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9年大选前的马来西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最大的因素是左翼劳工党在1968年宣布杯葛来届大选，也就意味着劳工党准备退出宪制斗争舞台。
第二个因素是离开劳工党的陈志勤与马华前总会长林苍祐在1968年合创民政党。
第三个因素是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取代了人民行动党（因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
第四个因素是马华与华团的关系紧张。当马华总会长陈修信形容董教总提出的创办独大的建议是“犹如铁树开花”时，刺痛华社的心，逼使马华在1968年推出“拉曼大学”，以回应董教总的独大。
第五个因素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因在1969年投票前夕（5月9日），劳工党党员林顺成因被枪击丧命在吉隆坡举行万人送殡大游行，也刺激了华人对执政党的不满与抗议。
即便劳工党没派人参加大选，但其它反对党已取代了劳工党的角色，参与1969年的大选，也就拿到基层的不满票，以致选举的结果令执政的联盟大失所望，在西马的巫统参选67席胜了51席；而马华参选33席只胜13席及国大党2席，共66席，反对党则有38席。在东马联盟有29席（总数40席），东西马加起来共144席，联盟占95席，余者皆归反对党。
尤其严重的是，联盟不但失去槟州政权，让位于新崛起的民政党，而且雪州及吡叻州也出现悬峙议会无从及时组成州政府。前者联盟只占半数（即14席）（总数28席），未能组成州政府，局面呈现不靖；联盟在吡州只拥有19席，未达半数（总数40席），当两者合起来时局势更加沸腾，一下子就爆发起来，几乎是集中在吉隆坡表现出来的种族冲突在一时之间掩盖了理智，整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也暂时中止，直到1971年才重开国会。
这是第一次马来西亚的大选陷入暴力的种族流血斗争。也是第一次显示出政权迭换的可行性，槟州就是一个例子。
事后官方公布“513”肇196人丧命；170人受伤，9143人被捕。
在“513”紧急状态期间（1969年5月13日-1971年2月2日），局势已安定下来，东姑也下台了（1970年），换上敦拉萨。而在1969年被巫统开除的马哈迪也在1971年回巢。巧合的是，这一年大选马哈迪在哥打士打国席败给伊党的尤索拉哇（槟城人，他在1983年至1989年担任伊党主席，因此早年斗马哈迪不被当成“王者之战”的典例，因为不论前者或后者皆属二三线人物）。
但“513”带来的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包括政府在1970年宣布这个国家是“以党治国”的；也在同年推出影响无远弗届的“新经济政策”及国家原则的五大行为准则。
特别是“新经济政策”（1970年）带给马来西亚人民的改变是有目共睹的。计分配股权30%予土著；指定工厂要请工人的种族比例；发出各式各类的执照；鼓励华巫合作等等。
虽然政局十分稳定，但国阵组织内也起了变化，其一是因为民政加入了国阵，等于是分享（或剥夺）马华在执政党的利益，带来的后果是暗流汹涌，因此我们看到这两党在国阵内斗来斗去，非得把对手置之于死地而后快。
其二是马华在国会重开后，在各地举行华团大会，获得热烈的响应。这批华团甚至要注册成为一个合法的组织，以和马华争取各方面的利益。
当时陈修信看到有一些不对劲，也就快刀斩乱麻终止华团运动。因为他担心华团一旦尾大不掉，麻烦可就真的来了。这也是为什么华团与马华的关系一直搞不好，毕竟它们至今是相互消长的；有时候是零和游戏。当马华强大时，华团就成为辅助性角色；反之当马华虚弱时，它就需要华团的支持与动力，甚至可以容许华团带动政党参与其中，而成为华社的其中一把声音。
如果说“513”给马来西亚带来伤痛的一页，那么在事件之后却形成一道抹不去的阴暗历史，不时被人引用来提醒各族群：“不要忘记”513“的悲剧”。其弦外之音不难明白其用心良苦的暗示，但因事件隔太久，已产生不了冲击力量。
刊登于2018年5月7日《号外周报》第8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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