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横刀立马

（2005年前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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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凡那毁誉参半

也许马来西亚新生的一代对蒂凡那这个名字是陌生的。因为他离开新加坡已经有20年了。而在本月6日逝世于加拿大私寓，终年82岁。
但如果对60年代的政治有所涉猎和研究的话，蒂凡那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在50年代，他曾是反英同盟的左派中人，与新加坡当时的一颗政治慧星林清祥是同一阵线的。他也因为搞政治运动付出了代价，被英殖民政府逮捕投入监狱。
不仅于此，他还是1954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与李光耀在一起参加活动，但他没有林清祥的知名度，林清祥于1955年与李光耀一起当选新加坡立法议员，名声大噪，蒂凡那则是搞职工运动的高手。
1956年底，林清祥被林有福政府逮捕时，蒂凡那也跟着下狱。他们在狱中成为难友，其它的知名人士有方水双（也是职工领袖和行动党的发起人之一），兀哈尔（1961年人民行动党闹分裂后，他成为新加坡社阵的副主席）、普都遮里（律师，他曾一度担任民政党的高渊国会议员）等。在1959年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后，他们八个人一起获得释放，这个时期是左右派在人民行动党内的“蜜月时期”。
可惜好景不常，1961年人民行动党闹分裂，以林清祥为首的一派离开行动党另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和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打对台。这个时候，蒂凡那是站在李光耀这一边，也因此与他的狱中战友林清祥等人划清界线。两个政党同时争夺新加坡工人的力量。原来的职工总会倒向左派阵容，蒂凡那则另组全国职工总会倒向人民行动党。
两派的斗争除了在职工会中反映出来外，也对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有不同的立场。一场政治大斗争就在新加坡上演。经过全民投票和大选后，李光耀取得优势而胜利。于1963年9月16日率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而在同年的2月2日，新加坡进行一项大逮捕，林清祥等人再次入狱。由于蒂凡那已属行动党阵线，他在左派人士的眼中是“背叛”了左派运动。
1964年，马来西亚的马来半岛举行大选，适逢印度尼西亚搞对抗，李光耀决定以人民行动党的旗帜角逐联邦大选，但也只派出象征式的候选人参加。其目的不是要夺取执政权。而是借群众大会向马华公会及马来亚社阵左右开弓。结果行动党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蒂凡那，成为行动党的政治明星。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蒂凡那顿失平台。他不能再以人民行动党议员身份自居，因此他在翌年另成立民主行动党，出任具有实权的秘书长。可以这么说，蒂凡那是民主行动党的最重要的创党人之一。他也因为能言善辩成为马来西亚具有知名度的反对党议员。
1966年立足在马来西亚政坛的民主行动党，被人认为是人民行动党的化身是因为蒂凡那身在其中，不能说两党毫无关连。但此时，蒂凡那身边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林吉祥。他本来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记者，辞职后专职搞政治，在党内出任组织秘书。
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前，李光耀在其回忆录中说：“我敦促他回到新加坡，再次挑起领导职总的大梁。我需要他在新加坡担当维持工业和平并说服工友提高工产力和工作效率的重任。从1970年开始，他领导职总。”（见《李光耀回忆录》(下)页103）。
没有了蒂凡那的民主行动党，棒子交吴福源领导。这一年的大选，执政的联盟面对内外交困的挑战，结果被反对党攻下诸多议席，也失掉槟州执政权于新崛起的民政党。行动党则一口气夺下13个国会议席，与马华同等数目。林吉祥就是在这一年冒出头的。不幸的大选后的第三天，国家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会民主被暂时中止，全国进入紧急状急，而林吉祥也因此被逮捕扣留。
蒂凡那因为已离开民主行动党不再插手联邦政治，一心一意在新加坡搞职工运动，李光耀也赞扬他把职工总会搞得有声有色，组织合作社，又办德士服务和连锁性的超级市场等。
1981年李光耀推荐蒂凡那出任新加坡第三任总统，这个职位并无实权，但却是最高的荣誉，蒂凡那从一个“阶下囚”跃居成为国家的总统，是他一生奋斗中的最高荣誉。可惜在1985年3月，当他官式访问东马砂劳越时，被认为酗酒而酒精中毒作出古怪行为，不符合国家总统的身份。他也因此丢官。
丢了官之后的蒂凡那与李光耀的关系不断恶化和出现口诛笔伐的论战。不久他移民加拿大，一直到他逝世为止。这20年来，他的名字几乎消失在马新的社会。虽偶而有提及他的名字，也知悉他有着书立说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也再荡不起涟漪了。
新加坡的报章对他的评价也是在职工运动方面给予肯定，但对于他担任总统期间也就一笔带过，不愿再提及。在新加坡人的眼中，他搞职工运动是出色的。但做为总统就逊色了。由于这个缘故，他留下的毁誉参半的一生。在左派人看来，他也是无可取的；而他也因为自己的行动被行动党遗弃，自我流放在外国多年，不知道民主行动党人对蒂凡那可有印象否？

锺灵学潮与胡万铎

本月十一日，锺灵中学有一场别开生面的“锺灵师生爱校运动50周年纪念”大会，约三百人参加。为什么有50周年？锺灵不是已有88年的历史吗（它是马来西亚最早创办的华文中学，建校于1917年）？原来这是较早时胡万锋宣布要“纪念学潮50周年”，后来改名为爱校运动。

我阅读新闻报导后，觉得语焉不详，未能看出其特殊意义。于是便与胡万锋“讨论”这件事。承他送来一本纪念特辑，确实比报章的报导更清晰地突出其主题意义也看出一个所以然来。

胡万铎说，选择在今年纪念学潮50周年是因为事情发生在1955年。这一年，锺灵中学接受“特别津津”，附带了一些条件，被华社及锺中学生认为不合理，且英殖民政府有意变质华文中学成英文中学之虞。于是在同年6月份的时候，级长联名代表学生向董事会递交备忘录，要求勿开先例而影响全马之华文中学之未来。学生也承诺同意提高学费，以解决学校经济之困。

两个月后，也就是1955年8月11日，学校宣布开除锺中学报7名负责人，包括社长胡万铎，主媥万景添及主营梁丁和颜清文在内。这意味着在代校长汪永年的穿针引线下，锺中接受津贴已成定局，首开成为“国民型”中学之先河。而教总主席林连玉则疾呼勿个别行动，应采取集体行动，抗拒英殖民政府意图变质华校，但身为教总副主席的汪永年不加理会，因此他被林连玉指责为出卖华教的人。

胡万铎追忆说，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爱校之心，尚未有示威或罢课，未想竟被开除学籍。除了梁丁尧（南大生，后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任职至退休）是槟城人外，其它人都不得踏足槟城，必须返回各自的家乡。这是他们被关押两周后获得释放的条件。

因为他们的被捕，引致锺中学生停止考试以示抗议并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见马华公会学潮报告书）。根据所知，锺中学报成立于1947年，是一本季刊。到了胡万锋接班的那一年（初中三学生），出版的第40期出了问题，因刊登了一张鲁迅的遗像（1936年逝世），被学校谕令今后所有文稿须由顾问预先检查。而在41期时有两篇文稿未经审查已拿出刊印，引起轩然风波，导致学报停刊足足一年。与学报不同的另一份文艺刊物“沙漠风”则是在1954年创刊。胡万锋说﹕“把《沙漠风》倒回来念就是Formosa，台湾之意，因此它和《学报》的立场是有些不同的，也就是说，锺中的学生也有分两派的。”

既然《学报》带头反对改制，胡万铎也付出了付价。他回到怡保，在其父亲的疏通下进入育才中学，但却是个“不受欢迎”的学生，只呆了3个月便在1956转去圣玛克英校念半年然后被送往爱尔兰读书。1961年在爱尔兰大学三年级时，由于父亲胡曰皆逝世，他回国接管生意到今天。

1961年对胡万铎还有另一个意义，那就是他在这一年成功地申请解除来槟城的禁令。我对此感到啼笑皆非和难以理解，为何一个国家有限制某人不可到某州的？胡万铎也百思不得其解，但他说，英殖民政府就是不要他再踏足锺灵中学，且在他的身份证（一张纸）盖上不准到槟城的字样。这种“限制”在独立后仍未“解除”，他是直到1961年才“恢复成一个自由的人”。

果然在1956年锺灵就爆发大规模的学潮（胡万铎等7人已是离开锺灵），反对改制，再有68名学生被开除，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民政党领袖之一且官拜政务次长的王天庆（已故）和作家陈征雁。1957年再开除13名学生，连《沙漠风》的人也不能幸免。为支持锺中学生的行动，韩江中学及中华中学的学生也卷入学潮，举行集会。风波一经闹大，马华公会组成了以林苍佑为首的15人调查委员会，与教总一起工作，以求解决学潮带出的问题。这个委员会在1957年发表一份冗长报告书，分析事件来龙去脉，并提出建议。

虽然如此，锺灵中学的改制已是无法扭转，学生运动也功败垂成。对此胡万铎认为这场运动是应予肯定的。肯定学生们的爱校和热爱华文教育的运动是出于挚诚之心，它牵动全马华人之心，也激发华人维护华教。虽然50年后物换星移，人事已非，但他欣慰的是锺灵仍然保留了“华校的传统”。抑有进者今日华小之存在及60间独中在风雨中成长，不能说华校生的学生运动没有成绩。

而胡万铎本身也在这一精神感召下，于1973年连同全马热爱华教人士在霹雳州搞起复兴独中运动，为独中的生存和发展扎下了根。及后他更出任董总主席一个时期（1991-1992）。他曾长时期担任霹雳董联会主席，也把深斋中学办得具规模与现代化。

从学运领袖到华教领袖到社会闻人，胡万铎的思想也有一定的转变。他用较广阔的视野看问题，但不变的是他怀念在锺中的日子，也牢记1955年起到1957年锺灵可歌可泣的一段学运历史。因此有了这次的所谓“爱校运动50周年纪念”的一场盛会。

黄锦鸿“说古道今”

黄锦鸿对我于10月31日的《号外周刊》谈到他的政治运程已是“夕阳看晚霞”有点意见。他不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亮起了红灯，反之他还有重要且积极的角色可以扮演，但他十分遗憾槟州马华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最终变成“本地人”暂时得退下。如果大家携手合作，结局就不是这样的了。无论如何，他尊重党的决定，也会配合党的策略继续推动党务和作好副部长的本份。目前他是马华的票选中委，也是中央副秘书长，虽然他已经不能在槟城“发号施令”，他但以平常心看待这样的安排。
在11月26日的晚上，我们有了冗长的对话。从中我了解他的心态，而他也告诉我他从政的历程。他是在1975年就成为马华的党员，当时他也幸运地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合格会计师，一切尚待开始。1977年他成了马华升旗山区会的马青团长。
我问他在1978年所谓“七人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何他“榜上有名”又临阵未见“退党”提名参加大选？他说，这是马卓达（马华丹绒区会主席）放出来的风声，他未曾有过什么承诺。对于此事，他一直保持沉默，也引起外界些许的误会。他不否认林建寿（1977年起出任马华槟州主席）曾找过他，问他是否有意思以“独立人士”身份参加州选？因为当时马华有一批人以马卓达为首有意要参加大选，直捣民政党选区，以“抗议”马华只被分配五个州议席。但这要作出“牺牲”（即退党参选）。他告诉林建寿，他没有这个心理准备，而且刚出道，经济基础没有，实在没有条件参选。
他说，就是这么简单的过程。事后他对市面的传言一概不回应，因为这不是事实，他也没有成为“七人帮”来和民政党争一日之长短（这场大选，“七人帮”全军覆没，如果黄锦鸿真的沾上边，他就没有今天了）。
就在1978年大选后，原马华升旗山区会主席是许平等，他因不满党中央执意要派来自外州的方汉勇出任升旗山国会候选人，结果遭受失败。在愤慨之余“引咎辞职”（根据了解，当时升旗山区会属意倪宗吉上阵，但不得要领）。其空缺就由吴友力顶上，黄锦鸿也就成为区会的秘书，协助吴友力。
1986车，黄锦鸿在李永枢（1984年马华党争后出任槟州马华主席）推荐下，成为阿依淡州议席的候选人以填补李永枢留下的空缺，因李永枢弃州攻国，在峇央峇汝国席提名，准备在中选后能更上一层楼成为副部长（原本在1982-1986年担任槟州行政议员）。不幸的是那一年的大选，黄锦鸿和李永枢双双败北。
李永枢在大选失败后已是判定他的政治前程蒙上阴影。反之与他一起曾在槟州马华共事的林良实则扶摇直上（林良实与李永枢在70年代分别担任槟州马华秘书和组织秘书，主席是岑亚就），在大选后陈群川出事（官司案），辞总会长职，林良实顺利上位，且已成为正部长。李永枢则是两头不到岸。为了表示愿意对槟州马华选举的失利负责，李永枢向林良实辞槟州马华主席职，马上被接受（这里头显示林李之间的关系已失调和出现裂痕）。林良实委吴友力出任代主席，黄锦鸿也因此被吴友力倚重。
1988年，林良实委任其亲信石清霖担任槟州马华主席。后者则委任黄锦鸿出任州秘书。这样一来，黄锦鸿已接近权力的边缘。不过他并没有参加1990年的大选（这一年大选，槟州马华在州议会又全军覆没）。本来那一届大选前他被暗示有机会成为上议员，但因石清霖在州选落败，马华党中央推荐石清霖出任上议员，并同时担任联邦贸消部政务次长。
1995年的大选，黄锦鸿原先也不是候选人，后来他被献议出征峇央峇汝国会议席。这个选区对马华是个黑区，两度都败给行动党的阿末诺。黄锦鸿说，他不是如我所说的“无端端发达”，而是经过一番苦斗和精心布署才反过局面。那时距大选只剩三个月时间，为了“确保”能赢得此席，他下足功夫，邀请一些报界记者为他收集“情报”，再加上他的选举团，共同制定一套“作战”方案，最主要的是找出阿末诺的弱点，攻其不备。因为据他的“情报”反映，阿末诺并未勤于在选区走动，也未在华人区提供有效的服务。于是他打出的皇牌是峇央峇汝选民需要一位真正为民服务的代议士，也向不同的族群争取支持，最后取得胜利，第一次当议员。
正因为这一胜利，奠定黄锦鸿的未来政治前途。1999年大选胜利后，他出任贸消部政务次长；2004年大选胜利后，他被提升为文化艺术部副部长，官运亨通。
在马华党内，他也时来运转，于2002年接替石清霖成为槟州马华主席，郭家骅也出任署理主席。这之后，他们两人的关系出现变化，也就在2005年马华区会改选中有了过招。
选举的情势和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无需再述。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因为两人关系未能端正，矛盾日益恶化，结果中央党选后，彼此在党内的重要性被“边缘化”。不过黄锦鸿认为即使如此，他的政治生涯不是“夕阳西下”。毕竟他已经把其国会选区变成马华的堡垒区，而他在党中央也有一定的角色扮演，这也是为什么他乐观其成地看待未来的走向对他还是有利的。

回教党在十字路口

吉兰丹本加兰巴西州议席的一场补选，回教党结果吃了败仗，在州议会内仅剩23席对22席勉强执政。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和原因，已是敲了警钟。回教党的政途正徘徊在十字路口，真不知下一步要怎么走？

无可否认的，回教党的大本营是在吉兰丹。如果连这个州政权也保不住，则回教党将会退化成一个专注宗教的政团，无从在施政上展示其治国的能力。这对一个具有54年历史的政党（成立于1951年）是一项巨大的挫折。

为什么回教党在2004年大选之后雄风不再？为什么在政治上又节节败退呢？这与回教党本身的蜕变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脱胎于巫统的回教份子，在阿末法德（Ahmad Fuad B. Hassan）的领导下，于1951年11月24日在槟城的北海宣布成立回教党。先是取名为PMIP（PAN MALAYAN ISLAMIC PARTY），1972年易名为PAS（PARTI ISLAM SEMALAYSIA）（见回教党总秘书纳沙鲁丁2000年论文）。但都是同一个政党，纳沙鲁丁表明服膺国会民主，为回教而斗争。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宗教甚浓的政党。

从一开始，回教党就确定其宗教目标而参加选举。例如1955年的自治普选，虽然拿督翁于1951年离开巫统自创马来亚独立党，后再改名为国家党，以大阵仗和巫统争夺执政权，但回教党未加入任何阵容，而是独自参选，结果只赢得1席，另51席归巫统所有。

1956年这个党的第一个蜕变是接受具有左派思想的巴哈鲁丁医生成为党主席。巴哈鲁丁（DR. BURHANUDDIN）原是1946年成立的反殖政党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的领袖(此党在1950年被英殖民政府查封：1955年他又与布斯达曼成立左翼的人民党，翌年离开加入回教党)。在巴哈鲁丁的领导下，回教党的立场是倾向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总统，有明显的民族主义的色彩。

由于巴哈鲁丁的领导，这个党在1959年的大选脱颖而出，夺得吉兰丹州及丁加奴州的执政权，但后者维持不久因内閧即被联盟取而代之。

1965年，巴哈鲁丁因被指涉及“设立流亡政府”而被捕下狱（1969年逝世）本来在他之后应由署理主席朱基菲（ZULKIFLEE BIN MOHAMMAD）领导，但他不幸在1964年车祸逝世。虽然如此，他却被纳沙鲁丁誉为回教党最杰出的回教学者与党的设计师，其宗教政治哲学被广泛颂扬。

回教党的第二个蜕变是继巴哈鲁丁之后的阿斯里登台。他既担任党主席，也是吉兰丹的州务大臣。1969年他领导回教党在大选中取得不俗的成绩。“513”事件后，应邀加入国阵，跟随巫统的民族主义而斗争。可是在1978年回教党被胡先翁首相摒除在国阵外，在同年的一场选举中，回教党失去吉兰丹州政权，仅剩2席，被国阵攻下。东姑拉沙里也因此在巫统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阿斯里也因领导无功而失去领导权。
此后，回教党跌至谷底，一直在政治上爬不起来。在回教理念中韬光养晦。

但回教党在1990年迎来了第三个蜕变。这是因为东姑拉沙里在1989年脱离巫统，另立46精神党，而在1990年大选与回教党连手，再攻下吉兰丹州，由回教党人出任州务大臣。他就是今日仍在任的聂阿兹。回教党又因此再探出头。此时的党主席已是法兹诺。

最大的改变发生在1999年的大选。因为安华依布拉欣的被革职，衍生了国民公正党，成功地拉拢回教党与行动党合作组成反对党阵线，回教党不仅保住吉兰丹州政权，而且也再拿回丁加奴执政权。国会议员数目跃增至27名。一夜之间成为大赢家。这种前所未有的胜利使到回教党踌躇志满，越来越明显的走向宗教至上的政策。它提出回教律法，力倡建立回教国，以有别于巫统的民族主义路线。它似乎忘记是依靠外来力量的结合才有此“辉煌”战绩。

当宗教被回教党用为治国理念时，整个形势就起了巨大的变化。为应对回教党的挑战，马哈迪首相在2002年宣布马来西亚已是回教国，以抵御回教党的不断压力。回教党的一厢情愿的宗教措施的推行，先是导致民主行动党在2002年退出反对党阵线，后是在2004年的大选，回教党再次蒙受重大的打击，丁加奴州政权又再易手。现在连吉兰丹州政权也岌岌可危。由此可见，回教党的政教合一的理念不但未被非回教徒所接受，而且也不被回教徒所欢迎。

到了今天，回教党在哈迪阿旺（比法兹诺更有宗教色彩）的领导下是应该检讨它在1999年确定的宗教治国和宗教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因为人民已越来越不习惯于在吉兰丹施实的律法。毕竟政治是现实的，也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更需要与世界各地接轨的。任何的开倒车的措施都是不合时宜的。

除非回教党有第四个蜕变，不然历史会在吉兰丹州重演。

郭家骅等待冬去春来

我在10月24日的《号外周报》写了《郭家骅迎来冬天》后，郭家骅有话说。于是我们相约在11月19日进行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对话。主要围绕在马华党选前后的局势及他个人的政治前途课题。他否认他的政途已步入了冬天，也否认如果情势有变的话，肯定对他不利。他说，事情每天都在起变化，这是一种规律，但他以不变应万变。他还是乐观其成地看待，在政治上他还是会有角色可以扮演的，毕竟他参加马华已有廿多年的历史。他是在参党多年后才有机会成为候选人，那是1995年的事。他不是乘直升机从天而降，而是一步一脚印走到今天。有人说他是幸运儿，一参选得胜便官拜行政议员，如今已做了十年的行政议员。应该“满足”了。但郭家骅驳斥这一说法，因为在这之前，他是多年在党内努力耕耘和努力付出，而人们往往没有看到成功背后的辛酸。
我们的话题于是进入人们最关注的问题：郭家骅今次只做半届的行政议员，不久就要让位于党内其他人。这是甚嚣尘上的传言，但一直没有得到当事人的回应，那么传言是不是真的？
郭家骅说，他也知道有这样的传言，而且从2004年大选后就一直“纠缠”着他，似乎在等着他“收档”，但是他认为他没有能力阻止传言，也会尊重党的决定，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不過到现在為止，他還没有得到任何的指示。
根据马华不久前的议决担任行政议员不可超过三届，除非有关者是州的联委会主席。这就是说，按此议决，郭家骅可以担任行政议员到本届届满为止。
在对话中郭家骅似乎有几个有利的因素可以保住行政议员到届满为止（但決定權在馬華領導層）：
1.
马华公会的主力还是放在槟岛，这也是一向来的传统，因为槟岛有较多的华人人口。目前马华槟岛有5名州议员和1名国会议员，在威省有4名州议员，形势偏重在槟岛。马华不可能让重心移向威省而忽略槟岛。
2.
除非是另有因素或迫不得已，不然马华中央会顾及平衡的重要性。
3.
槟岛直到今天为止，仍然是槟州的政治行政中心，马华公会有需要加强它在这方面的形象和地位。
基于上述三个因素，马华中央或总会长在更换行政议员上可能需要慎重考虑。因为郭家骅现在是代表槟岛这一方，若是变化之后有所偏向而可能引起一方党员有异议的话，就非党中央所愿。我们不知道黄家定在2004年大选后决定放回郭家骅，是否有出于这方面的考虑。但我们也知道黄家定至今也没有对此有所表态，大家都不知道有变或没变，也只有总会长在认为必要时，或才在会长理事会中讨论。再说，黄家定也会认真看待“中途换马”這碼事。這也许这是郭家骅“乐观”的一面。可是与此问题相连系的是郭家骅今日在马华槟州联委会上没有重要的角色可以扮演。他又何去何从呢？根据他的说法，他在马华区会改选的过程中有作出“挑戰性的回应”是被逼出来的，因为他感覺到有一股勢力要把他边缘化或剔他出局。因此他必须证明他是有支持力量的，是有地方势力的。当他的“阵容”在区选有所表现后，他也进一步证明他也是得到全国党中央代表的支持。他的努力在全国走动下也终于得偿所愿，以令人满意的得票胜击。
对此我说他在区和中央的胜出不等于他在州可成为正比例，因为州的领导是由中央委任的。结果他（原任州署理主席）和原任主席黄锦鸿（也是中央理事）双双“被飞出局”，也就是说“两败俱伤”。我还补充了一句，是不是应了“蚌螪相争”的效应呢？郭家骅有一脸的無奈，但他说，即便走到今天的结局，也不是绝望的。事情也许会有转变也说不定。他对马华党中央有信心，也会肯定他对党还是有所作为的。他认为马华不应把焦点放在党内的人事问题上，而是要面对未来的大选，这才是马华所要重视的方向，尤其是从现在开始，党要看到和抓着政治的风向。
我问他的“乐观”是不是放眼在未来的大选“弃州攻国”？他说他不知道，但他有信心可以在他所属的选区内的国席争回议席，如果他有机会成为候选人的话。

尊重法治才能善治

一连串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先是中国女郎投诉在警局被罚祼身检查；继之录像带又爆出尚未公布身份的裸罚过程；然后是副部长失言道歉又指传媒曲解其意等等。不仅国人议论纷纷，连外国媒体也大事报导，弄得首相不得不表示歉意，当机立断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并限定在30个工作天内提呈报告。最主要的目的是进行“亡羊补牢”，不再发生类似的“丑闻”。

政府的急速行动，说明了此事的严重性，必须加以严正看待，不能等闲视之。

不过我们不讨论相关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关注的是问题所引起的国际政治与国家政治这两层的相互关系。因此有需要审视在民主政治下怎样才能防止某些行为对国家产生负面影响？以及在民主底下，我们有那些地方需要跟进和改善。这就涉及政治学这门看似简单，实则是深奥的哲理。

我们这里所指的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一般上都有自身的制度，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绝对相同的，但在民主的框架下，却存在一些共同基本的法则或原理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政治学公理”。在这方面，中国学者俞可平提出四个公理和五个要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所谓四个公理是指；共同的政治价值，它集中体现自由、平等、公正和福利，也顾及尊严和人权；‚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进行政治生活的规范。其中关系到政府和人民的权力的划分，即我们所说的“社会契约”；ƒ承认民主是对个人权利的最大保障。它又分成实体民主和程序民主。前者是用宪法来保证民主；后者是让民主程序不断转动而活了起来；„有一套客观的标准来评价所推行的政治制度。

为了使到民主政治发挥最大的作用，它的五个要素是﹕通过选举来演绎民主；‚保证公民有最大的参与政治的权利；ƒ不允许个人驾凌于法律之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法治；…有选举和言论的自由权；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保护少数的原则中有宽容之道及权力要受到制约，不允许产生一种绝对的，个人高于一切的权力。

从这样看来，推进民主的进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也要特别强调教育和拥有知识的重要性，以便培养有素质的人来维护民主法则。整体而言，民主就是要建立一个被人民普遍接受的“从善政（Good Government）到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制度，以成为一个典范。

马来西亚无疑的自从独立以来，就采纳民主政治来建国。政府是通过人民选举而产生；甚至连国家元首（国王）也是采用轮任制的。这是独一无二的君主立宪制。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人民也习惯行使自身的投票权利来选出人民代议士。这之中有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阵营，显示了民主的政治仍在运作，但在历任的领导人中，也有出现过面对政策的调整的争议和对政策实施的失误的批评，这些都是民主发展的必然过程，而人民也知道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基本人权？

不论我们喜欢与否，一旦政府被选出，国家领导人的权威就告建立，他需要在民主政治授权的机制下，行使其拥有的权力和确保权威得到尊重而不流失，从而使国家处在一个法治的范畴内，人民也享有一定的基本权利。与此同时，他又要带领国家与国际社会接轨，同时让国人充份地参加国际活动。这就是说，一个开放的社会和一个民主的社会，是欢迎国际交流的。我们欢迎外来投资，欢迎外来劳工和外国学生乃至不遗余力地推动旅游业是为了刺激国家的经济成长，利惠全民的同时，也要善待外国人。

在这样的一个大潮流下，不幸发生与首相阿都拉倡导的文明进步开放的社会不协调的事件显示了有人忘记政治学公理中的宽容、尊重与平等的待人接物的处世哲学；更甚者有人竟忘记这是全球化的时代而出口不逊地要“外国人可以回去，如果认为我国是残暴的话”，严重地伤害了国家的信誉与形象，也伤害首相的权威和国威，难怪引致首相的苛责。这根本不是一位副部长所应持有的心态，而他的这个心态又是与他的思想潜在的下意识（对外人的歧视）分不开的，他必须要牢记这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说话要谨慎而有分寸，不能信口开河。

纪律部队固然有其职责所在，但在执行任务时不能有所偏见和对人性尊重的漠视而引起公愤。这种不守纪律的人，也沾污了警察的声誉。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恶人者人亦恶之。”

因此，我们至为欢迎首相设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以清理门户和制订条规。毕竟在民主政治下是有政治学公理在罩住的，任何破坏政治学公理与民主因子的人，都是阻挠善治社会的到来，也是对国家公信力的极大挑战。如果我们要修补已造成的破坏，一定要把狭隘的心态矫正过来。

马华的“平反”，迟来的春天

历史和敦林苍佑医生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他在马华公会的一段“辉煌”而又“惊涛骇浪”的斗争竟然要苦等45年后才被“端正”，被正式列入“党史”成为马华公会第二任掌门人。这是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黄家定一个“重要的动作”而把历史摆正回来（11月22日各报均报导敦林的照片被悬挂在马华公会总会长的行列中。这是一个迟来的“春天”，也是“陈年往事”的“平反”。）

对于敦林的“平反”，他老人家有什么话要说呢？我就是基于多年朋友的身份在他的办公室（12月6日）以此为题打开话匣子。表面上他是不动声色的，也以平常心看待这件事。毕竟这是封尘已久的历史，对于一位已退隐政坛多年的老人来说，已不是那么在意了。

但你说他不在意也不对。他突然问了我一句话：他们选用的是那张照片？我说，好像是您当首席部长时期的那张照片。接着他说：应该选用他当总会长时拍的照片。于是他指着我写的《林苍佑评传》中他与东姑阿都拉曼合拍的照片。“这才是我当马华总会长时的模样！”我问马华公会有没有派人向您拿照片吗？他说：“没有，我也不知道他们把我的照片挂上去，也有报社的记者要采访我的反应，但我都没有接受。我不愿置评。”

我说：“这毕竟是事实呀！您应该有所响应的。无论你喜欢与否，这是您个人的一段不可抹杀的历史。今天我们都应该回想过去走过的弯弯曲曲的道路。”

“是呀！我近日从discovery报道中看到新加坡40年的成长，很有意思，有李光耀的奋斗一生。”敦林说。

我说：“您也是一位历史人物，您有您的历史定位。过去我为您写《林苍佑评传》时，你形容是“非小说的故事”。您也曾提议我端正某些片断。可我一直没有做好。今天您愿意再讲您认为应该讲的事吗？”

敦林把话题岔开：“我个人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一切已归历史。”

“但历史总该有个记录，不能让历史留白。虽然我这本书不是什么历史文献，至少我是第一个人自动地为您写了一本「传记」，而直到今天为止，我尚未发现有另一个人为您写「传记」，您本身又不写回忆录。”我这样说。

终于我们的政坛元老打开他的记忆之门：“我在50年代成立了急进党，后来又参加马华公会，我为什么要搞政治？这其中有一个人生哲理。不论是我们的祖先在中国或我们的族群在马来西亚，都是一盘散沙的，孙中山也说过，华人是一盘散沙。但要整合散沙，却是难之又难，而能够做到的唯有组织政党来团结华人。”

“为什么会说是政党有这个凝聚力？我打个比方说，从中国南来的华人先贤，他们都是身无半文来到马来西亚，有谁把财富从中国带来投资的。你可以算出有5个人是有钱南来的吗？没有。他们这些人来到南洋后，有些人发财了。比如陈嘉庚，骆文秀，刘惠城等等。还有是华人来到马来西亚后组成乡团，也只是照顾同乡的一群，有钱人和这些团体所能照顾的族群是有限的。唯有政党才能整合华人和改变华人的命运。”

此时他提了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先贤来到马来亚后被称为“苦力”？是谁给取得这个名词？”

我说我不知道，没有详细研究这个问题。

敦林接着自己回答：“是殖民地的总督金门泰，是他把华人叫着“苦力”的（即我们所谓的“劳动阶级”）”

（按金门泰（CECIL CLEMENTI SMITH））在19世纪是海峡殖民地的总督，任期是1887-1893年，6年。海峡殖民地是于1826年正式成立，即新加坡，马六甲及槟城合并成英国直接管辖的殖民地，又称为“海峡殖民地”（STRAITS SETTELMENTS）。那个时候，大批华人从中国南来，居住在海峡殖民地内)。

他说：“这个名称取得好，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是生活得清苦，又用劳力血汗谋生的，也凭着他们的刻苦耐苦，才有今天华人在马来西亚落地生根的局面。”

敦林的习惯是他一旦开了口，就不会让你有机会插口。他“包办”了谈话的内容：“我在从政的年代（1951年开始），为了体验各种不同人的生活，便勤于到处走动。那时较多与我出外的是拿督林维雄（已故），我们到乡下席地而睡，近打区的矿工生活是贫穷与落后的，渔民的生活也一样苦。我认为从政的人有责任改善人民的生活。但在改善之前，你得了解穷人的生活有多苦才能下手。”
“你又知道吗？孙中山除了感叹华人是一盘散沙外，还有什么抱负吗？”

我插上一句：“他有提倡「天下为公」。”

“对了，就是「天下为公」。搞政治就要抱着这样的心态，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着想，要知道各地的实际情况，不要老想自己。”

至此，我要介绍一下林苍佑从政经历。因为在我研究马来西亚华人今日面对政治上的分化又整合的过程中，林苍佑是其中一位最为重要的人物。如果没有林苍佑，肯定不会有今日的民政党；如果没有林苍佑，马华公会也不会演变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

林苍佑（86岁）是在1954年正式参加马华公会（这之前他是急进党后创党人和领袖（1951-1954））。在1955年以马华公会候选人的身份（用联盟标志）参加槟州议会的选举而胜出。随着这一胜利，林苍佑把槟州马华搞活起来，也成立了青年团和妇女组。虽然他不是槟州马华主席（主席由殷商伍瑞琴担任），但凭他的智力，他成了马华的重要人物。1955年，他被马华公会推举为参加全国联盟会议的代表之一，其它人有陈祯禄、梁宇皐、李孝式、朱运兴，黄赛南、叶金福、翁毓麟、梁长龄、陈修信、陈世英及符兹美等人，巫统方面也派出16人。主要的工作是应对1955年的联合邦自治的普选。
与此同时林苍佑也是马华公会推派参加联盟会议以关注教育问题的人。

这里有两个背景要提出的：

其一是英殖民政府提出1954年教育白皮书，提议在非英校开设英文班，企图逐渐以英文取代华文，教总起而反对。联盟为应付1955年的大选，答应在选后检讨教育政策。林苍佑就是其中一人，他在大选后成为检讨教育政策的委员之一，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敦拉萨教育报告书”。

其二是马华公会在那个时候是山头林立的，中央集权不足。各州可推派候选人，而不是中央，而且各州的组织是“各自为政”的，连资产和资源归各州所有，中央是一个未有权威的组织。林苍佑加入马华就是要改革马华，使权力归中央。因此他是马华的“少壮革命派”。

林苍佑对于他加入马华显得兴致勃勃，也雄心万丈。他想起了当时的情景而说出这样的一段话：“您知道吗，当时我在马华内虽尚不是总会长，但我被赋予一项重要的职务，那就是领导马华的选举与招收党员的工作，也直接介入了教育工作。名称为组织主任。我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林连玉建立起十分密切的关系。马华公会当时的领导层没人读懂林连玉的“心思和语言”，但我读得懂，我知道他想要得到什么和要表达什么？我们在一起工作。”

可是，我告诉敦林：“我曾翻阅《星槟日报》的合订本，从创刊号到80年代中期，就是找不到有关您与林连玉的合照。不过在文字上倒发现您们是相互配合，甚至有时是一唱一和的。”

他问，《南洋商报》有这样的照片吗？我说我不知道。敦林说，他是在1956年的锺灵中学的学潮与林连玉相识后又相知的。

我在这里要补充一段马华公会与教育斗争的历史：1953年，马华公会与教总和董总（尚未有正式组织，但派出代表，马华和董事代表的人也因此出现交叉，翌年才组成董总）共同组成“马华公会华文教育中央委员会”，各派出10名代表组成，另加上三方的主席，共33人，即是后来我们熟知的“三大机构”。根据林连玉的回忆录，这个组织是他和马华的温典光扮演重要的角色，后来加入董总的陈济谋。

这个“三大机构”基本上是一场角力战，但也发挥一定的作用。例如1956年出炉的“拉萨教育报告书”经交涉后，不列入“最后目标”，终于使各方满意。林苍佑是其中一名委员，林连玉则是赞成这份报告书的重要人物。

所谓“最后目标”是“我们相信，本邦教育政策的最终目标，必须为集中各族儿童于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下；本邦的国语（马来文）为主要之教学媒介语，本委员会亦承认为达到这目标，不能操之过急，必须逐步推行。”（见《林苍佑评传》，页73）。

1956年锺灵中学爆发学潮，反对学校接受津贴进行改制为国民型中学。有68名学生被开除，又有其它中学响应，轰动华社。林苍佑介入调解。马华公会也因此成立以林苍佑为主的15人小组，并在1957年发表《学潮报告书》。这份报告书是针对锺中、韩中及中学三间华校的学潮进行剖解，提出的建议包括：请教育部长阐明《1956年新教育政策的精神》（即拉萨报告书），公布锺中接受津贴之条件与合同等。林苍佑说：“锺中之学潮，简截地讲，就如华文教育上一粒疮，没有医治之前，应先了解其根源，不要以为外敷药包扎就算完满。如不把疮内的不好的东西拿掉，根本问题依然存在。”

身为教总主席的林连玉则直截了当指责问题出在汪永年身上，他（指汪永年）要负责最大的责任，诱导董事会接受津贴，不惜把华文教育出卖了。“（见《风雨十八年》，页179）。

此外1957年独立前，马华公会内的刘伯群（霹雳）及陈期岳（马六甲）发难，举行华团大会，削弱马华的代表性，并选出4人到英伦请愿不承认马华的代表权。他们是刘伯群、陈期岳、林连玉及叶茂达。林苍佑认为不妥，他以马华组织主任身份作出批评，最后影响林连玉不随团出发。林苍佑激赏林连玉的正确决定。他说，马来亚的问题应在国内自己解决，不要借助外来的力量。所谓外来的力量即指刘伯群与陈期岳有强烈的国民党背景。”

不过，在这个时候，林连玉注意到陈祯禄施过手术后，可能失掉记忆力，以致马华公会失去重心（见《风雨十八年》(下)，页21）。林连玉所指是马华内部出现分化，而此时林苍佑尚未掌大权。

1958年，林苍佑结合其少壮派的力量，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参加马华公会，勤于在全国走动，因此得到相当多的支持。再加上他反对马华卷入国民党和中共的斗争，力图使马华“马来亚化”，也就在马华内崛起了。3月23日这历史性的日子，林苍佑击败陈祯禄当选马华总会长，朱运兴击败翁毓麟当选总秘书及杨邦孝击败陈修信当选宣传主任。这三个改革派主将组成核心力量，锐意壮大马华中央的力量，也向巫统提出要求分配三分之一国席（即40席，总数104席）。无奈时不予林苍佑，他无法打破马华各地“划地为牢”的小山头主义的局面，也无法说服巫统作出协商。林苍佑的改革终于功败垂成。因为东姑没有答应林苍佑的要求，而是转向支持陈修信的一派（陈修信接受31席），架空总会长及马华党中央。1959年的大选也导致马华的分裂。林苍佑派大权旁落。

这里我们要拉出一段与此相关的故事：林苍佑的得力助手杨邦孝是李光耀挚友。他在1959年6月的时候（也就是马华危机爆发的前夕。因马华中央决定要争取35-40个国席，杨邦孝说，若未获接纳，马华要决定是否要退出联盟单独参加大选）（见《林苍佑评传》，页108），前往新加坡会见甫上台执政不到两周的李光耀总理。

李光耀回忆录中有这么写道：“在我上任后不到两星期，一天早上杨邦孝事先没通知便到我家里来。他从吉隆坡来，问我能不能发表文告，就马华公会跟巫统闹意见表示同情。由于杨邦孝跟我很熟，马华公会会长请他来劝我表态，支持他们的事业。他们认为，身为新加坡总理和人民行动党领袖，我在马来亚华人当中有地位，也有影响力；马华公会则自觉软弱无力。老朋友要我采取会得罪东姑和巫统的立场，这使我感到非常烦恼和不安。我告诉他，我固然同情马华公会，却绝不会去惹他们生气，因为新加坡要争取实现的主要目标是跟马来亚合并。36年后，这件事杨邦孝还记得很清楚。如果我当时问清楚教育问题的背景，便能很早就得到提示：要跟联邦的马来领袖合作必须做出重大的让步。”（见《李光耀回忆录》，页382）。

林苍佑失败后，杨邦孝（马华元老杨旭龄的儿子，执业律师，是改革派冲锋陷阵人物）愤而退出马华公会，转赴新加坡发展，如今是新加坡首席大法官。我问林苍佑还有没有与杨邦孝来往，他说有，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不知道林苍佑怎么评估自己的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我问他对参加马华和领导马华有取得什么成果？他说有，但他没有进一步阐述“成果”是在那一方面的。因为政治的现实告诉我们，他是马华党内的失败改革者，胜利的一方归陈修信。

不过，林苍佑并不这样看问题，他不断地回顾他和林连玉在华教问题上所作出的贡献。他说，他当上马华总会长后，便恢复“三大机构”的合作。人选重新安排：主席林苍佑（马华），秘书李致祥（马华），副秘书林连玉（教总），败政陈济谋（董总），副财政郑婉文（马华），常务委员重量级人物有朱运兴（马华），严元章（教总），温典光、王景成（均董总）。林苍佑重新启动“三大机构”的活动是因为他在1958年3月份当选马华公会总会长后，于同年5月他接获董总主席陈济谋及教总主席林连玉的联名公函，要求开会讨论关注关系到华教前途的甄拔考试问题（此乃指政府有意列初中会考作为升学的标准，而华教则要求属于测验性质）。
林苍佑于是在同年6月1日在吉隆坡召开会议，用了整个10个钟头讨论华教大事，也同时产生了一个特别小组委员会：林苍佑、陈济谋、林连玉、李致祥及温典光，获授权处理重要事项。林连玉在会上表示他对新会长涌起新希望，希望在林苍佑领导下，马华与华团密切合作。

林苍佑在致词中矢言“三大机构”要使华教在宪法的保障下，获得充份的发展。他声言马华与华教共浮沉（见《林苍佑评传》，页99-100）。

在这次会议上，林苍佑也接纳了林连玉提出的教总十条提案，主要有本邦高初级教育文凭考试应以教学的媒介语作为考试的媒介；各民族母语母文的教育一律平等及召集全国华人社团代表大会，决定华人对教育的愿望。但当时讨论到升学考试问题时，林连玉说要求初中会考只属测验性质，马华公会未能清楚交待（见《风雨十八年》(下)，页49）。

不幸的是，韩江中学学生闻讯，在6月3日进行静坐罢课，眼见一场风暴就要来临，林苍佑派的杨邦孝即刻与教育部长佐哈里会唔，得到口头允诺初中毕业升学试只作为测验性质。但林连玉非要杨邦孝签下白纸黑字，才肯发布新闻。杨邦孝既非教育部长，也没有官职，他确实够魄力承担责任，也就签了字给林连玉。一场可能波及全国的风潮就这样按下了。到了临考前10天，教育部长正式发表文告，指初中考试属测验性质。杨邦孝取得胜利了。林连玉说，“事后，杨邦孝告诉我，佐哈里之所以终于答应，是因为雪州四中学的风声很紧，学潮果真爆发，他的教育部长的地位会动摇的。” （见《风雨十八年》(下)，页51-52）。

林苍佑在确定他在“三大机构”的身份和领导地位后，于1958年9月20日在霹雳江沙召开全马华文教育大会。对于这个历史在林苍佑看来是十分有意义的大会。在访谈中他问我可否记起那件往事。我说我在他的评传中有写过这一节，而且我写下林连玉赞美他的话。可是我没有您们两人的合照。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因为他知道林连玉要什么。而且会议是空前的热闹，也算是林苍佑当选总会长以来首次取得华教界的广泛认同。

林连玉在大会上说华人在政治上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要改变过来。“1955年选举时，华人选民不过12万，现在（1958）年情况不同，公民已经增加到百万名左右，我们手中有了选票，可以选举一批有代表性的人物到议会中表达我们的愿望。”

林苍佑在致开幕时对盛况空前的大会感到欢欣鼓舞。他说：“在发展华文教育的过程中，三大机构是缺一不可的伙伴。但董教总是着重于提供华教应兴应革的意见；马华公会则是着重在政治的折衷。前者为了阐明真理，可以畅所欲言；后者为了加强效率，必须量情度势。这种分别，是我们所不能不面对的，但它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体。”

他又说：“马华置身于联盟，是为了三大民族共同的利益；马华置身于三大机构中，是为了华教前途。因此马华的一言一动，不能鲁莽灭裂。因为当联盟轻言分裂的时候，是全国的大不幸；当三大机构分道扬镳的时候，就是华文教育的大危机。

最后他要求彼此做到“互信互谅，精诚团结”（见《林连玉言论集》，页417-428）。

还有一个大会令林苍佑刻骨铭心的是于1959年4月26日在吉隆坡主持“三大机构”联席大会，出席华团及教师公会共747个，代表人数1209名。大会通过林连玉提出的《全国华文教育大会宣言》及《本邦华人对教育总要求》。林连玉认为只有团结，才有出路。林苍佑在会议开幕词中强调“华文教育是整个教育的组成部份，教育本身要摆脱狭隘的民族意识，才能发挥教育的效能。拉萨教育书已使华教的生存和发展有了依据，大家要珍惜这点成就。但华人要精诚团结，才能成功。”
他又说：“值此大选期间，凡能为人民谋福利，为华文教育争取平等待遇的人才投其一票。” （见《林连玉言论集》，页434-445）。

这个大会又进一步确定林苍佑在华社的领导地位。可以这么说，通过“三大机构”，林苍佑在其任期内先后两次召开空前的华教和华团大会，是他从政的一项令华社侧目的“成果”。不论以后局势如何演变，非林苍佑所能控制，至少他证明了马华公会是一个有活力，与华社共呼吸的政党。因此他不认为他在马华公会内是交了“白卷”，反而有其历史贡献。在这方面，他怀念的是林连玉。一个与他出身完全不同，思想也不一致的人，只因教育问题而走在一起。尽管林苍佑不是事事圆满解决。但在林连玉看来，他确实是想要有一番作为。

令人遗憾的是1959年7月12日的马华党代表大会上，却变成两派的公开对峙。一派以陈修信为首（后来获得其父陈祯禄的支持），另一派以林苍佑为首。结果在东姑支持陈修信下，林苍佑派一无所有。

林连玉对于林苍佑的下场（1959年大选前，总会长被搁置一旁，既不是马华候选人，也没有权力拟定马华候选人，由东姑与陈修信挑选候选人）有十分痛心的慷慨愤言：“林苍佑是华人一致的拥护也不愧是华人的最高领袖。可是我们的最高领袖，就这么可怜，请问还有谁配去和联盟谈友谊，谁可以与联盟折衷商斟呢？” （见《林苍佑评传》，页129-130）。“所有的华人对此感到非常的痛心。” （见《风雨十八年》(下)，页123）。

林连玉一向很少公开称颂政治人物。他对陈祯禄有赞有评，也狠批过陈修信及翁毓麟，更对梁宇皐毫不容情地批判，唯独林苍佑与他合作愉快。他们两人渡过短暂的“工作蜜月”。如今林连玉逝世已20年，林苍佑言谈中一直不忘老朋友。我们不知道如果他们当年继续合作下会否出现问题。因为已经没有如果了。

就在林苍佑1961年退出马华公会另组“民主联合党”时，林连玉仍然奋身为华教而战。这是由于自从林苍佑辞卸总会长（1959年）后，“三大机构”已是“不疾而终”，名存实亡，双方没有再对华教问题进行合作，留下无限的遗憾。

事有巧合的是，林苍佑是在1961年4月21日在芙蓉诞生其“民主联合党”，而林连玉则是在1961年8月12日接获公民注册总监的通知书，吊销他的公民权。从此两个人自走各路。一个走向反对党；一个保持沉默，退出杏坛和公职。因为已没有“三大机构”提供一个合作的平台。

但在这之前，他们又有过不期而遇地在安顺为朱运兴（林苍佑失败后，朱愤而退出马华公会）参加补选而站台。这时朱运兴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加补选。在林苍佑与林连玉的支持下，朱运兴以3500余张多数票当选。林连玉说，大概他的号召力太强，引致政府在8月12日要取消其公民权。不过林连玉也认为这只是诱因，主因是教育问题（见《风雨十八年》(下)，页125）。

当林苍佑把码头一转，判定他下来日子与马华是一场漫长而又艰辛的斗争。从疾呼华人大团结到华社分裂，确实让人痛心疾首。其中的原因，也是纠缠不清的。

不过，有一点十分肯定的是，林苍佑依然相信政党是整合民族的最有效工具。他认为政治是一个盘，这个盘要盛起散沙，那个政党能盛到最多的沙，那个政党就能从中崛起。基于这个道理，林苍佑又于1968年参与组织民政党，并把民主联合党解散。正如他在1954年主张解散急进党，一起加入马华公会一样。未想这个民政党在不受看好的情势下，竟然在1969年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林苍佑从全国领袖退下后又再成为一方领袖，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不宁唯是，他又把民政党带入国阵（联盟扩大的组织），重温在联盟的日子。这意味着他又回到执政阵营与陈修信争天下。彼此争夺“华人的代表权”。陈修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心头石块。因为有了陈修信派，他的改革落空；也因为陈修信体会到马华的组织不健全，因此当他在1962年成为马华总会长时，就修改党章，把马华变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党，一如巫统一样，造就了总会长集权威于一身。陈修信改造马华，却改造不了华社的命运；林苍佑改造不成马华，却改造了槟城的命运。

如今陈祯禄走了，陈修信走了，与他一同在政治上斗争的或敌或友，也一个又一个走了。剩下的政坛元老已是屈指可算。林苍佑在1990年退隐政坛后，一幌又是15年不问政事。难怪很多人说林苍佑是个不接受访问的人，因为他说他的政治故事早已结束了，不想再重提陈年旧事。

不过，在最后结束与我对谈的时候，他又抛出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早就向你说过，我们是“华裔马来西亚人”，不是“马来西亚华人”，也不是“马来西亚华裔”，这表面看来没有差别，实则有不同的意思。前者是指我们是马来西亚人，但祖先是华裔，所以称为“华裔马来西亚人”。如果说我们不是“土著”，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用“土生”。我们是“土生马来西亚人”不就是一个纯正的马来西亚人吗？

“再者，我告诉你，今日是全球化的时代，我们的许多华裔马来西亚人已走出国门，在国际扬名，也在国际找到安身立足的地方；而又有人再转回头，在马来西亚出人头地。因此我们不必有什么忧虑。” 他说。

“但政治不是这样的，我们还得面对诸多问题。政党也还得为民服务，为民解决问题。因为您林苍佑，整个华人的政治格局在60年代就改变了，版图也改变了。您不认为这是事实吗？而且“土著”与“土生”在实质上是不同的。前者有宪法保障下的特定条文；后者则没有。”我说。

他不回答我这一尖锐性的问题。因为他说他已不理政治事了。不过从他的言谈中，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口口声声说不在意历史的评价的人，其实是最在意历史对他的评价。不然他不会问为何不放39岁的照片？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林连玉？因为林连玉给予他最高的评价，承认他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最高领袖的地位，谁有这份荣幸呢？

还有他也再一次地问起我对林苍佑的评价，并说除了这本书外，我还有其它评论文章谈到他的。我说是有不少，都写在报章上。我甚至也为他治理下的槟州作过一个学术研究和带出他的政治理念。
他再向我要了《林苍佑评传》(中英文本)，再详看一遍。我想他还是会有话说的。我等着他的兴致来潮时，他就会再说那说不完的故事。

林苍佑是一本书，我还没有读完，也没有写完。你说他对政治不关心也不尽然，在2004年大选时，他还为其儿子在峇眼的竞选而操心呢？他也决不缺席民政党的重要大会。对这两个政党，有心痛的一面，也有深爱的一面。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林苍佑应该是整合马华民政两党的不二人选。（2005年12月8日）

林连玉骂扁两个人

今年是林连玉逝世廿周年，使我想起他生前曾公开骂过两个人，而且一骂就把他们“骂扁”了，以致他们在华教的“地位”的“消失”无从翻案。这一段的历史又是与林连玉一生的斗争分不开的。
被誉为“华教第一斗士”的林连玉（1901-1985）是集美学校师范组的高材生，有很好的国学根基。1927年南来马来亚教书，而后又回中国省亲两次，再回到马来亚。从1935年开始就在尊孔中学执教到1961年“出事”为止。所谓“出事”是指他在那一年公民权被吊销及教师执照被撤销。从此他就离开教席，也辞卸教总主席。过着“一生傲骨，两袖清风”的简朴生活，一直到1985年12月18日逝世，终年84岁。
为什么一介书生的林连玉会骂人？那又是关系到华教的大事。他在1951年申请成为马来亚公民，也在这一年发动成立教总（在1949年时已成功组织吉隆坡华教教师会），且在1953年起出任教总主席。
教总的第一任主席是锺灵中学校长陈充恩，他在1952年被暗杀后，身为教务主任的汪永年成为代校长，而在林连玉于1953年杪成为教总主席后，汪永年是副主席。本来他们两人是在教总一起工作的，但在1955年林连玉突听闻锺灵中学准备接受津贴而改制，乃力促华文中学保持原状，以一致的步骤应对之。可是他却发现汪永年“背着他”让锺灵中学接受改制。因而认为汪永年“破坏大局”。
结果锺灵中学在汪永年的走动下，接受政府的津贴，并订在1956年成为全国首间改制的华文中学。这个时候马来亚尚未独立，也就由汪永年与英殖民政府教育部官员达成协议。这一下子，引爆锺中的大规模学潮。汪永年身为槟城华校教师会的主席，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为着锺灵的发展，我必须这么做，说我是出卖华文教育的人也好。那教总主席林连玉，要人家肚着肚子来维护华文教育，我没有他的傻劲。”
林连玉的回敬也是十分够力的，因为他不能忍受汪永年“开创先例”改制华校。他指责汪永年“甘心出卖，翻过脸来，做华文教育的罪人。”（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
锺灵中学的改制成为事实之后，也在日后（1961年之后）影响其它华文中学也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而汪永年担任锺中校长一直到1970年退休为止。后来再转任锺灵独中校长到1982年退休，年前已经逝世，但经过林连玉这一骂，汪永年不论在华校服务多久，他在华教史上留下的是一个“骂名”。也是给林连玉骂出来的一个“反面教材”。
第二个被林连玉骂的人是梁宇皐。两人的一来一往文告战和口水战更是精彩连连，针锋相对不在话下，遣词用句也十分激烈，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在后来转录成书《林梁公案》出版，是华教斗争的外一章，但意义又是深远的。
梁宇皐（1888-1963）学贯中西，在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曾出任马六甲州元首两年。1959年积极从政，出任司法部长，又担任马华总秘书。本来有机会与陈修信争马华总会长职（陈修信是在1962年才正式成为马华总会长），但因与林连玉骂战，也间接地“毁了”他的政治生命。
事缘1960年政府推出“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除了将华文小学纳为国民型华文小学外，也要华文中学作出选择，或接受政府津贴成为国民型中学，或则保留华文独立中学地位（1962年实施）。
梁宇皐事先已与林连玉对华文教育课题有龃龉，又因报告书的问题再次“唇枪舌剑”。梁宇皐在国会否认政府有意压制华文教育，他说：“我们坚持学习英文，其目的是打开大门，使学生有求深造的机会，此事决不是消灭华人文化。”他并指责林连玉不是华文教育的权威，他谈华文教育不过是“走江湖，吹牛皮，为了保留自己的饭碗”。（1960年）
林连玉针对梁宇皐的指责，有如下的书面谈话：“梁宇皐以官委议员的资格，居然在立法会上，对平民发出人身攻击，骂我林连玉是吹牛皮，走江湖，他已经不自重自己的人格。现在我回敬他；梁宇皐是华人利益的出卖者。”（1960年）接着双方的骂战再次升级，林连玉更在较后时形容梁宇皐是“民族的败类”。（1961年5月18日书面谈话）（见《风雨十八年》下集及《林梁公案》）。3个月后（即1961年8月12日），林连玉公民权被吊销，他也不得不辞去公职，也丢了教师的饭碗。不过梁宇皐被林连玉一骂，也失去在马华争取领导的地位，且在华社失去影响力。1963年他在任职上逝世。结束了他备受争议的一生，也在华社逐渐被人淡忘。
汪永年及梁宇皐先后被林连玉骂扁，从此在华社留下污点，而无法抹去。大概这就是林连玉的威力吧！如今三个人都已作古，但如果翻阅历史，倒不失是最好的教材，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总教人深思其中。

黃家定為林蒼祐“正位

各报在11月22日报导林苍佑的照片出现在马华公会，而且是挂在历任总会长一排内。这是马华公会第一次“公开和正面”的承认林苍佑是第二任的总会长，也是黄家定再确认总会长的地位后的一个动作。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个“小动作”，只是挂起一个人的照片，没什么大不了事，实则需要很大的勇气来“纠正马华对林苍佑的评价”。因此林苍佑这人头照对马华来说是个“千斤重的包袱”，历届的领导人都无法举起来，更不必说把他与陈祯禄并列了。

为什么林苍佑对马华公会是个抹不掉的“伤痛”？为什么他在马华的地位一个很长的时间被否定？为什么马华的党史不正面评价林苍佑这个人呢？说起来是一匹布长的“情仇恩怨”。这个故事应该从陈修信时代说起。

林苍佑本来不是马华公会的党员，而是1951年6月成立的“急进党”的发起人。在这之前的两个月，他受委为槟州殖民地立法议员。1954年他应马华创党人之一的陈祯禄（即首任总会長，也是陈修信的父亲）之邀，参加马华公会。

当时的政党对于一个人拥有双重身份是被允许的。换句话说，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时，他仍然是急进党领袖，但他也在这一年退下主席职，接受担任副主席。此举显示林苍佑将有“大动作”。因为他疾呼急进党员与各政党合作，争取自治早日到来。急进党也因此产生分化，大多数党员支持林苍佑加入马华公会“壮大华人的政治力量”，有小部份人不追随，宁可保持沉默。就这样“急进党”在没有林苍佑主持大局下，渐渐地自我消失，没有派人参加1955年的选举（1955年是马来亚自治前的一次普选，国和州分开举行。）

林苍佑选择以马华公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是年的槟州立法议员选举，他的对手竟然是亿万富翁叶祖意（万兴利银行创办人）的媳妇黄绣娘，而黄绣娘是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女儿。叶祖意是托黄仲涵发迹的，成为马来亚的糖王。

黄绣娘也是急进党唯一女市议员叶宝真律师的母亲，后者不追随林苍佑入马华选择退出政坛，也不反对其母亲以独立人士身份在加拉歪选区与林苍佑对垒。结果林苍佑取得胜利。联盟（包括马华）全胜，共夺14个州议席（另10位议员由英国委任）。

本来，以林苍佑的地位和身份，他是1957年独立后的当然槟州首席部长，但他没有接受首任首相的推荐，反而推举王保尼出任首任首席部长。因为他要作全国的领袖，不是一方的领袖。果然在1958年林苍佑率领少壮派在马华“起义”。在一场激烈的选举中，他击败陈祯禄而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陈修信在宣传主任职上也败给林苍佑派的杨邦孝（目前是新加坡大法官），还有林苍佑派的朱运兴胜了总秘书职。这也埋下林苍佑在后来与陈祯禄和陈修信父子交恶的一枚“炸弹”。

当然还有其它人事介入及其它因素导致陈修信与林苍佑公开骂战。在得不到东姑支持下，林苍佑失去了在联盟内的影响力，未能争取到三分之一的国席归马华公会，甚至连他本身也不是1959年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东姑把力量靠在陈修信这一边，林苍佑的“革命派”成跛脚鸭。一怒之下，林苍佑辞卸总会长职（1959年7月30日提出但不被党接受。1959年9月15日又正式呈上辞职函）（1961年正式退出马华公会）。

林苍佑在马华内“革命失败”；胜利者是陈修信。而陈修信是在1962年的党选上正式当选马华总会长。林苍佑则在1961年另起炉灶，成立民主联合党，从此与陈修信“势不两立”。

在陈修信主持下的马华公会，林苍佑的“历史地位”已被抹煞。因此在马华党史内，后者成为一个负面人物，仅以“林苍佑事件”一语带过。所谓的“事件”是指马华公会内曾经发生过“内閧”，而事件的主角是林苍佑。在这样的局面下，陈修信是不会把林苍佑“擺正”的：尤其是林苍佑于1969年大选以民政党（民联党解散加入其中）人起而执政槟城州，复又加入国阵（联盟的前身），更是使陈修信耿耿于怀。

因此从陈修信开始到李三春，到陈群川再到林良实，他们都是一脉相承无法接受林苍佑在马华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后来者也不願意改变既成的事实，以致林苍佑在马华眼中不是应该“坐大位”的人。他的位置是在民政党内。这种情况未想被黄家定纠正过来。我记得黄家定不久前曾向我说过一句话，他是一个没有历史包袱的人。果然他这句话的含意是包括“端正林苍佑在马华的历史地位”，确实够勇气与魄力的，里头也许向民政党输送一道讯息，但我们还是希望他也能“端正华人的历史地位” ，并为华人打开一个明朗的天空，溶入和谐社会中。

锺洁希现象反思

这是一对“小人物”高调处理结婚的故事，也引来了诸多的评论，而成为一个值得深思的“社会课题”。我们称之为“锺洁希现象”。
它的争议性不在于对婚礼的铺张，而是主角本身已成为一个争议性的对象。起因于主角锺洁希毫不隐瞒她是变性人，从男儿身经过三次大手术转变为“女儿身”。也就是说，主角经过一段的痛苦经历后，终于达成愿望，以“女人”的身份立足于这世俗的社会。本来这样的故事在热闹之后逐渐平静下来；未想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又把局面搞得沸沸扬扬。于是留下一连串的谜团成为世人，尤其是好奇的人在追问：人真的可以变性吗？或变成男人或变成女人后就具备了生理上所应具有的特征和内涵吗？‚变性人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性别可以改换吗？ƒ变性人的婚姻是否有法律效用？宗教上又如何为这样的婚姻作诠释？„这样的生活会美满吗？是否天长地久，海枯石烂，此情永不变？
这些既是社会问题也是个人问题，肯定一直困扰着这对新婚夫妇。新郎马思健是男儿身已是不必置疑，但人们就会遐想锺洁希怎么在转变中适应自己？又如何调整婚后的生活？
我们先从个人的问题进行分析。它涉及了一个人的性取向的痛苦的挣扎。在以前医学不发达的时代；不论男或女，具有了相反的性倾向是无可奈何的事，也做不了手术。只能产生“同性恋”的不为社会所认可的行为。在中国古代称之为“断袖之交”。至于太监受宫刑是因为朝庭规定，不能对后宫有越轨行为，属于被迫性质也不是自愿的变性人，不在此例。因为我们所说的“同性恋”是指同一性别（但有其中一人性取向与原来的生理有别）的人“相恋”而不理会别人的眼光。当这种情况从不允许到法律的沉默时，就出现越来越多的“同志”之恋。在今天已是见多不怪。至于其中一方转为变性人的例子倒不多见。其一要承受痛苦的手术，其二要有经济基础，其三自己要冒一定的风险，锺洁希就是属于富有“冒险精神”和值得一博的变性人。从外表来看，她的手术是成功的，而且也变成一个“大美人”。如果没有人点破，谁相信她是变性人呢？站在美学的观点，锺洁希具备了女人应有的“美的外征”；无可挑剔。我们终于不得不赞叹医学的进步和它对人的改造的“鬼斧神工”的高超手术。
可是当转入第二个社会问题时，锺洁希就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现象：这现象是向传统的社会发出挑战，即是变性人是否是一个正常的人？若是正常的人，又有那点阻止「变性人」结婚呢？
从法律观点而言，迄今为止，只有四个国家承认同性恋婚姻是合法的，即加拿大，比利时、荷兰及西班牙，其它国家的州属也有不同的法律解释，但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仍然无法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不仅于此，也认为同性行为是违法的。总之不符合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不在法律允许的范畴内。
同样的，大多数宗教不能接受违反自然规律的性行为，也自然不会承认同性恋的权利。
锺洁希面对的是一个微妙的尴尬的回应：没有在法律和宗教上取得变性的认可权利。尽管性是个人的行为，在医学上也没有条文禁止人的变性，这就产生医学与法律的矛盾。
当然这种矛盾不是严重性的。虽可以让你变性，但它不承认变性的身份。总之在法律上是以身份证的性别作为标准，以致变性人一旦结婚，也被归为“同性”婚姻而无法区分“同性”与“变性”的差别。
因此问题回到一个医学与自然界的博斗。自古以来人的性别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改变的可能。但医学界又证明它可以巧妙地改变一个人的性别，即便是不完整的，也是可以令人称心满意的。如果是女的，不具备生育能力，也不属大问题，不少人也是通过“领养”或“试管婴儿”而成为母亲的吗？这就是说，锺洁希的现象不是她与法律“斗争”的问题，也不是与宗教过意不去，而是医学认可了她，为什么又被法律所“抛弃”呢？应该是属于医学挑战法律的争议，因为如果医生不为锺洁希做手术，她就不是今日的锺洁希了，而是原来的锺宣台。所以问题的焦点是，法律承认不承认医学上对人的“变性”的转换的认可？只要这个问题获得“解决”，锺洁希现象也就可以转成首开先河的模式。
尽管如此，我们都不乐观其成。倒是我们看到将来这样的“婚姻”会越来越多，因为法律保持它的被动性。于是“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和平崛起”VS“中国复兴”

前台湾行政院长萧万长于不久前接受《中国评论》专访时有讲了一段令人深思和具有反讽用意的话﹕“现今全世界都在讲中国崛起，其实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把中国当今的发展叫“中国崛起”，而应该叫“中国复兴”。因为二百年前（即1800年前）的二三千年来，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强国。现在是回到跟我们老祖先一样再起来了，所以就是“复兴”。”（见《中国评论》05年9月号）

这里头的争议点是在台湾的政界人士看来，当今的中国并不存在“崛起”这码事，而是“复兴”，即还原过去的“盛世”，绝口不提“和平”两个字。不过在中国官方看来，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全新的格局，从全方位探讨而得出新的战略是以“和平崛起”为手段，即意是用和平的手段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不具有“威胁”的目的存在。

本来这也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一个新的特殊名词，就不知道为何萧万长这么在意对字眼的使用，而坚持使用“复兴”这两个字？如果从字面上来解释，那就是萧万长说本来中国早已“崛起”，有了盛事。中共不过是再循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能用“崛起”两个字。反过来，中共认为即使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也有过“盛世”，但当时的中国是以本身为中心，无视中国以外还有更大的天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认定世界只有一个中国的观念；而今日的世界，中国不过是其中一部份，经过近二百年的积弱后，要在地球探出头来，着实不容易。如今中国不但立足于世界之林，而且已成为美国之外的另一个一片兴旺的国家，不用“崛起”又用什么呢？它不是“复兴”中国的封建王朝，而是用新的政体新的思维来做一番和平竞争，因此也叫做“和平崛起”。这与中国古代的“盛世”是两码事，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但无法比拟，也不能相提并论。换句话说，所谓“复兴”是不存在的。

从这样来理解，萧万长的用字可能是另有含意，也带有政治上的“不认同中国正在崛起”，充其量不过是“复兴古人的伟大事业”。当然这种说法比起陈水扁的激烈刺耳的言论是较温和的。陈水扁认为中国不是在搞“和平崛起”，而是在搞“和平威胁”，尤其对台湾的安全构成威胁，所以更加不苟同中国的战略方针。

所谓“中国威胁论”，美国叫得最响，以制造一个舆论依据。也就用此来“保护台湾”，使到中台问题越形复杂，正好也符合陈水扁的“台湾是一个独立体”的指导思想。

就在“和平崛起”与“和平威胁”两个敌对的言论在相持不下时，萧万长的“新解”也就显得更有其隐藏的议程﹕台湾的政界人物（指高层）必须要用不同的字眼来诠释现今的中国，不能让“和平崛起”成为主导思想来影响全世界的国家给予认同，这将会对台湾产生不利。因为一旦“和平崛起”被确定后，台湾就不可能不断重复“和平威胁论”，“独立之说”更显得后劲乏力。因此萧万长的言论是“转移视线”，不面对现实的一种“看似有理，实是文不对题”的辩解。

事实上，中国是在千禧年之后，也就是在改革开放廿年之后，才把“韬光养晦”的战略提到日常的议程，以便巩固改革以来的各项成果，不强出头，忍辱负重应付转变中的世界。也有人针对这样的收敛锋芒，避开对抗的战略给予批评，但还是未使中国急速的改弦易辙。

到了2004年，中国正式把“和平崛起”用来取代“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此举意味着中国在“修身养性”多年后，已有条件和世界各国，尤其是美国搞“对等政治”。胡锦涛坚持走“和平崛起与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温家宝说“和平崛起的要义包含自身体制创新，不能依赖外国。”李肇星说，“和平崛起就是要和平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就这样，“和平崛起”的理念转入2005年已成为中国对外的头等议程来执行和推进。当然面对很多阻力和各方挑战，但就此大方向而言，已不是什么“复兴”，更不是“威胁”，而是用“和平崛起”来实践“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进而使到台湾人民也分享其中的荣耀。因此相对来说，萧万长的议论显得没有意义，也是离题之言，除非不相信中国是在和平崛起。

评李敖神州之行

文坛怪杰李敖是个狂妄恃才傲气的人，相信许多人都不会反对；李敖是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许多人同样的也会赞同。在我看来，李敖有天生的叛逆，又是有话直说的人。他一生著述甚多，也蛮有辩才地口沫横飞。为了争取民主他坐过监牢；因为他认为胡适没有把民主带进台湾，反而被国民党收用，因此他赞扬的是1935年以前的胡适，尤其是对“五四运动”的贡献。基此，他成功地说服北京大学让他为胡适立塑像，以报答胡适在五十年前赞助他一千元的经费。事实上，胡适的提倡白话文是有口皆碑的，没有人可以抹杀他的贡献，但在1935年以后，李敖认为，胡适整个生命给国民党浪费掉了，所以他把胡适分成前胡适与后胡适（参阅《亚洲周刊》2.10.05）。
带着批判性的精神，李敖于今年9月19日至29日对神州展开“回乡之旅”，倒也掀起一阵阵涟漪。有人说李敖的中国行“震荡神州”，“化解台独之旅”，也向中共的权威挑战。我则认为有些夸大之言。因为在今时今日的“改革开放了”的中国，类似李敖这样的言论已不是什么“异端学说”，更不是把中共骂得狗血淋头，而是“大赞小弹”。从这个角度来演绎李敖在中国的演讲和言论，不但可以被中共当局所容，也会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毕竟这已经不是“一言堂”的时代。批评或揶揄一下也无伤大雅。至于李敖之言是否已戳破“台独神话”，倒未有立竿见影之效。因为李敖是在向大陆人民放话，不是直接（可算间接）向台独份子放话，即使是在台湾大弹特弹，也不见得会使“台独死硬份子”改变过来。换句话说，你李敖说得的一个中国，两岸一家人；我“台独份子”依然我行我素，你又奈何得多少？总之他们会挑战李敖敢不敢叫解放军马上开过海峡“解放”台湾？李敖当然不会这么做，也没有权力这么做，他只能在言论上“破台独”，“反台独”。但他也留下一个迷思，把自己和中共一分为二。他这么说，既然共产党说要为人民服务，我们就让它来服务我们。这是一种“你主我民”的二分法，倒也宣示了“民主”两个字。因此同样的，台湾又何尝不可叫共产党为它做事呢？但怎么个做事，李敖尚未清楚表达，大概就是所谓的“一国两制”。这点他在香港时也促请香港人民珍惜眼前所拥有的，不要什么都要。可是反过来，李敖则没有告诉人民怎样“回报”中共的“为民服务”？
李敖这个论点，也有相当多人提过，不是新鲜事。陈水扁肯定听不进去，他可以继续在凤凰台骂阿扁，但在台湾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李敖是心知肚明的。
无论如何，李敖确实比马英九高明，马英九曾说过中共先平反“六四”，才来协商两岸合作或统一事。我们也不知道马英九为什么要拿“六四”做为条件？倘若“六四”真的“平反”来换取“台湾的投入祖国怀抱”，而万一中国会朝这方面与马英九交换条件，马英九敢不敢接受挑战呢？当然前提是马英九能否在2008年当选台湾总统？
李敖不为“六四”叫屈，他反而用平常心看待“六四”，认为这个时代这样的“蛮干”是成不了大事，而是应该用智慧来化解中共的“强硬立场”。至于中国人民要怎样达到李敖心中所要的“自由和民主”。他只说一是反求诸己，另一是求诸宪法。这等于是要个人克制，要国家尊重宪法。
说到宪法，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有一条是允许“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形式诉诸民主，“文革”就是在这一条文下被鼓动起来的。当然这种“民主”要符合官方的立场，否则不可乱贴。到了邓小平当政的时代，于1980年从宪法中取消这一条款，不知李敖有没有注意到在中国宪法内这样的条文已不复见。他是不是主张再放回去？
再者，吊诡的是，中国的宪法是共产党制订出来的，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法。因此是以执政党的意识为依归。共产党已统治中国56年，它的立党之基在马克思主义，李敖则建议中国放弃马克思主义，若是放弃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又如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因此李敖这一说法又冲撞共产党的根基，自然无法被接纳，也会被当成开太大的玩笑。正如国民党如果去掉“三民主义”，就不成为党了。因此李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等于他在政治上的成熟，也难怪他选台湾总统时，叼陪未座，得票少得可怜。
反而是选民可以忍受李敖走进立法议院当议员，无党无派也好，让他有一个平台“胡说八道”也无妨，反正是个人作秀。当然李敖也不尽是胡说八道，只是有时在不适当的地点和时间，讲了一堆废话（至少在中共看来是如此）。至于其它历史课题，李敖也真的有其“说理”和“道理”，那就不是胡说八道了，只是他的刺耳之言，对相关的人来说，不是“胡说八道”又是什么呢？

两个争议，一个迷思

有两宗争议的课题，是很值得华社关注的。一个是在2003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吉隆坡中华大会堂”成立所引爆的争议，至今仍然是“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抹不去的“心头石块”。另一个是在2005年，也就是在10月份激发的争议，因为又多了一个“留华同学会”的成立，在人事上遭致“留台联总”的反弹。

虽然这两件事有不同的背景和性质，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它牵涉的人和事都产生一个迷思。争议之后，又留下疑团，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例如雪华堂争议的是它成立以来的80多年的历史，一向是代表雪隆的华团的最高组织。虽然在注册上没有标明是“雪隆中华大会堂”，但大家都习惯地及传统地认定它的权威，尽管不是所有的华团都参加成为会员。因此它不能够忍受以刘盘石为首的一派，不动声色地成功申请注册“吉隆坡中华大会堂”，并指此举造成分裂和削弱华堂的代表性。隆华堂则否认他们有这样的动机和目的。于是双方唇枪舌剑，依然是解不开的矛盾和症结。

至于“留华同学会”也是静俏俏地进行注册，待到一切成定局后始向外公布。这一下子留台联总有话说了，指其前任会长陈志成不适合一脚踏两船。不过它并未反对留华同学会的成立，而是希望各司其职。表面上看来，两会之间没有如同“雪华堂”及“隆华堂”的一山不能藏二虎的争议，但实际上又起因于人的因素，以致双方对问题的看法有了分歧。一个是以“人”来论，一个是以“事”来谈。

我们无意针对争议插上一脚，但就两件事来看，它反映出华社存在着因人事而带来的纷争没完没了。所谓“就事论事；人事与事物一分为二；不应将个人恩怨牵扯其中”的说法却无法成立，反倒是因人起争执居多。上述两个课题就是现实的教材。

吊诡的是，两件事的关键人物却是相互关连的。倒教人说不清楚该如何了结恩怨。其中最明显是陈志成这个人物所扮演的角色。

陈志成本是代表留台联总（有26个属会及30年历史）参加雪华堂，并曾担任一届的会长。在他担任会长期间，巧碰刘盘石组织了“隆华堂”。而刘盘石又是以“华人行团总会”的代表身份成为雪华堂的永久董事。

在陈志成主持下的雪华堂力促刘盘石辞董事职，也坚决与“隆华堂”划分界线，并致函社团注册官要求撤消“隆华堂”注册（但未果）。彼此间的恩怨和矛盾也因刘盘石的“另起炉灶”闹得不可开交。在舆论上显然是雪华堂占优势，刘盘石也不得不退出雪华堂，不能“一脚踏两船”；但在法律上又无法使“隆华堂”消失。陈志成当时所持的立场是：刘盘石既然“顶撞”雪华堂，就不应续留在雪华堂担任董事，而刘盘石也接受这样的决定。

就在陈志成于2004年卸下雪华堂会长一职后，他的身份依然是留台联总的顾问，也代表留台人出任雪华堂的代表。在这个身份还存在的时候，他又另一边厢成立了“留华同学会”，且涵盖的范围是以政治大气候作为标准，既包括留学大陆，也包括留学港澳和台湾的学生。在法理上自然也无需挑战，只要社团注册官不反对即可。

这样一来，留台联总又像陈志成那样（以雪华堂会长身份施压力要刘盘石与雪华堂切断关系），找到一个先例，也通过撤除陈志成的顾问职和代表权。这就是说，陈志成在留台联总眼中，是刘盘石第二，不能左右逢源。留台联总会长刘天吉扮演的角色正如陈志成在雪华堂扮演的角色一样。当然会有人持不同的看法，就如隆华堂一方也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此问题：即“隆华堂”不是刘盘石带头，而成立后名称经协商后稍为变动，又加入雪华堂，争议便会缩小。

同样的，如果“留华同学会”的创办人不是陈志成，也不是留台人扮演领导角色，也必然没有什么争议。

整个问题就出在人的矛盾（或可能是恩怨或意气之争）变成事物的“对立面”，以致所谓“就事论事”经常陷入“就事论人”的困境。毕竟是人在操作一切事物的发展和变化。这就回到问题的本质：一切有关的人都要有“感同身受”的先见之明，不然就是纷争不断，剪不断，理还乱！外界的人又在迷思中议论纷纷，让人留下了几许遗憾！

高靖添现象扫瞄

高靖添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超级大亨，但他却在2004年（3月26日）突然“名震媒体”，被形容为“江湖老大”，而被警方扣押，前后经过17个月的“牢狱”生涯，直到10月31日又获得释放，成为一名“自由人”。
一位“江湖中人”怎么会冒起成为风头人物？这里有两个可能性，一是他被认为“触犯了法律”，被警方逮捕，然后一夜成名；另一个是在“江湖中”奠定老大的地位后，又出手豪气干云，或做了轰动社会的大事，成为“热门话题”和“热门人物”。而高靖添则是属于前者。
不论他是否在“黑道”上如何出名或在娱乐界中大显身手而又从事多样生意，他若未经此一捕，也不会有此轰动，因此我们将之归为“高靖添现象”。
通常在舆论的推波助澜下，一个人（指在某些方面有影响力的人），或则会产生“效应”或者会成为一种“现象”。正面和负面的皆参与其中，而高靖添则属于后者。他在“出事”后，我们所见到的报导多是对他不利、警方也指控他涉及多宗“不合法规”的生意，因此将他收押进行调查。至于坊间流传的各种传言，也不见得对他有利。在“舆论”和“坊间”的冲击下，高靖添再怎么辩白已是徒然，他成了一个“反面人物”，被人指指点点，而产生一种“教训”的心理压力。促使人进行一种反思﹕涉及“高风险”或“偏门”的生意，总是提心吊胆的。若不能“堂堂正正”做人，也就不妨“安份守己”，何必“冒险偏向虎山行”？
不过，在高靖添看来，他是在资本主义下的一个“幸运儿”。不论他的出身如何，在英雄不问出身下，他可以独闯江湖，而搞出一个名堂来。这个“名堂”（老大）也得来不易，没有三几下手，是不可能在险恶的“江湖”中立足，于是他自成一派地“享受”他的“高档”的生活。然而这种走钢索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分分钟都不知道明天的日子，因为他是处在法律的边缘玩一场人生游戏；警方则在另一个高处监视着他所要监视的人。这在高靖添看来是一种自然的反应，没什么大不了。反正“人出名了”（在江湖上），难免会招人注意。
结果他在不知觉中忘记警方有多条法令可以控制一个人的行动，例如“内部安全法”，“紧急扣留法令”，“防止犯罪法令”等等，都可以不必经过法庭公开审讯，而对一名被认为有“危险的人物”进行扣押。就这样在法令的笼罩下，高靖添成了“龛中鳖”，被局限在“小天地”中，成为一名“阶下囚”。这个时候的高靖添已是前后判若两人，不再风光一时，而是“沉默一时”，因为他已失去“辩驳”的机会。
他的“沉默”虽然是在法令下加诸的限制，但他还有另外一个“通道”就是申请“人身保护令”来“解脱”加诸在他身上的“罪名”。经这么一个途径的把“被动变成主动”，高靖添结果成功地在法律的范畴下取得“释放令”。这是他以法律对法律的一场斗争。人们于是浮现一个印象﹕在民主的国家体制下，是可以“挑战”法令的“有效性”或“不适当的引用”。高靖添在打完这场官司后，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大的“惊喜”，因为警方还是可以引用法令再行扣留再行调查。换句话说，胜了这个“法令”，又会有另外的“法令”随之而到。这就是我们在10月29日看到的一幕﹕高靖添甫一踏出扣留营，“享受自由身”的一剎那间，又重回“法网”的扣押进行调查，而他所能发出的“抗议声”是微弱的，是被行动掩盖了的。倒是事后从媒体阅及其夫人的一份“血泪书”，用另外一种“温情”来作出控诉，让人感到“情义之声”在飘扬。这种法律不外乎人情所彰显的，高夫人倒为高靖添取得了人间情的正面分数。
我们不便揣测“亲情的陈情表”到底产生多少效用，但在两天之后案情又突然的急转直下，倒教人跌破眼镜﹕似乎是不可能的事竟变成可能的事；高靖添真的走出拘留所，回到阔别年余的“温暖的家”。算是为“法律的斗争”划上句号。从而体现出法治的精神。
从高靖添的不愿再诉往事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的语气来看，我们又似乎看到一个“脱胎换骨”的人。如果说他过去的生活有些儿“放浪”，那么这个时候的高靖添好像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成为一个父亲和丈夫，而不是“江湖老大”。让人感受到此时此刻的高靖添是另外一个人，是一介平民，而且表现出有如一个“有身份的平民”。他的家宅和他的汽车点缀了他的“豪气生活”的一面，这就是一年七个月以来的所谓“高靖添现象”。
这个现象是否会持续下去，或逐渐消失？就要看他日后怎样应付他的人生和生意。也许有人从中感受到这现象的背后是有道不尽的故事；也许从中有所领悟人生的真谛；也许得到一种启示和省身之道。
无论如何，我们也悟出一个道理﹕“高靖添现象”还是不要制造为好，这会给身旁的人带来无限的痛苦和心酸，也会给社会造成一个阴暗面。“反扑归真”也许不是一件坏事。

鲁迅与林连玉

今年是华教斗士林连玉逝世廿周年（1985年12月18日逝世）。我近日翻阅一些史料发现林连玉与鲁迅有几个相似的地方，虽然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的际遇和不同的专业方向（一个在文学，一个在教育），但他们在生前死后却有了某些共同点。这也是因势利导而造成的结局。

鲁迅（1881-1936年）是中国一代文豪，生前已是著作等身的作家，因一部《阿Q正传》饮誉文坛，是“五四”运动的猛将之一。1930年之前，他受到“革命文学”派（如创造社）的围攻，但在1930年崛起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代言人。在瞿秋白的推动下，鲁迅在文学界的地位进一步提高。虽然具有左的思想，但鲁迅一直到1936年逝世时，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严格来说，属于无党派人士。不过就在他逝世后，毛泽东把他的形象进一步推前，成了“文化革命先鋒”，代表了“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到了“文革”时期，鲁迅成了“文化革命巨人”。这就是说鲁迅是在逝世后才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坛偶像。他的精神和他的思想整整主导人一代的中国人。在“文革”于1976年结束后，学者们更乐意看到鲁迅走进学术殿堂成为被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成为政治功利主义的旗手。

不论鲁迅在文化及文学的历史定位上如何改变，鲁迅的精神始终成为推动人们思考和做人的一座丰碑。鲁迅语录在今时今日也不全然过时。偶尔翻阅，倒能教人深思其中。

林连玉（1901-1985年），比鲁迅小20岁。虽然也受过国学熏陶，并曾在集美学校（1926年）听闻鲁迅的演讲，但史料没有显示他们建立起友谊或师生关系。当鲁迅在1927年离开厦大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林连玉也乘船南来马来亚执教。因此他们两人是擦肩而过的。

从林连玉的文章（或古诗文或小品文）来看，他对鲁迅的印象是不深的，也没有显示他以鲁迅做为学习的榜样。他欣赏胡适倒有文字记载（见林连玉《关于马大的中文系》一文）。就其立论观之，他没有政治上的偏见，既不亲中，也不亲台（这可从他的另一篇文章《翁（指翁文灏）胡（指胡适）两公子合论》窥见）。不过陆庭谕有一篇文章《为林连玉八十九岁冥寿而写》则提到有三个人给林连玉最大的启示，其一是梁启超，其二是胡适，其三是鲁迅。

我们就此来推论，也可得出林连玉并非左派中人。一生并没有参加政党政治活动，但在文化教育上，他却表现出惊人的毅力。1949年推动吉隆坡教师公会成立；1951催生全国教总；1952年促成董教大整合；复于1953年促成“三大机构”（马华、董总、教总）。自此而后，他曾寄望执政党保护华教。虽然“三大机构”以后无疾而终（1959年后），但林连玉在捍卫华教立场上表现出“鲁迅的精神”，从而建立起“华教斗士”的形象。

1961年他的公民权被吊销后，就退出公职而沉默下来。在这之前约5个月，他在南大的一场演讲为他的一生拿下高分。南大生为他而喝采，且写诗颂赞他是英勇的战士（鲁迅也有此封号）：没有一个名字，/像你的名字这样动听/（见《大学青年》第四期）。

在他的争取和努力下，华文独立中学在60年代竖立起来，直到今天仍有60间独中在守望相助。就此而言，林连玉功不可没。他的一生中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不是他早期的文章，而是他那篇篇的文告和演讲，如果这也能归类为文学作品的话，则林连玉的文彩全在十年之内（1951-1961）闪烁其中，成为后人的精神支柱。这些的精华有些已变成《林连玉语录》。

至此，我们可以将林连玉和鲁迅作一个比较：

1. 鲁迅生前已被年青的学生尊崇为“导师”；林连玉生前也被后辈尊称为“导师”。“导师”之名得来不易，它有特殊的意义。比如毛泽东就比较喜欢保持“导师”的称号，而不要“四个伟大”（领袖、导师、统帅和舵手）照单全收。

2. 鲁迅死后被尊为“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绫覆在其棺上；林连玉死后被尊为“族魂”。一个是第一“文化斗士”；另一个是第一“华教斗士”。他们生前并没有刻意追求，死后不谋而合成为“文化偉人”。

3. 鲁迅出殡之日（10月19日逝世），名人出动，上海万人空巷送行；林连玉出殡之日也是万人送殡，一前一后，备极哀荣。确是无独有偶。

4. 鲁迅死后，成为左翼的“文化精神领袖”；林连玉死后，成为左翼人士眼中的一面旗帜（陈凯希《林连玉──一面鲜明的民族教育旗帜》）。两位伟人，一先一后，在历史长河中相互映辉。一个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个是“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 两句名言，各有千秋，成为经典之作。

悼文学巨匠巴金

见证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坛变化的文学巨匠巴金终于在2005年10月17日走完他多姿多采又多灾多难的一生。他一生不是共产党员，鲁迅也不是。但他并没有鲁迅的激情与改革社会之心切，因此他不被中国共产党列为“无产阶级的文化巨人”，也因此无法在中国的社会如同鲁迅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巴金的成就是在小说创作方面。
1904年出生的巴金，年青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也曾与毛泽东有数次交往。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接见一批作家，巴金也在其中。毛泽东曾对巴金说：“我从前也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不过后来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的理论用在中国的革命，最终在1949年取得成功，从此中国文学走向毛泽东开创的文学为“工农兵服务”，“文学为无产阶级服务”，“文学从属于政治”。换句话说，政治第一，艺术第二。這一条“金科玉律”深深地烙在中国的大地，直到1976年“文革”之后才告结束。
巴金的际遇与毛泽东完全不同，前者并不热衷政治活动，也没有鲁迅的豪情壮语。在年青的时候，也就是22岁那年到法国留学。不久即发生1927年国共分裂的悲剧，使他对祖国的灾难产生一种反抗的心情，于是他写了第一部小说《灭亡》。他自己说，在法国什么也学不成，就是学会写小说。
对于马新人民熟悉的巴金是他在回国后，于1929年到1937年创作出令人荡气回肠的长篇小说《家》。而后又发表《春》和《秋》，结成“激流三部曲”。就是这代表作奠定他的文学的地位。他的作品充满了对封建社会的鞭挞和嘲弄，使许许多多的年青人为之倾倒。
这部《家》后来也搬上舞台和拍成电影，成了巴金最辉煌的代表作。因此在解放后，他一度得到重视，参加文联先后成为文联副主席和作家协会主席，中国笔会中心主席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更在1952年到韩战体验生活，写的第一篇通讯是“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把这位大将军夸耀一番。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巴金也发表过党对文艺管得太严的文章，随后他作了检讨。
1958年“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政策结束后，巴金的作品已开始受到批评，但尚未达到严重的程度，因此得以保住其在文联的地位，倒是1959年彭德怀被打倒和批判后，巴金的那篇旧作而成为他的一块心病，挥之不去。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即1966年）巴金尚未受到清算，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协会常设局的会议上，巴金仍以中共作家代表团的名义参加，但这是他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因为到了1967年，上海已成了红卫兵造反的天下，住在上海的巴金也受到冲击，被当成“牛鬼蛇神”进行严厉的批判，连同他的妻子萧珊也被揪斗，并在1972年含冤逝世。
巴金在“文革”后执笔（1979年）怀念他的妻子萧珊的文章就流出深厚的情感：“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送进《牛棚》，掛上《牛鬼》的小牌子，还打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倘使她不是“黑老K”（文革时對巴金的侮辱稱号）的“臭婆娘”，一句話，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巴金又一段这么回忆：“在我靠边的几年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一个64岁老人），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的黑圈好几天后才褪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她当场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被关在马桶间里。”
巴金说，那些日子，他不時被揪出“示众”，任何人都可以骂他，教训他和指挥他。
工人作家胡万春在姚文元指示下，指责巴金的作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因此被判定为“反革命份子”。
经过文革的磨难和文人的死伤无数，巴金愤而在后期疾呼要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让后来的人深记这惨无人道的大悲剧，并希望“文革”永远不要再重演。他的这一呼吁结果有出版了上下册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畫冊，但真正的博物馆尚未建立起来。也許對中国有其敏感的部份，也許有其未能彻底批判的部份。无论如何，巴金的遗愿是希望善良的中国人经“文革”一劫后，永远不要再重蹈覆彻。
巴金走了，他带走的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浩劫。雖然他后来有了社会主义的激情，也曾想为毛泽东时代贡献力量，但他“赶不上”无产阶级的革命，他缺少了“两结合”（即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豪情，终于被认为其文学停留在五十年代之前的生活风貌。無論如何这些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人，也不影响他在文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被誉为是一代“文学巨匠”，实至名归。

林蒼祐與許子根

把兩個不同時代，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放在一起進行比較似乎是不容易得出客觀的評論，但也不是沒有得比較的，因為他們做的是同一件事，而且常常被人拿來做比較。這兩個人就是林蒼祐與許子根。

林蒼祐生于1919年，許子根生于1949年，比許子根年長30歲。人生閱歷自然是許子根無法比擬的。換句話說，當許子根出世的那一年，林蒼祐剛好從中國回來，先擔任執業醫生。兩年后，即1951年被委為檳州殖民地議員，不久創組急進黨，開始其漫長的政治生涯。這之中他參加和組織過四個政黨，但巧合的是，他一開始就不爭做主席，而是在形勢逼人下，才成了黨的老大。比如急進黨、馬華公會、民聯黨及民政黨。從一開始，他是屈就第二把交椅的。

無獨有偶的，在1982年參政的許子根，也不是一下子成為黨的核心人物，而是先從黨委，民青團團長才昇上民政黨副主席。這副主席之位一坐就是坐了14年（1991-2005）。接下來的是我們所熟悉的在今年8月黨選被推上署理主席。如無意外，許子根將在2007年成為民政黨主席。

許子根和林蒼祐一樣，在政海波濤洶湧沖擊下，政途不是一帆風順的。后者在馬華鬥爭中失去主動權；更在1990年的大選中被林吉祥擊敗。而前者也在1986年大選中吃敗仗，對手同樣是林吉祥。一個林吉祥結束了林蒼祐的政治生涯，卻“造就”了許子根成為“再生鳳凰”。正因為這個陰差陽錯，許子根在1990年取代了林蒼祐，成了第三任檳州首席部長，所以才有今日的所謂“林蒼祐時代”和“許子根時代”的點點評評。

林蒼祐時代起于1969年，終于1990年，整整20年在檳州和政壇領盡風騷。他用他的智慧和氣魄，把一個沒落的自由港失業率十分偏高的檳州打造成一個先進的工業州，且成了全國電子業的楷模。林蒼祐當時所持的哲學是﹕“有工作好過沒工做”，“而發展是硬道理”，于是他靈活地應用鄧小平早年（60年代未被打倒前）曾說過的“黑猫和白猫論”，拼命地引入外資，開拓勞工密集的工業，為檳州人民提供就業機會，“少收入好過沒收入”。這就是“不論黑猫或白猫，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實踐。果然檳州人民不再挨餓，不再向外流，而是有了一份工作，慢慢地累積收入，成為“居者有其屋”政策下的受惠者。許多中下層的組屋也在工業城周邊發展起來。今日的峇央峇魯及施布朗再也衛星市鎮，包括以輕重工業做為核心的結構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不寧唯是，林蒼祐也在80年代完成他的“代表作”。1985年通車的檳城大橋及1986年全面啟用的光大摩天大樓。不論今天人們對光大摩天大樓的興建是否有不同的想法或有所爭議，它確實成了檳城的“最大的地標”。

許子根在1990年上位的時候，基本上是繼承了一個走向工業化的時代，但仍處在一個傳統與現代化交替和沖突的階段。一方面來自聯合國的建議以保留喬治市的傳統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又來自中小型外資企業準備撤離檳城前往包括中國在內的地區發展；還有在轉型中的檳州工業（從勞工密集到採用高科技生產減少勞工的聘用）也必須再突破瓶頸，朝向尖端科技的研發領域發展，因而有了21世紀策略與大藍圖的構思。這種無形的轉型再轉型是無法用實體來體現的，只能從經濟收益中領悟檳城的經濟在平穩中發展，而保持了最低的失業率，只占勞動力的2巴仙有余，比起平均一年的4巴仙內的通貨膨脹率還要低。

但無可否認的是，從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襲擊到今天，檳城面對的挑戰比任何時候都要嚴竣，以致一些大型計劃，如檳城第二通道，外環公路及交通系統的建築和改善都被壓后而緩慢下來。再加上公共服務領域的私營化下，檳城的美麗風景綠一再被污染和破壞，河流溝渠穢物成堆，熟食小販市場如雨后春筍冒起但缺乏良好的衛生管制；還有一望即看到的喬治市的消沉等等，都給許子根帶來一個又一個壓力而窮以應付。

即使在過去15年來，各項發展，包括屋業和工業有長足的相輔相行，但卻是分散在州內的新開發區，只見森林不見樹，難免許子根被指斥在實體上沒有林蒼祐的顯著成就；尤其是沒有“代表作”作為政績的標誌。這樣一來，市面上的評語不外是林蒼祐成就如何如何，許子根又如何如何，然后作下定論。

因為時代的變化，人口的增長和政治結構的某些變化，人們當然容易忽略了許子根（以通曉三種語文作基礎）在人文精神上的建設上比林蒼祐要付出更大的心血，頂住了種族上的壓力又予各族人民一個比較自由的空間（相對來說）發揚自身的文化，而維護了檳城一向即擁有的多元文化而又多姿多采的一面，這又是需要靠直覺來實踐的艱難“文化之旅”。

因此拿實體政績（看得見的）和精神政績（看不見的）來進行對比，又會顯得顧此失彼。我們只能說林蒼祐“大器晚成，功在檳州”；許子根“中年得志，和平崛起”（前者從全國性退下治理檳州；后者從鞏固檳州走向全國；比較底下，又是一個程序的倒轉。）

黄锦鸿夕阳看晚霞

文化艺术部副部长黄锦鸿在槟州马华联委会排阵上被挤出主流是意料中事。虽然他在马华中央党选中仍然在票选中顺利入围，但不意味着他尚有机会重掌槟州马华。他败笔在于今年五六月的州际区会改选中保不住优势，到最后槟岛的六个区会中，只剩下日落洞区会给予他明确的支持力量。尽管来自威省的区会并没有反黄锦鸿，也不等于给予100%的支持。在此尴尬的情况下，黄锦鸿的地位已是岌岌可危了。
果然在党中央改选过后，黄家定公布的各州联委会主席名单中，黄锦鸿已是榜上除名，改由中央署理会长陈广才取代之。这不但是对黄锦鸿个人的最大打击，也是槟州马华脸上无光。堂堂一个有份量的州，一向以来都是槟州人担任斯职，除了李三春一个短时期曾来槟州“收拾残局”外。但李三春也就很快物色适当的人选，将此重任交给原社阵总秘书的林建寿出任。这是1977年的事。
换句话说，槟州马华联委会（以前称槟州分会）的主席从过去的大商贾出任外，下来就交由专业人士担任，以下是槟州马华历任主席的名表。
1. 吴瑞琴（曾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打从马华成立便是槟州主席，其任期由1949-1960。在位12年。
2. 连裕祥（橡胶大王），曾于1951年参加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和国家党，并出任全国副主席。后来加入马华公会而成为第二任槟州主席（1961-1964）。
3. 第三位槟州主席是苏承球（他先后两度出任槟州中华总商会会长），其任期是（1964-1969）。
4. 自苏承球之后，马华改变形象，不再委 任大资本家当政。陈修信经1969 年大选失利后，痛定思痛。起用专业人士岑亚就（会计师，因不够财粗气大，只能担任中华总商会副会长）。
这位好好先生掌管槟州马华时期是马华最低潮的年代（1970-1976）。
5. 身为马华总会长的李三春，是在1976年身兼槟州马华主席。为打破马华的闷局，他在这一时期拉拢3名反对党州议员跳槽马华，他们是行动党的胡德安与吴瑞钦及社会正义党的王裕好，使到马华共有4名州议员（原本1974年大选后，马华剩一名州议员庄友良），可怜此时的州议会只剩下一名“反对党” 议员（他就是另一名好好先生崔耀才，原是劳工党槟州财政，后以独立人士参选而告捷）因此李三春的槟州主席任期是1976-1977年。
6. 自此之后，李三春大胆起用林建寿，目的是要后者与林苍佑争一日之长短。林建寿也就在1978年大选导演了一场“七人帮”风波，直搞民政选区，但功败垂成。林建寿的任期是1978-1984。
7. 林建寿之后是李三春的爱将李永枢出任槟州主席（1984-1987）。后因李永枢与时任总会长林良实不咬弦，失去领导槟州马华。他留下的空缺，由吴友力暂代一个短时期。
8. 林良实在挪走李永枢后，安插其亲信石清霖担任槟州主席（1988-2000年）。石清霖在1999年后退休，不再参加大选。继后他连槟州主席也卸下。
9. 时来运转的黄锦鸿被推荐接替其位。但在2005年党选后又再滑落，换了外州人掌管槟州马华，任期肯定比李三春久，都是因为州内党争引发的。
至此我们要说一说黄锦鸿的又上又落的一段历史，他是在70年代就参加马华公会。1978年马卓达（马华槟州丹绒区会主席）在林建寿的默许下，退党组织“七人帮”挑战民政党。原本共有12人退党来全面打民政，黄锦鸿就是其中一人，但他与其它人临阵退缩。于是12人剩下7人帮。
临阵退缩对黄锦鸿来说是“识时务为俊杰”。在1995年时已是槟州马华秘书。这一年的大选，原本没他的份参选。多亏陈毓书坚持不下峇央峇鲁国席参选（他坚持要参加垄尾州议席，以便从行动党手中夺回此席，他本来是此区的州议员。已被同意再征江湖，谁料最后临时变卦，党要将此席交给骆福汉，建议他攻打国席。陈毓书说，他已向垄尾选民表态一定在垄尾参选。加之他不能忍受一位大富翁从中游说，定要骆君下垄尾。他咽不下这口气，基于原则问题，他不参选，推荐黄锦鸿上阵。）
黄锦鸿也因此“无端端发达”，中选国会议员，1999年大选后出任国内贸消部政务次长。2004年大选后官拜副部长。正是“鸿运当头”时刻。未想2005年在郭家骅挑战其权威下，他一直处于下风，终酿成郭家军要求换州主席。
在形势不利下，黄锦鸿政途响起警讯。突然从高峰跌下，走向夕阳观晚霞。他及郭家骅成了斗争中的两败俱伤的牺牲品，政途亮起红灯，未来前途难测。正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记名报人胡愈之与洪丝丝

10月16日应《槟城媒体工作营》之邀，向一批年青人讲一段马新华文报的历史。讲题是《马新名报人：胡愈之与洪丝丝》。我之所以特别提及这两位名报人，是要点出在战前及战后初期马新华文报与中国文人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希望年青的一代，能进一步了解华文报业是怎样走过来的。由于不是学术论文，也就从历史切入这两个人在马新的办报片断。

1.胡愈之，《南洋商报》总编辑（1940-1942年）。

2.洪丝丝，《光华日报》总编辑（1937-1941年）。
他们两个人后来又为什么走在一起，又为什么双双离去回到中国？先说1938年杪，中国著名文人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出任副刊编辑。1939年元旦，《星槟日报》创刊，郁达夫兼任《文艺版》副刊主编。以他的名气带动这两份华文日报。但不久郁达夫卷入笔战，与马共一枝笔黄耶鲁就鲁迅问题一来一往，而后偃旗息鼓，被认为是“无心之言”，不了了之。

就在此时，《南洋商报》也要物色一位主持编务的大将，周恩来推荐胡愈之担此重任。后者也就在1940年杪抵新加坡，出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他大刀阔斧把《南洋商报》推向一个高潮，与《星洲日报》相互映辉。

胡愈之（1896-1984，终年91岁），来头可真不小，在文坛上没有郁达夫的名气，但办报经验十分丰富，他是第一个人主编《鲁迅全集》（鲁迅在1936年逝世），也是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在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的中文主要翻译者，取名为《西行漫记》。他本在1933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从未对外宣布，公开身份是《民主同盟会》的负责人。这个同盟会也与国民党人打成一片，并不张扬党派政治。胡愈之的文笔精炼，言之有物。文史学家方修形容他的社论“带有散文气息，写得十分精彩”。“他的文学才华被新闻界的名气掩盖了”。

与此同时，在槟城也崛起一位名报人洪丝丝（1907-1989，终年83岁）。他是在1927年国共分裂，大革命失败后逃到印度尼西亚去，在棉兰办报，曾出任《新中华报》（原《南洋日报》）总编辑。1931年被荷兰政府驱逐出境。1932年来到《光华日报》出任副刊编辑，提倡马华文艺。1936年他获得《光华日报》资助前往日本留学，在日本大学攻读社会系。1937年七七抗战后，洪丝丝返回《光华日报》，出任总编辑，间中也协助创办《现代周刊》。

1941年，日本南侵，先攻占北马，包括槟城，洪丝丝南下新加坡。在国难当前，洪丝丝、胡愈之与郁达夫在新加坡结成一体，再加上陈嘉庚带头抗日。他们先后成立了两个抗日组织。一个是《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团长郁达夫，副团长胡愈之，洪丝丝是干训班的讲师。另一个是以陈嘉庚为首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胡愈之担任宣传主任。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前，陈嘉庚、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等人避难印度尼西亚。

1945年日寇投降，但郁达夫不幸在印度尼西亚遇害，胡愈之写了一篇著名的悼念文章《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文句扣人心弦，感人肺腑。

战后，洪丝丝又回到槟城主持《现代周刊》编务。而胡愈之则于1945年12月3日在新加坡创办《风下周刊》，与《现代周刊》一唱一和。

1946年11月21日，胡愈之在陈嘉庚支持下，创办《南侨日报》，一份被视为中共在海外的“喉舌报”，为中共的抗争吹起号角，因此胡愈之也被认为是影响陈嘉庚回中国定居的重要人物之一。

这一年，胡愈之也邀洪丝丝加入《民主同盟会》，出任副主席，两人关系更形密切。翌年（1947年），邀洪丝丝担任《南侨晚报》新闻主任。就在这一年，胡愈之与马共一支笔的周容（殷枝阳，金枝芒，孔婴）打一场影响深远的笔战。论题是《马华文艺的独特性》。针对《侨民文艺》和《马华文艺》各持己见，也劳动郭沫若及夏衍参与其中。其中的复杂性就此掠过。但洪丝丝始终与胡愈之站在一道是不争的事实。笔战最后还是打了圆场，反正出发点是为了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不过马华文艺也就定型而自我发展起来了。

1948年胡愈之离新返回中国，准备迎接更大的任务，他把《南侨日报》交给洪丝丝打理，职称是报社经理兼“社论委员会主席”。洪丝丝的社论虽未有胡愈之的文采，却也是一针见血，敢怒敢言，与英殖民政府政策相对峙，为新加坡华侨仗义执言。

1950年，《南侨日报》不容于英殖民政府而被查封，洪丝丝也被遣回中国。这两位名报人一先一后又在中国发光发热，但他们所从事的已是中国的文化事业，逐渐与马新文化越离越远。虽然如此，人们不会忘记马新报坛上曾有三位名人领尽风骚，他们是郁达夫，胡愈之及洪丝丝，而今事隔半个世纪有余，有许多人也许已经模糊或未曾听闻这一段往事。如今追忆起来，应有其值得回味和研究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