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八日，我几乎忘了它是国际三八妇女节，如果不是记者采访时告诉我“308”快十周年了，我也真的没有想到这是个重要的节日。这是因为时代变了，环境也变了乃至人的思想也变了，因而把“三八妇女节”当成一般的日子，庆祝不庆祝已不重要了。六十年代留下轰轰烈烈的造反示威镜头也难得一见了。
虽然世界离开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还有一段长距离，但若是将21世纪的今天与1百多年前相比，当下的妇女显然比以前更加自由和更有尊严了。
从历史上来说，“三八妇女节”的起源是别具意义的，而且是夹着政治的斗争。
这段历史与一位德国女性分不开。她就是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1857-1933）（原名为克拉拉·艾斯纳）。
她在1878年结识俄国人奥西普·蔡特金，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信仰马克思主义。她不理会德奥帝国的铁血首相俾斯麦颁布“镇压社会主义法”，因而遭到驱逐，她的挚友与政治师父奥西普也一样与她一起流亡法国。1883年，他们在巴黎结婚，从事工人运动。她的身份也从克拉拉·艾斯纳改成从夫姓，成了克拉拉·蔡特金。
从此之后，蔡特金不再是其夫家的家族姓氏，而是成了妇女先驱运动的代名词。
刚巧其丈夫奥西普在1889年逝世，蔡特金就参加了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在大会上她发表了《为了妇女解放》的专题演讲，内中提出妇女经济独立，男女同工同酬的诉求。
由于爱夫深切，蔡特金从此不再结婚，她把生命献给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共产活动。对于教育，她是坚持至少中小学实施免费教育，也反对宗教走进学校。
她对共产运动的执著也在1927年荣获苏联授予红旗勋章。
1933年，她以76岁高龄在莫斯科逝世，被苏共安葬在红场内，但她不镶上照片也没有墓志铭。
到了1971年，东德为纪念蔡特金的卓越贡献，在10元的马克币上印上克拉拉·蔡特金人头像。由此可见，她在共产世界中的至高地位。可惜的是，当东西德在1990年合并后，东德的社会主义也消失了。
虽然蔡特金对“妇女解放”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因为她是马克思的信徒，隶属东方共产世界的阵营，也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被西方及信奉资本主义的国家所认同，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才将“三八妇女节”与“五一劳动节”并列在一起。
至于“国际三八妇女节”是怎么走进中国的？这儿有一段历史，1909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纺织女工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及拥有选举权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获致成功，乃在1910年在丹麦举行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会议时，在蔡特金提议下，将3月8日定为国际妇女节，但有关节日是迟至1921年才被确定而后年年庆祝。
“三八妇女节”之所以被引进中国是因为孙中山在1923年倡议国共合作，也就邀请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及夫人来到广州。这位夫人与何香凝女士（廖仲凯夫人）接触后，推崇蔡特金的妇解运动。因此到了1924年，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决定今后庆祝三八妇女节。就这样妇女节在中国扎了根。在抗日时期（1937-1945），左翼运动更是每年大张旗鼓庆祝妇女节直到今天。
不过在马来西亚，在独立前后的一段时期是禁止庆祝妇女节，认为这是共产的活动，具有政治目的，也就把“五一劳动节”一起列为不得庆祝的节日。
这种现象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改善。但为了不被认为是受社会主义国家所影响，政府也就将日期定在10月25日，而不是国际认可的“三月八日”。
这种“自创一格”的妇女节后来也觉得没其意思，不再坚持与众不同，而是“静悄悄”地以三月八日定为妇女节。久而久之，大家都习以为常。从简单的庆祝到各市场分派玫瑰花，在在显示了我国后期的“三八”节是不带政治味道的，以致在近些年来，“三八妇女节”不再流行。
但是在联合国从去年开始，已将三八国际妇女节当成国际性的节日，特别邀请美国著名影星安妮·海瑟薇作为联合国妇女亲善大使发表演讲，她呼吁联合国的成员国给妇女带薪育儿的假期。这就是说，连联合国也不得不重视蔡特金带来的贡献。
另一方面，三月八日对马来西亚更有深层的意义。2008年的3月8日的大选，竟然吹起反风，在一夜之间，五个州政权变色，纷纷落入反对党手里。这些州包括吉打、槟城、吡叻、吉兰丹及雪兰莪。这是前所未有的结局，对执政的国阵是个沉重的打击，所幸它仍然保住中央政府，及后又再拿回吡州政权，总算根基还在。
尽管有人用“变天”来解释308，也有人用政治海啸来形容308；更有人说是“改朝换代”的号角已经吹起来了，但人民在隔天依然起身上班、上课和开始一天作业。正如太阳依旧在明天早上从东边爬上来。308倒成了时代的标志，不是什么都变了样；相反的，很多东西都大同小异，改不到哪里去。但308带来的警戒与震撼性是不言而喻的。
刊登于2018年3月12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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