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宦官政治”？

雪州民主行动党内争竟然牵涉到历史典故的争议，真是头一回。事缘原雪州主席王志坚说他是指是内有人在搞“宦官政治”，并不是辱骂全体中委。

我们先不谈有关事件的是是非非，但我们有必要了解什么是“宦官政治”？才能自我审视王志坚所指是否能“对号入座”？

在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宦官”乃指太监。太监即是阉人或所谓净身之人，不能再有生育能力。因为他们是用在王宫内侍奉皇上及皇亲国戚的。而王宫内尤其是后院嫔妃众多，都是皇帝的女人，自然不允许侍奉皇帝的人有“非非之想”。太监虽净了身，但有的大太监因得宠于皇帝或取信于皇帝，也就弄权玩术，把朝政弄得鸡犬不宁。历史上恶名昭著的十大太监，首推秦国的赵高。他在秦始皇死后，将秦二世操在股掌之上，在朝庭上“指鹿为马”，谁也不敢吭声。这句颠倒是非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更胆大妄为的是将秦二世杀掉，发动政变，秦始皇打下的江山，就这么给一位太监搞垮了。

下来还有一位是唐代的高力士。先是侍奉武则天，后来投靠李隆基（唐明皇），逼武则天下台，又助李隆基诛杀韦后和太平公主，成为李隆基的最忠实奴才。他最精彩的一出是撮合杨贵妃和唐明皇（唐玄宗）的姻缘，但在马嵬坡缢死杨贵妃的也是高力士。最后有了安禄山造反的悲剧出现。

如果说自秦以下到唐代，宦官弄权只是个别事件，尚不成制度化，那么到了明朝（1368-1644），太监已走进政治舞台，而有了“宦官政治”之说，这主要是明朝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朱元璋在夺取政权（消灭元朝）后成为明太祖。他在位时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废除宰相制，不让大官把持朝政，全由皇帝一手操办。这是因为在明太祖洪武十三年时（1381年），宰相胡惟庸造反，触发皇帝废了宰相制，并规定他的子孙也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所以在明代乃至清代是没有宰相制的。他另设内阁大学士制，但这些人只被视为皇帝的顾问。史学家钱穆做过这样的统计，自洪武废宰相后，从9月14日至18日的8天内，送到王宫的章奏，共有一千六百六十件，每件奏章里，有讲一件事，也有讲两三件事的，共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件事。而件件事都要皇帝批发。以皇帝的精力来说是不胜负荷的，但朱元璋也不得不亲力而为之。因为他规定太监是不能干预朝政的，提防他们弄权。

可是到朱隶（明成祖）（1402-1424）当上皇帝后，他就打破这一禁律，让太监干预朝政。原因是他能夺得皇位是靠宦官帮助的。自此之后，“宦官政治”成为明朝的一大特色，也出现了三位十恶不赦的太监。第一位是王振。他以自我阉割为代价走进王宫而成为英宗（朱祁镇）的大宦官，他不仅排斥辅政大臣，也盗毁朱元璋立下禁宦官干政的铁牌，大权独揽，疯狂敛财。在他死后，抄没他的家产共有金银六十余库，六七尺高的珊瑚二十多株。

第二位是明武宗（朱厚照）（1505-1521）时的太监刘谨。他先是侍奉太子朱厚照，当太子继位后，登上司礼太监（大总管）代皇帝批答天下奏章，独断专横，弄的皇帝有名无实，最要命的是依靠东西厂及锦衣卫（特务机关）大搞恐怖活动，滥杀无辜，而本身则广纳赂贿，贪风四起。最后落得被伏诛的可怜下场。查出他的财产计有黄金二百五十两，白银五千余两，珍玉珠宝无数。第三位是最要命和最典型的罪不可赦的宦官是魏忠贤。他原是一位市井恶少，目不识丁的小人，在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1620-1627），他施展其阴毒手段，结党营私。谁想往上爬，不得不依附于他。于是出现了所谓“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类的帮派为他所用。所有的中央六部大臣，地方大小官吏，不得不向他摇首献媚。因为他得到皇帝的绝对信任。

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魏忠贤自封为“九千岁”，后来又封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只比皇帝小一些（皇帝称万岁），胆大妄为之极，千古一绝。抑有进者，在他生前，竟有人相竞为他设立“生祠堂”（一般是用来表扬死者，才有祠堂之设），但魏忠贤乐得生前看到有人朝其金像膜拜，被尊称为至神至圣，香火不断。在短短的时间内到处可见魏忠贤生祠，简直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更厚颜无耻的是有位叫陆万龄的监生，竟然建议把魏忠贤与孔子相提并论。他说“孔子作《春秋》，丁臣（指魏忠贤）作《要典》（指三朝要典）（其实是顾秉谦首辅编纂《三朝要典》，但功劳记在目不识丁的魏忠贤身上），简直是黑白颠倒，拍马屁拍到胡言乱语，不知羞耻为何物。

当熹宗死后，魏忠贤也就倒了下去。但是登位的朱由检（思宗）在除掉魏忠贤后，却救不了摇摇欲堕的明王朝。由1627年在位到1644年结束其生命，吊死在煤山，明朝至此灭亡。

整个明朝历史，让我们看到太监如何翻云覆雨，把政治弄得乌烟瘴气，而皇帝又不理朝政，不亡才怪呢！

当我们明白“宦官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时，就可以想一想王志坚的用词是否恰当或另有隐意？

评林冠英的政治心态

林冠英的政治智商与才学是无需置疑的。他为政治理念作出牺牲而坐牢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也因为他是林吉祥的儿子，顺势在2004年当选民主行动党秘书长。这种“父业子承”是隔了一个郭金福年代才出现的，因此也算是一种民主程序的“选贤与能”。

但林冠英所处的年代与其父林吉祥呼风唤雨的年代已有很大的不同。他的父亲只能把政治血液输送给他，却不能也无法左右他的政治谋略。为此他有需要从他父亲的身上看到政治的现实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但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林冠英在处理雪州行动党“内閧”事件中企图为自己置身事外而说了一席不必要的话：“作为党的秘书长，他已掌握最大的权力，因此没有意愿领导任何州委会。”不错，他已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党的战略部署有时也受到地方和区域的集体意愿所影响，不是秘书长说了就算。例如1978年，林吉祥决定把卡巴星放入槟州竞选，不惜与抗拒的叶锦源（州主席）闹翻，造成党的分裂，才能如愿以偿。

又例如1986年林吉祥亲自挂征移师槟州，以他当年如日中天的声望，自然是无任欢迎的，结果行动党大有收获，赢得10个州议席，是为丹绒一役，接着在1990年大选，行动党扬言夺权，州委强烈要求（也作出决定）林吉祥对垒林苍佑。这是一场没有把握打胜的仗，也非林吉祥个人所愿，但为顺应州委意愿，他豁了出去，结果他又胜了，只差三席即可上台执政，是为丹绒二役。下来是1995年的大选，州委又主张林吉祥打一场“王者之战”，对垒许子根。这也非林吉祥个人意愿，但还是得接受州委决定，再冒一次险。不幸的是这次行动党却在阴沟里翻船。辛苦建立起来的势力在一夜之间被瓦解。这是丹绒三役带来的苦果，也引爆日后的党分裂和骂战。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秘书长不是州主席，得尊重州委的意愿。换句话说，即便如林吉祥的强势领导，也要接受民主集中制的决定。这之后的发展就使到林吉祥 的整个战略“乱了方寸”，而不得不在1999年大选后离开槟州才又再2004年在霹雳州重新站立起来。

如果林冠英不想重蹈覆辙的话，他应考虑入主雪州行动党；尤其是在王志坚走后，坦荡荡地接受多数党中委和雪州委的铺路，领导一方之土，而后统领全军迎接未来大选。

如果他想继承其父未完成的心愿而选择移师槟州的话，他也要作好准备入主槟州行动党。不然的话，谁敢保证历史不会重演？

虽然林冠英说了在马六甲也忙得很，暗示会回到原区竞选，但从地理位置和战略考虑，若已有机会选择坐镇雪州而运筹帷幄全国战局，就需要优先考虑建立他的根据地，重新整合党的队伍。

无论如何要在那里重新出发，一切由他本身审时度势，但不能迟疑不决，欲迎还拒而错过时机，否则“苏州过后无艇搭”。

反对党为什么抵制补选？

彭亨州峇都达南州议席的补选是没有看头的，强大的巫统候选人阿都亚兹面对突然冒出的小伙子黄志彭的挑战肯定是胜券在握的，但这场补选引发的政治意义却有多层次的诠释，而且也明摆着是要给国阵（巫统）难看，“让你自己玩自己胜吧”。因此巫青副团长凯里发话了，指责反对党领袖，包括安华（公正党顾问），林吉祥，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及秘书纳沙鲁丁是一群怯弱者，害怕面对选民。

事实是否如此，也就见仁见智，但其中有一点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同等级”的对手，对执政党来说也非好事。因为执政党也只有把真正的敌手打败了，才算是真正的胜利者。

在这方面，巫统了解到其对手是回教党而不是公正党或行动党。根据1999年的大选记录，回教党候选人莫哈末尼南只以931票之差败给国阵（巫统）候选人东姑巴力斯。虽然在2004年的大选，在国阵大好形势下，同样的对手胜负票拉大距离，相差2761张票，但回教党的势力还是不容小视的。可是为什么这次回教党不趁“较好形势”下试探民情，反而采取“杯葛”手段？

根据众所周知的分析是认为反对党要让国阵摸不透反对党的势力，以便在大选时使对手难以摸清政治气候；也有分析说是安华在主导这项决定，以迫使选委会采取更透明和公正的立场面对选举。这些都是表面上看得到和想得到的理由，而也许人们看不到的是回教党的本质并不是一个热衷通过选举获取权力的政党，它的党领袖曾扬言，回教党的最高崇意旨是对回教的捍卫，它可以没有执政权，甚至没有代议士，也不会放弃为宗教而斗争。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主席哈迪阿旺在马让国席只输了163票，但不要求重算。因为在他看来，作为宗教领袖，不必把个人的得失看得太重要。

还有我们不要忘了，在1978年吉兰丹的闪电大选，回教党即使败剩两个州议席，也从来没有放弃既定的斗争路线。

当然回教党是服膺于民主政治的，也接受通过选举来展示其政治力量和落实回教化的目标。因此回教党从来没有想到用“杯葛”来否定选举。不过因为有了安华的政治影响力，说服了回教党要以政治斗争为目的（以获取权力）而不是手段（来达致宗教化的目的）。这一种悄然的转变正说明了回教党在安华“晓以大义”下明白政治斗争有时是必须诉求“非常的手段”，并避开宗教的情绪。

如果安华能成功地使回教党通过对这次补选的“杯葛”认清本身的本质（作为一个政党的本质，政治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不是宗教凌驾政治），以便转成和巫统一样先获取政权才来考虑其它的课题，那么安华已是成功地迈出他的第一步，将回教党进行转型。

安华之所以与回教党领袖对政治的诠释有一些的不同是因为安华熟谙政治权力是超越一切的。没有政治权力，一切都是空谈。反之回教党人长期以来的思维是政治与宗教是相结合的，即便是政教合一，也是宗教先行。在1999年大选后，回教党不是一度主张用古兰经凌驾宪法吗？

但安华知道，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此路难通。除非回教党蜕变成与巫统一样重视政治甚于一切的政党，否则回教党要震撼巫统，谈何容易？

由此来看，反对党这次抵制补选是有其政治含意，也向选民昭示安华有“左右”反对党的影响力，以向执政党下马威。就此而言，区区一个补选却让安华“先声夺人”，他要让巫统“胜之不威，也胜之不武”，只是跟影子在较量。若是投票率不高或所谓独立候选人也有一定票数的话，安华就更有话说了，国阵又焉能掉以轻心呢？

《教育大蓝图》的指导思想

政府公布的5年《教育发展大蓝图》必须与为期5年的《第9大马计划》合起来解读。根据第9大马计划，教育部及高教部在2千2百亿的总拨款中分别占了10.5%及8%。两者加起来共有18.5%，是所有政府部门最大的拨款，充作发展与开支预算之用。这显示了教育乃立国之本，政府不得不下重本来塑造一个具有素质的下一代。

所谓具有素质的下一代，是整个《教育发展大蓝图》的指导思想，也是首相阿都拉不断强调的要使人民拥有第一流的思维，不仅拥有知识，也具有竞争能力。在这方面，首相在教育发展大蓝图的献词中这样说：“国家使命及第9大马计划将发展具有一流思想的人力资本定为我国实现2020年宏愿的五大宗旨之一。”教育部长希沙慕汀则在献词中进一步阐明“今天拟定的教育制度所产生的冲击，只能在2020年后才能衡量”，因为在2005年入学的学生，直到大学毕业时刚好在15年后投入就业市场。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首相在推展礼上，所说的耐人寻味的讲话，他说学校不仅需要塑造有知识的一群，而且也有创意和有批判的思想。换句话说，他要的学生是能跳出旧框框，能与时俱进，与时代接轨的。

这种革新的构思显然是预见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教育不能再固步自封，更不能在原地踏步，因此有必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上新的元素。所谓原有的基础是以1956年的拉萨教育报告书作为指南。虽然自此之后，国家出现了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1971年的《大学及大专法令》及《阿兹报告书》，1979年的《内阁教育检讨委员会报告书》，1980年的《三M新课程》，1995年的《教育法案》，1996年的《教育法令》及2002年的《10年国家教育发展蓝图》等等。但在争议声中，拉萨教育报告书的精神，始终成为整个教育体系的支柱。

拉萨教育报告书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时并没有把“最后目标”列入其中，而是规定“联合邦的教育政策是建立一个为全体人民所接受的国民教育体系。目的在于使马来语成为国语，同时也维护及支持我国其它族群语文和文化发展。”

在这个前提下看今日的教育大蓝图之所以没有引起激烈的争议，是因为政府已意识到多元社会存在多元教育的现实。它希望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完成一个完整的国民教育，也就允许国民学校得以教导英文、华文和淡米尔文科。这当然与华校所期望的有一定的距离，但也没有否定它们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生存和发展。

只是政策的推行过程往往出现人为的偏差，有时也会在有意或无意间伤及民族的情感而引起争议。我们希望任何的政府官员必须紧记政策的精神是不能被个人随意诠释的，否则就乖离大蓝图的宏愿了。这就是说，任何人都一定要以所定下的指导思想为依据。

赛胡申与民政党

民政党创党人之一的赛胡申阿拉达斯的逝世就民政党来说已是过眼烟云的往事，许多年轻一代也许不知他曾经在民政党翻云覆云而掀起滔天大浪。不过作为民政党的开宗明义的第一章，赛胡申则占有一席的地位。

1967年被劳工党“抵制和开除”的陈志勤医生找上在马大教授王赓武，提出要组新党来参加大选。王赓武建议他找林苍佑，而后又找赛胡申，以便突出多元种族的形象。就这样，一个命名为“马来西亚民政运动”的政党在1968年3月24日在吉隆坡成立，发起人除上述四个人外，另加彼得医生（马来亚药业公会主席）及维拉板（前劳工党国会议员）。会议推举赛胡申出任民政党首任主席，他当时是在新加坡大学担任马来语文系教授。

由于要宣扬多元理念，这个政党提出了“马来西亚人”的概念，以有别于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在语调温和下，陈志勤也宣称这个党是走“温和社会主义”的（不过在90年代中期，民政党已在政纲中废掉有关字眼，以适应时代潮流和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1969年的大选，民政党一炮而红，竟起而执政槟州，成为令人刮目相看的政治慧星，赛胡申在林苍佑的安排下，也被槟州立法议会推举出任上议员。

1971年，民政党内暗流汹涌，以陈志勤为首的一派结合赛胡申阿拉达斯密谋推翻林苍佑 的首席部长职，准备起用陈扑根（曾是劳工党全国总秘书，后来响应陈志勤加入民政党，在69年大选后，被林苍佑委为行政议员）成为民政首席部长，被陈志勤着令打先锋的是王裕好州议员，结果眼见一场密谋成功在望，却在林苍佑的运筹帷幄下化为乌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王裕好在其住家密召一些州议员起手，他算来算去已有超过半数足以推翻林苍佑，讵料受邀参与者的齐来也州议员马上密告林苍佑，以致后者先下手为强，紧急召开槟州联委会议，开除王裕好党籍。这样一来，赛胡申和陈志勤倒林苍佑运动面对阻力与挑战。

林苍佑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法让反林运动乱了阵脚，触发党中央的角力战。赛胡申首先发难反击，要开除林苍佑的党籍。林苍佑只好通过槟州联委会获得13名州议员的支持，以挫败赛胡申的革职行动。接着林苍佑又通过党中委促请代表大会押后于1971年10月2日举行，而不是赛胡申及陈志勤订的7月3日。

决定此一件事的是于6月13日的党中委会议，在15名中委中，林派占了8人也就成功地把党代表大会押后举行。失算的赛胡申并没有出席中委会议，竟以退为进的呈入辞职函。在林派占上风下，虽然会议休会让林苍佑与赛胡申会谈，又是不欢而散。

下午复会时，林苍佑又接到陈志勤，陈扑根等人的辞职。这样一来林苍佑成了民代主席，而党也已分裂。

可是不甘失败的赛胡申入禀法庭，声称仍是党主席，一切已是太迟了。11月8日的官司案判赛胡申不再是民政党主席，林苍佑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陈志勤等人则另起炉灶，成立“社会正义党”（社正党），而赛胡申未加入社正党，他又回到学术界。

赛胡申阿拉达斯失败于政坛后，却在学术界大有斩获，90年代他出任马来大学校长，一时风头无两。而论起赛胡申的背景，他与第三任首相胡先翁有一些的远亲关系。

严格说来，赛胡申从1968年到1971年的从政记录并不是成功的，他没有出任部长，也无法发挥其政治影响力。他终究是一个学术人才，也只能在学术界大展鸿图。

无论如何，林苍佑还是放下个人恩怨，对死去的赛胡申赞扬有加，这就是政治，也是从政者应有的风范。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林道荣与英保良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去年12月有一则新闻，勾起了我无限的回忆。新闻报导说，前英保良集团掌舵人林道荣为回馈职员10年前设宴慰勉他的失意与失败而于去年12月在新加坡筵开138席，回敬前职员的隆情厚谊，大家把酒言欢，且每人获赠一百元红包。

这是一位曾在商场叱咤风云而又跌落谷低再爬起来的真实故事。我对林道荣的认识可以从他风光时说起。虽然他是新加坡人，但在早年已把他们的家族生意发展到马来西亚。在六十年代中期在我进入报界服务后，我已知悉在牛干冬有一间批发公司叫做“林信发有限公司”，总公司在新加坡，专门从事洋杂货批发生意，也有经营中国货的进口。

由于眼光独到，他在新加坡开设了百货公司，取名为“东方百货有限公司”。结果“东方”两个字给他带来了好运，成为中国商品总汇的一个起点（当然以当时的情况，并不全然售中国货，也有不少洋杂货售卖）。

在那个年代，正是中国进入了滚滚红潮的“文化大革命”时代，毛泽东三个字更是震撼人心。林道荣以独特的经营手法，把企业点上了政治的字眼，对马新的华人社会起了振聋发聩的效果，大把大把的人潮涌进参观选购，自然也给他的别出心裁的构思带来巨大的财运。

“东方”两个字很快地与毛泽东的中国挂钩，对林道荣而言是借东风吹起百货业热潮，但在马来西亚政府看来，“东方”两个简体字好像敏感了一些，因此不久后，“东方”两个字被通知要改成繁体和正楷，不能“老是被传是毛泽东书写的招牌”。

虽然“东方”两个被端成正楷，也丝毫没有影响林道荣在事业上攀上高峰，反而被“确定”是如假包换的中国货大本营。

转入70年代，林道荣更是雄心万丈，野心勃勃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地纷纷开设百货公司，甚至远及香港。在80年代最高峰总共在新加坡开设32家百货公司，在马来西亚开设30家及在香港开设7家，规模之大，无人可与之比拟，他成了马新的百货业大王。

我们也注意到，林道荣的百货公司在英文上都是取用Emporium而不是Supermarket。当百货公司连成一串时，他就把其集团取名为“英保良集团”。英保良三个字即由英文字译音而来。

可惜的是英保良集团形成时，林道荣并没有申请上市挂牌，不然他可以把风险降低和转移。他仍然保持家族生意，一切以他的兄长林道信带头，他本身则位居第二。因此公司职员都把他尊称为“二老板”。虽是老二，可却是商场上呼风唤雨人物。

在我的印象中，林道荣在槟城拥有“东方”后，也收购了一家也是位于槟榔律的同益百货公司，并改名为“同益英保良有限公司”，就这样“东方”和“英保良”这两间百货公司就把“槟榔百货公司”夹在中间。槟榔百货有限公司较东方前一年开业（1967），在槟城打响第一炮，主要负责人是张清源和谢锡龄。后来槟榔百货也是赚到了钱，离开槟榔律转到闹市五盏灯自行盖了五层大厦，改名为“加马百货有限公司”（这家公司虽然已易主，但仍存在）。换句话说，“槟榔百货公司”跳出被英保良集团的“夹攻”。

按照林道荣的原意，他斥资买下同益英保良旁的两栋旧屋后，准备另建以扩大其百货业面积，可是因受屋租统制法令影响，一直未能如愿以偿。

转入80年代后期，林道荣的“百货王国”突遭受经济衰退的冲击，加之过度膨胀，一时也收缩不来。而据说林道信及林道荣两兄弟有感于厚道，不忍裁员收缩，也不知如何下手来应付厄运，终于抵挡不住排山倒海而来的大风大浪。后来他想把整个集团卖出脱身，无奈业务太大，网撤得太广，一直找不到适合或愿意承顶的买主，到最后是林氏家族全扛了下来。他们赔上所有的生意，而他也宣告破产。
林道荣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会从百货业巨子掉进深渊，成为“报穷”的名人。

在他“一无所有”的10年前，英保良的前职员在新加坡自掏腰包筵开80席邀请他参加，以资勉励和慰问。这感人的一幕，令他毕生难忘。

到了千禧年75岁时，林道莱才脱离穷籍，顽强的斗志又激励他到东马及文莱发展，经过6年的奋斗，他又再从另一个地方，但同样操百货业爬了起来。目前在沙巴有17家百货公司，文莱7间及纳闽3间。林道荣为自己创造新的神话，折射出林道莱精神是“跌倒了再爬起来”的代名词。

是的，以林道荣的82高龄来说，他的人生已取得补偿，他没有遗憾，正如宴会的主题一样﹕“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林冠英“左右为难”

如果说民主行动党森州议员林辉明的退党尚不属爆炸性新闻，那么雪州行动党州委撤换主席王志坚就是一则震撼性的新闻了。它意味着民主行动党内的权力结构正在变化而引爆了某种权力的斗争。虽然它对中央领导层没有构成威胁和挑战，但不能否认它将影响党中央对未来大选的整个部署。

我们不从微观探讨这个课题，但我们有必要从宏观来研究行动党中央对地方的操控和影响。以目前的情势来看，党中央正努力塑造林冠英成为党内不可挑战的形象，主要是前年的马六甲党州委选举，竟把林冠英摈弃门外。这对一党之魁的林冠英来说，无异是上演一场始料未及的及无光彩的“滑铁卢”之役。

尽管甲州党内选举之败不能动摇林冠英的领导地位，但在舆论上，显然已打击了他的领导权威。这对2004年才接任秘书长的林冠英已是蒙上一层阴影；尤其是马六甲一直被视为其发迹之地，怎会如斯不留情面？也许是林冠英至今都想不透也难以忘记的“伤痛”。

由于马六甲不再被规划为林冠英的地盘，因此其它具战略性地位的州的党委都不约而同地热情邀请他另立地盘，以巩固他在党的领导地位。这包括雪州，联邦直辖区及槟州，因为这些地区有最多的华人，可以带动行动党迈向未来的大选。

雪州行动党州委向王志坚的发难，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也可能已事先照会中央以使王志坚的“改革棋”被中途煞车。换上新的火车头以与中央的步伐一致。但其中的吊诡是两派的人马都不得不把非主流派的邓章钦州议员纳入备战委员会的名单中，并委为主席职，由此显见非主流派的邓章钦是非争取不可的对象。

不过，从邓章钦过去与林吉祥的“过招”（促请后者退出领导）及与林冠英的关系“失调”来审视，新的雪州当权派是否已扫除阻力邀请林冠英前来坐镇尚值得观察？而林冠英本人初步的反应是“不会入主雪州”。当然这也不能否定情势会再有变化，包括新雪州州委力促林冠英与邓章钦“重归于好”，共打天下。

另一方面，一个不具争议性的地盘就是林冠英移师槟州。此州的行动党人正愁没有大将掀起热潮，对林冠英的到来自然无任欢迎。可是槟州是其父林吉祥的“伤心地”，又有党主席卡巴星坐镇（据知他仍会下阵或由其儿子代父上阵），也可能使到林冠英“踌躇不前”。

当霹雳州已有其父压镇，林冠英的未来动向也就只剩下马六甲、雪隆及槟城可供他择其一而行。
我们可以推想，林冠英的“痛苦”与“举棋难定”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足以带动全局的平台，不能再像过去从马六甲开始政治生涯。他必须跳出格局，带队冲锋陷阵。他的左右为难，可想而知。不知雪州这一举动是否已为他铺了一个平台？

萨达姆是一个怎样的人？

在舆论界中，被处死的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胡先（Saddam Hussein）是“罪有应得”，而在美国人及其敌对派眼中，他则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浑蛋，“死有余辜”。到底萨达姆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是“烈士”或是“恶魔”？或者我们可以从其生平中找到答案。

出生于1937年的萨达姆，其童年是悲惨的。他是他母亲的遗腹子，因此他的叔叔娶了他的母亲后，也成为他的继父。在10岁那年，他离家出走，得到舅父的收容。开始了长达24年的“反叛生涯”。间中他在巴格达进入中学，对历史和古兰经产生浓厚的兴趣，孕育了他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想。

对此，我们有必要追述萨达姆在参政前的伊拉克社会状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8年），英国控制下的伊拉克选择了亲西方的费萨尔胡先成为伊拉克国王。在1932年成为独立国家。在费萨尔国王的残暴统治下，全起用逊尼派的回教徒，排斥什叶派人于主流之外，且对库尔德人进行压制(这一段历史十分重要，它显示属于少数派的逊尼回教徒，控制了伊拉克，对日后的政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936年，国王的陆军将领西德奎迫使国王交出权力，自任总参谋长，大权在握，并委任苏莱曼成为首相，启开了军人干政的风气。

1958年，卡西姆将军（另一位将领）发动政变，干脆推翻费萨尔王朝，建立伊拉克共和国。他的政策靠向苏联，引致英美的不满，决意支持一股反共的力量来推翻卡西姆政权。这股力量就是于1947年在大马土革（叙利亚）正式成立的复兴党，并在50年代把势力导入伊拉克。

萨达姆就是在1956年（时19岁）加入复兴党。1963年复兴党协助发动政变，推翻卡西姆。初时萨达姆保持低调，专注于党务工作。不久之后，复兴党大权旁落。1968年复兴党与军官串谋再搞政变成功，这个时候萨达姆已是接近权力核心，出任总统的巴克尔是他的党兄。他因而成为革命理事会副主席，专心掌控情报工作。

为了取信于巴克尔，萨达姆安排其女儿及儿子与巴克尔的儿女成亲。这种姻亲关系，巩固了萨达姆的政治地位。他进一步导向军事主政。由于他的反共政策，他获得了英美国家的支持和容忍。

1979年，他搞了一个宫庭政变，迫使巴克尔退位。就这样，萨达姆成为伊拉克新总统，又是复兴党秘书长和三军统师，集党军政权力于一身。在取得绝对的权力后，萨达姆展开血腥的镇压和消灭敌手的行动。正如费萨尔国王一样，以逊尼派统领整个伊拉克，将北方的库尔德人杀害，又极力排斥什叶派人。

刚好这一年在伊朗发生宗教革命成功，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国王，什叶派全面掌控伊朗，这对逊尼派的萨达姆极为不利，于是在1980年发动两伊战争。双方一共打了8年才告鸣鼓收金，但彼此已是筋疲力尽，这正是美国所乐意看到的。

未想到萨达姆没有从中得到教训，他还以为虽然打不下伊朗，但可以振振有词拿下另一个小国科威特。所持理由是在历史上，科威特是属于伊拉克的。他有“正当的理由”将它并吞。于是有了1990年入侵科威特之战。这一下子，美国再也不能容忍，国际舆论更讉责萨达姆乱来一场。波斯湾之战又狠狠教训萨达姆不得不退出科威特。

他最大的败笔是从一名“反共份子”逐步地变成一名“恐怖份子”。在反共的过程中，他得到英美的支持；在转向与宗教狂热份子结合后，他的“恐怖形象”始终得不到世界的谅解与认同。他成了“孤家寡人”。所谓“失道寡助”成了他在千禧年后的写照。他一头栽进宗教的狂热中，还自以为伊拉克所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代狂夫”，没有人再可以取而代之。偏偏美国不信邪，也就在2003年借反恐之名，把萨达姆打得落花流水。

如果他在战争中死去，或许还会被其同路人视为“烈士”，但他却贪生怕死而成了俘虏。当这一切发生时，萨达姆的形象，尊严和个性已荡然无存。他为自己挖掘了坟墓。正因为他气数已尽，美国才敢公然地同意亲美的伊拉克新政权将他问吊。他当然有罪，也有残暴的一面；同样的，美国也难逃打恐打到昏头转向，失去理性的不人道责难。

评郭洙镇的“后悔”说

郭洙镇息政（不完全脱离政治，仍是国会议员）一年有余后，在《南洋商报》专访中的谈话内容是令人感慨万千与愕然的；尤其是那句“我不应该参政”。这正如商报的大字标题“后悔参政”来点出郭洙镇总结自己20多年的政治生涯花在“处理党务就很浪费时间”。言下之意是指说从政并没有使他感觉到是“光荣的奉献”，反之是“最大遗憾”。

到底郭洙镇所言是“由衷之言”或是“愤怨难消”的气话？我们可以从他的政路历程来作一个剖释。1982年他与一批华教人士加入民政党。当年他们兴致勃勃抬出“打进国阵，纠正国阵”的旗号，并在董教总的祝福下大义凛然地勇闯“禁区”，期望为华教在执政党内杀出一个“新天地”。换句话说，他们是带有“使命”投身政治的。因此，他们不会选择反对党，而是相中其中一个执政党，自然得罪了马华公会与民主行动党，也遭致后者无情的批判。

说实在的，以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一种难以预测的尝试：马哈迪刚接棒成为首相，不反对广纳各方有识之士加入他的大家庭；林敬益成为民政党魁不过两年，是首次面临大选的考验，自然希望党有新的气象带来新的动力。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民政党在那个时候正陷入政治困境，马华公会在李三春领导下，决意通过林建寿要与林苍祐争夺首席部长职，在新的安排下，马华与民政各分得8席角逐槟州议会，政界有风声说，首席部长将由取得多数席的政党推荐。

很显然的，林敬益在获得曾永森派加盟后，也很需要董教总领导的华教一股势力助阵，以顶住马华的“内部突破”的“攻势”。另一方面，董教总在面对多年的困境后，也拟出一个策略寻求“突破”，特别是“独大”官司败诉后，有意另谋出路。在民政接受其华教纲领后，双方一拍即合。身为董教总的法律顾问的郭洙镇也就成为“身先士卒”的“好儿女”，马上被民政委为副主席，成了这批华教人士的带路人。许子根则被视为政治新鲜人，尚未有党职。

1982年的大选，虽然董教总领导人倾全力为郭洙镇站台，但他还是败下阵来；许子根则脱颖而出，中选国会议员。就我们所知，郭洙镇并没有气馁，他继续在党内积极工作。1986年的大选，他选择“韬光养晦”，直到1990年重新出发，结果如愿以偿。从此官运亨通，在党内也平步青云，不知羡煞多少人。因为比他资深的党领袖大有人在，但没有他的幸运，吴清德与许岳金就是两个实例。如果不是2005年党选的挫折，郭洙镇又何来的遗憾与后悔？因此我们不明白他有什么好后悔的。反之，由于有这么一段经历，对他的人生当会增添一份精采。若写起回忆录来也会更加充实和具有吸引力。就此而言，也就无需“后悔”了。

不要模糊了历史真相

十二月份，“纪念碑”成了争议性的大课题。起因于新闻部长再努丁指有关“纪念碑”的竖立是为了“纪念共产党”。他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纪念共产党，因为共产党是大马的首号敌人”。他也认为“这样的行动将威胁人民的团结，也显示他们对国家将在明年迎接独立50周年纪念不敏感”。

接着下来，建碑工委会及华团和对历史有认识的人炮轰再努丁，引发了一场口水战，纷纷指责再努丁“出言不逊”，伤及华社的情感，也抹杀了史实。

虽然再努丁认为争议已告一段落，但他并不认为他的看法是不对的。换句话说，他坚持他的“观点和立场”。所幸的是，直到目前为止，其它高官包括巫统高层在内并不介入此项纷争。因此若无意外事故，争议或可告一段落。

不过，我们认为这场争议是值得关注和需要厘清真义的，因为在争辩的过程中，也有的言论“乖离”了史实而在间接上也加入了反共的行列，致使整个事件被混淆而模糊起来。

首先，再努丁是站在“反共的立场”看待事件；其次他是从偏执的观点来演绎这一段历史。因此他不能苟同对“共产党”人有任何的纪念。

表面上看来，再努丁的言论“符合了国家的反共政策”，因而显得理直气壮否定“共产党对建国的贡献”。当这一棋子将过来时，反击他的言论也就有人从一个“非共”或甚言“反共”的角度来演绎历史。于是出现了“抗日军非共产党人”，“抗日军不等同马共”，而是要从两者之间“切刈开来”。

如果言论再继续发酵，有意或无意问的“认同”了“抗日是爱国的”，“马共是暴力的”，那么整个基调也就变成“马共有罪，抗日无罪”，而纪念碑是纪念“抗日的，与马共无关”。若是这样的话，也就在解释历史事件上，某些“反驳”言论不期然的变成了“反共合唱团”的和音了。这样一来，再努丁就无需要再辩论了，因为在他看来，其它人与他的“反共”主场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

针对这一段历史，我们不能因为争议或有顾虑或偏向一方来自我诠释和自我解释。它的来龙去脉应该是这样的：

20世纪初时，先是孙中山把“革命”（民族解放）的思潮引进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使到国人，尤其是华人具有了政治斗争的意识。当1911年孙中山革命成功，推翻帝制后，在中国国内就孕育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差不多在1918到1925年间，马来亚就有一批人（从中国南来）借办报之名鼓吹无政府主义思想。结果在这之后有了马共的雏型政治组织的出现，以新加坡为大本营。1930年马共在森美兰成立，从此揭开它与英殖民政府的斗争。在那个年代，马共（倾向中共）也与国民党有不同的意识斗争。直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爆发抗日战争之后。国共两党不仅在中国联合抗日，也在海外联手（尤其是马来亚）抗日。当时的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抗日”，于是“抗日卫马”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运动。陈嘉庚在抗日年代（1938年）成立的“南侨总会”就是马新抗日的一个具体实例。这种不分左右的抗日大大地提高了马来亚人民的政治醒觉。与此同时，马来民族份子也不落人后组织起来，参加抗英活动。波斯达曼领导的马来青年同盟（KMM）即为一例。

1942年日本侵占马新之后，全面压制政治活动，英军则不战而弃。在日蝗军眼中，华人因为直接抗日（不论是在中国或海外）是日本的头号敌人，必须除之而后快。

日军国主义也采取分化政策，一方面教唆印度人仇英，以争取印度的独立，另一方面又拉拢马来人加入其服务机关。对于华人，有收买成为汉奸的，有软硬兼施迫他们就范的，也有对抗日份子进行杀无赦的，造成血案无数，罄竹难书。

在日本残暴的统治下，当时唯一对日本有威胁的是马共，它组成了“人民抗日军”，号召全民抗日，也在森林进行武装斗争。因此“人民抗日军”也就成了马共的武装单位和先锋队伍。一部分有左派思想的马来民族主义份子也参加抗日行列。但总体来说，马共和抗日军在当时是一体的，不是一分为二。再说，那个年代国民党也认同抗日，并承认和接受马共主导的一切抗日活动。1943年英军意识到只有马共有能力抗衡日本军，也就秘密与马共结盟。换句话说，马共成了抗日阵线的领导者，英军介入其中，形成一股反法西斯的洪流。

1945年日本投降，马共一度成为政治主流，但很快的重临的英军又再成为主流，在“招降”马共不成功后，它也采用了武力与马共进行正面的交锋。在这之后，英殖民政府决心扶持一股反共的力量，包括组织政党来分化与瓦解马共的斗争。但这是战后的一段历史，与战前和战时的历史是一分为二的。战时英军和马共是连成一气的，领导全民抗日（到了战后才分道扬镳，各树旗帜）。因此我们应针对战时的一段历史来演绎“纪念碑”的意义，无需牵扯战后政局的改变与所谓“反共与亲共”的斗争。

其一，“九一烈士纪念碑”是为了纪念于1943年被日军在黑风洞打死的马共领导人。他们是因抗日而牺牲的。

其二，“马来亚各民族抗日英雄纪念碑”是一个用以纪念在日治时期不幸牺牲的抗日份子。这是无名英雄纪念碑，也没有人可以算出多少抗日份子死在日本的暴政底下。但根据非正式的统计，日治时期被日本杀害的人民不下15万人，也有人说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或三四十万。无论如何，历史对死难的数目也无法统计和交代。总之杀人如麻的日本蝗军对马新人民造成的伤害非笔墨所能形容。因此在今天来纪念这一大批的无名战士也就是对死者“以死卫国”的一种“以慰在天之灵”的表现。
当然这里头也有马共份子在内，也有马共的主导因素。但这是历史，我们要承认它的存在，即使1989年政府与马共和解，也不刻意否定它们在特定时期的“贡献”，特别是在抗日的年代，均有史实为证。

既然这是历史的一部分（其实今天来说，马共也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和不明显记忆的一部分），我们又何须用战后或随之而后的“反共立场”来诠释历史？退一步来说，即使纪念碑有所说的影子，也是历史的产物。因为那个时期也只有马共在领导人民抗日。除非，我们“接受”日本侵略有理，否则任何人都应尊重历史来否定日本的侵略和纪念反法西斯的斗士。不能因为有马共份子就否定一切。
不论是反共的，非共的，都得将历史的年代和事件分清楚，再努丁可以坚持其反共立场，但他不能对历史作影射性与笼统的解释。

同样的，与再努丁争辩的过程中，也不要强行把历史二合为一，这会越说越离题而与事实不符。从政人士使用政治功利主义的立场来争分在这课题上也不适用。

乔治市市议会不见了

人文学者安华法萨（ANWAR FAZAL）（曾任乔治市市议会助理秘书）以槟城古迹信托会信理员身份公开在报章上批评槟州政府未在今年1月1日庆祝乔治市升格为市50周年及乔治市市议会诞生150周年。他手上持有两本书，一本是《槟城市政局一百周年》纪念特刊（1957年出版）另一本是乔治市议会出版的《槟城今昔》（1966年），以颢示乔治市有其光辉的历程。他说：“在1957年元旦日时，乔治市议会大事庆祝成立一百周年，而在当日乔治市也由英女王正式升格为市，共有5千嘉宾参与其盛，且有大旗鼓游行等，但今日则显得冷冷清清，什么庆祝仪式也没有。”

我们认为这是不需要也没有事质意义争议的课题，因为它是殖民地历史的一部份。缅怀殖民地的“丰功伟绩”显然不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人民所具有的民族意识。但作为对历史的研究和探讨，倒是可以将其中的来龙去脉点画出来。

当莱特于1786年占有槟榔屿时，他是实行个人统治，在人少事不多的情况下，由他一个人拍板，直到1800年英国将威省也纳入槟榔屿时，才由他的后来继任者李特成立一个“估税委员会”，负责发展乔治市。这个委员会一直运作到1856年，英国才将市政局法令（经修正后）引入“海峡殖民地”，在新甲槟各自成立市政局。由各州的参政司担任主席，另一人由总督委任，再有三人从纳税人中选出。从此市政局拥有法律赋予的权力征抽门牌税、地税和车辆税等。以当时的人口来说，这个市政局相等于槟榔屿政府。

在随后的一百年中，英国通过海峡殖民地把权力伸入马来亚各州而成为真正的统治者，就在我国独立前，英殖民政府发挥其最后的权力，在乔治市热烈庆祝一番，且锐意地将它开发的第一个殖民地升格为市。因此在我国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后，国家行政结构根据英国人留下的格局继续操作。1959年乔治市市长在民选制度下诞生。

不过，在我年少的记忆中，1957年元旦日也是我国历史的污点，因为在大游行中不幸发生种族冲突事件，导致人命伤亡，也一度陷乔治市于戒严状态中。这种乐极生悲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自然不认为那个日子是值得纪念和庆祝的。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大旗鼓游行也因之消失一个长时期，直到80年代才告“解禁”复苏。这也许是为什么官民宁可忘却这个日子，也不愿撩起昔日的伤痛。

与此事件无关的演变是1966年后联邦政府取消所有地方选举。1976年市议会与乡村议会二合而一成为槟岛市议会。意味着乔治市议会不见了，升格为市也成了历史“遗物”。没有了乔治市市议会，又何 来庆祝？除非政府还原历史。

萨达姆问吊的省思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问吊是2006年终最震撼性的大新闻，一方面藉此显示美国的“反恐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成果”（2002年美国攻下阿富汗时，首号政敌奥沙马拉登生死未明，不能视为美国的胜利）；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就通过国力操办和掌控整个世界，自行其是为“正义”下定义，结果是自食恶果。

先是战后因世界分成东西方阵营进入冷战阶段。美国认定苏联代表的共产世界是“非正义乃至邪恶”的一方，必须除之而后快。于是凡是反共的势力，不论是政治的、宗族的或宗教的，都被扶持向共产势力进行正面的交锋。

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在1948年通过联合国强行在阿拉伯国家的心脏建立犹太人的以色列国，在50年代逼使埃及等国家靠向联盟，促成回教与共产国家相互支持。种下了美国与一些伊斯兰国家的仇恨种子。

60年代初期美国突然发现远在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在苏卡诺总统领导下，更直截了当提倡“纳沙贡”政策（即民族主义、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三结合）。如果长此发展下去，肯定使伊斯兰国家倒向苏联，对美国更是不利。因此美国鼓动印度尼西亚军人夺权，扶起苏哈多反共政权，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

不仅于此，它也在1963年协助复兴党人在伊拉克撑起反共大旗，以搞垮在1958年政变时推翻帝制但亲苏联的卡西姆政权。随后伊拉克在亲共和反共势力在斗争中出现了一位“反共斗士”萨达姆。他在美国支持下于1979年正式成为总统。翌年即与伊朗开战。美国任由两伊战争一打就是8年是因为伊朗的宗教长老柯梅尼推翻了亲美的巴列维国王，目的在于挫伊朗锐气。但是当萨达姆羽毛丰满后，在1990年侵略科威特时，美国才察觉事情不妙。从反共变成狂热的宗教主义者，也搞乱美国的国际战略，才有美军介入波斯湾战争，击退萨达姆的侵略军。

最具讽刺的是，美国为了打击共产主义，也在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时，利用沙地阿拉伯的原教旨主义的狂热份子奥沙马拉登潜入阿富汗打游击战。这种为打败苏联所诉诸的手段是无所不用的，但当苏军于1989年撤离后，阿富汗竟出现极端的宗教政权──塔勒班，并包庇奥沙马在阿富汗境内建立恐怖基地。它们矛头一转，形容美国是阿拉伯世界的首号敌人，因为它支持以色列欺压巴勒斯坦人立国。于是有了“文明的冲突”论出现。

美国做梦也没有想到它的反共政策进入90年代变成作茧自缚，宗教狂热份子利用美国的反共平台为自己孕育了一个“怪胎”。打着宗教的旗号推行恐怖袭击行动，且在2001年发生911事件。一场打恐战争越打越陷。

如今萨达姆死了，奥沙马生死未明，反恐战争胜利了吗？值得世人深思其吊诡之处；也有值得美国重新检讨其战后以来单边与霸道的国际战略。

峇峇精英与华文教育

峇峇是指土生土长的华人，他们好几代已在本土扎根，受的是英文教育。因此他们是最早洋化的一群，但他们无法改变的是：他们身上流着华人血液，即使不会母语母文，也被归类为华人一族。尽管有的人“数典忘祖”，把自己当成归化的洋人，但绝大部分的“峇峇”仍然把自己归为华人。这种情况在海峡殖民地尤其明显。比如早期成立的“海峡华人公会”就表明他们不是“新客”或迁民，而是地地道道的土生土长的“新华人”

由于他们的思想和背景并受到英国殖民地的栽培，得以身为公务员或参与政治活动。不论是在战前战后，总是处于比较“优越”的地位，并与英国殖民地官员关系密切。

虽然如此，我们也看到少数学贯中西的峇峇介入华文教育的工作，如林文庆曾任厦门大学校长，后来也协助创立中正中学等等。更有一些峇峇参与政府工作，成为少数的华人精英。他们在不同的年代也参与组织政党。如陈祯禄、林建材、林苍佑等。其中以陈祯禄和林苍佑最为显著的参加华教工作，且与林连玉结下不解的渊源。

说来也许令人费解，为什么不懂华文的人会与林连玉一起搞华教运动。究其因不外是因为他们领导政党活动，不得不与华教人士打交道。

说起华文教育的萌芽和兴起已是百多两百年的事。特别是英国占有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后，（1826年）大量地引进中国移民，也就使到华文教育在本土扎根。由于华文教育的发展迅速和受到新思潮的冲击（尤其是康有为与孙中山的南来及后来的“五四”运动（1919年）的推波助澜），促使英殖民政府对华文文化的传播采取较为严格的措施（如1920年实施印刷法令及学校登记政策）。

当1930年马共成立及左翼政治势力抬头后，英殖民政府的限制和压制政策更为明显。因为他们认为受华文教育的人较容易受到左派的影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的反抗越来越大。

因此在战后，由于政党林立，华教运动被视为一股逆流，也就不被允许过于膨胀和发展。例如在1953年陈六使发起倡组“南洋大学”，就面对英殖民政府的刁难和阻挠。而身为不懂华文的陈祯禄，却以马华公会会长的身份与当时的马大校长有过电台的辩论，力挺南大的成立。

这其中有一个吊诡是：即使陈祯禄主张成立南大，但他的下一代则是纯受英文教育的。他们一方面为华校疾呼，另一方面则将下一代送进英校。

这种例子不限于陈祯禄，其它的峇峇精英也是萧规曹随。林苍佑在接过陈祯禄的棒子后，与林连玉走得更近，关系也特殊（他是林连玉力赞的绝少从政者）（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但他的下一代还是受英文教育的。

倒是通晓华文的梁宇皐则成为被林连玉痛责出卖华教的人。

由此来看，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把“峇峇精英”定位在华教上？陈祯禄和林苍佑在林连玉的眼中就是华教的友人。他们倒成为不懂华文，但却热爱华教的人。这种情形在战后也没有多大的改变。
例如后来参政的林良实，林敬益也都是纯粹的英文教育者，即使是反对党人，如陈志勤、林建寿、吴福源、林吉祥等人，同样是英校精英。这说明了“峇峇一族”或英文教育者比较容易登上政治舞台，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不过，他们这些人在参政后无一例外地都因为政治的关系而与华教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同时为了要搞政治（或取得政治资本），他们又不得不从中学习华语华文。在这些人当中，华文学习得最快和最好的也许是林吉祥。

理由无他，而是为了政治上的需要。然这也印证了华文教育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大课题。我们从林连玉的斗争中看到他无时无刻地与政治人物打交道。不论他们是否谙华文，只要有华教心，华人心，都成为林连玉争取的对象。至于他们的下一代是否是受华文教育者已不重要（尊重每个人的选择权力），重要的是从政的华人如果没有华教情，也就会被视为非同路人，不能被视为华人领袖。

当这个格局逐渐形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许多英校生在参政后，不得不苦学华文华语，以免与华社脱节。久而久之，华语华文的学习成为非华校生参政的入门第一课。

在今天来说，形势又是一大变，华校生在通晓三种语文后占了一定的优势而登上领导位置。这独立前和独立初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可是华教问题也不因为这一改变而得到解决。历史留下来的问题未解决前，又来了新的问题，如同雪球越滚越大。

这就是说，当今的华人政党领袖在通晓华文华语后，只解决了与华社的沟通问题，还是没有办法一揽子解决华教的困境。

华教争议的问题包括教学语的改变，学校的搬迁和修建及华校的不均衡发展，成为华社的焦点之一，这些大问题形成一个大包袱压在华基政党领袖的身上。他们面对的问题也不比前人少，而且有的更为棘手。在朝政党强调的是“协商”，在野政党揶揄是“软弱”。结果是驳来驳去，也仍然把问题悬挂在半空中。

如果说早期的“峇峇精英”不懂华语华文，解决问题有其沟通上的问题，那么新一代的“峇峇精英”（土生土长）懂得了华语华文又解决了多少问题？这症结又在哪里呢？

说白了就是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思维和观点，而华基政党领袖则成为“夹心人”，有心无力。这就是今日华社的写照和悲情。

从陈祯禄到林苍祐

不久前，马华公会首次为创党人陈祯禄举行公祭，目的不外是提醒马华党员要“学习陈祯禄精神”。
到底陈祯禄的精神意味着什么？不是本文探讨的课题。但我们有必要回顾马华在独立前后的人事变更与对策略的争议来厘清一段史事。这涉及了陈祯禄与林苍祐的既合作又斗争的恩恩怨怨。也正由于两人的决裂，也改变了马华的格局。然后马华这一路走来，总是被林苍佑的阴影笼罩着，挥之不去，一直到1990年林苍祐息政后才停止对峙；而在千禧年后又来一个逆转，终于把林苍祐的肖像置放在陈祯禄的旁边，承认第二任总会长的“历史地位”。

陈祯禄（1883-1960）是土生土长的峇峇精英，纯粹受英文教育。1923-33曾出任海峡殖民地议员，日侵时避难印度。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返马来亚，一度领导左右派组成的《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向英国争取各民族应有的平等地位，甚至发动“罢市”（1947年）向殖民政府抗议和交涉。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议》在不令陈祯禄满意下生效；及后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马共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导致全马华人被赶入“新村”，生活苦不堪言。有鉴及此，陈祯禄以66岁高龄在1949年领导成立马华公会，以协助陷入水深火热的新村华人。在1953年，他领导马华与巫统合作，组成联盟，遂使马华具备政党的条件。

生于1919年的林苍祐比陈祯禄小36岁。他同样是土生土长的峇峇精英，纯受英文教育，留学英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林远赴中国重庆担任军医，1947年返国。1951年被英国委为槟城殖民地议员；同年发起组织“急进党”，鼓励党员参加市议会选举胜了36席，奠定从政地位。1954年应陈祯禄之邀加入马华公会（让急进党自行消失），备受重用。基于两人有同样的背景和思想，决心壮大马华公会，因此他们两人成了林连玉的华教运动的有力支持者。

虽然林连玉事件（1961年公民权被递夺）与陈祯禄和林苍祐无直接关系，但后两者的斗争却牵动整个局面。这事起于林苍祐，在1958年的马华改选中一举击败陈祯禄（89对67票），登上马华第二任总会长。年迈的陈祯禄欣然接受并支持林苍祐挑起大梁。讵料不甘失败的陈修信（陈祯禄公子）反戈一击。陈祯禄在“血比水浓”下转向支持陈修信，终于导致两人“反目成仇”。原本是“陈林合璧”的组合变成“父子兵”上阵夺权成功（1959年大选，东姑摈弃林苍祐的坚持席位数目的强势领导，取用陈修信推出协商性的候选人排阵）。这样一来，马华公会的历史被改写了，也启开“父业子承”的年代。虽然自此而后，林苍祐的历史写在民政党内，但就华人政治家而言，陈祯禄不是唯一的一个，下来的应该是林苍祐，毕竟他是第一个华人改写了槟城的历史。相比之下，他可以和陈祯禄相提并论。

种族政治的演变

究竟从什么时候起，种族政治已开始萌芽？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马来亚出现了以种族为主导的政党，但它们并没有刻意渲染种族政治，更没有利用政党来排斥其它种族。例如战后分别出现的马来国民党（或称之为马来民族党）及马来亚民族同盟党，在组织上有种族之归纳，但推行的政纲具以马来亚争取独立和推动民族主义运动（解放运动）为主导，因而在英国殖民地眼中它们被划分为倾左的政党，而不是种族性政党。正因为这样，英国在1948年迫使马来亚民主同盟党（总部在新加坡）自我停止操作，较后也逮捕其积极活跃份子，指他们有亲共的倾向。同样的，在1950年被查闭的马来国民党也被指被共党渗透。这就是说，英国检验政党的尺码是以共党（包括亲共和容共）和非共党为准则。

至于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它最初喊出马来人大团结的目的是为了反对英国在同年准备推行马来邦联（Malayan Union）政制。这个政党是由拿督翁发起的。他以其高尚的地位（时任柔佛州署理州务大臣）及其亲英态度取得了英国人的信任，被视为非共政党。英国也就乐意与之合作，在1948年初，达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其用意是要争取一方来压制另一方（左翼力量），马共也因此在这一年中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就在拿督翁取得胜利后（促使英国与之合作维护苏丹地位与马来人特权），他所思的下一个步骤不是走种族主义路线，而是力促巫统打开门户，容纳非马来人入党。因为他期望成为全民的国家领导人（他的野心是要在国家独立之后成为全民的首相）。不料他的建议受到巫统党内其它人士的反对，也就无法被接纳。在愤怒之下，他于1951年离开巫统另立马来亚独立党，较后又改名为“马来亚国家党”（Parti Negara）。这个政党虽然以马来人为主，但也收容其它种族在内。例如马华公会创党人陈祯禄也受邀为此党主持开幕，并一度倾向拿督翁；又如槟城的橡胶大王连裕祥一度是这个党的副主席。

可惜的是，在1955年（独立前）的走向自治普选时，拿督翁的国家党一败涂地。崛起的是以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由于局势的转变，拿督翁大权旁落（原本大选前他是英殖民政府内阁中的内政部长），东姑阿都拉曼（1951年取代拿督翁成为巫统主席）成为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两年之后，马来亚独立，东姑升任首相，内阁部长尽是联盟成员。

由于这一格局形成，马来亚开始了以种族为归类的政党，在分化下又整合。但这个整合是上层的合作，中下层仍然是“个自发展”和各自表态。

如果拿督翁当年成功让巫统开放门户，则我国的政治历史也许会改写。他的失败也判定我国种族政治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尽管如此，以三党合成的联盟，也不能过于明显的打种族牌，而是打发展牌及和平共处牌。因为联盟的敌对党，尤其是社阵（独立日时，由左翼的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打的是社会主义牌，以有别于联盟打出的资本主义牌。于是形成了左右派之争而不是种族之争，即便是打出宗教牌的回教党，也不是打出种族牌而是走如同印度尼西亚的“纳沙贡”路线（所谓纳沙贡是指宗教、民族主义和容共的三结合）。这是因为领导回教党的巴哈鲁丁医生（原是被查禁的马来国民党领袖，也一度与波斯达合创人民党，直到1956年被回教党请过当党主席）具有左倾的社会主义思想。
经过1959年的大选后，仍然没有明显的种族政治在主导政治。在执政党一边努力维持三党的合作，在反对党一边则努力表现出其多元性。比如走左翼路线的劳工党，便推出马来人依萨为主席。又比如后来从马华分裂出来的民主联合党（1961年）也是推出再邦阿比汀（原拿督翁的战友之一）为主席。还有在1965年蜕变成民主行动党（原属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分流）的领袖也是以印度人蒂凡那为主导。凡此种种让我们看到不论是执政党或在野党，都意识到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1963年成立）是多元种族社会，搞种族政治是行不通的。

不过，1969年的大选结果，却成了我国政治的分水岭。换句话说，惨痛的“513”种族冲突的悲剧终于使到政治大洗牌。巫统的权力的转移（由东姑到敦拉萨）和全面的主导政府不但突显了马来人决定维护政治领导权，也决心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地位。新经济政策的出台和其它政策的推行也就接踵而来了。在新的政治冲击下，所谓左右派的斗争已划上句号，也没有再强调阶级斗争了。
每个政党，包括执政党成员及反对党都因政治形势的逆转而在有意与无意之间走向族群政治。
族群政治一旦被渲染开来，它意味着每一个政党都努力守住自身的族群势力范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在慨叹国家独立近五十年来，种族政治还是挥之不去。

我与南方朔的对话

本月初，与知名政论家南方朔进行一项访谈不是与他讨论国际大事或国家大事，而是透过他个人的阐述写作的心路历程来剖释他的内心世界。

原名王杏庆的南方朔是“半路出家”的时评人。原本是搞自然科学的台大森林系研究生。在70年代初期笔锋一转投进波澜壮阔的政论天地，使我想起鲁迅弃医从文；郭沫若不行医搞文学论政的半路转行，结果他们离开了“本行”，竟在文化界迸出一个春天来。

虽然我无意拿南方朔和两位知名作家相提并论，但从他身上我看到一位妒世愤俗的青年，带着新左派的愤怒情感，对时局进行批判性的揶揄和挑战，以追求一个他的理想的社会。因此年轻时他办杂志投身报界，以个人的洞察力写出一篇又一篇的评论。由于当时面对政治的压力，他用了多个笔名发泄他个人对政局的不满。直到报禁解除后，他为民主自由而欢呼，也曾经为陈水扁的上台而苦口婆心提出“金玉良言”，希望台湾民主朝健全的方向发展，但近年他又为阿扁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误和台湾政局的乌烟瘴气感到失落。

他的失望与无奈也是与许多时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表面上看来是“笔扫千军”，有时甚至可以令人振聋发聩，读后拍案叫绝。但做为只论政不参政的写作人却无从改变一个又一个你认为不合理乃至荒谬的失措，因为当权者绝大多数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不把时评当作一回事。

尽管如此，南方朔从来没有因为他的“改行”而后悔。他享受目前的写作生活。从台湾到香港乃至马来西亚，几乎从未间断地把他的渊博的知识公诸于世，为的是要证明知识是一种力量；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足以唤醒世人累积起一点一滴的不满，以便在适当时作出改变。

南方朔说，一个民族的自强在于不断学习和掌握知识。犹太民族影响力遍布全球是他们用知识征服了世界；同样的海外的华人也要具有这种好学不倦的精神，利用时间吸收经典著作，从中会有挖之不尽的学问，而用诸在现实生活中。就南方朔个人而言，“书到用时不恨少”。这是他给人的一种印象。因此他不讳言记忆力特强，可以下笔如神，引经据典自不在话下。他不需要做笔记，因为他的脑子是一部“活字典”，竟然可以将浩翰的经典著作藏在心中而过目不忘。随手拈来，挥之成章，更令人惊讶的是各类课题又是论之头头是道，非常人所能及。

问他有没有崇拜的英雄，他例举古巴革命英雄切古瓦拉（在玻利维亚被击毙化身成为这一代人的偶像）及现任委内瑞拉总统查维兹（用民主革命手段反抗美国霸权）是他的偶像。

再问他对马来西亚华人有何寄望。他说一是要用知识武装自己，就不怕被边缘化；二是一定要多生育，人口太少就争不了出头天。就这两句话，点出问题的症结。

政治宗教不应干预衣装

世界不断在变化，人类也不断在进化。最能体现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潮流的莫过于人类衣着的改变。但也因时因地而异，比如在沙漠地带因风沙关系，那里的人包头包身作为抵御之用。目的在于保护身体不受侵袭。久而久之，由于宗教带来的约定俗成，终于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宗教的特征。

虽然如此，在世界潮流的冲击下，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尤其是在离开沙漠地区和宗教习俗浓厚的国度时，人的衣装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最能反映出时代感的地区和国家莫过于被列为欧美的体系；接着亚洲太平洋国家也亦步亦趋。就因为在所谓的自由世界里，人的衣着也自由起来而变化多端，呈现一片的缤纷彩色世界，令人目不暇给。

可是，我们也发现到，因为政治的关系也直接影响人的服装和外表。这叫着政治干预生活。举例来说，当中共在1949年解放中国时，国家逐渐的纳入单元政治，一切以政治主导。因此在这古老而贫穷的国家，人民一旦翻了身，最主要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有衣蔽身，有粮可食，有屋可住，有工可做。但一切从简。自此之后，我们看到的中国人民皆大多数是白衣黑裤或蓝衣蓝裤，或单色的衣裙。女孩子的双辫子和单调的服装成了一个时代的特色。大家习以为常反而觉得奇装异服是怪怪的，只有外国人才穿。

曾几何时，在1976年之后，重新崛起的邓小平用“改革开放”四个字打开中国的大门，一下子所有西方的物质和精神都渗了进来，一步一步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最先反映的是衣着的改变和多样化。虽然它是循序渐进地与西方或中国以外的国家看齐，但古老的大地一旦吹进春风，再也不是单调的生活。直到今天，我们看中国的变化只要观察衣装的改变即可一目了然。整个中国也因之沉浸在多采多姿的颜色中。五颜六色点缀了人的生活，女性更是不遑多让，适度地性感起来。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政治减少干预生活或停止干预生活”，而是让每个人依其喜爱来改装自己，只要不是冲着对政治体制的挑战，都会被允许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

反观马来西亚，它和中国刚好相反。原本是英国的殖民地，一切以西方为标准。自然很早就接受西方的服饰和对外表美的追求。即便是在1957年独立后，我们仍然没有放弃西方文化带来的影响。穿西服成为礼节，穿便装也西化，女性更是用时代的眼光来修饰自己的外表。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住在马来西亚的各民族都有穿着的自由。你可以穿民族服装，也可以西化，因人而异。政治不会干预你的生活。这就是说，政治是用来治理和批评国家和政策，不是用来约束一个人的衣装。只要不过于暴露，不是大胆到令人投以诧异的眼光。你觉得自在和舒服与好看，就没有人管你怎样打扮。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转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宗教的因素却成为干预人民衣着的一道指令。最明显的莫过于在吉兰丹执政的回教党一而再，再而三，用宗教通过政令来制定一道又一道的谕令。先是禁止女艺人表演（不准抛头露面），继是明令男女在公共场合分开。接着在最近又为该州的人民制定衣装，回教徒该怎样遵守，非回教徒又该怎样穿着，否则罚款示戒。

其理由竟然是可以减少社会问题。州务大臣聂阿兹更这样说：发生强奸案的主要原因，就是因女人穿得太性感。由此而言，性感是一种“罪过”。

我们不认为这样的论调可以成立。性感固然可以造成某些男士想入非非。但不是主要和絶对的因素。日本、香港和台湾开放的社会，女孩子够性感了吧！但不是性侵犯最高的地区。因为人们都习以为常，也不好奇，即使色情片和杂志大行其道，那又何妨？理由是智识开放的社会，人们都有一套道德规范，不是一见性感的女人就要。

因此归根结底是教育的问题，不信我们看看一则《星报》的报导说，浏览色情网站的网友大多来自东海岸的地区，包括哥打峇鲁。这一下子便驳倒聂阿兹的说词，揭开来不外是因吉兰丹州政府的禁闭手段，反引致人民从其它途径来一览外头的“世界”。可以这么说，如果吉兰丹的人民都走回中世纪的年代，则响往外边的人会越来越多。毕竟时代已走向高科技和电脑化，不是用政治手可以阻止得了的，除非我们采取驼鸟政策，无视外边的世界，不然政令怎能禁锢人民往外追求？

再说，吉兰丹也不过是马来西亚一个州，在人民来往通行无阻下，单独一个州想用宗教缚束人民的衣着，实在是匪夷所思。如果回教党执意要对人民的自由给予这样或那样的约束，不但是对宗教宽容的违背，也是对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侵犯”。这样的倒行逆施的政令，只能让人感觉到政党在利用宗教推行“违反”人权的政令。其实，让人类在衣着上自由一点，让女人美丽起来，让女人在不过份暴露底下展示她们的美丽，整个社会也会充满活力。岂不更好？

在两个对比之下，我们看到中国从单调走向彩色世界：

因为政治不干预人的衣装；反之吉兰丹则要走单调路线，因为政治加宗教干预了人的衣装。


其实，回教党这样做是使自己与其它族群隔离起来，又怎能让非回教徒对它产生亲切与好感呢？真希望华裔的回教徒党员能向它的领袖晓以大义，不要再故步自封，自以为是了。

人联党转危为安？

眼看一场恶斗将无可避免，讵料最后的努力却告“和气收场”。这是成立于1959年的沙朥越人民联合党内閧戏剧性的一幕。虽然干戈已止，但前路布满荆棘而且暗流汹涌，谁也难以预测未来两年的变化。

翻阅人联党的历史，过去有三次内部的严重危机，所幸都能转危为安。第一次发生在1965年，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人联党领袖，参加由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起的马来西亚团总（反对党阵线），引致党内左派的不满，甚至造成党主席王其辉及秘书长杨国斯等重量级人物辞职。最后终告收回，风波平息。

第二次发生在1978年，党国会议员不支持林吉祥在国会的动议，被认为不支持“独立大学”的创办，遭党内其它重量级领袖（以田绍熙为首）炮轰党领袖。经党中委会议后，接纳杨国斯解释，支持创办独大，但不在国会中提出。消弭一场险酿分裂的危机。但不可避它的是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另一派系在张守江领导下，造成党内分裂且引进民主行动党参加选举，结果后者无功而返，稳住了人联党的地位。

第三次发生在1987年的“明阁事件”。人联有4位州议员参加阿都拉曼耶谷（州元首，前首席部长）倒现任首席部长泰益运动。由于事件曝光，首长宣布闪电大选。人联在开除4名州议员后再一次取得胜利。

今次也就是发生在2006年沙州大选后，人联党在华人选区惨败（输掉8个州议席）。党内另一股势力在刘贤镇领导下推动倒党主席陈康南运动，接着又获得黄顺舸（州部长）等人加入行列，一时声势浩大，变成两大阵营对峙。所幸在前主席黄顺开斡旋下，暂时揠旗息鼓。

陈康南的领导危机在本届大选后充份暴露出来，主要是指他已缺乏领导魅力，不敢据理力争，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终于被华裔选民狠狠教训。

原本在1980年加入人联党的陈康南，是乘直升机三级跳成为党领袖之一，先后出任党中委及州部长；更在1996年取代黄顺开成为党主席兼第一副首席长，可谓官运亨通。此外，他也与首席长泰益结成亲家（女儿下嫁对方公子）。初期被认为亲上加亲；现在被党内其它人视为政治包袱。最大的诟柄是大选后连古晋南区市长也失掉了，成他被攻击的弱点，换句话说，担任党主席10年后，康南已被认为失去政治光环，领导不力，有须急刻下台换班。

若无意外，将来的接班人是现任州部长黄顺舸。不过按协议（陈康南2008年引退）时间表是两年后的事，而当务之急是人联党要不要改革，如何取回民心？维持原状也许带不出一个新形象。或者党所成立的“前进阵线”（改革队伍）交给黄顺舸领导，陈康南逐步引退，让新人新风气带来新形象。否则行将到来的国会大选或等不及人联党的改头换面。

东西马对国庆日的诠释

东马的人民一直不能理解为何他们在1963年9月16日才成为独立国的一部分而却要与西马人民一样接受马来西亚的独立已是49年，明年就要第50年了？因此他们争辩说马来西亚立国应从1963年算起，至今是43年而不是49年。

这六年的差距原本也没有什么好争辩，但东马人就是心里有些不服。理由是他们在1957年时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为什么要添加六年呢？

其实，这是有历史由来的。这一段历史也是与世界政局的演变分不开的。首先是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取得独立时，新加坡就被切划开来，继续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在当时尤其是左翼的斗争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而是努力争取马新的统一，因为他们认定马新原本是一家的，不应该被分划。在这方面新加坡自治政府（自治不等于独立）在李光耀领导下，也希望纳入马来亚而成为独立一邦。可是马来亚联合邦有所顾虑，不希望单只新加坡加入而改变了种族上的比例。

在这方面，英国就有更远的考虑，在准备放弃新加坡时，也想到东马（当时称为北婆罗洲，主要有沙巴，沙劳越及汶莱）也一并拉进来，改名为马来西亚联邦。如果此议行得通，马来亚联合邦不但可扩大其版图，而且英国也可卸下一个政治包袱（被指责在海外保存殖民地，无视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解放运动）时，仍然享有经济上的利益。

就这样，英国把政治权力交给马来亚联合邦，而保留其经济既得利益。在经过一场角力战后，英国终于促成马来亚联合邦扩大称为马来西亚联邦。

当马来西亚于1963年9月16日正式诞生时，它不算是一个新生的国家的降临，而是意味着马来亚联合邦扩大面积并改国*。由于有了英美的支持，马来西亚很快就得到国际的认可，包括联合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东马和新加坡算是加入马来亚联合邦，但易名为马来西亚联邦而取得独立。这种安排固然有违左翼要求的北婆三邦先独立才来与马来亚谈合并事，但改变不了的是英国交由吉隆坡牵制这个改名的国家的政治机制。也因为在马来亚联合邦看来，是由它带领东马及新加坡加入独立行列，自然没有理由改变国庆日，也不可能推迟其独立日。因此从那一刻开始，马来西亚联邦其实是马来亚联合邦的新版。至为重要的是马来西亚宪法是以马来亚宪法为蓝本，修改和增加的条文及协议书，并没有在实质上改变制度结构。例如政治的权力转移到马来亚联合邦执政党（联盟，以巫统为主导）手上。国家元首依然采用原来的轮任制，即由九州的苏丹每五年轮任，其他没有苏丹的州不能轮任国家元首。尽管后来因条件不合，汶莱没有加入及两年后（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自行独立，但也没有改变马来西亚既定的政治格局。

这就是说，马来亚的独立日也是马来西亚的独立日。虽然直到今天东马（沙巴和沙劳越）的人民与西马的人民存有不同的想法，但他们无法改变这一历史事实。

就此而言，争辩独立日在1963年不是1957年是没有多大的意义。重要的是东马的人民有没有感觉及享受一个独立子民应有的地位？成为马来西亚人他们快乐吗？他们是不是比独立前活得更有尊严？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沙巴和沙劳越与西马有不同的政治生态；但他们也得和西马人民一道面对同样的政治环境和政治秩序乃至压力。在今天，不论东马人民喜欢与否，他们和西马人民的命运已是交织在一块，所谓荣辱与共。换句话说，他们与西马人民的政治选择权并没有什么差别。套用一句政客常说的话：“我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就要珍惜拥有的一切和争取应有的权益和力争实现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让我们一道以开朗和无比的勇气来迎接行将到来的独立50年带来的挑战。因为国际社会正在注视马来西亚如何调整步伐，创造和谐社会而与全球化的时代接轨。

对“分而治之”重新诠绎

历史学者邱家金教授提出一个看法，否定英国在占领马来亚期间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相反的英国曾努力促进各种族溶入马来亚的政制，但功败垂成。

在某种意义上，我同意邱教授的分析。因为如果我们从英国人介入马来亚的那一天开始（1786年），它的主要目的是动员更多的人民和引进大量的外来移民开垦这块处女地，以为英国统治集团谋取财富和经济上的利益。

因此在首100年间，英国几乎集中力量经营槟榔屿、新加坡和马六甲，后来三州并成“海峡殖民地”。只有在100年后英国才在不同的阶段介入联邦内陆政治，并在1914年完成对整个马新的统治。由此看来马来亚的特殊情况（内陆各州有各自的小王国）并没有使到英国有权力全面对族群进行分化。

不过，我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被灌输的思想是英国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致不同的种族被分划开来生活，甚至产生矛盾与冲突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幕后鼓动的。在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后，这种归咎于英国的指责有增无减。不论是左派或右派的政治人物，总是喜欢把马来亚族群的分划的责任推给英国人，以顺应反殖民情绪和思潮。

事实上，如果我们客观看待历史，族群的分化是自然的倾向，不具有政治目的，也不是政治阴谋所造成的。邱家金所提的印度族群的自我分化的例子，在华人社会更加明显。因为早期南来的华人都自然而然的自我归类，以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守望相助。如今存在的许多乡团和宗亲组织证明早期的华人是通过这类组织被保护和寻求发展的空间。这与所谓对殖民地统治者“分而治之”的指控是扯不上关系的。

恰恰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后，英国人急切推出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政制则是希望以平等的地位拉拢马来亚各民族生活在一道。可惜的是英国的政治议程（反共为主因，非种族政策）得不到广泛的支持，尤其得不到左派的支持，被认为不符合追求独立自主的政治议程（指控英国仍维持殖民统治。只赋予政制形式上的改变，是换汤不换药的殖民主义统治）这种不同的政治议程的对峙导致马来人的大团结。在1946年组成了巫统，坚决反对“马来联邦”，反对削弱苏丹地位和不保留马来人特权。

这样一来，形势急转直下，英国人考虑到的是反共是大业，一寸也不让步；特别是眼见亚洲大地有赤化的危险（中共在战后势力不断膨胀）也就改弦易辙转向与巫统商谈权力的过渡。这种对左翼势力的排斥显示了英国主要担心中共势力坐大而壮大马新左翼势力。巧合的是这股势力也以华人为主，华人也就成为政治地位被忽略的一方。

换句话说，英国人对付左翼乃至共党的政治战略在国际局势影响下，变成有种族性的导向。也许不是它的原意，但它的防共和反共政策铸成了今日的政治格局。

本栏上周日“人民进步党今非昔比”一文中第六段提及“1978年人民进步党加入联合政府”实应“1972年”之误，谨此补正。

两个“阿头”踢到大石头

无独有偶，先是槟岛市议会主席阿武峇甲因一时失言，引起“公愤”；后是威省市议会主席阿利斯的手下“快手快脚”拆庙宇，引发冲突而遭致“责难”。由于两案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先后爆发，不仅成为街头巷尾的一人一句的责骂，而且媒体也不放过时机，大加鞭伐。一时之间，江河滔滔，涌向两位主角。他们不幸成为被痛批的对象。当然这与巫统大会的言论风波绝无关系，但巧碰上同一个时间，小市民的怨气也就找到突破口哗啦哗啦发泄出来。

更巧的是，两位主席的名字都是“阿”字带头，我们姑且把他们称之为“阿头”。这一回“阿头”双双踢到大石头。

此话怎讲？原来第一块大石头是槟岛市议会主席不慎碰撞。市议会闭路电视的操作员把镜头瞄向女记者的下身而被记者揭穿。虽然报纸刊登出来的照片什么也没有看见，但坏在市主席一句“穿着性感”而惹祸。

持平而言，有关女记者的穿著朴素得体，东看西看一点儿也不性感，不知为何贵为主席会出此言？当媒体大事报导这宗新闻后，市主席有些儿招架不住，学了一套回应的招术，大意是说如果你认为我说的话有所冒犯，我谨此表示歉意。

道歉之后，自然还有余音和不满，但声量已大大减少。正是乌云来得快也消得快。至于善后事自然是调查操作员的失当行为。结果如何，已无关紧要。因为阿峇武甲及时的sorry。

有趣的是，另一场风波也把“视线”转移开去。顿使阿峇武甲松一口气。

这一回轮到威省市议会主席碰上大石头，反弹力之大，也许出乎他意料之外。因为这涉及了宗教的敏感课题，不是“女性尊严”的问题。

宗教经常能左右人的情绪，难怪一下子沸腾起来。所幸这宗事件在州政府的“快刀斩乱麻下”，使到情绪逐渐平和下来。解决方案是：“暂准留原址，但须另觅地搬迁”。换句话说：“易地为良”。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各有说词。有人说，从法理上讲也不能全怪市议会，因被指图测未准。但谁又应负起责任呢？众说纷云，莫衷一是。

虽然我们不知道结局如何圆满收场，但我们认为相关人士应有一个合理的说情，用真相解决问题。

从上述两宗事件来看，我们顿时悟出一个大道理，那就是在小范围和不牵扯大局下，传媒还是有角色可以扮演的。让各方言论纷纷出笼。尽管有人会说这样也叫“新闻自由”？但我们有时也不得不阿Q一下：我们如果不“珍惜”这样的“新闻自由”，抒发老百姓的“心声”或某些做官的辩解，我们还能走多远？”

因此，只要我们不苛求，“新闻自由”不是一样发挥得“淋漓尽致”吗？说实在的，我对连日来的大篇幅报导感到“民意或官话已得到舒展”，大人物也好，小人物也好，都来凑一份热闹。而且也公平的让当事人有辩解的机会。这样的“自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管它是小事或小题大作，“自由”不是在眼前幌动吗？

那些指责没有“新闻自由”是指在政治上的自由，可以针对大事和大人物的言论进行辩论和批评，不是拿“非政治事件”来曲解“新闻自由”的定义。

我们不能否定这样的大道理，但老百姓一般上的要求也许不高。他们心中的“民主和自由”有时候也会退而求其次希望在非政治课题能够大鸣大放。例如这次对两个市议会的“炮轰”也就是有选择性的批判。

这样也好，至少我们还能借助报章来“小打小闹”；至少我们也看到传媒产生“舆论”的压力，可以把某些被认为不合理或出格的行为端正过来，不至于各走一方。

写到这里，终于明白一件事，那就是话不可失言，行不可过硬，有必要谨慎行事，尤其是当官的要有先见之明，他们并没有一个硬后台，有的是“沉默的老百姓”。但“沉默”不等于失声，有时也会吼怒起来表示不满。因此为官之道在于凡事需在“情理之间”操作，所谓法律不外乎人情，不能把两个字拆开来使用。小心前面有石块。

人民进步党今非昔比

最近，人民进步党又有“创举”。这一回是党主席卡维斯在11月19日的槟州党代表大会上主动提出要和民政党合并。其中原因被推论是希望下届大选，民政不要“拿回”太平国席，好让他再次上阵。

我们不谈论两党合并的可行性，因为它注定是无法完成的，理由是如果基于个人因素谈合并，那是不具备现实基础，也是一厢情愿的“投石问路”。

为什么与民政党差不多同一个时期（1971-72年）参加联盟的联合政府的人民进步党会面对今日的窘境？换句话说，今天的民政党仍然维持在国阵中的重要地位，保住槟州执政的主导地位而人民进步党不能保住它在霹雳州的优势，甚至政治地位大不如前？这对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政党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值得从政人士有所警惕。

原本在1951年的时候，这批人是隶属于霹雳劳工党的，但在1952年因对引进陪审团有不同意见。在S.P及D.R辛尼华沙甘两兄弟（均是律师）的带领下，于1953年成立了霹雳进步党。1954年这个党加入了联盟并参加地方议会选举。DR辛尼华沙甘先拔头筹，中选怡保市议员，不久与联盟闹意见，脱离联盟自行上路。参加1955年（独立前）的联合邦竞选，却告失败。1956年将党名改为“人民进步党”。1957年机会来了，因马华梁宇皐出任马六甲州长（州元首），其留下的怡万选区进行补选，DR一炮而红当选，成为议会内两位当选的反对党议员之一。由于辩才出众，赢得“反对党先生”美名。

1959年全国大选，人民进步党赢得4国8州议席。1961年更夺得怡保市议会执政权（16席对联盟2席），由SP出任市议会主席而后提升为市长。1964年大选受挫，仅赢得2国5州议席。1968年DR不幸逝世，国会顿失耀眼政治明星。虽然如此，在1969年大选，再次抬头，赢得4国12州席，SP领尽风骚。1978年人民进步党应邀加入霹雳联合政府而成为国阵一员。除SP出任行政议员外，进步党人仍担任市议会市长。1974年大选，噩运当头，人民进步党阴沟里翻船，被行动党打得落花流水，只得1国2州席。SP连失国州议席。1975年SP突告逝世，人民进步党辉煌不再而是往下沉沦。

霹雳州选民曾热情拥护人民进步党，但拒绝它加入国阵。它被认为已无角色可以扮演。更授人话柄的是在1985年马华党争结束后，梁派的麦汉锦一度出任人民进步党主席一个短时期，继后更出现所谓团运头头郑安泉入主人民进步党，使到党的形象一落千丈。一直到1993年卡维斯当家后，人民进步党才让人民感觉像一个政党。可是在现实变化下，人民进步党已来到十字路口，才有所谓“合并之议”。但这样的建议又是为了什么，卡维斯也说不出所以然来。我们只能视为一场没有结果的政治游戏。

“政治世家”与“家族政治”

“政治世家”与“家族政治”表面上看来可以混为一谈，其实两者之间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一般上我们所理解的“政治世家”是指这个家庭的精英份子在大权在握后，又培养他的下一代也成为政治人物，进而希望有朝一日取其位而“光宗耀祖”。在这个过程中，若属于民主社会就要经过一番挣扎才能登上高位；若是属于封建王朝或专制社会，就会钦定自己的下一代成为接班人。例如朝鲜的金日成传位于儿子金正日。

对于前者，有两个例子是可以拿来评论的。在外国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印度的尼赫鲁家族。在他争取印度独立（1947年）后出任总理，及后又把总理位传给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夫人。1977年，甘地夫人选举失败，三年后卷土重来，又于80年代重掌政权，期间遭受暗杀。接任其位的是她的儿子拉吉夫，可惜拉吉夫又遭暗杀，尼赫鲁家族间中再失去政权。这是民主选举中的一场考验。真没想到，印度国大党在拉吉夫夫人索尼亚主持下，又于两年前重掌政权。

碍于她是意大利藉人入主印度主流，她宁可放弃出任总理而推举国大党元老曼莫汉星出任总理，守在幕后发挥影响力。这种甘为“后台”不坐“前台”的政治人物有先见之明。如无意外，估计下一任总理将会是她的政治明星女儿登台亮相。

由此来看，尼赫鲁家族已把政治当成家族的奋斗目标，但这一切不是“世袭”，也不是从空而降，而是要经过激烈的民主竞争才能脱颖而出。如果失败了，他们就会被排斥在政治主流之外。
在国内方面，拿督翁家族是最典型的。他在1946年开创了巫统，为“政治世家”掀开第一页。虽然在1951年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及后又改名为“国家党”，可惜功败垂成，与首相职擦肩而过。

在1962年逝世的拿督翁，其家族并不因此“沉沦”下去，反而是在时移势易下，在70年代被第二任首相敦拉萨将其遗像迎回巫统，标志他的创党人的历史地位是不因政见分歧而被否定的。

抑有进者，敦拉萨在1971年掌权后，便召回拿督翁的公子胡先翁加入内阁（他原本跟随其父亲离开巫统，屈身在政治主流之外）。这一召唤给胡先翁带来政运的转变。就在副首相伊斯迈医生于1972年病逝后，他被敦拉萨委为副首相。当1976年敦拉萨病逝，开始了胡先翁掌权的年代，成为第三任首相。

虽然1981年胡先翁宣布退隐政坛，但他显然已奠定了“政治世家”的地位。他的父亲不能完成的美梦，在他这一代实现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巫青团长兼教育部长希沙幕汀就是胡先翁的儿子，这种一门三俊杰的“政治世家”已告出现。

不过，在他们斗争的过程中不是通过上一代直接提拔下一代，而是通过其它领袖扶持一把上位。这之中父亲留下的“政治遗产”固然有重要的因素，但不是绝对的因素。例如胡先翁是敦拉萨提拔的；希沙幕汀则是马哈迪医生提拔的。他们之所以能形成“政治世家”是因为他们的出身和背景，不是常人所能及的。

非常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人竟然“邯郸学步”，不自量力，以为既然大头们可以形成“政治世家”，为什么他们不能呢？于是他们扭曲了政治道路上应有的“政治道德”，迫不及待地为私利而自我形成“家族政治”。例如最近成为报章热门人物的查卡利亚家族就是典型的一例。他不但枉顾法纪，而且也把儿子和媳妇送入市议会。这种不通过人民选举，却采用“持权”委任亲属做官的当然不仅是“查氏家族”个案，而是大有人在。

根据我们所知，在政党内，也有人纠集了亲朋戚友组成一个分会，统统都是自家人包办重要职位，以争取出位成为中央代表，企图再通过这样的势力促使党领袖分得利益。

有的更是离谱，同属一个大家族就控制了党的数个区会，手中拥有一定数量的“中央代表”。目的当然是要争得一官半职和有利可图。这种不是出于为人民服务的从政者比比皆是。他们形成“家族集团”，建立“家族政治小王国”来影响上头提供利益。我们把这类的私利份子归纳为搞局的一群，罔顾政治道德的基本要求，把政治搬回家。这样的“家族政治”只会给党国带来羞辱和一连串的笑话，它怎能与“政治世家”相提并论呢？政治领袖焉能让“家族政治”污染政坛？

“查氏家族”到底有多少个？

这些日子来，政治上“滚”出来的花样令人瞠目结舌，还错以为是生活在封建时代。

我所说的“封建时代”是指我们在电影或电视中看到的镜头，而痛恨某些官员颐指气使，目无法纪的作威作福。他们之中有者因为山高皇帝远，也就自命不凡地为所欲为。

真没想到，在现代的民主社会中，我们还是惊异地发现存有这样的官吏。他们用政治上的权力建立了“家族体系”，而且发挥得淋漓尽致，让人叹为观止。远的不说，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查氏家族”，确实令人大开眼界。

首先不查还不知，一查底下就抖出一座“查氏皇宫”，建在与平民屋相近的地区，显得“鹤立鸡群”，好不威风。据说华厦楼高四层，共有17间房，估计耗资8百万元。

本来这已经够叫附近居民眼红了，更难令人置信的是竟然不呈图测就是“堂而皇之”建立起来。
当各报竞相报导后，恶评四面八方涌来，当事人一时之间也有些“有恃无恐”，尚且振振有词说别人也是这样，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可是“别人归别人”，自己也是州议员兼市议员，不能说不懂法律这回事。为什么法律上规定的事可以藐视？为什么不进图呢？按照斗升市民的想法和推理，即使进图也不会受到刁难，反正当事人本身就具有这个或那个影响力。

不是吗？报章又告诉我们，在同一个市议会中，不仅自己是市议员，连儿子及儿媳妇也是。“一门三进士”，齐齐做官，好不热闹。即使在家中，也有谈不完的课题，甚至可以开一个小组会议什么是的。连这么简单的避嫌事都“堂堂正正”的做，又何需什么遮羞布呢？也难怪可以在政府的土地上建立非法的沙爹屋（当局已谕令在11月23日拆除，且罚款一万元。这个数目对当事人来说，也是“湿湿碎”，无伤大雅。）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佛都有火”这句成语。不是吗，不但老百姓看不过眼，连苏丹也怒火中烧，谕令当事人觐见（不知为何当事人有此“勇气”敢于生病未如期赴约。事后在上司的指令下，才低声下气向苏丹认错。）

这一认错后也就缓解某些紧张气氛，但对于有人在其“皇宫”外抗议，他就十分不客气，也招来支持者对峙，又使到气氛紧张起来。甚至有人替他说好话，指他是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时常帮助穷人云云。

我们听后也一头雾水，身为州议员协助居民是理所当然的份内之事，不能够如此来“合理化”其犯规之事；尤其是“明知故犯”的错误，更是难以推塘。

偏偏是我们的当事人也有绝招。就是在事件波浪式冲击时，他泪声俱下地说一个家庭这么多成员，自然需要大屋和多间房，不然可不够用。这样的牵强理由也可以派上用场，真是服了他。
其实，人民要知道的是真相。真相是为什么不进图可以建大屋（如果这样的豪宅也称是小屋的话，则政府兴建的廉价屋，不知要列为什么等级？大概是不算屋吧！只配形容为“鸽子笼”） ？

人民也想知道为什么在这么多平民屋的地区也可建豪宅，而且不止一间，算来算去至少有三间，都是市议员不进图的“杰作”。如果这种有样学样的“犯法”事也可以归为“大家都是这样做”，那么要市议会来干啥？让人民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就得了吗？

人民更想知道，身为州议员，为何有此通天本领，可以把市议会当成家族成员寓居的场所？更想要了解价值不菲的豪宅是怎样建起来的？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相关的地方或州属内参杂在着许多不合市议会条规的建筑物，但如果以此为理由来“网开一面”，则民众的心理是不服的。不服的理由很简单﹕一单归一单，特别是市议员也把犯规当等闲事，岂不乱了纪法？

对此，我们不得不惊叹政治权力的伟大。只要手中有权，便可挥舞一番，而且舞得津津有味，但这样的滥权对于政党来说是百害无一利。若让这样的份子在党内通行无阻，并把“犯规等同吃饭”看待，肯定是党的累赘，孰可忍或孰不可忍？

我们确实无从知道，在政党内到底有多少个“查氏家族”的存在？根据我们了解，有政党内的区分部都是亲属串成一体来影响政治选举。也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点权力，使到上头“投鼠忌器”，造成他们罔顾法律和越轨，因此“查氏家族”的揭开也不过是冰山一角。

抓住时机制止种族言论

随着敦马心脏病的发作入院休养与阿都拉首相第一时间赶往医院探视，两雄之间的“舌战”估计会“偃旗息鼓”一个时期，而且“战火”也不会熊熊燃烧；相反的，两人之间有了一个“冷却期”。这里头带出了一个“情理”的大学问，换句话说，首相情字牵头，暂搁“理争”。抓住“见面三分情”的道理，自然会使到“气上心头”的前首相消消气。阿都拉的及时抓住时机，赢取了高分。跟着部长、高官和政界人士络绎不绝探病，与先前的“划清界线”有了巨大的转机。

虽然这不意味着两人的“恩怨”因之划上句号。因为两人争执的课题均是国家大事和政策的执行。马哈迪说了，这是“理的争议”，无关私人之情。可是如果我们倒回头来看，“情理”总是相随相伴。若只谈情，顾不及理，也就没有“情理”可言；反之若只坚持“理”字带头，情之不在，也就缺乏“情理”兼顾。因此，任何的争议和争辩，总是与“情理”相互挂钩。所谓争辩底下无好口，肯定大伤感情，最后是闹僵了关系而无以修复。这对国家和人民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们两人能借这次的偶然“以情说理”，化解歧见，也就产生积极的意义，双方在情理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和支撑点。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因为两人的“失和”而衍生了后遗症，使到情势越形复杂而离题，更导致人民处在“十字路口”，不知那里是大方向。

先是出现所谓的“边缘论”和“首长轮任论”，继之是借“民族主义”招牌，讓种族性言论大行其道。最新的莫过于柔佛州务大臣阿都干尼的否定“马来西亚民族论”。他认为在现实底下，在族群的优势性底下，只有“民族主导论”而没有“民族整合论”。这对前首相为达致2020年宏愿列下的九大策略的首要目标是一种否定。

马哈迪在九大策略挑战中的第一条言明要建立一个拥有共同意识和分享命运的团结的马来西亚国家。这必须是在一个和平，土地完整与种族融洽，生活和谐及在完全与公平的伙伴关系上产生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在政治上效忠与献身于这个国家。

没有人会反对或者否定这种愿景，它是一个长远的目标，也需要创造环境与条件与理想越走越近而不是越走越远。即使是现任首相也不遗余力要向这个方向前进。这宣示了两位首相的宏愿是一致的。只是在执行方面各有政策和不同策略。但遗憾的是因两人的“舌战”却有人趁机提出负面与消极乃至具有破坏力的偏激言论。这在马哈迪的年代是罕有的乃至未有人如此大胆出格，即使有，也一下子被否定和压下。对此，我们也希望当任首相发挥其强势领导，谕令所有不利国民团结的言论即时封口和改变思维，不然，我们又如何建立第一流和先进的思维与国际接轨？

刘少奇的奇特爱情故事

在中共领袖当中，相信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有过六次婚姻记录。虽然间中的离异与生离死别各有其理由，构不上重婚或所谓的婚外情的指摘，但不争的事实是刘少奇先后有六位夫人。也因为有此“记录”，刘少奇在文革时也成为他的累赘之一。

在战争和动乱的年代，一位参与革命的重要人物有数次婚姻乃不足为奇，但奇的是刘少奇是“堂堂正正”的先后拥有六名妻子。在中共领袖史上，也许他是第一人；也许是最后一人。这已不是“少奇”，而是“大奇”了。

刘少奇（1898-1969）的六次婚姻是颇有戏剧性的。不但显示了他的革命热情之高潮，而且也反映出他的精力是十分旺盛的。单在他的婚姻上或无人能出其右，从而证明刘少奇无时不刻都需要一位站在背后的女人支持他的革命，因而当他一离异后不久，便有另一位女人闯进他的心扉。

除开第一次婚姻于1917年（19岁）由母亲包办而不获他同意外，另外五段婚姻都是一个衔接一个的（按第一次婚姻也是很奇特的，刘用30亩地献妻子周氏以“脱身”，而周氏一生不嫁，直到1930年病逝）。例如刘的第二次婚姻是一位革命志士何葆贞。她在1922年邂逅刘少奇，两人一见钟情，半年后结婚。何葆贞在结婚前是在沙长与毛泽东杨开慧住在一道。她替刘生下三个儿女，即刘允斌、刘爱琴与刘允若。1934年何被国民党监禁而在监狱内牺牲（她的故事像杨开慧一样可歌可泣）。

就在何葆贞牺牲后的第二年（1935），刘少奇又再谱出新恋情。这一回竟是来自新加坡的华侨小姑娘谢飞。这就是说，刘少奇的第三位妻子是海外华侨。而原籍海南文昌县人的谢飞来头可真不小。她曾在新加坡的中共南洋临时工作委员会内工作，因此与中共领袖有所认识。当马共于1930年正式成立取代南洋临时工作委员会任务后，谢飞便于1932年回到中国搞革命。1934年她认识了刘少奇。经邓颖超（周恩来夫人）撮合，两人在1935年结婚。婚后两人性格不合而于1940年仳离，没有儿女。

当然谢飞没有再回到新加坡，而是继续干革命。解放后曾当北京法学会会长及政协委员。
很快的，没有了谢飞的日子，刘少奇又找到一位新对象，这一回的婚姻也给他种下祸根。当他在1941年迎娶年仅16岁的新四军护士王前时，刘已经43岁。“老夫少妻”也育有一子一女，男的是刘允真（刘丁），女的是刘涛。1945年左右，他们又告离婚。

离婚不久，刘少奇经朱德介绍，与一名叫王健的女孩子结婚。在朱德眼中王健是个人品娴淑、禀性文静的姑娘，很适合刘少奇。1946年他们结婚了。讵料婚后发现王健患有严重的健康问题，被送入东北疗养院。先后不到半年光景，刘少奇又离婚了。

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位才貌兼备的女子闯入他的世界，这个人就是物理学硕士王光美。他们在1947年结识，而在1948年结婚，两人育有四名儿女。

前后算来，刘少奇的不同阶段的妻子为他生了三男六女。但际遇各有不同，给刘少奇和王光美最大的伤害是刘与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刘涛本来是跟随刘少奇及王光美住在一起，关系不错。但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她成了红卫兵的急先锋，参与带头造反。这一年年底，江青召见刘涛及其弟弟刘允真去认回生母王前。她们在1967年初会见生母回来后，认为刘少奇真的对不起她们的母亲。经江青的唆使和提供材料，刘涛写了一篇极有杀伤力的大字报，指明道姓攻击父亲少奇对其生母王前极不人道，看不起母亲。在离婚后又不允许她们与生母见面。又指责王光美是个有野心的女人。

在文革时，女儿斗老子并非新鲜事。但刘涛的攻击文章把刘少奇形容成一个卑鄙和无道德的人，对她们的母亲进行专治，气得刘少奇直搥心肝。他万万想不到自己的亲生女儿会成为江青的一颗棋子，加入反刘大合唱，指责父亲背叛毛泽东。对于这一致命的打击，刘少奇及王光美始料未及（文革结束后，王光美再也不认刘涛，不让她与刘家兄妹共同生活）。

但在另一方面，因为刘少奇有多次婚姻，也留下把柄在“文革”时成为被攻击的“政治上的弱点”。不论出自任何理由，刘少奇也很难自圆其说。在共产党人看来，这是不严肃看待婚姻。在现代人看来，或被归为风流政治人物。也因此刘少奇再怎么说他的婚姻是光明正大与正常的，都无法在文革时使人信服。就此而言，刘少奇的一本经典名著《论共产党党员的修养》也难怪在“文革”时被抨得体无完肤。指他没有资格谈修养，更形容他的著作是一本“黑书”。

显然刘少奇也犯上一个错误，那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期他春风得意时（1959年-1966年当国家主席），竟然让他的著作出版数量远超《毛泽东选集》。当“文革”到来时，又成为一条大“罪状”。

虽然刘少奇在1980年获得平反，但“文革”对他的责难已无法从历史中消除。刘少奇的历史地位存有争议，这或归咎于他在革命和建国的年代没有学好“做老二的哲学”。

批判阿扁的“政治道德”

台湾政局“乱成一团”。远因错综复杂；近因则全围绕在陈水扁一人身上，而陈水扁所代表的是一股“台独”的力量。这股力量在李登辉主政年代（1988-2000年）有迅速膨胀的迹象，最终在千禧年的总统选举时将棒子直接交由民进党的陈水扁推波助澜。

陈水扁是个不折不扣的“台独分子”。自从2000年入主总统府以来，就从未间断企图牵动民意走向，藉以制造一种强烈的印象显示台湾人民是支持他的“一边一国”论。而他所领导的“绿色”阵营也努力的去“中国化”，以期能出现一个不冠以“中华民国”而是“台湾共和国”的国号的台湾，即便在近期的政局纷乱中，陈水扁也附和了并强调修改宪政的必要性，于是“第二共和”的字眼便浮出台面了。
陈水扁之所以亦步步趋地要使“台独”具体化，除了是要落实民进党不易实现的目标外，也用来转移视线，以缓解要他辞职下台的压力。这也全导因于“驸马”不知收敛，竟而引火上焚触动了法律的禁忌，被指涉嫌“贪赃枉法”。

由于“驸马”毕竟与岳父有一层的隔离，以致“绿营”完全不赞同“蓝营”有关的倒扁运动；更不向中间势力的红衫队的“天下为攻”的示威低头，甚至引发了“绿营”的保皇运动应运而生。

正当局面陷入僵持不下时，陈水扁又面对夫人吴淑珍被高检署提控触犯“贪污及伪造文件”罪名。犹如一颗计时炸弹引爆。由于身为总统的陈水扁因享有豁免权，唯有留待任满后将被追诉。这一下子，陈水扁的反击和布署全乱了阵脚。

虽然扁嫂未定罪，能够通过法律程序进行抗辩，但在公义面前，阿扁却难逃“政治道德”的责任。所谓的“政治道德”是指一个从事政治的人，尤其是手握权力的人的公信力。如果一个人的公信力受到置疑乃至被指控为“政治道德已破产”时，他必须用强有力的说服理由来让人民相信他的政治道德仍然完整无损，才能化解波浪式的冲击。

可惜综观近些个月来，阿扁不仅未能消除民惑，反而让敌对阵营不断累积筹码，那是因为阿扁的“第一家庭”已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一案又一案的“排山倒海而来”。不论阿扁及扁嫂有何锦囊妙计和“有力证据”进行驳斥和抗辩，但这已属于司法范畴，需要时间厘清。现在的问题是阿扁该如何收拾残局？这个残局不是要等到第一“审结”才来收拾，而是全体民进党员，特别是立法委员如何看待陈水扁。换句话说，今天的阿扁是“党的宝贵资产”或是“党的负债累赘”？这已是到了不得不考虑的民众大事，不再是民进党的“家事”。

因此，民进党当务之急是迫使阿扁即刻“请长假”或向党请辞总统，以息众怒。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刘少奇与王光美

前中国第一夫人王光美于10月13日逝世，终年85岁。虽然她获得了官方的重视，有一个告别仪式于10月20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举行，但在时移势易下，王光美的逝世也就没有什么回响，而是被中国人民以平常心看待。

王光美（1921-2006）之所以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因为她在解放前夕邂逅了刘少奇。这段姻缘是这样形成的﹕出生于书香世家的王光美于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获得了硕士学位。她当时最大的心愿是赴美国深造考取博士学位，因此曾担任中共方面的“军调小组”的英语翻译，以提升英文水平。但1947年国共和谈破裂，“军调”夭折。王光美在不是很强烈的政治意识下，来到了延安（她比江青迟10年来到延安，江青是在1937年到延安后结识毛泽东而后结成夫妻），被安排在中央军委外事部门，得以有机会接近中共领袖。在一次杨家岭的舞会经毛泽东警卫参谋飞虎的正式介绍，王光美结识了刘少奇。就这样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擦出爱情的火花。在1948年，中共胜利的前夕，他们在西柏坡结婚。这一年，王光美27岁，刘少奇（1898-1969）50岁。在这之前，刘少已结了五次婚，但夫人不是逝世，便是离异，因此王光美成了他的第六任夫人。

虽然如此，老夫少妻的婚姻是美满的，但政治生活却是波浪式的，起伏难测。当1949年毛泽东解放中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刘少奇出任国家副主席。在党内经过一番斗争后，靠向毛泽东的刘少奇的地位也越形巩固。他成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1959年，毛泽东退居二线（不再担任国家主席，但保留中共主席），推荐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王光美也就成了第一夫人（这个称号也招惹江青的不满，伺机进行报复）。由于身份特殊，王光美曾一度光芒四射，她的年轻和才貌兼备配搭刘少奇成为少女心目中的偶像，也被万千人民投以羡慕的眼光。

也许是出于礼节，也许是想有一个较好的形象，王光美在随刘少奇出国访问时，穿上旗袍和戴上项链，显得高贵大方，但这一扮装也在日后给她带来灾难，也是她始料未及的。怪只怪中国的政治运动并非由刘少奇主导，而是以毛泽东的意念为依归。

就在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时，中国大地已沉浸在“大跃进”（1958年起）的亢奋中，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迎风招展。在急功近利下，出现诸多问题，包括弊端不断暴露。更严重的是，人民生活陷入困苦，一直到1962年经济危机才较为缓和。因而有所谓三年灾害之说（1959-1962）。也因为刘少奇的行政措施不尽符合毛泽东心意，俩人的裂痕逐渐扩大。

王光美在支持刘少奇的行政下，于1963年开始到农村“蹲点”，以了解地方情况，设法杜绝贪污浪费。于是有了“桃园经验”（在河北抚宁县）的报告出炉。翌年，即1964年，王光美第二次下乡到河北新城县高镇大队“蹲点”，以纠正“极左”的路线。

王光美参与的“蹲点”活动，是配合当时中共中央的“四清”政策（所谓“四清”和“五反”是于1962年制定的，也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五反”是指在城市发动反贪污、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及反官僚主义；而“四清”是指在农村搞清账、清仓、清财务及清工分。开始时基本限在经济领域，后来提升到政治层面。）

这之中有一个明显的斗争。毛泽东鼓吹的是“阶级斗争”，凡是不属于共产主义的，便成为敌对的阶级。而刘少奇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有分“敌我”及“人民内部矛盾”。这导致他与毛泽东所要的革命式的阶级斗争有极大的不同，也判定两人的分道扬镳。

正由于毛泽东不满意刘少奇执行政策时未能贯彻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刺激毛泽东从另外的角度切入以革掉“当权派”的命。“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于1966年孕育而成。

当“文革”烈火在全中国燃烧起时，注定刘少奇和王光美即将面临一场人生的残酷风暴。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贴出他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后，刘少奇基本上已被架空，不能再行使国家主席权力。更在红卫兵的浪潮冲击下，大字报也贴到刘少奇的住处，国家主席受尽屈辱。

与此同时，最先被大规模批斗的是王光美。她在1967年初被骗出中南海，佯称是其女儿车祸受伤住院，也就豁了出去，结果被抓去清华大学进行批斗，在周恩来干预下，被暂时放了回来。

到了4月10日，在江青指使下，清华大学又再举行了30万人批斗大会，强迫她穿上旗袍，挂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用以羞辱王光美。

7月18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被批斗，他和王光美从此失去自由，孩子们较后也被赶出中南海。
1969年被当“案犯”的刘少奇病逝于河南开封。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于1980年获得平反，而王光美则在1979年从监狱走出来恢复自由。

堂堂国家主席与第一夫人竟是“文革”的牺牲品，任谁也无法料到。

林碧颜、林建材、林建寿

对林建材律师进行专访后，我突然发现一个峇峇家族竟然孕育出三位左翼精英而有些不可思议。而他们的父亲林清渊律师也曾是一名立法议员（英殖民政府委任的），堪称政治世家。

先谈比林建材大4岁的胞姐林碧颜律师。她是马来西亚的第一位女律师，自1954年起即担任教总的顾问。当1961年林连玉接获当局要取消其公民权的通知书后，林碧颜就主动地为他的事件东奔西跑，并不遗余力地通过法律程序力抗到底。

林连玉回忆录有这么一段：“我的案共有六名律师要义务辩护，最后决定交给林碧颜律师办理。而林律师对我这案所花的精神，恐怕是她从未有的；甚至亲自请来林苍佑及朱运兴为他作证。”

更令林连玉感动的是，林碧颜是免费为他效劳的，一分钱也不收取。可 是十分过意不去的林连玉后来硬硬把五百元放在林碧颜的办公桌不辞而别。当然林连玉案件也划上句号。

1964年，原为劳工党党员的林碧颜参加国会大选，碰上马印对抗，结果身为社阵候选人的她输了。70年代她受敦拉萨委为驻南斯拉夫大使，直到1980年退休。

林建材（1919年生）则是他们家族中最早介入左派政治活动的一位。他在1945年即参与组织“马来亚民主同盟党”。1947年参与左右派组成的大会，通过人民宪法十大原则，以抗拒英殖政府推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用以取代巫统反对的“马来邦联（Malaya Union）宪制，结果功败垂成。不久之后马来亚民主同盟党也自动解散，因不堪被英国指为是共党渗透。就这样林建材于1948年再回到伦敦剑桥大学考取法律学位（原本在1941年已取得文学士学位）。

1949年学成返新加坡，介入了抗英同盟活动而在1951年被追捕，辗转到了中国，一住就是6年，直到1956年才回到新加坡，但被限不能参加政治活动。1962年获得东姑阿都拉曼批准回到马来亚，被允许在怡保执律师业，不过已脱离政治活动。延至1978年才回到槟城执业而在2000年退休颐养天年。

当林建材不得参加政治活动时，他的弟弟林建寿（1922年生）则在1957年参加劳工党成为中委，且在同年积极参与起草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纲领。1959年在社阵旗帜下党选国会议员，州议员乃至市议员；进而在60年代初取代陈朴根成为社阵总秘书。风头之健，在反对党中，傲立群雄。然而在60年代中期，斯人独憔悴，失去在劳工党的主导权，而社阵也已告解散（1966年）。

1967年劳工党在槟州领导罢市，抗议货币贬值。林建寿被短期扣捕，被释放后的林建寿意图重组劳工党无功而返。1972年劳工党正式被吊销。1974年林建寿由左转右，参加马华公会。但仍无法圆首席部长梦。

林氏家族一门三俊杰，俱是马新政坛左派举足轻重人物，可惜都无法在政治上“大器晚成”，惟留下早期精彩篇章，令人津津乐道。

“韩视新闻”开步走感言”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简称韩视新闻）经过五个多月的筹备与试播后，我们终于在昨天正式开步走，由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主持“开唛”。它标志着肩负时代使命的韩江学院在大众传播事业上又跨上新的台阶。除了由新闻专业人士及讲师带动学生积极参与电视与新闻编采工作，以培养学生在毕业后即可成为一名合格的广播人及新闻工作者外，我们也决心通过网络把《韩视新闻》发展成一个双语的独立媒体，兼收并蓄各方意见和评论，包括政府的，反对党的和民间的。因为我们坚信政策是需要透明与精简传达的；也相信有批评才有进步。也唯有让新闻传播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能启发人类的心智与开拓新的视野。这就是文教事业千古不变的定律。

感谢高科技带来电脑的“革命”，也感谢多媒体提供一个开放的空间，使我们可以利用互联网把师生的智慧溶于一炉，通过电脑折射出多姿多采的节目。要不然我们是绝对没有能力（包括财力，人力和物力）开办电视台及平面媒体（报纸）。因为后者涉及的管道成本非常人所能想象，而且要有准证才行。

我曾经沉浸报界25载，深切地感受到华文报生存和发展之不易。单就华文报而言，它的变化也是令人侧目与意想不到的。首先是康有为（保皇派）及孙中山（革命派）为争夺舆论阵地在廿世纪初叶为马新华文日报增添异彩，但在1920年之后英殖民政府便实施了“印刷法令”和“登记法令”，管制了报业的走向及华教的发展。虽然如此华报和华教在华社的大力支持与推动下仍然昂头挺进。当然不能否认的是，这之中华文报的此消彼长是一种必然的规律。

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后，华文日报又再一次大鸣大放，可惜好景不长，1948年实施紧急状态后，华报有减无增。直到今天，在西马，仅有三家华文日报是战前的产物，显现其强韧的生命力；而另三家则是战后的产物，其中两份则是80年代之后的产物。其它在战前或战后的华文日报不是改头换面，就是消失在人间。这就是说，只剩下六家华文日报服务整个西马华社，值得重视。在这方面，政府延续其对新闻与印刷的管制固然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资金的运作。如果两者缺一，也就什么都不要说了。

一旦两者兼而有之，风险依然存在，包括投下的资金是有止境或无止境的？开放的尺码有多宽？
幸好，我们在多媒体网络的空间下，得以避开“申办”和“资金”这两座大山。虽然这与有执照的电视及日报比较是“小巫见大巫”，但做为一个起步和补足教学的电视新闻网络，我们需要媒体多多关照，也需要各界多多指教。请浏览“韩视新闻”（www.hctvnews.net）

宋子文与蒋经国

写了“孙中山与宋庆龄”，“蒋介石与宋美龄”及“孔祥熙与宋蔼龄”之后，不禁掷笔长叹，天底下竟会有三姐妹在一个时代操控了中国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从辛亥革命（1911年）到国民党迁移台湾（1949年）；又从台湾插旗“中华民国”（1949）到蒋介石于1975年逝世。前前后后，约有83年之久，真是不可思议。

除了所述的人物外，有另外两个也属于“蒋宋王朝”的重要人物是不得不提的。一个是宋美龄的兄长宋子文（宋庆龄弟弟），另一个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宋子文（1894-1971）也是留学美国的。1915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又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1917年回国，曾应孙中山之邀主理广东军事政府财政，并负责筹办中央银行。1924年出任董事。当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后，宋子文起初并不靠向蒋介石，也不同意其妹美龄下嫁蒋介石，但在其姐宋蔼龄的利诱底下，转成支持蒋介石，撮成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1927年）。正因为有此转变，蒋介石也投挑报李，于1928年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央银行董事长，又兼任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他不但为宋家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也与孔祥熙一道成为蒋介石的钞票提款机。蒋介石则通过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对付他的敌人。

虽然在日本入侵东北省的“九一八”事件（1931）后，他曾主张反日；也在1936年张学良绑架蒋介石促其联共抗日时说服蒋介石与毛泽东连手抗日，但在整个过程中，他是不遗余力支持蒋介石的，更在战后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因而与中共站在对立面。在国民政府垮台前夕，他辞职旅居美国一直到逝世。

这就是说，宋家的人在中国解放（1949）前夕，已先后逃离祖国，包括宋蔼龄及宋子文。而宋美龄则在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也移居美国，一直到逝世（2003），只剩下一位宋庆龄坚持留在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后，应毛泽东之邀，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之一。宋家的一代显赫历史，独由宋庆龄在中国发光。当然宋庆龄也不再具有权势，不再是“宋家天下”的中国了。

另一方面，蒋介石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上阵父子兵”的观念之下，最可靠的是培植孩子成为接班人，因为他也知道“大难来时各自飞”的道理，于是蒋经国就在蒋介石的庇护下，逐步的掌握政治权力。

蒋经国（1910-1988）年轻时也是热血叛逆青年，蒋介石对其不放心，在1925年将他送到苏联莫斯科的中山大学留学。

1927年蒋介石血洗共产党人，国共分裂。蒋经国欲回国不得。斯大林间接把他当为“人质”，留他在红军部队里受训，又到列宁格勒的红军军政学校就读三年。吊诡的是为什么蒋介石不是将蒋经国送到美国留学，而是将他送往苏联共产国家，本身则在国内与中共势不两立？同样奇怪的是，即便蒋经国在苏联留学，却未受到洗脑，一生坚持反共。而这样的一位人物，竟也娶了苏联姑娘为妻子，她就是后来被称为蒋良方的苏联人（原名苏娜）（1933年）。

蒋经国未能如愿回国，且一度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主要是在中共坚持下，苏联把蒋经国困在苏联，以牵制蒋介石。但心肠如铁的蒋介石却大开杀戒，与中共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1937年因西安事变，蒋介石再度与毛泽东合作抗日，蒋经国才得以回国，投入国民政府工作，派往江西训练保安部队。1944年蒋介石调他到重庆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原本蒋经国希望战后（1945）能在东北发展，不料已成为中共势力范围，只好转入上海协助督导经济。

1949年蒋介石眼见大势已去，带蒋经国撤到台湾。在台湾，蒋介石没有了宋家帮忙，便悉心栽培经国在党政军方面插手政务。虽然此时属于第二号人物是陈诚，但他始终不是蒋介石嘱意的接班人。因此也种下蒋经国与陈诚（副总统兼行政院长）明争暗斗的苦果。在这方面，蒋介石另立一个“小国民党”，让蒋经国操控，避开陈诚的“监视”，同时也安插经国出任副国防部长。

由于陈诚在1965年病逝，才使得蒋介石去了心头大患，便任命没有权势的严家淦为行政院长，以便为经国日后掌权铺路。此时经国已升为国防部长，权力逐渐扩大。1972年，蒋经国取代严家淦（副总统，但卸下行政院长）正式出任行政院长，基本上已完成了蒋介石安排儿子接班的布署，也扫除了所有的障碍。

1975年蒋介石逝世，严家淦出任总统，但为非实权人物。因此国民党主席位子落在蒋经国身上，又身兼行政院长，已是实权人物。1978年，蒋经国在严家淦推荐下出任台湾总统，完成了蒋介石的心愿。

子承父业之后，蒋经国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包括本土化国民党，民主化政治，也极力推动经济发展，因此当他在1987年逝世时，权力已转移到台湾人的手上，那就是李登辉时代的开始。

李登辉走的是一条摆脱蒋介石的道路，也尽力去中国化，极力主张台湾是另一个实体。也因为李登辉在鼓炊“两个中国”时也带有台独的影子，终于在他卸任时，权力移向他暗中支持的民进党，扶出了一个陈水扁（2000年）。

陈水扁为台湾启开了一个乱局，这就是我们今日在台湾看到的乱象。

孔祥熙与宋蔼龄

宋家三姐妹中，最美的是二姐宋庆龄（嫁给孙中山）；最有权势的是三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而最有钱的是大姐宋蔼龄。

宋蔼龄（1889-1973），最早赴美国留学（1904），在乔治亚州梅肯市卫斯里女子学院毕业后，在1910年毕业回国。辛亥革命（1911年）成功后，她出任孙中山的秘书。后来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年）的果实被袁世凯夺取而变质后，愤而进行“第二次革命”以推翻言而无信的袁世凯独裁政权，一时迫于情势不利乃在1913年避走日本。此时宋查理也携带全家到了日本。宋蔼龄又再担任孙中山的秘书。

正在这个时候，由于丧偶心情欠佳的财阀孔祥熙也来到日本担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并协助孙中山筹募革命经费，因而结识了宋蔼龄。两人日久生情。一个有钱，一个爱钱，也就撮合这场婚姻。1914年孔祥熙与宋蔼龄在日本横滨结婚。

孔祥熙（1880-1967）算是孔子的后代，但先祖孔宏用在明朝时已到山西做官，也就成为山西人。1901年，孔祥熙到美国留学，后考进耶鲁大学，1907年考获耶鲁理化硕士学位。回国后，孔出任山西军阀阎锡山的主要顾问，除了从事教育工作外，也为家族累积财富。1910年，孔祥熙与一位教会学校收容的孤女结婚，经过一段恩爱生活后，其夫人不幸得了肺病，于1913年8月逝世。伤心的孔祥熙也就暂到日本，此时他已是腰缠万贯的人，终于谱成第二春。

正因为25岁的宋蔼龄找到33岁的“如意郎君”，也就把她的秘书工作交给宋庆龄。就这样，她算是间接地促成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1915）。

另一方面，她也是直接促成其小妹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1927年）。

无疑的，这两段的小妹婚姻为宋蔼龄的身份与地位加以筹码。孔祥熙在再婚后就一直跟随孙中山，且成为孙中山遗嘱的签字人之一。无形中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在孙中山逝世（1925）后，孔祥熙在宋蔼龄的协助下，看准蒋介石对他们的敛财更有利用的价值，于是就把宋美龄押在蒋介石身上，结果使到蒋介石与孔祥熙政经勾结无间。

在《宋家王朝》一书中，作者斯特林Ÿ西格雷天有一段这样描述宋蔼龄的：“宋蔼龄是一个能伤人的人。结婚以后，她接过了掌管孔家财产的大权，主持秘书和账房们在各处住宅的工作。她常常让秘书白天黑夜不得闲。有一段时间，她在中国声名很坏，因为她利用丈夫的地位得到秘书的金融情报，在投机生意中大获其利。”

约翰Ÿ根室在1942年出版的《亚洲内幕》一书中，这样形容宋蔼龄：“具有超凡的能量和强烈支配人的欲望，精明强干，狡猾奸诈，野心勃勃，是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人之一。”

为孔祥熙生下二男二女的宋蔼龄，与其丈夫是狼狈为奸的一对，他们利用蒋介石提供的方便跻身成为中国最有“权钱”的人物，当然他们也使到蒋介石有经济力量来打击异议份子，尤其是对共产党展开残酷的迫害。

在1937年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年代，孔祥熙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国中的豪门首富（此时孔已出任蒋介石的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孔祥熙才逐渐退出官场，转而在金融经济上无孔不入，也不时发生违法经济丑闻。他的崛起曾使到蒋介石能得心应手获取经费巩固政治地位。但也因财雄势大，无所不干，被中国百姓千夫所指。根据保守的估计，孔祥熙和宋蔼龄在战后总共拥有10亿美元的财产，其中大部份已运出中国。1946年他把宋蔼龄送去美国，理由是她“身体欠佳”。1947年，孔祥熙见大势不妙，也溜到美国生活。由于财富惊人，孔祥熙在美国时也不忘支持美国政治人物，希望他们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不承认毛泽东的中共政权。

虽然如此，孔祥熙和宋蔼龄也在美国渡完他们最后的一生，他们曾经在中国政经界呼风唤雨，但最终躲不过历史的裁决，成为新中国人民的民族罪人。

单元思维VS多元理念

前首相马哈迪在1990年提出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愿时，希望到了那个时候能铸造出“马来西亚民族”。而现任首相在今年4月提出第9大马计划时，也强调“政府的使命是全民享有进步而不分种族和宗教”。为此他要求“人民强化知识，以便拥有第一流的思维”。换句话说，两位首相都期望能在预订的时间将马来西亚纳入先进国的水平。

可是转入今年6月以来，出现的许多论调与争执都是与我们追求的宏愿大计背道而驰的。这些言论大多出于单一思维的索求与伸诉，例如“种族的输赢论”，“某一种族被边缘化论”，“股权的比例尚未达到30%”，“新经济政策不能取消”等。

更进一步，因为认为单一种族存在所说的现象和问题，而将之转为政治课题，但采用的仍是以种族思维来解决问题，比如“首席部长轮任制”，“某些机构的主权应让给马来人”，“大工程应交给土著公司以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等等。这种用政治手段代替经济议程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是难道这样做，问题就不存在了吗？

虽然我们不认为目前的争议会使种族关系吃紧，但如果不加以缓和与化解，势必破坏社会的和谐。甚而致使外资举棋难定，经济发展受阻，政治转回保守种族路线，到头来是人民的损失和国家形象的降落。

因此积极的做法是根据现实的情况作全面的评估，深入的探讨症结所在。尽管我们的国家因体制的种族化而存在以种族为结构的政党，但我们应该从宏观来诠释所有的课题，我们不是拥有一个各种族都有代表的“国阵”吗？既然国阵是当前的执政党，理应将关系到民生的大问题，尤其是种族和宗教课题拿到台面上讨论，不是好过各自政党自我表述和自我下判吗？此外，反对党和民间的声音也应考虑在内。

事实上，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种族被边缘化”而在于各族贫富差距协调不力，进而成为某些政客藉此转为种族课题却伤害了其它族群的情感和尊严。这也是违背新经济政策下的不分种族的两大目标；消除贫穷及重组社会。

当马来西亚在“五一三”事件后被视为多元种族和谐生活的典范时，我们不应轻易地被种族和宗教问题蒙上阴影以阻止国家朝向全球化。既然坚持要走先进国路线，就不能不扫除似是而非的种族论调与行为。公正与公平，合情与合理的施政，承认各种族的基本权利与权力才是达致先进国的先决条件。不论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都不允许以单元思维取代两位首相订下的多元理念和国策。

蒋介石与宋美龄

“政治婚姻”是屡见不怪的。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蒋介石（1887-1975）原是一介武夫，在国内读的是陆军学校，留学日本也是进入军事学堂（1906年），对他最大的启发是《孙子兵法》，因此他一生中不忘用《孙子兵法》中的“诡道”对付他的“敌人”，但也包括在何时何地争出位。1908年他在友好与恩人陈其美（孙中山革命事业中的重要追随者之一）的带领下参加了孙中山的盟会。

虽然对军事不离不弃，但蒋介石在14岁时即与一位村姑毛福梅结婚。他们在1910年生下了后来成为台湾第二任总统的蒋经国。

风流的蒋介石不但在政治上靠向孙中山，也混进当时杜月笙呼风唤雨的“青帮”，成为即是“革命者”，又是黑帮头目的双重性格人物，养成生性沉着和暴戾。在生活上，蒋介石也放纵自己，流连于当时的青楼。1912年时他结识一名青楼女子姚怡琴，把她接入家中当成“如夫人”，帮他扶养在日本生下的第二儿子蒋纬国。

1921年，蒋介石又在青楼看上另一位多才多艺的陈洁如，促使蒋与发妻离婚，又一脚踢开姚怡琴，便与陈小姐按佛教仪式完婚。她成了蒋介石的新夫人，以蒋夫人的名义出入上流社会。
1922年，蒋介石参加宋子文在上海孙中山家里举办的特区基督教晚会。首次惊鸿一瞥的看见宋美龄，对她产生了特别的感情。

宋美龄（1897-2003）是宋查里的三女儿。她的大姐宋蔼龄嫁给大财主孔祥熙，在金融界叱咤风云；她的二姐宋庆龄嫁给革命首领孙中山，身份非同凡响。而宋美龄与她的姐姐一样，都是留学美国的。1917年她从美国韦斯利学院毕业归来，那时宋庆龄已是贵为孙夫人了。

1918年其父宋查理病逝。美龄就与其母亲同住，在1922年邂逅蒋介石时，仍是云英未嫁，但蒋介石已是有三位妻子但逐渐在军事上成为孙中山的好帮手。

为了达成追求宋美龄的目的。蒋介石央求孙中山介绍其妻妹给他，声称他已离了婚，但未提及他尚有一位新娶一年的妻子陈洁如。孙中山说此事要和宋庆龄商量。庆龄反应十分激烈，坚决反对。她对蒋介石没有好感。同时美龄的长兄宋子文也不赞成此事。他们显然认为蒋介石不适合追求宋美龄。

但美龄的大姐宋蔼龄则持不同的见解，她极力赞成并想撮成这段姻缘。因为她看到政治的权力十分有助她的财团的巩固和坐大。

在宋家意见不同下，蒋介石的追求宋美龄就不是一蹴即成的。而是经过一番的磨练才突破所有的阻力。当然最主要的是宋美龄也是估算蒋介石将来成能“大器”，嫁给他也就是与权力结盟。
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蒋介石尚未追到手，但已是找到突破口，收买了宋子文，与宋蔼龄及孔祥熙一道说服宋母同意这门婚事。

不过，蒋介石还得“解决”陈洁如的婚事，在杜月笙的帮助下，他安排陈洁如远渡美国。后来陈还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一直读到考取博士（在与陈洁如分手35年后，蒋介石于60年代仍然念念不忘。在致给陈洁如的信中追忆“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须臾去怀”）。

当所有的障碍被扫除后，蒋介石于1927年12月1日正式在上海结婚，主婚人是文化界有影响力的人物蔡元培。

在这之前，蒋介石这方面有一个动作是用来打击反对他的婚事的宋庆龄。自从孙中山逝世后，情绪低落的宋庆龄在苏联“自我流亡”。那时，《纽约时报》放一则消息说她将与陈友仁结婚。她得知后为之气结，也因此大病一场。这种无中生有的消息自然是要给蒋介石的婚礼扫清道路，通过贬低宋庆龄来突显另一场也是宋家婚礼的重要性和显赫性。如果不是孙中山逝世在先，蒋介石这方面肯定不敢这样无礼对待宋庆龄的，但只限于贬低庆龄的形象，绝不可以贬低孙中山的高大形象。

还有一件事是在婚前的1927年，蒋介石四月份时在上海通过青帮打手对共产党人痛下毒手，是为国共分裂之始。中国进入另一个政治动乱的年代。

就在共产党人因孙中山的逝世备受打压尚未能凝成力量时，蒋介石则通过“政治婚姻”强化了他的政治地位，这也是要与汪精卫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因此与宋美龄的成婚显得更加逼切和需要了。

当时的《大公报》有一段评论（由创办人之一的胡霖执笔）﹕“蒋的再婚是一个政治活动。他希望能把孙夫人和宋子文拉过去，并用美龄和西方人打交道。”

历史学家唐良礼这样说﹕“蒋渴望独自继承孙中山的遗产。”

这话说得有道理。用贬低宋庆龄就是要承接孙中山的形象遗产，以制造他是孙指定的接班人。孙娶二姐，他娶小妹是“名正言顺”地拥有孙中山的“遗风”了。

虽然庆龄后来与蒋介石明争暗斗，无奈美龄总是站介石这一边，导致两姐妹如同陌路人，只在抗日的一段年代又再合作一段时间，因为庆龄认为是蒋“骑劫”了孙中山的遗产，变质国民党，使
党走向独裁，堕落和腐化，更不齿他大举屠杀共产党人。

1948年蒋介石及宋美龄居移台湾，毛泽东异军突起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5蒋介石逝世，美龄也失去光彩，最后移居美国，于2003年逝世，终年106。

1974与1976

1974和1976年对马中关系与马中政治演变来说，都是极不平凡的两年。它不但化解了两国的冷冻关系，也扭转了整个东南亚政治的走向，更为世界打开一扇和平大门。

先说1974年。这一年中国进入第二阶段的“文化大革命”，批林（彪）批孔（子）成为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毛泽东主席依然大权在握；“四人帮”权力在不断膨胀中。

这一年，中国的“文革”持续支持东南亚各地的武装斗争；马共也不例外地继续其恢复武装斗争的战略，给马来西亚政府带来政治压力。

尽管如此，在敦拉萨领导下的政府则努力的推进一项大胆和带有“冒险性”的外交政策。于是有1974年应周恩来之邀，敦拉萨率团直飞北京，签署了历史性的建交文件，成为首个东盟国家的表率。

正因为毛泽东在“文革”下不忘推动和平外交，也因为敦拉萨暂时抛开马共的威胁，终于为马中关系启开新的一页。弹指之间，32年过去了，马中关系年复一年的巩固和成长。如果没有这一年的互动和扭转，那有今日的水乳交融的局面？

再说1976年，马来西亚首相敦拉萨不幸于1月14日病逝，才由胡先翁接任首相。而胡先翁在东挑西选下，敲定马哈迪为其副手。这样一来，才有1981年的马哈迪时代的降临。

马哈迪的强势领导在位就是22年，其中经历了四位副手，在最后才选定阿都拉为接班人（2003年）。因为有了波浪式的政治运动，终于又酿成今日两位领袖关系的失调和失和。如果不是1976年的政局的改变，马哈迪的上位是个未知数；如果没有后期因为安华的跌马，阿都拉的上位也是个未知数。正是1976年才演成今日的争议，这之中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只有偶然的结局留在历史的轨迹上。

同样的，1976年也是改变中国政局的一年。先是周恩来于1月8日与世长辞，后是毛泽东于9月9日撤手尘寰。继之，在10月6日，华国锋与叶剑英连手一举扳倒“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四人均已作古），10年“文革”划上句号，中国在拨乱反正中逐步地进入邓小平年代（1978年确定邓小平的领导权威），从此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迎来了今日“开花结果”的改革开放的年代。如果没有1976年的巨变，就没有邓小平的三落三起，就没有江泽民过渡到胡锦涛的年代，因此，1976年又是划时代的一年。

从1974年到1976年仅仅是两年的光景，马中的政局却在时代洪流中重新洗牌。而我们正是从那个年代跨越过来的，悲喜交集于其中。历史就是这样地造就了一个新年代。

王裕好死后也有争议

最近已经过世了28年的王裕好又再成为热门的话题，原来是有人不知怎么搞的，竟把王裕好路改了名字，一时议论纷纷。后来查知是发展商摆了个乌龙，又将名字置回。于是争议告一段落。

不论这事是有意或无意，是有心或无心，我们怎么也想不透路道“改名”会这么马虎和承包商竟也能置错名。如果不是居民揭露，会不会不了了之，我们无从知道。但当地居民肯定会很快知道，因为那是必经之路。我们先假设如果居民没有察觉，而邮差送信找不到路又该怎么办？无论怎样解释，这样的错误真不应该发生。

谈起王裕好，他确曾使政坛热闹一阵子，他虽然没有成大业，但却留下一生的争议。他的争议有下列几点：一生参加过三个政党，其一是民政党（1969年当选州议员），其二是社会正义党（1974年当选州议员），其三是马华公会。他在1976年过后参加马华公会。‚他从政的一生不长，但却在1971年成为风头人物和举棋不定的牺牲者，以致他的“政变”计划功败垂成。他不是幕后的主持人，但却是第一个“发难者”，目的就是要倒林苍佑医生。ƒ在倒林的过程中，他先是林苍佑的“敌人”，后又是林苍佑的“朋友”，再后又另起炉灶与林苍佑打对台。转来转去，把自己给转得晕头转向。

整个过程是十分戏剧性的，我曾在本刊中写过王裕好的政治故事，现在将它分析，也可以成为当今从政者的一个警戒。

本来在1969年林苍佑带队执政槟州后，王裕好因是新人没有机会成为行政议员，也就是当一名后座议员。这位富家出身的公子自然心有想法。果然1971年在他看来是“时来运转”时，接受党内赛胡申阿拉达（主席）及陈志勤（秘书长）的倒林大计，成为第一位急先锋。竟在其家中秘密召开州议员（一些）会议，告知一场风暴即将降临，那就是两位党魁准备罢免林苍佑的首席部长。而准备起用陈扑根（1959年在社阵旗帜下当选国会议员。1964年在丹绒国会选举中，败给林苍佑。1969年在民政旗帜下当选州议员）成为首席部长。当时王裕好算来算去有8名民政州议员会“起义”，且有信心会再拉拢另一位州议员哈仑（议长）加盟，凑成9名（民政党原本16席执政槟州，当时州议会共有24席）。换句话说，王裕好“胸有成竹”使到林苍佑只剩下7席。而如果他们再得到四位反对党州议员（行动3席，人民党1席）的支持，就有13席可在州议会内对林苍佑投下不信任票。

结果王裕好的如意算盘全落空，林苍佑的人马很快先发制人。在得知王裕好的“秘密阴谋”后，马上将参加会议的一些州议员拉回来训戒一番，使王裕好顿处劣势。而且是最先收到开除党籍的通知书。这是一个下马威。可怜的王裕好不是“将领”，充其量不过是赛胡申和陈志勤的一颗棋子，却不明不白的先被“惩罚示众”。

当林苍佑在另一边厢夺得党中央的领导权后，又转过头来将王裕好收编回去，让他吃回头草。却腰斩了陈扑根、慕斯打化、乌乌伊拉邦等人的后路，使他们不能再发挥作用。

王裕好这一出一回也使到他成为两边不是人的“枉做小人”。他那里是林苍佑的对手。只要老佛爷一翻手，就把他掌控于股掌中。这就是说，“宫庭政变”在瞬息间被林苍佑粉碎，王裕好却成为民政党内的“孤家寡人”。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王裕好只好加入陈志勤另组成的“社会正义党”。虽然他在民政党内扮演极不光彩的角色，但在1974年的大选中，他却成功地在社正党的旗帜下保住其州议席。只可惜，社正党除了他之外，另外一人当选国会议员的就是陈志勤。两个人力撑社正党，正说明这个党的气数已尽，再也没有热和光了。

据知王裕好在1974年的大选中，倾其全部精力和财力，希望社正党有一个好成绩。岂知事与愿违。王裕好也感到力心交瘁，再也难于支撑下去，1976年他应李三春号召，参加了马华公会，社正党也只剩下陈志勤一人苦撑门面（他也在1978年大选前也宣布退休）。王裕好过檔马华并没有使他快乐起来，反而是生意的烦恼和压力使他透不过气来。

1978年大选前，王裕好在家中饮弹自尽，结束了他的争议的一生。

在他死后，林苍佑也挂念他后来软化的态度，因此将北海的一条街道名命为王裕好路，算是给他立下一个“牌名”。

这个路名看来并不重要，在多年以后人们都知道有一条“王裕好路”，但不知道王裕好的“从政历程”，也对他的政运知之不详。

我们只能说，王裕好是个政治悲剧人物。他的不幸下场也正好告诫从政者不能三心两意，而招惹烦恼。要么勇往直前，要么急流勇退，而不能成为马前卒或优柔寡断，模棱两可的从政者，到头来是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做什么？政治本身就是这么残酷与无情。参政就是要和残酷及无情打交道。为民服务是你的本份，被党排挤是你的造化，不能怨天尤人。

不能因政治目的改写史事

果然不出所料，我刚在上周日提到槟榔屿蕴藏着玄机，现在又冒出一个新的诠释。这一回是槟州副首席部长阿都拉昔借一篇学术文章大作文章。他根据一位马来学者阿末慕勒马利坚博士（Ahmad Murah Merican）的文章指说在英人莱特（Francis Light）（1740-1794）在1786年登陆而占有槟榔屿之前，已经有一位米南加保人詹纳顿（Datuk Jannaton）从苏门答腊南部率180名随从来到槟榔屿居住。时间是1749年，比莱特来槟要早37年。

因此阿都拉昔直截了当要文化艺术及文物部进行研究和鉴定到底是莱特或詹纳顿才是槟榔屿的真正创建者。

这是继所谓“槟州马来人被边缘化”而要求首席部长轮任后的另一个新论调。换句话说，他选择从历史的角度切入，以改写槟城的历史，进而希望马来人才是槟榔屿的真正开拓者。虽然阿都拉昔没有道明这样做是为什么，但因有前例，人们不得不想到这是借所谓历史研究来建立詹纳顿的宗主权地位，以便将来有机会为首席部长轮任制的“理据”加码。接着，另一位马来学者卡森阿末（前人民党主席）也支持对历史进行修正；而再一位理大讲师马哈尼慕沙则指出拿督克拉玛（Datuk Keramat）早在1705年就居于槟城，可能是最早的推动者。

不过，从1786年到今天，没有人否认莱特是槟榔屿的开拓者，不论我们喜欢与否，莱特在7月15日抵槟之后，有留下日记。他有指出岛内已有人居之于山麓，为数不多，并形容是一片荒土，充塞林莾。而在他登陆三个月后，他的日记写道：“我们的居民增加很快，已存有对土地的争执，每个人都尽力和尽快地建设。”

1794年，莱特逝世前数个月，留下一份给印度总督的报告说，“华人有3千名，印人2000名，并有泰人、缅人，阿拉伯人与欧人，而来自吉打的马来人及雪州州的武吉斯人数千名。”总数约二万人。由此可见，因为莱特的努力，大量移民由外而入，也是槟城成为多元种族社会的滥觞。

另一方面，史书也记载，在莱特来前，也已有少数华人居住于槟榔屿，其中三人，即张理，丘兆进及马福春（俱客家人）是在1745年抵槟，较詹纳顿早4年，也较莱特早41年。理据则有坟墓为证，而且还有一座海珠屿大伯公庙（建于1799年），直到今天已是旅游景点。（同样的，慕勒也是提出有詹纳顿的墓为证，卒于1789年）。

不论是张理或詹纳顿或克拉玛，若说他们早前移居，也只不过是居民一份子，不似莱特依靠东印度公司和英国势力建设槟榔屿和引进大量的移民。所以历史还是认定莱特为开拓人。
就此而言，我们认为学术上的研究和争议是属于学术范畴，不能提进政治议程。若只因一篇研究而要文化部翻案，则张理也有资格列入其中，岂不偏离了史实？

汪精卫、陈璧君、梁宇皋

我原先对华教斗士林连玉的一篇指责梁宇皋的文章说“梁宇皋跟汪精卫有亲戚关系”（见《风雨十八年》，下集，页76）不甚明白，也不知他们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近日读了一些汪精卫和其夫人陈璧君的文章和书籍后，也理出一些头绪来。他们三个人之间的既远又近且扑朔迷离的关系，无妨将之整理，以让读者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汪精卫（1883-1944），终年61岁。

‚陈璧君（1891-1959），终年68岁（但又有一说她终年77岁，将其出生年推前在1882年应是错误的）。

ƒ梁宇皋（1888-1963），终年75岁。

以这三个人的出生年代来看，他们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在《汪精卫生平》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陈璧君，字冰如，乳名环，1891年出生于槟榔屿，原籍广东新会。父亲陈耕基，早年在槟榔屿从事橡胶种植兼矿业。中年以后逐渐成为当地富商。

母亲卫月朗，广东番禺人，为人思想开朗，平时喜欢阅读革命党人的报刊。陈璧君很受其母亲这方面的影响，乃至听了汪精卫的演讲以后（应指1906年），很快参加了同盟会（孙中山创办的革命党）。

虽然陈璧君强烈的爱恋汪精卫，但在1907年后，汪又离开槟城到仰光西贡等地，以致陈璧君深感失落。正在失意时刻，忝为百万富翁的女儿，上门说亲的大不乏人，都被她拒绝。后来只好和表兄梁宇皋定亲。他们两人原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亲上加亲，自然无可厚非。可是陈璧君却一心系向汪精卫。

在“感情背叛”下，陈璧君毅然表示要退婚，不理父亲大力反对，她在1908年知悉汪精卫又回新加坡，偕其母亲跑到新加坡，也有幸见到孙中山。就这样，汪陈的感情又有了进展。

1909年，汪再赴日本搞革命，复办《民报》，陈璧君又不管三七二十一也跑到日本，名为留学，实是“死心塌地”要追到汪精卫。这个时候，与其表兄的定亲也一股脑儿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虽然我们不知道陈璧君“退婚”后梁宇皋有否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我们从一份档案中，了解到梁宇皋的生平事迹。原来梁宇皋是在霹雳州出世的。他的母亲应该和陈璧君的父母亲是兄妹或亲戚关系，所以才有了梁陈“青梅竹马”之说。

在早年的时候，梁宇皋回到广州受教育，直到13岁那年才回到马来亚，先后在怡保英华学校及槟城圣芳济学院受教育，自然会寄居或经常到陈耕基家中，也当然与陈璧君熟络。

值得一提的是，在1906年时（18岁），梁宇皋也加入新加坡的同盟会。我们因此推断梁宇皋那个时候是支持孙中山搞革命的，但后来他没有再搞下去。这里有两个推断，其一是陈璧君的“退婚”促使他不再参与其中活动；其二是1908年梁宇皋申请到奖学金到英国深造。就这样他与陈的爱情关系也就一刀两断了。在他的生平记录中，全无提及此事。

当1912年陈璧君正式与汪精卫成婚时，梁仍留在英国。而在这一年他考获法学士。1921年之后，他在怡保执律师业。

1932年，梁宇皋到中国出任中华铁道部第一任行政专员（按这一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陈已贵为院长夫人。梁的到中国任职，是否与她有关，则找不到史料说明）。

1937年后，中国全面抗日，梁仍留在中国，担任部队的联络官，官阶是少将。

在1938年后，汪精卫及陈璧君已投靠日本，而梁宇皋较后转任英军及驻缅美军联络官。

1944年汪精卫逝世，陈璧君也大势已去。

1945年日本投降后，梁宇皋则转到美国访问，陈璧君已是国民政府的阶下囚，被控汉奸罪名而被判终身监禁。

1946年梁宇皋回到怡保重执律师业。1948年被委为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员。1949年他成为马华公会的创办人之一。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他受委为马六甲州长（现改称为州元首），1959年以上议员的身份出任司法部长，在马华公会内担任总秘书职，一心想往上爬。

由于在1960年参与起草达立教育报告书，与林连玉掀舌战和笔战，被林连玉骂得体无完肤，指他出卖华文教育，而林连玉也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失掉公民权。

梁宇皋被林连玉这一骂，也失去在马华公会内争总会长的机会，且落个千古骂名。1963年无疾而终。

虽然梁宇皋无法与陈璧君完成爱情故事，也没有留下他与汪精卫的交往文字，但他与陈的表兄妹关系则是无法抹去的。也因为这样，汪精卫倒成了他的表妹夫。因此林连玉说梁宇皋与汪精卫有亲戚关系也源于此。

槟榔屿和乔治市

槟榔屿和乔治市这两个名称由来已久，但却带有玄机而引起争议。所有这一切，皆因前人的译名和命名及今人的行政措施的改变，有以致之。

1786年7月17日，英人莱特占有了槟城这个小岛后，命名为韦尔斯太子岛（Prince of Wales），但此名挂不住，一直被称为Penang Island，华人译为槟榔屿，马来语称之为Pulau Pinang。因此在今天很多人早已忘记槟榔原名为韦尔斯太子岛。

不到一个月内，也即是8月10日，莱特又命名他所开辟的城市为George Town（取自英王乔治三世之名），华人则译为乔治市，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没有改变。

在1800年的时候，莱特的继任者李特向吉打取得了威省的统治权，命名为Province Wellesley（名字取自当时东印度总督Richard Wellesley），华人称之为威斯利省，后来简称为威省，一直沿用到今天。而威省最先开发的城市，命名为Butterworth（当时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名字）。不知为什么华人不称为巴特沃市，而称之为北海（大概是槟榔屿的人把向北的对岸称为北海吧），这个名字也一直用到今天。由此可见，英国人取名不一定会被当地人完全接受。

吊诡的是，当英国人占有威省之后，将之纳入槟城管理，因此后来出现了The State of Penang。华人有的译为槟城或槟城州，意思是说槟城不再只是一个小岛，而是也拥有联邦内陆一大片土地。不过，在华人史书上依然称之为槟榔屿，以致在今天，不少中国人只知槟榔屿而不知槟城或槟州的名称。同样的，在马来文中仍然沿用Negeri Pulau Pinang，而没有用Negeri Pinang。

可是，在今天，如果我们一直把槟榔屿当成包括威省在内，可能有些麻烦。不是有人建议把槟岛和威省分开而治出现两个“首席部长”吗？或将之归为联邦直辖区吗？因此改变称为槟城州倒可避免误以为威省是另外一个州。这就是说，原本不敏感的课题，在时移势易下，倒是有点敏感了。

也许我们都没有注意，槟城的首府乔治市是我国最早推行民主选举的一个城市。那是1951年，接着才有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的选举。

又也许我们已经忘记，在我国独立前，乔治市早已升格为市。那是1957年1月1日。第二天，英国参政司让出权力，由市议员选举市议会主席，联盟的吴源和当选。同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在12月的槟州立法会议上，通过修宪将市议会主席改称为市长。社阵的萳玛纳旦在那个时候被选为市长。

市长一职一直维持到1965年，因联邦政府通过修宪取消地方议会选举。乔治市议会也就归由槟州政府接管。

70年代中期，槟州政府进行行政调整，将乔治市市议会及槟岛乡村议会二合为一成为槟岛市议会；威省的三个地方议会（威北，威中及威南）合并成威省市议会。这样一来，乔治市市长不见了，变成委任制的槟岛和威省的市议会主席。

如今在槟岛市议会内，分成两个行政区，即东北区与西南区，乔治市虽然仍是槟城州的首府，但它的行政权力纳入槟岛市议会。自此之后，在行政区重新划分下，乔治市已不具备其“独立性”，也已不存在“升格为市”的争议。因为它早已升格为市，只是后来的改变也促使其“自主地位”消失。由于它不再那么耀眼，即便有人提出改名为丹绒或其它本地化名字，也不是重要之举，反正全世界已经知道乔治市的存在，改名对促进旅游业也无所裨益。

无论如何，槟榔屿也好，乔治市也好，它的争议已告变质，不是名称那么简单，玄机就在历史带来的不同诠释和不同的索求。

文学与政治─战前战后的郁达夫、胡愈之及金枝芒

9月2日，韩江学院中文系及华人文化馆迎来了八位学者：许通元、林春美、许文荣、王修捷、张光达、陈志鸿、庄华兴及张惠思为当地爱好文学者举办一场文学研讨会，我在当天以《文学与政治》为题，作了开幕致词。我之所以想到这个题目是因庄华兴提呈的论文引发的。他以金枝芒的小说探讨马华左翼文学作者走过的道路，间中带出金枝芒这位文学家“战斗的一生”。

这是我第三次听到一位文学批评工作者提及金枝芒在战前和战后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第一位是文史学家方修形容金枝芒在抗日时期的作品偏向于当地的救亡运动，而成为一位代表性人物。

第二位是日本学者不二原夫（fujio hara）向我说（2003年），在马华作家群中，金枝芒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

庄华兴则是第三位针对金枝芒的创作切入他的经历和写作技巧。就我所知，金枝芒是在战前和战后的一位颇具影响力的马华左翼作家。他的生平更是充满神奇色彩。根据庄华兴的研究和我所掌握的资料，金枝芒是一位不弃笔从戎的战士。他在1912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的常熟县，早年在中国参加爱国救亡运动，曾受过师范教育，喜欢舞文弄墨。1936年，与师范女生周文琴结婚，生下儿子承赞后，就交托岳母扶养。且在同年应聘偕夫人来到霹雳督亚冷的同汉华文小学执教（这个地区是马共当时的据点之一），并开始向报章投稿。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日进入全面的战争，刺激了金枝芒发表大量的文学作品，大力唤醒全民抗日，因而介入了马共领导的文化界的公开活动。初期的作品，都是以中国为背景的，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残与汉奸的嘴脸。到了1938年后，开始以本地题材描述工人的苦难生活。如《八九百个》、《弗琅工》及《采锡矿工人》等等。显示其笔调已告转型，侧重当地的题材进行创作。

1942年到1945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时期，他参加了马共地下组织“抗日同盟会”。1943年在农民群众中生活时，他加入马共。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金枝芒投身左派报章服务，包括《战友报》及《民声报》。

1948年，他挑起一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论战，对手是中国南来的知名作家胡愈之（胡是斯诺《西行漫记》（二万五千里长征）（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译者之一）。他主要是不满胡号召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并指胡搞“侨民文艺”，因而反对“手执报纸，眼望天外”的创作态度，要求停止把“马华文艺”变成中国文艺的“海外版”，提倡马华文艺的独特性。
这场意义深远的笔战揭示了金枝芒要马华作者写本地题材，不要再鼓励年青人回中国了，也不要再搞“侨民文艺”了。而胡愈之也不甘示弱，为文反驳，最后是夏衍和铁戈打圆场，不了了之。我们同意黄锦树所说的这不是一场文学论战，而是包含复杂性的因素在内。

其实，两人之间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以“革命文学”作为主轴，但由于胡是中共在海外的代言人，而金是马共的代言人，也就涉及不同场域和不同要求的论争。前者号召华青回国服务，后者主张华青留下来参加解放斗争。

1948年中实施紧急法令后，金就转入地下参加游击队抗英斗争，而胡愈之也就回中国接受新任务。
在这里，我以庄华兴的论文所提及的事件和我的资料再牵出战前和战后的著名文人的心路历程。

1. 金枝芒（1912-1988）是在1936年南来，及后参加马共活动，把全副精力用在本土的斗争。一直到1961年才秘密地随陈平离开马泰边境，进入中国。自此之后他便留在中国搞马共的活动，未再回到马来西亚。1988年逝世于北京。从1948年到1960年，他在马泰边境生活中未停过笔，也有创作不断发表。即使人到中国后，也有政治性的创作发表在马共电台。

金枝芒原名陈树英，其它著名的笔名有乳婴、殷枝阳、周容、老陆等，在马共使用周力为名。

2.郁达夫（1896-1945）是于1938年应聘到《星洲日报》担任文艺版主编，翌年又成为《星槟日报》文艺版主编。虽然比金迟两年来马新从事文艺活动，但却是第一位南来的著名中国作家与马共一枝笔的黄耶鲁进行笔战。

事缘郁达夫在1939年在槟城发表了有关文艺的问题时被认为“得罪了”本地文艺工作者，因而引起耶鲁（当时在《光华日报》担任翻译工作）为文反驳，指郁对鲁迅不敬，并且要本地青年多读书，整天关起门来写，是不切实际的。

经过这场论战后，郁达夫更是谨慎其言，也说了一些好话来消除“误解”。此时他也了解到马新的文化人不是不开化的，水平也不遑多让。

耶鲁在后来即是成为新加坡名人的黄望青，也已在数年前逝世。

在抗日的年代，郁达夫的创作偏向政论，时评和文学批评。因为时局的动荡不安，文学创作，如小说似乎留白。但经统计，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写过了400多篇抗日救亡的杂文，政论等文章，诗歌有50多首（夏衍语）。对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文化上作出巨大的贡献。不能说他没有创作，只因时局所需才转笔调。

1942年，郁达夫逃亡苏岛避难，不幸在1945年被日军杀害，客死异乡。综观其一生可以用其诗来概括，早年的他是“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1931），而晚年的他是“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

3.胡愈之（1896-1986），早年在中国文化界活动，30年代是“左联”重要成员。1937年除合译出版《西行漫记》外，也出版了《鲁迅全集》。（1945）虽然他公开的身份是民盟领导人，但他在1933年已秘密加入中共。

1940年，经周恩来推荐，胡愈之应聘来到《南洋商报》，出任主编。由于他有使命在身，言行十分谨慎，不似郁达夫浪漫情怀，一时口没遮拦，招致笔战。

这就是说，胡愈之较金枝芒迟四年南来。

《南洋商报》的编务在他主持下，大有进展，成为抗日的一份出色的华文日报，一年之内报份激增。不幸日本南侵，他们被迫与郁达夫等人逃离苏岛。陈嘉庚也在其中。

胡愈之在马新期间（南侵前）的两大贡献是：支持陈嘉庚“南侨总会”的抗日，为文力挺陈嘉庚；‚拉拢郁达夫成为抗日的文化先锋，担任《星华文化战时工作团》（简称文工团）团长，而胡自任副团长。

虽然胡愈之坦承他与郁达夫在政见上有不同，但郁的爱国情操和抗日决心是令他敬仰的。他们的友情也就在抗战的年代建立起来。从他写的《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一文来看，流露了真情，是一篇精彩的散文。

1945年日本投降后，胡愈之再回到新加坡，遗憾的是郁达夫已遇害，再也回不来了，可谓天妒英才。翌年，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在新加坡创办《南侨日报》。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中共喉舌报，正是战后的胡愈之爱国心切，号召青年回国参加解放战争，也像郁达夫一样，面对了一场持续半年的战笔。对方同样是马共一枝笔金枝芒（他取代耶鲁的地位，成为马共一枝笔。耶鲁在抗日时于1943年被捕，较后已脱离马共组织）。这场战笔可以演绎为“中共与马共在文艺上的交锋”。

巧合的是，1948年是两人生涯的转折点，一个走入地下，一个回中国参加建国。而胡愈之留下的《南侨日报》则交给其挚友洪丝丝主持。1950年《南侨日报》被英军查封，洪丝丝（曾任《光华日报》总编辑）也回中国了。

与此同时，胡愈之也影响陈嘉庚决心回中国定居。

从三位文人的身上，我们既看到他们的共同与同点，又看到他们的结局是不尽相同的。

除了英年早逝的郁达夫（49岁）或未能接触（因逃难）毛泽东于1942年发表的著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左翼文艺理论拍板）外，胡愈之与金枝芒都是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鼓吹者，这判定了他们的文学路线是与政治路线同步进行的，换句话说，政治主导了文学，一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之后，才使文艺从政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因此不论是金枝芒，胡愈之和郁达夫及其它同路人，我们都看到政治干预了文学。

到了1980年后，中国在邓小平的主政下，宣布政治不再干预文学，而马华文学也与政治脱钩了。
虽然我们认同政治不能干预文学；但反过来，文人在今天，可以通过他们的一枝笔，用文学影响及反映政治，乃至在必要时“干预”政治，如同政论批评者对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以使政治变得健康和更能关怀人文生活。

汪精卫夫人竟是槟城人

提起大汉奸汪精卫，不得不提起他的刁横泼辣的老婆陈璧君，她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汉奸，同样遗臭万年。

然而这位大女汉奸偏偏又是槟城人，真让槟城人感到耻辱与汗颜，甚至连她的家庭也不敢认她；而写历史的人也都不屑一提女汉奸其人其事。这真是槟城的不幸。如今拿她来当反面教材，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陈璧君（1882-1959），在世77年。祖籍广东新会，其父陈耕荃，早年是槟城“侨领”，思想保守。而陈璧君是他与二夫人卫月朗所生下的土生“娘惹”。早年在槟城的私塾受教育，作风大胆，行为超越当时少女所应有的矜持。当1906年后孙中山数次来槟城搞革命时，她就以一介女流参与其中。当然她的目的不是为了革命什么的，而是她看上与孙中山在一起的汪棈卫。汪精卫的“一表人才”也就成为少女追求的“白马王子”。

根据张少宽的一篇文章有提到“汪陈之恋”，但未深入勾勒出陈璧君的身世，对此张君向我说，人们都不愿意提及汉奸其人。据他所知，她们当时是住在牛干冬，而陈是受私塾教育的，举止“惊世骇俗”。

当汪精卫在槟城时，陈璧君通过吴世荣及黄金庆借故接近汪精卫，更请汪到其家中作客，怂恿其母亲捐款支持革命。不久（1907年后）汪离槟赴日，痴情的陈璧君（时约25岁）也追到日本，故意拿文章请汪修改，拜他为师，两个人的感情也有了进展（其实在此时，汪也爱恋着另一位香港的明艳照人的女人方君瑛。她是黄花岗烈士方声洞的妹妹）。

1910年汪精卫回到北京刺杀清朝摄政王戴渐沣不果被判终身监禁后，陈璧君不弃不离的，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衣送食，两人的感情又进一步发展。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成功后）汪获释放，对陈感激之余，也发展成为情侣。

1912年陈璧君提出结婚，两人于是在汪精卫广州的家中举行婚礼（汪是广州佛山人）。不过张少宽则认为婚礼是在槟城举行，因陈之父亲陈耕荃也在婚宴上致词，一改对革命的厌恶。当革命成功后，有钱人转向支持孙中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是不足为奇的。 同时，男女方在不同时间摆酒席也是常有的事。

虽然汪精卫与方君瑛耦断丝连，但摆明陈璧君是正牌的汪夫人，且是跟得夫人，对汪严加看守，不让他到到处“沾花惹草”。就汪而言，他爱的是方君瑛，对陈只有感恩之情。当他们三人一起流亡法国时，也有了这错综复杂的三角恋情。

1915年汪回中国，与陈在广州合办“执信中学”，也请方君瑛当教师。后因陈不能容忍方一直留在汪身边，逼使方悬梁自尽。陈璧君终于拔掉眼中钉。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汪精卫在南京出任行政院长，陈就水涨船高成为行政院长夫人。此时他的气焰更加嚣张，对汪的一切实行包围监管。

1938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了众之矢的大汉奸，而陈璧君也就成为女汉奸了。她的“太上皇”的本色可以从汪充当汉奸后暴露出来。除了要汪听命于她外，也要一个名堂管理广州。在政权上，汪坐镇南京，而陈坐镇广州，委任她的四弟陈耀祖为省主席，形成皇亲国戚的统治集团，鱼肉人民，残人以自肥。她在广东的官衔是十分奇特的，称之为“广东政治指导员”，作为钦差大臣，颐指气使，如同一个“小暴君”。

这样一来，陈璧君的权力已在南京和广东施展出来，人人对她不满，但又不敢得罪她，连汪奸也让她三分。日本军国主义头子也对陈的贪得无厌感到不对劲，认为这样下去，所谓的南京政府，必然消亡。

1944年汪精卫病死，整个伪政权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摇摇欲堕，果然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伪政权宣告分崩离析，陈璧君在大势已去下，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阶下囚。

1946年，国民政府起诉陈璧君，罪状如下﹕“民国27年秋（1938年），汪逆勾结日首秘密言和，被告参与谋议。是年12月，汪逆在南京组织伪政府，出任出席，被告任为中央党部执行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终汪逆之身。凡伪政府所有背叛中央，献媚敌寇之诡计，被告无不从旁赞助。被告（在华南）密布特工机构，惨害我地下同志。被告把持广东期间，用人行政一切，惟敌寇之命是从。被告通谋敌国，反抗本国之罪行，实属无可宥恕……”

审判结果陈璧君被判终身监禁。服刑期间，也大吵大闹。原本蒋介石在1949年准备迁移台湾时，要把这些处无期徒刑者转至台湾，但来不及转移，南京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解放了。

新中国成立后，陈璧君依然身陷囹圄，其卖国求荣罪行无可宽恕。在监牢内渡过她的残生，1959年病死狱中。一代女汉奸，也就与其它汉奸下场一样，被抛进历史垃圾堆中。

就历史而言，槟城先是出了一个奇女子，为权力不择手段；后是堕落成为叛国投日的汉奸，以遂个人利益，到头来是留下千古骂名，连她的家人也抬不起头。槟城怎么会出一个大女汉奸，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毛泽东逝世30周年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横空出世”，今日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是四分五裂或是国富运强？远的不说，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革命（1851）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1911），彪炳的功绩在于动摇和最后推翻封建帝制，但转入民国的中国却是枭雄四起，坐地割据，国不成国，民不聊生，难怪孙中山慨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毛泽东（1893-1976）就是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政局中坐地而起，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出任主席。1934年面对蒋介石的国民军五次围剿后全面撤退，进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这种前所未有坚韧不拔的精神，终于在陕北的延安建立起新的革命根据地，逐步发展成红色政权。也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在贵州的遵义的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他的真正的领导地位。他的雄才大略与运筹帷幄得当，不但与日本侵略者短兵相接，也与蒋介石的国民军在合作抗日时期争夺势力范围，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后，剩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争天下。
由于国共和谈失败，彼此势不两立。毛泽东在1948年一鼓作气，通过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准海战役及平津战役）打败了国民军，解放中国大片土地，而在1949年建立起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参与创建中共到大胆转移阵地乃至在绝望中孕育希望，结果为中国现代史创造了奇迹。毛泽东成了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单此而言，毛泽东为新中国立下不朽功勋，无人能出其右。

但是，在建国之后，由于毛泽东坚持“不断革命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也使中国在特定的时期，面临严重的考验。先是大批知识分子被批判和下放农村，而以1957年的反右斗争最为典型。

为了一左到底，毛泽东在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把中国变成一个人民公社的大社会。间中有亢奋的情绪，也有诸多失误在不断的调整；加上苏联克鲁晓夫政策的改变和对中国的打压（1960年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和援助计划），导致毛泽东决心要提早把中国纳入共产社会，也因此与彭德怀（时任国防部长）起冲突。1959年著名的庐山会议展示毛泽东的权威，一举扳倒彭德怀。这对1959年甫上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毛泽东仍保留中共主席，大权在握）蛮不是滋味，虽然表面上刘符和毛打倒彭。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施政方针和思想改造方面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激化和深化，促使毛泽东把“大跃进”运动提升一级，来一个澈底和触动人民心灵的大革命。于是一场史无前例，惊心动魄的“文化大革命”（1966）在中国政治大舞台上演了。最先被祭旗的自然是刘少奇。他的备受折磨至死（1969）及其它无数的冤案给“文化大革命”运动留下血泪交加和血迹斑斑的耻辱。而“文革”的“火热激情”在林彪事件（1971堕机身亡）后已渐渐冷却，直到周恩来逝世（1976年初）引起反弹，群众已不能再忍受“文革”之苦，矛头直指“四人帮”，接着毛泽东在同年9月9日逝世，也为文革划上句号。十年“文革”浩劫也遭致毛泽东受到种种责难。

“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均已作古）的被捕和邓小平的再次复出扭转了整个局面。他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选择了一条“改革开放”的道路。既在政治上保留毛泽东的体制；在经济上提升刘少奇的政策。因而有了毛功过“七三对开”，刘被平反之举。这意味着邓小平路线没有否定毛泽东立国基业（中共一党专政），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又挑战中共的政治体制。

今天轮到胡锦涛在两者兼顾下也面临巨大的压力。他如何在中共的体制下杀出一条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政经融合体的新体制（新理论），确实极不容易。江泽民走过一段钢索的道路，已交到胡锦涛的手上。他同样不可能把毛泽东的伟绩一举消除，又同样对新崛起的一代对毛泽东的全盘否定。在两难底下，封尘“文革”是权宜之计，用历史来维护毛泽东则是中共不变的原则。

在这种情形底下，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也是要，中国人民紧记，不论毛泽东功过如何，也可以对“文革”的澈底否定；但在抗日年代，如果中国没有毛泽东，恐怕中国在今天或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因此对已逝世30年的毛泽东的评价要从历史全面检视，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这就是说，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前期的毛泽东和后期的毛泽东。

大汉奸汪精卫

孙中山在槟城的故事通过《槟城黄花》电影的拍摄而热潮起来后，有一位与孙中山一道来槟城活动的人物从未被提起，也被人不屑一顾，那是因为他后来背叛了革命，竟而成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留下千古骂名。这个人就是汪精卫。

我们把他的嘴脸勾勒出来当成反面教材，一方面用以让人对汉奸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则要警惕世人绝对不能为私利而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成为千古罪人。

汪精卫（1883-1944），原名兆铭，字季新，祖籍淅江山阴县（今绍兴），出生在广东三水（属于佛山市）。1901年在科举考试（清朝）中考取秀才。1904年与胡汉民等人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1905年参加孙中山的“兴中会”，复又参与创建“中国同盟会”。1906年后，跟随孙中山到处奔波鼓吹革命。槟城也是他常来之地，因而谱出一段“异国恋情”（留待下一篇再评）。（不过，在后来的孙中山革命史上，汪精卫被除了名了，因为他彻底地投靠日本成了最大的汉奸，先前的“革命成绩”也就被一笔勾销了。）

1910年，由于不甘被梁启超讥讽为“远距离的革命家”，于3月31日在北京海银锭桥埋设炸弹谋取清朝摄政王戴沣之命，因事机败露与黄复生被捕。

此消息传至槟城后，孙中山及黄兴等人召开会议设法营救，筹得千余元。

清朝投鼠忌器，未判死刑，而是判他们终身监禁。但一年之后辛亥革命成功，汪精卫与黄复生获得释放。

翌年，也即是1912年婚后赴法国留学，但在1913年被孙中山急召回国，因袁世凯背叛革命，而有了孙中山的“第二次革命”运动。结果失败，孙也流亡日本，汪则再到法国留学。直到1915年再回国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运动。1924年汪当选国民党中委，并出任“宣传部长”。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起草了“总理遗嘱”。与此同时，他在孙逝世后当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俨然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

不过，他的“继位”受到蒋介石的挑战，在蒋的强大压力下，汪于1926年离开广州赴法国，蒋介石势力坐大。虽然在1927年时，汪又受邀回国就任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但无实权。乘此时机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二政变”，全面屠杀共产党人。国共合作终止。蒋介石则在南京成立新国民政府。

这个时候，迫使中共在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国共从此进入严竣的流血斗争。在武汉的汪精卫也加入屠杀共产党人，他和蒋的反共立场显然是一致的。

虽然如此，汪蒋的合作只是貌合神离，彼此不能“推心置腹”，也就种下心病，大有“既生汪，何生蒋”之慨。

总之在1927年至1937年之间，蒋汪是既合作又勾心斗角的，但对日本的绥靖态度，他们两人没有多大的差别，倒是汪精卫走前一步，大力主张和平交涉，因而有了1932年与日本签署的《塘沽协议》，被认为是国民政府卖国的第一个行动。

由于不屑汪的“投降主义”政策，1935年汪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被军人孙凤鸣枪伤转赴欧洲疗养。主和派的声势转弱。可是蒋介石仍然不主张积极抗日，以致在1937年被张学良扣押，逼其与中共合作抗日。在此事件后，汪又回国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地位在蒋介石之下，依然没有改变他的“主和运动”，理由是中国打不过日本。蒋和汪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后来转成积极抗日，后者则“认贼作父”。

正因为汪一向以来迎合日本的口味，乃于1938年假道云南前往河内。在河内的那一段时间，汪成为被暗杀的对象，于是日本人将他营救至上海，更在1940年扶持汪在南京组建“中华民国”政权（日本傀儡政府）。这是日本拿下南京后的一个新花招（1932年早已在东北成立伪满州国，由博义当元首，后称“皇帝”）。这样一来，汪精卫的“中华民国”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在打对台戏（迁至陪都重庆）。

不宁于此，汪精卫进一步堕落到参与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会议，甘沦为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1944年汪因早前的枪伤病情恶化，赴日本治疗，终于药石罔效而逝世。他死后遗体葬于南京梅花山。1946年国民政府（日本投降后一年）将汪的坟墓炸毁，不耻他的卖国求荣。1994年在墓地原址建了一个汪精卫跪像，一如秦桧在岳飞坟前下跪“谢罪”，直到1997年被拆除。

综观汪精卫的一生，从支持孙中山革命到成为孙中山的接任者的前半生，还算是一个人。到了蒋介石夺权后，汪精卫已成为当时的蒋介石与日媾和的先锋人物，他也为了自身的“虚荣地位”向日本人摇尾乞求。尽管他始终狡辩没有“出卖中国的领土”，但充当日本侵华的“刽子手”却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民的血债是他永远也还不清的。不论我们今日如何演绎中日战争的那一段历史，汪精卫始终逃不掉“大汉奸”的罪名而遗臭万年。

从汪精卫的反面教材中，我们看到乱世固然会出英雄但也会出奸雄和枭雄，而奸雄往往借乱局践踏国人的生命和尊严，换取个人的“荣华富贵”。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过眼烟云，汪精卫之流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真是“人不如狗”。

我们要紧记的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危难时刻，牺牲才是真本色，出卖是连狗都不如，汪精卫的教训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从第9大马计划解读“边缘化”

最近以来，族群 “边缘化”成了热门的课题，所谓“边缘化”应是指偏离主流，滑向边缘，成为不被重视或被忽略的一群。这在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中有专门针对赤贫问题作出探讨和寻求方案解决。自从1970年通过新经济政策以来，在消除贫穷与重组社会方面，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例如在1999年，马来西亚赤贫占人口的8.5%，但到了2004年已降至5.7%，在数目上，贫穷的家庭从40万户降到31万户。在收入上，也从每户平均每月收入656元提高到764元。不过，以城市和乡村比较，后者的贫穷率仍高过城市的五倍。无论如何，政府致力于改善所有人民的生活，尤其是赤贫人士的生活是备受欢迎的，以便能在2020年达成先进国的水平。就此而言，这一大群人可算是属于仍在边缘生活的人，应予援助，以把他们拉进生活的主流。

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列出各州的赤贫数字，其中最少赤贫数目的是槟城州，占第一位。排列如下：槟城0.3%，第二位的是雪兰莪州，占1%，而吉隆坡居第三，占1.5%。排位在最后的是沙巴，赤贫数占23%，接着是丁加奴，占15.4%，下来是吉兰丹，占10.5%。这就是说，政府对于这三州拥有最多赤贫数目是最深切关心的，必须把赤贫数字大幅度降低。

从这样来看，槟城州是全马最成功消除赤贫的一个州。虽然它是面积第二小的州属，但因在70年代经济成功的转型，发展成为电子工业的重镇，制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就在整体上克服了失业的问题，根据数字显示，它的失业率只是在2.4%之间。

我们拿槟州的146万人口来比较（2005年统计数目），其中76万人是年龄介于20岁到60岁之间。这些属于劳动力的数目，如只有2.4%的失业率，也就只有约20000人待业或未有正式的工作或属于散工和临时工，绝大部份的仍有工作能力的都自行解决工作问题。因此在槟州，失业率不是一个问题。

此外，根据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的数据，0.3%的贫穷人士只就占槟州人口的5000名之内。对此，乡村及区域发展部副部长迪奇拉菲不久前在古晋指出，在全国有六个州的贫穷家庭少过一万户，其中包括雪兰莪、马六甲、柔佛及槟城。至于超过一万户赤贫家庭的有沙巴、砂拉越、吉兰丹及吉打州等。而政府有计划拨出土地供他们播种，包括种植橡胶，以期在2010年，全国可以全面摆脱赤贫问题。

如果我们把这些赤贫人士列为在边缘化生活的一群，那么槟城拥有的数目应是最小的。在槟州政府一视同仁的努力下（由各种族政党组成的国阵执政），我们相信在未来10年内，赤贫家庭将不复存在或只是微不足道的数目，因为与其它州比较，槟城的整体发展计划（每10年提出发展大蓝图）将会使到州内的子民生活素质不断改善，收入也会相对的提高。

因此在这个时候单只针对槟州提出马来人被边缘化的问题已是偏离经济的数据而变成政治议题，也等于忽视第9大马计划书对槟州发展的肯定。再者，此报告书也证实槟州从立国到现在，仍然保持位居第二的先进州地位，仅次于首都吉隆坡。这说明了槟州政府在许子根的领导下带动了各族人民安居乐业。我国首相阿都拉最近也指出槟州到处有马来人，因此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或只限于浮罗山背一隅是不对的。槟州统计局2005年的人口数字也证明东北区（包括乔治市），马来人有逾10万名，华人30万名，比例是3对1。在槟岛西南区，马来人12万，华人5万，比例是1对2，而在威省则是马来人居多，有38万，华人则有28万左右，这意味着在槟州的五个区内，都有马来人，它与华人人口的比例是43%对41%。因此马来人边缘化之说是不成立的，反之它充份地典型地反映出多元种族的特征，谁也没有被边缘化。

三大报告与一个宏愿

从今年4月到9月的短短半年内，我国政府共提出了三个重要的报告书。其一是4月份发表的《第9大马计划报告书》（2006-2010）；其二是8月份发表的《第三工业大蓝图》（2006-2020）及其三是9月份刚公布的明年度（2007）财政预算案。除了预算案是每年公布一次外，另两份报告书则属于中期及长期性政策性文件，但三份文件也只有一个目标，即朝向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宏愿。

所谓先进国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国民收入年均达到一万美元的标准，而在2005年的数字则是人均收入已达到4930美元，尚未及5千美元。换句话说，我国必须在15年内把国民收入提升至年均一万美元。撇开其它可预见或不可预见的因素，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也许可以挤入这个水平，但人均的收入提高不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达到或超越这个水平，而是以整体所得来得出有关的数目字。在这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政府在第9大马计划中准备把贫富的距离拉近。因此从宏观上来说，政府的努力，至少从计划书公布的愿景来说，是正面的，也是国人期许的。

但是，如果我们单单从经济上来克服缺陷和弥补不足之处，我们是否能顺利达到彼岸？这是值得国人深思的。首先我们不置疑以马来西亚现有的丰富资源和工业发展的走势来评估，我们是有能力也有希望在未来15年内改变国家的经济面貌和调整经济结构来符合先进国的基本要求，但在经济之外的重要因素，例如政治、社会与人心的归向则是铸造国家整体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只要有一方出了问题或阻力，乃至产生破坏性的负面作用，就会把我们的宏愿卡在某一个阶段而不能如期勇往直前。

这就是说，我们在推进经济议程的同时，必须要先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因为只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才能确保经济的改革见效。

自从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后，我国的政治在民主机制的维持下，确然出现了政局稳定的环境，间中虽有出现被认为是“打压”现象，但整体而言，大局还是相对安定，也就有诸多外资涌入，与国人共创新局面，进而扩大经济蛋糕，各取所需。这在1981年马哈迪当政后，在其经济扩张政策下，有了一系列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1981-2003），也改变了我国的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最明显的莫过于行政回教化及强化了种族性政党的各安其位，各司其职。至于经济的扩张也使到它有应变的能力。例如在1997年面临金融风暴冲击及安华事件的挑战时，国人在感到阵痛之余，仍然从容应付打击。当然也不忘争取公平合理的施政方针的落实。

在2003年接棒的阿都拉，基本上是萧规曹随马哈迪所定下的宏图大计，也就是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的地位。两者之间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但出现了殊途同归的争议。由今年引爆的马哈迪与阿都拉的争议就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施政和策略。

在争论之下，自然影响政治的稳定，也出现各种各样的声音；进而有人借藉所谓“民主”的平台，大放怪论，乃至有意无意间伤害另一个族群的情感。这对首相阿都拉要塑造一个安定与和平的社会的努力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持平而言，阿都拉发表的明年度财政预算案大体上是沿袭过去的传统而在今年突出表现在政府的“宽宏大量”。虽然有强调回教经济体系的发展，但也没有伤害各族人民的情感和生活。有人认为这是大选前兆的征象，我则认为这不是为大选而制定的预算案，而是要回应马哈迪的“责难”，发布了全民可资接受的预算案。

不过，阿都拉力图在展示他的强势领导之时，却有必要关注和制止巫统党内针对华人政治与经济地位的歪论和似是而非的言论。不论种族政治的存在是否是继承马哈迪留下的传统与定位，阿都拉以首相的权威是可以改变和阻止伤害族群的言论继续发酵。也唯有使政局平静，人心归向，才能彰显三大计划报告书落实可期。一句话，经济的发展和规划归根结底系于政治的稳定，言论的谨慎和施政方略的公平与合理，再也不能放任某些人“无的放矢”而影响全局，否则我们会事倍功半的。

孙中山红颜知己陈粹芬

写了孙中山与三个女人的故事后，在网站阅及一篇著名学者苗体的有关《孙中山一生的婚姻》一文，较为详细的介绍鲜为人知的孙中山红颜知己陈粹芬，很感兴趣，再拿来对照《槟城黄花》的剧本，“印证”陈粹芬是个了不起的奇女子。

陈粹芬（1873-1960），原籍福建厦门同安。父亲是位郎中，迁居香港新界屯门时，生下了陈粹芬，由于排行第四，故人称“陈四姑”。苗体这样描述陈粹芬：“身材适中、眉目清秀，吃苦耐劳，颇具贤德，但未曾入学。”

1891年（也就是孙中山25岁时），通过孙中山革命战友陈少白的介绍。在屯门基督教堂（孙中山是教友）认识了18岁的陈粹芬，见面之初，孙中山向她表示要效法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石达开推翻清朝，少女崇拜之情油然而生，也表示要参加革命。就这样陈粹芬跟随孙中山奔走革命，结成革命伴侣，共在红楼组屋住下。

这一年，也是孙中山的元配夫人卢慕贞在翠亭村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结晶，取名为孙科。虽然已有夫人，但属于旧式妇女，自幼缠足，未能随孙中山到处流浪（她一共为孙中山生下三个儿女，除孙科外，两位女儿分别为孙延和孙琬）。

就这样，陈粹芬代替了卢慕贞，陪着孙中山足迹遍及日本及马新一带，她成为孙中山在外流浪革命的生活伴侣，做饭洗衣料理家务，但也胆识过人，从事传递革命密函，也从事运送军火等危险的地下工作，堪称名副其实的“侠女”。

虽然没有与孙中山正式结婚，但孙中山的家庭承认她的二夫人的地位，也与卢慕贞关系良好，情同姐妹。较为人称颂的是在1910年时，孙中山夫人卢慕贞携两女儿来槟城住上半年时，陈粹芬也同住一道，可见她们的关系十分融洽。

在这里，不妨引述《槟城黄花》剧本的一段对白（这部戏没有提及孙夫人也在槟城），即可知道孙中山与陈粹芬的“儿女情长”：“陈粹芬：我时常想，你活着是为了革命，我活着是为了什么？”

孙文：你从18岁就跟着我──

陈粹芬：跟了你18年，跟你去日本下南洋上战场，所以我知道你跟别人不一样。我知道，吃饭、睡觉、过日子对你来说可能都不重要，可这些对我很重要。还有你，最重要的，是你和我，我们能在一起。

陈粹芬仰头看着孙文，眼里有了泪，孙文轻轻抱陈粹芬的头，感激又感动。

又有一段杜撰的对白，很能刻划陈粹芬的内心矛盾：

徐丹蓉（杜撰角色）：四姑，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争取名份。

陈粹芬：大家都知道我跟孙先生的关系。

徐丹蓉：我是说你应该成为先生真正的太太，革命成功了就会成为总统，总统夫人应该是你。

陈粹芬犹豫了一下：告诉你一个秘密，其实，我并不希望先生会成功。

徐丹蓉很惊讶：为什么？！

陈粹芬：如果先生当了总统，他的夫人应该是个有文化有教养漂亮高贵的女人，可我不是，我连一封信都不会写，只会洗衣做饭。

徐丹蓉：你怕先生会抛弃你？

陈粹芬摇摇头：不，是我会离开他。以他的为人不会待薄我，可我不能留在他身边给他丢脸。所以，我不希望他成功，是不是很自私？

徐丹蓉出神地：你爱他，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

突然前厅传来孙文的声音“胡闹”。伴随咚的一声，两人吓了一跳。

果然在孙中山辛亥革命成功（1911）后，陈粹芬决心离开孙中山，在1912年到澳门风顺堂4号孙眉（孙中山兄长）家中居住，她说，“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后来，她只身又远赴南洋，隐居在槟城。1915年，孙中山在办完与元配夫人离婚后，聚了宋庆龄。陈粹芬说，中山有了贤内助，应当为他们祝贺。”此时她已经42岁。1925年孙中山逝世时，她还是身在槟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陈粹芬应孙科（孙中山长子）（此时孙科已出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之邀，携其养女孙容一起回国，住在广州。也协助孙科打理家务。

1936年蒋介石南下广州，为答谢陈粹芬当年在日本时的照料，致送10万元给她作为建筑房屋及养老之用。1937年，她的养女孙容下嫁孙眉次孙孙乾，孙容也恢复本姓本名苏仲英。

1960年，陈粹芬在香港逝世，享年87岁，葬于荃湾华人墓地，墓碑写道：“孙陈粹芬夫人之墓，婿孙乾率孙建立。这算是给陈粹芬“正名”了。她是如假包换的“孙二夫人”。陈粹芬若地下有灵，也堪可告慰。毕竟历史又为她“正位”，有了“孙二夫人”的名号，也不枉此生。她一生为扶持孙中山搞革命换来的是沉默的一生，但却是死后“光辉的革命同志”的形象。《槟城黄花》也为陈粹芬的形象给予“正面评价”

驳斥“阉割”首席部长歪论

从提出槟州首席部长职由巫统委任到提出轮任制，已经超越12年（1994-2006），但从来没有得到首相的同意。先是马哈迪直截了当拒绝，认为应继续交民政党人出任；后是阿都拉也否定轮任制。理由很简单，这种要求是不切实际，也是不能这样子做的。

虽然历届首相都深明大义，理性的看待问题而驳斥情绪化的索求，但晋入今年八月以来，却又再出现这么多的声音，而且所提的建议越来越离谱。综合这些日子来的奇特建议和索求，我们发现有三点是值得关注的。而这三点恰恰是最容易被驳倒的，也不为阿都拉首相所苟同。

其一是槟州巫青团一些区会提出且通过动议要求槟州首席部长轮任，其它州的巫青团根本没有这样的动议，这是大家心知肚明的。至于沙巴州的首席部长轮任制也已经被证明是失败了。轮到巫统人担任就停止轮任了。这意味着，在全马十三州内，只剩下槟州是由非巫统人士担任首席部长，也就给予一些巫青团一种借口要求换人。

所提出的理由不外是由非马来人担任首席部长，不能照顾马来人的利益，而且也因为这样，马来人被边缘化了。至于怎么个边缘化，也提不出一个具体的实例来。

在这方面全国巫青团长希沙慕汀说得好，槟州巫青团要拿出数据和证明才能向首席部长讨价还价。不要再提轮任制，这于事无补。

来自槟州的首相阿都拉说得很清楚，槟州马来人被边缘化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们只是没有受到很全面的照顾而已。

这话说来有理，非马来人也同样会感受到政府的照顾并不全面，也面对许多生活上的问题。这就是说，“不全面”与“边缘化”是两个不同的诠释，却不幸被某些巫青团员拿来相提并论而混淆视听。
事实是，在政府的结构内，至少有下列四个单位是重视马来人利益的：由副首席部长阿都拉昔领导的槟州土著参与督导委员会（由首相署领导），‚由巫统州议员主导的槟州区域发展机构，ƒ由巫统州议员主导的槟州回教宗教理事会及„城市发展局。

所谓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根本不能成立。

其二，巫统峇眼区部主席阿都拉迪更是莫名其妙地提出把槟城改为联邦直辖区，目的当然是只要是直辖区，就归巫统管。但这简直是胡闹，无视宪法的条文。宪法明明阐述我国由十三州组成，而且边界的改变，也要得到国会和州议会的同意。怎可为达目的，取消一州存在而成为十二州？因此首相即刻回应政府从来没有这个计划，真是自讨没趣。

三，更为不可思议的是，报载，有人竟提出一分为二，槟岛和威省各设首席部长。这又是对宪法的漠视，在法律上明明是由槟岛和威省组成一个州，且是全马最小的第二个州。而且宪法上一州只能有一位首席部长，那来两个首席部长？谁曾听闻一个国家有两位首长的？难怪首相未加回应，而槟州首席部长则一口否定此说。不过，曾任槟州副首席部长的希米尔已郑重否认有这样说过。我们感到欣慰之余，也希望今后不要再吓到这样的幼稚言论。

我们不知道这些政治人物了解他们的信口开河的后果吗？为了索取一个首席部长职，视国家体制于无物。首席部长职及槟城州的完整性怎能被“阉割”呢？

所幸首相从来都不被歪论所迷惑。因为这是多元种族的国家，有其规则和国际考虑。凡事要从大局着想，不能心血来潮口无遮拦，更不能如同儿戏改来改去。不過首相針對北馬的發展，包括檳島的全面均衡發展也提出一個新的策略，即將會成立土著公司與政府的相關公司，例如森那美集團來發展北部走廊。這意味著在調整策略下，首相不認為有改變政治結構的必要。

孙中山与三个女人

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我们都耳熟能详，但孙中山的感情世界则少被提及，因此不是很多人知道孙中山一生中有三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女人。

生于1866年的孙中山，已是太平天国接近失败的日子（1868被清朝消灭）。在1878年时，曾随母亲到檀香山，住在哥哥孙眉的家里，接受一段西方教育。1883年返回家乡，但在1885年进入香港拔萃书院，不久又转入香港皇仁书院。翌年（1886年）奉父母之命返故乡翠亨村完婚，其夫人卢慕贞也是出身良好家世。

(一) 卢慕贞出生于1867年，比孙中山小一岁。他们结婚时，孙20岁，卢19岁。婚后有一段美好的日子，而孙中山也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学校学医。第二年（1868年秋）再赴香港西医书院，直到1892年毕业，考获医学博士。虽然较后开药房悬壶济世，但心系国家大事，先是想通过改良途径拯救中国，因而有了1894年的上书李鸿章（清朝北洋大臣），要求变法自强，不被接纳。萌起了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的想法，必须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推翻封建王朝，振兴国家。

这就是说，婚后的孙中山，既忙事业，也忙革命。但聚少离多的孙中山夫人也没使孙家失望，在1891年，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就是长子孙科。

在中日甲午之战（1894年）中方失败后，孙中山再远赴檀香山，宣传革命，组织兴中会。来年他回到香港，决定在广州起事，但事泄失败，被清朝通缉，孙中山再一次流亡国外。

先是到了日本（1895）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继之又到檀香山（1896）与其夫人会面，其时卢夫人也携带长子孙科，女儿金瑛一起与孙中山叙天伦之乐。在这一年，孙夫人卢慕贞又生下第二个女儿，这就是说，卢夫人一共为孙中山养育三个儿女，算是为孙家传宗接代。

在往后的流亡岁月中，卢夫人也有相伴孙中山的日子。例如在1910年孙中山在槟城住上半年光景时，其夫人及家人（但儿子留在美国念书未随，只有女儿跟随）就到来团聚。（按卢夫人于1952年逝世于澳门，享寿86岁。）

(二) 在这一段期间，也就是孙中山在1905到1910年辗转各地时，他的身边又多了一位红颜知己，她就是绝少被人提及的陈粹芬。历史这样记载﹕“宣统二年（1910年），广州革命新军起义又失败，时孙中山刚自美国回来，已不容于日政府，携眷来居槟榔屿，那时孙先生的卢夫人，还有一位姓陈的如夫人（也即是陈粹芬）和二位女公子，一家五口，租住柑子园404号门牌小屋子。”（邝国祥﹕槟城散记）。一切起居费用由当地同情革命支持者负责，约11人，每月生活费一百余元（张少宽﹕孙中山与庇能会议）。

这里所说的如夫人陈粹芬就是《槟城黄花》（孙中山在槟城的故事）影片中的女主角。她成为保护孙中山的好帮手。影片未提及卢夫人，但提及陈粹芬这位红颜知己是个胆识过人的“侠女”，使到剧情增加气氛，也突出了孙中山既是革命家，又具有普通人的感情世界。

陈粹芳有先见之明，在孙中山于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她就自我消失在茫茫云海中。据说他自认为学识不够，不足以再陪伴革命伟人。因此孙中山回中国后，并在1912年出任临时时大总统时，陈粹芬也不见了。据知她后期逝世于香港。

(三) 第三位闯进孙中山感情世界的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宋庆龄。她的父亲宋查理是一介商人，秘密支持革命。在1894年结识孙中山，热心支持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他们两人都是基督教徒，也是秘密组织的三合会成员。有一个时期，孙中山住在宋查理的家里，自然也认识他的女儿们。以年龄来算，在1894年时，宋庆龄才是1岁的小女孩。后来宋庆龄姐妹们都到美国求学。

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革命的果实给袁世凯占有了，在卸下临时大总统后，孙被迫反抗袁世凯失言不认真建立中华民国的共和政体，不得不在1913年再度流亡日本，此刻的他，心情非常低落。一位年轻的姑娘也就这样打开他的心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13年孙流亡日本时，宋查理也携带全家到日本，两人的交往又再频密起来。宋庆龄也在此时倾慕孙中山，且成为了孙的秘书。在日久生情下，两人有了爱情。这对宋查理来说是绝不允许的。于是导致宋查理决定返回上海，把宋庆龄也带走了，并将她禁闭在寝室里，不让她继续与孙中山纠缠下去，更出期不遇的要宋庆龄订亲，受到她的坚决反对。在女佣协助下，宋庆龄从家里逃了出来，偷偷乘搭轮船到了日本神户会见孙中山。宋家认为是私奔。

在这之前，孙中山为迎娶宋庆龄，也与卢夫人办了离婚手续。理由是他要与庆龄结婚，若不这样做，对革命是有损害的（宋庆龄日后的回忆时这样说）。不过，我们也知道，从此孙中山的身边就不再有卢夫人的名字。至于孙如何离婚，则未清楚交待。

当宋庆龄在1915年于日本与孙中山完婚后，宋查理闻悉大为勃怒。他认为作为一名基督教徒，是不允许重婚的。当他赶赴日本横滨时，已是生米煮成饭，宋查理生气指责与他共同奋斗革命20年的孙中山怎么会失去理智，娶其女儿为妻？孙中山对宋查理的质问用无言来面对和回答，两人的关系也因此破裂，他认为他的痛苦是孙中山与宋庆龄造成的。

1918年宋查理逝世，庆龄也已守在身边。孙中山此时已在广州立定脚跟，准备北伐革命，一统中原。

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年轻的宋庆龄从此不再嫁人，永远挂着孙中山夫人的光环，与蒋介石对着干。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宋成为国家副主席，后来又成为国家名誉主席。

1981年，宋庆龄逝世，结束她传奇的一生。宋家三姐妹的传奇是因为大姐嫁给大财阀孔祥熙，小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终于导攻致两姐妹老死不相往来。

客家文物馆的历史意义

马来西亚第一间“客家文物馆”终于在昨日举行隆重的开幕盛典，来自全马各地的客家公会代表约五百人齐集一堂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它向世人展示客家人身先士卒对马来西亚早期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样重要的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改天换地也是客家人写下第一页。巧合的是，这两者之间都不约而同的发生在同一个时期。

但是通过什么形式和展示什么内容才能体现客家人的风华？这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因为文物馆有别于图片展览，也不尽然是博物馆，它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又要具有历史价值的永久性的图像与文物的再现，能让人走进历史的走廊后又从容不迫地跨进现代。我们希望尽量做到，每一个参观者在观赏之后，留下惊叹与无限回味的记忆。是客家人，会倍感骄傲；不会讲客话的客家人，也会增加对客家的认同感；不是客家人，也会感同身受；对于其它种族而言，则可以通过史实来证明华族对国家发展的贡献。

这座设在槟州客属公会四楼的文物馆，空间是有限的，但我们要表达的是无限的时空，更要把历史往前推，然后往后看，经过多次的研究和推敲，我们找到了一个主轴，那就是从“太平天国”演绎客家人的历史。因为“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几乎全由客家人统领，而以天王洪秀全为首。这场历时17年的抗争（1851-1868）曾在南京建立政权，与清廷分庭抗礼。虽然最后失败了，但60年之后，另一位客家后裔孙中山继承洪秀全的革命火种，在1911年烧掉了满清王朝。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客家人是近代中国史的奠基人。

“太平天国”也衍生了一批南渡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他们凭着个人胆识和冒险精神创造了奇迹。例如叶亚来（1837-1885），在“太平天国”起事后于1854年来到马来亚，在1868年出任吉隆坡甲必丹，而在1870年建设吉隆坡。又如锡矿家郑景贵（1821-1898），其子郑大平（1876-1935）及其女婿胡子春（1859-1921），再加上一个姚德胜（1859-1915）发展了怡保和太平。

还有更为传奇的是，五位生在“太平天国”时期的客家先贤张弼士、张煜南、谢春生、梁碧如及戴欣然（喜云），从1893年到1911年先后出任清朝驻槟城领事，情牵马中两地，既“做官”又经商，建设了槟城，也推动文教事业。

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张弼士在1904年首创新式教育的中华学校，从此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遍地开花。

值得一提的是，当孙中山创立了中华民国后，出任中华民国驻槟城领事的也是客家人，他就是戴欣然的公子戴淑原，一直担任到1930年。接着在1939年戴淑原响应胡文虎的号召，共同创办槟州客属公会，且出任首届会长。

“太平天国”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它引发了客家学的研究。不论是中国学者或外国学者，都想知道为什么是客家人领导“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当然他们也想知道为什么在此期间的广东西部，又发生持续12年的客家人与广东人的冲突与斗争？因而有了1851年到1933年间有关客家问题的四场风波的发生。主要是肇因于客家人认为他们受到蔑视和排斥。

为了正本清源，客家权威罗香林在1933年及1950年先后出版了《客家研究导论》及《客家源流考》一锤敲定客家人来自中原，因而有五次大迁移之说，用以证明客家人是有文化和有教养的迁民，不是南蛮，更非落后与未开化的民系。虽然迁移分期有些争议，但不争的事实是客家人到处为家，又到处落地生根，终于“反客为主”而能汇成中华民族的一支优秀民系。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也为客家人“平反”和正名。

带着这样的“客家精神”，落户在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也秉持先民的风骨，以大无畏的精神在马来西亚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形成一支拥有125万人口（占华裔总人口的20%）的大民系，与所有华人和各民族一道，成为马来西亚的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基此客家文物馆的设立具有其历史意义。

杨振宁与第二春

七月，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一口气走了三个地方，先是台湾，继之新加坡，然后再到马来西亚。这是杨教授在以前走访过的地方，但这一次却与过去的情况大不相同。这一次他的身边多了一位年轻貌美的新夫人；这一次媒体的报导一直把焦点放在他的生活上，尤其是他的婚姻生活上。虽然也有触及学术上的问题，但着墨不多。在感觉之下，好像是我们在看“电影明星”的花边新闻。

这种情况，与杨振宁70年代来新马访问大相径庭。那个时候，他是南洋大学物理系的校外考试委员，带着浓厚的学者气息。因为身上挂着诺贝尔奖的光环，大家都竞相对他刮目相看。那个时候，在论及科学研究与发展之余，他会侃侃而谈中国的印象。人们都被他那强有力的说辞给吸引住了。人人都对他的学术高成就钦佩不已；更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1971年第一次回中国时，受到受泽东的会见，格调之高，实属罕见，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已成为中国最具权威的领袖，要见他老人家一面又谈何容易？因此杨振宁也由于被破例的接待，他成了风头甚健的国际知名人物。
我记得非常清楚，杨教授是在1974及1976年先后来马，而来到槟城都是由我们接待的。我对他特别深的印象是不论在吉隆坡或槟城的演讲，他都会把科学的发展与中国的近况来未来作一个乐观的描绘。言语之中，洋溢着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讲话。

虽然那个时候，他是只身到来，但风采明亮，精神奕奕。大家把他当成学术泰斗来看待，也重视其言论。为了纪念他来马的演讲内容掷地有声，我曾辑录他旅马期间的言论，编著一本小书，取名为《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没想到竟成热卖，由此可见，杨振宁名气不同凡响。然而这一些已是过眼烟云的往事。

事隔30年，我们又见杨振宁来了。在来之前新闻媒体又是造势一番；来了之后，新闻报导又是大篇大幅。但是情况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身边多了一位新夫人。就是两年前他新娶的年轻姑娘，一时成为花边新闻。大字标题是82对28，也就是说28岁的姑娘看上82岁的科学家，他们结婚了。诸多的评论也不间断地出现，褒贬参半。

正由于好奇，人们都想一睹新娘风采，而新娘的话题就成为媒体对准的新闻了。说这个世界在变一点也不假。今天的报章，娱乐版之多也印证了读者心理的转变，喜欢八卦新闻多过国际大事。在这样心理的驱使下，新闻报导尽是转向生活琐事也就不足为其了。

而我们的科学大师也对准听众的口味，演讲内容大谈《我的一生》。这一生难免情爱加分。于是在新加坡的演讲也刊出幻灯片，说他一生爱过三个女人。本来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问题就出于杨振宁是科学家，不是普通的人，更不是演员明星，向年轻的学生灌输这样的生活，虽然有趣和吸引人，但教育启迪作用则有些贬值。

当听众问及他的人生时，他很满意他的一生。于是指向一个圆圈，意味着他人生十分美满。特别是提到他目前的生活，他也毫不讳言地“感谢上帝恩赐给他最后一件礼物”，十分满意翁帆下嫁他，使他的生命之火又燃烧起来。对于他个人而言，当然我们无话可说，也认为这是他的权利，他有权选择他的生活方向，但是在年龄悬殊底下﹕在伦理上又非所有人可以接受，也当然不是每个父母都同意“打破伦理道德”来赞美一段这样的婚姻。

我们并不非议杨教授的私生活，但拿来做公开话题，特别是公开演讲，也就乖离一个科学家应有的态度。他可以把私生活当成私隐而不公开，也没有必要说“他走了，她可以再嫁”。毕竟这不是一段“常理”的婚姻，而是一段“意外”的人生过程。既然不是明星，就没有必要告诉许多人他的婚姻生活，他可以从简，也可以说是私事不外谈，可他就是这样地公开出来，自然成为一些文人的评议对象。但被揶揄后，心理又不舒服。总是认为个人生活，又关别人什么事？为什么要评头品尾呢？

问题就出在是谁先掀起这样的热潮？是杨振宁先公告又要结婚了，新娘是一位比他年轻许多的小美人？还是媒体的“狗仔队”追踪揭开这一新闻？“狗仔队”原本是为追星而出现的，难道也把科学家纳入他们的视线？

不管是那一方面，追究起来也没有什么意思。但我们还是希望杨教授依然以科学家的身份面对大众，面对媒体。可以高谈“文革时和文革后”中国的科研和社会风气，可以高谈现代科技与物理学的作用；甚至可以回忆他和李政道怎样在科学领导中取得突破而得奖，用以激励年轻一代向高难度的学术领域进军。至于个人生活和婚姻生活就不必要一谈再谈了，即便是媒体有兴趣，也可点到为止，不要再让人有奇想，因为奇想可以产生幻想，幻想可以变成非理性的表现。

不管杨教授现在是否处于半退休状态，在得到中国善待下，也应为国家为人民多作出一些贡献。少谈私人生活，对自己的私事禁口，媒体自然会知道他是科学家不是明星。不然的话，又是一大堆说不完的儿女情长的故事。

透视槟州华人主导政权

对于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争议并非新鲜事，早在1994年时，一位马来新闻从业员查基阿巴里（Zakry Abadi）出版的《槟城发展史》就建议应由马来人出任首席部长，因为从1982年到1990年的历届选举中，巫统都在国阵内占大多数议席。接着在2002年，另一位马来作者耶哈耶伊斯迈（Yahaya Ismail）在其著作《全球化挑战──马来人朝向那里？》一书中认为自从莱特于1786年从吉打苏丹手中取得槟榔屿后，马来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槟岛马来人的议席太少，在未来10年，槟岛马来人将陷入更大的困境。因此他认为拥有权力的政治领袖应该有所醒觉。

基于这两本书的论点，在2003年时，来自槟岛丹绒巫青团团长拉惹慕尼在巫统大会上建议，捍卫马来人命运最好方法是槟州首席部长应由巫统委任。又过了3年，也即是2006年，槟州巫青团内又有区团通过提案，在调整策略下，提出首席部长职应该轮任。

不论是“换班”或“轮任”，都是出自对现实政治的改变的要求，但是巫统领袖并不接受这样的改变。先是马哈迪直截了当地表明不会这样做，而是让民政党人继续担任此职；后者阿都拉最近也说了，槟州首席部长的职位将保持不变，同时排除实施轮任职的建议。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历史来演绎这一段历史，当能更好的理解槟州华人主导政权的形成是权力分享下的一种自然与合理的安排，而不是牺牲一方来达成另一方的欲望，因为华人首席部长是在国阵（以前是联盟）的框架内运作的一州首长，是为全民而服务的。

早在马来西亚（前为马来亚）独立前，英国人已通过“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安排由马来人主导中央政府，而槟州则保留给华人主导州政权。例如通过林苍佑（当时被英国委为首席议员）在州立法议会上提出槟州宪法，并通过槟州加入马来亚联合邦，又赋予槟州出生的子民自动成为公民等。

因此在1957年独立前夕，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就支持林苍佑出任首席部长（根据1955年的州选举，联盟在14席中，巫统占7席，马华5席，另两人为印裔议员，而殖民地政府委任10人。被委任者不被考虑出任首席部长）。请注意马华议员并未占大多数，但因为客观情势与权力分享，此职由马华议员中选出，因为林苍佑不接受，也就造就了王保尼成为首任首席部长。

由于约定成俗，即便在1959年及1964年大选后，马华只在联盟中占有6席，较巫统为少，还是由王保尼继续领导，奠定下权力分享的典范。

1969年大选，即便槟州变天，改由民政党执政，林苍佑重登政治主流是历史的还原。本来这个职位是等他担任的。同样重要的是，马来人政治地位也没有被边缘化，林苍佑委任其党内的慕斯达化成为副首席部，而哈仑则出任议长，彰显了反对党也重视权力分享的传统。后来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促成下，民政又与巫统组成联合政府（1972年），更在1974年加入国阵（联盟扩大而成），落实了多元种族共治的政策。

自1974年后，民政在议席上仍然领先，直到1986年大选后，巫统的席位才凌驾民政。这是因为这一年，反对党占有10席，民政及马华席相对减少，但在第四任首相马哈迪领导下，依旧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

最戏剧性的变化是1990年的大选，行动党与执政权擦肩而过，拥有14席，而国阵拥有19席，其中巫统12席，民政7席。照说这是巫统改变传统的最好时机，但马哈迪不这么想，他派安华依布拉欣与民政接头，建议由民政选华人来主导槟州政府，才有了许子根时代的开始。

从1990年到2006年的16年当中，民政仍然保留主导角色，但权力的分享也更突显巫统扮演的角色，在行政议会阁员占有一半。因此马来人被边缘化之说站不住脚。

如果以人口来论说应改由轮任制，则国大党从未有此要求，也是多此一说，同样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

再者在所谓的权力分享下，华人也只剩这最后一道防线，若再失守，就成独揽而不是分享了。也难怪历届首相都不同意牵一发动全身。

“打死不走”的林敬益

民政老大林益敬是搞笑高手，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林敬益搞政治还有另外一手，则不是众所周知的事。我不知道林敬益是否天生的政治人物，但我知道他全身充满政治细胞，也难怪在主政26年后，他最近在芙蓉的“民政之夜”上拍起胸膛大声说﹕“我是民政党打死不会走的人，就算明年退位，也会在党内找一个适当的角色来扮演。”言下之意是告诉我们“生为民政人，死为民政鬼”。这种“打死不走”的精神，出于已经66岁的林敬益之口，当然大家信了。

但如果时光倒流37年，林敬益在当时脱口而出，倒要被人置疑，因为在那个年代，他身在马华，而后又被陈修信“斩”出马华。也因此有此一“斩”，才有今天的林敬益，应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谚语。

在“失与得”之间，我们看到一个政坛怪杰的诞生。我说他怪，是有根据的。这要从他参政讲起。他是在1969年代表马华参加怡保新街场州议席选举，初试啼声，却以万票之差被人民进步党的陈源安狠狠击败。这一年，也是马华倒运的一年，在大选中跌得很重。接着爆发血泪交加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国会民主终止，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直到1971年才重开国会民主。
也是在这一年，林敬益积极活跃政坛，被陈修信委以重任，出任马华霹雳州联委主席。又于翌年（1972年），再受重用，三级跳成为掌管新村的特别任务部长。是年32岁，被誉为最年轻的部长。一时之间，马华党内的人“都傻了眼”，有人为他鼓掌，当然也有人“咬牙切齿”，弄不明白陈修信是怎么搞的？

由于时来运转，林敬益在他的地盘（霹雳州）竟然搞起“文化大革命”（这个年代，中国的“文革”进入第二阶段）。

他起用了被认为“激进份子”的党干部作为他的班底。当时他也信誓旦旦这样说﹕“马华霹州必须澈底改组，要以社会主义作为指导原则，把马华变成一个强大的政党。”

这一席话，自然激怒马华旧党员和保守派，形成对峙局面。但林敬益不管三七二十一，按照他的“激进”思维在霹州成立两个类似左派的组织，一个是《兴汉社》。它是一个自行注册的政治性俱乐部，成为霹州马华的外围组织。另一个是成立干训班，深入民间，大举吸纳人才。这种面向群众的组织，成为林敬益的左右臂膀。为了展示他的“社会主义”威力，在1972年当陈修信访问怡保持，林敬益率二千余名干训班学员前往机场迎接，高举马华党旗和陈修信肖像，并合唱干训班的歌曲，场面极为哄热，人群也情绪高昂。这使人想起与中国“文革”时的群众运动，高举毛泽东肖像高呼万岁如出一辙。

这种强把“社会主义”的作风引进马华，林敬益是第一人，当然也是最后一人。因为不久之后，陈修信发现到他每月资助一万元予《兴汉社》和干训班的霹州马华，强烈地反对联盟要与人民进步党组成联合政府。这无异是向陈修信的权威挑战。情势至此，陈修信先开除梁棋祥（霹州署理主席）及锺天权（霹州秘书），接着解散干训班，又宣布马华与《兴汉社》脱离关系。林敬益的霹州主席也被陈修信取代，种下陈林失和的种子。

失去阵地的林敬益，在1973年5月被迫辞卸部长职，矛头一转向陈修信发难。在公开声明中指责陈修信是“政治懦夫”。结果第二天被陈修信开除党籍，他在马华内的“文革”也因此被腰斩了。

在马华改革失败的林敬益并不甘于退隐政坛，于是他开始了第二次政治长征，率领梁棋祥等人投身入民政党。林苍佑大张双手把一批又一批的改革派吸纳进来，很快的，霹雳成了民政的第二大本营。

进入民政的林敬益虽然收敛他的“文革”作风，但并没有改变他的政治生态，他依然是一把剑，成为民政冲锋陷阵的人物。唯一让他反省的是，不再直接向党领袖摊牌，而是让党员在党内为他表达“民意”。最明显的例子是1980年民政党选，虽然林苍佑决定退位，且嘱意梁棋祥接棒。但林敬益不公开表态，也就不与林苍佑公开对峙，以免节外生枝。反而是霹州党干部和党员为他叫冤，直呼通过选举选主席，他们不接受林苍佑的安排，林苍佑在无烈奈何下，也只好接受党主席通过选举来选出，但失败的一方则出任署理主席。可见林敬益仍拥有“文革”的“遗产”为他护航。

正因为林敬益吸取了在马华失败的经验，改以温和的态度接受这个方案，才有波德申党选出现林敬益主政的年代。

虽然如此，林敬益还得忍辱负重，绝对不影响和干预林苍佑治理槟州；也不强出头要急切取代梁棋祥的部长职。直到1986年梁退隐政坛后，林敬益才决定移师木歪国会竞选（在1978年和1982年的大选，林敬益参加州议会选举胜出而担任州行政议员）。在那之后，林敬益才又圆回他的部长梦。

而林敬益真正发挥党主席的权威则是1990年大选后，因林苍佑的失利，由他主导槟城首席部长的人选。换句话说，林敬益要用10年的时间建立他在党的至高地位。

自此之后，他虽有两度面临重炮手的挑战（先是曾永森，后是吴清德），但都被一一化险为夷。他成了民政党的不倒翁，在位比林苍佑还要久。

迄至2005年的党选，他又在面临严竣的挑战，杀退了郭洙镇的挑战，为许子根的接班铺平了道路。正因为有此“辉煌战绩”和“屡战屡胜”，所以林敬益今天以自信地说，他是打死不走的。因为他就要退位了，也没有人要与他打了。他反而成了民政的“资产”而不是“累赘”。概括他从政一生，可以用十个字来形容“失之于马华，得之于民政”。

哈马斯与真主党

最近中东又起烽火，焦点是对准两个被美国形容为“恐怖组织”的哈马斯与真主党，而操刀人是以色列。有人指说“世界已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前夜”，美国的政界也有此论调。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这是一种“耸人听闻”的危言，而真正的目的是美国要借以色列之手消灭美国心目中的“小恐怖组织”，进而扩大舆论来打击甚至出手对付所谓“邪恶轴心”国，主要指伊朗。

究竟哈马斯与真主党为什么是美国和以色列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这有需要回到1948年犹太人在英美的支持下，通过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在巴勒斯坦的一半土地上强行建立以色列国谈起，从此中东无一日之安宁。

犹太人认为在三千年前，他们已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在二千年前被罗马帝国摧毁，从此成为没有国家的民族四处流浪近二千年，因此他们有权力“重回家园”。但在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坚持巴勒斯坦在一千四百年前已属于回教国家的领土，因此拒绝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就这样，在以色列立国的第一天开始，中东就陷入战争。从1948年到1982年，先后经历了五次战争。其结果是以色列占上风，领土不断扩大，把数百万居住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阿拉伯人驱逐出去而成为难民。国恨家仇也在阿拉伯人民心中留下不灭的烙印。

最为戏剧性的变化是1982年的第五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决心铲除盘踞在黎巴嫩南部的巴勒斯坦解放机构的武装基地，迫使阿拉法把巴解撤往突尼斯。就在巴解组织在黎南被瓦解后，竟在这片土地上衍生另一个激进组织，这就是今日被认为对以色列构成威胁的真主党（Hezballah）。

真主党是伊斯兰什叶派的组织，直接听命于伊朗。这是因为伊朗在1979年宗教革命成功后，已成为什叶派的大本营，也就拥有输出“宗教革命”的能力。1985年时，真主党创党人胡申法德拉拉毫不讳言地宣称服膺于伊朗柯梅尼长老的领导，目的是要赶走以色列，以建立一个伊斯兰共和国。

不过，黎巴嫩是个奇特的国家，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法国的保护国，1943年取得形式上独立，延至1946年法军撤走后，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国家。它与以色列和叙利亚有共同边界，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国家不是以种族构成政治势力，而是以宗教分享政权。在三百七十五万人口中，阿拉伯人占绝大多数，但宗教上回教徒占55%，基督教徒占40%，因此宪法规定，总统必须由天主教的马龙派人担任，总理则是回教逊尼派人担任，而议长必须是回教什叶派人。

在国会128席中，马龙派占34席，逊尼派占27席，什叶派也占27席，希腊正教派占14席等。由此可见黎巴嫩是中东国家唯一不是纯回教的国家，也因此被以色列容忍而希望能成为“好邻居”。可是却适得其反，不仅叙利亚牢控黎巴嫩，而且这些年来在伊朗培养下，真主党也参加议会选举赢得议席又加入内阁，但又拥有武装基地，在黎南成为以色列背上的一粒芒刺。

另一方面，以色列也打错算盘，它在1978年允许谢赫。亚辛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把穆斯林兄弟会整合成一个非盈利团体，注册为“伊斯兰穆加马”（意为伊斯兰团体），用以分化以阿拉法为首的法塔赫组织（巴解机构），不致对以色列成太大的威胁。但这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宗教组织在10年后（即1987年）转化为“哈马斯”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比巴解机构更有宗教背景，宣称要展开一场圣战，消除以色列，以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回教共和国。它与巴解最大的不同点是主张“政教合一”，不认同巴解的世俗主义。

哈马斯的活动，先后得到了伊拉克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力量不断壮大，除有和平的组织外（今年参加议会选举胜出，组成内阁），也有秘密组织，更有武装力量，逐渐对以色列构成严重的威胁。虽然属于逊尼派，但主张与真主党乃至伊朗接近，推行政教合一，也就得到真主党的响应，对以色列采取两面夹攻行动。这样一来，哈马斯又成为以色列背上另一粒芒刺。

从形势看来，正当阿拉伯国家不直接介入战局时，也给了伊朗一个机会壮大什叶派的威望，真主党对哈马斯的“拔刀相助”，彰显了什叶派正在争取主导权。美国若不正本清源，尽快落实巴勒坦立国，而是意图通过以色列来消灭或拔掉这两粒芒刺，又谈何容易呢？

“史实”与“史识”的争议

备受争议的《种族关系》的课本，于7月19日由内阁决定收回，因部份内容不适合作为教材用途。首相阿都拉说﹕“政府将会成立一个以历史学家为主的小组负责撰写另一课本取代。”

这是由于博特拉大学出版的《种族关系》的内容被指在提及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1999年大选华团的诉求事件及2001年甘榜美丹事件的评述具有种主义的观点，把责任推到不同族群的身上。

虽然负责策划国立大专《种族关系》课程的三苏安利辩解课程是以单元形式提出而无真正的课本可言，但不论是“讲义”、“指南”或“教材”，都包含了编者或写作者的主观意识，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就是说，写历史的人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意识或立场，并从他的角度来演绎历史，我们将此称为“史识”而不是“史实”。

所谓“史实”是指“历史的真实”或“历史的真相”；而“史识”是指历史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诠释”，这之中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其立场。当这两者被混淆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史识”掩盖了“史实”。

今日引发的争议就是因为作者被指用“史识”取代了“史实”，因此在另一方看来，只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不是其它族群可以接受的“史评”。

虽然，我们要区分“史实”和“史识”并不容易，毕竟历史是由人来写，而写的人的立场和观点也许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也就难免引起争议。但是，历史也不是全然可以把“真相”淹没的。这要看是什么年代的历史和站在什么立场写历史。

例如太久远的历史，自然是靠“史识”来认识“史实”，因为“史实”已无从考证，除非有出土文物加以推翻。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权威性就是因为他用“史识”来建立“史实”，而没有其它的史书足以辩驳，也就把“史识”当“史实”了。反之，如果是近数十年的历史，而许多当事人还健在的话，就容不得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因为另外的一方也有其“史观和史识”，自然会对另一方的“史识”作出挑战。

这就是说，越近代的历史，越不容易抹掉“史实”。举例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离开今天不过40年的历史，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就无法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况且有些事和人尚触及敏感课题，官方只好暂时“束之高阁”，待百年之后才来解读。

同样的道理，马来西亚的“五一三”事件距离也不过37年；尤其是这个课题仍属敏感课题，由一方来自下定论肯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因此最妥善的方法是侧重“史实”的描述，避免加入个人的“史识”。若遇到对种族和谐无所帮助的描述，也只好从简或把史料道出即可，不必有“史评”。

这是因为我国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种族和谐与谅解，才有《种族关系》课本的出现。说白了就是某些存争议的课题可以悬挂或暂不解密，让年青的学生从史料中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提高警觉，从而珍惜和平与和谐的重要性。若是进行学术研究，另当别论。当然百年之后，进行解密也非“敏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某些特定的历史，特别是种族关系的历史，在预定的议程下，一定得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需以“史识”来争辩。大家先尊重“史实”，不必强调“史识”，是较理想的折衷方案。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年青年人“以史鉴今”。则什么“史识”的争议和史观的辩论在此并不适用。并不是我们不尊重历史，而是历史这面镜子在某些事件上若被磨损，效果便会适得其反。明乎此，有时候历史会被迫处在“无声胜有声”的静态中，因为历史得让位于今天和明天的长治久安。

焦点人物丁福南

槟州行政议员丁福南“人气急升”，这些日子来成为新闻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有两个争议性的课题引发。其一是市面上传言四起，说他将是许子根之后的未来首席部长；其二是二槟州政府对槟岛交通系统的“革命”未能取得效果，造成议论纷纷，虽然内中有各种因素，但也将矛头指向丁福南。于是丁福南成了被议论，被评头品足的人物。

究竟丁福南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是在什么时候踏足政坛的？相信读者会有兴趣知道。

首先丁福南在锺灵中学毕业后，就负笈印度攻读医科，学成归来后曾在槟城中央医院当医生。那个时候，他对政治还不是十分热衷，但喜然与报社的人交朋友，开始了他对政治的关注。

当他在70年代准备自行创业时，他首先想到的是顶下一间药房，而不是自行开业。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刚好那个时候就在观音亭对面的杨清添荮房要出让，因为杨清添医生年纪大了，准备退休颐养天年，我曾问丁福南为何要承顶杨清添药房？他这样说：杨清添负素盛誉，尤其是为下层人民看病或收低廉费用或不收钱而赢得好名声。他愿意接收这一传统。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清添药房也是三轮车夫看病的诊所之一，因而有所谓「三轮车医生」的美誉。

当丁福南成为药房的主人后，他什么都没有改，只是在内部作一些小装修，门口的招牌依然是杨清添药房。他说这样子做，老顾客照归来，没钱的人也照来，他就依据杨医生的规矩看病。

慢慢地，他的药房生意好了起来，每天都有大把病人，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也不为过。直到多年以后，才见出现丁药房的牌子。他继承了杨清添的衣钵，也给他带来幸运。

他的幸运不单是在药房上，而且他也跨出另外的一步，向政坛迈进。大概是80年代，他比较积极在政治上活动，也成为市议员。不过他和许子根等华教人士的参加民政党是不同渠道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加入同一个政党。当1982年许子根在政坛上炒热且当选国会议员后，丁福南还是个“小人物”。顶多官拜芝麻九品官，做个市议员为民服务。

政治这条,路，对丁福南而言并不好走。在1990年第一次代表民政党出征州议席时，他以微差不足100票败下阵来。这一年反风甚大，行动党在33个州议席中扫走14席，民政跌剩7席，马华再次归零，由于巫统仍维持12席，国阵继续执阵，而那一年也启开了许子根时代。

1995年丁福南再作重归，这一次他雪洗前耻，如愿以偿地当上州议员。1996年他接替任期届满的陈锦华，成为槟岛市政局主席。这个职位在民间的口头上称之为“市长”。丁福南也成为了“丁市长”。其实在1966年过后，市议会已由州政府接，不再有民选市议员，也就没有“市长”之职。但市政局主席的职权比“市长” 大。因为以前的市长是只管乔治市，而后州政府将乔治市议会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管理面积也就涵蕴整个槟岛。

1999年丁福南再次胜出而出任州行政议员。槟岛市政局主席又再归由公务员担任，结朿了政治人物主管的年代（达9年之久）。虽然如此，丁福南还是被分管两地（槟岛和威省）的地方议会直到今天。

由于接近许子根，丁福南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子根的副手之一。在2004年的大选时，有风声说许子根可能弃州攻国，转调中央，丁福南又成为热门人物之一，结果是一切如常，许子根照归留在州议会，继续统领槟州政府。这个时候，仍然担任州行政议员的丁福南已是更加接近权力的边缘。

可能是因为这缘故，在民政党于2005年党选时，丁福南即以高票当选副主席。成为许子根之后的权力核心人物之一。基于这样的推理，也就有人认为若是许子根上调中央，丁福南很可能出线。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对丁福南而言也不知是喜还是忧。因为在一切都未成熟前，他已经成为一个评论的焦点，甚至有的候还成为耙子之一。例如最近的交通系统改革失败，槟州政府准备启动第二个方案时，就有箭射向丁福南，指他应对失败负责。言下之意是为他的政途堆上石块。这对丁福南来说，是“煎熬”，也是“磨练”。所谓政治，必有争议，有矛就有盾也！对任何人都没有例外，丁福南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确切地说，没有人知道将来的局面是洗牌或不洗牌？

三项调查．两个置疑

在最近两个月内，有三项所谓国际调查给马来西亚打分。第一个是马来西亚人（以吉隆坡为标准）的礼貌倒数第三。第二个是马来西亚人不大讲究卫生，有三成人如厕后不洗手。而第三个是马来西亚人是快乐的。

这是国际组织的三个课题的调查结果，虽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将这三个结果连系起来评析，倒可说明某些调查存在着争议。

首先是《读者文摘》在全世界35个城市进行“礼貌调查”，结果发现马来西亚人缺乏礼貌，排名倒数第三，在百分比上，只得37分，殿后是孟买，只有32分，新加坡则倒数第五，得42分，名列前茅的是纽约。

它是根据三个方法进行抽样调查﹕(1)购物测试，看看店员有没有微笑或者说谢谢；(2)掉纸测试，调查员故意掉纸在地上，看看对方的反应；(3)帮忙拉门测试，看看对方是否为调查员开门或挡门等。

这种从小动作来检视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有礼貌虽然可以得出某种“结论”，但却不是全面与公允的，因为礼貌是一种待人接物之道，属于社交的一种礼节。马来西亚人一般上都是比较平和与保持公民应有的意识。例如懂得排队，不争先恐后；遇事虽有争执，但大多数也不鲁莽肢体冲突。也因为习惯成自然，不拘小节，有时也不显得对小事格外热心。如果你斤斤计较小节，期望人人向你微笑、说声谢谢或帮你拾起纸张或为你开门挡门才是礼貌的话，则可能会失去公平的评价。这就是说，《读者文摘》的调查若可以成立，则礼貌已被扭曲成“从细节定全局”的偏狭思维。

从礼貌再往前一推，《国际卫生理事会》又发现马来西亚人有34%进食或料理食物之前不洗手，并有29%的上了厕所先后不洗手。因此又得到马来西亚人不讲求卫生和清洁的“结论”。如果说一个不重视礼貌和卫生的国家，其人民则是属于快乐的一群，倒是新奇的结论？因此我们对《新经济基金会(NEF)》连同英国环保组织地球之友进行调查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有更大的问号。

这份报告指说“最快乐的国家”多在南美洲，而八大工业国家的人民也不大快乐，全部不入头50名。反而是亚洲的一些国家的快乐指数排在西方国家前头。比如令人吃惊的是越南竟排第12名，这个曾被瓜分为南北越，而战争连连，死伤无数，且在支离破碎的国土上重新统一立国的国家，在其努力挣托发展约30年光景已成为亚洲最快乐的国家？这不让人置疑也几难。还有菲律政局动荡不安，外劳大量输出也居然排名第17名，比起马来西亚的第44名超前，真是大跌眼镜。而新加坡排在第131名，也实在太意料之外了。

原来报告说所谓的快乐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心满意足”，“也非消费导向的国家”，“让人生活在不需要太多烦恼之中”作为“标准”。这样的调查结果如果又是可以成立的话，则生活在孤岛中的少数人群，没有竞争或原始生活当然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他们对生活对环境感到满意，平均寿命也会长些。这种不求上进不面对竞争和不需要接受挑战的“理论”，等于是“落后就是快乐”，“进步就是自寻烦恼”，也难怪先进的国家和进步的地区的人民越是不快乐。

若是这样，相信人民宁可生活在“不快乐”之中，而不要过着刻板与无忧无虑又无所突破的日子。
马来西亚人民倒底快乐不快乐？我们都心里有底。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调查不但离谱，也离开现实，没有客观价值可言。

总而言之，这三项调查，都没有使我们快乐起来，除了第二项大致不受挑战外，对于第一和第三项的调查我们都有存疑和置疑。

社团林立调和种族关系？

理大研究生陈利威向我提出一系列已备好的问题，要我一一回答，原来这是理大与美国密芝根大学的一项合作调查计划，是在著名学者瓦斯尼（Ashutosh Varshney）教授主持下的调查研究，主题是“族群和平与公民社会”。因为他要证明他的一套理论是否可以成为普世标准？根据陈君的说法，瓦斯尼教授的论据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有越多的跨族群团体和族群团体的存在，有助于缓和种族冲突，因为各个族群都有管道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不会动辄就起冲突。

我被告知，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被调查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自从“513”事件（1969年）后，这个国家就不再发生种族冲突，似乎是他的理论或者可以成立的“试验场”。

我对于这种说法或说理论深感兴趣，因此也挑动我的神经腺，对此问题作一番思考。从一方面来说，马来西亚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国家，除政党之外，它在各个族群本身都存在许许多多的大小团体。有跨越族群容纳各民族的民间组织，也有族群中的各式各类的组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种现象以华人社会尤为显著。

当团体一多，虽然意见多多，各有表述，但遇有不顺心的事或对国家政策和施政有意见，又总会通过团体表达出来，或联合起来提呈备忘录，以抒解心中的不悦或不满。至于能否取得实质的效果，又是另外一回事。最低限度人民有机会通过最平和的手段进行诉求，不会有怨无处发泄。这是民主社会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虽然有时候不同的族群会对某些课题或施政产生争执或辩驳，但总是在民主的范畴内进行，不致一言不合，就诉诸极端。这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是经常发生的事，不算是反常。重要的是彼此都要有所克制和约束，尊重宪法是其中一个关键。彼此都不能超越底线，否则就是把事情闹大。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族群的和平共处与相互尊重又涉及许多重要的课题，不是社团可以解决，还得要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寻求一个共识和缓和之道。而在这方面，政府的公平施政起着决定性的因素。政党的介入也起一定的作用。由于这样，民间组织也好，或非政府组织也好，在它们提出比较尖锐性的课题或对某些政策和实施的结果作出批判性的响应后，也总是希望得到一个较为满意的解释或不再继续偏差下去。虽然民间并不可能事事顺心顺意；而且一个问题末了又出现一个问题，如此累积起来就是一箩箩的问题，但民间团体仍然喫而不舍，不让沟通管道阻塞，诉求了又再诉求。

自从1969年之后的37年间，马来西亚就是在这个架构上维持它的和平的局面。间中的族咩虽有时出现崩紧，但在调和下，又告缓和下来。终归没有大问题引发种族冲突。以致在外界看来，尤其是对研究种族问题的学者而言，马来西亚似乎在“创造一种奇迹”，即便有失调之处，也不再发生冲突。

当然这不是说马来西亚是完美的，但马来西亚存在千万个社团组织，却起着中和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人民明白冲突是两败俱伤的后果；因为经过“513”的教训后，人民都知道和平与民主的可贵。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种族问题已告解决，或不再有种族问题。这些年来，它有时也成为人民的一个困扰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为此，马来西亚要在实质上成为多元种族国家和谐生活的典范，还得下一番苦功，朝向建立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来捍卫和平的持续。

一度叱咤风云的庄汉良

也许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庄汉良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在60年代起，他在商界崛起，而在70年代领尽风骚。

我对庄汉良有印象是在1960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时，突然在报上发现一位独立人士候选人挑战社阵的候选人，竟成了大商人vs贩商。原来社阵的候选人骆万兴是一名报贩。

在社阵如日中天的年代，庄汉良这一战，自然是铩羽而归。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斗不过“无产阶级”。这一年，社阵在15席中，扫走14席，继续执政，联盟（马华）好像只剩下一名市议员，他就是庄友良。

我不明白为什么庄汉良要趟政治这潭浑水，因为无党派是不容易立足的。自此之后，庄汉良不再卷入政治，而是往商场大展手脚。

其实，也是在1960年，庄汉良已是百万身家。他在中路的独立豪宅也刚好落成，报纸上还出现贺词。直到今天，它还是庄氏家族的象征。

我大概在60年代中期开始认识庄汉良，那时他是两间(中小学)的董事长，也是槟州董联会的主席。在言谈中，我发现他是一名有头脑有政见的生意人，他有他的想法，也有他的固执的一面。做人口快心直，有不满之处会即时表达出来，而不是一个城俯很深的人。基于这个理念，他单枪匹马参加政治竞选，失败后才知道政治是群体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局面的。

诞生于1916年的庄汉良，主要从事五金钢铁，塑料原料的生意，与另一名闻商陈火炎是好搭挡。虽然自1958年起就是槟州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但到了1972年才真正出人头地，出任商会会长。更令人意料之外的，在不久之后，他当选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联合会（现改名为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成为风头甚健的红人，也是槟城人第一次走出“州门”，闯进吉隆坡 领导全马华商。再进一步，他又于1973年出任全国工商总会（各民族商组成）的会长一年。

就在他当红的年代，巧逢马来西亚政府准备与中国建交，也就派国企主席东姑拉沙里率领一个工商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庄汉良就是其中一名团员。这种高格调的访问，给庄汉良的名气加分，因为他从中国回来后就成为媒体追访的对象。我曾与他进行一次的访谈，而那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进入“批林批孔”的年代。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庄汉良的一席话。他形容当时的中国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人民穿着朴素，人人都敬爱毛主席。毛语录是人手一册的。他赞扬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团结与思想一致的国家，虽然说不上进步繁荣，但秩序井然，没有人敢做奸犯料。1974年的马中建交，更是庄汉良津津乐道的大事。

当然庄汉良也在中国寻找商机，只是在未开放的年代，这类的商机只适合试探性质，未能大张旗鼓进行。在1974年任期届满后，庄汉良把两个会长职（槟州的和全国的）移交给新任会长许平等，而他本身则转去出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负责复兴和重建工程（由1976年到1980年止），但他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大会堂建委会的主席。

由一位既不是千万富翁的商家来领导全国华商，庄汉良确有他特出的地方。他的特出有两点是值得一提的﹕记得在80年代他曾十分不满教育部有意派不谙华语华文的人来长校，他竟拍桌而起的发出“豪言壮语”﹕“如果教育部坚持这样做，我们把校地收回，让教育部另找地方上课”，也就是说，他准备面对教育部的压力。后来此事也不了了之，教育部也不再坚持。

如果当时双方闹僵，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以当时的情势来看，庄汉良还是比较占上风的。

这里附带一笔，庄汉良不仅有其名气，是全国性的华社领袖，讲话也有一定的份量（他的急性子也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与时任首席部长的林苍佑有较好的交情，能够审时度势发表言论。
其二，庄汉良不是胸无点墨的人，他有读过书，也会写文章。因此他不像一些社团领袖靠文胆写稿念讲词，而是自己亲笔写演讲稿，直接抒发他的想法和意见，不必假手予人。

他的字体是自成一格的。我在报馆服务时，就不时收到他的亲笔讲稿，还有每年元旦，华文报循例出版特刊，便会收到庄汉良的亲笔文章。对于一名殷商来说，也是少见的。说他是儒商，倒非言过其实。不过他的文章有时读来有点生硬，也不重视标点符号。为使文句顺畅，我也大胆地进行修润。

无论如何，他还是我认识中比较有文章品味，有学问的大商人。不仅于此，他还会写文章骂人。
在90年代，他又复出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而后逝世于在任期间(1992年) 。可惜的是庄汉良并没有结集出版过他的“言论集”，也就未留下“鸿文”供后人欣赏。

一位曾经叱咤商会和华团的领袖在逝世后的十多年的今天，总让人回想起他的“身宽体胖”和“直言不讳”的形象。庄汉良就是这么一位勇闯天下的“独行侠”。

槟州首席部长的“传奇”

最近，槟州首席部长职又成为热门课题，大家都在热切讨论和猜测未来的局面，但总得不出一个结论。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历史来演绎首席部长的人选，倒是有三个“传奇”的故事。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不要随意猜想，变化就在微妙之中。

先说第一个“传奇”。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前，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力劝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于是在1957年8月4日，报章刊出的头条新闻如下﹕槟州州长（现已易名为槟州元首）将由联合邦立法议会议长拉惹乌达出任，而首席部长是林苍佑。

这个职位不是林苍佑的首选，他希望成为全国性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不接受这项推荐，而是要向中央跨进（结果他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中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他转而向东姑推荐由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但还得经过一场民主的党内（联盟）选举，才能确定谁是“真命天子”。当时有两个人争夺这一高职，另外一人是谢成金。巧合的是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兄。不过他不是接近林苍佑的人（王保尼与林苍佑是“急进党”人，一起过枝马华）。在7月16日的联盟会议上，王保尼与谢成金各得6票，最后林苍佑运用主席多一票的规定，判定王保尼胜出。就这样王保尼在林苍佑护航下登上高位，一位教书先生在时来运转下脱颖而出，他不是“钦定”的人选，却意外地被扶起。

第二个“传奇”是1969年大选时，由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竟然“石破天惊”地夺得槟州执政权。不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或有“先见之明”，王保尼潇洒地回报林苍佑当年“知遇之恩”，促请林苍佑在5月11日到州长府宣誓就职，而他也同时卸职。如果再延迟两天，局面可能改观，因为“513”的种族冲突悲剧随之发生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终止。林苍佑也许无法顺利接任，也许党内会起变化。

这并非“耸人听闻”或“杞人忧天”。果然在1971年民政党就闹内閧，差点把林苍佑整下来。因为另一派系在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他后来出任马大校长）及总秘书陈志勤领导下推出陈扑根取代林苍佑，但斗不过林苍佑，结果功亏一篑纷纷退党，整个民政党才成了林苍佑的“天下”，才稳住执政权。

第三个“传奇”发生在1990年的大选后，林苍佑出乎意料之外跌马，民主行动党在林吉祥带领下赢得14个州议席，民政只剩7席，马华则再一次“全军覆没”，巫统保住12席。在没有指定接班人下，民政党也不敢肯定谁会成为新首席部长。后来在巫统商议下，决定让民政党推荐人选。这个时候许子根并非首选，而是有一位曾任中央副部长的吴清德准备上位，以取代林苍佑的空缺。换句话说，民政党必须在这两个人之中挑选一人。论资历当然吴清德占上风，但论人缘背景，许子根则是“一头黑马”。在得到林苍佑等人的祝福下，许子根终于“过关斩将”，在中委会议上得到较多数的支持，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

从上述三个“传奇”来看，槟州首席部长职是不能被刻意安排的，也不是“钦定”的。它的变化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谁会知道独立时林苍佑不上位却跑出一个王保尼来？而且王保尼上位也不是可以由林苍佑一手操办的。如果当年谢成金胜多一票，局面就改观了。

同样的，王保尼在位时也未刻意培养接班人，他没有想到会一败涂地。马华也因这一巨变，此后就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

轮到林苍佑时代，同样没有想到会栽筋斗。有人说许岳金及吴清德是他刻意培养的接班人，事实证明是猜错了。许子根也不是他栽培的接班人，他是顺势“破土而出”的第三代领导人。

如今轮到许子根年代，他一样不可能“钦定”接班人，一切有待未来的演变而定。这也要等到大选后才能显出端倪。毕竟在大选前接任党主席不意味林敬意要退出内阁，我们就不必东猜西猜了，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

文化大革命四十年祭

今年刚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1966-2006），回顾这一段血泪斑斑的历史，当可温故知新。“文革”的远因要推前到1958年的“大跃进”，用以回应1956年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出现的反共思想；同时也是1957年反右斗争和整肃的延续（丁玲和艾青等著名作家被当成右派下放）。毛泽东在“大跃进”的旗帜下，把较早前（1953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及随之出现的“人民公社”结合成“三面红旗”。

这“三面红旗”的特征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社，防止出现苏联在克鲁晓夫领导下的修正主义使红色江山变色，因而有康生的一句“名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传遍全中国。循着这一大方针，文艺路线也出现“两结合”的理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及革命的浪漫主义），以推动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

虽然在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大跃进”的失误，但被扳倒了；虽然在1960到1962年出现三年灾害，造成生命损失，但刘少奇并没有占上风。为了制止各类的言论及防止“三面红旗”落地，获得毛泽东信任而已升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在1964年推出了“毛主席语录”，要人民天天读，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林彪说了只要运用毛语录，天下难事肯定迎刃而解。

就这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极点，也就有利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底）的发表，终于为“文化大革命”掀开序幕。于是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撤消1964年以彭真为首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组”，否定彭真的《二月提纲》，另立以江青及陈伯达等人组成的具有无上权威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向毛泽东负责。《五一六通知》（即5月16日拍板的）也就成为“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强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以反击《二月提纲》的“没有立，不可能有破”。根据这一新观点，对以后的“大批判”和“大破坏”行动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一思潮滚动下席卷全国并幅射海外，它具有下列的特征﹕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推出“京剧革命”的“样板戏”（以《红灯记》最具代表性）及文学创作上的“三突出”（以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作为代表）。因而出现所谓的“八亿人民只观看八个样板戏”和浩然小说的“一枝独秀”的反讽言论；‚毛语录成了“红宝书”，人手一册，随时挥动，毛泽东被“神化”。林彪成了“造神运动”的主将，毛泽东被冠上“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的最高荣誉；ƒ“红卫兵”大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对著名人士进行肉体迫害的“斗批改”；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下，《大字报》四处张贴，真假不分，足以置人于死地，句句插入心肺（刘少奇就是其中一个被女儿“告发”的受害者）。其它被打倒的政要文人不计其数，包括邓小平在内；„“红卫兵”运动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国青少年“上山下乡，一时成为时兴；…王洪文借红卫兵之力和组织工人在上海造反，而后全国各地进行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各省市政府机关的运作；†最具讽刺性的是对“文革”大力推动的林彪在1971年飞机失事后，转而成为“文革”的反面教材，在1973年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本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用意是要“洗涤人类灵魂，把人民变成无产阶级者。要么是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要么是站在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中间路线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毛泽东的“文革”是希望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大同“圣城”（当时中国有六亿人口）；但从人的本性来说，又是违反人的自然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把每一个人印成同一个模式和同一个思想。

“文革”在1976年因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的“一网成擒”而落幕。虽在1980年被邓小平拨乱反正，否定“文革”，但由于涉及中共的建国历史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仍不易说得清楚，因此直到今天，中国政府无法认同新一代的异议者借“文革”针对时政大作文章，企图动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基。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不对“文革”全面解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