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本月7日突然發生連環爆炸案，肇逾50人死及約700受傷事件引起國際廣泛的關注。這個日子恰逢英國剛剛被奧運委會選中在2012年舉辦奧運會而沉浸在歡聲中；也是8工業國首長峰會在蘇格蘭舉行之際。因此馬上被人聯想到是一起設計好的恐怖襲擊，用以打擊英國的安全威信和教訓英國政府出兵伊拉克。
很快的基地組織卡伊達（AL-QUEDA）承認是他們所幹，但卡伊達在那里？沒有人知道。
我們先設定是卡伊達份子或與其相關連的組織所幹下的罪行，因為除了這批嫉世憤俗的亡命之徒在煽風點火外，沒有人相信英國國內存有這樣的恐怖組織。
但為什么會有恐怖組織，如今又如何提昇為國際恐怖組織？這需要從歷史的角度探討這一課題。
首先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后，就認定在俄羅斯出現蘇維埃共產政權是戰后危險的徵兆，對所謂共產主義的幽靈在世界上空飄盪感到不安。但沒有想到最危險的地方竟然是在西方本土內。德國希特勒的崛起（1933年）及后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勾結，再伸延與日本軍國主義結成軸心國，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年）。這個結果証明希特勒的法西斯主更是直接危害世界和平，這是美國的第一個失誤。但第二次世界大戰也給蘇聯帶來既得的利益，那就是歐洲被劃成兩半，一半歸美國領導的自由體系，另一半歸蘇聯領導的共產體系。
再下來，中共又在中國大陸取得勝利，共產世界版圖隨之擴大。導致了西方世界用意識形態進行斗爭，以抗拒共產勢力不斷擴大，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世界進入冷戰時代。
在冷戰期間，局部的戰爭此伏彼起，例如以色列強行在巴勒斯坦立國；美國干預朝鮮戰爭及介入越南戰爭；蘇聯在80年代更進軍阿富汗，都顯示了兩大陣營在爭奪勢力範圍並進行無體止的對峙與國際間謀戰。其中以色列立國（1948年）及蘇軍入侵阿富汗（1979-1989年）是恐怖主義滋長的直接導火線（雖然冷戰后世界各地有出現各式各樣的恐怖襲擊，但沒有像以蘇帶來的有組織和持續性的恐怖活動），因為阿拉伯人民完全不能接受以色列插足阿拉伯的心臟，而流亡海外逾一千八百年的猶太民族在羽毛豐滿后決意回到巴勒斯坦建國，他們得到英美的強力支持，並逐一打敗阿拉伯國家卷入的五次中東戰爭，不僅巴勒斯坦人民立國遙遙無期，國土也被以色列“蠶食”得支離破碎；而且巴人流離失所，成為鄰近國家的難民。在此悲憤的與極度無望的情況下，極端組織乃告衍生，較為知名的有黎巴嫩的真主黨及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他們對所謂的和平談判感到絕望。時不時有暴力和恐怖襲擊行動，但在美國看來，成不了大氣候，不以為意。
直到蘇軍入侵阿富汗時，美國竟糾集原教旨主義份子潛入阿富汗，與蘇軍進行遊擊戰。后來被美國圈定為頭號國際恐怖份子的奧沙馬賓拉登就是美國扶持的一只棋子。他被鼓勵率支持者離開沙地阿拉伯到阿富汗落地生根。隨著蘇軍的撤出，一支命名為“塔利班”的武裝組織在較后奪得了阿富汗執政權，建立了塔利班政府，奉行閉門主義，且允許奧沙馬賓拉登在境內建立卡伊達武裝組織，逐步發展成用暴力襲擊的大本營；更在1996年借巴人“立國無門”向美國宣戰。這是美國的第二個失誤，集中反共，卻忽略了恐怖主義已在身旁孕育成型，危害性更是無所不在。
繼之美國在蘇聯解體（1991年）及結束冷戰之后，已鶴立雞群，目中無敵手，因此還是不相信奧沙馬有此本事，詎料2001年的911事件，把紐約的兩幢摩天大樓撞倒，釀三千余人喪命，才刺激美國猛然一醒。因為在這之前的恐怖襲擊都發生在美國本土之外，做夢也沒想到有人敢膽侵犯美國領空。
此時的美國，才真正的相信亨廷頓教授1993年提出的“文明沖突論”所言有理，也認為是伊斯蘭教內的極端原教旨主義份子向“基督世界”挑衅。享廷頓在911后在《紐約周刊》的撰文也直指“基督文明”受到侵犯，是一場宗教之爭。
于是美國先后收拾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2002年），及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2003），一舉剷平兩個眼中釘，指責此兩個政府搞恐怖活動。但奧沙馬去了那里，沒有人知道。更不知道卡伊達恐怖組織搬去那里？換句話說，美國的反恐戰爭變成與影子作戰，不知對方何時會跳出大搞破壞。
未想這次是選擇把“戰火”爆在倫敦，簡直是神出鬼沒，難怪布斯總統說，反恐戰爭不會停止。但問題是，當敵方化整為零成為影子時，又該打誰呢？這是新世紀最難打的一場硬戰，根源則起于以巴沖突，如今又加上不甘心阿富汗及伊拉克被美國玩于股掌之中，新仇舊恨，也就洩向美英的平民百姓，自然引起公憤。但打恐也要正本清源，美國承諾2005年讓巴勒斯坦立國，承諾盡早由伊拉克撤兵仍未能兌現，又怎樣扑滅恐怖主義的火種？我們支持反恐之余，也要看到正義被伸張，真理被重視。
因此，倫敦悲劇告訴我們美英應有所行動認真地解決眼前存在的歷史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畢竟不是釜底抽薪之良策。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1.7.05
楊振寧的四個變化
在《星檳日報》服務期間，我曾接待了諾貝爾獎金得獎人楊振寧教授，但我當時是以檳城南大校友會秘書的身份迎接楊教授蒞臨檳城，而他因是南大校外考試委員，與我們攀上關係，這是1974年的事。他在檳城小住兩天，由我全程陪同，還有我們的南大校友。
我第二次招待楊振寧是1976年的事，他也是從新加坡取道吉隆坡后再北上檳城小住。自此而后，我就不再見過楊教授，但不時在報章雜誌上都有他的新聞和學術文章的發表。
在1986年的時間，我又間接與他有所聯系。事緣他的一本新著《讀書教學四十年》交香港出版社出版，我剛好與總編輯相熟，便拿下馬新版權，由我們的《聯合報》出版，版權稅由香港與楊教授連系后，同意只收象徵性的一千美元。于是我們印就三千本在市場公開發售，反應相當不錯。
大概在2001年，我又從鳳凰台的專訪中看到楊振寧侃侃而談他的過去和現在， 一時觸景生情，使我想起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2002年，剛巧從法國回來省親的韓中校友黃順宗博士來找我，問我有沒有什么文章供他的報章發表，他在法國辦了一份華文報，取名為《華報》。我就為他寫了一篇《楊振寧教授印象記》，大概有逾萬字。不久之后，我接到他寄來《華報》供我參閱，發現在2002年1月29日的刊期上，用全版刊載了這篇文章。
2004年，突然驚聞楊振寧有了“黃昏之戀”，對象竟只是28歲的少婦翁帆。82對28一時傳為佳話，也成了華文報章追逐的花邊新聞。正當新聞界對他的新婚新啜而不捨之際，不幸在12月發生火山爆發海嘯的大災難，于是焦點全放在這場大浩劫的大新聞后，也把楊振寧的新聞拋諸腦后，人們又漸漸淡忘這段「良緣奇聞」。
楊振寧的一生不僅因老少配婚引起震盪，而且在過去也有過不斷轉變的人生。首先是在抗日的年代（1937-1945），楊振寧並不是熱血沸騰的青年，而是在炮火聲中仍然在“西南聯大”完成他的大學學業。這里顯示了他是一名“書呆子”，對國事可以不聞不問，竟然在中國人民都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的激昂抗戰聲中可以逃離鬥爭與抗戰。
正因為這樣，在1945年中國抗戰未結束前，國家前景未卜之際，又隻身遠走高飛，去到美國攻讀他的博士學位。
1957年，他又與摯友李政道合作的物理科研打破「宇稱守恒定律」而共同贏得諾貝爾物理獎，從此名聲大噪，兩人成為榮獲此銜的首兩個華人。
接著他的生命中的第二個變化是與李政道分道揚鏕，兩人形同陌生人。這么多年以來，他們都未詳細的公佈為何會化友為“敵”，而外界也一直對此存疑。
我在訪問楊教授時，未問及這個問題，因為敏感，也知道當事人不會談。不過我不久前在《明報月刊》讀到李政道的一篇文章，記錄了他在70年代在中國會楊武之（楊振寧父親）的情景。楊父一直希望他們言歸于好，並說是楊振寧對不起他。究竟是因什么事而起，李政道也沒說，倒是楊振寧的妹妹為文駁斥李政道所言非實，但又引致李政道找當年在場的人來對證，說明他非無中生有。
現在兩人都是超過80歲的人，相信這一段“秘密”也許要在他們百年后才會揭蓋，也許永遠是個謎團。
楊振寧的第三個轉變是我記憶猶新的，他是在1971年首次回中國，又獲榮殊得以拜見毛澤東主席，而且也在毛澤東的同意下，由周恩來告訴他有關林彪墜機的事件。
在1974年訪檳城時，我們請他在“北京大飯店”（中路文華酒店內，現易名為艾可洛酒店）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在會上比較明顯地公開稱讚“文化大革命”。他說，今天的知識份子沒有異議地認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生氣蓬勃，前途無量的國家。所以我覺得他們對這方面沒有任何地方覺得不愉快，而我也認為他們不會因此而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的成就。
對于林彪事件后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楊教授向我說，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即使是名哲學家包括馮友蘭等人進行自我檢討和批判，楊也說是正確的，因為他說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導致社會不公正，不公平和削剝的根源。
在1976年他再訪檳時，我又安排一場演講會，地點是在《雙喜樓大飯店》即今日的大埔同鄉會內，他再一次肯定中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雖然周恩來逝世不久后引起社會的動盪，但他還是認為這是紀律的問題，尚未看出大變化的到來，而只是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如果中國有不正當的事發生或有極端錯誤的路線又不被中國人民所接受的話，問題就會很嚴重。無論如何他還是引用毛澤東的名句“為有犧牲多壯老，敢叫日月換新天”。
1977年，我將楊振寧旅馬的言論及訪問文章輯成一本小書，取名為《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未想能有第二次版，一共賣了四千本，大大地出乎我意料之外。
果然1976年10月，中國有了巨變，“四人幫”倒台，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再次復出，他因此在80年代又再獲鄧小平接見。這時的楊振寧，已是徹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且痛斥“四人幫”。這是典型的知識份子的寫照，在“文革”時大力的頌揚其正確性；在“文革”后又否定其正確性。一前一后，讓人看到知識份子的悲哀，楊振寧也沒有例外。他向鳳凰台這樣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錯誤的運動，毛澤東在這方面也要負一定的責任，我以前在文革時看到的是被刻意安排的。此一時，彼一時的言論，與典型知識份子沒有兩樣。
第四個變化是在2004年他的太太杜致禮逝世后，他又再娶了年輕的翁帆為妻。雖然這是“人之常情”，但人們卻無法想像他挑中的是一位28歲的姑娘。更甚的是他竟形容是上帝賜給他的禮物。
由此我們看到楊振寧的“保守思想”並沒有真正的改變。過去受“文革”刺激，我們都以為他已經轉成“馬克思主義者”，不然不會有如此對“文革”溢美之言。其實他在美國生活多年，思想已經西方化，因此才有所謂娶少妻是上帝的恩典和賜予的禮物。不知這是不是大男人主義的心理作崇抑或是一位教徒的“肺腑之言”？我們無從考究，只覺得他把婚姻當“禮物”了，實在有些難以消化。
無論如何，我還是對楊振寧在科學及學術上的貢獻給予肯定的，只不過他的一生是轉向個人的科學鑽研而攀上最高的榮譽，並不是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及到后來是用身上的光環而成為中國的名人。這樣的例子，也只有從外國回來的人才享有的榮譽。
如今，晚年落葉歸根的楊振寧，他算是圓了一個夢，既受國家的特別關照，又贏得美人芳心，人生于此，又夫復何求呢？
歷史在將來也許會給楊振寧一個公平的評價，但不是現在。
我第二次招待楊振寧是1976年的事，他也是從新加坡取道吉隆坡后再北上檳城小住。自此而后，我就不再見過楊教授，但不時在報章雜誌上都有他的新聞和學術文章的發表。
在1986年的時間，我又間接與他有所聯系。事緣他的一本新著《讀書教學四十年》交香港出版社出版，我剛好與總編輯相熟，便拿下馬新版權，由我們的《聯合報》出版，版權稅由香港與楊教授連系后，同意只收象徵性的一千美元。于是我們印就三千本在市場公開發售，反應相當不錯。
大概在2001年，我又從鳳凰台的專訪中看到楊振寧侃侃而談他的過去和現在， 一時觸景生情，使我想起與他交往的點點滴滴。2002年，剛巧從法國回來省親的韓中校友黃順宗博士來找我，問我有沒有什么文章供他的報章發表，他在法國辦了一份華文報，取名為《華報》。我就為他寫了一篇《楊振寧教授印象記》，大概有逾萬字。不久之后，我接到他寄來《華報》供我參閱，發現在2002年1月29日的刊期上，用全版刊載了這篇文章。
2004年，突然驚聞楊振寧有了“黃昏之戀”，對象竟只是28歲的少婦翁帆。82對28一時傳為佳話，也成了華文報章追逐的花邊新聞。正當新聞界對他的新婚新啜而不捨之際，不幸在12月發生火山爆發海嘯的大災難，于是焦點全放在這場大浩劫的大新聞后，也把楊振寧的新聞拋諸腦后，人們又漸漸淡忘這段「良緣奇聞」。
楊振寧的一生不僅因老少配婚引起震盪，而且在過去也有過不斷轉變的人生。首先是在抗日的年代（1937-1945），楊振寧並不是熱血沸騰的青年，而是在炮火聲中仍然在“西南聯大”完成他的大學學業。這里顯示了他是一名“書呆子”，對國事可以不聞不問，竟然在中國人民都唱著“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的激昂抗戰聲中可以逃離鬥爭與抗戰。
正因為這樣，在1945年中國抗戰未結束前，國家前景未卜之際，又隻身遠走高飛，去到美國攻讀他的博士學位。
1957年，他又與摯友李政道合作的物理科研打破「宇稱守恒定律」而共同贏得諾貝爾物理獎，從此名聲大噪，兩人成為榮獲此銜的首兩個華人。
接著他的生命中的第二個變化是與李政道分道揚鏕，兩人形同陌生人。這么多年以來，他們都未詳細的公佈為何會化友為“敵”，而外界也一直對此存疑。
我在訪問楊教授時，未問及這個問題，因為敏感，也知道當事人不會談。不過我不久前在《明報月刊》讀到李政道的一篇文章，記錄了他在70年代在中國會楊武之（楊振寧父親）的情景。楊父一直希望他們言歸于好，並說是楊振寧對不起他。究竟是因什么事而起，李政道也沒說，倒是楊振寧的妹妹為文駁斥李政道所言非實，但又引致李政道找當年在場的人來對證，說明他非無中生有。
現在兩人都是超過80歲的人，相信這一段“秘密”也許要在他們百年后才會揭蓋，也許永遠是個謎團。
楊振寧的第三個轉變是我記憶猶新的，他是在1971年首次回中國，又獲榮殊得以拜見毛澤東主席，而且也在毛澤東的同意下，由周恩來告訴他有關林彪墜機的事件。
在1974年訪檳城時，我們請他在“北京大飯店”（中路文華酒店內，現易名為艾可洛酒店）作一場公開演講。他在會上比較明顯地公開稱讚“文化大革命”。他說，今天的知識份子沒有異議地認為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生氣蓬勃，前途無量的國家。所以我覺得他們對這方面沒有任何地方覺得不愉快，而我也認為他們不會因此而影響了他們的工作的成就。
對于林彪事件后掀起的“批林批孔”運動，楊教授向我說，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即使是名哲學家包括馮友蘭等人進行自我檢討和批判，楊也說是正確的，因為他說孔子的儒家思想是導致社會不公正，不公平和削剝的根源。
在1976年他再訪檳時，我又安排一場演講會，地點是在《雙喜樓大飯店》即今日的大埔同鄉會內，他再一次肯定中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雖然周恩來逝世不久后引起社會的動盪，但他還是認為這是紀律的問題，尚未看出大變化的到來，而只是留下一句耐人尋味的話：如果中國有不正當的事發生或有極端錯誤的路線又不被中國人民所接受的話，問題就會很嚴重。無論如何他還是引用毛澤東的名句“為有犧牲多壯老，敢叫日月換新天”。
1977年，我將楊振寧旅馬的言論及訪問文章輯成一本小書，取名為《楊振寧博士旅馬言論集》，未想能有第二次版，一共賣了四千本，大大地出乎我意料之外。
果然1976年10月，中國有了巨變，“四人幫”倒台，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鄧小平再次復出，他因此在80年代又再獲鄧小平接見。這時的楊振寧，已是徹底的否定“文化大革命”，且痛斥“四人幫”。這是典型的知識份子的寫照，在“文革”時大力的頌揚其正確性；在“文革”后又否定其正確性。一前一后，讓人看到知識份子的悲哀，楊振寧也沒有例外。他向鳳凰台這樣說：“文化大革命”是一個錯誤的運動，毛澤東在這方面也要負一定的責任，我以前在文革時看到的是被刻意安排的。此一時，彼一時的言論，與典型知識份子沒有兩樣。
第四個變化是在2004年他的太太杜致禮逝世后，他又再娶了年輕的翁帆為妻。雖然這是“人之常情”，但人們卻無法想像他挑中的是一位28歲的姑娘。更甚的是他竟形容是上帝賜給他的禮物。
由此我們看到楊振寧的“保守思想”並沒有真正的改變。過去受“文革”刺激，我們都以為他已經轉成“馬克思主義者”，不然不會有如此對“文革”溢美之言。其實他在美國生活多年，思想已經西方化，因此才有所謂娶少妻是上帝的恩典和賜予的禮物。不知這是不是大男人主義的心理作崇抑或是一位教徒的“肺腑之言”？我們無從考究，只覺得他把婚姻當“禮物”了，實在有些難以消化。
無論如何，我還是對楊振寧在科學及學術上的貢獻給予肯定的，只不過他的一生是轉向個人的科學鑽研而攀上最高的榮譽，並不是參加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及到后來是用身上的光環而成為中國的名人。這樣的例子，也只有從外國回來的人才享有的榮譽。
如今，晚年落葉歸根的楊振寧，他算是圓了一個夢，既受國家的特別關照，又贏得美人芳心，人生于此，又夫復何求呢？
歷史在將來也許會給楊振寧一個公平的評價，但不是現在。
4.7.05
林慶金與《星檳日報》
說老實話，我直到今天仍然弄不明白為何林慶金要買下《星檳日報》和《星洲日報》？
林慶金在他送我的一本“自傳式”的書中這么說，他是在1923年出生，18歲從福建惠安南來，在檳城打拼半輩子，終于熬出頭來，在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已是一名富有的發展商及建築商，換句話說，他是靠地皮發跡的。
據我所知，80年代初期，胡文虎的第三代有意全盤讓出這兩家報館的股權，在友人的穿針引線下，他對“辦報”發生了興趣。原本是與人合股或折散（分開兩家買下）來買，不致付這么大筆款項。后來在“專業會計師”的游說下，他竟然一口氣把兩家報社吞下。也就是說，他要“獨資”承購《星洲》和《星檳》，不要與人合股，也不要折開來買。
林慶金自己這樣說：「當我的會計師兼投資顧問介紹我買這兩份華文報的時候，他告訴我一定有利可圖。」做為一個商人，無可厚非的，他的商業目的當然是賺錢。有經濟效益的事業，他都有興趣。況且林慶金雖然讀書不多，學問不高，但是一向以來，他都非常尊重文化人，對他來說，辦報，這是一份文化事業（以上引自其“自傳”中一段話）。
我對《星洲》的情況不了解，但我對《星檳》的情況算是多少了解的，在轉手之前，《星檳》是沒有負債的公司，它有向銀行取得透支便利馬幣70萬元，這是在買紙時要用的，但不久便又填回，所以胡榆芳的“驕傲”是《星檳》的周轉金十分順暢，這邊開出信用証買紙，向銀行透支，那邊又將收入的現金補上透支款額。因此當時林慶金肯用高價（即一股三元八角）買下《星檳》的股權，因為它不但不負債，且有寬裕的流動資金。
林慶金買下《星檳》后，又再另行買下《星檳》的地產，這是分兩頭進行的。單就《星檳》而言，林慶金是用上5百70萬元買下的，做為一位“在商言商”的生意人，自然是經過算盤打了又打最后才做出決定的。
當林慶金于1983年真正入主《星檳日報》的時候，他的報業“軍師”是來自《星洲日報》的黃宗理，黃宗理本是《星洲》的執行董事，是由胡家第三代的胡美一一手提拔的。不知為何轉手時，他的興趣偏向《星檳》，也就是他逐漸淡出《星洲》轉向《星檳》。
結果一年之后，林慶金委他出任《星檳》的總經理，由他一手與職工會談判薪金制。他以“辦大報”的心態來“辦小報”（指地方報），出手的綽闊，也令我為之側目。經過一輪又一輪的談判后，報社內的兩個職工會終于達成協議。我看了協議書，真為《星檳》捏了一把冷汗，這么大手筆的開支，《星檳》又去那里找收入來應抵？
所以林慶金的“自傳”就有這么一段（以第三人稱）：
《星檳日報》在轉手于林慶金后，在短時間內，兩個職工會（NUJ 及NUNW）宣告成立。接下來為了提高員工士氣，工資大幅度提高，人員也因為精密分工而以倍數增加，還向銀行貸款購置最新的高速卷筒彩色印報機。林慶金以為，《星檳日報》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不但可以穩固在檳威佔有的地盤，還可以“沖出天”向全國發行。世事往往是人算不如天算，“士氣”不但提不起來，“死氣”卻是接踵而來。每日“有出無進”，天天大量“出血”，還要面對員工“改善待遇”的不斷要求，林慶金百思不得其解。“《星檳日報》不是很賺錢的嗎？”審核師的回答是，你的經營成本已經提高了8倍，難道你不知道嗎？”“開銷越來越大，支出越來越多，像一粒滾動的雪球，越滾越大。”“早期的融洽關係逐漸變質，勞資合作的基砫蕩然無存”。
我的分析是，《星檳日報》轉手后，有下列的情況也許是直接產生負面影響的：
1. 用“辦大報”的方式來“辦小報”。開銷突然間大幅度上升，而收入仍然維持在原來的水平。一份日報的銷量和廣告收入斷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突飛猛進”，又如何能應付龐大的開銷？這與胡榆芳的營運方式完全不同。《星檳日報》這么一搞，財政收支肯定入不敷出。
2. 安插一些人在掌管重要的部門，如會計部，出納部和發行部等。我們做為員工的是不知道個中的情況，大家都以為“財務穩健”。
3. 原本已經有一台操作如常的四色機（已無欠款），每天印刷報紙不成問題，不知為何又多買一架四色機？據說耗資50萬元左右，一下子變成兩個車間，置著舊的機器不用，卻向外招生意來印刷。這等小米收入如何應付得了每月攤還銀行的貸款？
4. 《星檳日報》在外表看來是改組得風風光光，實則已“暗流洶湧”，分分鐘都會出軌而煞不了車。果然林慶金說“自己掉進了一個無底洞里，在收支不能平衡的情況下，恁誰也無法繼續再將報館業務支撐下去。”
5. 不知為何，他又突然心血來潮，向陳群川買下“亦果西報”搬進《星檳》運作，對《星檳》而言，則是“雪上加霜”。“《星檳日報》終于在1986年9月23日被馬來亞銀行接管，並于一個星期后，也就是1986年9月29日，《星檳日報》被迫停刊。”“1988年6月20日，林慶金因為沒有能力攤還一筆154萬元加利息的款項，被起訴。”（以上全引自其“自傳”）。
在這個過程中，林慶金幾經掙扎，被判入窮籍又力爭，最后才得以脫身。但這離開他脫離報業已是十年有餘的日子。
我和林慶金的交情並不深，在進入《星檳》前，我們只是普通朋友；在進入《星檳》后，他幾乎每個禮拜來找我兩三次，就在我的辦公室內，我們一起閒聊，一起談論報業和其他事情，我們之間的關係也較前“密切”。
但忝為“主僕關係”，我也不知道他真正心里在想什么？他是一個喜歡聽“新聞”的人，又是一個喜歡聽“報告”的人。圍繞在他身邊的，倒有不少人。當一個人“風生水起”時，必然有很多的擁蹇。我同意他對報館運作是知之不詳的，我也同意他很少插手報館的業務。但他是主宰《星檳日報》命運的人，當主管做出決定時，他必須要負起責任。比如對員工待遇的提高和增加報館的開支，他也是根據主管的建議而落實的。在他看來，辦報如同做生意，而一家穩定的報社，再怎么說也不會差到那里去。偏偏不信邪的林慶金就如同進入八卦陣，迷失其中而走不出來。待他走出來時，已是物換星移，林慶金的年代早已結束。
雖然有一句話說：“若要害你的敵人，最好叫他去辦報”，但用在林慶金身上是不恰當的，他是“心甘情願”買下兩間華文報。因此他說他沒有“后悔”這么做，但我相信他一定有許多的遺憾。若他不介入報業，他也許不會如此這般。而他就是在十分自信心下走進報業。再回頭已「不堪回首」。
《星檳日報》的停刊對華社，尤其是我們《星檳》人來說，是永遠的傷痛，但《星檳日報》的故事並未劃上句號。最后的一頁又是由我來補上。我怎樣又再后期再與《星檳》扯上關係，這是另外一段故事。
而我在林慶金的年代，也就是1984年，曾為《星檳日報》45週年紀念為《星檳》寫下一段“光輝的歷程”。這“光輝的歷程”結果又成為絕響。這就是說，《星檳》最后的輝煌是在1984年又宴客又舉辦各類活動來慶祝創刊45年，再下來是“終結篇，黑暗的開始”，回想起來，是痛心疾首的悲劇。
3.7.05
喬治市與“文化遺產”
聯合國教科文機構針對喬治市申請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的計劃書作出“擱淺”，要求馬來西亞提供進一步資料，因為聯合國認為馬方沒有在計劃書中列明如何對“文化遺產”的保存維護及經營管理提供一個健全的機制，這包括法令的制定和持續性的運作。
有很多人並不明白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為何檳州政府要這樣辛苦來達成願望，究竟會給人民帶來什么好處？
首先我們有必要瞭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在1972年設立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及“世界遺產基金會”，成員共有21個。它的職責是負責鑑定世界上有那些個古蹟或地點有資格登陸世界名錄。這之中有分“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一旦夠資格被選入者，就會列入聯合國認可的記錄中，例如中國的萬里長城及紫禁城是被列為單項的“文化遺產”，因為它代表了人類創造天才的傑作。又如中國較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活的歷史遺產（有一定的範圍，或在城市內或在鄉鎮中）有雲南的麗江、山西的平遙及江蘇的周莊。當這些個地方成功登陸后，竟對旅遊發展帶來無可限量的好處。
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才加入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成員，因此砂勞越的穆魯國家公園（GUNA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國家公園（KINABALU PARK）得以被聯合國列為“自然遺產”名錄中。這種對自然界的鑑定的手續是較為簡便，也沒有這么多的繁文褥節。
反之，如果要擠入“世界文化遺產”就大費周章。在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考核下，馬來西亞只有兩個地方有資格申請登陸“文化遺產”，一個是馬六甲，另一個是喬治市。尤其是后者，更被看好仍然保留歷史的風貌。但沒有單項的古蹟（如萬里長城和柬埔寨的吳哥窟）的存在。這意味著，馬來西亞只月兩個城市具備了以一個城市（特定地區）的風貌的整體來登陸“文化遺產”之列。于是，從1991年起，檳州政府開始意識到對市區有歷史性的建築物進行保護，不再允許如同“光大”摩天樓的建築豎立在城市中心。
在1995年時，檳島市政局推出《古蹟保留指南》，也圈定喬治市的485公頃（4.58平方公里），約占喬治市面積的11%（喬治市總面積為41平方公里）被列為“古蹟保留區”。即意有關地區的建築物不能隨意被拆掉和改建，事先必須得到市政局的批准，引致民間的議論紛紛，因為他們並不十分了解保留一大片土地為古蹟區干啥？只保留幾座具歷史性建築物不就得了嗎！
可是如果按照聯合國的要求，沒有一大片的古蹟區，沒有洋溢人文精神，沒有秉承文化遺產並讓它活在現代社會中，是不備資格申請的。
1998年，一項國際會議在檳城召開，推薦了檳城和馬六甲聯合向聯合國提出申請。2003年，檳州政府在獲得聯合國方面的同意下，將喬治市的「文化遺產」範圍縮小成1.88平方公里，僅占喬治市範圍不到5%，比原來的11%小了一半有余。接著一份被認為“已完整”的計劃書在改了又改下，在2004年完成。
2005年正月，通過中央政府，檳城和馬六甲的計劃書正式提呈聯合國的相關組織審查。但在審查的過程中，又發現檳甲的報告書不完整，便打了回來，要求馬方提供更為完善的資料。
我在參閱了“世界文化遺產”之標準與列名的文件后，有兩個很重要的規定也許是我們所忽略的，其一是文化景觀上，它的特殊的性格與構成，符合「真實性」的考驗。這點檳城不受爭議，畢竟它所圈定的範圍絕大部份保留了“歷史的真實性”。
其二，要擁有足夠的法律的、契約的或傳統上的保護與經營管理機制，以確保被提名的文化資產或文化景觀得以被保存和維護。這些還必須要明確標示于提名表內，以證明它是存在的，特別是對大量游客開放的場所，要能提供適當的行政安排以涵蓋資產的經營管理。
檳州在這方面做得不明確或忽略了，所以需要在這個重要的關鍵課題上再提呈報告書，以取信于聯合國。換句話說，檳州政府可能需要向中央政府申請大筆款項以進行對整個“文化遺產”區做出保護和管理，確保文化遺產的持續性，使人身置身中有一種與現代都市不同的人生體驗和沉浸在活的歷史韻味中。這樣的“文化遺產”肯定對各國游客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難怪世界各國競相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理由是這也是一條為國家賺取無限外匯的“黃金”通道。也許我們已沒有必要再爭議要不要“文化遺產”，畢竟我們已邁向第二步，不可半途而廢功虧一簣。
有很多人並不明白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為何檳州政府要這樣辛苦來達成願望，究竟會給人民帶來什么好處？
首先我們有必要瞭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是在1972年設立了“世界遺產委員會”及“世界遺產基金會”，成員共有21個。它的職責是負責鑑定世界上有那些個古蹟或地點有資格登陸世界名錄。這之中有分“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一旦夠資格被選入者，就會列入聯合國認可的記錄中，例如中國的萬里長城及紫禁城是被列為單項的“文化遺產”，因為它代表了人類創造天才的傑作。又如中國較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的活的歷史遺產（有一定的範圍，或在城市內或在鄉鎮中）有雲南的麗江、山西的平遙及江蘇的周莊。當這些個地方成功登陸后，竟對旅遊發展帶來無可限量的好處。
馬來西亞是在1988年才加入了“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成員，因此砂勞越的穆魯國家公園（GUNANG MULU NATIONAL PARK）及沙巴的神山國家公園（KINABALU PARK）得以被聯合國列為“自然遺產”名錄中。這種對自然界的鑑定的手續是較為簡便，也沒有這么多的繁文褥節。
反之，如果要擠入“世界文化遺產”就大費周章。在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考核下，馬來西亞只有兩個地方有資格申請登陸“文化遺產”，一個是馬六甲，另一個是喬治市。尤其是后者，更被看好仍然保留歷史的風貌。但沒有單項的古蹟（如萬里長城和柬埔寨的吳哥窟）的存在。這意味著，馬來西亞只月兩個城市具備了以一個城市（特定地區）的風貌的整體來登陸“文化遺產”之列。于是，從1991年起，檳州政府開始意識到對市區有歷史性的建築物進行保護，不再允許如同“光大”摩天樓的建築豎立在城市中心。
在1995年時，檳島市政局推出《古蹟保留指南》，也圈定喬治市的485公頃（4.58平方公里），約占喬治市面積的11%（喬治市總面積為41平方公里）被列為“古蹟保留區”。即意有關地區的建築物不能隨意被拆掉和改建，事先必須得到市政局的批准，引致民間的議論紛紛，因為他們並不十分了解保留一大片土地為古蹟區干啥？只保留幾座具歷史性建築物不就得了嗎！
可是如果按照聯合國的要求，沒有一大片的古蹟區，沒有洋溢人文精神，沒有秉承文化遺產並讓它活在現代社會中，是不備資格申請的。
1998年，一項國際會議在檳城召開，推薦了檳城和馬六甲聯合向聯合國提出申請。2003年，檳州政府在獲得聯合國方面的同意下，將喬治市的「文化遺產」範圍縮小成1.88平方公里，僅占喬治市範圍不到5%，比原來的11%小了一半有余。接著一份被認為“已完整”的計劃書在改了又改下，在2004年完成。
2005年正月，通過中央政府，檳城和馬六甲的計劃書正式提呈聯合國的相關組織審查。但在審查的過程中，又發現檳甲的報告書不完整，便打了回來，要求馬方提供更為完善的資料。
我在參閱了“世界文化遺產”之標準與列名的文件后，有兩個很重要的規定也許是我們所忽略的，其一是文化景觀上，它的特殊的性格與構成，符合「真實性」的考驗。這點檳城不受爭議，畢竟它所圈定的範圍絕大部份保留了“歷史的真實性”。
其二，要擁有足夠的法律的、契約的或傳統上的保護與經營管理機制，以確保被提名的文化資產或文化景觀得以被保存和維護。這些還必須要明確標示于提名表內，以證明它是存在的，特別是對大量游客開放的場所，要能提供適當的行政安排以涵蓋資產的經營管理。
檳州在這方面做得不明確或忽略了，所以需要在這個重要的關鍵課題上再提呈報告書，以取信于聯合國。換句話說，檳州政府可能需要向中央政府申請大筆款項以進行對整個“文化遺產”區做出保護和管理，確保文化遺產的持續性，使人身置身中有一種與現代都市不同的人生體驗和沉浸在活的歷史韻味中。這樣的“文化遺產”肯定對各國游客產生巨大的吸引力，難怪世界各國競相要登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理由是這也是一條為國家賺取無限外匯的“黃金”通道。也許我們已沒有必要再爭議要不要“文化遺產”，畢竟我們已邁向第二步，不可半途而廢功虧一簣。
30.6.05
華中杯辯論賽圓滿落幕
由馬來西亞國民型中學校長理事會主辦的“第三屆華中杯全國中學國會式華語辯論比賽”于5月30日在檳城舉行，我有幸受邀擔任決賽總評判並在賽后針對辯論發表評述。感謝主席方成校長的盛意拳拳。
我在會上提出應以“美學”來看待辯論會的過程和演譯。如果離開了美學，我們將陷入傳統與教條的打分，並根據規定的標準來判決輸贏。
所謂“美學”是指西方現代美學所建構的理論系統，但簡單歸納起來是指人的主觀（包括美感經驗）和客觀（包括表現出來的過程）的結合與協調所得到“美與好”的結論。這是帶有個人感性在內的判斷，因此每個評判不一定有相同的結論，但我們應以大多數人的結論為依歸。
主辦當局為求公正起見，一共邀請七位評判員來打分和決定勝負。這是較為人所接受的安排，但不意味著失敗的一方表現不夠好，而是在較多數的評判員看來，勝利應歸另一方而已。
為什么我要提出用審美的眼光來評判比賽？因為既然是辯論賽，等于是一場在舞台上的表演，而成為了一種演譯的藝術。因此評判員就有需要用美學來審視比賽隊伍的表現，而不能把它當成真實的國會辯論，偏重以內容來打分，忽視了藝術的重要性。
主辦當局在這方面所訂下的內容佔60%及藝術佔40%顯示了這是傳統的打分法，但我認為對于辯論會是無需要有如此的局限，而是讓評判員自由地運用本身所認知的審美標準來決定個別表現中的集體配搭的完整與調和是否達到所要求的美的境界。
舉例來說，決賽的辯題是“人力資源發展比外資更重要”，這個辯題本身已出現模稜兩可的“結論”。因為兩者是平行而行的，孰輕孰重，莫衷一是。正像“雞與蛋”一樣，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是雞比蛋重要或是蛋比雞重要？
于是學生們就狡辯起來，一方說所謂“人力資源”是指人的本能和能力，是無窮盡的，是立國之命根，沒有人那來發展？另一方說外資包括物質與精神的引入，也是無窮盡的，又是回到人在操控這一切，沒有人在運作和傳入資金和知識，又何來人力發展呢？既然涉及人是主體，其他是副體，當然離題也會模糊人的一般理解。因為這與我們所了解的“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和“外資”（FOREIGN CAPITAL）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既然是辯論會，我賞識學生們的“狡辯”，而勝利的關鍵就在他們如何通過藝術的表演來扣人心弦和用情感來美化他們所要表述的內容。這個時候，學生們所表達的是真理或歪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臨場表現，包括容許對方打岔和應對的能力。打岔的一方能否切中要害？應答的一方能否隨機駁斥？就是一種藝術的表演。這其中的取分就要看辯論員的機智和現場的表現是否能引起共鳴。即使此種共鳴是歪理和狡辯呈現其中，也不影響演出，因為評判員所要看到的是團體的精神和個人的才華的整合。
結果是吉華國中壓倒了八打靈公教國中而取得了冠軍。前者的勝利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感染力取得了多一點分數，因此最佳辯論員也落在吉華饒潔敏的身上，她的成功是由于臨場表現讓人看到一個美的化身而又有從容應變的本能。
當然兩隊的“激烈爭辯”是十分出色和不分軒輕的，如果有兩個冠軍之設，我倒認為他們是平分秋色的。只是決賽必須有勝負，幸運之神也就降臨在吉華，理由是他們的表現符合了審美的要求。
我也看過一場半決賽，榮獲季軍的檳華女中似乎與吉華國中是一個模式印出來的，如果把他們放在一起比賽，也肯定擦出火花來；另一個季軍是砂古晉中學，表現可圈可點。
在驚訝吉華有如此高水平的演譯時，我又欣慰所有參賽隊伍都有高水準的華文程度。他們對辯論的準備與資料的收集，雖然有老師從中協助，但也說明了他們仍然是華校的生力軍。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國中一定不忘對中華文化傳承的使命，一定要保住文化的根，多多參加校外活動，努力提昇華文水平，而且一定要有信心；在不久的將來，華文勢必發展成國際通用語，緊跟在英文之后乃至有平行一天的可能。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下屆比賽能進一步接近國會的形式，把辯題改成動議題，進行辯論，把請允許“打岔”改用“請讓路”；而議長一職可由不同的同學擔任，在臨場發揮議長權威，包括阻止離題的辯論，並設立議長獎，選出最佳議長，用以表揚國會民主，從而努力創建一個完美的“法治與善治”的社會。
其實美學不僅是知識學，也是生存之學，自由之學和超越之學。審美活動可以創造一個真善美的世界。我們需要美學指導人生，以進入理想的美的社會。辯論會也不例外，我的標題用“圓滿落幕”也是顯示這是一場“美學”的較量。
我在會上提出應以“美學”來看待辯論會的過程和演譯。如果離開了美學，我們將陷入傳統與教條的打分，並根據規定的標準來判決輸贏。
所謂“美學”是指西方現代美學所建構的理論系統，但簡單歸納起來是指人的主觀（包括美感經驗）和客觀（包括表現出來的過程）的結合與協調所得到“美與好”的結論。這是帶有個人感性在內的判斷，因此每個評判不一定有相同的結論，但我們應以大多數人的結論為依歸。
主辦當局為求公正起見，一共邀請七位評判員來打分和決定勝負。這是較為人所接受的安排，但不意味著失敗的一方表現不夠好，而是在較多數的評判員看來，勝利應歸另一方而已。
為什么我要提出用審美的眼光來評判比賽？因為既然是辯論賽，等于是一場在舞台上的表演，而成為了一種演譯的藝術。因此評判員就有需要用美學來審視比賽隊伍的表現，而不能把它當成真實的國會辯論，偏重以內容來打分，忽視了藝術的重要性。
主辦當局在這方面所訂下的內容佔60%及藝術佔40%顯示了這是傳統的打分法，但我認為對于辯論會是無需要有如此的局限，而是讓評判員自由地運用本身所認知的審美標準來決定個別表現中的集體配搭的完整與調和是否達到所要求的美的境界。
舉例來說，決賽的辯題是“人力資源發展比外資更重要”，這個辯題本身已出現模稜兩可的“結論”。因為兩者是平行而行的，孰輕孰重，莫衷一是。正像“雞與蛋”一樣，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是雞比蛋重要或是蛋比雞重要？
于是學生們就狡辯起來，一方說所謂“人力資源”是指人的本能和能力，是無窮盡的，是立國之命根，沒有人那來發展？另一方說外資包括物質與精神的引入，也是無窮盡的，又是回到人在操控這一切，沒有人在運作和傳入資金和知識，又何來人力發展呢？既然涉及人是主體，其他是副體，當然離題也會模糊人的一般理解。因為這與我們所了解的“人力資源”（HUMAN RESOURCE）和“外資”（FOREIGN CAPITAL）是有很大的不同。
但既然是辯論會，我賞識學生們的“狡辯”，而勝利的關鍵就在他們如何通過藝術的表演來扣人心弦和用情感來美化他們所要表述的內容。這個時候，學生們所表達的是真理或歪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的臨場表現，包括容許對方打岔和應對的能力。打岔的一方能否切中要害？應答的一方能否隨機駁斥？就是一種藝術的表演。這其中的取分就要看辯論員的機智和現場的表現是否能引起共鳴。即使此種共鳴是歪理和狡辯呈現其中，也不影響演出，因為評判員所要看到的是團體的精神和個人的才華的整合。
結果是吉華國中壓倒了八打靈公教國中而取得了冠軍。前者的勝利是因為他們的藝術感染力取得了多一點分數，因此最佳辯論員也落在吉華饒潔敏的身上，她的成功是由于臨場表現讓人看到一個美的化身而又有從容應變的本能。
當然兩隊的“激烈爭辯”是十分出色和不分軒輕的，如果有兩個冠軍之設，我倒認為他們是平分秋色的。只是決賽必須有勝負，幸運之神也就降臨在吉華，理由是他們的表現符合了審美的要求。
我也看過一場半決賽，榮獲季軍的檳華女中似乎與吉華國中是一個模式印出來的，如果把他們放在一起比賽，也肯定擦出火花來；另一個季軍是砂古晉中學，表現可圈可點。
在驚訝吉華有如此高水平的演譯時，我又欣慰所有參賽隊伍都有高水準的華文程度。他們對辯論的準備與資料的收集，雖然有老師從中協助，但也說明了他們仍然是華校的生力軍。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國中一定不忘對中華文化傳承的使命，一定要保住文化的根，多多參加校外活動，努力提昇華文水平，而且一定要有信心；在不久的將來，華文勢必發展成國際通用語，緊跟在英文之后乃至有平行一天的可能。
如果可能的話，我希望下屆比賽能進一步接近國會的形式，把辯題改成動議題，進行辯論，把請允許“打岔”改用“請讓路”；而議長一職可由不同的同學擔任，在臨場發揮議長權威，包括阻止離題的辯論，並設立議長獎，選出最佳議長，用以表揚國會民主，從而努力創建一個完美的“法治與善治”的社會。
其實美學不僅是知識學，也是生存之學，自由之學和超越之學。審美活動可以創造一個真善美的世界。我們需要美學指導人生，以進入理想的美的社會。辯論會也不例外，我的標題用“圓滿落幕”也是顯示這是一場“美學”的較量。
27.6.05
我的告別篇 （横刀立马）
*飞扬
我在《光明日報》寫專欄，前后算來已經六年。
先是用《現代春秋》，后改用《橫刀立馬》。
我曾“封筆”十年。那是1989年因不再搞報業，唯有“壯士斷臂”，轉而從商。
離開我從事四分之一世紀的“文化崗位”，是一頁的傷痛，也是始料未及的。怪只怪自己好好地搞《聯合報》及《聯合周刊》而不安現狀，竟發展要把《星檳日報》起死回生，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只好認命。這段故事，直到今天仍藏在心里。
我開始用“飛揚”這個筆名，是35年（70年代初期）前的事。那時我從《星洲日報》轉入《星檳日報》，除了寫社論外，也寫時評論文章。我本來是用另一個筆名從事文藝創作，后來專寫“時事評論”，就改用其他筆名以顯示文章風格有別，于是“飛揚”被用上了。
“飛揚”這個筆名有一段趣聞。大概是1979年時，越南入侵柬埔寨，我寫了相當多的評論文章直抨越南，后來收錄在我的第三本著作《柬埔寨的悲劇》中，其中有一篇《越南，你已經遠離中立》竟被越南駐馬來西亞大使館重視而“興師問罪”，他們要查“飛揚”是何方神聖，便向我國外交部投訴，轉到內政部處理。有一天內政部官員調我問話（因為我是總編輯），問我“飛揚”是誰，我說是我，有什么問題嗎？對方說，越南大使館抗議你這篇文章對他們不公平，向外交部抗議，所以我們要查是誰寫的。我沒想到評論國際時事，也會有此一查，我更沒有想到大使館也會重視民間評論。經解釋后，此事不了了之。
還有一次，我接到蘇聯大使館的官員來電話（他們會說英語和華語），針對我的一篇社論指批評蘇聯的政策過頭，但他還是友善地邀請我參加蘇聯陣亡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檳城立碑的典禮。我沒有參加，派了記者採訪。不過，后來我接受蘇聯的邀請，對蘇聯進行十天的訪問，其他華文總編輯也應邀在內。我驚訝的是，在蘇聯十天中，每天都與他們不同層次的專家對話，而他們之中不乏會講華語和英語的人。他們向我們灌輸了大量的布里茲涅夫（當時的蘇共領袖）的思想和政策。但我們都迷上莫斯科的景色和到處是列寧的銅像和塑像，還有他們的人民在排隊領取面包。,這是1984年的事。
我的評論和《星檳日報》的新聞又引起日本駐檳城總領事富田昌宏彥的注意。除了給我送資料來外，又糾正我們稱日本的第一部長為“首相”或“總理”都不十分恰當。日本稱之為“總理大臣”，顯示這是民主國家中又有一位君主。
我們成為好朋友后，他邀請我訪問日本十天。我是參加東合的訪問團，會見了中曾根總理大臣和其他部長等人。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自從離開報界后，便與各國大使或參贊說拜拜。
說回在《光明日報》的專欄，《現代春秋》部份文章已出版“巫統政治風暴”，而“橫刀立馬”的部份文章也出版了《以巴千年恩怨──血腥風暴》這兩本書。當然還有其他文章尚未結成集子。有些是應時文章，有些是歷史文章，更多的是評論文章。
整整六年了，連同應時評論和大選評論及專欄，算算起來有近千篇之多，絕大部份都有收集起來，但也有些失散了。如果要將過去在報社工作的25年的文章都統算的話，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篇了。
說來你也許不相信，在89年封筆后竟然有10年不寫文章。我“封筆”是因為我辦報失敗了。我又再“出山”是因為受《光明日報》之邀。
我現在正往學術里頭鑽，既研究黑格爾及馬克思的學說，又研究“美學”及政治哲學乃至文史等，書房亂成一團，而我也忙在其中。
職是之故，順著《光明日報》言論版的革新，我向各位讀者說再見了。感謝你們多年閱讀這個專欄（如有的話）。
忘了告訴你，這個專欄取名自毛澤東的一首名詩“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1935年贈彭德懷）
我在《光明日報》寫專欄，前后算來已經六年。
先是用《現代春秋》，后改用《橫刀立馬》。
我曾“封筆”十年。那是1989年因不再搞報業，唯有“壯士斷臂”，轉而從商。
離開我從事四分之一世紀的“文化崗位”，是一頁的傷痛，也是始料未及的。怪只怪自己好好地搞《聯合報》及《聯合周刊》而不安現狀，竟發展要把《星檳日報》起死回生，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只好認命。這段故事，直到今天仍藏在心里。
我開始用“飛揚”這個筆名，是35年（70年代初期）前的事。那時我從《星洲日報》轉入《星檳日報》，除了寫社論外，也寫時評論文章。我本來是用另一個筆名從事文藝創作，后來專寫“時事評論”，就改用其他筆名以顯示文章風格有別，于是“飛揚”被用上了。
“飛揚”這個筆名有一段趣聞。大概是1979年時，越南入侵柬埔寨，我寫了相當多的評論文章直抨越南，后來收錄在我的第三本著作《柬埔寨的悲劇》中，其中有一篇《越南，你已經遠離中立》竟被越南駐馬來西亞大使館重視而“興師問罪”，他們要查“飛揚”是何方神聖，便向我國外交部投訴，轉到內政部處理。有一天內政部官員調我問話（因為我是總編輯），問我“飛揚”是誰，我說是我，有什么問題嗎？對方說，越南大使館抗議你這篇文章對他們不公平，向外交部抗議，所以我們要查是誰寫的。我沒想到評論國際時事，也會有此一查，我更沒有想到大使館也會重視民間評論。經解釋后，此事不了了之。
還有一次，我接到蘇聯大使館的官員來電話（他們會說英語和華語），針對我的一篇社論指批評蘇聯的政策過頭，但他還是友善地邀請我參加蘇聯陣亡士兵（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檳城立碑的典禮。我沒有參加，派了記者採訪。不過，后來我接受蘇聯的邀請，對蘇聯進行十天的訪問，其他華文總編輯也應邀在內。我驚訝的是，在蘇聯十天中，每天都與他們不同層次的專家對話，而他們之中不乏會講華語和英語的人。他們向我們灌輸了大量的布里茲涅夫（當時的蘇共領袖）的思想和政策。但我們都迷上莫斯科的景色和到處是列寧的銅像和塑像，還有他們的人民在排隊領取面包。,這是1984年的事。
我的評論和《星檳日報》的新聞又引起日本駐檳城總領事富田昌宏彥的注意。除了給我送資料來外，又糾正我們稱日本的第一部長為“首相”或“總理”都不十分恰當。日本稱之為“總理大臣”，顯示這是民主國家中又有一位君主。
我們成為好朋友后，他邀請我訪問日本十天。我是參加東合的訪問團，會見了中曾根總理大臣和其他部長等人。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自從離開報界后，便與各國大使或參贊說拜拜。
說回在《光明日報》的專欄，《現代春秋》部份文章已出版“巫統政治風暴”，而“橫刀立馬”的部份文章也出版了《以巴千年恩怨──血腥風暴》這兩本書。當然還有其他文章尚未結成集子。有些是應時文章，有些是歷史文章，更多的是評論文章。
整整六年了，連同應時評論和大選評論及專欄，算算起來有近千篇之多，絕大部份都有收集起來，但也有些失散了。如果要將過去在報社工作的25年的文章都統算的話，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篇了。
說來你也許不相信，在89年封筆后竟然有10年不寫文章。我“封筆”是因為我辦報失敗了。我又再“出山”是因為受《光明日報》之邀。
我現在正往學術里頭鑽，既研究黑格爾及馬克思的學說，又研究“美學”及政治哲學乃至文史等，書房亂成一團，而我也忙在其中。
職是之故，順著《光明日報》言論版的革新，我向各位讀者說再見了。感謝你們多年閱讀這個專欄（如有的話）。
忘了告訴你，這個專欄取名自毛澤東的一首名詩“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1935年贈彭德懷）
《星檳日報》的悲歌
《星檳日報》轉入七十年代，有一個較大的改變，那就是政府規定公司必須要“本地化”，而原屬于《星系報業》一環的《星檳日報》及在吉隆坡的《星洲日報》就要進行股權上的改組。于是《星檳日報》注冊成有限公司，以有別于是新加坡的公司。
改組后的《星檳日報》，在股權上引進了本地人參股，但最大的股權仍然操縱在胡氏家族的手里。換句話說，胡榆芳代表了胡氏家族而成了這家報社的董事總經理，地位更上一層樓。但不變的是，他的大老板還是胡文虎的第二代。等于胡家沒有完全放棄這兩家報社；較后便派出胡家第三代長駐吉隆坡，掌管這兩家報社。這是發生在1974年的事。
雖然形勢有變，但大家都知道實體未大變。胡榆芳顯然比以前做得更起勁，因為他也是股東之一。據我所知，在當年改組時，《星檳日報》的繳足資金是馬幣150萬元，這不包括報社的建築物，只是包括《星檳日報》的內部設備、員工、出版及印刷准證和一切如常的操作。股權開放大概40%，報社的職員也被鼓勵參股。以這么小的資金來運作一間報社是不簡單的事。但胡榆芳就是做到了。不僅于此，在1976年時，胡榆芳向全體股東宣佈《星檳日報》年賺一百萬元，等于是股金的三分之二，並派發股息10%。這除了說明《星檳日報》報份和廣告十分穩定外，也說明他運籌帷幄得當，懂得開源節流。不錯，他對一些的開銷是吝嗇的，對增加收入是笑逐顏開的。
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整整廿多年，胡榆芳已成了《星檳日報》的“神主牌”。員工們開口閉口都說是總經理說的；外面的人有事要找報館，也是直接與胡榆芳說情或論理的。在內外的印象中，胡榆芳確立了他的個人“權威”。
不過，了解內情的人知道不是這么一回事。因為報社之大，人員複雜也不是胡榆芳一個人管得來的，他還是需要將權力下放。他每天所要做的兩件大事是：其一是早上盯著廣告部，而且每天把員工呈上的比較表詳細閱讀，一有漏掉什么廣告或為何沒有這則廣告，他就會調廣告經理問話，總是要廣告部戰戰兢兢地面對競爭，不能有鬆弛的態度。
其二是下午盯著編輯部，他要知道今天有什么大事發生。然后他會找下午才上班的相關編輯，問說為何會漏掉有關的大新聞。若不滿意，也會喋喋不休。
這幾乎是他每天的例常公事，大家見多不怪，頂多是希望他不會過久的逗留。因為有他在現場，會產生某種的壓力，最好在不需要找他的時候，他不會突然站在你的身后看你工作。
胡榆芳的榮耀一直維持到80年代初期。在這個時候，胡家已放出風聲，準備把兩家報紙賣出，讓有心人來傳承中華文化。
此時胡榆芳的心里有些心急，他不想《星檳日報》就此易手。于是希望胡家能拆開來賣。他有把握可以集資買下《星檳日報》，但沒有想要買下《星洲日報》，畢竟后者的賣價是不匪的。
可是胡家認為不要留下手尾，最好是一起出手。再說，《星檳日報》在當時是份有利可圖的報紙，合起來賣會比較值錢。
胡榆芳在無奈下，只好置身度外，看胡家怎樣做決策，最后的成功買主竟然是檳州的發展商林慶金，大家都跌破了眼鏡。
林慶金是靠建屋發展起家的，在當紅的年代，他一口氣吞下《星洲》與《星檳》兩大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于是人們開始對林慶金注意起來，他們不明白林金慶為什么要辦報？
當此宗買賣在82年付訂金的時候，胡榆芳知道“大勢已去”，但買賣總有個過程，林慶金一時也入不了主，胡榆芳還是掌管大權。
不過林慶金此時要安插一個人進駐經理部，他選中曾在《星檳》長期服務后來離開到沙巴謀生的李良樹，要他在內頭謀一份差。就這樣李良樹“搖著令箭”來到《星檳》向胡榆芳報到。
這種情形使我想起在70年代中期當《星檳》改組完畢時，有一位本地董事姚傳賢安排他的女婿進入《星檳》當副經理，作為代表他們一方的“高層人員”。
李良樹事后向我吐苦水說他來到《星檳》什么職權都沒有，就是看上看下，然后給林慶金作報告。他成了胡榆芳和林慶金之間的夾心人。這顯然是份苦差，李良樹“拿苦來辛”。
在僵持和轉手的過程中，我曾經好心地安排林慶金與胡榆芳會面，我們三個人就在依恩酒店的西餐廳用餐和交換意見，我的意思是胡榆芳與《星檳》是形影不離的。即使是手續清完，也還要留他一段過渡期或三五年來穩定大局。畢竟在成交時讓胡榆芳即刻退休會衍生很多問題。
可惜這頓飯局並沒有得出雙方滿意的安排，林慶金有他的想法；胡榆芳也有他的想法，整個報社也因之籠罩著一片“愁雲密雨”的氣氛。
在胡榆芳半鬆弛的狀態下，他一向在70年代中期最反對的職工會組織，又在此時醞釀復蘇。
70年代中期，胡榆芳正對《星檳》進行改組，因此不要職工會給他壓力。到了80年代初期，他眼見就要退出報壇，也就不反對職工會在報社成立。
職工會的重新活躍，對于接手《星檳》的林慶金無疑是最大的挑戰之一（這是后話，在此不提）。
1983年胡榆芳正式退休，離開他一手“翻生”的《星檳日報》，前后一共33年。在這段歲月中，是胡榆芳一生中最大輝煌，集榮譽與成就于一爐。但光輝總有漸光失芒的一天，胡榆芳在痛苦中脫下“報人”的外裝，過著悠哉閒哉的日子。只因為他不是老板，如果他是老板的話，我相信今天的《星檳日報》仍然在北馬“獨領風騷”的。
但也感謝胡榆芳為《星檳》打下紮實的根基。1974年一元對一股的股票，在轉手時暴漲至三元八角兌一股的價格。短短的6,7年光景，《星檳》股價三級跳，我們這些小股東都樂開了懷。
從1982到1996年的13年間，胡榆芳的生活是頤養天年，四處游山玩水，也參與一些社交活動。很不幸的是，與他一生榮辱相關的《星檳日報》終于在1986年遭遇厄運，被銀行查封。《星檳日報》氣數已盡，回天乏力。這是始料未及的。同樣不幸的是在1996年12月11日，胡榆芳走完他的一生,終年90歲。他帶著一生的遺憾到“天國”去與《星檳日報》“再續前緣”。有人說是胡榆芳一手造就了《星檳日報》，也是在他的手上開始走向“錯誤的軌道”，以致失敗收場。但這是誰的錯？歷史遲早會有公論的！
26.6.05
馬華黨選別有看頭
馬華公會自1949年創黨以來，就存在著黨職的競爭，其中最激烈的三次黨選是林蒼祐鬥陳禎祿（1958年），曾永森戰李三春（1979年）及陳群川對梁維泮（1984年），以爭奪黨的領導權。這三場歷史性的大會戰，也導致馬華面臨分裂的挑戰，后來，在時間的沖淡下重新整合。可以這么說，經過這么多年的歷練，今時今日的馬華已非過去的馬華，而是注入了許多新血且成為黨的領導人。遠的不說，當今的總會長黃家定就是在1984年黨危機聲中冒出來的新領導人。驗證了“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
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每到黨選，總是捲起浪潮，從地方到中央，都讓人看到或感覺到民主的“熱血在沸騰”，競爭之激烈和白熱化，已是不言而喻。
雖然如此，我們也看到的是，自從1986年林良實掌控馬華以來，就未再發生總會長之戰，有的是先有李金獅“三打三不打”及后來的林亞禮在黨內“分庭抗禮”，始終未見“真刀真槍”，總算消弭了可能造成的分裂。
2003年林良實的隱退及黃家定的順勢而上，可歸為一場“和平演變”，皆大歡喜的收場。馬華不再有AB隊之分。更沒有所謂C隊之湧現。這之中，自然有人歡喜有人愁，政治的現實，莫過于此。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華黨選又再降臨。人們興趣知道的是，目前的領導層會不會被改變？主力戰又是在那里呢？根據我的分析和推論：黃家定的總會長職不會有人下戰書。最有可能的對手也許是現任副會長蔡銳明，但他在柔佛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其他州也未見其勢力範圍。直搗龍王廟，恐怕激不起浪花。
若退而求其次打署理會長，又似乎會造成柔佛人包辦黨領導層，也非上算。因此剩下的是捍衛副總會長之職，而此職又是遇上蔡細歷攔路（柔佛馬華已一舉推薦此蔡衛冕副總會長）。由此看來，他試圖通過黨選翻身，似乎阻力重重。但他會不會打中委，我們不得而知？這個職位對他來說，又沒有吸收力。他的痛苦也許是不知如何抉擇。
陳廣才的署理會長已知有陳思源挑戰，但陳思源說非為官位而打。不知他是要樹立「黨政分家」先例還要做何文翰第二（何在1979年與曾永森聯手打李三春后，失去官職，成為坐冷凳板的老二）？前者不是馬華的傳統，后者也非陳思.源所願。因此他的「師出不具名」有待考驗。
最有看頭要算馬華副總會長之戰。若無意外，至少是八角混亂。但只有四個職位，真是難為了黨中央代表。我們姑且對已表態的參選者進行評析。擔任部長的有馮鎮安及蔡細歷。他們顯然是志在必得，不然官職可能有變，而他們的優勢是因為「頭戴皇冠」。擔任副部長職的有胡亞橋、翁詩傑、林祥才和陳財和，他們之中較有可能出線的或者只有兩人，誰能保住職位或脫穎而出，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至于葉炳漢的叫陣副總會長，可謂試圖捲土重來。他和何文翰曾被馬華選為要職，相當的理由是他們來自民主行動黨。當年為了顯示馬華對跳槽的人有所包容，消除對反對黨人的偏見，他們也就得以大展身手一番。但現在已是事過境遷，馬華已不再需要重覆過去的那一套，也無意再拉攏反對黨議員過檔，葉炳漢只得自我保重了。
曹智雄的有利條件是來自北馬，以平衡黨高層也有北馬的人坐陣；他的不利條件是已不再當副部長，影響力難免下降。而中央選舉又是以全國代表投票為準，不是劃地而立。因此曾智雄若要爭上位，是艱苦之旅。
吊詭的是已退隱政壇的陳忠鴻及少數前中委或副部長級人士又想「東山再起」，宣佈角逐黨中委，不知是為何而“出山”？據陳忠鴻說是要促成「老中青三結合」。這樣的“出師表”理由不足；再者他當年由民政重返馬華被重用是為了抵銷曾永森加盟民政帶來的沖擊力，而今天他又是為何而湊熱鬧？許兵金從民政到馬華，成了悲劇政治人物；曾永森重投馬華也不再爭黨職。不知他有記取在心嗎？
無論如何，我們尊重每個參選的人，也相信這次黨選不會造成分裂。只是我們也要求有意角逐高職的人，有必要發表一篇簡短的“出師表”，讓中央代表作出取捨。
不要問黨能給你什么，要問自己能為黨和民族乃至國家貢獻什么？
但不變的是：馬華公會每到黨選，總是捲起浪潮，從地方到中央，都讓人看到或感覺到民主的“熱血在沸騰”，競爭之激烈和白熱化，已是不言而喻。
雖然如此，我們也看到的是，自從1986年林良實掌控馬華以來，就未再發生總會長之戰，有的是先有李金獅“三打三不打”及后來的林亞禮在黨內“分庭抗禮”，始終未見“真刀真槍”，總算消弭了可能造成的分裂。
2003年林良實的隱退及黃家定的順勢而上，可歸為一場“和平演變”，皆大歡喜的收場。馬華不再有AB隊之分。更沒有所謂C隊之湧現。這之中，自然有人歡喜有人愁，政治的現實，莫過于此。
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馬華黨選又再降臨。人們興趣知道的是，目前的領導層會不會被改變？主力戰又是在那里呢？根據我的分析和推論：黃家定的總會長職不會有人下戰書。最有可能的對手也許是現任副會長蔡銳明，但他在柔佛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其他州也未見其勢力範圍。直搗龍王廟，恐怕激不起浪花。
若退而求其次打署理會長，又似乎會造成柔佛人包辦黨領導層，也非上算。因此剩下的是捍衛副總會長之職，而此職又是遇上蔡細歷攔路（柔佛馬華已一舉推薦此蔡衛冕副總會長）。由此看來，他試圖通過黨選翻身，似乎阻力重重。但他會不會打中委，我們不得而知？這個職位對他來說，又沒有吸收力。他的痛苦也許是不知如何抉擇。
陳廣才的署理會長已知有陳思源挑戰，但陳思源說非為官位而打。不知他是要樹立「黨政分家」先例還要做何文翰第二（何在1979年與曾永森聯手打李三春后，失去官職，成為坐冷凳板的老二）？前者不是馬華的傳統，后者也非陳思.源所願。因此他的「師出不具名」有待考驗。
最有看頭要算馬華副總會長之戰。若無意外，至少是八角混亂。但只有四個職位，真是難為了黨中央代表。我們姑且對已表態的參選者進行評析。擔任部長的有馮鎮安及蔡細歷。他們顯然是志在必得，不然官職可能有變，而他們的優勢是因為「頭戴皇冠」。擔任副部長職的有胡亞橋、翁詩傑、林祥才和陳財和，他們之中較有可能出線的或者只有兩人，誰能保住職位或脫穎而出，要看他們的造化了。
至于葉炳漢的叫陣副總會長，可謂試圖捲土重來。他和何文翰曾被馬華選為要職，相當的理由是他們來自民主行動黨。當年為了顯示馬華對跳槽的人有所包容，消除對反對黨人的偏見，他們也就得以大展身手一番。但現在已是事過境遷，馬華已不再需要重覆過去的那一套，也無意再拉攏反對黨議員過檔，葉炳漢只得自我保重了。
曹智雄的有利條件是來自北馬，以平衡黨高層也有北馬的人坐陣；他的不利條件是已不再當副部長，影響力難免下降。而中央選舉又是以全國代表投票為準，不是劃地而立。因此曾智雄若要爭上位，是艱苦之旅。
吊詭的是已退隱政壇的陳忠鴻及少數前中委或副部長級人士又想「東山再起」，宣佈角逐黨中委，不知是為何而“出山”？據陳忠鴻說是要促成「老中青三結合」。這樣的“出師表”理由不足；再者他當年由民政重返馬華被重用是為了抵銷曾永森加盟民政帶來的沖擊力，而今天他又是為何而湊熱鬧？許兵金從民政到馬華，成了悲劇政治人物；曾永森重投馬華也不再爭黨職。不知他有記取在心嗎？
無論如何，我們尊重每個參選的人，也相信這次黨選不會造成分裂。只是我們也要求有意角逐高職的人，有必要發表一篇簡短的“出師表”，讓中央代表作出取捨。
不要問黨能給你什么，要問自己能為黨和民族乃至國家貢獻什么？
24.6.05
喬治市路名的“亂象” （横刀立马）
*飞扬
檳城的街名，出現的「亂象」由來已久，但沒有人去糾正，也就日久成習慣，反不覺得有亂。我所指的「亂象」之一是中文名與英文名不僅不相同，而且一條街有幾個路名呢！
這種「亂象」是殖民地時代就遺留下來。官方的自然以英文名為標準，而且英國人喜歡把英國的名人，高官和殖民地大官的名字命名。可是華人社會似乎有存在一個「街道命名委員會」，他們不需要通過會議，也不需要取得政府的認可，只要在民間稱慣了，名字也就「成立」了，實在是很有趣的「歷史遺產」。
舉例來說，Ｂeach Street，統稱美芝律，但華人卻把它切成六個街名，一段一段有不同名字，如土庫街、港仔口街、緞羅申街、打鐵街、社尾街等等。連我自己有時都被搞亂了，為什么有這么多名稱呢，叫美芝街不是很好嗎？研究起來，又是我們華人為了方便而按上有「歷史根據」的名字。
還有一條Chulia Street，統稱牛干冬不是直截了當嗎？偏就有下列一段一段的分：牛干冬、大門樓、吉寧仔街。Chulia Lane更被叫為「十七間」，為什么不叫“牛干冬巷”呢？
「亂象」之二是英文名與中文名稱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如Aboo Sittee Lane叫三星港，Argyll Road叫孟加里巷（現在已多人叫鴨加律），Amenian Street叫本頭公巷，Bishop Street叫漆木街（不叫主教街），Bridge Street叫過港仔直街，Burmah Road叫車水路（不叫緬甸律），Campbell St.叫新街，Dato Kramat Road叫柑仔園，Kimberly St.叫汕頭街，Leith St.叫蓮花河，Macalister Rd.叫中路，而Macalister Lane竟叫姓王公司后，Malay St.叫牛台后，Muntri St.叫南華醫院街，Perak Lane叫大路后，Rope Walk並不長，竟有三個名，即義福街、大順街和煙筒路，Sungai Ujong Road叫胡椒埕，Victoria St.叫海墘新路，我們華人叫慣的頭條路一直數到九條路，竟然多數是英國人的名字。如果問你二條路英文名叫什么，你也許答不出來，它叫Noordin St.，而七條路叫什么呢？它叫Cecil St.，真是頭大如鬥。
「亂象」之三的是,明明是在喬治市內，也就是在大城市內，竟然有那么多的以Kampong（甘榜）取名的街道，至今仍未改變。在我們的印象中，甘榜是鄉村地區，怎么在市區也有呢Kampong？不信，下列的街道名讓你感覺到怪怪的：Kampong Bahru（甘榜峇魯）竟是在鐘靈一帶，Kampong Java Bahru及Kampong Java Lama是在舊錫礦廠附近，而Kampong Kolam（甘榜哥南）及Kampong Malabar（日本新路）則是落在鬧市中心。
過去喬治市未發達，原是從甘榜發展起來的，這是事實，但經過這么年的營造，喬治市已是一個大城市。為何還要保留Kampong的街名，我就弄不清楚了。
我們政府有一個道路命名委員會來處理街道命名和改名的事宜，已經有好些個街道靜悄悄地換了名字，就是未見與時俱進地將甘榜街名換掉，不知是否被忽略還是有其他原因，我們不能老是讓人民（尤其是外州人及游客）有所誤解，怎么在市區內又有甘榜呢？
其實有些街道名是可以改得比較順口，例如從頭條路到八條路，乾脆改成Jalan Satu到Jalan Lapan不就是很好嗎？幹嗎老讓人眼花撩亂，不能對號入座？
我們承認有些路名被民間按上去是有其典故和歷史緣由，但也不能一直讓它與英文名掛不上號。路名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的風貌和歷史文化遺蹟，即使是華人按的名字有的倒是十分好聽，例如蓮花河改成Jalan Lotus不是相得益彰嗎？
我們希望道路命名委員會能針對喬治市存在的「亂象」街名作適當的調整，不要再讓這種局面持續下去。
如果統一拼音及寫法的委員會可以對翻譯名稱進行調整，我們看不出喬治市的某些街道的名稱翻譯不能劃一？名字的更改自然要反映出多元種族的特徵和對歷史的尊重，有些可採用中文名的慣稱，有些可採用英文名的稱呼，讓一條街只有一個名字。我們不是有一條長長的Perak Road嗎？大家都叫霹靂律，不是很好嗎？
喬治市也已經夠參差不齊了，不能讓街名「添亂」。我們不要「以亂取勝」，而是要有條不紊地展示多元文化的多姿多采的風貌！
檳城的街名，出現的「亂象」由來已久，但沒有人去糾正，也就日久成習慣，反不覺得有亂。我所指的「亂象」之一是中文名與英文名不僅不相同，而且一條街有幾個路名呢！
這種「亂象」是殖民地時代就遺留下來。官方的自然以英文名為標準，而且英國人喜歡把英國的名人，高官和殖民地大官的名字命名。可是華人社會似乎有存在一個「街道命名委員會」，他們不需要通過會議，也不需要取得政府的認可，只要在民間稱慣了，名字也就「成立」了，實在是很有趣的「歷史遺產」。
舉例來說，Ｂeach Street，統稱美芝律，但華人卻把它切成六個街名，一段一段有不同名字，如土庫街、港仔口街、緞羅申街、打鐵街、社尾街等等。連我自己有時都被搞亂了，為什么有這么多名稱呢，叫美芝街不是很好嗎？研究起來，又是我們華人為了方便而按上有「歷史根據」的名字。
還有一條Chulia Street，統稱牛干冬不是直截了當嗎？偏就有下列一段一段的分：牛干冬、大門樓、吉寧仔街。Chulia Lane更被叫為「十七間」，為什么不叫“牛干冬巷”呢？
「亂象」之二是英文名與中文名稱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如Aboo Sittee Lane叫三星港，Argyll Road叫孟加里巷（現在已多人叫鴨加律），Amenian Street叫本頭公巷，Bishop Street叫漆木街（不叫主教街），Bridge Street叫過港仔直街，Burmah Road叫車水路（不叫緬甸律），Campbell St.叫新街，Dato Kramat Road叫柑仔園，Kimberly St.叫汕頭街，Leith St.叫蓮花河，Macalister Rd.叫中路，而Macalister Lane竟叫姓王公司后，Malay St.叫牛台后，Muntri St.叫南華醫院街，Perak Lane叫大路后，Rope Walk並不長，竟有三個名，即義福街、大順街和煙筒路，Sungai Ujong Road叫胡椒埕，Victoria St.叫海墘新路，我們華人叫慣的頭條路一直數到九條路，竟然多數是英國人的名字。如果問你二條路英文名叫什么，你也許答不出來，它叫Noordin St.，而七條路叫什么呢？它叫Cecil St.，真是頭大如鬥。
「亂象」之三的是,明明是在喬治市內，也就是在大城市內，竟然有那么多的以Kampong（甘榜）取名的街道，至今仍未改變。在我們的印象中，甘榜是鄉村地區，怎么在市區也有呢Kampong？不信，下列的街道名讓你感覺到怪怪的：Kampong Bahru（甘榜峇魯）竟是在鐘靈一帶，Kampong Java Bahru及Kampong Java Lama是在舊錫礦廠附近，而Kampong Kolam（甘榜哥南）及Kampong Malabar（日本新路）則是落在鬧市中心。
過去喬治市未發達，原是從甘榜發展起來的，這是事實，但經過這么年的營造，喬治市已是一個大城市。為何還要保留Kampong的街名，我就弄不清楚了。
我們政府有一個道路命名委員會來處理街道命名和改名的事宜，已經有好些個街道靜悄悄地換了名字，就是未見與時俱進地將甘榜街名換掉，不知是否被忽略還是有其他原因，我們不能老是讓人民（尤其是外州人及游客）有所誤解，怎么在市區內又有甘榜呢？
其實有些街道名是可以改得比較順口，例如從頭條路到八條路，乾脆改成Jalan Satu到Jalan Lapan不就是很好嗎？幹嗎老讓人眼花撩亂，不能對號入座？
我們承認有些路名被民間按上去是有其典故和歷史緣由，但也不能一直讓它與英文名掛不上號。路名可以反映出一個國家和一個城市的風貌和歷史文化遺蹟，即使是華人按的名字有的倒是十分好聽，例如蓮花河改成Jalan Lotus不是相得益彰嗎？
我們希望道路命名委員會能針對喬治市存在的「亂象」街名作適當的調整，不要再讓這種局面持續下去。
如果統一拼音及寫法的委員會可以對翻譯名稱進行調整，我們看不出喬治市的某些街道的名稱翻譯不能劃一？名字的更改自然要反映出多元種族的特徵和對歷史的尊重，有些可採用中文名的慣稱，有些可採用英文名的稱呼，讓一條街只有一個名字。我們不是有一條長長的Perak Road嗎？大家都叫霹靂律，不是很好嗎？
喬治市也已經夠參差不齊了，不能讓街名「添亂」。我們不要「以亂取勝」，而是要有條不紊地展示多元文化的多姿多采的風貌！
20.6.05
胡榆芳與《星檳日報》
《星檳日報》從一開始（1939年）即租下蓬花河八號的獨立大洋樓作為社址，它與清駐檳領事張弼士的豪宅毗鄰。而《星檳》所在地是原屬于永定巨富胡子春的私邸。他與張弼士一樣，熱心推動教育事業。因此在《星檳日報》創辦前，他的豪宅一度闢為華校，較后租予《星檳日報》。
這座占地一依格半的大型洋樓，是最適合作為報社之用。后來市議會要開闢一條公路，將《星檳》與張弼士豪宅切開，成為今日的樣子，這是七十年代中期的事。
自從《星檳日報》的空曠地被縮小后，約只剩一依格有餘的面積，不再是四方型一塊，而是變成三角稜型，氣勢不大如前。
所有這一切的改變，都發生在胡榆芳掌權的年代。
他的好運在六七十年代如日中天，不但報份節節上昇，而且地位日趨穩固。原先他一家人是住在《星檳日報》后面的一角（后來搬進自建的大洋樓），並設有打將消遣的“俱樂部”，也不過是三台的麻將桌，供職員工餘“大戰一場”。我在60年代中期進入報界工作后，曾經學人湊熱鬧，學習打麻將。
但我付出的“代價”就我當時的收入而言是太大了。我在學習的過程中，逢賭必輸，少則三五元，多則一二十元。因為字房的同事似乎個個都是高手，一摸就知是什么牌，而且還猜得到你要什么牌，我不輸才怪呢！
就這么消磨半年的時光，我算了一下，不單輸掉錢，也真是輸不起，而且浪費一個晚上的時間，其結果是身心疲累。當時我曾這么想，若用晚上時間寫寫文章或特稿之類的，既可充實和磨練自己，又可賺一些稿費，一舉兩得，何樂不為呢？
于是我決心不再打麻將，將精力用在讀書和寫文章方面，因此我直到今天還是不大會打麻將，說來也真是一個小插曲。
當時的《星檳日報》在我的印象中，除胡榆芳的辦公室有冷氣外，其他都是風扇取代。由于舊建築物又高又闊，辦公起來也不覺得悶熱。
我在1971年轉入《星檳日報》編輯部工作時，每天面對的都是“老人陣”，但在記者群中就不乏與我差不多同年紀的一群。我在1972年調編《檳島版》后，與記者的關係就更密切了。每天堆上來的稿件都得先校正一下，然后打上標題交由字房拾字和排版。至于次要的社團新聞，就採用刪減的方式。
如果你問我一天編多少版，我也答不上來。除了每天下午開工，必須要編兩版外，剩下的新聞就移入次輪的改版。若改版下不完，便留在隔天的地方版塞下。細算起來，每天處理的新聞至少有四至五版，而且當日的新聞當日處理完畢，因為到了明天又是一大堆稿堆在你的桌上。新聞是編不完的，正如記者的新聞是寫不完的，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這是從事新聞工作的人累積而成的經驗。
身為地方版的編輯，怎樣使版面生動活潑，是要費一番的心思。我們當時流行的傳統是標題四五行是等閒事，二三行的也有，不像今天縮成兩行。如果將過去的報紙和今天的報紙比較，今天顯然大有進步，面版也乾脆俐落，不會有黑壓壓一團的感覺。但當年各報幾乎是這樣打標題，取勝的關鍵是標題的簡練與突出中心主題，而不是拖泥帶水或主次倒置。這就是說，除了有副題外，還有一個主題。
對于電腦，打字在我們的年代是缺席的。我們只知道整個過程是比較粗糙和傳統的。編輯處理好的稿，便交由雜工放在繫上繩子的籃子吊下到字房，拉上又拉下，幾乎沒有停止過。字房拾好的稿打樣后連同原稿交給校對。改正錯字又丟回字房。待到時間差不多，編輯就下字房監督排版。上了年紀的編輯，可以不必下字房，只在打標題時注明下在什么版位即可。
這個時候，編輯與廣告部常常會因版面的處理而起沖突。但一般上“廣告大過天”，它是報館的命脈，編輯只好“主隨客便”，心里暗楂今天版面又被廣告占去了。
對于廣告性質的稿件，編輯與廣告員的磨擦時有發生，只是又為了經濟來源，總是協調又協調。矛盾永遠是有的，協調又永遠沒完沒了。
版編好后，就是編輯看大版，再交回字房轉到製版部，然后又是一個過程，才送印刷房待印。
早年（指70年代中期之前）的時候，是沒有夜報這碼事，所有的報紙都是在凌晨印刷，守夜的編輯和記者往往要在午夜之前把突發的新聞改好。直到有夜報后，工作時間又往前移動，有早報版和日報版，換來換去，不知有多少版按不同的地區處理。今天的華文報即使改用電腦，一切設備先進，也還得面對同樣的窘境。
新聞工作不變的定律是：再怎么先進的設備都逃不掉與時間賽跑，並在版面玩花樣，盡量滿足讀者的需求。
胡榆芳雖然不負責編務，但他在下午時分，尤其是五時過后總喜歡在編輯部走動，他要知道今天有什么大事，新聞有沒有問題。雖然他用他的“威嚴”在監督同事工作，但他有一個優點是：身為總經理，他不干涉編務的進行，只是在重要時刻或關係到報館命運時才與總編輯商量。
他有時會指手劃腳或表達個人的意見。總得來說，他懂得尊重編輯的“自主權利”，唯有隔天新聞出大問題，才將編輯主管調去了解情況。因此在《星檳日報》工作來自上司的壓力並不多，彼此懂得“遊戲規則”，各安其位，各守本份。正因為這樣，《星檳》的職員，包括編輯和採訪記者，流動性是十分少的。有人做了一輩子而死在職位上；有人做到退休，有人做到另有高就才離開。
《星檳日報》形成一個大家庭，這個大家庭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人都有，但只有一位大家長，他就是胡榆芳。他的自豪是將《星檳》起死回生；他的自信是《星檳》的地方性權威已牢固的建立起來，有一批“忠心耿耿”服務的職員；他的榮耀是在1964年《星檳日報》慶創刊25週年時，大擺酒席，又出了一本富有價值的特刊，一直流傳到今天，成了《星檳日報》的絕響。
他的遺憾是在70年代末期，有一家公司建議將《星檳日報》拍成膠片收藏（指從創刊號一直拍到當時為止），一共要馬幣二萬元。他問我要不要做，我說做起來方便收藏，后人參閱也方便，不然這樣一月一本合訂本，已把資料室擠得“汗牛沖棟”，再下來也不知要收藏在那里。我告訴他已多設一個閣樓又滿了。他左思右想后，最終因為心痛二萬元而作罷。
由于《星檳》沒有膠卷，到后來要搬家時，不知道該把合訂本收在那里。這是我后期犯下的一個大錯誤，我將合訂本托給一位先生暫存。但這一收，直到今天，《星檳日報》的資料全數不見了，歷史終于在這么輾轉中不見了。他的遺憾也成為我的遺憾（這是九十年代的事，容后再作交待）。
我正在想，胡榆芳辦報的成功是因為他掌控了平衡之道，既有胡家兵客家兵，又有其他精兵溶于一爐，把《星檳日報》托向一個又一個高峰。
六七十年代，胡榆芳在華文報壇中領盡了風騷。
19.6.05
民政黨與檳州政權
民政黨檳州代表大會不久前舉行，風平浪靜，蟬聯的蟬聯，中選的中選，都是“不戰而勝”，皆大歡喜。有人因此納悶：為何沒有“震撼性”的議案？難道民政黨上層已協調溝通妥當，只待八月全國代表大會揭盅？
這樣的反應顯然是把焦點放在全國署理主席會不會有競選？若有競選，會不會是重量級的對壘？
我們不要只把鏡頭對準郭洙鎮和許子根，若離開黨性，他們肯定是沒有火花。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政治的角度切入這個問題，因為這不是一場郭洙鎮與許子根個人之戰，而是關係到民政黨未來的走向。
什么是民政黨的未來走向？攤開來不外是民政黨的政治定位的問題。這個定位不是民政黨自設的，而是歷史造就了民政黨的生命線是與檳州切割不斷的。倘使民政失去檳州政權的主導地位，它可能會失去方向，而成為沒有主體的散群，在馬來西亞其他州點點串串，無法凝聚成一股巨浪，在政壇散發魅力。
舉例來說，除開檳城州外，民政在各州的州議員數目有限，出任州行政議員的或則一個或則“望官興嘆”，而在中央的也只有一名正部長和三個副部長等。換句話說，民政黨的局限是因為他是后來才加進執政體系，不能過于越位，亦不能扮演取而代之的角色。說白了就是無法超越馬華而成為第二大執政黨。
同樣的，在檳城起家和躍居成為執政主導地位的民政黨也不是馬華可以取代的。雖然馬華公會也希望再次主導，但政治的現實使到兩黨各安其位，各就其職。依據國陣的架構，顯然已是對號入座，形成一個“傳統”。
在這種情形下，檳城州對民政黨而言，無疑是它的堡壘，也是它的核心地帶。其中最顯著的莫過于首席部長職從1969年以來就歸民政黨人出任。這個職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顯然比黨的高職更能襯托出民政黨的生命力。
這里有一個歷史教訓是民政黨黨員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或不以史為鑑的：1971年，民政發生內鬨，黨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與秘書長陳志勤就導演一場要罷免林蒼祐首席部長職的“鬧劇”，因為林蒼祐只是黨的副主席，分分鐘都可能被拉下馬。所幸急中生智的林蒼祐拉攏到超過半數的黨中委，才擺平這一場“官庭政變”。自此之后，林蒼祐就在黨內抓大權，自任黨主席，使到黨職和官職連在一起，不再有失衡的“險象”。從這樣看來，黨中央才是決定首席部長命運的權力機構。
1980年的黨改選，是林蒼祐自動放棄蟬聯黨主席，才有林敬益冒出頭來，不然的話林蒼祐的黨主席地位是不受挑戰的。但林蒼祐這一退，也不幸在十年后的大選中被拉下馬，從此耿耿于懷。許子根則在黨內脫穎而出，成了檳州首席部長。
許子根憑其才情與團隊精神已為民政黨守住這片江山十五年。最驚險的一幕莫過于1995年面對林吉祥的對壘，結果化險為夷。但吊詭的是，民政黨高層總是把視線放在檳州以外，更有一個時期，黨主席、署理主席、總秘書和財政全是其他州人士擔任，而許子根只是擔任黨副主席之一。直到2002年才扭轉這個局面，謝寬泰成了黨的總秘書，這顯然是意識到檳州才是民政黨的心臟。以致許子根這位副主席竟然在十五年后才被發現黨職與官職的不相稱，不能依然故我，有需要進行調整。但要怎樣調又是大費周章的事。直接讓許子根頂上黨主席位置，以取代有意退休的林敬益又被視為不合規矩，因為這里頭尚有一位「坐亞望冠」的署理主席。于是林敬益又說要三年后才退。因此焦點便落在署理主席位置。這也是為什么市面上一直盛傳今年置理主席可能有變。
林敬益說民政會協調好，怎么個協調他沒露口風；郭洙鎮一點退的跡象也沒有；許子根上的形勢也不明朗，以致整個格局還是僵在一團，要在八月黨選才見端倪。但在霹靂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出現了林敬益與郭洙鎮的過招，顯露了其中的隱意。我的解讀是郭洙鎮在此時此地提出限制黨主席任期，是有其意思的，因為按照郭的說法，他和林敬益早就過了任期。他是不是認為如果他退，林敬益也要退？這是一個讓人猜測的謎團。
其實，整個關鍵是民政黨怎樣看待首席部長這個官位，尤其是已有什么“輪任制”的言論在困擾的時候，民政黨更應下定決心，大膽地把首席部長放在黨的核心，而不是邊緣化其黨職，以確保首席部長是民政的靈魂人物之一，是不能被隨意挑戰的，藉以打消“輪任職”的聲音。
整個政治大氣候已告變化，所謂黨政分家論已不合適，也是有檢討的必要了！
就此而言，若是郭洙鎮未能勸動林敬益也退的話，而是他自個兒退，許子根上，不是表示前者不是人才，僅僅是因為擔任首席部長的人必須安在黨的適當位置，明白了這一點，也許郭洙鎮會以大局為重急流勇退，而在黨內留下一個美名，不知這樣的推論是否切合時宜？
這樣的反應顯然是把焦點放在全國署理主席會不會有競選？若有競選，會不會是重量級的對壘？
我們不要只把鏡頭對準郭洙鎮和許子根，若離開黨性，他們肯定是沒有火花。因此我們有必要從政治的角度切入這個問題，因為這不是一場郭洙鎮與許子根個人之戰，而是關係到民政黨未來的走向。
什么是民政黨的未來走向？攤開來不外是民政黨的政治定位的問題。這個定位不是民政黨自設的，而是歷史造就了民政黨的生命線是與檳州切割不斷的。倘使民政失去檳州政權的主導地位，它可能會失去方向，而成為沒有主體的散群，在馬來西亞其他州點點串串，無法凝聚成一股巨浪，在政壇散發魅力。
舉例來說，除開檳城州外，民政在各州的州議員數目有限，出任州行政議員的或則一個或則“望官興嘆”，而在中央的也只有一名正部長和三個副部長等。換句話說，民政黨的局限是因為他是后來才加進執政體系，不能過于越位，亦不能扮演取而代之的角色。說白了就是無法超越馬華而成為第二大執政黨。
同樣的，在檳城起家和躍居成為執政主導地位的民政黨也不是馬華可以取代的。雖然馬華公會也希望再次主導，但政治的現實使到兩黨各安其位，各就其職。依據國陣的架構，顯然已是對號入座，形成一個“傳統”。
在這種情形下，檳城州對民政黨而言，無疑是它的堡壘，也是它的核心地帶。其中最顯著的莫過于首席部長職從1969年以來就歸民政黨人出任。這個職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顯然比黨的高職更能襯托出民政黨的生命力。
這里有一個歷史教訓是民政黨黨員可能沒有注意到的或不以史為鑑的：1971年，民政發生內鬨，黨主席賽胡申阿拉達斯與秘書長陳志勤就導演一場要罷免林蒼祐首席部長職的“鬧劇”，因為林蒼祐只是黨的副主席，分分鐘都可能被拉下馬。所幸急中生智的林蒼祐拉攏到超過半數的黨中委，才擺平這一場“官庭政變”。自此之后，林蒼祐就在黨內抓大權，自任黨主席，使到黨職和官職連在一起，不再有失衡的“險象”。從這樣看來，黨中央才是決定首席部長命運的權力機構。
1980年的黨改選，是林蒼祐自動放棄蟬聯黨主席，才有林敬益冒出頭來，不然的話林蒼祐的黨主席地位是不受挑戰的。但林蒼祐這一退，也不幸在十年后的大選中被拉下馬，從此耿耿于懷。許子根則在黨內脫穎而出，成了檳州首席部長。
許子根憑其才情與團隊精神已為民政黨守住這片江山十五年。最驚險的一幕莫過于1995年面對林吉祥的對壘，結果化險為夷。但吊詭的是，民政黨高層總是把視線放在檳州以外，更有一個時期，黨主席、署理主席、總秘書和財政全是其他州人士擔任，而許子根只是擔任黨副主席之一。直到2002年才扭轉這個局面，謝寬泰成了黨的總秘書，這顯然是意識到檳州才是民政黨的心臟。以致許子根這位副主席竟然在十五年后才被發現黨職與官職的不相稱，不能依然故我，有需要進行調整。但要怎樣調又是大費周章的事。直接讓許子根頂上黨主席位置，以取代有意退休的林敬益又被視為不合規矩，因為這里頭尚有一位「坐亞望冠」的署理主席。于是林敬益又說要三年后才退。因此焦點便落在署理主席位置。這也是為什么市面上一直盛傳今年置理主席可能有變。
林敬益說民政會協調好，怎么個協調他沒露口風；郭洙鎮一點退的跡象也沒有；許子根上的形勢也不明朗，以致整個格局還是僵在一團，要在八月黨選才見端倪。但在霹靂舉行的黨代表大會上出現了林敬益與郭洙鎮的過招，顯露了其中的隱意。我的解讀是郭洙鎮在此時此地提出限制黨主席任期，是有其意思的，因為按照郭的說法，他和林敬益早就過了任期。他是不是認為如果他退，林敬益也要退？這是一個讓人猜測的謎團。
其實，整個關鍵是民政黨怎樣看待首席部長這個官位，尤其是已有什么“輪任制”的言論在困擾的時候，民政黨更應下定決心，大膽地把首席部長放在黨的核心，而不是邊緣化其黨職，以確保首席部長是民政的靈魂人物之一，是不能被隨意挑戰的，藉以打消“輪任職”的聲音。
整個政治大氣候已告變化，所謂黨政分家論已不合適，也是有檢討的必要了！
就此而言，若是郭洙鎮未能勸動林敬益也退的話，而是他自個兒退，許子根上，不是表示前者不是人才，僅僅是因為擔任首席部長的人必須安在黨的適當位置，明白了這一點，也許郭洙鎮會以大局為重急流勇退，而在黨內留下一個美名，不知這樣的推論是否切合時宜？
13.6.05
胡家天下客家兵
我又回到70年代的往事，從我轉入《星檳日報》當編輯說起。早前我說過，我和《星檳日報》結緣是始于60年代在高中時投文藝稿件。感謝《星檳日報》副刊編輯的提拔，鼓勵我寫出更多的文藝作品。
《星檳日報》創刊于1939年元旦日(1月1日)。這個日子蠻好記。也就是《星洲日報》在新加坡創刊10年后的事。凡是屬于《星》字頭的，概屬胡文虎（萬金油大王）的報業系統。在這之前，據我所知，已有香港的《星島日報》及泰國的《星暹日報》等等，而既然是在檳城創刊，自然稱為《星檳日報》了。
《星檳日報》創刊年代正好是抗日戰爭進入膠著的年代，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支持自然不遺餘力，也強有力的發揮《僑民》的角色，成為中國在海外的一支“文化戰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剛被聘來《星洲日報》的中國著名文學家郁達夫也兼任《星檳日報》文藝版雙周刊的主編。人在星加坡遙控《星檳》的文藝版，對提高《星檳》的名氣頗具作用。
我翻過《星檳日報》創刊時的舊存報，內頭確實有郁達夫的文章和他的編版風格，當然他在那年初來乍到，在檳城與當地文人聚會時也說了一些過頭的話，而引致一場“大筆戰”。這場筆戰后來查知來頭不小，原來是當年馬共一支筆黃耶魯（也就是后來的黃望青）與他展開一場論戰，說他輕視當地的文人，而有自視甚高的對“南洋文藝”誇誇其談而未切入正題。其中較明顯地郁達夫以較大的口氣要本地人多讀書，多創作，才能產生偉大的作家。對于魯迅（1936年逝世）的討論也不合時，似乎影射當地人尚未達此水平來議論魯迅的文章。
這場論戰后來由其他人和氣收場，但也給了郁達夫一個下馬威：本地文人也有一定的水平，不是好惹或好輕視的。
1940年，《星檳日報》為展示其魅力，出版了《創刊一週年特刊》，我早年通過友人從美國哈佛圖書館弄來一本複印本，內容盡是國民政府大人物的題字和獻詞，也有盡是表達抗日的文章，立場全倒向蔣介石。郁達夫也在特刊中針對文藝的提倡提出了諸多意見。
1942年日本南侵，創刊不及4年的《星檳日報》就頓然變成日本漢奸主持的《彼南日報》。在3年8個月的慘痛與鐵蹄踐踏的歲月中，馬來亞人民苦不堪言。《星檳日報》與其他報章全部陷入停刊狀態。文人跑得跑、躲得躲，被監禁與殺害的也大有其人。在檳城方面，鍾靈中學的師生犧牲尤為壯烈。
1945年日蝗軍戰敗投降，8月15日過后，馬來亞又告光復。這個時候交織著馬共與捲土重來的英軍事政府的鬥爭，而華文日報又如雨后春筍紛紛復刊，也多了許多新的報刊。《星檳日報》也沒有例外復刊。
雖然華文報刊呈現蓬勃現象，但在檳城也明顯地分成左右派，有支持國民黨蔣介石的日報（如光華日報），也有支持中共及傾向當地馬共的日報（如現代日報），而《星檳日報》中間偏些右的政策似乎兩面不討好，到了1950年時，呈現赤字連連。胡文虎有感于此，準備把《星檳日報》收檔。站在生意人的立場，報辦年年虧損是不辦也吧！
這個時候，冒出一位胡氏家族的胡榆芳，他以“自己人”的身份向胡文虎陳情，讓他用一個短時期對《星檳》進行全面的改組，看看是否能起死回生。
結果胡文虎以對檳城情有獨鐘的情感，允應讓胡榆芳博一博。于是胡榆芳從一名文員轉身一變成為“行將下沉”的《星檳日報》的經理。
他的政策是精兵簡政，削減員工薪水和節約開支。員工人為了支持《星檳日報》的生存，義不容辭地與胡榆芳一道苦拼死撐，矢言要使這個報社“咸魚翻生”。
必須帶出的是，在1948年緊急狀態時，走左派路線的《現代日報》（1938年創刊）已被英軍事政府關閉。其中主要的靈魂人物洪絲絲在較早前已轉移到新加坡的《南僑日報》主持大局。這就是說，1948年后，檳城已缺乏一份被左派認可的華文日報，因為《光華日報》其時仍緊走國民黨路線。
因此胡榆芳的改革《星檳日報》有一個隙縫是這份報紙得以生存的必要條件，那就是謹慎而又逐漸走“中間偏左”的路線，以填補《現代日報》留下的真空。
這一改革果然有其效果，《星檳日報》慢慢地轉危為安，也擺脫經濟困境。不過《星檳日報》還是不能走得太遠，其一是胡文虎仍然支持國民黨政府，其二是英軍事政府不會讓《星檳日報》取代《現代日報》的立場。
于是《星檳日報》巧妙地走向中間偏一點點左的路線，刊登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喜聞樂見”的新聞和副刊。只要不碰觸法律，只要可以生存不再貼錢，胡文虎自然任由《星檳日報》繼續生存和發展。
胡榆芳的時來運轉，造就了他后來成為報壇的成名人士，但《星檳》也因為有了他的“大膽改革”才打勝了翻身仗，否則沒有下半段的《星檳日報》的故事。
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星檳日報》也崛起成為當地的兩大華文日報之一。胡榆芳更名正言順成為星系報業在馬來亞的代言人之一。
隨著50年代中期胡文虎的逝世，崛起的是他的第二代的繼承人，胡清才（文豹公子）出任董事主席，而胡蛟（文虎公子）則出任社長。在《星洲日報》與《星檳日報》不分的年代，兩大華文報展現出胡氏家族在華文報壇的至高地位。
“胡氏家族”是我們在進入“星系報業”服務時即“耳熟能詳”的特殊名詞，這里帶出了一句在當時流行，卻是有其客觀性的名句：“胡家天下客家兵”。意思是說，星洲也好，星檳也好，都是打著這個旗號在華社顯露風采。
當然這只是一般的私下不登大雅之堂的說法，因為在胡文虎的眼中，經理或大權可掌握在胡氏姓人的手里，但編務則交給有文化人素質的人來管理。戰后《星檳日報》的總編輯林姍姍，就不是客家人，他是福建人，早年投入新文化運動，也是馬華新文學的一員主將。他曾在“光華日報”，“現代日報”服務過。有愛國之心，也有正義感，立場可以中間偏左。另外一位主筆黃蔭文也不是客家人，而是來自中國國民黨政府教育廳的人，他主持筆政，立論雖然傾右，但也不全然一面倒。
不過，在中下級的員工中，我們真的不難發現“拿皇旗”的胡姓員工，地位雖不高，因有“皇氣”罩住，你要多說也沒用，即使是雜工，若是姓胡的，也可不聽使令。我印象中有兩位姓胡的只聽胡榆芳說的，不聽別人說的，一位是姓胡名叫亞衛的雜工，另一位是攝記胡訓再。
客家兵在《星檳日報》內也大有其人。我就是其中一位。這種對鄉親和族群的“照顧”，可以從早期的星系報業中一覽無遺。
6.6.05
論檳城華人主導政權 （橫刀立馬）
*飛揚
我曾在2003年的大選前，在《光明日報》論述維護檳城華人主導政權存在的重要性。后來我又從歷史和政治的角度對華人主導政權的演變和形成作較深入的研究，結果完成一篇約三萬字的論文（這篇論文全文尚未正式對外發表）。
我是從四個方面探討這個課題，並把它提昇為學術研究來審視，以求得到一個比較客觀而又有說服力的結論。
第一個論述是從歷史的發展顯示了檳城（以前的中文學者稱之為檳榔嶼）是華人南來的第一個橋頭堡，而華人也把自身的文化帶了進來，並與當地的文化相互映輝。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后，華人南遷大為減少，但從1786年起（英人萊特于這一年占有檳榔嶼）到1945年止，檳城華人由不到百名激增至23萬名，佔人口的55%之多。這約159年的歷史是英國人為發展檳城而引進一批又一批的華人而形成的。
直到今天，在東南亞10個國家中，以人口比例而言，新加坡有75%的華人，馬來西亞有24%的華人，其他國家華人數量雖然可觀，但人口比例微不足道。例如印尼也有6百萬華人，只占人口3%左右；泰國也有華裔6百萬，也只占人口10%。而檳城華人從1900年起，已是最大的族群，一直到今天，華人約占檳城人口的45%，馬來人41%，印度人10%餘，剩者為其他種族。
第二個論述是對檳城人口和其地理位置作歷史性的分析，從中看到英國人之所以把大量華人引入檳城，然后又于1819年開闢新加坡，更大量引入華人，除了要發展這兩個殖民地外，也是要起到控制整個馬六甲海峽的作用。
因為英國瞄準了亞洲的中國市場，果然在1840年通過鴉片戰爭，占有了香港，打開中國的港口，方便英國從印度源源不斷的將鴉片輸入中國，一度企圖把中國人變成“東亞病夫”（鴉片仙）。
在這樣的佈署下，英國人也有防不勝防的地方，例如19世紀，華人通過會黨在檳城建立“政府中的政府”，后來被英國成立的華民政務司（1877年）打散了。又如20世紀30年代成立的馬共，也給英殖民政府帶來相當的威脅。
最后在第二次大戰一結束，英軍馬上重臨，又于1948年把馬共列為非法組織。為了爭取民心，英國人在1951年先在檳城推行選舉制度（市議會），給了華人通過民主取得政治權力的機會。
英國人把中央的政治權力移交于馬來民族時，也安排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檳州出現一個以華人主導的州政權，連同地方議會的民主政制以彰顯英國人也給華人留下碩果僅存的政治遺產。
雖然如此，檳城的華人主導政權也是歸順于中央政府的，但其意義則襯托出多元種族的國家中，各個民族都有所得，各安其位。這種用民主來抗拒馬共並從中扶持起華人州政府是英國人引以為榮的一件事，因為它已經完成英國擴張政策的美夢，從印度經馬來亞到香港，完完全全地打開亞洲的門戶，成為充實英國經濟的海外資源所在地之一。而檳城華人則在英國人走后嘗到政治權力的果實，在間接上也符合英國人用華人主導政權堵住共產勢力的蔓延。
第三個論述是檳城華人主導政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主要點出工業化的成功惠及全民，成為國家的模範發展州，各民族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從王保尼到林蒼祐和許子根都體現出他們是全檳城的首席部長，不是一個族群的首席部長。這種通過經濟擴張來滿足各族人民的需求。他們都表現了權力平衡的分配；‚中庸的施政及ƒ種族關係與利益的協調並與中央政策的配合。
研究之下，原來這是採用60年代在歐美興起的“政治經濟學理論”（The Economy Theory of Politics）而奏效。這個理論是採用經濟的途徑來討論政治，不是強調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而且把政治領域當作經濟來看待。
第四個論述觸及千禧年后華人主導政權面對的挑戰和隱憂，除了人口比例逐漸拉近外，也出現了一些馬來民族主義份子要求改變現狀的聲音。
在這種新形勢下，許子根大膽地提出檳城是經濟全球化聲中一個「小而稱堅」的實體，足以成為歐美及中日之間的一個經濟紐帶，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而對全國全民有利，以帶出華人主導政權的存在是對國家的未來有百利而無一害，同時也向全世界展示我國是一個多元種族和諧的國家，正符合了首相阿都拉所強調的各族分享政權的標記。
我曾在2003年的大選前，在《光明日報》論述維護檳城華人主導政權存在的重要性。后來我又從歷史和政治的角度對華人主導政權的演變和形成作較深入的研究，結果完成一篇約三萬字的論文（這篇論文全文尚未正式對外發表）。
我是從四個方面探討這個課題，並把它提昇為學術研究來審視，以求得到一個比較客觀而又有說服力的結論。
第一個論述是從歷史的發展顯示了檳城（以前的中文學者稱之為檳榔嶼）是華人南來的第一個橋頭堡，而華人也把自身的文化帶了進來，並與當地的文化相互映輝。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1945年）后，華人南遷大為減少，但從1786年起（英人萊特于這一年占有檳榔嶼）到1945年止，檳城華人由不到百名激增至23萬名，佔人口的55%之多。這約159年的歷史是英國人為發展檳城而引進一批又一批的華人而形成的。
直到今天，在東南亞10個國家中，以人口比例而言，新加坡有75%的華人，馬來西亞有24%的華人，其他國家華人數量雖然可觀，但人口比例微不足道。例如印尼也有6百萬華人，只占人口3%左右；泰國也有華裔6百萬，也只占人口10%。而檳城華人從1900年起，已是最大的族群，一直到今天，華人約占檳城人口的45%，馬來人41%，印度人10%餘，剩者為其他種族。
第二個論述是對檳城人口和其地理位置作歷史性的分析，從中看到英國人之所以把大量華人引入檳城，然后又于1819年開闢新加坡，更大量引入華人，除了要發展這兩個殖民地外，也是要起到控制整個馬六甲海峽的作用。
因為英國瞄準了亞洲的中國市場，果然在1840年通過鴉片戰爭，占有了香港，打開中國的港口，方便英國從印度源源不斷的將鴉片輸入中國，一度企圖把中國人變成“東亞病夫”（鴉片仙）。
在這樣的佈署下，英國人也有防不勝防的地方，例如19世紀，華人通過會黨在檳城建立“政府中的政府”，后來被英國成立的華民政務司（1877年）打散了。又如20世紀30年代成立的馬共，也給英殖民政府帶來相當的威脅。
最后在第二次大戰一結束，英軍馬上重臨，又于1948年把馬共列為非法組織。為了爭取民心，英國人在1951年先在檳城推行選舉制度（市議會），給了華人通過民主取得政治權力的機會。
英國人把中央的政治權力移交于馬來民族時，也安排在1957年馬來亞獨立時，檳州出現一個以華人主導的州政權，連同地方議會的民主政制以彰顯英國人也給華人留下碩果僅存的政治遺產。
雖然如此，檳城的華人主導政權也是歸順于中央政府的，但其意義則襯托出多元種族的國家中，各個民族都有所得，各安其位。這種用民主來抗拒馬共並從中扶持起華人州政府是英國人引以為榮的一件事，因為它已經完成英國擴張政策的美夢，從印度經馬來亞到香港，完完全全地打開亞洲的門戶，成為充實英國經濟的海外資源所在地之一。而檳城華人則在英國人走后嘗到政治權力的果實，在間接上也符合英國人用華人主導政權堵住共產勢力的蔓延。
第三個論述是檳城華人主導政權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主要點出工業化的成功惠及全民，成為國家的模範發展州，各民族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從王保尼到林蒼祐和許子根都體現出他們是全檳城的首席部長，不是一個族群的首席部長。這種通過經濟擴張來滿足各族人民的需求。他們都表現了權力平衡的分配；‚中庸的施政及ƒ種族關係與利益的協調並與中央政策的配合。
研究之下，原來這是採用60年代在歐美興起的“政治經濟學理論”（The Economy Theory of Politics）而奏效。這個理論是採用經濟的途徑來討論政治，不是強調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而且把政治領域當作經濟來看待。
第四個論述觸及千禧年后華人主導政權面對的挑戰和隱憂，除了人口比例逐漸拉近外，也出現了一些馬來民族主義份子要求改變現狀的聲音。
在這種新形勢下，許子根大膽地提出檳城是經濟全球化聲中一個「小而稱堅」的實體，足以成為歐美及中日之間的一個經濟紐帶，可以發揮巨大的作用而對全國全民有利，以帶出華人主導政權的存在是對國家的未來有百利而無一害，同時也向全世界展示我國是一個多元種族和諧的國家，正符合了首相阿都拉所強調的各族分享政權的標記。
林吉祥夢斷檳城
這一篇我要專寫林吉祥進軍檳城的前因后果。他是在1986年踏足檳城政壇，而在這之前，他一直是馬六甲或八打靈的議員。這位在1969年崛起的政壇新秀，在“513”事件后便取代吳福源而成為黨的秘書長（他在1969年“513”后被逮捕，直到1970年10月才獲得釋放，而成為黨的秘書長）。
先說他進軍檳城的背景：
1982年大選，民主行動黨兩面受敵，一方面是來自國陣的，另一方面是來自董教總的民間力量支持民政黨。在不利情勢下，行動黨只在國會保住9個議席，在檳州的議席僅剩兩位。這一年的檳州大選，幾乎是民政和馬華的大鬥爭，行動黨只得靠邊站。
反對黨在檳州的政治“真空”，導致林吉祥審時度勢要親自掛帥，因為這個時候，卡巴星和彼得達遜已喊出要執政檳州的口號，但沒有一位有名氣的華人領袖壓鎮，行動黨是不可能在檳州殺出一個春天來。這也給予林吉祥一個機會在檳州引爆一場大鬥爭。
這就是說，林蒼祐在1982年踢走林建壽后，又在1986年迎來了一位姓林的敵手。這個人就是林吉祥，他挾其名氣要攻下民政的保壘區。
于是在這年的大選，上演了林吉祥鬥許子根緊張又激烈的一幕。許子根是在1982年中選丹絨區國會議員，才剛做了4年的議員，竟要面對反對黨巨人挑戰，實在使他坐立不安。
這就是行動黨的丹絨一役。
林吉祥也在甘榜哥南州議席提名，一石打二鳥。雖然尚未敢正式喊出要打倒國陣和執政檳州的口號，但言行中已表露要登陸檳州，且“算準”檳州是唯一能讓反對黨大展身手的一州，因為它有最多的華人選民，不像其他州，華人議席都未過半數。
也許他想效法民政黨在1969年以反對黨的姿態上台執政的奇蹟，也許他想把行動黨大本營搬來檳州。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林吉祥要從丹絨開始他的第二階段的心路歷程。
選擇挑戰許子根，也引起一些非議。市面有人認為這兩個人不應該在同一個選區激戰，因為兩位都是優秀的議員，使到選民左右為難。但憑著個人聲望，很快的林吉祥占了上風。反對黨放出風聲說，許子根輸了不要緊，可以委任成為上議員；若國會沒有林吉祥，那等于是失掉一位反對黨領袖。在兩相權衡下，許子根已是處于下風。
我曾經在大選前后與林吉祥有過接觸。大選前我問他勝算多少，他說50對50（政治人物總愛描繪成平手或苦戰，才能取得一些同情票）。不久后他又改口說，好像是超過50%。這意味著他已具備信心拿下許子根。
另一邊廂我又問許子根，有多少把握。他很無奈地說，把握不大。這是一場十分艱苦之戰，比對壘陳慶佳要難得多（1982年許子根取勝陳慶佳，只有834張多數票），因為這一區在1978年之后，已成為反對黨的強區，而且打從1959年開始，一直是反對黨的強區。
在投票前夕，報界已預測林吉祥會取得勝利。果然不出所料，開票當晚，但林吉祥竟贏了萬多張多數票，也教人大跌眼鏡。
隨著丹絨一役開花，行動黨有十條大漢闖進檳州立法議會，遂使到林吉祥信心滿滿。
許子根在失敗后，轉任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的政治秘書（這個並不高的官位，最終給他帶來意想不到的好運。正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林吉祥則意氣風發在檳州政壇大展身手。
接著在1990年林吉祥展開他的丹絨二役。這一役他又是偏向虎山行，在州議席黨對壘檳州首席部長林蒼祐。此時行動黨的口號是要執政檳州，也就是要打倒國陣（民政）州政府。
我曾私下問林吉祥，為何又來挑強人來打，尤其是林蒼祐是不易被打下的對手。他告訴我，這不是他個人所要的，是檳州行動黨決定要他出戰林蒼祐。
我又曾求證于當時的行動黨州議員陳爾奕，為什么要走這一步險棋？他的答案是：既然要執政檳州，林吉祥非得來個“王對王”之役，不然林吉祥來檳州做什么？又怎樣執政檳州呢？
開票當晚，許多人看傻了眼，行動黨居然如同秋風掃落葉，勝了14席。只差3席即可起而執政，可惜46黨時運不濟，雷聲大，雨點小，在檳州全軍盡沒。
不用說，打敗林蒼祐的林吉祥，已開始計劃下一屆一定要讓檳城“改朝換代”。但他算不到勝利后面隱藏的危機和凶兆隨之而來。這不是黨內起內鬨，而是檳州人民開始反省這樣做是不是“得不償失”？因為在國陣內，馬華再一次輸得干干淨淨（如同1969年的翻版，一席也沒有），剩下民政黨7席，與巫統的12席保住政權。
這一下子，人民在思索華人首席部長會不會不見了？幾經談商，巫統力勸民政黨再主導檳州政府，交由民政敲定人選。民政在失去林蒼祐后，士氣大挫，但也得面對現實，經過黨的討論和表決后，許子根勝了吳清德，他成為繼林蒼祐的首席部長，啟開了許子根時代，一個弱勢的政府。這個“結局”又是誰造成的呢？選民心里有數，林吉祥“心里沒數”。他依然相信一個林吉祥的時代是會到來的。
就這樣在1995年，林吉祥開展他的“丹絨三役”。這決定性的一役，行動黨打出的名堂是“不要弱勢的首席部長，而是要一個強勢的首席部長”。
于是他再次冒險，直接和許子根對壘，這是第二度挑戰許子根，也是第二次挑戰首席部長的議席。他也許沒有估算到兩個重要點：其一是46黨已大不如前，在沒有馬來政黨結盟下，攻下檳城，談何容易？馬來選民一向以來都把行動黨當成華人反對黨，自然不會給予支持；其二是檳州華裔選民面臨抉擇，是否還要重演1990年的險局或是力保一個華人首長？在權衡輕重之下，選民選擇了后者。他們對行動黨能否上台執政抱著置疑的態度，不再像1990年那樣給予火熱的支持。
不論是否是林吉祥的個人心願或是檳州黨的決策，他的這一戰對許子根已使他在戰略上處于被動的地位。
如果他不在丹絨武雅對許子根，極有可能行動黨不會敗得那么慘。畢竟保留他的國州議席也是選民可以接受的。
以此推論，林吉祥不戰許子根，行動黨或能保住一些州議席。
但事實上，行動黨既然已做出這樣的戰略和排陣，就得面對慘敗的后果，誰也怨不了誰，只能說檳州選民不要這樣的“英雄主義”的政治，他們要的是一個在安定中保現狀的州政府。林吉祥輸在“天不和，人不利”的條件下，正應了“人算不如天算”。可憐的行動黨只剩下一名州議員，她就是章瑛，丹絨三役埋葬了行動黨“火熱的理想”。
1999年，林吉祥不再打“丹絨四役”，也沒有所謂丹絨之役了。不過在排陣上又似乎浮現“丹絨四役”的影子，把強者推向國陣的選區叫陣，包括林吉祥本人轉向升旗山區對謝寬泰。離開他守了三屆的丹絨國席。
初看起來，謝寬泰“劫數難逃”，但幸運之星卻罩在他的身上。林吉祥本是以為這樣的排陣可以讓行動黨扭轉劣勢，詎料行動黨未沉，林吉祥卻下沉了。
失掉國席的林吉祥，已是光芒不再。他深深地感受到檳州已不是他“安身之家”，他需要另外找一個家，結果在2004年他找到怡保“新”的家，又搖身一變再次成為反對當領袖。檳州“養不起”林吉祥。他不認命也幾難！
5.6.05
馬華民政合併論
我在《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一文》中提到的一點就是馬華應促成與民政黨的合併。
我的論述包含歷史與現實的兩個層面。
從歷史而言，成立于1949年的馬華公會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改名，全名是“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作為一個政治團體，意味著這個黨是“代表華人的”。華人可以拒絕馬華代表華人；也可以通過民主投票否定馬華的代表權。但從1955年有選舉制度以來，除了1969年大選受重挫（但仍保留13名國會議員）外，馬華都取得一定的議席，且一直以來都是在執政黨聯合陣線內聲稱代表華人而參政而進入內閣。因此馬華必須牢記它的使命和職責就是維護華人在這個國家的權益，進而引導華人在多元種族的國家中創造一個和諧社會。
但是馬華的代表性在60年代受到左派反對黨社陣的挑戰，並從意識形態的鬥爭中指馬華是“照顧資本家利益的政黨而忽略了廣大中下層人民的利益”。這種鬥爭在70年代宣告結束，因為社陣已不存在，而且在69年的大選已退出憲制鬥爭。
不過，在另一方面，馬華的完整性卻因自身的分裂而受到挑戰。先是1961年林蒼祐（原為馬華第二任總會長）拉隊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繼之在1968年，民聯黨又搖身一變成為民政黨，且在1969年的大選取代馬華在檳州的主導地位，成為執政黨。然后又于1972年巧妙地與巫統組成檳州聯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擴大了的聯盟而成為“國民陣線”的一員，與馬華在國陣內“同床異夢”。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1973年），馬華的改革派領袖林敬益在與陳修信鬥爭失敗后，拉隊加盟民政黨。到了1981年，原任馬華署理總會長的曾永森在1979年鬥不倒李三春后又過枝民政黨。
至此我們看到民政已幾乎蛻變成馬華分裂出來的另一個執政黨。
雖然在1981年，馬華成功地拉回改革派一員大將（陳忠鴻退出民政重投馬華），又于1990年再拉曾永森回歸馬華，但並沒有改變馬華與民政在國陣內的明爭暗鬥的局面，表面的合作無法掩蓋兩黨領導人間積壓已久的恩怨。
這種上一代遺留下來的糾纏不清的后果起因于馬華的分裂，每一次的修補關係都是為了應付反對黨的挑戰，從來未認真的考慮民族主義的重要性和華人權益大過黨的原則性。抑有進者，隨著新生一代的分別加入馬華或民政黨，被灌輸的不是新民族主義的思想，反而把上一代的恩怨拉下來，並相信兩黨的存在是必要性的，其中一個最強烈的理由是：民政黨是“多元種族”的政黨，馬華是“單元種族”的政黨，因此兩黨的合併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合併。因為合併以后黨的利益會受損，個人也因此可能失去在黨的地方上領導的地位；而中央方面也許要作出犧牲。與其合併，不如保留現狀為好。
可是如果我們從現實來探討，則不難發現馬華的“單一種族”也是溶入多元種族的國陣大家庭內，它不可能自行起而執政；同樣的，民政黨的“多元種族”理念放在國陣的天秤來檢視，也成了代表華人族群的政黨。換句話說，現實社會把馬華和民政定位在代表華人族群在國陣內一起為實現“馬來西亞民族”而鬥爭。
至少在巫統看來情形就是如此，不然巫統基層的地方領袖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檳州首席部長應由馬來人出任或採用輪流制？因為他們的馬來民族主義思想使他們感受到馬來人在州內被“邊緣化”已是時候要求改變（這種說法並無事實根據，僅是一種民族情緒的表達）。
所幸我國首相阿都拉以開明和快迅的反應把大局擺定：“國陣已有協定，首長不採輪流制，一切保留現狀。”這是延續前首相馬哈迪所堅持的開明政策，沒有必要牽一發動全身。《南洋商報》在5月25日的社論《檳首席部長職不應輪任》是及時和切中時局的評述，我對此表示激賞和贊同。
不過五年或十年后，巫統的地方領袖還會不會再次挑起此課題？不但是巫統中央領袖關注的事，而且馬華和民政也應有所警覺，不能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傳統，不必加以重視。這已經不是馬華或民政的人任首長的事，而是傳統是否會再一次被基層挑起以尋求政變。
除了這個現實的政治例子外，華人社會也在多元種族的國家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挑戰，這就需要馬華及民政認真地考慮如何建構一個新民族主義來確保社會的和諧與平衡。因此，馬華也好，民政也好，在政治現實下，已不能對追求真誠合作乃至合併事置之不理或不當成一回事。
我要說的是：兩年前啟開的兩黨合併工作團應重新開動，國家主義下的各民族利益的合理協調與分配已是馬華和民政的頭等重要議程，進而完成兩者之間的統一與整合。
我的論述包含歷史與現實的兩個層面。
從歷史而言，成立于1949年的馬華公會直到今天仍然沒有改名，全名是“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作為一個政治團體，意味著這個黨是“代表華人的”。華人可以拒絕馬華代表華人；也可以通過民主投票否定馬華的代表權。但從1955年有選舉制度以來，除了1969年大選受重挫（但仍保留13名國會議員）外，馬華都取得一定的議席，且一直以來都是在執政黨聯合陣線內聲稱代表華人而參政而進入內閣。因此馬華必須牢記它的使命和職責就是維護華人在這個國家的權益，進而引導華人在多元種族的國家中創造一個和諧社會。
但是馬華的代表性在60年代受到左派反對黨社陣的挑戰，並從意識形態的鬥爭中指馬華是“照顧資本家利益的政黨而忽略了廣大中下層人民的利益”。這種鬥爭在70年代宣告結束，因為社陣已不存在，而且在69年的大選已退出憲制鬥爭。
不過，在另一方面，馬華的完整性卻因自身的分裂而受到挑戰。先是1961年林蒼祐（原為馬華第二任總會長）拉隊另起爐灶，成立“民主聯合黨”。繼之在1968年，民聯黨又搖身一變成為民政黨，且在1969年的大選取代馬華在檳州的主導地位，成為執政黨。然后又于1972年巧妙地與巫統組成檳州聯合政府，更在1974年加入擴大了的聯盟而成為“國民陣線”的一員，與馬華在國陣內“同床異夢”。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1973年），馬華的改革派領袖林敬益在與陳修信鬥爭失敗后，拉隊加盟民政黨。到了1981年，原任馬華署理總會長的曾永森在1979年鬥不倒李三春后又過枝民政黨。
至此我們看到民政已幾乎蛻變成馬華分裂出來的另一個執政黨。
雖然在1981年，馬華成功地拉回改革派一員大將（陳忠鴻退出民政重投馬華），又于1990年再拉曾永森回歸馬華，但並沒有改變馬華與民政在國陣內的明爭暗鬥的局面，表面的合作無法掩蓋兩黨領導人間積壓已久的恩怨。
這種上一代遺留下來的糾纏不清的后果起因于馬華的分裂，每一次的修補關係都是為了應付反對黨的挑戰，從來未認真的考慮民族主義的重要性和華人權益大過黨的原則性。抑有進者，隨著新生一代的分別加入馬華或民政黨，被灌輸的不是新民族主義的思想，反而把上一代的恩怨拉下來，並相信兩黨的存在是必要性的，其中一個最強烈的理由是：民政黨是“多元種族”的政黨，馬華是“單元種族”的政黨，因此兩黨的合併是不可能的，也不需要合併。因為合併以后黨的利益會受損，個人也因此可能失去在黨的地方上領導的地位；而中央方面也許要作出犧牲。與其合併，不如保留現狀為好。
可是如果我們從現實來探討，則不難發現馬華的“單一種族”也是溶入多元種族的國陣大家庭內，它不可能自行起而執政；同樣的，民政黨的“多元種族”理念放在國陣的天秤來檢視，也成了代表華人族群的政黨。換句話說，現實社會把馬華和民政定位在代表華人族群在國陣內一起為實現“馬來西亞民族”而鬥爭。
至少在巫統看來情形就是如此，不然巫統基層的地方領袖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檳州首席部長應由馬來人出任或採用輪流制？因為他們的馬來民族主義思想使他們感受到馬來人在州內被“邊緣化”已是時候要求改變（這種說法並無事實根據，僅是一種民族情緒的表達）。
所幸我國首相阿都拉以開明和快迅的反應把大局擺定：“國陣已有協定，首長不採輪流制，一切保留現狀。”這是延續前首相馬哈迪所堅持的開明政策，沒有必要牽一發動全身。《南洋商報》在5月25日的社論《檳首席部長職不應輪任》是及時和切中時局的評述，我對此表示激賞和贊同。
不過五年或十年后，巫統的地方領袖還會不會再次挑起此課題？不但是巫統中央領袖關注的事，而且馬華和民政也應有所警覺，不能再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傳統，不必加以重視。這已經不是馬華或民政的人任首長的事，而是傳統是否會再一次被基層挑起以尋求政變。
除了這個現實的政治例子外，華人社會也在多元種族的國家面對一波又一波的挑戰，這就需要馬華及民政認真地考慮如何建構一個新民族主義來確保社會的和諧與平衡。因此，馬華也好，民政也好，在政治現實下，已不能對追求真誠合作乃至合併事置之不理或不當成一回事。
我要說的是：兩年前啟開的兩黨合併工作團應重新開動，國家主義下的各民族利益的合理協調與分配已是馬華和民政的頭等重要議程，進而完成兩者之間的統一與整合。
30.5.05
雙林惡鬥前所未有
“七人幫”在1978年的大選被掃進水溝后,林建壽暫收其意氣風發的好勇鬥狠的一面，反而改以另一種“和解”心態向民政黨招手。這是因為在1980年時，前社陣好好先生，獨立議員的崔耀才（9月26日）不幸逝世，他留下的彭加蘭州議席正好被林建壽看中。
事實上，為了取得勝利，他不得不與民政黨“化敵為友”。雖然他不能期望民政黨會給予他一定的支持，但若民政不橫插一手或不在公開場合把他罵個“狗血淋頭”，已經是謝天謝地了。
巧合的事也給林建壽碰上了，在這一年的8月17日，民政黨大會卻上演換領導的一幕，林蒼祐堅決不再蟬聯主席，通過黨員選舉終于讓林敬益頂上老頭子林蒼祐的空缺而成了民政黨的新權貴。
不知是林敬益經驗未夠老道或忘了在馬華的日子是如何被李三春搞出場的，他竟然同意與李三春“合作”，以支持林建壽成為“國陣（馬華）的候選人”。這還不打緊，他對林建壽的了解實在太淺了，以為同是姓林宗親一家親，支持一下也無妨。
林建壽的本領不僅把李三春搞得樂意給他全力的支持，甚至也牽動巫統黨要，尤其是身任財政部長的東姑拉沙里扶他一把，當眾宣佈撥款60萬元支持彭加蘭哥打區的三間華文小學，即三民小學45萬元，潁川小學10萬元及明德小學5萬元。
這種大手筆是前所未有的，林建壽也真的“神乎其枝者”能搬動巫統黨要助一臂之力。
不寧唯是，林建壽還打出崔耀才是他的老同志，如果不是他的撐腰，崔耀才不可能在1964年當上喬治市市長而把黃添壽拉下馬。這點點關係被連串起來，成了林建壽爭取選票的資本之一。
當然林建壽也不忘對當地的神廟大派紅包，在幾乎可以拉攏的都拉攏的情勢下，林建壽十分信心他有能力為馬華奪下這個“黑區”。
民政黨檳州幹部對這連連怪招也看傻了眼，他們不知道為何林建壽似乎有“通天本領”，把所有的不利因素變成有利因素。
為了不讓林建壽能夠這么順暢過關，一位曾是崔耀才左右手的林有進被派上用場，以獨立人士身份聲稱他才是崔耀才的衣缽人選。民政黨在未能支持行動黨候選人之下，暗中支持林有進也是可以理解的理所當然的事。林吉祥在這方面也獨排黨內眾議，決派新雀張德發來硬碰林建壽，結果是林建壽以533張多數票勝了張德發一個馬鼻。這種小勝對林建壽來說是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果然在1982年大選前夕，他勸服李三春一定要與民政爭天下，李三春正氣其政敵曾永森大擺大擺于1981年走進民政黨的大門，也就來個一不做二不休的“破斧沉舟”的冒險行動。
他選擇在1982年移師芙蓉國席，以和行動黨主席曾敏興決一勝負。這是一步險棋，為什么李三春要用一生的榮辱來換取馬華在檳州與民政分得8個州議席？
表面上看來是李三春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最大賭注，實則在今天來分析是李三春也面臨馬哈迪時代來所受到的壓力；尤其是他把賭注押在東姑拉沙里身上，爭奪巫統老二，結果是慕沙希淡再次勝出，麻煩就燒到李三春的身上。
在陷入痛苦抉擇的李三春，已是最後一擊，也是無可奈何的選擇，以證明馬華的頭頭是得到華人的支持，所以選擇較弱的曾敏興來個一博。
李三春在82年大選險勝后，他是托起了馬華的聲望，但沒有給他帶來政治的高峰，反而是一年之后，他“出走”馬華，辭卸黨官職，一走了之，為馬華及許多人留下謎團，百思不得其解（或者要等李三春回憶錄出版，我們才得知真相：是否是巫統的壓力，導致他“金盆洗手”？）。
在另一邊廂，林建壽獲得8對8的議席分配后，終于故態復明，不再理會民政黨的感受（老頭子林蒼祐對林敬益接受這樣的席位安排是破口大罵的，只差沒有吐血昏倒。他與林敬意的關係也逐漸疏遠。在他看來，林敬意為了把民政搞成“全國性”的政黨，忘了民政的“根”在檳州）。
這一下子，林建壽擺明只要馬華勝席多出民政，首席部長就非馬華莫屬（當然是非林建壽莫屬）。林蒼祐也不是省油的燈，既然一切因林建壽而起，打蛇就要打蛇頭的手段也都使出來了。他告誡黨內的黨員，一定要捶死林建壽，絕不能讓林建壽得逞，要集中火力在彭加蘭哥打區讓林建壽在陰溝里翻船。手段所用之極，也是林建壽始料未及的，這包括民政捨棄再披戰袍的獨立候選人林有進，改而讓選民自由把票投給反對黨（行動黨）。只要林建壽一倒，馬華的重奪首席部長已告無門。這種激烈的鬥爭唯有出其不意，即使是下下策也寧可讓行動黨取得這一席，好過養一頭猛虎撲向民政黨。
倒霉的林建壽終于“馬失前蹄”。馬華參加8席，贏得6席，可憐林建壽成了孤家寡人，把下來的政治前途輸掉了。
民政則8席全勝，林蒼祐再蟬聯首席部長。經過一而再，再而三的林建壽挑衅和威脅,林蒼祐不再給林建壽任何機會翻身。姓陳的政敵（以陳修信為首）和姓林的政敵（以林建壽為首）造就林蒼祐的下半生（50歲才當上首席部長）危機四伏。最后又是栽倒在姓林的手上（1990年林吉祥擊敗林蒼祐），結束他多年以來的政治生涯，留下晚年抹不掉的痛心遺憾。
如果你相信命運的話，姓陳的和姓林的從政高層人士，好像與林蒼祐的政治八字相剋相沖，政治這一門學問，有時邪得令人咬牙切齒！
29.5.05
胡志明與馬中的微妙關係
不久前，越南有兩個重要儀式，其一是慶祝越戰結束30周年（以1975年4月30日越共攻下西貢，解放越南南方，達成南北越統一算起）；其二是紀念胡志明誕辰115周年（生於1890年5月19日，歿于1969年9月2日）。
這兩個節日其實在紀念同一個人，那就是締造越南民主共和國（1976年后改稱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胡志明。解放后的西貢也因此改名為胡志明市，以紀念這位開國元勛。確切地說，他是越南的“國父”。如果沒有胡志明這個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物運籌帷幄得當，越南在今天不會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
胡志明的神秘在那里呢？在1911年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二千年的封建帝制時，胡志明離開自己的祖國飄洋過海來到法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取名阮愛國，代表在法國的越南人向各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法國政府承認越南人民的自決權，但巴黎和會對這位年青人的要求置之不理，鼓起他革命的決心以解放越南。
過后他到蘇聯去，那時（1917年后）蘇聯在列寧領導下己成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24年他化名李瑞從蘇聯來到廣州進行革命活動，並寫成一本書《革命之路》。
1930年，他竟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馬來西亞，代表共產國際主持馬來亞共產黨的成立，以取代被解散的“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根據楊進發著《馬來亞共產主義的起源》指說這項決定是由上海共產國際東方局徵詢胡志明（共產國際負責東南亞事務）和當時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后作出的。
書中又說，“阮愛國（胡志明）在成立大會上用英語致詞，而由傅大慶譯成華語。英國當局對胡志明的出現十分重視，想方設法找出胡志明，但不成功。”到底胡志明如何潛出馬來亞，又去了那里，沒有人知道。因為楊進發在這本書中沒有交待。
根據陳平回憶錄有這么一段：“多年后（指1961年）我有機會與胡志明主席本人討論這件事。我們一起推算馬共成立的日期。胡志明記不起準確的日期。不過他記得走出會場時，見到街上掛著五一勞動節懸掛布條。在那個時期，當局不准五一勞動節縣掛布條，視為非法活動。但是工人不理禁令，還是在五一前夕，懸掛布條和紅旗。節日過后，就立即收起來。根據胡志明的記憶進行推算，馬共便定1930年4月30日為創黨日期。”
陳平又說：“馬共是在森美蘭瓜拉庇勞的樹膠園內正式成立。出席創黨的核心人物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阮愛國，他是越南人。”
從上述的歷史印證，阮愛國（胡志明）與馬來亞結下的關係竟是從成立馬共開始。他不是通過合法的途徑進來而是潛進來的。按照今日的國際慣例，胡志明要么應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到訪，豈可偷入馬來亞來搞政治活動？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歷史的吊詭就在這里。
在這里我們又得到一個啟示，在東南亞國家未取得獨立前，政治似乎是沒有國界之分，尤其是所謂由蘇聯統領的共產國際運動，可說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
更大的迷思又可從中國駐馬來西亞首任大使王幼平的回憶錄中看到，這位大使來馬履新前是中國駐北越大使，一共做了5年2個月。他這樣形容胡志明：“1942年－1943年，胡志明在桂林蹲過大獄，他用中文寫下大量膾灸人口的革命詩歌，后來匯集成一本詩集 ──《獄中日記》。”
這意味著在條件不允許下，胡志明先在中國境內搞越南革命（中越有共同邊界），然後拉隊搞武裝鬥爭到越南。王幼平說，“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北坡洞里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承認。1949年10月，中國革命勝利后，立即承認胡志明的政府，也是第一個與越南建交的國家。”（我弄不明白，為什么當年蘇聯沒有承認胡志明的政權？）
接著，回憶錄又說，“中國政府協助越南進行了著名的“奠邊府戰役”（1954年），協助越南政府還都河內。”根據日內瓦會議（1954年）的決議，越南分成南北越，北越歸胡志明統治，南越則由親西方的保大皇帝控制。1955年，吳庭艷發動政變，建立越南共和國（南越）。
王幼平還有一段有趣的回憶，在建交之初，“胡志明到中國大使館就像鄰居串門一樣，敲敲門就進來了。他到越南北部視察工作時，經常越境進入中國，用餐休息后，又回到越南。胡志明把中國看作他的老家，生活習慣也已中國化。”
王幼平是在1969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高潮時到任，曾與胡志明吃過兩次飯，無所不談。同年9月2日胡志明與世長辭，全國為之悲慟。終年79歲。
可以這么說，胡志明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看到其祖國南北越的統一。如果他在世，也許不會允許西貢解放后，易名為胡志明市；也會避免發生1979年的中越戰爭。但歷史和胡志明開了一個悲喜劇的玩笑。
我們真的無法理解一生飄泊，到處革命的胡志明，可以造就一個統一與偉大的越南國家。但也因為他，馬共才會出現，又經過59年的艱苦歲月，才在1989年簽署“合艾和平協定”。同一個人帶出兩個不同的結局，這證明胡志明不屬于馬來亞（后來的馬來西亞），因此他不可能給馬共帶來好運。
（註：本欄上期“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一文中第四段有關巫統與馬華組成“聯盟”，實為1952年而非1957年，答應更正。）
這兩個節日其實在紀念同一個人，那就是締造越南民主共和國（1976年后改稱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胡志明。解放后的西貢也因此改名為胡志明市，以紀念這位開國元勛。確切地說，他是越南的“國父”。如果沒有胡志明這個充滿神秘色彩的人物運籌帷幄得當，越南在今天不會成為社會主義的國家。
胡志明的神秘在那里呢？在1911年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二千年的封建帝制時，胡志明離開自己的祖國飄洋過海來到法國。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胡志明（原名阮必成），取名阮愛國，代表在法國的越南人向各國代表團遞交一份備忘錄，要求法國政府承認越南人民的自決權，但巴黎和會對這位年青人的要求置之不理，鼓起他革命的決心以解放越南。
過后他到蘇聯去，那時（1917年后）蘇聯在列寧領導下己成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24年他化名李瑞從蘇聯來到廣州進行革命活動，並寫成一本書《革命之路》。
1930年，他竟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馬來西亞，代表共產國際主持馬來亞共產黨的成立，以取代被解散的“中國共產黨南洋臨時委員會”。根據楊進發著《馬來亞共產主義的起源》指說這項決定是由上海共產國際東方局徵詢胡志明（共產國際負責東南亞事務）和當時中共領導人李立三后作出的。
書中又說，“阮愛國（胡志明）在成立大會上用英語致詞，而由傅大慶譯成華語。英國當局對胡志明的出現十分重視，想方設法找出胡志明，但不成功。”到底胡志明如何潛出馬來亞，又去了那里，沒有人知道。因為楊進發在這本書中沒有交待。
根據陳平回憶錄有這么一段：“多年后（指1961年）我有機會與胡志明主席本人討論這件事。我們一起推算馬共成立的日期。胡志明記不起準確的日期。不過他記得走出會場時，見到街上掛著五一勞動節懸掛布條。在那個時期，當局不准五一勞動節縣掛布條，視為非法活動。但是工人不理禁令，還是在五一前夕，懸掛布條和紅旗。節日過后，就立即收起來。根據胡志明的記憶進行推算，馬共便定1930年4月30日為創黨日期。”
陳平又說：“馬共是在森美蘭瓜拉庇勞的樹膠園內正式成立。出席創黨的核心人物是共產國際的代表阮愛國，他是越南人。”
從上述的歷史印證，阮愛國（胡志明）與馬來亞結下的關係竟是從成立馬共開始。他不是通過合法的途徑進來而是潛進來的。按照今日的國際慣例，胡志明要么應以國家領導人身份到訪，豈可偷入馬來亞來搞政治活動？簡直是不可思議的。歷史的吊詭就在這里。
在這里我們又得到一個啟示，在東南亞國家未取得獨立前，政治似乎是沒有國界之分，尤其是所謂由蘇聯統領的共產國際運動，可說到了無孔不入的地步。
更大的迷思又可從中國駐馬來西亞首任大使王幼平的回憶錄中看到，這位大使來馬履新前是中國駐北越大使，一共做了5年2個月。他這樣形容胡志明：“1942年－1943年，胡志明在桂林蹲過大獄，他用中文寫下大量膾灸人口的革命詩歌，后來匯集成一本詩集 ──《獄中日記》。”
這意味著在條件不允許下，胡志明先在中國境內搞越南革命（中越有共同邊界），然後拉隊搞武裝鬥爭到越南。王幼平說，“1945年9月2日，胡志明在北坡洞里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承認。1949年10月，中國革命勝利后，立即承認胡志明的政府，也是第一個與越南建交的國家。”（我弄不明白，為什么當年蘇聯沒有承認胡志明的政權？）
接著，回憶錄又說，“中國政府協助越南進行了著名的“奠邊府戰役”（1954年），協助越南政府還都河內。”根據日內瓦會議（1954年）的決議，越南分成南北越，北越歸胡志明統治，南越則由親西方的保大皇帝控制。1955年，吳庭艷發動政變，建立越南共和國（南越）。
王幼平還有一段有趣的回憶，在建交之初，“胡志明到中國大使館就像鄰居串門一樣，敲敲門就進來了。他到越南北部視察工作時，經常越境進入中國，用餐休息后，又回到越南。胡志明把中國看作他的老家，生活習慣也已中國化。”
王幼平是在1969年中國文化大革命高潮時到任，曾與胡志明吃過兩次飯，無所不談。同年9月2日胡志明與世長辭，全國為之悲慟。終年79歲。
可以這么說，胡志明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看到其祖國南北越的統一。如果他在世，也許不會允許西貢解放后，易名為胡志明市；也會避免發生1979年的中越戰爭。但歷史和胡志明開了一個悲喜劇的玩笑。
我們真的無法理解一生飄泊，到處革命的胡志明，可以造就一個統一與偉大的越南國家。但也因為他，馬共才會出現，又經過59年的艱苦歲月，才在1989年簽署“合艾和平協定”。同一個人帶出兩個不同的結局，這證明胡志明不屬于馬來亞（后來的馬來西亞），因此他不可能給馬共帶來好運。
（註：本欄上期“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一文中第四段有關巫統與馬華組成“聯盟”，實為1952年而非1957年，答應更正。）
23.5.05
華文師資無需捨近求遠 （横刀立马）
*飞扬
教育部長希山慕丁說，教育部可能引進一些優質的中國教師，協助政府培訓更多高素質的華文教師。
這是政府宣佈要在國小推行第三語文后所引發的新動向。
在原則上，我們歡迎政府在小學推行學習第三語文的政策，因為我國是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學生多掌握一種語文是有利無弊的，但政府要怎樣推行和如何落實，我們尚未得知，只是知道政府不要調動現有的華小老師，而是要從新的資源找老師。
如果說，在國小推動第三語文，華文自然會比較上風，其一是華語華文已成為國際通用語，不再只限于華人的母語；其二華人的人數比較多，再連同馬來學生也愛學習華語的，則人數就會相對增加。
我們姑且假設全國有一半以上的國小選擇以華語作為第三語文，那師資肯定不足應付，而政府又如何解燃眉之急？
因為目前華小仍然“鬧師資荒”，肯定無法施予援手，我們若期待中國的老師來培養本地華文師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短則三年，長則五年。這樣一來，在第九大馬計劃下，可能已到期了才出現第一批的受訓老師。
與其捨近求遠，我們建議政府開明地看待現存的全國六十間獨中。這些華文中學培養出來的畢業生，若能被政府選用成國小的華文老師，肯定能有效地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反之，若政府沒有看到這一大批待用的“師資”（若在高中時被培養或用一年的時間培訓畢業生）的優勢，那是國家的損失。
我們的理由如下：
1. 獨中畢業的華校生，經過挑選后，必定有數以千計適合被培訓成國小華文老師的，我們又何愁師資短缺？
2. 獨中的華校生，基本上也能操國英文，派他們到國小任教，自然會熟悉環境，也會使用國語作講解，方便馬來同胞入門。
3. 本地人對國家有一份深厚的情感，若是政府因材施用，給獨中生一個新的就業管道，我們相信許多獨中生願意成為合格的老師。
外面的人常讚我國是保有較完整華文體系的其中一個，而且程度也不差，為何我國會缺華文師資呢？問題就出在政府對獨中採取的態度，未把它納入正規教育體系中。
其實，我們在保持如此完整的華教體系的當兒，卻要向中國取經來培訓小學老師是很說不過去的。我們所要的是高層次或說研究院的中國老師來提昇現有的華文水平（目前大馬的中文中學水平已經被列為相當不錯了，例如獨中畢業生赴中國深造，可免考漢語考試，證明中國也承認獨中生的華文水平已達到高中程度），而不是向中國求助小學師資。
馬華公會如果能在這方面向教育部提供寶貴的意見，認識獨中的華文水平，就不必老遠跑到中國“求經和取經”。
我們相信，獨中畢業生來教國小的華語華文是綽綽有余的，只要獨中生被提供這樣的機會，不用說國小不乏華文師資，就連華小的“師資荒”也可一併解決。
因此問題的關鍵是我們不要忽視獨中生正可派上用場，整個問題便可在短期內得到較為圓滿的解決。
教育部長希山慕丁說，教育部可能引進一些優質的中國教師，協助政府培訓更多高素質的華文教師。
這是政府宣佈要在國小推行第三語文后所引發的新動向。
在原則上，我們歡迎政府在小學推行學習第三語文的政策，因為我國是個多元種族的社會，學生多掌握一種語文是有利無弊的，但政府要怎樣推行和如何落實，我們尚未得知，只是知道政府不要調動現有的華小老師，而是要從新的資源找老師。
如果說，在國小推動第三語文，華文自然會比較上風，其一是華語華文已成為國際通用語，不再只限于華人的母語；其二華人的人數比較多，再連同馬來學生也愛學習華語的，則人數就會相對增加。
我們姑且假設全國有一半以上的國小選擇以華語作為第三語文，那師資肯定不足應付，而政府又如何解燃眉之急？
因為目前華小仍然“鬧師資荒”，肯定無法施予援手，我們若期待中國的老師來培養本地華文師資，也不是一朝一夕的，短則三年，長則五年。這樣一來，在第九大馬計劃下，可能已到期了才出現第一批的受訓老師。
與其捨近求遠，我們建議政府開明地看待現存的全國六十間獨中。這些華文中學培養出來的畢業生，若能被政府選用成國小的華文老師，肯定能有效地解決師資不足的問題。反之，若政府沒有看到這一大批待用的“師資”（若在高中時被培養或用一年的時間培訓畢業生）的優勢，那是國家的損失。
我們的理由如下：
1. 獨中畢業的華校生，經過挑選后，必定有數以千計適合被培訓成國小華文老師的，我們又何愁師資短缺？
2. 獨中的華校生，基本上也能操國英文，派他們到國小任教，自然會熟悉環境，也會使用國語作講解，方便馬來同胞入門。
3. 本地人對國家有一份深厚的情感，若是政府因材施用，給獨中生一個新的就業管道，我們相信許多獨中生願意成為合格的老師。
外面的人常讚我國是保有較完整華文體系的其中一個，而且程度也不差，為何我國會缺華文師資呢？問題就出在政府對獨中採取的態度，未把它納入正規教育體系中。
其實，我們在保持如此完整的華教體系的當兒，卻要向中國取經來培訓小學老師是很說不過去的。我們所要的是高層次或說研究院的中國老師來提昇現有的華文水平（目前大馬的中文中學水平已經被列為相當不錯了，例如獨中畢業生赴中國深造，可免考漢語考試，證明中國也承認獨中生的華文水平已達到高中程度），而不是向中國求助小學師資。
馬華公會如果能在這方面向教育部提供寶貴的意見，認識獨中的華文水平，就不必老遠跑到中國“求經和取經”。
我們相信，獨中畢業生來教國小的華語華文是綽綽有余的，只要獨中生被提供這樣的機會，不用說國小不乏華文師資，就連華小的“師資荒”也可一併解決。
因此問題的關鍵是我們不要忽視獨中生正可派上用場，整個問題便可在短期內得到較為圓滿的解決。
林建寿，七人帮，林苍佑
果然不出所料，當林建壽于1977年成為馬華檳州聯委會主席后，他就積極的佈署扳倒林蒼祐，而不是把精力放在所謂“工農組”身上，究竟他有什么工農群眾？他是心知肚明的。
但要擊垮林蒼祐，確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尤其是馬華與民政同屬國陣“兄弟黨”，不准在大選時上演“兄弟鬩牆”的鬥爭。于是當當時馬華黨內有一批跟隨林建壽的人也隨著他起舞，企圖通過另外一種形式來震撼民政的主導地位。
林建壽先是放出風聲，馬華不再接受1974年大選的分配只有3個州議席，即使是分得5個州議席也不滿意（按馬華在1974年大選后，爭取4名行動黨議員跳槽，州議員從1人增至5人）。雖然他沒有言明馬華要多少席，但顯然是希望與民政分得相等的州議席。在他看來，馬華已經強大，不能再被小視；尤其是他領導的檳州馬華，不再是“昔日的吳下阿蒙”。他的自信心的爆棚，可以從下列的言行中窺見一二。他說，如果馬華分不到滿意的議席，將以馬華的黨徵在檳州參加大選，以和民政一較高低。
我們不知道他是不知或是採取激將法，因為從一開始，馬華與巫統及國大黨的合作，從來未用馬華黨徵獨自參加大選。況且，馬華的黨徵也未向選舉委員會注冊，何來馬華獨樹一幟？這條路肯定行不通。
繼之，他又放風聲說會有一批馬華黨員將以獨立人士參加競選。這樣子做等于是“違反”國陣精神，完全不被允許。吊詭的是馬華高層，特別是李三春對此禁若寒蟬，竟放手讓林建壽去「自導自演」一場大選鬧劇。
當1978年6月21日大選提名日，一馬當先的“身先士卒”的馬華地方黨要竟是在1965年在喬治市市議會被接管后的調查庭上向林建壽強烈開炮的馬卓達，真是有些不可思議。
“政治上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這句話套在林建壽和馬卓達的身上，是貼切不過的。
究竟馬卓達是何人？為什么他與林建壽有這段“情仇恩怨”？原來他是一名電器商，很早已加入馬華公會。在1978年時，他還是馬華丹絨區會的主席。1969年他首次參加州大選，但這一年是馬華倒霉的一年，在州議席選舉中輸得一乾二淨，連首席部長王保尼也在陰溝里翻船，更遑論馬卓達能出人頭地了。失敗后的檳州馬華，只好“臥薪嘗膽”。馬卓達在1974年州大選又失敗，不認命又能怎樣？
但在林建壽登台之后，馬卓達竟是“一笑泯恩仇”，與林建壽打得火熱。不因為兩人有什么共同理想，而是在林建壽眼中，馬卓達這位“炮擊手”正可以派上用場，甚至有時候可以成為林建壽“影子”的代言人。
在馬卓達率領下，有一批黨員“壯烈出陣”，在民政的州議席選區提台，在最后一分鐘勉強湊成七人，組成一個所謂“人民獨立陣線”。
除了馬卓達（參加甘榜哥南州議席）外，另外6人是提名丹絨國會的何啟斌（理大畢業生），提名高淵國席和爪夷州席的邱思慶（醫生），提名柑仔園州議的林嘉彬（林建壽的忠實擁護者），提名巴當哥打州議席的布商顏嘉炳（與林蒼祐對壘）及提名雙溪檳榔州席的小商人陳充惠。
這七人專挑民政黨選區下手，也就是在政壇上被冠上“七人幫”的狙擊手。“七人幫”這政治專有名詞就是這么而來的。
馬卓達是“七人幫”的頭目，他對林蒼祐展開了十分猛烈的攻擊。最令林蒼祐孰不可忍的是馬卓達指責民政黨是“拆厝黨”，海報布條懸掛在光大中心地帶，要“林蒼祐還我家園”。更出現老太婆在政治座談會上斥責林蒼祐拆屋趕走她的住所。
總之，十分難堪的言語和標語滿天飛，極盡其醜化林蒼祐之能事，也煽起巴剎小販對林蒼祐夫人冷言冷語。
馬卓達所抓住的課題，就是林蒼祐推動的“光大”發展計劃，影響了附近的舊屋要拆遷。這個地區正好落在甘榜哥南的州選區。馬卓達煽起的情緒，招招都是要致林蒼祐于死地。
他究竟與林蒼祐有什么深仇大恨？非得要“整死”林蒼祐不可？（我在馬卓達晚年時，大概是1999年，曾與他有過一次長談，不久后他即逝世。他用十分堅定的語氣說，他們是在林建壽的策劃下出來倒林蒼祐和民政黨的。而他本身卻與林蒼祐沒有什么恩怨。但在那個驚濤駭浪的政治風暴的年代，他是火車頭，一頭栽進政治漩渦而不能自拔）。
林蒼祐在十分激動和憤怒的心情下，直斥“七人幫”是一群沒有紀律的政治爛渣滓，是自找毀滅的“旅鼠”（Lemming）（旅鼠習慣成群結隊走向海中自殺）。這些人也是政治阿Q。
馬華公會對于所謂“七人幫”的橫沖直撞，也未正式表態，李三春知道林建壽在做什么；林建壽也知道他在做什么。可憐的“七人幫”雖然也想博出位，但他們都成了政治鬥爭的棋子。開票當晚，“七人幫”全軍盡墨。這一下子，林建壽知道此路不通，在不受馬華責備下，他又開展和佈署另一場鬥爭。
林蒼祐備受“七人幫”的干擾，以致民政黨參加11席，幸保住8席；馬華參加5席，只保住2席，巫統參加10席，贏得9席。
雖然林蒼祐安然渡過險關，但民政元氣已傷，看在林蒼祐眼里，「此仇不報非君子」！他知道這是馬華沖著他而來，他也知道林建壽會有下一個動作，而眼前是再領導檳州政府，為民政黨的未來作盤算。因為林建壽仍然是馬華檳州主席，他不能掉以輕心。
這一下子，因為林建壽的介入，民政與馬華的關係又告惡化，心病更是無法治癒。先是在表面上，彼此又維持友黨關係。但誰都看得出來，這種“不誠無物”的合作，是遲早要表面化的。
馬華與民政的恩怨，真是罄竹難書。不過鬥來鬥去，不是什么思想與政策之爭，而是為了爭權奪利。馬華要奪回檳州的首席部長，民政要保住檳州的領導權。這之中不涉及巫統的利益，而是華人族群在一個小小的地盤，打到頭破血流，不信你再看80年代的鬥爭，直教你眼花繚亂。
22.5.05
馬華與新民族主義
檳州馬青分團于5月6日舉辦一場政治論壇，邀請全國總團長翁詩傑及我針對“馬華的未來走向”作專題演講，主持人是黃泉益。我從馬華的歷史演變及國家的政治變化切入這個課題，因而提出“馬華與新民族主義”來闡述我的觀點。
歷史是這樣告訴我們的：1945年日蝗軍投降后，英軍重臨馬來亞，與馬共展開角力戰。1946年巫統宣告誕生，展現馬來民族主義的凝集力量，于1948年與英殖民政府簽署“馬來亞聯合邦”協定，標誌著馬星在政治上分家。同年英軍實施緊急法令，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進而將大部份華人鄉民趕入“新村”，以圖切斷馬共與鄉民的聯系。
由于“新村”生活苦不堪言，導致了馬華公會在1949年2月27日成立，以蘇解民困。因此馬華“依據本身的方式和作風，開展馬華的民族主義運動”（參閱馬華黨史）
1957年，巫統的“民族主義”與馬華的“民族主義”相結合，催生了“聯盟”乃至后來的“國陣”。在國家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大形勢下，聯合了國大黨各自表述本身的民族主義，又相互合作，帶領馬來亞于1957年獨立，並于1963年擴大成為“馬來西亞聯邦”。
但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民族主義的口號已被國家原則提倡的國家主義所取代，來促成一個“馬來西亞民族”。
這就是說，整整30余年來，在保持原來的政治格局下，一種奇妙的和諧使到馬來西亞處于穩定與和平的狀態中。而這種政治奇蹟不等于巫統、馬華和國大黨已經解散形成一個單一政黨。恰恰相反，它們在保護族群利益方面依然不變，用以回應反對黨的挑戰。這意味著，在政治鬥爭的策略上，巫統和馬華各有所依，又有所整合，一種與以前不同內涵的民族主義都在各自的黨內滋長和出現。
這種新的內涵，簡單的說，就是在多元種族社會中，湧現出既保護本身民族利益又具有容忍與不越位的索求。
馬華公會在這方面表現得非常低調，以致被人批評為失去方向或沒有方向或只有國陣方向的政黨。馬華公會在陷入苦思后，打出“華人教育”的旗號來演繹其“民族主義”的精神。從拉曼學院到拉曼大學；從浮羅交怡教育計劃到終身學習莫不展示馬華對民族教育的重視與所取得的成就。
但單在教育上的成功尚不足在整體上反映作為一個華人政黨的具體政治功利主義，因此馬華的新領導層提出了創立“三品”，即“人品、官品、黨品”的重要性，以期帶動華社的認同，我們從黃家定身上看到他有一種求變的願景。
順著這一形勢，馬華確是可以在政治上尋求一種新的思維和指導方向，塑造“新的民族主義”的“品牌”，與馬華直接掛鉤。
它的框架是在民主政治的範疇內，鑄造一個不講求意識形態，不訴諸強求，不進行對立，只講求整合與合作下的理性民族合理權益的維護。這種有系統、有目標、有議程的對華人問題進行研究與協商，自然可以促使馬華公會扮演一個領導族群的角色。
今天的社會所要求的已不是先有華人支持與團結才能使政黨發揮功效，而是轉過來由政黨來引導華人如何走向與溶入和諧的社會，這就需要馬華在政治層面上打造一個“新民族主義”的理念來配搭巫統的“新馬來人”的理念，共同創造一個進步與和諧的馬來西亞。
因此馬華公會的未來走向應該是以“新民族主義”樹立其政治大方向，它不會也不被允許所謂的“逃離政治”，而是將新的內涵和新的精神努力促成：
確保所有的族群適當地分享國家資源和承擔社會責任。通過民族的凝聚力量進行理性、有效、容忍和協商的對話取得雙贏局面。只要馬華主動拿出成績取信于民，它自然名正言順是代表華人的第一大黨。
‚馬華與民政的合併，以整合華人的政治力量。民族利益永遠是放在第一位，黨和個人的利益是服膺于民族利益之下的。
ƒ精兵簡政。果敢地對馬華黨員進行全面的重新登記。五十萬的精兵將使一個黨在實質上壯大和穩固。中共黨員只佔全國人口不到5%，馬華無需繼續沿用傳統的以華人人口的比例來追求20%之黨員。質重于量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遍原理。
„推動終身學習是為了提昇華人的政治意識和對政黨政治的理念的理解，因此在“三品”之后加多一個“民品”。換句話說，黨指引個人追求充實的人生，但不能包辦個人的生老病死。推廣而言，黨為族群指引方向，它是為族群、為全民為國家而存在的。這樣黨就可以成為個人或群族的核心力量。關鍵就在于黨怎樣樹立一個新形象，新精神和新活力？
由此來看，馬華未來走向是與“新民族主義”精神的提倡分不開的。這只是我個人粗枝大葉的初步構想。這只是一個理念，不知新人新作風而又有新使命的黃家定有何看法？（部份內容取自作者演詞）
歷史是這樣告訴我們的：1945年日蝗軍投降后，英軍重臨馬來亞，與馬共展開角力戰。1946年巫統宣告誕生，展現馬來民族主義的凝集力量，于1948年與英殖民政府簽署“馬來亞聯合邦”協定，標誌著馬星在政治上分家。同年英軍實施緊急法令，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進而將大部份華人鄉民趕入“新村”，以圖切斷馬共與鄉民的聯系。
由于“新村”生活苦不堪言，導致了馬華公會在1949年2月27日成立，以蘇解民困。因此馬華“依據本身的方式和作風，開展馬華的民族主義運動”（參閱馬華黨史）
1957年，巫統的“民族主義”與馬華的“民族主義”相結合，催生了“聯盟”乃至后來的“國陣”。在國家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大形勢下，聯合了國大黨各自表述本身的民族主義，又相互合作，帶領馬來亞于1957年獨立，並于1963年擴大成為“馬來西亞聯邦”。
但是在1969年“513”事件后，民族主義的口號已被國家原則提倡的國家主義所取代，來促成一個“馬來西亞民族”。
這就是說，整整30余年來，在保持原來的政治格局下，一種奇妙的和諧使到馬來西亞處于穩定與和平的狀態中。而這種政治奇蹟不等于巫統、馬華和國大黨已經解散形成一個單一政黨。恰恰相反，它們在保護族群利益方面依然不變，用以回應反對黨的挑戰。這意味著，在政治鬥爭的策略上，巫統和馬華各有所依，又有所整合，一種與以前不同內涵的民族主義都在各自的黨內滋長和出現。
這種新的內涵，簡單的說，就是在多元種族社會中，湧現出既保護本身民族利益又具有容忍與不越位的索求。
馬華公會在這方面表現得非常低調，以致被人批評為失去方向或沒有方向或只有國陣方向的政黨。馬華公會在陷入苦思后，打出“華人教育”的旗號來演繹其“民族主義”的精神。從拉曼學院到拉曼大學；從浮羅交怡教育計劃到終身學習莫不展示馬華對民族教育的重視與所取得的成就。
但單在教育上的成功尚不足在整體上反映作為一個華人政黨的具體政治功利主義，因此馬華的新領導層提出了創立“三品”，即“人品、官品、黨品”的重要性，以期帶動華社的認同，我們從黃家定身上看到他有一種求變的願景。
順著這一形勢，馬華確是可以在政治上尋求一種新的思維和指導方向，塑造“新的民族主義”的“品牌”，與馬華直接掛鉤。
它的框架是在民主政治的範疇內，鑄造一個不講求意識形態，不訴諸強求，不進行對立，只講求整合與合作下的理性民族合理權益的維護。這種有系統、有目標、有議程的對華人問題進行研究與協商，自然可以促使馬華公會扮演一個領導族群的角色。
今天的社會所要求的已不是先有華人支持與團結才能使政黨發揮功效，而是轉過來由政黨來引導華人如何走向與溶入和諧的社會，這就需要馬華在政治層面上打造一個“新民族主義”的理念來配搭巫統的“新馬來人”的理念，共同創造一個進步與和諧的馬來西亞。
因此馬華公會的未來走向應該是以“新民族主義”樹立其政治大方向，它不會也不被允許所謂的“逃離政治”，而是將新的內涵和新的精神努力促成：
確保所有的族群適當地分享國家資源和承擔社會責任。通過民族的凝聚力量進行理性、有效、容忍和協商的對話取得雙贏局面。只要馬華主動拿出成績取信于民，它自然名正言順是代表華人的第一大黨。
‚馬華與民政的合併，以整合華人的政治力量。民族利益永遠是放在第一位，黨和個人的利益是服膺于民族利益之下的。
ƒ精兵簡政。果敢地對馬華黨員進行全面的重新登記。五十萬的精兵將使一個黨在實質上壯大和穩固。中共黨員只佔全國人口不到5%，馬華無需繼續沿用傳統的以華人人口的比例來追求20%之黨員。質重于量是放之四海皆準的普遍原理。
„推動終身學習是為了提昇華人的政治意識和對政黨政治的理念的理解，因此在“三品”之后加多一個“民品”。換句話說，黨指引個人追求充實的人生，但不能包辦個人的生老病死。推廣而言，黨為族群指引方向，它是為族群、為全民為國家而存在的。這樣黨就可以成為個人或群族的核心力量。關鍵就在于黨怎樣樹立一個新形象，新精神和新活力？
由此來看，馬華未來走向是與“新民族主義”精神的提倡分不開的。這只是我個人粗枝大葉的初步構想。這只是一個理念，不知新人新作風而又有新使命的黃家定有何看法？（部份內容取自作者演詞）
20.5.05
連宋向“中華民國”告別？ （横刀立马）
*飞扬
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四月杪至五月中先后完成對中國大陸的訪問。一個是“和平之旅”，一個是“搭橋之旅”，但意思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啟開兩岸封閉已久的對話大門。
不論他們達成何種成果，也不論阿扁及李登輝怎樣否定連宋之行是無意義和沒有作用的，至少有一件事在我們今天看來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國親兩黨在政治上作了比較明確的表態：兩岸一中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示與陳水扁的民進黨鼓吹的一邊一國或台灣獨立的主張一刀兩斷。
這就是說，在今天，國民黨及由國民黨分裂出來的親民黨第一次有勇氣公開表達“一個中國”的理念，不再像過去面對阿扁的連環攻勢時，顯得被動與招架無力，以致台灣人民對國親兩黨的不堅定與含糊的立場感到迷惑，甚至解釋成與阿扁的立場沒有多大的差別，導致阿扁的“明確”的“台灣是有異于大陸的主權國家”論稍占上風，進而爭取到選民把票投給一個有“激情和煽情”的民進黨，把僵化和不善于轉變的國民黨拉下台。
國民黨也好，親民黨也好，在其領導人未正式訪問大陸前，其立場是十分暖昧的，一方面堅持台灣是“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另一方面又反對阿扁的“台獨”論或李登輝口中所說的，“台灣是一個與大陸不相干的獨立體”。
這種焉語不清的自圓其說很難使台灣人接受國親黨在政治立場上與民進黨是不同的，因為堅持“中華民國”就是一個“獨立國”，幹嘛反對阿扁的“台獨”？
如果國親黨並不能卸下歷史包袱，一味迷信台灣就是“中華民國”，那么民進黨大膽地鼓吹“台獨”，標明要將“中華民國”轉成“台灣共和國”又有何不可呢？
正是這種論調讓台灣人民認為選民進黨或選國親黨都是大同小異的，所不同的是人的素質的比較。民進黨似乎洞悉先機，鼓動台灣新生的一代只認同台灣人，不要認同大陸人的口號就比起國親黨的死守“中華民國”的舊招牌，卻又無法與中共抗爭的政治取向更為明顯嗎？
事實上，我們將國親黨的“中華民國”實體論拿來驗證，就比阿扁的“獨立論”遜色。新台灣人已不再迷戀“中華民國”有朝一日可以打回大陸，也不天真地以為“中華民國”就是包括大陸在內的一個主權國家，他們只是實事求是地以台灣人的利益為依歸，管他“台灣國”或“中華民國”呢？
阿扁巧妙地利用台灣人的心態達成了執政的目的，但想推進一步實現“台灣共和國”，阻力和麻煩跟著來了。其一是中國不允許也不會讓台灣分割出去；其二國際社會沒有法理依據來承認台灣是另一個國家；其三是台灣人民不會要在浴血中立國。現在不是好好嗎，為何要弄得劍拔弩張，緊張兮兮呢？
在這種僵局中，國親兩黨為了挽救聲望的下跌，只好痛定思痛中作一個痛苦和較明確的決定。于是有了中國之旅。
連宋的中國之旅從政治意義上來說，是向歷史告別，是向20世紀告別，不再迷思“中國民國”是“絕對不變”的旗號。
他們的政治賭注（在台灣人民看來也許是一場政治賭博和立場的逆轉）在今天來評價是肯定多于否定，至少他們已能夠讓自己的黨從歷史解脫出來，告別“中華民國”而準備溶入一個已經改變的中國大家庭中。
這個過程是緩慢也會阻力重重的，因為兩黨都不是執政黨，而身為執政黨的阿扁則說若以“兩岸一中”來会面，他不要談。
但決定權不在阿扁手里，而是台灣選民要一個能與中共打交道的國親黨或與中共對抗或對峙的民進黨？這就是連宋訪華帶出的一個新的訊息和新的政治方向。
國民黨主席連戰與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四月杪至五月中先后完成對中國大陸的訪問。一個是“和平之旅”，一個是“搭橋之旅”，但意思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啟開兩岸封閉已久的對話大門。
不論他們達成何種成果，也不論阿扁及李登輝怎樣否定連宋之行是無意義和沒有作用的，至少有一件事在我們今天看來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國親兩黨在政治上作了比較明確的表態：兩岸一中或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以示與陳水扁的民進黨鼓吹的一邊一國或台灣獨立的主張一刀兩斷。
這就是說，在今天，國民黨及由國民黨分裂出來的親民黨第一次有勇氣公開表達“一個中國”的理念，不再像過去面對阿扁的連環攻勢時，顯得被動與招架無力，以致台灣人民對國親兩黨的不堅定與含糊的立場感到迷惑，甚至解釋成與阿扁的立場沒有多大的差別，導致阿扁的“明確”的“台灣是有異于大陸的主權國家”論稍占上風，進而爭取到選民把票投給一個有“激情和煽情”的民進黨，把僵化和不善于轉變的國民黨拉下台。
國民黨也好，親民黨也好，在其領導人未正式訪問大陸前，其立場是十分暖昧的，一方面堅持台灣是“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國家；另一方面又反對阿扁的“台獨”論或李登輝口中所說的，“台灣是一個與大陸不相干的獨立體”。
這種焉語不清的自圓其說很難使台灣人接受國親黨在政治立場上與民進黨是不同的，因為堅持“中華民國”就是一個“獨立國”，幹嘛反對阿扁的“台獨”？
如果國親黨並不能卸下歷史包袱，一味迷信台灣就是“中華民國”，那么民進黨大膽地鼓吹“台獨”，標明要將“中華民國”轉成“台灣共和國”又有何不可呢？
正是這種論調讓台灣人民認為選民進黨或選國親黨都是大同小異的，所不同的是人的素質的比較。民進黨似乎洞悉先機，鼓動台灣新生的一代只認同台灣人，不要認同大陸人的口號就比起國親黨的死守“中華民國”的舊招牌，卻又無法與中共抗爭的政治取向更為明顯嗎？
事實上，我們將國親黨的“中華民國”實體論拿來驗證，就比阿扁的“獨立論”遜色。新台灣人已不再迷戀“中華民國”有朝一日可以打回大陸，也不天真地以為“中華民國”就是包括大陸在內的一個主權國家，他們只是實事求是地以台灣人的利益為依歸，管他“台灣國”或“中華民國”呢？
阿扁巧妙地利用台灣人的心態達成了執政的目的，但想推進一步實現“台灣共和國”，阻力和麻煩跟著來了。其一是中國不允許也不會讓台灣分割出去；其二國際社會沒有法理依據來承認台灣是另一個國家；其三是台灣人民不會要在浴血中立國。現在不是好好嗎，為何要弄得劍拔弩張，緊張兮兮呢？
在這種僵局中，國親兩黨為了挽救聲望的下跌，只好痛定思痛中作一個痛苦和較明確的決定。于是有了中國之旅。
連宋的中國之旅從政治意義上來說，是向歷史告別，是向20世紀告別，不再迷思“中國民國”是“絕對不變”的旗號。
他們的政治賭注（在台灣人民看來也許是一場政治賭博和立場的逆轉）在今天來評價是肯定多于否定，至少他們已能夠讓自己的黨從歷史解脫出來，告別“中華民國”而準備溶入一個已經改變的中國大家庭中。
這個過程是緩慢也會阻力重重的，因為兩黨都不是執政黨，而身為執政黨的阿扁則說若以“兩岸一中”來会面，他不要談。
但決定權不在阿扁手里，而是台灣選民要一個能與中共打交道的國親黨或與中共對抗或對峙的民進黨？這就是連宋訪華帶出的一個新的訊息和新的政治方向。
16.5.05
李三春與林建壽
1974年大選塵埃落定后，新的政治格局已告定型，那就是“國陣”（國民陣線）已取代“聯盟”。過去的三角聯盟已不復存在，真正的大贏家是巫統，因為它制衡了許多的政黨圍繞在他的旗下，更凸顯它的不可動搖的主導乃至至尊的地位；連回教黨都能被招安，還有什么政黨不能被一統呢？剩下民主行動黨是個例外，或者聯盟不認為行動黨的加入是必要的，以避免“重蹈”1963年新加坡加入大馬后又因理念的不同而分道揚鑣；再者一個履行民主的國家，沒有“較有象徵性”的反對黨存在對民主政治是一個缺陷。就這樣，民主行動黨一直到今天都無法納入政治主流中。
反之，在這個洗牌的過程中，即使不是輸家，但肯定是失意的政黨是馬華公會。這就是為什么在1974年敦拉薩推動國陣成立時，馬華公會是最后加入的一個。
馬華公會的進退兩難是有史可查的。當1969年大選馬華失利后（派出33名候名人，只剩下13個國席，與行動黨相同數目），就曾萌起退出內閣之意，但“513”事件后，它又重返內閣，只是代表性已被削弱，也難怪陳修信要搞華人大團結。可是事與願違，團結的結果是分裂，以致陳修信選擇退休。
李三春在1974年的登台，對馬華失去檳州主導政權是耿耿于懷的，不是他與林蒼祐有什么個人恩怨（有恩怨的是林蒼祐與陳修信），而是他不能忍受民政黨竟然搖身一變，成為與馬華同一屋檐的國陣成員，又拉攏失意的華黨員入黨，甚至被視為另一個有代表性的華人政黨。
這個時候，閑著的前社陣領袖林建壽也苦無出路，一方面社陣已杯葛大選（1969年），且已不復存在，勞工黨又于1972年注冊被吊銷，他已經成為政治曠野的寂寞人。
正是不甘寂寞讓林建壽與李三春「化敵為友」，最為諷刺性的是林建壽搬出那套為「大眾請命」的概念，要在馬華公會內設立工農局竟也得到李三春一口允諾。李三春的解釋是：馬華要改變大資本的形象，馬華要成為所有華人，包括窮人的代表。
從理論上，馬華是試圖轉變它一向以來代表資產階段的形象，轉而也向工農群眾招手，但問題是：林建壽是工農出身的代表嗎？他在這方面有代表性嗎？即使他曾是左派社陣的領袖，也不意味著他已擺脫資產階級的思想而成為不折不扣的工農階級的代言人。充其量他們之間是“右”的資產階級對上“左”的資產階級的相互利用。
李三春不是要林建壽搞什么如同“中國文化大革命”式的“工農萬歲”或將它擺在馬華第一位，使馬華成為一個代表“工農階級”的政黨。他要林建壽充份發揮他的剩餘價值（頭上還戴著已不發亮的“鋤頭和鐮刀”），向民政黨發起反攻，因為他知道只有林建壽可以給林蒼祐帶來威脅。
他的強悍作風正好是馬華領導層中所缺乏的。第一個步驟是李三春本人在1975年兼任馬華檳聯委會主席，取代好好先生的岑亞就。岑亞就曾對我說，馬華要大刀闊斧改變，他不適合繼續領導，只好退位讓賢。
因此第二個步驟是李三春在時機成熟時，于1977 年將檳州聯委會主席職讓于林建壽。而在1974 年在國會選舉中（馬打古魯區）冒出頭的林良實只好接受這樣的安排。
林建壽方面其實也不是要馬華公會改變什么。他身為資產階級份子參加資產階級的政黨與他的一向的出身背景並是沒有太大的差異。
如果你問我林建壽不是已經是工農階級的代表嗎？而且思想意識是向左轉的，他不是已被改造成或過渡成“無產階級”的思想家嗎？我的答案是置疑的。我觀察他在勞工黨乃至社陣的言行，他是在推行費邊社的社會主義（也就是如同英國工黨的改良社會主義）政策，他不曾也沒有溶入社陣那個大洪流時代的大鬥爭中。從他在1967年被摒出勞工黨領導層可得到這樣的結論。不論那個年代勞工黨的政策是否過激和深受“文革”的影響，林建壽已不是他們的同路人。
當勞工黨不能夠為他提供平台后，他最有可能的選擇是加入馬華公會。他不會參加林蒼祐的民政黨，因為他們是不咬弦的一對。
這就是說，林建壽參加馬華公會自有其政治議程，以借用馬華平台向林蒼祐發起攻勢，進而可能把林蒼祐拉下馬，以泄心頭之恨（林建壽在1963年參加市議會選舉時，被林蒼祐派出鄭耀林把他擊敗，這口氣他是嚥不下的）。
因此我們看到即使林建壽在馬華中委內是工農局的主席，他又何曾組織工農運動來壯大馬華？有的是在1974年的勞動節，促成馬華破天荒首次主辦慶祝五一勞動節。這種表面功夫是做給外人看。李三春和林建壽是心知肚明的。
事實上，馬華公會不因林建壽的加入而向左轉，更不因此而轉成社會主義政黨。恰恰相反，是馬華改變了林建壽，讓他還原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其中一份子（不錯他的家庭成員有與他一樣左傾的，但70年代后，他們又回到出身的資產階級），而且“名正言順”地用資產階級的鬥爭方式對付另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
這種既有政治目的，又符合個人恩怨發泄的政治舞台，正是林建壽所需要的。于是當1977年林建壽成為檳州馬華主席時，他就開始策劃第一個倒民政黨運動，尤其是沖著林蒼祐而來。
1978年的大選他在幕后導演的“七人幫”，就是要擊垮民政黨的堡壘，因而掀起一場驚濤駭浪的政治風暴。林建壽對此從來沒有正式承認，但也未有回應民政黨的指責，倒是“七人幫”出面人物之一的馬卓達（已逝世）在生前向筆者揭露這一段往事。
如果把它當成一場政治鬥爭，那就是一個政治狠招，令林蒼祐渾身解散進行反擊。
15.5.05
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
每年的5月3日，是聯合國訂下的“世界新聞自由日”。這是聯合國教科文機構於1993年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19條而確定的，至今已有12年的歷史。
為配合這個日子，韓江學院與上海大學聯辦的“大眾傳播系碩士班”的學生們特主辦一個講座會，邀請我以“過來人”的經驗針對這個課題作論壇演講。主持人是章瑛，另一主講者是莊迪澎。
我以《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為題先引述從網站取下的三則有關來自中國的學者對“新聞自由”的看法。第一位作者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常震波碩士指出，國家、政府和政黨是通往一切自由的三重門，因此目前的“新聞自由”是帶著“鐐銬在跳舞”。
第二位是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認為西方所鼓吹的“新聞自由”正逐漸把媒體去政治化。媒體集團希望媒體也能像電影、音樂及迪斯尼樂園那樣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商業利潤。
他進一步指出，通過互聯網鼓吹“新聞自由”尚未成氣候，而且在缺乏資源下，單靠技術是難以使互聯普及化，最終網絡媒體還是屬於集團運作的產業。
第三位是署名“凌言”的作者在《人民日報》駁斥美國的“新聞自由”是有其議程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響。例如美國2003年對伊拉克開戰，媒體幾乎傾向報導使人民相信這是一場“正義之戰”。
以上是中國人對“新聞自由”的看法。在媒體爭取“新聞自由”的今天，他們也認同“新聞自由”不是絕對的，即使美國也是有某種程度的相對性制約。
我們當然接受“新聞自由”不是絕對的詮釋，但在套上“自由”的當兒，它必然與民主政治掛鉤。在今天來說，民主政治已不是西方的專利品，而是原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國家也在推動民主政治，以致“新聞自由”也在這些國家成為時尚。
不論行使任何制度的國家，自然有其本身的“新聞自由”的“準則”。相對來說，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會比較重視“新聞自由”，但也不能沒有制約，馬來西亞也沒有例外。
舉例來說，在60年代，媒體對於來自中國的新聞或運動的報導都是十分克制的，甚至是略過的；尤其是馬共的新聞，更是禁忌。但隨著時代的改變，我國政府的立場也有很大的轉變，特別是在70年代中期，馬中建交后，本地媒體便享受到“新聞自由”刊登中國的新聞和評論文章。接著在80年代末期馬共解除武裝鬥爭，與馬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后，馬共的歷史和新聞就不斷地出現在本地媒體；甚至連馬共總書記陳平的回憶錄也得以公開出版和刊登。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
我這樣說，是想指出“新聞自由”是因時而異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新聞自由”的規範。
如果撇開政治或去政治化，則許多國家的媒體都享受充份的“新聞自由”，也難怪娛樂新聞、經濟新聞或副刊性的文章大行其道，不但篇幅增加，而且所占比例也比過去大幅度提高，除了說明讀者的口味趣味化外，也說明報章媒體正朝向電視媒體看齊，以非政治性的新聞爭取讀者。
但這樣的走向也並非是“新聞自由”的真正含意。它必須要提到政治議程來審視“新聞自由”，于是就出現諸多的批評，指媒體被操縱或被壟斷或已非專業性。反對黨及相關的知識份子發出的強烈聲音就以此為論據。
他們的不滿是認為政府或政黨給“新聞自由”下框框。不過，反過來，“新聞自由”的定義也不是由反對黨來決定的（當然政府也不會讓反對黨來鑑定“新聞自由”）。這樣一來，“新聞自由”成為一個爭議的課題了。
而報辦人在看待“新聞自由”上，除了必須要以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允許的空間進行運作外，也要顧及民間的一般反應和感受，它不可能也不被允許“新聞自由”被“移空”。因此對于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或政論，包括反對黨人的議論也會提供一些的“空間”，雖不能做到“平衡”，至少不會讓“新聞自由”成為“笑柄”。除非現狀能被改變，不然珍惜現有的“新聞自由”或者是需要的，即使是反對黨人和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團體也從未放棄對有限的空間作出表達的權利。
如果說捍衛民主政治成了“新聞自由”的保護傘，那么“新聞自由”又成了檢視“民主政治”的籌碼，兩者之間誰也離不開誰而獨自生存。
為配合這個日子，韓江學院與上海大學聯辦的“大眾傳播系碩士班”的學生們特主辦一個講座會，邀請我以“過來人”的經驗針對這個課題作論壇演講。主持人是章瑛，另一主講者是莊迪澎。
我以《新聞自由與民主政治》為題先引述從網站取下的三則有關來自中國的學者對“新聞自由”的看法。第一位作者是北京廣播學院的常震波碩士指出，國家、政府和政黨是通往一切自由的三重門，因此目前的“新聞自由”是帶著“鐐銬在跳舞”。
第二位是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認為西方所鼓吹的“新聞自由”正逐漸把媒體去政治化。媒體集團希望媒體也能像電影、音樂及迪斯尼樂園那樣給他們帶來巨大的商業利潤。
他進一步指出，通過互聯網鼓吹“新聞自由”尚未成氣候，而且在缺乏資源下，單靠技術是難以使互聯普及化，最終網絡媒體還是屬於集團運作的產業。
第三位是署名“凌言”的作者在《人民日報》駁斥美國的“新聞自由”是有其議程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影響。例如美國2003年對伊拉克開戰，媒體幾乎傾向報導使人民相信這是一場“正義之戰”。
以上是中國人對“新聞自由”的看法。在媒體爭取“新聞自由”的今天，他們也認同“新聞自由”不是絕對的，即使美國也是有某種程度的相對性制約。
我們當然接受“新聞自由”不是絕對的詮釋，但在套上“自由”的當兒，它必然與民主政治掛鉤。在今天來說，民主政治已不是西方的專利品，而是原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國家也在推動民主政治，以致“新聞自由”也在這些國家成為時尚。
不論行使任何制度的國家，自然有其本身的“新聞自由”的“準則”。相對來說，實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會比較重視“新聞自由”，但也不能沒有制約，馬來西亞也沒有例外。
舉例來說，在60年代，媒體對於來自中國的新聞或運動的報導都是十分克制的，甚至是略過的；尤其是馬共的新聞，更是禁忌。但隨著時代的改變，我國政府的立場也有很大的轉變，特別是在70年代中期，馬中建交后，本地媒體便享受到“新聞自由”刊登中國的新聞和評論文章。接著在80年代末期馬共解除武裝鬥爭，與馬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后，馬共的歷史和新聞就不斷地出現在本地媒體；甚至連馬共總書記陳平的回憶錄也得以公開出版和刊登。這在過去是難以想像的。
我這樣說，是想指出“新聞自由”是因時而異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新聞自由”的規範。
如果撇開政治或去政治化，則許多國家的媒體都享受充份的“新聞自由”，也難怪娛樂新聞、經濟新聞或副刊性的文章大行其道，不但篇幅增加，而且所占比例也比過去大幅度提高，除了說明讀者的口味趣味化外，也說明報章媒體正朝向電視媒體看齊，以非政治性的新聞爭取讀者。
但這樣的走向也並非是“新聞自由”的真正含意。它必須要提到政治議程來審視“新聞自由”，于是就出現諸多的批評，指媒體被操縱或被壟斷或已非專業性。反對黨及相關的知識份子發出的強烈聲音就以此為論據。
他們的不滿是認為政府或政黨給“新聞自由”下框框。不過，反過來，“新聞自由”的定義也不是由反對黨來決定的（當然政府也不會讓反對黨來鑑定“新聞自由”）。這樣一來，“新聞自由”成為一個爭議的課題了。
而報辦人在看待“新聞自由”上，除了必須要以政府的政策和法令允許的空間進行運作外，也要顧及民間的一般反應和感受，它不可能也不被允許“新聞自由”被“移空”。因此對于不同的意見，或批評或政論，包括反對黨人的議論也會提供一些的“空間”，雖不能做到“平衡”，至少不會讓“新聞自由”成為“笑柄”。除非現狀能被改變，不然珍惜現有的“新聞自由”或者是需要的，即使是反對黨人和民間的非政府組織團體也從未放棄對有限的空間作出表達的權利。
如果說捍衛民主政治成了“新聞自由”的保護傘，那么“新聞自由”又成了檢視“民主政治”的籌碼，兩者之間誰也離不開誰而獨自生存。
9.5.05
1974年的四件大事
如果说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事件是国家的政治分水岭，那么1974年则是马来西亚政治立场与外交政策的大转变，也改写马来西亚的政治历史。
第一件最突出的划时代新闻是我国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于1974年5月28日至6月3日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并缔结邦交。这在“风雷激荡”的年代是难于想象的。
所谓“风雷激荡”是指中国仍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而且仍然由毛泽东主席一统朝政。这种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与大力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政策严格来说，是与马来西亚一向以来推行的亲西方的资本主义政策格格不入的，但为什么敦拉萨来一个180度的转变？这当然是有迹可循的。
各种传媒，尤其是华文报章更在这个课题上大作文章。那时我已在编辑部负责主导性工作，因此决定针对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的改变进行分析和探讨。
我们终于发现，郭拉萨显然是要表现与东姑阿都拉曼时代截然不同的政策，而且也不讳忌起用一批具有左派思想的人物围绕在他身旁，以便出谋划策。这些人中包括在后来被第三任首相胡先翁于1976年逮捕的沙末依斯迈（海峡时报执行编辑），阿都拉阿末（首相署副部长）及阿都拉马日（副劳工部长）等人。他们被已退休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形容为在政府中的“亲共份子”，且有受到苏联的影响（他们后来也在电视台发表自白书）。
由于这些人在“513”过后获得政治影响力，也就为敦拉萨策划新的外交方针。先是于1971年5月派遣东姑拉沙里率贸易团访问中国，试探中国的政治气候，3个月后，中国投挑报李，为两国贸易的“正常化”迈开第一步；接着在同年十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地位，而换取中国宣布支持东南亚地区化为无核、中立与自由的地带。
为了平衡国际势力，敦拉萨先于1972年访问苏联与东欧国家，启开建交之门。
两年之后，敦拉萨认为时机成熟，动程前往中国，不但与周恩来总理签署建交协议书，更与毛泽东主席会晤，为马中关系掀开新的一页。
华文报章的大事报导自不在话下，出版特辑与专刊更汇成潮流。一时之间，好象报导中国新闻与评论不再是禁忌。华文报也因此争取更多华人读者的支持。我记得很清楚，在敦拉萨访华前后，我们用很多篇幅打开“中国之门”，让华文读者从新闻中看到“文革”中的中国是怎幺一回事。不知为什么，我们好象享受到“新闻自由”的时代已告降临。
第二件事是我们在后来才知道的是马共在70年代初期起即告分裂成三派（这在陈平回忆录中也有提及）， 不仅削弱马共的势力，也使到政府在审时度势方面减轻马共带来的压力（砂共也在1974年放下武器，剪除了东马的共党威胁）。
敦拉萨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访问中国，根据时任中国驻马来西亚首任大使王幼年的回忆录，敦拉萨拜会毛泽东时，最关切的是要知道毛泽东对马共的态度，但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
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两面开：“国与国的关系”与“党与党的关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虽然敦拉萨未能一举解决马共的问题，但他无疑已启开第一个齿轮，让中国反思其外交政的二元性。这事要到了1989年马哈迪时代，才为马共问题划上句号。这一年，马泰及马共在合艾签署和平协议，真正结束马共的武装斗争。如今回想起来，敦拉萨的「破冰之旅」为马来西亚的未来局面奠下第一块基石。
第三件事，果然不出所料，在这一年的全国大选，敦拉萨以全新的姿态带领“联盟”走向“国阵”，整合原属于反对党的敌对势力一统在国阵旗下。这些政党包括民政党、人民进步党、砂人民联合党及回教党。这就是说扩大成了“国阵”的组织不再只限巫统、马华及国大党，而是增加许多新成员，但也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巫统的主导地位。
带着“马中建交”的辉煌成就和与毛泽东握手的破天荒的历史性会晤照片，国阵在大选中以秋风扫落叶的顺势打了漂亮的一仗。剩下民主行动党孤军作战。
第四件事，这一场大选也是民政党“存亡”的关键，因为它在1969年是以反对党的身份跃居为槟州执政党，现在倒回来参加联盟（国阵），转而以执政党的姿态被考验是否会被选民所接受？结果在国阵打“中国牌”底下，民政江山屹立不倒；反而是倒霉的人民进步党未能得到霹雳州选民的谅解，在大选中一败涂地，连党魁SP辛尼沙沙甘也饮恨“沙场”。从此人民进步党一蹶不振，直到多年后才勉强取得一席地位。
还有一个时运不济的反对党是陈志勤领导的“社会公正党”。自1971年与林苍佑闹翻后，素有“反对党先生”之称的陈志勤（这个声誉是他在1964-1969年以劳工党议员的身份在国会显露锋芒取得的）的政党。除了他本身在甲洞脸胜及爱将王裕好中选州议员外，余者皆告败北。
即使在1978年，陈志勤把棒子交给陈胜尧，也回天乏力，社正党就这样在政坛中消失。
民政党的林苍佑无疑是通过了考验。他继续领导民政党在槟州领尽风骚。阵容（指中选议员的素质）不仅比以前为强，说话的份量也较前掷地有声。
正因为林苍佑原本也是马华公会的领袖，如今却转过身来与马华平起平坐，自然使到马华咽不下这口气。马华是最先反对组成国阵而又是最后才参与国阵的政党。这看在刚登台的李三春眼里是极不舒服的。尤其是林苍佑在1974年大选前吸纳林敬益等一批马华改革派进入民政党，更是无法消受。
于是李三春使出的一个绝招是在这一年向林苍佑的“死对头”，也就是前社阵领袖林建寿招手，要林建寿借马华的平台，在槟州搞起政治风景，让林苍佑坐立不安。
这样一来，又判定一对冤家在往后的年代开展一场惊涛骇浪的斗争。
马华与民政的恩怨，也因此加速“明争暗斗”。虽是一家人，但这家人与那家人是搅不在一起的水和油。更精彩的斗争借林建寿之手拉开序幕了！
8.5.05
中共重啟二元外交
台灣國民黨主席連戰于4月26日起一連8天對中國展開“和平之旅“，重新啟開了中共久已不用的“黨對黨”，“國對國”的二元外交政策。
為什么說是重新啟用“二元外交政策”？這是有史可循的。當1949年毛澤東宣佈“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原本統治大陸的國民黨就把“中華民國”插在台灣的土地上，形成“兩個中國”的對峙。
由于“中華民國”堅持代表全中國，也在美國的支持下取得聯合國的席位，以致立國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突破美國的包圍與封鎖極不容易，所以與毛澤東的中國建交的國家並不多，但這並未阻止北京尋求交外上的突破，也爭取到一些國家的相繼承認和支持，最先與中國建交的當然是蘇聯及其衛星國；而十分吊詭的是英國竟然也于1950年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承認歸承認，英國這老牌的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依然沒有改變。
最明顯的是它在1948年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后，便展開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來打擊馬共的活動，后者也因而轉入地下。
除了馬來亞之外，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有共黨的存在，而以印尼的共黨勢力最為強大，它一度還被印尼總統蘇卡諾包容在政府內，享受一點權力，但它不是執政黨。
對于這些沒有取得政權的共黨，中國的處理是“黨對黨”的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給予這些共黨領袖享有“外交”上的禮遇。
就拿馬共來說，陳平在其回憶錄中就透露他曾以馬共領袖的身份會見中共主席毛澤東，也曾與周恩來及鄧小平等人有過交往。
陳平在六十年代“常駐”中國時，享受到大使級的待遇，但為避開敏感，這些屬于反對黨或非法地位的共黨領袖大多被安排住在湖南的長沙，以免中共在與這些國家領袖交往時有所尷尬。
1974年，當我國首相敦拉薩率團訪問中國並與北京締結邦交時，他就十分關心中國政府的二元外交。根據首任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王幼平的回憶錄披露：敦拉薩會見毛澤東時（1974年5月29日）就不厭其煩得詢問毛澤東對馬共的立場，因為他要知道中共的態度。
中共的態度就是與馬來西亞建交是“國對國的關係”，而中共與馬共的關係是“黨對黨的關係”。這是一分為二的二元外交。
當時中國仍然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自然不會放棄對兄弟黨的支持，但也不願意就此放棄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建交。
毛澤東支持與馬來西亞建交是為了貫徹他一向主張的“和平共處五大原則”；而敦拉薩的勇于突破，並讓尚不能解決的問題懸掛，證明了他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領袖。
雖然在這之后，馬共問題一直是馬來西亞政府的“心頭石塊”，但隨著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結束及1978年鄧小平重新掌權后，他就逐漸地意識到二元外交帶來的阻力，因此逐步地與東南亞的共黨關係“疏遠”。
陳平的回憶錄也不諱言交待鄧小平希望馬共自行解決問題，包括把馬共電台從沙長移出。最終導致馬共放下武裝鬥爭，于1989年與馬政府及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結束了一向以來存在的“兄弟黨的政策”，轉而與其他國家的執政黨打交道。
可以這么說，80年代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的務實態度是開拓“國與國的關係”，不再陷入“黨與黨的關係”的糾纏。在這方面，中國堅持一向的不變原則是：必須先與“中華民國”絕交，並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即使是美國與中國建交，也是遵循這一原則行事。
當中國來到胡錦濤的時代，又發現原來“黨對黨的關係”還大有作為，那就是可以套用在台灣的身上。但已不是所謂“兄弟黨的關係”，而是“化敵為友的關係”，因為中國無法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既無“國家主權可以承認”，那最佳之道是啟動“黨對黨的關係”。
連戰就是在這樣微妙關係中出訪中國，標誌著“黨與黨的對話”是行得通的；而連戰的國民黨剛好也是在野黨，情況就與當年中國對待在野的兄弟黨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連戰是高格調且是公開大張旗鼓的訪問，與中共在形式上是對等地位。此舉自然足以刺激台灣的親民黨（宋楚瑜已在5月5日對中國進行訪問）甚至民進黨也極可能與中共進行對話。
中共突破了國民黨這一關，也就等于將海峽的危機轉為契機，成效多大，要看下來的棋局了。
為什么說是重新啟用“二元外交政策”？這是有史可循的。當1949年毛澤東宣佈“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原本統治大陸的國民黨就把“中華民國”插在台灣的土地上，形成“兩個中國”的對峙。
由于“中華民國”堅持代表全中國，也在美國的支持下取得聯合國的席位，以致立國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要突破美國的包圍與封鎖極不容易，所以與毛澤東的中國建交的國家並不多，但這並未阻止北京尋求交外上的突破，也爭取到一些國家的相繼承認和支持，最先與中國建交的當然是蘇聯及其衛星國；而十分吊詭的是英國竟然也于1950年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承認歸承認，英國這老牌的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依然沒有改變。
最明顯的是它在1948年宣佈馬共為非法組織后，便展開一系列的軍事行動來打擊馬共的活動，后者也因而轉入地下。
除了馬來亞之外，其他東南亞國家也有共黨的存在，而以印尼的共黨勢力最為強大，它一度還被印尼總統蘇卡諾包容在政府內，享受一點權力，但它不是執政黨。
對于這些沒有取得政權的共黨，中國的處理是“黨對黨”的關係，並在一定程度上給予這些共黨領袖享有“外交”上的禮遇。
就拿馬共來說，陳平在其回憶錄中就透露他曾以馬共領袖的身份會見中共主席毛澤東，也曾與周恩來及鄧小平等人有過交往。
陳平在六十年代“常駐”中國時，享受到大使級的待遇，但為避開敏感，這些屬于反對黨或非法地位的共黨領袖大多被安排住在湖南的長沙，以免中共在與這些國家領袖交往時有所尷尬。
1974年，當我國首相敦拉薩率團訪問中國並與北京締結邦交時，他就十分關心中國政府的二元外交。根據首任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王幼平的回憶錄披露：敦拉薩會見毛澤東時（1974年5月29日）就不厭其煩得詢問毛澤東對馬共的立場，因為他要知道中共的態度。
中共的態度就是與馬來西亞建交是“國對國的關係”，而中共與馬共的關係是“黨對黨的關係”。這是一分為二的二元外交。
當時中國仍然處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自然不會放棄對兄弟黨的支持，但也不願意就此放棄與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建交。
毛澤東支持與馬來西亞建交是為了貫徹他一向主張的“和平共處五大原則”；而敦拉薩的勇于突破，並讓尚不能解決的問題懸掛，證明了他是一位有遠見的政治領袖。
雖然在這之后，馬共問題一直是馬來西亞政府的“心頭石塊”，但隨著四人幫的倒台，文革結束及1978年鄧小平重新掌權后，他就逐漸地意識到二元外交帶來的阻力，因此逐步地與東南亞的共黨關係“疏遠”。
陳平的回憶錄也不諱言交待鄧小平希望馬共自行解決問題，包括把馬共電台從沙長移出。最終導致馬共放下武裝鬥爭，于1989年與馬政府及泰政府簽署“合艾和平協議”，結束了一向以來存在的“兄弟黨的政策”，轉而與其他國家的執政黨打交道。
可以這么說，80年代改革開放后，中國政府的務實態度是開拓“國與國的關係”，不再陷入“黨與黨的關係”的糾纏。在這方面，中國堅持一向的不變原則是：必須先與“中華民國”絕交，並承認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
即使是美國與中國建交，也是遵循這一原則行事。
當中國來到胡錦濤的時代，又發現原來“黨對黨的關係”還大有作為，那就是可以套用在台灣的身上。但已不是所謂“兄弟黨的關係”，而是“化敵為友的關係”，因為中國無法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既無“國家主權可以承認”，那最佳之道是啟動“黨對黨的關係”。
連戰就是在這樣微妙關係中出訪中國，標誌著“黨與黨的對話”是行得通的；而連戰的國民黨剛好也是在野黨，情況就與當年中國對待在野的兄弟黨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連戰是高格調且是公開大張旗鼓的訪問，與中共在形式上是對等地位。此舉自然足以刺激台灣的親民黨（宋楚瑜已在5月5日對中國進行訪問）甚至民進黨也極可能與中共進行對話。
中共突破了國民黨這一關，也就等于將海峽的危機轉為契機，成效多大，要看下來的棋局了。
5.5.05
李娜峇一語驚人？ （横刀立马）
*飞扬
根據報載，民政黨婦女組主席李娜峇說，民政黨婦女組準備向上議院提呈建議書，要求政府成立一個婦女儲蓄基金，強制身為丈夫的把每個月收入的2至3%撥入基金內供妻子與家庭日后用途。
如果這確是李娜峇的意思，那她的講話內容真是“一鳴驚人”。可惜她沒有進一步的闡述，她要如何使這項建議成為法令，故此我們也只能根據她的簡單的講話來分析這樣的建議是否行得通。
李娜峇身為一名筆師，且又是上議員，自然懂得憲法和法律，但我們不知道這樣重要的建議為何不通過適當的管道提出？而只是由她向上議院提出？
我們同意憲法有允許任何一院的議員提出動議。但如果是屬于個人的行動，則是私人法案。根據我所知，好像東姑拉沙里在46精神黨時，曾在下議院提出私人法案，但未獲通過。
因此，我們認為，這么重大和嚴肅的建議，她應該先提交黨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如果獲得通過，則由黨領袖向國陣提出，看看國陣的政府領導人有何意見。
如果國陣政府同意，則可以指示有關部門對此複雜的法案進入深入的研究是否行得通。
現在李娜峇未經過一般的應有程序，就自行建議和宣佈要在上議院提出有關的法案，是極不尋常的舉動。法律是允許她這樣做，但未事先與其他議員及友黨磋商，是否能通過大有疑問。若是動議不成功，她又如何向民政黨婦女組交待？
根據我們知道，她是民政黨推薦下成為上議員的。而上議院在我們的印象中是屬于委任制的，不是民選的。因此權力應是來自下議院。通常都是下議院通過法案后，交由上議院通過覆准。
政府的組成也是來自下議院。憲法規定每五年必須舉行大選，勝利的一方（即指在下議院控制超過一半的議席）的政黨領袖，便會被最高元首邀請出任首相，然后由他組成內閣，行使行政權力。
自我獨立以來，首相都是在下議院當選議員的政黨領袖，不是來自上議院的，但首相有權力從上議員中挑選某人擔任部長。換句話說，部長可以不必是民選的議員，而首相則是由民選的議員來擔任。
既然我國的憲法規定推行君主立憲的民主政治，權力也就落在下議院的身上，要不然每個政黨不必在大選時使出渾身解數來爭取支持？目的不外是希望得到選民的委任，進入下議院當議員，進而贏得大多數席，起而執政。包括李娜峇在內，不是也曾經參加過國會大選而希望成為一名國會議員嗎？
我們相信，李娜峇是會分清楚什么是“政治語言”和什么是“法律語言”？搞政治當然可以發表各式各樣的偉論，但如果是涉及法律問題，就要謹慎言行。
我不知李娜峇的建議是屬于“政治語言”或“法律語言”？我請她為人民作一個清楚的解釋。我們的女性也許正在期待她通過上議院為女人伸張公理？
根據報載，民政黨婦女組主席李娜峇說，民政黨婦女組準備向上議院提呈建議書，要求政府成立一個婦女儲蓄基金，強制身為丈夫的把每個月收入的2至3%撥入基金內供妻子與家庭日后用途。
如果這確是李娜峇的意思，那她的講話內容真是“一鳴驚人”。可惜她沒有進一步的闡述，她要如何使這項建議成為法令，故此我們也只能根據她的簡單的講話來分析這樣的建議是否行得通。
李娜峇身為一名筆師，且又是上議員，自然懂得憲法和法律，但我們不知道這樣重要的建議為何不通過適當的管道提出？而只是由她向上議院提出？
我們同意憲法有允許任何一院的議員提出動議。但如果是屬于個人的行動，則是私人法案。根據我所知，好像東姑拉沙里在46精神黨時，曾在下議院提出私人法案，但未獲通過。
因此，我們認為，這么重大和嚴肅的建議，她應該先提交黨代表大會討論和通過。如果獲得通過，則由黨領袖向國陣提出，看看國陣的政府領導人有何意見。
如果國陣政府同意，則可以指示有關部門對此複雜的法案進入深入的研究是否行得通。
現在李娜峇未經過一般的應有程序，就自行建議和宣佈要在上議院提出有關的法案，是極不尋常的舉動。法律是允許她這樣做，但未事先與其他議員及友黨磋商，是否能通過大有疑問。若是動議不成功，她又如何向民政黨婦女組交待？
根據我們知道，她是民政黨推薦下成為上議員的。而上議院在我們的印象中是屬于委任制的，不是民選的。因此權力應是來自下議院。通常都是下議院通過法案后，交由上議院通過覆准。
政府的組成也是來自下議院。憲法規定每五年必須舉行大選，勝利的一方（即指在下議院控制超過一半的議席）的政黨領袖，便會被最高元首邀請出任首相，然后由他組成內閣，行使行政權力。
自我獨立以來，首相都是在下議院當選議員的政黨領袖，不是來自上議院的，但首相有權力從上議員中挑選某人擔任部長。換句話說，部長可以不必是民選的議員，而首相則是由民選的議員來擔任。
既然我國的憲法規定推行君主立憲的民主政治，權力也就落在下議院的身上，要不然每個政黨不必在大選時使出渾身解數來爭取支持？目的不外是希望得到選民的委任，進入下議院當議員，進而贏得大多數席，起而執政。包括李娜峇在內，不是也曾經參加過國會大選而希望成為一名國會議員嗎？
我們相信，李娜峇是會分清楚什么是“政治語言”和什么是“法律語言”？搞政治當然可以發表各式各樣的偉論，但如果是涉及法律問題，就要謹慎言行。
我不知李娜峇的建議是屬于“政治語言”或“法律語言”？我請她為人民作一個清楚的解釋。我們的女性也許正在期待她通過上議院為女人伸張公理？
2.5.05
把两个还原成五个 （横刀立马）
*飞扬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终于第一次宣布已与中央政府取得初步共识，将槟岛与威省的市议会再次划分，即由二个变成五个。
虽然在结构上与以前的有所不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还原。即是恢复了由五个市议会分管槟威两地，以更直接和更有效地服务人民。
如果我们没有善忘的话，在1965年中央接管地方议会并终止地方选举之前，槟岛有两个地方议会，即乔治市市议会和槟岛乡村地方议会；而威省则有威北，威中及威南市议会（或县议会），分成三个。这五个地方议会的市议员县议员或乡村议员都是民选的，也就是选民有权利通过投票选出。这些议员都是三年一任，虽然津贴很少，但个个都做得起劲，因为他们得直接面对选民。如果敷衍塞责，到选举时，可能会被选民请出议会。再者，因为各人有政党背景，只有极少数是独立人士，他们都得向党负责。这种既面对党又面对人民的议员，真的有双重“压力”。人民也由于有权利选地方议会，议会对地方性的服务就不敢怠慢。
根据历史记录，除开新加坡外，槟城乔治市市议会是最早实行选举制度的，那是1951年的事。虽然是在殖民地时代，大权仍握在殖民地参政司的手里（他是议会的当然主席），也有官委市议会，但能够实验民主政治，不啻是一大进步。槟城在这方面领先（吉隆坡市议会是在1952年才举行选举），因此槟城人民一直以此引以为荣，并喊出“槟城领先”的口号，成为槟城的一个“标志”。
你知道谁最热衷参与乔治市议会的选举？那就是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他在1951年6月19日推动成立“急进党”（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其实是走中间与温和路线。当日会议选出林注旺律师出任主席，林苍佑则选择出任副主席。
同年11月，英殖民政府根据修改后的市政局法令，宣布15名市议员不再全部委任，腾出9名为民选，6人保留委任。
林苍佑的急进党一马当先， 一口气推派9名候选人，劳工党8名及巫统候选人，马华公会则未派人参选（大概是组织尚未完善）。在一场热烈的角逐中，急进党脱颖而出，有6人当选，劳工党及巫统各1人，另1人为独立人士，是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选举制度的滥觞。
除了急进党主席林注旺中选外，另外一位引人注目的中选者是年轻的叶真宝律师，她就是槟城亿万富翁（万兴利银行创办人）叶祖意的孙女。
林苍佑没有参选，因为他已是被委任的槟州立法议会的议员（而且后来还被培养成为首席议员，准备在独立时出任槟州首席部长）。
1953年林苍佑成为急进党主席，并在同年11月受党推派参加市议会选举，为了让同僚在安全区胜出，林苍佑选择在华人选民不占多数的日落洞区角逐，结果出师不利。
不知你是否有没有注意，自此之后，林苍佑不再参加市议员选举。
还有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首任市长吴源和是来自联盟的，但1958年之后，乔治市议会的控制权就落入社阵手中，一直到1965年被中央接管为止。
那个时候，林苍佑已贵为首席部长，也以此身份入掌乔治市议会。
后来在地方政府修正法令下，于1976年将五个市分部议会综合成槟岛市政局及威省市政局，另三个地方议会不见了。时间一幌又近30年，槟威两地已面貌一新，不是两个市政局可全面处理得了的，而且委任议员数目又有限，权力也有限，他们不可能把这么大的地区做得有条有理。
因此我支持将地方议会还原，即乔治市市议会扩大管辖范围，涵盖东北区，提升为乔治市市政厅。最好再升格为市，名正言顺有一位市长；而西南区或峇央峇鲁则涵盖浮罗山背，组成峇央峇鲁市政局。
另外，威中大山脚区可提升为大山脚市政厅，而威北及威南也可形成北海市政局及高渊市政局。这样一来，槟城两地人民也就投诉有门，更不必事事劳动国州议员也兼管各地方议会的事。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终于第一次宣布已与中央政府取得初步共识，将槟岛与威省的市议会再次划分，即由二个变成五个。
虽然在结构上与以前的有所不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还原。即是恢复了由五个市议会分管槟威两地，以更直接和更有效地服务人民。
如果我们没有善忘的话，在1965年中央接管地方议会并终止地方选举之前，槟岛有两个地方议会，即乔治市市议会和槟岛乡村地方议会；而威省则有威北，威中及威南市议会（或县议会），分成三个。这五个地方议会的市议员县议员或乡村议员都是民选的，也就是选民有权利通过投票选出。这些议员都是三年一任，虽然津贴很少，但个个都做得起劲，因为他们得直接面对选民。如果敷衍塞责，到选举时，可能会被选民请出议会。再者，因为各人有政党背景，只有极少数是独立人士，他们都得向党负责。这种既面对党又面对人民的议员，真的有双重“压力”。人民也由于有权利选地方议会，议会对地方性的服务就不敢怠慢。
根据历史记录，除开新加坡外，槟城乔治市市议会是最早实行选举制度的，那是1951年的事。虽然是在殖民地时代，大权仍握在殖民地参政司的手里（他是议会的当然主席），也有官委市议会，但能够实验民主政治，不啻是一大进步。槟城在这方面领先（吉隆坡市议会是在1952年才举行选举），因此槟城人民一直以此引以为荣，并喊出“槟城领先”的口号，成为槟城的一个“标志”。
你知道谁最热衷参与乔治市议会的选举？那就是前槟州首席部长林苍佑。他在1951年6月19日推动成立“急进党”（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其实是走中间与温和路线。当日会议选出林注旺律师出任主席，林苍佑则选择出任副主席。
同年11月，英殖民政府根据修改后的市政局法令，宣布15名市议员不再全部委任，腾出9名为民选，6人保留委任。
林苍佑的急进党一马当先， 一口气推派9名候选人，劳工党8名及巫统候选人，马华公会则未派人参选（大概是组织尚未完善）。在一场热烈的角逐中，急进党脱颖而出，有6人当选，劳工党及巫统各1人，另1人为独立人士，是为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选举制度的滥觞。
除了急进党主席林注旺中选外，另外一位引人注目的中选者是年轻的叶真宝律师，她就是槟城亿万富翁（万兴利银行创办人）叶祖意的孙女。
林苍佑没有参选，因为他已是被委任的槟州立法议会的议员（而且后来还被培养成为首席议员，准备在独立时出任槟州首席部长）。
1953年林苍佑成为急进党主席，并在同年11月受党推派参加市议会选举，为了让同僚在安全区胜出，林苍佑选择在华人选民不占多数的日落洞区角逐，结果出师不利。
不知你是否有没有注意，自此之后，林苍佑不再参加市议员选举。
还有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首任市长吴源和是来自联盟的，但1958年之后，乔治市议会的控制权就落入社阵手中，一直到1965年被中央接管为止。
那个时候，林苍佑已贵为首席部长，也以此身份入掌乔治市议会。
后来在地方政府修正法令下，于1976年将五个市分部议会综合成槟岛市政局及威省市政局，另三个地方议会不见了。时间一幌又近30年，槟威两地已面貌一新，不是两个市政局可全面处理得了的，而且委任议员数目又有限，权力也有限，他们不可能把这么大的地区做得有条有理。
因此我支持将地方议会还原，即乔治市市议会扩大管辖范围，涵盖东北区，提升为乔治市市政厅。最好再升格为市，名正言顺有一位市长；而西南区或峇央峇鲁则涵盖浮罗山背，组成峇央峇鲁市政局。
另外，威中大山脚区可提升为大山脚市政厅，而威北及威南也可形成北海市政局及高渊市政局。这样一来，槟城两地人民也就投诉有门，更不必事事劳动国州议员也兼管各地方议会的事。
组织报界俱乐部
我现在又把时间移回60年代末期，因为我想起有一段关于“槟城报界俱乐部”成立的前因后果，值得回忆，以让新一代的报人知道我们是如何千辛万苦才把这个组织搞起来。
大概是1967年的事，槟城报界同人（主要是采访记者，也是以华文报为主）闲聊间觉得有必要组成一个团体来联络情谊，以加强报人之间的合作。于是我们成立一个各报记者代表组成的筹备委员会。主席是光华日报的庄耿波（已故），他是我们群中年纪较长者。
事过约一年，我们各忙各的，就没有认真进行注册，只是形式上存在一个筹委会。在当时已有存在一个“北马记者职工会”。虽是职工会的组织，但也是以联谊为主，由海峡时报的槟城办事处主任许昌祺担任主席。
有一天我记得，庄耿波约我们到车水路雷月华电发院集合，说是要讨论“报界记者部”的事宜。
我们到了那里，才知道比我们更热心促成此事的是雷月华女士。她说，你们这些记者只会讲而不会做，要吗就痛痛快快地搞起来，不要就拉倒，留一个筹委会的空壳干啥？
我们听了也认为她“刺激”的有理，但临时地址放在那里呢？我们并没有预先想到这个问题。雷女士说，你们就用我的店做地址，将来注册成后才迁移也不迟。
于是庄耿波和我就七手八脚找社团的章程做参考，并请西报（应该是亦果西报）的记者为我们将章程拟好，送呈社团注册官。此举果然奏效，我们在不久后便得到通知注册已准。
接着下来，就是“广招会员”和安排成立大会。由于我们当时注册时指明是“新闻从业员”才可以成为会员，而且中文名是冠上“槟城记者俱乐部”因此能成为会员的大多数是编辑部同人。
老实说，“记者俱乐部”能顺利诞生，也要归功于雷女士的一席话。如今这位名媛已驾鹤西归。很多人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段故事。不信，你查看“记者俱乐部”申请注册时的地址是不是雷月华的店？
我们筹委会择订在1968年12月1日假头条路紫罗兰酒家（也就是今日的夜上海夜总会）举行成立大会。筹委会主席庄耿波在致词中说，这是经过两年努力结出的成果，以让报人有休闲之处，但也希望这个组织除了关注会员的福利外，也能参与地方上的慈善活动。
大会也依程序选出第一届理事。当选者如下：
主席：庄耿波（光华） 副主席：阿都马力（马来前锋报）
秘书：谢诗坚（星洲） 副秘书：贝迪（英文东方日报）（属于星洲日报集团）
财政：陆宇莲（南洋）
理事：温子开（星槟） 李良树（星槟） 司徒添（光华） 杨元丰（亦果西报）
谢锡培（亦果西报） 及华运栋（南洋）
会议还通过一则议决案：向前市长黄添寿夫人致哀，其夫婿因车祸而逝世。
当然在成立大会上我们也有接到各报主馆的贺电或贺词，其中也有刚成立的民政党及郑耀林（已故）的贺电。
说起来也够可怜，我们第一次理事会议（1968年12月8日）不得不在车水路群东茶室（此独立洋楼后由已故骆文秀承购）举行。
在这次会议中，我们决定成立筹募会所基金小组，但眼前总得有个落脚处。我刚巧与槟华旅业公会主席高金水有交往，就向他提出暂借记者俱乐部开会之用，他也不收我们租金。条件就是他的一些演讲稿请我代劳执笔。
轮到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是在12月29日举行。由于年关迫近，当日的理事会也就“破天荒”地选出槟州十大新闻。虽然当时各华文报每当元旦日，必定选出国际和国内十大新闻，但没有特别选出槟州十大。记者俱乐部权充“裁判”，选出下列的十大：
j富商公子林维皇被撕票埋尸案，成为轰动一时的“桶尸案”（凶手杀人灭口后，将尸体置入大油桶，然后挖地在洋楼屋后空地埋尸，后被侦破）（按林维皇在当时是车水路总统酒店（后来改成总统购物中心）的老板）。
k槟城乔治市区实施水供限制。（这在过去是罕有的现象）。
l槟城列为霍乱传染区。
m北海深水码头其中三座正式启用。
n双鎗大盗黄顺源落网。
o江洋大盗孔亚春遭警方击毙。
p槟城水族馆开幕。
q已故百万富翁林连登家属16万元官司诉讼案开审。（此案的起诉人黄春来发展商原为韩中职员，经审理后，起诉人败诉。当时的精彩处是起诉人聘请名律师尤索夫阿都卡迪（后升任大法官。1988年的5月风暴因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被革职受牵连，后又复职）及新加坡名律师马绍尔。
r乔治市市长黄添寿车祸罹难。
s槟州各注册商团要求政府保留槟岛自由港。
踏入1969年2月27日，记者俱乐部决定举行新春联欢宴会，邀请槟州首席部长王保尼为座上宾，但他当日委派萳玛纳旦行政议员代表出席并致词。
欢乐之后，就是进入紧张的大选，但又不幸在5月13日爆发“513”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记者俱乐部的活动也告暂时停止。
一直到同年9月至11月，俱乐部与马来西亚广播电台华语组主任林永茂合作，对老人院，孤儿院及慈善机构进行歌唱表演活动，名声也因而传遍各个角落。参与的单位有夜莺文娱社，大埔同乡会口琴队，快乐口琴队，小贩商业公会，屠业公会新声乐队及友联口琴队。
1970年时，记者俱乐部已易名为“报界俱乐部”，以扩大会员资格。这一年的主席是南洋的黄进祥（取代已故庄耿波）。不仅是我们的主席换人，连槟州首席部长也告易人。在4月9日的“第一届报人之夜”的宴会上，林苍佑以新首长的身份为报界俱乐部献上祝福。此时市面已恢复正常，“513悲剧”逐渐被淡忘。
我们在下来的日子也忙于筹募会所基金，除了举办球赛外，较为盛大的一次是邀请新加坡康乐音乐团到来公演（这是在音艺合唱团协助下促成的演出）。不过我们筹到的款项还是不足以购买会所，我们一直使用槟华旅业公会的会所。
我们的组织下来有邱卫康（光华）当过主席，而我也曾顺序而上当了主席。大概是70年代中期就交出棒子，下来的领导层又再接再厉，最终完成购买会所的心愿。
如今一幌又37年过去了，报界俱乐部已是新人辈出。他们终于使到这个组织成为报人的大家庭，每年都有一个盛大的“报人之夜”。
1.5.05
三院合作申辦大學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離騷》公元2002年4月14日，南方學院的鄭良樹提出建議三間民辦學院，即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及韓江學院合併成一所聯合大學后，得到各方不同的迴響，大多數都表示贊成與支持。可是該如何達成共識，認真探討合併建議3年以來仍然是“紙上談兵”，未曾進入實質上的交流。直到今年3月，董教總借“每月論壇”的平台，舉行了第一次的較為正式的交流會，這是應南方學院的要求而召開的。
在會議召開前，三院都被要求提呈所面對的挑戰和對合併提出初步的想法。而在當日的會議上，有多位教界人士說出心中的話。不過尚未有任何結論，只是啟開共同面對挑戰的第一步。
于是，在4月24日，董總正式函邀三院派出董教代表舉行聯席會議，以延續上個月的交流會，就三院或“加強協作”或“聯合辦學”或“三院合併”或“三院共同申辦大學”進行可行性的討論。
董總主席郭全強首先針對“申辦大學”事表達這是董教總，也是華社長期以來的願望。但在因勢利導和教育政策開放下，先后衍生三間民辦學院。基于各種因素，三院仍然保持在學院的水平。有人因此提出聯合申辦大學的建議，以圓華社之夢。
接著南方學院及韓院的代表也分別表明立場，支持三院應聯合申辦大學，不能再無限期的拖拉下去。這對三院的未來發展都是不利的。他們也例舉申辦大學將給原有的學院帶來無數的好處，尤其在面對挑戰的年代，合作與團結是民辦學院發展的保証。
經過約兩句鐘的討論后，最終取得突破性的共識。三院一致同意在不談及合併的前提下，以三院的名義共同組成一個由董教總牽頭的“專案小組”。即三院各派三名代表（其中必須有董事會及校方具代表性的人參加，由各院在兩周內提呈名單），連同董教總兩名代表，合共11人在下個月專題研究“三院合作申辦大學”的事宜，希望在三個月內完成有關的報告書，作為第一階段的工作。
會議也認為在第一階段工作完成后，才進入第二階段的學術性會議，屆時將邀請學有專長者集思廣益，提出一份可行性的學術性報告書。
會議注意到華教問題一向來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將會在適當的時候通過政治管道來實現宏願。
當有關的新聞見報后，文教工作者肯定會有所表達自身看法。這相信是“專案小組”所樂見的回應。不論是正面的或負面意見，自然都會被重視。
其實就在三院未正式討論“合併”前，各院已接到一位熱愛華教人士十分用心的提呈一份萬言書，題為“從企業觀點－－探討三院合併”，文中詳細的例舉合併的成功實例和分析各院的特點后，力促三院必須群策群，力盡快拿出成績來，不能再猶疑不決，而此時合作正合其時。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俯順時代潮流，也是華社所願”。
無可否認的，能夠升格為大學院校或大學都是三院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努力不懈的目標。但如果各行其是或“單打直博”將是十分費心與耗時的，特別是在激烈的變動的年代。可以這麼說，民辦的非盈利學院求生存或無問題，但要自行發展或更上一層樓就有一定的主客觀的局限。
在明白華社資源籌來不易后，大家也就珍惜守護現有成果的重要性，進而思及如何在不大改變原有的架構下，集中精力和資力將三院通過可行方案提升成大學地位也是刻不容緩的。
雖然在我國未有模式或先例可供三院對此類的“合作申辦大學”作參考，也據知需要得到當局邀請才能提出申請。但“拉曼大學”的成立也不是用“拉曼學院”升格，而是一個全新的大學，又倒回來惠及拉院的學生。因此三院申辦大學也可倒回來用新的大學來惠及三院的學生，讓他們不必銜接課程到外國考取學位，而可直接在本國完成大學教育，這也可為國家節省一大筆的外匯。再者，以大學的名義與外國知名大學交流與合作，會顯得有份量和具平等的地位。
總而言之，功利主義在這個時代還是佔主導地位。不然三院就不會在近兩年面對招生的挑戰；而要跳出困局的最好途徑就是有一間三院共同擁有的大學來照亮三院的未來！
在會議召開前，三院都被要求提呈所面對的挑戰和對合併提出初步的想法。而在當日的會議上，有多位教界人士說出心中的話。不過尚未有任何結論，只是啟開共同面對挑戰的第一步。
于是，在4月24日，董總正式函邀三院派出董教代表舉行聯席會議，以延續上個月的交流會，就三院或“加強協作”或“聯合辦學”或“三院合併”或“三院共同申辦大學”進行可行性的討論。
董總主席郭全強首先針對“申辦大學”事表達這是董教總，也是華社長期以來的願望。但在因勢利導和教育政策開放下，先后衍生三間民辦學院。基于各種因素，三院仍然保持在學院的水平。有人因此提出聯合申辦大學的建議，以圓華社之夢。
接著南方學院及韓院的代表也分別表明立場，支持三院應聯合申辦大學，不能再無限期的拖拉下去。這對三院的未來發展都是不利的。他們也例舉申辦大學將給原有的學院帶來無數的好處，尤其在面對挑戰的年代，合作與團結是民辦學院發展的保証。
經過約兩句鐘的討論后，最終取得突破性的共識。三院一致同意在不談及合併的前提下，以三院的名義共同組成一個由董教總牽頭的“專案小組”。即三院各派三名代表（其中必須有董事會及校方具代表性的人參加，由各院在兩周內提呈名單），連同董教總兩名代表，合共11人在下個月專題研究“三院合作申辦大學”的事宜，希望在三個月內完成有關的報告書，作為第一階段的工作。
會議也認為在第一階段工作完成后，才進入第二階段的學術性會議，屆時將邀請學有專長者集思廣益，提出一份可行性的學術性報告書。
會議注意到華教問題一向來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將會在適當的時候通過政治管道來實現宏願。
當有關的新聞見報后，文教工作者肯定會有所表達自身看法。這相信是“專案小組”所樂見的回應。不論是正面的或負面意見，自然都會被重視。
其實就在三院未正式討論“合併”前，各院已接到一位熱愛華教人士十分用心的提呈一份萬言書，題為“從企業觀點－－探討三院合併”，文中詳細的例舉合併的成功實例和分析各院的特點后，力促三院必須群策群，力盡快拿出成績來，不能再猶疑不決，而此時合作正合其時。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俯順時代潮流，也是華社所願”。
無可否認的，能夠升格為大學院校或大學都是三院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努力不懈的目標。但如果各行其是或“單打直博”將是十分費心與耗時的，特別是在激烈的變動的年代。可以這麼說，民辦的非盈利學院求生存或無問題，但要自行發展或更上一層樓就有一定的主客觀的局限。
在明白華社資源籌來不易后，大家也就珍惜守護現有成果的重要性，進而思及如何在不大改變原有的架構下，集中精力和資力將三院通過可行方案提升成大學地位也是刻不容緩的。
雖然在我國未有模式或先例可供三院對此類的“合作申辦大學”作參考，也據知需要得到當局邀請才能提出申請。但“拉曼大學”的成立也不是用“拉曼學院”升格，而是一個全新的大學，又倒回來惠及拉院的學生。因此三院申辦大學也可倒回來用新的大學來惠及三院的學生，讓他們不必銜接課程到外國考取學位，而可直接在本國完成大學教育，這也可為國家節省一大筆的外匯。再者，以大學的名義與外國知名大學交流與合作，會顯得有份量和具平等的地位。
總而言之，功利主義在這個時代還是佔主導地位。不然三院就不會在近兩年面對招生的挑戰；而要跳出困局的最好途徑就是有一間三院共同擁有的大學來照亮三院的未來！
三院合作申辦大學 （闻鸡起舞）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屈原《離騷》公元2002年4月14日，南方學院的鄭良樹提出建議三間民辦學院，即南方學院，新紀元學院及韓江學院合併成一所聯合大學后，得到各方不同的迴響，大多數都表示贊成與支持。可是該如何達成共識，認真探討合併建議3年以來仍然是“紙上談兵”，未曾進入實質上的交流。直到今年3月，董教總借“每月論壇”的平台，舉行了第一次的較為正式的交流會，這是應南方學院的要求而召開的。
在會議召開前，三院都被要求提呈所面對的挑戰和對合併提出初步的想法。而在當日的會議上，有多位教界人士說出心中的話。不過尚未有任何結論，只是啟開共同面對挑戰的第一步。
于是，在4月24日，董總正式函邀三院派出董教代表舉行聯席會議，以延續上個月的交流會，就三院或“加強協作”或“聯合辦學”或“三院合併”或“三院共同申辦大學”進行可行性的討論。
董總主席郭全強首先針對“申辦大學”事表達這是董教總，也是華社長期以來的願望。但在因勢利導和教育政策開放下，先后衍生三間民辦學院。基于各種因素，三院仍然保持在學院的水平。有人因此提出聯合申辦大學的建議，以圓華社之夢。
接著南方學院及韓院的代表也分別表明立場，支持三院應聯合申辦大學，不能再無限期的拖拉下去。這對三院的未來發展都是不利的。他們也例舉申辦大學將給原有的學院帶來無數的好處，尤其在面對挑戰的年代，合作與團結是民辦學院發展的保証。
經過約兩句鐘的討論后，最終取得突破性的共識。三院一致同意在不談及合併的前提下，以三院的名義共同組成一個由董教總牽頭的“專案小組”。即三院各派三名代表（其中必須有董事會及校方具代表性的人參加，由各院在兩周內提呈名單），連同董教總兩名代表，合共11人在下個月專題研究“三院合作申辦大學”的事宜，希望在三個月內完成有關的報告書，作為第一階段的工作。
會議也認為在第一階段工作完成后，才進入第二階段的學術性會議，屆時將邀請學有專長者集思廣益，提出一份可行性的學術性報告書。
會議注意到華教問題一向來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將會在適當的時候通過政治管道來實現宏願。
當有關的新聞見報后，文教工作者肯定會有所表達自身看法。這相信是“專案小組”所樂見的回應。不論是正面的或負面意見，自然都會被重視。
其實就在三院未正式討論“合併”前，各院已接到一位熱愛華教人士十分用心的提呈一份萬言書，題為“從企業觀點－－探討三院合併”，文中詳細的例舉合併的成功實例和分析各院的特點后，力促三院必須群策群，力盡快拿出成績來，不能再猶疑不決，而此時合作正合其時。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俯順時代潮流，也是華社所願”。
無可否認的，能夠升格為大學院校或大學都是三院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努力不懈的目標。但如果各行其是或“單打直博”將是十分費心與耗時的，特別是在激烈的變動的年代。可以這麼說，民辦的非盈利學院求生存或無問題，但要自行發展或更上一層樓就有一定的主客觀的局限。
在明白華社資源籌來不易后，大家也就珍惜守護現有成果的重要性，進而思及如何在不大改變原有的架構下，集中精力和資力將三院通過可行方案提升成大學地位也是刻不容緩的。
雖然在我國未有模式或先例可供三院對此類的“合作申辦大學”作參考，也據知需要得到當局邀請才能提出申請。但“拉曼大學”的成立也不是用“拉曼學院”升格，而是一個全新的大學，又倒回來惠及拉院的學生。因此三院申辦大學也可倒回來用新的大學來惠及三院的學生，讓他們不必銜接課程到外國考取學位，而可直接在本國完成大學教育，這也可為國家節省一大筆的外匯。再者，以大學的名義與外國知名大學交流與合作，會顯得有份量和具平等的地位。
總而言之，功利主義在這個時代還是佔主導地位。不然三院就不會在近兩年面對招生的挑戰；而要跳出困局的最好途徑就是有一間三院共同擁有的大學來照亮三院的未來！
在會議召開前，三院都被要求提呈所面對的挑戰和對合併提出初步的想法。而在當日的會議上，有多位教界人士說出心中的話。不過尚未有任何結論，只是啟開共同面對挑戰的第一步。
于是，在4月24日，董總正式函邀三院派出董教代表舉行聯席會議，以延續上個月的交流會，就三院或“加強協作”或“聯合辦學”或“三院合併”或“三院共同申辦大學”進行可行性的討論。
董總主席郭全強首先針對“申辦大學”事表達這是董教總，也是華社長期以來的願望。但在因勢利導和教育政策開放下，先后衍生三間民辦學院。基于各種因素，三院仍然保持在學院的水平。有人因此提出聯合申辦大學的建議，以圓華社之夢。
接著南方學院及韓院的代表也分別表明立場，支持三院應聯合申辦大學，不能再無限期的拖拉下去。這對三院的未來發展都是不利的。他們也例舉申辦大學將給原有的學院帶來無數的好處，尤其在面對挑戰的年代，合作與團結是民辦學院發展的保証。
經過約兩句鐘的討論后，最終取得突破性的共識。三院一致同意在不談及合併的前提下，以三院的名義共同組成一個由董教總牽頭的“專案小組”。即三院各派三名代表（其中必須有董事會及校方具代表性的人參加，由各院在兩周內提呈名單），連同董教總兩名代表，合共11人在下個月專題研究“三院合作申辦大學”的事宜，希望在三個月內完成有關的報告書，作為第一階段的工作。
會議也認為在第一階段工作完成后，才進入第二階段的學術性會議，屆時將邀請學有專長者集思廣益，提出一份可行性的學術性報告書。
會議注意到華教問題一向來與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因此將會在適當的時候通過政治管道來實現宏願。
當有關的新聞見報后，文教工作者肯定會有所表達自身看法。這相信是“專案小組”所樂見的回應。不論是正面的或負面意見，自然都會被重視。
其實就在三院未正式討論“合併”前，各院已接到一位熱愛華教人士十分用心的提呈一份萬言書，題為“從企業觀點－－探討三院合併”，文中詳細的例舉合併的成功實例和分析各院的特點后，力促三院必須群策群，力盡快拿出成績來，不能再猶疑不決，而此時合作正合其時。因為這是“大勢所趨，俯順時代潮流，也是華社所願”。
無可否認的，能夠升格為大學院校或大學都是三院夢寐以求的理想，也是努力不懈的目標。但如果各行其是或“單打直博”將是十分費心與耗時的，特別是在激烈的變動的年代。可以這麼說，民辦的非盈利學院求生存或無問題，但要自行發展或更上一層樓就有一定的主客觀的局限。
在明白華社資源籌來不易后，大家也就珍惜守護現有成果的重要性，進而思及如何在不大改變原有的架構下，集中精力和資力將三院通過可行方案提升成大學地位也是刻不容緩的。
雖然在我國未有模式或先例可供三院對此類的“合作申辦大學”作參考，也據知需要得到當局邀請才能提出申請。但“拉曼大學”的成立也不是用“拉曼學院”升格，而是一個全新的大學，又倒回來惠及拉院的學生。因此三院申辦大學也可倒回來用新的大學來惠及三院的學生，讓他們不必銜接課程到外國考取學位，而可直接在本國完成大學教育，這也可為國家節省一大筆的外匯。再者，以大學的名義與外國知名大學交流與合作，會顯得有份量和具平等的地位。
總而言之，功利主義在這個時代還是佔主導地位。不然三院就不會在近兩年面對招生的挑戰；而要跳出困局的最好途徑就是有一間三院共同擁有的大學來照亮三院的未來！
28.4.05
槟城是否适合开赌场？ （横刀立马）
*飞扬
在最近的槟州立法议会上，我注意到民政州议员吴庆城提出一个想法：槟城是不是可以考虑也设赌场？但他欲言又止，说这不是一个建议，只是一个想法，提出来讨论而已。
结果当然卫道之士大举反对，道理很简单：因为赌博害人不浅，绝不能开赌场。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不需要争议的。反对开赌场的人自然会认为反对言论中听，但他们私下有没有赌呢？这就要问反对的人了。
我们的社会，习惯形容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糖酱醋，往往少说一件事：就是早上醒来会幻想今天晚上发大财；也有的在三更半夜望想明天一早又是钱财滚进来。不信你问那些买字票的，合法的，非法的，同样门庭若市，或问赌球的，他们是不是整夜未眠守在电视机前观球赛，希望有横财飞来？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我们的社会是干净的，不赌博的，人人都洁身自爱？那些开字票厂的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门大吉？没有，绝对没有。不仅顾客越来越多，庄家也越开越多。
正因为人的赌性不改，政府也来个顺水推舟，让一些赌业合法化，且因此而有大笔税收。
我们的国家，有一个云顶，远近知名，不是风景特别漂亮，而是有了国际水准的赌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虽然上云顶之路又高又弯曲，但为了拼搏，再高再弯也阻止不了人的欲念。政府也因为云顶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这似乎应该感谢首任首相东姑的“眼光独到”，让云顶旺了庄家又益了政府。
当然政府绝对不鼓励也不支持国人赌博，尤其是烂赌而衍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不合法化一些赌业，人们还不是往“地下厂拼命钻”？
由此可见，赌博是全世界人类的共性，谁不奢望横财就手？谁不希望一夜致富？人的欲望往往与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扯不上关系，只要有利可图，许多人都会跃身而入，目的无非是发财。这“发财”两个字也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
尽管如此，一向被认为管制严明的新加坡，也不得不向现实看齐，且一鸣惊人宣布要在滨海湾及圣淘沙岛兴建两个设有赌场的综合休闲中心。理由正如李显龙总理所说：一是旅游业在走下坡，被人形容为“水清无鱼”；二是许多大城市都在包庄自己出奇制胜，如果新加坡跟不上，就别想成为国际都市；三是不仅仅是赌场，而是一个集大成于一处的休闲中心。
较早前李光耀资政也放话：建赌场会有麻烦，不建赌场麻烦更大。言下之意大概是要为新加坡的未来及人民的生活着想，不能自鸣清高而束紧腰带过着清教徒的生活。
槟城与新加坡过去是一脉相承的殖民地，后来因政治而分家。在70年代时，已故陈修信就投石问路能否在槟城升旗山开辟第二个赌场，结果未获林苍佑的认同。
时间一幌又30年过去了。在过去的30年的光辉年代，我们靠的是电子业的发亮，现在也依然在闪耀。不过，在物换星移下，槟城面对的挑战是越来越严竣，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抢走槟城的商机，以致我们在工业领域中不断地求突破，求变革。但这条路也是走得好辛苦。
当我想到槟州政府一年只有2亿元的收入，要推行庞大的计划是难上加难时，就有无限的感慨。比如第二大桥一开声就要26亿元，钱又从那里来？如果有了赌场，州政府增加收入，各行各业大兴大旺，则槟城前景也不会落新加坡之后；建第二信道更有着落。
试想，如果目前槟城一年有300万人次观光（此数目应该是重复的），扣掉本国人，若有近百万人次是外国客也不错。如果槟城有了改变，也可乐观展望能达到千万人次游客。到了那个时候，槟城不兴旺也几难。
木蔻山正好是一个合适的地点，既容易控制，也可防止本地人烂赌，不知政府有何想法？
我愿就此课题摊开让各方提出正反意见，新加坡已开步了，我们还要在守株待兔吗？
在最近的槟州立法议会上，我注意到民政州议员吴庆城提出一个想法：槟城是不是可以考虑也设赌场？但他欲言又止，说这不是一个建议，只是一个想法，提出来讨论而已。
结果当然卫道之士大举反对，道理很简单：因为赌博害人不浅，绝不能开赌场。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不需要争议的。反对开赌场的人自然会认为反对言论中听，但他们私下有没有赌呢？这就要问反对的人了。
我们的社会，习惯形容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糖酱醋，往往少说一件事：就是早上醒来会幻想今天晚上发大财；也有的在三更半夜望想明天一早又是钱财滚进来。不信你问那些买字票的，合法的，非法的，同样门庭若市，或问赌球的，他们是不是整夜未眠守在电视机前观球赛，希望有横财飞来？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我们的社会是干净的，不赌博的，人人都洁身自爱？那些开字票厂的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门大吉？没有，绝对没有。不仅顾客越来越多，庄家也越开越多。
正因为人的赌性不改，政府也来个顺水推舟，让一些赌业合法化，且因此而有大笔税收。
我们的国家，有一个云顶，远近知名，不是风景特别漂亮，而是有了国际水准的赌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虽然上云顶之路又高又弯曲，但为了拼搏，再高再弯也阻止不了人的欲念。政府也因为云顶增加了国库的收入。这似乎应该感谢首任首相东姑的“眼光独到”，让云顶旺了庄家又益了政府。
当然政府绝对不鼓励也不支持国人赌博，尤其是烂赌而衍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不合法化一些赌业，人们还不是往“地下厂拼命钻”？
由此可见，赌博是全世界人类的共性，谁不奢望横财就手？谁不希望一夜致富？人的欲望往往与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扯不上关系，只要有利可图，许多人都会跃身而入，目的无非是发财。这“发财”两个字也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
尽管如此，一向被认为管制严明的新加坡，也不得不向现实看齐，且一鸣惊人宣布要在滨海湾及圣淘沙岛兴建两个设有赌场的综合休闲中心。理由正如李显龙总理所说：一是旅游业在走下坡，被人形容为“水清无鱼”；二是许多大城市都在包庄自己出奇制胜，如果新加坡跟不上，就别想成为国际都市；三是不仅仅是赌场，而是一个集大成于一处的休闲中心。
较早前李光耀资政也放话：建赌场会有麻烦，不建赌场麻烦更大。言下之意大概是要为新加坡的未来及人民的生活着想，不能自鸣清高而束紧腰带过着清教徒的生活。
槟城与新加坡过去是一脉相承的殖民地，后来因政治而分家。在70年代时，已故陈修信就投石问路能否在槟城升旗山开辟第二个赌场，结果未获林苍佑的认同。
时间一幌又30年过去了。在过去的30年的光辉年代，我们靠的是电子业的发亮，现在也依然在闪耀。不过，在物换星移下，槟城面对的挑战是越来越严竣，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崛起，抢走槟城的商机，以致我们在工业领域中不断地求突破，求变革。但这条路也是走得好辛苦。
当我想到槟州政府一年只有2亿元的收入，要推行庞大的计划是难上加难时，就有无限的感慨。比如第二大桥一开声就要26亿元，钱又从那里来？如果有了赌场，州政府增加收入，各行各业大兴大旺，则槟城前景也不会落新加坡之后；建第二信道更有着落。
试想，如果目前槟城一年有300万人次观光（此数目应该是重复的），扣掉本国人，若有近百万人次是外国客也不错。如果槟城有了改变，也可乐观展望能达到千万人次游客。到了那个时候，槟城不兴旺也几难。
木蔻山正好是一个合适的地点，既容易控制，也可防止本地人烂赌，不知政府有何想法？
我愿就此课题摊开让各方提出正反意见，新加坡已开步了，我们还要在守株待兔吗？
林敬益不敌李三春
1972年时，敦拉萨领导下的联盟政府在稳固其领导权和宣告巫统即是领导政府的执政党，并推出“以党治国”的指导思想后，就决意将联盟进行大洗牌。
这是由于巫统感到意外的收获竟能在1970年争取一向标榜左派的砂劳越人民联合党参加联合政府，而且更妙的是，人联党在六十年代是激烈反对大马计划的其中一个成员，因此当人联党主席王其辉及秘书长杨国斯宣布人联党同意参与联合政府时，左派政团感到惊愕与不解。因为这等于是人联党放弃原有的立场，准备与联盟走在一起，进而拋开左派的兄弟党。从政治意义来说，是人联党对左派运动的“背叛”。
但人联党否认是出卖人民的利益，它声称这样子做是为了砂人民和党的利益。说白了就是想成为执政党的一员来落实该党的理想和政策，也就是为了拥有政治权力。
既然左派政党能与联盟走在一道，敦拉萨就更具信心可以在西马把这个概念加以推广。于是我们看到在70年代之后热门的新闻课题已转入政党大整合，民政党在槟州与联盟组联合政府；接着人民进步党在霹雳也加入联合政府。即使是长期与巫统抗争的回教党也响应加盟。这样一来，原本1969年大选后联盟政府执政地位大为削弱的劣势又被扭转过来而成为顺境了。
这个时候，剩下没有被拉拢的强大反对党是民主行动党。为什么行动党未成为巫统争取的主要对象，至今仍是个谜。但这个谜不难打开。
其一，巫统让马华公会去“完成”这项任务，而马华也乐意促成此事，因此两党之间在71年3月有了“秘密会谈”。必需指出的是，当时马华正在轰轰烈烈大搞华人团结运动，有了“谈判”的筹码。
陈修信开出的条件是：解散民主行动党，以个人身份加入马华，并宣布接受马华和联盟的目标与政策，而最后的决定权在首相敦拉萨及马华中委会的手里。
行动党的吴福源则被指为提出三个条件：u行动党一名领袖担任马华署理会长；v三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出任部长及w两至三名的行动党国会议员担任副部长。
不用说，这样的“南辕北辙”的条件是无法合拢的。再说，五一三过后吴福源在党的秘书长地位已告动摇，他的代表性也备受党的质疑。
因此林吉祥驳斥所谓的“密谈”是马华通过中间人安排的，是马华提出解散行动党以换取在马华旗下担任要职和部长，不是吴福源提出的。他形容马华的建议是“可笑荒谬”的。
其二，行动党未在任何州取得执政地位，联盟并不急切与之合作，若对马华有利，也不反对。
其三，行动党内有某些领袖认为是大好时机分享政治权力。但巫统认为没有反对党不能显示民主，并非好事。除非行动党解散，另当别论。既然已有华人政党在政府内，也就不急切要一统政党政治。当然还有其它因素，无需再述。
所以说，密谈以失败告终也是不足为奇的但在当时看来，损失较大的是马华公会，虽然行动党也闹小分裂，行动党的吴福源在72年转而加盟民政党；何文翰则加盟马华公会。马华公会不但与行动党裂痕与怨恨加深，又面对华团运动的意见分歧，致使陈修信铁了心肠，索性由马华自行搞华人大团结，他的策略是大开门户，广收党员，并拉拢改革派或说少壮派来壮大马华的势力。
最明显不过的是在1972年陈修信出人意表委任少壮派的领袖林敬益出任特别任务部长，掌管新村事务部。当时林敬益只有32岁，是初生之犊不畏虎的一族。
少年得志的林敬益一时之间意气风发，甚至有些得意忘形，忘记了马华是个错综复杂与老党员盘根的政党，不是一批少壮派可以左右和改变马华的本质。也许他当时还不知道如同坐直升机的三级跳成为部长其实是“大难临头”的征兆。因为李三春这位老老谋深算的党员仍探不出头（还只是副部长），怎么林敬益可以越位而上？
于是马华党内的暗流凶涌，虽然扳不到陈修信的独断独行，但却可以整掉他身旁的人，而要整人的政治手段明棒暗抑也是其中一种。
在明的方面李三春让林敬意大出风头，甚至不阻止林敬益把话说了过头。例如林敬益说：“陈总会长决心改组马华，现已吸收一批新血，给予他们各种训练，同时也像巫统一样，以社会主义政策为原则，把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
这一席话如同“计时炸弹”在马华内部引爆，因为马华从来未以“社会主义政策立党”，何以林敬益有此标新立异？此说无疑是“撞板多过吃饭”。
果然马华党内的元老派大举讨伐，林敬益全不理会继续让霹雳州的马华大搞兴革运动，形同左派的政治斗争。陈修信在无法忍受下，在72年8月31日罢免林敬益的霹州联委会主席职，并解散林敬益成立的干训班，宣称马华与“兴汉社”（一个被陈修信指责从事种族性活动的外围组织）无关。
这一下子，林敬益与陈修信的“父子政治蜜月”很快结束，前者成了“跛脚鸭”，权力被架空。在恼羞成怒下，林敬益怒斥李三春及甘文华的挑唆，令陈修信相信他（林敬益）是要推翻总会长的。
不仅于此，林敬益不计后果破口大骂陈修信领导下的马华已丧失雄风，他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不敢面对群众，不顾党章，专横地冻结霹州党务。
他进一步声称准备牺牲个人来改组马华公会成为一个朝气蓬勃的政党，他讥笑李三春没有胆量这样做，指责李在党内发动勾心斗争事件，只是为了尽可能登上最高的政府职位（这是1973年6月1日刊在《星洲日报》林敬益的记者招待会上的文告）。
事情恶化至此，林敬益终于在隔日被陈修信开除出党。他在马华一无所有下成为天之骄子，又从高位跌了下来。这种政治漩涡的险恶已是司空见惯，只是林敬益不知天高地厚，以为他可以“力拔山河”，结果是官职党职一起被扫进水沟里。
但这边厢失意的林敬益很快又找到新的码头。1973年12月，林敬益率其亲信梁棋祥及忠心支持者全部过档民政党，民政党的蜕变也由此刻开始。
转入1974年，联盟扩大成国阵已基本成形，这对民政固然是好事，但对马华却是悲喜交集，同一个屋檐下怎么多出两个政敌作伙伴──政民党及人民进步党。
陈修信终于在1974年4月8日辞职，退出政坛，李三春在斗倒林敬益后，顺其自然地接过棒子，也取代林敬益留下的特别任务部长，只是财政部长不见了。
从此马华与民政的情仇恩怨由外头打到家中，华人大团结也划上句号。
26.4.05
解读黄家定的演词
马华总会长黄家定于上月26日的马华56周年党庆大会的演词引起我格外的关注与极大的兴趣，这是我读到的令人难忘的政治演说。刚好我近日在翻阅“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比较之下，却是似曾相似。不妨录下，以供参阅。
黄家定为了勉励党员努力做个有用的人，他这样说：“诗人臧克家有两句诗很耐人寻味：有的人活着，实际上他已经死了；有的人虽然死了，却还活着。一个人做官的时间是有限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身在官位的一天，就要讲究“官品”，而“官品”恰恰来自人格。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不能低。”
中国著名作家臧克家于1949年11月1日为纪念鲁迅（1936年逝世）而写下了题为“有的人”的名诗：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倒；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纪念他！（摘录）
这一首诗曾被很多人引用，因为它是一句警世名言，用以告诫人生于世要做好事，这样死后还会被人记着。因此即使是死了，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反之在有生之年做坏事，即使活着，人们也当他死了。
我再引用毛语录的一段话，就更清楚地说明从政者所要表达的从政之道：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毛泽东1944年在纪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的演讲，题目是：“为人民服务”。张思德只是一个警卫团战士。1944年因烧炭时被崩塌的炭窟压死，而被誉为“为人民而死”的战士。
另外一段，黄家定说：“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才能真正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一段话与毛语录中的下一段太过相以了。
来自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在参加抗日战争时期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病逝，毛泽东为了纪念白求恩对中国解放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他于12月21日在“纪念白求恩”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这样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成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由此比较，黄家定这段话是引用了毛语录所说的话。
当然黄家定的其它讲话也有毛语录的影子，例如“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不能低；“把做官看成做事，为了做事才做官，两者统一起来，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所谓堂堂正正做人是指要做好人，而好官必须是好人”；“好的领导者必须政治坚定，勇于改进，开拓创新，道德高尚，作风正派，胸怀开阔，宽容待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光明正大”。
在这方面，毛泽东主席又是怎样说呢？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1945年的任务》；又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
毛泽东也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1940年）。
由上述的比较而得知原来黄家定也是熟读毛语录的。在我的印象中，马华总会长讲出这样的前所未有与坦率的言论，而且并不讳忌引用毛语录，黄家定是第一个人。我对他的这一席话除了给予激赏外，也希望他能坐言起行，给马华一个晴朗的天空。
如果这是因鼓吹“终身学习”而获得的新灵感和新方向，说明黄家定确实在不断的学习中变得成熟和懂得引经据典来清理政治上出现的歪风。
事实上，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毛语录中的相当部份的词句在今时今日对于诚心献身政治的人来说，是十分有用的启示和激励。从黄家定的言论，我们看到这一点。
黄家定为了勉励党员努力做个有用的人，他这样说：“诗人臧克家有两句诗很耐人寻味：有的人活着，实际上他已经死了；有的人虽然死了，却还活着。一个人做官的时间是有限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事。身在官位的一天，就要讲究“官品”，而“官品”恰恰来自人格。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不能低。”
中国著名作家臧克家于1949年11月1日为纪念鲁迅（1936年逝世）而写下了题为“有的人”的名诗：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倒；给人民作牛马的人民永远纪念他！（摘录）
这一首诗曾被很多人引用，因为它是一句警世名言，用以告诫人生于世要做好事，这样死后还会被人记着。因此即使是死了，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反之在有生之年做坏事，即使活着，人们也当他死了。
我再引用毛语录的一段话，就更清楚地说明从政者所要表达的从政之道：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毛泽东1944年在纪念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的演讲，题目是：“为人民服务”。张思德只是一个警卫团战士。1944年因烧炭时被崩塌的炭窟压死，而被誉为“为人民而死”的战士。
另外一段，黄家定说：“只有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才能真正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这一段话与毛语录中的下一段太过相以了。
来自加拿大的医生白求恩在参加抗日战争时期不幸于1939年11月12日病逝，毛泽东为了纪念白求恩对中国解放战争中作出的贡献，他于12月21日在“纪念白求恩”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这样说：“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成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有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由此比较，黄家定这段话是引用了毛语录所说的话。
当然黄家定的其它讲话也有毛语录的影子，例如“人的能力有大小，职务有高低，但人格不能低；“把做官看成做事，为了做事才做官，两者统一起来，踏踏实实为人民办事”，“所谓堂堂正正做人是指要做好人，而好官必须是好人”；“好的领导者必须政治坚定，勇于改进，开拓创新，道德高尚，作风正派，胸怀开阔，宽容待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光明正大”。
在这方面，毛泽东主席又是怎样说呢？他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1945年的任务》；又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1945年）
毛泽东也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1940年）。
由上述的比较而得知原来黄家定也是熟读毛语录的。在我的印象中，马华总会长讲出这样的前所未有与坦率的言论，而且并不讳忌引用毛语录，黄家定是第一个人。我对他的这一席话除了给予激赏外，也希望他能坐言起行，给马华一个晴朗的天空。
如果这是因鼓吹“终身学习”而获得的新灵感和新方向，说明黄家定确实在不断的学习中变得成熟和懂得引经据典来清理政治上出现的歪风。
事实上，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毛语录中的相当部份的词句在今时今日对于诚心献身政治的人来说，是十分有用的启示和激励。从黄家定的言论，我们看到这一点。
24.4.05
我对黄家定的期望
马华公会全国各地区支会的选举虽然只是点点星火，小打小闹，对整体的选举不会造成冲击力，但从一些区支会的选举来看，倒是热闹异常又带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
这也许是因为较早前总会长黄家定的一句话：“马华的选举是没有菜单的”，以致造成一些区支会蠢蠢欲动，或挑战原来的领导层，或则卷土重来以夺回失地；或则为巩固势力，不惜明争暗斗。再加上华文媒体的大篇幅报导，看得读者眼光撩乱，以为马华再起烽火。
其实不然，根据马华总秘书陈祖排的公布，在全国总数3759个支会中，共有3534个支会风平浪静，没有竞争，占总数的94%。换句话说，只有6%的支会燃起战火，而且有些已胜负分晓。无论如何，这也许是黄家定于2002年上台以来最大的欣慰。其中玄妙就在于「没有菜单」的政治策略就是点出维持现状，稳定大局的重要性。果然此举一鹄中的，遂了黄家定的心愿。
我对黄家定上台后所发表的讲话都有注意，尤其是他引经据典，大谈从政与做人的道理，更是有眼有板。他可以从孔子谈到儒学，又从海瑞引出朱镕基的名言；再从诗人臧克家的名词到毛泽东的讲话。也难怪他下定决心大力推广终身学习，希望人民都热爱读书，自强不息，作个有用的人。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做人要有人品，做官要有官品，不为私利，不谋权诈；而且经常把人民的事放在心上，切切实实地为民服务，以让马华公会树立一个新的形象，树立“党品”。
可惜这些正面的苦口婆心不是每个党员都听得进去。每当党选一到，他们便四处活动，以便从中建立个人地盘和势力。虽不是蓄意与中央对着干，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报章的新闻报导，马华一些地方区支会的选举竟然是“家族政治”在转来转去，不是夫妻档，就是父子兵，再不就是母女连心。总之一个小地方的支会可以被一个家族包办，这是“民主政治”抑或是“小山头主义”？
当然这不是黄家定可以控制得了的局面，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没有人去改，也没有人清理。毕竟这影响不了大局。
但如果任由“家族政治”盘根错节地在地方上兜来兜去，不仅影响马华的名声，也会使人误以为马华怂恿一个大家族可以组成一个支会。
据我所知，只要能召集50名党员，就可成立一个支会，然后才归属到区会。而区会是根据国会选区来划分的。例如马来西亚共有219个国席，扣除砂劳越的25国席外（因马华尚未东渡到砂州），尚有194个国席。据此推算，马华共有194个区会。
194个区会竟有3759个支会，平均一个区会有19个支会。当然有的区会的支会多，有的区会的支会少。而党中央代表是从区会中选出来的。经过修改党章后，大概有2200名的中央代表。这些代表就有权选出中央领导层。
这样的一层层的民主结构是可以被接受的，也不易被家族所操纵。但问题是马华并没有党章限制组成支会的人是否是一个大家族？
我们不知道马华各地的支会有多少个是依靠裙带风组成的？我真的希望黄家定以大无畏的精神通过党中央来限制“家族政治”在马华党内兴风作浪，把严肃的政治工作当成“家庭集会”的儿戏。这是要不得的政治歪风，必须加以遏止和铲除。
大体而言，黄家定与陈广才的联手很快把马华扶上安定的局面。再也不分A B 队。他们的整合，对华人权益的维护是有所裨益的。
尽管事事未能尽如人意，在政治上有时也被要求更加坚定与具备勇气据理力争，但总得来说他们能直接了解华社的心声（因为他们都通晓华语华文），办起事来就自然有“华社情大马心”的情意结。他们的任重道远，华社有厚望焉！
上头的位置是摆正了，而我们也相信今届的选举将会是肯定黄陈的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也要求老大和老二匡正党内一些地方上出现的“皇亲国戚”帮。告诉他们马华是众人的政党，不是他们的“私产”，要搞家庭政治，请回家去搞，不要损了马华的大招牌。
这也许是因为较早前总会长黄家定的一句话：“马华的选举是没有菜单的”，以致造成一些区支会蠢蠢欲动，或挑战原来的领导层，或则卷土重来以夺回失地；或则为巩固势力，不惜明争暗斗。再加上华文媒体的大篇幅报导，看得读者眼光撩乱，以为马华再起烽火。
其实不然，根据马华总秘书陈祖排的公布，在全国总数3759个支会中，共有3534个支会风平浪静，没有竞争，占总数的94%。换句话说，只有6%的支会燃起战火，而且有些已胜负分晓。无论如何，这也许是黄家定于2002年上台以来最大的欣慰。其中玄妙就在于「没有菜单」的政治策略就是点出维持现状，稳定大局的重要性。果然此举一鹄中的，遂了黄家定的心愿。
我对黄家定上台后所发表的讲话都有注意，尤其是他引经据典，大谈从政与做人的道理，更是有眼有板。他可以从孔子谈到儒学，又从海瑞引出朱镕基的名言；再从诗人臧克家的名词到毛泽东的讲话。也难怪他下定决心大力推广终身学习，希望人民都热爱读书，自强不息，作个有用的人。
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提到做人要有人品，做官要有官品，不为私利，不谋权诈；而且经常把人民的事放在心上，切切实实地为民服务，以让马华公会树立一个新的形象，树立“党品”。
可惜这些正面的苦口婆心不是每个党员都听得进去。每当党选一到，他们便四处活动，以便从中建立个人地盘和势力。虽不是蓄意与中央对着干，但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报章的新闻报导，马华一些地方区支会的选举竟然是“家族政治”在转来转去，不是夫妻档，就是父子兵，再不就是母女连心。总之一个小地方的支会可以被一个家族包办，这是“民主政治”抑或是“小山头主义”？
当然这不是黄家定可以控制得了的局面，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包袱，没有人去改，也没有人清理。毕竟这影响不了大局。
但如果任由“家族政治”盘根错节地在地方上兜来兜去，不仅影响马华的名声，也会使人误以为马华怂恿一个大家族可以组成一个支会。
据我所知，只要能召集50名党员，就可成立一个支会，然后才归属到区会。而区会是根据国会选区来划分的。例如马来西亚共有219个国席，扣除砂劳越的25国席外（因马华尚未东渡到砂州），尚有194个国席。据此推算，马华共有194个区会。
194个区会竟有3759个支会，平均一个区会有19个支会。当然有的区会的支会多，有的区会的支会少。而党中央代表是从区会中选出来的。经过修改党章后，大概有2200名的中央代表。这些代表就有权选出中央领导层。
这样的一层层的民主结构是可以被接受的，也不易被家族所操纵。但问题是马华并没有党章限制组成支会的人是否是一个大家族？
我们不知道马华各地的支会有多少个是依靠裙带风组成的？我真的希望黄家定以大无畏的精神通过党中央来限制“家族政治”在马华党内兴风作浪，把严肃的政治工作当成“家庭集会”的儿戏。这是要不得的政治歪风，必须加以遏止和铲除。
大体而言，黄家定与陈广才的联手很快把马华扶上安定的局面。再也不分A B 队。他们的整合，对华人权益的维护是有所裨益的。
尽管事事未能尽如人意，在政治上有时也被要求更加坚定与具备勇气据理力争，但总得来说他们能直接了解华社的心声（因为他们都通晓华语华文），办起事来就自然有“华社情大马心”的情意结。他们的任重道远，华社有厚望焉！
上头的位置是摆正了，而我们也相信今届的选举将会是肯定黄陈的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也要求老大和老二匡正党内一些地方上出现的“皇亲国戚”帮。告诉他们马华是众人的政党，不是他们的“私产”，要搞家庭政治，请回家去搞，不要损了马华的大招牌。
22.4.05
打中国牌与去中国化 （横刀立马）
*飞扬
随着江丙坤大陆之行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及国民党主席连战也将分别到中国进行访问；甚至连马英九也宣称，一旦今年8月当选国民党主席，他也要去中国。
这一连串的高姿态的动作，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打破了国民党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与中共直接打交道。但不否定双方可以通过密使暗渡陈仓。为什么国民党要来一个急转弯？为什么国民党在政策上宁可“降尊纡贵”？这与千禧年后台湾政局的逆转大有关系。
虽然在实质上我们不能期望国民党打“中国牌”会有什么成果，但在心理战术上确实给民进党的陈水扁一个沉重的压力，因为这毕竟开了一个先例，而且是陈水扁难以阻挡的一股政治风潮。
在这个问题上，陈水扁认为不论国民党与中共有何共识或协议之类的文件，都不具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政府是民进党在做，国民党只是扮演反对党的角色，不能代表台湾与中共进行“谈判”。
一个更吊诡的事件是：自从江丙坤从大陆返台后，便被置疑他是否触犯台湾法律？
这里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未在政府授权下，反对党人不可以和另一个国家进行“外交任务”；其二是江丙坤只是去中国一趟，如果坚持只有一个中国，那就算是“内政事务”，不是所谓“叛国行为”。
事实上，阿扁也难入江丙坤“罪”，除非台湾已是一个公认的独立国，否则蓄意对付江丙坤，也必然掀起政治风暴，这就是阿扁今时今日面临的窘境。
国民党就是借此时机，几倾全力打“中国牌”，以抗拒民进党要“外国化”国民党的企图。意思是说，我现在就这么干，看你能奈何吗？
我们假定国民党一个一个有头有脸的人都去大陆与中共打交道，而且有了共识，就剩下陈水扁的民进党处于被动的地位，他要如何应付国民党的挑战，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不过，我们对国民党方面传出消息说，连战此行将会与中共签署“停战”协议。这是一个很奇怪又令人费解的动作。目前的国民党不但已无政权在手，甚至连一兵一卒也没有，签什么“停战协议”？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在过去，国共有过三次的“停战协议”，结果总是被当权的国民党蹧踏得支离破碎。这一段血的教训的历史如果再被挑起来的话，国民党将是自讨没趣。
即使如此，我们预料中共将会给足国民党面子，签一些没有实际效用的“协议”又何妨？总不能让连战空手而归。而且我们也相信中国会采取过去惯用的“党与党，国与国”的关系来处理台湾问题，那就是启开一个“党与党”的对话。如果阿扁要来，也只能以民进党的领袖进行“党与党”的对话，因为中国从来不认定台湾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如果中共在国民党身上找到一个突破口，就算给予最高礼遇接待也无不可，因为党对党是平等的，谁也不居下风。只是在眼明人看来，国民党已不再是昔日的国民党的。连战等人当然有自知之明。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民进党一步一步地“去中国化”，不但在政治上为台湾烙下一个“国体”，而且也企图在教科书上“台湾化”，更匪夷所思的民进党内竟有人附和台联主席苏进强“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的做法。这种不要大陆，竟与日本战犯共舞的笨拙手法，徒只为自己背上“罪恶的十字架”。即使民进党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大相庭径，也绝不可以“认贼作父”。虽说神社内有摆置台湾人的亡魂，但他们都是替日军侵华为虎作怅，任何有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的人，都会不齿与他们为伍。
我看是民进党被国民党的反击搞得晕头转向，才有此下下策。
我们相信中台问题是不易解决的，一国两制也许不适合用在台湾，但台湾既然独立不了，为什么以为“去中国化”就可以达到“独立”的目的？这是患上政治恐惧症和幻稚病的阿Q精神。除非美国强硬扶持台湾另立国号（这又是美国与中国建交时不搞两个中国的承诺，因此当不会明目张胆为台独摇旗吶喊），不然民进党还得面对现实，与中共缔结一个“台峡和平”的协议，为台湾人民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因为“台独”并不可能是会生金蛋的母鸡！
随着江丙坤大陆之行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及国民党主席连战也将分别到中国进行访问；甚至连马英九也宣称，一旦今年8月当选国民党主席，他也要去中国。
这一连串的高姿态的动作，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打破了国民党一向所坚持的“原则”──不与中共直接打交道。但不否定双方可以通过密使暗渡陈仓。为什么国民党要来一个急转弯？为什么国民党在政策上宁可“降尊纡贵”？这与千禧年后台湾政局的逆转大有关系。
虽然在实质上我们不能期望国民党打“中国牌”会有什么成果，但在心理战术上确实给民进党的陈水扁一个沉重的压力，因为这毕竟开了一个先例，而且是陈水扁难以阻挡的一股政治风潮。
在这个问题上，陈水扁认为不论国民党与中共有何共识或协议之类的文件，都不具法律地位；也就是说，政府是民进党在做，国民党只是扮演反对党的角色，不能代表台湾与中共进行“谈判”。
一个更吊诡的事件是：自从江丙坤从大陆返台后，便被置疑他是否触犯台湾法律？
这里有两种说法：其一是未在政府授权下，反对党人不可以和另一个国家进行“外交任务”；其二是江丙坤只是去中国一趟，如果坚持只有一个中国，那就算是“内政事务”，不是所谓“叛国行为”。
事实上，阿扁也难入江丙坤“罪”，除非台湾已是一个公认的独立国，否则蓄意对付江丙坤，也必然掀起政治风暴，这就是阿扁今时今日面临的窘境。
国民党就是借此时机，几倾全力打“中国牌”，以抗拒民进党要“外国化”国民党的企图。意思是说，我现在就这么干，看你能奈何吗？
我们假定国民党一个一个有头有脸的人都去大陆与中共打交道，而且有了共识，就剩下陈水扁的民进党处于被动的地位，他要如何应付国民党的挑战，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不过，我们对国民党方面传出消息说，连战此行将会与中共签署“停战”协议。这是一个很奇怪又令人费解的动作。目前的国民党不但已无政权在手，甚至连一兵一卒也没有，签什么“停战协议”？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在过去，国共有过三次的“停战协议”，结果总是被当权的国民党蹧踏得支离破碎。这一段血的教训的历史如果再被挑起来的话，国民党将是自讨没趣。
即使如此，我们预料中共将会给足国民党面子，签一些没有实际效用的“协议”又何妨？总不能让连战空手而归。而且我们也相信中国会采取过去惯用的“党与党，国与国”的关系来处理台湾问题，那就是启开一个“党与党”的对话。如果阿扁要来，也只能以民进党的领袖进行“党与党”的对话，因为中国从来不认定台湾是一个国家，而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如果中共在国民党身上找到一个突破口，就算给予最高礼遇接待也无不可，因为党对党是平等的，谁也不居下风。只是在眼明人看来，国民党已不再是昔日的国民党的。连战等人当然有自知之明。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民进党一步一步地“去中国化”，不但在政治上为台湾烙下一个“国体”，而且也企图在教科书上“台湾化”，更匪夷所思的民进党内竟有人附和台联主席苏进强“参拜日本靖国神社”的做法。这种不要大陆，竟与日本战犯共舞的笨拙手法，徒只为自己背上“罪恶的十字架”。即使民进党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大相庭径，也绝不可以“认贼作父”。虽说神社内有摆置台湾人的亡魂，但他们都是替日军侵华为虎作怅，任何有民族情感与民族意识的人，都会不齿与他们为伍。
我看是民进党被国民党的反击搞得晕头转向，才有此下下策。
我们相信中台问题是不易解决的，一国两制也许不适合用在台湾，但台湾既然独立不了，为什么以为“去中国化”就可以达到“独立”的目的？这是患上政治恐惧症和幻稚病的阿Q精神。除非美国强硬扶持台湾另立国号（这又是美国与中国建交时不搞两个中国的承诺，因此当不会明目张胆为台独摇旗吶喊），不然民进党还得面对现实，与中共缔结一个“台峡和平”的协议，为台湾人民谋求更大发展空间，因为“台独”并不可能是会生金蛋的母鸡！
18.4.05
殷雪梅是雷锋第二？ （横刀立马）
*飞扬
4月7日，江苏省金坛市出现一幕感人肺腑的场面：10万多名群众自发集中在金坛市，含泪为舍身勇救学生的教师殷雪梅送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为一名普通的老师送殡？原来这名老师是金坛市城南小学二年级(1)班主任，生于1954年，在1976年开始执教鞭。3月31日的中午，她带领百名学生排队到影剧院看教育影片。当队伍横过马路时，一辆小轿车突然由西向东疾驶而来，危急中殷老师张开双臂，奋力将走在马路中央的学生推向路旁，而她自己却被撞出20多米外，身负重伤，五天后不幸在医院逝世，终年51岁。这种舍身救人的新闻传开后，轰动整金坛市。因此我们难得一见真情流露的一幕。较后江苏省政府也追封她为“见义勇为英雄”荣誉。
这是这些年来教育界頻传丑闻声中罕见的一股清流。引致群众不约而同为老师同声一哭。
她生前的事迹也随着在报上和网上传开，一致颂赞老师生前对学生视如己出，对他们呵护有加。
有几段网友的话是值得一录的：
“殷老师，您永远活在无数善良人的心里。”
这一句话留有余地，似乎只有善良的人才会记得她，不善良的人就忘了她，显见中国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人性丑恶的一面。
“殷雪梅不仅仅表现伟大的母性光辉，更散发着完整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情操，人民的好教师，感动了中国”。
“奋不顾身救学生的壮举，尽管闪现在瞬间，却有个长期累积过程。只有平时注意世界改造，注重道德品质培养，才可能在突发事件上，在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把危險留给自己！
是的，这样的舍已为人的精神已不多见，也在功利的社会中逐渐成为一种神话。但殷雪梅的事件倒反映出在今日，还是存在着不灭的崇高人性来照亮别人，只是可遇不可求。
由这件事，使我想起中国有两位年青人的死是被毛泽东所称颂的，而且广为流传，成为英雄事迹。
其一是在解放前的1947年1月，共青团员刘胡兰被军阀阎锡山部队逮捕从容赴刑场，死时才15岁。第二年毛泽东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一句话在后来成为激励人心的一种鼓舞。
其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3年，即1962年8月15日，共青团员，解放军某运输队班长雷锋在指挥倒车时，被刮倒的一根木杆打在头部而身负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牺性，年仅22岁。
由于他生前矢志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在1958年到韶山瞻仰毛泽东的故居后，决定把原名雷正兴改为雷锋，他说：“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而他的心愿是为人民服务无私的奉献。
为表彰雷锋的精神，毛泽东在1963年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从此“雷锋精神”成了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中苏分裂后，思想意识形态有了转变的危机，加上解放后思想上的松弛与对人生的追求有所不同，促使毛泽东通过雷锋塑造新一代的英雄形象。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一首歌就这样在全中国各地响彻云宵，历久不衰，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还是不忘抬出雷锋精神。
即使到了江泽民时代，他也这样说：“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
胡锦涛说：“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和他崇高的精神品格，在历史发展中始终焕发光彩。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雷锋精神的价值，更加珍惜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加努力在实践中学习和发扬雷锋精神”。
像殷雪梅这样的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的自我牺牲的实例是不是高度的发挥了“雷锋精神”？
依我们看来，江苏省政府的「见义勇为」四个字尚不足以刻划出殷雪梅的伟大情操。在整顿日益出现问题的教育界当儿，胡锦涛也許应像毛泽东那样，大胆地立一个现代英雄的样板，以激发民心。既然已有10万人都自发悼念，政府方面有更高的姿态来扭转负面的輿論或者是必要的。
4月7日，江苏省金坛市出现一幕感人肺腑的场面：10万多名群众自发集中在金坛市，含泪为舍身勇救学生的教师殷雪梅送行。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为一名普通的老师送殡？原来这名老师是金坛市城南小学二年级(1)班主任，生于1954年，在1976年开始执教鞭。3月31日的中午，她带领百名学生排队到影剧院看教育影片。当队伍横过马路时，一辆小轿车突然由西向东疾驶而来，危急中殷老师张开双臂，奋力将走在马路中央的学生推向路旁，而她自己却被撞出20多米外，身负重伤，五天后不幸在医院逝世，终年51岁。这种舍身救人的新闻传开后，轰动整金坛市。因此我们难得一见真情流露的一幕。较后江苏省政府也追封她为“见义勇为英雄”荣誉。
这是这些年来教育界頻传丑闻声中罕见的一股清流。引致群众不约而同为老师同声一哭。
她生前的事迹也随着在报上和网上传开，一致颂赞老师生前对学生视如己出，对他们呵护有加。
有几段网友的话是值得一录的：
“殷老师，您永远活在无数善良人的心里。”
这一句话留有余地，似乎只有善良的人才会记得她，不善良的人就忘了她，显见中国改革开放后，也出现人性丑恶的一面。
“殷雪梅不仅仅表现伟大的母性光辉，更散发着完整的人格魅力和高尚的情操，人民的好教师，感动了中国”。
“奋不顾身救学生的壮举，尽管闪现在瞬间，却有个长期累积过程。只有平时注意世界改造，注重道德品质培养，才可能在突发事件上，在关键时刻，义无反顾地站出来，把生的机会留给别人，把危險留给自己！
是的，这样的舍已为人的精神已不多见，也在功利的社会中逐渐成为一种神话。但殷雪梅的事件倒反映出在今日，还是存在着不灭的崇高人性来照亮别人，只是可遇不可求。
由这件事，使我想起中国有两位年青人的死是被毛泽东所称颂的，而且广为流传，成为英雄事迹。
其一是在解放前的1947年1月，共青团员刘胡兰被军阀阎锡山部队逮捕从容赴刑场，死时才15岁。第二年毛泽东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一句话在后来成为激励人心的一种鼓舞。
其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3年，即1962年8月15日，共青团员，解放军某运输队班长雷锋在指挥倒车时，被刮倒的一根木杆打在头部而身负重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牺性，年仅22岁。
由于他生前矢志做毛主席的好学生，在1958年到韶山瞻仰毛泽东的故居后，决定把原名雷正兴改为雷锋，他说：“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而他的心愿是为人民服务无私的奉献。
为表彰雷锋的精神，毛泽东在1963年向全国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从此“雷锋精神”成了中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中苏分裂后，思想意识形态有了转变的危机，加上解放后思想上的松弛与对人生的追求有所不同，促使毛泽东通过雷锋塑造新一代的英雄形象。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一首歌就这样在全中国各地响彻云宵，历久不衰，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还是不忘抬出雷锋精神。
即使到了江泽民时代，他也这样说：“雷锋精神的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
胡锦涛说：“雷锋这个光辉的名字和他崇高的精神品格，在历史发展中始终焕发光彩。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雷锋精神的价值，更加珍惜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加努力在实践中学习和发扬雷锋精神”。
像殷雪梅这样的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的自我牺牲的实例是不是高度的发挥了“雷锋精神”？
依我们看来，江苏省政府的「见义勇为」四个字尚不足以刻划出殷雪梅的伟大情操。在整顿日益出现问题的教育界当儿，胡锦涛也許应像毛泽东那样，大胆地立一个现代英雄的样板，以激发民心。既然已有10万人都自发悼念，政府方面有更高的姿态来扭转负面的輿論或者是必要的。
槟城大桥是政治产物
林苍佑在1969年上台后，就积极地推动落实槟城大桥的宏愿。这是他在1964年，以民主联合党魁身份在参加大选时已提出的概念，但未形成一个重要的宣言。当然这一年大选民联党只赢得4个州议席，离执政尚远，林苍佑也就不再鼓吹了。
1969年的大选，林苍佑改以民政党领袖的身份再次提出槟城大桥宏愿，且当成一项重要的竞选口号，引致与联盟的口水战。
林苍佑在竞选宣言中说，一旦民政党获得执政权，马上开始兴建大桥计划，不再有什么“如果”和“但是”。这也是民政党未来政策的象征，即便需耗资6千万或8千万元，也是值得的（这个数目仅是一个假设，因为从来未有勘察和估算过大桥的费用）。
联盟的反击是：副首相敦拉萨说，其实他是第一个人向王保尼首席部长提出的。
交通部长萨顿（后来出任槟州元首）补充道：这木是联盟的竞选宣言之一。
教育部长佐哈里说：民政党可以做它的千秋大梦，它是不能建大桥的，联邦政府不会资助一分钱。
最后，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在投票前4天（即5月5日）这样说：政府会耗资7千万元来兴建大桥衔接槟岛和威省。
虽然民政和联盟执政党口诛笔伐，但没有一方否认兴建大桥的必要性，连陈修信也认为是基本建设之一。
既然这样，又有什么好争？其实这些都是政治之争，联盟不想让民政党拔头筹；民政也不甘示弱，专挑此民生大计来争取选票。这其间涉及一个重大的课题是：槟岛自由港的消失已成定局，因此有必要建大桥来弥补所受的损失。
结果这一仗终于如民政党所愿，起而执政槟州，但随之而来的是民政党面对经费缺乏的大问题。其一是国家陷入“513”种族冲突，民主终止；其二民政党仍被视为反对党，尚未被在中央执政的联盟所谅解，当不会主动拨款支持民政党达成心愿。其三这样庞大的工程，州政府有能力吗？按宪法，又是属于联邦政府的权限，如果联邦不动，林苍佑只有呼吁和吶喊的份。
果然执政20个月过去了，民政党对大桥计划还是一筹莫展，无法开展。直到1971年情况才有了转机。起因于民政党内閧，导致林苍佑与联盟（巫统）结盟，谋组联合政府。于是在敦拉萨授意下，首相署的经济策划组同意对建槟城大桥进行勘察，邀请国际财团提出报告。
这一下子，引起国际财团的兴趣，纷纷投入这场浩大的勘察工程。但它们提呈报告又是几年以后的事。毕竟兴建跨海的大桥不像跨河或江那样，是要具备海洋知识与对海床结构的分析。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在7份被认为是可行性的报告中，日本住友银行的报告最引人注意，而且也被报章加以发表。
可是报告归报告，工程归工程，在1974年大选时我们已 知道调查报告认为建大桥的可行性，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槟岛与威省之间的唯一连系工具仍然是渡轮，一切与69年大选前无异。
这一下子，反对党有话可说了，尤其是民主行动党抨击民政党投入联盟（后扩大成国阵）后，却未能落实承诺。当时竟流传这么一个政治插曲：行动党槟州主席叶锦源讥讽民政党许下空洞诺言，且认为民政党不能兑现，如果民政党能做到，他将从大桥跳下去。
这段故事被叶锦源形容为子虚乌有，是执政党企图抹黑他的人格，他极力的否认。在多年以后他还是对此事耿耿于怀，怒斥对方进行人格谋杀。他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子的话，但也不否认反对国阵利用马中建交，大事派发毛泽东与敦拉萨握手的照片作为竞选海报，他说，国家外交政策不能当政治宣传。
由于有马中建交的王牌在手，国阵取得辉煌的胜利，林苍佑进入第二届的领导槟州政府，使到他有更大的信心推动大桥计划。
可以这么说，在1974年至1978年之间，大桥的计划基本上已勘察和调查完成，已经进入实质性的阶段。不过估算一下建桥费用，却与69年大选时的口水战的7千万元费用相差10倍有余。换句话说，评估出来的费用介于7亿到8亿元之间（工程部长三美威鲁的估价）。7千万元根本是微不足道的数目。
就在1978年大选后的隔年，大桥工程公开招标，拟定9个阶段施工。根据我手头的资料，总共有160家大公司有兴趣下标，及后真正下标的公司有16家，即日本7间，韩国2间，意大利2间，德国，荷兰，法国，英国及印度各1间。结果获标者是韩国的“现代株式会社”（HYUNDAI），理由是此大公司有建桥的经验，被大马政府调查后满意其公司能力，而且也是最低价者，开出的价是5亿2千5百万元马币。预期在5年内完工。
在最初的阶段，我们被告知韩国运来了许多工人进行施工，也聘用大量本地工人加入其中，间有少许意外事件发生。
我在1983年5月应日本政府邀请访间日本后，顺道被安排访问韩国。通过大使馆的安排，我专程访问了“现代株式会社”。一间负素盛名的国际公司。负责接待我的是该公司的董事金真弘。他在办公室把所有的资料摊开来与我交流，第一阶段到第九阶段的工程都有详细的记录，并且自豪地说：槟城大桥肯定在1985年完成和通车，只有提早完工不会有所拖延。他说：从槟城的峇都乌蛮（即理科大学前）算起，直到北赖联邦大道为止，全长13点5公里（或8.4英里），但桥身（跨海部份）则是8.4公里（或5.2英里）。
虽然这不是现代株式会社的最大工程（最大工程是在沙地阿拉伯兴建耗资10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工业港口之一）；最艰难的工程是1971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山谷两端要架起一座铁桥，既不能架铁架，也不能打桩，但韩国人用智能完成。金真弘说：兴建槟城大桥是“现代公司”最值得诱耀的工程。
我记得在1984年时，当槟城大桥的两端中间部份要衔接时，它遇上难题，结果也请来德国工程师帮“现代公司”顺利的衔接起来，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为展示韩国工程的骄人成绩，在完成衔接后，“现代公司”特别邀请国内政商界名流及各国使节前往参观。
1985年中，槟城大桥顺利通车，由当任的副首相慕沙希淡主持通车礼，没有盛大的开幕仪式，但见慕沙驾着国产车一路驾来，算是第一辆的通车，为槟城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今天我们行走在槟城大桥上，不期然地回想那争吵的岁月。林苍佑在这方面，作出杰出的贡献。
不过，时至通车2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认为一座不够，必须再多一座；我们又发现桥墩有小裂痕，进行修补。但整体来说，槟城大桥是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骄傲，确是不争的事实。
17.4.05
郭洙镇与许子根
要写两位都认识的朋友的评论，实在不容易。但如果从政治的角度切入，也就有得比较两者间的异同和政治运程。
郭洙镇与许子根都是在1982年才涉足政坛而且是一步登堂入室成为候选人，他们都不是从基层探出头来，而是因为民政党在当年面临严竣考验，不得不调整策略，涂上一层华教色彩来抵挡反对党的攻势和马华在李三春时代打出「林建寿牌」的抗衡。
在这之前，身为律师的郭洙镇因打一场独大官司而名噪一时，而许子根则在大学执教，与政治沾不上边，但凭借其父亲许平等的名气，两人在份量上可说打成平手。不过他们都错过1980年民政党在波德申的代表大会的换班“激烈竞争”。这一年林苍佑（61岁）坚持不再当主席，唯保住首席部长职位，终于让林敬益脱颖而出，成为民政接班人。
也是从马华过档民政的林敬益虽然在1981年欢迎在马华失意的曾永森率大队过枝民政党，但此时曾永森的声势已大不如前（1979年斗李三春争总会长失败）；加上马华大搞“政经合一”，又引进一批前左派人士，且准备夺取槟州首席部长职位，给民政带来相当大的压力，结果引进“华教人士”，结合董教总的力量成为民政的一个新政治战略，用以反击马华和行动党的左右夹攻。
郭洙镇与许子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邀加盟，以期扭转不利局面。董教总的介入打出“三结合”的旗帜（华基执政党，反对党与华团的结合）（行动党的林吉祥则形容为“三打一”，即董教总联合马华和民政打压行动党）。
这种纠缠不清的乱局也在日后改变华人的政治格局。反映在民政党方面是许子根破茧而出，中选丹绒国会议员；郭洙镇却在甲洞“饮恨沙场”。这无形中给了许子根一个优势在国会展露才华。他在1986年出版“参政四年”一书，洋洋万言，尽是国会演词的辑录，为他的从政交出合格的成绩单；反观这四年郭洙镇“韬光养晦”。
不过在1986年的大选，移师太平国席的郭洙镇一扫霉运，人气急升。在党内也由副主席擢升为署理主席（1989年）（取代梁棋祥之位顺流而上）；许子根则不幸栽倒在林吉祥手中，退居首席部长政治秘书。郭洙镇扳回这关键的一局，奠定他在党内的老二地位，意气风发，把许子根“拋在后头”。
未想1990年的大选又生骤变。时来运转的许子根却在州席胜出后当选槟州首席部长（取代林苍佑的位置），虽在党职上较郭为低，但在官职上却是“光芒四射，灵气逼人”。与郭洙镇相比，又向前跨一步。
最刺激也是决定性的一役是许子根在1995年大选时，在州席对垒上击退叫阵的林吉祥。从此奠定许子根在党内的地位直逼郭洙镇。接着，许子根取代陈锦华成为槟州联委会主席，更在1998年击败挑战的吴清德，在党内已是老树盘根。
跨入千禧年，郭洙镇的“坐亚望冠”的地位出现“动摇”，因为崛起的新一代中央领导已非其人马。党正进行一场不动声色的洗牌，谢宽泰及其人马从中涌现，不再是90年代的格局。
2002年党署理主席一职受到霹州的萧国根挑战，说明党内有人投石问路，以挫其“书生傲气”（引用党内人士说法）。基于党内团结的考量，当权派倾全力保郭抑萧，但已非意味着“在保党的继承人”。黄永安当时有一篇题为“民政党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分离”的文章中这样说：“选举结果已为许子根在后林敬益时代直取郭洙镇铺下道路，如果许有志要成为党主席的话。”
3年之后，最近的新闻报导说已有许多州将提名许子根竞选署理主席，以让郭知难而退，看来非空穴来风，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尽管当事人都不愿表态，但郭洙镇引用毛泽东一首诗中的一句话：“乱云飞渡仍从容”来响应相关的报导。
这一首七绝是1961年毛泽东为江青拍摄的卢山仙人洞而写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也抄录毛泽东另一首词来与郭洙镇共赏。这是毛泽东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年）苦思出路陷入苦恼时赠给其妻子杨开慧的（他们1920年结婚，1930年杨被国民党军逮捕后枪决）：“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拋眼泪也无由。”
正是：政海翻浪等闲事，最忌“一钩残月向西流”。
郭洙镇与许子根都是在1982年才涉足政坛而且是一步登堂入室成为候选人，他们都不是从基层探出头来，而是因为民政党在当年面临严竣考验，不得不调整策略，涂上一层华教色彩来抵挡反对党的攻势和马华在李三春时代打出「林建寿牌」的抗衡。
在这之前，身为律师的郭洙镇因打一场独大官司而名噪一时，而许子根则在大学执教，与政治沾不上边，但凭借其父亲许平等的名气，两人在份量上可说打成平手。不过他们都错过1980年民政党在波德申的代表大会的换班“激烈竞争”。这一年林苍佑（61岁）坚持不再当主席，唯保住首席部长职位，终于让林敬益脱颖而出，成为民政接班人。
也是从马华过档民政的林敬益虽然在1981年欢迎在马华失意的曾永森率大队过枝民政党，但此时曾永森的声势已大不如前（1979年斗李三春争总会长失败）；加上马华大搞“政经合一”，又引进一批前左派人士，且准备夺取槟州首席部长职位，给民政带来相当大的压力，结果引进“华教人士”，结合董教总的力量成为民政的一个新政治战略，用以反击马华和行动党的左右夹攻。
郭洙镇与许子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邀加盟，以期扭转不利局面。董教总的介入打出“三结合”的旗帜（华基执政党，反对党与华团的结合）（行动党的林吉祥则形容为“三打一”，即董教总联合马华和民政打压行动党）。
这种纠缠不清的乱局也在日后改变华人的政治格局。反映在民政党方面是许子根破茧而出，中选丹绒国会议员；郭洙镇却在甲洞“饮恨沙场”。这无形中给了许子根一个优势在国会展露才华。他在1986年出版“参政四年”一书，洋洋万言，尽是国会演词的辑录，为他的从政交出合格的成绩单；反观这四年郭洙镇“韬光养晦”。
不过在1986年的大选，移师太平国席的郭洙镇一扫霉运，人气急升。在党内也由副主席擢升为署理主席（1989年）（取代梁棋祥之位顺流而上）；许子根则不幸栽倒在林吉祥手中，退居首席部长政治秘书。郭洙镇扳回这关键的一局，奠定他在党内的老二地位，意气风发，把许子根“拋在后头”。
未想1990年的大选又生骤变。时来运转的许子根却在州席胜出后当选槟州首席部长（取代林苍佑的位置），虽在党职上较郭为低，但在官职上却是“光芒四射，灵气逼人”。与郭洙镇相比，又向前跨一步。
最刺激也是决定性的一役是许子根在1995年大选时，在州席对垒上击退叫阵的林吉祥。从此奠定许子根在党内的地位直逼郭洙镇。接着，许子根取代陈锦华成为槟州联委会主席，更在1998年击败挑战的吴清德，在党内已是老树盘根。
跨入千禧年，郭洙镇的“坐亚望冠”的地位出现“动摇”，因为崛起的新一代中央领导已非其人马。党正进行一场不动声色的洗牌，谢宽泰及其人马从中涌现，不再是90年代的格局。
2002年党署理主席一职受到霹州的萧国根挑战，说明党内有人投石问路，以挫其“书生傲气”（引用党内人士说法）。基于党内团结的考量，当权派倾全力保郭抑萧，但已非意味着“在保党的继承人”。黄永安当时有一篇题为“民政党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分离”的文章中这样说：“选举结果已为许子根在后林敬益时代直取郭洙镇铺下道路，如果许有志要成为党主席的话。”
3年之后，最近的新闻报导说已有许多州将提名许子根竞选署理主席，以让郭知难而退，看来非空穴来风，而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尽管当事人都不愿表态，但郭洙镇引用毛泽东一首诗中的一句话：“乱云飞渡仍从容”来响应相关的报导。
这一首七绝是1961年毛泽东为江青拍摄的卢山仙人洞而写的：“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我也抄录毛泽东另一首词来与郭洙镇共赏。这是毛泽东在1921年（中共成立之年）苦思出路陷入苦恼时赠给其妻子杨开慧的（他们1920年结婚，1930年杨被国民党军逮捕后枪决）：“虞美人。枕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拋眼泪也无由。”
正是：政海翻浪等闲事，最忌“一钩残月向西流”。
15.4.05
功利主义与华文教育 （横刀立马）
*飞扬
由于华文的普及，也在90年代之后跃居成为国际语文，因此我们读到以下两则新闻和评论。
1. 副首相纳吉4月2日访问北根一间华小时这样说：“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学习华语能够加强国家的竞争力，也有利于个人建立经商网络，无形中可提高就业机会。”
2. 英文星报副总编辑黄春威于3月20日在其专栏中这样写道：“如同许多华人家长，我把女儿送进华校接受六年教育，而我本身是英文教育者，不会读和书写华文。我本身错过这个机会，但我不要剥夺女儿学习华文的机会。我和我的太太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经济前景重于文化或种族来考量。”
因此接下来，他又这样说：“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我意识到儿女必须在良好的训练（环境）下学习华文。”
倒转过来，他说，他的受华文教育的父母，在60年代，决定将他们的三个孩子送进教会学校（英校）也是基于经济的理由。
从上述两个事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语文的学习是从功利主义出发的，若不是出于功利主义或实用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作为出发点，则有关语文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这就是说，当今有这么多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因为它的商业价值或就业机会较过去大大提高。正如对英文的学习仍然被摆在重要的地位，也是因为掌握英文可以在世界通行无阻，更有机会攀登高职而成为精英人才。
可以这么说，功利主义完全占着主导的地位来决定某个语文的兴衰，而且这也与政治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这清楚地显示在80年代后华语华文得到重视，是因为中国已逐渐与国际接轨，且逐渐从中崛起，如果今日的中国仍然像过去那样封闭或被形容为落后的国家，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友族学生，也不会吸引众多的受英文教育的华裔家长把下一代送进华校。
在过去，就拿五六十年代来说，华校不是华裔家长的首选，甚至在华校当权的教育工作者也与黄君父母一样，把子女送进英校。表面上他们是热爱民族教育的一群，实际上他们在功利主义熏陶下，也成为对民族教育的“背叛”者。
再有一个因素是华校在过去被標籤是“共产”或“左派”的温床，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共产社会”，而远离左派的最好的途径就是不送子女进入华校。
虽然如此，仍是有一批又一批的华人依然把子女送进华校。这群人中以中下层阶级为多。在那个时候，對這些人來說，民族文化的情感压倒“功利主义”，且义无反顾地支撑下去，为的是民族的尊严和文化的传承，可惜具有这种思想的华人并不是绝大多数；以致不少人选择进入英校，拋弃方块字，因为方块字在他们看来是“无用的文字”，不懂也吧！何必学习呢？于是我们的华人社会出现分裂──一边是华文教育的，另一边是英文教育的。华人的团结也就无从谈起，除非是为了功利主义和为了达成某种利益的维护，才勉强地貌合神离的凑在一起，而后又因思想的回异分道扬镳。
不过80年代过后，左派阴影不在，华语华文竟然在因势利导下成为被重视的媒介语，这不是因为人民的思想的改变，而是因为中国的强大促使华语华文成为国际通用语之一，是在英语英文之后的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国际语文。
正由于这样，今天有超过10％到15％的非华裔进入华小（总数是65万人左右）。这是友族同样看到华文已是重要的语文，他们静悄悄地鼓起一场教育的逆转，目的无非是希望下一代能多学习一种具有“前途”的语文。虽然这是从功利主义来考量子女的未来，但无可厚非，也是好事，因为他们是友族，华语华文不是他们的母语。
反之，许多华裔家长，包括受英文教育者也对教育改变航道，并非他们顿然醒悟“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存在之根”，而是他们出于功利来顺应潮流。
因此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这些华人发现“昨非今是”，他们只是识时务的一群。
无论如何，他们能在此时此刻看到华文的重要性，也就无需过于责难了。毕竟在很多时候，民族情感是敌不过私利的。
由于华文的普及，也在90年代之后跃居成为国际语文，因此我们读到以下两则新闻和评论。
1. 副首相纳吉4月2日访问北根一间华小时这样说：“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学习华语能够加强国家的竞争力，也有利于个人建立经商网络，无形中可提高就业机会。”
2. 英文星报副总编辑黄春威于3月20日在其专栏中这样写道：“如同许多华人家长，我把女儿送进华校接受六年教育，而我本身是英文教育者，不会读和书写华文。我本身错过这个机会，但我不要剥夺女儿学习华文的机会。我和我的太太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基于经济前景重于文化或种族来考量。”
因此接下来，他又这样说：“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我意识到儿女必须在良好的训练（环境）下学习华文。”
倒转过来，他说，他的受华文教育的父母，在60年代，决定将他们的三个孩子送进教会学校（英校）也是基于经济的理由。
从上述两个事例，我们得到一个结论：语文的学习是从功利主义出发的，若不是出于功利主义或实用价值，尤其是经济价值作为出发点，则有关语文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这就是说，当今有这么多人学习华语华文，是因为它的商业价值或就业机会较过去大大提高。正如对英文的学习仍然被摆在重要的地位，也是因为掌握英文可以在世界通行无阻，更有机会攀登高职而成为精英人才。
可以这么说，功利主义完全占着主导的地位来决定某个语文的兴衰，而且这也与政治有着不可脱离的关系。这清楚地显示在80年代后华语华文得到重视，是因为中国已逐渐与国际接轨，且逐渐从中崛起，如果今日的中国仍然像过去那样封闭或被形容为落后的国家，肯定不会有那么多的友族学生，也不会吸引众多的受英文教育的华裔家长把下一代送进华校。
在过去，就拿五六十年代来说，华校不是华裔家长的首选，甚至在华校当权的教育工作者也与黄君父母一样，把子女送进英校。表面上他们是热爱民族教育的一群，实际上他们在功利主义熏陶下，也成为对民族教育的“背叛”者。
再有一个因素是华校在过去被標籤是“共产”或“左派”的温床，理由是中国是一个“共产社会”，而远离左派的最好的途径就是不送子女进入华校。
虽然如此，仍是有一批又一批的华人依然把子女送进华校。这群人中以中下层阶级为多。在那个时候，對這些人來說，民族文化的情感压倒“功利主义”，且义无反顾地支撑下去，为的是民族的尊严和文化的传承，可惜具有这种思想的华人并不是绝大多数；以致不少人选择进入英校，拋弃方块字，因为方块字在他们看来是“无用的文字”，不懂也吧！何必学习呢？于是我们的华人社会出现分裂──一边是华文教育的，另一边是英文教育的。华人的团结也就无从谈起，除非是为了功利主义和为了达成某种利益的维护，才勉强地貌合神离的凑在一起，而后又因思想的回异分道扬镳。
不过80年代过后，左派阴影不在，华语华文竟然在因势利导下成为被重视的媒介语，这不是因为人民的思想的改变，而是因为中国的强大促使华语华文成为国际通用语之一，是在英语英文之后的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国际语文。
正由于这样，今天有超过10％到15％的非华裔进入华小（总数是65万人左右）。这是友族同样看到华文已是重要的语文，他们静悄悄地鼓起一场教育的逆转，目的无非是希望下一代能多学习一种具有“前途”的语文。虽然这是从功利主义来考量子女的未来，但无可厚非，也是好事，因为他们是友族，华语华文不是他们的母语。
反之，许多华裔家长，包括受英文教育者也对教育改变航道，并非他们顿然醒悟“民族文化是民族的存在之根”，而是他们出于功利来顺应潮流。
因此我们不要天真地以为这些华人发现“昨非今是”，他们只是识时务的一群。
无论如何，他们能在此时此刻看到华文的重要性，也就无需过于责难了。毕竟在很多时候，民族情感是敌不过私利的。
11.4.05
槟城走向“世界文化遗产” （横刀立马）
*飞扬
欣悉文化、艺术及文物部长莱士耶丁告知已将槟城及马六甲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报告书呈交联合国文教机构，而槟城将在今年接受联合国的评估。
但我也不全然赞同莱士耶丁说，不要以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就能促进旅游业。
是的，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不单单是为了旅游业，也还存着促进人文社会，重视和保护古迹的因素，但一个国家争取某个城市或某个古迹（如万里长城）能被联合国认同的最大因素是希望藉此来推动旅游业，刺激某个地方及国家的经济成长。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可能很多国家都不积极地争取。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都希望有几个地方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拿槟城来说，在世界地图上是不起眼的一个小点。如果它的地位不被世界认同，也就是未被真正列入“世界旅游地图”，相信许多国家的人民是不知道有槟城这么一个地方。
我尝试被一些中国朋友问及：槟城在那里？槟州又是什么地方？当我反问回你知道槟榔屿吗？他们之中有的会回答，读历史的时候，好象有读到这个地方。这就是说，他们可能知道有一个“槟榔屿”，但不知道槟榔屿就是今天的槟城或槟州。可见如果我们不在“文化遗产”方面下功夫，我们将会被世界“遗忘”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城市。
事实上，我们也无需讳言，以今天槟城的外国游客的数目，是不令人满意的。我们曾在报章获悉槟城一年内有三百余万人次的旅客到来观光，但如果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有许多外客的数目是重复的。例如由吉隆坡入境，或槟城以外入境的有多少人来槟城，我们确实无从查实。唯一比较客观调查的是入住酒店的游客人数，然后用平均数来推算。这些人中又有多少巴仙是国内游客？而又有多少巴仙是外国游客？我们总得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邓章耀行政议员曾拿出一叠的数字，证明从酒店住房率及机场入境的外国游客在2004年比2003年为多，并不是人们臆测的一年不如一年。不过，去年底地震海啸的发生，确是苦了槟城的旅游业，邓章耀也为此大伤脑筋，努力宣传，以挽回局面，这种突发天灾实在是人算不如天算。总得来说，槟城是不幸中的大幸，没有一名外国游客被海啸吞噬。虽然如此，槟城也给海啸吓破了胆。
撇开天灾不谈（其实槟城受到的影响是十分小的，若与印尼，泰国，斯里兰卡及印度比较的话）外，槟城也算是一个旅游胜地，尽管它仍然存在缺点和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就是必须早日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擦亮“东方之珠”。
对此有深刻感受的莫如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他是希望工业及旅游业这两大支柱能使槟州走向世界，进而刺激国家的经济成长，并为当地人民带来实惠。
我曾为此撰文建议邀请“中国古迹之宝”（且是联合国认可的专家）阮仪三教授来槟城协助搞好“文化遗产”的规划。果真许首长动了真格，通过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联络阮仪三教授“拔刀相助”。
上周刚巧碰上来槟城的中国大使馆政务參讚杨玲珠。她告诉我已联络上阮教授，且告知阮教授几年前曾来槟城一游，但是以游客身份，没有任务在身，也就没有人知道“走宝”。
如今杨女士说，她会尽力促成此事，而州政府也期待他的到来指教。若是在联合国专家来评估前，能聆听阮教授的高见，再作必要的調整，相信对槟城人民是一大喜讯，也会使到槟城早日达成心愿。
这个心愿是十分重要的。根据许首长告知，中国云南丽江在1997年未列“世界文化遗产”前，游客寥寥可数，一年未达10万人，但在之后游客突飞猛进，已是一年數百万和可能近千万人次计。单单航空公司，就有十多家由各地直飞丽江。
在1997年前，我到过昆明，没人介绍一游丽江，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今天的丽江声价百倍。连电视影片商也不放过。一部“一米阳光”电视片就是以丽江为背景而拍，从银幕上我们看到丽江之美，游客络驿不绝。正是阮仪三打造了丽江。
因此我相信阮教授的到来槟城“作出貢獻”，可以了却许首长的心头大石，也可许槟州人民一个美好的未来！
欣悉文化、艺术及文物部长莱士耶丁告知已将槟城及马六甲登陆“世界文化遗产”的报告书呈交联合国文教机构，而槟城将在今年接受联合国的评估。
但我也不全然赞同莱士耶丁说，不要以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就能促进旅游业。
是的，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不单单是为了旅游业，也还存着促进人文社会，重视和保护古迹的因素，但一个国家争取某个城市或某个古迹（如万里长城）能被联合国认同的最大因素是希望藉此来推动旅游业，刺激某个地方及国家的经济成长。如果达不到这个效果，可能很多国家都不积极地争取。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国家都希望有几个地方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就拿槟城来说，在世界地图上是不起眼的一个小点。如果它的地位不被世界认同，也就是未被真正列入“世界旅游地图”，相信许多国家的人民是不知道有槟城这么一个地方。
我尝试被一些中国朋友问及：槟城在那里？槟州又是什么地方？当我反问回你知道槟榔屿吗？他们之中有的会回答，读历史的时候，好象有读到这个地方。这就是说，他们可能知道有一个“槟榔屿”，但不知道槟榔屿就是今天的槟城或槟州。可见如果我们不在“文化遗产”方面下功夫，我们将会被世界“遗忘”或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城市。
事实上，我们也无需讳言，以今天槟城的外国游客的数目，是不令人满意的。我们曾在报章获悉槟城一年内有三百余万人次的旅客到来观光，但如果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有许多外客的数目是重复的。例如由吉隆坡入境，或槟城以外入境的有多少人来槟城，我们确实无从查实。唯一比较客观调查的是入住酒店的游客人数，然后用平均数来推算。这些人中又有多少巴仙是国内游客？而又有多少巴仙是外国游客？我们总得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邓章耀行政议员曾拿出一叠的数字，证明从酒店住房率及机场入境的外国游客在2004年比2003年为多，并不是人们臆测的一年不如一年。不过，去年底地震海啸的发生，确是苦了槟城的旅游业，邓章耀也为此大伤脑筋，努力宣传，以挽回局面，这种突发天灾实在是人算不如天算。总得来说，槟城是不幸中的大幸，没有一名外国游客被海啸吞噬。虽然如此，槟城也给海啸吓破了胆。
撇开天灾不谈（其实槟城受到的影响是十分小的，若与印尼，泰国，斯里兰卡及印度比较的话）外，槟城也算是一个旅游胜地，尽管它仍然存在缺点和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步骤就是必须早日登陆“世界文化遗产”。因为只有通过这个途径，才能擦亮“东方之珠”。
对此有深刻感受的莫如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他是希望工业及旅游业这两大支柱能使槟州走向世界，进而刺激国家的经济成长，并为当地人民带来实惠。
我曾为此撰文建议邀请“中国古迹之宝”（且是联合国认可的专家）阮仪三教授来槟城协助搞好“文化遗产”的规划。果真许首长动了真格，通过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联络阮仪三教授“拔刀相助”。
上周刚巧碰上来槟城的中国大使馆政务參讚杨玲珠。她告诉我已联络上阮教授，且告知阮教授几年前曾来槟城一游，但是以游客身份，没有任务在身，也就没有人知道“走宝”。
如今杨女士说，她会尽力促成此事，而州政府也期待他的到来指教。若是在联合国专家来评估前，能聆听阮教授的高见，再作必要的調整，相信对槟城人民是一大喜讯，也会使到槟城早日达成心愿。
这个心愿是十分重要的。根据许首长告知，中国云南丽江在1997年未列“世界文化遗产”前，游客寥寥可数，一年未达10万人，但在之后游客突飞猛进，已是一年數百万和可能近千万人次计。单单航空公司，就有十多家由各地直飞丽江。
在1997年前，我到过昆明，没人介绍一游丽江，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今天的丽江声价百倍。连电视影片商也不放过。一部“一米阳光”电视片就是以丽江为背景而拍，从银幕上我们看到丽江之美，游客络驿不绝。正是阮仪三打造了丽江。
因此我相信阮教授的到来槟城“作出貢獻”，可以了却许首长的心头大石，也可许槟州人民一个美好的未来！
光大改造喬治市的爭議
林蒼祐在1971年中“敉平”民政黨內一場“宮庭政變”后，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上。但要搞好經濟的首要條件是必須要有一個穩定與安定的政治局面。因此民政黨與巫統的合作變得越形緊迫乃至水到渠成。果然在1972年的元旦日，首相敦拉薩與林蒼祐宣佈組成聯合政府。
一項標誌著“聯合政府”的成形是當日敦拉薩應邀為“光大”摩天大樓主持奠基禮，並被命名為KOMPLEX TUN ABDUL RAZAK，簡稱為“KOMTAR”。
今天我們把這座地標稱之為“光大”，即由此而來。但“光大”概念的提出及林蒼祐想把喬治市變成什麼樣的模樣是在民政黨于1969年上台執政后的產物。不過延至1971年才被熱衷的討論而成為熱門的課題。
我記得當時林蒼祐苦口婆心忙于向人民解釋為何要推行“光大計劃”。因為許多人民都不能了解這樣的龐大願景；尤其是要拆掉許多老建築物以迎合一個新型的“創世紀”發展。
林蒼祐在向傳媒說：“如果是以圓周來圈上檳島和威省，其核心的地方是在喬治市，最為中央的是從檳榔律算起到社尾的一帶，當然也包括五條路的填海工程，換句話說，喬治市的重建應從這個地方開始。”
我曾經提出一個問題：“為什麼要重建古老的喬治市，這涉及拆遷及其他十分複雜的問題。如果在峇六拜發展新城市或在浮羅池滑發展新城市，會不會更加適當？我的意思是說，保留喬治市的舊城市，再發展一個新城市，變成有新舊城之分，也許不必這麼大陣仗。”
林蒼祐認為這樣的建議不實際，也不能達到城市重建的目的。他指出喬治市有許多古老的建築物已破舊不堪。如果不破舊立新，不可能使喬治市重新發出光芒。
他說，城市重建不僅可以振興經濟和繁榮市區，而且檳城將會出現全國第一座摩天大樓，這是一項創舉，也是前所未有的工程。它將會澈底的改變喬治市的面貌，並可促進檳州的經濟活力。在那個時候，我們對保留古蹟和所謂的“文化遺產”並沒有概念，也不了解其重要性。心裡頭所想的是喬治市如何煥然一新，反對的聲音也就越來越少。
后來我們知道設計這大工程是出自其胞弟林蒼吉繪測師的精心傑作。
因此從1972年開始，改造工程也就轟轟烈烈地開展，林蒼祐告訴報界，整個計劃估計在20年內全部完成，共分五個階段。除了是檳州政府的辦公大樓外，也集商場，酒店及市場于一處；更有數以千計的廉價屋在填海地帶建造，以解決人民的房屋問題。
換句話說，到了1990年，我們會看到一個全新的喬治市。不過后來的事實發展告訴我們，光大計劃因為各種預見不到的因素，包括80年代的經濟衰退而受到阻延。這樣的一拖再拖，直到今天，也就是較原訂時間推遲15年，我們還是無法劃上完美的句號。
例如在PRANGIN MALL落成后，其前面一塊地皮仍空置；原首都戲院一帶被拆后要建百貨商場也不得不劃為臨時停車場，還有社尾一帶的老屋子有的人去樓空，有的破到不忍睹依然故我。
這是有諸多因素造成，有人為的，也有外來的，當然也有內在的。
我先說人為的因素。這是1974年大選時，當光大正如火如荼大興士木且已先完成四層的商場開業時，林蒼祐竟面臨一場“風暴式的攻擊”。
反對黨及反林蒼祐的人借大選來臨，把民政黨斥為“拆厝黨”，標語布條在光大四處張掛。最令林蒼祐難堪的是有一位居住被拆的房屋的老太婆當眾數落林蒼祐，讓她成為“無家可歸的可憐人”。這當然是一記政治花招，確使到林蒼祐突如其來中招。
這一年，林蒼祐夫人大吐苦水。他上街買菜，也被小販指指點點，且言語間冷嘲熱諷，真使她受不了。她說，林醫生要為檳城人民做好事，只是影響一小部份人。她不明白搞政治的人為何要出此惡招，完全與事實不符。
雖然如此，率民政加入聯盟（擴大成國陣）的林蒼祐卻是“蒼天保佑”，有驚無險。他不但推出精英的候選人（不再像1969年的大排檔候選人），而且也借馬中建交之勢，成為大選中的大贏家。民政保住11個州議席（輸2席），馬華得1席（輸2席），林蒼祐繼續成為檳州首席部長。
多年以后，外來的因素使到光大全盤計劃被推慢，包括拆遷面臨壓力和拖延及1986年的經濟衰退，迫使發展商暫時止步，觀看后市行情如何演變。這一拖拉，終于無法如期改造光大附近的老房子，成為與光大十分礙眼的強烈對照。
再下來，就是內在的因素，1990年后，聯合國文教機構的專家發現喬治市的“文化遺產”受到侵蝕，大喊止步。否則將步新加坡的后塵。他們批評光大計劃“破壞了喬治市的文化遺產”，是一個不相稱的改造工程，不能再任由喬治市把古蹟消除，否則后悔莫及。
有鑑及此，檳州政府在1995年推出“保護古蹟指南”，不讓被指定的範圍內興建太高樓宇，而且要盡量保護原有的古風貌。剛好被保護的地區就在光大的範圍內。
保護古蹟雖是后知后覺，但也算是亡羊補牢，猶未太晚。可是卻不為城市人民所普遍理解，他們並不了解喬治市一旦登陸“世界文化遺產”，真的是“點石成金”，可為檳城的旅遊業帶來無可限量的財富？
正因為有后來的察覺，我們在今日看到的光大與古蹟保留成為兩個“對立體”。所幸政府又巧妙地將“文化遺產地區”避開光大範圍，算是彌補當年的“失察”的遺憾。
有一件事不得不提的是：1983年1月28日光大65層摩天大樓行將完工時，不幸發生大火災，一時火光通紅，大家以為光大從此完了。
不知是天意或巧合，正當火勢熊熊燃燒之際，突然傾盆大雨，最后是火勢滅了。檢查之下，光大結構無損，林蒼祐大大地松了口氣。兩年之后，林蒼祐及政府單位搬入光大辦公。居高臨下，光大成了政府權力的象徵。但十分別開生面的是：政治中心與商業中心匯集一道，這在許多國家是兩者分開的。“官商同在”確是立下一個榜樣，只是在今天又是不十分協調的安置與策劃。但行政搬遷，談何容易，許子根也只好繼承歷史帶來的包袱，扛著光大與民同進。
下來的日子，就要看許子根如何化解包袱的壓力，給檳城人民許一個美好的未來。也許當登陸“世界文化遺產”之日，就是喬治市“翻身”之時。
10.4.05
美丽的误解‧美好的宏愿
我现在开始明白“泰南勿洞中文大学”是怎么一回事。
去年中的时候，我被传媒的报导深深吸引而产生一种激情；“泰国的中文教育终于有了转机和突破”。即便不是“石破天惊”，至少也是“振聋发聩”的大新闻。
带着这份好奇心与情感上的交织，我在去年底决定参与来自各地的南大校友在槟城团聚后前往勿洞作实地的了解。整整百多两百人抵达时受到勿洞市长陈进森的热烈迎迓，晚上又设宴欢迎并讲解和让学生表演。
由于我们来去匆匆，未能理解个中交叉的关系。我们这群南大校友也对来龙去脉一知半解。因此回来后有人问我有何印象，我一时也讲不清楚。
经过几个月的从旁了解和较为“深入”的探讨后，我终于有了比较清楚的轮廓（这也许是曾为报人训练而成的一种本能）。但还得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才能知道陈进森市长的良苦用心：
1.1918年开始，暹罗政府颁布民立学校条例，其中规定校长须由泰人出任，泰文列必修科。1939年銮披汶(PIBUN)在权力斗争中上台，将暹罗改名为泰国，并采取雷厉行动，取缔华文教育，封闭全泰二百余间华校（参阅王赓武著《南洋华人简史》）。
2.有鉴及泰国潮人为数众多，槟城潮人在林连登推动下，决心扩大韩江小学收生，以收容泰国华裔入读，并积极筹办韩江中学，希望提供泰华裔学习华文的空间。不幸因第二次大战爆发，延至1950年（战后第五年）才成功创建韩江中学，比较有规模地吸纳泰国生。但与泰华裔人口比较，毕竟是杯
水车薪，仅尽人事而为之（泰国有华裔6百万，占人口10%，但绝大部份已被同化）（参阅韩中校庆50周年纪念特刊）。
3.自此而后，泰国华文教育几告式微。华文报虽有数家，但70年代最大的星暹日报的报份不到2万份。泰国华裔已是全面泰化，而他们在平等竞争条件下，也入乡随俗，剩下极少数的华裔懂得华语华文。
70年代中期，中泰建交后，情势稍有改变，中国移民也有所增加。到了90年代，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泰华裔开始重视寻根与学习华语华文。
千禧年后，泰国政府政策大为转变，采取宽大的语文教育政策，不再限制学习第二及第三语文。华文教育开始显露曙光。
在新形势的激励下，身为勿洞市长的陈进森一马当先，于2003年成功向中央政府申办大学，获得内阁批准，因而择地兴建校舍，且准备大展手脚。
陈进森的魄力是令人钦佩的，他选择一块占地135英亩的山坡地带大兴土木，先建成一座学府规模的教育中心取名为“勿洞教育中心”。
具有“爱（泰）国心华教情”的陈进森市长亲自担任勿洞教育中心的行政总监，意味着他要动用政府的力量促成华教的复兴。但千头万绪，总得有个开始，他不能等泰国的中文教育有中小学的完整系统后才来办大学。这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毕竟泰国的中文教育体系已终止60多年，中文系统已告断层，不可能找到诸多具有中学华文程度的毕业生入读。
于是陈进森借助马共和解，勿洞已是一个安定的局面下，向开明的中央政府阐述发展勿洞之道，以期这小小的山城（人口五万有余）能有朝一日成为泰国的一朵教育奇葩，因此打出“华教牌”。
但是到目前为止，勿洞教育中心是借用“也拉乐佳发师范大学”的现成体系，联办外语系（以中文为主，也称为中文系），在2004年开班授课，共有45名泰国学生报读，他们有者没有中文基础，有者有小学的中文基础，但都是中学毕业生，分开两班学习中文。显见中文已崛起成国际语文。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外语系的学生的中文程度是从头开始的，与我们想象中如同中国、台湾或星马大专院校的中文系是截然不同的。它是具有泰国特色，培育泰人掌握中文的“中文系”。推动这项课程的人就是市长助理，来自东马的李宋婷小姐。
陈进森也希望将来能开办英文系，马来文系及阿拉伯文系。这显示他是一个多元教育的鼓吹者。
我被告知一座新的教学大楼准备兴建，但何时动工尚未得而知（应该是中央拨款到位即开工）。一旦完竣，也许陈进森会挂起“勿洞国际大学”或“勿洞国际语文大学”的招牌，因为中文系只是一个科系，不是全用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大学。
可以这么说“勿洞国际中文大学”仍是陈市长的一个梦想和宏愿，他已经勇敢地迈开第一步。而且我们相信它是以招收泰国生为主的大学。可以这么说，“勿洞国际中文大学”仍是陈市长的一个梦想和宏愿。他已经迈开勇敢的第一步，先成立成立外语（中文）系。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美丽的误解，但却是世界华人的美好愿景。
我们愿意作为陈市长的热烈支持者，希望他鼓足干劲，在泰国传播中华文化，让断层的中华文明重放光彩。
去年中的时候，我被传媒的报导深深吸引而产生一种激情；“泰国的中文教育终于有了转机和突破”。即便不是“石破天惊”，至少也是“振聋发聩”的大新闻。
带着这份好奇心与情感上的交织，我在去年底决定参与来自各地的南大校友在槟城团聚后前往勿洞作实地的了解。整整百多两百人抵达时受到勿洞市长陈进森的热烈迎迓，晚上又设宴欢迎并讲解和让学生表演。
由于我们来去匆匆，未能理解个中交叉的关系。我们这群南大校友也对来龙去脉一知半解。因此回来后有人问我有何印象，我一时也讲不清楚。
经过几个月的从旁了解和较为“深入”的探讨后，我终于有了比较清楚的轮廓（这也许是曾为报人训练而成的一种本能）。但还得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才能知道陈进森市长的良苦用心：
1.1918年开始，暹罗政府颁布民立学校条例，其中规定校长须由泰人出任，泰文列必修科。1939年銮披汶(PIBUN)在权力斗争中上台，将暹罗改名为泰国，并采取雷厉行动，取缔华文教育，封闭全泰二百余间华校（参阅王赓武著《南洋华人简史》）。
2.有鉴及泰国潮人为数众多，槟城潮人在林连登推动下，决心扩大韩江小学收生，以收容泰国华裔入读，并积极筹办韩江中学，希望提供泰华裔学习华文的空间。不幸因第二次大战爆发，延至1950年（战后第五年）才成功创建韩江中学，比较有规模地吸纳泰国生。但与泰华裔人口比较，毕竟是杯
水车薪，仅尽人事而为之（泰国有华裔6百万，占人口10%，但绝大部份已被同化）（参阅韩中校庆50周年纪念特刊）。
3.自此而后，泰国华文教育几告式微。华文报虽有数家，但70年代最大的星暹日报的报份不到2万份。泰国华裔已是全面泰化，而他们在平等竞争条件下，也入乡随俗，剩下极少数的华裔懂得华语华文。
70年代中期，中泰建交后，情势稍有改变，中国移民也有所增加。到了90年代，两国关系越来越密切，泰华裔开始重视寻根与学习华语华文。
千禧年后，泰国政府政策大为转变，采取宽大的语文教育政策，不再限制学习第二及第三语文。华文教育开始显露曙光。
在新形势的激励下，身为勿洞市长的陈进森一马当先，于2003年成功向中央政府申办大学，获得内阁批准，因而择地兴建校舍，且准备大展手脚。
陈进森的魄力是令人钦佩的，他选择一块占地135英亩的山坡地带大兴土木，先建成一座学府规模的教育中心取名为“勿洞教育中心”。
具有“爱（泰）国心华教情”的陈进森市长亲自担任勿洞教育中心的行政总监，意味着他要动用政府的力量促成华教的复兴。但千头万绪，总得有个开始，他不能等泰国的中文教育有中小学的完整系统后才来办大学。这需要至少一代人的时间。毕竟泰国的中文教育体系已终止60多年，中文系统已告断层，不可能找到诸多具有中学华文程度的毕业生入读。
于是陈进森借助马共和解，勿洞已是一个安定的局面下，向开明的中央政府阐述发展勿洞之道，以期这小小的山城（人口五万有余）能有朝一日成为泰国的一朵教育奇葩，因此打出“华教牌”。
但是到目前为止，勿洞教育中心是借用“也拉乐佳发师范大学”的现成体系，联办外语系（以中文为主，也称为中文系），在2004年开班授课，共有45名泰国学生报读，他们有者没有中文基础，有者有小学的中文基础，但都是中学毕业生，分开两班学习中文。显见中文已崛起成国际语文。
因此我们看到的是外语系的学生的中文程度是从头开始的，与我们想象中如同中国、台湾或星马大专院校的中文系是截然不同的。它是具有泰国特色，培育泰人掌握中文的“中文系”。推动这项课程的人就是市长助理，来自东马的李宋婷小姐。
陈进森也希望将来能开办英文系，马来文系及阿拉伯文系。这显示他是一个多元教育的鼓吹者。
我被告知一座新的教学大楼准备兴建，但何时动工尚未得而知（应该是中央拨款到位即开工）。一旦完竣，也许陈进森会挂起“勿洞国际大学”或“勿洞国际语文大学”的招牌，因为中文系只是一个科系，不是全用华文为教学媒介语的大学。
可以这么说“勿洞国际中文大学”仍是陈市长的一个梦想和宏愿，他已经勇敢地迈开第一步。而且我们相信它是以招收泰国生为主的大学。可以这么说，“勿洞国际中文大学”仍是陈市长的一个梦想和宏愿。他已经迈开勇敢的第一步，先成立成立外语（中文）系。我们大家都有一个美丽的误解，但却是世界华人的美好愿景。
我们愿意作为陈市长的热烈支持者，希望他鼓足干劲，在泰国传播中华文化，让断层的中华文明重放光彩。
8.4.05
评江丙坤中国之行 （横刀立马）
*飞扬
台湾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于3月杪对中国的访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意义，但实质成效尚待考验。至少在目前来说，是达不成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国民党派出在国际上不是风头甚健的人物与中国高层接触，表面上被看成是“破冰之旅”，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有何“石破天惊”之力，因为江丙坤已不是当权派的一方，不具有“官方”的权力能与对方“讨价还价”；有吗是国民党在处境艰难的劣势下，企图靠这一步棋激起政治浪花，最终希望能赢得台湾的民心。
这就是说，国民党想借助江丙坤之行来缓和党内的矛盾；尤其是连战有意在今年8月退休，国民党内正酝酿党主席之争。此外，也希望国际舆论记起国民党仍是呼风唤雨的一个 政党，且曾经是中国的执政党。
但历史是无情和吊诡的。如果我们回顾国共两党的情仇恩怨，就不难发现时代已经变了，变得国民党已被边缘化，不得不打出“中国牌”来挽回颓势：
1. 1924年，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与成立不过三年且势力有限的共产党合作，进行北伐，以消除军阀割据的局面，期望一统中国。但孙中山不幸于1925年病逝，国共合作根基动摇。
1927年，蒋介石取得了国民党的控制权，实行“清党”和大举逮捕杀害共产党人（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就是于1930年在沙长被国民党人杀害）。自此而后，国共两党进入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失败告终。
2. 1937年，蒋介石因西安事变（被张学良扣押迫其联共抗日），又面对日本发动七七泸沟桥侵略进攻，在舆论压力下，与共党联手抗日。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这种合作是权宜之计，居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蒋介石，并未忘记“铲除”共产党给他带来的威省，因为在抗日的过程中，蒋介石对中共势力的坐大一直耿耿于怀，不能接受既成的事实。
3.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共势力更是强大，蒋介石担心毛泽东从中崛起。于是又有第三次国共合作，以遏阻共党势力南进。可是10月10日签署的协议墨迹未干，双方再起内战（1946年），毛泽东认定已不可能与蒋介石分享政权，决定发起大规模战争，一举解放全中国。1949年，蒋介石国民军撤退台湾。国民党也跟着把“中华民国”迁向台湾。就这样中国一时之间，出现两个“政体”。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是中华民国。
正因为斗争的尖锐性和双方“不能共存”下，毛泽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下“中华民国”，坚决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连带与国民党势不两立，从此共产党和国民党澈底的分道扬镳。“国恨家仇”久久积在心中，国共的“对话”也就中断了。
不论是蒋介石或蒋经国，都不忘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一个“国号”，但现实终于迫使国民党退出国际政治舞台，尤其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联合国后，国民党已是节节败退，成为被中共打压的一方。
即便是李登辉于1988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他依然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因此来一个急转弯，把国民党导向一个走向争取台湾脱离中共的政治工具，进而提出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换句话说，台湾台独势力的增长，虽是李登辉有份促成，国民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没想到200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在李登辉的推波助澜下，一脚踢开国民党，扶上民进党陈水扁当选。这一下子，李登辉的台独面目已昭然若揭。而原本在中共的眼中已是战败的国民党，更失去在台湾的执政权力，沦为反对党。失去政权后又无法翻身的国民党，唯有调转过来对付民进党的台独。这个时候，逐渐迷失方向的国民党已不知何去何从。与中共和好，既不是国民党的“原则”；与民进党共舞，又非其所愿。在进退维谷中，国民党只有“冒险”与中共“求和”，换取台湾人民的认同。可是权力又不在国民党手上，一败再败的国民党显然已没有本钱向中共开出任何条件，唯一可做的是利用民进党的“台独威胁”来作为和中共“取得共识”的筹码。
中共显然是更乐意顺水推舟来遂国民党的“心愿”（明知并非是心甘情愿的），进而迫使民进党和陈水扁也不得不向中共伸出橄榄枝，以化解国民党的“反戈一击”。
这就是国民党目前所能扮演的角色。如果最终能促成民进党与中共“和谈”，国民党也算是完成“历史任务”。至于它在将来能否与民进党分享权力或有机会翻身？那是另外一个课题。要问问台湾的人民选择民进党的和解方式或选择国民党的和解方式。
江丙坤之行暴露了国民党正在作求生的挣扎，它已经不是当年的气势凌人，掌握主动性的执政党了。
台湾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于3月杪对中国的访问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政治意义，但实质成效尚待考验。至少在目前来说，是达不成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国民党派出在国际上不是风头甚健的人物与中国高层接触，表面上被看成是“破冰之旅”，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有何“石破天惊”之力，因为江丙坤已不是当权派的一方，不具有“官方”的权力能与对方“讨价还价”；有吗是国民党在处境艰难的劣势下，企图靠这一步棋激起政治浪花，最终希望能赢得台湾的民心。
这就是说，国民党想借助江丙坤之行来缓和党内的矛盾；尤其是连战有意在今年8月退休，国民党内正酝酿党主席之争。此外，也希望国际舆论记起国民党仍是呼风唤雨的一个 政党，且曾经是中国的执政党。
但历史是无情和吊诡的。如果我们回顾国共两党的情仇恩怨，就不难发现时代已经变了，变得国民党已被边缘化，不得不打出“中国牌”来挽回颓势：
1. 1924年，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与成立不过三年且势力有限的共产党合作，进行北伐，以消除军阀割据的局面，期望一统中国。但孙中山不幸于1925年病逝，国共合作根基动摇。
1927年，蒋介石取得了国民党的控制权，实行“清党”和大举逮捕杀害共产党人（毛泽东的妻子杨开慧就是于1930年在沙长被国民党人杀害）。自此而后，国共两党进入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以失败告终。
2. 1937年，蒋介石因西安事变（被张学良扣押迫其联共抗日），又面对日本发动七七泸沟桥侵略进攻，在舆论压力下，与共党联手抗日。是为第二次国共合作。这种合作是权宜之计，居于领导和执政地位的蒋介石，并未忘记“铲除”共产党给他带来的威省，因为在抗日的过程中，蒋介石对中共势力的坐大一直耿耿于怀，不能接受既成的事实。
3.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中共势力更是强大，蒋介石担心毛泽东从中崛起。于是又有第三次国共合作，以遏阻共党势力南进。可是10月10日签署的协议墨迹未干，双方再起内战（1946年），毛泽东认定已不可能与蒋介石分享政权，决定发起大规模战争，一举解放全中国。1949年，蒋介石国民军撤退台湾。国民党也跟着把“中华民国”迁向台湾。就这样中国一时之间，出现两个“政体”。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是中华民国。
正因为斗争的尖锐性和双方“不能共存”下，毛泽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压下“中华民国”，坚决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合法性，连带与国民党势不两立，从此共产党和国民党澈底的分道扬镳。“国恨家仇”久久积在心中，国共的“对话”也就中断了。
不论是蒋介石或蒋经国，都不忘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一个“国号”，但现实终于迫使国民党退出国际政治舞台，尤其是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联合国后，国民党已是节节败退，成为被中共打压的一方。
即便是李登辉于1988年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后，他依然改变不了这一事实，因此来一个急转弯，把国民党导向一个走向争取台湾脱离中共的政治工具，进而提出台湾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换句话说，台湾台独势力的增长，虽是李登辉有份促成，国民党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没想到2000年的台湾总统选举，在李登辉的推波助澜下，一脚踢开国民党，扶上民进党陈水扁当选。这一下子，李登辉的台独面目已昭然若揭。而原本在中共的眼中已是战败的国民党，更失去在台湾的执政权力，沦为反对党。失去政权后又无法翻身的国民党，唯有调转过来对付民进党的台独。这个时候，逐渐迷失方向的国民党已不知何去何从。与中共和好，既不是国民党的“原则”；与民进党共舞，又非其所愿。在进退维谷中，国民党只有“冒险”与中共“求和”，换取台湾人民的认同。可是权力又不在国民党手上，一败再败的国民党显然已没有本钱向中共开出任何条件，唯一可做的是利用民进党的“台独威胁”来作为和中共“取得共识”的筹码。
中共显然是更乐意顺水推舟来遂国民党的“心愿”（明知并非是心甘情愿的），进而迫使民进党和陈水扁也不得不向中共伸出橄榄枝，以化解国民党的“反戈一击”。
这就是国民党目前所能扮演的角色。如果最终能促成民进党与中共“和谈”，国民党也算是完成“历史任务”。至于它在将来能否与民进党分享权力或有机会翻身？那是另外一个课题。要问问台湾的人民选择民进党的和解方式或选择国民党的和解方式。
江丙坤之行暴露了国民党正在作求生的挣扎，它已经不是当年的气势凌人，掌握主动性的执政党了。
4.4.05
阿扁大游行的讯息 （横刀立马）
*飞扬
台湾有一场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3月26日）在陈水扁总统领导下举行。有新闻报导说，参加者27万（警方），又有报导说，参加者有100万（主办当局）。
不论是多少数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执政的民进堂统领下，可列为“官方节目”，而其动机是针对中国通过的“反分裂法”。
台湾当局认为这是中国“要并吞台湾”的一个法律程序，因此率先起而反对。目的是希望引起国际的重视，进而产生舆论压力，促使中国放弃或不能动用“反分裂法”。
由于法制有10条，所以大游行也走了10条街。这显然是要用以展示群众的力量，以反击中国的“新法”。至于在实际上能收到多少效果，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中台之间的情仇恩怨是有一匹布那么长，其中的变化是既有趣又耐人寻味的。
最初阶段，也就是蒋介石在1949年“迁府台湾”后，他的战略是以守为攻，通过美国提供的防御力量力保住台弯尚有“中华民国”立锥之地。
待到较为立定脚根后，蒋介石的战略是“反攻大陆”。换句话说，“中华民国”要打回大陆，重新把这面旗帜插上，不过蒋介石直到1975年逝世时，仍未能如愿以偿。
同样的，在北京的毛泽东，在49年后就打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不幸因韩战爆发（1950年），又打乱毛泽东的战策，把重军力分布在北方而不是南方。于是蒋介石也有了喘气的机会（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这两位政治人物在有生之年都未能解决纠缠不清的恩怨，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主轴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争夺国际的代表权，谁也不愿放弃对中国的统治。这里头的一个微妙的连系是：彼此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所不同的是旗号。
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华国锋时代的一个短时期（1976-1978年），接着权力便由再爬起来的邓小平牢牢控制。邓小平显然没有放弃对“台湾的解放”，只不过他选择和希望的是“和平解放”，而不诉诸武力。
邓小平的政策的调整展示了他要的是“台湾和平地重投祖国的怀抱”。可是取代蒋介石成为继承人的蒋经国却是在有生之年推动另一个议程来防止 “中国对台湾的解放”。这个议程就是把民主的种子撒在台湾土地上，用以抵挡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陆“越界跨海”。于是在蒋经国（1978-1988年）时代我们看到台湾有了一定的变化。试图通过“民主与自由”来抗衡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大陆，并没有有否定一个中国之说。
如果说邓小平复出年代（1978-1996）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将两个殖民地收回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对于解决台湾的问题就留下遗憾，他的一国两制的主张未能得到台湾积极的响应，乃至被拒绝。
当第二代的人都无法解决台湾问题后，来到第三代的李登辉时代（1988-2000），就更加复杂化。他不但与中国的政策越走越远，而且也极力主张台湾的“主权地位”，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李登辉之后迎来了陈水扁时代（2000年起），他进一步把台湾拉出大陆的笼罩圈，创出了所谓“一边一国”论，用以响应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在台湾领导人更迭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有了变化，继邓小平之后的是江泽民时代，直到2003年才启开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在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时曾说过“不能无限期僵住台湾问题，而是要立下台湾重归大陆的时间表”。虽然如此，江泽民碰上陈水扁的不按牌理打牌也使到台湾局势紧张起来，以致双方关系僵成一块。
胡锦涛在应付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方面，推出了“反分裂法”就是要阻止台湾脱离母体而独立。这一下子，时局又告沸腾。
阿扁领导的大游行就是从口水战演变成行动来堵住“反分裂法”发酵，反而形容这是“侵略法”。反分裂也好，反侵略也好，都让我们看到台湾问题在政治人物的翻云覆雨下变得紧张兮兮。看来在大游行过后，阿扁肯定又有新的招术来使到台湾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以抗拒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就是阿扁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所要传达的讯息。
台湾有一场规模浩大的示威游行（3月26日）在陈水扁总统领导下举行。有新闻报导说，参加者27万（警方），又有报导说，参加者有100万（主办当局）。
不论是多少数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执政的民进堂统领下，可列为“官方节目”，而其动机是针对中国通过的“反分裂法”。
台湾当局认为这是中国“要并吞台湾”的一个法律程序，因此率先起而反对。目的是希望引起国际的重视，进而产生舆论压力，促使中国放弃或不能动用“反分裂法”。
由于法制有10条，所以大游行也走了10条街。这显然是要用以展示群众的力量，以反击中国的“新法”。至于在实际上能收到多少效果，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事实上，半个世纪以来，中台之间的情仇恩怨是有一匹布那么长，其中的变化是既有趣又耐人寻味的。
最初阶段，也就是蒋介石在1949年“迁府台湾”后，他的战略是以守为攻，通过美国提供的防御力量力保住台弯尚有“中华民国”立锥之地。
待到较为立定脚根后，蒋介石的战略是“反攻大陆”。换句话说，“中华民国”要打回大陆，重新把这面旗帜插上，不过蒋介石直到1975年逝世时，仍未能如愿以偿。
同样的，在北京的毛泽东，在49年后就打出“解放台湾”的口号。不幸因韩战爆发（1950年），又打乱毛泽东的战策，把重军力分布在北方而不是南方。于是蒋介石也有了喘气的机会（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这两位政治人物在有生之年都未能解决纠缠不清的恩怨，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主轴就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争夺国际的代表权，谁也不愿放弃对中国的统治。这里头的一个微妙的连系是：彼此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所不同的是旗号。
毛泽东之后中国进入华国锋时代的一个短时期（1976-1978年），接着权力便由再爬起来的邓小平牢牢控制。邓小平显然没有放弃对“台湾的解放”，只不过他选择和希望的是“和平解放”，而不诉诸武力。
邓小平的政策的调整展示了他要的是“台湾和平地重投祖国的怀抱”。可是取代蒋介石成为继承人的蒋经国却是在有生之年推动另一个议程来防止 “中国对台湾的解放”。这个议程就是把民主的种子撒在台湾土地上，用以抵挡实行社会主义的大陆“越界跨海”。于是在蒋经国（1978-1988年）时代我们看到台湾有了一定的变化。试图通过“民主与自由”来抗衡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大陆，并没有有否定一个中国之说。
如果说邓小平复出年代（1978-1996）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将两个殖民地收回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么对于解决台湾的问题就留下遗憾，他的一国两制的主张未能得到台湾积极的响应，乃至被拒绝。
当第二代的人都无法解决台湾问题后，来到第三代的李登辉时代（1988-2000），就更加复杂化。他不但与中国的政策越走越远，而且也极力主张台湾的“主权地位”，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李登辉之后迎来了陈水扁时代（2000年起），他进一步把台湾拉出大陆的笼罩圈，创出了所谓“一边一国”论，用以响应邓小平的“一国两制”。
在台湾领导人更迭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中国领导人有了变化，继邓小平之后的是江泽民时代，直到2003年才启开胡锦涛时代。
江泽民在1999年庆祝建国50周年时曾说过“不能无限期僵住台湾问题，而是要立下台湾重归大陆的时间表”。虽然如此，江泽民碰上陈水扁的不按牌理打牌也使到台湾局势紧张起来，以致双方关系僵成一块。
胡锦涛在应付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方面，推出了“反分裂法”就是要阻止台湾脱离母体而独立。这一下子，时局又告沸腾。
阿扁领导的大游行就是从口水战演变成行动来堵住“反分裂法”发酵，反而形容这是“侵略法”。反分裂也好，反侵略也好，都让我们看到台湾问题在政治人物的翻云覆雨下变得紧张兮兮。看来在大游行过后，阿扁肯定又有新的招术来使到台湾问题“国际化和复杂化”，以抗拒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这就是阿扁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所要传达的讯息。
华人大团结功败垂成
香港左派的“银星艺术团”的演出无疑的对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起一些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不是绝对性的。
顺着银星艺术团行将掀起的热潮，马华公会分别于1971年2月7日，8日，3月14日及4月25日假吉隆坡、怡保、芙蓉及槟城举行华人大团结集会。当然这不是竞选的群众大会，而是在一定范围内举行的各华团派代表的大集会。情况之热烈，出乎人们意料之外。街头巷尾人人都在谈论华人大团结。但华人团结了吗？答案是没有。
为什么呢？原因是马华公会推动的华人大团结运动是陈修信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事先并未在马华中委及各州际领导层详加讨论，也没有一套完整与完善的计划，以致华团大会在名义上是由华团领袖的人主持，不是马华的党员也可参与其中。
让我们看看在吉隆坡大会后产生的《马来西亚华人促进团结委员会》名单即可一目了然委员来自不同的背景：庄汉良（来自槟城大会堂领导人）、张耀宗、黄伟强、李裕隆（马华少壮派）、杜志昌（董总）。林坤杰、沈慕羽（教总）、赵燊儒（专业人士）、郑琬文及顾兴光（前社阵市议员）。
这些人在基本上都认同华人大团结，但不一定认同马华公会的议程，而且所通过的所谓“六点宣言”都是不着边际的内容，只有一条比较有现实意义：坚信每一马来西亚人之平等自由权利不受转移亦不可侵犯。
即使如此，在陈修信看来，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华人大团结，而且只团结在马华的旗帜下。他这样说：这不是要助长华人沙文主义，也不是要和马来人及其它民族对抗，而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华社不但对华人本身无益，而且只能带来政治不安定，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因为尚须要很长的时间来完全落实只有一种马来西亚人的民族。
在这方面，陈修信所推动的华团运动是具有下列的目的：其一是消除华人帮派，不再分成客家人、福建人、广东人或海南人等等，大家与马华认同政治思想；其二是要华人消除左右派思想斗争，以团结为重；其三是希望华人团结作为他的后盾。
在一时之间，陈修信的“威望”确实从低潮又顺流而上达到高潮。主观上他是在表面上看到华人都支持他领导华人大团结，但客观上，他又面对华团组成的委员会中出现“离心”的趋势；尤其是当这些人主张自行注册成为一个单位时，已显露它要脱离马华而存在，至少要与马华平行生存。这当然是不被陈修信所允许的。
其它政党又持什么态度呢？它们都是坐壁上观，乃至袖手旁观，静观马华到底要把华人带向那里？我曾问过忙于应付党内分裂的民政党头子林苍佑，他说由他们去吧，民政党不介入这样的运动。言语之中，表达出他的多元理念的民政党不认同这种政治游戏。人民进步党选择沉默；民主行动党作隔岸观火。所有不属于马华的政党在“风头火势”下自然不便有什么抗议，但它们不会支持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身为报人的又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由于整个华人社会都动了起来，华文报章也就一窝蜂的大事报导和表示支持，以顺应潮流，不过也刊登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以显示“民主和自由”。
虽然马华未有面对外来的太大压力，但正如我上边提到的，陈修信被捧上成为“华人最高领袖”（霹州闻人杨金殿以霹州华人团结大会发起人的身份给陈修信的“封号”）后不久，便在马华党内出现争议。
身为马华署理总会长的许启谟于1971年2月28日公开发表声明指责有人藉陈修信团结的呼吁，搞起沙文主义的政治。马华另一中委陈东海则“愤而辞职”。
至此我们看到陈修信一人在扮演积极的角色，未取得马华高层的一致支持，这显示总会长的“权威”是不受挑战的。可是真正挑战总会长的“权威”的则是来自“华人团结委员会”。它要绕过马华公会，不受陈修信的指挥。委员之一的李裕隆更在5月14日公开宣称：一个属于非政党的团体──“马来西亚华人全国团结运动”将于最近成立。
这意味着“华团委员会”要自行独立，加速它与陈修信的“对峙”局面的形成。因为这与陈修信所要达致的目标是违悖的。他在较早时（4月15日在槟城举行的华团大会，7000人参加，可谓声势浩大和壮观，地点在中华体育会的大草场）这样说：华人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是邀请现有的华基政党解散，组成单一的华人政党；第二是促使更多的华人来支持一个现有的政党，那就是马华公会。
在讲话中，陈修信声明不能成立另一个超政党的团体，因为华人团结运动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活动。
当“华人大团结运动”轰轰烈烈闹了3个月后，巫统领袖有话说了。前首相东姑表明再另立一个机构，将分裂华人，应支持马华公会。秘书长洗努更坦言：应支持马华，而不是独行其事。另一副主席端赛纳雪更直截了当要“华人团结运动委员会”自动解散。
不用说，在陈修信的反对下，所谓注册事宜没有下文，而一时澎湃凶涌的华人大团结运动也就在8月之后无疾而终。
陈修信既不能讨好左派，又不能讨好右派，弄得两头不到岸。他的“华人最高领袖”称号也因之而消失了。斗争于是又转向马华内部。
由于马华公会的华团运动“开花不结果”下，转而在党内大搞“华人精神革命”（1972年10月），企图重振士气，结果又演变成另一个闹剧。其中最教人喷饭的是李孝友的莫明其妙的言论：“华人应摈弃拜金主义，复仇主义，盲动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及恐怖主义等等（总共21个主义要不得，省略不提，否则你一定捧腹大笑），而应发扬折衷主义，进步主义及开明主义等等。”
他把精神革命弄得一蹋胡涂。根本是突发奇想的玩意儿，参与这场所谓“革命”的人有李三春、李孝友、曾永森及林敬益。目的无非是转移华人大团结失败后的另一个权宜之计的策略。但这里头有一个大玄机隐藏其中。这是李三春的一步高棋，他虽然已身为马华署理总会长（接替许启谟于4月15逝世遗下的空缺），但巧妙地推出林敬益担任“精神革命”委员会主席，本身则在幕后操纵马华的运作。
林敬益（1972年1月1日被陈修信推荐出任新村事务部长，越过李三春而上，致使仍留在副部长的李三春感觉不是味道，也为林敬益的政途种下祸根）接受这一任命后，也不懂得如何开展“精神革命”。他被摆上台面的结果是最后导致他与陈修信交恶，被陈修信革掉（1973年6月）他的“马华政治命”。
“精神革命”原来是一项政治议程。
3.4.05
走进历史再走出历史
韩江学院华人文化馆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在广汀会馆赞助下，于3月24日至27日在槟城联办《槟榔屿华人研究》交流会是切合时宜的，也具有温故知新的意义。
这是继韩院于2001年杪与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合办《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后的另一场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会。
如果连同配合韩院“华人文化馆”于2003年中开幕礼而举办的学术文艺活动也算进去的话，则今次是第三次较具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会，对一间成立短短5年的韩江学院来说，有此三项的国际性活动，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今次我们把研究的焦点放在槟城，一方面是认为槟榔屿有丰富的史料展现其独特性；另一方面是槟榔屿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国际战略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果然来自新加坡、中国、台湾的和本地的学者，彼此集智能于一堂，表达各有精彩。其中包括田野调查研究心得；历史事件与发展的剖释；先贤的足迹乃至殖民地时代华人生活的面貌。虽不尽齐全，但确可与槟城古迹信托单位于2003年举办的《槟城历史》研讨会相互映辉。我们是用双语进行交流，而后者是专用英语交流。
事实上，也是不容否认的是，英文的史料远比华文史料充足与丰富，而且很早开始已有英国学者及本地学者陆续出版多本英文专着，更有政府档案和国家图书馆提供的英文资料，遂使到本地历史研究成为一面倒的局面，历史观难免受到殖民地思想的影响。久而久之，形成本地的学术研究趋向英文，且误以为只有英文才配登上学术殿堂。
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本地的华文史料在“文化开放下”陆续的浮出枱面，尤其是在殖民地时代的被封盖的左派运动和斗争已告解禁和辑成专书出版。即使是最讳忌的马共历史也走出法令的封尘，最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已经成为公开的文献；还有其它不论是左派的或右派的华文刊物都挤向市场或重新出版。
如果这些不集中和点点滴滴的华文史料被集中的话，其份量得以和英文史料相提并论，也可显示出华文史料足以填补英文历史资料留下的空白。
韩院成立华人文化馆的最大意义就是通过收集华文史料和文物及图片，来弥补和改变传统的治史路向。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平衡的角色，提供一个平台，让本地历史成为并行线，不再是英文一支独秀的世界，华文同样可以走进学术殿堂。我们已成功地迈开这一步。
若是华人社会能够重视先贤的文化遗产，在社团学校林立的今天，努力充实与珍惜宝贵的史料，个别设立文物室或史料库，肯定会激发后来的学者认识到掌握多种语文的重要性。因为历史不单单是用英语说话，而是用多种语言说话。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致开幕词中说得好：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忽视和不了解历史就如同民族失去了根。我们应当从历史看未来。不仅于此，我们还应该拥有世界观来研究历史和探讨历史，不能只看到自己。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也是生活在地球一方，必须要有宏观的视野和宽大的胸襟来看待过去，放眼未来。
他说，正如槟榔屿的市区，历史反映出一条街或一个小小的地区，就存在着不同庙堂和教堂并立其中，也存在着各民族溶合于一炉的生活。这在世界上是罕有的，可以说这是槟城独有的《文化资产》（文化遗产）。
许子根的含意是要我们懂得走进历史，但又懂得走出历史，不要沉浸在历史的迷宫中不能自拔而唯我独尊；而是要走出自我，溶入他人的世界。让历史成为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一盏明灯。我们不孤芳自赏，也不自卑自惭。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你也有我。世界包容了我们，我们也要包容世界。这就是说，能够从历史走出来的人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认为经过这次的研讨会，来自新加坡及其它国家的学者和研究生们，已确实地走进槟城，了解槟城，不再是“纸上谈兵”。槟城的真实多元化的面貌已打开他们的心扉，也从槟城看到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因为有过去，才有今天，正是“古人不知今人事，今天须知古世情”。
这是继韩院于2001年杪与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合办《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回顾与展望》研讨会后的另一场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会。
如果连同配合韩院“华人文化馆”于2003年中开幕礼而举办的学术文艺活动也算进去的话，则今次是第三次较具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会，对一间成立短短5年的韩江学院来说，有此三项的国际性活动，算是难能可贵的了。
今次我们把研究的焦点放在槟城，一方面是认为槟榔屿有丰富的史料展现其独特性；另一方面是槟榔屿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其国际战略地位是不容忽视的。果然来自新加坡、中国、台湾的和本地的学者，彼此集智能于一堂，表达各有精彩。其中包括田野调查研究心得；历史事件与发展的剖释；先贤的足迹乃至殖民地时代华人生活的面貌。虽不尽齐全，但确可与槟城古迹信托单位于2003年举办的《槟城历史》研讨会相互映辉。我们是用双语进行交流，而后者是专用英语交流。
事实上，也是不容否认的是，英文的史料远比华文史料充足与丰富，而且很早开始已有英国学者及本地学者陆续出版多本英文专着，更有政府档案和国家图书馆提供的英文资料，遂使到本地历史研究成为一面倒的局面，历史观难免受到殖民地思想的影响。久而久之，形成本地的学术研究趋向英文，且误以为只有英文才配登上学术殿堂。
其实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年来，我们也看到本地的华文史料在“文化开放下”陆续的浮出枱面，尤其是在殖民地时代的被封盖的左派运动和斗争已告解禁和辑成专书出版。即使是最讳忌的马共历史也走出法令的封尘，最代表性的是陈平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已经成为公开的文献；还有其它不论是左派的或右派的华文刊物都挤向市场或重新出版。
如果这些不集中和点点滴滴的华文史料被集中的话，其份量得以和英文史料相提并论，也可显示出华文史料足以填补英文历史资料留下的空白。
韩院成立华人文化馆的最大意义就是通过收集华文史料和文物及图片，来弥补和改变传统的治史路向。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能够扮演一个平衡的角色，提供一个平台，让本地历史成为并行线，不再是英文一支独秀的世界，华文同样可以走进学术殿堂。我们已成功地迈开这一步。
若是华人社会能够重视先贤的文化遗产，在社团学校林立的今天，努力充实与珍惜宝贵的史料，个别设立文物室或史料库，肯定会激发后来的学者认识到掌握多种语文的重要性。因为历史不单单是用英语说话，而是用多种语言说话。
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在致开幕词中说得好：历史是不能忘记的。忽视和不了解历史就如同民族失去了根。我们应当从历史看未来。不仅于此，我们还应该拥有世界观来研究历史和探讨历史，不能只看到自己。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也是生活在地球一方，必须要有宏观的视野和宽大的胸襟来看待过去，放眼未来。
他说，正如槟榔屿的市区，历史反映出一条街或一个小小的地区，就存在着不同庙堂和教堂并立其中，也存在着各民族溶合于一炉的生活。这在世界上是罕有的，可以说这是槟城独有的《文化资产》（文化遗产）。
许子根的含意是要我们懂得走进历史，但又懂得走出历史，不要沉浸在历史的迷宫中不能自拔而唯我独尊；而是要走出自我，溶入他人的世界。让历史成为照亮我们前进道路的一盏明灯。我们不孤芳自赏，也不自卑自惭。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你也有我。世界包容了我们，我们也要包容世界。这就是说，能够从历史走出来的人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我认为经过这次的研讨会，来自新加坡及其它国家的学者和研究生们，已确实地走进槟城，了解槟城，不再是“纸上谈兵”。槟城的真实多元化的面貌已打开他们的心扉，也从槟城看到世界的一个缩影。我们因为有过去，才有今天，正是“古人不知今人事，今天须知古世情”。
1.4.05
我们不要“塔利班” （横刀立马）
*飞扬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说，内阁对最近宗教局的突击行动感到不悦。因此决定凡是要执行有关突袭时，必须事先得到警方的批准，且要有高级警官随行。
他是针对最近以来发生的宗教局的突击检查男女幽会事件，引致投诉和抗议侵犯隐私权及人身自由的事件作出有关的决策。
根据我们所知，一些州属成立了宗教行动局，并授权市政局有权对“违反”宗教禁制的行为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对夜生活场所的突击检查及在接获情报后，对不是夫妻身份的回教徒男女“幽会”登门“扣捕”。
由于事态被视为严重，纳兹里接获有51团体签署的备忘录，并有约200名闻人联合签署的备忘录，其中包部长及国会议员。
这些人宣称是属于“马来西亚反对道德监视”的组织认为宗教局被赋予的权力过大，而且市政局也不应有权进行这类的搜查。最为一劳永逸的是取消这样的条文。
在评论有关事件时，纳兹里表明以他为首的国会人权小组将会对论此事，接着他说了语重心长的话：“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我们不要马来西亚变成塔利班的统治。如果我们不阻止的话，可能会恶化下去。”
他再补上一句：“没有一个宗教可以统治人民的私人生活。”
我为这一席话所感动，但我也希望纳兹里坐言起行。能在此时此刻遏止“极端的宗教行动”干扰人民的日常生活，否则情况会越发脱轨。
也许我们都没有领教过什么是“塔利式的统治”，但如果我们从历史事件中认识“塔利班”的恐统治就会不寒而栗。
这个极端组织在80年代初期在阿富汗形成。首先是一群民兵进行抵抗苏军的入侵，90年代苏军撒出后，塔利班军事组织趁势控制了阿富汗部份地区，包括首都在卡布尔，最终在阿富汗建立起令人发齿塔利班政权。
这个政权的两大特色是：Œ在阿富汗全面实行极端的神权统治，禁止妇女拋头露脸，不要教育，不要计算机，不要科技，更不准拍照。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看不清其头子奥尔马的真面目。
在塔利班政府的雷厉风行的严刑竣法下，阿富汗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国家，人民生活在没有目标，只有被极端神权折磨的苦难的日子，俨然已倒退到中世纪的部落生活。
它更允许一个恐怖组织－－取名为卡伊达在阿富汗境内建立军事基地，训练杀手和敢死队，向世界和平挑战。其头子就是被美国形容为第一号公敌的奥沙马宾拉登。
自1996年执政以来，塔利班就切断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我行我素，压制自由，搞得民不聊生。如果没有发生恐怖份子于2001年的“911”事件，骑劫飞机撞毁两幢纽约摩天大楼，也许美国尚不至于开大军敉平塔利班政权，也许阿富汗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因为孰可忍，孰不可忍，美国终于开动机器，一举拿下阿富汗，从而揭开所谓神权国家的恐怖，这就是塔利班带给阿富汗的悲剧性灾难。
虽然马来西亚绝不会走塔利班的倒行逆施的政策，但这些年来，国内的一些极端回教份子都不断叫嚣和利用某些方便，要把马来西亚推向神权统治的可怕境地。实在需要提高警惕和慎防。
例如侵犯人权的突击行动，服装的限制和男女授受不亲的措施乃至断肢法，就是一种征兆。希望纳兹里把好这一关，并促使有关行动被制止，连同违反人权自由的法令也应取消和终止。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说，内阁对最近宗教局的突击行动感到不悦。因此决定凡是要执行有关突袭时，必须事先得到警方的批准，且要有高级警官随行。
他是针对最近以来发生的宗教局的突击检查男女幽会事件，引致投诉和抗议侵犯隐私权及人身自由的事件作出有关的决策。
根据我们所知，一些州属成立了宗教行动局，并授权市政局有权对“违反”宗教禁制的行为采取行动。这些行动包括对夜生活场所的突击检查及在接获情报后，对不是夫妻身份的回教徒男女“幽会”登门“扣捕”。
由于事态被视为严重，纳兹里接获有51团体签署的备忘录，并有约200名闻人联合签署的备忘录，其中包部长及国会议员。
这些人宣称是属于“马来西亚反对道德监视”的组织认为宗教局被赋予的权力过大，而且市政局也不应有权进行这类的搜查。最为一劳永逸的是取消这样的条文。
在评论有关事件时，纳兹里表明以他为首的国会人权小组将会对论此事，接着他说了语重心长的话：“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我们不要马来西亚变成塔利班的统治。如果我们不阻止的话，可能会恶化下去。”
他再补上一句：“没有一个宗教可以统治人民的私人生活。”
我为这一席话所感动，但我也希望纳兹里坐言起行。能在此时此刻遏止“极端的宗教行动”干扰人民的日常生活，否则情况会越发脱轨。
也许我们都没有领教过什么是“塔利式的统治”，但如果我们从历史事件中认识“塔利班”的恐统治就会不寒而栗。
这个极端组织在80年代初期在阿富汗形成。首先是一群民兵进行抵抗苏军的入侵，90年代苏军撒出后，塔利班军事组织趁势控制了阿富汗部份地区，包括首都在卡布尔，最终在阿富汗建立起令人发齿塔利班政权。
这个政权的两大特色是：Œ在阿富汗全面实行极端的神权统治，禁止妇女拋头露脸，不要教育，不要计算机，不要科技，更不准拍照。因此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看不清其头子奥尔马的真面目。
在塔利班政府的雷厉风行的严刑竣法下，阿富汗成为一个被人遗忘的国家，人民生活在没有目标，只有被极端神权折磨的苦难的日子，俨然已倒退到中世纪的部落生活。
它更允许一个恐怖组织－－取名为卡伊达在阿富汗境内建立军事基地，训练杀手和敢死队，向世界和平挑战。其头子就是被美国形容为第一号公敌的奥沙马宾拉登。
自1996年执政以来，塔利班就切断与西方国家的联系，我行我素，压制自由，搞得民不聊生。如果没有发生恐怖份子于2001年的“911”事件，骑劫飞机撞毁两幢纽约摩天大楼，也许美国尚不至于开大军敉平塔利班政权，也许阿富汗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中，但因为孰可忍，孰不可忍，美国终于开动机器，一举拿下阿富汗，从而揭开所谓神权国家的恐怖，这就是塔利班带给阿富汗的悲剧性灾难。
虽然马来西亚绝不会走塔利班的倒行逆施的政策，但这些年来，国内的一些极端回教份子都不断叫嚣和利用某些方便，要把马来西亚推向神权统治的可怕境地。实在需要提高警惕和慎防。
例如侵犯人权的突击行动，服装的限制和男女授受不亲的措施乃至断肢法，就是一种征兆。希望纳兹里把好这一关，并促使有关行动被制止，连同违反人权自由的法令也应取消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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