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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4.1.21

华人血泪史(一)飘洋过海下南洋

飘洋过海下南洋

“卖猪仔”的辛酸泪

 华人顾名思义是来自中国的民族。一向以来,移民外国的华人绝大多数是来自广东省和福建省,也就使到广东话及福建话在马新地区十分流行。不过也有少数来自海南岛的海南人、来自福州的福州人和来自浙江、江西及湖北人。例如在东马的沙巴,有一个地区就住了来自长江上游的人,被称为三江人。在槟城也有一间三江公所。

当然在广东和福建省境内也有潮州人、客家人和兴化人等等,不一而足。

但我们的先辈到底是什么时候流向海外?这确切不可考证。有个传说是指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19年),有过东巡的习惯,除了封秦山为祭祖圣地外,也对山东半岛外的蓬莱、芝罘及牟平一带的海岛有海市蜃楼的幻景,很是向往;尤其是在闻及可以取得“长生不老”药,也就相信一位原属齐国的相士徐福所说的真有此药。秦王大喜之余,乃派徐福带数千童男童女远赴蓬莱仙岛,入海求仙药。这一段故事说来只是一则神话,宁可不信。但司马迁著的《史记》中(归纳入秦始皇本纪)有提及徐福入海求仙药的故事。可惜未有交待徐福其人,只得存疑。

故事中传说徐福虽空手而归,但秦王仍不死心,又先后数次派他出海(公元前219-公元前210年)。在这方面,五代后周的一位和尚义楚在公元540年指出徐福东渡的地方其实是日本(司马迁没有说出地点)。再者,徐福第五次带去的人已不再回到中国,而是在日本落地生根了。依据义楚在公元540年(日本欲明天皇元年,中国梁武帝大同元年)时,日本已有7053户秦民了。

抑有进者,在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5)的驻日公使—等书记黄遵宪在其著作《日本国志》中这样说:“在日本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证明也!”意指徐福是为日本开国神武天皇,甚至连日本前首相羽田孜也认为本身来自中国,其祖先是徐福,更在公元2002年专程到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镇徐福村祭祖。

既然远在公元2200年前,已有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那么在唐朝时,义净法师从番禺乘船出南中国海到马六甲海峡也就更顺理成章了(义净法师(公元635-713年),78岁高龄圆寂。原名张文明,14岁皈依佛门。公元671年,从番禺出发,途经泰国、马来亚、印尼及印度等国。在公元695年回到洛阳,得到武则天皇帝亲迎,并赐封“大唐国师”)。来到明朝时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的故事,其中五次途径马六甲海峡更进一步佐证了中国人在很早前已掌握造船的技术,郑和的事迹即一例证。

以上是根据杨府及左尚鸿所著的《中华血脉》一书中认为在中国早就存在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几乎是同时期诞生的。

直到今天,日本人依然相信徐福是他们的先祖,也认为他开辟了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不然日本的大和民族又从何而来?

虽然在汉代或唐朝通过丝绸之路出国的人为数还是不多,直到后期因华人外移激增,才兴起将自己称为“汉人”或“唐人”之说。更进一步,我们也称中国为“唐山”。

汉人也好,唐人也罢,我们几乎都是来自中国的炎黄子孙。这个民族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才真正的大量向外移民。在这之前并不兴移民;但在这之后,就有大量的华工向东南亚寻找出路。

为什么鸦片战争会触发华人出国浪潮?其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通过军舰打开中国的门户,并占有了香港,也就启动华人的移民潮。这是因为在这之前中国清廷没收了英国人的大量鸦片,且公开焚烧(1839年);更明令宣布禁止鸦片流入中国,断了英国的财路,也就有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

1840年,英国发起鸦片战争,清廷投降。1842年香港割让予英国。图为1842829日中方代表和英国全权大臣在英国军舰康华利上签署了《南京条约》,从此打开了华人下南洋的大门

清廷战败后,同意开放五个港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英国也强迫清廷让出香港(1842年),作为输入鸦片和输出劳工的跳板。这样的一来二往,正好也因中国发生动乱民不聊生,就有了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移民潮。

因为身无分文,这些一贫如洗的“苦力”也就在不得已下签了“卖身契约”,同意一年不领工资。若是染上毒瘾(吸食鸦片)或赌博欠下债务,也就要延长其无薪工作时间,或从一年延长至三年不等。

现在我们要谈一谈华人南来的过程和他们的辛酸泪。

虽然鸦片战争之前已有逾千华人被当成“猪仔”贩运到印尼,但他们所受的非人待遇却是令人咬牙切齿的。


图为正从厦门乘船出国的华工

例如在16世纪的1553年,控制印尼的荷兰殖民者派出军舰在澎湖列岛掠取渔民前往印尼筑城,每日只给少过半磅的粮食。因此在被掳来的1500人中,饿死或被绑致死的有逾1200人,剩下未死的被强行卖到印尼当奴隶,间中又有人被虐死或病死。到达吧城(即雅加达)仅剩下130人(见The Island of Formosa)。

1624年,吧城总督葛边值(Pieter de Carpentier)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2年)报告说:“我们的人在澎湖搜集了中国人达1150名,一般因疾病、饥饿及强制劳动而死,剩有571人乘舰船来到吧城,中途又死去463人。到达吧城时,再死去65人,最后剩下33人”(见De Nederlanders in China (1601-1624))。

在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对“卖猪仔”的契约就有了改变。因为英国为表现“民主”,因此要每位出国者亲口表示是“自愿”出国的,不是被逼的。若有人敢说是被逼得就被送回去不准出国,而且还遭受毒打。

这种变相的“苦力买卖”(Coolies System)(Coolies Contract)其最大的目的是殖民主义者需要大量的劳工;再加上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国家衰竭、民不聊生。在苦无生计下,逼使更多华人往外寻求生计。

因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英国不但在澳门、香港、广州、汕头及泉州等港口设立“卖猪仔市场”外,也在新加坡和槟城设立“供应站”。为表明“猪仔”是自愿出  国的,新加坡成了中枢者,凡出国者来到新加坡时必须再通关,以除后患。

除了通过“劳工契约”出国外(因举目无亲,两手空空,不被卖又如何出国?),又有另一种是当事人已有南洋落脚之地,就不必将自己买给中介人,而是以“自由身”付款来到所指定的地方。

早年飘洋过海到南洋的“猪仔”,在“苦力间”过的就是这样的简陋生活

例如我的父亲谢湖添在年轻时也飘洋过海来到槟城(1938年)(此时已废止卖猪仔契约)。因此他们三人(另外两位是同乡)只得自己找工作。我的父亲因为在家乡懂得草药和中医学,得以在余仁生谋得一份工作。但这种晒药材和烘药材的工作工资少,加上1941年杪日蝗军入侵槟城,我们举家搬到高渊避难,父亲只好靠种树薯过日子。直到日本投降后,父亲才回到老本行。可是已不能回到余仁生,只好到江沙求其朋友(也是姓谢)帮他找一份工作。这位经营药店的友人也有胶园和土地,生活过得不错。他在巴力这个小地方为父亲谋一份差事。老板出资开药店(半边店面),父亲“坐堂”当中医和卖药。真没想到这么一晃就是30多年,直到父亲退休返槟颐养天年时,因体弱多病,在两三年后,于1982年与世长辞。

虽然我父亲不是被卖猪仔的,但他们南来时也是两袖清风,什么都没有,只是勤勤劳劳地操劳一生。但为求“神明”指示,父亲等三人来到海珠屿大伯公庙求签,希望能时来运转。结果三人际遇各有不同。与我父亲一同来槟的友人因开锡矿发财了,而另一位友人比我的父亲还不如意,只得为人做帐,工资微薄也养不了家。一家人在六条路租住在狭小的房间里。父亲也是泥菩萨过江,帮不了他。

尽管鸦片战争前已有西方列强按其殖民地的需求,从中国引进廉价劳工,例如在1625-1627年间,来到吧城的华人有4280名,后来有2854人留在吧城。在这之前,占领马六甲的葡萄牙军人为解决劳工的短缺,也向中国强迫劳工输入(葡萄牙在1623年占有澳门)。及后荷兰统治者为招华工南来,采取比较“斯文”的手段。但无论如何,这些通过中介人安排的移民华工就得签署合约,以示是自愿到海外谋生,而不是受压迫的。

根据史料现实,我们可以断定华工大规模的南移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这就是为什么东南亚的华工南迁是在1840年后才大规模的进入马来亚、新加坡和婆罗洲等地。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暴露了封建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中,岌岌可危。英国及其它国家正亟需劳工供应,一个所谓“华工契约”便形成了。凡是出国者绝大部分只得委身中介人抽取佣金扣除船费和膳食费。此外还要另付给相关官员“咖啡钱”。一算下来,也等于这些“猪仔”得白干一年无工资的苦力工。

在清廷与英国签署的《南京条约》(1842年)时,除了同意将香港割让予英国外,也允许英方的中介人在澳门、香港、广州、厦门、宁波和上海设立“猪仔馆”,让有意出国打工的人到“猪仔馆”签署“契约华工”。

“卖猪仔”市场

就这样,这个制度从1840年前后已被采用,直到1912年(真正是在1916年)才停止使用。因为这一年孙中山已推翻了满清政权,改用中华民国年号,包括废除不合理的契约。

根据《中华血脉》作者统计,在1840年之前,下南洋(东南亚)的华人已有150万之众,这些人包括转到美洲和其它国家的苦力。单单在槟城的人口在1833年时,华人只有1万余人;但在1840年后,华人人口才激增起来。例如在1851年时,槟城又增至2万余名华人。这说明了华工是甚受欢迎的。据不证实的统计,在1860年左右,已有200万华工在东南亚地区落脚。

来到1922-1939年的17年内,从广东、厦门及香港输出的华工就超过500万名。

槟城作为英国第一个占领马来亚的地方也成了猪仔买卖的集散地。他们这批劳工被排列在旧观仔角的长堤上,供“雇主”挑选而带回家。

另外还有一种不是“卖猪仔”的契约,而是“猪花”契约。这些来自中国女子被贩卖到马来亚各地卖淫。因此槟城曾出现过“妓女街”,印证了娼妓业一度十分猖獗。但因为男工多过女性,比例是8:2,因此当局放宽妇女的进口,一小部分在此与华工成家立业,不再思念回家的梦。

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在今天留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多是鸦片战争后带来的后代,其中有悲剧人物,也有一段莫名其妙的人生坎坷路。正是幸福的家庭只有一个,不幸的家庭有千万个。

刊登于 2021年1月16日及23日《新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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