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立国以来，6 任首相的路线
- •东姑时代（1957—1969）（走现代性路线）
- •敦拉萨时代（1970—1976）（走现代民族国家路线）（推动新经济政策，立场中间偏左）
- •胡先翁到马哈迪（1976—1990）（仍走现代民族国家路线）（国营化，强化新经济政策，行政回教化）
- •马哈迪（1990—2003）（提出2020年达成先进国家宏愿。准备用30年时间将现代民族国家路线转回现代性，但摇摆在两者之间，既私营化企业，又强制走既定路线，如促使华团收回涉及敏感字眼的诉求备忘录及宣布为回教国）
- •阿都拉（2003—2008）（以回教文明为基石，继续在两者之间摆动——提出五大块发展计划，如北马经济走廊、柔南特区、东海岸走廊等等。俨然以国家手段推动发展计划。换句话说，倾向现代民族国家思路，华而不实。如在2006年促使内阁华人部长收回宗教备忘录，加上政府对民意的忽视，造成308政治海啸。
- •纳吉（2009— ）提出一个大马概念，试图与马哈迪先进国理念接轨，不得不较明确的走现代性路线，减少国家干预，更多的大企业私营化。
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
Modernity & Modern Nation State
- •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是两种立国的理论。现代性乃发自西方的文艺复兴，以科学精神反对宗教蒙昧，以人文精神反对神权压迫，因此中国的现代性是由西方引进的，如1911年孙中山的辛亥革命是属于现代性的，它引进西方的民主政治与尊重人权，提出了三民主义。又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也就是对现代性的追求。
- •至于现代民族国家是包含在现代性里面的政治制度，但它可以在时代的感召下，形成一个政治理论，用民族的力量来建构一个新兴国家，具有其民族公议的合法性。
- •当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救亡压倒启蒙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已是当务之急，不能柔性地推动现代性的进程。
-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和现代民族国家是可以相互协调的，彼此都是反对共同的敌人——神权与迷信。那么在中国就不可能协调，因为“现代性”是来自西方的，不是中国本土的。反之，现代民族国家有苏联的模式可以参考，也就向左转而牺牲了现代性。这意味着“现代性”是远水，救不了近火。
- •毛泽东就是充分发挥现代民族国家的精神，而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西方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反西方的强烈思维。
- •中共是延至1976年文革结束后，才真正拨乱反正走向现代性的道路，只用了30年的时间，中国已是和平崛起，可见现代性的魅力无穷。
- •反观马来西亚敦拉萨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推出了新经济政策，国有化重要企业，但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因为国家被土著和非土著分化了。
- •1990年马哈迪提出30年内要达成先进国的宏愿，决意实现一个“马来西亚民族”。这意味着他决心摆脱现代民族国家的纠缠走向现代性，但因间中夹带大多干扰，以致国家政策游离在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无法破旧立新。
- •纳吉在2009年上位后，提出“一个马来西亚”理念，正是准备摆正姿态，将马来西亚纳入“现代性”的轨道，不再受种族、宗教和其他偏激言行所困扰。
- •如果说其父亲将东姑的现代性转成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在当时是适应国家需求，而成功地建立巫统的强势地位，那么今天的纳吉就得将左右摆动的框架转回现代性，以期国人能接受他的新模式的领导。
新模式领导下的新挑战
- 1.在未来10年内将目前的人均收入7000美元提升到15000美元，以在2020年落实马哈迪的先进国宏愿。
- 2.与其强调土著至上，反转向全民承诺，让40%月入不达2千元的家庭能从扶弱政策中受惠，即进一步增加中产阶级的力量。
- 3.将备受争议的“新经济政策”的条文废除或修改，但整个精神仍在，即没有取消马来人特权的地位。
- •拟推出消费税来现代化税收制度，但消费税的影响层面大，政府在去年底一读后，原定今年三月二读，结果取消，需要从长计议。由此可见，消费税在政治上是一把利刃，足以转过头来伤害执政党。诸多的争议说明了消费税带来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香港也因之搁置推行消费税，虽然目前已有140个国家推行此制度。
- •纳吉又将国有企业转成私营化，即GLCS公司15-17间要私营化，以增加政府收益，缓解暂不实行消费税，减少收入的窘境。
- •总而言之，纳吉的现代性道路又面对Perkasa的狭隘的现代民族国家思维拦路，加上马哈迪时不时站在后面加油，使到纳吉的现代性前路布满荆棘。 •当然消费税展延也是因为反对党强大力量而不得不另行再议，与右翼集团的压力没多大的关系。这也说明纳吉左右受夹。
- •新经济模式仍在投石问路，一个马来西亚面对严峻考验。
- •除非马来西亚全面落实现代性，讲求民主、公正、公平、人权和正义，减少宗教与种族言行之争，不然纳吉的前路并不好走。
发表于2010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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