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勒班視女人為無物

 

談到阿富汗婦女在塔勒班統治下的悲境，我們不禁搖頭嘆息。在跨向新世紀的年代裡，竟還會發生如斯的完全否定女性權力的事件，簡直是匪夷所斯，但事實卻是活生生的在阿富汗上演。

 

如果沒有發生美國911事件，我們懷疑西方國家會迫不及待地向阿富汗的塔勒班政權征討。因為在過去五年，我們只看到阿富汗被孤立於世界門外，而沒有大國，乃至包括聯合國採取有效的行動遏止塔勒班政權假借神權，向人民施行毫無人道的暴政。

 

暴政毫無人道

 

是奧沙馬賓拉登串同奧瑪（塔勒班最高領袖）在阿富汗推行所謂的原教旨主義，無視人民的基本權利；也是奧沙馬的恐怖行動，炸醒了美國人的頭腦和抽動世人的神經系統（不僅僅是炸毀了紐約兩座世貿摩天大廈），一怒之下，將塔勒班“夷為平地”，才解放了可憐的阿富汗的婦女。

 

讓我們揭開塔勒班自1996年統治下的阿富汗婦女的所蒙受的逼害和苦難，就可了解為甚麼絕對不能支持像塔勒班這樣的政權存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

 

根據“遠東經濟評論”及“每日郵電”的記者阿末拉昔（Ahmad Rashid）於公元2000年出版的著作“Taliban”（塔勒班）一書中有一章提及塔勒班如何對付阿富汗的婦女，讀後肯定令你咬牙切齒，破口大罵“塔勒班”的領導人是現代世界最野蠻和最不講理的一群可惡的傢伙。

 

作者長期報導有關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中亞洲的重大新聞。他在書中這樣描述塔勒班政權的 “道德促進及消滅罪惡”部門及其頭子毛威瓜拉姆丁（Maulvi Qalamuddin）的令人反胃和作嘔的惡行。

 

（人民把這個部門的執法者形容為狂熱的一群，宗教警察或難聽的名詞）

 

“1997年的夏天，我得以和毛威瓜拉姆丁進行罕有的訪問，他剛發出新的政令，禁止女人穿高跟鞋（因為它發出吵聲）和化裝，女人應該走路輕聲，她們的職責是保持自尊。但當女人被下令全身由上包裹時，他們又如何知道女人有化妝和穿高跟鞋？

 

兒童幾乎停學

 

在較早前，塔勒班已禁止女人出外工作，也不能參加西方人道援助工作，除了在醫療部門外。在醫院服務的女性，在公路上時不能坐在司機的旁邊，也不能與外國人坐同一輛車。在喀布爾，兒童的教育幾乎停頓，因為絕大部份是女教師，現在已不可當教師了，整一代的阿富汗兒童將因此而失去受教育的機會。數以千計的有教育水平的阿富汗人民逃到巴基斯坦避難，因為孩子在喀布爾已沒有學校可上。

 

我針對這個問題，問及毛威瓜拉姆丁，他的回答是最終會讓女性受教育，如果不這樣做，我們會被指責，但不是現在，現在我們面對嚴重的問題，涉及安全問題。我們缺乏分開兩性的交通工具，學校，因為女人必須完全與男人隔絕。這是由於我們有一些男人不能克制自己，我們這個部門正實行回教律法。

 

當塔勒班軍（1996年）初開入喀布爾時。宗教警察毆打那些胡子不夠長的男子及沒有很好把全身包裹起來的女子。對此毛威瓜拉姆丁否認，只說交代官員採取勸告方法。這個部門仿傚沙地阿拉伯的作法，並僱用大批年輕人擔任宗教警察，他們只在巴基斯坦受過基本的宗教教育。這個部門也是塔勒班的情報機關。僱員有1萬5千名至3萬名之多，並有10萬名線人（受薪的），安插在各個方面。

 

毛威說他的部門是獨立性的，不聽命於法律部長，也不聽命於法院的指示。我們只是聽命於最高領袖奧瑪（Amir Mullah Mohammed Omar）。

 

禁止女人參加運動是事實，但男人運動如果與祈禱時間衝突，比賽必須停止。

 

塔勒班自行闡釋古蘭經，任何人不得質疑，它對外國援助人員說：“你不是回教徒，因此你沒有資格談論回教。”毛威這樣說：“回教律法就是憲法，我們不須要憲法。人民熱愛伊斯蘭，因此，他們支持塔勒班，並感激我們的所作所為。”

 

阿富汗的嬰兒死亡率18%是全世界最高的，而10萬名懷孕婦女中，有1千700名是營養不良的，男人的平均壽命是43歲，女人44歲。文盲率女的高達90%，男的高達60%。

 

在塔勒班進駐喀布爾的三個月內，它關閉了63間市內的學校，影響10萬名女生及15萬名男生受教育的機會，它也關閉了喀布爾大學，將1萬名學生遣返回家，其中4千名是女生。1998年聯合國文教機構的報告指出，阿富汗的教育制度已全面崩潰，外面的世界幾乎漠視阿富汗人民的悲劇。

 

教育制度崩潰

 

女人已在阿富汗的城市中絕跡，塔勒班堅持不能給婦女多一些自由，這些會削弱男人當軍的意志，其目的是要“淨化”社會。

 

與此同時，塔勒班禁止一切的娛樂活動。它的領袖說：“人民可以到公園遊玩、觀賞花卉，這對他們學習伊斯蘭是有好處的。塔勒班反對音樂，因為這會震盪神經，影響對伊斯蘭的學習。 ”

 

很多阿富汗人民對塔勒班政權非常反感，但他們非常失望巴基斯坦、沙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酋長國（三個與塔勒班有邦交的國家）從未發出片言隻語譴責塔勒班對婦女不能受教育和踐踏人權事，反而慫恿極端政權“我行我素”（節錄“塔勒班”一書其中片斷）

 

看了這樣的報導，你不僅會毛骨悚然，而且似乎不可置信世界上竟會有這樣的政府能夠生存！

 

還虧“促進道德，消滅罪惡”部部長穆罕默德瓦利說得出口：“我們正在建立一個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伊斯蘭教，我們建立的是一個真正的伊斯蘭國家。”

 

如果不讓這樣的政權倒台，讓女人再站起來，真是天無眼！

改革從除掉面紗開始

 有時候，在鬧市中看到少數來自中東的女遊客全身包裹，只露出兩隻眼睛，尤其是穿著全黑的服裝時，心裡有一種特別的感覺，不但怪怪的，而且有些不可思議，為甚麼一個人要全身包住，而在街頭招搖過市？這說明了甚麼呢？

 其中之一是這個人必然是來自中東的穆斯林，而且是因為她們國家的嚴格條規，即使走出外國，也不能以真面目示人。

 我在推想，這些女遊客多數來自伊朗，因為伊朗是一個實行神權至上的國家，對女人有苛刻的規定：出門必須要裹住全身，而且要有男人陪伴。她們的自由受到嚴格的限制，與現代社會的自由開放簡直是格格不入。真的很難想像在原教旨主義下生活的女人為甚麼這樣苦？讓我們看到時光倒退1千年。

 苛刻限制女性

 同樣的，在塔勒班控制下的阿富汗，也不遑多讓對女性作出苛刻的限制。不僅命令她們全身要包住，而且不讓她們受教育，不得出外工作，似乎把她們當成男人的附屬品，只能在家生兒育女，失去獨立的能力。長此下去，女人不被窒息才怪呢？原來這又是另一個奉行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國家。

 兩個原教旨主義的國家竟如此踐踏女人的基本人權，已嚴重地違反伊斯蘭教的真正男女平權的提倡。

 如今塔勒班政權崩潰在即，我們眼前一亮，又看到阿富汗的女子，把過去5年來縛束在臉上的面紗揭開，還回本來的面目，不僅叫人驚喜，更是為她們的“解放”喝采。人本來就應該活得有尊嚴、有骨氣，而且要隨時代的進步而革新。不能因為社會的現代化出現一些致使人墮落，尤其是女性沉淪的歡樂場所而採取一網打盡的極端手段，又反過來對女性套上諸多的條規。這不但無視人類的酷愛自然與自由的本性，而且形同摧殘了女性的應有權利。

 當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時，他並不認為女性應受歧視，相反的，在古蘭經中及聖訓的言行錄中，也提及男女平權的理念，例如在部份古蘭經的詩篇中這樣說：“對伊斯蘭教徒來說，不分男女，只要是謙虛的、慈悲的、守齋戒的、守貞潔的、讚美真主的，真主也隨時準備寬恕他們和對他們的善行給予回報。”

 雖然在伊斯蘭的社會，在很多時候，男人的地位高於女人，但不能以此將女人與社會隔絕。事實上，在全世界的許多國家，同樣發生男人地位駕凌女人之上的現實，但也不因此扼殺女性抬頭的權利。因此，我們不能誤以為伊斯蘭是歧視女性的，例如穆斯林佔絕大多數的印尼和孟加拉由女性當政即為二例。

 可是在原教旨主義於廿世紀掀起狂潮後，它就扭轉伊斯蘭社會的本質，一些激進和狂熱宗教份子借復興伊斯蘭教為名，大搞其極端的原教旨主義。它一方面強調神權統治的必要性，又在另一方面把伊斯蘭社會倒回中世紀的部落生活中。例如阿富汗的塔勒班政權在1996年崛起後，便不理世界潮流，一意孤行，在國內極盡其壓迫之能事，進而發展成恐怖主義的溫床。當今的首號恐怖大亨奧沙馬賓拉登就是慫恿和促使塔勒班政權在國內行使十分不人道的政策，包括對女性的權利的剝奪和禁止國人與外界往來，不能拍照，也不准看電視，更遑論吸收科技知識了。

 扭轉社會本質

 這樣的一個愚昧政府和將原教旨主義推向恐怖活動合的政權。如果姑息它的存在，並讓它我行我素，世界肯定會因此而遭受浩劫。美國的911事件是一個十分沉痛的教訓。再下來，沒有人知道會再發生甚麼樣的悲劇。因為恐怖的軍事組織和反動的塔勒班政權濫用宗教胡亂大搞一場，先見其弊的是阿富汗男人必須留鬍子，女人必須“無才便是德”，且不能以真面目見人。簡直國不成國，人不成人，每個人都屈從於神權的威懾之下，法治蕩然無存，社會陷入停滯不前。

 這使我們想起中國在封建社會中對女人的極盡屈辱與輕蔑，強迫女孩子從小就要纏小腳；清代強制男人留辮子的惡習，被形容為中國近代史上最野蠻最可恥的丑事。

 當中國人從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後，我們竟又於現代的世界看到阿富汗發生更為醜惡，更為心寒的否定人權的逼害行動。

 也許有很多人並不同意美軍攻打阿富汗，也不認為它能解決恐怖主義帶來的危機。但如果不打垮塔勒班，不消滅恐怖軍營。世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伊斯蘭教徒也會對原教旨主義勢力的膨脹憂心忡忡。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下，一場反恐戰爭也就拉開序幕。

 姑不論結局如何，也暫先別考慮阿富汗政局如何善後，單就先解放阿富汗的女人除掉面紗，男人剃掉鬍子，就是新世紀的一個了不起的壯舉。阿富汗的新生將從這裡開始。

認識沙地阿拉伯

 911事件後，被形容為伊斯蘭盟主的沙地阿拉伯（Saudi Arabia） 頓時成為被注目的國家。不僅因為它提供方便予美國，以便部署攻打阿富汗，而且也在阿拉伯世界中發揮重大的影響力，讓美國得以展開反擊恐怖主義行動，在阿富汗境內猛炸奧沙馬賓拉登的恐怖組織大本營。

 到底沙地阿拉伯是一個怎樣的國家？為甚麼回教黨主席法茲諾會說，根據沙地阿拉伯的模式建立回教國（借用林吉祥語）？

 沙地阿拉伯是伊斯蘭教的發源地，目前最為穆斯林視為聖地的麥加就在其境內的漢志區（希賈茲），而最早的聖地麥地那也落在這個區內（第三個聖地耶路撤冷則在以色列的控制中）。

 除漢志外的另一個區內志（納季德）也是穆斯林的大本營。

政治與宗教相結合

先知穆罕默德就在這裡創立了伊斯蘭教，第一個被他佔領的地方是麥地那，接著又再攻下麥加。因此，這兩個地方千多年來被穆斯林教徒當成聖城，特別是麥加成為政治與宗教相結合的核心，每年有數不盡來自四面八方的教徒到此朝聖和洗禮。正因為這特殊的歷史背景，造就沙地阿拉伯的特殊地位，沒有任何一個回教國足以與其相比。

 穆罕默德通過宗教在公元 6世紀建立了強大的阿拉伯帝國，並使伊斯蘭教迅速傳播。宗教與政治從一開始就緊密結合一道，直到今天仍然發揮重大的作用。

 同樣的，當沙特家族在18世紀取得沙地阿拉伯控制權時，就依靠宗教來鞏固其政權。沙特家族源自內志（納季德），並在19世紀征服了漢志（希賈茲），將兩個聖地置於他的統治下。

 但是土耳其的奧圖曼帝國，通過埃及在1818年消滅了第一個沙特家族建立起來的王國。

 而沙特家族不甘心失敗，在較後捲土重來，於1843-1865年重掌掌政，是為費薩爾國王。

 1892年土耳其又通過內亂征服沙地阿拉伯，沙特家族王國第二次覆亡，家族成員流亡科威特。在科威特的庇護下，沙特家族的伊本沙特在1902年奪回利雅得，恢復先輩創建的王國。19 13年沙特家族再奪回哈薩。土耳其不得不於1914年承認伊本沙特的統治權。

 1925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 -1918)後）伊本沙特攻佔漢志最後一個據點吉達，把漢志併入內志，完成統一國家，英國人也不得不承認這個王國的主權，從此這個國家定名為“沙地阿拉伯王國”。

 今天這個國家佔有了阿拉伯半島五分之四的土地，人口有1千500萬左右，幾乎清一色是穆斯林，其中遜尼派佔 90%，餘者歸什葉派。換句話說，沙地阿拉伯是遜尼派的代表國家。正如伊朗是什葉派的榮耀。

 沙特家族從未失去執政權，目前的國王法赫德是繼伊本沙特後的第五位國王。

 不論是第一沙特王國或是現在的第三沙特王國，他們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都是在宗教的基礎上建立起王國的統治地位。而在沙地阿拉伯瓦哈比教派是18世紀的產物。它的創立人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生於1703年。祖父是著名的遜尼派宗教學者，父親是罕百里派法學家，他繼承了父親的學說，發揚光大罕百里派，成為遜尼派中四大宗派之一。

 罕百里派堅持正本清源，恢復伊斯蘭教的本來精神，故爾也被人稱之為“原教旨主義”，伊本‧泰米葉是14世紀最著名的伊斯蘭學者和原教旨主義的倡導者，明確提出“回歸古蘭經” 的口號。

 由於伊本‧泰米葉的學說和論著見解獨到，得到伊斯蘭信徒的普通認同和擁戴，後來被稱為 “罕百里教法學派”的權威，伊斯蘭復興運動的先驅，並使罕百里教義在18世紀重新得以推廣和流行。

 瓦哈卜（瓦哈比教派創始人）深受影響，嚴斥土耳其的宗教充滿弊端，也對非伊斯蘭的崇拜形式大表反對。因此，立志發動一場旨在恢復伊斯蘭早期傳統的宗教改革運動。這就是瓦哈比教派創立的來源，基本上吸納了早期罕百里學派和伊本‧泰米葉的復古主義思想。

 瓦哈比教派基本觀點是：嚴格信奉安拉（真主），堅持以古蘭經和聖訓立教，整肅社會風尚，淨化教徒的心靈，反對社會弊病，包括禁止飲酒、賭博、淫穢，反對將歌舞引入宗教儀式，禁止穿著華麗服裝和穿金戴銀，主張用“聖戰”爭取阿拉伯半島的統一和民族的獨立。

 稱為“沙漠清教徒”

 由於恪守清心寡欲，瓦哈比派又有“沙漠清教徒”之稱。

 沙特家族從第一代開始就與瓦哈比派結盟。即穆罕默德．伊本、沙特與瓦哈卜簽訂協議“誓與你合作，直到正確的信仰得到恢復為止”，兩者的聯合象徵著一個握有政治權力，另一個握有宗教權力，開始了政教合一的聯手統治。

 一個需要在宗教氣氛十分濃厚的土地上建立起政治地位，一個則需要一個政權對其宗派的維護。在宗教與王國政權相輔相成下，兩人各有所得。自此而後，瓦哈比派成為沙特皇室最大的支持者，在相互妥協下，瓦哈比教派不太堅持其清教徒的立場，但在近年原教旨主義抬頭下，沙特皇室又不得不作必要的妥協。

 沙特王室的泛伊斯蘭教主義具體反映在外交政策上是反對共產主義，猶大復國主義和激進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因為瓦哈比派也是傾向保守的，雖吸納原教旨主義的因子，但已被改良成保守的宗教傾向，很符合沙特族的要求，既不對政權構成威脅，也可反過來扶助政府，可是這樣一來，瓦哈比派成了奧沙馬攻擊的對象，連帶對沙地阿拉伯國王展開攻擊。

 這個親美又保守的國家，在911事件後，似乎陷入進退兩難之中。

 無論如何，這個政教合一，且幾乎全是伊斯蘭教徒的回教國，已更明顯地以宗教治國，與馬來西亞國情不大相同。不知法茲諾怎樣解釋這樣的回教國？

奧沙馬走向極端的背景

 備受爭議和被美國列為見到就捉且格殺勿論的奧沙馬賓拉登自從 911事件後，已成為國際恐怖主義的頭子，直到今天為止，他還是無影無蹤，被形容為神出鬼沒的人物。 

為甚麼奧沙馬會從一位腰纏萬貫且曾在年輕時渡過一段紅燈綠酒生活的人變成狂熱的原教旨主義者？為甚麼他會在阿富汗發號施令設立秘密組織阿蓋達“基地”恐怖訓練營？為甚麼他要挾伊斯蘭教的大旗號召穆斯林與他一起向美國發動聖戰？為甚麼他這麼憎恨他原來的祖國 ──沙地阿拉伯？ 

我們從歷史可以找到這條軌跡。話說1991年海灣戰爭爆發後，沙地阿拉伯就一面倒向美國，美國之所以介入中東戰爭是因為伊拉克侵佔了科威特，而伊拉克堅持科威特在歷史上本來就屬於伊拉克的。 

沙地倒向美國 

同年的1月17日，美國根據聯合國的議決案喻令伊拉克必須在1月15日之前撤軍科威特不果後，即聯同其盟友向伊拉克發動代號為“沙漠風暴”的大規模軍事行動。 

在整整42天的戰爭中，美國既空襲又開入地面部隊攻打伊拉克，迫使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戰爭才告結束。 

在海灣戰爭期間，沙地阿拉伯不但允許美國駐軍，提供後勤保障，而且交付了約 550億美元的戰爭費用作為收復科威特和確保自身安全所付出的昂貴代價。 

即使在戰後，沙地阿拉伯也同意美軍留駐沙地，以鞏固沙地王國的地位，避免國內的矛盾加劇而危及沙地王國政權。沙地阿拉伯借助美國的軍力，決心要成為阿拉伯世界的老大，且穩坐伊斯蘭世界盟主的地位。 

在這種時局下，沙地阿拉伯出現了新的伊斯蘭教主義者，通過宗教的力量準備削弱沙地王國的權威。這股新的宗教力量不僅要捍衛伊斯蘭教的“純潔性”，回復到先知年代的以宗教治國的理念，因此帶有十分濃厚的政治色彩，他們利用人民對王國的不滿和鼓起反美情緒，企圖否定王權的“合法性”，達到推翻沙特家族統治的政治目的。 

沙特家族之所以能鞏固執政權是因與代表伊斯蘭教的宗教權威謝赫家族取得妥協，彼此分享沙地的財富的結果。不僅於此，皇室家族也和宗教權威家族進行政治聯婚來加強彼此的關係。 

毋容諱言，宗教力量是沙特王權賴以生存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沙特王權“合法性”的源泉，這樣一來，作為瓦哈比教義（屬遜尼派）創始人的謝赫家族自然成為沙特統治集團的重要成員。 

海灣戰爭後，我們看到沙地阿拉伯已成為三方勢力相結合，即皇室，瓦哈比教義派和美國勢力相互掛鉤。另外不屬於沙特王權下的宗教份子指摘沙地走向西化，且越來越親向美國，因此在1991年5月，沙地的新伊斯蘭主義者向國王法赫德（沙特家族）提呈了一份由 57人簽名的“請願書”（12點建議）；接著在隔年的 9月，他們又通過宗教權威謝赫伊本‧巴茲向政府轉遞了一份由 107人簽名，長達45頁的“勸戒備忘錄”（11點要求）。內容主要是重新確立伊斯蘭教的絕對地位，並由伊斯蘭主義者接管國家的最高權力，一句話就是要改變政體，推翻王國統治。 

這一批新宗教狂熱份子是由宗教精英知識精英組成，間中包括大學教授、教師和學生，明引了數以萬計的年輕人追隨和支持，其中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奧沙馬賓拉登。 

但他們巧妙地自稱為“薩拉菲因”（Salafiyyin，意指為先賢派）而不自稱為“烏蘇利因” （Usuliyyun ，意指原教旨主義者），以使自己和原教者主義有所區別。事實上，不論他們用甚麼名稱，他們所作所為是與原教旨主義者並無二致。 

有了群眾作為基礎，再加上奧沙馬的財雄勢大，這個政治性的宗教組織出版刊物，組成監察隊，以確保人人遵守伊斯蘭教的法規和戒律，儼然是一個執法隊伍。沙地政府調查這些人的背景後大吃一驚，因為其中不乏博士人才和由瓦哈比派分裂出來的伊瑪目（宗教司）。他們的目的是：（1） 確定伊斯蘭教的至高無上地位，統一司法，推行伊斯蘭教法庭，廢除背離宗教的所有政治、行政和經濟法令；（2） 在“沙里亞法”（伊斯蘭教法）下，保障個人權利與尊嚴，清除腐敗和奢侈，重新分配國家資源；（3） 重新釐訂外交與防務政策，中斷同西方和非伊斯蘭化的阿拉伯國家的聯繫，用伊斯蘭聖戰思想重建強大的軍隊。 

總而言之，“薩拉菲因”派追求一個清教主義的烏托邦，取代世俗王權，由他們充任伊斯蘭教代理人。沙特茷b面對如斯重大的壓力下，採取兩個策略，其一是與薩拉菲因派妥協，同意強化伊斯蘭教在國家的地位，重申伊斯蘭教的有關法規和戒律，禁止婦女駕駛汽車。其二是採取強硬的立場來分散薩拉菲因派的力量，譴責這個新教派對國王“藐視和不尊重”。 

儘管如此，新教派仍然我行我素，在1993年自組成保衛合法權利委員會（簡稱CDLR），爭取國際人權委員會支持，但這個組織徒有人權之名，實則是借此推行極端的伊斯蘭教義，未能取得民眾的廣泛支持，終於被沙地政府禁止。CDLR因而轉移陣地，將倫敦變為新伊斯蘭主義的海外基地。 

在忍無可忍之下，沙地政府於1994年 4月宣佈褫奪奧沙馬賓拉登的公民權，理由是奧沙馬的 “不負責任的行為”違背了沙地阿拉伯的利益。 

從此奧沙馬浪跡天涯，輾轉蘇丹、也門，最後落腳在阿富汗。 

與此同時，沙地政府也逮捕新伊斯蘭主義的主要成員，試圖瓦解這個組織和它所帶來的嚴重威脅。 

誓與美打聖戰 

故事並未因此了結，奧沙馬認定他在沙地阿拉伯的失敗是美國在幕後支持沙地國王所造成的，因此決心要與美國打一場“聖戰”，且號召穆斯林加入他的陣營，而他的目的是要通過伊斯蘭教在中東建立起一個泛伊斯蘭主義的國家，包括沙地阿拉伯也要改變現有的政體。 

為了達到這個烏托邦的理想，他不惜在阿富汗扶起塔勒班政權，以交換在阿富汗設立他的軍事組織的大本營，也就是阿蓋達（Al Queda）的恐怖組織，專門訓練武裝敢死隊，把目標瞄準美國。 

他的強烈反美思想也帶有十分濃厚的反沙地王國的情緒。 

今天他在阿富汗建立起在沙地做不到的武裝力量，竟而成為新的恐怖主義的溫床。 

不論美國的 911事件是否是奧沙馬直接或間接的策劃，從他過去的背景和目前的所作所為看來，他已是脫離不了關係，也成了美國非打不可的目標人物。由於他的狂熱和極端，也把阿富汗帶上災難的道路。他可以是塔勒班的“大恩人和救星”，但卻因為他的利用宗教訴諸恐怖手段，也成為阿富汗人民的“大災星”。

回教黨的轉型探討 (3) 探討回教復興不能走極端

 暮然回首，回教黨已經邁入 50年，今年正是它的金禧紀念（1951-2001），顯得躊躇志滿，矢言要在下一屆的大選奪得更多州屬的執政權，甚至放眼中央政權。今天的回教黨不再是20 年前的“吳下阿蒙”，也不再是沾不上邊的政黨（1978年大選，回教黨失去丹州執政權，只剩下2個可憐的州議席；在國會方面，也只得5席，根本不足動搖巫統），而是一個在國會內擁有27席的最大反對黨（共 193席），其黨主席法茲諾首次成為國會反對黨領袖；更甚者，除了保住吉蘭丹州政權外，又奪下丁加奴州政權，“戰績”令人刮目相看，在吉打州，回教黨也取得空前的國州議席。所有這一改變，與安華依布拉欣不無關係。

 

如果可以分階段的話，則50年代到60年代是回教黨的鞏固期；70年代到80年代是回教黨先意氣風發，後又陷入低迷的時期（先是參加聯合政府，成為國陣成員，後是脫離國陣，備受困擾，流浪在政治曠野中）；90年代到千禧年是回教黨復興時期，政治勢力不斷擴展。當邁入新紀元時，回教黨發揮其更大的宗教魅力，直逼巫統必須明確表明是否支持成立一個回教國？在在顯示了回教黨的政治鬥爭的最終目標是要確定馬來西亞成為被它認可的回教國。

 

最終目標建回教國

 

回教黨否認它是一個原教旨主義的奉行者。黨秘書長納沙魯丁說：“非回教徒不必對穆斯林或回教法感到恐懼，穆斯林世界今日失落的是非回教黨徒對它的信心，這是由於穆斯林沒有根據古蘭經來表達他們的信仰。這是為甚麼我們提出‘回到古蘭經’的口號對回教徒是十分貼切的。偉大的回教文明曾一度是西方科技、哲學、建築和其他領域的知識的導師。”

 

所謂“回到古蘭經”是回教復興的一個十分響亮的運動。自從1979年伊朗宗教革命成功後，此運動方興未艾，且給原教旨主義者提供了一個政治舞台，向世界各地迸射。

 

原教旨主義奉行神權統治，一切必須根據古蘭經行事。伊朗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最大的權力是掌控在回教長老的手上，不是總統之手（雖然現任總統哈塔米努力爭取改革），這就是神權政治的最佳寫照。

 

除了伊朗之外，其他的回教國並不根據這樣的神權來治國。它可以是宗教長老和統治者相結合的政體，但最大的權力是操在統治者手中，例如沙地阿拉伯就是這樣的國家。當然也有其他國家不得不對回教份子的強大力量作某些讓步，如埃及和巴基斯坦。

 

不過，在1996年的阿富汗竟又崛起一個神權統治的政權，稱之為“塔勒班”。塔勒班的最大權力是由宗教長老奧瑪操控，他不是這個政權的總統或總理，但卻是說了就算的實權者，他成為“神的代理人”。

 

塔勒班將原教旨主義推向一個高潮和走向另一個極端，竟能與當今最大的恐怖大亨奧沙馬賓拉登同蓋一張大被，將塔勒班政權與奧沙馬的恐怖組織“阿蓋達”置放在同一個水平上。

 

今日的世界焦點就是集中在塔勒班，奧瑪與奧沙馬的身上，但回教黨並沒有認真分析塔勒班政權是否符合古蘭經和聖訓的信仰？是否已乖離回教的原意？是否把回教帶入一個“萬劫不復”的困境？如果塔勒班已嚴重地反文明和叛經逆道，那麼回教黨沒有理由要鼓勵回教徒參加‘聖戰”，以挽救一個極端的政權，這將使人錯誤地認為回教黨支持塔勒班。

 

不論任何宗教，任何組織乃至政府，都有害群之馬，也有破壞份子的存在，塔勒班已是回教國家中的“爛蘋果”，如果不將之拿掉，它將成為恐怖主義滋長的“幫兇”。

 

如果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將恐怖份子和極端政權視同“兄弟加同志”，那麼正義和公理將不復存在。正是基於這一理由，回教黨有必要停止發動所謂的“聖戰”，以和塔勒班畫清界線。不論是否是回教徒，都應視塔勒班為一個“毀滅文明的政權”。

 

回教黨可以反對美國轟炸阿富汗，可以對阿富汗人民伸出援手，絕對不能對塔勒班反動政權給予一點點的同情，以免人們對回教黨有一個錯覺。

 

絕不應同情塔勒班

 

同時，回教黨必須像納沙魯丁所說的“回教黨確保維護法治，並堅持無人可以超越憲法”。它應該視憲法的制訂是建國以來的“社會契約”，是對人民的最大保護，不能因為政黨的利益或宗教的目的而對它修改，正如馬來人的特權被認為是“社會契約”動不得。

 

尊重歷史和尊重社|契約，是穩定國家的重要基石，還有回教黨將宗教與政治掛鉤時，它要明白這是一個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社會，不論族群的大小，都有一定的自由與發展空間，如果我們認定馬來西亞是個民主與中庸的國家，則任何偏激的行為都要克制乃至制止。

 

回教黨有今日的“戰果”，它要緊記是安華事件給了它壯大力量的最大因素，是反對黨聯合陣線所帶來的結果，如果相信一黨能夠一飛衝天，那麼回教黨也就不需要反對陣線了，巫統也就無須組成國陣。既然政治是一種結合與妥協的權力安排，回教黨不論喜歡與否，它要承認現實社會對它的約束力。否則回教黨一味強調宗教至上，很容易使自己跌入原教旨主義的狹隘政治中而不知覺，這不啻是一個值得警愓的自我設下的圈套！

回教國的爭議 (2) 非神權至上的國家

 

回教國（或伊斯蘭國家）是非回教徒所不能深切理解的，就拿華人來說，因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又有人信奉佛教、道教，乃至基督教等，而只有極少數人信奉回教（除中國大陸外），因此回教世界對他們是陌生的。但生活在回教徒佔大多數的馬來西亞，我們不得不進一步瞭解回教的普世觀。

 

光是在口頭上或因政治理由排斥回教國也是不現實的。反之若未真正瞭解之前，就隨意為回教國作詮釋，也會使人更加迷惑。

 

當馬來亞於1957年8月31日獨立前，英國政府與東姑阿都拉曼及各州統治者的4名代表達成協議，根據馬來亞聯合邦協定（1948年簽署）草擬一部憲法，共由5人組成，他們是英國上訴院法官李特勛爵（Lord Reid）（主席）、英國劍橋大學憲法教授愛伯仁寧爵士（Si r Ivor Jenning）、印度法官馬力克（B.Malik.J.），曾任澳洲總督之威廉麥克爵士（Si r William McKell）及巴基斯坦法官阿都哈密（Abdul Hamid J.）。他們的任務主要為馬來亞擬定一部民主制度的憲法，也考慮到下列的主要事項：（1）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但各州也享有某種程度的自治權；（2）維護各州之統治者作為該州之憲制君王（蘇丹）；（3）從各州統治者中選出一名統治者作為聯合邦之立憲元首。後來規定任期5年，由各州蘇丹輪流擔任；（4）整個聯合邦有共同的公民權及；（5）維護馬來人之特權及其他族群之合法利益。

 

確定宗教信仰自由

 

這個委員會原本沒有列入宗教的條文，但其中一名委員，即巴基斯坦法官阿都哈密提醒，並得到聯盟政府的同意加入條文規定回教為聯合邦之國教，惟其他宗教可在安寧與和諧中在聯合邦任何地方奉行。這也確定了馬來亞是一個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

 

憲法也規定，各州統治者仍然保有對回教事務處理的權力。至於沒有蘇丹的州屬，則由最高元首行使回教事務的權力。由此可見作為國教之回教，已得到的認同地位，判定了回教是這個國家的主要宗教。

 

不過，就馬來人而言，他們必須是回教徒才可以被稱為馬來人。因此，馬來人自然也是回教徒。在這種宗教形同種族的觀念下，巫統從一開始就為馬來民族的利益而鬥爭。它高舉民族主義至上的旗幟終於取得大多數馬來人的認同，而一直當政到今天。因為它的理念就是種族與宗教是一致的。

 

當然，整部憲法也確定了西方制的三權分立，即立法、執法與司法的獨立性。在這個大前提下，馬來亞是個通過民主選舉產生政府的國家。

 

針對這部憲法，當時的馬來亞大學的憲法教授沙利登教授（Prof.L.A.Sheridan）這樣闡述憲法的精神：它設立一個統一的司法制，沒有分為聯邦或州級的司法；它也確立基本人權，但也授權統治者擁有某些權力，如對馬來人特權之維護。他形容這樣的憲法是回教化世俗馬來聯邦君主政體（Islamic-Secular Malay Federal Monarchy）

 

在卅多年後，我國著名的前聯邦法院院長已故敦蘇菲安（Tun Mohamed Suffian）在其著作《An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System Of Malaysia》中這樣說：“從這麼多冗長的條文裡，可以找到以下基本結構或特徵：（一）它（憲法）設立馬來西亞為一個聯合邦；（二）它設立了君主立憲的制度；（三）它設立了國會民主的制度；（四）它設立了回教為聯合邦之宗教，但同時保障我國不是一個神權國家（Theocratic State），人民享有宗教自由；（五）它設立了一個司法獨立的制度。”

 

敦蘇菲安的概括性的闡述，使我們對馬來西亞的憲制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其實不論是馬來亞或1963年後擴大成為馬來西亞聯邦，都是根據原來的憲法立國的，只不過，東馬的沙巴和砂勞越加入大馬時附帶一些自主權，特別是在移民與勞工條例上，這兩州擁有比其他州更大的權力，至今仍然生效。它可以在特定的時刻，阻止某些西馬人入境。

 

不過，回教黨在1951年成立以來，它就對巫統的立國方針有異見，主要是反映在回教方面。回教黨之所以成立，根據該黨秘書長納沙魯丁在一篇論文“朝向新世紀的回教黨的哲學、政策、鬥爭和願景”中這樣說：回教黨脫胎於巫統，它認為巫統內之回教宗派已流於世俗的馬來民族主義。回教黨是於1951年11月24日成立，由一群回教學者所創，原稱PMIP，1972年改名為PAS（Parti Islam Se Malaysia）。

 

回教黨認為巫統最早期（成立之初）的宗教事務諮詢委員會主席Ustaz Ahmad Fuad Hassan已和巫統領袖在宗教觀點上分道揚鏕，例如與拿督翁、CM尤索夫及東姑阿都拉曼有嚴重的分歧。

 

納沙魯丁毫不諱言回教黨從創黨到今天，就堅持要實現以宗教治國的理念，不同於巫統的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它是以宗教價值作為基礎，而不講求種族。這清楚地說明回教黨的最高經典是古蘭經，它的鬥爭目標就是為了實現一個回教國。在這方面，回教黨與巫統的鬥爭已經超過半個世紀。

 

回教黨要建回教國

 

但巫統也隨著時代不斷地應變，從80年代開始，回教化運動已在馬來西亞加快步伐，例如回教國際大學、回教銀行、回教化保險及修憲提高回教法庭之地位等等。巫統黨內人士就承認回教化運動是為了制止回教黨利用回教黨吸引馬來人的支持，同時調節回教的活動，以確保各種族之間的安定。

 

總之不論是源自大氣候（世界性的泛伊斯蘭復興主義的抬頭）或小氣候的壓力（如回教黨不斷指責巫統不夠回教化），馬來西亞這廿多年來，已在很多方面顯現出回教化的特徵。

 

尤其是1999年大選以後，回教黨的勢力坐大，進一步威脅到巫統在馬來社會的統治地位，這使到身為巫統主席的拿督斯里馬哈迪首相感到不是味道，他一方面挑戰回教黨拿出其回教國的概念，另一方面又宣佈馬來西亞已是回教國，用以反擊回教黨。

 

兩黨之間對“回教國”的詮釋的不同，必有一番大論爭。

 

無論如何，在目前不修憲的情況下，我比較同意翁詩傑所形容的“馬來西亞是一個非神權的國家。”

 

（部份資料取自張文光著《三角關係──大馬宗教自由法律淺析》）

回教黨的轉型探討 (2) 新一代的鐵三角

 當回教黨署理主席朱基菲於1964年因車禍逝世後，其空缺由阿斯里（Mohammad Asri bin Hj.Muda）取代；而在1969年10月黨主席巴哈魯丁醫生因病逝後，阿斯里被推舉為黨主席。

 

阿斯里於1923年生於哥打峇魯，受過馬來教育和宗教教育，沒有進過大學，英語說得不是很好。曾當過宗教教師，記者。1945年戰後，涉身政治，參加過左派的馬來政黨，也參加過巫統。後來選擇追隨回教黨的朱基菲。1953年加入回教黨，且在1954年被委為回教黨吉蘭丹及丁加奴聯委會代秘書。

 

由於在1959年大選成功策劃回教黨在吉蘭丹和丁加奴（數個月後，因議員倒戈，而倒台）奪得執政權，名聲大噪，奠定他在黨內的崇高地位。不過，令他失望的是，他沒有被委為吉蘭丹州務大臣，只出任州議會議長，州務大臣職由來自宗教局的依薩洛迪（Hj Ishak Lofti Hj Ishak）出任，直到1964年大選後才有機會出任吉蘭丹州務大臣。

 

1969年的大選，回教黨取得良好的戰果。“513”事件後，阿斯里已成為黨主席。因為他的民族主義形象多過回教化的形象，因此被巫統的新領導人敦拉薩重視，拉攏回教黨與巫統組成聯合政府，甚至在國陣尚未正式成立前，阿斯里已進入中央內閣，擔任土地及礦物部長（1973年正月）。

 

這位服膺於民族主義且推動回教改革運動的政治人物，一度在黨內無人可挑戰其地位。他的能言善辯的出色表現蓋過許多巫統領袖。雖然如此，他帶領回教黨參與巫統領導的國陣（1974年正式成立），也致使黨內的宗教份子有所不滿。

 

儘管在1974年的大選，回教黨在國陣旗下競選取得不俗的成績，但黨內的不滿勢力不斷壯大，他們置疑阿斯里扭轉了回教黨的方向，未把回教放在至高的地位。

 

1977年回教黨與巫統決裂，1978年回教黨脫離國陣，從此又再和巫統回到對立面，促使回教黨有了明顯的轉型。尤其是1978年的吉蘭丹州大選，回教黨慘敗，只剩下2個州議席，阿斯里地位已一落千丈。

 

接著在1978年的全國大選中，回教黨雖派出88名國會候選人，只有5人中選，致命的是黨主席阿斯里移師吉打競選，卻遭滑鐵盧。

 

這樣一來，阿斯里已保不住黨魁職，終於讓來自吉打的尤索拉哇（Hj Yusuf Rawa）取代。（1982年阿斯里脫離回教黨加入巫統，但無所作為，被迫退隱政壇）尤索拉哇不是激進派人物，他只是過渡時期的黨魁。回教黨進入了沒有阿斯里的時代，它的回教形象更形突出，加上1979年伊朗回教革命成功，刺激了回教黨加速轉型。

 

如果說在80年代之前，回教黨基本上與巫統的民族主義路線沒有太大的差別，那麼80年代之後，回教黨新一代的領袖矢意要以“回教來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也即是通過回教國來達致這個目標。

 

1986年，回教黨副主席納凱依（Ustaz Nakhaie Ahmad）接受陳志勤醫生專訪時這樣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依循回教教規的政府，堅持憲法必須被修訂，以符合回教教條。”

 

另一位副主席哈芝哈迪阿旺（Ustaz Hj.Hadi Awang）（現已是黨署理主席，在1999年大選後，出任丁加奴州務大臣）於今年接受蘇聯媒介訪問時說：“倘若人民選擇回教黨執政，這意味著回教制度將有機會在大馬推行。

 

回教黨的領導權幾乎已被宗教份子所控制。並實行回教長老制度。在1990年大選前，借助東姑拉沙裡的46精神黨的合作，回教黨終於奪回吉蘭丹執政權，回教黨長老聶阿茲出任州務大臣，標誌著回教黨希望通過回教條規來展示其執政的活力，有別於過去由民族主義份子（阿斯里）擔任州務大臣。

 

換句話說，轉入90年代，回教黨比任何時候都有信心用回教來打動馬來人的心。這個時期，接替尤索拉哇主席位的仍是來自吉打的法茲諾（目前已是國會反對黨領袖），他和聶阿茲及哈迪阿旺結成缺三角，成為回教黨的靈魂人物。如果我們分析這三個人的背景，不難看出回教已深深左右整個回教黨。而他們所高舉的不是巴哈魯丁或阿斯里或尤索拉哇的旗幟，反而是前署理主席已故朱基菲的“遺志”。

 

回教黨秘書長納沙魯丁毫不諱言地指出：回教黨的回教觀點，是基於回教黨黨章作為準則，朱基菲是回教黨的“繪測師”。他這樣說，每個人都是阿拉創造的，用以服務於阿拉並為真正行善。人類的責任是接阿拉意旨行事，不能違背其指示。這也是回教徒的基本主要生活。這段話也正如古蘭經所宣示的。”

 

從中我們看到回教黨當今的領導層已經使朱基菲的思想和學說重新照亮回教黨。但回教黨能在實際效果中取得成績不是來自朱基菲，而是來自安華依布拉欣的形象。

 

例如，1995年的大選，回教黨的原班人馬並沒有任何突破，只是仍保有吉蘭丹州政權。不過在1999年的大選，因為安華效應，回教黨借安華事件在馬來社會引起共嗚，加上前所未有的反對黨大聯盟（行動黨與安華的公正黨，連同人民黨和回教黨組成替陣），一時聲勢浩大，終於在選舉中成為最大的贏家，除保有吉蘭丹州政權外，再奪回丁加奴州政權，又躍居成國會的最大反對黨。這樣一來，三位黨靈魂派人物已各有定位。聶阿茲做回丹州務大臣，哈迪阿旺任丁州務大臣，法茲諾成國會反對黨領袖。光芒直逼巫統。當然也因此加速回教黨內的原教旨主義的抬頭。

回教黨的轉型探討 (1) 宗教色彩由淡轉濃

 

“回教國”的定義和詮釋是有不同說法，在阿拉伯和中東地區，是最多回教國的地方，但每個國家都按其國情實施其回教國。例如土耳其是回教徒佔絕大多數的國家，在1923年宣佈為一個世俗國，接受西方化，走資本主義路線，也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的成員。它被形容為革命性的改革，自然引起不滿和受到一些回教國的攻擊。

 

不過，與此同時，脫胎於奧圖曼回教帝國的土耳其人民仍然信奉回教。因此，土耳其也是回教國家機構（OIC）的成員，且扮演重要的角色，並與阿拉伯和中東的回教國家保持友好關係。

 

土耳其基本上把宗教和政治分成兩個不同的角色。當然近年來，它也面對國內原教旨主義試圖捲土重來的挑戰。

 

一位加拿大Carleton大學教授Ozay Mehmet（土耳其人）在其著作“Islamic Identity & D evelopment”中，拿土耳其和馬來西亞的情況作全面的分析和比較，有許多精闢的言論。他把土耳其歸為世俗國，而將馬來西亞列為“穆斯林國家”。兩個國家在現代化方面有許多相同之處。但在回教方面，同樣重視其人文之價值，當然不可避免地面對回教復興運動勢力的挑戰。

 

作者認為回教的團結與合作有助於促進國際和平與瞭解，而土耳其可以作為東西方銜接的橋樑。

 

作者指出馬來西亞雖然列回教為官方宗教，但其國家發展政策是世俗的，基於西方的標準來推行而取得成果。不過，回教的勢力在1969年“513”事件後取得增長。其一是1972年成立了馬來西亞回教青年陣線（ABIM）。其二是1979年伊朗革命成功，激發原教旨主義興起，馬來人傾向回教黨，同時促使巫統不得不回應，而推行其回教化運動。

 

作者認為安華領導的ABIM與馬哈迪領導的巫統相結合後，再加上原回教黨主席阿斯里（1974 年率回教黨參加國陣，1978年回教黨又與巫統決裂，退出國陣），80年代在回教黨內失勢後，加入馬哈迪的陣營，致回教黨控制在宗教份子的手上。

 

回教黨從一個親印尼（蘇卡諾執政時期）的政黨演變成宗教至上，向原教旨主義取經是有一個漫長的過程。我們可以從這個黨的領導人的轉變看得出來。

 

成立於1951年的回教黨，最初不過是名義上的政黨，地盤局限在吉蘭丹和丁加奴，至1952年底，黨員不超過5千名，直到1954年才具有政黨的模型。聲言要成立一個回教形式的政府。1955年回教黨內選了一位來自馬來亞馬來青年機構的領袖，朱基菲（Ustaz Zulkiflee Mohammed）為黨的副主席，他為回教黨注入新的生命力。

 

但較大的改變則是在1956年回教黨選出了著名政治人物巴哈魯丁醫生（Dr. Burharuddin Al-Helmy）為主席，以取代辭職的首任主席阿默法德（Hj Ahmad Fuad）。

 

這就是說，回教黨已從原先的一個回教福利機構（本來巫統人也可成為領導人的）蛻變成一個與巫統對抗的政黨。其中有不少人來自較早時被查封的左派馬來國民黨（Malay Nationalist Party）和激進份子的馬來亞回教最高理事會（MATA）的成員。

 

巴哈魯丁醫生生於1911年，在印度大學生完成教育。在日本佔領馬來亞期間（1942-45）。他雖受日蝗軍重用，擔任馬來人風俗與文化局的顧問，但暗中從事反日活動，成為左派馬來青年同盟（KMN）的一員，於1945年秘密會見印尼總統蘇卡諾及副總統哈達，彼此達成一項流產協議，即馬來亞的獨立將附屬於大印尼的版圖內。

 

1950年巴哈魯丁被逮捕，被英政府指責在新加坡煽動回教徒騷亂，一年後獲釋。1955年，他與左派的布斯達曼聯合成立左派的人民黨，不久後與布斯達曼達成默契，他基於個人強烈的宗教信仰同意成為回教黨的主席，條件是回教黨必須反殖和真誠為獨立而鬥爭，從這裡我們看到巴哈魯丁雖成為回教黨主席，但仍視國家和民族主義最為重要。

 

更使人大開眼界的是巴哈魯丁宣佈贊同蘇卡諾的三個主義相結合政策（即民族主義，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後來被稱為納沙貢）。回教黨在他的領導下，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和加上社會主義色彩，這在以前是沒有的，我們可以稱之為“宗教偏左”的政黨。

 

1965年，巴哈魯丁被政府以內安法扣捕，當局指控他與左派的社陣領袖依薩及國民議會黨主席阿都亞茲（原巫統農業部長，後與東姑鬧翻自成政黨，加入社陣組織）密謀在巴基斯坦設立流亡政府，以支持印尼蘇卡諾的反大馬立場。

 

雖然被捕，巴哈魯丁仍被回教黨選為主席。1966年獲釋，而在1969年逝世，他在回教黨人的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

 

儘管有此崇高地位，他的副手朱基菲就曾數次挑戰黨主席職位，但都以大多數票敗下陣來。

 

朱基菲是回教黨的另一名靈魂人物。1928年出生於霹靂，患有小兒麻痺症，行動不良。從小接受馬來文和阿拉伯文教育，也唸英校。他曾支持拿督翁號召馬來人大團結，反對馬來邦聯（Malayan Union）。1947年，他前往開羅的美國大學深造，成為留學馬印學生會的領袖，他曾夢想馬來亞與印尼與婆羅州合成一個大國家。

 

作為一名醉心於回教的大學生，他返國後致力推動回教，成功辦起回教學院。1954年，他被獻議出任巫統總秘書，但被他拒絕，沒有表明任何理由。一般上人們認為他拒絕的理由是巫統不能為回教國而鬥爭，1955年，他加入回教黨，出任黨副主席。1956年他角逐黨主席，卻被巴哈魯汀擊敗；1959年再度挑戰又告失敗，主要是他的聲望遠不如巴哈魯丁，而他本身認為比巴哈魯丁更具宗教色彩。

 

由於他的強烈的回教意識，他被黨內委為回教事務的發言人，因而使他在黨內成為推動回教的急先鋒和重要人物，1959年他在吉蘭丹州內當選國會議員，他的雄辯使他成為馬來政界的知名人物，1964年他再度中選，可惜不久後車禍奪走他的生命，回教黨損失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他活得長壽，他將是繼巴哈魯丁后回教黨的更代表性人物。

 

當兩位靈魂都失去的時候，回教黨又轉入一個緩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