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出所料，我刚在上周日提到槟榔屿蕴藏着玄机，现在又冒出一个新的诠释。这一回是槟州副首席部长阿都拉昔借一篇学术文章大作文章。他根据一位马来学者阿末慕勒马利坚博士（Ahmad Murah Merican）的文章指说在英人莱特（Francis Light）（1740-1794）在1786年登陆而占有槟榔屿之前，已经有一位米南加保人詹纳顿（Datuk Jannaton）从苏门答腊南部率180名随从来到槟榔屿居住。时间是1749年，比莱特来槟要早37年。
因此阿都拉昔直截了当要文化艺术及文物部进行研究和鉴定到底是莱特或詹纳顿才是槟榔屿的真正创建者。
这是继所谓“槟州马来人被边缘化”而要求首席部长轮任后的另一个新论调。换句话说，他选择从历史的角度切入，以改写槟城的历史，进而希望马来人才是槟榔屿的真正开拓者。虽然阿都拉昔没有道明这样做是为什么，但因有前例，人们不得不想到这是借所谓历史研究来建立詹纳顿的宗主权地位，以便将来有机会为首席部长轮任制的“理据”加码。接着，另一位马来学者卡森阿末（前人民党主席）也支持对历史进行修正；而再一位理大讲师马哈尼慕沙则指出拿督克拉玛（Datuk Keramat）早在1705年就居于槟城，可能是最早的推动者。
不过，从1786年到今天，没有人否认莱特是槟榔屿的开拓者，不论我们喜欢与否，莱特在7月15日抵槟之后，有留下日记。他有指出岛内已有人居之于山麓，为数不多，并形容是一片荒土，充塞林莾。而在他登陆三个月后，他的日记写道：“我们的居民增加很快，已存有对土地的争执，每个人都尽力和尽快地建设。”
1794年，莱特逝世前数个月，留下一份给印度总督的报告说，“华人有3千名，印人2000名，并有泰人、缅人，阿拉伯人与欧人，而来自吉打的马来人及雪州州的武吉斯人数千名。”总数约二万人。由此可见，因为莱特的努力，大量移民由外而入，也是槟城成为多元种族社会的滥觞。
另一方面，史书也记载，在莱特来前，也已有少数华人居住于槟榔屿，其中三人，即张理，丘兆进及马福春（俱客家人）是在1745年抵槟，较詹纳顿早4年，也较莱特早41年。理据则有坟墓为证，而且还有一座海珠屿大伯公庙（建于1799年），直到今天已是旅游景点。（同样的，慕勒也是提出有詹纳顿的墓为证，卒于1789年）。
不论是张理或詹纳顿或克拉玛，若说他们早前移居，也只不过是居民一份子，不似莱特依靠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势力建设槟榔屿和引进大量的移民。所以历史还是认定莱特为开拓人。
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学术上的研究和争议是属于学术范畴，不能提进政治议程。若只因一篇研究而要文化部翻案，则张理也有资格列入其中，岂不偏离了史实？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8.10.06
2.10.06
汪精卫、陈璧君、梁宇皋
我原先对华教斗士林连玉的一篇指责梁宇皋的文章说“梁宇皋跟汪精卫有亲戚关系”（见《风雨十八年》，下集，页76）不甚明白，也不知他们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近日读了一些汪精卫和其夫人陈璧君的文章和书籍后，也理出一些头绪来。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既远又近且扑朔迷离的关系，无妨将之整理，以让读者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汪精卫（1883-1944），终年61岁。
‚陈璧君（1891-1959），终年68岁（但又有一说她终年77岁，将其出生年推前在1882年应是错误的）。
ƒ梁宇皋（1888-1963），终年75岁。
以这三个人的出生年代来看，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在《汪精卫生平》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陈璧君，字冰如，乳名环，1891年出生于槟榔屿，原籍广东新会。父亲陈耕基，早年在槟榔屿从事橡胶种植兼矿业。中年以后逐渐成为当地富商。
母亲卫月朗，广东番禺人，为人思想开朗，平时喜欢阅读革命党人的报刊。陈璧君很受其母亲这方面的影响，乃至听了汪精卫的演讲以后（应指1906年），很快参加了同盟会（孙中山创办的革命党）。
虽然陈璧君强烈的爱恋汪精卫，但在1907年后，汪又离开槟城到仰光西贡等地，以致陈璧君深感失落。正在失意时刻，忝为百万富翁的女儿，上门说亲的大不乏人，都被她拒绝。后来只好和表兄梁宇皋定亲。他们两人原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亲上加亲，自然无可厚非。可是陈璧君却一心系向汪精卫。
在“感情背叛”下，陈璧君毅然表示要退婚，不理父亲大力反对，她在1908年知悉汪精卫又回新加坡，偕其母亲跑到新加坡，也有幸见到孙中山。就这样，汪陈的感情又有了进展。
1909年，汪再赴日本搞革命，复办《民报》，陈璧君又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跑到日本，名为留学，实是“死心塌地”要追到汪精卫。这个时候，与其表兄的定亲也一股脑儿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陈璧君“退婚”后梁宇皋有否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我们从一份档案中，了解到梁宇皋的生平事迹。原来梁宇皋是在霹雳州出世的。他的母亲应该和陈璧君的父母亲是兄妹或亲戚关系，所以才有了梁陈“青梅竹马”之说。
在早年的时候，梁宇皋回到广州受教育，直到13岁那年才回到马来亚，先后在怡保英华学校及槟城圣芳济学院受教育，自然会寄居或经常到陈耕基家中，也当然与陈璧君熟络。
值得一提的是，在1906年时（18岁），梁宇皋也加入新加坡的同盟会。我们因此推断梁宇皋那个时候是支持孙中山搞革命的，但后来他没有再搞下去。这里有两个推断，其一是陈璧君的“退婚”促使他不再参与其中活动；其二是1908年梁宇皋申请到奖学金到英国深造。就这样他与陈的爱情关系也就一刀两断了。在他的生平记录中，全无提及此事。
当1912年陈璧君正式与汪精卫成婚时，梁仍留在英国。而在这一年他考获法学士。1921年之后，他在怡保执律师业。
1932年，梁宇皋到中国出任中华铁道部第一任行政专员（按这一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已贵为院长夫人。梁的到中国任职，是否与她有关，则找不到史料说明）。
1937年后，中国全面抗日，梁仍留在中国，担任部队的联络官，官阶是少将。
在1938年后，汪精卫及陈璧君已投靠日本，而梁宇皋较后转任英军及驻缅美军联络官。
1944年汪精卫逝世，陈璧君也大势已去。
1945年日本投降后，梁宇皋则转到美国访问，陈璧君已是国民政府的阶下囚，被控汉奸罪名而被判终身监禁。
1946年梁宇皋回到怡保重执律师业。1948年被委为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员。1949年他成为马华公会的创办人之一。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他受委为马六甲州长（现改称为州元首），1959年以上议员的身份出任司法部长，在马华公会内担任总秘书职，一心想往上爬。
由于在1960年参与起草达立教育报告书，与林连玉掀舌战和笔战，被林连玉骂得体无完肤，指他出卖华文教育，而林连玉也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失掉公民权。
梁宇皋被林连玉这一骂，也失去在马华公会内争总会长的机会，且落个千古骂名。1963年无疾而终。
虽然梁宇皋无法与陈璧君完成爱情故事，也没有留下他与汪精卫的交往文字，但他与陈的表兄妹关系则是无法抹去的。也因为这样，汪精卫倒成了他的表妹夫。因此林连玉说梁宇皋与汪精卫有亲戚关系也源于此。
汪精卫（1883-1944），终年61岁。
‚陈璧君（1891-1959），终年68岁（但又有一说她终年77岁，将其出生年推前在1882年应是错误的）。
ƒ梁宇皋（1888-1963），终年75岁。
以这三个人的出生年代来看，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在《汪精卫生平》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陈璧君，字冰如，乳名环，1891年出生于槟榔屿，原籍广东新会。父亲陈耕基，早年在槟榔屿从事橡胶种植兼矿业。中年以后逐渐成为当地富商。
母亲卫月朗，广东番禺人，为人思想开朗，平时喜欢阅读革命党人的报刊。陈璧君很受其母亲这方面的影响，乃至听了汪精卫的演讲以后（应指1906年），很快参加了同盟会（孙中山创办的革命党）。
虽然陈璧君强烈的爱恋汪精卫，但在1907年后，汪又离开槟城到仰光西贡等地，以致陈璧君深感失落。正在失意时刻，忝为百万富翁的女儿，上门说亲的大不乏人，都被她拒绝。后来只好和表兄梁宇皋定亲。他们两人原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亲上加亲，自然无可厚非。可是陈璧君却一心系向汪精卫。
在“感情背叛”下，陈璧君毅然表示要退婚，不理父亲大力反对，她在1908年知悉汪精卫又回新加坡，偕其母亲跑到新加坡，也有幸见到孙中山。就这样，汪陈的感情又有了进展。
1909年，汪再赴日本搞革命，复办《民报》，陈璧君又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跑到日本，名为留学，实是“死心塌地”要追到汪精卫。这个时候，与其表兄的定亲也一股脑儿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陈璧君“退婚”后梁宇皋有否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我们从一份档案中，了解到梁宇皋的生平事迹。原来梁宇皋是在霹雳州出世的。他的母亲应该和陈璧君的父母亲是兄妹或亲戚关系，所以才有了梁陈“青梅竹马”之说。
在早年的时候，梁宇皋回到广州受教育，直到13岁那年才回到马来亚，先后在怡保英华学校及槟城圣芳济学院受教育，自然会寄居或经常到陈耕基家中，也当然与陈璧君熟络。
值得一提的是，在1906年时（18岁），梁宇皋也加入新加坡的同盟会。我们因此推断梁宇皋那个时候是支持孙中山搞革命的，但后来他没有再搞下去。这里有两个推断，其一是陈璧君的“退婚”促使他不再参与其中活动；其二是1908年梁宇皋申请到奖学金到英国深造。就这样他与陈的爱情关系也就一刀两断了。在他的生平记录中，全无提及此事。
当1912年陈璧君正式与汪精卫成婚时，梁仍留在英国。而在这一年他考获法学士。1921年之后，他在怡保执律师业。
1932年，梁宇皋到中国出任中华铁道部第一任行政专员（按这一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已贵为院长夫人。梁的到中国任职，是否与她有关，则找不到史料说明）。
1937年后，中国全面抗日，梁仍留在中国，担任部队的联络官，官阶是少将。
在1938年后，汪精卫及陈璧君已投靠日本，而梁宇皋较后转任英军及驻缅美军联络官。
1944年汪精卫逝世，陈璧君也大势已去。
1945年日本投降后，梁宇皋则转到美国访问，陈璧君已是国民政府的阶下囚，被控汉奸罪名而被判终身监禁。
1946年梁宇皋回到怡保重执律师业。1948年被委为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员。1949年他成为马华公会的创办人之一。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他受委为马六甲州长（现改称为州元首），1959年以上议员的身份出任司法部长，在马华公会内担任总秘书职，一心想往上爬。
由于在1960年参与起草达立教育报告书，与林连玉掀舌战和笔战，被林连玉骂得体无完肤，指他出卖华文教育，而林连玉也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失掉公民权。
梁宇皋被林连玉这一骂，也失去在马华公会内争总会长的机会，且落个千古骂名。1963年无疾而终。
虽然梁宇皋无法与陈璧君完成爱情故事，也没有留下他与汪精卫的交往文字，但他与陈的表兄妹关系则是无法抹去的。也因为这样，汪精卫倒成了他的表妹夫。因此林连玉说梁宇皋与汪精卫有亲戚关系也源于此。
30.9.06
槟榔屿和乔治市
槟榔屿和乔治市这两个名称由来已久，但却带有玄机而引起争议。所有这一切，皆因前人的译名和命名及今人的行政措施的改变，有以致之。
1786年7月17日，英人莱特占有了槟城这个小岛后，命名为韦尔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但此名挂不住，一直被称为Penang Island，华人译为槟榔屿，马来语称之为Pulau Pinang。因此在今天很多人早已忘记槟榔原名为韦尔斯太子岛。
不到一个月内，也即是8月10日，莱特又命名他所开辟的城市为George Town（取自英王乔治三世之名），华人则译为乔治市，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没有改变。
在1800年的时候，莱特的继任者李特向吉打取得了威省的统治权，命名为Province Wellesley（名字取自当时东印度总督Richard Wellesley），华人称之为威斯利省，后来简称为威省，一直沿用到今天。而威省最先开发的城市，命名为Butterworth（当时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名字）。不知为什么华人不称为巴特沃市，而称之为北海（大概是槟榔屿的人把向北的对岸称为北海吧），这个名字也一直用到今天。由此可见，英国人取名不一定会被当地人完全接受。
吊诡的是，当英国人占有威省之后，将之纳入槟城管理，因此后来出现了The State of Penang。华人有的译为槟城或槟城州，意思是说槟城不再只是一个小岛，而是也拥有联邦内陆一大片土地。不过，在华人史书上依然称之为槟榔屿，以致在今天，不少中国人只知槟榔屿而不知槟城或槟州的名称。同样的，在马来文中仍然沿用Negeri Pulau Pinang，而没有用Negeri Pinang。
可是，在今天，如果我们一直把槟榔屿当成包括威省在内，可能有些麻烦。不是有人建议把槟岛和威省分开而治出现两个“首席部长”吗？或将之归为联邦直辖区吗？因此改变称为槟城州倒可避免误以为威省是另外一个州。这就是说，原本不敏感的课题，在时移势易下，倒是有点敏感了。
也许我们都没有注意，槟城的首府乔治市是我国最早推行民主选举的一个城市。那是1951年，接着才有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的选举。
又也许我们已经忘记，在我国独立前，乔治市早已升格为市。那是1957年1月1日。第二天，英国参政司让出权力，由市议员选举市议会主席，联盟的吴源和当选。同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在12月的槟州立法会议上，通过修宪将市议会主席改称为市长。社阵的萳玛纳旦在那个时候被选为市长。
市长一职一直维持到1965年，因联邦政府通过修宪取消地方议会选举。乔治市议会也就归由槟州政府接管。
70年代中期，槟州政府进行行政调整，将乔治市市议会及槟岛乡村议会二合为一成为槟岛市议会；威省的三个地方议会（威北，威中及威南）合并成威省市议会。这样一来，乔治市市长不见了，变成委任制的槟岛和威省的市议会主席。
如今在槟岛市议会内，分成两个行政区，即东北区与西南区，乔治市虽然仍是槟城州的首府，但它的行政权力纳入槟岛市议会。自此之后，在行政区重新划分下，乔治市已不具备其“独立性”，也已不存在“升格为市”的争议。因为它早已升格为市，只是后来的改变也促使其“自主地位”消失。由于它不再那么耀眼，即便有人提出改名为丹绒或其它本地化名字，也不是重要之举，反正全世界已经知道乔治市的存在，改名对促进旅游业也无所裨益。
无论如何，槟榔屿也好，乔治市也好，它的争议已告变质，不是名称那么简单，玄机就在历史带来的不同诠释和不同的索求。
1786年7月17日，英人莱特占有了槟城这个小岛后，命名为韦尔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但此名挂不住，一直被称为Penang Island，华人译为槟榔屿，马来语称之为Pulau Pinang。因此在今天很多人早已忘记槟榔原名为韦尔斯太子岛。
不到一个月内，也即是8月10日，莱特又命名他所开辟的城市为George Town（取自英王乔治三世之名），华人则译为乔治市，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没有改变。
在1800年的时候，莱特的继任者李特向吉打取得了威省的统治权，命名为Province Wellesley（名字取自当时东印度总督Richard Wellesley），华人称之为威斯利省，后来简称为威省，一直沿用到今天。而威省最先开发的城市，命名为Butterworth（当时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名字）。不知为什么华人不称为巴特沃市，而称之为北海（大概是槟榔屿的人把向北的对岸称为北海吧），这个名字也一直用到今天。由此可见，英国人取名不一定会被当地人完全接受。
吊诡的是，当英国人占有威省之后，将之纳入槟城管理，因此后来出现了The State of Penang。华人有的译为槟城或槟城州，意思是说槟城不再只是一个小岛，而是也拥有联邦内陆一大片土地。不过，在华人史书上依然称之为槟榔屿，以致在今天，不少中国人只知槟榔屿而不知槟城或槟州的名称。同样的，在马来文中仍然沿用Negeri Pulau Pinang，而没有用Negeri Pinang。
可是，在今天，如果我们一直把槟榔屿当成包括威省在内，可能有些麻烦。不是有人建议把槟岛和威省分开而治出现两个“首席部长”吗？或将之归为联邦直辖区吗？因此改变称为槟城州倒可避免误以为威省是另外一个州。这就是说，原本不敏感的课题，在时移势易下，倒是有点敏感了。
也许我们都没有注意，槟城的首府乔治市是我国最早推行民主选举的一个城市。那是1951年，接着才有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的选举。
又也许我们已经忘记，在我国独立前，乔治市早已升格为市。那是1957年1月1日。第二天，英国参政司让出权力，由市议员选举市议会主席，联盟的吴源和当选。同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在12月的槟州立法会议上，通过修宪将市议会主席改称为市长。社阵的萳玛纳旦在那个时候被选为市长。
市长一职一直维持到1965年，因联邦政府通过修宪取消地方议会选举。乔治市议会也就归由槟州政府接管。
70年代中期，槟州政府进行行政调整，将乔治市市议会及槟岛乡村议会二合为一成为槟岛市议会；威省的三个地方议会（威北，威中及威南）合并成威省市议会。这样一来，乔治市市长不见了，变成委任制的槟岛和威省的市议会主席。
如今在槟岛市议会内，分成两个行政区，即东北区与西南区，乔治市虽然仍是槟城州的首府，但它的行政权力纳入槟岛市议会。自此之后，在行政区重新划分下，乔治市已不具备其“独立性”，也已不存在“升格为市”的争议。因为它早已升格为市，只是后来的改变也促使其“自主地位”消失。由于它不再那么耀眼，即便有人提出改名为丹绒或其它本地化名字，也不是重要之举，反正全世界已经知道乔治市的存在，改名对促进旅游业也无所裨益。
无论如何，槟榔屿也好，乔治市也好，它的争议已告变质，不是名称那么简单，玄机就在历史带来的不同诠释和不同的索求。
29.9.06
文学与政治─战前战后的郁达夫、胡愈之及金枝芒
9月2日，韩江学院中文系及华人文化馆迎来了八位学者：许通元、林春美、许文荣、王修捷、张光达、陈志鸿、庄华兴及张惠思为当地爱好文学者举办一场文学研讨会，我在当天以《文学与政治》为题，作了开幕致词。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是因庄华兴提呈的论文引发的。他以金枝芒的小说探讨马华左翼文学作者走过的道路，间中带出金枝芒这位文学家“战斗的一生”。
这是我第三次听到一位文学批评工作者提及金枝芒在战前和战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一位是文史学家方修形容金枝芒在抗日时期的作品偏向于当地的救亡运动，而成为一位代表性人物。
第二位是日本学者不二原夫（fujio hara）向我说（2003年），在马华作家群中，金枝芒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
庄华兴则是第三位针对金枝芒的创作切入他的经历和写作技巧。就我所知，金枝芒是在战前和战后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马华左翼作家。他的生平更是充满神奇色彩。根据庄华兴的研究和我所掌握的资料，金枝芒是一位不弃笔从戎的战士。他在1912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的常熟县，早年在中国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曾受过师范教育，喜欢舞文弄墨。1936年，与师范女生周文琴结婚，生下儿子承赞后，就交托岳母扶养。且在同年应聘偕夫人来到霹雳督亚冷的同汉华文小学执教（这个地区是马共当时的据点之一），并开始向报章投稿。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日进入全面的战争，刺激了金枝芒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大力唤醒全民抗日，因而介入了马共领导的文化界的公开活动。初期的作品，都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与汉奸的嘴脸。到了1938年后，开始以本地题材描述工人的苦难生活。如《八九百个》、《弗琅工》及《采锡矿工人》等等。显示其笔调已告转型，侧重当地的题材进行创作。
1942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他参加了马共地下组织“抗日同盟会”。1943年在农民群众中生活时，他加入马共。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金枝芒投身左派报章服务，包括《战友报》及《民声报》。
1948年，他挑起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论战，对手是中国南来的知名作家胡愈之（胡是斯诺《西行漫记》（二万五千里长征）（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译者之一）。他主要是不满胡号召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并指胡搞“侨民文艺”，因而反对“手执报纸，眼望天外”的创作态度，要求停止把“马华文艺”变成中国文艺的“海外版”，提倡马华文艺的独特性。
这场意义深远的笔战揭示了金枝芒要马华作者写本地题材，不要再鼓励年青人回中国了，也不要再搞“侨民文艺”了。而胡愈之也不甘示弱，为文反驳，最后是夏衍和铁戈打圆场，不了了之。我们同意黄锦树所说的这不是一场文学论战，而是包含复杂性的因素在内。
其实，两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以“革命文学”作为主轴，但由于胡是中共在海外的代言人，而金是马共的代言人，也就涉及不同场域和不同要求的论争。前者号召华青回国服务，后者主张华青留下来参加解放斗争。
1948年中实施紧急法令后，金就转入地下参加游击队抗英斗争，而胡愈之也就回中国接受新任务。
在这里，我以庄华兴的论文所提及的事件和我的资料再牵出战前和战后的著名文人的心路历程。
1. 金枝芒（1912-1988）是在1936年南来，及后参加马共活动，把全副精力用在本土的斗争。一直到1961年才秘密地随陈平离开马泰边境，进入中国。自此之后他便留在中国搞马共的活动，未再回到马来西亚。1988年逝世于北京。从1948年到1960年，他在马泰边境生活中未停过笔，也有创作不断发表。即使人到中国后，也有政治性的创作发表在马共电台。
金枝芒原名陈树英，其它著名的笔名有乳婴、殷枝阳、周容、老陆等，在马共使用周力为名。
2.郁达夫（1896-1945）是于1938年应聘到《星洲日报》担任文艺版主编，翌年又成为《星槟日报》文艺版主编。虽然比金迟两年来马新从事文艺活动，但却是第一位南来的著名中国作家与马共一枝笔的黄耶鲁进行笔战。
事缘郁达夫在1939年在槟城发表了有关文艺的问题时被认为“得罪了”本地文艺工作者，因而引起耶鲁（当时在《光华日报》担任翻译工作）为文反驳，指郁对鲁迅不敬，并且要本地青年多读书，整天关起门来写，是不切实际的。
经过这场论战后，郁达夫更是谨慎其言，也说了一些好话来消除“误解”。此时他也了解到马新的文化人不是不开化的，水平也不遑多让。
耶鲁在后来即是成为新加坡名人的黄望青，也已在数年前逝世。
在抗日的年代，郁达夫的创作偏向政论，时评和文学批评。因为时局的动荡不安，文学创作，如小说似乎留白。但经统计，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写过了400多篇抗日救亡的杂文，政论等文章，诗歌有50多首（夏衍语）。对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文化上作出巨大的贡献。不能说他没有创作，只因时局所需才转笔调。
1942年，郁达夫逃亡苏岛避难，不幸在1945年被日军杀害，客死异乡。综观其一生可以用其诗来概括，早年的他是“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1931），而晚年的他是“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3.胡愈之（1896-1986），早年在中国文化界活动，30年代是“左联”重要成员。1937年除合译出版《西行漫记》外，也出版了《鲁迅全集》。（1945）虽然他公开的身份是民盟领导人，但他在1933年已秘密加入中共。
1940年，经周恩来推荐，胡愈之应聘来到《南洋商报》，出任主编。由于他有使命在身，言行十分谨慎，不似郁达夫浪漫情怀，一时口没遮拦，招致笔战。
这就是说，胡愈之较金枝芒迟四年南来。
《南洋商报》的编务在他主持下，大有进展，成为抗日的一份出色的华文日报，一年之内报份激增。不幸日本南侵，他们被迫与郁达夫等人逃离苏岛。陈嘉庚也在其中。
胡愈之在马新期间（南侵前）的两大贡献是：支持陈嘉庚“南侨总会”的抗日，为文力挺陈嘉庚；‚拉拢郁达夫成为抗日的文化先锋，担任《星华文化战时工作团》（简称文工团）团长，而胡自任副团长。
虽然胡愈之坦承他与郁达夫在政见上有不同，但郁的爱国情操和抗日决心是令他敬仰的。他们的友情也就在抗战的年代建立起来。从他写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来看，流露了真情，是一篇精彩的散文。
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愈之再回到新加坡，遗憾的是郁达夫已遇害，再也回不来了，可谓天妒英才。翌年，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中共喉舌报，正是战后的胡愈之爱国心切，号召青年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也像郁达夫一样，面对了一场持续半年的战笔。对方同样是马共一枝笔金枝芒（他取代耶鲁的地位，成为马共一枝笔。耶鲁在抗日时于1943年被捕，较后已脱离马共组织）。这场战笔可以演绎为“中共与马共在文艺上的交锋”。
巧合的是，1948年是两人生涯的转折点，一个走入地下，一个回中国参加建国。而胡愈之留下的《南侨日报》则交给其挚友洪丝丝主持。1950年《南侨日报》被英军查封，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也回中国了。
与此同时，胡愈之也影响陈嘉庚决心回中国定居。
从三位文人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他们的共同与同点，又看到他们的结局是不尽相同的。
除了英年早逝的郁达夫（49岁）或未能接触（因逃难）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的著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左翼文艺理论拍板）外，胡愈之与金枝芒都是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鼓吹者，这判定了他们的文学路线是与政治路线同步进行的，换句话说，政治主导了文学，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才使文艺从政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此不论是金枝芒，胡愈之和郁达夫及其它同路人，我们都看到政治干预了文学。
到了1980年后，中国在邓小平的主政下，宣布政治不再干预文学，而马华文学也与政治脱钩了。
虽然我们认同政治不能干预文学；但反过来，文人在今天，可以通过他们的一枝笔，用文学影响及反映政治，乃至在必要时“干预”政治，如同政论批评者对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以使政治变得健康和更能关怀人文生活。
这是我第三次听到一位文学批评工作者提及金枝芒在战前和战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一位是文史学家方修形容金枝芒在抗日时期的作品偏向于当地的救亡运动，而成为一位代表性人物。
第二位是日本学者不二原夫（fujio hara）向我说（2003年），在马华作家群中，金枝芒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
庄华兴则是第三位针对金枝芒的创作切入他的经历和写作技巧。就我所知，金枝芒是在战前和战后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马华左翼作家。他的生平更是充满神奇色彩。根据庄华兴的研究和我所掌握的资料，金枝芒是一位不弃笔从戎的战士。他在1912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的常熟县，早年在中国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曾受过师范教育，喜欢舞文弄墨。1936年，与师范女生周文琴结婚，生下儿子承赞后，就交托岳母扶养。且在同年应聘偕夫人来到霹雳督亚冷的同汉华文小学执教（这个地区是马共当时的据点之一），并开始向报章投稿。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日进入全面的战争，刺激了金枝芒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大力唤醒全民抗日，因而介入了马共领导的文化界的公开活动。初期的作品，都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与汉奸的嘴脸。到了1938年后，开始以本地题材描述工人的苦难生活。如《八九百个》、《弗琅工》及《采锡矿工人》等等。显示其笔调已告转型，侧重当地的题材进行创作。
1942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他参加了马共地下组织“抗日同盟会”。1943年在农民群众中生活时，他加入马共。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金枝芒投身左派报章服务，包括《战友报》及《民声报》。
1948年，他挑起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论战，对手是中国南来的知名作家胡愈之（胡是斯诺《西行漫记》（二万五千里长征）（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译者之一）。他主要是不满胡号召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并指胡搞“侨民文艺”，因而反对“手执报纸，眼望天外”的创作态度，要求停止把“马华文艺”变成中国文艺的“海外版”，提倡马华文艺的独特性。
这场意义深远的笔战揭示了金枝芒要马华作者写本地题材，不要再鼓励年青人回中国了，也不要再搞“侨民文艺”了。而胡愈之也不甘示弱，为文反驳，最后是夏衍和铁戈打圆场，不了了之。我们同意黄锦树所说的这不是一场文学论战，而是包含复杂性的因素在内。
其实，两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以“革命文学”作为主轴，但由于胡是中共在海外的代言人，而金是马共的代言人，也就涉及不同场域和不同要求的论争。前者号召华青回国服务，后者主张华青留下来参加解放斗争。
1948年中实施紧急法令后，金就转入地下参加游击队抗英斗争，而胡愈之也就回中国接受新任务。
在这里，我以庄华兴的论文所提及的事件和我的资料再牵出战前和战后的著名文人的心路历程。
1. 金枝芒（1912-1988）是在1936年南来，及后参加马共活动，把全副精力用在本土的斗争。一直到1961年才秘密地随陈平离开马泰边境，进入中国。自此之后他便留在中国搞马共的活动，未再回到马来西亚。1988年逝世于北京。从1948年到1960年，他在马泰边境生活中未停过笔，也有创作不断发表。即使人到中国后，也有政治性的创作发表在马共电台。
金枝芒原名陈树英，其它著名的笔名有乳婴、殷枝阳、周容、老陆等，在马共使用周力为名。
2.郁达夫（1896-1945）是于1938年应聘到《星洲日报》担任文艺版主编，翌年又成为《星槟日报》文艺版主编。虽然比金迟两年来马新从事文艺活动，但却是第一位南来的著名中国作家与马共一枝笔的黄耶鲁进行笔战。
事缘郁达夫在1939年在槟城发表了有关文艺的问题时被认为“得罪了”本地文艺工作者，因而引起耶鲁（当时在《光华日报》担任翻译工作）为文反驳，指郁对鲁迅不敬，并且要本地青年多读书，整天关起门来写，是不切实际的。
经过这场论战后，郁达夫更是谨慎其言，也说了一些好话来消除“误解”。此时他也了解到马新的文化人不是不开化的，水平也不遑多让。
耶鲁在后来即是成为新加坡名人的黄望青，也已在数年前逝世。
在抗日的年代，郁达夫的创作偏向政论，时评和文学批评。因为时局的动荡不安，文学创作，如小说似乎留白。但经统计，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写过了400多篇抗日救亡的杂文，政论等文章，诗歌有50多首（夏衍语）。对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文化上作出巨大的贡献。不能说他没有创作，只因时局所需才转笔调。
1942年，郁达夫逃亡苏岛避难，不幸在1945年被日军杀害，客死异乡。综观其一生可以用其诗来概括，早年的他是“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1931），而晚年的他是“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3.胡愈之（1896-1986），早年在中国文化界活动，30年代是“左联”重要成员。1937年除合译出版《西行漫记》外，也出版了《鲁迅全集》。（1945）虽然他公开的身份是民盟领导人，但他在1933年已秘密加入中共。
1940年，经周恩来推荐，胡愈之应聘来到《南洋商报》，出任主编。由于他有使命在身，言行十分谨慎，不似郁达夫浪漫情怀，一时口没遮拦，招致笔战。
这就是说，胡愈之较金枝芒迟四年南来。
《南洋商报》的编务在他主持下，大有进展，成为抗日的一份出色的华文日报，一年之内报份激增。不幸日本南侵，他们被迫与郁达夫等人逃离苏岛。陈嘉庚也在其中。
胡愈之在马新期间（南侵前）的两大贡献是：支持陈嘉庚“南侨总会”的抗日，为文力挺陈嘉庚；‚拉拢郁达夫成为抗日的文化先锋，担任《星华文化战时工作团》（简称文工团）团长，而胡自任副团长。
虽然胡愈之坦承他与郁达夫在政见上有不同，但郁的爱国情操和抗日决心是令他敬仰的。他们的友情也就在抗战的年代建立起来。从他写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来看，流露了真情，是一篇精彩的散文。
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愈之再回到新加坡，遗憾的是郁达夫已遇害，再也回不来了，可谓天妒英才。翌年，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中共喉舌报，正是战后的胡愈之爱国心切，号召青年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也像郁达夫一样，面对了一场持续半年的战笔。对方同样是马共一枝笔金枝芒（他取代耶鲁的地位，成为马共一枝笔。耶鲁在抗日时于1943年被捕，较后已脱离马共组织）。这场战笔可以演绎为“中共与马共在文艺上的交锋”。
巧合的是，1948年是两人生涯的转折点，一个走入地下，一个回中国参加建国。而胡愈之留下的《南侨日报》则交给其挚友洪丝丝主持。1950年《南侨日报》被英军查封，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也回中国了。
与此同时，胡愈之也影响陈嘉庚决心回中国定居。
从三位文人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他们的共同与同点，又看到他们的结局是不尽相同的。
除了英年早逝的郁达夫（49岁）或未能接触（因逃难）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的著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左翼文艺理论拍板）外，胡愈之与金枝芒都是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鼓吹者，这判定了他们的文学路线是与政治路线同步进行的，换句话说，政治主导了文学，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才使文艺从政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此不论是金枝芒，胡愈之和郁达夫及其它同路人，我们都看到政治干预了文学。
到了1980年后，中国在邓小平的主政下，宣布政治不再干预文学，而马华文学也与政治脱钩了。
虽然我们认同政治不能干预文学；但反过来，文人在今天，可以通过他们的一枝笔，用文学影响及反映政治，乃至在必要时“干预”政治，如同政论批评者对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以使政治变得健康和更能关怀人文生活。
25.9.06
汪精卫夫人竟是槟城人
提起大汉奸汪精卫，不得不提起他的刁横泼辣的老婆陈璧君，她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同样遗臭万年。
然而这位大女汉奸偏偏又是槟城人，真让槟城人感到耻辱与汗颜，甚至连她的家庭也不敢认她；而写历史的人也都不屑一提女汉奸其人其事。这真是槟城的不幸。如今拿她来当反面教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陈璧君（1882-1959），在世77年。祖籍广东新会，其父陈耕荃，早年是槟城“侨领”，思想保守。而陈璧君是他与二夫人卫月朗所生下的土生“娘惹”。早年在槟城的私塾受教育，作风大胆，行为超越当时少女所应有的矜持。当1906年后孙中山数次来槟城搞革命时，她就以一介女流参与其中。当然她的目的不是为了革命什么的，而是她看上与孙中山在一起的汪棈卫。汪精卫的“一表人才”也就成为少女追求的“白马王子”。
根据张少宽的一篇文章有提到“汪陈之恋”，但未深入勾勒出陈璧君的身世，对此张君向我说，人们都不愿意提及汉奸其人。据他所知，她们当时是住在牛干冬，而陈是受私塾教育的，举止“惊世骇俗”。
当汪精卫在槟城时，陈璧君通过吴世荣及黄金庆借故接近汪精卫，更请汪到其家中作客，怂恿其母亲捐款支持革命。不久（1907年后）汪离槟赴日，痴情的陈璧君（时约25岁）也追到日本，故意拿文章请汪修改，拜他为师，两个人的感情也有了进展（其实在此时，汪也爱恋着另一位香港的明艳照人的女人方君瑛。她是黄花岗烈士方声洞的妹妹）。
1910年汪精卫回到北京刺杀清朝摄政王戴渐沣不果被判终身监禁后，陈璧君不弃不离的，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衣送食，两人的感情又进一步发展。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成功后）汪获释放，对陈感激之余，也发展成为情侣。
1912年陈璧君提出结婚，两人于是在汪精卫广州的家中举行婚礼（汪是广州佛山人）。不过张少宽则认为婚礼是在槟城举行，因陈之父亲陈耕荃也在婚宴上致词，一改对革命的厌恶。当革命成功后，有钱人转向支持孙中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是不足为奇的。 同时，男女方在不同时间摆酒席也是常有的事。
虽然汪精卫与方君瑛耦断丝连，但摆明陈璧君是正牌的汪夫人，且是跟得夫人，对汪严加看守，不让他到到处“沾花惹草”。就汪而言，他爱的是方君瑛，对陈只有感恩之情。当他们三人一起流亡法国时，也有了这错综复杂的三角恋情。
1915年汪回中国，与陈在广州合办“执信中学”，也请方君瑛当教师。后因陈不能容忍方一直留在汪身边，逼使方悬梁自尽。陈璧君终于拔掉眼中钉。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汪精卫在南京出任行政院长，陈就水涨船高成为行政院长夫人。此时他的气焰更加嚣张，对汪的一切实行包围监管。
1938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了众之矢的大汉奸，而陈璧君也就成为女汉奸了。她的“太上皇”的本色可以从汪充当汉奸后暴露出来。除了要汪听命于她外，也要一个名堂管理广州。在政权上，汪坐镇南京，而陈坐镇广州，委任她的四弟陈耀祖为省主席，形成皇亲国戚的统治集团，鱼肉人民，残人以自肥。她在广东的官衔是十分奇特的，称之为“广东政治指导员”，作为钦差大臣，颐指气使，如同一个“小暴君”。
这样一来，陈璧君的权力已在南京和广东施展出来，人人对她不满，但又不敢得罪她，连汪奸也让她三分。日本军国主义头子也对陈的贪得无厌感到不对劲，认为这样下去，所谓的南京政府，必然消亡。
1944年汪精卫病死，整个伪政权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摇摇欲堕，果然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伪政权宣告分崩离析，陈璧君在大势已去下，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阶下囚。
1946年，国民政府起诉陈璧君，罪状如下﹕“民国27年秋（1938年），汪逆勾结日首秘密言和，被告参与谋议。是年12月，汪逆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出任出席，被告任为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终汪逆之身。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媚敌寇之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被告（在华南）密布特工机构，惨害我地下同志。被告把持广东期间，用人行政一切，惟敌寇之命是从。被告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实属无可宥恕……”
审判结果陈璧君被判终身监禁。服刑期间，也大吵大闹。原本蒋介石在1949年准备迁移台湾时，要把这些处无期徒刑者转至台湾，但来不及转移，南京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解放了。
新中国成立后，陈璧君依然身陷囹圄，其卖国求荣罪行无可宽恕。在监牢内渡过她的残生，1959年病死狱中。一代女汉奸，也就与其它汉奸下场一样，被抛进历史垃圾堆中。
就历史而言，槟城先是出了一个奇女子，为权力不择手段；后是堕落成为叛国投日的汉奸，以遂个人利益，到头来是留下千古骂名，连她的家人也抬不起头。槟城怎么会出一个大女汉奸，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这位大女汉奸偏偏又是槟城人，真让槟城人感到耻辱与汗颜，甚至连她的家庭也不敢认她；而写历史的人也都不屑一提女汉奸其人其事。这真是槟城的不幸。如今拿她来当反面教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陈璧君（1882-1959），在世77年。祖籍广东新会，其父陈耕荃，早年是槟城“侨领”，思想保守。而陈璧君是他与二夫人卫月朗所生下的土生“娘惹”。早年在槟城的私塾受教育，作风大胆，行为超越当时少女所应有的矜持。当1906年后孙中山数次来槟城搞革命时，她就以一介女流参与其中。当然她的目的不是为了革命什么的，而是她看上与孙中山在一起的汪棈卫。汪精卫的“一表人才”也就成为少女追求的“白马王子”。
根据张少宽的一篇文章有提到“汪陈之恋”，但未深入勾勒出陈璧君的身世，对此张君向我说，人们都不愿意提及汉奸其人。据他所知，她们当时是住在牛干冬，而陈是受私塾教育的，举止“惊世骇俗”。
当汪精卫在槟城时，陈璧君通过吴世荣及黄金庆借故接近汪精卫，更请汪到其家中作客，怂恿其母亲捐款支持革命。不久（1907年后）汪离槟赴日，痴情的陈璧君（时约25岁）也追到日本，故意拿文章请汪修改，拜他为师，两个人的感情也有了进展（其实在此时，汪也爱恋着另一位香港的明艳照人的女人方君瑛。她是黄花岗烈士方声洞的妹妹）。
1910年汪精卫回到北京刺杀清朝摄政王戴渐沣不果被判终身监禁后，陈璧君不弃不离的，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衣送食，两人的感情又进一步发展。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成功后）汪获释放，对陈感激之余，也发展成为情侣。
1912年陈璧君提出结婚，两人于是在汪精卫广州的家中举行婚礼（汪是广州佛山人）。不过张少宽则认为婚礼是在槟城举行，因陈之父亲陈耕荃也在婚宴上致词，一改对革命的厌恶。当革命成功后，有钱人转向支持孙中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是不足为奇的。 同时，男女方在不同时间摆酒席也是常有的事。
虽然汪精卫与方君瑛耦断丝连，但摆明陈璧君是正牌的汪夫人，且是跟得夫人，对汪严加看守，不让他到到处“沾花惹草”。就汪而言，他爱的是方君瑛，对陈只有感恩之情。当他们三人一起流亡法国时，也有了这错综复杂的三角恋情。
1915年汪回中国，与陈在广州合办“执信中学”，也请方君瑛当教师。后因陈不能容忍方一直留在汪身边，逼使方悬梁自尽。陈璧君终于拔掉眼中钉。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汪精卫在南京出任行政院长，陈就水涨船高成为行政院长夫人。此时他的气焰更加嚣张，对汪的一切实行包围监管。
1938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了众之矢的大汉奸，而陈璧君也就成为女汉奸了。她的“太上皇”的本色可以从汪充当汉奸后暴露出来。除了要汪听命于她外，也要一个名堂管理广州。在政权上，汪坐镇南京，而陈坐镇广州，委任她的四弟陈耀祖为省主席，形成皇亲国戚的统治集团，鱼肉人民，残人以自肥。她在广东的官衔是十分奇特的，称之为“广东政治指导员”，作为钦差大臣，颐指气使，如同一个“小暴君”。
这样一来，陈璧君的权力已在南京和广东施展出来，人人对她不满，但又不敢得罪她，连汪奸也让她三分。日本军国主义头子也对陈的贪得无厌感到不对劲，认为这样下去，所谓的南京政府，必然消亡。
1944年汪精卫病死，整个伪政权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摇摇欲堕，果然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伪政权宣告分崩离析，陈璧君在大势已去下，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阶下囚。
1946年，国民政府起诉陈璧君，罪状如下﹕“民国27年秋（1938年），汪逆勾结日首秘密言和，被告参与谋议。是年12月，汪逆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出任出席，被告任为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终汪逆之身。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媚敌寇之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被告（在华南）密布特工机构，惨害我地下同志。被告把持广东期间，用人行政一切，惟敌寇之命是从。被告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实属无可宥恕……”
审判结果陈璧君被判终身监禁。服刑期间，也大吵大闹。原本蒋介石在1949年准备迁移台湾时，要把这些处无期徒刑者转至台湾，但来不及转移，南京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解放了。
新中国成立后，陈璧君依然身陷囹圄，其卖国求荣罪行无可宽恕。在监牢内渡过她的残生，1959年病死狱中。一代女汉奸，也就与其它汉奸下场一样，被抛进历史垃圾堆中。
就历史而言，槟城先是出了一个奇女子，为权力不择手段；后是堕落成为叛国投日的汉奸，以遂个人利益，到头来是留下千古骂名，连她的家人也抬不起头。槟城怎么会出一个大女汉奸，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24.9.06
毛泽东逝世30周年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横空出世”，今日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是四分五裂或是国富运强？远的不说，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1851）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彪炳的功绩在于动摇和最后推翻封建帝制，但转入民国的中国却是枭雄四起，坐地割据，国不成国，民不聊生，难怪孙中山慨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1893-1976）就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政局中坐地而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出任主席。1934年面对蒋介石的国民军五次围剿后全面撤退，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这种前所未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终于在陕北的延安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成红色政权。也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在贵州的遵义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他的真正的领导地位。他的雄才大略与运筹帷幄得当，不但与日本侵略者短兵相接，也与蒋介石的国民军在合作抗日时期争夺势力范围，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剩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争天下。
由于国共和谈失败，彼此势不两立。毛泽东在1948年一鼓作气，通过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准海战役及平津战役）打败了国民军，解放中国大片土地，而在1949年建立起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参与创建中共到大胆转移阵地乃至在绝望中孕育希望，结果为中国现代史创造了奇迹。毛泽东成了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单此而言，毛泽东为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在建国之后，由于毛泽东坚持“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也使中国在特定的时期，面临严重的考验。先是大批知识分子被批判和下放农村，而以1957年的反右斗争最为典型。
为了一左到底，毛泽东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把中国变成一个人民公社的大社会。间中有亢奋的情绪，也有诸多失误在不断的调整；加上苏联克鲁晓夫政策的改变和对中国的打压（1960年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和援助计划），导致毛泽东决心要提早把中国纳入共产社会，也因此与彭德怀（时任国防部长）起冲突。1959年著名的庐山会议展示毛泽东的权威，一举扳倒彭德怀。这对1959年甫上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毛泽东仍保留中共主席，大权在握）蛮不是滋味，虽然表面上刘符和毛打倒彭。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施政方针和思想改造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激化和深化，促使毛泽东把“大跃进”运动提升一级，来一个澈底和触动人民心灵的大革命。于是一场史无前例，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1966）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演了。最先被祭旗的自然是刘少奇。他的备受折磨至死（1969）及其它无数的冤案给“文化大革命”运动留下血泪交加和血迹斑斑的耻辱。而“文革”的“火热激情”在林彪事件（1971堕机身亡）后已渐渐冷却，直到周恩来逝世（1976年初）引起反弹，群众已不能再忍受“文革”之苦，矛头直指“四人帮”，接着毛泽东在同年9月9日逝世，也为文革划上句号。十年“文革”浩劫也遭致毛泽东受到种种责难。
“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均已作古）的被捕和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扭转了整个局面。他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选择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既在政治上保留毛泽东的体制；在经济上提升刘少奇的政策。因而有了毛功过“七三对开”，刘被平反之举。这意味着邓小平路线没有否定毛泽东立国基业（中共一党专政），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又挑战中共的政治体制。
今天轮到胡锦涛在两者兼顾下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他如何在中共的体制下杀出一条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经融合体的新体制（新理论），确实极不容易。江泽民走过一段钢索的道路，已交到胡锦涛的手上。他同样不可能把毛泽东的伟绩一举消除，又同样对新崛起的一代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在两难底下，封尘“文革”是权宜之计，用历史来维护毛泽东则是中共不变的原则。
在这种情形底下，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也是要，中国人民紧记，不论毛泽东功过如何，也可以对“文革”的澈底否定；但在抗日年代，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恐怕中国在今天或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因此对已逝世30年的毛泽东的评价要从历史全面检视，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这就是说，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前期的毛泽东和后期的毛泽东。
18.9.06
大汉奸汪精卫
孙中山在槟城的故事通过《槟城黄花》电影的拍摄而热潮起来后，有一位与孙中山一道来槟城活动的人物从未被提起，也被人不屑一顾，那是因为他后来背叛了革命，竟而成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留下千古骂名。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我们把他的嘴脸勾勒出来当成反面教材，一方面用以让人对汉奸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要警惕世人绝对不能为私利而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成为千古罪人。
汪精卫（1883-1944），原名兆铭，字季新，祖籍淅江山阴县（今绍兴），出生在广东三水（属于佛山市）。1901年在科举考试（清朝）中考取秀才。1904年与胡汉民等人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1905年参加孙中山的“兴中会”，复又参与创建“中国同盟会”。1906年后，跟随孙中山到处奔波鼓吹革命。槟城也是他常来之地，因而谱出一段“异国恋情”（留待下一篇再评）。（不过，在后来的孙中山革命史上，汪精卫被除了名了，因为他彻底地投靠日本成了最大的汉奸，先前的“革命成绩”也就被一笔勾销了。）
1910年，由于不甘被梁启超讥讽为“远距离的革命家”，于3月31日在北京海银锭桥埋设炸弹谋取清朝摄政王戴沣之命，因事机败露与黄复生被捕。
此消息传至槟城后，孙中山及黄兴等人召开会议设法营救，筹得千余元。
清朝投鼠忌器，未判死刑，而是判他们终身监禁。但一年之后辛亥革命成功，汪精卫与黄复生获得释放。
翌年，也即是1912年婚后赴法国留学，但在1913年被孙中山急召回国，因袁世凯背叛革命，而有了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运动。结果失败，孙也流亡日本，汪则再到法国留学。直到1915年再回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运动。1924年汪当选国民党中委，并出任“宣传部长”。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起草了“总理遗嘱”。与此同时，他在孙逝世后当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俨然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
不过，他的“继位”受到蒋介石的挑战，在蒋的强大压力下，汪于1926年离开广州赴法国，蒋介石势力坐大。虽然在1927年时，汪又受邀回国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但无实权。乘此时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二政变”，全面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终止。蒋介石则在南京成立新国民政府。
这个时候，迫使中共在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国共从此进入严竣的流血斗争。在武汉的汪精卫也加入屠杀共产党人，他和蒋的反共立场显然是一致的。
虽然如此，汪蒋的合作只是貌合神离，彼此不能“推心置腹”，也就种下心病，大有“既生汪，何生蒋”之慨。
总之在1927年至1937年之间，蒋汪是既合作又勾心斗角的，但对日本的绥靖态度，他们两人没有多大的差别，倒是汪精卫走前一步，大力主张和平交涉，因而有了1932年与日本签署的《塘沽协议》，被认为是国民政府卖国的第一个行动。
由于不屑汪的“投降主义”政策，1935年汪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军人孙凤鸣枪伤转赴欧洲疗养。主和派的声势转弱。可是蒋介石仍然不主张积极抗日，以致在1937年被张学良扣押，逼其与中共合作抗日。在此事件后，汪又回国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地位在蒋介石之下，依然没有改变他的“主和运动”，理由是中国打不过日本。蒋和汪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后来转成积极抗日，后者则“认贼作父”。
正因为汪一向以来迎合日本的口味，乃于1938年假道云南前往河内。在河内的那一段时间，汪成为被暗杀的对象，于是日本人将他营救至上海，更在1940年扶持汪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政权（日本傀儡政府）。这是日本拿下南京后的一个新花招（1932年早已在东北成立伪满州国，由博义当元首，后称“皇帝”）。这样一来，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在打对台戏（迁至陪都重庆）。
不宁于此，汪精卫进一步堕落到参与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会议，甘沦为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1944年汪因早前的枪伤病情恶化，赴日本治疗，终于药石罔效而逝世。他死后遗体葬于南京梅花山。1946年国民政府（日本投降后一年）将汪的坟墓炸毁，不耻他的卖国求荣。1994年在墓地原址建了一个汪精卫跪像，一如秦桧在岳飞坟前下跪“谢罪”，直到1997年被拆除。
综观汪精卫的一生，从支持孙中山革命到成为孙中山的接任者的前半生，还算是一个人。到了蒋介石夺权后，汪精卫已成为当时的蒋介石与日媾和的先锋人物，他也为了自身的“虚荣地位”向日本人摇尾乞求。尽管他始终狡辩没有“出卖中国的领土”，但充当日本侵华的“刽子手”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民的血债是他永远也还不清的。不论我们今日如何演绎中日战争的那一段历史，汪精卫始终逃不掉“大汉奸”的罪名而遗臭万年。
从汪精卫的反面教材中，我们看到乱世固然会出英雄但也会出奸雄和枭雄，而奸雄往往借乱局践踏国人的生命和尊严，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过眼烟云，汪精卫之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真是“人不如狗”。
我们要紧记的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危难时刻，牺牲才是真本色，出卖是连狗都不如，汪精卫的教训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们把他的嘴脸勾勒出来当成反面教材，一方面用以让人对汉奸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要警惕世人绝对不能为私利而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成为千古罪人。
汪精卫（1883-1944），原名兆铭，字季新，祖籍淅江山阴县（今绍兴），出生在广东三水（属于佛山市）。1901年在科举考试（清朝）中考取秀才。1904年与胡汉民等人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1905年参加孙中山的“兴中会”，复又参与创建“中国同盟会”。1906年后，跟随孙中山到处奔波鼓吹革命。槟城也是他常来之地，因而谱出一段“异国恋情”（留待下一篇再评）。（不过，在后来的孙中山革命史上，汪精卫被除了名了，因为他彻底地投靠日本成了最大的汉奸，先前的“革命成绩”也就被一笔勾销了。）
1910年，由于不甘被梁启超讥讽为“远距离的革命家”，于3月31日在北京海银锭桥埋设炸弹谋取清朝摄政王戴沣之命，因事机败露与黄复生被捕。
此消息传至槟城后，孙中山及黄兴等人召开会议设法营救，筹得千余元。
清朝投鼠忌器，未判死刑，而是判他们终身监禁。但一年之后辛亥革命成功，汪精卫与黄复生获得释放。
翌年，也即是1912年婚后赴法国留学，但在1913年被孙中山急召回国，因袁世凯背叛革命，而有了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运动。结果失败，孙也流亡日本，汪则再到法国留学。直到1915年再回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运动。1924年汪当选国民党中委，并出任“宣传部长”。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起草了“总理遗嘱”。与此同时，他在孙逝世后当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俨然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
不过，他的“继位”受到蒋介石的挑战，在蒋的强大压力下，汪于1926年离开广州赴法国，蒋介石势力坐大。虽然在1927年时，汪又受邀回国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但无实权。乘此时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二政变”，全面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终止。蒋介石则在南京成立新国民政府。
这个时候，迫使中共在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国共从此进入严竣的流血斗争。在武汉的汪精卫也加入屠杀共产党人，他和蒋的反共立场显然是一致的。
虽然如此，汪蒋的合作只是貌合神离，彼此不能“推心置腹”，也就种下心病，大有“既生汪，何生蒋”之慨。
总之在1927年至1937年之间，蒋汪是既合作又勾心斗角的，但对日本的绥靖态度，他们两人没有多大的差别，倒是汪精卫走前一步，大力主张和平交涉，因而有了1932年与日本签署的《塘沽协议》，被认为是国民政府卖国的第一个行动。
由于不屑汪的“投降主义”政策，1935年汪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军人孙凤鸣枪伤转赴欧洲疗养。主和派的声势转弱。可是蒋介石仍然不主张积极抗日，以致在1937年被张学良扣押，逼其与中共合作抗日。在此事件后，汪又回国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地位在蒋介石之下，依然没有改变他的“主和运动”，理由是中国打不过日本。蒋和汪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后来转成积极抗日，后者则“认贼作父”。
正因为汪一向以来迎合日本的口味，乃于1938年假道云南前往河内。在河内的那一段时间，汪成为被暗杀的对象，于是日本人将他营救至上海，更在1940年扶持汪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政权（日本傀儡政府）。这是日本拿下南京后的一个新花招（1932年早已在东北成立伪满州国，由博义当元首，后称“皇帝”）。这样一来，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在打对台戏（迁至陪都重庆）。
不宁于此，汪精卫进一步堕落到参与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会议，甘沦为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1944年汪因早前的枪伤病情恶化，赴日本治疗，终于药石罔效而逝世。他死后遗体葬于南京梅花山。1946年国民政府（日本投降后一年）将汪的坟墓炸毁，不耻他的卖国求荣。1994年在墓地原址建了一个汪精卫跪像，一如秦桧在岳飞坟前下跪“谢罪”，直到1997年被拆除。
综观汪精卫的一生，从支持孙中山革命到成为孙中山的接任者的前半生，还算是一个人。到了蒋介石夺权后，汪精卫已成为当时的蒋介石与日媾和的先锋人物，他也为了自身的“虚荣地位”向日本人摇尾乞求。尽管他始终狡辩没有“出卖中国的领土”，但充当日本侵华的“刽子手”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民的血债是他永远也还不清的。不论我们今日如何演绎中日战争的那一段历史，汪精卫始终逃不掉“大汉奸”的罪名而遗臭万年。
从汪精卫的反面教材中，我们看到乱世固然会出英雄但也会出奸雄和枭雄，而奸雄往往借乱局践踏国人的生命和尊严，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过眼烟云，汪精卫之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真是“人不如狗”。
我们要紧记的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危难时刻，牺牲才是真本色，出卖是连狗都不如，汪精卫的教训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17.9.06
从第9大马计划解读“边缘化”
最近以来，族群 “边缘化”成了热门的课题，所谓“边缘化”应是指偏离主流，滑向边缘，成为不被重视或被忽略的一群。这在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中有专门针对赤贫问题作出探讨和寻求方案解决。自从1970年通过新经济政策以来，在消除贫穷与重组社会方面，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例如在1999年，马来西亚赤贫占人口的8.5%，但到了2004年已降至5.7%，在数目上，贫穷的家庭从40万户降到31万户。在收入上，也从每户平均每月收入656元提高到764元。不过，以城市和乡村比较，后者的贫穷率仍高过城市的五倍。无论如何，政府致力于改善所有人民的生活，尤其是赤贫人士的生活是备受欢迎的，以便能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水平。就此而言，这一大群人可算是属于仍在边缘生活的人，应予援助，以把他们拉进生活的主流。
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列出各州的赤贫数字，其中最少赤贫数目的是槟城州，占第一位。排列如下：槟城0.3%，第二位的是雪兰莪州，占1%，而吉隆坡居第三，占1.5%。排位在最后的是沙巴，赤贫数占23%，接着是丁加奴，占15.4%，下来是吉兰丹，占10.5%。这就是说，政府对于这三州拥有最多赤贫数目是最深切关心的，必须把赤贫数字大幅度降低。
从这样来看，槟城州是全马最成功消除赤贫的一个州。虽然它是面积第二小的州属，但因在70年代经济成功的转型，发展成为电子工业的重镇，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就在整体上克服了失业的问题，根据数字显示，它的失业率只是在2.4%之间。
我们拿槟州的146万人口来比较（2005年统计数目），其中76万人是年龄介于20岁到60岁之间。这些属于劳动力的数目，如只有2.4%的失业率，也就只有约20000人待业或未有正式的工作或属于散工和临时工，绝大部份的仍有工作能力的都自行解决工作问题。因此在槟州，失业率不是一个问题。
此外，根据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的数据，0.3%的贫穷人士只就占槟州人口的5000名之内。对此，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迪奇拉菲不久前在古晋指出，在全国有六个州的贫穷家庭少过一万户，其中包括雪兰莪、马六甲、柔佛及槟城。至于超过一万户赤贫家庭的有沙巴、砂拉越、吉兰丹及吉打州等。而政府有计划拨出土地供他们播种，包括种植橡胶，以期在2010年，全国可以全面摆脱赤贫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些赤贫人士列为在边缘化生活的一群，那么槟城拥有的数目应是最小的。在槟州政府一视同仁的努力下（由各种族政党组成的国阵执政），我们相信在未来10年内，赤贫家庭将不复存在或只是微不足道的数目，因为与其它州比较，槟城的整体发展计划（每10年提出发展大蓝图）将会使到州内的子民生活素质不断改善，收入也会相对的提高。
因此在这个时候单只针对槟州提出马来人被边缘化的问题已是偏离经济的数据而变成政治议题，也等于忽视第9大马计划书对槟州发展的肯定。再者，此报告书也证实槟州从立国到现在，仍然保持位居第二的先进州地位，仅次于首都吉隆坡。这说明了槟州政府在许子根的领导下带动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我国首相阿都拉最近也指出槟州到处有马来人，因此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或只限于浮罗山背一隅是不对的。槟州统计局2005年的人口数字也证明东北区（包括乔治市），马来人有逾10万名，华人30万名，比例是3对1。在槟岛西南区，马来人12万，华人5万，比例是1对2，而在威省则是马来人居多，有38万，华人则有28万左右，这意味着在槟州的五个区内，都有马来人，它与华人人口的比例是43%对41%。因此马来人边缘化之说是不成立的，反之它充份地典型地反映出多元种族的特征，谁也没有被边缘化。
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列出各州的赤贫数字，其中最少赤贫数目的是槟城州，占第一位。排列如下：槟城0.3%，第二位的是雪兰莪州，占1%，而吉隆坡居第三，占1.5%。排位在最后的是沙巴，赤贫数占23%，接着是丁加奴，占15.4%，下来是吉兰丹，占10.5%。这就是说，政府对于这三州拥有最多赤贫数目是最深切关心的，必须把赤贫数字大幅度降低。
从这样来看，槟城州是全马最成功消除赤贫的一个州。虽然它是面积第二小的州属，但因在70年代经济成功的转型，发展成为电子工业的重镇，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就在整体上克服了失业的问题，根据数字显示，它的失业率只是在2.4%之间。
我们拿槟州的146万人口来比较（2005年统计数目），其中76万人是年龄介于20岁到60岁之间。这些属于劳动力的数目，如只有2.4%的失业率，也就只有约20000人待业或未有正式的工作或属于散工和临时工，绝大部份的仍有工作能力的都自行解决工作问题。因此在槟州，失业率不是一个问题。
此外，根据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的数据，0.3%的贫穷人士只就占槟州人口的5000名之内。对此，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迪奇拉菲不久前在古晋指出，在全国有六个州的贫穷家庭少过一万户，其中包括雪兰莪、马六甲、柔佛及槟城。至于超过一万户赤贫家庭的有沙巴、砂拉越、吉兰丹及吉打州等。而政府有计划拨出土地供他们播种，包括种植橡胶，以期在2010年，全国可以全面摆脱赤贫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些赤贫人士列为在边缘化生活的一群，那么槟城拥有的数目应是最小的。在槟州政府一视同仁的努力下（由各种族政党组成的国阵执政），我们相信在未来10年内，赤贫家庭将不复存在或只是微不足道的数目，因为与其它州比较，槟城的整体发展计划（每10年提出发展大蓝图）将会使到州内的子民生活素质不断改善，收入也会相对的提高。
因此在这个时候单只针对槟州提出马来人被边缘化的问题已是偏离经济的数据而变成政治议题，也等于忽视第9大马计划书对槟州发展的肯定。再者，此报告书也证实槟州从立国到现在，仍然保持位居第二的先进州地位，仅次于首都吉隆坡。这说明了槟州政府在许子根的领导下带动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我国首相阿都拉最近也指出槟州到处有马来人，因此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或只限于浮罗山背一隅是不对的。槟州统计局2005年的人口数字也证明东北区（包括乔治市），马来人有逾10万名，华人30万名，比例是3对1。在槟岛西南区，马来人12万，华人5万，比例是1对2，而在威省则是马来人居多，有38万，华人则有28万左右，这意味着在槟州的五个区内，都有马来人，它与华人人口的比例是43%对41%。因此马来人边缘化之说是不成立的，反之它充份地典型地反映出多元种族的特征，谁也没有被边缘化。
10.9.06
三大报告与一个宏愿
从今年4月到9月的短短半年内，我国政府共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报告书。其一是4月份发表的《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2006-2010）；其二是8月份发表的《第三工业大蓝图》（2006-2020）及其三是9月份刚公布的明年度（2007）财政预算案。除了预算案是每年公布一次外，另两份报告书则属于中期及长期性政策性文件，但三份文件也只有一个目标，即朝向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愿。
所谓先进国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国民收入年均达到一万美元的标准，而在2005年的数字则是人均收入已达到4930美元，尚未及5千美元。换句话说，我国必须在15年内把国民收入提升至年均一万美元。撇开其它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因素，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也许可以挤入这个水平，但人均的收入提高不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达到或超越这个水平，而是以整体所得来得出有关的数目字。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在第9大马计划中准备把贫富的距离拉近。因此从宏观上来说，政府的努力，至少从计划书公布的愿景来说，是正面的，也是国人期许的。
但是，如果我们单单从经济上来克服缺陷和弥补不足之处，我们是否能顺利达到彼岸？这是值得国人深思的。首先我们不置疑以马来西亚现有的丰富资源和工业发展的走势来评估，我们是有能力也有希望在未来15年内改变国家的经济面貌和调整经济结构来符合先进国的基本要求，但在经济之外的重要因素，例如政治、社会与人心的归向则是铸造国家整体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只要有一方出了问题或阻力，乃至产生破坏性的负面作用，就会把我们的宏愿卡在某一个阶段而不能如期勇往直前。
这就是说，我们在推进经济议程的同时，必须要先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确保经济的改革见效。
自从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后，我国的政治在民主机制的维持下，确然出现了政局稳定的环境，间中虽有出现被认为是“打压”现象，但整体而言，大局还是相对安定，也就有诸多外资涌入，与国人共创新局面，进而扩大经济蛋糕，各取所需。这在1981年马哈迪当政后，在其经济扩张政策下，有了一系列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1981-2003），也改变了我国的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最明显的莫过于行政回教化及强化了种族性政党的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至于经济的扩张也使到它有应变的能力。例如在1997年面临金融风暴冲击及安华事件的挑战时，国人在感到阵痛之余，仍然从容应付打击。当然也不忘争取公平合理的施政方针的落实。
在2003年接棒的阿都拉，基本上是萧规曹随马哈迪所定下的宏图大计，也就是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出现了殊途同归的争议。由今年引爆的马哈迪与阿都拉的争议就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施政和策略。
在争论之下，自然影响政治的稳定，也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进而有人借藉所谓“民主”的平台，大放怪论，乃至有意无意间伤害另一个族群的情感。这对首相阿都拉要塑造一个安定与和平的社会的努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持平而言，阿都拉发表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大体上是沿袭过去的传统而在今年突出表现在政府的“宽宏大量”。虽然有强调回教经济体系的发展，但也没有伤害各族人民的情感和生活。有人认为这是大选前兆的征象，我则认为这不是为大选而制定的预算案，而是要回应马哈迪的“责难”，发布了全民可资接受的预算案。
不过，阿都拉力图在展示他的强势领导之时，却有必要关注和制止巫统党内针对华人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歪论和似是而非的言论。不论种族政治的存在是否是继承马哈迪留下的传统与定位，阿都拉以首相的权威是可以改变和阻止伤害族群的言论继续发酵。也唯有使政局平静，人心归向，才能彰显三大计划报告书落实可期。一句话，经济的发展和规划归根结底系于政治的稳定，言论的谨慎和施政方略的公平与合理，再也不能放任某些人“无的放矢”而影响全局，否则我们会事倍功半的。
所谓先进国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国民收入年均达到一万美元的标准，而在2005年的数字则是人均收入已达到4930美元，尚未及5千美元。换句话说，我国必须在15年内把国民收入提升至年均一万美元。撇开其它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因素，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也许可以挤入这个水平，但人均的收入提高不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达到或超越这个水平，而是以整体所得来得出有关的数目字。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在第9大马计划中准备把贫富的距离拉近。因此从宏观上来说，政府的努力，至少从计划书公布的愿景来说，是正面的，也是国人期许的。
但是，如果我们单单从经济上来克服缺陷和弥补不足之处，我们是否能顺利达到彼岸？这是值得国人深思的。首先我们不置疑以马来西亚现有的丰富资源和工业发展的走势来评估，我们是有能力也有希望在未来15年内改变国家的经济面貌和调整经济结构来符合先进国的基本要求，但在经济之外的重要因素，例如政治、社会与人心的归向则是铸造国家整体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只要有一方出了问题或阻力，乃至产生破坏性的负面作用，就会把我们的宏愿卡在某一个阶段而不能如期勇往直前。
这就是说，我们在推进经济议程的同时，必须要先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确保经济的改革见效。
自从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后，我国的政治在民主机制的维持下，确然出现了政局稳定的环境，间中虽有出现被认为是“打压”现象，但整体而言，大局还是相对安定，也就有诸多外资涌入，与国人共创新局面，进而扩大经济蛋糕，各取所需。这在1981年马哈迪当政后，在其经济扩张政策下，有了一系列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1981-2003），也改变了我国的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最明显的莫过于行政回教化及强化了种族性政党的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至于经济的扩张也使到它有应变的能力。例如在1997年面临金融风暴冲击及安华事件的挑战时，国人在感到阵痛之余，仍然从容应付打击。当然也不忘争取公平合理的施政方针的落实。
在2003年接棒的阿都拉，基本上是萧规曹随马哈迪所定下的宏图大计，也就是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出现了殊途同归的争议。由今年引爆的马哈迪与阿都拉的争议就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施政和策略。
在争论之下，自然影响政治的稳定，也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进而有人借藉所谓“民主”的平台，大放怪论，乃至有意无意间伤害另一个族群的情感。这对首相阿都拉要塑造一个安定与和平的社会的努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持平而言，阿都拉发表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大体上是沿袭过去的传统而在今年突出表现在政府的“宽宏大量”。虽然有强调回教经济体系的发展，但也没有伤害各族人民的情感和生活。有人认为这是大选前兆的征象，我则认为这不是为大选而制定的预算案，而是要回应马哈迪的“责难”，发布了全民可资接受的预算案。
不过，阿都拉力图在展示他的强势领导之时，却有必要关注和制止巫统党内针对华人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歪论和似是而非的言论。不论种族政治的存在是否是继承马哈迪留下的传统与定位，阿都拉以首相的权威是可以改变和阻止伤害族群的言论继续发酵。也唯有使政局平静，人心归向，才能彰显三大计划报告书落实可期。一句话，经济的发展和规划归根结底系于政治的稳定，言论的谨慎和施政方略的公平与合理，再也不能放任某些人“无的放矢”而影响全局，否则我们会事倍功半的。
4.9.06
孙中山红颜知己陈粹芬
写了孙中山与三个女人的故事后，在网站阅及一篇著名学者苗体的有关《孙中山一生的婚姻》一文，较为详细的介绍鲜为人知的孙中山红颜知己陈粹芬，很感兴趣，再拿来对照《槟城黄花》的剧本，“印证”陈粹芬是个了不起的奇女子。
陈粹芬（1873-1960），原籍福建厦门同安。父亲是位郎中，迁居香港新界屯门时，生下了陈粹芬，由于排行第四，故人称“陈四姑”。苗体这样描述陈粹芬：“身材适中、眉目清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但未曾入学。”
1891年（也就是孙中山25岁时），通过孙中山革命战友陈少白的介绍。在屯门基督教堂（孙中山是教友）认识了18岁的陈粹芬，见面之初，孙中山向她表示要效法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石达开推翻清朝，少女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也表示要参加革命。就这样陈粹芬跟随孙中山奔走革命，结成革命伴侣，共在红楼组屋住下。
这一年，也是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在翠亭村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结晶，取名为孙科。虽然已有夫人，但属于旧式妇女，自幼缠足，未能随孙中山到处流浪（她一共为孙中山生下三个儿女，除孙科外，两位女儿分别为孙延和孙琬）。
就这样，陈粹芬代替了卢慕贞，陪着孙中山足迹遍及日本及马新一带，她成为孙中山在外流浪革命的生活伴侣，做饭洗衣料理家务，但也胆识过人，从事传递革命密函，也从事运送军火等危险的地下工作，堪称名副其实的“侠女”。
虽然没有与孙中山正式结婚，但孙中山的家庭承认她的二夫人的地位，也与卢慕贞关系良好，情同姐妹。较为人称颂的是在1910年时，孙中山夫人卢慕贞携两女儿来槟城住上半年时，陈粹芬也同住一道，可见她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在这里，不妨引述《槟城黄花》剧本的一段对白（这部戏没有提及孙夫人也在槟城），即可知道孙中山与陈粹芬的“儿女情长”：“陈粹芬：我时常想，你活着是为了革命，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孙文：你从18岁就跟着我──
陈粹芬：跟了你18年，跟你去日本下南洋上战场，所以我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我知道，吃饭、睡觉、过日子对你来说可能都不重要，可这些对我很重要。还有你，最重要的，是你和我，我们能在一起。
陈粹芬仰头看着孙文，眼里有了泪，孙文轻轻抱陈粹芬的头，感激又感动。
又有一段杜撰的对白，很能刻划陈粹芬的内心矛盾：
徐丹蓉（杜撰角色）：四姑，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争取名份。
陈粹芬：大家都知道我跟孙先生的关系。
徐丹蓉：我是说你应该成为先生真正的太太，革命成功了就会成为总统，总统夫人应该是你。
陈粹芬犹豫了一下：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并不希望先生会成功。
徐丹蓉很惊讶：为什么？！
陈粹芬：如果先生当了总统，他的夫人应该是个有文化有教养漂亮高贵的女人，可我不是，我连一封信都不会写，只会洗衣做饭。
徐丹蓉：你怕先生会抛弃你？
陈粹芬摇摇头：不，是我会离开他。以他的为人不会待薄我，可我不能留在他身边给他丢脸。所以，我不希望他成功，是不是很自私？
徐丹蓉出神地：你爱他，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
突然前厅传来孙文的声音“胡闹”。伴随咚的一声，两人吓了一跳。
果然在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1911）后，陈粹芬决心离开孙中山，在1912年到澳门风顺堂4号孙眉（孙中山兄长）家中居住，她说，“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后来，她只身又远赴南洋，隐居在槟城。1915年，孙中山在办完与元配夫人离婚后，聚了宋庆龄。陈粹芬说，中山有了贤内助，应当为他们祝贺。”此时她已经42岁。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她还是身在槟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粹芬应孙科（孙中山长子）（此时孙科已出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之邀，携其养女孙容一起回国，住在广州。也协助孙科打理家务。
1936年蒋介石南下广州，为答谢陈粹芬当年在日本时的照料，致送10万元给她作为建筑房屋及养老之用。1937年，她的养女孙容下嫁孙眉次孙孙乾，孙容也恢复本姓本名苏仲英。
1960年，陈粹芬在香港逝世，享年87岁，葬于荃湾华人墓地，墓碑写道：“孙陈粹芬夫人之墓，婿孙乾率孙建立。这算是给陈粹芬“正名”了。她是如假包换的“孙二夫人”。陈粹芬若地下有灵，也堪可告慰。毕竟历史又为她“正位”，有了“孙二夫人”的名号，也不枉此生。她一生为扶持孙中山搞革命换来的是沉默的一生，但却是死后“光辉的革命同志”的形象。《槟城黄花》也为陈粹芬的形象给予“正面评价”
陈粹芬（1873-1960），原籍福建厦门同安。父亲是位郎中，迁居香港新界屯门时，生下了陈粹芬，由于排行第四，故人称“陈四姑”。苗体这样描述陈粹芬：“身材适中、眉目清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但未曾入学。”
1891年（也就是孙中山25岁时），通过孙中山革命战友陈少白的介绍。在屯门基督教堂（孙中山是教友）认识了18岁的陈粹芬，见面之初，孙中山向她表示要效法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石达开推翻清朝，少女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也表示要参加革命。就这样陈粹芬跟随孙中山奔走革命，结成革命伴侣，共在红楼组屋住下。
这一年，也是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在翠亭村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结晶，取名为孙科。虽然已有夫人，但属于旧式妇女，自幼缠足，未能随孙中山到处流浪（她一共为孙中山生下三个儿女，除孙科外，两位女儿分别为孙延和孙琬）。
就这样，陈粹芬代替了卢慕贞，陪着孙中山足迹遍及日本及马新一带，她成为孙中山在外流浪革命的生活伴侣，做饭洗衣料理家务，但也胆识过人，从事传递革命密函，也从事运送军火等危险的地下工作，堪称名副其实的“侠女”。
虽然没有与孙中山正式结婚，但孙中山的家庭承认她的二夫人的地位，也与卢慕贞关系良好，情同姐妹。较为人称颂的是在1910年时，孙中山夫人卢慕贞携两女儿来槟城住上半年时，陈粹芬也同住一道，可见她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在这里，不妨引述《槟城黄花》剧本的一段对白（这部戏没有提及孙夫人也在槟城），即可知道孙中山与陈粹芬的“儿女情长”：“陈粹芬：我时常想，你活着是为了革命，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孙文：你从18岁就跟着我──
陈粹芬：跟了你18年，跟你去日本下南洋上战场，所以我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我知道，吃饭、睡觉、过日子对你来说可能都不重要，可这些对我很重要。还有你，最重要的，是你和我，我们能在一起。
陈粹芬仰头看着孙文，眼里有了泪，孙文轻轻抱陈粹芬的头，感激又感动。
又有一段杜撰的对白，很能刻划陈粹芬的内心矛盾：
徐丹蓉（杜撰角色）：四姑，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争取名份。
陈粹芬：大家都知道我跟孙先生的关系。
徐丹蓉：我是说你应该成为先生真正的太太，革命成功了就会成为总统，总统夫人应该是你。
陈粹芬犹豫了一下：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并不希望先生会成功。
徐丹蓉很惊讶：为什么？！
陈粹芬：如果先生当了总统，他的夫人应该是个有文化有教养漂亮高贵的女人，可我不是，我连一封信都不会写，只会洗衣做饭。
徐丹蓉：你怕先生会抛弃你？
陈粹芬摇摇头：不，是我会离开他。以他的为人不会待薄我，可我不能留在他身边给他丢脸。所以，我不希望他成功，是不是很自私？
徐丹蓉出神地：你爱他，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
突然前厅传来孙文的声音“胡闹”。伴随咚的一声，两人吓了一跳。
果然在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1911）后，陈粹芬决心离开孙中山，在1912年到澳门风顺堂4号孙眉（孙中山兄长）家中居住，她说，“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后来，她只身又远赴南洋，隐居在槟城。1915年，孙中山在办完与元配夫人离婚后，聚了宋庆龄。陈粹芬说，中山有了贤内助，应当为他们祝贺。”此时她已经42岁。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她还是身在槟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粹芬应孙科（孙中山长子）（此时孙科已出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之邀，携其养女孙容一起回国，住在广州。也协助孙科打理家务。
1936年蒋介石南下广州，为答谢陈粹芬当年在日本时的照料，致送10万元给她作为建筑房屋及养老之用。1937年，她的养女孙容下嫁孙眉次孙孙乾，孙容也恢复本姓本名苏仲英。
1960年，陈粹芬在香港逝世，享年87岁，葬于荃湾华人墓地，墓碑写道：“孙陈粹芬夫人之墓，婿孙乾率孙建立。这算是给陈粹芬“正名”了。她是如假包换的“孙二夫人”。陈粹芬若地下有灵，也堪可告慰。毕竟历史又为她“正位”，有了“孙二夫人”的名号，也不枉此生。她一生为扶持孙中山搞革命换来的是沉默的一生，但却是死后“光辉的革命同志”的形象。《槟城黄花》也为陈粹芬的形象给予“正面评价”
3.9.06
驳斥“阉割”首席部长歪论
从提出槟州首席部长职由巫统委任到提出轮任制，已经超越12年（1994-2006），但从来没有得到首相的同意。先是马哈迪直截了当拒绝，认为应继续交民政党人出任；后是阿都拉也否定轮任制。理由很简单，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也是不能这样子做的。
虽然历届首相都深明大义，理性的看待问题而驳斥情绪化的索求，但晋入今年八月以来，却又再出现这么多的声音，而且所提的建议越来越离谱。综合这些日子来的奇特建议和索求，我们发现有三点是值得关注的。而这三点恰恰是最容易被驳倒的，也不为阿都拉首相所苟同。
其一是槟州巫青团一些区会提出且通过动议要求槟州首席部长轮任，其它州的巫青团根本没有这样的动议，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至于沙巴州的首席部长轮任制也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轮到巫统人担任就停止轮任了。这意味着，在全马十三州内，只剩下槟州是由非巫统人士担任首席部长，也就给予一些巫青团一种借口要求换人。
所提出的理由不外是由非马来人担任首席部长，不能照顾马来人的利益，而且也因为这样，马来人被边缘化了。至于怎么个边缘化，也提不出一个具体的实例来。
在这方面全国巫青团长希沙慕汀说得好，槟州巫青团要拿出数据和证明才能向首席部长讨价还价。不要再提轮任制，这于事无补。
来自槟州的首相阿都拉说得很清楚，槟州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们只是没有受到很全面的照顾而已。
这话说来有理，非马来人也同样会感受到政府的照顾并不全面，也面对许多生活上的问题。这就是说，“不全面”与“边缘化”是两个不同的诠释，却不幸被某些巫青团员拿来相提并论而混淆视听。
事实是，在政府的结构内，至少有下列四个单位是重视马来人利益的：由副首席部长阿都拉昔领导的槟州土著参与督导委员会（由首相署领导），‚由巫统州议员主导的槟州区域发展机构，ƒ由巫统州议员主导的槟州回教宗教理事会及„城市发展局。
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其二，巫统峇眼区部主席阿都拉迪更是莫名其妙地提出把槟城改为联邦直辖区，目的当然是只要是直辖区，就归巫统管。但这简直是胡闹，无视宪法的条文。宪法明明阐述我国由十三州组成，而且边界的改变，也要得到国会和州议会的同意。怎可为达目的，取消一州存在而成为十二州？因此首相即刻回应政府从来没有这个计划，真是自讨没趣。
三，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报载，有人竟提出一分为二，槟岛和威省各设首席部长。这又是对宪法的漠视，在法律上明明是由槟岛和威省组成一个州，且是全马最小的第二个州。而且宪法上一州只能有一位首席部长，那来两个首席部长？谁曾听闻一个国家有两位首长的？难怪首相未加回应，而槟州首席部长则一口否定此说。不过，曾任槟州副首席部长的希米尔已郑重否认有这样说过。我们感到欣慰之余，也希望今后不要再吓到这样的幼稚言论。
我们不知道这些政治人物了解他们的信口开河的后果吗？为了索取一个首席部长职，视国家体制于无物。首席部长职及槟城州的完整性怎能被“阉割”呢？
所幸首相从来都不被歪论所迷惑。因为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有其规则和国际考虑。凡事要从大局着想，不能心血来潮口无遮拦，更不能如同儿戏改来改去。不過首相針對北馬的發展，包括檳島的全面均衡發展也提出一個新的策略，即將會成立土著公司與政府的相關公司，例如森那美集團來發展北部走廊。這意味著在調整策略下，首相不認為有改變政治結構的必要。
虽然历届首相都深明大义，理性的看待问题而驳斥情绪化的索求，但晋入今年八月以来，却又再出现这么多的声音，而且所提的建议越来越离谱。综合这些日子来的奇特建议和索求，我们发现有三点是值得关注的。而这三点恰恰是最容易被驳倒的，也不为阿都拉首相所苟同。
其一是槟州巫青团一些区会提出且通过动议要求槟州首席部长轮任，其它州的巫青团根本没有这样的动议，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至于沙巴州的首席部长轮任制也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轮到巫统人担任就停止轮任了。这意味着，在全马十三州内，只剩下槟州是由非巫统人士担任首席部长，也就给予一些巫青团一种借口要求换人。
所提出的理由不外是由非马来人担任首席部长，不能照顾马来人的利益，而且也因为这样，马来人被边缘化了。至于怎么个边缘化，也提不出一个具体的实例来。
在这方面全国巫青团长希沙慕汀说得好，槟州巫青团要拿出数据和证明才能向首席部长讨价还价。不要再提轮任制，这于事无补。
来自槟州的首相阿都拉说得很清楚，槟州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们只是没有受到很全面的照顾而已。
这话说来有理，非马来人也同样会感受到政府的照顾并不全面，也面对许多生活上的问题。这就是说，“不全面”与“边缘化”是两个不同的诠释，却不幸被某些巫青团员拿来相提并论而混淆视听。
事实是，在政府的结构内，至少有下列四个单位是重视马来人利益的：由副首席部长阿都拉昔领导的槟州土著参与督导委员会（由首相署领导），‚由巫统州议员主导的槟州区域发展机构，ƒ由巫统州议员主导的槟州回教宗教理事会及„城市发展局。
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其二，巫统峇眼区部主席阿都拉迪更是莫名其妙地提出把槟城改为联邦直辖区，目的当然是只要是直辖区，就归巫统管。但这简直是胡闹，无视宪法的条文。宪法明明阐述我国由十三州组成，而且边界的改变，也要得到国会和州议会的同意。怎可为达目的，取消一州存在而成为十二州？因此首相即刻回应政府从来没有这个计划，真是自讨没趣。
三，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报载，有人竟提出一分为二，槟岛和威省各设首席部长。这又是对宪法的漠视，在法律上明明是由槟岛和威省组成一个州，且是全马最小的第二个州。而且宪法上一州只能有一位首席部长，那来两个首席部长？谁曾听闻一个国家有两位首长的？难怪首相未加回应，而槟州首席部长则一口否定此说。不过，曾任槟州副首席部长的希米尔已郑重否认有这样说过。我们感到欣慰之余，也希望今后不要再吓到这样的幼稚言论。
我们不知道这些政治人物了解他们的信口开河的后果吗？为了索取一个首席部长职，视国家体制于无物。首席部长职及槟城州的完整性怎能被“阉割”呢？
所幸首相从来都不被歪论所迷惑。因为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有其规则和国际考虑。凡事要从大局着想，不能心血来潮口无遮拦，更不能如同儿戏改来改去。不過首相針對北馬的發展，包括檳島的全面均衡發展也提出一個新的策略，即將會成立土著公司與政府的相關公司，例如森那美集團來發展北部走廊。這意味著在調整策略下，首相不認為有改變政治結構的必要。
28.8.06
孙中山与三个女人
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我们都耳熟能详，但孙中山的感情世界则少被提及，因此不是很多人知道孙中山一生中有三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女人。
生于1866年的孙中山，已是太平天国接近失败的日子（1868被清朝消灭）。在1878年时，曾随母亲到檀香山，住在哥哥孙眉的家里，接受一段西方教育。1883年返回家乡，但在1885年进入香港拔萃书院，不久又转入香港皇仁书院。翌年（1886年）奉父母之命返故乡翠亨村完婚，其夫人卢慕贞也是出身良好家世。
(一) 卢慕贞出生于1867年，比孙中山小一岁。他们结婚时，孙20岁，卢19岁。婚后有一段美好的日子，而孙中山也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学校学医。第二年（1868年秋）再赴香港西医书院，直到1892年毕业，考获医学博士。虽然较后开药房悬壶济世，但心系国家大事，先是想通过改良途径拯救中国，因而有了1894年的上书李鸿章（清朝北洋大臣），要求变法自强，不被接纳。萌起了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的想法，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推翻封建王朝，振兴国家。
这就是说，婚后的孙中山，既忙事业，也忙革命。但聚少离多的孙中山夫人也没使孙家失望，在1891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就是长子孙科。
在中日甲午之战（1894年）中方失败后，孙中山再远赴檀香山，宣传革命，组织兴中会。来年他回到香港，决定在广州起事，但事泄失败，被清朝通缉，孙中山再一次流亡国外。
先是到了日本（1895）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继之又到檀香山（1896）与其夫人会面，其时卢夫人也携带长子孙科，女儿金瑛一起与孙中山叙天伦之乐。在这一年，孙夫人卢慕贞又生下第二个女儿，这就是说，卢夫人一共为孙中山养育三个儿女，算是为孙家传宗接代。
在往后的流亡岁月中，卢夫人也有相伴孙中山的日子。例如在1910年孙中山在槟城住上半年光景时，其夫人及家人（但儿子留在美国念书未随，只有女儿跟随）就到来团聚。（按卢夫人于1952年逝世于澳门，享寿86岁。）
(二) 在这一段期间，也就是孙中山在1905到1910年辗转各地时，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位红颜知己，她就是绝少被人提及的陈粹芬。历史这样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广州革命新军起义又失败，时孙中山刚自美国回来，已不容于日政府，携眷来居槟榔屿，那时孙先生的卢夫人，还有一位姓陈的如夫人（也即是陈粹芬）和二位女公子，一家五口，租住柑子园404号门牌小屋子。”（邝国祥﹕槟城散记）。一切起居费用由当地同情革命支持者负责，约11人，每月生活费一百余元（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
这里所说的如夫人陈粹芬就是《槟城黄花》（孙中山在槟城的故事）影片中的女主角。她成为保护孙中山的好帮手。影片未提及卢夫人，但提及陈粹芬这位红颜知己是个胆识过人的“侠女”，使到剧情增加气氛，也突出了孙中山既是革命家，又具有普通人的感情世界。
陈粹芳有先见之明，在孙中山于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她就自我消失在茫茫云海中。据说他自认为学识不够，不足以再陪伴革命伟人。因此孙中山回中国后，并在1912年出任临时时大总统时，陈粹芬也不见了。据知她后期逝世于香港。
(三) 第三位闯进孙中山感情世界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宋庆龄。她的父亲宋查理是一介商人，秘密支持革命。在1894年结识孙中山，热心支持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他们两人都是基督教徒，也是秘密组织的三合会成员。有一个时期，孙中山住在宋查理的家里，自然也认识他的女儿们。以年龄来算，在1894年时，宋庆龄才是1岁的小女孩。后来宋庆龄姐妹们都到美国求学。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革命的果实给袁世凯占有了，在卸下临时大总统后，孙被迫反抗袁世凯失言不认真建立中华民国的共和政体，不得不在1913年再度流亡日本，此刻的他，心情非常低落。一位年轻的姑娘也就这样打开他的心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13年孙流亡日本时，宋查理也携带全家到日本，两人的交往又再频密起来。宋庆龄也在此时倾慕孙中山，且成为了孙的秘书。在日久生情下，两人有了爱情。这对宋查理来说是绝不允许的。于是导致宋查理决定返回上海，把宋庆龄也带走了，并将她禁闭在寝室里，不让她继续与孙中山纠缠下去，更出期不遇的要宋庆龄订亲，受到她的坚决反对。在女佣协助下，宋庆龄从家里逃了出来，偷偷乘搭轮船到了日本神户会见孙中山。宋家认为是私奔。
在这之前，孙中山为迎娶宋庆龄，也与卢夫人办了离婚手续。理由是他要与庆龄结婚，若不这样做，对革命是有损害的（宋庆龄日后的回忆时这样说）。不过，我们也知道，从此孙中山的身边就不再有卢夫人的名字。至于孙如何离婚，则未清楚交待。
当宋庆龄在1915年于日本与孙中山完婚后，宋查理闻悉大为勃怒。他认为作为一名基督教徒，是不允许重婚的。当他赶赴日本横滨时，已是生米煮成饭，宋查理生气指责与他共同奋斗革命20年的孙中山怎么会失去理智，娶其女儿为妻？孙中山对宋查理的质问用无言来面对和回答，两人的关系也因此破裂，他认为他的痛苦是孙中山与宋庆龄造成的。
1918年宋查理逝世，庆龄也已守在身边。孙中山此时已在广州立定脚跟，准备北伐革命，一统中原。
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年轻的宋庆龄从此不再嫁人，永远挂着孙中山夫人的光环，与蒋介石对着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宋成为国家副主席，后来又成为国家名誉主席。
1981年，宋庆龄逝世，结束她传奇的一生。宋家三姐妹的传奇是因为大姐嫁给大财阀孔祥熙，小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终于导攻致两姐妹老死不相往来。
生于1866年的孙中山，已是太平天国接近失败的日子（1868被清朝消灭）。在1878年时，曾随母亲到檀香山，住在哥哥孙眉的家里，接受一段西方教育。1883年返回家乡，但在1885年进入香港拔萃书院，不久又转入香港皇仁书院。翌年（1886年）奉父母之命返故乡翠亨村完婚，其夫人卢慕贞也是出身良好家世。
(一) 卢慕贞出生于1867年，比孙中山小一岁。他们结婚时，孙20岁，卢19岁。婚后有一段美好的日子，而孙中山也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学校学医。第二年（1868年秋）再赴香港西医书院，直到1892年毕业，考获医学博士。虽然较后开药房悬壶济世，但心系国家大事，先是想通过改良途径拯救中国，因而有了1894年的上书李鸿章（清朝北洋大臣），要求变法自强，不被接纳。萌起了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的想法，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推翻封建王朝，振兴国家。
这就是说，婚后的孙中山，既忙事业，也忙革命。但聚少离多的孙中山夫人也没使孙家失望，在1891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就是长子孙科。
在中日甲午之战（1894年）中方失败后，孙中山再远赴檀香山，宣传革命，组织兴中会。来年他回到香港，决定在广州起事，但事泄失败，被清朝通缉，孙中山再一次流亡国外。
先是到了日本（1895）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继之又到檀香山（1896）与其夫人会面，其时卢夫人也携带长子孙科，女儿金瑛一起与孙中山叙天伦之乐。在这一年，孙夫人卢慕贞又生下第二个女儿，这就是说，卢夫人一共为孙中山养育三个儿女，算是为孙家传宗接代。
在往后的流亡岁月中，卢夫人也有相伴孙中山的日子。例如在1910年孙中山在槟城住上半年光景时，其夫人及家人（但儿子留在美国念书未随，只有女儿跟随）就到来团聚。（按卢夫人于1952年逝世于澳门，享寿86岁。）
(二) 在这一段期间，也就是孙中山在1905到1910年辗转各地时，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位红颜知己，她就是绝少被人提及的陈粹芬。历史这样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广州革命新军起义又失败，时孙中山刚自美国回来，已不容于日政府，携眷来居槟榔屿，那时孙先生的卢夫人，还有一位姓陈的如夫人（也即是陈粹芬）和二位女公子，一家五口，租住柑子园404号门牌小屋子。”（邝国祥﹕槟城散记）。一切起居费用由当地同情革命支持者负责，约11人，每月生活费一百余元（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
这里所说的如夫人陈粹芬就是《槟城黄花》（孙中山在槟城的故事）影片中的女主角。她成为保护孙中山的好帮手。影片未提及卢夫人，但提及陈粹芬这位红颜知己是个胆识过人的“侠女”，使到剧情增加气氛，也突出了孙中山既是革命家，又具有普通人的感情世界。
陈粹芳有先见之明，在孙中山于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她就自我消失在茫茫云海中。据说他自认为学识不够，不足以再陪伴革命伟人。因此孙中山回中国后，并在1912年出任临时时大总统时，陈粹芬也不见了。据知她后期逝世于香港。
(三) 第三位闯进孙中山感情世界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宋庆龄。她的父亲宋查理是一介商人，秘密支持革命。在1894年结识孙中山，热心支持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他们两人都是基督教徒，也是秘密组织的三合会成员。有一个时期，孙中山住在宋查理的家里，自然也认识他的女儿们。以年龄来算，在1894年时，宋庆龄才是1岁的小女孩。后来宋庆龄姐妹们都到美国求学。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革命的果实给袁世凯占有了，在卸下临时大总统后，孙被迫反抗袁世凯失言不认真建立中华民国的共和政体，不得不在1913年再度流亡日本，此刻的他，心情非常低落。一位年轻的姑娘也就这样打开他的心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13年孙流亡日本时，宋查理也携带全家到日本，两人的交往又再频密起来。宋庆龄也在此时倾慕孙中山，且成为了孙的秘书。在日久生情下，两人有了爱情。这对宋查理来说是绝不允许的。于是导致宋查理决定返回上海，把宋庆龄也带走了，并将她禁闭在寝室里，不让她继续与孙中山纠缠下去，更出期不遇的要宋庆龄订亲，受到她的坚决反对。在女佣协助下，宋庆龄从家里逃了出来，偷偷乘搭轮船到了日本神户会见孙中山。宋家认为是私奔。
在这之前，孙中山为迎娶宋庆龄，也与卢夫人办了离婚手续。理由是他要与庆龄结婚，若不这样做，对革命是有损害的（宋庆龄日后的回忆时这样说）。不过，我们也知道，从此孙中山的身边就不再有卢夫人的名字。至于孙如何离婚，则未清楚交待。
当宋庆龄在1915年于日本与孙中山完婚后，宋查理闻悉大为勃怒。他认为作为一名基督教徒，是不允许重婚的。当他赶赴日本横滨时，已是生米煮成饭，宋查理生气指责与他共同奋斗革命20年的孙中山怎么会失去理智，娶其女儿为妻？孙中山对宋查理的质问用无言来面对和回答，两人的关系也因此破裂，他认为他的痛苦是孙中山与宋庆龄造成的。
1918年宋查理逝世，庆龄也已守在身边。孙中山此时已在广州立定脚跟，准备北伐革命，一统中原。
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年轻的宋庆龄从此不再嫁人，永远挂着孙中山夫人的光环，与蒋介石对着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宋成为国家副主席，后来又成为国家名誉主席。
1981年，宋庆龄逝世，结束她传奇的一生。宋家三姐妹的传奇是因为大姐嫁给大财阀孔祥熙，小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终于导攻致两姐妹老死不相往来。
27.8.06
客家文物馆的历史意义
马来西亚第一间“客家文物馆”终于在昨日举行隆重的开幕盛典，来自全马各地的客家公会代表约五百人齐集一堂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它向世人展示客家人身先士卒对马来西亚早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改天换地也是客家人写下第一页。巧合的是，这两者之间都不约而同的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但是通过什么形式和展示什么内容才能体现客家人的风华？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因为文物馆有别于图片展览，也不尽然是博物馆，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又要具有历史价值的永久性的图像与文物的再现，能让人走进历史的走廊后又从容不迫地跨进现代。我们希望尽量做到，每一个参观者在观赏之后，留下惊叹与无限回味的记忆。是客家人，会倍感骄傲；不会讲客话的客家人，也会增加对客家的认同感；不是客家人，也会感同身受；对于其它种族而言，则可以通过史实来证明华族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这座设在槟州客属公会四楼的文物馆，空间是有限的，但我们要表达的是无限的时空，更要把历史往前推，然后往后看，经过多次的研究和推敲，我们找到了一个主轴，那就是从“太平天国”演绎客家人的历史。因为“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几乎全由客家人统领，而以天王洪秀全为首。这场历时17年的抗争（1851-1868）曾在南京建立政权，与清廷分庭抗礼。虽然最后失败了，但60年之后，另一位客家后裔孙中山继承洪秀全的革命火种，在1911年烧掉了满清王朝。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客家人是近代中国史的奠基人。
“太平天国”也衍生了一批南渡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他们凭着个人胆识和冒险精神创造了奇迹。例如叶亚来（1837-1885），在“太平天国”起事后于1854年来到马来亚，在1868年出任吉隆坡甲必丹，而在1870年建设吉隆坡。又如锡矿家郑景贵（1821-1898），其子郑大平（1876-1935）及其女婿胡子春（1859-1921），再加上一个姚德胜（1859-1915）发展了怡保和太平。
还有更为传奇的是，五位生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客家先贤张弼士、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喜云），从1893年到1911年先后出任清朝驻槟城领事，情牵马中两地，既“做官”又经商，建设了槟城，也推动文教事业。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张弼士在1904年首创新式教育的中华学校，从此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
值得一提的是，当孙中山创立了中华民国后，出任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的也是客家人，他就是戴欣然的公子戴淑原，一直担任到1930年。接着在1939年戴淑原响应胡文虎的号召，共同创办槟州客属公会，且出任首届会长。
“太平天国”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引发了客家学的研究。不论是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是客家人领导“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当然他们也想知道为什么在此期间的广东西部，又发生持续12年的客家人与广东人的冲突与斗争？因而有了1851年到1933年间有关客家问题的四场风波的发生。主要是肇因于客家人认为他们受到蔑视和排斥。
为了正本清源，客家权威罗香林在1933年及1950年先后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及《客家源流考》一锤敲定客家人来自中原，因而有五次大迁移之说，用以证明客家人是有文化和有教养的迁民，不是南蛮，更非落后与未开化的民系。虽然迁移分期有些争议，但不争的事实是客家人到处为家，又到处落地生根，终于“反客为主”而能汇成中华民族的一支优秀民系。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也为客家人“平反”和正名。
带着这样的“客家精神”，落户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也秉持先民的风骨，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马来西亚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形成一支拥有125万人口（占华裔总人口的20%）的大民系，与所有华人和各民族一道，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基此客家文物馆的设立具有其历史意义。
但是通过什么形式和展示什么内容才能体现客家人的风华？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因为文物馆有别于图片展览，也不尽然是博物馆，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又要具有历史价值的永久性的图像与文物的再现，能让人走进历史的走廊后又从容不迫地跨进现代。我们希望尽量做到，每一个参观者在观赏之后，留下惊叹与无限回味的记忆。是客家人，会倍感骄傲；不会讲客话的客家人，也会增加对客家的认同感；不是客家人，也会感同身受；对于其它种族而言，则可以通过史实来证明华族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这座设在槟州客属公会四楼的文物馆，空间是有限的，但我们要表达的是无限的时空，更要把历史往前推，然后往后看，经过多次的研究和推敲，我们找到了一个主轴，那就是从“太平天国”演绎客家人的历史。因为“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几乎全由客家人统领，而以天王洪秀全为首。这场历时17年的抗争（1851-1868）曾在南京建立政权，与清廷分庭抗礼。虽然最后失败了，但60年之后，另一位客家后裔孙中山继承洪秀全的革命火种，在1911年烧掉了满清王朝。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客家人是近代中国史的奠基人。
“太平天国”也衍生了一批南渡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他们凭着个人胆识和冒险精神创造了奇迹。例如叶亚来（1837-1885），在“太平天国”起事后于1854年来到马来亚，在1868年出任吉隆坡甲必丹，而在1870年建设吉隆坡。又如锡矿家郑景贵（1821-1898），其子郑大平（1876-1935）及其女婿胡子春（1859-1921），再加上一个姚德胜（1859-1915）发展了怡保和太平。
还有更为传奇的是，五位生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客家先贤张弼士、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喜云），从1893年到1911年先后出任清朝驻槟城领事，情牵马中两地，既“做官”又经商，建设了槟城，也推动文教事业。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张弼士在1904年首创新式教育的中华学校，从此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
值得一提的是，当孙中山创立了中华民国后，出任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的也是客家人，他就是戴欣然的公子戴淑原，一直担任到1930年。接着在1939年戴淑原响应胡文虎的号召，共同创办槟州客属公会，且出任首届会长。
“太平天国”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引发了客家学的研究。不论是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是客家人领导“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当然他们也想知道为什么在此期间的广东西部，又发生持续12年的客家人与广东人的冲突与斗争？因而有了1851年到1933年间有关客家问题的四场风波的发生。主要是肇因于客家人认为他们受到蔑视和排斥。
为了正本清源，客家权威罗香林在1933年及1950年先后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及《客家源流考》一锤敲定客家人来自中原，因而有五次大迁移之说，用以证明客家人是有文化和有教养的迁民，不是南蛮，更非落后与未开化的民系。虽然迁移分期有些争议，但不争的事实是客家人到处为家，又到处落地生根，终于“反客为主”而能汇成中华民族的一支优秀民系。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也为客家人“平反”和正名。
带着这样的“客家精神”，落户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也秉持先民的风骨，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马来西亚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形成一支拥有125万人口（占华裔总人口的20%）的大民系，与所有华人和各民族一道，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基此客家文物馆的设立具有其历史意义。
21.8.06
杨振宁与第二春
七月，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一口气走了三个地方，先是台湾，继之新加坡，然后再到马来西亚。这是杨教授在以前走访过的地方，但这一次却与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这一次他的身边多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新夫人；这一次媒体的报导一直把焦点放在他的生活上，尤其是他的婚姻生活上。虽然也有触及学术上的问题，但着墨不多。在感觉之下，好像是我们在看“电影明星”的花边新闻。
这种情况，与杨振宁70年代来新马访问大相径庭。那个时候，他是南洋大学物理系的校外考试委员，带着浓厚的学者气息。因为身上挂着诺贝尔奖的光环，大家都竞相对他刮目相看。那个时候，在论及科学研究与发展之余，他会侃侃而谈中国的印象。人们都被他那强有力的说辞给吸引住了。人人都对他的学术高成就钦佩不已；更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71年第一次回中国时，受到受泽东的会见，格调之高，实属罕见，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已成为中国最具权威的领袖，要见他老人家一面又谈何容易？因此杨振宁也由于被破例的接待，他成了风头甚健的国际知名人物。
我记得非常清楚，杨教授是在1974及1976年先后来马，而来到槟城都是由我们接待的。我对他特别深的印象是不论在吉隆坡或槟城的演讲，他都会把科学的发展与中国的近况来未来作一个乐观的描绘。言语之中，洋溢着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讲话。
虽然那个时候，他是只身到来，但风采明亮，精神奕奕。大家把他当成学术泰斗来看待，也重视其言论。为了纪念他来马的演讲内容掷地有声，我曾辑录他旅马期间的言论，编著一本小书，取名为《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没想到竟成热卖，由此可见，杨振宁名气不同凡响。然而这一些已是过眼烟云的往事。
事隔30年，我们又见杨振宁来了。在来之前新闻媒体又是造势一番；来了之后，新闻报导又是大篇大幅。但是情况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身边多了一位新夫人。就是两年前他新娶的年轻姑娘，一时成为花边新闻。大字标题是82对28，也就是说28岁的姑娘看上82岁的科学家，他们结婚了。诸多的评论也不间断地出现，褒贬参半。
正由于好奇，人们都想一睹新娘风采，而新娘的话题就成为媒体对准的新闻了。说这个世界在变一点也不假。今天的报章，娱乐版之多也印证了读者心理的转变，喜欢八卦新闻多过国际大事。在这样心理的驱使下，新闻报导尽是转向生活琐事也就不足为其了。
而我们的科学大师也对准听众的口味，演讲内容大谈《我的一生》。这一生难免情爱加分。于是在新加坡的演讲也刊出幻灯片，说他一生爱过三个女人。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问题就出于杨振宁是科学家，不是普通的人，更不是演员明星，向年轻的学生灌输这样的生活，虽然有趣和吸引人，但教育启迪作用则有些贬值。
当听众问及他的人生时，他很满意他的一生。于是指向一个圆圈，意味着他人生十分美满。特别是提到他目前的生活，他也毫不讳言地“感谢上帝恩赐给他最后一件礼物”，十分满意翁帆下嫁他，使他的生命之火又燃烧起来。对于他个人而言，当然我们无话可说，也认为这是他的权利，他有权选择他的生活方向，但是在年龄悬殊底下﹕在伦理上又非所有人可以接受，也当然不是每个父母都同意“打破伦理道德”来赞美一段这样的婚姻。
我们并不非议杨教授的私生活，但拿来做公开话题，特别是公开演讲，也就乖离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态度。他可以把私生活当成私隐而不公开，也没有必要说“他走了，她可以再嫁”。毕竟这不是一段“常理”的婚姻，而是一段“意外”的人生过程。既然不是明星，就没有必要告诉许多人他的婚姻生活，他可以从简，也可以说是私事不外谈，可他就是这样地公开出来，自然成为一些文人的评议对象。但被揶揄后，心理又不舒服。总是认为个人生活，又关别人什么事？为什么要评头品尾呢？
问题就出在是谁先掀起这样的热潮？是杨振宁先公告又要结婚了，新娘是一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小美人？还是媒体的“狗仔队”追踪揭开这一新闻？“狗仔队”原本是为追星而出现的，难道也把科学家纳入他们的视线？
不管是那一方面，追究起来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我们还是希望杨教授依然以科学家的身份面对大众，面对媒体。可以高谈“文革时和文革后”中国的科研和社会风气，可以高谈现代科技与物理学的作用；甚至可以回忆他和李政道怎样在科学领导中取得突破而得奖，用以激励年轻一代向高难度的学术领域进军。至于个人生活和婚姻生活就不必要一谈再谈了，即便是媒体有兴趣，也可点到为止，不要再让人有奇想，因为奇想可以产生幻想，幻想可以变成非理性的表现。
不管杨教授现在是否处于半退休状态，在得到中国善待下，也应为国家为人民多作出一些贡献。少谈私人生活，对自己的私事禁口，媒体自然会知道他是科学家不是明星。不然的话，又是一大堆说不完的儿女情长的故事。
这种情况，与杨振宁70年代来新马访问大相径庭。那个时候，他是南洋大学物理系的校外考试委员，带着浓厚的学者气息。因为身上挂着诺贝尔奖的光环，大家都竞相对他刮目相看。那个时候，在论及科学研究与发展之余，他会侃侃而谈中国的印象。人们都被他那强有力的说辞给吸引住了。人人都对他的学术高成就钦佩不已；更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71年第一次回中国时，受到受泽东的会见，格调之高，实属罕见，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已成为中国最具权威的领袖，要见他老人家一面又谈何容易？因此杨振宁也由于被破例的接待，他成了风头甚健的国际知名人物。
我记得非常清楚，杨教授是在1974及1976年先后来马，而来到槟城都是由我们接待的。我对他特别深的印象是不论在吉隆坡或槟城的演讲，他都会把科学的发展与中国的近况来未来作一个乐观的描绘。言语之中，洋溢着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讲话。
虽然那个时候，他是只身到来，但风采明亮，精神奕奕。大家把他当成学术泰斗来看待，也重视其言论。为了纪念他来马的演讲内容掷地有声，我曾辑录他旅马期间的言论，编著一本小书，取名为《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没想到竟成热卖，由此可见，杨振宁名气不同凡响。然而这一些已是过眼烟云的往事。
事隔30年，我们又见杨振宁来了。在来之前新闻媒体又是造势一番；来了之后，新闻报导又是大篇大幅。但是情况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身边多了一位新夫人。就是两年前他新娶的年轻姑娘，一时成为花边新闻。大字标题是82对28，也就是说28岁的姑娘看上82岁的科学家，他们结婚了。诸多的评论也不间断地出现，褒贬参半。
正由于好奇，人们都想一睹新娘风采，而新娘的话题就成为媒体对准的新闻了。说这个世界在变一点也不假。今天的报章，娱乐版之多也印证了读者心理的转变，喜欢八卦新闻多过国际大事。在这样心理的驱使下，新闻报导尽是转向生活琐事也就不足为其了。
而我们的科学大师也对准听众的口味，演讲内容大谈《我的一生》。这一生难免情爱加分。于是在新加坡的演讲也刊出幻灯片，说他一生爱过三个女人。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问题就出于杨振宁是科学家，不是普通的人，更不是演员明星，向年轻的学生灌输这样的生活，虽然有趣和吸引人，但教育启迪作用则有些贬值。
当听众问及他的人生时，他很满意他的一生。于是指向一个圆圈，意味着他人生十分美满。特别是提到他目前的生活，他也毫不讳言地“感谢上帝恩赐给他最后一件礼物”，十分满意翁帆下嫁他，使他的生命之火又燃烧起来。对于他个人而言，当然我们无话可说，也认为这是他的权利，他有权选择他的生活方向，但是在年龄悬殊底下﹕在伦理上又非所有人可以接受，也当然不是每个父母都同意“打破伦理道德”来赞美一段这样的婚姻。
我们并不非议杨教授的私生活，但拿来做公开话题，特别是公开演讲，也就乖离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态度。他可以把私生活当成私隐而不公开，也没有必要说“他走了，她可以再嫁”。毕竟这不是一段“常理”的婚姻，而是一段“意外”的人生过程。既然不是明星，就没有必要告诉许多人他的婚姻生活，他可以从简，也可以说是私事不外谈，可他就是这样地公开出来，自然成为一些文人的评议对象。但被揶揄后，心理又不舒服。总是认为个人生活，又关别人什么事？为什么要评头品尾呢？
问题就出在是谁先掀起这样的热潮？是杨振宁先公告又要结婚了，新娘是一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小美人？还是媒体的“狗仔队”追踪揭开这一新闻？“狗仔队”原本是为追星而出现的，难道也把科学家纳入他们的视线？
不管是那一方面，追究起来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我们还是希望杨教授依然以科学家的身份面对大众，面对媒体。可以高谈“文革时和文革后”中国的科研和社会风气，可以高谈现代科技与物理学的作用；甚至可以回忆他和李政道怎样在科学领导中取得突破而得奖，用以激励年轻一代向高难度的学术领域进军。至于个人生活和婚姻生活就不必要一谈再谈了，即便是媒体有兴趣，也可点到为止，不要再让人有奇想，因为奇想可以产生幻想，幻想可以变成非理性的表现。
不管杨教授现在是否处于半退休状态，在得到中国善待下，也应为国家为人民多作出一些贡献。少谈私人生活，对自己的私事禁口，媒体自然会知道他是科学家不是明星。不然的话，又是一大堆说不完的儿女情长的故事。
20.8.06
透视槟州华人主导政权
对于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争议并非新鲜事，早在1994年时，一位马来新闻从业员查基阿巴里（Zakry Abadi）出版的《槟城发展史》就建议应由马来人出任首席部长，因为从1982年到1990年的历届选举中，巫统都在国阵内占大多数议席。接着在2002年，另一位马来作者耶哈耶伊斯迈（Yahaya Ismail）在其著作《全球化挑战──马来人朝向那里？》一书中认为自从莱特于1786年从吉打苏丹手中取得槟榔屿后，马来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槟岛马来人的议席太少，在未来10年，槟岛马来人将陷入更大的困境。因此他认为拥有权力的政治领袖应该有所醒觉。
基于这两本书的论点，在2003年时，来自槟岛丹绒巫青团团长拉惹慕尼在巫统大会上建议，捍卫马来人命运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又过了3年，也即是2006年，槟州巫青团内又有区团通过提案，在调整策略下，提出首席部长职应该轮任。
不论是“换班”或“轮任”，都是出自对现实政治的改变的要求，但是巫统领袖并不接受这样的改变。先是马哈迪直截了当地表明不会这样做，而是让民政党人继续担任此职；后者阿都拉最近也说了，槟州首席部长的职位将保持不变，同时排除实施轮任职的建议。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历史来演绎这一段历史，当能更好的理解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形成是权力分享下的一种自然与合理的安排，而不是牺牲一方来达成另一方的欲望，因为华人首席部长是在国阵（以前是联盟）的框架内运作的一州首长，是为全民而服务的。
早在马来西亚（前为马来亚）独立前，英国人已通过“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安排由马来人主导中央政府，而槟州则保留给华人主导州政权。例如通过林苍佑（当时被英国委为首席议员）在州立法议会上提出槟州宪法，并通过槟州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又赋予槟州出生的子民自动成为公民等。
因此在1957年独立前夕，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就支持林苍佑出任首席部长（根据1955年的州选举，联盟在14席中，巫统占7席，马华5席，另两人为印裔议员，而殖民地政府委任10人。被委任者不被考虑出任首席部长）。请注意马华议员并未占大多数，但因为客观情势与权力分享，此职由马华议员中选出，因为林苍佑不接受，也就造就了王保尼成为首任首席部长。
由于约定成俗，即便在1959年及1964年大选后，马华只在联盟中占有6席，较巫统为少，还是由王保尼继续领导，奠定下权力分享的典范。
1969年大选，即便槟州变天，改由民政党执政，林苍佑重登政治主流是历史的还原。本来这个职位是等他担任的。同样重要的是，马来人政治地位也没有被边缘化，林苍佑委任其党内的慕斯达化成为副首席部，而哈仑则出任议长，彰显了反对党也重视权力分享的传统。后来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促成下，民政又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1972年），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扩大而成），落实了多元种族共治的政策。
自1974年后，民政在议席上仍然领先，直到1986年大选后，巫统的席位才凌驾民政。这是因为这一年，反对党占有10席，民政及马华席相对减少，但在第四任首相马哈迪领导下，依旧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
最戏剧性的变化是1990年的大选，行动党与执政权擦肩而过，拥有14席，而国阵拥有19席，其中巫统12席，民政7席。照说这是巫统改变传统的最好时机，但马哈迪不这么想，他派安华依布拉欣与民政接头，建议由民政选华人来主导槟州政府，才有了许子根时代的开始。
从1990年到2006年的16年当中，民政仍然保留主导角色，但权力的分享也更突显巫统扮演的角色，在行政议会阁员占有一半。因此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站不住脚。
如果以人口来论说应改由轮任制，则国大党从未有此要求，也是多此一说，同样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再者在所谓的权力分享下，华人也只剩这最后一道防线，若再失守，就成独揽而不是分享了。也难怪历届首相都不同意牵一发动全身。
基于这两本书的论点，在2003年时，来自槟岛丹绒巫青团团长拉惹慕尼在巫统大会上建议，捍卫马来人命运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又过了3年，也即是2006年，槟州巫青团内又有区团通过提案，在调整策略下，提出首席部长职应该轮任。
不论是“换班”或“轮任”，都是出自对现实政治的改变的要求，但是巫统领袖并不接受这样的改变。先是马哈迪直截了当地表明不会这样做，而是让民政党人继续担任此职；后者阿都拉最近也说了，槟州首席部长的职位将保持不变，同时排除实施轮任职的建议。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历史来演绎这一段历史，当能更好的理解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形成是权力分享下的一种自然与合理的安排，而不是牺牲一方来达成另一方的欲望，因为华人首席部长是在国阵（以前是联盟）的框架内运作的一州首长，是为全民而服务的。
早在马来西亚（前为马来亚）独立前，英国人已通过“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安排由马来人主导中央政府，而槟州则保留给华人主导州政权。例如通过林苍佑（当时被英国委为首席议员）在州立法议会上提出槟州宪法，并通过槟州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又赋予槟州出生的子民自动成为公民等。
因此在1957年独立前夕，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就支持林苍佑出任首席部长（根据1955年的州选举，联盟在14席中，巫统占7席，马华5席，另两人为印裔议员，而殖民地政府委任10人。被委任者不被考虑出任首席部长）。请注意马华议员并未占大多数，但因为客观情势与权力分享，此职由马华议员中选出，因为林苍佑不接受，也就造就了王保尼成为首任首席部长。
由于约定成俗，即便在1959年及1964年大选后，马华只在联盟中占有6席，较巫统为少，还是由王保尼继续领导，奠定下权力分享的典范。
1969年大选，即便槟州变天，改由民政党执政，林苍佑重登政治主流是历史的还原。本来这个职位是等他担任的。同样重要的是，马来人政治地位也没有被边缘化，林苍佑委任其党内的慕斯达化成为副首席部，而哈仑则出任议长，彰显了反对党也重视权力分享的传统。后来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促成下，民政又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1972年），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扩大而成），落实了多元种族共治的政策。
自1974年后，民政在议席上仍然领先，直到1986年大选后，巫统的席位才凌驾民政。这是因为这一年，反对党占有10席，民政及马华席相对减少，但在第四任首相马哈迪领导下，依旧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
最戏剧性的变化是1990年的大选，行动党与执政权擦肩而过，拥有14席，而国阵拥有19席，其中巫统12席，民政7席。照说这是巫统改变传统的最好时机，但马哈迪不这么想，他派安华依布拉欣与民政接头，建议由民政选华人来主导槟州政府，才有了许子根时代的开始。
从1990年到2006年的16年当中，民政仍然保留主导角色，但权力的分享也更突显巫统扮演的角色，在行政议会阁员占有一半。因此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站不住脚。
如果以人口来论说应改由轮任制，则国大党从未有此要求，也是多此一说，同样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再者在所谓的权力分享下，华人也只剩这最后一道防线，若再失守，就成独揽而不是分享了。也难怪历届首相都不同意牵一发动全身。
7.8.06
“打死不走”的林敬益
民政老大林益敬是搞笑高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林敬益搞政治还有另外一手，则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我不知道林敬益是否天生的政治人物，但我知道他全身充满政治细胞，也难怪在主政26年后，他最近在芙蓉的“民政之夜”上拍起胸膛大声说﹕“我是民政党打死不会走的人，就算明年退位，也会在党内找一个适当的角色来扮演。”言下之意是告诉我们“生为民政人，死为民政鬼”。这种“打死不走”的精神，出于已经66岁的林敬益之口，当然大家信了。
但如果时光倒流37年，林敬益在当时脱口而出，倒要被人置疑，因为在那个年代，他身在马华，而后又被陈修信“斩”出马华。也因此有此一“斩”，才有今天的林敬益，应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谚语。
在“失与得”之间，我们看到一个政坛怪杰的诞生。我说他怪，是有根据的。这要从他参政讲起。他是在1969年代表马华参加怡保新街场州议席选举，初试啼声，却以万票之差被人民进步党的陈源安狠狠击败。这一年，也是马华倒运的一年，在大选中跌得很重。接着爆发血泪交加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国会民主终止，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直到1971年才重开国会民主。
也是在这一年，林敬益积极活跃政坛，被陈修信委以重任，出任马华霹雳州联委主席。又于翌年（1972年），再受重用，三级跳成为掌管新村的特别任务部长。是年32岁，被誉为最年轻的部长。一时之间，马华党内的人“都傻了眼”，有人为他鼓掌，当然也有人“咬牙切齿”，弄不明白陈修信是怎么搞的？
由于时来运转，林敬益在他的地盘（霹雳州）竟然搞起“文化大革命”（这个年代，中国的“文革”进入第二阶段）。
他起用了被认为“激进份子”的党干部作为他的班底。当时他也信誓旦旦这样说﹕“马华霹州必须澈底改组，要以社会主义作为指导原则，把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
这一席话，自然激怒马华旧党员和保守派，形成对峙局面。但林敬益不管三七二十一，按照他的“激进”思维在霹州成立两个类似左派的组织，一个是《兴汉社》。它是一个自行注册的政治性俱乐部，成为霹州马华的外围组织。另一个是成立干训班，深入民间，大举吸纳人才。这种面向群众的组织，成为林敬益的左右臂膀。为了展示他的“社会主义”威力，在1972年当陈修信访问怡保持，林敬益率二千余名干训班学员前往机场迎接，高举马华党旗和陈修信肖像，并合唱干训班的歌曲，场面极为哄热，人群也情绪高昂。这使人想起与中国“文革”时的群众运动，高举毛泽东肖像高呼万岁如出一辙。
这种强把“社会主义”的作风引进马华，林敬益是第一人，当然也是最后一人。因为不久之后，陈修信发现到他每月资助一万元予《兴汉社》和干训班的霹州马华，强烈地反对联盟要与人民进步党组成联合政府。这无异是向陈修信的权威挑战。情势至此，陈修信先开除梁棋祥（霹州署理主席）及锺天权（霹州秘书），接着解散干训班，又宣布马华与《兴汉社》脱离关系。林敬益的霹州主席也被陈修信取代，种下陈林失和的种子。
失去阵地的林敬益，在1973年5月被迫辞卸部长职，矛头一转向陈修信发难。在公开声明中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结果第二天被陈修信开除党籍，他在马华内的“文革”也因此被腰斩了。
在马华改革失败的林敬益并不甘于退隐政坛，于是他开始了第二次政治长征，率领梁棋祥等人投身入民政党。林苍佑大张双手把一批又一批的改革派吸纳进来，很快的，霹雳成了民政的第二大本营。
进入民政的林敬益虽然收敛他的“文革”作风，但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生态，他依然是一把剑，成为民政冲锋陷阵的人物。唯一让他反省的是，不再直接向党领袖摊牌，而是让党员在党内为他表达“民意”。最明显的例子是1980年民政党选，虽然林苍佑决定退位，且嘱意梁棋祥接棒。但林敬益不公开表态，也就不与林苍佑公开对峙，以免节外生枝。反而是霹州党干部和党员为他叫冤，直呼通过选举选主席，他们不接受林苍佑的安排，林苍佑在无烈奈何下，也只好接受党主席通过选举来选出，但失败的一方则出任署理主席。可见林敬益仍拥有“文革”的“遗产”为他护航。
正因为林敬益吸取了在马华失败的经验，改以温和的态度接受这个方案，才有波德申党选出现林敬益主政的年代。
虽然如此，林敬益还得忍辱负重，绝对不影响和干预林苍佑治理槟州；也不强出头要急切取代梁棋祥的部长职。直到1986年梁退隐政坛后，林敬益才决定移师木歪国会竞选（在1978年和1982年的大选，林敬益参加州议会选举胜出而担任州行政议员）。在那之后，林敬益才又圆回他的部长梦。
而林敬益真正发挥党主席的权威则是1990年大选后，因林苍佑的失利，由他主导槟城首席部长的人选。换句话说，林敬益要用10年的时间建立他在党的至高地位。
自此之后，他虽有两度面临重炮手的挑战（先是曾永森，后是吴清德），但都被一一化险为夷。他成了民政党的不倒翁，在位比林苍佑还要久。
迄至2005年的党选，他又在面临严竣的挑战，杀退了郭洙镇的挑战，为许子根的接班铺平了道路。正因为有此“辉煌战绩”和“屡战屡胜”，所以林敬益今天以自信地说，他是打死不走的。因为他就要退位了，也没有人要与他打了。他反而成了民政的“资产”而不是“累赘”。概括他从政一生，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失之于马华，得之于民政”。
但如果时光倒流37年，林敬益在当时脱口而出，倒要被人置疑，因为在那个年代，他身在马华，而后又被陈修信“斩”出马华。也因此有此一“斩”，才有今天的林敬益，应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谚语。
在“失与得”之间，我们看到一个政坛怪杰的诞生。我说他怪，是有根据的。这要从他参政讲起。他是在1969年代表马华参加怡保新街场州议席选举，初试啼声，却以万票之差被人民进步党的陈源安狠狠击败。这一年，也是马华倒运的一年，在大选中跌得很重。接着爆发血泪交加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国会民主终止，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直到1971年才重开国会民主。
也是在这一年，林敬益积极活跃政坛，被陈修信委以重任，出任马华霹雳州联委主席。又于翌年（1972年），再受重用，三级跳成为掌管新村的特别任务部长。是年32岁，被誉为最年轻的部长。一时之间，马华党内的人“都傻了眼”，有人为他鼓掌，当然也有人“咬牙切齿”，弄不明白陈修信是怎么搞的？
由于时来运转，林敬益在他的地盘（霹雳州）竟然搞起“文化大革命”（这个年代，中国的“文革”进入第二阶段）。
他起用了被认为“激进份子”的党干部作为他的班底。当时他也信誓旦旦这样说﹕“马华霹州必须澈底改组，要以社会主义作为指导原则，把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
这一席话，自然激怒马华旧党员和保守派，形成对峙局面。但林敬益不管三七二十一，按照他的“激进”思维在霹州成立两个类似左派的组织，一个是《兴汉社》。它是一个自行注册的政治性俱乐部，成为霹州马华的外围组织。另一个是成立干训班，深入民间，大举吸纳人才。这种面向群众的组织，成为林敬益的左右臂膀。为了展示他的“社会主义”威力，在1972年当陈修信访问怡保持，林敬益率二千余名干训班学员前往机场迎接，高举马华党旗和陈修信肖像，并合唱干训班的歌曲，场面极为哄热，人群也情绪高昂。这使人想起与中国“文革”时的群众运动，高举毛泽东肖像高呼万岁如出一辙。
这种强把“社会主义”的作风引进马华，林敬益是第一人，当然也是最后一人。因为不久之后，陈修信发现到他每月资助一万元予《兴汉社》和干训班的霹州马华，强烈地反对联盟要与人民进步党组成联合政府。这无异是向陈修信的权威挑战。情势至此，陈修信先开除梁棋祥（霹州署理主席）及锺天权（霹州秘书），接着解散干训班，又宣布马华与《兴汉社》脱离关系。林敬益的霹州主席也被陈修信取代，种下陈林失和的种子。
失去阵地的林敬益，在1973年5月被迫辞卸部长职，矛头一转向陈修信发难。在公开声明中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结果第二天被陈修信开除党籍，他在马华内的“文革”也因此被腰斩了。
在马华改革失败的林敬益并不甘于退隐政坛，于是他开始了第二次政治长征，率领梁棋祥等人投身入民政党。林苍佑大张双手把一批又一批的改革派吸纳进来，很快的，霹雳成了民政的第二大本营。
进入民政的林敬益虽然收敛他的“文革”作风，但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生态，他依然是一把剑，成为民政冲锋陷阵的人物。唯一让他反省的是，不再直接向党领袖摊牌，而是让党员在党内为他表达“民意”。最明显的例子是1980年民政党选，虽然林苍佑决定退位，且嘱意梁棋祥接棒。但林敬益不公开表态，也就不与林苍佑公开对峙，以免节外生枝。反而是霹州党干部和党员为他叫冤，直呼通过选举选主席，他们不接受林苍佑的安排，林苍佑在无烈奈何下，也只好接受党主席通过选举来选出，但失败的一方则出任署理主席。可见林敬益仍拥有“文革”的“遗产”为他护航。
正因为林敬益吸取了在马华失败的经验，改以温和的态度接受这个方案，才有波德申党选出现林敬益主政的年代。
虽然如此，林敬益还得忍辱负重，绝对不影响和干预林苍佑治理槟州；也不强出头要急切取代梁棋祥的部长职。直到1986年梁退隐政坛后，林敬益才决定移师木歪国会竞选（在1978年和1982年的大选，林敬益参加州议会选举胜出而担任州行政议员）。在那之后，林敬益才又圆回他的部长梦。
而林敬益真正发挥党主席的权威则是1990年大选后，因林苍佑的失利，由他主导槟城首席部长的人选。换句话说，林敬益要用10年的时间建立他在党的至高地位。
自此之后，他虽有两度面临重炮手的挑战（先是曾永森，后是吴清德），但都被一一化险为夷。他成了民政党的不倒翁，在位比林苍佑还要久。
迄至2005年的党选，他又在面临严竣的挑战，杀退了郭洙镇的挑战，为许子根的接班铺平了道路。正因为有此“辉煌战绩”和“屡战屡胜”，所以林敬益今天以自信地说，他是打死不走的。因为他就要退位了，也没有人要与他打了。他反而成了民政的“资产”而不是“累赘”。概括他从政一生，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失之于马华，得之于民政”。
6.8.06
哈马斯与真主党
最近中东又起烽火，焦点是对准两个被美国形容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与真主党，而操刀人是以色列。有人指说“世界已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前夜”，美国的政界也有此论调。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危言，而真正的目的是美国要借以色列之手消灭美国心目中的“小恐怖组织”，进而扩大舆论来打击甚至出手对付所谓“邪恶轴心”国，主要指伊朗。
究竟哈马斯与真主党为什么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有需要回到1948年犹太人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在巴勒斯坦的一半土地上强行建立以色列国谈起，从此中东无一日之安宁。
犹太人认为在三千年前，他们已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在二千年前被罗马帝国摧毁，从此成为没有国家的民族四处流浪近二千年，因此他们有权力“重回家园”。但在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坚持巴勒斯坦在一千四百年前已属于回教国家的领土，因此拒绝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就这样，在以色列立国的第一天开始，中东就陷入战争。从1948年到1982年，先后经历了五次战争。其结果是以色列占上风，领土不断扩大，把数百万居住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驱逐出去而成为难民。国恨家仇也在阿拉伯人民心中留下不灭的烙印。
最为戏剧性的变化是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决心铲除盘踞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解放机构的武装基地，迫使阿拉法把巴解撤往突尼斯。就在巴解组织在黎南被瓦解后，竟在这片土地上衍生另一个激进组织，这就是今日被认为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真主党（Hezballah）。
真主党是伊斯兰什叶派的组织，直接听命于伊朗。这是因为伊朗在1979年宗教革命成功后，已成为什叶派的大本营，也就拥有输出“宗教革命”的能力。1985年时，真主党创党人胡申法德拉拉毫不讳言地宣称服膺于伊朗柯梅尼长老的领导，目的是要赶走以色列，以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不过，黎巴嫩是个奇特的国家，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3年取得形式上独立，延至1946年法军撤走后，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它与以色列和叙利亚有共同边界，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国家不是以种族构成政治势力，而是以宗教分享政权。在三百七十五万人口中，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但宗教上回教徒占55%，基督教徒占40%，因此宪法规定，总统必须由天主教的马龙派人担任，总理则是回教逊尼派人担任，而议长必须是回教什叶派人。
在国会128席中，马龙派占34席，逊尼派占27席，什叶派也占27席，希腊正教派占14席等。由此可见黎巴嫩是中东国家唯一不是纯回教的国家，也因此被以色列容忍而希望能成为“好邻居”。可是却适得其反，不仅叙利亚牢控黎巴嫩，而且这些年来在伊朗培养下，真主党也参加议会选举赢得议席又加入内阁，但又拥有武装基地，在黎南成为以色列背上的一粒芒刺。
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打错算盘，它在1978年允许谢赫。亚辛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把穆斯林兄弟会整合成一个非盈利团体，注册为“伊斯兰穆加马”（意为伊斯兰团体），用以分化以阿拉法为首的法塔赫组织（巴解机构），不致对以色列成太大的威胁。但这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宗教组织在10年后（即1987年）转化为“哈马斯”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比巴解机构更有宗教背景，宣称要展开一场圣战，消除以色列，以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回教共和国。它与巴解最大的不同点是主张“政教合一”，不认同巴解的世俗主义。
哈马斯的活动，先后得到了伊拉克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力量不断壮大，除有和平的组织外（今年参加议会选举胜出，组成内阁），也有秘密组织，更有武装力量，逐渐对以色列构成严重的威胁。虽然属于逊尼派，但主张与真主党乃至伊朗接近，推行政教合一，也就得到真主党的响应，对以色列采取两面夹攻行动。这样一来，哈马斯又成为以色列背上另一粒芒刺。
从形势看来，正当阿拉伯国家不直接介入战局时，也给了伊朗一个机会壮大什叶派的威望，真主党对哈马斯的“拔刀相助”，彰显了什叶派正在争取主导权。美国若不正本清源，尽快落实巴勒坦立国，而是意图通过以色列来消灭或拔掉这两粒芒刺，又谈何容易呢？
究竟哈马斯与真主党为什么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有需要回到1948年犹太人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在巴勒斯坦的一半土地上强行建立以色列国谈起，从此中东无一日之安宁。
犹太人认为在三千年前，他们已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在二千年前被罗马帝国摧毁，从此成为没有国家的民族四处流浪近二千年，因此他们有权力“重回家园”。但在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坚持巴勒斯坦在一千四百年前已属于回教国家的领土，因此拒绝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就这样，在以色列立国的第一天开始，中东就陷入战争。从1948年到1982年，先后经历了五次战争。其结果是以色列占上风，领土不断扩大，把数百万居住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驱逐出去而成为难民。国恨家仇也在阿拉伯人民心中留下不灭的烙印。
最为戏剧性的变化是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决心铲除盘踞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解放机构的武装基地，迫使阿拉法把巴解撤往突尼斯。就在巴解组织在黎南被瓦解后，竟在这片土地上衍生另一个激进组织，这就是今日被认为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真主党（Hezballah）。
真主党是伊斯兰什叶派的组织，直接听命于伊朗。这是因为伊朗在1979年宗教革命成功后，已成为什叶派的大本营，也就拥有输出“宗教革命”的能力。1985年时，真主党创党人胡申法德拉拉毫不讳言地宣称服膺于伊朗柯梅尼长老的领导，目的是要赶走以色列，以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不过，黎巴嫩是个奇特的国家，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3年取得形式上独立，延至1946年法军撤走后，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它与以色列和叙利亚有共同边界，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国家不是以种族构成政治势力，而是以宗教分享政权。在三百七十五万人口中，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但宗教上回教徒占55%，基督教徒占40%，因此宪法规定，总统必须由天主教的马龙派人担任，总理则是回教逊尼派人担任，而议长必须是回教什叶派人。
在国会128席中，马龙派占34席，逊尼派占27席，什叶派也占27席，希腊正教派占14席等。由此可见黎巴嫩是中东国家唯一不是纯回教的国家，也因此被以色列容忍而希望能成为“好邻居”。可是却适得其反，不仅叙利亚牢控黎巴嫩，而且这些年来在伊朗培养下，真主党也参加议会选举赢得议席又加入内阁，但又拥有武装基地，在黎南成为以色列背上的一粒芒刺。
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打错算盘，它在1978年允许谢赫。亚辛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把穆斯林兄弟会整合成一个非盈利团体，注册为“伊斯兰穆加马”（意为伊斯兰团体），用以分化以阿拉法为首的法塔赫组织（巴解机构），不致对以色列成太大的威胁。但这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宗教组织在10年后（即1987年）转化为“哈马斯”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比巴解机构更有宗教背景，宣称要展开一场圣战，消除以色列，以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回教共和国。它与巴解最大的不同点是主张“政教合一”，不认同巴解的世俗主义。
哈马斯的活动，先后得到了伊拉克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力量不断壮大，除有和平的组织外（今年参加议会选举胜出，组成内阁），也有秘密组织，更有武装力量，逐渐对以色列构成严重的威胁。虽然属于逊尼派，但主张与真主党乃至伊朗接近，推行政教合一，也就得到真主党的响应，对以色列采取两面夹攻行动。这样一来，哈马斯又成为以色列背上另一粒芒刺。
从形势看来，正当阿拉伯国家不直接介入战局时，也给了伊朗一个机会壮大什叶派的威望，真主党对哈马斯的“拔刀相助”，彰显了什叶派正在争取主导权。美国若不正本清源，尽快落实巴勒坦立国，而是意图通过以色列来消灭或拔掉这两粒芒刺，又谈何容易呢？
30.7.06
“史实”与“史识”的争议
备受争议的《种族关系》的课本，于7月19日由内阁决定收回，因部份内容不适合作为教材用途。首相阿都拉说﹕“政府将会成立一个以历史学家为主的小组负责撰写另一课本取代。”
这是由于博特拉大学出版的《种族关系》的内容被指在提及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1999年大选华团的诉求事件及2001年甘榜美丹事件的评述具有种主义的观点，把责任推到不同族群的身上。
虽然负责策划国立大专《种族关系》课程的三苏安利辩解课程是以单元形式提出而无真正的课本可言，但不论是“讲义”、“指南”或“教材”，都包含了编者或写作者的主观意识，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就是说，写历史的人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意识或立场，并从他的角度来演绎历史，我们将此称为“史识”而不是“史实”。
所谓“史实”是指“历史的真实”或“历史的真相”；而“史识”是指历史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诠释”，这之中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其立场。当这两者被混淆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史识”掩盖了“史实”。
今日引发的争议就是因为作者被指用“史识”取代了“史实”，因此在另一方看来，只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不是其它族群可以接受的“史评”。
虽然，我们要区分“史实”和“史识”并不容易，毕竟历史是由人来写，而写的人的立场和观点也许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也就难免引起争议。但是，历史也不是全然可以把“真相”淹没的。这要看是什么年代的历史和站在什么立场写历史。
例如太久远的历史，自然是靠“史识”来认识“史实”，因为“史实”已无从考证，除非有出土文物加以推翻。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权威性就是因为他用“史识”来建立“史实”，而没有其它的史书足以辩驳，也就把“史识”当“史实”了。反之，如果是近数十年的历史，而许多当事人还健在的话，就容不得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因为另外的一方也有其“史观和史识”，自然会对另一方的“史识”作出挑战。
这就是说，越近代的历史，越不容易抹掉“史实”。举例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离开今天不过40年的历史，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就无法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况且有些事和人尚触及敏感课题，官方只好暂时“束之高阁”，待百年之后才来解读。
同样的道理，马来西亚的“五一三”事件距离也不过37年；尤其是这个课题仍属敏感课题，由一方来自下定论肯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因此最妥善的方法是侧重“史实”的描述，避免加入个人的“史识”。若遇到对种族和谐无所帮助的描述，也只好从简或把史料道出即可，不必有“史评”。
这是因为我国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种族和谐与谅解，才有《种族关系》课本的出现。说白了就是某些存争议的课题可以悬挂或暂不解密，让年青的学生从史料中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提高警觉，从而珍惜和平与和谐的重要性。若是进行学术研究，另当别论。当然百年之后，进行解密也非“敏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某些特定的历史，特别是种族关系的历史，在预定的议程下，一定得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需以“史识”来争辩。大家先尊重“史实”，不必强调“史识”，是较理想的折衷方案。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年青年人“以史鉴今”。则什么“史识”的争议和史观的辩论在此并不适用。并不是我们不尊重历史，而是历史这面镜子在某些事件上若被磨损，效果便会适得其反。明乎此，有时候历史会被迫处在“无声胜有声”的静态中，因为历史得让位于今天和明天的长治久安。
这是由于博特拉大学出版的《种族关系》的内容被指在提及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1999年大选华团的诉求事件及2001年甘榜美丹事件的评述具有种主义的观点，把责任推到不同族群的身上。
虽然负责策划国立大专《种族关系》课程的三苏安利辩解课程是以单元形式提出而无真正的课本可言，但不论是“讲义”、“指南”或“教材”，都包含了编者或写作者的主观意识，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就是说，写历史的人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意识或立场，并从他的角度来演绎历史，我们将此称为“史识”而不是“史实”。
所谓“史实”是指“历史的真实”或“历史的真相”；而“史识”是指历史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诠释”，这之中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其立场。当这两者被混淆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史识”掩盖了“史实”。
今日引发的争议就是因为作者被指用“史识”取代了“史实”，因此在另一方看来，只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不是其它族群可以接受的“史评”。
虽然，我们要区分“史实”和“史识”并不容易，毕竟历史是由人来写，而写的人的立场和观点也许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也就难免引起争议。但是，历史也不是全然可以把“真相”淹没的。这要看是什么年代的历史和站在什么立场写历史。
例如太久远的历史，自然是靠“史识”来认识“史实”，因为“史实”已无从考证，除非有出土文物加以推翻。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权威性就是因为他用“史识”来建立“史实”，而没有其它的史书足以辩驳，也就把“史识”当“史实”了。反之，如果是近数十年的历史，而许多当事人还健在的话，就容不得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因为另外的一方也有其“史观和史识”，自然会对另一方的“史识”作出挑战。
这就是说，越近代的历史，越不容易抹掉“史实”。举例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离开今天不过40年的历史，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就无法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况且有些事和人尚触及敏感课题，官方只好暂时“束之高阁”，待百年之后才来解读。
同样的道理，马来西亚的“五一三”事件距离也不过37年；尤其是这个课题仍属敏感课题，由一方来自下定论肯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因此最妥善的方法是侧重“史实”的描述，避免加入个人的“史识”。若遇到对种族和谐无所帮助的描述，也只好从简或把史料道出即可，不必有“史评”。
这是因为我国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种族和谐与谅解，才有《种族关系》课本的出现。说白了就是某些存争议的课题可以悬挂或暂不解密，让年青的学生从史料中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提高警觉，从而珍惜和平与和谐的重要性。若是进行学术研究，另当别论。当然百年之后，进行解密也非“敏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某些特定的历史，特别是种族关系的历史，在预定的议程下，一定得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需以“史识”来争辩。大家先尊重“史实”，不必强调“史识”，是较理想的折衷方案。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年青年人“以史鉴今”。则什么“史识”的争议和史观的辩论在此并不适用。并不是我们不尊重历史，而是历史这面镜子在某些事件上若被磨损，效果便会适得其反。明乎此，有时候历史会被迫处在“无声胜有声”的静态中，因为历史得让位于今天和明天的长治久安。
24.7.06
焦点人物丁福南
槟州行政议员丁福南“人气急升”，这些日子来成为新闻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有两个争议性的课题引发。其一是市面上传言四起，说他将是许子根之后的未来首席部长；其二是二槟州政府对槟岛交通系统的“革命”未能取得效果，造成议论纷纷，虽然内中有各种因素，但也将矛头指向丁福南。于是丁福南成了被议论，被评头品足的人物。
究竟丁福南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是在什么时候踏足政坛的？相信读者会有兴趣知道。
首先丁福南在锺灵中学毕业后，就负笈印度攻读医科，学成归来后曾在槟城中央医院当医生。那个时候，他对政治还不是十分热衷，但喜然与报社的人交朋友，开始了他对政治的关注。
当他在70年代准备自行创业时，他首先想到的是顶下一间药房，而不是自行开业。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刚好那个时候就在观音亭对面的杨清添荮房要出让，因为杨清添医生年纪大了，准备退休颐养天年，我曾问丁福南为何要承顶杨清添药房？他这样说：杨清添负素盛誉，尤其是为下层人民看病或收低廉费用或不收钱而赢得好名声。他愿意接收这一传统。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清添药房也是三轮车夫看病的诊所之一，因而有所谓「三轮车医生」的美誉。
当丁福南成为药房的主人后，他什么都没有改，只是在内部作一些小装修，门口的招牌依然是杨清添药房。他说这样子做，老顾客照归来，没钱的人也照来，他就依据杨医生的规矩看病。
慢慢地，他的药房生意好了起来，每天都有大把病人，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也不为过。直到多年以后，才见出现丁药房的牌子。他继承了杨清添的衣钵，也给他带来幸运。
他的幸运不单是在药房上，而且他也跨出另外的一步，向政坛迈进。大概是80年代，他比较积极在政治上活动，也成为市议员。不过他和许子根等华教人士的参加民政党是不同渠道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加入同一个政党。当1982年许子根在政坛上炒热且当选国会议员后，丁福南还是个“小人物”。顶多官拜芝麻九品官，做个市议员为民服务。
政治这条,路，对丁福南而言并不好走。在1990年第一次代表民政党出征州议席时，他以微差不足100票败下阵来。这一年反风甚大，行动党在33个州议席中扫走14席，民政跌剩7席，马华再次归零，由于巫统仍维持12席，国阵继续执阵，而那一年也启开了许子根时代。
1995年丁福南再作重归，这一次他雪洗前耻，如愿以偿地当上州议员。1996年他接替任期届满的陈锦华，成为槟岛市政局主席。这个职位在民间的口头上称之为“市长”。丁福南也成为了“丁市长”。其实在1966年过后，市议会已由州政府接，不再有民选市议员，也就没有“市长”之职。但市政局主席的职权比“市长” 大。因为以前的市长是只管乔治市，而后州政府将乔治市议会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管理面积也就涵蕴整个槟岛。
1999年丁福南再次胜出而出任州行政议员。槟岛市政局主席又再归由公务员担任，结朿了政治人物主管的年代（达9年之久）。虽然如此，丁福南还是被分管两地（槟岛和威省）的地方议会直到今天。
由于接近许子根，丁福南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子根的副手之一。在2004年的大选时，有风声说许子根可能弃州攻国，转调中央，丁福南又成为热门人物之一，结果是一切如常，许子根照归留在州议会，继续统领槟州政府。这个时候，仍然担任州行政议员的丁福南已是更加接近权力的边缘。
可能是因为这缘故，在民政党于2005年党选时，丁福南即以高票当选副主席。成为许子根之后的权力核心人物之一。基于这样的推理，也就有人认为若是许子根上调中央，丁福南很可能出线。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对丁福南而言也不知是喜还是忧。因为在一切都未成熟前，他已经成为一个评论的焦点，甚至有的候还成为耙子之一。例如最近的交通系统改革失败，槟州政府准备启动第二个方案时，就有箭射向丁福南，指他应对失败负责。言下之意是为他的政途堆上石块。这对丁福南来说，是“煎熬”，也是“磨练”。所谓政治，必有争议，有矛就有盾也！对任何人都没有例外，丁福南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确切地说，没有人知道将来的局面是洗牌或不洗牌？
究竟丁福南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是在什么时候踏足政坛的？相信读者会有兴趣知道。
首先丁福南在锺灵中学毕业后，就负笈印度攻读医科，学成归来后曾在槟城中央医院当医生。那个时候，他对政治还不是十分热衷，但喜然与报社的人交朋友，开始了他对政治的关注。
当他在70年代准备自行创业时，他首先想到的是顶下一间药房，而不是自行开业。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刚好那个时候就在观音亭对面的杨清添荮房要出让，因为杨清添医生年纪大了，准备退休颐养天年，我曾问丁福南为何要承顶杨清添药房？他这样说：杨清添负素盛誉，尤其是为下层人民看病或收低廉费用或不收钱而赢得好名声。他愿意接收这一传统。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清添药房也是三轮车夫看病的诊所之一，因而有所谓「三轮车医生」的美誉。
当丁福南成为药房的主人后，他什么都没有改，只是在内部作一些小装修，门口的招牌依然是杨清添药房。他说这样子做，老顾客照归来，没钱的人也照来，他就依据杨医生的规矩看病。
慢慢地，他的药房生意好了起来，每天都有大把病人，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也不为过。直到多年以后，才见出现丁药房的牌子。他继承了杨清添的衣钵，也给他带来幸运。
他的幸运不单是在药房上，而且他也跨出另外的一步，向政坛迈进。大概是80年代，他比较积极在政治上活动，也成为市议员。不过他和许子根等华教人士的参加民政党是不同渠道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加入同一个政党。当1982年许子根在政坛上炒热且当选国会议员后，丁福南还是个“小人物”。顶多官拜芝麻九品官，做个市议员为民服务。
政治这条,路，对丁福南而言并不好走。在1990年第一次代表民政党出征州议席时，他以微差不足100票败下阵来。这一年反风甚大，行动党在33个州议席中扫走14席，民政跌剩7席，马华再次归零，由于巫统仍维持12席，国阵继续执阵，而那一年也启开了许子根时代。
1995年丁福南再作重归，这一次他雪洗前耻，如愿以偿地当上州议员。1996年他接替任期届满的陈锦华，成为槟岛市政局主席。这个职位在民间的口头上称之为“市长”。丁福南也成为了“丁市长”。其实在1966年过后，市议会已由州政府接，不再有民选市议员，也就没有“市长”之职。但市政局主席的职权比“市长” 大。因为以前的市长是只管乔治市，而后州政府将乔治市议会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管理面积也就涵蕴整个槟岛。
1999年丁福南再次胜出而出任州行政议员。槟岛市政局主席又再归由公务员担任，结朿了政治人物主管的年代（达9年之久）。虽然如此，丁福南还是被分管两地（槟岛和威省）的地方议会直到今天。
由于接近许子根，丁福南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子根的副手之一。在2004年的大选时，有风声说许子根可能弃州攻国，转调中央，丁福南又成为热门人物之一，结果是一切如常，许子根照归留在州议会，继续统领槟州政府。这个时候，仍然担任州行政议员的丁福南已是更加接近权力的边缘。
可能是因为这缘故，在民政党于2005年党选时，丁福南即以高票当选副主席。成为许子根之后的权力核心人物之一。基于这样的推理，也就有人认为若是许子根上调中央，丁福南很可能出线。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对丁福南而言也不知是喜还是忧。因为在一切都未成熟前，他已经成为一个评论的焦点，甚至有的候还成为耙子之一。例如最近的交通系统改革失败，槟州政府准备启动第二个方案时，就有箭射向丁福南，指他应对失败负责。言下之意是为他的政途堆上石块。这对丁福南来说，是“煎熬”，也是“磨练”。所谓政治，必有争议，有矛就有盾也！对任何人都没有例外，丁福南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确切地说，没有人知道将来的局面是洗牌或不洗牌？
23.7.06
三项调查．两个置疑
在最近两个月内，有三项所谓国际调查给马来西亚打分。第一个是马来西亚人（以吉隆坡为标准）的礼貌倒数第三。第二个是马来西亚人不大讲究卫生，有三成人如厕后不洗手。而第三个是马来西亚人是快乐的。
这是国际组织的三个课题的调查结果，虽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将这三个结果连系起来评析，倒可说明某些调查存在着争议。
首先是《读者文摘》在全世界35个城市进行“礼貌调查”，结果发现马来西亚人缺乏礼貌，排名倒数第三，在百分比上，只得37分，殿后是孟买，只有32分，新加坡则倒数第五，得42分，名列前茅的是纽约。
它是根据三个方法进行抽样调查﹕(1)购物测试，看看店员有没有微笑或者说谢谢；(2)掉纸测试，调查员故意掉纸在地上，看看对方的反应；(3)帮忙拉门测试，看看对方是否为调查员开门或挡门等。
这种从小动作来检视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有礼貌虽然可以得出某种“结论”，但却不是全面与公允的，因为礼貌是一种待人接物之道，属于社交的一种礼节。马来西亚人一般上都是比较平和与保持公民应有的意识。例如懂得排队，不争先恐后；遇事虽有争执，但大多数也不鲁莽肢体冲突。也因为习惯成自然，不拘小节，有时也不显得对小事格外热心。如果你斤斤计较小节，期望人人向你微笑、说声谢谢或帮你拾起纸张或为你开门挡门才是礼貌的话，则可能会失去公平的评价。这就是说，《读者文摘》的调查若可以成立，则礼貌已被扭曲成“从细节定全局”的偏狭思维。
从礼貌再往前一推，《国际卫生理事会》又发现马来西亚人有34%进食或料理食物之前不洗手，并有29%的上了厕所先后不洗手。因此又得到马来西亚人不讲求卫生和清洁的“结论”。如果说一个不重视礼貌和卫生的国家，其人民则是属于快乐的一群，倒是新奇的结论？因此我们对《新经济基金会(NEF)》连同英国环保组织地球之友进行调查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有更大的问号。
这份报告指说“最快乐的国家”多在南美洲，而八大工业国家的人民也不大快乐，全部不入头50名。反而是亚洲的一些国家的快乐指数排在西方国家前头。比如令人吃惊的是越南竟排第12名，这个曾被瓜分为南北越，而战争连连，死伤无数，且在支离破碎的国土上重新统一立国的国家，在其努力挣托发展约30年光景已成为亚洲最快乐的国家？这不让人置疑也几难。还有菲律政局动荡不安，外劳大量输出也居然排名第17名，比起马来西亚的第44名超前，真是大跌眼镜。而新加坡排在第131名，也实在太意料之外了。
原来报告说所谓的快乐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心满意足”，“也非消费导向的国家”，“让人生活在不需要太多烦恼之中”作为“标准”。这样的调查结果如果又是可以成立的话，则生活在孤岛中的少数人群，没有竞争或原始生活当然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他们对生活对环境感到满意，平均寿命也会长些。这种不求上进不面对竞争和不需要接受挑战的“理论”，等于是“落后就是快乐”，“进步就是自寻烦恼”，也难怪先进的国家和进步的地区的人民越是不快乐。
若是这样，相信人民宁可生活在“不快乐”之中，而不要过着刻板与无忧无虑又无所突破的日子。
马来西亚人民倒底快乐不快乐？我们都心里有底。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调查不但离谱，也离开现实，没有客观价值可言。
总而言之，这三项调查，都没有使我们快乐起来，除了第二项大致不受挑战外，对于第一和第三项的调查我们都有存疑和置疑。
这是国际组织的三个课题的调查结果，虽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将这三个结果连系起来评析，倒可说明某些调查存在着争议。
首先是《读者文摘》在全世界35个城市进行“礼貌调查”，结果发现马来西亚人缺乏礼貌，排名倒数第三，在百分比上，只得37分，殿后是孟买，只有32分，新加坡则倒数第五，得42分，名列前茅的是纽约。
它是根据三个方法进行抽样调查﹕(1)购物测试，看看店员有没有微笑或者说谢谢；(2)掉纸测试，调查员故意掉纸在地上，看看对方的反应；(3)帮忙拉门测试，看看对方是否为调查员开门或挡门等。
这种从小动作来检视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有礼貌虽然可以得出某种“结论”，但却不是全面与公允的，因为礼貌是一种待人接物之道，属于社交的一种礼节。马来西亚人一般上都是比较平和与保持公民应有的意识。例如懂得排队，不争先恐后；遇事虽有争执，但大多数也不鲁莽肢体冲突。也因为习惯成自然，不拘小节，有时也不显得对小事格外热心。如果你斤斤计较小节，期望人人向你微笑、说声谢谢或帮你拾起纸张或为你开门挡门才是礼貌的话，则可能会失去公平的评价。这就是说，《读者文摘》的调查若可以成立，则礼貌已被扭曲成“从细节定全局”的偏狭思维。
从礼貌再往前一推，《国际卫生理事会》又发现马来西亚人有34%进食或料理食物之前不洗手，并有29%的上了厕所先后不洗手。因此又得到马来西亚人不讲求卫生和清洁的“结论”。如果说一个不重视礼貌和卫生的国家，其人民则是属于快乐的一群，倒是新奇的结论？因此我们对《新经济基金会(NEF)》连同英国环保组织地球之友进行调查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有更大的问号。
这份报告指说“最快乐的国家”多在南美洲，而八大工业国家的人民也不大快乐，全部不入头50名。反而是亚洲的一些国家的快乐指数排在西方国家前头。比如令人吃惊的是越南竟排第12名，这个曾被瓜分为南北越，而战争连连，死伤无数，且在支离破碎的国土上重新统一立国的国家，在其努力挣托发展约30年光景已成为亚洲最快乐的国家？这不让人置疑也几难。还有菲律政局动荡不安，外劳大量输出也居然排名第17名，比起马来西亚的第44名超前，真是大跌眼镜。而新加坡排在第131名，也实在太意料之外了。
原来报告说所谓的快乐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心满意足”，“也非消费导向的国家”，“让人生活在不需要太多烦恼之中”作为“标准”。这样的调查结果如果又是可以成立的话，则生活在孤岛中的少数人群，没有竞争或原始生活当然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他们对生活对环境感到满意，平均寿命也会长些。这种不求上进不面对竞争和不需要接受挑战的“理论”，等于是“落后就是快乐”，“进步就是自寻烦恼”，也难怪先进的国家和进步的地区的人民越是不快乐。
若是这样，相信人民宁可生活在“不快乐”之中，而不要过着刻板与无忧无虑又无所突破的日子。
马来西亚人民倒底快乐不快乐？我们都心里有底。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调查不但离谱，也离开现实，没有客观价值可言。
总而言之，这三项调查，都没有使我们快乐起来，除了第二项大致不受挑战外，对于第一和第三项的调查我们都有存疑和置疑。
16.7.06
社团林立调和种族关系？
理大研究生陈利威向我提出一系列已备好的问题，要我一一回答，原来这是理大与美国密芝根大学的一项合作调查计划，是在著名学者瓦斯尼（Ashutosh Varshney）教授主持下的调查研究，主题是“族群和平与公民社会”。因为他要证明他的一套理论是否可以成为普世标准？根据陈君的说法，瓦斯尼教授的论据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有越多的跨族群团体和族群团体的存在，有助于缓和种族冲突，因为各个族群都有管道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不会动辄就起冲突。
我被告知，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被调查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自从“513”事件（1969年）后，这个国家就不再发生种族冲突，似乎是他的理论或者可以成立的“试验场”。
我对于这种说法或说理论深感兴趣，因此也挑动我的神经腺，对此问题作一番思考。从一方面来说，马来西亚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国家，除政党之外，它在各个族群本身都存在许许多多的大小团体。有跨越族群容纳各民族的民间组织，也有族群中的各式各类的组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种现象以华人社会尤为显著。
当团体一多，虽然意见多多，各有表述，但遇有不顺心的事或对国家政策和施政有意见，又总会通过团体表达出来，或联合起来提呈备忘录，以抒解心中的不悦或不满。至于能否取得实质的效果，又是另外一回事。最低限度人民有机会通过最平和的手段进行诉求，不会有怨无处发泄。这是民主社会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虽然有时候不同的族群会对某些课题或施政产生争执或辩驳，但总是在民主的范畴内进行，不致一言不合，就诉诸极端。这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是经常发生的事，不算是反常。重要的是彼此都要有所克制和约束，尊重宪法是其中一个关键。彼此都不能超越底线，否则就是把事情闹大。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族群的和平共处与相互尊重又涉及许多重要的课题，不是社团可以解决，还得要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寻求一个共识和缓和之道。而在这方面，政府的公平施政起着决定性的因素。政党的介入也起一定的作用。由于这样，民间组织也好，或非政府组织也好，在它们提出比较尖锐性的课题或对某些政策和实施的结果作出批判性的响应后，也总是希望得到一个较为满意的解释或不再继续偏差下去。虽然民间并不可能事事顺心顺意；而且一个问题末了又出现一个问题，如此累积起来就是一箩箩的问题，但民间团体仍然喫而不舍，不让沟通管道阻塞，诉求了又再诉求。
自从1969年之后的37年间，马来西亚就是在这个架构上维持它的和平的局面。间中的族咩虽有时出现崩紧，但在调和下，又告缓和下来。终归没有大问题引发种族冲突。以致在外界看来，尤其是对研究种族问题的学者而言，马来西亚似乎在“创造一种奇迹”，即便有失调之处，也不再发生冲突。
当然这不是说马来西亚是完美的，但马来西亚存在千万个社团组织，却起着中和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人民明白冲突是两败俱伤的后果；因为经过“513”的教训后，人民都知道和平与民主的可贵。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种族问题已告解决，或不再有种族问题。这些年来，它有时也成为人民的一个困扰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为此，马来西亚要在实质上成为多元种族国家和谐生活的典范，还得下一番苦功，朝向建立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来捍卫和平的持续。
我被告知，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被调查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自从“513”事件（1969年）后，这个国家就不再发生种族冲突，似乎是他的理论或者可以成立的“试验场”。
我对于这种说法或说理论深感兴趣，因此也挑动我的神经腺，对此问题作一番思考。从一方面来说，马来西亚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国家，除政党之外，它在各个族群本身都存在许许多多的大小团体。有跨越族群容纳各民族的民间组织，也有族群中的各式各类的组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种现象以华人社会尤为显著。
当团体一多，虽然意见多多，各有表述，但遇有不顺心的事或对国家政策和施政有意见，又总会通过团体表达出来，或联合起来提呈备忘录，以抒解心中的不悦或不满。至于能否取得实质的效果，又是另外一回事。最低限度人民有机会通过最平和的手段进行诉求，不会有怨无处发泄。这是民主社会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虽然有时候不同的族群会对某些课题或施政产生争执或辩驳，但总是在民主的范畴内进行，不致一言不合，就诉诸极端。这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是经常发生的事，不算是反常。重要的是彼此都要有所克制和约束，尊重宪法是其中一个关键。彼此都不能超越底线，否则就是把事情闹大。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族群的和平共处与相互尊重又涉及许多重要的课题，不是社团可以解决，还得要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寻求一个共识和缓和之道。而在这方面，政府的公平施政起着决定性的因素。政党的介入也起一定的作用。由于这样，民间组织也好，或非政府组织也好，在它们提出比较尖锐性的课题或对某些政策和实施的结果作出批判性的响应后，也总是希望得到一个较为满意的解释或不再继续偏差下去。虽然民间并不可能事事顺心顺意；而且一个问题末了又出现一个问题，如此累积起来就是一箩箩的问题，但民间团体仍然喫而不舍，不让沟通管道阻塞，诉求了又再诉求。
自从1969年之后的37年间，马来西亚就是在这个架构上维持它的和平的局面。间中的族咩虽有时出现崩紧，但在调和下，又告缓和下来。终归没有大问题引发种族冲突。以致在外界看来，尤其是对研究种族问题的学者而言，马来西亚似乎在“创造一种奇迹”，即便有失调之处，也不再发生冲突。
当然这不是说马来西亚是完美的，但马来西亚存在千万个社团组织，却起着中和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人民明白冲突是两败俱伤的后果；因为经过“513”的教训后，人民都知道和平与民主的可贵。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种族问题已告解决，或不再有种族问题。这些年来，它有时也成为人民的一个困扰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为此，马来西亚要在实质上成为多元种族国家和谐生活的典范，还得下一番苦功，朝向建立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来捍卫和平的持续。
10.7.06
一度叱咤风云的庄汉良
也许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庄汉良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在60年代起，他在商界崛起，而在70年代领尽风骚。
我对庄汉良有印象是在1960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时，突然在报上发现一位独立人士候选人挑战社阵的候选人，竟成了大商人vs贩商。原来社阵的候选人骆万兴是一名报贩。
在社阵如日中天的年代，庄汉良这一战，自然是铩羽而归。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斗不过“无产阶级”。这一年，社阵在15席中，扫走14席，继续执政，联盟（马华）好像只剩下一名市议员，他就是庄友良。
我不明白为什么庄汉良要趟政治这潭浑水，因为无党派是不容易立足的。自此之后，庄汉良不再卷入政治，而是往商场大展手脚。
其实，也是在1960年，庄汉良已是百万身家。他在中路的独立豪宅也刚好落成，报纸上还出现贺词。直到今天，它还是庄氏家族的象征。
我大概在60年代中期开始认识庄汉良，那时他是两间(中小学)的董事长，也是槟州董联会的主席。在言谈中，我发现他是一名有头脑有政见的生意人，他有他的想法，也有他的固执的一面。做人口快心直，有不满之处会即时表达出来，而不是一个城俯很深的人。基于这个理念，他单枪匹马参加政治竞选，失败后才知道政治是群体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局面的。
诞生于1916年的庄汉良，主要从事五金钢铁，塑料原料的生意，与另一名闻商陈火炎是好搭挡。虽然自1958年起就是槟州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但到了1972年才真正出人头地，出任商会会长。更令人意料之外的，在不久之后，他当选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联合会（现改名为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成为风头甚健的红人，也是槟城人第一次走出“州门”，闯进吉隆坡 领导全马华商。再进一步，他又于1973年出任全国工商总会（各民族商组成）的会长一年。
就在他当红的年代，巧逢马来西亚政府准备与中国建交，也就派国企主席东姑拉沙里率领一个工商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庄汉良就是其中一名团员。这种高格调的访问，给庄汉良的名气加分，因为他从中国回来后就成为媒体追访的对象。我曾与他进行一次的访谈，而那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进入“批林批孔”的年代。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庄汉良的一席话。他形容当时的中国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人民穿着朴素，人人都敬爱毛主席。毛语录是人手一册的。他赞扬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团结与思想一致的国家，虽然说不上进步繁荣，但秩序井然，没有人敢做奸犯料。1974年的马中建交，更是庄汉良津津乐道的大事。
当然庄汉良也在中国寻找商机，只是在未开放的年代，这类的商机只适合试探性质，未能大张旗鼓进行。在1974年任期届满后，庄汉良把两个会长职（槟州的和全国的）移交给新任会长许平等，而他本身则转去出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负责复兴和重建工程（由1976年到1980年止），但他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大会堂建委会的主席。
由一位既不是千万富翁的商家来领导全国华商，庄汉良确有他特出的地方。他的特出有两点是值得一提的﹕记得在80年代他曾十分不满教育部有意派不谙华语华文的人来长校，他竟拍桌而起的发出“豪言壮语”﹕“如果教育部坚持这样做，我们把校地收回，让教育部另找地方上课”，也就是说，他准备面对教育部的压力。后来此事也不了了之，教育部也不再坚持。
如果当时双方闹僵，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以当时的情势来看，庄汉良还是比较占上风的。
这里附带一笔，庄汉良不仅有其名气，是全国性的华社领袖，讲话也有一定的份量（他的急性子也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与时任首席部长的林苍佑有较好的交情，能够审时度势发表言论。
其二，庄汉良不是胸无点墨的人，他有读过书，也会写文章。因此他不像一些社团领袖靠文胆写稿念讲词，而是自己亲笔写演讲稿，直接抒发他的想法和意见，不必假手予人。
他的字体是自成一格的。我在报馆服务时，就不时收到他的亲笔讲稿，还有每年元旦，华文报循例出版特刊，便会收到庄汉良的亲笔文章。对于一名殷商来说，也是少见的。说他是儒商，倒非言过其实。不过他的文章有时读来有点生硬，也不重视标点符号。为使文句顺畅，我也大胆地进行修润。
无论如何，他还是我认识中比较有文章品味，有学问的大商人。不仅于此，他还会写文章骂人。
在90年代，他又复出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而后逝世于在任期间(1992年) 。可惜的是庄汉良并没有结集出版过他的“言论集”，也就未留下“鸿文”供后人欣赏。
一位曾经叱咤商会和华团的领袖在逝世后的十多年的今天，总让人回想起他的“身宽体胖”和“直言不讳”的形象。庄汉良就是这么一位勇闯天下的“独行侠”。
我对庄汉良有印象是在1960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时，突然在报上发现一位独立人士候选人挑战社阵的候选人，竟成了大商人vs贩商。原来社阵的候选人骆万兴是一名报贩。
在社阵如日中天的年代，庄汉良这一战，自然是铩羽而归。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斗不过“无产阶级”。这一年，社阵在15席中，扫走14席，继续执政，联盟（马华）好像只剩下一名市议员，他就是庄友良。
我不明白为什么庄汉良要趟政治这潭浑水，因为无党派是不容易立足的。自此之后，庄汉良不再卷入政治，而是往商场大展手脚。
其实，也是在1960年，庄汉良已是百万身家。他在中路的独立豪宅也刚好落成，报纸上还出现贺词。直到今天，它还是庄氏家族的象征。
我大概在60年代中期开始认识庄汉良，那时他是两间(中小学)的董事长，也是槟州董联会的主席。在言谈中，我发现他是一名有头脑有政见的生意人，他有他的想法，也有他的固执的一面。做人口快心直，有不满之处会即时表达出来，而不是一个城俯很深的人。基于这个理念，他单枪匹马参加政治竞选，失败后才知道政治是群体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局面的。
诞生于1916年的庄汉良，主要从事五金钢铁，塑料原料的生意，与另一名闻商陈火炎是好搭挡。虽然自1958年起就是槟州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但到了1972年才真正出人头地，出任商会会长。更令人意料之外的，在不久之后，他当选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联合会（现改名为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成为风头甚健的红人，也是槟城人第一次走出“州门”，闯进吉隆坡 领导全马华商。再进一步，他又于1973年出任全国工商总会（各民族商组成）的会长一年。
就在他当红的年代，巧逢马来西亚政府准备与中国建交，也就派国企主席东姑拉沙里率领一个工商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庄汉良就是其中一名团员。这种高格调的访问，给庄汉良的名气加分，因为他从中国回来后就成为媒体追访的对象。我曾与他进行一次的访谈，而那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进入“批林批孔”的年代。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庄汉良的一席话。他形容当时的中国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人民穿着朴素，人人都敬爱毛主席。毛语录是人手一册的。他赞扬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团结与思想一致的国家，虽然说不上进步繁荣，但秩序井然，没有人敢做奸犯料。1974年的马中建交，更是庄汉良津津乐道的大事。
当然庄汉良也在中国寻找商机，只是在未开放的年代，这类的商机只适合试探性质，未能大张旗鼓进行。在1974年任期届满后，庄汉良把两个会长职（槟州的和全国的）移交给新任会长许平等，而他本身则转去出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负责复兴和重建工程（由1976年到1980年止），但他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大会堂建委会的主席。
由一位既不是千万富翁的商家来领导全国华商，庄汉良确有他特出的地方。他的特出有两点是值得一提的﹕记得在80年代他曾十分不满教育部有意派不谙华语华文的人来长校，他竟拍桌而起的发出“豪言壮语”﹕“如果教育部坚持这样做，我们把校地收回，让教育部另找地方上课”，也就是说，他准备面对教育部的压力。后来此事也不了了之，教育部也不再坚持。
如果当时双方闹僵，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以当时的情势来看，庄汉良还是比较占上风的。
这里附带一笔，庄汉良不仅有其名气，是全国性的华社领袖，讲话也有一定的份量（他的急性子也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与时任首席部长的林苍佑有较好的交情，能够审时度势发表言论。
其二，庄汉良不是胸无点墨的人，他有读过书，也会写文章。因此他不像一些社团领袖靠文胆写稿念讲词，而是自己亲笔写演讲稿，直接抒发他的想法和意见，不必假手予人。
他的字体是自成一格的。我在报馆服务时，就不时收到他的亲笔讲稿，还有每年元旦，华文报循例出版特刊，便会收到庄汉良的亲笔文章。对于一名殷商来说，也是少见的。说他是儒商，倒非言过其实。不过他的文章有时读来有点生硬，也不重视标点符号。为使文句顺畅，我也大胆地进行修润。
无论如何，他还是我认识中比较有文章品味，有学问的大商人。不仅于此，他还会写文章骂人。
在90年代，他又复出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而后逝世于在任期间(1992年) 。可惜的是庄汉良并没有结集出版过他的“言论集”，也就未留下“鸿文”供后人欣赏。
一位曾经叱咤商会和华团的领袖在逝世后的十多年的今天，总让人回想起他的“身宽体胖”和“直言不讳”的形象。庄汉良就是这么一位勇闯天下的“独行侠”。
9.7.06
槟州首席部长的“传奇”
最近，槟州首席部长职又成为热门课题，大家都在热切讨论和猜测未来的局面，但总得不出一个结论。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历史来演绎首席部长的人选，倒是有三个“传奇”的故事。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不要随意猜想，变化就在微妙之中。
先说第一个“传奇”。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前，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力劝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于是在1957年8月4日，报章刊出的头条新闻如下﹕槟州州长（现已易名为槟州元首）将由联合邦立法议会议长拉惹乌达出任，而首席部长是林苍佑。
这个职位不是林苍佑的首选，他希望成为全国性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不接受这项推荐，而是要向中央跨进（结果他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中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他转而向东姑推荐由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但还得经过一场民主的党内（联盟）选举，才能确定谁是“真命天子”。当时有两个人争夺这一高职，另外一人是谢成金。巧合的是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兄。不过他不是接近林苍佑的人（王保尼与林苍佑是“急进党”人，一起过枝马华）。在7月16日的联盟会议上，王保尼与谢成金各得6票，最后林苍佑运用主席多一票的规定，判定王保尼胜出。就这样王保尼在林苍佑护航下登上高位，一位教书先生在时来运转下脱颖而出，他不是“钦定”的人选，却意外地被扶起。
第二个“传奇”是1969年大选时，由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竟然“石破天惊”地夺得槟州执政权。不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或有“先见之明”，王保尼潇洒地回报林苍佑当年“知遇之恩”，促请林苍佑在5月11日到州长府宣誓就职，而他也同时卸职。如果再延迟两天，局面可能改观，因为“513”的种族冲突悲剧随之发生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终止。林苍佑也许无法顺利接任，也许党内会起变化。
这并非“耸人听闻”或“杞人忧天”。果然在1971年民政党就闹内閧，差点把林苍佑整下来。因为另一派系在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他后来出任马大校长）及总秘书陈志勤领导下推出陈扑根取代林苍佑，但斗不过林苍佑，结果功亏一篑纷纷退党，整个民政党才成了林苍佑的“天下”，才稳住执政权。
第三个“传奇”发生在1990年的大选后，林苍佑出乎意料之外跌马，民主行动党在林吉祥带领下赢得14个州议席，民政只剩7席，马华则再一次“全军覆没”，巫统保住12席。在没有指定接班人下，民政党也不敢肯定谁会成为新首席部长。后来在巫统商议下，决定让民政党推荐人选。这个时候许子根并非首选，而是有一位曾任中央副部长的吴清德准备上位，以取代林苍佑的空缺。换句话说，民政党必须在这两个人之中挑选一人。论资历当然吴清德占上风，但论人缘背景，许子根则是“一头黑马”。在得到林苍佑等人的祝福下，许子根终于“过关斩将”，在中委会议上得到较多数的支持，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
从上述三个“传奇”来看，槟州首席部长职是不能被刻意安排的，也不是“钦定”的。它的变化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谁会知道独立时林苍佑不上位却跑出一个王保尼来？而且王保尼上位也不是可以由林苍佑一手操办的。如果当年谢成金胜多一票，局面就改观了。
同样的，王保尼在位时也未刻意培养接班人，他没有想到会一败涂地。马华也因这一巨变，此后就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
轮到林苍佑时代，同样没有想到会栽筋斗。有人说许岳金及吴清德是他刻意培养的接班人，事实证明是猜错了。许子根也不是他栽培的接班人，他是顺势“破土而出”的第三代领导人。
如今轮到许子根年代，他一样不可能“钦定”接班人，一切有待未来的演变而定。这也要等到大选后才能显出端倪。毕竟在大选前接任党主席不意味林敬意要退出内阁，我们就不必东猜西猜了，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
先说第一个“传奇”。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前，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力劝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于是在1957年8月4日，报章刊出的头条新闻如下﹕槟州州长（现已易名为槟州元首）将由联合邦立法议会议长拉惹乌达出任，而首席部长是林苍佑。
这个职位不是林苍佑的首选，他希望成为全国性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不接受这项推荐，而是要向中央跨进（结果他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中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他转而向东姑推荐由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但还得经过一场民主的党内（联盟）选举，才能确定谁是“真命天子”。当时有两个人争夺这一高职，另外一人是谢成金。巧合的是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兄。不过他不是接近林苍佑的人（王保尼与林苍佑是“急进党”人，一起过枝马华）。在7月16日的联盟会议上，王保尼与谢成金各得6票，最后林苍佑运用主席多一票的规定，判定王保尼胜出。就这样王保尼在林苍佑护航下登上高位，一位教书先生在时来运转下脱颖而出，他不是“钦定”的人选，却意外地被扶起。
第二个“传奇”是1969年大选时，由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竟然“石破天惊”地夺得槟州执政权。不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或有“先见之明”，王保尼潇洒地回报林苍佑当年“知遇之恩”，促请林苍佑在5月11日到州长府宣誓就职，而他也同时卸职。如果再延迟两天，局面可能改观，因为“513”的种族冲突悲剧随之发生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终止。林苍佑也许无法顺利接任，也许党内会起变化。
这并非“耸人听闻”或“杞人忧天”。果然在1971年民政党就闹内閧，差点把林苍佑整下来。因为另一派系在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他后来出任马大校长）及总秘书陈志勤领导下推出陈扑根取代林苍佑，但斗不过林苍佑，结果功亏一篑纷纷退党，整个民政党才成了林苍佑的“天下”，才稳住执政权。
第三个“传奇”发生在1990年的大选后，林苍佑出乎意料之外跌马，民主行动党在林吉祥带领下赢得14个州议席，民政只剩7席，马华则再一次“全军覆没”，巫统保住12席。在没有指定接班人下，民政党也不敢肯定谁会成为新首席部长。后来在巫统商议下，决定让民政党推荐人选。这个时候许子根并非首选，而是有一位曾任中央副部长的吴清德准备上位，以取代林苍佑的空缺。换句话说，民政党必须在这两个人之中挑选一人。论资历当然吴清德占上风，但论人缘背景，许子根则是“一头黑马”。在得到林苍佑等人的祝福下，许子根终于“过关斩将”，在中委会议上得到较多数的支持，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
从上述三个“传奇”来看，槟州首席部长职是不能被刻意安排的，也不是“钦定”的。它的变化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谁会知道独立时林苍佑不上位却跑出一个王保尼来？而且王保尼上位也不是可以由林苍佑一手操办的。如果当年谢成金胜多一票，局面就改观了。
同样的，王保尼在位时也未刻意培养接班人，他没有想到会一败涂地。马华也因这一巨变，此后就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
轮到林苍佑时代，同样没有想到会栽筋斗。有人说许岳金及吴清德是他刻意培养的接班人，事实证明是猜错了。许子根也不是他栽培的接班人，他是顺势“破土而出”的第三代领导人。
如今轮到许子根年代，他一样不可能“钦定”接班人，一切有待未来的演变而定。这也要等到大选后才能显出端倪。毕竟在大选前接任党主席不意味林敬意要退出内阁，我们就不必东猜西猜了，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
2.7.06
文化大革命四十年祭
今年刚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1966-2006），回顾这一段血泪斑斑的历史，当可温故知新。“文革”的远因要推前到1958年的“大跃进”，用以回应1956年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出现的反共思想；同时也是1957年反右斗争和整肃的延续（丁玲和艾青等著名作家被当成右派下放）。毛泽东在“大跃进”的旗帜下，把较早前（1953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及随之出现的“人民公社”结合成“三面红旗”。
这“三面红旗”的特征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社，防止出现苏联在克鲁晓夫领导下的修正主义使红色江山变色，因而有康生的一句“名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传遍全中国。循着这一大方针，文艺路线也出现“两结合”的理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及革命的浪漫主义），以推动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
虽然在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大跃进”的失误，但被扳倒了；虽然在1960到1962年出现三年灾害，造成生命损失，但刘少奇并没有占上风。为了制止各类的言论及防止“三面红旗”落地，获得毛泽东信任而已升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在1964年推出了“毛主席语录”，要人民天天读，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林彪说了只要运用毛语录，天下难事肯定迎刃而解。
就这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极点，也就有利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底）的发表，终于为“文化大革命”掀开序幕。于是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撤消1964年以彭真为首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组”，否定彭真的《二月提纲》，另立以江青及陈伯达等人组成的具有无上权威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向毛泽东负责。《五一六通知》（即5月16日拍板的）也就成为“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强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以反击《二月提纲》的“没有立，不可能有破”。根据这一新观点，对以后的“大批判”和“大破坏”行动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一思潮滚动下席卷全国并幅射海外，它具有下列的特征﹕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推出“京剧革命”的“样板戏”（以《红灯记》最具代表性）及文学创作上的“三突出”（以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作为代表）。因而出现所谓的“八亿人民只观看八个样板戏”和浩然小说的“一枝独秀”的反讽言论；‚毛语录成了“红宝书”，人手一册，随时挥动，毛泽东被“神化”。林彪成了“造神运动”的主将，毛泽东被冠上“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的最高荣誉；ƒ“红卫兵”大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对著名人士进行肉体迫害的“斗批改”；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下，《大字报》四处张贴，真假不分，足以置人于死地，句句插入心肺（刘少奇就是其中一个被女儿“告发”的受害者）。其它被打倒的政要文人不计其数，包括邓小平在内；„“红卫兵”运动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国青少年“上山下乡，一时成为时兴；…王洪文借红卫兵之力和组织工人在上海造反，而后全国各地进行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各省市政府机关的运作；†最具讽刺性的是对“文革”大力推动的林彪在1971年飞机失事后，转而成为“文革”的反面教材，在1973年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本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用意是要“洗涤人类灵魂，把人民变成无产阶级者。要么是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要么是站在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中间路线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毛泽东的“文革”是希望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大同“圣城”（当时中国有六亿人口）；但从人的本性来说，又是违反人的自然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把每一个人印成同一个模式和同一个思想。
“文革”在1976年因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的“一网成擒”而落幕。虽在1980年被邓小平拨乱反正，否定“文革”，但由于涉及中共的建国历史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仍不易说得清楚，因此直到今天，中国政府无法认同新一代的异议者借“文革”针对时政大作文章，企图动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基。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不对“文革”全面解冻。
30.6.06
评回教党不变中求变
回教党最近有两个动作是向华社招手的。其一是出版华文的《人民时事》月刊；其二是准备“开放门户”，接受非回教徒成为该党的候选人。表面上看来，这是回教党策略的改变，实际上这样的改变又能改变了多少，尤其是对华人社会而言？因为回教党并没有告诉人民，它准备怎么样在党内进行改革？如果这个党仍然坚持其一贯的政教不分的思想，而且认为它的“政治宗教化”或“宗教政治化”的理念是绝对正确的话，那么，非回教徒恐怕很难与它共舞，因为他们不知道回教党是要跳“现代舞”还是“传统舞”？
虽然回教党希望华社能了解回教党的斗争目标，但这样的形式改变而不是实质的改变，将不容易引起华社的共鸣。
为什么我们说回教党没有进行实质的改革，以致华社对它只有隔膜而没有亲切感？从回教党的历史演变即可一窥全豹。
首先，成立于1951年的回教党，已经拥有55年的党龄。它从一开始就是推崇“以教立国”的理念，因此取名为回教党。换句话说，这个政党是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它把巫统视为直接和强大的对手。
不过，在建党后不久，为了调低宗教色彩，它迎来了一位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他就是巴哈鲁丁医生（在1956年出任党主席，一直到1969年逝世）。巴哈鲁丁原是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的领袖。这个党创立于1945年战后，但在1950年被查封，理由是受共党渗透。继后，他又于1955年与布斯达曼连手成立左翼的人民党，翌年退党加入回教党。因此基本上，巴哈鲁丁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回教主义三结合的化身。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并没有特别突出宗教至上的理念。
这虽然说明回教党是宽容与兼收并蓄的政党，可以吸纳各种流派于其中，但在巴哈鲁丁之后，回教党逐渐地导向马来社会，因此一度曾与巫统合作，更加入了国阵（1971-1977）。在阿斯里领导下，回教党的民族主义色彩又膨胀起来。可是转入80年代，回教党换来了法兹诺的领导，他逐步地强化回教党的宗教意识。
在法兹诺时代，回教党有两个突破，第一个是在1990年夺回吉兰丹州政权；第二个是在1999年又夺下丁加奴州政权，在国会跃居成最大反对党。当然这不是回教党单独取得的成绩，而是先后借助东姑拉沙里及安华的连手。如果没有这两个外来因素，回教党是不可能有此“辉煌战果”。
可惜的是，坐大的回教党不理会非回教徒的感受，执意要推行“政教合一”的治国方针，迷信宗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在千禧年后哈迪阿旺取代法兹诺的遗缺，更展示了其长袍宗教师形象，与非回教党的距离越拉越长。即使是马来社会，也不以为改变国家宪法是必要的。因此在2004年的大选，选民再一次教训了回教党，甚至安华也不认同回教党的单边思维。
如今回教党要改变形象的关键在于它必须先从内部做起，来一个脱胎换骨，认清这是一个多元社会而不是单元社会，不能事事一厢情愿，否则单凭出版华文刊物和选派几位非回教徒当候选人，仍是于事无补的。华人社会要看到的是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回教党而不是“新瓶装旧酒”来取悦民心。这就要看回教党领导人有没有与时俱进的果敢决心──放弃“断肢法”和宗教凌驾宪法的宗教偏激思想。
虽然回教党希望华社能了解回教党的斗争目标，但这样的形式改变而不是实质的改变，将不容易引起华社的共鸣。
为什么我们说回教党没有进行实质的改革，以致华社对它只有隔膜而没有亲切感？从回教党的历史演变即可一窥全豹。
首先，成立于1951年的回教党，已经拥有55年的党龄。它从一开始就是推崇“以教立国”的理念，因此取名为回教党。换句话说，这个政党是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它把巫统视为直接和强大的对手。
不过，在建党后不久，为了调低宗教色彩，它迎来了一位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他就是巴哈鲁丁医生（在1956年出任党主席，一直到1969年逝世）。巴哈鲁丁原是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的领袖。这个党创立于1945年战后，但在1950年被查封，理由是受共党渗透。继后，他又于1955年与布斯达曼连手成立左翼的人民党，翌年退党加入回教党。因此基本上，巴哈鲁丁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回教主义三结合的化身。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并没有特别突出宗教至上的理念。
这虽然说明回教党是宽容与兼收并蓄的政党，可以吸纳各种流派于其中，但在巴哈鲁丁之后，回教党逐渐地导向马来社会，因此一度曾与巫统合作，更加入了国阵（1971-1977）。在阿斯里领导下，回教党的民族主义色彩又膨胀起来。可是转入80年代，回教党换来了法兹诺的领导，他逐步地强化回教党的宗教意识。
在法兹诺时代，回教党有两个突破，第一个是在1990年夺回吉兰丹州政权；第二个是在1999年又夺下丁加奴州政权，在国会跃居成最大反对党。当然这不是回教党单独取得的成绩，而是先后借助东姑拉沙里及安华的连手。如果没有这两个外来因素，回教党是不可能有此“辉煌战果”。
可惜的是，坐大的回教党不理会非回教徒的感受，执意要推行“政教合一”的治国方针，迷信宗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在千禧年后哈迪阿旺取代法兹诺的遗缺，更展示了其长袍宗教师形象，与非回教党的距离越拉越长。即使是马来社会，也不以为改变国家宪法是必要的。因此在2004年的大选，选民再一次教训了回教党，甚至安华也不认同回教党的单边思维。
如今回教党要改变形象的关键在于它必须先从内部做起，来一个脱胎换骨，认清这是一个多元社会而不是单元社会，不能事事一厢情愿，否则单凭出版华文刊物和选派几位非回教徒当候选人，仍是于事无补的。华人社会要看到的是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回教党而不是“新瓶装旧酒”来取悦民心。这就要看回教党领导人有没有与时俱进的果敢决心──放弃“断肢法”和宗教凌驾宪法的宗教偏激思想。
28.6.06
论陈水扁的两张王牌
陈水扁做梦都想不到他会陷入四面楚歌而不知如何从深陷的政治泥潭中爬起来。虽然他在亲属卷入操股案及其它一连串的指控不规则行为中力图划清界限，但台湾民众，尤其是国亲两党都不相信陈水扁可以推卸责任，因此有了倒扁运动，以期在最短时间内把他拉下台。
这一种政治的角力战就目前来看阿扁已屈居下风，虽然还不至于会造成倒扁或倒阁近期内获得成功，但陈水扁身为台湾总统，已失去一个政治领袖的风范而诚信大幅度的退减。在这种劣势下，陈水扁手中还有什么王牌？他究竟已是民进党的“宝贵资产”抑或是“累赘包袱”，这是值得深思的。
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的上台靠得是两张王牌。其一是创立于1986年的民进党（今年刚好步入20周年），从一开始就打出“台独”这张牌子。这其中的含意是在反共大旗下，企图来一个“釜底抽薪”，与中国大陆切断关系，“杜绝共产党的统治”。这一招果然比起国民党与大陆的藕断丝连的关系来得干脆。在两相比较下，国民党的反共也就比不起民进党的“出位”了。在这方面，身为民进党的领导人陈水扁确是煸情功夫一流，居然能借“台独”之名鼓起一股思潮，让台湾人民相信跟着陈水扁走尤胜于迷信国民党的固步自封。就这样陈水扁在2000年当选台湾总统而使民进党跃居执政党地位，把国民党的50年统治拉下台。
虽然陈水扁并没有就此达到他的“台独”目的，但经他经营下的台湾，却被他振振有词地化成“一边一国论”，进而转变成“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两个不同实体。更妙的是，在不反对台湾人赚大陆钱的当儿，陈水扁似乎“成功”地让台湾人民相信政治上的脱钩是正确的方向。这种思潮也一直存在台湾人民的脑海中，即使有所置疑其独立的可行性，也没有强烈反对陈水扁的“台湾潮流”。因为这样子的言行，至少足以“保持台湾现状”，也就不再讨论“一国两制”的事。正因为这股逆流一直挥之不去，连国民党的马英九也从来不提“谈判统一大业”，立下的条件竟是“中国平反六四后再来谈”，而“台独”只是一种思想，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这番话说到底也是顺应“台独”的思潮，可见陈水扁当政六年是以此来稳住政权。这就是民进党第一张王牌。
其二是民进党是靠鼓吹“清廉”起家，以反讽国民党的“黑金政治”积重难返。这一点刚好打中民心，于是民进党一路挺进，在各级选举中突围而出，最终夺取台湾执政权力，掀开民进党时代。虽然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陈水扁的“台独”牌受到冲击，但还是勉强靠“一颗子弹”疑案再度蝉联执政。可见仍有一半的选民相信陈水扁“做得还可以”。这是他取信于民的一个依据。讵料在今年爆出了女婿涉弊案，而且越闹越大，人民的“思潮”已因“内政”问题（“外交”问题转变成次要地位）来一个大逆转，理由是“清廉”两个字变成笑柄，使民进党因陈水扁而惨遭非议。这样一来，阿扁的政治操守与政治道德一夜之间被冲击的“支离破碎”，也许“罪”不及本身，但民怨的沸腾已把阿扁看成是“道德罪人”，他再也不能“振臂疾呼狼来自对岸”来凝集“民意”；恰恰相反，而是来自本身的后院而变得口舌打结。这使人想起70年代的“水阐案”。不知阿扁此刻有没有想起尼克逊的悲剧？
当第二张王牌失灵的时候，它对民意与民进党的伤害是不言而谕的，也就连带让人置疑第一张王牌是否也是个“迷路”？
这一种政治的角力战就目前来看阿扁已屈居下风，虽然还不至于会造成倒扁或倒阁近期内获得成功，但陈水扁身为台湾总统，已失去一个政治领袖的风范而诚信大幅度的退减。在这种劣势下，陈水扁手中还有什么王牌？他究竟已是民进党的“宝贵资产”抑或是“累赘包袱”，这是值得深思的。
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的上台靠得是两张王牌。其一是创立于1986年的民进党（今年刚好步入20周年），从一开始就打出“台独”这张牌子。这其中的含意是在反共大旗下，企图来一个“釜底抽薪”，与中国大陆切断关系，“杜绝共产党的统治”。这一招果然比起国民党与大陆的藕断丝连的关系来得干脆。在两相比较下，国民党的反共也就比不起民进党的“出位”了。在这方面，身为民进党的领导人陈水扁确是煸情功夫一流，居然能借“台独”之名鼓起一股思潮，让台湾人民相信跟着陈水扁走尤胜于迷信国民党的固步自封。就这样陈水扁在2000年当选台湾总统而使民进党跃居执政党地位，把国民党的50年统治拉下台。
虽然陈水扁并没有就此达到他的“台独”目的，但经他经营下的台湾，却被他振振有词地化成“一边一国论”，进而转变成“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两个不同实体。更妙的是，在不反对台湾人赚大陆钱的当儿，陈水扁似乎“成功”地让台湾人民相信政治上的脱钩是正确的方向。这种思潮也一直存在台湾人民的脑海中，即使有所置疑其独立的可行性，也没有强烈反对陈水扁的“台湾潮流”。因为这样子的言行，至少足以“保持台湾现状”，也就不再讨论“一国两制”的事。正因为这股逆流一直挥之不去，连国民党的马英九也从来不提“谈判统一大业”，立下的条件竟是“中国平反六四后再来谈”，而“台独”只是一种思想，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这番话说到底也是顺应“台独”的思潮，可见陈水扁当政六年是以此来稳住政权。这就是民进党第一张王牌。
其二是民进党是靠鼓吹“清廉”起家，以反讽国民党的“黑金政治”积重难返。这一点刚好打中民心，于是民进党一路挺进，在各级选举中突围而出，最终夺取台湾执政权力，掀开民进党时代。虽然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陈水扁的“台独”牌受到冲击，但还是勉强靠“一颗子弹”疑案再度蝉联执政。可见仍有一半的选民相信陈水扁“做得还可以”。这是他取信于民的一个依据。讵料在今年爆出了女婿涉弊案，而且越闹越大，人民的“思潮”已因“内政”问题（“外交”问题转变成次要地位）来一个大逆转，理由是“清廉”两个字变成笑柄，使民进党因陈水扁而惨遭非议。这样一来，阿扁的政治操守与政治道德一夜之间被冲击的“支离破碎”，也许“罪”不及本身，但民怨的沸腾已把阿扁看成是“道德罪人”，他再也不能“振臂疾呼狼来自对岸”来凝集“民意”；恰恰相反，而是来自本身的后院而变得口舌打结。这使人想起70年代的“水阐案”。不知阿扁此刻有没有想起尼克逊的悲剧？
当第二张王牌失灵的时候，它对民意与民进党的伤害是不言而谕的，也就连带让人置疑第一张王牌是否也是个“迷路”？
26.6.06
叶祖意与宏愿大学
叶祖意在1952年逝世后，留下的身家连他的子孙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清楚的是，叶氏家族的现款不足以清还叶祖意的遗产锐。他们不能动用银行的钱，因此一欠就欠了廿年。
过后怎么清还的呢？叶祖意的孙子叶龙发说，在70年代初期，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他要大事发展的工业，却又苦无土地，只好通过土地法令进行征用。这之中就有一大片地皮是属于叶祖意的。就这样，州政府在征用土地后，拨给叶祖意家族900万元，而他们就用这笔款项交还给遗产积。这意味着付还了遗产税，叶祖意家族可以在存下的大片土地进行发展。
为什么槟州政府征地会征到叶祖意的身上，是不是因为叶氏家族曾与林苍佑有过节？一点也不是，反而是帮了叶氏家族一个大忙，让他们解决了悬住廿年的遗产税。
这片被征用的土地就是今日欣欣向荣的峇六拜区，已变成峇央峇鲁新卫星镇。根据叶龙发说法，其祖父的土地是从峇六拜的飞机场算起，一直到青草巷，在当地是属于未开发的处女地。其面积之广，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算，真是大到不知几万依格。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的话，今日座落在峇六拜机场附近的中山学校的校址就是叶祖意献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情。根据《星期论坛报》（Sunday Tribune）1949年的报导说﹕槟城的百万富翁叶祖意献出一块地皮（即目前的校址）予中山学校，而当时的建筑等费用估计10万元左右。另一名慈善百万富翁胡文虎起而响应，他答应负责承建费不足之数。换句话说，人民的献捐数目不够，就全由他垫给。
中山学校是在1912年创立的。但战后学生增加，不敷应用，董事会乃有兴建新校之举。终于获得叶祖意慨然捐地及胡文虎出资，也就完成当地华社的一大心愿（胡文虎是万金油大王，也是当时《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的独资老板）。
当然在物换星移下，今天的中山学校已显得陈旧，只是在50年前，它又是何其幸运和辉煌一时？
除了中山学校外，在1950年时，叶祖意应胡文虎之邀也为湾岛的菩提学校新校舍主持开幕，显见两位翁的惺惺相惜。胡文虎对叶祖意的到来开幕竭为荣幸，虽然这座耗资30万元的新校舍是由胡文虎承建的，但也得助于其它众多人数的协助，包括叶祖意在内。胡文虎在演说中也形容菩提学校是全马唯一的用佛的爱心来推行的教育。
不仅于此，叶祖意在50年代初期对创建不久的马来亚大学（设在新加坡）贡献良多，他是第一位个人带头捐献最大数目者。先是捐献10万元，继又再捐5万元在马大设立中文图书馆。继后叶祖意又再多捐10万元，总共捐助马大25万元，使到马大的捐款在1950年时已达致2百44万余元。
叶祖意除善于赚钱置地外，也对教育事业表现热心，在他逝世后也成立了叶祖意慈善基金，存下巨款在后来也多用在教育事业上。
根据叶龙发说，他们曾在80年代之后创建了Disted College，用以培养学生，而校址就在叶祖意的中路产业。后来他们进行扩建，使之成为备具规模的高等学院。再后来又与Stamford College合并而成了今日的Disted Stamford College。
如果说这还不是大手笔的话，那么在千禧年后，叶氏家族慷慨地将叶祖意豪宅让给民政办宏愿大学就是千秋大事。叶龙发表示是为了实现叶祖意的心愿，通过教育来造福人群。
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且行将开课的宏愿开放大学是一间非传统性的大学，总校在槟城而分校设在吉隆坡的民政大厦内。
民政在这方面的努力也让人看到它正与马华和国大党一样，要有一间大学来托高党的形象。据知林敬益带头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总共集资了6千万元，而其中有1千万元是许子根等人在槟州集资的。
当然最大的功勋要归叶祖意的家族鼎力相助，如果没有叶氏家族的大方，也不那么容易成事。预料不久之后，叶祖意的豪宅不再是冷冷清清，而是一座弦歌不辍的学府。单就这点，叶祖意的家族为叶祖意立下“永垂不朽”的功德，化解了上一代与林苍佑的恩恩怨怨，也算是回报林苍佑70年代的征地解决了遗产税。
过后怎么清还的呢？叶祖意的孙子叶龙发说，在70年代初期，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他要大事发展的工业，却又苦无土地，只好通过土地法令进行征用。这之中就有一大片地皮是属于叶祖意的。就这样，州政府在征用土地后，拨给叶祖意家族900万元，而他们就用这笔款项交还给遗产积。这意味着付还了遗产税，叶祖意家族可以在存下的大片土地进行发展。
为什么槟州政府征地会征到叶祖意的身上，是不是因为叶氏家族曾与林苍佑有过节？一点也不是，反而是帮了叶氏家族一个大忙，让他们解决了悬住廿年的遗产税。
这片被征用的土地就是今日欣欣向荣的峇六拜区，已变成峇央峇鲁新卫星镇。根据叶龙发说法，其祖父的土地是从峇六拜的飞机场算起，一直到青草巷，在当地是属于未开发的处女地。其面积之广，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算，真是大到不知几万依格。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的话，今日座落在峇六拜机场附近的中山学校的校址就是叶祖意献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情。根据《星期论坛报》（Sunday Tribune）1949年的报导说﹕槟城的百万富翁叶祖意献出一块地皮（即目前的校址）予中山学校，而当时的建筑等费用估计10万元左右。另一名慈善百万富翁胡文虎起而响应，他答应负责承建费不足之数。换句话说，人民的献捐数目不够，就全由他垫给。
中山学校是在1912年创立的。但战后学生增加，不敷应用，董事会乃有兴建新校之举。终于获得叶祖意慨然捐地及胡文虎出资，也就完成当地华社的一大心愿（胡文虎是万金油大王，也是当时《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的独资老板）。
当然在物换星移下，今天的中山学校已显得陈旧，只是在50年前，它又是何其幸运和辉煌一时？
除了中山学校外，在1950年时，叶祖意应胡文虎之邀也为湾岛的菩提学校新校舍主持开幕，显见两位翁的惺惺相惜。胡文虎对叶祖意的到来开幕竭为荣幸，虽然这座耗资30万元的新校舍是由胡文虎承建的，但也得助于其它众多人数的协助，包括叶祖意在内。胡文虎在演说中也形容菩提学校是全马唯一的用佛的爱心来推行的教育。
不仅于此，叶祖意在50年代初期对创建不久的马来亚大学（设在新加坡）贡献良多，他是第一位个人带头捐献最大数目者。先是捐献10万元，继又再捐5万元在马大设立中文图书馆。继后叶祖意又再多捐10万元，总共捐助马大25万元，使到马大的捐款在1950年时已达致2百44万余元。
叶祖意除善于赚钱置地外，也对教育事业表现热心，在他逝世后也成立了叶祖意慈善基金，存下巨款在后来也多用在教育事业上。
根据叶龙发说，他们曾在80年代之后创建了Disted College，用以培养学生，而校址就在叶祖意的中路产业。后来他们进行扩建，使之成为备具规模的高等学院。再后来又与Stamford College合并而成了今日的Disted Stamford College。
如果说这还不是大手笔的话，那么在千禧年后，叶氏家族慷慨地将叶祖意豪宅让给民政办宏愿大学就是千秋大事。叶龙发表示是为了实现叶祖意的心愿，通过教育来造福人群。
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且行将开课的宏愿开放大学是一间非传统性的大学，总校在槟城而分校设在吉隆坡的民政大厦内。
民政在这方面的努力也让人看到它正与马华和国大党一样，要有一间大学来托高党的形象。据知林敬益带头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总共集资了6千万元，而其中有1千万元是许子根等人在槟州集资的。
当然最大的功勋要归叶祖意的家族鼎力相助，如果没有叶氏家族的大方，也不那么容易成事。预料不久之后，叶祖意的豪宅不再是冷冷清清，而是一座弦歌不辍的学府。单就这点，叶祖意的家族为叶祖意立下“永垂不朽”的功德，化解了上一代与林苍佑的恩恩怨怨，也算是回报林苍佑70年代的征地解决了遗产税。
19.6.06
叶祖意媳妇斗林苍佑
叶祖意与林苍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的家族与林苍佑有一段恩怨。说起来像神话小说，却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五十年代。原来是两个女人一先一后涉足政坛，与林苍佑拗手瓜。
当林苍佑于1947年返回槟城后，不出几年就踏足政坛，在1951年被委为殖民地地槟州议员，也是在这一年，他联合一批受英文教育知识分子成立了“槟城急进党”（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其实一点也不急进。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槟城乔治市议会首举行直接选举（局部选举，15席选9席，另6席由槟城参政司委任），急进党共派出9名候选人角逐，林苍佑没有参加提名，但他的政党出现一位女候选人。这个人就是亿万富翁叶祖意的孙女叶真宝律师（她是叶金和的千金）。
叶真宝（Nancy Yeap）是唯一的女候选人，在那个年代，算是绝无仅有的豪门淑女参政。我们不知道林苍佑与叶祖意的交情有多深，但我们知道通过叶真宝，林苍佑与叶祖意家族开始有了交往。在那一年，叶祖意已是83岁高龄，健康大不如前，因此也不可能干预孙女参政。1952年，叶祖意以84高龄辞世。
在林苍佑的协助下，叶真宝在加拉歪区以最高票当选市议员（可任期三年，第二高票则任期两年，第三高票只任期一年，余者落选）。一炮而红后，人气急升的叶真宝在1954年当选急进党的副主席，与林苍佑同属一级（原本林苍佑在1953年已出任党主席，但在1954年坚拒蝉联，提议由美农医生出任主席，而只接受担任副主席。原来在那个时候林苍佑已准备加入马华公会。他也在这一年将“槟城急进党”改名为“急进党”，把“槟城”去掉）。
就叶真宝而言，她是坚持保留“急进党”，而不同意林苍佑主张将急进党带进马华公会。虽然急进党在1954年接受不提名市议会选举，让位于联盟，但叶真宝选择引退，而未与林苍佑一道参加马华公会。这一年叶真宝的市议员也任期届满。急进党也因为林苍佑应陈祯禄之感召而陷入“群龙无首”，后来“无疾而终”。
为什么我们会说叶真宝不满意林苍佑把“急进党”导入迷失之中，下面的例子就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
在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后（当时一个人参加两个政党是被允许的），林苍佑已崛起成为槟州的政治领袖。
一方面他出任英殖民政府控制的槟州议会的“首席议员”（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另一方面他准备接受选民的考验，在1955年参加槟州立法议会选举，且以联盟候选人身份角逐加拉歪区，以成为民选州议员。
正在躇踌志满的当儿，突然半路杀出“程咬金”拦路。此人不是无名之辈，而是叶真宝的母亲黄绣娘，她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与林苍佑打对台。
黄萧娘的来头可真不小，她是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千金，也是马来亚糖王叶祖意的媳妇。挟着这两大金字招牌，正如武侠小说中的“巾帼英雄”骑着骏马杀到﹕“老娘来也！”。为什么不是叶真宝亲自出马，而是“杨令婆挂帅”？
我们推测是叶真宝对林苍佑有意见，但忝为“同志”，不便撕破脸皮，也就不反对母亲挑战林苍佑。这样一来，整个选举的高潮就集中在加拉歪区，因为林苍佑只许胜，不许败。倘若此役无动，那我们就没有以后林苍佑那么多的精彩故事了。
反过来说，黄绣娘如果有意染指政治，她选择其它选区，并以联盟旗帜角逐，自然胜利在望。可见她志不在参政，而是要为“急进党”出一口气，缩小而言，是为女儿出一口气。这种母女同心又见诸于竞选运动中，母女同行沿户访问，又发文告，又作演讲。黄绣娘有了女儿助阵，直斥林苍佑“出卖”急进党。她公开质问林苍佑﹕“急进党是否有开过大会授权党魁参加联盟？”她更指责林苍佑“中途换马”，爬向联盟的“驿车”，目的是争取做官和往上爬，“背弃”了急进党。
林苍佑巧妙地避开黄绣娘对他进行的“体无完肤”的攻击，他不回应（他牢记孔子的教训不与女人争），而是把话题转向华人的团结及华人的未来。
选举结果，林苍佑以大热胜出，黄绣娘也从此“埋名隐姓”，不问政事。1956年，其女儿叶真宝移居新加坡，下嫁外籍人，而她本身较后也离开槟城，一段政坛佳话，如过眼烟云，回想起来又是历历在目。
林苍佑就是因此与叶祖意的家族有了鲜为人知的恩怨。还好叶祖意当时已离开人世，如果他在世，不知道会不会让洋化的媳妇“抛头露脸”？
当林苍佑于1947年返回槟城后，不出几年就踏足政坛，在1951年被委为殖民地地槟州议员，也是在这一年，他联合一批受英文教育知识分子成立了“槟城急进党”（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其实一点也不急进。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槟城乔治市议会首举行直接选举（局部选举，15席选9席，另6席由槟城参政司委任），急进党共派出9名候选人角逐，林苍佑没有参加提名，但他的政党出现一位女候选人。这个人就是亿万富翁叶祖意的孙女叶真宝律师（她是叶金和的千金）。
叶真宝（Nancy Yeap）是唯一的女候选人，在那个年代，算是绝无仅有的豪门淑女参政。我们不知道林苍佑与叶祖意的交情有多深，但我们知道通过叶真宝，林苍佑与叶祖意家族开始有了交往。在那一年，叶祖意已是83岁高龄，健康大不如前，因此也不可能干预孙女参政。1952年，叶祖意以84高龄辞世。
在林苍佑的协助下，叶真宝在加拉歪区以最高票当选市议员（可任期三年，第二高票则任期两年，第三高票只任期一年，余者落选）。一炮而红后，人气急升的叶真宝在1954年当选急进党的副主席，与林苍佑同属一级（原本林苍佑在1953年已出任党主席，但在1954年坚拒蝉联，提议由美农医生出任主席，而只接受担任副主席。原来在那个时候林苍佑已准备加入马华公会。他也在这一年将“槟城急进党”改名为“急进党”，把“槟城”去掉）。
就叶真宝而言，她是坚持保留“急进党”，而不同意林苍佑主张将急进党带进马华公会。虽然急进党在1954年接受不提名市议会选举，让位于联盟，但叶真宝选择引退，而未与林苍佑一道参加马华公会。这一年叶真宝的市议员也任期届满。急进党也因为林苍佑应陈祯禄之感召而陷入“群龙无首”，后来“无疾而终”。
为什么我们会说叶真宝不满意林苍佑把“急进党”导入迷失之中，下面的例子就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
在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后（当时一个人参加两个政党是被允许的），林苍佑已崛起成为槟州的政治领袖。
一方面他出任英殖民政府控制的槟州议会的“首席议员”（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另一方面他准备接受选民的考验，在1955年参加槟州立法议会选举，且以联盟候选人身份角逐加拉歪区，以成为民选州议员。
正在躇踌志满的当儿，突然半路杀出“程咬金”拦路。此人不是无名之辈，而是叶真宝的母亲黄绣娘，她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与林苍佑打对台。
黄萧娘的来头可真不小，她是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千金，也是马来亚糖王叶祖意的媳妇。挟着这两大金字招牌，正如武侠小说中的“巾帼英雄”骑着骏马杀到﹕“老娘来也！”。为什么不是叶真宝亲自出马，而是“杨令婆挂帅”？
我们推测是叶真宝对林苍佑有意见，但忝为“同志”，不便撕破脸皮，也就不反对母亲挑战林苍佑。这样一来，整个选举的高潮就集中在加拉歪区，因为林苍佑只许胜，不许败。倘若此役无动，那我们就没有以后林苍佑那么多的精彩故事了。
反过来说，黄绣娘如果有意染指政治，她选择其它选区，并以联盟旗帜角逐，自然胜利在望。可见她志不在参政，而是要为“急进党”出一口气，缩小而言，是为女儿出一口气。这种母女同心又见诸于竞选运动中，母女同行沿户访问，又发文告，又作演讲。黄绣娘有了女儿助阵，直斥林苍佑“出卖”急进党。她公开质问林苍佑﹕“急进党是否有开过大会授权党魁参加联盟？”她更指责林苍佑“中途换马”，爬向联盟的“驿车”，目的是争取做官和往上爬，“背弃”了急进党。
林苍佑巧妙地避开黄绣娘对他进行的“体无完肤”的攻击，他不回应（他牢记孔子的教训不与女人争），而是把话题转向华人的团结及华人的未来。
选举结果，林苍佑以大热胜出，黄绣娘也从此“埋名隐姓”，不问政事。1956年，其女儿叶真宝移居新加坡，下嫁外籍人，而她本身较后也离开槟城，一段政坛佳话，如过眼烟云，回想起来又是历历在目。
林苍佑就是因此与叶祖意的家族有了鲜为人知的恩怨。还好叶祖意当时已离开人世，如果他在世，不知道会不会让洋化的媳妇“抛头露脸”？
12.6.06
叶祖意如何成为糖王？
白手成家的叶祖意之所以在后来成为富甲一方的殷商是与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提携分不开的。根据叶祖意的孙儿叶龙发的追述，黄仲涵十分赏识叶祖意的做生意手法。由于十分讲信用，每月把所卖得的原糖，都如数付还，很得黄仲涵的赏识，于是将两位女儿嫁给叶祖意的儿子。一个嫁给其伯父叶金和，也就是后来在政坛打响知名度的黄绣娘；另一位嫁给其父亲叶福和，也就是黄腰。但其父的这段婚姻并没有终老，因为彼此的性格与思想回异，也就仳离了。
叶龙发这样子比喻，他的伯父和父亲都是在本地受英文教育，在祖父的严格管教下，没有多大机会见过世面，但黄仲涵的儿女就不同了，她们曾周游世界各国，会驾汽车是小儿科，她们甚至学会驾飞机。换句话说，叶家的下一代和黄家的下一代在生活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究竟黄仲涵是何许人？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他在1866年11月9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省府三宝垄，只比叶祖意长两岁。他的父亲黄志信是于1858年离开福建同安，落脚在三宝垄。几经奋斗，开设了建源公司，专门从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土产生意，后来再把业务扩大到兼营典当业、邮信、树桐及鸦片等等，财源滚滚而来。当黄志信于1901年逝世时，给他的次子黄仲涵留下的遗产是700万美金及1000万荷兰盾。凭着这一优势，再加上与当地荷兰殖民地政府关系良好，黄仲涵也种植了蔗糖，把业务带进糖业，先后开设了9间糖厂，占据了印度尼西亚糖业市场的60%，而且远销至世界各国，包括马来亚在内。叶祖意也因为需要糖供而和黄仲涵攀上关系。
黄仲涵随后又介入银行业和船运业（给后来的叶祖意带来灵感），终于崛起成为印度尼西亚首富，被誉为印度尼西亚榶王乃至东南亚糖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后，黄仲涵为避开荷兰政府的重税，移居新加坡，归化为英藉民。在新加坡他先后捐助15万元和10万元予莱佛士佛学院及华侨中学。1924年病逝新加坡，享年58岁，遗体运回三宝垄安葬。
马新的华人领袖后来成为千万富翁的，也与黄仲涵有关。例如李光前（陈嘉庚女婿）、陈六使（南洋大学创办人）及李延年（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等都曾受黄氏的恩惠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然受惠最大和最直接的莫过于叶祖意了。他不但成为第一代马新的糖王（当今炙手可热的郭鹤年是第二代糖王），而且和黄仲涵成了亲家，关系的密切，由此可见。
黄仲涵共有8位夫人，生下26名子女（男女各一半），他的三位女儿也曾一度闪闪发亮。除了两位嫁给叶祖意的公子外，还有一位妹妹黄惠兰嫁给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
顾维钧在1915年，28岁时被命为中国驻美公使，后又任驻英公使，1922年奉召回国出任外交总长，再于1931年升为署理外部部长，继之又辗转做回驻英及驻美大使，一直担任到1950年离职。堪称为一位全职的外交家，黄惠兰也因此成为知名的外交夫人。
就在黄仲涵移居新加坡的那一年，叶祖意也追随黄仲涵的后尘开办万兴利银行。开办之初，资金有限，只有2百万元。凭着其过人的意志，叶祖意不断地累积资金，也在新加坡开设万兴利银行分行。不仅于此，叶祖意再把业务不断扩大，除涉及树胶与椰油种植业外，更投巨资在锡矿业上。在1930年世界不景气时，叶祖意大胆地以低价囤积大量的锡米。当经济较为好转时，他的囤锡也在伦敦及纽约的锡市场起制衡作用。其眼光之独到，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因此得以在1933年把注意力放眼于地产业的发展。最先开发的是位于土库街的整条街的建筑物，包括万兴利银行总部及近海墘的仓库。他把其新式建筑物出租，一度尚且成为英殖民地政府驻槟参政司（相等于槟城总督）的政府办公大楼。
从不名一文到小杂货店东到什么行业都染指，而且是生意越做越大的叶祖意在短短的廿年内，已是槟城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如果说他在战前（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45年）已是槟城最富有的富翁，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可惜那时还没有世界富豪名人榜之选，如果有的话，叶祖意肯定名列其中，而且应是马来亚首富，那是因为根据他的孙子叶龙发说，他也不知道他祖父有多少的财产，只知道很多很多。
但是叶祖意的家族又如何与林苍佑有一段的恩怨？这也是许多人想知道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谈。
叶龙发这样子比喻，他的伯父和父亲都是在本地受英文教育，在祖父的严格管教下，没有多大机会见过世面，但黄仲涵的儿女就不同了，她们曾周游世界各国，会驾汽车是小儿科，她们甚至学会驾飞机。换句话说，叶家的下一代和黄家的下一代在生活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究竟黄仲涵是何许人？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他在1866年11月9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省府三宝垄，只比叶祖意长两岁。他的父亲黄志信是于1858年离开福建同安，落脚在三宝垄。几经奋斗，开设了建源公司，专门从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土产生意，后来再把业务扩大到兼营典当业、邮信、树桐及鸦片等等，财源滚滚而来。当黄志信于1901年逝世时，给他的次子黄仲涵留下的遗产是700万美金及1000万荷兰盾。凭着这一优势，再加上与当地荷兰殖民地政府关系良好，黄仲涵也种植了蔗糖，把业务带进糖业，先后开设了9间糖厂，占据了印度尼西亚糖业市场的60%，而且远销至世界各国，包括马来亚在内。叶祖意也因为需要糖供而和黄仲涵攀上关系。
黄仲涵随后又介入银行业和船运业（给后来的叶祖意带来灵感），终于崛起成为印度尼西亚首富，被誉为印度尼西亚榶王乃至东南亚糖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后，黄仲涵为避开荷兰政府的重税，移居新加坡，归化为英藉民。在新加坡他先后捐助15万元和10万元予莱佛士佛学院及华侨中学。1924年病逝新加坡，享年58岁，遗体运回三宝垄安葬。
马新的华人领袖后来成为千万富翁的，也与黄仲涵有关。例如李光前（陈嘉庚女婿）、陈六使（南洋大学创办人）及李延年（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等都曾受黄氏的恩惠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然受惠最大和最直接的莫过于叶祖意了。他不但成为第一代马新的糖王（当今炙手可热的郭鹤年是第二代糖王），而且和黄仲涵成了亲家，关系的密切，由此可见。
黄仲涵共有8位夫人，生下26名子女（男女各一半），他的三位女儿也曾一度闪闪发亮。除了两位嫁给叶祖意的公子外，还有一位妹妹黄惠兰嫁给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
顾维钧在1915年，28岁时被命为中国驻美公使，后又任驻英公使，1922年奉召回国出任外交总长，再于1931年升为署理外部部长，继之又辗转做回驻英及驻美大使，一直担任到1950年离职。堪称为一位全职的外交家，黄惠兰也因此成为知名的外交夫人。
就在黄仲涵移居新加坡的那一年，叶祖意也追随黄仲涵的后尘开办万兴利银行。开办之初，资金有限，只有2百万元。凭着其过人的意志，叶祖意不断地累积资金，也在新加坡开设万兴利银行分行。不仅于此，叶祖意再把业务不断扩大，除涉及树胶与椰油种植业外，更投巨资在锡矿业上。在1930年世界不景气时，叶祖意大胆地以低价囤积大量的锡米。当经济较为好转时，他的囤锡也在伦敦及纽约的锡市场起制衡作用。其眼光之独到，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因此得以在1933年把注意力放眼于地产业的发展。最先开发的是位于土库街的整条街的建筑物，包括万兴利银行总部及近海墘的仓库。他把其新式建筑物出租，一度尚且成为英殖民地政府驻槟参政司（相等于槟城总督）的政府办公大楼。
从不名一文到小杂货店东到什么行业都染指，而且是生意越做越大的叶祖意在短短的廿年内，已是槟城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如果说他在战前（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45年）已是槟城最富有的富翁，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可惜那时还没有世界富豪名人榜之选，如果有的话，叶祖意肯定名列其中，而且应是马来亚首富，那是因为根据他的孙子叶龙发说，他也不知道他祖父有多少的财产，只知道很多很多。
但是叶祖意的家族又如何与林苍佑有一段的恩怨？这也是许多人想知道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谈。
11.6.06
两个现象带来混淆
有两个现象，容易引起人们的混淆，我们不得不加以重视。其一是华团之中出现名字相似的组织而引起争议；其二是私立学府当中，人人都以“学院”冠而名之，以致在人们的印象中办“学院”如同开公司，说办就办，外人看来眼花撩乱，似乎“学院”如同大排档，应有尽有？
先说第一个现象是近年来引发的。由于新成立或新注册的社团，在中文取名上与原有的组织极为相似，引起对方的抗议而争执不休。我们先不评论为何会有这样的导因，但我们要关注的是起用相似“中文名”的用意。在既有的团体看来，这是搞对抗；在新组织的团体看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做各的，有什么好抗议的？
本来，一个组织内闹矛盾和分化是在所难免的，选举时出现两个阵营也是常有的事，但选过后彼此要服膺民主的决定。若是动辄闹分裂也就失去民主的意义。
不过，我们也很难阻止不同帮派和不同派系的人另起炉灶，因为在民主的社会中，谁都有权利召集一批人申办新团体，而与原团体分道扬鏣，这在历史上已有过类似的情况。只是问题就出在申请注册时，概以马来文名或英文名为标准，至于中文如何取名，就非社团注册官的事。当申办成功后，中文的取名与原社团十分接近，甚至是同名同字，只是秩序倒转而已。
当法律以注册名为依据时，华团的争议就无时无了，也容易引起混淆。欣闻国内事务部副部长陈财和已关注此事以减少纷争。虽然我们无意争议谁是谁非的问题，但这样的做法是不幸和令人遗憾的。
第二个现象也是由来已久，那就是“学院”的名称已被滥用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除了“大学”（University）“大学院校”（University College）的名称不能随意套用外，举凡任何人注册一个教育单位，都可以在中文字上使用“学院”。因此一个小小的马来西亚，学院数目竟可达五六百间，真是达到人人都至少是学院生的阶段。
而事实上又非如此，我们曾被教育部（现在已有高等教育部之设）官员告知，若要申办College（学院），一定要有校园，有足够的条件，否则只能申办Institute。这之中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必须有校园，另一个不需有校园（设在店屋也行）。可是那些没有校园的，在中文名上，又一概以“学院”冠之。教育当局全以国英文注册名看待，也就不管中文名如何称呼了。
抑有进者，冠上“学院”（中文字）后，又推出“双联课程”，又与海外大学挂拘，在形式上与正规的学院无异，也难怪在外人看来马来西亚的教育是何其的发达？待到所谓的“学院”出现问题时（货不对办），我们又将之归类为“个别现象”。
由于素质参差不齐，有人以“学院”为牟利工具，造成我国要立足成为区域教育中心受到一定程度的挫折。近年来情况令人堪虞。与我国要争取10万名中国学生前来留学的努力“背道而弛”。例如中国的朋友，在比较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院校后，宁可选择前者，即使要付高昂费用，也以子女教育为重。这就涉及信心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结构无疑是开放性的，也鼓励私人办大专院校，但我们并没有重视中文字上的“滥用”，以致久而久之，人们对正规的学院也失去信心。
在这方面，真希望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翁诗杰进行整顿，力求私立院校按规矩办事，不要越轨和巧立名目，更不能滥用“学院”名称，否则混淆视听之余，受害的是马来西亚的教育宏愿。
先说第一个现象是近年来引发的。由于新成立或新注册的社团，在中文取名上与原有的组织极为相似，引起对方的抗议而争执不休。我们先不评论为何会有这样的导因，但我们要关注的是起用相似“中文名”的用意。在既有的团体看来，这是搞对抗；在新组织的团体看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做各的，有什么好抗议的？
本来，一个组织内闹矛盾和分化是在所难免的，选举时出现两个阵营也是常有的事，但选过后彼此要服膺民主的决定。若是动辄闹分裂也就失去民主的意义。
不过，我们也很难阻止不同帮派和不同派系的人另起炉灶，因为在民主的社会中，谁都有权利召集一批人申办新团体，而与原团体分道扬鏣，这在历史上已有过类似的情况。只是问题就出在申请注册时，概以马来文名或英文名为标准，至于中文如何取名，就非社团注册官的事。当申办成功后，中文的取名与原社团十分接近，甚至是同名同字，只是秩序倒转而已。
当法律以注册名为依据时，华团的争议就无时无了，也容易引起混淆。欣闻国内事务部副部长陈财和已关注此事以减少纷争。虽然我们无意争议谁是谁非的问题，但这样的做法是不幸和令人遗憾的。
第二个现象也是由来已久，那就是“学院”的名称已被滥用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除了“大学”（University）“大学院校”（University College）的名称不能随意套用外，举凡任何人注册一个教育单位，都可以在中文字上使用“学院”。因此一个小小的马来西亚，学院数目竟可达五六百间，真是达到人人都至少是学院生的阶段。
而事实上又非如此，我们曾被教育部（现在已有高等教育部之设）官员告知，若要申办College（学院），一定要有校园，有足够的条件，否则只能申办Institute。这之中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必须有校园，另一个不需有校园（设在店屋也行）。可是那些没有校园的，在中文名上，又一概以“学院”冠之。教育当局全以国英文注册名看待，也就不管中文名如何称呼了。
抑有进者，冠上“学院”（中文字）后，又推出“双联课程”，又与海外大学挂拘，在形式上与正规的学院无异，也难怪在外人看来马来西亚的教育是何其的发达？待到所谓的“学院”出现问题时（货不对办），我们又将之归类为“个别现象”。
由于素质参差不齐，有人以“学院”为牟利工具，造成我国要立足成为区域教育中心受到一定程度的挫折。近年来情况令人堪虞。与我国要争取10万名中国学生前来留学的努力“背道而弛”。例如中国的朋友，在比较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院校后，宁可选择前者，即使要付高昂费用，也以子女教育为重。这就涉及信心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结构无疑是开放性的，也鼓励私人办大专院校，但我们并没有重视中文字上的“滥用”，以致久而久之，人们对正规的学院也失去信心。
在这方面，真希望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翁诗杰进行整顿，力求私立院校按规矩办事，不要越轨和巧立名目，更不能滥用“学院”名称，否则混淆视听之余，受害的是马来西亚的教育宏愿。
5.6.06
许岳金回应说“内情”
许岳金从新加坡返槟后，就与我见面，回应我在272期《号外周报》的评论。在一个半钟头的谈话中，他首先对我的题目《许岳金大起大落》有意见。他说他是一步一步在政坛探出头来，不是乘直升机“大起”，他也不是一下子滑落而消失政坛，而是经过一番抗争后才急流勇退，因此在政治上他不是“大起大落”的人。
接着他爆出他之所以从政的“内幕”。那是1973年的时候，民政党元老黎敏悟（开修车厂，也修理许岳金的汽车而结识）邀他组织一批知识分子参加民政党。那时他在大英义学当数学主任，有稳固的收入。他当时是有机会接任中华中学校长职的。
不过，为了响应林苍佑的号召，他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邀得志同道合者经常在他宅中讨论政治问题。结果他们一批人（约百人）投入民政党，包括后来出任议员的庄森培（医生）、陈崇德（医生）及林兴智（大学生）等。
他回忆起被林苍佑传召他出任候选人时，就决定向政府辞教职。这是一条不归路，因为若竞选失败他就回不了头。很幸运的他在丹绒武雅州议席胜出。从那一刻开始，他一连三届担任丹绒武雅州议员。他在任期内，协助汉民及培华小学重建成功。
虽然他在政治上打出一片春天，但在党内却未能如愿以偿。在80年代初期被林苍佑劝告而打消与邱继圃争槟州主席。后来他要接替邱继圃留下的空缺，又遇陈锦华拦路。两次失之交臂，登不上槟州主席。
虽然他官位曾在80年代中期一度升上“代首席部长”，但煮熟的鸭子飞掉了。许岳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一位华社领袖告诉他，首席部长这个职位是“某某帮人”来做的。意味着不是某某帮的他将登不上大位，又有一位民政党元老曾这样问他：你认为某某人是否适合当行政议员。言下之意又暗示“爱人若结婚了，新郎不是他”。
果然不幸而言中，他在1986年未再派出任州候选人，而是被调往攻打升旗山国席（当时被执政党视为黑区）。他说，他一生中没有做对不起林苍佑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调打国席？后来在折衷下，他的原有州议席由他选派候选人，他就选其妻舅邱武扬上阵。这种安排意味着“他的自己人”随时会让他重回州议会。可是当他在升旗山国席失败后，并没有被安排参加补选，他也只好认命了（过后许岳金过档马华公会，在1990年被派攻打峇央峇汝国席，又再铩羽而归）。
对此，他坚决否认在担任代首席部长时有“出位的动作”。他激动地说，这是制造舆论来排斥他。他是按规距担任代首席部长，自然也接近民间组织，并没有什么“计谋”在内。因此说他“出位”是“无中生有”的事。他不否认党内有一股势力把他挤出政治核心。他十分遗憾的是丹绒武雅是他起家的地方，而丹绒武雅后来却成为他“永远的伤痛”。因为他认为在他任期内，对丹绒武雅的发展与改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成为他的稳固的地盘。
许岳金有其才华又是一个不认命的人。但他官运不济却又是改变不了的现实。我记得有一次，大约是1986年大选后，我的香港老朋友燕青（刘乃济）来到槟城（如果没记错，应是1988年）在我的安排下，与许岳金有个聚会。当时刘乃济为他“相命”，说他“官运已不再”，替他惋惜，但许岳金不信邪，接下来在1990年及1995年再参加竞选，结果翻不了身。
许岳金告诉我，在90年代他办教育时，曾给首相马哈迪写了长信，建议把马来西亚发展成区域教育中心，后来又再写一封信，提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他尤其看重来自中国的学生会以马来西亚作为“跳板”，再到西方大学深造。可惜的是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努力未能达到指标。
他又向我透露，去年安华出狱后，有与他会面，他送了一本书给安华，是外国人写中国的──《巨龙──中国的未来》（Big Dragon – The Future Of China）。他也告诉安华若要重返政坛，有必要作出决心，不能有含糊的态度。
我记得，1988年安华出事后，曾透过其原任政治秘书曼梳奥斯曼博士（安华有两位政治秘书，另一位是依桑，因为安华是副首相兼财长）“寻找” 许岳金来领导槟州，但此事没有下文。
已经退稳政坛的许岳金也就与安华的公正党擦身而过，如今的许岳金已不参政，但仍不断“论政”。他现在是新加坡大公司的企业顾问，专门在中国开拓市场。这就是今日的许岳金。政治对他而言已不再激情，但他留下一句话：从政者，要有立功，立德及立言的意志，否则就不能成大器。不过他也举列世界伟人不一定从政，也一样能为后世“立言”。
接着他爆出他之所以从政的“内幕”。那是1973年的时候，民政党元老黎敏悟（开修车厂，也修理许岳金的汽车而结识）邀他组织一批知识分子参加民政党。那时他在大英义学当数学主任，有稳固的收入。他当时是有机会接任中华中学校长职的。
不过，为了响应林苍佑的号召，他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邀得志同道合者经常在他宅中讨论政治问题。结果他们一批人（约百人）投入民政党，包括后来出任议员的庄森培（医生）、陈崇德（医生）及林兴智（大学生）等。
他回忆起被林苍佑传召他出任候选人时，就决定向政府辞教职。这是一条不归路，因为若竞选失败他就回不了头。很幸运的他在丹绒武雅州议席胜出。从那一刻开始，他一连三届担任丹绒武雅州议员。他在任期内，协助汉民及培华小学重建成功。
虽然他在政治上打出一片春天，但在党内却未能如愿以偿。在80年代初期被林苍佑劝告而打消与邱继圃争槟州主席。后来他要接替邱继圃留下的空缺，又遇陈锦华拦路。两次失之交臂，登不上槟州主席。
虽然他官位曾在80年代中期一度升上“代首席部长”，但煮熟的鸭子飞掉了。许岳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一位华社领袖告诉他，首席部长这个职位是“某某帮人”来做的。意味着不是某某帮的他将登不上大位，又有一位民政党元老曾这样问他：你认为某某人是否适合当行政议员。言下之意又暗示“爱人若结婚了，新郎不是他”。
果然不幸而言中，他在1986年未再派出任州候选人，而是被调往攻打升旗山国席（当时被执政党视为黑区）。他说，他一生中没有做对不起林苍佑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调打国席？后来在折衷下，他的原有州议席由他选派候选人，他就选其妻舅邱武扬上阵。这种安排意味着“他的自己人”随时会让他重回州议会。可是当他在升旗山国席失败后，并没有被安排参加补选，他也只好认命了（过后许岳金过档马华公会，在1990年被派攻打峇央峇汝国席，又再铩羽而归）。
对此，他坚决否认在担任代首席部长时有“出位的动作”。他激动地说，这是制造舆论来排斥他。他是按规距担任代首席部长，自然也接近民间组织，并没有什么“计谋”在内。因此说他“出位”是“无中生有”的事。他不否认党内有一股势力把他挤出政治核心。他十分遗憾的是丹绒武雅是他起家的地方，而丹绒武雅后来却成为他“永远的伤痛”。因为他认为在他任期内，对丹绒武雅的发展与改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成为他的稳固的地盘。
许岳金有其才华又是一个不认命的人。但他官运不济却又是改变不了的现实。我记得有一次，大约是1986年大选后，我的香港老朋友燕青（刘乃济）来到槟城（如果没记错，应是1988年）在我的安排下，与许岳金有个聚会。当时刘乃济为他“相命”，说他“官运已不再”，替他惋惜，但许岳金不信邪，接下来在1990年及1995年再参加竞选，结果翻不了身。
许岳金告诉我，在90年代他办教育时，曾给首相马哈迪写了长信，建议把马来西亚发展成区域教育中心，后来又再写一封信，提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他尤其看重来自中国的学生会以马来西亚作为“跳板”，再到西方大学深造。可惜的是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努力未能达到指标。
他又向我透露，去年安华出狱后，有与他会面，他送了一本书给安华，是外国人写中国的──《巨龙──中国的未来》（Big Dragon – The Future Of China）。他也告诉安华若要重返政坛，有必要作出决心，不能有含糊的态度。
我记得，1988年安华出事后，曾透过其原任政治秘书曼梳奥斯曼博士（安华有两位政治秘书，另一位是依桑，因为安华是副首相兼财长）“寻找” 许岳金来领导槟州，但此事没有下文。
已经退稳政坛的许岳金也就与安华的公正党擦身而过，如今的许岳金已不参政，但仍不断“论政”。他现在是新加坡大公司的企业顾问，专门在中国开拓市场。这就是今日的许岳金。政治对他而言已不再激情，但他留下一句话：从政者，要有立功，立德及立言的意志，否则就不能成大器。不过他也举列世界伟人不一定从政，也一样能为后世“立言”。
4.6.06
台上和台下的马哈迪
这些日子来，前首相马哈迪对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有较尖锐的批评，他甚至抱怨一些主流媒体未能广泛报导他的言论，因而通过公开或私下的约见整批人或小部份人，抒发他的心中的不快。由于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他的言论很快就有光盘或在互联网上流传，而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报导有关的言论。
由于这一连串的动作，我们不得不对这位前首相重新审视，竟而感觉到他仍然没有改变他一贯的口快心直的性格，即使因此“得罪”了别人，他也认为他有说话的权利，而且他坚持地认为他的批评是具建设性的，没有无的放矢。
因为“两个” 马哈迪，一个是在“台上”的，另一个是在“台下”的，终于反射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也继承了西方的传统。那就是当你在位时，你可翻云覆雨，一句话足以让大地震动；当你不在位时，你就是一位尊贵的平民，可以畅所欲言，但已不能左右大局了。两种强烈的对照，反映出民主政治的现实性。今日的马哈迪，正强烈地感受到“不在其位，难谋其政”的滋味。
虽然有记者问他希望历史如何评价他时作出回应最好把他给忘记掉，但历史不能抹掉，也绝不会把他给忘记。毕竟在位22年的首相，把马来西亚变成一个世界知名的国家，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他让马来西亚这个小国扬名国际，敢于和大国顶撞（如反对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又敢突破和创新（如建新机场，南北大道和设立多媒体超级走廊等），也在第三世界取得领导地位（如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办国和当任主席及世界回教国家的主办国和当任主席）。
当然他在任期间，也有过争议性的大型计划未能取得绩效，如栢华惹钢铁公司，但马哈迪认为是执行者的失策，并非计划欠佳。又如目前又陷入困境的普腾国家汽车公司，马哈迪也认为它是国人的一项骄傲，但不知为何今天会变成这样？他虽然没有推诿应负的责任，但他依然认为他已尽心为国家的繁荣与进步付出努力，所有的计划都是有前瞻性的。只是日理万机的他不可能事事监督推行的过程与间中的事故。有些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也不是他所能测知的。
对于马哈迪，也许他没有察觉到，当他在位时，人人对他又敬又畏，凡事以他马首是瞻，又那敢插嘴或提出批评的意见，即便有，也是“咖啡店”的“论政”。当他下台后他也许又发现到“咖啡店”的“论政”也是一种乐趣，无需媒体大作文章。其实在这世界上，“新闻自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它也会施用在马哈迪的身上，以致连他也须要通过另外的渠道来抒发政见。这所谓的“另外渠道”自然比咖啡店论政高一级，应拜高科技之赐，他甚至可以自由地设立个人网站。
无论如何，台下的马哈迪是比较可爱的，他可享受普通人拥有的权利（虽然比起当首相时有天壤之别，但仍然是尊贵的平民百姓，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可以通过种种途经全面地表达个人的观点与批评，这使我们想起“513”事件后，他敢于挑战时任首相东姑的豪情壮语，最终改变了政局，也改变了他的政运。更因他的出位和胆识，在80年代造就了一位政治伟人，铸造了今日的马来西亚。如今他又回到台下作一名热情的观众，又让我们看到马哈迪真情告白的一面。台上和台下的马哈迪，真是判若两人，但我喜欢台下的马哈迪。
28.5.06
从三个角度检视砂州大选
砂拉越州大选由国阵蝉联执政是意料中事，但忝为国阵成员党的人联党却成为本届州选的“大输家”，令许多人感到意外。这是1959年成立的人联党参选以来的最大败笔。虽然人联党勉强保住11席（输掉8席），但有三席的多数票在数百票之间。如果连这三席也失手，则人联党更加痛挫。现在尘埃落实，我们有必要从三个角度来检视本届砂州大选所带出的强烈讯息。这主要是指城市选民，包括华裔选民思变，对国阵执政下的州政府投下抗议票。
（一）首当其冲的是人联党。在六十年代它是华族青年支持的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原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在1970年州选后，来一个急转弯，挟12个州议席（共48个州议席）参加联合政府，也叫许多政治评论员跌破眼镜。从此砂州政治掀开新的一页。它所引发的先例也改变西马的政治版图，反对党被召唤加入联合政府，共组国阵，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也因此被纳入主流政治。
从1970年到2006年的整整36年，人联党一直在砂州稳坐第二把交椅，间中的变化和意外事件如党领袖杨国斯及黄顺开先后在选举中跌马，只引起小警惕，未触动人联党的神经腺，因为人联党承受得起一两席之失。也因此人联党没有进行大换血，而是陈陈相因依然故我。终于逐渐的“老化”而未有所动。最明显的是旧脸孔频频上阵。大家都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天赐良机”。如今人联党一下子痛失8席，虽然不足以动摇国阵的稳固政权，但已够人联党“搥心自责”﹕为什么会输掉整条街？在痛定思痛之余，人联党机制的“老化”及年青一代对党的失落是症结所在。此其一。
（二）民主行动党的突破是选民投下的抗议票，这是它意想不到的收获。在过去一段长时间，行动党一直被视为是“来自西马东渡的政党”，即便有林吉祥的旋风，也只有热潮而没有“喜悦”。本届大选，行动党突出了它的“本土化”形象，全数由砂州人掌控局面，也就冲淡了昔日的“外来形象”。这种大胆起用新人（特别是学有专长的人），又是本土候选人，加上有些也与人联党有千丝万缕的人事恩怨，也就不被砂州人民认为是“外来的人”。
有一点十分重要的因素是砂州的城市人民都是现代化的一群。他们深受西马城市及新加坡城市生活的影响，对民主有其开放的一面。当他们对现状不满时，便会应用民主的权利发泄出来。行动党在因势利导下“战绩辉煌”。这也预示了砂州的行动党会越来越“本土化”，而不是事事来自西马的“遥控”。相信林冠英会明白其中道理。此其二。
（三）人联党虽然仍会在国阵中扮演原来的角色，但经过洗牌后，它在国阵内的老二地位已大不如前。因为国阵中的达雅族代表人民党（PRS）及民进党（SDPD）合起来共赢得16席。居老大的土保党则囊括了35席。这就是说，人联党的代表性已相对薄弱。当然这不构成它的消极理由；反之人联党必须重整和振作起来，以更强有力的依据来争取族群的权益，毕竟人联党在各项地方课题上显得被动和无从给予城市居民一个安心，例如地契问题、罪犯问题，影响民生的油价问题及它在国阵中的影响等等。
身为华基政党的人联党（虽然是多元性），它所面对的是当今政治版图的族群化，已是必须要实事求是勇于提出族群的问题，力促砂州政府拟出更明确的政策和条例，以照顾所有人民的利益。它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作出不明确的解释与应付。人联党的“失败”也足以引起西马华基政党的警惕，因为那是它们的权力泉源。此其三也！
（一）首当其冲的是人联党。在六十年代它是华族青年支持的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原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在1970年州选后，来一个急转弯，挟12个州议席（共48个州议席）参加联合政府，也叫许多政治评论员跌破眼镜。从此砂州政治掀开新的一页。它所引发的先例也改变西马的政治版图，反对党被召唤加入联合政府，共组国阵，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也因此被纳入主流政治。
从1970年到2006年的整整36年，人联党一直在砂州稳坐第二把交椅，间中的变化和意外事件如党领袖杨国斯及黄顺开先后在选举中跌马，只引起小警惕，未触动人联党的神经腺，因为人联党承受得起一两席之失。也因此人联党没有进行大换血，而是陈陈相因依然故我。终于逐渐的“老化”而未有所动。最明显的是旧脸孔频频上阵。大家都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天赐良机”。如今人联党一下子痛失8席，虽然不足以动摇国阵的稳固政权，但已够人联党“搥心自责”﹕为什么会输掉整条街？在痛定思痛之余，人联党机制的“老化”及年青一代对党的失落是症结所在。此其一。
（二）民主行动党的突破是选民投下的抗议票，这是它意想不到的收获。在过去一段长时间，行动党一直被视为是“来自西马东渡的政党”，即便有林吉祥的旋风，也只有热潮而没有“喜悦”。本届大选，行动党突出了它的“本土化”形象，全数由砂州人掌控局面，也就冲淡了昔日的“外来形象”。这种大胆起用新人（特别是学有专长的人），又是本土候选人，加上有些也与人联党有千丝万缕的人事恩怨，也就不被砂州人民认为是“外来的人”。
有一点十分重要的因素是砂州的城市人民都是现代化的一群。他们深受西马城市及新加坡城市生活的影响，对民主有其开放的一面。当他们对现状不满时，便会应用民主的权利发泄出来。行动党在因势利导下“战绩辉煌”。这也预示了砂州的行动党会越来越“本土化”，而不是事事来自西马的“遥控”。相信林冠英会明白其中道理。此其二。
（三）人联党虽然仍会在国阵中扮演原来的角色，但经过洗牌后，它在国阵内的老二地位已大不如前。因为国阵中的达雅族代表人民党（PRS）及民进党（SDPD）合起来共赢得16席。居老大的土保党则囊括了35席。这就是说，人联党的代表性已相对薄弱。当然这不构成它的消极理由；反之人联党必须重整和振作起来，以更强有力的依据来争取族群的权益，毕竟人联党在各项地方课题上显得被动和无从给予城市居民一个安心，例如地契问题、罪犯问题，影响民生的油价问题及它在国阵中的影响等等。
身为华基政党的人联党（虽然是多元性），它所面对的是当今政治版图的族群化，已是必须要实事求是勇于提出族群的问题，力促砂州政府拟出更明确的政策和条例，以照顾所有人民的利益。它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作出不明确的解释与应付。人联党的“失败”也足以引起西马华基政党的警惕，因为那是它们的权力泉源。此其三也！
22.5.06
“剃头意”的第一桶金
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剃头意”的名字，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究竟他是何方神圣，值得我们对这一个人物“寻根究底”？
他的名字曾经在马新一带响当当，而他的财富在他那个时代真足以压扁一条街的人。说他“富可敌国”又过于夸大，说他“腰藏万贯”又嫌不足。
那么，让我们揭开他的“历史”。他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叶祖意先生，这样子说还是对许多人感到模糊不清的，必须加上他曾经是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和大老板。虽然这家银行在千禧年后被并入南方银行，但在廿世纪，它确是“小尔弥坚”的老字号银行。还有今天竖立在惹兰苏丹阿末沙（前称红毛路）的大洋楼正在改变成为民政的“宏愿大学”的总址，也是叶祖意的豪宅。这种种的种种，让人想起一位白手起家的“剃头意”。
我在与叶祖意的孙子叶龙发交谈中，他也不知道为何他的祖父被人叫做“剃头意”？他也找不到他的公公是在那里作为第一个落脚站。他说，如果能找到的话，他会把这间屋子买下来。不过他倒坦然地说，他的祖父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竟而能富甲一方，对此他有一份荣耀感。可是叶龙发的夫人方女士则说她的婆婆无法证实叶祖意是一位“理发匠”，家族的人也不知道这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这里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叶氏家族并没有一本完整的“叶祖意传”，有的是由几篇文章并凑而成的《叶祖意传》（Biography of Towkay Yeap Chor Ee）。从这小册子中，我们看不到一个连串的故事，而是片断的记录。
我尝试把叶祖意的故事串起来，但也是顺《号外》的风格，不是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一个传奇。我姑且称之为《叶祖意的神话》。
故事要从中国的福建南安说起。1868年在这里诞生一位在后来成为传奇人物的叶祖意（这一年是清皇朝同治7年）。同治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戴淳，他在1861年因父皇咸丰皇帝驾崩而登上皇位，方年5岁。因此一切大权掌握在其母后的手里。换句话说，叶祖意出生之后，整个中国己由这位“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在呼风呼雨，把中国一步一步推向灾难。
可怜的叶祖意出世三个月即成为孤儿，一手由其祖母带大。他7岁那年，祖母离他而逝。他只好跟随两位兄弟耕田劳作，没有机会受教育，也没有童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赤农。17岁那年，也就是1884年（那时中国又换了皇帝，是为道光10年。凡是看过慈禧太后的电视片集的人，都知道中国是怎样的备受凌辱，我们就不再赘述），叶祖意破釜沈舟，买棹南来，经过千辛万苦，终于飘到槟榔屿落脚。
举目无亲的叶祖意，在槟城什么都干。因此他的后人不惊奇他曾经操剃刀为人理发。根据我的资料，叶祖意曾经在二条路（Noordin St）路旁从事理发业，因而被人称为“剃头意”。
“剃头意”不是凡夫俗子之辈，他经常到观音亭膜拜。有一天，一位好心的富商吴德志对他另眼相看，鼓励他从商。虽然是年幼失学，凭他的胆识和头脑，他介入了糖业生意。于是在1890年，也就是他南来后的第6年，得以在Prangin Road（湾头仔，近社尾万山）开设第一间小杂货店，取名为“万兴利号”。他取这个好意头的名字，也真是给他带来“一本万利”。初期主要从事糖业买卖，在这个生意的过程中，他又结识第二位贵人。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印度尼西亚乃至东南亚糖王黄仲涵。
有了贵人提拔，叶祖意也在威省一带收购甘蔗。当时出名的甘蔗园有加勒罗尼亚（Caledonia）园、古拉（Gula）园、北赖园及峇都加湾园等，初时是经营棕色糖（Brown Sugar）。
他每月的营业额是3000吨原糖，内外销兼而有之。1900年之后，原糖再经加工变成白糖生意。叶祖意也就从糖业中赚取第一桶金。究意他和黄仲涵是什么关系？我们下期再说。
他的名字曾经在马新一带响当当，而他的财富在他那个时代真足以压扁一条街的人。说他“富可敌国”又过于夸大，说他“腰藏万贯”又嫌不足。
那么，让我们揭开他的“历史”。他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叶祖意先生，这样子说还是对许多人感到模糊不清的，必须加上他曾经是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和大老板。虽然这家银行在千禧年后被并入南方银行，但在廿世纪，它确是“小尔弥坚”的老字号银行。还有今天竖立在惹兰苏丹阿末沙（前称红毛路）的大洋楼正在改变成为民政的“宏愿大学”的总址，也是叶祖意的豪宅。这种种的种种，让人想起一位白手起家的“剃头意”。
我在与叶祖意的孙子叶龙发交谈中，他也不知道为何他的祖父被人叫做“剃头意”？他也找不到他的公公是在那里作为第一个落脚站。他说，如果能找到的话，他会把这间屋子买下来。不过他倒坦然地说，他的祖父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竟而能富甲一方，对此他有一份荣耀感。可是叶龙发的夫人方女士则说她的婆婆无法证实叶祖意是一位“理发匠”，家族的人也不知道这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这里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叶氏家族并没有一本完整的“叶祖意传”，有的是由几篇文章并凑而成的《叶祖意传》（Biography of Towkay Yeap Chor Ee）。从这小册子中，我们看不到一个连串的故事，而是片断的记录。
我尝试把叶祖意的故事串起来，但也是顺《号外》的风格，不是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一个传奇。我姑且称之为《叶祖意的神话》。
故事要从中国的福建南安说起。1868年在这里诞生一位在后来成为传奇人物的叶祖意（这一年是清皇朝同治7年）。同治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戴淳，他在1861年因父皇咸丰皇帝驾崩而登上皇位，方年5岁。因此一切大权掌握在其母后的手里。换句话说，叶祖意出生之后，整个中国己由这位“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在呼风呼雨，把中国一步一步推向灾难。
可怜的叶祖意出世三个月即成为孤儿，一手由其祖母带大。他7岁那年，祖母离他而逝。他只好跟随两位兄弟耕田劳作，没有机会受教育，也没有童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赤农。17岁那年，也就是1884年（那时中国又换了皇帝，是为道光10年。凡是看过慈禧太后的电视片集的人，都知道中国是怎样的备受凌辱，我们就不再赘述），叶祖意破釜沈舟，买棹南来，经过千辛万苦，终于飘到槟榔屿落脚。
举目无亲的叶祖意，在槟城什么都干。因此他的后人不惊奇他曾经操剃刀为人理发。根据我的资料，叶祖意曾经在二条路（Noordin St）路旁从事理发业，因而被人称为“剃头意”。
“剃头意”不是凡夫俗子之辈，他经常到观音亭膜拜。有一天，一位好心的富商吴德志对他另眼相看，鼓励他从商。虽然是年幼失学，凭他的胆识和头脑，他介入了糖业生意。于是在1890年，也就是他南来后的第6年，得以在Prangin Road（湾头仔，近社尾万山）开设第一间小杂货店，取名为“万兴利号”。他取这个好意头的名字，也真是给他带来“一本万利”。初期主要从事糖业买卖，在这个生意的过程中，他又结识第二位贵人。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印度尼西亚乃至东南亚糖王黄仲涵。
有了贵人提拔，叶祖意也在威省一带收购甘蔗。当时出名的甘蔗园有加勒罗尼亚（Caledonia）园、古拉（Gula）园、北赖园及峇都加湾园等，初时是经营棕色糖（Brown Sugar）。
他每月的营业额是3000吨原糖，内外销兼而有之。1900年之后，原糖再经加工变成白糖生意。叶祖意也就从糖业中赚取第一桶金。究意他和黄仲涵是什么关系？我们下期再说。
21.5.06
油价失控与应变之道
我们对石油及煤气涨价议论纷纷，也似乎有切肤之痛，但究竟油价是怎么一回事？首先这是一个国际课题，不是国家课题或区域课题。因为最大的产油国在中东；尤其是沙地阿拉伯、伊朗及伊拉克。而最大的消费国是美国。前者在70年代起有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用以协调油产和油价。间中虽有矛盾和磨擦，惟国际价格走势还算平稳。例如在1980年两伊（伊朗及伊拉克）战争时，油价一度飞颷到每桶近40美元；两伊战争结束（1988）后，油价再滑落并游离在每桶23至28美元之间。可是在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捣毁萨达姆政权并持续进行一场无终止的“打恐战争”之后，油价就已失控。到了2005年每桶竟破纪录达到60美元。当然世界各国增加用油也是一个因素，中国和印度在经济上的崛起就成为新进的较大石油输入国之一。由此可见，石油的价格与中东战争和不安及各国在追求发展增加能源消耗量有直接的关系。
虽然如此，全球最大的油产国沙地阿拉伯仍拥有2500亿桶的储存量，而伊拉克的储存量约1120亿桶，居全球第二。主要是不要无节制的开发，并限量生产，以保存实力。其它油产国或非OPEC组织的油产国也开始懂得自我保护，虽然也不间断地开发新油田，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另一种能源足以取代石油的不可或缺的地位。为避免国家陷入困境，即便如美国和中国也要对国内的石油开采小心翼翼，以防万一。
转入2006年，石油价格已是如同脱缰之马，再次突破70美元。这对马来西亚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我国政府才在今年2月份将汽油每公升增三角钱。当时的估算是在政府减少补贴下，可节省44亿元用在交通业改善方面。讵料油价一升再升（原本是估计每桶在58美元之间），已使到政府又要从其它方面调拨基金，否则44亿元又被抵销掉了。这种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不算的窘境说明了石油价格不是操纵在国家的手上，而是随国际市场飘浮。
于是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既然也是油产国，为何不使用本身的石油来抵御价格的波动，难道不起不行吗？这里涉及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根据一项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石油产量（每日）9千万桶，马来西亚（每日）一72700万桶。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对油价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
其二根据第9大马计划指出，按照目前的产量，我国的石油储存量尚可维持19年。换句话说，我们都在为2025年后操心，除非再有新的油田发现，否则便要大量依赖入口原油维持国家经济成长。
在这方面，报告书有指出，2005年我国的石油有36万9千桶（每桶）是供出口的，收益280亿5千万元。主要是出口给澳洲、泰国、印度及韩国。
以此比较，我国的石油有一半以上供出口，主要是属优质石油（供飞机燃料），若用在国内运输及工业则太过浪费了。因此我国又从中东入口原油（据知约占三分之一的消费量）供运输及工业用途。
运输业占石油消费量的40.5%，工业占38.6%，两者加起来已近80%。为此政府已着手改善交通设施，鼓励使用公交车，减少耗油，也增用煤炭供应和改善电流。有人因此担心，汽车工业会放缓，也会影响国产车的销量。在鱼与熊掌底下，真是两者难以兼得。政府希望在第9大马计划下，每日产油可减至695000桶。
由上观之，我们对油的价格的波动实在无能为力，而忝为小油产国只好眼巴巴看着油价在飞舞，真是无可奈何又心痛，该骂的是超级大国在操控我们的命运！
15.5.06
陈锦华喊上不喊下
也许人们对陈锦华的印象模糊了，因为他退隐“江湖”已经整整十年有余。虽然间中曾有发出声音，包括一度向许子根的权威挑战，但最后却告沉寂下来；在几年前也选择离开民政党，做一位退休的“政治老人”。
说起陈锦华，他有过意气风发的日子，也有过“呼风唤雨”的年代，甚至一度在槟州民政党内“喊上喊下”。我们先说他从政的开始，那是1966年的事。因联盟的阿依淡州议员邹新庆逝世，留下的空缺需要进行补选，而仍然身居反对党的林苍佑领导的民主联合党（UDP）（那时尚未有民政党组织）决定要挑战一位适合的候选人参选。有两个人被推荐给林苍佑，一个是从澳洲留学归来的陈锦华，另一个是英伦考取律师回来的叶锦源。陈锦华因其岳父母与林苍佑的友好关系，终于被挑中。正因为叶锦源未“入选”，他后来参加民主行动党，且在1969年中选槟州议员。
说回陈锦华出任候选人后，却在三角战中败给社阵的林建寿。虽未胜出，陈锦华已成为林苍佑麾下的“铁三角”，另外两人是郑耀林和邱继圃。他们三个人一度是林苍佑的爱将。
1968年民政党组成，民联党解散。“铁三角”跟随林苍佑在1969年的大选中漂亮胜出，跃居成槟州执政党，陈锦华也就成了行政议员。1974年加入国阵的民政党在大选中保住州主导政权，陈锦华再次胜出。然而好景不常，在1978年大选时，陈锦华败给行动党的卡巴星。
没有官职的陈锦华，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口直心快的作风，遇有看不过眼的事，便公开批评，包括与老头子有不同的意见。更加有趣的是在80年代初的一项地方党庆宴会上，陈锦华“公开宣布退党”，以表不满，当时报章都有报导此事。
不过，那只是气话上心头之言。陈锦华并没有呈书退党，也就是说，“退党”之事未提上党的议程。正因为有此一着（留有余地），陈锦华在1984年时挟其在党的资历，结合一批不满许岳金的人，连手在槟州民政党党选中，扳倒许岳金而当选槟州主席（虽然许岳金在党全国中委改选中，成功再挤入中委，但槟州已非他池中物）。这意味着，没有官职的陈锦华其权威比有官职的许岳金还要大，大到或可影响党不派许岳金出任1986年大选的州候选人，改攻国会黑区。
1990年大选后是陈锦华在党（槟州）的权力的高峰。这一年槟州政治重新洗牌，老头子退隐政坛，许子根在党高层（包括陈锦华）的支持下出任槟州首席部长。
这儿有一段古是陈锦华亲自向我说过的。在大选后，马华锻羽而归，民政只剩7个州议席，巫统则有12。国阵主席马哈迪派安华（时任巫统槟州联委会主席）与民政党商议，建议仍由民政党人出任首席部长。陈锦华说他当时提出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槟岛市政局主席应由民政党人担任，才能更有效扭转局面（这个职位在70年代后，改由政府的公务员兼任或出任）。安华最后接受此议，许子根顺利地当上首席部长，而陈锦华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槟岛市政局主席。
凭着民政党槟州主席兼市政局主席的权威，陈锦华跃居成为党内（指槟州）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的风头犹胜当行政议员的年代。由于是政治人物，人们都乐意在人前人后称呼他为陈“市长”（按乔治市市长在1965年之前是民选出来的；在这之后市议会已由中央及州政府接管，不再有民选；后来且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只有主席之设，没有市长之位）。
这位陈“市长”先后担任两届，直到1995年后才由丁福南接棒。没有官职之后的陈锦华又迎来一场党的挑战，许子根已被圈定出任槟州党主席，陈锦华在老党员的劝告下（包括林苍佑及其好友陈国平等人），也只好急流勇退，但这个交棒成为他“永远心头解不开的恨”。直到多年之后，他还是对此耿耿于怀。
今日的陈锦华已消声匿迹多时，正在享受退休后的写意生活。原本他要栽培其儿子陈志铭在党内成为州议员，无奈1999年的大选宣告失利，最后也退出民政党。陈家有后，但不在政治，而是往商场大展身手。
从旬灿到归复平静，这是陈锦华的政治生涯写照。
说起陈锦华，他有过意气风发的日子，也有过“呼风唤雨”的年代，甚至一度在槟州民政党内“喊上喊下”。我们先说他从政的开始，那是1966年的事。因联盟的阿依淡州议员邹新庆逝世，留下的空缺需要进行补选，而仍然身居反对党的林苍佑领导的民主联合党（UDP）（那时尚未有民政党组织）决定要挑战一位适合的候选人参选。有两个人被推荐给林苍佑，一个是从澳洲留学归来的陈锦华，另一个是英伦考取律师回来的叶锦源。陈锦华因其岳父母与林苍佑的友好关系，终于被挑中。正因为叶锦源未“入选”，他后来参加民主行动党，且在1969年中选槟州议员。
说回陈锦华出任候选人后，却在三角战中败给社阵的林建寿。虽未胜出，陈锦华已成为林苍佑麾下的“铁三角”，另外两人是郑耀林和邱继圃。他们三个人一度是林苍佑的爱将。
1968年民政党组成，民联党解散。“铁三角”跟随林苍佑在1969年的大选中漂亮胜出，跃居成槟州执政党，陈锦华也就成了行政议员。1974年加入国阵的民政党在大选中保住州主导政权，陈锦华再次胜出。然而好景不常，在1978年大选时，陈锦华败给行动党的卡巴星。
没有官职的陈锦华，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口直心快的作风，遇有看不过眼的事，便公开批评，包括与老头子有不同的意见。更加有趣的是在80年代初的一项地方党庆宴会上，陈锦华“公开宣布退党”，以表不满，当时报章都有报导此事。
不过，那只是气话上心头之言。陈锦华并没有呈书退党，也就是说，“退党”之事未提上党的议程。正因为有此一着（留有余地），陈锦华在1984年时挟其在党的资历，结合一批不满许岳金的人，连手在槟州民政党党选中，扳倒许岳金而当选槟州主席（虽然许岳金在党全国中委改选中，成功再挤入中委，但槟州已非他池中物）。这意味着，没有官职的陈锦华其权威比有官职的许岳金还要大，大到或可影响党不派许岳金出任1986年大选的州候选人，改攻国会黑区。
1990年大选后是陈锦华在党（槟州）的权力的高峰。这一年槟州政治重新洗牌，老头子退隐政坛，许子根在党高层（包括陈锦华）的支持下出任槟州首席部长。
这儿有一段古是陈锦华亲自向我说过的。在大选后，马华锻羽而归，民政只剩7个州议席，巫统则有12。国阵主席马哈迪派安华（时任巫统槟州联委会主席）与民政党商议，建议仍由民政党人出任首席部长。陈锦华说他当时提出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槟岛市政局主席应由民政党人担任，才能更有效扭转局面（这个职位在70年代后，改由政府的公务员兼任或出任）。安华最后接受此议，许子根顺利地当上首席部长，而陈锦华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槟岛市政局主席。
凭着民政党槟州主席兼市政局主席的权威，陈锦华跃居成为党内（指槟州）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的风头犹胜当行政议员的年代。由于是政治人物，人们都乐意在人前人后称呼他为陈“市长”（按乔治市市长在1965年之前是民选出来的；在这之后市议会已由中央及州政府接管，不再有民选；后来且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只有主席之设，没有市长之位）。
这位陈“市长”先后担任两届，直到1995年后才由丁福南接棒。没有官职之后的陈锦华又迎来一场党的挑战，许子根已被圈定出任槟州党主席，陈锦华在老党员的劝告下（包括林苍佑及其好友陈国平等人），也只好急流勇退，但这个交棒成为他“永远心头解不开的恨”。直到多年之后，他还是对此耿耿于怀。
今日的陈锦华已消声匿迹多时，正在享受退休后的写意生活。原本他要栽培其儿子陈志铭在党内成为州议员，无奈1999年的大选宣告失利，最后也退出民政党。陈家有后，但不在政治，而是往商场大展身手。
从旬灿到归复平静，这是陈锦华的政治生涯写照。
14.5.06
砂州政治版图透视
我最近从砂州走了一趟回来，对当地的政治生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全部71个州议席中，国阵的土著保守党分得35席，只差2席即占简单的大多数席。忝为国阵第二大党的人联党分得19席；而代表达雅族 (伊班)的砂民进党分得8席及砂人民党分得9席，两者合起来有17席。换句话说，这是三分天下的政治版图，与西马的三大族群的政治局面有些相似，但又不尽然相同。
从历史上来看，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1963年9月16日）（西马人称沙砂两州加入马来西亚；东马人则认为是参与共组马来西亚。用词和概念上有所不同），是由达雅人（伊班）为主的国民党主席加弄宁可出任砂首席部长。1966年时，加弄宁甘与中央关系闹僵，在斗争底下，宁甘被罢黜，改由保守党的达威施里（伊班人）出任首席部长。间中虽有官司抗争，但最后以宁甘败诉收场。
1969年西马发生“五一三”悲剧后，砂州第一次直接选举展延至1970年6月才恢复举行。此时原本反马来西亚立场的人联党采取温和路线，在选举中夺得12席，国民党13席土著党有12席，保守党8席及砂华党3席（共48席）。在时局变幻下，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人联党与土著党及保守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从此砂州政坛掀开新的一页，由土著党领袖阿都拉曼耶谷出任首席部长。这是第一次政治版图的改变。
虽然人联党曾因加入联合政府闹分歧，但它的决定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它引导华人参与主流政治而成为政府中的第二大党，更在较后使到砂华党解散，成为唯一代表华人的主流政党。尽管人联党是多元种族的结构，也拥有一定程度的达雅人参政，但综观人联党的排阵，它仍然是华人主导的政党；而代表达雅族的保守党位居第三。
1974年，砂州的政治版图又重新洗牌，土著党与保守党合组成土著保守党（马来土著为主导），一跃成为国阵最大政党；人联党依然位居老二。在1976年后，有鉴于需要加强国阵的代表性，又把国民党拉拢进来。这样一来，达雅族在州政府中的地位进一步被强化，但还是位居第三。
这期间的最大变化是代表达雅族人的国民党闹分裂，廖莫宜于1983年另起炉灶成立达雅党，且于翌年加入国阵，但达雅族人的代表性已告弱化。1987年前砂州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导演了“明阁事件”企图卷土重来（现任首席部长泰益玛目系于1981年出任砂首长，他和都拉曼耶谷是叔侄关系），但在砂州举行闪电大选下，泰益玛目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而达耶党则脱离国阵在野，分化了达雅族人的政治力量，直到1994年再回国阵。继后在政治势力相互消长下，国民党在2002年再闹分裂，分成砂国民党和砂民进党；另一方面，达雅党则2003年又闹分裂成砂人民党和砂达雅国大党，力量一再分化。如今忝属国阵的是砂民进党和砂人民党，它们分别代表达雅族人的权益。反而砂国民党及申请注册中的达雅国大党被摒在国阵门外。达雅党人的政治分裂导致了政治版图第三次重新排列。
人联党则庆幸它在1970年以来一直是华族的政治主流力量，未有如同达雅族人的政治分裂，但免不了党内有矛盾和磨擦。现在它担心的是一旦达雅族的民进党与人民党重新整合，而人联党在州选中又失去一些席位的话，它可能沦为第三国阵成员党，不再是第二大党。因此它在本届大选倾全力保住全胜19席。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人联党对两个争议性的选区作出协商性的安排，其一是马拉端选区派新人上阵，挡住前行动党主席黄新楠以人联党身份角逐此区，化解纷争；其二是英吉利选区不得不派其党达雅人上阵，因该区达雅人占多数。这一方面说明族群的导向渐趋明显，另一方面也是为顾全大局，以求全胜。在土保党大树盘根下，人联党此次面对的挑战是严竣的，于是打出保住华族政治优势的牌子就成为每票必争的筹码。战绩如何，本月20日即可揭晓。
从历史上来看，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1963年9月16日）（西马人称沙砂两州加入马来西亚；东马人则认为是参与共组马来西亚。用词和概念上有所不同），是由达雅人（伊班）为主的国民党主席加弄宁可出任砂首席部长。1966年时，加弄宁甘与中央关系闹僵，在斗争底下，宁甘被罢黜，改由保守党的达威施里（伊班人）出任首席部长。间中虽有官司抗争，但最后以宁甘败诉收场。
1969年西马发生“五一三”悲剧后，砂州第一次直接选举展延至1970年6月才恢复举行。此时原本反马来西亚立场的人联党采取温和路线，在选举中夺得12席，国民党13席土著党有12席，保守党8席及砂华党3席（共48席）。在时局变幻下，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人联党与土著党及保守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从此砂州政坛掀开新的一页，由土著党领袖阿都拉曼耶谷出任首席部长。这是第一次政治版图的改变。
虽然人联党曾因加入联合政府闹分歧，但它的决定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它引导华人参与主流政治而成为政府中的第二大党，更在较后使到砂华党解散，成为唯一代表华人的主流政党。尽管人联党是多元种族的结构，也拥有一定程度的达雅人参政，但综观人联党的排阵，它仍然是华人主导的政党；而代表达雅族的保守党位居第三。
1974年，砂州的政治版图又重新洗牌，土著党与保守党合组成土著保守党（马来土著为主导），一跃成为国阵最大政党；人联党依然位居老二。在1976年后，有鉴于需要加强国阵的代表性，又把国民党拉拢进来。这样一来，达雅族在州政府中的地位进一步被强化，但还是位居第三。
这期间的最大变化是代表达雅族人的国民党闹分裂，廖莫宜于1983年另起炉灶成立达雅党，且于翌年加入国阵，但达雅族人的代表性已告弱化。1987年前砂州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导演了“明阁事件”企图卷土重来（现任首席部长泰益玛目系于1981年出任砂首长，他和都拉曼耶谷是叔侄关系），但在砂州举行闪电大选下，泰益玛目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而达耶党则脱离国阵在野，分化了达雅族人的政治力量，直到1994年再回国阵。继后在政治势力相互消长下，国民党在2002年再闹分裂，分成砂国民党和砂民进党；另一方面，达雅党则2003年又闹分裂成砂人民党和砂达雅国大党，力量一再分化。如今忝属国阵的是砂民进党和砂人民党，它们分别代表达雅族人的权益。反而砂国民党及申请注册中的达雅国大党被摒在国阵门外。达雅党人的政治分裂导致了政治版图第三次重新排列。
人联党则庆幸它在1970年以来一直是华族的政治主流力量，未有如同达雅族人的政治分裂，但免不了党内有矛盾和磨擦。现在它担心的是一旦达雅族的民进党与人民党重新整合，而人联党在州选中又失去一些席位的话，它可能沦为第三国阵成员党，不再是第二大党。因此它在本届大选倾全力保住全胜19席。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人联党对两个争议性的选区作出协商性的安排，其一是马拉端选区派新人上阵，挡住前行动党主席黄新楠以人联党身份角逐此区，化解纷争；其二是英吉利选区不得不派其党达雅人上阵，因该区达雅人占多数。这一方面说明族群的导向渐趋明显，另一方面也是为顾全大局，以求全胜。在土保党大树盘根下，人联党此次面对的挑战是严竣的，于是打出保住华族政治优势的牌子就成为每票必争的筹码。战绩如何，本月20日即可揭晓。
13.5.06
政治变化下的马华文学
我没有想到由韩江学院中文系主办，槟州教育局协办的《中文写作希望工程》（每个星期一天，为期一个月）会有这么热烈的反应。原先预算不超过100人，后来竟增加到160名，由于场地所限，后来者只好暂被割爱。这种对中文写作的热爱令人感动，而六位知名作家应邀担任讲师也加强号召力；尤其难得的是在国中教华文的老师都加入其中，对马华文学的推动，肯定会大有帮助。
说到“马华文学”，我也在4月15日开幕礼上凑一份热闹。我以《政治变化下的马华文学》为题阐述了马华新文学所走过的道路。
所谓“马华新文学”乃指1919年“五四”运动后带来的白话华文文学，具有新思想带动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新文化。从1920年起到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为止的25年中，马华文学的主要推动者是来自中国的文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郁达夫和胡愈之（沙平）。有学者作过统计，从1919年到1949年为止，共159名之数，几乎在马华文坛领尽风骚。这意味着在这段长时间内，是南来的作者开辟了“马华文学”。他们也跟着中国文学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五四”后的十年是力倡“文学革命”，下来就转成革命文学。我将之称为从胡适时代转成郭沫若时代，而马华文坛则将“革命文学”称之为“新兴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1937年抗日抗战之后，不论是中国或马新两地，都归到统战而出现了“战时文学”或“抗战文学”，两者间的关系也密不可分。
1945年战后，中国文学进一步向左转，而有了“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文艺理论由兹建立。马华文学则力争“破茧而出”，因而有了1947-48年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论争。但不变的是，马新左派统战夺得了主导权，而将马华文学导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也就出现中国和马华文学绑在同一棵树上，继续走“革命文学”的道路。这可以以1953年新加坡掀起的反黄运动作为一个新起点，土生土长的作家逐渐取代了南来作者的地位，马文左翼文学的地位在政治洪流底下得到巩固和强化。
但在另一方面，此时（1955年）又兴起另一股思潮的文学是由《学生周报》和《蕉风》带进的。最初的主编是方天（张海威），也就是在1934-1936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张国焘的儿子。它被左派视为右派的刊物，而不得不在1957年转移阵地在吉隆坡立足和发展。此时的主编已是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作家姚拓。
这种左右派的文艺思想斗争牵动马华文学整整20年有余（1955-1976年），而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左翼退出马华文学作为一个句号。对于这段时期（1926-1976）的整整半个世纪，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有如下的评语﹕不论你喜欢与否，这50年的马华文学是左翼文学在主导，也属于“革命文学”。在这之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慢慢化解对峙而产生两者的溶合。这种溶合意味着文学与政治脱轨，而走向多样化的发展。
尽管我们在今天一直强调马华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或台湾文学，但因为同文同种和血脉相流又出现新的连系。表现最特出的莫过于马华作者以在台湾获奖或在台湾扬名为荣；相同的，今天的马华作者也以著作能在中国出版或受到表扬为傲，也似乎唯有这样，才能确定本身在马华文坛的崇高地位。
当时代在变化中，我们又看到这样的一种三角关系（马中台）在相互演绎马华文学的地位，政治已经远离文学；文学也适应了当代的国际政治生态。这意味着政治大气候正引领马华文学溶入国际社会中。从以前的马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支流到今天的马华文学跟着中台文学取经，又是一种轮转，所不同的是已不是用“政治”来挂钩，而是用和平与善意的“交流”来争取一个“尊严”。
说到“马华文学”，我也在4月15日开幕礼上凑一份热闹。我以《政治变化下的马华文学》为题阐述了马华新文学所走过的道路。
所谓“马华新文学”乃指1919年“五四”运动后带来的白话华文文学，具有新思想带动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新文化。从1920年起到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为止的25年中，马华文学的主要推动者是来自中国的文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郁达夫和胡愈之（沙平）。有学者作过统计，从1919年到1949年为止，共159名之数，几乎在马华文坛领尽风骚。这意味着在这段长时间内，是南来的作者开辟了“马华文学”。他们也跟着中国文学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五四”后的十年是力倡“文学革命”，下来就转成革命文学。我将之称为从胡适时代转成郭沫若时代，而马华文坛则将“革命文学”称之为“新兴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1937年抗日抗战之后，不论是中国或马新两地，都归到统战而出现了“战时文学”或“抗战文学”，两者间的关系也密不可分。
1945年战后，中国文学进一步向左转，而有了“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文艺理论由兹建立。马华文学则力争“破茧而出”，因而有了1947-48年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论争。但不变的是，马新左派统战夺得了主导权，而将马华文学导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也就出现中国和马华文学绑在同一棵树上，继续走“革命文学”的道路。这可以以1953年新加坡掀起的反黄运动作为一个新起点，土生土长的作家逐渐取代了南来作者的地位，马文左翼文学的地位在政治洪流底下得到巩固和强化。
但在另一方面，此时（1955年）又兴起另一股思潮的文学是由《学生周报》和《蕉风》带进的。最初的主编是方天（张海威），也就是在1934-1936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张国焘的儿子。它被左派视为右派的刊物，而不得不在1957年转移阵地在吉隆坡立足和发展。此时的主编已是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作家姚拓。
这种左右派的文艺思想斗争牵动马华文学整整20年有余（1955-1976年），而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左翼退出马华文学作为一个句号。对于这段时期（1926-1976）的整整半个世纪，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有如下的评语﹕不论你喜欢与否，这50年的马华文学是左翼文学在主导，也属于“革命文学”。在这之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慢慢化解对峙而产生两者的溶合。这种溶合意味着文学与政治脱轨，而走向多样化的发展。
尽管我们在今天一直强调马华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或台湾文学，但因为同文同种和血脉相流又出现新的连系。表现最特出的莫过于马华作者以在台湾获奖或在台湾扬名为荣；相同的，今天的马华作者也以著作能在中国出版或受到表扬为傲，也似乎唯有这样，才能确定本身在马华文坛的崇高地位。
当时代在变化中，我们又看到这样的一种三角关系（马中台）在相互演绎马华文学的地位，政治已经远离文学；文学也适应了当代的国际政治生态。这意味着政治大气候正引领马华文学溶入国际社会中。从以前的马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支流到今天的马华文学跟着中台文学取经，又是一种轮转，所不同的是已不是用“政治”来挂钩，而是用和平与善意的“交流”来争取一个“尊严”。
8.5.06
许岳金大起大落
我不久前在一次演讲会上被一名听众问及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在许子根之后，谁将是槟州的首席部长？这个敏感性的问题可真不好回答，因为一切只是在假设和推理。正如我们过去也都在推测谁是林苍佑之后的首席部长？结果没想到是许子根探出头来。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也不如不算。因为林苍佑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谁是他的真正接班人？
我提起这段往事，或者可以让我们温故知新，因为不是样样事情都是可以安排的，也不是每一件事都顺心顺意的。我就以许岳金的例子拿来和大家研究研究一下。
许岳金是韩江校友，他在考完高级剑桥文凭后，曾在韩中执教一个短时间，后来进入马大念数学系。毕业后被派到大英义学执教，过着粉笔生涯。
1974年在林苍佑的感召下，他和一批年轻的专业人士参加了民政党并出任候选人。这些人当中记得还有庄森培（医生）、林兴智、陈崇德（医生）等人；再有一位是攻打国席的吴清德博士等等，真是执政以后，精英云集，不再如同1969年大选时寻找候选人东拼西凑，才勉强组成一个大牌挡阵容。而就是因为有这个阵容，在时来运转和政治气候转变下，民政党才有今天。
许岳金一鹄中的后（中选州议员），不久被委任为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这个职位在槟州宪法有规定，是个官职，但职权在那里，也就没明文规定了。因此林苍佑曾对许岳金说，这个职位可大可小，权力怎么操作看你如何发挥。果然许岳金把这个官职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我见过的政治秘书中，最懂得掌控的从政者。到处演讲又到处活动，许岳金的名字不胫而走了。
1978年他再度中选又获重用，官拜行政议员。这一下子，许岳金已不再是初出道的政治新鲜人，而是拥有更大的空间表现他的政治活力和才华，一时之间，在众行政议员中，风头无两。
1982年，他第三度参选又再胜出，同样出任行政议员，但经过磨练的他，已是英气逼人来，成为林苍佑身边的红人。当时人人都在推测，许岳金将是下一任的槟州首席部长，他变成“精英中的精英”。甚至在林苍佑出国医病和疗养的三个月内，他出任代首席部长。许岳金真的是红到发紫。许许多多的人包围着他，又许许多多的人替他“出谋划策”，告诉他将来接班又如何如何的。有人替他高兴；也有人替他捏把冷汗；又有人揶揄他，指他走过了头。
我后来在林苍佑回国后，又从他身旁亲近的人打听到老头子（党内的人都这么尊称林苍佑）对许岳金任代首席部长时的一些动作有不苟同之处，尤其是他曾吐露一句话﹕“不要中途换马”，即意他还没有想到退休这码事。我也曾经强烈地暗示许岳金说要注意言行，不然会出岔子。
其实许岳金的“失算”上述只是其中一个，其它如他争做槟州联委会主席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也种下苦果。先是表明要与邱继圃争一长短，后来在林苍佑劝告下，打消此意。接着当邱继圃要退时，又遇着陈锦华拦路。陈锦华虽然不是林苍佑推出的人，但陈却巧妙地“结合”不满许岳金的派系（这批人也有与他同时出道的人），一举地夺下邱继圃的空缺。这样一来，许岳金在党内已无法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反之他的命运已操在党内领袖的手上。
尽管先前许岳金立下了“功绩”，诸如在1980年力促行动党的黄炎光跳槽成功，以致民政在州议席又有9席，与巫统持平。在波德申党选为林苍佑的布署东奔西跑而自己意外跌马。在1982年大选时，出大力扳倒马华的林建寿，以除掉与林苍佑争首席部长的对手等。
然而这一切都抵销不了在1984年出任代首席部长时的被认为过于出位的动作。在1986年未得到强力的支持守住州席，只好黯然参加国席竞选。在失败之后许岳金力图东山再起，无奈1990年过枝马华出征国席又再失利，再下来于1995年再以团结党名义再战江湖，也无功而返。
就这样一代政治红人只好急流勇退。许岳金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成为他心头“永远的伤痛”。作为他的好朋友，我希望许岳金对我这篇文章有回应。我们也想知道这些年来，他在做什么？我想他对历史是有话说的，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提起这段往事，或者可以让我们温故知新，因为不是样样事情都是可以安排的，也不是每一件事都顺心顺意的。我就以许岳金的例子拿来和大家研究研究一下。
许岳金是韩江校友，他在考完高级剑桥文凭后，曾在韩中执教一个短时间，后来进入马大念数学系。毕业后被派到大英义学执教，过着粉笔生涯。
1974年在林苍佑的感召下，他和一批年轻的专业人士参加了民政党并出任候选人。这些人当中记得还有庄森培（医生）、林兴智、陈崇德（医生）等人；再有一位是攻打国席的吴清德博士等等，真是执政以后，精英云集，不再如同1969年大选时寻找候选人东拼西凑，才勉强组成一个大牌挡阵容。而就是因为有这个阵容，在时来运转和政治气候转变下，民政党才有今天。
许岳金一鹄中的后（中选州议员），不久被委任为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这个职位在槟州宪法有规定，是个官职，但职权在那里，也就没明文规定了。因此林苍佑曾对许岳金说，这个职位可大可小，权力怎么操作看你如何发挥。果然许岳金把这个官职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我见过的政治秘书中，最懂得掌控的从政者。到处演讲又到处活动，许岳金的名字不胫而走了。
1978年他再度中选又获重用，官拜行政议员。这一下子，许岳金已不再是初出道的政治新鲜人，而是拥有更大的空间表现他的政治活力和才华，一时之间，在众行政议员中，风头无两。
1982年，他第三度参选又再胜出，同样出任行政议员，但经过磨练的他，已是英气逼人来，成为林苍佑身边的红人。当时人人都在推测，许岳金将是下一任的槟州首席部长，他变成“精英中的精英”。甚至在林苍佑出国医病和疗养的三个月内，他出任代首席部长。许岳金真的是红到发紫。许许多多的人包围着他，又许许多多的人替他“出谋划策”，告诉他将来接班又如何如何的。有人替他高兴；也有人替他捏把冷汗；又有人揶揄他，指他走过了头。
我后来在林苍佑回国后，又从他身旁亲近的人打听到老头子（党内的人都这么尊称林苍佑）对许岳金任代首席部长时的一些动作有不苟同之处，尤其是他曾吐露一句话﹕“不要中途换马”，即意他还没有想到退休这码事。我也曾经强烈地暗示许岳金说要注意言行，不然会出岔子。
其实许岳金的“失算”上述只是其中一个，其它如他争做槟州联委会主席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也种下苦果。先是表明要与邱继圃争一长短，后来在林苍佑劝告下，打消此意。接着当邱继圃要退时，又遇着陈锦华拦路。陈锦华虽然不是林苍佑推出的人，但陈却巧妙地“结合”不满许岳金的派系（这批人也有与他同时出道的人），一举地夺下邱继圃的空缺。这样一来，许岳金在党内已无法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反之他的命运已操在党内领袖的手上。
尽管先前许岳金立下了“功绩”，诸如在1980年力促行动党的黄炎光跳槽成功，以致民政在州议席又有9席，与巫统持平。在波德申党选为林苍佑的布署东奔西跑而自己意外跌马。在1982年大选时，出大力扳倒马华的林建寿，以除掉与林苍佑争首席部长的对手等。
然而这一切都抵销不了在1984年出任代首席部长时的被认为过于出位的动作。在1986年未得到强力的支持守住州席，只好黯然参加国席竞选。在失败之后许岳金力图东山再起，无奈1990年过枝马华出征国席又再失利，再下来于1995年再以团结党名义再战江湖，也无功而返。
就这样一代政治红人只好急流勇退。许岳金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成为他心头“永远的伤痛”。作为他的好朋友，我希望许岳金对我这篇文章有回应。我们也想知道这些年来，他在做什么？我想他对历史是有话说的，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7.5.06
许子根回应我的演讲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于4月27日晚举办一场时事论坛讲座会。我以《从第九大马计划评估许子根的政绩》为题提出了几个要点。其中包括在第九大马计划报告书中的第17章（共27章）的数据表反映了许子根主政以来的政绩是受肯定的，也让槟州人民引以为荣。例如，最可贵的是先进州的地位，槟城依然保持第二，占第一位的自然是吉隆坡联邦直辖区，下来才是马六甲和雪兰莪。至于工业的投资、州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及人均收入的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槟州都是排在第三位，前两名是吉隆坡/雪州及柔佛。还有最可取的是在消除贫穷方面，槟城则占第一名，只有0.3%，接着是雪兰莪和吉隆坡。
由此而引证许子根主政16年来也取得不俗的政绩，最大的成就应是表现在“软件革命”的成功，把槟城从工业城导入高科技领域并成功地为槟城取得了多媒体超级走廊的地位。于是我作了一个比较指出林苍佑主政的年代（1969-1990）是“经济革命”成功，把槟城发展成全国电子业的模范州。其成就表现在“软硬兼施”奏效，既有软件建设，也有硬件建设（如大桥、光大）（即有了代表作），而许子根则是“软功一流”，“硬功”未见明显，尚未有代表作，以致有人戏说他“硬不起来”。
第九大马计划也就为许子根的成绩提供了正面的数据，他在持续性发展方面带来的肉眼看不到的工业转型至高科技领域而维持了槟州的优势，失业率只有24%。
不过，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对我的政绩评估有所回应和补充。他不认为在“硬件”建设上或“外涵”的表现上是差强人意的，更没有所谓的“交白卷。
以下的数据又为我们提供他在“硬件”上也有成就，只是不能与大桥的浩大工程相媲美，也就没有被人认为是代表作﹕
（一）1999年耗资1亿6千万元完成直落巴大水坝蓄水池，既对人民有益也成为新的一道风景线。
（二）2000年耗资1亿元完成槟州室内大体育馆，如今已成为热门的商业展览会场，刺激州内经济之活跃。
（三）2000年耗资1亿元的峇都加湾大体育场，成为威省的一大建设和提供高素质的运动场所。
（四）外环公路的其中一段日落洞大道是在1997年动工，但因是“土地换大道”（不收过路费），在1997年金融风暴降临时有了拖延。这段长6公里的大道（第一期）将在今年内全面通车。
至于第二及第三阶段的外环公路也与日落洞大道一样，属于私人大计划。预料第二阶段13公里的工程也将在今年启动，然后继续进行第三阶段17公里的工程。
这就是说，许子根对“硬件”的发展也费煞苦心和下足了功夫，祈望改善槟州人民的生活素质。这些材料的补充又“弥补”了我所说的“力之不逮”之“外涵”成绩，因之又不能说他在“硬件”上无所表现。虽然与大桥相比不是大制作；但也算是几个单元的成功制作。
在这些个基础上，如今第九大马计划又把第二大桥及单轨轻快铁列入其中，也就让我们感觉到大的“硬件”又要启动了。
为此，许子根认为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槟州建设成一个在不断发展中的州。而我希望他把槟城塑造成多元社会的一个典范，让华人主导政权“长治久安”。
由此而引证许子根主政16年来也取得不俗的政绩，最大的成就应是表现在“软件革命”的成功，把槟城从工业城导入高科技领域并成功地为槟城取得了多媒体超级走廊的地位。于是我作了一个比较指出林苍佑主政的年代（1969-1990）是“经济革命”成功，把槟城发展成全国电子业的模范州。其成就表现在“软硬兼施”奏效，既有软件建设，也有硬件建设（如大桥、光大）（即有了代表作），而许子根则是“软功一流”，“硬功”未见明显，尚未有代表作，以致有人戏说他“硬不起来”。
第九大马计划也就为许子根的成绩提供了正面的数据，他在持续性发展方面带来的肉眼看不到的工业转型至高科技领域而维持了槟州的优势，失业率只有24%。
不过，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对我的政绩评估有所回应和补充。他不认为在“硬件”建设上或“外涵”的表现上是差强人意的，更没有所谓的“交白卷。
以下的数据又为我们提供他在“硬件”上也有成就，只是不能与大桥的浩大工程相媲美，也就没有被人认为是代表作﹕
（一）1999年耗资1亿6千万元完成直落巴大水坝蓄水池，既对人民有益也成为新的一道风景线。
（二）2000年耗资1亿元完成槟州室内大体育馆，如今已成为热门的商业展览会场，刺激州内经济之活跃。
（三）2000年耗资1亿元的峇都加湾大体育场，成为威省的一大建设和提供高素质的运动场所。
（四）外环公路的其中一段日落洞大道是在1997年动工，但因是“土地换大道”（不收过路费），在1997年金融风暴降临时有了拖延。这段长6公里的大道（第一期）将在今年内全面通车。
至于第二及第三阶段的外环公路也与日落洞大道一样，属于私人大计划。预料第二阶段13公里的工程也将在今年启动，然后继续进行第三阶段17公里的工程。
这就是说，许子根对“硬件”的发展也费煞苦心和下足了功夫，祈望改善槟州人民的生活素质。这些材料的补充又“弥补”了我所说的“力之不逮”之“外涵”成绩，因之又不能说他在“硬件”上无所表现。虽然与大桥相比不是大制作；但也算是几个单元的成功制作。
在这些个基础上，如今第九大马计划又把第二大桥及单轨轻快铁列入其中，也就让我们感觉到大的“硬件”又要启动了。
为此，许子根认为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槟州建设成一个在不断发展中的州。而我希望他把槟城塑造成多元社会的一个典范，让华人主导政权“长治久安”。
1.5.06
林连登与韩中七博士
林连登在1950年创办韩江中学时，已是80高龄，因此董事们都尊称他为“阿登伯”。我们学生私下叫他“阿登伯”。他在创办韩中时，竟一口气 请了五位博士，真叫人瞠目结舌。他们依秩是庄泽宣（校长）、黄尊生、何永佶、熊叔隆及严元章。不久又加入了黎东方（教务主任）及后来的方学李，一共是七位博士。在中学华校史上，堪称一绝。以韩中办校之初，学生才500名左右，为何要这么多博士？我到今天还搞不清楚。大概是阿登伯想把韩中办成一流的中学。不过博士也吧，以当时的薪水来算，校长不过800元，其它博士也在四五百元之间，总算请得过。
当然，阿登伯有自己的一套办学理念，也不是每位校长都能理解透彻的，因此阿登伯vs校长的事也就这样发生了。
我们先说第一位庄泽宣，他的名气不仅是美国的博士，还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的官员。不止这些，如果我们再往前推算，庄校长的来头可真不小呢！
话说1926年，在厦门大学当校长的林文庆博士（他是在1920年厦大开办后，被创校人陈嘉庚请他离开新加坡到厦大掌校）请来了林语堂博士当文学院院长，又通过林语堂的介绍请来了鲁迅当文学教授。这一年庄泽宣也应聘到厦大任教。我们不知道庄泽宜是否认识鲁迅和林语堂，因为庄博士的著作中未提及此事，但他们三个人却是在1927年就离开厦大。巧合的是鲁迅那年是由厦大转到广州中山大学，而庄泽宣也在同一年应聘到中山大学创办教育研究所。由此来看，庄博士对教育是有长时间研究心得。大概是凭其对侨教之熟悉，才来到韩中。没想到掌校两年后，即与董事会意见相左而不被续聘，结果闹出第一个大风波。这个风波可不好收场，虽然阿登伯“漏夜”请来徐兴华当校长压阵，却压不了阵，因为老师与学生有意见。最后请来华校视学官陈翼经调解，力劝庄校长复职（此事件发生在1952年12月杪），但庄校长已答应当联营出版公司总编辑，以改编华校教科书，也答应出任马华公会教育文化小组之名誉顾问，因此他婉拒了一番好意。
这个时候，校内还另有三位博士（何永佶博士及其画家夫人张荔英最早离开韩中），即黄尊生，熊叔隆及严元章，他们都不肯接班，大有与庄博士“同进退”之势。
就在此时严元章又再离开，到麻坡中化执教。再不久，他到南大开办教育系，后又升为文学院院长。由于在1961年因力挺林连玉（被递夺公民权）而在1962年被宣布不得再进入马来亚联合邦。
剩下来就只能在黄尊生与熊叔隆之中挑选一人出任校长。协商结果，请化学博士熊叔隆出任校长，庄泽宣也表示同意。就这样熊博士于1953年初走马上任，他做到1955年应南大之聘离开韩中。
这个时候黄尊生登场了。黄博士给韩中师生的印象最深，因为韩中的校训“笃于文行”四个字出于黄博士所选。他是从苏东坡为纪念韩愈对文教之贡献，而为其立碑文中有云韩愈来潮州后“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忠于治学问与敦品行）。
接着韩中之校歌也是由黄尊生作词，“文风远绍昌黎”一直唱到今天。黄尊生的名字也就永远留在韩中学生的脑海中。1957年黄尊生离开韩中赴港，随后又出任台湾文化大学教授。他的华文文学根基是所有博士中最佼佼者。
与庄泽宣一样，黄尊生旅马期间也出版一书，取名为《沧海一鳞》（1956年），内中有一篇文章写他在“韩中三年”的心得与感想，已把时间的全部（至少七成）献给了学生，但还有一句老话，读书是最幸福的。庄泽宣的著作则取名为《从巴黎到槟城》（1953年）。
至于来得迟也去得早的黎东方博士，是在1955年应林语堂之邀到南洋大学执教。但在林语堂与南大主席陈六使闹意见后，又于1956年走人，连黎东方也走了。
第七位博士就是后来（1958年）才来不久即与林连登打官司的方学李博士。自此之后，韩中再也没有博士校长，也没有博士老师。前后8年，韩中闪耀着博士的光环，又告归复平静。
这里有一则趣闻，那是我亲眼在布告栏内所见。就是方学李离开韩中后(1958)有一天布告栏竟出现董事长林连登宣布林连登出任代校长。一时之间，消息传遍全校，但此布告第二天就取下了，大概觉得不妥当。后来接任者是汪少伦（军人出身），再下来的邢鹤年（又是军人），真是无巧不成书。从博士到军人，韩中校长的故事真是说不完。
1963年林连登以93岁高龄逝世，结束了他对韩中的13年的“大小通理”，也结束了他和校长之间的恩恩怨怨。林连登创造韩中的“神话”也因此永远说不完。留下很多的空间让人去遐想。
当然，阿登伯有自己的一套办学理念，也不是每位校长都能理解透彻的，因此阿登伯vs校长的事也就这样发生了。
我们先说第一位庄泽宣，他的名气不仅是美国的博士，还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的官员。不止这些，如果我们再往前推算，庄校长的来头可真不小呢！
话说1926年，在厦门大学当校长的林文庆博士（他是在1920年厦大开办后，被创校人陈嘉庚请他离开新加坡到厦大掌校）请来了林语堂博士当文学院院长，又通过林语堂的介绍请来了鲁迅当文学教授。这一年庄泽宣也应聘到厦大任教。我们不知道庄泽宜是否认识鲁迅和林语堂，因为庄博士的著作中未提及此事，但他们三个人却是在1927年就离开厦大。巧合的是鲁迅那年是由厦大转到广州中山大学，而庄泽宣也在同一年应聘到中山大学创办教育研究所。由此来看，庄博士对教育是有长时间研究心得。大概是凭其对侨教之熟悉，才来到韩中。没想到掌校两年后，即与董事会意见相左而不被续聘，结果闹出第一个大风波。这个风波可不好收场，虽然阿登伯“漏夜”请来徐兴华当校长压阵，却压不了阵，因为老师与学生有意见。最后请来华校视学官陈翼经调解，力劝庄校长复职（此事件发生在1952年12月杪），但庄校长已答应当联营出版公司总编辑，以改编华校教科书，也答应出任马华公会教育文化小组之名誉顾问，因此他婉拒了一番好意。
这个时候，校内还另有三位博士（何永佶博士及其画家夫人张荔英最早离开韩中），即黄尊生，熊叔隆及严元章，他们都不肯接班，大有与庄博士“同进退”之势。
就在此时严元章又再离开，到麻坡中化执教。再不久，他到南大开办教育系，后又升为文学院院长。由于在1961年因力挺林连玉（被递夺公民权）而在1962年被宣布不得再进入马来亚联合邦。
剩下来就只能在黄尊生与熊叔隆之中挑选一人出任校长。协商结果，请化学博士熊叔隆出任校长，庄泽宣也表示同意。就这样熊博士于1953年初走马上任，他做到1955年应南大之聘离开韩中。
这个时候黄尊生登场了。黄博士给韩中师生的印象最深，因为韩中的校训“笃于文行”四个字出于黄博士所选。他是从苏东坡为纪念韩愈对文教之贡献，而为其立碑文中有云韩愈来潮州后“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忠于治学问与敦品行）。
接着韩中之校歌也是由黄尊生作词，“文风远绍昌黎”一直唱到今天。黄尊生的名字也就永远留在韩中学生的脑海中。1957年黄尊生离开韩中赴港，随后又出任台湾文化大学教授。他的华文文学根基是所有博士中最佼佼者。
与庄泽宣一样，黄尊生旅马期间也出版一书，取名为《沧海一鳞》（1956年），内中有一篇文章写他在“韩中三年”的心得与感想，已把时间的全部（至少七成）献给了学生，但还有一句老话，读书是最幸福的。庄泽宣的著作则取名为《从巴黎到槟城》（1953年）。
至于来得迟也去得早的黎东方博士，是在1955年应林语堂之邀到南洋大学执教。但在林语堂与南大主席陈六使闹意见后，又于1956年走人，连黎东方也走了。
第七位博士就是后来（1958年）才来不久即与林连登打官司的方学李博士。自此之后，韩中再也没有博士校长，也没有博士老师。前后8年，韩中闪耀着博士的光环，又告归复平静。
这里有一则趣闻，那是我亲眼在布告栏内所见。就是方学李离开韩中后(1958)有一天布告栏竟出现董事长林连登宣布林连登出任代校长。一时之间，消息传遍全校，但此布告第二天就取下了，大概觉得不妥当。后来接任者是汪少伦（军人出身），再下来的邢鹤年（又是军人），真是无巧不成书。从博士到军人，韩中校长的故事真是说不完。
1963年林连登以93岁高龄逝世，结束了他对韩中的13年的“大小通理”，也结束了他和校长之间的恩恩怨怨。林连登创造韩中的“神话”也因此永远说不完。留下很多的空间让人去遐想。
许子根岳父当韩中校长
我原以为方学李是韩江中学“最短命”的校长，其实不然，还有另外一个人才是最短的，但历来的韩江校刊从未提及此事，很多人都不知道，偶尔我在首任校长庄泽宣博士的著作中，才有此重大发现。由于这位“最短命”的校长大有来头；尤其是在今天来说，实有必要补上这一笔史料。从中也可看出在林连登掌管韩中大权的年代，校长与董事长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林连登在1950年7月15日为韩江中学举行奠基礼前，就急于物色一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来掌校，结果选中早在战前就在中国负素盛名的教育家庄泽宣博士。庄泽宣博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他原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机构任职，负责国际儿童救济基金事务。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组联合国时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机构。1949年6月，庄泽宣卸职来到美国（他是在1948年初到巴黎任职的）。在美国住了13个月，期间，也就是1950年6月，接到韩建委会的信和电报，请他来韩江中学办校（此时建委会主席是连裕祥）。由于得知林连登要把韩中办成最大规模的中学（在当时来说，成立于1917年的新加坡华侨中学是最著名的），一时兴致勃勃的庄泽宣就应聘而来。他在1950年10月来马，月薪并不是外界所说的拿美金，而是马币400元。他说他不是为薪金而来，是为教育而来。他准备把韩中办成第一流的中学，成为世界中学的一个楷模。然而事与愿违。庄泽宣任职不到两年，竟在1952年12月3日获得董事会告知不再续聘为明年度校长，理由是﹕道不同，‚董事会未能与之协调及ƒ教师待遇无法改善。
不论出于任何理由，消息传开，犹如一颗“炸弹”在华社爆开，引起震惊。
在此时此刻，董事会最主要的是另外物色一位校长任职，以平息校内之情绪和华社的议论纷纷。由于校内其它有资格的老师不愿接任，惟有在校外物色适当人选。在12月12日那天，董事会突然宣布，委任徐兴华为校长。
到底谁是徐兴华？很多人一时不都不明究里。原来他是槟华女中校长朱月华的夫婿。再追查下去，原来他是当今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的夫人徐嘉平的父亲大人。换句话说，徐兴华就是许子根的岳父大人（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历史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就徐兴华本身而言，他是暨南大学毕业生，但不是博士，而是学士。当时是在中华中学任教，被认为是100%的好好先生。在消息传开后，有人为韩江庆徐君贺，但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简单。
原来，发出聘请给徐兴华的是董事副主席而非董事主席（当时董事主席是连裕祥，副主席是姚非丹及戴义卿，应该是姚非丹签发，林连登则是名誉董事长）。就这样俆兴华走马上任成为韩江中学的新校长。
头痛的事接踵而来，韩中师生有大意见，舆论也有不同看法，害得徐校长“头痛”过度，患病三天。事情也闹成僵局。根据所知，聘请徐兴华为校长，是由林连登拍板而获得连裕祥同意。事情演化至此，徐校长始知难以应付。虽经朱月华校长从中斡旋，亦未见效，以致徐校长“骑虎难下”。到了12月22日，董事会再派人与徐校长商议，请求他“自动解约”，除去计时炸弹，让庄泽宣继续做回校长。于是有一场“鸿门宴”的午餐之设，在场者有陈翼经（华校视学官），连裕祥，陈文炳（树胶公会总务）及朱月华校长。大家同意“徐退庄返”的方案，以消弭一场可能引发的“风暴”。
虽然徐兴华“牺牲小我”，但董事会已无法挽回庄泽宣之心，因此韩中又有说不完的故事。
前前后后，徐兴华只当了韩江中学校长半个月左右（履职是12月13日，卸职是12月杪）。他是韩江中学“最短命”的校长，不是因为不够资格和经验，而是因为他在不当的时间接受这一任命。虽然没有要了他的命，可够折腾他的往后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许子根及其夫人知道这个故事吗？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林连登在1950年7月15日为韩江中学举行奠基礼前，就急于物色一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来掌校，结果选中早在战前就在中国负素盛名的教育家庄泽宣博士。庄泽宣博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他原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机构任职，负责国际儿童救济基金事务。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组联合国时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机构。1949年6月，庄泽宣卸职来到美国（他是在1948年初到巴黎任职的）。在美国住了13个月，期间，也就是1950年6月，接到韩建委会的信和电报，请他来韩江中学办校（此时建委会主席是连裕祥）。由于得知林连登要把韩中办成最大规模的中学（在当时来说，成立于1917年的新加坡华侨中学是最著名的），一时兴致勃勃的庄泽宣就应聘而来。他在1950年10月来马，月薪并不是外界所说的拿美金，而是马币400元。他说他不是为薪金而来，是为教育而来。他准备把韩中办成第一流的中学，成为世界中学的一个楷模。然而事与愿违。庄泽宣任职不到两年，竟在1952年12月3日获得董事会告知不再续聘为明年度校长，理由是﹕道不同，‚董事会未能与之协调及ƒ教师待遇无法改善。
不论出于任何理由，消息传开，犹如一颗“炸弹”在华社爆开，引起震惊。
在此时此刻，董事会最主要的是另外物色一位校长任职，以平息校内之情绪和华社的议论纷纷。由于校内其它有资格的老师不愿接任，惟有在校外物色适当人选。在12月12日那天，董事会突然宣布，委任徐兴华为校长。
到底谁是徐兴华？很多人一时不都不明究里。原来他是槟华女中校长朱月华的夫婿。再追查下去，原来他是当今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的夫人徐嘉平的父亲大人。换句话说，徐兴华就是许子根的岳父大人（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历史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就徐兴华本身而言，他是暨南大学毕业生，但不是博士，而是学士。当时是在中华中学任教，被认为是100%的好好先生。在消息传开后，有人为韩江庆徐君贺，但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简单。
原来，发出聘请给徐兴华的是董事副主席而非董事主席（当时董事主席是连裕祥，副主席是姚非丹及戴义卿，应该是姚非丹签发，林连登则是名誉董事长）。就这样俆兴华走马上任成为韩江中学的新校长。
头痛的事接踵而来，韩中师生有大意见，舆论也有不同看法，害得徐校长“头痛”过度，患病三天。事情也闹成僵局。根据所知，聘请徐兴华为校长，是由林连登拍板而获得连裕祥同意。事情演化至此，徐校长始知难以应付。虽经朱月华校长从中斡旋，亦未见效，以致徐校长“骑虎难下”。到了12月22日，董事会再派人与徐校长商议，请求他“自动解约”，除去计时炸弹，让庄泽宣继续做回校长。于是有一场“鸿门宴”的午餐之设，在场者有陈翼经（华校视学官），连裕祥，陈文炳（树胶公会总务）及朱月华校长。大家同意“徐退庄返”的方案，以消弭一场可能引发的“风暴”。
虽然徐兴华“牺牲小我”，但董事会已无法挽回庄泽宣之心，因此韩中又有说不完的故事。
前前后后，徐兴华只当了韩江中学校长半个月左右（履职是12月13日，卸职是12月杪）。他是韩江中学“最短命”的校长，不是因为不够资格和经验，而是因为他在不当的时间接受这一任命。虽然没有要了他的命，可够折腾他的往后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许子根及其夫人知道这个故事吗？
30.4.06
华小董事会的主权与机制
欣闻雪隆华校董联会订于今日（4月30日）举行“2006年雪隆华小董事交流会”，以配合董总推动的“董事会醒觉运动”。由于讨论的课题广泛，我只针对“董事会的主权”与“董事会的组织”提出我的看法。
有一种论调说主权应向政府争取，一旦获得认同，则华小目前争议的问题就告解决了。换句话说，主权大过天，其它的都是细则问题。但问题是这么简单的吗？
我的看法有些不同。主权固然要维护，但组织与机制如果不健全，则等同有了武器，而没有军队来捍卫主权。根据董总法律顾问侥仁毅及吉打董联会主席傅振荃指出，有许多华小的董事会“冬眠”，应把他们“吵醒”。“吵醒”了以后怎么样？如果组织是依然故我的话，单靠董事长一人也是难有作为的。
事实上，我们应回到历史来探讨这个重大的问题。既然是雪州董联会在1959年已接纳华小董事会改组，那么今天回到雪隆董联会讨论也是切合时宜的。虽然在时间上相隔了47年，近半个世纪，但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雪州董联会是于1958年8月7日一致通过接纳董事会（指华小）修正章程（也就是接纳市教育局印发的华小董事会章程修正本）。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点是﹕官委的三名代表，应由董事推荐。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的逾千间的华小董事会必须根据修正的章程进行改组。这个大手术分成﹕官委、赞助人、校友、家长及受托人（指信托人或信理员）各有三人组成华小董事会（详情请参阅1959年8月8日《星洲日报》）。在这个结构下，原来的董事会（或称大董事会）已不能全面操控新的董事会（或称小董事或学监会，而教育部认同的是这个组织），因为它只能决定三位赞助人的代表再加上官委代表，如果校地是大董事会的，也可推荐其中三名信理员出任，而凑成多数。至于家长及校友的代表就非大董事会推举了（请注意，这里是指校方代表，由校友中选出，而非校友会选出）。
本来在大小董事会并存的年代争议并没有这样的明显，因为大董事会一向来出钱出力，也就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在物换星移下，小董事会逐渐形成一个“代表性”的机构，甚至还取代了大董事会的功能。由于小董事会的当然秘书是校长，一切文件归校长保管，其权力也相对增加，再加上教育部鼓励每间华小成立“家教协会”，它就与小董事会成为平行的双翼，而核心人物非校长莫属。由此可见，校长权力的扩大是教育法令及结构改变使然。久而久之，也就出现今天的所谓“主权”的争议问题。
更甚者，由于接受华小董事会的改组，许多小董事会的成员是年年未改的，一直照做下去，理由是更换代表麻烦或会得罪人或担心被除名。比如槟城的官委代表一旦出现空缺就不能填补，也就只好让有关者永远做下去直到逝世。如此年复一年，华小董事会出现“冬眠”状态是不足为奇的。
现在如果我们要让这类的董事会“复苏”起来，自然要大换血，但谁拥有绝对的权力呢？即便仍存在着大董事会，它也只能更换赞助人代表，成不了气候。另外即便某些家长有心要改革，如果他进不了家协（其中的奥妙，也就是教育法令下的条例所规定的），他又如何成为董事会成员乃至被选为董事长呢？
就此看来，重振董事会的权威也许需要通过发挥或恢复或另组大董事会，以“校主”的身份要求厘清主权（包括行政措施的调整）。如果单靠小董事会（又力之不逮，或被认为是“冬眠”的）争取应有的权利，又显得如同孩子向父亲讨权力，毕竟小董事会的生存是依附在教育法令的条例下（1957年）。如果重组大董事会也会显得更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不知董总诸公以为然否？不然恐怕努力会事倍功半的。
有一种论调说主权应向政府争取，一旦获得认同，则华小目前争议的问题就告解决了。换句话说，主权大过天，其它的都是细则问题。但问题是这么简单的吗？
我的看法有些不同。主权固然要维护，但组织与机制如果不健全，则等同有了武器，而没有军队来捍卫主权。根据董总法律顾问侥仁毅及吉打董联会主席傅振荃指出，有许多华小的董事会“冬眠”，应把他们“吵醒”。“吵醒”了以后怎么样？如果组织是依然故我的话，单靠董事长一人也是难有作为的。
事实上，我们应回到历史来探讨这个重大的问题。既然是雪州董联会在1959年已接纳华小董事会改组，那么今天回到雪隆董联会讨论也是切合时宜的。虽然在时间上相隔了47年，近半个世纪，但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雪州董联会是于1958年8月7日一致通过接纳董事会（指华小）修正章程（也就是接纳市教育局印发的华小董事会章程修正本）。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点是﹕官委的三名代表，应由董事推荐。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的逾千间的华小董事会必须根据修正的章程进行改组。这个大手术分成﹕官委、赞助人、校友、家长及受托人（指信托人或信理员）各有三人组成华小董事会（详情请参阅1959年8月8日《星洲日报》）。在这个结构下，原来的董事会（或称大董事会）已不能全面操控新的董事会（或称小董事或学监会，而教育部认同的是这个组织），因为它只能决定三位赞助人的代表再加上官委代表，如果校地是大董事会的，也可推荐其中三名信理员出任，而凑成多数。至于家长及校友的代表就非大董事会推举了（请注意，这里是指校方代表，由校友中选出，而非校友会选出）。
本来在大小董事会并存的年代争议并没有这样的明显，因为大董事会一向来出钱出力，也就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在物换星移下，小董事会逐渐形成一个“代表性”的机构，甚至还取代了大董事会的功能。由于小董事会的当然秘书是校长，一切文件归校长保管，其权力也相对增加，再加上教育部鼓励每间华小成立“家教协会”，它就与小董事会成为平行的双翼，而核心人物非校长莫属。由此可见，校长权力的扩大是教育法令及结构改变使然。久而久之，也就出现今天的所谓“主权”的争议问题。
更甚者，由于接受华小董事会的改组，许多小董事会的成员是年年未改的，一直照做下去，理由是更换代表麻烦或会得罪人或担心被除名。比如槟城的官委代表一旦出现空缺就不能填补，也就只好让有关者永远做下去直到逝世。如此年复一年，华小董事会出现“冬眠”状态是不足为奇的。
现在如果我们要让这类的董事会“复苏”起来，自然要大换血，但谁拥有绝对的权力呢？即便仍存在着大董事会，它也只能更换赞助人代表，成不了气候。另外即便某些家长有心要改革，如果他进不了家协（其中的奥妙，也就是教育法令下的条例所规定的），他又如何成为董事会成员乃至被选为董事长呢？
就此看来，重振董事会的权威也许需要通过发挥或恢复或另组大董事会，以“校主”的身份要求厘清主权（包括行政措施的调整）。如果单靠小董事会（又力之不逮，或被认为是“冬眠”的）争取应有的权利，又显得如同孩子向父亲讨权力，毕竟小董事会的生存是依附在教育法令的条例下（1957年）。如果重组大董事会也会显得更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不知董总诸公以为然否？不然恐怕努力会事倍功半的。
25.4.06
嘉化峇峇与马共和解
前任副首相敦嘉化峇峇终于走完他的一生，终年81岁。这位政坛元老虽然未能攀上首相高职，但他却留下令人难忘的政绩。
对于他本身而言，他是在15岁（1940年）即参加一个叫做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的组织，这是一个急进派的民族主义团体，反对英殖民统治。其中的领导人是后来成为人民党主席的阿末布斯达曼。
1945年战后，又出现一个马来民族主义政党，叫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其领导人有后来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巴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依萨（劳工党主席）及布斯达曼（人民党主席）和转向马共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嘉化在1948年参加这个政党，也结识其中的领导人。这个党因被指为受共党渗透而在1950被英殖民政府查封。
因此在1951年嘉化峇峇转向参加巫统，这一年巫统创办人拿督翁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后又再改名为国家党（Parti Negara），而由东姑阿都拉曼接任巫统主席。
教师出身的嘉化峇峇虽然没有强烈的政治欲望，但有政治的使命感，在1955年在联盟旗帜参加独立前票选而成为立法议员。1957年独立后他又参加1959年的全国大选胜出，成为马六甲首席部长。一直到1968年调任中央出任部长。他是巫统的元老，也是在位最久的党副主席之一（1962年起到1987年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而在1993年退隐政坛）。嘉化1974年退出内阁，因不满未被调升副首相。不过在1986年受马哈迪之召又再入阁且成为副苜相。他有自知之明，由于学历关系，并不期望有朝一日成为国家首相，而是满足于当马哈迪的副手。无奈1993年安华崛起形势比人强，他选择靠边站。他对巫统，国家做出的贡献是受到肯定的；尤其协助马哈迪在1987年党争中稳定大局，击退来势汹汹的东姑拉沙里和慕沙希淡的挑战。
对于马华公会而言，嘉化又有令马华终生难忘的贡献，那就是在1984年马华爆发党争后，嘉化毅然介入协助安定局面，一度且成为马华的临时代总会长。这场党争是因为李三春突然于1983年“出走”，导致梁维泮和陈群川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结果后来由后者取胜，嘉化也就“功成引退”。正因为嘉化对马华有功，因此马华公会每年不忘给他庆祝生日。
对于国家和平而言，嘉化的杰出贡献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促成马共与政府和谈，结束对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人在北京）（他与嘉化是前马来国民党的党员，彼此相识，嘉化也因为这种微妙关系，得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嘉化于1986年出任副首相后，就写一封信表示祝贺。接着透过嘉化密友哈芝端穆达的穿针引线，和谈似乎有了眉目。
1987年6月25日，阿都拉西迪通过端穆达呈交一信件给嘉化，信中提出了前马来国民党和后来马共领导的马来民族党的问题。不久之后，也就是9月7日，嘉化回函同意与马共举行会谈。
阿都拉西迪至为感动，再去一函（10月1日）形容嘉化是一位爱国和民主主义者，嘉化又再11月7日覆信同意应该结束这场战争，因为马来西亚已经独立很久了。
结果有了1988年5月24日的第一次和谈在合艾举行，随后第二次和谈于8月10日在槟城举行，随后第三轮会谈又回到合艾。
到了1989年，高层的会谈在泰国的普吉先后进行五次。结果马方，泰方和马共同意签署和平协议书。这就是1989年12月2日在合艾举行的历史性的会议，达成《合艾和平协议》，从此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嘉化在这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启动了和平之路，他的这一巨大贡献是永垂青史的。虽然他不是直接的谈判者，但在马哈迪的同意下，他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马来西亚独立斗争也写下完美的句号。这就是嘉化峇峇鲜为人知的一面。而这个精彩的篇章是在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录《抗英战争与和平》中一一显露。
对于他本身而言，他是在15岁（1940年）即参加一个叫做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的组织，这是一个急进派的民族主义团体，反对英殖民统治。其中的领导人是后来成为人民党主席的阿末布斯达曼。
1945年战后，又出现一个马来民族主义政党，叫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其领导人有后来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巴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依萨（劳工党主席）及布斯达曼（人民党主席）和转向马共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嘉化在1948年参加这个政党，也结识其中的领导人。这个党因被指为受共党渗透而在1950被英殖民政府查封。
因此在1951年嘉化峇峇转向参加巫统，这一年巫统创办人拿督翁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后又再改名为国家党（Parti Negara），而由东姑阿都拉曼接任巫统主席。
教师出身的嘉化峇峇虽然没有强烈的政治欲望，但有政治的使命感，在1955年在联盟旗帜参加独立前票选而成为立法议员。1957年独立后他又参加1959年的全国大选胜出，成为马六甲首席部长。一直到1968年调任中央出任部长。他是巫统的元老，也是在位最久的党副主席之一（1962年起到1987年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而在1993年退隐政坛）。嘉化1974年退出内阁，因不满未被调升副首相。不过在1986年受马哈迪之召又再入阁且成为副苜相。他有自知之明，由于学历关系，并不期望有朝一日成为国家首相，而是满足于当马哈迪的副手。无奈1993年安华崛起形势比人强，他选择靠边站。他对巫统，国家做出的贡献是受到肯定的；尤其协助马哈迪在1987年党争中稳定大局，击退来势汹汹的东姑拉沙里和慕沙希淡的挑战。
对于马华公会而言，嘉化又有令马华终生难忘的贡献，那就是在1984年马华爆发党争后，嘉化毅然介入协助安定局面，一度且成为马华的临时代总会长。这场党争是因为李三春突然于1983年“出走”，导致梁维泮和陈群川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结果后来由后者取胜，嘉化也就“功成引退”。正因为嘉化对马华有功，因此马华公会每年不忘给他庆祝生日。
对于国家和平而言，嘉化的杰出贡献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促成马共与政府和谈，结束对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人在北京）（他与嘉化是前马来国民党的党员，彼此相识，嘉化也因为这种微妙关系，得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嘉化于1986年出任副首相后，就写一封信表示祝贺。接着透过嘉化密友哈芝端穆达的穿针引线，和谈似乎有了眉目。
1987年6月25日，阿都拉西迪通过端穆达呈交一信件给嘉化，信中提出了前马来国民党和后来马共领导的马来民族党的问题。不久之后，也就是9月7日，嘉化回函同意与马共举行会谈。
阿都拉西迪至为感动，再去一函（10月1日）形容嘉化是一位爱国和民主主义者，嘉化又再11月7日覆信同意应该结束这场战争，因为马来西亚已经独立很久了。
结果有了1988年5月24日的第一次和谈在合艾举行，随后第二次和谈于8月10日在槟城举行，随后第三轮会谈又回到合艾。
到了1989年，高层的会谈在泰国的普吉先后进行五次。结果马方，泰方和马共同意签署和平协议书。这就是1989年12月2日在合艾举行的历史性的会议，达成《合艾和平协议》，从此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嘉化在这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启动了和平之路，他的这一巨大贡献是永垂青史的。虽然他不是直接的谈判者，但在马哈迪的同意下，他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马来西亚独立斗争也写下完美的句号。这就是嘉化峇峇鲜为人知的一面。而这个精彩的篇章是在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录《抗英战争与和平》中一一显露。
24.4.06
林连登打官司
1958年也真是韩江中学多事之秋的一年。这一年林连登以89岁高龄迎战一场官司，起诉人是原韩中校长方学李博士，一时轰动整个华社。在林连登逝世后，其后人又于70年代打一场没有林连登在场的林连登官司案，那就是其前职员起诉的著名的16万元官司案。前一宗案方学李取得4千余元之补偿；后一宗案林连登后人胜诉。
为什么会有董事长与校长打官司的案件？其缘由是这样的﹕1958年7月10日，来自台湾的方学李接受林连登的聘请出任韩中校长。9月7日抵槟履新。
方学李自我介绍他的履历是在来槟之前，他是在台湾当律师及数家公司之法律顾问。在这之前，他也曾在中国的中山大学、安嶶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执教（此应指中国解放前）（来头可真不小，且拥有博士衔头）。
在抵槟后的第二天，方学李拜会林连登，两人东拉西扯许多政治上的故事，包括为什么陈嘉庚与陈仪感情不睦之事（按陈仪在抗日期间是福建省省长，被陈嘉庚告发渎职而被撤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仪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省长。引自《南侨回忆录》，杨进发著《陈嘉庚传》也有提及此事）。
抵槟第三天后，他正式出任校长。据他说，他的薪水是马币725元，加房屋津贴100元，车马费50元，合共是875元。不过，他一直没有接到正式的聘书。讵料在10月27日，他接到董事部律师发给的解雇信，通知他在10月30日起停职。前前后后，他任校长只有七周的“寿命”。
方学李因此不服，他在1959年入禀槟城高等法院，要求韩中董事会赔偿旅费、薪俸及津贴合共21000余元。官司在6月10日开审，方学李及林连登双双出庭。
林连登在供证时主要有三点﹕方学李写一封信给一名董事说教员你请或我请，而且用挂号信（林连登认为是不寻常的），是不与董事会合作之举，等于将学校分成两部份（监学林锡猷对此有解释聘请教员是校长与董事部磋商，而不是你请或我请的问题）。‚当年学校之毕业刊出问题（此乃指政治部有进行调查，发现三篇文问题，而有些有亲共思想），言下之意是方校长未监督好（此点方学李有辩驳，他指出封面和平鸽并非亲共之举。他引述圣经的封面，也有一只白鸽含着橄榄枝。耶苏说过，这鸽子是和平的）。ƒ指方校长不懂英文。
此外，林连登在庭上说﹕“他管理学校不好，工作不照作，整天阅报纸。”（哄堂）
基于这些个理由，董事会认为方学李“无能力办学”将之解雇，但方学李认为此说是无理的，因此要求赔偿。他也力指学校存在的缺点。他说，学校有近三千名学生，从学生的图书费中，学校每年可收两万多元。可是在他调查后，发现学校花在图书费只一百多元，还有学校只有两个篮球场，是不够用的。
他承认虽然没担任过中学校长之经验，但凭他在大学教书的经验，他是胜任有余的，只是在他未能大展拳脚之际，他就被解雇了。
有一件事是我们事先都不知道的，但在方学李供证时抖了出来﹕在1958年10月11日林连登钢像揭幕之前，他有接到首席部长（指王保尼）之电话，问他能否保证东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来主持揭和致词时学生不捣乱，否则东姑不会来，他便回答会尽力维持秩序，结果首席部长满意，而后东姑也来了。
我们可以想象，在1958年韩中学运正处蓬勃阶段，王保尼有此一问，是担心韩中学生会有什么示威的。就我当时所知悉的情况是，韩中学生并没有什么事先闹事的传闻，而是大家都接受学校的安排，在烈日下的大草场聆听大人物演讲，秩序井然。
这场官司出庭供证的人物可够精采，除了学校的董事外，也有教育局、政治部、移民厅和教师等，其中包括名作家方北方，他也有“惊人”的揭露，还有报社主管及记者等。
方学李的律师惹日星有一段话是值得一提的。他说，林连登决定聘请方博士是因为他们两人是同乡。
方学李来担任校长后，一直催董事会发下聘书，换来的是一封解解雇函。在不服底下，官司在1959年8月21日审结下判。方学李获得4000余元的补偿，此事也就告一段落。这是韩中其中一位最“短命”的校长，也为杏坛留下一段“辛酸泪”。林连登对韩中事务之“大小通理”也由此得到印证。
为什么会有董事长与校长打官司的案件？其缘由是这样的﹕1958年7月10日，来自台湾的方学李接受林连登的聘请出任韩中校长。9月7日抵槟履新。
方学李自我介绍他的履历是在来槟之前，他是在台湾当律师及数家公司之法律顾问。在这之前，他也曾在中国的中山大学、安嶶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执教（此应指中国解放前）（来头可真不小，且拥有博士衔头）。
在抵槟后的第二天，方学李拜会林连登，两人东拉西扯许多政治上的故事，包括为什么陈嘉庚与陈仪感情不睦之事（按陈仪在抗日期间是福建省省长，被陈嘉庚告发渎职而被撤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仪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省长。引自《南侨回忆录》，杨进发著《陈嘉庚传》也有提及此事）。
抵槟第三天后，他正式出任校长。据他说，他的薪水是马币725元，加房屋津贴100元，车马费50元，合共是875元。不过，他一直没有接到正式的聘书。讵料在10月27日，他接到董事部律师发给的解雇信，通知他在10月30日起停职。前前后后，他任校长只有七周的“寿命”。
方学李因此不服，他在1959年入禀槟城高等法院，要求韩中董事会赔偿旅费、薪俸及津贴合共21000余元。官司在6月10日开审，方学李及林连登双双出庭。
林连登在供证时主要有三点﹕方学李写一封信给一名董事说教员你请或我请，而且用挂号信（林连登认为是不寻常的），是不与董事会合作之举，等于将学校分成两部份（监学林锡猷对此有解释聘请教员是校长与董事部磋商，而不是你请或我请的问题）。‚当年学校之毕业刊出问题（此乃指政治部有进行调查，发现三篇文问题，而有些有亲共思想），言下之意是方校长未监督好（此点方学李有辩驳，他指出封面和平鸽并非亲共之举。他引述圣经的封面，也有一只白鸽含着橄榄枝。耶苏说过，这鸽子是和平的）。ƒ指方校长不懂英文。
此外，林连登在庭上说﹕“他管理学校不好，工作不照作，整天阅报纸。”（哄堂）
基于这些个理由，董事会认为方学李“无能力办学”将之解雇，但方学李认为此说是无理的，因此要求赔偿。他也力指学校存在的缺点。他说，学校有近三千名学生，从学生的图书费中，学校每年可收两万多元。可是在他调查后，发现学校花在图书费只一百多元，还有学校只有两个篮球场，是不够用的。
他承认虽然没担任过中学校长之经验，但凭他在大学教书的经验，他是胜任有余的，只是在他未能大展拳脚之际，他就被解雇了。
有一件事是我们事先都不知道的，但在方学李供证时抖了出来﹕在1958年10月11日林连登钢像揭幕之前，他有接到首席部长（指王保尼）之电话，问他能否保证东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来主持揭和致词时学生不捣乱，否则东姑不会来，他便回答会尽力维持秩序，结果首席部长满意，而后东姑也来了。
我们可以想象，在1958年韩中学运正处蓬勃阶段，王保尼有此一问，是担心韩中学生会有什么示威的。就我当时所知悉的情况是，韩中学生并没有什么事先闹事的传闻，而是大家都接受学校的安排，在烈日下的大草场聆听大人物演讲，秩序井然。
这场官司出庭供证的人物可够精采，除了学校的董事外，也有教育局、政治部、移民厅和教师等，其中包括名作家方北方，他也有“惊人”的揭露，还有报社主管及记者等。
方学李的律师惹日星有一段话是值得一提的。他说，林连登决定聘请方博士是因为他们两人是同乡。
方学李来担任校长后，一直催董事会发下聘书，换来的是一封解解雇函。在不服底下，官司在1959年8月21日审结下判。方学李获得4000余元的补偿，此事也就告一段落。这是韩中其中一位最“短命”的校长，也为杏坛留下一段“辛酸泪”。林连登对韩中事务之“大小通理”也由此得到印证。
23.4.06
“政客”与“政治家”
我对“大马商业道德学院”和英国Mori调查公司所展开的一项“忠诚信任”程度的调查结果深感兴趣。其中有关从政者的可信度，大马与英国相差无几。在大马方面，相信从政者讲真话的只占11%，而在英国方面，也只有16%。换句话说，在15项职业或行业中，从政者均叼陪末座。
虽然这种调查不具权威，但不论是在大马或在英国，人们对从攻者的信任程度总是最低的。这主要是政治人物面面俱圆，总是选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人物讲不同的话，以致人们也不知道到底那个才是真实的，因此有了以上的“结论”。
在华文字中，对于政治人物有几种称呼，却具不同的含意，其巧妙处也就在此。例如英文字一般上对从政者使用politician来称呼，但查了字典，它却有两个解释，一说政治家，另一说政客。对于华文字来说，“政客”又有了贬意。因此从政者往往喜欢被称为“政治人物”或“政治工作者”，而不喜欢“政客”这个词汇。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客”字的含意。一般上我们理解的是非主人的意思，而是到访者或过路者或短暂居留者。例如来自中原的系族散居在中国各省市，尤其是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乃至江西，统被称为“客人”。虽然他们长期以来就落地生根，也是主人之一，但这个名称从未改变。客家人也习惯这样的称呼不认为含有贬意。
再者，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也是作客式的，当时间一到就得离开尘世。虽然我们也认定自己是地球的主人，但岁月不饶人，我们终究还是地球上的“客人”。
从这样来理解，“客”字也就没有什么不妥。可是从政者就不喜欢这样的称呼，但在老百姓的眼中，不叫“政客”又叫什么呢？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可信度如此之低，也难怪在人民的眼中对从政者带着这样的意思。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人物要成为“政治家”是难之又难的。政治家寥寥可数，政客就一大把。换句话说，要从“政客”蜕变成“政治家”，可就难关重重，也不是每个从政者都可以做到的。
这样一来，“客”和“家”就有一道很深的鸿沟，谁要能从“客”转成“家”，可就是一方名士了。如果说，“政客”是人民中的“精选”，那么“政治家”就是“精选中之精华”。
那么谁才够格成为“政治家”呢？这又是没有严格的定义，但有一个“认同”。即这个人在政治上对国家和人民有巨大的贡献或在某个时代有特出的表现，能带动人民跟看其思想而行动起来。这样的人也真的没有几个。这是要用一生心血才能打造出来的。不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或政治手腕或施政方针，那是另外一码事。当他们被历史定位时，他们已成了政治家。在马来西亚，被列入政治家地位的有巫统的拿督翁、东姑阿都拉曼、敦拉萨、胡先翁和已退任的马哈迪；有马华的陈祯禄；有民政的林苍佑。在新加坡有李光耀和林清祥等。由此可见一个人要在历史上寻求这么高的荣誉诚非易事。
明乎政治家是这么高难度的境界，则我们一般的从政者也就不必这么耿耿于怀，只当自己是政治人物或只是政治上的一名过客，也不要在意被人称为“政客”。做政治上的“客人”，又有什么不好呢？千万不要一下子就以为被人称为“政客”是贬斥之意。其实，政客也罢，从政者也吧，最在意的应该是当他对政治作出承诺的时候，他不能利欲熏心，不能假公济私；更不能没有立场和政治理念，也不要讲话翻来覆去，以取信于民，设法将“政客”的形象和可信度提高。这也是从政者的任务之一。
虽然这种调查不具权威，但不论是在大马或在英国，人们对从攻者的信任程度总是最低的。这主要是政治人物面面俱圆，总是选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人物讲不同的话，以致人们也不知道到底那个才是真实的，因此有了以上的“结论”。
在华文字中，对于政治人物有几种称呼，却具不同的含意，其巧妙处也就在此。例如英文字一般上对从政者使用politician来称呼，但查了字典，它却有两个解释，一说政治家，另一说政客。对于华文字来说，“政客”又有了贬意。因此从政者往往喜欢被称为“政治人物”或“政治工作者”，而不喜欢“政客”这个词汇。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客”字的含意。一般上我们理解的是非主人的意思，而是到访者或过路者或短暂居留者。例如来自中原的系族散居在中国各省市，尤其是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乃至江西，统被称为“客人”。虽然他们长期以来就落地生根，也是主人之一，但这个名称从未改变。客家人也习惯这样的称呼不认为含有贬意。
再者，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也是作客式的，当时间一到就得离开尘世。虽然我们也认定自己是地球的主人，但岁月不饶人，我们终究还是地球上的“客人”。
从这样来理解，“客”字也就没有什么不妥。可是从政者就不喜欢这样的称呼，但在老百姓的眼中，不叫“政客”又叫什么呢？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可信度如此之低，也难怪在人民的眼中对从政者带着这样的意思。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人物要成为“政治家”是难之又难的。政治家寥寥可数，政客就一大把。换句话说，要从“政客”蜕变成“政治家”，可就难关重重，也不是每个从政者都可以做到的。
这样一来，“客”和“家”就有一道很深的鸿沟，谁要能从“客”转成“家”，可就是一方名士了。如果说，“政客”是人民中的“精选”，那么“政治家”就是“精选中之精华”。
那么谁才够格成为“政治家”呢？这又是没有严格的定义，但有一个“认同”。即这个人在政治上对国家和人民有巨大的贡献或在某个时代有特出的表现，能带动人民跟看其思想而行动起来。这样的人也真的没有几个。这是要用一生心血才能打造出来的。不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或政治手腕或施政方针，那是另外一码事。当他们被历史定位时，他们已成了政治家。在马来西亚，被列入政治家地位的有巫统的拿督翁、东姑阿都拉曼、敦拉萨、胡先翁和已退任的马哈迪；有马华的陈祯禄；有民政的林苍佑。在新加坡有李光耀和林清祥等。由此可见一个人要在历史上寻求这么高的荣誉诚非易事。
明乎政治家是这么高难度的境界，则我们一般的从政者也就不必这么耿耿于怀，只当自己是政治人物或只是政治上的一名过客，也不要在意被人称为“政客”。做政治上的“客人”，又有什么不好呢？千万不要一下子就以为被人称为“政客”是贬斥之意。其实，政客也罢，从政者也吧，最在意的应该是当他对政治作出承诺的时候，他不能利欲熏心，不能假公济私；更不能没有立场和政治理念，也不要讲话翻来覆去，以取信于民，设法将“政客”的形象和可信度提高。这也是从政者的任务之一。
17.4.06
林连登vs林连玉
战后，林连登作了一个让后世赞不绝口的举动，那就是在1948年遵照承诺献地兴建韩江中，总面积是31又¼依格左右，校园之大，居各校之冠。今天的韩江中学的广阔校地就是在当时由林连登一手献出来的。1950年7月15日，由林连登举行奠基礼。这一天成为韩中永远的校庆日，风雨不改。1951年正式开课，从此弦歌不辍。
为了纪念林连登对韩江中小学的巨大贡献，董事会于1948年为林连登竖立半身小钢像于韩江小学，复于1958年在韩江中学大草场竖立全身大钢像。有人笑曰，小学小也，中学大也。不过以当时韩小侧身在潮州会馆内，面积有限，要大也不可能，只好「委曲」林老先生，直到中学落成，就大到路人举目一望就先看见林连登一手持拐杖，一手拿书卷的大钢像。50年来“他”在风雨中屹立。
这里显示林连登不避忌的典型故事，在他生前有幸目睹本身的钢像在两间学校“闪闪发亮”，而且还亲自邀请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为其钢像揭幕。
这一年林连登已是78岁高龄，精神矍乐，对学校事“大小通理”。
我在1958年时已是韩中的初中生，全校师生都必须参加钢像揭幕礼，我对此是印像深刻的，在烈日当下，我们一直站在草场听大人物在演讲，浑身流汗。也有人发出怨言说这那里是观礼，简直是“虐待”，大人物有凉蓬挡晒，而我们要站着“受罚”。好不容易熬过烈日当空，我们终于松一口气。后来想想，学生嘛，不得不充充场面。
说到1958年，也是韩中多事之秋的一年。其远因起自学运，也就是由锺灵中学传过来的（还记得1955-56年锺灵的罢课风潮吗？胡万锋就是其中一名“牺牲”的领袖），于是有韩中学生被捕的事件发生。到了1956年情况进一步紧张。当时的教育部长指出有韩中学生介入锺灵学潮，引致校长诚惶诚恐，不得不发表文告“澄清”是学生入锺中观看，而不是参加示威云云。
1957年的韩中已是北马学运中心（锺灵被压制后转向韩中发展）。这一年的4月4日，韩中学生约五百人以罢考掀开学潮序幕，藉以声援锺中68名学生被开除。
这一下子，触怒了林老先生，他赶忙来到礼堂，向罢课的学生责难，他说﹕“锺中学生是反对校长，反对领取特别津贴（即意改成国民型中学），韩中有什么地方值得反对，你们这样做（指罢考）？”
也许林连登不是很明白什么是学运？它是连成一气的，从新加坡的“中学联”传来的，是一股左翼思潮运动。也许他也知悉一些，但他还是采取激烈的行动，他在他的寓所“桂林庐”召开董事会议，决定勒令五名学生领袖退学，另17名记大过签悔过书，再有23名在不记过下也要签悔过书和家长保证书。
但这也不能阻止学生再次发难，这一年的11月14日（史称一一一四事件），韩中、中华及槟华学生群起示威，二千余人齐集槟华女中，有十余名学生受伤。全马性的学潮此落彼起，学生们反对高初级文凭考试以英文出题及作答；‚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及ƒ反对驱逐超龄生。
林连登在事后（1957年11月27日）发表文告促请学生们“痛自觉悟”，盖罢考罢课及游行示威，非特违犯校规，且足以妨碍华校之进展。
在学运火红的年代，林连登的“恩威并重”起不了作用。韩中学生在1958年再一次展示学运的威力。在这一年的6月2日，韩中学生齐集礼堂示威。我也是其中一名参加者，但因年纪太小，不知道罢什么课，只见台上学生领袖又演讲又喊口号，我们也群起响应，事后大家又回到课室上课，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其实这才是大件事。
原来，在1958年3月初，教育部规定华校初级中学毕业生必须经过升学考试及格，始可进入高中，这是全马华校所反对的，因为一向来初中考试是测验性质，不是决定能否上高中的唯一标准。
林连玉在其回忆录（风雨十八年）（下集）中这样说﹕“在3月14日时，接获韩中董事长林连登的来函，对升学考试诸多指责，义正词严，深合华文中学生的心意，并请求三大机构交涉此事。”
为此林连玉在14月6日举行的教总工委会，支持林连登的想法，议决全国华文初中毕业生一律杯葛升学考试。此时新上任马华总会长的林苍佑介入调解，但未带来满意的答案，决定由马华召集三大机构会议，日期订在6月1日。
林连玉说，“林连登竟于五月下旬举行韩中董事会议，认为交涉已成功，指示韩中初中业毕生要参加升学考试，否则不得升入高中。”对此林连玉感到费解，最先反对的是林连登，最先屈服的也是林连登。他形容林连登此举是“不待结果，就单独行动”。
有两位韩中学生代表就此向林连登寻求答案，结果林老大怒，一举开除他们。
而6月1日的三大机构会议也对此无法交待问题已“圆满”解决，导致韩中学生在6月2日静坐罢课。林连玉说，若此事未解决，势造成全马华校的学潮。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是谁化解了危机？结果是马华的宣传主任杨邦孝（懂得华文）（如今是新加坡大法官）挺身而出，直接找教育部长佐哈里，得到部长同意改为测验性质。
不过林连玉不放心，杨邦孝只好签下白纸黑字给林连玉，后者才肯发表文告说争议已解决，一场可能的风潮就此消弭掉。事后杨邦孝向林连玉说，佐哈里也知悉雪州四中学风声得紧。如果学潮爆发，恐会动摇其部长职。（上述情节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
自此而后，韩中不再有学潮，但林连玉与林连登也就成为不咬弦的“寃家”。奇怪的是两人的名字看似亲兄弟，却是南辕北辙的“华教领袖”。林连玉vs林连登事件，成了华校史上一个历史性的记录。
为了纪念林连登对韩江中小学的巨大贡献，董事会于1948年为林连登竖立半身小钢像于韩江小学，复于1958年在韩江中学大草场竖立全身大钢像。有人笑曰，小学小也，中学大也。不过以当时韩小侧身在潮州会馆内，面积有限，要大也不可能，只好「委曲」林老先生，直到中学落成，就大到路人举目一望就先看见林连登一手持拐杖，一手拿书卷的大钢像。50年来“他”在风雨中屹立。
这里显示林连登不避忌的典型故事，在他生前有幸目睹本身的钢像在两间学校“闪闪发亮”，而且还亲自邀请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为其钢像揭幕。
这一年林连登已是78岁高龄，精神矍乐，对学校事“大小通理”。
我在1958年时已是韩中的初中生，全校师生都必须参加钢像揭幕礼，我对此是印像深刻的，在烈日当下，我们一直站在草场听大人物在演讲，浑身流汗。也有人发出怨言说这那里是观礼，简直是“虐待”，大人物有凉蓬挡晒，而我们要站着“受罚”。好不容易熬过烈日当空，我们终于松一口气。后来想想，学生嘛，不得不充充场面。
说到1958年，也是韩中多事之秋的一年。其远因起自学运，也就是由锺灵中学传过来的（还记得1955-56年锺灵的罢课风潮吗？胡万锋就是其中一名“牺牲”的领袖），于是有韩中学生被捕的事件发生。到了1956年情况进一步紧张。当时的教育部长指出有韩中学生介入锺灵学潮，引致校长诚惶诚恐，不得不发表文告“澄清”是学生入锺中观看，而不是参加示威云云。
1957年的韩中已是北马学运中心（锺灵被压制后转向韩中发展）。这一年的4月4日，韩中学生约五百人以罢考掀开学潮序幕，藉以声援锺中68名学生被开除。
这一下子，触怒了林老先生，他赶忙来到礼堂，向罢课的学生责难，他说﹕“锺中学生是反对校长，反对领取特别津贴（即意改成国民型中学），韩中有什么地方值得反对，你们这样做（指罢考）？”
也许林连登不是很明白什么是学运？它是连成一气的，从新加坡的“中学联”传来的，是一股左翼思潮运动。也许他也知悉一些，但他还是采取激烈的行动，他在他的寓所“桂林庐”召开董事会议，决定勒令五名学生领袖退学，另17名记大过签悔过书，再有23名在不记过下也要签悔过书和家长保证书。
但这也不能阻止学生再次发难，这一年的11月14日（史称一一一四事件），韩中、中华及槟华学生群起示威，二千余人齐集槟华女中，有十余名学生受伤。全马性的学潮此落彼起，学生们反对高初级文凭考试以英文出题及作答；‚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及ƒ反对驱逐超龄生。
林连登在事后（1957年11月27日）发表文告促请学生们“痛自觉悟”，盖罢考罢课及游行示威，非特违犯校规，且足以妨碍华校之进展。
在学运火红的年代，林连登的“恩威并重”起不了作用。韩中学生在1958年再一次展示学运的威力。在这一年的6月2日，韩中学生齐集礼堂示威。我也是其中一名参加者，但因年纪太小，不知道罢什么课，只见台上学生领袖又演讲又喊口号，我们也群起响应，事后大家又回到课室上课，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其实这才是大件事。
原来，在1958年3月初，教育部规定华校初级中学毕业生必须经过升学考试及格，始可进入高中，这是全马华校所反对的，因为一向来初中考试是测验性质，不是决定能否上高中的唯一标准。
林连玉在其回忆录（风雨十八年）（下集）中这样说﹕“在3月14日时，接获韩中董事长林连登的来函，对升学考试诸多指责，义正词严，深合华文中学生的心意，并请求三大机构交涉此事。”
为此林连玉在14月6日举行的教总工委会，支持林连登的想法，议决全国华文初中毕业生一律杯葛升学考试。此时新上任马华总会长的林苍佑介入调解，但未带来满意的答案，决定由马华召集三大机构会议，日期订在6月1日。
林连玉说，“林连登竟于五月下旬举行韩中董事会议，认为交涉已成功，指示韩中初中业毕生要参加升学考试，否则不得升入高中。”对此林连玉感到费解，最先反对的是林连登，最先屈服的也是林连登。他形容林连登此举是“不待结果，就单独行动”。
有两位韩中学生代表就此向林连登寻求答案，结果林老大怒，一举开除他们。
而6月1日的三大机构会议也对此无法交待问题已“圆满”解决，导致韩中学生在6月2日静坐罢课。林连玉说，若此事未解决，势造成全马华校的学潮。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是谁化解了危机？结果是马华的宣传主任杨邦孝（懂得华文）（如今是新加坡大法官）挺身而出，直接找教育部长佐哈里，得到部长同意改为测验性质。
不过林连玉不放心，杨邦孝只好签下白纸黑字给林连玉，后者才肯发表文告说争议已解决，一场可能的风潮就此消弭掉。事后杨邦孝向林连玉说，佐哈里也知悉雪州四中学风声得紧。如果学潮爆发，恐会动摇其部长职。（上述情节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
自此而后，韩中不再有学潮，但林连玉与林连登也就成为不咬弦的“寃家”。奇怪的是两人的名字看似亲兄弟，却是南辕北辙的“华教领袖”。林连玉vs林连登事件，成了华校史上一个历史性的记录。
16.4.06
解读第九大马计划
首相阿都拉在3月31日提出的第9大马5年发展计划是包罗万象和应有尽有的宏观报告书，我将之形容为“满汉全席”的丰富佳肴，极不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所消化。因为2千亿元的拨款是一个天文数字。以5年来算，每年400亿元，；每天则要1亿余元。这些钱从那里来呢？从报告书中我们得知是从政府的收入，包括税收和政府公司的盈利等。同时也会举债来应对。预计国债总数将因此达致3千余亿元，外债则3百余亿元，两者加起来共3千5百余亿元，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6%。
这意味着政府将在全民的承担下集资来落实第9大马计划，且将努力维持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在6%之间。另一方面政府也估计私人企业会在第9大马计划之下另动用3千余亿元进行各项投资和融资。这反映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需要私人加入政府的努力才会成功。而前首相马哈迪不久前也说过，华裔是最大的纳税者，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贡献。由此可见，国家的发展是公私一齐成长而相得益彰是没有争议的。
我们注意到政府格外重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矢言缩短两者间的距离。在参考了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后，竟出现10%最富有的人的收入是10%最贫穷的人的22倍。政府的不安是40%贫穷人士的家庭收入从1999年的14%下降到今天的13.5%，而20%富有者的家庭收入则从50.5%上升到51.2%。因而决意在2020年时使到贫穷者的收入提升至20%；富有者的收入减至40%。
显然，不仅是土著，非土著也有极穷困的人。若是最下层的人民能从第9大马计划中受惠，将是皆大欢喜。即使政府承认是艰巨的工作，我们也支持政府一定要努力以赴。同样的，政府对土著拥有股权仍未达30%有所失望，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非土著不支持新经济政策，而是政府要找出根源寻求对策，为什么从2000年到2004年，数目还是18.9%？
毫无疑问的，首相对此提出的三个愿景是发人深思的。其一是更好的生活素质；其二是不分宗教和种族，所有人分享进步的成果及其三要培养第一流的思维、有知识、有竞争力、有高度的表现和完整与强烈的道德价值观，从而成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在支持这个目标的当儿，我们对第9大马计划的印象是偏重采取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和提升人的价值多过人文的关怀。不错改善经济是首要任务，但它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的钥匙，因为人的思想的改变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是需要多方面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教育的普及和对世界变化的应变能力，不能老是停留在保守的思想来看问题。我们的社会固然没有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但存在着“文化的隔膜”。这种“隔膜”意味着族群间各自的生活又各自以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来面对多元化的社会，极不容易理解彼此的愿望，更因为这样的思维阻碍了彼此的视线，未能把眼光放远。
例如今天的世界是外来的冲击大过内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失去竞争优势或不能与时俱进，我们就会被其它国家的进步所超越。因此首相的苦口婆心要人民改变思维，拥有第一流的思想是要人民跳出陈旧的框框和单一思维，向世界看齐，不是顾盼自雄，自以为是，而是在拥有知识和对科技的掌握，溶入知识型的经济时。我们也应该要强调培养相互尊重，缩短文化差异和贯输民主政治公理的重要性，用公正与公平的原则创造人文价值，以便将“人力资本”的训练转化成“人文资产”的孕育，完成首相的全民分享成果的心愿，在达成和谐社会中突显新思维新作风贯澈在第9大马计划中，作为明年50周年国庆的最大献礼。
这意味着政府将在全民的承担下集资来落实第9大马计划，且将努力维持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在6%之间。另一方面政府也估计私人企业会在第9大马计划之下另动用3千余亿元进行各项投资和融资。这反映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需要私人加入政府的努力才会成功。而前首相马哈迪不久前也说过，华裔是最大的纳税者，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贡献。由此可见，国家的发展是公私一齐成长而相得益彰是没有争议的。
我们注意到政府格外重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矢言缩短两者间的距离。在参考了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后，竟出现10%最富有的人的收入是10%最贫穷的人的22倍。政府的不安是40%贫穷人士的家庭收入从1999年的14%下降到今天的13.5%，而20%富有者的家庭收入则从50.5%上升到51.2%。因而决意在2020年时使到贫穷者的收入提升至20%；富有者的收入减至40%。
显然，不仅是土著，非土著也有极穷困的人。若是最下层的人民能从第9大马计划中受惠，将是皆大欢喜。即使政府承认是艰巨的工作，我们也支持政府一定要努力以赴。同样的，政府对土著拥有股权仍未达30%有所失望，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非土著不支持新经济政策，而是政府要找出根源寻求对策，为什么从2000年到2004年，数目还是18.9%？
毫无疑问的，首相对此提出的三个愿景是发人深思的。其一是更好的生活素质；其二是不分宗教和种族，所有人分享进步的成果及其三要培养第一流的思维、有知识、有竞争力、有高度的表现和完整与强烈的道德价值观，从而成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在支持这个目标的当儿，我们对第9大马计划的印象是偏重采取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和提升人的价值多过人文的关怀。不错改善经济是首要任务，但它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的钥匙，因为人的思想的改变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是需要多方面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教育的普及和对世界变化的应变能力，不能老是停留在保守的思想来看问题。我们的社会固然没有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但存在着“文化的隔膜”。这种“隔膜”意味着族群间各自的生活又各自以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来面对多元化的社会，极不容易理解彼此的愿望，更因为这样的思维阻碍了彼此的视线，未能把眼光放远。
例如今天的世界是外来的冲击大过内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失去竞争优势或不能与时俱进，我们就会被其它国家的进步所超越。因此首相的苦口婆心要人民改变思维，拥有第一流的思想是要人民跳出陈旧的框框和单一思维，向世界看齐，不是顾盼自雄，自以为是，而是在拥有知识和对科技的掌握，溶入知识型的经济时。我们也应该要强调培养相互尊重，缩短文化差异和贯输民主政治公理的重要性，用公正与公平的原则创造人文价值，以便将“人力资本”的训练转化成“人文资产”的孕育，完成首相的全民分享成果的心愿，在达成和谐社会中突显新思维新作风贯澈在第9大马计划中，作为明年50周年国庆的最大献礼。
10.4.06
林连登靠屠业起家
《号外》要我把笔推向历史，我第一个想起了千万富翁林连登。
提起马来西亚的华裔著名人物，不能不提林连登；提起林连登，一定想到韩江中学。
林连登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是“三合一”的化身。历任槟榔屿潮州会馆领导人廿余年，也历任韩江学校董事长廿余年（林连登奋斗史作者唐镇邦语）。因此每当一提起林连登，总是联想起这两个机构，和他是“形影不离”的。
同样的在今天，每当我们提起韩江时，就联想到韩江是三结合的学校，即韩江小学、韩江中学和韩江学院是融汇贯通在一个董事会内。但是如果没有林连登，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因此韩江的故事要从林连登说起。
林连登生于1870年的惠来县，“九岁入乡塾，勤奋力学。从师郑融，专攻四书五经，精研义理”（许崇知撰《林连登传》）。这意味着林连登不是目不识丁者，他有读过书。至于他的学识有多高，也就非我所能理解。
1893年，林连登南来马来亚，开始他人生另一个历程。此时他已23岁。“初抵槟城，人生地疏，由乡亲导入吉打，从事执锄工作，月薪四元二角，奋斗数年，不大成就”（唐镇邦语）。这里有需交待一下，林连登的家族是“家有恒产，业白糖生理。先尊荣才公，承先人余荫，居乡务农”，根据唐镇邦的说法，其家族属于“小康之家”。
如此日以夜继的博拼，林连登在32岁那年在鲁乃熬出头来。“开创屠业生理，店号成发，每年获利千余元，由是渐入佳境”及后大展拳脚，成为一方地主和大商家。由此来看林连登是卖猪肉起家的，算是有钱的“屠夫”，当然老板是不必亲自下手的，但有记录显示，他遇事是亲力亲为的，包括学会补脚车轮胎。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句话﹕“仗义每多屠狗辈，最是投机读书人”。林连登既是靠屠猪业起家，自然身上带有“仗义为人”的豪情。
以下的故事就带出他的从商为善的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前，林连登已是富甲一方的大富翁，是园主，种植树薯，又设酒厂，也开辟树胶园，资金累积越来越多。一座美仑美奂的洋楼也就成为林连登的标志。
这座在今天位于红毛路的“桂林庐”大洋楼可媲美与之毗邻的叶祖意大厦（如今已捐赠民政开办宏愿大学的总校址），是在那个年代身份的代表，象征着一代富豪的身家已是腰藏万贯。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是49岁的林连登通过槟榔屿潮州会馆（他在1906年加入潮州会馆，参与公益活动），联合一批潮籍闻人，如林参、连瑞利、戴淑原、许文造、马元廷、傅炎峰、胡德福、周满堂、戴振顺、纪合义、陈罗雄、陈源泰、陈锦泉、洪景南、许宗豪等人发起兴学办校。1919年诞生了“韩江小学”。
在创校缘起中，力陈教育之重要，而潮乡为数不少，向无学校之设立，徒让他人专美，而办善事者，尤以兴学育才为较有益者。
就这样，取名为“韩江小学”的学校正式于1920年开课。初时校址设于牛干冬街潮州会馆内。林连登出任首届董事长。以后担任多届的董事长。在他任期内，韩江小学从寄居在会馆上课到在会馆旁另建学校。旋又于六十年代乔迁至现址，与韩江中学并立于“连理园”内。
林连登在第一次战后的业务扩展更是惊人，也成功地向政府承下赌局，又从事屋业发展，开设戏院娱乐事业，进行进出口贸易等等，单就胶园，就有万英亩之多。
1937年日本挑起芦沟桥事件，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晋入抗日时代，林连登也慷慨解囊，激起爱国情绪，而在抗战进入深入的阶段，林连登又有一构思，准备在韩江小学的基础上设立韩江中学。
1940年时，林连登报告已为韩江中学筹得八万余元（其中一半系由他负责），但因所购之地（洋楼）位于新世界附近过小，不适合发展学校，遂有兴起要求更大校地的念头。
与此同时，泰国又实施禁止华校政策，槟城潮人有鉴及此，对创办中学更是认为属于当务之急，以收容泰国华裔到来求学。
正当准备倾全力建设中学时，日本蝗军突于1941年底入侵槟城，复占领马来西亚。从此马来西亚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生涯，建校计划暂时被逼搁置。
在日治时代，据许崇知回忆，日本人用枪口逼林连登担任伪华侨协会委员。其它人有连裕祥、林耀椿、林清德及周国钧（参阅《奉纳金数据选编》，页68），也因此有出现所谓的风言风雨。以1942年来算，林连登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实在不能做什么，但却被日蝗军“选中”。在一首贺诗有下面这一段话﹕“曾遭倭祸，备尝艰辛，丛脞抑悒，奋不顾身…国府慰勉，正气以伸”（方乃斌于林连登81岁大寿之贺诗）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切已告过去，林连登一度消沉的意志又在其同乡鼓励下，重新冲刺。这一次他为华社立下不朽事业，那就是在1949年献地，而在1950年创办了韩江中学。
提起马来西亚的华裔著名人物，不能不提林连登；提起林连登，一定想到韩江中学。
林连登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是“三合一”的化身。历任槟榔屿潮州会馆领导人廿余年，也历任韩江学校董事长廿余年（林连登奋斗史作者唐镇邦语）。因此每当一提起林连登，总是联想起这两个机构，和他是“形影不离”的。
同样的在今天，每当我们提起韩江时，就联想到韩江是三结合的学校，即韩江小学、韩江中学和韩江学院是融汇贯通在一个董事会内。但是如果没有林连登，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因此韩江的故事要从林连登说起。
林连登生于1870年的惠来县，“九岁入乡塾，勤奋力学。从师郑融，专攻四书五经，精研义理”（许崇知撰《林连登传》）。这意味着林连登不是目不识丁者，他有读过书。至于他的学识有多高，也就非我所能理解。
1893年，林连登南来马来亚，开始他人生另一个历程。此时他已23岁。“初抵槟城，人生地疏，由乡亲导入吉打，从事执锄工作，月薪四元二角，奋斗数年，不大成就”（唐镇邦语）。这里有需交待一下，林连登的家族是“家有恒产，业白糖生理。先尊荣才公，承先人余荫，居乡务农”，根据唐镇邦的说法，其家族属于“小康之家”。
如此日以夜继的博拼，林连登在32岁那年在鲁乃熬出头来。“开创屠业生理，店号成发，每年获利千余元，由是渐入佳境”及后大展拳脚，成为一方地主和大商家。由此来看林连登是卖猪肉起家的，算是有钱的“屠夫”，当然老板是不必亲自下手的，但有记录显示，他遇事是亲力亲为的，包括学会补脚车轮胎。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句话﹕“仗义每多屠狗辈，最是投机读书人”。林连登既是靠屠猪业起家，自然身上带有“仗义为人”的豪情。
以下的故事就带出他的从商为善的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前，林连登已是富甲一方的大富翁，是园主，种植树薯，又设酒厂，也开辟树胶园，资金累积越来越多。一座美仑美奂的洋楼也就成为林连登的标志。
这座在今天位于红毛路的“桂林庐”大洋楼可媲美与之毗邻的叶祖意大厦（如今已捐赠民政开办宏愿大学的总校址），是在那个年代身份的代表，象征着一代富豪的身家已是腰藏万贯。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是49岁的林连登通过槟榔屿潮州会馆（他在1906年加入潮州会馆，参与公益活动），联合一批潮籍闻人，如林参、连瑞利、戴淑原、许文造、马元廷、傅炎峰、胡德福、周满堂、戴振顺、纪合义、陈罗雄、陈源泰、陈锦泉、洪景南、许宗豪等人发起兴学办校。1919年诞生了“韩江小学”。
在创校缘起中，力陈教育之重要，而潮乡为数不少，向无学校之设立，徒让他人专美，而办善事者，尤以兴学育才为较有益者。
就这样，取名为“韩江小学”的学校正式于1920年开课。初时校址设于牛干冬街潮州会馆内。林连登出任首届董事长。以后担任多届的董事长。在他任期内，韩江小学从寄居在会馆上课到在会馆旁另建学校。旋又于六十年代乔迁至现址，与韩江中学并立于“连理园”内。
林连登在第一次战后的业务扩展更是惊人，也成功地向政府承下赌局，又从事屋业发展，开设戏院娱乐事业，进行进出口贸易等等，单就胶园，就有万英亩之多。
1937年日本挑起芦沟桥事件，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晋入抗日时代，林连登也慷慨解囊，激起爱国情绪，而在抗战进入深入的阶段，林连登又有一构思，准备在韩江小学的基础上设立韩江中学。
1940年时，林连登报告已为韩江中学筹得八万余元（其中一半系由他负责），但因所购之地（洋楼）位于新世界附近过小，不适合发展学校，遂有兴起要求更大校地的念头。
与此同时，泰国又实施禁止华校政策，槟城潮人有鉴及此，对创办中学更是认为属于当务之急，以收容泰国华裔到来求学。
正当准备倾全力建设中学时，日本蝗军突于1941年底入侵槟城，复占领马来西亚。从此马来西亚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生涯，建校计划暂时被逼搁置。
在日治时代，据许崇知回忆，日本人用枪口逼林连登担任伪华侨协会委员。其它人有连裕祥、林耀椿、林清德及周国钧（参阅《奉纳金数据选编》，页68），也因此有出现所谓的风言风雨。以1942年来算，林连登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实在不能做什么，但却被日蝗军“选中”。在一首贺诗有下面这一段话﹕“曾遭倭祸，备尝艰辛，丛脞抑悒，奋不顾身…国府慰勉，正气以伸”（方乃斌于林连登81岁大寿之贺诗）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切已告过去，林连登一度消沉的意志又在其同乡鼓励下，重新冲刺。这一次他为华社立下不朽事业，那就是在1949年献地，而在1950年创办了韩江中学。
9.4.06
绿灯已亮该上路了
首相阿都拉提呈的第九个大马五年发展计划时，对槟城而言，正如一般所料，是第二槟城大桥，外加槟岛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似乎是三合一的“礼物”。其实这也是槟州人引颈企盼已久的工程，我们称之为迟来的“礼物”。
如果认真剖释这三项计划都是属于交通问题，也就是重要的基础建设，对槟城是既重要又不可或缺的，因为目前的槟州交通已走进“瓶颈时代”，若是一拖再拖，也真的会拖累了槟城的发展。
在历史上，槟城（1786年）是英国人踏足东南亚乃至中国的第一道门槛，第二道门槛则是新加坡（1819年），然后才在1824年正式占有马六甲，完成了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接着又把它的军舰开入马六甲海峡，再渡远征打开中国的门户，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1840年）。这就是说，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是英国精心经营的重要殖民地，曾为英国本土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但是英国人后来倒转回来以香港为重，新加坡次之，而槟城殿后，造成三个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最先受惠的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已拥有地铁和海底隧道，交通四通八达。新加坡则要等到立国（1965年）后，才有地下铁和全盘的交通规划。槟城最为可怜，在1957年成为独立国一部份时，我们仍然只有渡轮，自由港摇摇欲坠，它被英国人“遗忘”了。
较为致命的是英国人的道路规划是小家碧玉的，马路又小又短，建筑物东一块长长，西一块短短，看不到完整的和长远的规划。如果我们曾经到过这三个地方，就不难发现英国人留给我们的是大致相同的格局。在这种窘境下，唯一的改善是实行单行道，还有是限时车辆的进入。槟城在这方面几乎处于劣势，因为公共设施的工程归中央，除非中央动，否则槟城的交通就依然故我。幸好在1985年时第一道槟城大桥通车，否则很难想象槟州该怎么发展，也因为有了令槟城人一度骄傲的大桥，我们常常向外国的朋友夸耀槟城虽小，却美得可爱，甚至连大桥也是一道风景线。曾几何时，随着物换星移，我们再也不赞美槟城大桥。甚至有时候塞车其中，骂声连连。
还有在车辆越来越多下，槟城的公路已是不能负荷，在佳节和上下班及上下课时间，总是塞得麻木，叫人吃惊的是槟州人口不到140万名，却拥有注册车辆超过140万辆。在无法控制下，我们也只好面对塞车之苦。
另一个因素是槟城的公共交通工具，现在政府正着手改善，但我们也不能有什么期许。
为此我们对所说的三项交通大工程作如下的评价﹕
第二大桥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增加多一个通道，才能推动联邦内陆，尤其是北马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威省和上霹雳）的经济活力和槟岛经济的第二度起飞。如果三年后才动工，则我们要10年后才能“享受”第二通道的方便，但那时车辆又是翻一倍。不知道可否缩短完工期，好让上了年纪的人能有机会目睹“伟大的工程”再增添几乎荣耀？
‚槟岛外环公路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主要的理由是卅年来，离开乔治市的“郊区”已不再是郊外了，而是“钢骨森林”，工厂房屋处处，高楼大厦林立，人口都已集中在外环公路的地段，若工程再拖延，苦的是这新区（新卫星市）的居民。
ƒ单轨火车是用来挽救有“下沉”迹象的乔治市。一项数字记录是教人忧心忡忡的：1970年乔治市有人口269,247名，1980年降至238,360名，1991年再降至212,540名，2000年又降到181,380名。到今天只有减而没有增。如果我们还要保留这座历史城市，继续作为槟州首府的话，政府实在有必要改弦易辙﹕改革交通、增建房屋及增设商场是必要的三管齐下，而提供投资及复修奖励，力促文化遗产申办成功有期也是重要的对策。
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五年后新加坡又将提供另一个刺激旅游业的“实体”，槟城焉能掉以轻心？绿灯已亮，该上路了！不要再研究研究了。我们已经研究整整十年有余了！
如果认真剖释这三项计划都是属于交通问题，也就是重要的基础建设，对槟城是既重要又不可或缺的，因为目前的槟州交通已走进“瓶颈时代”，若是一拖再拖，也真的会拖累了槟城的发展。
在历史上，槟城（1786年）是英国人踏足东南亚乃至中国的第一道门槛，第二道门槛则是新加坡（1819年），然后才在1824年正式占有马六甲，完成了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接着又把它的军舰开入马六甲海峡，再渡远征打开中国的门户，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1840年）。这就是说，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是英国精心经营的重要殖民地，曾为英国本土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但是英国人后来倒转回来以香港为重，新加坡次之，而槟城殿后，造成三个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最先受惠的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已拥有地铁和海底隧道，交通四通八达。新加坡则要等到立国（1965年）后，才有地下铁和全盘的交通规划。槟城最为可怜，在1957年成为独立国一部份时，我们仍然只有渡轮，自由港摇摇欲坠，它被英国人“遗忘”了。
较为致命的是英国人的道路规划是小家碧玉的，马路又小又短，建筑物东一块长长，西一块短短，看不到完整的和长远的规划。如果我们曾经到过这三个地方，就不难发现英国人留给我们的是大致相同的格局。在这种窘境下，唯一的改善是实行单行道，还有是限时车辆的进入。槟城在这方面几乎处于劣势，因为公共设施的工程归中央，除非中央动，否则槟城的交通就依然故我。幸好在1985年时第一道槟城大桥通车，否则很难想象槟州该怎么发展，也因为有了令槟城人一度骄傲的大桥，我们常常向外国的朋友夸耀槟城虽小，却美得可爱，甚至连大桥也是一道风景线。曾几何时，随着物换星移，我们再也不赞美槟城大桥。甚至有时候塞车其中，骂声连连。
还有在车辆越来越多下，槟城的公路已是不能负荷，在佳节和上下班及上下课时间，总是塞得麻木，叫人吃惊的是槟州人口不到140万名，却拥有注册车辆超过140万辆。在无法控制下，我们也只好面对塞车之苦。
另一个因素是槟城的公共交通工具，现在政府正着手改善，但我们也不能有什么期许。
为此我们对所说的三项交通大工程作如下的评价﹕
第二大桥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增加多一个通道，才能推动联邦内陆，尤其是北马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威省和上霹雳）的经济活力和槟岛经济的第二度起飞。如果三年后才动工，则我们要10年后才能“享受”第二通道的方便，但那时车辆又是翻一倍。不知道可否缩短完工期，好让上了年纪的人能有机会目睹“伟大的工程”再增添几乎荣耀？
‚槟岛外环公路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主要的理由是卅年来，离开乔治市的“郊区”已不再是郊外了，而是“钢骨森林”，工厂房屋处处，高楼大厦林立，人口都已集中在外环公路的地段，若工程再拖延，苦的是这新区（新卫星市）的居民。
ƒ单轨火车是用来挽救有“下沉”迹象的乔治市。一项数字记录是教人忧心忡忡的：1970年乔治市有人口269,247名，1980年降至238,360名，1991年再降至212,540名，2000年又降到181,380名。到今天只有减而没有增。如果我们还要保留这座历史城市，继续作为槟州首府的话，政府实在有必要改弦易辙﹕改革交通、增建房屋及增设商场是必要的三管齐下，而提供投资及复修奖励，力促文化遗产申办成功有期也是重要的对策。
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五年后新加坡又将提供另一个刺激旅游业的“实体”，槟城焉能掉以轻心？绿灯已亮，该上路了！不要再研究研究了。我们已经研究整整十年有余了！
绿灯已亮该上路了
首相阿都拉提呈的第九个大马五年发展计划时，对槟城而言，正如一般所料，是第二槟城大桥，外加槟岛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似乎是三合一的“礼物”。其实这也是槟州人引颈企盼已久的工程，我们称之为迟来的“礼物”。
如果认真剖释这三项计划都是属于交通问题，也就是重要的基础建设，对槟城是既重要又不可或缺的，因为目前的槟州交通已走进“瓶颈时代”，若是一拖再拖，也真的会拖累了槟城的发展。
在历史上，槟城（1786年）是英国人踏足东南亚乃至中国的第一道门槛，第二道门槛则是新加坡（1819年），然后才在1824年正式占有马六甲，完成了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接着又把它的军舰开入马六甲海峡，再渡远征打开中国的门户，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1840年）。这就是说，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是英国精心经营的重要殖民地，曾为英国本土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但是英国人后来倒转回来以香港为重，新加坡次之，而槟城殿后，造成三个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最先受惠的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已拥有地铁和海底隧道，交通四通八达。新加坡则要等到立国（1965年）后，才有地下铁和全盘的交通规划。槟城最为可怜，在1957年成为独立国一部份时，我们仍然只有渡轮，自由港摇摇欲坠，它被英国人“遗忘”了。
较为致命的是英国人的道路规划是小家碧玉的，马路又小又短，建筑物东一块长长，西一块短短，看不到完整的和长远的规划。如果我们曾经到过这三个地方，就不难发现英国人留给我们的是大致相同的格局。在这种窘境下，唯一的改善是实行单行道，还有是限时车辆的进入。槟城在这方面几乎处于劣势，因为公共设施的工程归中央，除非中央动，否则槟城的交通就依然故我。幸好在1985年时第一道槟城大桥通车，否则很难想象槟州该怎么发展，也因为有了令槟城人一度骄傲的大桥，我们常常向外国的朋友夸耀槟城虽小，却美得可爱，甚至连大桥也是一道风景线。曾几何时，随着物换星移，我们再也不赞美槟城大桥。甚至有时候塞车其中，骂声连连。
还有在车辆越来越多下，槟城的公路已是不能负荷，在佳节和上下班及上下课时间，总是塞得麻木，叫人吃惊的是槟州人口不到140万名，却拥有注册车辆超过140万辆。在无法控制下，我们也只好面对塞车之苦。
另一个因素是槟城的公共交通工具，现在政府正着手改善，但我们也不能有什么期许。
为此我们对所说的三项交通大工程作如下的评价﹕
第二大桥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增加多一个通道，才能推动联邦内陆，尤其是北马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威省和上霹雳）的经济活力和槟岛经济的第二度起飞。如果三年后才动工，则我们要10年后才能“享受”第二通道的方便，但那时车辆又是翻一倍。不知道可否缩短完工期，好让上了年纪的人能有机会目睹“伟大的工程”再增添几乎荣耀？
‚槟岛外环公路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主要的理由是卅年来，离开乔治市的“郊区”已不再是郊外了，而是“钢骨森林”，工厂房屋处处，高楼大厦林立，人口都已集中在外环公路的地段，若工程再拖延，苦的是这新区（新卫星市）的居民。
ƒ单轨火车是用来挽救有“下沉”迹象的乔治市。一项数字记录是教人忧心忡忡的：1970年乔治市有人口269,247名，1980年降至238,360名，1991年再降至212,540名，2000年又降到181,380名。到今天只有减而没有增。如果我们还要保留这座历史城市，继续作为槟州首府的话，政府实在有必要改弦易辙﹕改革交通、增建房屋及增设商场是必要的三管齐下，而提供投资及复修奖励，力促文化遗产申办成功有期也是重要的对策。
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五年后新加坡又将提供另一个刺激旅游业的“实体”，槟城焉能掉以轻心？绿灯已亮，该上路了！不要再研究研究了。我们已经研究整整十年有余了！
如果认真剖释这三项计划都是属于交通问题，也就是重要的基础建设，对槟城是既重要又不可或缺的，因为目前的槟州交通已走进“瓶颈时代”，若是一拖再拖，也真的会拖累了槟城的发展。
在历史上，槟城（1786年）是英国人踏足东南亚乃至中国的第一道门槛，第二道门槛则是新加坡（1819年），然后才在1824年正式占有马六甲，完成了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接着又把它的军舰开入马六甲海峡，再渡远征打开中国的门户，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1840年）。这就是说，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是英国精心经营的重要殖民地，曾为英国本土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但是英国人后来倒转回来以香港为重，新加坡次之，而槟城殿后，造成三个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最先受惠的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已拥有地铁和海底隧道，交通四通八达。新加坡则要等到立国（1965年）后，才有地下铁和全盘的交通规划。槟城最为可怜，在1957年成为独立国一部份时，我们仍然只有渡轮，自由港摇摇欲坠，它被英国人“遗忘”了。
较为致命的是英国人的道路规划是小家碧玉的，马路又小又短，建筑物东一块长长，西一块短短，看不到完整的和长远的规划。如果我们曾经到过这三个地方，就不难发现英国人留给我们的是大致相同的格局。在这种窘境下，唯一的改善是实行单行道，还有是限时车辆的进入。槟城在这方面几乎处于劣势，因为公共设施的工程归中央，除非中央动，否则槟城的交通就依然故我。幸好在1985年时第一道槟城大桥通车，否则很难想象槟州该怎么发展，也因为有了令槟城人一度骄傲的大桥，我们常常向外国的朋友夸耀槟城虽小，却美得可爱，甚至连大桥也是一道风景线。曾几何时，随着物换星移，我们再也不赞美槟城大桥。甚至有时候塞车其中，骂声连连。
还有在车辆越来越多下，槟城的公路已是不能负荷，在佳节和上下班及上下课时间，总是塞得麻木，叫人吃惊的是槟州人口不到140万名，却拥有注册车辆超过140万辆。在无法控制下，我们也只好面对塞车之苦。
另一个因素是槟城的公共交通工具，现在政府正着手改善，但我们也不能有什么期许。
为此我们对所说的三项交通大工程作如下的评价﹕
第二大桥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增加多一个通道，才能推动联邦内陆，尤其是北马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威省和上霹雳）的经济活力和槟岛经济的第二度起飞。如果三年后才动工，则我们要10年后才能“享受”第二通道的方便，但那时车辆又是翻一倍。不知道可否缩短完工期，好让上了年纪的人能有机会目睹“伟大的工程”再增添几乎荣耀？
‚槟岛外环公路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主要的理由是卅年来，离开乔治市的“郊区”已不再是郊外了，而是“钢骨森林”，工厂房屋处处，高楼大厦林立，人口都已集中在外环公路的地段，若工程再拖延，苦的是这新区（新卫星市）的居民。
ƒ单轨火车是用来挽救有“下沉”迹象的乔治市。一项数字记录是教人忧心忡忡的：1970年乔治市有人口269,247名，1980年降至238,360名，1991年再降至212,540名，2000年又降到181,380名。到今天只有减而没有增。如果我们还要保留这座历史城市，继续作为槟州首府的话，政府实在有必要改弦易辙﹕改革交通、增建房屋及增设商场是必要的三管齐下，而提供投资及复修奖励，力促文化遗产申办成功有期也是重要的对策。
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五年后新加坡又将提供另一个刺激旅游业的“实体”，槟城焉能掉以轻心？绿灯已亮，该上路了！不要再研究研究了。我们已经研究整整十年有余了！
3.4.06
解读王国丰现象
当知悉王国丰悬赏50万元的事件后，我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但又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多亏《号外周报》揭开牌底，让我们知道他来自瓜拉庇朥，家乡除了开了一间脚车店外，自己也从事一些生意。以这么一位不是做大生意的企业家来说，还曾为自己女儿的华小捐了40万零吉，实在够大手笔，也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
本来这样的低调也没有多少知道，包括我也不知有此事。事因董校风波闹开，我们又再知悉他尚要献出50万零吉。如此一加起来，就是90万零吉，由不得我另眼相看了。
先不要谈其动机如何，单就万万声的“豪气干云”，也够使人“叹为观止”了。我把这样的举动形容为“王国丰现象”。
什么是王国丰现象？那就是一位在芸芸众生中探出头来说“要匡正社会的歪风，还天空一片晴朗”的人物。这也许是许多人都做不到的事，但又令人十分好奇。因此王国丰在沸沸扬扬的争议声中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有人说这样的“争议性人物”没什么不好，至少他敢做敢为，社会就是因为缺乏这样有勇气的人，才把问题扫进地毡。又有人说王国丰在借势把问题扩大，但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提高人们的意识而有所关注。
当然王国丰的举动不意味着“一夫当关”就马上把问题解决掉。因为他只是针对一个现象来勾勒出“王国丰现象”，而“这个现象”正是我想与王国丰先生共同探讨的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正在推想王国丰是在“标准型华文小学董事会章程”下出任董事长的（如果有错，请指正）。这个组织是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下的条例而成立的。当1958年华小成为国民型小学时，就有这么一个组织出现。由于它与传统的董事会的性质有所不同，有人就称之为小董事会，而与传统的董事会并存（称之为大董事会）。因此一间华小“有两个董事会”是历史的产物。
但也有的华小不再存有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索性用“标准型董事会”取而代之。这个标准型的董事会是没有会员制的，是由五个方面组成，每方派出三个代表成为董事。其中家长方面的代表，如果其孩子小学毕业了就不能由家教协会推选，而由他人取代。这就是说，家长代表的董事是根据家教协会推选的，任期有一个限制。
至于赞助人及信理员（信托人）的各三名代表一般是由传统的董事会推选。若没有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就不知道该如何推选？或者是“终生制”的？
还有校友代表是由校友会推选或由学校挑选校友出任，也就因校而异。因为章程没有列明是由校友会推举的。是不是一做就做到底呢？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各个学校的处理方法。
最后有三名官委代表。在董总1959年争取下，应由董事推荐（这应指是由传统的董事会推荐）给教育局委任，但值得注意的是约在十年前，槟州方面已停止接受官委董事的推荐。换言之，若逝世或辞职就悬空。造成官委董事成“终身制”，不然就少一名算一名。
以此推算，标准型的董事会成员共15名。而在条例下，校长是这个董事会的当然秘书，也因为章程的规定，“标准型的董事会”一切的文件和操作就由校长负责。校长虽不是董事会的成员，但确实董事会的“重要人物”。他必须负责将董事名单（不论有无改变）都得呈报教育局报备和批准，所有的文件都由校长保管。为了区分大小董事会的不同，有些学校将此组织称为“学监会”。
久而久之，在此结构下，校长的“权威”就凸显出来，以致我们在今天才认为组织“欠完善”。
因此在我的感觉中，董事会自我理清组织与功能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征询律师的高见，这样的董事会（没有正式向社团注册局或公司注册局注册的），而是在育法令下的组织是否享有法人的地位？若有，其职权要怎样厘清？若没有，又怎样争取和改变呢？
如果王国丰先生也在这方面下些功夫，也许会正本清源解决一直悬而未解的争议。我愿与王先生共勉之。
本来这样的低调也没有多少知道，包括我也不知有此事。事因董校风波闹开，我们又再知悉他尚要献出50万零吉。如此一加起来，就是90万零吉，由不得我另眼相看了。
先不要谈其动机如何，单就万万声的“豪气干云”，也够使人“叹为观止”了。我把这样的举动形容为“王国丰现象”。
什么是王国丰现象？那就是一位在芸芸众生中探出头来说“要匡正社会的歪风，还天空一片晴朗”的人物。这也许是许多人都做不到的事，但又令人十分好奇。因此王国丰在沸沸扬扬的争议声中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有人说这样的“争议性人物”没什么不好，至少他敢做敢为，社会就是因为缺乏这样有勇气的人，才把问题扫进地毡。又有人说王国丰在借势把问题扩大，但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提高人们的意识而有所关注。
当然王国丰的举动不意味着“一夫当关”就马上把问题解决掉。因为他只是针对一个现象来勾勒出“王国丰现象”，而“这个现象”正是我想与王国丰先生共同探讨的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正在推想王国丰是在“标准型华文小学董事会章程”下出任董事长的（如果有错，请指正）。这个组织是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下的条例而成立的。当1958年华小成为国民型小学时，就有这么一个组织出现。由于它与传统的董事会的性质有所不同，有人就称之为小董事会，而与传统的董事会并存（称之为大董事会）。因此一间华小“有两个董事会”是历史的产物。
但也有的华小不再存有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索性用“标准型董事会”取而代之。这个标准型的董事会是没有会员制的，是由五个方面组成，每方派出三个代表成为董事。其中家长方面的代表，如果其孩子小学毕业了就不能由家教协会推选，而由他人取代。这就是说，家长代表的董事是根据家教协会推选的，任期有一个限制。
至于赞助人及信理员（信托人）的各三名代表一般是由传统的董事会推选。若没有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就不知道该如何推选？或者是“终生制”的？
还有校友代表是由校友会推选或由学校挑选校友出任，也就因校而异。因为章程没有列明是由校友会推举的。是不是一做就做到底呢？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各个学校的处理方法。
最后有三名官委代表。在董总1959年争取下，应由董事推荐（这应指是由传统的董事会推荐）给教育局委任，但值得注意的是约在十年前，槟州方面已停止接受官委董事的推荐。换言之，若逝世或辞职就悬空。造成官委董事成“终身制”，不然就少一名算一名。
以此推算，标准型的董事会成员共15名。而在条例下，校长是这个董事会的当然秘书，也因为章程的规定，“标准型的董事会”一切的文件和操作就由校长负责。校长虽不是董事会的成员，但确实董事会的“重要人物”。他必须负责将董事名单（不论有无改变）都得呈报教育局报备和批准，所有的文件都由校长保管。为了区分大小董事会的不同，有些学校将此组织称为“学监会”。
久而久之，在此结构下，校长的“权威”就凸显出来，以致我们在今天才认为组织“欠完善”。
因此在我的感觉中，董事会自我理清组织与功能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征询律师的高见，这样的董事会（没有正式向社团注册局或公司注册局注册的），而是在育法令下的组织是否享有法人的地位？若有，其职权要怎样厘清？若没有，又怎样争取和改变呢？
如果王国丰先生也在这方面下些功夫，也许会正本清源解决一直悬而未解的争议。我愿与王先生共勉之。
31.3.06
行动党不变声中“求变”？
民主行动党于3月19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对党章的修改，其中最显着的是将“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之社会”改为“在马来西亚“建立社会民主制度””。党秘书长林冠英的解释是﹕“有关修改并不代表该党放弃其主义或斗争，只是要纳入比较现代化的字眼。我们是中间偏左，而不是极左。这并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定位。”
就民主行动党的前身人民行动党来，李光耀还加上“非共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这个政党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非共的组织，也参加了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活动。
当新加坡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李光耀就把他的党和理念引进马来西亚，且参加1964年的大选，结果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人民行动党的创党人之一的蒂凡那（蒂凡那在1969年“513”事件前返回新加坡，在80年代出任新加坡总统，后因故被停职，在2005年逝世。）
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时，人民行动党也跟着撤离，剩下蒂凡那及其马来西亚同志不得不另注册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成立）。这意味着两党不再有直接的关系，但一直被认为藕断丝连，直到蒂凡那离开后，才比较各表一枝。
虽然如此，在六七十年代，民主行动党仍然被有意或无意视为与人民行动党的“同路人”，虽然党领导人已从蒂凡那过渡到林吉祥时代。举例来说，范俊登（党的副秘书长）在70年代向林吉祥发难，就是不满后者在国际论坛偏向新加坡。到了80年代，林吉祥经过第二度被扣留后，比较透彻领悟两党间的差异，尤其是属于不同的国家，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因而也认同范俊登的观点，对内安令有异议。范俊登后来的归队又说明他们之间已消除歧见。
从70年代到千禧年的降临，整整30年的光景，人们都把民主行动党与林吉祥划上等号。其中的党内分化和矛盾乃至斗争也使到民主行动党在人事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林吉祥是硕果仅存的仍在政坛上具有影响力的人。
我提起这件事是要说明民主行动党不论有没有修改党章已不是重要的事。也因为这样，林吉祥主政的年代，根本无需触动党章，只要挥动他的一双手和火箭标志，人们就知道那是反对党的代名词。这意味着，选民投票给行动党是因为希望有反对的声音在国会响起，以彰显民主的意义，而不在乎它是不是社会主义政党。
因此今天林冠英挑动党章，去社会主义化字眼，除了说明新领导人有新作风外，在人民看来也没有什么改变。从林冠英的讲话中亦证诸此点。
再有一点是所谓的“马来西亚人优先”，虽说这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斗争的延续（林冠英语），但其含意是较为模糊的，不像是一个政治口号，也缺乏“政治斗争”的内涵，感觉起来也似乎感觉不出味道。与其说是“新瓶装旧酒”，不如说是一瓶矿泉水那样的平淡与自然。
无论如何，林冠英还是与林吉祥有些不同的。它的不同点在于林冠英比较偏向与其它政党的合作与调和，不希望孤军作战，也不再如同过去那样的在反对党中“一党独大”（即意先消灭其它反对党来突出行动党即是反对党的地位），而是要在种族和宗教的困扰中厘出一个新局面，因为他不愿看到行动党不再有另一个40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希望在他领导下的行动党，不会是永远的反对党，而是有朝一日也被纳入政治主流中。也许为了这个愿景，林冠英也像民政党一样，把温和社会主义字眼去掉了，在他看来，这个字眼不具现代化和流行了？
就民主行动党的前身人民行动党来，李光耀还加上“非共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这个政党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非共的组织，也参加了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活动。
当新加坡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李光耀就把他的党和理念引进马来西亚，且参加1964年的大选，结果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人民行动党的创党人之一的蒂凡那（蒂凡那在1969年“513”事件前返回新加坡，在80年代出任新加坡总统，后因故被停职，在2005年逝世。）
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时，人民行动党也跟着撤离，剩下蒂凡那及其马来西亚同志不得不另注册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成立）。这意味着两党不再有直接的关系，但一直被认为藕断丝连，直到蒂凡那离开后，才比较各表一枝。
虽然如此，在六七十年代，民主行动党仍然被有意或无意视为与人民行动党的“同路人”，虽然党领导人已从蒂凡那过渡到林吉祥时代。举例来说，范俊登（党的副秘书长）在70年代向林吉祥发难，就是不满后者在国际论坛偏向新加坡。到了80年代，林吉祥经过第二度被扣留后，比较透彻领悟两党间的差异，尤其是属于不同的国家，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因而也认同范俊登的观点，对内安令有异议。范俊登后来的归队又说明他们之间已消除歧见。
从70年代到千禧年的降临，整整30年的光景，人们都把民主行动党与林吉祥划上等号。其中的党内分化和矛盾乃至斗争也使到民主行动党在人事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林吉祥是硕果仅存的仍在政坛上具有影响力的人。
我提起这件事是要说明民主行动党不论有没有修改党章已不是重要的事。也因为这样，林吉祥主政的年代，根本无需触动党章，只要挥动他的一双手和火箭标志，人们就知道那是反对党的代名词。这意味着，选民投票给行动党是因为希望有反对的声音在国会响起，以彰显民主的意义，而不在乎它是不是社会主义政党。
因此今天林冠英挑动党章，去社会主义化字眼，除了说明新领导人有新作风外，在人民看来也没有什么改变。从林冠英的讲话中亦证诸此点。
再有一点是所谓的“马来西亚人优先”，虽说这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斗争的延续（林冠英语），但其含意是较为模糊的，不像是一个政治口号，也缺乏“政治斗争”的内涵，感觉起来也似乎感觉不出味道。与其说是“新瓶装旧酒”，不如说是一瓶矿泉水那样的平淡与自然。
无论如何，林冠英还是与林吉祥有些不同的。它的不同点在于林冠英比较偏向与其它政党的合作与调和，不希望孤军作战，也不再如同过去那样的在反对党中“一党独大”（即意先消灭其它反对党来突出行动党即是反对党的地位），而是要在种族和宗教的困扰中厘出一个新局面，因为他不愿看到行动党不再有另一个40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希望在他领导下的行动党，不会是永远的反对党，而是有朝一日也被纳入政治主流中。也许为了这个愿景，林冠英也像民政党一样，把温和社会主义字眼去掉了，在他看来，这个字眼不具现代化和流行了？
27.3.06
叶新田与董事会主权
叶新田自从于去年当选董总主席以来，就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挑战。先是数理科英化的抗争，继之是董事会主权的抗争。这一路走来极不容易。
也真的是不容易，自从于70年代在甲洞反迫迁被拘捕之后，叶新田就是一个面对抗争的人物。他当时是甲洞五区反迫迁联合委员会的秘书，与主席萧海金及其它人士在1970年底暂失去自由。
根据辜瑞荣编著《内安法令四十年》一书中这样说﹕1969年杪，吉隆坡甲洞木屋居民面对逼遷，木屋居民因此成立“甲洞五区反迫迁联合委员会”，与发展商及当局谈判，要求合理的赔偿和安顿。正当委员会与发展商谈判时，警察总部于1970年11月29日进行逮捕11人。不过，居民的团结最终使这场斗争获得解决，也得到合理的赔偿及安顿。
由此看来，叶新田是在贫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后靠自身的拼博，经过卅多年的奋战，终于被推向前台，成为领导华教的第一把手。他的出身显然与过去的董总主席有所不同，例如我们熟悉的胡万铎、林晃升及郭全强，都是较有来头和有身家的人物。如今物换星移，轮到他粉抹登场，坐上这张烫椅子，也因此一下子成为新闻人物。
我们就拿最近闹得满城议论纷纷的董校风波来说，其中一个导因据说是叶新田一句“为虎作伥”引致反击，结果风波越闹越大，形成一个对立面。幸好双方都能克制和冷静下来，又回到桌圆会议，总算雨后出现转机。
不过，整个问题的症结尚未解开，因为问题也出在董事会主权上。有人说应向政府争取；有人说向校长拿回来；又有人说本来就有主权，没有所谓拿不拿回来的。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叶新田有一句话是令人有些不明的，那就是他促请华小董事尽快向教育部申请注册，以获取一份证明书。但他没有进一步告诉我们该如何申请，由谁申请而又是一份怎样的证明书？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如果成为一间华小的董事会成员，应是通过赞助人大会选出的。我所指的是传统的董事会，也就是一般上我们理解的大董事会。这个组织原本是向公司注册或社团注册的，理应向这两个局的其中一个报备，也就是集体名单上呈的，与教育部无关。
因此我又推算叶新田所指的是，在1962年改制后在教育法令条例下(1957年）设置的“学监会”（又被称为董事会），也只有这类的成员才需要向教育部申请以成为合法的成员。但它存在一个争议是﹕“学监会”是教育条例下的产物，“入选”的成员都是由校长（校长是学监会的当然秘书）一手处理申请手续，而叶新田所说的向教育部申请，是否意味着个人可直接到教育部申报？还是通过校长处理？
这类的“学监会”，我们又称为小董事会，以有别于大董事会。它的组织是不需另行申请注册，是否具有法人地位，也真的要劳动董总进行调查和研究。
这里也因此出现一个问题﹕在大董事会存在的当儿，小董事会又存在，董总是接受大的还是小的，或是两者都可以？按照我们的理解，若有大董事会存在，应是接受大的；若无大董事会，一般就以学监会当成董事会来代表。
就我本身而言，我是两间华小的大董事会成员。由大董事会以赞助人的身份推举进入“学监会”。换句话说，一间学校就存在两个“董事会”。
在小学校长的眼中，大董事会的事务由这个组织的人处理，与他没有直接关系，而小董事会（学监会）就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是当然秘书。
当我进入“学监会”时，校长就向我拿个人资料，说是呈入教育部申请，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其中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过泸，及后才被通知已被接纳。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做法是以大董事会为准，而学监会是学校内的另一个组织，不能当成董事会，否则就是“双胞胎”。因为学校要用到钱或进行筹款，就得由大董事会操办，而大董事会因为已有法人地位，又是“校主”，也自然有其主权。至于学监会是否与大董事会抢“主权”，那就因校而异，因人而异了。
今天闹成董校对董事会主权有不同的诠释，就是因为我们被大小董事会的组织和功能混淆了，因此我是十分赞成叶新田要开展醒觉运动的。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在学监会内，只有三个执行职务，即主席、秘书（校长）和财政，其余皆为委员，而没有所谓副主席或总务之职，不信可问校长。
至于我们看到一间华小有这么多人成为董事，又有多个职称，如果不是指大董事会，就是为筹款而在学监会的基础上自我扩大的组织，也许没有进行注册，不具法人地位。
对此，叶新田若能带头清理这搞不清的局面还董事会原貌，就能显示董事会的权威，直接向公司或社团注册，而无需向教育部申请。不知这样子说，叶主席以为然否？
也真的是不容易，自从于70年代在甲洞反迫迁被拘捕之后，叶新田就是一个面对抗争的人物。他当时是甲洞五区反迫迁联合委员会的秘书，与主席萧海金及其它人士在1970年底暂失去自由。
根据辜瑞荣编著《内安法令四十年》一书中这样说﹕1969年杪，吉隆坡甲洞木屋居民面对逼遷，木屋居民因此成立“甲洞五区反迫迁联合委员会”，与发展商及当局谈判，要求合理的赔偿和安顿。正当委员会与发展商谈判时，警察总部于1970年11月29日进行逮捕11人。不过，居民的团结最终使这场斗争获得解决，也得到合理的赔偿及安顿。
由此看来，叶新田是在贫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后靠自身的拼博，经过卅多年的奋战，终于被推向前台，成为领导华教的第一把手。他的出身显然与过去的董总主席有所不同，例如我们熟悉的胡万铎、林晃升及郭全强，都是较有来头和有身家的人物。如今物换星移，轮到他粉抹登场，坐上这张烫椅子，也因此一下子成为新闻人物。
我们就拿最近闹得满城议论纷纷的董校风波来说，其中一个导因据说是叶新田一句“为虎作伥”引致反击，结果风波越闹越大，形成一个对立面。幸好双方都能克制和冷静下来，又回到桌圆会议，总算雨后出现转机。
不过，整个问题的症结尚未解开，因为问题也出在董事会主权上。有人说应向政府争取；有人说向校长拿回来；又有人说本来就有主权，没有所谓拿不拿回来的。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叶新田有一句话是令人有些不明的，那就是他促请华小董事尽快向教育部申请注册，以获取一份证明书。但他没有进一步告诉我们该如何申请，由谁申请而又是一份怎样的证明书？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如果成为一间华小的董事会成员，应是通过赞助人大会选出的。我所指的是传统的董事会，也就是一般上我们理解的大董事会。这个组织原本是向公司注册或社团注册的，理应向这两个局的其中一个报备，也就是集体名单上呈的，与教育部无关。
因此我又推算叶新田所指的是，在1962年改制后在教育法令条例下(1957年）设置的“学监会”（又被称为董事会），也只有这类的成员才需要向教育部申请以成为合法的成员。但它存在一个争议是﹕“学监会”是教育条例下的产物，“入选”的成员都是由校长（校长是学监会的当然秘书）一手处理申请手续，而叶新田所说的向教育部申请，是否意味着个人可直接到教育部申报？还是通过校长处理？
这类的“学监会”，我们又称为小董事会，以有别于大董事会。它的组织是不需另行申请注册，是否具有法人地位，也真的要劳动董总进行调查和研究。
这里也因此出现一个问题﹕在大董事会存在的当儿，小董事会又存在，董总是接受大的还是小的，或是两者都可以？按照我们的理解，若有大董事会存在，应是接受大的；若无大董事会，一般就以学监会当成董事会来代表。
就我本身而言，我是两间华小的大董事会成员。由大董事会以赞助人的身份推举进入“学监会”。换句话说，一间学校就存在两个“董事会”。
在小学校长的眼中，大董事会的事务由这个组织的人处理，与他没有直接关系，而小董事会（学监会）就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是当然秘书。
当我进入“学监会”时，校长就向我拿个人资料，说是呈入教育部申请，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其中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过泸，及后才被通知已被接纳。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做法是以大董事会为准，而学监会是学校内的另一个组织，不能当成董事会，否则就是“双胞胎”。因为学校要用到钱或进行筹款，就得由大董事会操办，而大董事会因为已有法人地位，又是“校主”，也自然有其主权。至于学监会是否与大董事会抢“主权”，那就因校而异，因人而异了。
今天闹成董校对董事会主权有不同的诠释，就是因为我们被大小董事会的组织和功能混淆了，因此我是十分赞成叶新田要开展醒觉运动的。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在学监会内，只有三个执行职务，即主席、秘书（校长）和财政，其余皆为委员，而没有所谓副主席或总务之职，不信可问校长。
至于我们看到一间华小有这么多人成为董事，又有多个职称，如果不是指大董事会，就是为筹款而在学监会的基础上自我扩大的组织，也许没有进行注册，不具法人地位。
对此，叶新田若能带头清理这搞不清的局面还董事会原貌，就能显示董事会的权威，直接向公司或社团注册，而无需向教育部申请。不知这样子说，叶主席以为然否？
26.3.06
正视新中事件的教训
威省峇东埔新中华文小学经过一场狂风暴雨式的抗争后，似乎已告尘埃落定，理由是发展商与学校的官司案尚在纠缠之际，又节外生枝发生发展商与承建商讨债的官司。这种案中案也给了新中喘息的机会，而有了时间快马加鞭兴建新校舍。如无意外，新校舍将会在今年八九月间完成和启用。这就是说，因为官司的一波三折，也造成迁校在众人的热心支持下有望“如期完成”。
不过，从新中的事件中也暴露了华校机制的不健全。董事会无法形成一个权威力量解决问题，最后劳动到政府的介入才见转机。这说明了华校的长期生存隐藏危机。我们可以从下列两方面来探讨华文小学的弱点﹕
我碰巧从旧报章意外地阅及在1959年时，雪州董总在经过争取后，原来已对华文小学的董事会的改变给予折衷性的接纳（参阅1959年8月8日星洲日报），也即是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的条文，情非得已的同意一份所谓的“标准型华文小学董事会章程”以换取成国民型华文小学地位（1958年改制成为全津贴学校）的条件之一。
这其中规定董事会是由五方面组成，共15人，不是直接由赞助人选出，只设主席、秘书（校长兼任）及财政三职，余者皆为委员（董事）。由此来看，从1957年开始，政府已着手将华小的董事会改变，而向教育部备案。有些学校为避免与原来的董事会“重叠”，将之称之为“学监会（在当时称之为Board of Managers，后来又改称为Board of Governors）。
当时一家华文报的社论指出，华小董事会已告变质，但未引起重视。
在这之后，这个标准型董事会充份发挥作用，也有的称之为学监会。于是有些学校出现两个董事会并存（称之为大小董事会）；有的则索性用学监会取代董事会，即只存在标准型华小董事会。
如果没有发生新中风波，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学监会与董事会是有异的。其中的争议点是用学监会组成的标准型董事会是否具有法人的地位？它只有委员（董事）而没有会员（赞助人）的组织，只是用教育局登记可否直接接收政府献地？有人建议用信托人代表董事会接受土地，又担心若组织与法律条文不理清楚，以后会衍生问题。据知槟州政府已在进行将土地割给新中董事会选出的“信托人”的名下，而他们三人就是董事会的信理员，但同时也要求具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正如许多社团都是选出信理员来代管土地或产业权，但决定权在社团的会员大会。这之中的一个混淆就是谁才是标型华小董事会的会员？
‚校产问题又是另一个争议。在改制前是由传统的董事会选出信理员代管校地，因此在改制后，大董事会在将学校交由政府接管后，并未献出校产，也就成为校主。但又有许多学校的董事会（槟州50间华小校产属董事会，另40间属教会、庙宇、乡会或私人土地）并不是真正的地主，而只是校主。
正如新中事件就出现私人土地转手而新发展商要发展时被迫迁的窘境（因为没有土地权，标准型的华小董事会的权限又不明朗，且人少力薄，抗争乏力。如果不是州政府及华基政党和华社及时力挽狂澜，后果可想而知）。还有槟城的明德正校也面对同样的情况。
虽然马华与民政调查已知全国华小的土地权实况，但涉及法律问题（马来西亚是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政党又如何将之归于学校的董事会？
在过去我们都以为学校是“公共产业”，地主是不会索回的，但新中事件教我们知道法律不是这样来解读的，地主和校主是有分别的。
我们真的希望华基政党能解决这历史遗留的问题，劝服有关地主签下协议书，或捐赠或便宜卖出，让有关学校“永久性”地竖立在原来的土地上，直到学校自行搬迁为止。不过这又是极难办到的事。
由新中事件再衍生这些日子的食堂及贩卖部主权之争，反映出华小难题不少，都是有历史因素造成的，包括接受华小董事会改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须要厘清董事会的性质和结构及权限，并给予必要的矫正。否则一拖再拖也徒使问题更加恶化，焉能掉以轻心！
不过，从新中的事件中也暴露了华校机制的不健全。董事会无法形成一个权威力量解决问题，最后劳动到政府的介入才见转机。这说明了华校的长期生存隐藏危机。我们可以从下列两方面来探讨华文小学的弱点﹕
我碰巧从旧报章意外地阅及在1959年时，雪州董总在经过争取后，原来已对华文小学的董事会的改变给予折衷性的接纳（参阅1959年8月8日星洲日报），也即是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的条文，情非得已的同意一份所谓的“标准型华文小学董事会章程”以换取成国民型华文小学地位（1958年改制成为全津贴学校）的条件之一。
这其中规定董事会是由五方面组成，共15人，不是直接由赞助人选出，只设主席、秘书（校长兼任）及财政三职，余者皆为委员（董事）。由此来看，从1957年开始，政府已着手将华小的董事会改变，而向教育部备案。有些学校为避免与原来的董事会“重叠”，将之称之为“学监会（在当时称之为Board of Managers，后来又改称为Board of Governors）。
当时一家华文报的社论指出，华小董事会已告变质，但未引起重视。
在这之后，这个标准型董事会充份发挥作用，也有的称之为学监会。于是有些学校出现两个董事会并存（称之为大小董事会）；有的则索性用学监会取代董事会，即只存在标准型华小董事会。
如果没有发生新中风波，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学监会与董事会是有异的。其中的争议点是用学监会组成的标准型董事会是否具有法人的地位？它只有委员（董事）而没有会员（赞助人）的组织，只是用教育局登记可否直接接收政府献地？有人建议用信托人代表董事会接受土地，又担心若组织与法律条文不理清楚，以后会衍生问题。据知槟州政府已在进行将土地割给新中董事会选出的“信托人”的名下，而他们三人就是董事会的信理员，但同时也要求具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正如许多社团都是选出信理员来代管土地或产业权，但决定权在社团的会员大会。这之中的一个混淆就是谁才是标型华小董事会的会员？
‚校产问题又是另一个争议。在改制前是由传统的董事会选出信理员代管校地，因此在改制后，大董事会在将学校交由政府接管后，并未献出校产，也就成为校主。但又有许多学校的董事会（槟州50间华小校产属董事会，另40间属教会、庙宇、乡会或私人土地）并不是真正的地主，而只是校主。
正如新中事件就出现私人土地转手而新发展商要发展时被迫迁的窘境（因为没有土地权，标准型的华小董事会的权限又不明朗，且人少力薄，抗争乏力。如果不是州政府及华基政党和华社及时力挽狂澜，后果可想而知）。还有槟城的明德正校也面对同样的情况。
虽然马华与民政调查已知全国华小的土地权实况，但涉及法律问题（马来西亚是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政党又如何将之归于学校的董事会？
在过去我们都以为学校是“公共产业”，地主是不会索回的，但新中事件教我们知道法律不是这样来解读的，地主和校主是有分别的。
我们真的希望华基政党能解决这历史遗留的问题，劝服有关地主签下协议书，或捐赠或便宜卖出，让有关学校“永久性”地竖立在原来的土地上，直到学校自行搬迁为止。不过这又是极难办到的事。
由新中事件再衍生这些日子的食堂及贩卖部主权之争，反映出华小难题不少，都是有历史因素造成的，包括接受华小董事会改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须要厘清董事会的性质和结构及权限，并给予必要的矫正。否则一拖再拖也徒使问题更加恶化，焉能掉以轻心！
20.3.06
魯迅孫子“大逆不道”？
(北京青年報)在12月1日有以下這樣的新聞報導：魯迅的長孫周令飛對申請《魯迅酒》註冊商標的爭議有了轉機。在2001年被國家工商總局駁回申請後，心有不甘，又提出要求復審。不久前他接到通知其復審將會受理。
現任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主任的周令飛說，如果復審未獲通過，他準備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這就是說，如果當局再駁回他的復審，他將與政府打官司。《新聞晨報》也有類似的報導（兩則新聞由《聯合早報》轉載）。
讀完這段新聞，不僅令人感到納悶和不解，也對周令飛的財迷心竅痛心疾首。不是我們反對魯迅的後人經商，而是我們認為他的行為已貶低和辱侮了魯迅的形象。
周令飛是周海嬰的兒子，而周海嬰是魯迅（周樹人）的兒子。換句話說，作為魯迅的孫子周令飛的行為是令人不齒的，因為他把他的祖父的名字當成《商品和搖錢樹》，以為魯迅是他們家族的《私產》和《專利品》，因此振振有詞要《討回公道》。
工商總局商標局是根據《商標法》第八條第9項及第十七條的規定，駁回了周令飛的申請，理由是：魯迅是中國的傑出思想家、革命家，禁止將其名字用於商業活動，並提醒申請人“要注意其社會影響”。
但周令飛不服氣。他這樣說：“我們把魯迅的許多遺物都捐給了國家和人民，但是我們沒有把“魯迅”兩個字捐給任何人，它是屬於我們的唯一遺產”。
他質問，“魯迅酒”已在日本和台灣成功注冊為酒類商標，為何中國卻諸多為難？
從表面上來看，周令飛有“正當的理由”將其祖父的名字乃至肖像作為商標進行商業活動，但從中國的革命歷史來看，魯迅是被毛澤東圈定為中國文化巨人，推動了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的進展，其形象已是根深蒂固，且已成為中國歷史的偉人之一，魯迅的所有已經不再屬於其家族的“私產”。
生於1881年，歿於1936年的魯迅，在中國抗日時期，曾是“革命聖地”延安的一盞“文化明燈”，且在1938年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由毛澤東成立）。毛澤東頌揚魯迅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魯迅的方向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參閱“毛澤東選集”）
在確定魯迅是中國當代文化第一人的地位後，魯迅已成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象徵，已是屬於左派文化的代表人物。正如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成功後，他已經是屬於中國人民和國家的“資產”，不再屬於其家族的“遺產”。
在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和魯迅分別是政治與文化上的兩面旗幟。雖然在1976年文革結束並在後來被徹底批判，魯迅才從「文化神壇」退了下來，但他和毛澤東一樣，依然是中國一代風雲人物。既然他們已是“國有化”，周令飛就不具備條件來“奪回”魯迅這個公有財產。
我在兩年前曾到過紹興，也參觀過魯迅的故居。紹興酒卻是到處都是，味道也相當可口，但紹興酒不屬於專利品，有各種各樣的商標，不過未聞到魯迅被商業化的味道。
如果毛澤東在後期成為商品被經濟化，其肖像與紀念品大行其道，那是因為他有這樣的魅力，不是毛澤東家族搞出來的專業品大家都可“分享。”。同樣的，如果“魯迅”肖像也在市場經濟中被用來當商品，那是有人在紀念魯迅。這與周令飛要注冊魯迅為商標是兩碼事。
再說，即使中國法令放寬，讓“魯迅酒”被注冊成功，也難保沒有“沖貨”。中國著名的“茅台酒”與“五糧液”還不是照樣有膺品魚目混珠。周令飛能保證沒有冒牌貨出現嗎？
我們認為注冊已沒多大意義，而且也犯“眾怒”，周令飛又何必多此一舉惹“公憤”？再說魯迅一生最討厭市儈和用金錢衡量地位的人。他一生在文學和文化上貢獻良多，將其名字商品化，只有帶來負面的影響。魯迅若地下有知，也會大罵周令飛是不屑的子孫。所以周令飛不該拿爹爹的名字來發財，這是大逆不道的。
現任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主任的周令飛說，如果復審未獲通過，他準備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這就是說，如果當局再駁回他的復審，他將與政府打官司。《新聞晨報》也有類似的報導（兩則新聞由《聯合早報》轉載）。
讀完這段新聞，不僅令人感到納悶和不解，也對周令飛的財迷心竅痛心疾首。不是我們反對魯迅的後人經商，而是我們認為他的行為已貶低和辱侮了魯迅的形象。
周令飛是周海嬰的兒子，而周海嬰是魯迅（周樹人）的兒子。換句話說，作為魯迅的孫子周令飛的行為是令人不齒的，因為他把他的祖父的名字當成《商品和搖錢樹》，以為魯迅是他們家族的《私產》和《專利品》，因此振振有詞要《討回公道》。
工商總局商標局是根據《商標法》第八條第9項及第十七條的規定，駁回了周令飛的申請，理由是：魯迅是中國的傑出思想家、革命家，禁止將其名字用於商業活動，並提醒申請人“要注意其社會影響”。
但周令飛不服氣。他這樣說：“我們把魯迅的許多遺物都捐給了國家和人民，但是我們沒有把“魯迅”兩個字捐給任何人，它是屬於我們的唯一遺產”。
他質問，“魯迅酒”已在日本和台灣成功注冊為酒類商標，為何中國卻諸多為難？
從表面上來看，周令飛有“正當的理由”將其祖父的名字乃至肖像作為商標進行商業活動，但從中國的革命歷史來看，魯迅是被毛澤東圈定為中國文化巨人，推動了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的進展，其形象已是根深蒂固，且已成為中國歷史的偉人之一，魯迅的所有已經不再屬於其家族的“私產”。
生於1881年，歿於1936年的魯迅，在中國抗日時期，曾是“革命聖地”延安的一盞“文化明燈”，且在1938年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由毛澤東成立）。毛澤東頌揚魯迅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魯迅的方向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參閱“毛澤東選集”）
在確定魯迅是中國當代文化第一人的地位後，魯迅已成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象徵，已是屬於左派文化的代表人物。正如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成功後，他已經是屬於中國人民和國家的“資產”，不再屬於其家族的“遺產”。
在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和魯迅分別是政治與文化上的兩面旗幟。雖然在1976年文革結束並在後來被徹底批判，魯迅才從「文化神壇」退了下來，但他和毛澤東一樣，依然是中國一代風雲人物。既然他們已是“國有化”，周令飛就不具備條件來“奪回”魯迅這個公有財產。
我在兩年前曾到過紹興，也參觀過魯迅的故居。紹興酒卻是到處都是，味道也相當可口，但紹興酒不屬於專利品，有各種各樣的商標，不過未聞到魯迅被商業化的味道。
如果毛澤東在後期成為商品被經濟化，其肖像與紀念品大行其道，那是因為他有這樣的魅力，不是毛澤東家族搞出來的專業品大家都可“分享。”。同樣的，如果“魯迅”肖像也在市場經濟中被用來當商品，那是有人在紀念魯迅。這與周令飛要注冊魯迅為商標是兩碼事。
再說，即使中國法令放寬，讓“魯迅酒”被注冊成功，也難保沒有“沖貨”。中國著名的“茅台酒”與“五糧液”還不是照樣有膺品魚目混珠。周令飛能保證沒有冒牌貨出現嗎？
我們認為注冊已沒多大意義，而且也犯“眾怒”，周令飛又何必多此一舉惹“公憤”？再說魯迅一生最討厭市儈和用金錢衡量地位的人。他一生在文學和文化上貢獻良多，將其名字商品化，只有帶來負面的影響。魯迅若地下有知，也會大罵周令飛是不屑的子孫。所以周令飛不該拿爹爹的名字來發財，這是大逆不道的。
杨振宁与平路的“笔战”
杨振宁教授最近又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是因为他在科学上又有什么新成就，而是因为一篇散文式的评议文章引发他的“反击”，于是又成为一条“新闻”了。
平心而论，我是比较欣赏台湾作家平路的那一篇《浪漫不浪漫？》（刊在《亚洲周刊》）的文章。虽然她以杨振宁夫妇的“老夫少妻”作为主题来抒发她的思情，但并没有直接地给予责难，而是通过她的笔下展开了一般人都存有的疑惑和不解。其中一段这样写道﹕“真相是……老夫少妻怎么过日子？眼前飞着细小的蚊子，视网膜有破洞，膝盖头里飕飕地风湿刺骨，睡到夜晚有欲尿的感觉。”“当杨振宁碰到翁帆，老年人碰上青春的孤独，加起来，说不定正好是小说家马奎兹的题目﹕一百年的孤独。”“无从跨越的还有……两人之间两个甲子的时代，其中难以跨越的时代感。他的生命章节已经写到最后，而前面那些关键的章节，萧条异代不同时，她甚至尚没有出世，又怎样用超前的心智一起去重数、去缅怀、去相濡以沫？”
“即使两人偶有温馨的时光，不是昂扬，不是灿烂，像是站在晚霞的回光里，随处带着淡淡的哀愁，或许因为快乐而悲伤，或许因为悲伤而快乐……。”“问题是，谁会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相呢？”“我在意于它强化的仍是某种“迷思”，教导世俗男女、追求最传统的标的物。偏偏有人说他们充满勇气，这是混淆视听的说法。““而我所担心的尤其是，这浪漫的“迷思”将影响深远﹕它关系着女人继续把皮相青春当作本身 可欲与否的唯一标准。”
平路的文章虽然含蓄，但隐意浅白，让人容易透视她所要表白的是年龄相差那么一大段（82岁对28岁）怎能成为一个世俗的准绳而变成“浪漫情怀”的典型？
但是杨振宁夫妇不驳还好，一驳就出问题了。杨的文章这样说﹕我们没有孤独，只有快乐，我们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不管平路怎么解说，在我们读来，她的文章中多处是在骂我们。我们是骂不倒的，可是她是否应该反省，应该道歉呢？”
平路回应杨振宁并没有弄明白她的疑问﹕“围绕着浪漫、虚实相间，其中有许多值得人们的思辩的问题，只是很无奈，顶尖的科学家不一定拥有普通读者对文字理解能力。”
同时，平路也不认为所谓的“上帝赐予的礼物”，可被当着沾沾自喜的“天作之合”，而是“礼物”有它的社会条件，礼物包装纸底下，原有一套男女性别所代表的交换价值，不是平空掉下。
就我的理解，平路是有揶揄的成份在内，但这也是很多人弄不明白的“迷思”：一个甚有成就的科学家，怎么没有想到外界的感受和评价并不是他说了就算或只要他喜欢就行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把自己交给“世界”的人。既然扬名在先，也就要懂得如何保持晚节。如果他是一个极普通的小人物，再怎么说，也没有人去理会。因此问题是﹕一个成名的大人物，有需要想想名声和气节是辅相成的。许多人想不通的正是堪可成为孙子的女人，怎么说成是“天作之合”？再者，即使杨振宁不信马克思主义，当他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时，要讨共产党的媳妇时，怎么可以用“上帝的礼物”来形容他的另一半？这立了一个“走向唯心论的榜样”。
再者，身为一个科学家，应该知道“人不是铁打的”，生命总有尽头的一天，他还有多少的“青春”可以“浪漫的生活”？平路也正是用年龄的悬殊来探讨真实与虚像之间的差异。
我要补充的是﹕杨振宁在科学的成就上无疑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令无数人称羡不已。从他的传记中也对他与逝世的妻子杜致礼的相敬如宾的生活印象犹深，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为他的晚年增添的异彩却引来无数异样的眼光。难怪包括平路在内用优美的文字来勾勒一个迷像，这是属于文学中的一种文字游戏，用来点醒当事人世俗的眼光存在着迷惑。
也许，在杨振宁人生的道路上，有两个迷思是外人解不开的。其一是为什么与他一起荣获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后来与他“反目成仇”，如同陌生人，“老死不相往来”？
其二是为什么他把自己的黄昏之恋视为“个人的事”，不理外界的议论？他应该知道当一个人成为公众人物时，他的一切的一切已成为“公共财产”（包括个人生活），不能像小人物那样随心所欲。
也许百年之后，他的头上的光环会因这两个迷思而留下难以磨灭的瑕疵。
平心而论，我是比较欣赏台湾作家平路的那一篇《浪漫不浪漫？》（刊在《亚洲周刊》）的文章。虽然她以杨振宁夫妇的“老夫少妻”作为主题来抒发她的思情，但并没有直接地给予责难，而是通过她的笔下展开了一般人都存有的疑惑和不解。其中一段这样写道﹕“真相是……老夫少妻怎么过日子？眼前飞着细小的蚊子，视网膜有破洞，膝盖头里飕飕地风湿刺骨，睡到夜晚有欲尿的感觉。”“当杨振宁碰到翁帆，老年人碰上青春的孤独，加起来，说不定正好是小说家马奎兹的题目﹕一百年的孤独。”“无从跨越的还有……两人之间两个甲子的时代，其中难以跨越的时代感。他的生命章节已经写到最后，而前面那些关键的章节，萧条异代不同时，她甚至尚没有出世，又怎样用超前的心智一起去重数、去缅怀、去相濡以沫？”
“即使两人偶有温馨的时光，不是昂扬，不是灿烂，像是站在晚霞的回光里，随处带着淡淡的哀愁，或许因为快乐而悲伤，或许因为悲伤而快乐……。”“问题是，谁会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相呢？”“我在意于它强化的仍是某种“迷思”，教导世俗男女、追求最传统的标的物。偏偏有人说他们充满勇气，这是混淆视听的说法。““而我所担心的尤其是，这浪漫的“迷思”将影响深远﹕它关系着女人继续把皮相青春当作本身 可欲与否的唯一标准。”
平路的文章虽然含蓄，但隐意浅白，让人容易透视她所要表白的是年龄相差那么一大段（82岁对28岁）怎能成为一个世俗的准绳而变成“浪漫情怀”的典型？
但是杨振宁夫妇不驳还好，一驳就出问题了。杨的文章这样说﹕我们没有孤独，只有快乐，我们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不管平路怎么解说，在我们读来，她的文章中多处是在骂我们。我们是骂不倒的，可是她是否应该反省，应该道歉呢？”
平路回应杨振宁并没有弄明白她的疑问﹕“围绕着浪漫、虚实相间，其中有许多值得人们的思辩的问题，只是很无奈，顶尖的科学家不一定拥有普通读者对文字理解能力。”
同时，平路也不认为所谓的“上帝赐予的礼物”，可被当着沾沾自喜的“天作之合”，而是“礼物”有它的社会条件，礼物包装纸底下，原有一套男女性别所代表的交换价值，不是平空掉下。
就我的理解，平路是有揶揄的成份在内，但这也是很多人弄不明白的“迷思”：一个甚有成就的科学家，怎么没有想到外界的感受和评价并不是他说了就算或只要他喜欢就行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把自己交给“世界”的人。既然扬名在先，也就要懂得如何保持晚节。如果他是一个极普通的小人物，再怎么说，也没有人去理会。因此问题是﹕一个成名的大人物，有需要想想名声和气节是辅相成的。许多人想不通的正是堪可成为孙子的女人，怎么说成是“天作之合”？再者，即使杨振宁不信马克思主义，当他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时，要讨共产党的媳妇时，怎么可以用“上帝的礼物”来形容他的另一半？这立了一个“走向唯心论的榜样”。
再者，身为一个科学家，应该知道“人不是铁打的”，生命总有尽头的一天，他还有多少的“青春”可以“浪漫的生活”？平路也正是用年龄的悬殊来探讨真实与虚像之间的差异。
我要补充的是﹕杨振宁在科学的成就上无疑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令无数人称羡不已。从他的传记中也对他与逝世的妻子杜致礼的相敬如宾的生活印象犹深，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为他的晚年增添的异彩却引来无数异样的眼光。难怪包括平路在内用优美的文字来勾勒一个迷像，这是属于文学中的一种文字游戏，用来点醒当事人世俗的眼光存在着迷惑。
也许，在杨振宁人生的道路上，有两个迷思是外人解不开的。其一是为什么与他一起荣获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后来与他“反目成仇”，如同陌生人，“老死不相往来”？
其二是为什么他把自己的黄昏之恋视为“个人的事”，不理外界的议论？他应该知道当一个人成为公众人物时，他的一切的一切已成为“公共财产”（包括个人生活），不能像小人物那样随心所欲。
也许百年之后，他的头上的光环会因这两个迷思而留下难以磨灭的瑕疵。
19.3.06
拿督翁精神与巫统同在
在2月26日的那一天，柔佛巫统在峇都巴辖有一个大游行集会，用以纪念巫统创党人拿督翁惹花在60年前（1946年同一天）领导马来人抗议英殖民政府决意在马来亚推行新政宪，定名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首相阿都拉带头参与，目的是激励年青的一代劳记拿督翁的丰功伟绩。谢爱萍在其专栏中有提及这件事。我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拿督翁与巫统的关系。因为有了拿督翁的那一场对英国的强烈抗议，终于改写马来亚的历史而有了今日的局面。因此在巫统乃至马来人的眼中，不论拿督翁在后来因发生歧见离开巫统，他的灵魂和精神始终与巫统同在，他成了第一马来民族英雄。
无可否认的，巫统的策源地是在柔佛，在1946年1月3日，拿督翁先在柔佛推展了柔佛半岛马来人运动（Peninsular Malay Movement of Johore，简称PMMJ），目的是要迫使英国撤消“马来亚邦联”宪制，恢复原有的马来人的特别地位。接着他号召全体马来人出席于3月1日在吉隆坡举行的马来人团结大会。这个时候，拿督翁已经50岁。在同一年拿督翁由县长提升为柔佛州务大臣。
所谓的“马来亚邦联”是英国政府（工党执政）为克制马共势力在战后的坐大而急切抛出的一个新宪制，在没有提及马来人特权及各州苏丹地位下，由英国直接控制的马来亚，不但未获当时的左派政团热切认同，认为仍是殖民地产物，换汤不换药（马括马共，民主同盟党及马来国民党），而且也受到马来上层精英动员马来人群起反对。在拿督翁一马当先号召下，马来人不分党派与思想一连三天在吉隆坡集思广益，共有41个马来政团参加，包括马来国民党，议决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sation，简称UMNO或巫统），即席委任五人小组起草章程，由拿督翁领导。就这样在同年5月11日催生了巫统，也塑造了拿督翁的权威。
起初在英国不让步下，拿督翁只好促请各州苏丹不要参君拟于4月1日推行成立的“马来亚邦联”仪式。在形势急转直下后，英国改弦易辙，转向与拿督翁及各州苏丹谈商新的政制。经过两年有余的推敲，一份新的宪制《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三造（英国、巫统与苏丹）签署下于1948年2月1日生效。同年6月，英国宣布在马来亚实施紧急法令，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进行打压和取缔。
《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确认了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和各州苏丹的既有地位。这是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的滥觞。尽管在巫统成立后，左派的国民党在数月后退出且在1951年11月衍生了回教党，并没有影响巫统的政治地位。
不过，当拿督翁在1950年在巫统党内发难时，却曾使巫统一度陷入危机。主要是拿督翁坚持巫统开放门户，容纳非马来人的加入，但不被党内大多数党员所接受，愤而辞职获挽留。虽然如此，拿督翁仍然不放弃他的理念，在1951年8月再次辞职，另组马来亚独立党（1951年9月16日成立，较回教党早些成立）与巫统对峙。他的多元政策也吸引了其它种族的政党给予支持，包括马华的陈祯禄及急进党的林苍佑在内。但是不多久临危受命力保巫统不分裂的东姑阿都拉曼（取代拿督翁成为巫统主席）又把其它种族的政党拉回来。这事起于1952年的巫统与马华连手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打败了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的候选人，奠定了巫统马华合作的基础。《联盟》的成立由此而来，又于较后加入了国大党，形成三党结盟的组织（1974年联盟扩大，改名为国阵，也就是今日的执政党）。
在选举中失利的拿督翁并不气馁，因为在政治上他都是一个胜利者。从1951年开始，他就被英殖民政府委任成为内政部长，拥有行政上的某些特定权力，也是第一位入阁高职的马来精英。即便他离开巫统另组新党，且在1954年将马来亚独立党改名为国家党（Parti Negara）与巫统较量，他还是稳坐内阁中代表马来人的第一部长，一直到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失败。如果拿督翁不离开巫统，他肯定是这个新生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
虽然失去部长和议员地位，拿督翁的顽强斗志又再参加1959年的大选，结果国家党只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已无缘晋身统治阶层。1962年不幸病逝，人亡政息，拿督翁也结束他多姿多采的一生，并获得国葬礼遇，一切恩恩怨怨也就消失了。1971年当敦拉萨成为第二任首期和巫统主席时，他把拿督翁迎回巫统，让巫统重新树立其源头。直到今天，拿督翁在巫统的字典中，是它永远的第一民族英雄。
无可否认的，巫统的策源地是在柔佛，在1946年1月3日，拿督翁先在柔佛推展了柔佛半岛马来人运动（Peninsular Malay Movement of Johore，简称PMMJ），目的是要迫使英国撤消“马来亚邦联”宪制，恢复原有的马来人的特别地位。接着他号召全体马来人出席于3月1日在吉隆坡举行的马来人团结大会。这个时候，拿督翁已经50岁。在同一年拿督翁由县长提升为柔佛州务大臣。
所谓的“马来亚邦联”是英国政府（工党执政）为克制马共势力在战后的坐大而急切抛出的一个新宪制，在没有提及马来人特权及各州苏丹地位下，由英国直接控制的马来亚，不但未获当时的左派政团热切认同，认为仍是殖民地产物，换汤不换药（马括马共，民主同盟党及马来国民党），而且也受到马来上层精英动员马来人群起反对。在拿督翁一马当先号召下，马来人不分党派与思想一连三天在吉隆坡集思广益，共有41个马来政团参加，包括马来国民党，议决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sation，简称UMNO或巫统），即席委任五人小组起草章程，由拿督翁领导。就这样在同年5月11日催生了巫统，也塑造了拿督翁的权威。
起初在英国不让步下，拿督翁只好促请各州苏丹不要参君拟于4月1日推行成立的“马来亚邦联”仪式。在形势急转直下后，英国改弦易辙，转向与拿督翁及各州苏丹谈商新的政制。经过两年有余的推敲，一份新的宪制《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三造（英国、巫统与苏丹）签署下于1948年2月1日生效。同年6月，英国宣布在马来亚实施紧急法令，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进行打压和取缔。
《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确认了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和各州苏丹的既有地位。这是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的滥觞。尽管在巫统成立后，左派的国民党在数月后退出且在1951年11月衍生了回教党，并没有影响巫统的政治地位。
不过，当拿督翁在1950年在巫统党内发难时，却曾使巫统一度陷入危机。主要是拿督翁坚持巫统开放门户，容纳非马来人的加入，但不被党内大多数党员所接受，愤而辞职获挽留。虽然如此，拿督翁仍然不放弃他的理念，在1951年8月再次辞职，另组马来亚独立党（1951年9月16日成立，较回教党早些成立）与巫统对峙。他的多元政策也吸引了其它种族的政党给予支持，包括马华的陈祯禄及急进党的林苍佑在内。但是不多久临危受命力保巫统不分裂的东姑阿都拉曼（取代拿督翁成为巫统主席）又把其它种族的政党拉回来。这事起于1952年的巫统与马华连手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打败了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的候选人，奠定了巫统马华合作的基础。《联盟》的成立由此而来，又于较后加入了国大党，形成三党结盟的组织（1974年联盟扩大，改名为国阵，也就是今日的执政党）。
在选举中失利的拿督翁并不气馁，因为在政治上他都是一个胜利者。从1951年开始，他就被英殖民政府委任成为内政部长，拥有行政上的某些特定权力，也是第一位入阁高职的马来精英。即便他离开巫统另组新党，且在1954年将马来亚独立党改名为国家党（Parti Negara）与巫统较量，他还是稳坐内阁中代表马来人的第一部长，一直到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失败。如果拿督翁不离开巫统，他肯定是这个新生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
虽然失去部长和议员地位，拿督翁的顽强斗志又再参加1959年的大选，结果国家党只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已无缘晋身统治阶层。1962年不幸病逝，人亡政息，拿督翁也结束他多姿多采的一生，并获得国葬礼遇，一切恩恩怨怨也就消失了。1971年当敦拉萨成为第二任首期和巫统主席时，他把拿督翁迎回巫统，让巫统重新树立其源头。直到今天，拿督翁在巫统的字典中，是它永远的第一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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