曾拥有过数个国州议席，如今则有衰退之势。林冠英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则需要重新整顿党务。
严格来说，林冠英接手的行动党依然保持40年以跌岩起伏的记录。从有突破到没突破。他又怎样的寻求新的突破呢？这里有两个大动作是值得注意的：
其一在2005年时，行动党对党章进行修改，不再强调社会主义，而是突显社会正义与公正合理。这种顺应潮流的改变，也足以使人看到行动党改革的一面。
再者，他提出的新口号“大马人优先”。从字面上找不到其深刻的意义，也有些不够清晰。但林冠英解释是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演化而来。这样的解释还是不够明白的。因为“大马人优先”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唯一可勉强理解的是什么事都应以“马来西亚人为先”，而不是以种族之化分来分先后。
但不论怎样的理解，口号必须是浅白和易通的，不需再作解释，也不需要推测其含意。这不是创作文学或文字游戏，而是政治斗争的口号，要一目了然，要一望知义。比如我们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又比如旧口号“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一下子就入脑而明白斗争的目标和方向。
我到今天还是认为“马来西亚人优先”是不成句和不够明亮的口号，不入人心，也未触及党的核心。再问下去：优先什么？就不知道林冠英还有没有更适当的词句打动人心？比如“立国根基，全民平等”或其它相似原来意义的也无不可。
虽然说林冠英任期内党内有发生小磨擦和矛盾，但另一方面他引入一些青年精英和新血倒是值得激赏的。这些学有专长的人若能适当的得到发挥，行动党的形象就可以再次提升，党的年轻化要从吸引年青人开始。
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因为长年居于反对党的地位，本来民间的资源（包括社团和讲江湖意义）是执政和反对党共享，可是发展到今天，反对党已居于下风，这也是行动党要检讨的。
我们不怀疑林冠英有一颗挚诚的心要改革党和催生新一代人加入他的斗争行列，但这些必须要有策略和方法来开展。过去行动党有不少分支部，今天要重整旗鼓，就得从每个选区开始，党是团队的工作，不是靠个人来挑动的。
其二，林冠英已放话，要在一至二届夺取槟州政权。这种愿景是强化党的一种手段，也是它拥有的权利。但要如何达致，就不得不费神思量了。
林吉祥失败的教训必须要成为行动党的第一课。也只有深刻的检讨才能得出一个可以尝试的方案，至于成败，要看选民的取向。这就是当今林冠英最大的挑战。他要证明的不是他是林吉祥的儿子，而是他是青出于蓝的林冠英。我们且拭目以待。
1.6.07
有那一件事与选举无关？
什么东西与选举无关？又什么事情又与选举有关？这是个令人混淆又值得研究的课题。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什么是选举？就是指民主政制下的国家大选，以让人民选出心目中的政党和代议士，从而确定由那个政党执攻。从这样看来，选举确实与任何事都扯上关系。因为选民手中的一票就是对政党（执政党和反对党）过去几年来的的表现的评估与裁判。所以执政党也好，反对党也好，都是为了选举而存在和发展的。
根据美国著名政论家罗伯特‧道尔（ROBERT A. DAHL）在《论民主》一书中就认为民主的具体表现莫过于投票选举政府。他也指出随着极权政体明显失效，在20世纪末，民主政政治已成为被许多人追求的理念和制度。
我们认同道尔对民主的诠释，如果没有人民的自由选举，民主将无从实践。在这个基础上，政党的出现就是参加选举以夺取权力和掌控资源，而这个权力又是源自于人民的。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指责，或抗议选举不公，但在没有更好的政制取代下，我们都接受一人一票制是民主的最集中和最重要的表现。就此道尔还说了一句，选举的公平与知情权也是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
当选举一过，各安其位。就执政党而言，它的责任是领导国家，造福人民，开展计划。例如推动大工程，普及教育，提供就业 ，促进经济和提升医疗服务等等都挂上“以民为本”的招牌，目的不外是希望下次大选再次执政。
就反对党而言，它会不断的批评乃至抨击政府政策的失当，施政的不公和对民生的忽略。除了起监督和制衡作用外，也是希望在将来大选时增加取胜的筹码。
既然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在争取民心，则它们的所作所为都应该被视为在为大选铺路。如果不是为了选举，政党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客观的论析：身为执政党，不论是处在选举期或非选举期。它都有义务和职责对国家的发展作出规划。例如第9大马计划就得依时向全民交待。即使不是为选举而设，但在另一方面，人民有权评估有关计划的推行与落实是否令人满意，所以它又和选举有关。自然公务员的加薪，一些政府工程频频出现状况和缺陷，也会被看成是热门课题。
既然样样事都被演绎成政治课题，则政府也无需回避问题。就算是与选举有关，也是政府的权力和其职责所在。因为它也需要人民的支持才能持续执政。这就是民主的真谛和其法则。生活在民主选举的国家，谁也避免不了要面对选民的裁决。
在政党和选民是两位一体的制度下，我的结论是：任何事都和选举有关，它也是检视政党表现的最高标准；也因为有选举，政府才能谨慎行事，不能背向民意；也因为有选举，反对党也要言之有物，不能无的放矢。既然选举成了每一个政党及候选人必须面对的“考试”。所所从政者在日常怎能不“备课”呢？他们的工作议程有那些与选举无关呢？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什么是选举？就是指民主政制下的国家大选，以让人民选出心目中的政党和代议士，从而确定由那个政党执攻。从这样看来，选举确实与任何事都扯上关系。因为选民手中的一票就是对政党（执政党和反对党）过去几年来的的表现的评估与裁判。所以执政党也好，反对党也好，都是为了选举而存在和发展的。
根据美国著名政论家罗伯特‧道尔（ROBERT A. DAHL）在《论民主》一书中就认为民主的具体表现莫过于投票选举政府。他也指出随着极权政体明显失效，在20世纪末，民主政政治已成为被许多人追求的理念和制度。
我们认同道尔对民主的诠释，如果没有人民的自由选举，民主将无从实践。在这个基础上，政党的出现就是参加选举以夺取权力和掌控资源，而这个权力又是源自于人民的。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指责，或抗议选举不公，但在没有更好的政制取代下，我们都接受一人一票制是民主的最集中和最重要的表现。就此道尔还说了一句，选举的公平与知情权也是民主体制不可或缺的。
当选举一过，各安其位。就执政党而言，它的责任是领导国家，造福人民，开展计划。例如推动大工程，普及教育，提供就业 ，促进经济和提升医疗服务等等都挂上“以民为本”的招牌，目的不外是希望下次大选再次执政。
就反对党而言，它会不断的批评乃至抨击政府政策的失当，施政的不公和对民生的忽略。除了起监督和制衡作用外，也是希望在将来大选时增加取胜的筹码。
既然执政党和反对党都在争取民心，则它们的所作所为都应该被视为在为大选铺路。如果不是为了选举，政党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客观的论析：身为执政党，不论是处在选举期或非选举期。它都有义务和职责对国家的发展作出规划。例如第9大马计划就得依时向全民交待。即使不是为选举而设，但在另一方面，人民有权评估有关计划的推行与落实是否令人满意，所以它又和选举有关。自然公务员的加薪，一些政府工程频频出现状况和缺陷，也会被看成是热门课题。
既然样样事都被演绎成政治课题，则政府也无需回避问题。就算是与选举有关，也是政府的权力和其职责所在。因为它也需要人民的支持才能持续执政。这就是民主的真谛和其法则。生活在民主选举的国家，谁也避免不了要面对选民的裁决。
在政党和选民是两位一体的制度下，我的结论是：任何事都和选举有关，它也是检视政党表现的最高标准；也因为有选举，政府才能谨慎行事，不能背向民意；也因为有选举，反对党也要言之有物，不能无的放矢。既然选举成了每一个政党及候选人必须面对的“考试”。所所从政者在日常怎能不“备课”呢？他们的工作议程有那些与选举无关呢？
28.5.07
“四大天王”被政治化
好些车前，娱乐圈突然冒出“四大天王”这个跨大其词的特别名词，用以赞誉四位歌手张学友、郭富城、刘德华及黎明具备了较高的水平而可以“晋身”为“王”了。于是“四大天王”常挂在人们口中成为口头禅。好像有什么四人组合好事的，概封王封后，后来不是又出现所谓“四大天后”吗？到底他们是否真的已登上“天王”的高位，我们不得而知，因为这种“神化”人物只能当娱乐般消遣，不必当真。
曾几何时，不久前这个专有名词竟然跑进台湾的政界，把民进党的四位争做总统候选人的“宝贝”称为“四大天王”。他们也乐得其所照单全收。管你传媒怎样形容和称呼，只要是没有贬意的，也就不必多此一举否认了。
最近，“四大天王”的斗争宣告 落幕，胜出者是谢长廷，另三人黯然退出竞逐舞台，他们是苏贞昌、游锡堃及吕秀莲。因此现在民进党内只剩下“一大天王”，“四大天王”不见了。
由此可见，“四大天王”是应景之作，不是什么恒久的光辉。当你不再闪光的时候，也就无王可做了。社会的现实，由此可见。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再意传媒怎样称呼你，只要不是贬 意或具有杀伤力，就不必太过在意。当然如果有人恶意的贬为“四人帮”，那你就非抗议不可了。
不过，马来西亚政治生态可没有台湾那样的开放和充满娱乐性。当传媒针对槟州未来首席部长人选而把丁福南、谢宽泰、李家全及邓章耀称为“四大天王”时，谢宽泰就不敢照单全收，而是希望媒体不要这样的称呼他们。在他看来，这样的娱乐化政治是不严肃也不是健康的。
我们尊重谢宽泰的看法，也许马来西亚人民还不习惯“称王称后”的，但我们也认为谢宽泰不必在意传媒怎样写怎样形容，只要不别具用心，也就当传闻来看待好了。
果然谢宽泰发言之后，传媒也不再提“四大天王”这个形容词，当事人的心里也就好过些了。可是这边厢熄火，那边厢又引爆网站的“民调”和传媒的“民调”。“民调”在马来西亚也是新鲜的玩意儿，被“调问的人”都有限，参与民调的人也不多，自然得出的结论又是另一番情景。但客观也好，主观也好，又成为一种无形的“杀伤力”，尤其是对于得票少的“候选人”。
当然我们也同意这样的“民调”是不科学的，也不尽然是“民意”的反映。不过我们倒是鼓励马来西亚能兴起“民调运动”，如同一些西方及亚洲的国家，用民调来探测民意和选举的风向。这至少提供人民一个参考资料。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主持民调的机构本身要有公信力，要有一套调查问卷的蓝本，且要有系统地进行抽样调查，才能得到“民意”的导向。
虽然民调不全然准确，也不全然客观，但对于一个民主的国家，民调是有积极作用的，只是民调的问题要具备客观性，不是打压性，否则就失去其意义了。
其实，今日槟州首席部长职是不存在什么“四大天王”的，也不能尽在小圈子里兜来兜去。首先要民调的问题应是未来大选，你支持执政党或反对党？你支持执政党是因为要保持现状？你支持反对党是因为你要改变现状？你对现状不满是因为（提供几个选择，比如经济欠佳、滥权渎职、治安每况愈下、政治霸权等等）；你对现状满意是因为（同样提供几个选择，比如政治安定、生活有保障、无法改变格局、只求安居乐业等。）
下来可以问的是如果执政党再胜出，你认为首席部长应由谁出任，提供几个人选。或如果反对党上台，你认为谁应出任首席部长？也提供几个人选？
这就是说，首席部长是公职，只能由人民在选举时决定由那方执政才能知道谁较有机会出线。若现在就判断首席部长是“四大天王”中其中一人，也是有嫌主观的。即便是首席部长,若由民政党推荐，也只剩下丁福南或谢宽泰，而不是什么“四大天王”。但有一点可能是传媒猜对了，那就是所说的四个人极可能都会参加州选。换句话说，谢宽泰和李家全都会弃国攻州。民政若排出这样的阵容，就意味着它有足够的人才来登上高位。但先决条件是许子根弃州攻国，而他们都在选举中顺利过关。不然的话，一切都是未知数。既是未知数，又何来定数呢？
曾几何时，不久前这个专有名词竟然跑进台湾的政界，把民进党的四位争做总统候选人的“宝贝”称为“四大天王”。他们也乐得其所照单全收。管你传媒怎样形容和称呼，只要是没有贬意的，也就不必多此一举否认了。
最近，“四大天王”的斗争宣告 落幕，胜出者是谢长廷，另三人黯然退出竞逐舞台，他们是苏贞昌、游锡堃及吕秀莲。因此现在民进党内只剩下“一大天王”，“四大天王”不见了。
由此可见，“四大天王”是应景之作，不是什么恒久的光辉。当你不再闪光的时候，也就无王可做了。社会的现实，由此可见。
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再意传媒怎样称呼你，只要不是贬 意或具有杀伤力，就不必太过在意。当然如果有人恶意的贬为“四人帮”，那你就非抗议不可了。
不过，马来西亚政治生态可没有台湾那样的开放和充满娱乐性。当传媒针对槟州未来首席部长人选而把丁福南、谢宽泰、李家全及邓章耀称为“四大天王”时，谢宽泰就不敢照单全收，而是希望媒体不要这样的称呼他们。在他看来，这样的娱乐化政治是不严肃也不是健康的。
我们尊重谢宽泰的看法，也许马来西亚人民还不习惯“称王称后”的，但我们也认为谢宽泰不必在意传媒怎样写怎样形容，只要不别具用心，也就当传闻来看待好了。
果然谢宽泰发言之后，传媒也不再提“四大天王”这个形容词，当事人的心里也就好过些了。可是这边厢熄火，那边厢又引爆网站的“民调”和传媒的“民调”。“民调”在马来西亚也是新鲜的玩意儿，被“调问的人”都有限，参与民调的人也不多，自然得出的结论又是另一番情景。但客观也好，主观也好，又成为一种无形的“杀伤力”，尤其是对于得票少的“候选人”。
当然我们也同意这样的“民调”是不科学的，也不尽然是“民意”的反映。不过我们倒是鼓励马来西亚能兴起“民调运动”，如同一些西方及亚洲的国家，用民调来探测民意和选举的风向。这至少提供人民一个参考资料。但我们要强调的是，主持民调的机构本身要有公信力，要有一套调查问卷的蓝本，且要有系统地进行抽样调查，才能得到“民意”的导向。
虽然民调不全然准确，也不全然客观，但对于一个民主的国家，民调是有积极作用的，只是民调的问题要具备客观性，不是打压性，否则就失去其意义了。
其实，今日槟州首席部长职是不存在什么“四大天王”的，也不能尽在小圈子里兜来兜去。首先要民调的问题应是未来大选，你支持执政党或反对党？你支持执政党是因为要保持现状？你支持反对党是因为你要改变现状？你对现状不满是因为（提供几个选择，比如经济欠佳、滥权渎职、治安每况愈下、政治霸权等等）；你对现状满意是因为（同样提供几个选择，比如政治安定、生活有保障、无法改变格局、只求安居乐业等。）
下来可以问的是如果执政党再胜出，你认为首席部长应由谁出任，提供几个人选。或如果反对党上台，你认为谁应出任首席部长？也提供几个人选？
这就是说，首席部长是公职，只能由人民在选举时决定由那方执政才能知道谁较有机会出线。若现在就判断首席部长是“四大天王”中其中一人，也是有嫌主观的。即便是首席部长,若由民政党推荐，也只剩下丁福南或谢宽泰，而不是什么“四大天王”。但有一点可能是传媒猜对了，那就是所说的四个人极可能都会参加州选。换句话说，谢宽泰和李家全都会弃国攻州。民政若排出这样的阵容，就意味着它有足够的人才来登上高位。但先决条件是许子根弃州攻国，而他们都在选举中顺利过关。不然的话，一切都是未知数。既是未知数，又何来定数呢？
27.5.07
从“责任论”到“月漏论”
最近闹得满城风雨的大件事莫过于国会漏水引发的“月漏论”及“责任论”的争议。对此，工程部长三美威鲁亲自巡视后说﹕“情形非常严重，大厦的所有屋顶必须重新维修，并装置防水系统。”因为在“2005年耗资9千万零吉翻新和维修时，并不包括装置防水系统”。更严重的是，“如果不即刻抢修，会从目前的5至6个漏水处增加到10到15个漏水处”。
面对这样的“惨状”，三美说了“在国会漏水事件上，大家都有犯错，所以没有任何一方应负责任”。这究竟是在解释什么？我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首先肯定是有一方负责承包，另一方负责监督，用的是公款，完工后付钱了事。但老百姓只知道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却不知道怎样评估和由谁承包，他们要负什么责任？不是已经选出政府，而政府不是已把职务和工作分配得清楚吗？自然是有主管部门和进行工程的公司，为什么不找承包公司和有关部门来问个一清二楚，为什么大家都有错，而错了则没有负责任者不知道这是那门子的逻辑？我们也给三美搞胡涂了。他是否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不要那么含糊其词，把过失掩盖掉。因为不止国会，即便连布城的移民厅总部、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大厦、新法庭大厦也面对不同程度的漏水和天花板掉落等问题。这种一连串的爆出建筑的“丑闻”，也真的让人民受不了。
我们因此不禁要问三美部长，还有什么建筑物会出现问题的？还有什么工程失当？也请快快公布，让我们一口气消化掉，不要动辄这边有问题，那边又有问题，没完没了的报个不停，不心脏病也几难。不知道三美知不知道，这不但影响国家的形象，也会对追求2020年达致先进国产生严重阻力？
就在国会漏水事爆光后，冯宝君国会议员针对此事提出看法时，不幸又节外生枝的发生案中案，起因于两位国阵议员莫哈末赛益及邦莫达拉丁脱口而出揶揄冯宝君每个月都在漏。这种朝野议员的骂战我们司空见惯，但用不当的字眼为漏水的事件引向被认为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也就变成政治性的爆发性新闻了。换句话说，从国会漏水变成每月在漏就从本质上改变了议题和内容。我们不否定议员有驳斥和讥讽的权力，而且国会也有特权保护免受其控，但身为尊贵的议员也应用词得当和不具“杀伤力”为底线。如果超越底线而变成被视为具有“侮辱性”的字眼，也会一发不可收拾而成为口水战。
果然，行动党便以此为依据展开抗议行动，连非政党人士也介入，一时沸沸扬扬，斥个不停。若充耳不闻，又是不行，内阁也就交由女部长莎丽札处理和调停。在苦言相劝下，两个议员同时发表向全国女性道歉书，以期平息风波。
这里有两个问题即刻产生。其一是两位议员只“得罪”冯宝君，在国会道歉或收回字眼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何要向全国女性道歉？他们又没“得罪”所有女人，实有些小题大作，而岔开道歉对象。其二是国会漏水又关人民何事？为什么“这是大家的错？”又是牛头对错马嘴。
当两个错加在一起时，是错加错变成对，还是一错再错？真希望每个议员要上美学课，丑话不要随意讲，培养心灵美、语言美；而且要勇于承担责任，才是人性美的体现。
面对这样的“惨状”，三美说了“在国会漏水事件上，大家都有犯错，所以没有任何一方应负责任”。这究竟是在解释什么？我们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首先肯定是有一方负责承包，另一方负责监督，用的是公款，完工后付钱了事。但老百姓只知道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却不知道怎样评估和由谁承包，他们要负什么责任？不是已经选出政府，而政府不是已把职务和工作分配得清楚吗？自然是有主管部门和进行工程的公司，为什么不找承包公司和有关部门来问个一清二楚，为什么大家都有错，而错了则没有负责任者不知道这是那门子的逻辑？我们也给三美搞胡涂了。他是否可以说得更明白一点，不要那么含糊其词，把过失掩盖掉。因为不止国会，即便连布城的移民厅总部、企业及合作社发展部大厦、新法庭大厦也面对不同程度的漏水和天花板掉落等问题。这种一连串的爆出建筑的“丑闻”，也真的让人民受不了。
我们因此不禁要问三美部长，还有什么建筑物会出现问题的？还有什么工程失当？也请快快公布，让我们一口气消化掉，不要动辄这边有问题，那边又有问题，没完没了的报个不停，不心脏病也几难。不知道三美知不知道，这不但影响国家的形象，也会对追求2020年达致先进国产生严重阻力？
就在国会漏水事爆光后，冯宝君国会议员针对此事提出看法时，不幸又节外生枝的发生案中案，起因于两位国阵议员莫哈末赛益及邦莫达拉丁脱口而出揶揄冯宝君每个月都在漏。这种朝野议员的骂战我们司空见惯，但用不当的字眼为漏水的事件引向被认为对人的尊严的“侵犯”，也就变成政治性的爆发性新闻了。换句话说，从国会漏水变成每月在漏就从本质上改变了议题和内容。我们不否定议员有驳斥和讥讽的权力，而且国会也有特权保护免受其控，但身为尊贵的议员也应用词得当和不具“杀伤力”为底线。如果超越底线而变成被视为具有“侮辱性”的字眼，也会一发不可收拾而成为口水战。
果然，行动党便以此为依据展开抗议行动，连非政党人士也介入，一时沸沸扬扬，斥个不停。若充耳不闻，又是不行，内阁也就交由女部长莎丽札处理和调停。在苦言相劝下，两个议员同时发表向全国女性道歉书，以期平息风波。
这里有两个问题即刻产生。其一是两位议员只“得罪”冯宝君，在国会道歉或收回字眼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为何要向全国女性道歉？他们又没“得罪”所有女人，实有些小题大作，而岔开道歉对象。其二是国会漏水又关人民何事？为什么“这是大家的错？”又是牛头对错马嘴。
当两个错加在一起时，是错加错变成对，还是一错再错？真希望每个议员要上美学课，丑话不要随意讲，培养心灵美、语言美；而且要勇于承担责任，才是人性美的体现。
21.5.07
补习是永不褪色的行业
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而要达致这一目标，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考试成绩优异；尤其是参加政府或统一的考试，以方便进入心目中的大学。
正因为政府的考试是一级一级的上，父母打从孩子在幼年开始，就灌输孩子补习的必要。似乎没有补习的孩子，再怎么聪明，都是不能考获佳绩的。
我们姑且拿一个孩子的学习路程来计算，就不难发现人生的约三分之一是花在读书方面的。当孩子四五岁的时候，先被送入幼儿园嬉戏和学习认字。待到六七岁适龄入小学一年级时，家长已开始为孩子的未来铺路。早上上课的，会被安排在下午上补习课；下午上课的，就安排晚上补习。其目的不外是希望孩子多吸收知识和及早熟悉考试的规则。这就是说，孩子的学习是校内和校外的。虽然校外的补习是强化校内的功课和完成校内的作业，但也从此养成儿童依赖的心理把学校的作业让补习老师协助完成。
由于有了充足的事前准备，当小学生面对小六的UPSR考试时，就比较有把握拿到好成绩。而家长等待的是发榜的那一天，各华文报大事的报导出了多少个“小状元”，此事在北马特别严重。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上初中时的PMR考试，又是报章不厌其烦地刊登多少位学子“金榜提名”。现在政府说将在2012年及2015年起分别取消UPSR及PMR考试，改以评估的方式鉴定学生的成绩。我们不知道采用新的评估法（政府提供的五大评估制）是否优胜于考试的检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将以教师的评估作为重要的考虑。
因此取消政府考试不意味着杜绝或减少补习行业，因为家长是希望老师通过补习带大孩子，好像不补习的孩子是有缺陷的。尽管教育部在去年12月颁布的指令要老师遵从其规定，但这样的一纸通令，如果不是一个“笑柄”的话也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让我们来看看指令是怎么样讲的：
1. 学生参加的补习中心必须取得州教育局的注册证。
2. 申请开办补习班的老师要在两个月前向教育局申请。
3. 申请人在过去的教学表现必须达到认可的80%的教学水平及
4. 补习中心不可以离开学校的25公里的范围。
如果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再加上每周的补习时间不可超过4小时，就意味着老师除了在学校上课外，还可以注册成为合法的补习老师。但这样的规定又有多少人遵循呢？
首先老师是不会自寻麻烦向教育局“暴露” 他/她有赚外快。再者教学生补习既可选择在校内（只要校长同意）或在老师家里进行，谁又管得了他们是不是“合法的补习老师”（即然是合格老师，也当然是合格的补习老师；所谓的“合法”不过是另一种说辞，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在目前补习的风气大行其道时，又具有什么的来力。教育局怎样查？除非同行妒忌告密。
根据我的了解，在学校的一些老师一听到放学钟响，跑得比学生还快，似乎比学生还兴奋。因为这是他们自由的时间（据说有些老师的补习收入远远超过学校的薪水）。
固然我们也会怪责是家长姑息所致，并会以为是家长“迫”使老师要为孩子补习，所以老师不得不“勉为其难”。但如果是免费的补习，你说还剩下多少个老师愿意“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在这种情形下，教育部的指令又怎样起警戒作用？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还好政府并没有取消SPM的高中考试，也就成了一道门坎来评估学生的成绩，但也因此使到老师仍然可以在这方面（指补习）来增加收入（因为老师[的薪水也偏低）。
改来改去，或改与不改已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老师，只要老师肯动脑筋，也不会比受薪阶级来得差。不信你问问家长：他们在意孩子上学是免费的，但不在意孩子的补习费，多一些无所谓，只要孩子在老师关照下既成龙又成凤。这样的心态自然使到“补习老师”永远是一门永不褪色的热门行业。
就此来看，补习似乎已成另一类型的“小学校”。在家长的心目中，它的重要性似乎不亚于学校。究竟补习是恶风或正风，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正因为政府的考试是一级一级的上，父母打从孩子在幼年开始，就灌输孩子补习的必要。似乎没有补习的孩子，再怎么聪明，都是不能考获佳绩的。
我们姑且拿一个孩子的学习路程来计算，就不难发现人生的约三分之一是花在读书方面的。当孩子四五岁的时候，先被送入幼儿园嬉戏和学习认字。待到六七岁适龄入小学一年级时，家长已开始为孩子的未来铺路。早上上课的，会被安排在下午上补习课；下午上课的，就安排晚上补习。其目的不外是希望孩子多吸收知识和及早熟悉考试的规则。这就是说，孩子的学习是校内和校外的。虽然校外的补习是强化校内的功课和完成校内的作业，但也从此养成儿童依赖的心理把学校的作业让补习老师协助完成。
由于有了充足的事前准备，当小学生面对小六的UPSR考试时，就比较有把握拿到好成绩。而家长等待的是发榜的那一天，各华文报大事的报导出了多少个“小状元”，此事在北马特别严重。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上初中时的PMR考试，又是报章不厌其烦地刊登多少位学子“金榜提名”。现在政府说将在2012年及2015年起分别取消UPSR及PMR考试，改以评估的方式鉴定学生的成绩。我们不知道采用新的评估法（政府提供的五大评估制）是否优胜于考试的检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将以教师的评估作为重要的考虑。
因此取消政府考试不意味着杜绝或减少补习行业，因为家长是希望老师通过补习带大孩子，好像不补习的孩子是有缺陷的。尽管教育部在去年12月颁布的指令要老师遵从其规定，但这样的一纸通令，如果不是一个“笑柄”的话也是没有实质意义的。让我们来看看指令是怎么样讲的：
1. 学生参加的补习中心必须取得州教育局的注册证。
2. 申请开办补习班的老师要在两个月前向教育局申请。
3. 申请人在过去的教学表现必须达到认可的80%的教学水平及
4. 补习中心不可以离开学校的25公里的范围。
如果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再加上每周的补习时间不可超过4小时，就意味着老师除了在学校上课外，还可以注册成为合法的补习老师。但这样的规定又有多少人遵循呢？
首先老师是不会自寻麻烦向教育局“暴露” 他/她有赚外快。再者教学生补习既可选择在校内（只要校长同意）或在老师家里进行，谁又管得了他们是不是“合法的补习老师”（即然是合格老师，也当然是合格的补习老师；所谓的“合法”不过是另一种说辞，并不重要也没有必要）。在目前补习的风气大行其道时，又具有什么的来力。教育局怎样查？除非同行妒忌告密。
根据我的了解，在学校的一些老师一听到放学钟响，跑得比学生还快，似乎比学生还兴奋。因为这是他们自由的时间（据说有些老师的补习收入远远超过学校的薪水）。
固然我们也会怪责是家长姑息所致，并会以为是家长“迫”使老师要为孩子补习，所以老师不得不“勉为其难”。但如果是免费的补习，你说还剩下多少个老师愿意“牺牲小我来完成大我”？在这种情形下，教育部的指令又怎样起警戒作用？我们也真的不知道。还好政府并没有取消SPM的高中考试，也就成了一道门坎来评估学生的成绩，但也因此使到老师仍然可以在这方面（指补习）来增加收入（因为老师[的薪水也偏低）。
改来改去，或改与不改已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老师，只要老师肯动脑筋，也不会比受薪阶级来得差。不信你问问家长：他们在意孩子上学是免费的，但不在意孩子的补习费，多一些无所谓，只要孩子在老师关照下既成龙又成凤。这样的心态自然使到“补习老师”永远是一门永不褪色的热门行业。
就此来看，补习似乎已成另一类型的“小学校”。在家长的心目中，它的重要性似乎不亚于学校。究竟补习是恶风或正风，确实是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20.5.07
首席部长的情意结
首先我们必须确定首席部长是公职，是国家宪法明文规定的“公产”，不是属于“私产”。在民主的体制下，由胜利的一方决定。这就是说，首席部长的人选是由执政党推荐的。目前因为许子根当上民政代主席，极可能上京，因此有关谁将出任下一届槟州首席部长的争议才甚嚣尘上。
就历史演变而言，槟州首席部长职在1957年国家独立时，因为属于联盟执政，而当时的首相考虑到槟州的特殊情况和以华人居多，就交给马华推荐人选。原本最具资格的是首席议员林苍佑，但他没有接受东姑的“指定”，反而经过联盟会议，推出王保尼而取得多数票。事先并没有人想到王保尼会冒出头来。
同样的，在1969年大选，因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取得槟州执政权，王保尼才把棒子交回其“政治师父”林苍佑，但先决条件是林苍佑的党胜出，不是王保尼私相授受的。换句话说，事先谁能知道林苍佑会上台执政？
再下来，1990年的大选，林苍佑不幸落马。虽然国阵以19席对行动党14席仍然执政，但谁将出任首席部长仍是个未定之数。因为林苍佑没有指定也不可能指定接班人。其一他没想到他会落选；其二他不知道民政能保有多少席？
如果当年巫统以12席（民政只7席，马华铩羽而归），选出其议员当首席部长，民政会无话可说，华社也无可奈何。但马哈迪首相考虑到槟州的独特环境，交给民政党推荐人选。这之中许子根不是首选，反而吴清德以中央副部长的身份成了首选。可是最后民政党中委另有结论，才启开了许子根的年代。这就是说，接班人不是刻意选定的，而是因势利导浮出枱面的。
自此之后的三届大选，国阵内的华基政党的候选人都纷纷告捷；民主行动党却一蹶不振，理由是华人不再拿“华人主导政权”作“赌注”，而是希望保住这最后堡垒，这是华人情愿结的最大发酵。不过华人也不是否定反对党，而是让它在国会中保住优势（综观此三届大选，行动党在槟州的国会议员数目都比民政或马华为多，至少拥有4席）。槟州选民的政治智慧不是不求变，而是若求变得不偿失，不如不变，因为他们凭经验中判断行动党难以在马来选区中取得足够的席位上台执政。
正因为有此考量，就出现把未来的首席部长职盯在民政党的身上。在算来算去下，剩下丁福及谢宽泰成为热门人选。这是一种“想当然耳”的推论，但忽略了可能出现的变量，因此它不是科学的论断。
其一，民政党，尤其是许子根尚未推出“接班人”；其二巫统也有意推出首席部长人选。从“时机成熟论”到“轮任论”即为一例；其三大选的结果如何，谁也难以预料结局；特别是35岁以下的选民，没有经历1990年的变量，是不会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来作出判断。因此在目前谈论首席部长人选仅是一种参考，不是一种判断。如果我们要得到更好的“保证”，那就是反对党要在宣言中保证它的首席部长人选是华人，而执政的国阵也打出同样的牌子。不然的话，我们会陷入迷思而出现各种异论，包括谁做都一样，而可能忘记了推动多元文化和突显华人传统是需要一位洞悉各方民意的人来领导。沙巴的例子是值得槟州人民参考的。
就历史演变而言，槟州首席部长职在1957年国家独立时，因为属于联盟执政，而当时的首相考虑到槟州的特殊情况和以华人居多，就交给马华推荐人选。原本最具资格的是首席议员林苍佑，但他没有接受东姑的“指定”，反而经过联盟会议，推出王保尼而取得多数票。事先并没有人想到王保尼会冒出头来。
同样的，在1969年大选，因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取得槟州执政权，王保尼才把棒子交回其“政治师父”林苍佑，但先决条件是林苍佑的党胜出，不是王保尼私相授受的。换句话说，事先谁能知道林苍佑会上台执政？
再下来，1990年的大选，林苍佑不幸落马。虽然国阵以19席对行动党14席仍然执政，但谁将出任首席部长仍是个未定之数。因为林苍佑没有指定也不可能指定接班人。其一他没想到他会落选；其二他不知道民政能保有多少席？
如果当年巫统以12席（民政只7席，马华铩羽而归），选出其议员当首席部长，民政会无话可说，华社也无可奈何。但马哈迪首相考虑到槟州的独特环境，交给民政党推荐人选。这之中许子根不是首选，反而吴清德以中央副部长的身份成了首选。可是最后民政党中委另有结论，才启开了许子根的年代。这就是说，接班人不是刻意选定的，而是因势利导浮出枱面的。
自此之后的三届大选，国阵内的华基政党的候选人都纷纷告捷；民主行动党却一蹶不振，理由是华人不再拿“华人主导政权”作“赌注”，而是希望保住这最后堡垒，这是华人情愿结的最大发酵。不过华人也不是否定反对党，而是让它在国会中保住优势（综观此三届大选，行动党在槟州的国会议员数目都比民政或马华为多，至少拥有4席）。槟州选民的政治智慧不是不求变，而是若求变得不偿失，不如不变，因为他们凭经验中判断行动党难以在马来选区中取得足够的席位上台执政。
正因为有此考量，就出现把未来的首席部长职盯在民政党的身上。在算来算去下，剩下丁福及谢宽泰成为热门人选。这是一种“想当然耳”的推论，但忽略了可能出现的变量，因此它不是科学的论断。
其一，民政党，尤其是许子根尚未推出“接班人”；其二巫统也有意推出首席部长人选。从“时机成熟论”到“轮任论”即为一例；其三大选的结果如何，谁也难以预料结局；特别是35岁以下的选民，没有经历1990年的变量，是不会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来作出判断。因此在目前谈论首席部长人选仅是一种参考，不是一种判断。如果我们要得到更好的“保证”，那就是反对党要在宣言中保证它的首席部长人选是华人，而执政的国阵也打出同样的牌子。不然的话，我们会陷入迷思而出现各种异论，包括谁做都一样，而可能忘记了推动多元文化和突显华人传统是需要一位洞悉各方民意的人来领导。沙巴的例子是值得槟州人民参考的。
14.5.07
补选不是温度表
民主最集中反映的是选举，也就是通过选民的投票来选出政府。虽然这个制度不算完美，也有其缺陷，但仍没有其它制度足以取代“投票箱里出政权”的法则。因此我们先设定，民主选举是大多数人接受的政治制度，大家也就乐得登记成为选民，并期望在选举期间过过“做老板”的瘾。当然投票过后，你还是你，我还是我，角色并没有改变。所谓的“老板”也就那么短暂。换句话说，你不是一辈子当“老板”，那只不过是我们精神上的一种“满足”。
不过，也不能说短期的老板并没有用。你看在最近的两场补选不就是让当地选民乐开了怀，几乎是有求必应，好像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天天补选，或每个月都在不同的选区都有补选，那才是天大的喜事。
当然做议员的或当政府的最不喜欢补选。因为补选一来，都是“小事成大事”，大事成世界更大事，甚至有些课题扯得很远很远，让选民摸不着头脑而不知就里。
如果你问当地的选民要什么？他们不是要飞机大炮，而是要面包和牛油。对了，当前的生活条件的改善最重要，比如修路、开辟空间，改变环境，清除垃圾污秽或教育的拨款等等，真的一鹄中的，打中了选民的心。本来心中有怨气，也可能会转变了。因此补选带来的好处是说不尽的。
但居于反对党的也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明知补选是费九牛二虎之力的竞争，胜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却“永不气馁”地顽抗。例如你讲民生，他讲民主；你讲发展，他讲经济失衡；你讲“维持现状”，他要一个突破。如此一来一往，刀光剑影，竟然变成一场充满火药味十足的唇枪舌剑。大家互不相让，令全国人民口塞目瞠，张大眼睛看热闹。更有舆论在指手划脚。这个分析，那个分析。全然把国家问题带了进来，然后形成如同全民在选举，也以为马接或依约的选民会跟着大气候在走。什么陈年旧账，什么国家大事都摆上政治议程，把两个地方的斗升小民当成从大处不往小处着手的能人。其结果是一切维持原状。
从这样看来，双方都“打成平手”。因为本来属于执政党的回归执政党；本来不属于反对党也就空手而归。既然双方都没有损失（不把时间和金钱的花费计算在内），反而使两个选区的人民得利，真是皆大欢喜。他们才是真正的赢家。因此我们不必说那方是赢家，那方是输家。因为它们激烈的斗争，反而把不起眼的选区弄得火红起来。这要拜补选之赐。
有人说，补选是温度表，是热身战。我只能同意一半，不同意另一半。理由是依约选区只有一万二千余名选民，和全国的一千余万选民比较，它不过千份之一不到，千分之一怎能算是大分数选民的温度表呢？若说是热身战，倒可以被认同是大选前的“操练”。所以如果我们认定这是“民意”的反映，那是以偏概全。执政党自然不会以此为准则，反对党也不会因此而颓头丧气。于是在选举过后，各有话说，各有评议，余波荡漾不已，一直在摇来摇去。
摇来摇去的结果是，又陷入种族的分析。这边算什么族群的票流失，那边算那个族群有什么改变。大家都在数目中算来算去。这样的算法在多元种族的国家是不应被强调的。因为在马来西亚，混合的选区越来越多，单一族群占绝对优势的也只有在乡村或大城市中比较明显。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也不论我们用族群分算法，都是对民主政治意义的忽视。
既然我们接受选区存在族群的混合，也不管巴仙数和比率的多寡，对民主选举并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那个候选人只要胜出一票，管这票是来自那个族人，他就是胜利者。
还有，即使以一票胜出，不意味着他的地位在下届选举会被改变。例如在1964年的大选，陈志勤只以一两票胜出，过后他便在下来的选举以较大多数票胜出。这就是民主选举的“一票定江山”的政治游戏。我的意思是说，民主选举是认选民，不认种族，一人一票原则下，以获得多数票者取胜为准。如果我们斤斤计较那个族群的票增加或流失，其意义不大。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政策的执行有时会出问题，引致某个族群的不满，才会有选票的波动。既然是一个国家和一种选举制，平衡的施政也就成为争取各人民支持的唯一选择。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不过，也不能说短期的老板并没有用。你看在最近的两场补选不就是让当地选民乐开了怀，几乎是有求必应，好像要什么有什么。如果天天补选，或每个月都在不同的选区都有补选，那才是天大的喜事。
当然做议员的或当政府的最不喜欢补选。因为补选一来，都是“小事成大事”，大事成世界更大事，甚至有些课题扯得很远很远，让选民摸不着头脑而不知就里。
如果你问当地的选民要什么？他们不是要飞机大炮，而是要面包和牛油。对了，当前的生活条件的改善最重要，比如修路、开辟空间，改变环境，清除垃圾污秽或教育的拨款等等，真的一鹄中的，打中了选民的心。本来心中有怨气，也可能会转变了。因此补选带来的好处是说不尽的。
但居于反对党的也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明知补选是费九牛二虎之力的竞争，胜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却“永不气馁”地顽抗。例如你讲民生，他讲民主；你讲发展，他讲经济失衡；你讲“维持现状”，他要一个突破。如此一来一往，刀光剑影，竟然变成一场充满火药味十足的唇枪舌剑。大家互不相让，令全国人民口塞目瞠，张大眼睛看热闹。更有舆论在指手划脚。这个分析，那个分析。全然把国家问题带了进来，然后形成如同全民在选举，也以为马接或依约的选民会跟着大气候在走。什么陈年旧账，什么国家大事都摆上政治议程，把两个地方的斗升小民当成从大处不往小处着手的能人。其结果是一切维持原状。
从这样看来，双方都“打成平手”。因为本来属于执政党的回归执政党；本来不属于反对党也就空手而归。既然双方都没有损失（不把时间和金钱的花费计算在内），反而使两个选区的人民得利，真是皆大欢喜。他们才是真正的赢家。因此我们不必说那方是赢家，那方是输家。因为它们激烈的斗争，反而把不起眼的选区弄得火红起来。这要拜补选之赐。
有人说，补选是温度表，是热身战。我只能同意一半，不同意另一半。理由是依约选区只有一万二千余名选民，和全国的一千余万选民比较，它不过千份之一不到，千分之一怎能算是大分数选民的温度表呢？若说是热身战，倒可以被认同是大选前的“操练”。所以如果我们认定这是“民意”的反映，那是以偏概全。执政党自然不会以此为准则，反对党也不会因此而颓头丧气。于是在选举过后，各有话说，各有评议，余波荡漾不已，一直在摇来摇去。
摇来摇去的结果是，又陷入种族的分析。这边算什么族群的票流失，那边算那个族群有什么改变。大家都在数目中算来算去。这样的算法在多元种族的国家是不应被强调的。因为在马来西亚，混合的选区越来越多，单一族群占绝对优势的也只有在乡村或大城市中比较明显。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也不论我们用族群分算法，都是对民主政治意义的忽视。
既然我们接受选区存在族群的混合，也不管巴仙数和比率的多寡，对民主选举并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是那个候选人只要胜出一票，管这票是来自那个族人，他就是胜利者。
还有，即使以一票胜出，不意味着他的地位在下届选举会被改变。例如在1964年的大选，陈志勤只以一两票胜出，过后他便在下来的选举以较大多数票胜出。这就是民主选举的“一票定江山”的政治游戏。我的意思是说，民主选举是认选民，不认种族，一人一票原则下，以获得多数票者取胜为准。如果我们斤斤计较那个族群的票增加或流失，其意义不大。关键在于这个国家的政策的执行有时会出问题，引致某个族群的不满，才会有选票的波动。既然是一个国家和一种选举制，平衡的施政也就成为争取各人民支持的唯一选择。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
13.5.07
不能钻牛角尖看补选
因为依约补选出现两个华人较为集中的地区的投票倾向有所改变，连日来成为华文媒体的焦点，也受到朝野党的关注。这两个地区即依约镇，华裔选民958人，公正党得票从2004年的306张增加到584张；国阵则从761张减少至605张；而八丁热带区（现已划分为南北区），华人共1676名，公正党从658张票增加到979票，而国阵则从1447票稍增至1486张票。
一方面有人认为执政党应予检讨；另一方面则认为华人“吹起反风”，表示对政府的不满。事实是否如此，并没有一个正面的答案。因为不论在依约镇或八丁热带区（南北），也分别有非华人470名及3256名。两者数目加起来远超过两个地方的华裔选民。因此若说某个族群有明显的改变是不容易看出来，也只能凭感觉作判断。
其实，以依约州选区的选民作分析，1万2千余名的选民，马来人占50%，印人28%。而华人约20%，是个比较典型的混合选区，华人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陷入种族性的分析，我们只能如同钻牛角尖来看问题。这里有两个先决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其一，在民主选举下，每一位选民不论其种族都是平等的。不管你喜欢与否，只要胜出一票即是胜利者。谁能查出又有谁管这一票是来自那一个族群的？
其二，不论朝野政党都不断的强调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不要走种族路线。这意味着把选民当成一个整体。虽然各党可以尽量争取它认为可以争取的对象，但不是胜利的保证。即便整个选区的华人投向反对党（这事当然不曾发生），也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取决于那一位候选人的票多过对手。
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投票的选民可以随心所欲投党不投人或投人不投党。比如80%的印裔选民投给国阵印裔候选人，但如果他得不到其它种族的选民的支持，他也是不能中选的。结果他总数取得近60%的选票，反对党人只取得40%的选票，全因其它族群也参与支持两边的候选人有以致之。如果我们在事后从中挖掘什么族群倒向那方，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换句话说，当政党推出的候选人标明不是以种族为考量时。我们又再意什么种族投什么党？
再者，补选只是一个选区，并不是全国大选。无论那方胜出（其实是维持2004年的现状，归执政党胜出），都不能作为全国大选的依据。
因此我不认同以补选看全局，也不同意用种族性的眼光来解读投票倾向。这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只会使选民更具种族的倾向，对多元种族的国家要创造和谐社会是无所禆益的。
如果我们敢胆不认为候选人的种族是重要的话，那么我们也有胆量接受集体的裁决。真正的考验应是大选的时日，不是一两个补选能左右大局的。我们真诚希望种族政治不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污点。
一方面有人认为执政党应予检讨；另一方面则认为华人“吹起反风”，表示对政府的不满。事实是否如此，并没有一个正面的答案。因为不论在依约镇或八丁热带区（南北），也分别有非华人470名及3256名。两者数目加起来远超过两个地方的华裔选民。因此若说某个族群有明显的改变是不容易看出来，也只能凭感觉作判断。
其实，以依约州选区的选民作分析，1万2千余名的选民，马来人占50%，印人28%。而华人约20%，是个比较典型的混合选区，华人所起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陷入种族性的分析，我们只能如同钻牛角尖来看问题。这里有两个先决的条件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其一，在民主选举下，每一位选民不论其种族都是平等的。不管你喜欢与否，只要胜出一票即是胜利者。谁能查出又有谁管这一票是来自那一个族群的？
其二，不论朝野政党都不断的强调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不要走种族路线。这意味着把选民当成一个整体。虽然各党可以尽量争取它认为可以争取的对象，但不是胜利的保证。即便整个选区的华人投向反对党（这事当然不曾发生），也不是决定性的。胜利取决于那一位候选人的票多过对手。
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投票的选民可以随心所欲投党不投人或投人不投党。比如80%的印裔选民投给国阵印裔候选人，但如果他得不到其它种族的选民的支持，他也是不能中选的。结果他总数取得近60%的选票，反对党人只取得40%的选票，全因其它族群也参与支持两边的候选人有以致之。如果我们在事后从中挖掘什么族群倒向那方，也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换句话说，当政党推出的候选人标明不是以种族为考量时。我们又再意什么种族投什么党？
再者，补选只是一个选区，并不是全国大选。无论那方胜出（其实是维持2004年的现状，归执政党胜出），都不能作为全国大选的依据。
因此我不认同以补选看全局，也不同意用种族性的眼光来解读投票倾向。这是没有实质意义的。只会使选民更具种族的倾向，对多元种族的国家要创造和谐社会是无所禆益的。
如果我们敢胆不认为候选人的种族是重要的话，那么我们也有胆量接受集体的裁决。真正的考验应是大选的时日，不是一两个补选能左右大局的。我们真诚希望种族政治不会成为民主政治的污点。
7.5.07
中国的总理六减三？
前一阵子，在网站上看到介绍中国的三位总理，即周恩来、朱镕基与温家宝，似乎给人的印象是新中国只出了三位总理。其实不然，它忽略了另外三位总理，即华国锋、赵紫阳和李鹏。
为什么不提后三位，只提前三位。这当然与当下的政局有关，但其它的理由应该是：后三者并没有给老百姓留下深刻或刻骨铭心的印象，不提也吧！
这固然有其争议性，因为赵紫阳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尚有份量。大概是碍于政治因素：六四未能平反，赵紫阳也不得平反。不过我们并不争议前三位总理确实有其不平凡的一面。
我们先说开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打滚过来的。从最初的分享掌握军政大权到后来心甘情愿地把最高权力和指挥权让给了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于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奠定他的领导地位。从此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最忠实的支持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任命周恩来为开国总理。尽管后来政见有所不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毛泽东一直未撤换总理，依然保留周恩来到他在1976年初逝世为止。前前后后，周恩来共担任国务院总理达27年之久。基于他对中国的伟大贡献，人民不忘歌颂周恩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网站打出了周恩来并胪列其丰功伟绩是人心所向的。
继周恩来之后的第二位共和国总理华国锋就没有这样幸运。他是毛泽东钦点的接班人。在1976年成为总理，在毛泽东逝世（同年9月）后成为中共党主席。他最大的贡献是在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内，发动军人活捉四人帮为中国解除祸患。但他最大的失误是在当权后，仍然高举“文革”的革命路线，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要照旧贯澈）的政策。由于政绩平平，他很快地在1980年从总理高位退了下来。因此华国锋在人民心中是过渡领袖，也逐渐地把这个人给忘了。
接替华国锋位置的本来应该首推邓小平，但他不做，提拔了来自四川的省书记赵紫阳走向政治核心，出任第三任总理。他是改革开放的旗手，但只做了7年的总理，便被提升为中共总书记（1987年取代下台的胡耀邦）。虽然赵紫阳权力加大了，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也即是六四事件），也导致赵与中共元老，尤其是邓小平意见相左，终于被拉下马。他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牺牲者，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至死都未获得平反。虽然有其功绩，但网站并 不突显他的贡献，他成了被“除名”（被纪念）的总理。
1987年李鹏接任总理。他是一位最不得人心的总理。因为他被指责一手操办天安门事件。奇怪的是，他竟能在位达10年之久。足见元老派控制了党中央。虽然如此，李鹏得不到历史应有的地位，人们极不愿意提起这个人，网站中被除名也是预料中事。尽管在1998年卸职又改任中国人大委员长五年，他同样只是一名官僚政治人物，不是什么革命或改革者。
李鹏届满后换来的是朱镕基成为第五任总理（从1998年到2003年）。他在位虽短，但给老百姓留下的口碑是敢于抓贪官和展开反腐斗争。他的名言是99口棺材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显现他的大无畏精神。也许是因为他的大刀阔斧和不容情面，也不容于中共的当权派，未能继任第二届，便得宣告“功不成引退”。
虽然反贪污是复杂和尖锐的工作，朱镕基也未能连根拔起，留下许多疑团在党政内发酵。但单凭他的勇气，就教人怀念其“现代包公”的形象。他在网站赢得了不绝的喝采声，就是因为他敢和贪污作战而不手软。
在朱镕基之后，中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和贪污打仗的新总理。他就是在2003年被钦点的第六任总理温家宝。温家宝原是在赵紫阳手下办事的一位突出的官员。在赵出事后，他曾一度不被看好会有出头天。命运可能和另一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上不了殿堂一样。可是奇迹却落在他身上，随着胡锦涛登上总书记后，温家宝也开始他的另一个春天。
他虽然没有给人“铁面无情”的形象，但他的以柔克刚的处世哲学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来治国。基本上，他和朱镕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不提“棺材论”，而是提出“人间正道”要养浩然之气。他喜欢吟诗，擅于引古敲今。在他的温和的语气中却杀贪官一个措手不及。他秉持了朱镕基的精神；他又学习了周恩来的持平之道。让人捉不透他内心的世界在想什么。他不是“城俯很深”的人，却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大将之风。待到机会降临时,温家宝的本色便显露出来。由于这些年中国加大力度取缔贪污，反腐深化，温家宝也就成为共和国有所作为的现任总理。网站对其有溢美之言，但也有更大的期望。
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病和贪污已到了无孔不入的阶段。若不先从大打起，老百姓可不服。温家宝也就从中竖立起其威望。不过一切还是言之过早，在扫黑扫贪的当儿，阻力可不小，也有鞭长莫及之叹。温家宝能否继任第二任做满10年，就看他如何收服黑金的势力。
为什么不提后三位，只提前三位。这当然与当下的政局有关，但其它的理由应该是：后三者并没有给老百姓留下深刻或刻骨铭心的印象，不提也吧！
这固然有其争议性，因为赵紫阳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尚有份量。大概是碍于政治因素：六四未能平反，赵紫阳也不得平反。不过我们并不争议前三位总理确实有其不平凡的一面。
我们先说开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打滚过来的。从最初的分享掌握军政大权到后来心甘情愿地把最高权力和指挥权让给了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于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奠定他的领导地位。从此周恩来成为毛泽东的最忠实的支持者。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任命周恩来为开国总理。尽管后来政见有所不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毛泽东一直未撤换总理，依然保留周恩来到他在1976年初逝世为止。前前后后，周恩来共担任国务院总理达27年之久。基于他对中国的伟大贡献，人民不忘歌颂周恩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网站打出了周恩来并胪列其丰功伟绩是人心所向的。
继周恩来之后的第二位共和国总理华国锋就没有这样幸运。他是毛泽东钦点的接班人。在1976年成为总理，在毛泽东逝世（同年9月）后成为中共党主席。他最大的贡献是在毛泽东逝世不到一个月内，发动军人活捉四人帮为中国解除祸患。但他最大的失误是在当权后，仍然高举“文革”的革命路线，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泽东的指示和决策要照旧贯澈）的政策。由于政绩平平，他很快地在1980年从总理高位退了下来。因此华国锋在人民心中是过渡领袖，也逐渐地把这个人给忘了。
接替华国锋位置的本来应该首推邓小平，但他不做，提拔了来自四川的省书记赵紫阳走向政治核心，出任第三任总理。他是改革开放的旗手，但只做了7年的总理，便被提升为中共总书记（1987年取代下台的胡耀邦）。虽然赵紫阳权力加大了，但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也即是六四事件），也导致赵与中共元老，尤其是邓小平意见相左，终于被拉下马。他是政治斗争中的一个牺牲者，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至死都未获得平反。虽然有其功绩，但网站并 不突显他的贡献，他成了被“除名”（被纪念）的总理。
1987年李鹏接任总理。他是一位最不得人心的总理。因为他被指责一手操办天安门事件。奇怪的是，他竟能在位达10年之久。足见元老派控制了党中央。虽然如此，李鹏得不到历史应有的地位，人们极不愿意提起这个人，网站中被除名也是预料中事。尽管在1998年卸职又改任中国人大委员长五年，他同样只是一名官僚政治人物，不是什么革命或改革者。
李鹏届满后换来的是朱镕基成为第五任总理（从1998年到2003年）。他在位虽短，但给老百姓留下的口碑是敢于抓贪官和展开反腐斗争。他的名言是99口棺材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显现他的大无畏精神。也许是因为他的大刀阔斧和不容情面，也不容于中共的当权派，未能继任第二届，便得宣告“功不成引退”。
虽然反贪污是复杂和尖锐的工作，朱镕基也未能连根拔起，留下许多疑团在党政内发酵。但单凭他的勇气，就教人怀念其“现代包公”的形象。他在网站赢得了不绝的喝采声，就是因为他敢和贪污作战而不手软。
在朱镕基之后，中国又迎来了另一位和贪污打仗的新总理。他就是在2003年被钦点的第六任总理温家宝。温家宝原是在赵紫阳手下办事的一位突出的官员。在赵出事后，他曾一度不被看好会有出头天。命运可能和另一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上不了殿堂一样。可是奇迹却落在他身上，随着胡锦涛登上总书记后，温家宝也开始他的另一个春天。
他虽然没有给人“铁面无情”的形象，但他的以柔克刚的处世哲学却是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来治国。基本上，他和朱镕基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不提“棺材论”，而是提出“人间正道”要养浩然之气。他喜欢吟诗，擅于引古敲今。在他的温和的语气中却杀贪官一个措手不及。他秉持了朱镕基的精神；他又学习了周恩来的持平之道。让人捉不透他内心的世界在想什么。他不是“城俯很深”的人，却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大将之风。待到机会降临时,温家宝的本色便显露出来。由于这些年中国加大力度取缔贪污，反腐深化，温家宝也就成为共和国有所作为的现任总理。网站对其有溢美之言，但也有更大的期望。
因为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病和贪污已到了无孔不入的阶段。若不先从大打起，老百姓可不服。温家宝也就从中竖立起其威望。不过一切还是言之过早，在扫黑扫贪的当儿，阻力可不小，也有鞭长莫及之叹。温家宝能否继任第二任做满10年，就看他如何收服黑金的势力。
6.5.07
拿督翁、拉沙里、安华
依约补选结果让安华大感失望，形容是“马来西亚的悲哀”。但前《新海峡时报》总编辑卡里拉姆都则形容安华是“失灵的魔术师，再也激不起围观者的激情”。这意味着两个不同立场与观点的人对依约战绩有不同的评价。可是有人不同意这是安华失败的开始，而是一时的挫折，他会继续上路而最终是要取回原本已是垂手可得的首相宝座。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依约补选的活动中，安华已倾全力以赴，形同是他与副首相纳吉的一场政治斗争。这好像是美国政论家克里思马修斯所说的“激烈的政治游戏是一场硬球游戏”，它有其基本法则，也会出现角色旋转和形象定位的变化。但在这个权力世界中，总会有人占着主管的地位，黄油（资源）由他来分配和决定。因此我们明显地看到今时不同往昔，角色地位已对换，形象定位也大不相同，安华不得不接受他不是控制整个大局的人，而是扮演着逆流而上的被动者。
由于安华政运在1998年后从高峰跌下转成为反对党的“灵魂人物”，让我们不期然地想起他的两位先行者政运之不济。他们之间既有相似又有不相似之处，值得我们拿来作为参照和对比。
第一位先行者是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拿督翁，他不但是巫统的创党人，也一度是英殖民政府扶植的未来首相人选。不过当他在1951年离开巫统自创马来亚独立党，复于1953年改名为国家党后，就把巫统视为劲敌而与之较量。他树起多元种族的色彩，更雄心勃勃地相信可以在1955年的普选中胜出。讵料事与愿违，国家党一败涂地，巫统因而崛起成为执政党，且在1957年领导国家走向独立。它的结盟政党仍然是今日留在国阵内的马华和印度国大党。
自此失败后，拿督翁走回激进的马来人路线，但在1959年的大选只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而在1962年逝世。虽然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却在70年代被巫统迎回而确定他的创党人的地位，功绩被颂扬至今。
无独有偶的是，在1987年角逐巫统主席不果的东姑拉沙里也在1989年拉大队脱离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与巫统争夺政治领导权，一时声势浩大，左边拉拢回教党，右边拉拢行动党组成三角联盟。可惜在1990年大选不敌巫统，导致东姑拉沙里在较后将党名改为46马来人党，角逐1995年的大选，气势大不如前。一年之后宣告回巢，解散46马来人党。当然拉沙里不是拿督翁，他在巫统党内已是无法举足轻重。
下来的安华则是被逼出来的，他从未想过要当拿督翁或东姑拉沙里，因为他有不同的政治视野，但他们的共同点则是一心一意要成为国家领袖，当上首相。由于形势所逼，安华组成了国民公正党，在1999年的大选竟告发酵，情况与东姑拉沙里大同小异（强化回教党的地位）。所不同的是安华因被马哈迪政府提控罪成而身陷囹圄，错过了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他也不因选举未达夺权目的而改变初衷，反而进一步与人民党结盟，变成人民公正党，持续其多元种族路线。
两场位于城乡之间的补选虽然让安华赶上了，也让他感到一阵心寒，但补选不是全体民意的温度表，未来的大选才是真正考验安华魅力的决战场。最终安华情归何处，又非我们所能预测。
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依约补选的活动中，安华已倾全力以赴，形同是他与副首相纳吉的一场政治斗争。这好像是美国政论家克里思马修斯所说的“激烈的政治游戏是一场硬球游戏”，它有其基本法则，也会出现角色旋转和形象定位的变化。但在这个权力世界中，总会有人占着主管的地位，黄油（资源）由他来分配和决定。因此我们明显地看到今时不同往昔，角色地位已对换，形象定位也大不相同，安华不得不接受他不是控制整个大局的人，而是扮演着逆流而上的被动者。
由于安华政运在1998年后从高峰跌下转成为反对党的“灵魂人物”，让我们不期然地想起他的两位先行者政运之不济。他们之间既有相似又有不相似之处，值得我们拿来作为参照和对比。
第一位先行者是一度叱咤风云的人物拿督翁，他不但是巫统的创党人，也一度是英殖民政府扶植的未来首相人选。不过当他在1951年离开巫统自创马来亚独立党，复于1953年改名为国家党后，就把巫统视为劲敌而与之较量。他树起多元种族的色彩，更雄心勃勃地相信可以在1955年的普选中胜出。讵料事与愿违，国家党一败涂地，巫统因而崛起成为执政党，且在1957年领导国家走向独立。它的结盟政党仍然是今日留在国阵内的马华和印度国大党。
自此失败后，拿督翁走回激进的马来人路线，但在1959年的大选只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而在1962年逝世。虽然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却在70年代被巫统迎回而确定他的创党人的地位，功绩被颂扬至今。
无独有偶的是，在1987年角逐巫统主席不果的东姑拉沙里也在1989年拉大队脱离巫统另起炉灶，成立46精神党与巫统争夺政治领导权，一时声势浩大，左边拉拢回教党，右边拉拢行动党组成三角联盟。可惜在1990年大选不敌巫统，导致东姑拉沙里在较后将党名改为46马来人党，角逐1995年的大选，气势大不如前。一年之后宣告回巢，解散46马来人党。当然拉沙里不是拿督翁，他在巫统党内已是无法举足轻重。
下来的安华则是被逼出来的，他从未想过要当拿督翁或东姑拉沙里，因为他有不同的政治视野，但他们的共同点则是一心一意要成为国家领袖，当上首相。由于形势所逼，安华组成了国民公正党，在1999年的大选竟告发酵，情况与东姑拉沙里大同小异（强化回教党的地位）。所不同的是安华因被马哈迪政府提控罪成而身陷囹圄，错过了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他也不因选举未达夺权目的而改变初衷，反而进一步与人民党结盟，变成人民公正党，持续其多元种族路线。
两场位于城乡之间的补选虽然让安华赶上了，也让他感到一阵心寒，但补选不是全体民意的温度表，未来的大选才是真正考验安华魅力的决战场。最终安华情归何处，又非我们所能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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