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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3.1.17

回教排斥社会主义的因由 —评丘光耀的“马克思”论 (直挂云帆)

有“政治超人”之称的丘光耀虽然已经脱离了民主行动党,但他的思路与评论文章仍然没有脱离民主行动党的“第三道路”的思维,因此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自然带有批判的精神。因为对共产主义的改良和对社会主义的新解是西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摸索出来的“改良社会主义”或“修正的社会主义”,也有人称之为费边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它最主要的特点是相信议会斗争而不是武装斗争。
民主行动党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下接受了西方的“社会主义”学的理念。比如它与英国的工党、法国的社会党乃至美国的民主党等有得比较。
一旦它掌握了政权就会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改良行政,可以带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但绝不能渗入共产主义的理念。毕竟它更大的程度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作为政治导向的。
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执政至今已58年,它的执政模式和理念已是众所周知的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在1961年,人民行动党内部左右派的分裂导致左翼党员脱离行动党,另立“社会主义党”(简称社阵)(以林清祥为代表性人物)后,更显示两者之间的左右之分,而不是谁的社会主义才是最好的。从那个时候起,李光耀与林清祥的斗争也成为政党本质的分水岭,一边是标榜民主社会主义的人民行动党;另一边是以科学或纯粹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阵。两者之间看似有些相似,实则大相径庭。
在这个过程中要带出一个十分重要的讯息,那就是东南亚的一些新兴独立国家正在探索应走什么道路?例如印尼因为国民党的领袖苏卡诺当上印尼总统后,他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不甘于其军队仍是掌控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手里。为了摆脱这一窘境,苏卡诺借助实力不断壮大的印尼共党的支持,因而在60年代推出一个十分奇妙的“纳沙贡”理念,其意思是“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三结合”,以期在亚洲国家中独树一帜;更不让远在中东和西亚的国家专美于前。埃及在1952年由纳塞政变成功后就靠向苏联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阿富汗也是在接受苏联的援助下走社会主义道路(1979年十万苏军大举入侵阿富汗就是因为后者企图摆脱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而招致杀身之祸。1989年苏联撤军后,在翌年自身也变天,马克思主义不见了。其后果是今日世界动乱的一个重要根源)。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回教与社会主义是可以挂钩,甚至是共存的,也没有相互抵触。印尼是最好的示范。同样的,马来亚及后来的马来西亚的回教政党的领导人也具有社会主义思想,例如其党主席布哈鲁丁在战后(194510月)成立的“马来国民党”就是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因为左倾,布哈鲁丁一度被扣留,更在1950年他所领导的党被英政府查封。
1955年,他应邀与左翼的布斯达曼共同成立人民党,高举社会主义旗帜。虽然在1956年布哈鲁丁离开人民党,加入回教党成为党魁,但他并没有抛弃其社会主义思想。与此同时,布哈鲁丁是支持苏卡诺的“纳沙贡”主义的重要人物之一。
正因为英国提出组织马来西亚联邦的计划,导致马新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结成统一阵线,反对成立马来西亚联邦,并形容这是变相的殖民地产物。另一方面,也激起印尼起而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中国在那个时候已准备与苏联划清界限,因而支持苏卡诺的反马来西亚运动。
就这样,印尼将中国及马来西亚的左翼政团拢在一起,展示“纳沙贡”的伟大力量,但马来西亚还是在1963916日成立。
从这一天开始后,印尼向马来西亚开展“对抗”,军事上的冲突不断。不过,苏卡诺还是对右翼军人有所警惕,也就同意由他的贴身部队,在翁东中校领导下,向右翼的军人府邸进攻,结果杀死了6名军官。但最重要的人物纳沙顿逃掉了,他转过头来向装甲军司令苏哈多发号施令,要他反击政变。就这样,苏卡诺的部队在寡不敌众下宣布投降,一场惊心动魄的流血政变和反政变震惊了全世界。
于是在1966年整个局势急转直下,马印对抗结束了;苏卡诺被限制在总统府内,苏哈多掌控了大部分权力。它的结果是印共被大屠杀,估计不下30万人遇害;当时也掀起排华浪潮,诸多华人不得不含泪投入中国的怀抱,远离在印尼的家乡。
更为重要的是,印尼在1967年与中国断交,它认为中国介入苏卡诺的政治活动。因此也一起宣布全面禁止中文报刊的出版,整个印尼不见中文书本和杂志。印尼人民的苦难也从血流成河的残暴中罄竹难书(禁令长达30年之久)。
就在印尼反政变成功后,这个国家也立即向右转,也不再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而且还提出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是致命伤的话语,说马克思认为宗教是精神的鸦片。
这种思想的传播几乎全面性的,以切割回教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美国对当年的流产政变是沾沾自喜的,从内部搞掉马克思学说带来的威胁)。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1999年大选时,安华有建议让人民党党魁赛胡申阿里到吉兰丹提名国席,但被回教党婉拒。当时回教党长老,也即是吉兰丹州务大臣聂阿兹说,我们不欢迎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人在吉兰丹州提名竞选。
另一方面,当1979年科梅尼在伊朗领导宗教革命成功之后也刺激许多逊尼派的回教徒不甘落后,变得更加好勇斗狠。极端的回教国(塔利班)的出现和奥沙马宾拉登自成一格的掌控话语权,在在把世界导向不安定的境界中。还有民主行动党一直不被马来社会普遍支持是因为它被认为不但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而且也是华人的政党。
因此,丘光耀所说的,马共的失败不是马来人拒绝社会主义无神论的问题。我认为恰恰相反,撇开马共不说,在马印对抗结束后,马来西亚年轻一代开始反思回教的复兴课题,究竟回教可与社会主义共存吗?在没有答案底下,安华搞的是回教青年复兴运动(Abim)走向社会正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在今天看来,不存在以宗教教义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权,也不知道能否在回教世界中找到这样的模式?还有缅甸的独裁政权若也可被归类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或佛教的社会主义?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讽和侮辱。

刊登于2017年1月13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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