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首相慕尤丁于今年2月15日通过国家团结部在面子书上推介2021年至2030年的国家团结政策和大蓝图时，特别强调种族团结的重要性；同时也要求人民除了保持警惕外，也要提防和避免政治人物通过种族和宗教捞取政治资本。
结果马来人权女斗士玛丽安莫达为文在《当今大马》以“您如果要改变马来西亚，请拿掉种族色彩遮掩镜”为题，提出十大要求。
她说：“今天，马来西亚已来到十字路口，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做出改正。而今天，政客们都公开谈论种族课题，他们不会掩饰极端的观点。”
事实上种族问题由来已久，远在英国统治马来亚开始（1786年）时，它就不间断引进来自不同国家的种族。有来自印尼及阿拉伯的马来人；有来自中国的华人；也有来自印度的印度人。由于职业之不同和生活习惯的差异，再加上宗教及种族的落差，也就出现了各个不同族群分别居住在城镇或甘榜中。所谓物以类聚，华人也喜欢成立宗祠及乡会，就是方便照顾来自中国的同乡。久而久之，这样的“分而治之”的生活方式形成一个特征。当然华人永远不会忘记在1948年-1950年间共有50万华人被英殖民政府驱赶入住被铁刺网围起的新村，这500多座新村变成了“集中营”；今天也变成小市镇或卫星市了。在这之前，华人在1930年组成了第一个政治团体（马共），他们的目标是向殖民地进行斗争。接着在1937年出现第一个马来人政党，取名为“马来青年同盟”（KMM）具有左倾思想，较后被查封。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结束后，政治活动又通过不同渠道探出头来。马共持续活动；而马来左翼分子也成立了新政党，取名为“马来国民党”（PKMM），于1945年10月由布哈鲁丁（后来的伊斯兰党主席）、阿末布斯达曼（后来的人民党主席）及莫哈末依萨（后来的劳工党主席）等人所领导。它比巫统早成立半年，且宣称有10万名党员，曾一度与印尼的苏卡诺（领导印尼国民党）关系密切，也曾在1948年签下印尼与马来亚合并的构想，取名为“大印度尼西亚”。
约莫半年之后，另一股右翼势力在拿督翁（柔州务大臣）的领导下，于1946年5月在吉隆坡举行马来人大团结集会（共有41个团体参加），全力反对英国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宪制，因为这个新宪制没列明苏丹的地位，也没有保留马来人特别地位，而是开放性的公开所有居民在符合条件下成为公民。
当日大会也议决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UMNO）。在获得英国人承认下，巫统成为“新宠儿”，于1948年2月1日与英国共同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作为迈向自治的第一步。
有了巫统保守势力的全面配合，英国一脚踢开了“马来民族党”（1950年被查封）；也迫使在新加坡注册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于1948年自我消失（它是在1945年12月成立），主席何亚琳（林建才的舅父）、秘书长是林建才，属于华人为主的左翼政党。
此外，印度人也在战后醒觉，他们在日治时期被教唆组织起来打倒英国人，因为是英国统治印度，不是日本。
在日本投降后，他们按照尼赫鲁的建议于1946年成立印度国大党。这个党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仍是印度人的政党。
当英方于1948年6月20日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后，除了大事抓人外，也有不少人被遣返中国。
与此同时，英方促成陈祯禄于1949年成立马华公会，以照顾陷入水深火热新村里的华人，也希望它能取代马共的地位。
到了1954年，政党间的种族化更加凸显了。马来人有巫统；华人有马华公会；印度人有国大党，它们共同组成种族政治的“联盟”，是一个亲英国的反共组织。大马成立后，更多种族性政党在东马成立。
至于前面所说的左翼政党都一一消失了，直到1951年才有劳工党出现；1955年人民党诞生，两者才在1957年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似乎是要取代左翼阵营的地位。
这两个左右派阵营的斗争始终没能突出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陷入种族政治的泥潭中；同时左翼政党也无法争取马来人的支持。在后来更进一步证明种族政治是我国不能磨灭的印记。
例如较后成立的人民进步党、民联党、民政党、行动党、人联党、社会正义党乃至公正党等都无法抵挡得住种族与宗教的双面夹击。伊斯兰党更在90年代插上一脚，促使政情更加复杂；尤其在21世纪又加上土团党及诚信党的种族政党，要消除种族政治谈何容易？除非由政党领袖做起。希望马哈迪及慕尤丁能起表率作用。大家以马来西亚人自居，不再以种族分帮立派，不是更为有效吗？
刊登于2021年3月1日《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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