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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3.1.05

我走進《星洲日報》

《號外周刊》的主編胡錦昌希望我寫些“報壇憶舊”之類的文章。我思來想去,覺得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一時不知從何談起。后來想了幾天,覺得也該為自己的“往事”作一個小總結,以便從中帶出一些重要人物陪襯,或者讀者會感到興趣。但必須申明,這不是“傳記”,只是作者報業生涯中的點點滴滴,也許可以串成一個人生故事。

在我的記憶中,報人旅程是充滿辛酸苦辣和備具挑戰的,因此借用了名作家余秋雨的一本成名作《文化苦旅》作為這個系列文章的總題目,因為在我個人看來,25年的從報歷程簡直就是一場文化苦旅。

既然談到文化,不妨從我開始寫作的年代講起。我是在上了高中二那年才認真地看待寫作,才知道什麼是文學?什麼是作文的真義和內涵。不像一些學生從小便對文學發生興趣。這種后知后覺終于使我領悟到讀書的重要性,沒有足夠的知識,又何來創作呢?

這就是說,對我而言,先是對創作發生興趣,才回到對讀書發生興趣,因為在那個時候,開始感覺到“書到用時方恨少”的苦味。

離開大學后,我的第一份職業是“報人”;我的最后一份職業也是“報人”。自此而后,轉而投身商場創業,不再是“打工仔”。

我是在1966年考進《星洲日報》當記者。第一次與時任《星洲日報》總經理的胡榆芳和主筆黃陰文會面。那一年中國正發生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而馬來西亞的政治斗爭也波浪起伏。在這樣的背景下,我成為一個「文化人」。

為什麼選擇做記者?這個答案我答不上來。原先我是為自己構想在學術界發展,不料事與願違。雖然如此,我並沒有后悔走進報界,至少它充實了我的人生,也能夠從另一個角度開展我的文化之旅。今天想起來,似乎是殊途同歸,我又從文化界跳進學術圈。兩者之間原來是一步之遙。

《星洲日報》檳城辦事處是設在《星檳日報》大廈內(兩報是姐妹報),只是一個小角落,總共有三個人是全職記者,主任是朱炳欽,記者就是許秋水和我。我們三個人要包攬所有的檳城採訪工作。因此在很多時候要借助《星檳日報》記者們的協助。星檳的採訪部就俟著我們的辦公室。所幸《星洲日報》要的是“大新聞”,很多地方性的新聞便被割愛。三個人輪來輪去也就足夠應付局面。

從來沒有受過新聞訓練,也只是懂得塗鴉一番,怎麼一下子就當起新聞記者?如今回想起來,不禁啞然失笑。上班第一天便被派去政府大廈採訪喬治市市議會的調查庭新聞。

為什麼有市議會調查庭之設?原來檳州政府在1965年終止市議會選舉后,有意接管市議會。為了製造“輿論”,在有人投訴下,便設立由法官組成的調查庭,以調查在社陣控制下的市議會有何不規則的事件發生,第一個投訴人且上庭作証的就是后來成為“馬華七人幫”頭頭之一的馬卓達,他是一名電器承包商,在調查庭內大大地數落社陣的不是,向林建壽(原任社陣的市議員)猛烈開炮。指責林建壽憑其權威(那時林建壽是社陣領袖,紅極一時)把市議會變成他(指林)的個人“小王國”,頤指氣使,但他始終提不出林建壽有瀆職的証據。

接著作証的還有曾任社陣首任市長,后來跳槽國大党的納瑪那旦,他對林建壽也心懷不滿。可能是后來社陣不選他出任市長,改由黃添壽出任市長之故。不用說,他也在調查庭內“大爆內幕”,又是對林建壽展開抨擊。

如今這兩位證人均已作古。

總之,在我的印象中,林建壽成為調查庭的耙子,被萬箭穿心,把調查庭變成對林建壽的“公審大會”。

后來我才知道所謂調查庭是不具法律懲罰的權限,只是要“調查或暴露”社陣自1959年執政喬治市議會以來有否出現濫權和失誤的事件。

調查庭結束后,有報告書發表,但沒有進一步行動。換句話說,事情不了了之。不過,卻也因此為“民選市議會”敲了喪鐘。從此我們不再有市議會的選舉。

市議會被州政府接管,直接由首席部長兼任“市長”。民選市長不見了,民選議員也不見了。若干年后,我們才看到有市議員出現,但已不是民選,改成官委了。直到今天,我們的官委市議員成為執政黨的特殊產物。而執政黨則當成“培養”國州議員的溫床。今天我們有不少國州議員都是從“市議員”爬上來的。

喬治市議會是馬來西亞最早啟開民主制的一個試驗場。在1951年時代通過選舉產生議員,而後在各州市縣進行地方議會的選舉。最后一次的選舉是1963年,依然是由社陣執政(由1959年至1965年。1958年時由聯盟的人出任市長)。按照憲法,市議員任期3年,到了1966年就要再行選舉。但1965年終止地方議會選舉后民選市議員便在1966年結束任期。

話說回調查庭的新聞,從早上開到下午,如果要詳細報導,一版也刊不完,我只能選擇重要點來寫。所謂重要點就是讀者所要閱讀的報導,在無師自通下,我似乎已“合格”。

除此之外,我還得撰寫其他新聞。由于人手有限,我們成為“包山包海”的記者。其實我們也不是三頭六臂,有些新聞還得要向星檳的記者“拿料”。

說起來也許你不相信,當年記者的待遇是“低得可以”。日薪200元,再加上車馬費津貼而己。如果你勤力寫作,或寫特寫或投稿副刊,便有稿費來增加收入。

即便如此,我們當了記者之后樂在其中,雖然有時忙得不可開交或趕稿與時間競賽,但在第二天,當你在報上閱及自己的報導時,也就忘記昨日之苦。

就這樣每日的輪轉,從早上忙到晚上,日子過得很快,不知不覺3個月的試用期滿了。報館也正式通知我們被正式錄用而成為專職記者了。

記者生涯第一步,我是挨過來的。我的自信與勤力,也為我的報人事業奠下一個紮實的根基。
我每天用工作的激情擁抱每一個早晨的陽光。辦事處雖簡陋,但這小小的空間卻放射出無限的資訊,散播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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