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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6.6.15

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奇葩 —以槟榔屿的历史演变为实例 (直挂云帆)

英国人莱特于1786年开拓槟榔屿后,华人才开始集体的迁移海外,而第一个站就是位于马六甲海峡的槟榔屿。
由于具有吸引力,在1788年(槟榔屿开辟后的两年)时,莱特说市镇的人口增加得很快,此时槟榔屿人口已有一千人,其中2/5为华人。
17942月,莱特上书东印度公司(他在同年12月因疟疾病逝,终年54岁)说:华人成为我们居民民最宝贵的一环,有男女及儿童约3000人,从事各种不同行业。1800年,英国再拿下威省,每年付吉打苏丹一万元西班牙币。直到今天,槟州政府仍要象征式付马币一万元给吉打苏丹。
1819年,莱佛士占有了新加坡;1826年英国决定将新加坡、槟城与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直接由英国管治。
英国政府之所以控制马六甲海峡是需要一条安全通道由印度将产品运送到亚洲各地;尤其是中国,而又将中国的产品运到欧美国家牟利。当年英国主要是贩运鸦片进入中国,企图将中国人变成“东亚病夫”。因此控制马六甲海峡后瞄准中国市场与人力是英国的既定政策。
1839年时,时任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前往广州的虎门销毁英国商人的鸦片(近二万箱,约237万余斤),终于引致英国向清廷开炮,掀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
鸦片战争改变了清廷的政运,也改变了中国人的命运;更因之鼓起海外移民潮,数以千万计的华人不畏艰辛万苦,也不怕狂风暴雨,纷纷从家乡移居海外,一个海外华人社会由兹形成。
就在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清廷与英方签署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并强迫开放厦门、广州、福州、宁波与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中国至此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与领事治外法权。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华人向海外移民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更难能可贵的是,华人南来后竟将所在地发展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据点之一。
但因为满清的颟顸无能,激发了一位旷世奇才在目睹清廷的保守与专制之后;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严重地暴露民族的积溺性,乃在1894年上书清廷大臣李鸿章,诉诸强国之道,可惜未被重视。他乃转而流亡海外并采用革命的手段来推翻满清政府和为中国带来新希望,这个人就是直到今天仍被称颂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从1905年至1910年先后来马新5次,最长的一次是1910年逼留在槟城8个月之久,并召开庇能会议,也扭转了中国局面,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成功了。自此之后,海外华人的命运也有了转变。
其中最突出的是教育的普及,在1921年时,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槟城及马六甲)有华校70间,但到了1924年激增至292间。虽然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掀起中日战争,但马来亚的华校(包括海峡殖民地,马来属邦和马来联邦共11个州)加起来一共有1150间(中小学计算在内)“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即指吡叻、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四州;而马来属邦(Non-Federated Malay States)则指吉打、玻璃市、吉兰丹、登嘉楼及柔佛五州)。
就槟城而言,在“五四”前后增加了新式学校20余间,包括钟灵、福建女校(槟华女中)、璧如、务内、毓南、慕义、培南、益华、颍川、台山、育才、崇德、华侨、商务、韩江、新民及公民等校在内。
另一方面,比之华校更早成立的是英殖民政府推动的英校,如著名的大英义学(Penang Free School)(1816年,明年庆创校200周年),其它英校有圣乔治女校(St. George's Girls School)、修道院女校(Convent School)、圣芳济学校(St. Xaviers' Institution)、英华男校(Anglor Chinese Boys' School)等。政府后来也对这类学校给予资助和发展。以至到了今天,这些英校(虽然在70年代英校改用马来文为媒介语,但仍未全面改变其英校的特色)仍然保持英国文化的传统。
虽然华裔子弟就读英校的人数比华校生少(1924年比例是33%-66% ;到1937年的比例是17%-82%),但因为英校生受到殖民地政府的关照,提供政府部门就业机会,提供奖学金赴英伦深造,也就造成一个讲英语的社会一枝独秀存在马新的社会,与华校形成两个不同的源流,各展风采。
其实在论述教育如何改变槟城的精神面貌之时,我们有必要回顾槟榔屿的成长历史,以便从中探索和分析它如何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融汇于上层建筑中。
槟城特别是乔治市从一开始就被塑造成东西方文化(文明)交差与融洽的中心地,所以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也带来了他们本身的文化、宗教和社团组织。在英国的经营下,槟城已成为英国在东亚的桥头堡之一,也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利润。
无可否认的,槟城的特色是将不同教堂与庙会浓缩在一个小小的市区内,让人感受到它的独一无二的特色,在世界各地也是绝无仅有的。多元文化和宗教折射出来的光辉,再加上十分独特的海墘水上人家,早年许许多多的船只不单是用来捕鱼的,也肩负更重要的工作,从事转口贸易和使之成为货物的集散地。百多年来,虽经沧桑的变化,也不再有自由港,但海上人家的房屋及长长的木桥形成了美丽的景观,为乔治市登录世界遗产增添一份魅力。
另一方面,有“东方花园”之称的槟榔屿也发展成为区域的教育中心之一。陈绿漪博士的文章其中一段这样写道:“这些各式各样的老师真的是来自全世界,而学校正是汇流点。不同种族和社会背景的学童在这里碰面、探索和灌输新的统合。回教是马来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等回教徒的团结因素;华校是各方言群共同学习的场所;英校则是培养各种精英的阶层,他们在殖民地的政治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

(本文是作者于66日应邀参加炎黄国际文化协会与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联办的学术论坛(在北京)时所提呈的论文一部分摘要。作者也是炎黄国际文化协会马来西亚分会会长)
刊登于2015年6月25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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