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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9.12.09

华教第一旗手——戴淑原 (林连玉基金)

如果说张弼士(1841—1916)(清朝驻槟城第一任领事)是第一位介入和推动华校的晚清人物,那么戴淑原可以被列为民国新时代的教育旗手。他是集政治家、慈善家和教育家于一炉的罕有杰出人才,而他在教育千秋大业上的丰功伟绩也是有史为证的。由于他生性好客,出手大方,也赢得小孟尝君之美誉。

戴淑原(1887—1944)是清朝驻槟城最后一任领事戴喜云(1849—1919)的次公子。戴喜云24岁只身南来,先做小贩,后发迹于太平,又回到槟城大展拳脚,成为富甲一方显赫人物。他在之前的四位清朝驻槟领事,即张弼士、张煜南、谢春生及梁碧如也都是著名的客家人。换句话说,在晚清时代的领事,俱是客家人独领风骚。即使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后,孙中山开创的中华民国政府也依然委任客家人担任驻槟城领事,这个人就是后来扬名海内外的戴淑原。由此可见,客家人是最早发挥政治影响力的族群。而这是与客家人的洪秀全带动了太平天国的革命(1851—1868)不无关系。

戴淑原既有乃父风范,也是孙中山的追随者,更是洪秀全精神的开拓者。这种三结合的人格塑造成就了他的一生,留下令人称颂的回忆。

从1912年到1930年期间,戴淑原不但在槟城举足轻重,担任中华民国驻槟领事长达18年(间中有两年由兄长芷汀代摄),而且也是马新华社的一方领袖。

在他的斡旋和力争下,他的三大功绩是值得一书的:①他成功保护如雨后春笋的华教茁壮地成长,虽然英政府从1920年开始对学校和报章实施登记和管制制度。

也在这一年,他根据中国教育部的规定,在马来亚推动普通话教学,而不是鼓励方言媒介。因为他的努力,马来西亚的华校直到今天仍然采用中文(普通话)教学。单就这点,他是居功厥伟的。

②1913年通过槟城华侨教育会的成立,他灌输华校生有“爱国”意识,这在清廷时代是不曾有的。与此同时他也通过这个组织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法令,在槟城推行一年三学期的学制(放假和上课统一实行)。这个制度至今仍然保留,足见其合理性,也不因时代之不同而改变。

③任职期间,他在1914年首次向中国教育部申办中学之议,但无下文。因而在1918年世界第一次大战后,戴淑原再次动议在平章公馆内(即槟州华人大会堂)设立一间中学,获得平章公馆同人支持,并举戴领事为临时总理,统筹统办。1919年2月,这间命名为“槟城华侨中学”的学校终于顺利开课,是为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新加坡的华侨中学则创办于1917年)。

可惜同年较后(5月15日)因戴领事之父戴喜云病逝,以致中学的操作大受影响,乃在1921年停办。两年之后的1923年,钟灵学校为提升为中学,乃获戴领事献出“华侨中学”之图书及仪器及设备等,使到钟灵中学顺利转型而成为马来西亚第一间华文中学。戴领事之功不可没也。

由于戴领事在华教的丰功伟绩,因而赢得了华教“总裁”的美誉。套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当之无愧是“华教发展之父”。不但本身慷慨解囊起表率作用,而且对推动华教不遗余力。因此,华文教育能有今日的“成果”,是与戴领事的坚持与发扬分不开的。

除了教育之外,戴领事也是卓越的政治家,对第一次战后出现的米粮荒,通过自行捐款和集资,有效的解决民生的大问题。一时成为政坛佳话,民众有口皆碑。

1930年他退任槟城领事后,仍然不忘服务社会。他晚年最显著的贡献是于1939年应南洋客属总会会长胡文虎(在新加坡)之请,毅然在槟城领导成立客属公会,并出任创会会长,为槟州客家人圆一个家。

虽然戴淑原任期不长,也在1940年被英王封赐太平局绅,以表扬他的功绩,但在日治时期的1944年他不幸逝世于阿依淡自建的避难屋内,结束他精彩的一生。65年后的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他不但是客家之光,也是全槟华社之光。虽然在他的年代没有所谓“首席部长”之设,但戴领事确实在他当官的年代,执行了今天首席部长正在执行的一些职务。就此而言,我们应该怀念这一代伟人在政治上;尤其是在教育上的巨大贡献。

刊登于2009年12月8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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