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拿督翁退党另起炉灶。东姑力挽狂澜于既倒
（一）引言
巫统的全名是“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直到今天沿用的UMNO是“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的简称。因此我们所熟悉的“巫统”或“UMNO”就是当下仍居统治地位的马来人的最大政党。号称有300万名党员，但决定领导层命运的则是手操投票权的2千余名中央代表。这些代表在党选年时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他们手中的一票不仅选出巫统的领导，也是选出掌控国运的国家领袖。
不过，巫统的内部斗争或由内转外的斗争就不是中央代表所能左右的，而是领导层之间因权力，因理念或因人事展开的斗争。当领袖之间的斗争开展后，自然会形成帮派和阵营，而往往会演成激烈的对峙和分道扬镳，最后则以“胜者为王，败者为野”来了断。
综观成立63年的巫统，大大小小的斗争时而有之，但牵动政局和巫统走向的则有10次之多，平均每6年就发生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甚至带来分裂和对峙；但不变的是，掌控政治权力的成了造王者，使到巫统又“转危为安”。为什么会这样？这有必要从几个层面来探讨和演绎巫统的结构和其历史背景以及什么是政党政治？只有了解了巫统的历史和它的独特性，我们才能更好地掌控这个政党的脉络。
首先它不是先有政党才来推动其政治理念，而是先有马来人的大团结运动才孕育这个政党的成立。领导这场运动的是当时柔佛州的署理州务大臣拿督翁惹花（Dato Onn bin Ja’afar）。他在1946年3月1日号召马来人出席于吉隆坡苏莱曼俱乐部举行的马来团体大会，共有41个单位群起响应，目的是抗议殖民政府强行推出“马来亚联邦”宪制（Malayan Union），并指这在战后仓促出炉的新宪制没有提及苏丹的地位和对马来人权利的特别照顾。当时左右派的马来政团都有参加，后来虽左派政党如马来国民党（马来民族党）退出，但拿督翁已取得大会的认同成立巫统来和英殖民政府斗争。这个政党正式于1946年5月11日举行成立大会，召集人拿督翁成了这个政党不可动摇的人物，他也是创党人和第一任巫统主席。
巫统在他的领导下，走的是右翼路线，一方面与各州苏丹合作，另一方面联合苏丹与英国谈判，成功地促使英国放弃“马来亚联邦宪制”改由“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取代之（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1948年2月1日起生效），确定各州苏丹地位，也恢复马来人特别地位的条文。在当时，左翼的“马来国民党”（1950年被英政府查禁，指涉共产活动）、左翼的“马来亚民主同盟”（在新加坡成立，1947年自我解散，也被指涉及共产活动）及马共（直到1948年6月才被宣布为非法组织），都对“马来亚联邦宪制”冷漠以待，指是英政府为延长殖民地统治的花招，也就给巫统一个机会撇开三个主要政党，单独与英殖民政府改变政治格局。这就是说，在没有太大阻力下，拿督翁只用2年有余的时间取得英国人的信任，遂使到巫统跃登政治主流；也因为“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成为新的宪制，英殖民政府决定展开行动取缔左翼政团，斗争的焦点也就集中打击马来亚的左翼运动，马共在没有选择下，又回到森林打游击战。巫统也就从中崛起成为势力庞大的政党。领导人后来更被邀请加入英殖民政府的内阁，例如拿督翁就成为内政部长，他成了英国眼中的未来的首相和国家的领导人。在那时，巫统声称其党员已逾11万名之众。（《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 1980, 页40）
当1950年左翼的马来国民党（领导人是布哈鲁丁，后来成为回教党主席）被查禁后，巫统势力更见庞大，它成了被认可的代表马来人的政党。
（二）拿督翁要开放巫统
在这个时候，拿督翁的思想有了一定的转变，他不要仅限于做马来人的领袖，他要做的是马来亚各族人民的领袖。1948年12月，他召集了各民族领袖在其新山住家举行会议，即席成立“各民族联络委员会”，成员包括陈祯禄在内。他准备用这个委员会来改变巫统的特性和党章。于是在1950年5月在吉隆坡举行的巫统特别会议上，他大胆地建议巫统开放门户，让非马来人成为党员或附属党员；同时他也建议不妨接纳各民族联络委员会的建议，检讨有关公民权的条文，以缓和非马来人的担心和不满。如果这些建议可行，则巫统可以改名为“马来亚国民统一机构”（原名是马来人统一机构）（英文仍简称UMNO）。（《马来政坛谈往》，1981，页27）。这就是说，拿督翁准备将巫统导入中间偏右的路线，只用一个政党来团结各民族人民。
虽然拿督翁声望如日冲天，但他的建议撞壁，巫统内多数党员拒绝他的建议，视此举将威胁马来人的权利和地位。
不甘失利的拿督翁仍然坚持他的理想是正确与进步的。在同年6月的巫统大会上，他突然愤而辞职，掀起轩然风波，党员纷纷加以挽留，但就是不接纳他改革巫统的建议。
拿督翁后来接受挽留，但依然不放弃他的斗争，他试图用时间来感化党员给予支持，结果在同年9月的巫统代表大会上，他再度当选主席，并且在原则上接纳各民族委员会所提出的有关检讨公民权的建议，就是未明确同意修改党章，以成为各民族的政党。领导反对拿督翁的不是与他一起斗争的领导人，而是来自藉藉无闻的新加坡马来人同盟主席萨顿（已故，前中央部长，最后官职是槟州元首）（《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8）
由于僵局无从打开，1951年8月21日，拿督翁坚决辞职，不接受挽留，竟起而带队离开巫统，在1951年9月16日宣布另组“马来亚独立党”（Independence Malaya Party）（这个日期与马来西亚成立日巧合，十分吊跪）。成立刚好5年的巫统，第一次面临严重的分裂。
更为吊跪的是：英殖民政府摆明支持拿督翁，继续委以部长职，无形中也助长马来亚独立党的声势。成立之初，马华的陈祯禄、急进党的林苍祐及泛马劳工党倒向支持拿督翁是为一例。巫统反而变成“孤家寡人”，政治主流似乎已被拿督翁的独立党所取代。
（三）东姑登场斗拿督翁
由于胡先翁的辞职，巫统在同年8月25日举行特别会议，以选出一人成为新主席，以免陷入“群龙无首”的窘境，但那位敢于顶撞拿督翁的萨顿只能为人做嫁衣裳，结果来自吉打的王子东姑阿都拉曼在四角战中脱颖而出。他是在1946年即成为拿督翁的追随者，他也是在苏丹的支持下得以成为拿督翁的继位人。
东姑阿都拉曼当时面对的处境是极为难堪的，因为拿督翁也拉走了巫统的精英，包括75名被委任的立法议员中，马来亚独立党就占了30位，且拿督翁又身居内政部长职）。未想1952年吉隆坡的市议会选举改变了拿督翁和东姑的命运。这一场选举在无意中促成马华与巫统的联手（只限隆市选举，东姑与陈祯禄未介入其中），结果马华与巫统大胜，共夺得9席（马华6，巫统3），拿督翁的独立党只赢得2席，为其政途敲了警钟。
果然不出所料，东姑拉拢了陈祯禄在1953年组成联盟，1954年又拉了国大党加入，形成三大民族合作的政党。东姑也努力扭转劣势，以期在声势上不遑多让拿督翁的独立党（《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页49）。
由于马华的“背弃”，拿督翁一怒底下也拿马华来开刀。例如在拿督翁的提议下，立法议会通过禁止政党从事福利彩票集资，也就使到马华发行的福利彩票（用以救济新村人民）被终止。1954年，拿督翁将其独立党易名为国家党（Parti Negara）与东姑领导的联盟对着干。这种由党内斗争转化为党外斗争，拿督翁是第一人。其后巫统的内斗也跟着这个例子不断在循环。
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是东姑与拿督翁的直接较量，以让选民决定谁才是领导国家的真命天子。这一次普选只选出52名立法议员，另46人是由英殖民政府所委任。它的重要性是胜利者将成为马来亚自治邦的政府（但大权仍握在英国手里）。
出乎拿督翁意料之外的是，他的国家党共派出30名候选人，竟全军覆没，连他自己也饮恨新山选区；反之，东姑领导的联盟大捷，共夺得51席，剩下1席归回教党所有。这样一来，东姑成为马来亚联合邦的首席部长，组成自治政府。拿督翁黯然神伤，他没有想到栽倒在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巫统手中。
经此一役，英国人不得不转而支持东姑，拿督翁只得吞下苦果，斯人独憔悴。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拿督翁的理念是十分符合多元种族的社会，但他在错误的时间（时机未成熟），错误的地点（巫统内的马来民族情绪仍然高涨），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以退党另起炉灶来取代巫统，而不是在内部争取支持来取得上风）。
他的失败，标志着马来亚历史的改写。从那一刻起，历史转向东姑，东姑逐渐把拿督翁“遗忘”了，包括他的斗争大方向。虽然东姑与拿督翁一样，都是亲西方的马来政治精英，也走着右翼的路线；但他们的不一样却反映在性格和治国方略上，最主要的不同点是拿督翁要一个开放的巫统，只用一个党来统治和管理国家，以彰显其“政党”理念是多元性的；东姑则是坚持“政党”的单元性，但主张“政治”的多元性，也就通过巩固三党联盟来推行多元理念。这种“政党”与“政治”的单元性和多元性，只是一字之差，实质就大不相同了。这也给我们对后来的政治生态的改变提供许多遐想的空间，而今天我们的政党政治的变化也是有迹可循的。
受挫了的拿督翁并不甘于退出政坛，这正应了一句老话：“有选择就有牺牲；有坚持就有斗争”。1957年，拿督翁参加柔佛峇株巴辖一个国席补选，不幸又告失败，然而他的斗志并没有消沉下来。
在1959年他又率国家党“残军”再战江湖，但气势已不大如前，只能借助回教党的大本营之一的登嘉楼参加一些议席选举，包括拿督翁本人也在登嘉楼东山再起。
拿督翁是唯一当选国会议员的国家党候选人。他的4名候选人则中选登嘉楼州议员。由于登嘉楼的回教党占13席，国家党占4席，巫统只得7席，因此回教党起而执政（《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1980，页51）。不久之后，国家党议员倒向巫统，加上一些回教党议员跳槽，登嘉楼执政权又告易手，转成联盟执政。
虽然如此，拿督翁自始至经都不放弃和背叛其政治理念。他孤军一人在国会作战，但此时的国家党气数已尽。1962年拿督翁因病逝世，其国家党也因“人亡政息”宣告瓦解，留下了争议性但光明磊落战斗的一页。
在东姑时代，拿督翁在巫统内是没有“位置”的（但精神犹在），直到1971年敦拉萨取代东姑之后，他才把拿督翁的遗像移入巫统总部，当成创党人而占了重要的位置。从那个时候，拿督翁的精神又被巫统党人拿来作为鼓励士气的泉源。在以后的巫统斗争中也不断地被引用。这就是拿督翁留给马来西亚政治；尤其是马来人政治留下的十分珍贵的“政治遗产”。
巫统的第一次风暴是起自拿督翁而在东姑手上结束。历史就是这么掀开党争的第一页。
第二篇：东姑与农业部长恶斗。显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交锋
东姑阿都拉曼在1955年的普选胜利后，他先出任马来亚首席部长，起用一名重要人物阿都亚兹（Abdul Aziz bin Ishak）担任农业、森林及渔业部长。在1957年国家独立时，东姑出任首相，他仍然被委以重任，但改为农业暨合作社部长。这个职位对于处在经济落后的马来人十分重要，政府希望通过这位部长来改进和提升马来人的经济地位。
阿都亚兹（1914年生）不是等闲之辈，早年毕业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他的兄长尤索夫（Yusof bin Ishak）就是马来前锋报的创办人。在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时，被李光耀推举为新加坡首任总统。有了这样的背景，在1948年即已加入巫统的阿都亚兹一度是拿督翁的追随者。当1951年拿督翁另起炉灶时，他也离开巫统参加马来亚独立党，并在1952年提名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不幸败选。翌年，他又离开拿督翁，转回巫统支持东姑阿都拉曼的领导。东姑在初出道时，正需要有报业背景的人给予支持（阿都亚兹在1948—1951年曾担任前锋报编辑），也就被倚重在1955年代表联盟（巫统）参加普选，与拿督翁（此时独立党已易名国家党）的候选人角逐而胜出，旋即出任自治邦的部长。
1959 年大选再胜出后，阿都亚兹在党内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在1960年改选时当选巫统副主席。不久他与东姑的政治理念出现裂痕，这主要表现在阿都亚兹决心通过合作社这个组织来推行具有社会主义的政策。在当时，合作社已有三千间左右，他认为提高马来人的生活水平的前提是：反对垄断资本家，也包括华人大资本家，而合作社的开展正可以摆脱中间人和大资本家的剥削，由农民自行经营。
（一）建议仿效苏联农业政策撞壁
虽然他曾考察印度以吸取经验，但效果不佳，因此他向东姑建议仿效苏联的农业制度，由合作社承建肥料厂。这一下子与东姑的政治理念起了冲突，不但不同意，且恫言要把他调职为卫生部长，改由沙顿接任。此时东姑也获得马华陈修信的支持，反对阿都亚兹把社会主义政策引进马来亚。
阿都亚兹不甘示弱，公然“抗旨”，并说如果将他调职，他宁可辞职不干。这一下子真的将住了东姑，因为阿都亚兹不但是巫统的副主席，而且拥有广大的马来农民的支持，其影响力之大，也使到东姑投鼠忌器，调职之事只好作罢。不过，阿都亚兹与东姑的斗争并未止息，只是未公开演变成对抗。他还是做其农业部长，就是无法开动合作社机器，将政策向左转。
1962年的巫统党选，东姑认为机会来了，在他出手之下，把阿都亚兹的副主席板倒了。在这种情形下，阿都亚兹已不再如同先前的尾大不掉，东姑乃在1962年10月促他辞农业部长职，不然将对他罢免，于是引发了两人的第二轮的斗争。
1963年，在无官职和无党职下，阿都亚兹并未向东姑低头，反而在国会内以后座议员身份比反对党议员更为尖锐和激烈抨击东姑的施政。一场理念和思想斗争由兹展开。一边是全力维护资本主义，排斥社会主义的亲西方的东姑；另一边是由民族主义转成社会主义者的阿都亚兹，两者在党内的交锋也导致阿都亚兹于同年被东姑开除党籍。因此马哈迪并非是第一人在1969年被东姑开除出党，阿都亚兹才是第一个重量级与东姑闹翻的人。
（二）与东姑决裂另创新党
在不甘于束手就擒下，阿都亚兹选择走拿督翁的道路，在1963年7月另起炉灶，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党”（National Convention Party），摆出社会主义立场，以争取中下马来农民的支持。这个政党的成员基本上是来自支持阿都亚兹的巫统及乡村马来人，颇有阵容。可惜，刚成立不到两个月的国民议会党就要面临一场考验，派出候选人参加雪州议席的一个补选，结果出师不利，对阿都亚兹可谓是一个打击。
虽然如此，阿都亚兹毅然于1964年大选前夕加入社阵大家庭，成为第三个成员。本来是劳工党与人民党结盟，现在变成三党联盟，更进一步显示阿都亚兹的左翼社会主义色彩。
由于时机不当（正值马印对抗的高潮期），国民（也包括华人）对印尼的“攻势”有些坐立不安，也就倒向支持东姑领导的联盟。因此1964年的大选遂使到反对党一败涂地，最致命打击的是社阵，只剩下两名国会议员（陈志勤及林建寿），其他社阵领袖如劳工党主席依萨、国民议会党主席阿都亚兹及人民党主席阿末被斯达皆告败北，左翼势力受到重创。这与人民对印尼政治影响的抗拒有直接关系。
（三）被指涉及流亡政变下狱
未想大选后的翌年，又再爆出惊人的大新闻，1965年政府采取大逮捕行动，将社阵的马来领导人一举逮捕，他们是阿都亚兹、依萨、哈斯诺及甘波等人及回教党主席布哈鲁丁。
政府的白皮书指出，在1964年4月的大选期间，印尼的代理人在金钱上资助有关政党。
又说，大选过后，印尼方面又安排阿都亚兹及哈斯诺在10月前往开罗参加不结盟会议，惟不获准参加，他们乃会见印尼的一位将领（曾任印尼驻新加坡总领事）密商谋叛。他们在回国后，在1965年正月又与一个印尼革命团体联系，彼此同意在1965年6月前往阿尔及利亚参加亚非国家大会，并在那里宣布成为“马来西亚流亡政府”指挥武装叛变。这一举国愕然的消息传开后，社阵党人也全不知情，但同样展开抗议行动。
经此打击后，阿都亚兹的政治生涯也已划上句号，其国民议会党也因此“人亡政息”。
就此而言，东姑已成功地打败其政敌，巫统的第二次党争也告落幕。
虽然阿都亚兹失败了，但他在巫统党内播下的“社会主义政策”的种子，在后来也成为打败东姑亲西方的资本主义政策的引药。拉开这颗引药的人就是敦拉萨，他采用了阿都亚兹的理念在巫统党内掀起一场思想革命。（取材自《巫统政治风暴》，1999年）
第三篇：马哈迪炮打司令部。东姑黯然下台·敦拉萨被扶正
东姑阿都拉曼做梦也没有想到，第三次巫统政治风暴竟是冲着他而来。起因于1969年的大选，联盟遭遇挫折，痛失槟州政权，雪吡两州陷入僵局，而致命的是在国会失掉2/3席优势，马华只胜13席，情势不妙。最意外的是，巫统参选67席，虽只有16人落选，但其中一人就是在吉打州输掉国席的马哈迪（他于1964年初任国会议员），其对手尤索拉哇在后来成为回教党主席（1983-1989）。
马哈迪在怒气难消之余，又碰上因大选而爆发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也就把联盟的失败归咎于东姑，而在1969年6月17日“炮打司令部”，公然致函东姑促他辞首相及巫统主席职，理由是东姑已失去马来人的信任，包括在政府部门的公务员、警察、武装部队及巫统党员。
这一封函件随即广泛流传，引发大学生示威游行支持马哈迪，东姑一怒之下，在7月12日的巫统最高理事会上，通过开除马哈迪出党的议案。与此同时，支持马哈迪的慕沙希淡也被革除政务次长职。
虽然后来敦拉萨及伊斯迈（内长）有努力为东姑修补形象，但只起表面作用，无法挽回东姑的声誉。这位自称为世界最快乐首相的人也因“513”事件大权旁落。
他是在“513”事件后的第三天（即5月16日），将治国权力交给副手敦拉萨，而后者出任“全国行动理事会”主任，拥有实权掌控国家政运。有人指说这是一场“宫廷政变”，但更多的说法是形容为“权力转移”。
无论如何，马哈迪的手法使人想起1951年时，沙顿一马当先反对拿督翁的巫统开放门户的建议，结果造就了东姑时代的降临。而马哈迪则是造就了敦拉萨起而掌权，两者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他们后来都有得到回报。沙顿出任东姑的内阁部长，最后出任槟州元首；而马哈迪后来被敦拉萨器重，出任教长，最后成为首相）。
不过马哈迪初时是比沙顿失落的，他被迫踯躅在政治的旷野中。在此期间，他在1970年出版了一本成名的名著《马来人的困境》，以历史的观点痛陈马来人的落后原因，显然是冲着东姑而来，旋即被宣布为禁书（这本著作直到马哈迪于1981年当权后才解禁，且被视为马来政治“经典之作”，引导马哈迪的马来中心思想开始膨胀）。
虽然开除马哈迪并未导致巫统分裂，却是东姑下台的征兆。1970年9月21日，东姑以沉重的心情正式辞职，让位于其接班人敦拉萨。国会民主也在1971年2月20日重开，结束了半军政统治。新旧首相的交替，标志着敦拉萨时代的到来，也成为我国政治的分水岭。
这种因“513”下台的尴尬，使到东姑十分耿耿于怀。虽然他很难原谅马哈迪是始作俑者，但东姑认定巫统的其他高层也参与其中，因此他说这一派人是要建立“新秩序”，并指说有一些人是“极端份子”。东姑这样说：“巫统内部的斗争始于1967年（“513”事件的前两年），一派是建立巫统的；另一派是认为这个国家属于马来人的。这些人是“权利狂者”，准备一场摊牌”。（见东姑于1978年2月2日发表于《星报》的专栏）。
不管怎么说，东姑是这场权利斗争的失败者，他喜剧性地在1951年上位，却又悲剧性地在1970年退位，难怪东姑会有难以消化的怨气。
一上位的敦拉萨，即刻展示出他与东姑不同的治国理念和施政方针。在就职礼上（1970年9月22日），他明确地指出：“这个政府是基于巫统组成的，我以此权力赋予巫统，以使巫统来决定其形式——政府必须依随巫统的要求和愿望—它所执行的政策必须由巫统来决定。”（《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1980年，页225）
这一“以党治国”的理念也在后来孕育了“一党独大”的心态。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敦拉萨采取了几个具有历史性的大动作，其一是在1971年敦拉萨召回马哈迪重入巫统。这在东姑看来，孰不可忍。他才于1969年开除马哈迪，未想在两年之后他的开除令被翻转回来，且眼巴巴地看着马哈迪大摇大摆走进为他而开的巫统大门，真的不是滋味，但也印证了“人一走，茶就凉”的古老名言。
其二是也是与东姑不咬弦的胡先翁被敦拉萨召进内阁出任教育部长。胡先翁是拿督翁的长公子，他在1951年与他父亲一起离开巫统。直到1968年应敦拉萨之邀重回巫统（他们两人是襟兄弟关系，他们的夫人是姐妹），且在1969年参加大选胜出。（《巫统政治风暴》，1999年，页50）
其三是敦拉萨推出影响深远的“新经济政策”。这个通过国家机器提升马来人经济地位的政策正是采用社会主义的手段，与1959年的阿都亚兹要引用苏联的农业政策有其相似之处。马哈迪在致东姑的公开信中也有提及阿都亚兹当年被东姑开除党籍的命运，但他认为不能因此而不敢直抒，即使面对囚禁，他也要说出来。
由此可见，马哈迪是牢记阿都亚兹在巫统党内与东姑斗争而失败的故事，也对他有很大的启发作用。而敦拉萨虽然未对阿都亚兹有什么好感，但也不得不承认后者的理念是值得参考的。
敦拉萨在下来主张东南亚中立化，扭转东姑的一面倒向亲西方右翼立场，采取了与苏联、东欧及中国的建交等措施，表明了他与东姑的政策划清界限，继之又参加亚非会议和不结盟会议，展现了他的中间偏左的政治立场，不能说与阿都亚兹的理念无关。
其四，敦拉萨为巩固巫统的执政权，对反对党展开收编，将它们纳入政治主流，砂人联党、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就是这样被召入而在1974年成立国阵，取代旧有的联盟。至此，敦拉萨的政府已与东姑时代的政府绝然不同，甚至是大相径庭的。
敦拉萨在“513”后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马哈迪也因此受到重用，一场的政治风暴和权力斗争终于使到巫统也在内部起了转变，这又不能不说是马哈迪出重拳而致。
第四篇：敦拉萨胡先翁先发制人 雪州大臣哈仑悲剧收场
敦拉萨在1970年当上第二任首相后，已是党内无敌手，整个巫统在他操控底下，政府的施政也是以他的意旨行事，他成了一位强势的领导人，甚至可以左右党内的人事布局。
原先他是支持一位争议性的人物雪州州务大臣哈仑上位的，但他后来又发现不对劲，决心铲除哈仑带来的威胁，因而巫统有了第四次的党争，整个过程的经过及后来的发展是颇戏剧性的：
与马哈迪一同在1964年大选时出道的哈仑（原雪州法律顾问）参加雪州州议席竞选而胜出，在敦拉萨的推荐下，被东姑委以雪州州务大臣，那年他39岁。既是雪州巫统主席又是巫统最高理事，意气风发，风头甚健（《大马50金风云人物》，2007，页78）。但1969年的大选却让他面对惊涛骇浪，联盟只在雪州赢得14席，与反对党的14席平分秋色，新政府一时难产。由于哈仑原为州务大臣，没有卸职，也就无需辞职，而是静观其变。讵料5月13日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也给哈仑带来正负两面的冲击。负面是指他的支持者纠集在州务大臣官邸，情绪高昂；而反对党也有胜利游行。后来不知何故，场面失控，引发冲突流血事件。哈仑也因此被指与事件脱离不了关系，但没有被指证涉入其中，也就留下谜团。
正面的是尽管时局不稳，联盟仍然掌控局面，尤其是民政的陈志勤拒绝与行动党的吴福源组联合政府后，哈仑已处于优势再次蝉联州务大臣。
与此同时，敦拉萨对哈仑也是颇为赏识的；反过来哈仑当时也是全力支持敦拉萨的领导。1971年的巫青改选，他在敦拉萨的祝福下，不战而胜地出任巫青团长。原本有意染指这个职位的慕沙希淡（英国深造归来）闻悉哈仑有大靠山后，也就打退堂鼓。
此时的哈仑如日中天，是敦拉萨身旁的一名红人，因而得以在1971年影响新首相召回马哈迪。哈仑之所以力挺马哈迪回到巫统是要加强其势力以便联手克制被敦拉萨倚重的新外交部长加沙里（原是外交部秘书长，是外交高手，但在巫统党内尚无势力），因为有消息指称加沙里将在巫统党成为新领导人之一。
因此在1972年巫统党选时，哈仑竟全力支持刚回巫统不及一年的马哈迪角逐副主席之一。当时共有6人提名，他们是嘉化峇峇、胡先翁、沙顿、赛纳雪、加沙里及马哈迪。由于雪州不支持加沙里，自然败选，马哈迪也不过陪太子读书。脱颖而出的是胡先翁、嘉化峇峇及沙顿（《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52）。
哈仑在这场选举中是幕后的推波助澜者，因他刚在前一年当选巫青团长，条件尚未成熟，才推出马哈迪角逐，但他却犯上两个错误，为他日后留下祸根。其一是哈仑的拦路，导致加沙里的落选而得罪了敦拉萨；其二是未支持胡先翁下，后者却告胜出，也给胡先翁记下一账。
虽然哈仑本身未亲自出马角逐巫统副主席，但敦拉萨已察觉到巫统的人事安排有脱轨迹象，而导致脱轨的人正是哈仑。他把哈仑企图左右党选当成是一种威胁，开始警惕后者的势力不断膨胀。
为挫折哈仑在党内的势力，敦拉萨在1974年巫青团改选时，转而支持副内长沙末依里斯攻打团长。但哈仑不是省油的灯，他结合一些元老的势力，包括东姑的效忠者佐哈里及赛惹化（目前内长赛哈密之父）进行反击。巫统党内出现哈仑派与敦拉萨派的斗争。虽然这一仗哈仑又告过关，蝉联团长，但等在他前头的已是不明朗的未来。
一方面敦拉萨以彰显的外交成就加强了其政治地位；又以在国内组成国阵迎接大选取得辉煌胜利作为政治筹码，一时无人能出其右。另一方面哈仑也积极“备战”，他在雪州的地盘推动的大计划，也使他成了马来人眼中的“英雄”，并在大选后再次蝉联州务大臣；尤其是巫青团的干部，更是以他马首是瞻。抑有进者，哈仑在1975年党选前，成功地举办世界重量级拳王赛，由默哈末阿里对垒佐佰纳而引起轰动，可见哈仑在雪州的势力是根深蒂固的。
虽然如此，敦拉萨开始派人调查哈仑的违规事件，反贪污局也在后来介入调查世界拳王赛被指账目不清的事件（《大马50金风云人物》，2007，页78）。
为防止生变和突如其来的打击，哈仑决定在1975年6月的巫统党选中攻打副主席一职，以强化他在巫统内的地位，进而迫使敦拉萨投鼠忌器。
共有8人参加角逐，以争夺3个职位。他们是除原副主席的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寻求蝉联不成问题外，尚剩下一个副主席也以哈仑占优势，但未料此时已羽毛丰满的马哈迪不再需要哈仑的支持，转而自己上阵与哈仑一争高下。
在这种情形下，敦拉萨宁可选马哈迪来打击哈仑，不得已“牺牲”其爱将加沙里，因为也只有马哈迪有足够的机会打败哈仑。结果哈仑这一仗只输给马哈迪47票。换句话说，马哈迪有幸挤入副主席之列，而哈仑则已厄运当头（政治的吊诡与生变莫过于此：是他力荐马哈迪回巢，如今反过来被马哈迪挤出场）。
哈仑败选后，接到的一份“黑色礼物”是敦拉萨送给他的，要他在1975年10月10日动身前往联合国履新，出任常任代表。如果不依，会有16项罪名把他控上法庭。讵料有恃无恐的哈仑“公然抗旨”，理由是苏丹不同意他的辞职，当然这只是一个借口，要不要辞职全在于他。在他看来，他在巫青团的势力加上雪州的势力是他的护身符，若是接受流放，等于既有的一切将化为乌有（《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50，57）。
由于他的抗拒，敦拉萨在同年的11月让反贪污局把他控上法庭，共16项罪状指他涉及贪污、失当管理、失信和未向政府呈报某些资产报告。哈仑在法庭矢口不认罪，他知道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刻，形成巫青团与母会的对峙。正当斗争进入高潮之际，敦拉萨不幸于1976年1月14日逝世，但这并没有使哈仑转运，因为上台的胡先翁对他更是锲而不舍，手段更是强硬。
例如在1976年3月17日的巫统理事会上，通过胡先翁的提议将哈仑开除出党。失去党籍的哈仑已无法在1976年捍卫巫青团长职，改由其同僚赛查花代为出征而胜出。在得到元老的护航与巫青团的支持下，哈仑又于同年的10月23日恢复党籍。由此可见，哈论是顽强的抗拒者，其势力不可忽视。
不过，哈仑在法庭上没有这样幸运。他的罪名在1976年5月18日被判有罪下狱两年。他不服所判提出上诉。继后又面对新的控状指他涉欺诈罪。1977年被判入狱6个月，罚款1万5千元。在又上诉失败后，他只好服刑（他在马哈迪于80年代初期任代首相时获得宽赦，可以参加党选和大选，投桃报李，两相无欠）（《大马50金风云人物》，2007，页80）。
虽然哈仑在1981又再当选巫统副主席，但已无官职，支持者一个一个离他而去，政治的无情表露无遗。
在没有任何希望能在巫统翻身后，哈仑于1989年加入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惟在1990年参加大选时失利只得认命。直到2000年又再回到巫统，2003年带着失意离开人世。
一个讽刺的政治现实是他打救马哈迪的政运，原以为会为他所用，结果反过来他被马哈迪越级而上，最后要靠马哈迪来打救他的政治生涯。虽然敦拉萨（1976）与胡先翁（1990）两人先他而去，但他们是以着胜利的姿态离开人世，而哈仑则遗憾人间，首相梦未编织已落难。
第五篇：巫统副主席逼宫·胡先翁怪招应对 先挑马哈迪，后挤回教党
胡先翁是在未经意下被推举为马来西亚第三任首相。这位政坛老将的起落也是颇戏剧性的。1946年他加入其父亲拿督翁创办的巫统，1950年他成为巫青团首任团长，也担任总秘书职，与其父亲在巫统组成父子阵。1951年拿督翁离开巫统另组马来亚独立党，胡先翁也尾随其后，并在1952年以马来亚独立党候选人身份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失利，暂时告别政坛，前往英国深造。
1958年他学成归来，未积极介入政治活动，而是执律师业。1962年其父亲拿督翁逝世后，胡先翁已没有政治包袱。在1968年应敦拉萨之邀请重回巫统。1969年参加国会大选胜出。1970年敦拉萨从东姑手上接过首相位后，委任胡先翁出任教育部长（这个职位在传统上被巫统视为迈向首相的踏脚石）。1972年巫统改选，胡先翁在6角战中突破重围，成为三位选举副主席之一。同年8月，因副首相伊斯迈病逝，敦拉萨提拔胡先翁接任副揆，也顺理成为巫统的署理主席（《大马50金风云人物》，2007，页83）。
他与敦拉萨既有同门关系，也就一心一意辅佐后者主政。1974年国阵在大选中胜出后，他再任副首相兼财政部长。
1975年的巫统党选，重新确认敦拉萨和他的领导，但从中涌现一名新副主席马哈迪，与另两位原任者嘉化峇峇及东姑拉沙里平起平坐。1976年敦拉萨逝世，胡先翁接任首相后，巫统的内部斗争开始白热化。
事缘胡先翁想不按牌理打牌，希望委任巫统最高理事加沙里出任副首相（加沙里就是敦拉萨的爱将。1972年及1975年两度被哈仑拦路选不上副主席，但官职提升，从外交部长晋升为内政部长）。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妥，坏就坏在巫统从未有先例可以避过副主席而从最高理事中选副揆，因此巫统党内开始出现紧张局面。三位副主席闻知乃联袂谒见首相直陈利害关系，他们三人态度十分强硬，给胡先翁施加巨大的压力，要胡先翁只能从三位副主席中挑选一人成为副首相，不能乘离传统，否则他们将辞主席职（《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60）。这真是给胡先翁下马威，也接近摊牌了。在此紧要关头，胡先翁也只好割爱加沙里（他的运气真不好，如果当上副主席，早已是相级人选），但他不愿让资格最老的嘉化峇峇上位，也不想让有王室血统的东姑拉沙里出任副手，终于选了得票最低的副主席马哈迪成为副揆，震惊朝野。胡先翁承认他挑选马哈迪是在一夜之间拍板的。他说：“我不期望100%的得到同意。”（《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61）
为什么胡先翁要挑选马哈迪？直到今天仍是个谜。胡先翁退休后也没有做过解释（吊诡的是当1987马哈迪与东姑拉沙里争巫统主席后，巫统出现分裂时，他竟是转而支持东姑拉沙里，而不是马哈迪。不过他从来没有像后来的马哈迪承认他选阿都拉成为接班人是错误的）。
正因为他的刚直性格使到党内也产生了派系斗争，幸未分裂。不过至少即刻带来两种消极效应。其一是嘉化峇峇一怒之下挂冠而去，只保留副主席，胡先翁也未加挽留。其二是东姑拉沙里在失望之余，对马哈迪带有“敌意”，以致在下来的日子，即使马哈迪身为副首相与贸工部长，而保留财政部长职的东姑拉沙里却不卖他的账，两人的心病加重而在日后爆发出来。这就是说，在胡先翁领导下的巫统是暗流汹涌的。
尽管党内的一些元老及少壮派（巫青）并不归顺胡先翁，他仍一如既往地坚定他的强硬政治作风，一方面在1976年在党内“消除”所谓亲共份子。有两位副部长阿都拉阿末（后来他出任《新海峡时报》总编辑）及阿都马日被捕，另一著名报人沙末依斯迈也牵连其中。他们三位都是敦拉萨的“智囊团”，影响敦拉萨将国家政治转向中立偏左，与共产国家建交。这场红色疑云正好给哈仑抓着口实，指他就是这批被指为“亲共份子”者的牺牲品，才导致他下台和下狱。胡先翁本身未介入敦拉萨的国策圈子，也就毫不容情地让内政部长加沙里“照捉不误”，在巫统党内掀起“红色风暴”。这一场风暴虽然救了哈仑的党籍（被恢复党籍），但救不了他的厄运（仍然要下狱服刑）。
在另一方面，胡先翁也展示他的治国方略是没有妥协的，即使面对严峻的时刻，他也不手软。最明显的例子是发生在回教党内的斗争上。由于回教党是属于国阵成员（在1972年时应敦拉萨之邀加入联合政府，并参加国阵）。当1975年回教党吉兰丹州联委会通过促请州务大臣纳西辞职后，引发了两股势力的斗争。纳西（被敦拉萨坚持要他担任州务大臣的回教党人）属于亲国阵派；吉兰丹州联委会属于回教党派。由于纳西抗拒和号召6万人示威支持其领导；回教党也不甘示弱，在州议会通过对州务大臣不信任票。纳西又大举反击，举行群众大会终发生暴乱悲剧。在吉兰丹州政府无法操作下，胡先翁义无反顾地在1997年11月8日通过元首颁布紧急状态，由中央接管州政权。这一下子，胡先翁触怒了整个回教党，原本也是亲国阵的回教党主席阿斯里（担任联邦土地发展部长）也不得不辞职，转过头来向胡先翁表达最大的抗议（《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64）。
1977年12月13日，在胡先翁的提议下，国阵正式开除回教党，而回教党也自我宣布退出国阵（否认是被开除）。不论谁采取主动，巫统与回教党的分裂已成定局。
虽然胡先翁的“铁腕政策”遭受诸多批评，但他在1978年3月就“还政于民”，决定通过州大选来结束乱局。这就是说，服膺民主的胡先翁在接管州政府的4个月内就重新举行州选，以让人民决定是支持国阵当政或是回教党当政？
选举结果证明胡先翁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第一次为国阵（巫统）取得从来不属于巫统的吉兰丹州政权。在36个州席中，国阵胜了34席，回教党仅剩可怜的2席，但它输得口服心服，人民也坦然接受结局，一个国阵的新州政权诞生了。
不过，胡先翁也种下政治后遗症。回教党开始对巫统有强烈的抗拒，也视巫统为其政治敌手，不再与巫统排排坐。纵使在这之后，回教党一直处于挨打的地位，也从来不放弃斗争，直到1990年（经过12年的卧薪尝胆）终于再度抬头夺回吉兰丹州政权。
也许胡先翁伤透了回教党的心；也许不是所有的巫统的人都同意这样的激烈手法，但当时的情势已需要胡先翁当机立断。不论怎么说，回教党再次回国阵的这条路似乎已有重重阻力。这也许是为什么在1999年大选及2008年大选后，巫统一直希望与回教党言归于好而成效不大。不知道是否“破镜难圆”或有什么大的心理障碍，以致两党都跨越不过。
我们不知道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但目前看来，回教党似乎仍然对被国阵开除的事件耿耿于怀，阴影一直挥之不去？
第六篇：慕沙与东姑拉沙里争老二 引发火烧马哈迪后院
1981年马哈迪稳当首相后，他并不急于“钦定”副手。本来最具资格上位的是副主席之一的东姑拉沙里，但他不能忘记在当副首相时，面对拉沙里的抬杠。拉沙里之所以有此心态，主要是怪责胡先翁未依据敦拉萨的暗示，挑他出任副揆，反而挑了马哈迪越位而上，于是只好把“气”泄在马哈迪的身上。
当权力来到马哈迪之手，他第一个反应自然是不要拉沙里来当副手，但又不便公开表露，只好婉转地表明让代表们在党选中选出署理主席才委任副首相。
最先表态会角逐的是东姑拉沙里，而另一位副主席慕沙希淡则从中杀出，宣布他也要提名角逐署理主席。相比之下，东姑拉沙里表面占上风，但实际上，马哈迪是希望慕沙希淡胜出的。他们两人不仅在1969年“513”事件后“同病相怜”（一个被开除；另一个被解官职，自然惺惺相惜），而且也同样来自平民（没有王室血统）。
与此同时，胡先翁在卸职的巫统大会上的致词也帮了慕沙希淡一个大忙，特别表扬教育上的成就，正好慕沙是教育部长，也就被代表视为胡先翁挺慕沙。拉沙里对此大感吃惊；尤其他记得胡先翁在下台前曾问他能否与马哈迪合作，他将此话解读成胡先翁的祝福。其结果是慕沙胜出（722票），东姑拉沙里败了（517票）（《Of Political Bondage》,1990，页116）。这一仗既是慕沙斗拉沙里，也可视为马哈迪的回马枪，杀拉沙里一个措手不及，以“回报”拉沙里当年对他的不敬。
失败的拉沙里“忍辱负重”，接受被委为党财政，也继续出任财政部长。这是马哈迪在党内对拉沙里支持者的安抚，也是马哈迪的“政治平衡学“，不让慕沙势力独自作大，但也因为这样，拉沙里除了要应对马哈迪派系的约束外，还要面对一个新崛起的慕沙派系的冲击。虽然巫统没有分裂，但显然的已存在派系斗争，而且马哈迪也巧妙地使到拉沙里将矛头对向慕沙，不再视他为对手。
在这方面，又使人想起一则传言指马华总会长李三春倾全力支持东姑拉沙里，结果“押错注”而“开罪”了慕沙希淡。不知这件事是否与李三春于1983年离党出走有关，因为又有消息说慕沙当了副首相后，对李三春有“意见”。不过这样的传言也从来没有被当事人“承认或否认”，也就没有下文。
就在东姑拉沙里忍受失败之辱后，国阵迎来了1982年大选的大捷，于是出现了所谓“二M”政府的年代（即马哈迪与慕沙的政府）。这样的“二M”来“二M”去的叫法，也在日后给慕沙带来麻烦，毕竟“一山难容二虎”，祸根不知不觉地种下。
果然3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东姑拉沙里卷土重来，再一次挑战慕沙希淡争夺巫统署理主席时，有人劝拉沙里不要硬碰硬，不如选择打副主席，因为他们预言马哈迪与慕沙的合作不会持久，后者可能会失宠，而轮到他上位（《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83）。可是拉沙里听不进去，也不相信“二M”政府会自动瓦解。更何况在那个时候哈仑（在1981年意外地当选巫统副主席之一。这是他在1977年坐牢出狱后在巫统内的重生。在党内有势力，但无官职。原本社团注册官按法律规定犯罪的人5年内不得担任公职而拒绝，后经上诉，获马哈迪及慕沙放他一马，得以担任此职），公开支持东姑拉沙里。
此时的马哈迪也比较“中立”。他说为了驳斥谣言说他与慕沙不能四眼相视，因而倾向慕沙是一种必须的手段以保持合作秩序，但不等于说他要支持慕沙，其实甚至慕沙也混淆他是否有给予支持（《Of Political Bondage》,1990，页120）。这就是说马哈迪与慕沙之间的关系已有了变化。在表面上，正副首相还是得相互支持的。
虽然这给了东姑拉沙里一个翻身的机会，但又在党选前夕爆开土著金融丑闻的大事件且闹出人命，形势对身为财长的他至为不利。东姑拉沙利认为在这个时候有人故意整他，而他鸭子吃黄莲。即使后来证明有关事件与他无关，但已是党选之后的事了（参阅同上，页121）。霉运竟然这么凑巧困扰着他，印证了政治斗争是残酷与无情的。
不用说，东姑拉沙里又再败下阵来，这一回他已没那么幸运保财长职而是被调任国际贸工部长。不过慕沙已不能再容忍了。在1984年7月5日，在致马哈迪的密函中，坚决反对再委任东姑拉沙里出任部长，并表明如果马哈迪坚持，强烈暗示他会辞职。这等于是给马哈迪下马威，也显示慕沙与拉沙里的关系已公开决裂。党争出现微妙的局面是始料未及的，后经斡旋慕沙才勉为其难接受巫统最高理事的妥协方案，不再坚持己见。（《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84）
由于慕沙在党内的势力不可小视，提高了马哈迪的戒心，而且认为慕沙已成为真正的威胁着，必须要有所行动。于是，一些重大的课题，马哈迪不再邀慕沙参与，而是另有新人组成“四大天王”，成为马哈迪的智囊团。他们是巫统总秘书山努西，财长达因、副原产部长梅格及教育部长安华。
在慕沙看来极不是滋味，他预感到若不发难，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终于把心一横，于1986年2月28日向马哈迪辞卸副首相兼内政部长职，同时也辞去巫统署理主席。他的函件也致给所有的巫统最高理事，惟独漏掉东姑拉沙里。
这是一枚引爆得不是时候的炸弹，让马哈迪投鼠忌器，因为巫统最高理事会通过要挽留慕沙，马哈迪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大多数的意见，派团到英国面谒正在渡假的慕沙。在折衷下，慕沙答应保留署理主席职，但坚决不再当副首相兼内政部长。马哈迪也只好接受其议，委任副主席的嘉化峇峇出任副首相，填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缺。
虽然危机暂被按下，但出现的怪现象是马哈迪所不能容忍的，即党的署理主席不在内阁内。为确定其政府的稳定，马哈迪决定在1986年6月举行大选。当然慕沙与拉沙里也是候选人。
当马哈迪领导的国阵再次胜出后，所谓“二M”政府基本上已结束了，一个真正的马哈迪的时代开始了。至此，马哈迪在党内仍面对阻力，因为慕沙身为署理主席已成为马哈迪眼中的沙石，而不甘雌伏的东姑拉沙里也借“二M”交恶下，再一次在巫统党内掀起党争以来的最大风暴，马哈迪的后院起火了。
第七篇：拉沙里向马哈迪叫阵 巫统分裂而生变
马哈迪在慕沙希淡及东姑拉沙里之间玩“政治平衡学“后，并没有使到他的政治地位平稳下来，反而促成一场政治大风暴在1987年席卷巫统，弄得满城风雨。
虽然在1986年大选后，马哈迪得以组成新的团队，排斥慕沙的人马，而东姑拉沙里调任贸工部长也不是开心事。当两个政治失意人碰撞在一起时，竟然会出火花。
果然在1987年4月11日，东姑拉沙里正式宣布将攻打巫统主席，以和马哈迪争相位，而慕沙希淡忝为党署理主席，早在1987年初就宣布捍卫原职，即意准备面对嘉化峇峇的挑战（嘉化在1986年慕沙辞职时，被委为副首相，他的官职也判定必争巫统署理主席）（《巫统政治风暴》，1999，页111）。
于是在4月党选拉开序幕时，双方的阵容，都是重量级人马，而且个个来头不小，是巫统有史以来的最大斗争。不过掌控国家权力的马哈迪也扬言：万一竞选失败，可能不会辞首相职，因此这些人只能通过国会对他投下不信任票。言下之意是东姑拉沙里要过两关才行。
不过，他也留有余地的这样说：“有人说如果我只取得55%的胜利或只是51%的胜利，我将会辞职，但我要明确表明，即使我以一票之多胜利，我还是会继续担任巫统主席”。（同上，页115-119）。
这一场世纪之战时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虽然在舆论上马哈迪较占上风，但在声势上东姑拉沙里也不遑多让，最后马哈迪倾全力争取纳吉控制的彭亨州代表及慕尤丁在柔佛力促强壮派转向支持后，整个局势才告扭转过来。开票的结果（4月24日）是马哈迪761张票，东姑拉沙里718张票，相差43张票，马哈迪险胜，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的A队2/3的候选人入选最高理事（共25名），但副主席一职，却被B队的阿都拉脱颖而出。其中较令人意料外的是，原是署理主席的慕沙希淡竟不敌嘉化峇峇，前者的699票；后者得739票，多数票40张，废票41张。
不用说，东姑拉沙里只得呈上辞部长信，接着阿都拉及莱斯耶丁也丢官。马哈迪一共革除了B队的7名部长及副部长（《Malaysian Politics Under Mahathir》, 1999，页43）。就这样，马哈迪组成A队的内阁，即使阿都拉也当选副主席，因属B队的人，一样不能留在内阁。
不过选举结束不意味着党争的结束。1987年6月25日，支持B队的人（共11人）入禀法院，要求宣布巫统党选失效，理由是有53个非法支部的代表进行投票。他们也要求维持党选前的阵容，直到新的选举为止。
法官建议两派“庭外和解”，有效期直到10月14日。这意味着新选出的理事不能操作，马哈迪大表愤慨，形容这一派人的作法形同“骑劫党领导层的权力”，竟由法庭来决定党的命运，而不是巫统。如是则党选是多余的。
关键性的时刻终于到来。1988年2月4日，法官宣布巫统为非法组织，全国震惊，但胸有成竹的马哈迪处乱不惊，他决定不上诉，而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将主动权掌握过来，连B队的人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原来也身兼内政部长的他，通过社团注册官注册“新巫统”，而在2月13日获得批准。可是在另一边厢的东姑拉沙里，也采取相应的行动，于2月8日由东姑阿都拉曼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马来西亚巫统”（UMNO Malaysia）。这摆明AB队互不相让，但马哈迪的“新巫统”（UMNO Baru）已捷足先登，社团注册官乃在2月13日拒绝东姑的申请。虽然东姑拉沙里输了第一回合，但东姑不服社团注册官的决定，入禀法庭制止新巫统执行任务和活动，理由是巫统就是巫统，没有新旧之分，唯一的途径是复兴巫统。他还认为巫统和马来人是同义词。
法庭在4月12日驳回东姑的申请，促使东姑拉沙里使出另一个绝招，那就是针对巫统为非法组织的判决作出上诉，要最高法院推翻高庭的判决，使巫统复苏。
这一下子，又回到东姑拉沙里和马哈迪的短兵相接。因为马哈迪已有一个新巫统来取代原来的巫统，而拉沙里要复活原有的巫统，等于是要有两个巫统的存在，结果衍生了最高法院院长沙礼阿巴斯被革职的故事。就这样法庭的政治案件暂被掉下，新巫统继续操作。
不甘于受挫的东姑拉沙里自然没有参加新巫统，而是积极筹组一个新政党来和马哈迪公开斗争。1989年5月，东姑拉沙里正式成立“46精神党”，但原与他站在一起的慕沙希淡离他而去，又重投回马哈迪这一边，成为新巫统党员；与此同时，原B队主将之一的阿都拉也没有响应东姑拉沙里，而是选择加入新巫统，重回马哈迪阵营。
就这样，新巫统也继承了原来巫统的一切，东姑拉沙里反而受到一定的阻力，因为他的新党所要召收的就是巫统的党员和马来人，他打出的是一个马来人的政党，准备与马哈迪算老账。巫统至此，已是一分为二。
这也是巫统第三次出现组新党的分裂，而新党的命运就交由1990年的大选来判决。
出乎东姑拉沙里意料之外，即使他左手与行动党合作，右手与回教党联盟。除了吉兰丹协助回教党重夺州政权外，在其他州兵败如山倒，他的首相梦随之破灭。
1995年的大选，他将其46精神党易名为“46马来人党”，仍然无法起死回生。1996年他解散46党，重投巫统怀抱，一直无法在党内再探出头来。
他斗马哈迪以失败收场，下来的故事就没那么精彩了。今天的他，孤家寡人在巫统。这就是政治的现实，他唯有无语问苍天！
第八篇：成也马哈迪•败也马哈迪 安华再造神话直逼巫统
当马哈迪在1987年击败东姑拉沙里蝉联巫统主席及1990年在大选中打败来势汹汹的46精神党（由东姑拉沙里脱离巫统后在1989年成立的）后，马哈迪在党内外基本没有强大的对手，因此得以松一口气，但在1993年巫统党选时，情况起了微妙的变化，也就是说马哈迪开始对被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安华有了戒心。事缘安华在支持者的拥护下，提名角逐署理主席。这是马哈迪极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他在1986年拉拢嘉化峇峇重入内阁，也没有否定嘉化有接班的机会，因此希望安华不要挑战嘉化。讵料事已愿违，安华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结果在形势悬殊下，嘉化只得选择引退。
安华这边不但个人上位，而且也组成宏愿队伍，形成“四大天王”的阵容在巫统崛起成为一个强大集团。换句话说，除了他本身成为第二号人物外，依序是三位当选的副主席：慕尤丁（柔州务大臣）、莫哈末泰益（雪州大臣）及纳吉（教育部长），原本副主席的阿都拉也被他们摒出局。他们的“光芒四射”变成对马哈迪的刺眼，也就开始思索如何拆散“宏愿队伍”（十分吊诡的是，今天这三名“安华的人”竟已变成巫统的重要人物，对安华的通向布城的路置下重重障碍。政治的变化，莫甚于此）。
1995年的大选，马哈迪借机向宏愿队伍开刀，将慕尤丁调打国席，以削减他对柔佛的影响力。在选后又只委他出任不具实权的青年体育部长（当时被人形容为足球部长）。这意味着慕尤丁成为第一个“代罪羔羊”。
果然不出所料，在1996年的党选，虽然安华、纳吉及莫哈末泰益保住原职，但慕尤丁已被祭旗，在捍卫副主席中落马，被阿都拉（时任外交部长）卷土重来，其中的奥妙在两年后终见真章。
尽管在1997年时，马哈迪请长假一个月，让安华成为代首相，并在事后也数度重申安华将会是其接班人，但马哈迪已做好部署。其一是在1995年大选后，力劝东姑拉沙里回巢，后者也就在1996年宣布解散其46马来人党（原为46精神党），集体回到巫统。其二是借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再召回其前财长达因出任具有实权的“国家经济行动理事会”的行动主任，后来并委为特别任务部长，职权不下财政部长，一时甚嚣尘上说我国有“两名财政部长”。这两个大动作对安华的政治地位构成巨大的威胁。
最要命的是，此时（1997年）马哈迪突接获乌米哈菲拉（公正党副主席阿兹敏之妹妹，两人关系已交恶）的告密函，指安华涉及一宗丑闻。安华虽有向马哈迪解释，但尚未了结。
转入1998年6月间的巫统大会，传言对安华更是不利，包括有人出版一本名为《50个理由为何安华不能成为首相》之书在大会上分发；匿名信更是对安华“万箭穿心”。
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安华自然心知不妙。虽然也开始采取反击行动，包括指马哈迪要动用国家资金来挽救其儿子的公司及培植朋党等等，但奏效不大。在马哈迪反击下（公布所谓得利的公司及个人，以反击朋党之说站不住脚），其青年团团长查希（如今已是首相署部长）带头为安华护航也出师不利，毕竟国家机器掌控在首相手里，不是副首相手里。
1998年9月2日安华终于出事，先被革职，继被开除党籍。这一下子，国家政局进入紧张状态，安华率其支持者展开“烈火莫熄”运动，群众响应数以万计，而且队伍不断膨胀，一度在吉隆坡的集会高达10万人。此时巫统的基层与干部已告分裂，虽然上层看来全数倒向马哈迪这一边。
1998年9月20日，安华被捕。9天后被控上法庭，一直被官司纠缠而脱不了身，从此失去人身自由，直到2004年大选（2004年3月）后的半年才恢复自由身。出狱的那一天，安华的公正党只剩下一名国会议员，被视为不起眼的“蚊子党”。
尽管身系囹圄，安华领导的国民公正党也在1999年4月宣布成立，这是巫统党争后出现的第四次分裂。第一次是拿督翁另创独立党（1951）；第二次是农长阿都亚兹另创国民议会党（1963）；第三次是东姑拉沙里另创46精神党（1989）。
如果说前三者的起事最后都不成气候，不是被打散，就是吃回头草，那么安华的第四次起事就不那么简单了。经过10年的奋战，也历尽沧桑，公正党在308的大选竟震撼性地崛起成为最大的反对党，与行动党及回教党齐驱并驾组成“人民联盟”（民联）阵线，势力直逼当权50多年的国阵。
形势的逆转及新格局的形成，证诸了安华的顽强斗志与永不认输的精神取得了民心的转向。而国阵内部也经历了变化，包括巫统也没有例外。从马哈迪过渡到阿都拉，又将过渡到纳吉，这些人都是曾经与安华在一起战斗的人。今天彼此又形同陌路人或“永远的敌人”，确实令人感慨万千。
其中最难理解的是：马哈迪可以原谅他的政敌，如慕沙希淡、东姑拉沙里、阿都拉、查希等等，但就是直到今天仍不肯原谅他一手栽培的政治徒弟安华。他们之间的恩怨也只有两个人可以洞悉，外人则无法揣测。
无论如何，今天的安华，不论是否身处反对党，他原来也是来自巫统的人。由此可见，巫统的人即使身份有变，他们也会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由此观之，巫统的整合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国家领导人；巫统的分裂也同样孕育国家的精英。这就是巫统的特质和其重要性所在。至于安华，他的成功因为有马哈迪的提拔，他的失败也因为有马哈迪的重拳出击，在一无所有下他靠自己再站起来。他是建国以来最为传奇的政治人物：学运、示威、坐牢、参政、做官、下狱及抗争构成安华的人生组成的最重要部份。这就是所谓安华的神话一直成为一些人胸中的石头，斗争也因此格外激烈。
第九篇：马哈迪开路又拦路 阿都拉上得巧下得痛
马哈迪对安华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后，他又陷入困扰，到底是要提拔得票最高的副主席纳吉填补副相空缺抑或是另一副主席阿都拉？经过思考后，他用阿都拉，表面理由是纳吉尚年轻可以等，实情如何我们不得而知。
1999年1月8日，马哈迪挑选阿都拉上位，结束了一切揣测。这也意味着即使阿都拉在1987年党选时是B队大将之一，他并不在意，且认为经过多年的观察，阿都拉的规规矩矩，使他放心；纳吉的失望可想而知，也只好等待时机。
阿都拉是在1978年出道，比马哈迪1964年出道为迟。他原先是政府公务员，因此训练了公务员的特质，而不是从基层打上来的。但他的幸运是官运亨通，也曾一度受到马哈迪的器重，在1984年至1986年担任教育部长，而后因安华已成为马哈迪身边的红人，在1986年大选后，其教长位让给安华，转任国防部长。
讵料，阿都拉也对马哈迪的核心队伍有戒心，乃在1987年转向支持东姑拉沙里，组成B队向马哈迪的A队叫阵。当B队失败后，阿都拉也随即丢官。由于懂得及时煞车，未再跟着拉沙里滑出巫统，而是选择留在巫统，转成拉沙里的对立面。
这一“回心转意”，也被马哈迪记上一功，因为马哈迪在那年的党选后忙于打消拉沙里的影响力，也就“珍惜”阿都拉留下来，因而在1991年又再让阿都拉重回内阁。为避免与安华的势力冲撞，出任不具争议性的外交部长。这个职位在巫统党内被认为是“流放”的人，不易在党内纠集势力，威胁性自然不大。
不过，阿都拉的忍功是一流的。他不因为1993年的党选被挤出副主席而气馁（他在1984年起已担任巫统当票选的副主席职，可见当教育部长这个重要的职位有助于他在党内向上爬），反而更靠向马哈迪，伺机东山再起。果然在1996年马哈迪为要拆散安华的宏愿队伍，支持阿都拉再战副主席。这一仗，造就了阿都拉明亮的未来。
事情的安排也来的巧合，1996年的巫统党选，其排阵如下：主席马哈迪、署理主席安华、三位票选副主席依序是纳吉、莫哈末泰益及阿都拉。不幸安华在1998年被革除，马哈迪只能在三位副主席中挑一人上位。因为泰益有官司案件而累及其政途，只剩下纳吉和阿都拉供马哈迪挑选。就这样，时来运转的阿都拉成为副揆，对他来说，却是天掉馅饼。他怎么会想到曾与马哈迪为敌，到头来得以成为马哈迪的助手呢？
有了副揆的荣衔，自然使到阿都拉在1999年较后的巫统改选中不战而胜出任署理主席，奠定了阿都拉在党政中的第二把交椅的地位。
从1998年到2003年的5年中，阿都拉是合格与成功的老二，他深深地体会到当马哈迪的副手的难处，前面几位副手：慕沙、嘉华及安华都先后无缘登上第一把交椅，他也只好收敛，事事顺着马哈迪。
2003年，马哈迪认为时机成熟，乃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正式卸任，交由阿都拉继位。不过令马哈迪不悦的是，阿都拉接任后迟迟不委任副首相。他几次表态要纳吉上位，却遇到慢郎中。当时阿都拉可能另有想法，他需要一些时间，究竟要选纳吉或慕尤丁（两位都是副主席）来成为副揆？后来在马哈迪催促下，纳吉才如愿以偿。
2004年3月的大选是阿都拉亲自挑选的日子，他决定要通过大选来确定这是阿都拉的政府，不再是马哈迪的政府。他打出廉政的口碑和形象，使他领导的国阵享受前所未有的胜利。这一下子，他完全摆脱马哈迪的阴影，做他认为对的事。
其中最显著的是在2005年的巫青团改选，其女婿凯里不战而胜成为副团长，令各界侧目。从此有了所谓“第四楼的孩子在操控决策之说”；继之在2006年，阿都拉又宣布取消新柔美景大桥的兴建，这是马哈迪退位时末竟的杰作，未想被一笔勾销。在勃然大怒和不可忍受下，马哈迪开始向阿都拉发出连珠炮似的攻击。阿都拉显然不为所动，沉默以对，视马哈迪为退而不休的老人。此时的马哈迪也许开始后悔他当初让位的决定。
转入2007年及2008年，马哈迪对阿都拉的评击是有增无减的。他甚至努力要再成为巫统中央代表，在党大会上攻击阿都拉，但在吉打州选党中央代表时，马哈迪更意外地落选。这样一来，马哈迪与他结下的梁子已经是无从打开了。
如果2008年的大选阿都拉没有承受308的政治海啸的打击，他是不会面对灾难性的责难，就是因为领军失利，反给马哈迪一个机会公然要阿都拉辞职“谢罪”，不然巫统会被他拉沉。
阿都拉也不再沉默以对，他驳斥马哈迪的“辞职论”，而是要求巫统上下振作起来面对强大的反对党挑战。持平而言，党内虽有人也符和马哈迪的说辞，但也未敢公开促请老大退位，有的是含蓄的言论，如慕尤丁就比较出位一点，但也顾及大局，未伤阿都拉颜面；纳吉选择沉默，不与马哈迪起舞。
不过，党内的暗流激荡是另外一回事，例如阿都拉到各州的闭门会议都得不到好评。在内外压力下，阿都拉忍痛在去年底宣布不再角逐党主席，但把党选压后到今年3月。有人说这里头有玄机，但阿都拉加以否认，并认为新主席诞生后，他会退位。
原本想在大选后继续领导巫统渡过难关，直到下一届大选前退位的阿都拉，已不得不向政治现实低头。其中的伤痛，只有他最感同身受。他光荣上台，竟黯然下台，前后不过5年光景，阿都拉时代看来又要成为历史。此一时，彼一时，乃政治也！
第十篇：政经乱局捆在一起 纳吉拜相悲喜交集
如果不是308的政治海啸，纳吉是不可能这么快上位的。至少他必须等到下一届大选前，才有机会接棒，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其中的生变谁也说不准，但因为308的“政治灾难”，打乱了阿都拉的布署。他在没有选择底下，让位于纳吉先接过巫统主席。在这方面，纳吉已是稳坐钓鱼台，就等着阿都拉把相位交到他的手上。如无意外，将是4月初的事。
其实，纳吉这一路走来，也不见得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是经过一个又一个风浪才走到今天；尤其是1999年的大选，更使他捏一把冷汗，只以微差的2百余张多数票保住国席。这就是说，不是因为他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的儿子，就一切水到渠成的。
不过，他的幸运也因为他有一位首相老爸。当1976年敦拉萨逝世后，他留下的北根国席就由儿子纳吉顶上。那年他只有23岁，就在不战而胜下当了国会议员。
除了继承敦拉萨的政治遗产外，还有一个人罩住他的前程。这个人就是他的姨丈，也就是得到第三任首相胡先翁的关照和提拔。在1978年大选后，以25岁之年龄便当上副能源部长及后成为副教育部长。抑有进者，在1982年的大选，他又弃国攻州，胜后出任彭亨州务大臣，那年他也才29岁。可谓政途平步青云，一步一步往上爬。这一年，罩着他的人是第四任首相马哈迪。由于敦拉萨是马哈迪的恩人，也爱屋及乌地对纳吉破例提拔。
难怪马哈迪最近这么形容纳吉是从天而降的：“他不是来自草根，而是突然间因其父逝世，刚从英国毕业的他便被指定继承其父亲的国席。我们基于其父亲的感情因素，而对他给予支持。但他不了解草根的政治，他只了解从上而下的政治。”因此马哈迪补上一句：“纳吉是一名好的行政长官，但政治有弱点。”
马哈迪的评论也许可以解读成为何他当年（1998）挑阿都拉成为副手而不是纳吉，因为他还要纳吉继续磨练。不论是对敦拉萨或纳吉，马哈迪都欠他们父子一个大恩大德，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马哈迪力挺纳吉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敦拉萨，马哈迪是回不了巫统的（1969年被东姑开除，1971年被敦拉萨召回），也不可能在1974年成为教育部长。同样的如果不是纳吉及其彭亨代表在1987年的党争，临门一脚射向A队，马哈迪也许会在党主席之争吃亏。所以他欠他们父子的，马哈迪都先后一一还上。但他的回报是一步一步来的，不是一下子全数报答。这使到纳吉在马哈迪当政的年代，有起伏惟未受排斥。
例如1986年的大选，马哈迪又调纳吉回中央，但只委为青体部长，以考验他的耐力。此时的纳吉与安华的关系也是特殊的，他在巫青团是安华的副手。1987年安华上位成为票选副主席，其团长空缺由纳吉顶上，从此他们两人成为政治师兄弟。但不争的是，他们的政治师父是马哈迪。
在那个马哈迪主政的年代，安华与纳吉都是政治宠儿，导致他们两人越走越近，近到几乎拢在一起，成了少壮派的“四大天王”。
这是发生在1993年的事，安华也拉拢了时任柔佛州务大臣的慕尤丁及雪州大臣的莫哈末泰益与他和纳吉联手组成宏愿队伍，夺取了巫统的控制权，排斥了原副主席的阿都拉。虽然他们形成“四星拱月”围绕在马哈迪身旁，但这不是马哈迪所要的，因为长此下去，必然会架空马哈迪的权力。
这也触发马哈迪思及拆除宏愿队伍的必要性，他第一个要开刀的是慕尤丁。就在1995年大选时把后者调打国会，然后委为青体部长，剪掉其在柔佛的政治势力。纳吉没有受到对付，因为马哈迪还是要保护他的，反而在1994年委任纳吉出任教育部长就是要感化他的立场。他也知道马哈迪对他不薄。
当1998年马哈迪向安华下手时，纳吉旋即与安华切断关系，全面倒向马哈迪。安华面对突如其来的惨重打击下，他的宏愿队伍也告分崩离析了。
纳吉的转向也未及时给他带来好处，他只能静观其变。但有一点他应该是肯定的：马哈迪不会弃他而去，只是时机尚未到来。
如果当年（1998）马哈迪选纳吉为副揆而不是阿都拉，也许不会发生后来的故事；也许是阴差阳错才造就了今日的纳吉。
这是马哈迪、阿都拉及纳吉都预想不到的悲剧，尤其是为何会发生308的政治海啸？这里面肯定是巫统领导下的国阵出了问题，马哈迪只得拿阿都拉开刀和祭旗。他要阿都拉负起全责，鞠躬下台，并支持纳吉继位。可是纳吉迟迟不表态，似乎与阿都拉共进退让他感到失望。一怒之下，马哈迪在5月退出巫统，声言除非阿都拉退位，不然绝不回巫统。
在这个时候，曾经不在马哈迪视线的慕尤丁竟对马哈迪的说话有了正面的反应，以致马哈迪曾说过，如果纳吉再沉默以对，他将嘱意慕尤丁来改革巫统。这无疑是给纳吉下压力，促使后者也要有所行动。
此时的巫统已是晋入严峻时刻，即使阿都拉同意退位让纳吉在本届巫统改选中不战而胜，但党内的其他职位的争夺战也拉开序幕，最有看头的莫过于副主席之战。
至于署理主席一仗，随着马六甲首席部长莫哈末阿里于3月17日被纪委会终止其竞选资格后，慕尤丁已是时来运转坐亚望冠（另一对手莫哈末泰益看来威胁不大），这是他等待已久的日子，难怪他第一时间表态要支持纳吉组成强势的政府。对慕尤丁来说，从不被马哈迪看好到被马哈迪看好，间中竟隔了16年（1993年他是票选第一副主席；直到2009年才苦尽甘来，其中的辛酸也只有慕尤丁一个人心知肚明）。
由于副主席之争，最高理事之争，妇女组及青年团之争空前激烈，巫统会不会被冲击，选后会再团结或面临派系分裂？对纳吉的领导确实是最大的考验，因为等待他收拾的不仅是巫统党争后的残局，而且国阵内部的矛盾及民联的挑战都是不容忽视的；还有世界经济风暴也强烈袭击马来西亚，情势不容乐观，只要稍一不留神，便会出大问题。
纳吉在此时登位真的没有香槟的庆祝，只有一大堆头痛问题等着他去应对，包括三场补选及吡州宪制危机。这样的首相，做起来也真不简单和不轻松。
简介
- Cheah See Kian（谢诗坚）
-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30.3.09
马哈迪与安华的共同点 （天下纵横）
马哈迪与安华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今时今日，他们仍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当政后仍然是焦点人物，永远是传媒追逐的对象。至于新闻登大登小，或不上报，那是另外一回事。究其原因不外是他们即便已不在主政地位，但言行却牵动国家政局。这就是他们的魅力所在。
其实，马哈迪与安华虽然年龄相差20岁，但他们的共同点也不少。例如马哈迪具有叛逆的性格，不畏强权，敢于表达和敢于承坦。在1969年“513”事件后，致公开函促东姑下台的就是他。如果当年他没有打响这一炮，东姑是不会这么快下台的，敦拉萨也不会这么快上位。同样的，安华的叛逆性格早在学生时代就表露无遗。在1971年的时候就领导一批回教青年成立回教青年运动组织（简称ABIM）。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具有势力的团体，政府不得不对他敬畏三分。
抑有进者，在这段期间，也唯有安华敢于公然地摇动马哈迪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以示对马哈迪的支持。
马哈迪是在1969年被巫统开除后的翌年写成其经典名著《马来人困境》，旋即被东姑政府宣布为禁书。安华不理禁与不禁，就是这么样义无反顾地为马哈迪打气而深深地感动了马哈迪。
1974年安华更介入马大学生在华玲的反饥饿大游行，导致敦拉萨动用内安令将他拘捕两年。直到1976年才被胡先翁政府释放，这时马哈迪已升为副首相。
当马哈迪在1981年升任首相后，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安华带入巫统，与他一起推动改革，并通过ABIM这个组织，推行回教化运动。尽管在当时受到巫统元老的反对，马哈迪就是不加理会，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很快的，安华成为马哈迪的政治宠儿，他们也被形容为一对“政治父子”，具有相同性格，在政府体制内大展拳脚。不用说，此时的《马来人困境》一书已成为马哈迪的治国方针。安华也就成为马哈迪的先锋队长，影响力之大，鲜有人能出其右。
由于他们的搭挡，马哈迪在1987年的党争中化险为夷，先是击败东姑拉沙里争巫统第一把交椅，后是在1990年的大选，将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打得落花流水。
因为他们两人的合作，使到巫统在1990年后相对的稳定。此时的安华羽毛已告丰满，竟在1993年组成宏愿队伍（成员为署理主席安华、副主席慕尤丁、莫哈未泰益及纳吉），在竞选中崛起成为一股新势力。虽然他们还是以马哈迪马首是瞻，但安华的太快举动被认为“功高震主”，引致马哈迪的不悦，乃决心在1996年的党选拆散安华的宏愿队伍。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不可理喻之吊诡：
那就是马哈迪起用阿都拉（原本是东姑拉沙里B队的大将之一，后回归马哈迪）再战副主席，挤掉宏愿队伍主将之一的慕尤丁。
（它之所以吊诡是因为今日的形势翻转回来，变成马哈迪逼迫阿都拉下台，又公开地挺慕尤丁争巫统老二。政治的千变万化，正是让人眼花撩乱）。
真没想到哈马迪及安华合作17年后，竟在1998年反目成仇。马哈迪一脚踢开了安华，起用阿都拉来剪除安华在党内的势力。如果他们不闹翻，今天的局面是安华主政，马哈迪退休，但会不会发生后来马哈迪又倒回来责难的事呢？正如他对阿都拉那样，谁也说不准。
安华虽然被排挤，受尽苦难，但他的个性就像马哈迪一样，永不认输，即使站在巫统门外，他还是继续抗争，而且10年后又再次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以民联领袖的身份直逼巫统。换句话说，安华以在野的身份，对国阵的威胁有增无减。
同样的，马哈迪在2003年退休后，虽然剩下孤家寡人，不在政治主流，但他还是喋喋不休地对政府施政给予诸多批评，而且言语越来越辛辣，不遑多让反对党。阿都拉政府就是这样在308政治海啸后被他的炮打司令部提早结束的。即将上位的纳吉也开始感受马哈迪的压力，如果他上台后未改阿都拉的政策和方针，也必然会被马哈迪再指指点点。
这就是说，一个在野（安华），一个在闲（马哈迪），都不约而同地产生威力给政府带来压力。只可惜他们直到今天为止，还是不咬弦的一对。马哈迪也一样不放过安华，处处拦阻他通向布城之路，在无从选择下，他只好挺纳吉抗拒安华。
纳吉的性格完全不同于马哈迪和安华，面对这两位政坛老将（一位政治师父，一位政治师兄）的毫不容情的鞭挞，也实在使纳吉不得不战战兢兢应对。
从这样看来，马来西亚政坛先后出了马哈迪和安华，要寂寞也几难。他们都是打死不走的政治人物。不论是在朝和在野，他们的言论都是掷地有声，才够叫人头痛。
马哈迪和安华这一对喜欢冤家，正如三国演义的故事，既生瑜（周瑜），何生亮（诸葛亮）？
刊于2009年3月30日 《号外周报》 第421期
其实，马哈迪与安华虽然年龄相差20岁，但他们的共同点也不少。例如马哈迪具有叛逆的性格，不畏强权，敢于表达和敢于承坦。在1969年“513”事件后，致公开函促东姑下台的就是他。如果当年他没有打响这一炮，东姑是不会这么快下台的，敦拉萨也不会这么快上位。同样的，安华的叛逆性格早在学生时代就表露无遗。在1971年的时候就领导一批回教青年成立回教青年运动组织（简称ABIM）。这个组织后来发展成具有势力的团体，政府不得不对他敬畏三分。
抑有进者，在这段期间，也唯有安华敢于公然地摇动马哈迪著作《马来人的困境》，以示对马哈迪的支持。
马哈迪是在1969年被巫统开除后的翌年写成其经典名著《马来人困境》，旋即被东姑政府宣布为禁书。安华不理禁与不禁，就是这么样义无反顾地为马哈迪打气而深深地感动了马哈迪。
1974年安华更介入马大学生在华玲的反饥饿大游行，导致敦拉萨动用内安令将他拘捕两年。直到1976年才被胡先翁政府释放，这时马哈迪已升为副首相。
当马哈迪在1981年升任首相后，他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安华带入巫统，与他一起推动改革，并通过ABIM这个组织，推行回教化运动。尽管在当时受到巫统元老的反对，马哈迪就是不加理会，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
很快的，安华成为马哈迪的政治宠儿，他们也被形容为一对“政治父子”，具有相同性格，在政府体制内大展拳脚。不用说，此时的《马来人困境》一书已成为马哈迪的治国方针。安华也就成为马哈迪的先锋队长，影响力之大，鲜有人能出其右。
由于他们的搭挡，马哈迪在1987年的党争中化险为夷，先是击败东姑拉沙里争巫统第一把交椅，后是在1990年的大选，将东姑拉沙里组成的46精神党打得落花流水。
因为他们两人的合作，使到巫统在1990年后相对的稳定。此时的安华羽毛已告丰满，竟在1993年组成宏愿队伍（成员为署理主席安华、副主席慕尤丁、莫哈未泰益及纳吉），在竞选中崛起成为一股新势力。虽然他们还是以马哈迪马首是瞻，但安华的太快举动被认为“功高震主”，引致马哈迪的不悦，乃决心在1996年的党选拆散安华的宏愿队伍。这件事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不可理喻之吊诡：
那就是马哈迪起用阿都拉（原本是东姑拉沙里B队的大将之一，后回归马哈迪）再战副主席，挤掉宏愿队伍主将之一的慕尤丁。
（它之所以吊诡是因为今日的形势翻转回来，变成马哈迪逼迫阿都拉下台，又公开地挺慕尤丁争巫统老二。政治的千变万化，正是让人眼花撩乱）。
真没想到哈马迪及安华合作17年后，竟在1998年反目成仇。马哈迪一脚踢开了安华，起用阿都拉来剪除安华在党内的势力。如果他们不闹翻，今天的局面是安华主政，马哈迪退休，但会不会发生后来马哈迪又倒回来责难的事呢？正如他对阿都拉那样，谁也说不准。
安华虽然被排挤，受尽苦难，但他的个性就像马哈迪一样，永不认输，即使站在巫统门外，他还是继续抗争，而且10年后又再次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以民联领袖的身份直逼巫统。换句话说，安华以在野的身份，对国阵的威胁有增无减。
同样的，马哈迪在2003年退休后，虽然剩下孤家寡人，不在政治主流，但他还是喋喋不休地对政府施政给予诸多批评，而且言语越来越辛辣，不遑多让反对党。阿都拉政府就是这样在308政治海啸后被他的炮打司令部提早结束的。即将上位的纳吉也开始感受马哈迪的压力，如果他上台后未改阿都拉的政策和方针，也必然会被马哈迪再指指点点。
这就是说，一个在野（安华），一个在闲（马哈迪），都不约而同地产生威力给政府带来压力。只可惜他们直到今天为止，还是不咬弦的一对。马哈迪也一样不放过安华，处处拦阻他通向布城之路，在无从选择下，他只好挺纳吉抗拒安华。
纳吉的性格完全不同于马哈迪和安华，面对这两位政坛老将（一位政治师父，一位政治师兄）的毫不容情的鞭挞，也实在使纳吉不得不战战兢兢应对。
从这样看来，马来西亚政坛先后出了马哈迪和安华，要寂寞也几难。他们都是打死不走的政治人物。不论是在朝和在野，他们的言论都是掷地有声，才够叫人头痛。
马哈迪和安华这一对喜欢冤家，正如三国演义的故事，既生瑜（周瑜），何生亮（诸葛亮）？
刊于2009年3月30日 《号外周报》 第421期
29.3.09
纳吉是马哈迪2号? 巫统已经没有条件再玩火了
时间：2009-03-28 来源：风云时报报道 作者：陈锐嫔
（吉隆坡27日讯）纳吉队伍在巫统高职竞选中囊括署理和副主席职，让这个新任巫统主席与侯任首相顿时意气风发，好不风光。但是纳吉的风光上台却令人心惊胆跳，担心他会带着马哈迪主义回归。
虽然不少评论皆认为，纳吉上台后会延续马哈迪的治国模式，但是时事评论人迦玛与谢诗坚在接受《风云时报》访问时，却不认同这个看法。
纳吉是否像马哈迪 补选后才下可下定论
迦玛指出，虽然在纳吉准备接棒前的两、三个月，纳吉使用的高压手段很像马哈迪，但是阿都拉也在最后一次以巫统党主席身份致词中，劝戒纳吉就任后不可以延续马哈迪时代的做法，至于纳吉是否会听得下这番劝告，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毕竟巫统新团队才刚出炉，我们应该多观察，才下定论说纳吉是否会走回马哈迪的旧路。而我相信，即将来临的三场补选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点，看看巫统是否会改变。”
迦玛表示，巫统是个庞大的组织，但是很多信念与传统都已经过时，我们应该给巫统时间与机会，让巫统整顿与改革。但是他也不忘提醒说：“巫统可以改革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他们在一段时间还是没有改变的话，民意就会离他们越来越远。”
没有条件走回马哈迪路线 敦拉萨思潮可能回流
另外一名评论人谢诗坚也认为，纳吉不可能走回马哈迪路线，反而可能带来其先父敦拉萨思潮某种程度的回流。
他表示，敦拉萨在70年代左右，把国家经济从右派移到中间，又从中间移到中间偏左，并且与共产国家建立邦交。此外，敦拉萨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使用社会主义手段来执行。谢诗坚相信，纳吉会参考父亲的政策，把阿都拉右派的经济政策移到中间，而这无法使用马哈迪主义。
“马哈迪主义充满马来中心思想与霸权主义，不止是阿都拉在巫统大会最后一次致词上说行不通，各民族也不会认同让马哈迪主义回归。纳吉必须听取阿都拉的劝告，不用高压手段来巩固政权，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已经没有条件让纳吉走回马哈迪主义时代。”
谢诗坚认为，敦拉萨的一些政策并没有过时，还可以在这个时代使用。
（吉隆坡27日讯）纳吉队伍在巫统高职竞选中囊括署理和副主席职，让这个新任巫统主席与侯任首相顿时意气风发，好不风光。但是纳吉的风光上台却令人心惊胆跳，担心他会带着马哈迪主义回归。
虽然不少评论皆认为，纳吉上台后会延续马哈迪的治国模式，但是时事评论人迦玛与谢诗坚在接受《风云时报》访问时，却不认同这个看法。
纳吉是否像马哈迪 补选后才下可下定论
迦玛指出，虽然在纳吉准备接棒前的两、三个月，纳吉使用的高压手段很像马哈迪，但是阿都拉也在最后一次以巫统党主席身份致词中，劝戒纳吉就任后不可以延续马哈迪时代的做法，至于纳吉是否会听得下这番劝告，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毕竟巫统新团队才刚出炉，我们应该多观察，才下定论说纳吉是否会走回马哈迪的旧路。而我相信，即将来临的三场补选将会是一个很好的参考点，看看巫统是否会改变。”
迦玛表示，巫统是个庞大的组织，但是很多信念与传统都已经过时，我们应该给巫统时间与机会，让巫统整顿与改革。但是他也不忘提醒说：“巫统可以改革的时间不多了，如果他们在一段时间还是没有改变的话，民意就会离他们越来越远。”
没有条件走回马哈迪路线 敦拉萨思潮可能回流
另外一名评论人谢诗坚也认为，纳吉不可能走回马哈迪路线，反而可能带来其先父敦拉萨思潮某种程度的回流。
他表示，敦拉萨在70年代左右，把国家经济从右派移到中间，又从中间移到中间偏左，并且与共产国家建立邦交。此外，敦拉萨推行的新经济政策，也是使用社会主义手段来执行。谢诗坚相信，纳吉会参考父亲的政策，把阿都拉右派的经济政策移到中间，而这无法使用马哈迪主义。
“马哈迪主义充满马来中心思想与霸权主义，不止是阿都拉在巫统大会最后一次致词上说行不通，各民族也不会认同让马哈迪主义回归。纳吉必须听取阿都拉的劝告，不用高压手段来巩固政权，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现在已经没有条件让纳吉走回马哈迪主义时代。”
谢诗坚认为，敦拉萨的一些政策并没有过时，还可以在这个时代使用。
28.3.09
希瓦：巫统新领导层 支持重整党内策略
（槟城26日讯）纵观巫统新领袖层，理大教授希瓦认为这个新组合，将会支持以纳吉为首的重整党内策略。
询及日前的党选成绩中，巫统三臂膀妇女组、巫青和女青皆被视为亲首相阿都拉的人选胜出，而今日的结果却是纳吉支持者胜出，两股势力的出现，会否成了巫统前进的阻力时，他说，女青与妇女组和纳吉的合作将不成问题，至于凯利则有视其领导意愿了。
他是接受《光华日报》记者访问时，如是指出。
被问及巫统领导层都存有阿都拉和纳吉的两股势力时，希瓦认为这是党员对两位新旧首相的尊重。
“这个组合非常适合于这新时代，特别是高层中有希山和沙菲益，因为他们年轻而且拥有经验，相信他们会支持纳吉所领导的方向。”
然而让他感到有点惊讶的倒是，来自沙巴的沙菲益的中选。这也显示出巫统的另个改变，是首次有沙巴代表出任高职。至于不足之处，应该是整个团队中只有一名女代表，这难免有些让人遗憾。
无论如何，他认为既然新领导班底已出炉，巫统领袖应该把个人利益放一旁，一切以党利益为前题，一起扶助以纳吉为首的新巫统。
谢诗坚：新出炉团队 是纳吉属意阵容
时事评论员拿督谢诗坚说，一直以来巫统是由署理和副主席组成核心，而妇女组、巫青和女青皆是其次，因此新出炉的团队也可说是纳吉的“属意”阵容。
“纵观是次成绩，也意味着巫统整个团队已接收了党领导所发出的指示，因此预料一切会按照议程交棒。”
然而慕克里的下马，也等同纳吉失去了马哈迪的“祝福”，因此这将使他在面对安华挑战的同时，也必须防备马哈迪的责备。
至于来自东马的沙菲益中选副主席，他表示这显示出纳吉需靠他来稳住东马，以获取东马人民的支持。
他也预料上位后的纳吉会进行内阁改组，但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泰益的失守，极可能使他因此失去了部长职。
纳吉的上台，谢诗坚预料他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反对党，然而在阿都拉的卸任致词中有提出，今已非昔比，强硬姿态已不再适合巫统，马哈迪主意已不合时的劝告，因此他深信，纳吉极可能会选择其父亲敦拉萨的中庸治国法。
至于更明确的治国方针，他认为应该会在4月7日的3场补选后，才会显现出来。他希望纳吉能减少巫统内的种族主意，摒弃霸权，也只有巫统的改变，才能真正看到国阵的改变，国家的改变。
他认为纳吉应把眼光放远，毕竟付诸高压手段是无法取得治国之效，时代已不同，对反对党也应以民主和君子风度相待，如此国阵才能挽回民心。
转载自《光华日报》
询及日前的党选成绩中，巫统三臂膀妇女组、巫青和女青皆被视为亲首相阿都拉的人选胜出，而今日的结果却是纳吉支持者胜出，两股势力的出现，会否成了巫统前进的阻力时，他说，女青与妇女组和纳吉的合作将不成问题，至于凯利则有视其领导意愿了。
他是接受《光华日报》记者访问时，如是指出。
被问及巫统领导层都存有阿都拉和纳吉的两股势力时，希瓦认为这是党员对两位新旧首相的尊重。
“这个组合非常适合于这新时代，特别是高层中有希山和沙菲益，因为他们年轻而且拥有经验，相信他们会支持纳吉所领导的方向。”
然而让他感到有点惊讶的倒是，来自沙巴的沙菲益的中选。这也显示出巫统的另个改变，是首次有沙巴代表出任高职。至于不足之处，应该是整个团队中只有一名女代表，这难免有些让人遗憾。
无论如何，他认为既然新领导班底已出炉，巫统领袖应该把个人利益放一旁，一切以党利益为前题，一起扶助以纳吉为首的新巫统。
谢诗坚：新出炉团队 是纳吉属意阵容
时事评论员拿督谢诗坚说，一直以来巫统是由署理和副主席组成核心，而妇女组、巫青和女青皆是其次，因此新出炉的团队也可说是纳吉的“属意”阵容。
“纵观是次成绩，也意味着巫统整个团队已接收了党领导所发出的指示，因此预料一切会按照议程交棒。”
然而慕克里的下马，也等同纳吉失去了马哈迪的“祝福”，因此这将使他在面对安华挑战的同时，也必须防备马哈迪的责备。
至于来自东马的沙菲益中选副主席，他表示这显示出纳吉需靠他来稳住东马，以获取东马人民的支持。
他也预料上位后的纳吉会进行内阁改组，但不会有太大的变动，泰益的失守，极可能使他因此失去了部长职。
纳吉的上台，谢诗坚预料他会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对付反对党，然而在阿都拉的卸任致词中有提出，今已非昔比，强硬姿态已不再适合巫统，马哈迪主意已不合时的劝告，因此他深信，纳吉极可能会选择其父亲敦拉萨的中庸治国法。
至于更明确的治国方针，他认为应该会在4月7日的3场补选后，才会显现出来。他希望纳吉能减少巫统内的种族主意，摒弃霸权，也只有巫统的改变，才能真正看到国阵的改变，国家的改变。
他认为纳吉应把眼光放远，毕竟付诸高压手段是无法取得治国之效，时代已不同，对反对党也应以民主和君子风度相待，如此国阵才能挽回民心。
转载自《光华日报》
从历史看马华未来
马华公会60载春秋共有8位总会长及2位代总会长在风雨中起伏不定的走到今天。但它从一开始就走着不平坦的道路，而且背负的政治十字架越来越沉重，不是因为马华的组织不够强大，而是因为复杂的内外因素注定了马华公会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甚至有的时候因政局的转变而影响了马华公会的定位与大方向。
打从1949年开始，创党人陈祯禄就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号，为全马华人新村的50万村民请命。因此它先是一个侧重福利的华人组织，并发行彩票集资援助在水深火热的新村华人，直到1953年被殖民政府终止。由于这一个不小的打击也在后来激发了陈祯禄认识到唯有政治力量才能确保华人的权益，否则华人的命运是没有保障的。
于是马华公会在1954年开始转型，发展成为一个负起政治使命的政党，是为马华的第一个转捩点.最明显的是陈祯禄以开放的胸襟吸纳一批不同政见的华人精英加入其中，林苍祐便是这些人的表率，他成了马华改革派的急先锋而在1958年被推上马华总会长的高职，成了陈祯禄的接班人。
但也因为林苍祐的急进，启开了马华党争历史的第一页。自此之后，马华党争不断，似乎形成一个“传统”，直到今天这一特征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不必好奇为何马华党争无时无刻的存在，因为斗争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马华改革的动力。例如1959年林苍祐与陈修信对抗下的分裂；1979年李三春斗曾永森的势不两立及1984年陈群川与梁维泮的大斗争，虽然被形容为三大内讧而大伤元气，但始终没有绊倒马华公会，反而使到马华转型再转型。
如果说这么大规模的两派针锋相对也无法击倒马华，那么总会长与署理总会长的失和更不可能造成分裂。前有李三春与何文翰（1979年）为例；后有林良实与林亚礼（1999年）为例。以此类推，即便当今总会长翁诗杰与署理总会长蔡细历存有芥蒂，也不是分裂的依据。若是判断他们两人的失调会再掀起一场大风暴，那是对马华历史错误的理解与诠释。
其实今日的马华；尤其是308大选后，已是遍体鳞伤,没有条件再自我折腾。相对而言，比起1969年大选后的“513”悲剧承受的重创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马华背负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在“513”之后，马华曾通过华人大团结运动重新塑造其形象。虽未尽如人意，马华公会总算在跌跌撞撞中挺了过来。40年来一直保住其参与执政的地位。也就有了2004年时任总会长的黄家定对党章作了修改，规定总会长任期不超过3届9年；更通过限制官位的年限，为党民主开创一个先例。这种设想是认定马华公会将处于不败的地位，以让新陈代谢更为顺畅，但没有想到308的大选打乱了既定的秩序，迫使马华不得不痛定思痛，以变求生。其中的一个变数是翁诗杰在土气低糜中因势利导地提早接班，但他已不能沿用过去的方法重振马华。华人大团结的口号已不时兴，也不再是马华的护身符。这就是说，临危受命的翁诗杰有需另辟途径为马华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没有前例可援，任务更为艰辛。于是一个以马青为班底的新阵容也就成为一个新尝试和新导向，也引发了党内元老的不满，这是预料中事。翁诗杰这种不按牌理出手自有其考量，但也正在考验他的领导智慧。在他看来，他领导的是一个迷失在政治十字路口的政党，如果没有注入新的活力将不可能让马华从政治的泥沼中拨了出来，更无法应对转变中的时局。
换句话说，他希望马华公会以新队伍摆正斗争方向，不能再如过去跟随国阵起舞而不问为什么？不能再模糊自身的角色，而是要再造一个有血有肉，有主导思想的马华公会。
在这方面，马华公会如果认定当今的国际潮流正是朝中间偏左的方向走（如美国奥巴马的上告），则国阵也要将右的方针移向中间。正如在“513”后，时任首相的敦拉萨将国阵的政策从右转向中间偏左而顺应了时代的大洪流。翁诗杰正可借镜当年的治国方略，力使巫统回顾历史，回到本位，放弃一党独大的心态。
既然民心求变，马华公会也在求变，国阵更应求变。不变正如纳吉所说是坐以待毙，求变才是唯一的选择。
就此而言，马华公会今天的困境是昨日历史的沉淀而致。如何扫除一身的尘埃，总结历史经验，正是需要一个大无畏的新舵手组成新领导层面对现实，面对责难，以带领马华走出历史的阴影。翁诗杰正被赋予历史使命来完成马华的脱胎换骨。他的成败系于如何在党内营造一个新气象及如何凝聚党内的支持力量？还有国阵成员党能否诚心诚意接受批评而改变？因为今时不同往昔，反对党组成的民联正与国阵争夺天下。翁诗杰的“良苦用心”孤注一掷也就因之浮上台面了。这之中没有对和错，他只能顺天命背负着马华的未来。
打从1949年开始，创党人陈祯禄就打出民族主义的旗号，为全马华人新村的50万村民请命。因此它先是一个侧重福利的华人组织，并发行彩票集资援助在水深火热的新村华人，直到1953年被殖民政府终止。由于这一个不小的打击也在后来激发了陈祯禄认识到唯有政治力量才能确保华人的权益，否则华人的命运是没有保障的。
于是马华公会在1954年开始转型，发展成为一个负起政治使命的政党，是为马华的第一个转捩点.最明显的是陈祯禄以开放的胸襟吸纳一批不同政见的华人精英加入其中，林苍祐便是这些人的表率，他成了马华改革派的急先锋而在1958年被推上马华总会长的高职，成了陈祯禄的接班人。
但也因为林苍祐的急进，启开了马华党争历史的第一页。自此之后，马华党争不断，似乎形成一个“传统”，直到今天这一特征并没有改变。因此我们不必好奇为何马华党争无时无刻的存在，因为斗争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马华改革的动力。例如1959年林苍祐与陈修信对抗下的分裂；1979年李三春斗曾永森的势不两立及1984年陈群川与梁维泮的大斗争，虽然被形容为三大内讧而大伤元气，但始终没有绊倒马华公会，反而使到马华转型再转型。
如果说这么大规模的两派针锋相对也无法击倒马华，那么总会长与署理总会长的失和更不可能造成分裂。前有李三春与何文翰（1979年）为例；后有林良实与林亚礼（1999年）为例。以此类推，即便当今总会长翁诗杰与署理总会长蔡细历存有芥蒂，也不是分裂的依据。若是判断他们两人的失调会再掀起一场大风暴，那是对马华历史错误的理解与诠释。
其实今日的马华；尤其是308大选后，已是遍体鳞伤,没有条件再自我折腾。相对而言，比起1969年大选后的“513”悲剧承受的重创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马华背负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在“513”之后，马华曾通过华人大团结运动重新塑造其形象。虽未尽如人意，马华公会总算在跌跌撞撞中挺了过来。40年来一直保住其参与执政的地位。也就有了2004年时任总会长的黄家定对党章作了修改，规定总会长任期不超过3届9年；更通过限制官位的年限，为党民主开创一个先例。这种设想是认定马华公会将处于不败的地位，以让新陈代谢更为顺畅，但没有想到308的大选打乱了既定的秩序，迫使马华不得不痛定思痛，以变求生。其中的一个变数是翁诗杰在土气低糜中因势利导地提早接班，但他已不能沿用过去的方法重振马华。华人大团结的口号已不时兴，也不再是马华的护身符。这就是说，临危受命的翁诗杰有需另辟途径为马华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没有前例可援，任务更为艰辛。于是一个以马青为班底的新阵容也就成为一个新尝试和新导向，也引发了党内元老的不满，这是预料中事。翁诗杰这种不按牌理出手自有其考量，但也正在考验他的领导智慧。在他看来，他领导的是一个迷失在政治十字路口的政党，如果没有注入新的活力将不可能让马华从政治的泥沼中拨了出来，更无法应对转变中的时局。
换句话说，他希望马华公会以新队伍摆正斗争方向，不能再如过去跟随国阵起舞而不问为什么？不能再模糊自身的角色，而是要再造一个有血有肉，有主导思想的马华公会。
在这方面，马华公会如果认定当今的国际潮流正是朝中间偏左的方向走（如美国奥巴马的上告），则国阵也要将右的方针移向中间。正如在“513”后，时任首相的敦拉萨将国阵的政策从右转向中间偏左而顺应了时代的大洪流。翁诗杰正可借镜当年的治国方略，力使巫统回顾历史，回到本位，放弃一党独大的心态。
既然民心求变，马华公会也在求变，国阵更应求变。不变正如纳吉所说是坐以待毙，求变才是唯一的选择。
就此而言，马华公会今天的困境是昨日历史的沉淀而致。如何扫除一身的尘埃，总结历史经验，正是需要一个大无畏的新舵手组成新领导层面对现实，面对责难，以带领马华走出历史的阴影。翁诗杰正被赋予历史使命来完成马华的脱胎换骨。他的成败系于如何在党内营造一个新气象及如何凝聚党内的支持力量？还有国阵成员党能否诚心诚意接受批评而改变？因为今时不同往昔，反对党组成的民联正与国阵争夺天下。翁诗杰的“良苦用心”孤注一掷也就因之浮上台面了。这之中没有对和错，他只能顺天命背负着马华的未来。
马哈迪全局牵动巫统党争 （直挂云帆）
研究具有63年历史的巫统，你会惊讶地发现影响力最深远和长久的不是创党人拿督翁，也不是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亦不是第二任首相敦拉萨，而是最为争议性的第五任首相马哈迪。虽然在历史的地位马哈迪可能不及前三位的领导人，但他的手是伸得最长的，不论是在主政时或在台下，他总是一马当先地插上一脚。也许是他的性格使然，也许是强烈地内心驱使着他，以致他对每一次的党争和党选都表现了他的意愿，毫不隐瞒，也毫不容情和退让。也因为这样，他的影响力无届弗远的。虽然面对诸多责难，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做他要做的事，讲他要讲的话，没有人可以阻止，也拿他没有办法。这就是马哈迪给人的印象，也是马哈迪在巫统党内留下的政治遗产。不管你喜欢与否，你不得不接受马哈迪的斗争史几乎占据了巫统党争史的2/3版面。
虽然马哈迪在1946年已是巫统党员，对拿督翁有所崇拜，但在首20年的巫统党争史，马哈迪是交白卷的。例如发生在1951年拿督翁脱离巫统引爆第一次党争和东姑上位，马哈迪是没有参与其中，也轮不到这位年轻人指手划脚。又例如发生在1962年的党争，导致农业部长阿都亚兹被开除党籍而另起炉灶，马哈迪也是靠边站的。
但在这之后，马哈迪就当仁不让了。原本在1959年就被推荐参加吉打州议会选举但被婉拒（若然他可能是后来的吉打州务大臣，也可能不会有后来的精彩故事），直到1964年才参加国会选举而胜出，初时没有部长担任，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后座议员，名不见经传。
1969年大选，马哈迪不幸栽筋斗，输给回教党，而联盟也在大选中受重挫。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不甘失败的马哈迪迁怒东姑领导不利，义无反顾地迫不及待炮打司令部，通过公开信把东姑轰下台。是他挑起第三次党争，但他也因之付出代价，被巫统开除党籍。
接着下来，敦拉萨时代拉开序幕。他也许要感谢马哈迪的勇气，发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才有了政局的改变。正因为这样，一夜成名的马哈迪因祸得福，在1971年被敦拉萨光荣召回党，从此星运高照，每每站在前线参与斗争。尽管1972年的党选，他并不够势力提名竞选副主席（刚回巫统一年），但在哈仑（时任雪州务大臣兼巫青团长，势力直逼敦拉萨）的怂恿和鼓励下，他毅然上阵。虽然他明知道哈仑是要利用他来阻止外交部长加沙里上位，但他愿意借此投石问路，结果他和加沙里都失败了，哈仑也就达到目的，他也没有亏本。
因此在1975年党选时，马哈迪自认羽毛丰满再战副主席，不再理会哈仑志在必得，反而被敦拉萨器重，倾向支持他来打倒哈仑。这一回他终于扬眉吐气了。换句话说，这第四次的党争，马哈迪也是主角之一，因为这一仗胜得漂亮，奠定他亮丽的政途。
果然1976年机会来了，他连同另两名副主席东姑拉沙里及嘉化峇峇向胡先翁逼宫，要新首相（敦拉萨逝世后由胡先翁接位）只能从三位副主席中挑副揆，不能委其他人（当时胡先翁有意要委外长加沙里成为副手）。经此摊牌，马哈迪脱颖而出，成为副首相。这就是说，第五次党争马哈迪成为大赢家。1981年胡先翁退位，时来运转的马哈迪荣任首相，大权在握。仅仅10年的光景，马哈迪从一无所有到真命天子，简直是一则神话，谁会相信被巫统开除的人，有朝一日会回来当首相？
马哈迪登位后，他以“君临天下”的姿态突出了他的强势领导，刻意在1981年引发第六次党争，由东姑拉沙里和慕沙希淡争第二把交椅，目的就是要提拔慕沙，让拉沙里输得口服心不服。更在党选后的同一年，不理元老的反对，引进安华依布拉欣，为其改革吹响号角。比起敦拉萨和胡先翁，他的治国方略更是强硬而不手软，即使被人指摘独裁、武断与刚愎自用，他也乐得形容自己是“民主的独裁者”。在他看来，不果断和坚决是成不了大事的。
正因为这样，马哈迪在党内的“敌人”越来越多，但他都巧妙地一一化解，使到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天下无敌手”的领袖。
例如1987年第七次的党争击退了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的联手后，即使党面临分裂，他也在所不惜，并借助“新巫统”重新整合巫统。而1998年的第八次党争更是马哈迪一手挑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革除其接班人安华而在党内外“号令天下”，要各方对他臣服。
新近的另两次党争虽是发生在马哈迪退位之后，但他还是退而不休地“干预”，一点也不让当权者轻松；尤其是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他再一次炮打司令部，促被他一手提拔的接班人阿都拉“辞职谢罪”。而今届（2009年）的党争也与他脱离不了关系，对行将拜相的纳吉更是词多严厉，要他好自为之，不能再重蹈被他认为阿都拉的“失误政策”。在主席之外的各职激烈的党选中，也不能忽视马哈迪因素所起的作用。
由此来看巫统的十大党争，马哈迪竟然有八次牵扯其中，这之中没有对和错，只有政治权力的斗争。如果说马哈迪一生中有“好勇斗狠”的精神，那是有史可查，也有迹可循。平心而论，一个人在位22年呼风唤雨不足为奇，奇的是在位之前和退位之后的整20年，竟也能在党内掀起风浪，影响和改变政局而令人生畏，真是“千古一绝”。
刊于2009年3月27日 《东方日报》
虽然马哈迪在1946年已是巫统党员，对拿督翁有所崇拜，但在首20年的巫统党争史，马哈迪是交白卷的。例如发生在1951年拿督翁脱离巫统引爆第一次党争和东姑上位，马哈迪是没有参与其中，也轮不到这位年轻人指手划脚。又例如发生在1962年的党争，导致农业部长阿都亚兹被开除党籍而另起炉灶，马哈迪也是靠边站的。
但在这之后，马哈迪就当仁不让了。原本在1959年就被推荐参加吉打州议会选举但被婉拒（若然他可能是后来的吉打州务大臣，也可能不会有后来的精彩故事），直到1964年才参加国会选举而胜出，初时没有部长担任，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后座议员，名不见经传。
1969年大选，马哈迪不幸栽筋斗，输给回教党，而联盟也在大选中受重挫。不幸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不甘失败的马哈迪迁怒东姑领导不利，义无反顾地迫不及待炮打司令部，通过公开信把东姑轰下台。是他挑起第三次党争，但他也因之付出代价，被巫统开除党籍。
接着下来，敦拉萨时代拉开序幕。他也许要感谢马哈迪的勇气，发挥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才有了政局的改变。正因为这样，一夜成名的马哈迪因祸得福，在1971年被敦拉萨光荣召回党，从此星运高照，每每站在前线参与斗争。尽管1972年的党选，他并不够势力提名竞选副主席（刚回巫统一年），但在哈仑（时任雪州务大臣兼巫青团长，势力直逼敦拉萨）的怂恿和鼓励下，他毅然上阵。虽然他明知道哈仑是要利用他来阻止外交部长加沙里上位，但他愿意借此投石问路，结果他和加沙里都失败了，哈仑也就达到目的，他也没有亏本。
因此在1975年党选时，马哈迪自认羽毛丰满再战副主席，不再理会哈仑志在必得，反而被敦拉萨器重，倾向支持他来打倒哈仑。这一回他终于扬眉吐气了。换句话说，这第四次的党争，马哈迪也是主角之一，因为这一仗胜得漂亮，奠定他亮丽的政途。
果然1976年机会来了，他连同另两名副主席东姑拉沙里及嘉化峇峇向胡先翁逼宫，要新首相（敦拉萨逝世后由胡先翁接位）只能从三位副主席中挑副揆，不能委其他人（当时胡先翁有意要委外长加沙里成为副手）。经此摊牌，马哈迪脱颖而出，成为副首相。这就是说，第五次党争马哈迪成为大赢家。1981年胡先翁退位，时来运转的马哈迪荣任首相，大权在握。仅仅10年的光景，马哈迪从一无所有到真命天子，简直是一则神话，谁会相信被巫统开除的人，有朝一日会回来当首相？
马哈迪登位后，他以“君临天下”的姿态突出了他的强势领导，刻意在1981年引发第六次党争，由东姑拉沙里和慕沙希淡争第二把交椅，目的就是要提拔慕沙，让拉沙里输得口服心不服。更在党选后的同一年，不理元老的反对，引进安华依布拉欣，为其改革吹响号角。比起敦拉萨和胡先翁，他的治国方略更是强硬而不手软，即使被人指摘独裁、武断与刚愎自用，他也乐得形容自己是“民主的独裁者”。在他看来，不果断和坚决是成不了大事的。
正因为这样，马哈迪在党内的“敌人”越来越多，但他都巧妙地一一化解，使到他成为一名真正的“天下无敌手”的领袖。
例如1987年第七次的党争击退了东姑拉沙里与慕沙希淡的联手后，即使党面临分裂，他也在所不惜，并借助“新巫统”重新整合巫统。而1998年的第八次党争更是马哈迪一手挑起，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革除其接班人安华而在党内外“号令天下”，要各方对他臣服。
新近的另两次党争虽是发生在马哈迪退位之后，但他还是退而不休地“干预”，一点也不让当权者轻松；尤其是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他再一次炮打司令部，促被他一手提拔的接班人阿都拉“辞职谢罪”。而今届（2009年）的党争也与他脱离不了关系，对行将拜相的纳吉更是词多严厉，要他好自为之，不能再重蹈被他认为阿都拉的“失误政策”。在主席之外的各职激烈的党选中，也不能忽视马哈迪因素所起的作用。
由此来看巫统的十大党争，马哈迪竟然有八次牵扯其中，这之中没有对和错，只有政治权力的斗争。如果说马哈迪一生中有“好勇斗狠”的精神，那是有史可查，也有迹可循。平心而论，一个人在位22年呼风唤雨不足为奇，奇的是在位之前和退位之后的整20年，竟也能在党内掀起风浪，影响和改变政局而令人生畏，真是“千古一绝”。
刊于2009年3月27日 《东方日报》
重振拿督翁斗争理念 （直挂云帆）
308政治海啸后，巫统是否有改变或依然故我，也引起各方的注意。如果说大选后一些巫统领袖有作出某些反省是形势使然，不具有什么代表性，那么最近一些重量级领袖放话就不可等闲视之了。这可以被看成经过一年的审视，巫统已经看到它需要进行符合其政治方向的一些改革。
例如，候任首相纳吉摆明巫统需要改革，因为巫统予人的印象是傲慢和推行不健康的措施。他别有所指地说，他的上位正如当年（1969年“513”事件后）其父亲敦拉萨上位的情况一样，是国阵最弱的时刻，因此他需要展示巫统最好的一面，以赢取民心。不过，他并没有说明他的指导思想和治国方略，只是刻意与其父亲相提并论。
行将成为搭档的慕尤丁讲得更白：巫统已来到末路，目前只剩下4年的期限，因此必须要在党选后规定领袖“上课”以了解斗争理念，但他没有指出什么是巫统的斗争理念。
前首相马哈迪更把丑话说在前头，指点纳吉如何组班和如何组成巫统新团队，以割舍贪污及滥权。虽然他没有说出口，但他希望纳吉能使“马哈迪主义回流”，重视马来中心指导思想。
阿都拉首相只是慨叹阻力太多，改革未竟。他的力度显然是放在行政与策略上，未触及思想的改造。
吊诡的是，在此时竟出现莫哈末泰益（争署理主席人选）的怪论，要巫统仿效日本推行“明治维新”，显得不入格调。因为他忽略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竟成为“军事主义”者；此理论也不适合用在马来西亚。
倒是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指说巫统已告分裂，也没有看好纳吉的新政府足以应对乱局，显然是强调党内斗争和人事上的布局，忘掉了他曾一度为“挽救”巫统而打出拿督翁的旗号。
犹记得在1989年拉沙里党争失败后，便另起炉灶组织“46精神党”，意在唤起马来人牢记创党人拿督翁的斗争精神和创党理念，就是要使巫统强大和改革，用以抗拒马哈迪领导的“新巫统”。在那个时候，他认为新巫统已乖离拿督翁的精神，变成马哈迪的政党。
这种由外头准备打回巫统或取代巫统的战略是依据拿督翁在1951年愤然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的新尝试。不过当年拿督翁是不满巫统内部拦路，阻止他将“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改成“马来亚民族统一机构”才有新政党的出现（虽然拿督翁后来失败了，但他永远是巫统的一盏明灯），而拉沙里则是挟拿督翁之名而非拿督翁之实开展斗争，也来一个依样葫芦的反击，结果还是斗不过马哈迪的新巫统。自此以后，马哈迪主义在巫统和政府机构形成一个中心思想，巫统的威权主义乃至后来被称为“霸权主义”乃告形成。
拉沙里失败后，又于1996年回巢巫统，但已归顺马哈迪主义，拿督翁的精神暂时束之高阁。这就是说，马哈迪在巫统党内已经取得绝对权威的地位，不是任何的主义可以轻易取而代之的。
正因为这样，在1998年安华出事后，他所卷起的“烈火莫熄”运动就是用来抗拒马哈迪的“霸权政治”的。而当时只有政改口号而没有政改实质，也就被迫化整为零，直到1999年4月他在牢中遥控成立“国民公正党”时，才让人看来他准备起用拿督翁精神来斗马哈迪主义。但他不学拉沙里那一套：只用拿督翁的精神当口号来呐喊，而是身体力行地用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以马来人为主导）来推动拿督翁从未实现的理念。这是一个痛苦的历程，因为巫统已经形成一个固若金汤的马来人政党，而且拿督翁的精神似乎已被“流失”，加上“马哈迪主义”已经扎根，不是安华说要变即变的。以致安华在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仍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反倒被人看成徒具虚名的拿督翁精神的再现，曲高和寡，没有市场。
也只有到了2008年的大选，安华才能破茧而出。这主要是阿都拉当政的时代，他已经不重视马哈迪主义，但仍未能提出一个新的指导思想来取代。他的文明回教学（Islam Hadhari）虽被视为新思维，却无法取代马哈迪主义的中心思想。正因为他的施政被指偏离马哈迪主义而又是活在马哈迪主义的体制下，在两相矛盾下（即马哈迪主义挥之不去时，不走马哈迪政策必然引发内部冲击和外来反弹，包括马哈迪的责难），导致不少问题连续发生，包括除贪不力，滥权事件时有所闻；尤其是一些极端份子，更借助言论自由，散播种族主义的言论伤害阿都拉的政权又不被匡正，终于给安华一个机会让拿督翁的思想死灰复燃，才有了今日人民公正党的翻身机会。
由此来看，巫统也好，公正党也好，拿督翁精神还是不灭的明灯，而非马来人也对拿督翁的多元政治念念不忘，造成今日的政治斗争还是放在巫统人的身上，即使安华已离开巫统，但他却是巫统出身的人。他扛起拿督翁的旗帜在与巫统抢滩。
因此今日巫统轮到纳吉登位，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在拿督翁的斗争理念与马哈迪主义之间作一个抉择，以重新塑造巫统新精神，而在这两者之间的敦拉萨治国方略更是纳吉要牢牢记住的。敦拉萨懂得让拿督翁精神回流（他在1971年将拿督翁的遗像移回巫统大厦，当着创党人来崇拜），让历史还原；纳吉也应该采用其父亲的那一招，让拿督翁精神全面在巫统复活，也只有在拿督翁的精神感召下（为全民而斗争的精神），才能让巫统人看到过去而不会迷失在政治十字路口，进而减少种族主义的幽灵在晃动。这就是说，今日的国家政治，反映在谁最能突出拿督翁精神？既然安华晓得，纳吉也自然晓得其中利害关系。这也许是未来的斗争焦点。
刊于2009年3月26日 《东方日报》
例如，候任首相纳吉摆明巫统需要改革，因为巫统予人的印象是傲慢和推行不健康的措施。他别有所指地说，他的上位正如当年（1969年“513”事件后）其父亲敦拉萨上位的情况一样，是国阵最弱的时刻，因此他需要展示巫统最好的一面，以赢取民心。不过，他并没有说明他的指导思想和治国方略，只是刻意与其父亲相提并论。
行将成为搭档的慕尤丁讲得更白：巫统已来到末路，目前只剩下4年的期限，因此必须要在党选后规定领袖“上课”以了解斗争理念，但他没有指出什么是巫统的斗争理念。
前首相马哈迪更把丑话说在前头，指点纳吉如何组班和如何组成巫统新团队，以割舍贪污及滥权。虽然他没有说出口，但他希望纳吉能使“马哈迪主义回流”，重视马来中心指导思想。
阿都拉首相只是慨叹阻力太多，改革未竟。他的力度显然是放在行政与策略上，未触及思想的改造。
吊诡的是，在此时竟出现莫哈末泰益（争署理主席人选）的怪论，要巫统仿效日本推行“明治维新”，显得不入格调。因为他忽略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竟成为“军事主义”者；此理论也不适合用在马来西亚。
倒是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指说巫统已告分裂，也没有看好纳吉的新政府足以应对乱局，显然是强调党内斗争和人事上的布局，忘掉了他曾一度为“挽救”巫统而打出拿督翁的旗号。
犹记得在1989年拉沙里党争失败后，便另起炉灶组织“46精神党”，意在唤起马来人牢记创党人拿督翁的斗争精神和创党理念，就是要使巫统强大和改革，用以抗拒马哈迪领导的“新巫统”。在那个时候，他认为新巫统已乖离拿督翁的精神，变成马哈迪的政党。
这种由外头准备打回巫统或取代巫统的战略是依据拿督翁在1951年愤然离开巫统另创“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的新尝试。不过当年拿督翁是不满巫统内部拦路，阻止他将“马来民族统一机构”改成“马来亚民族统一机构”才有新政党的出现（虽然拿督翁后来失败了，但他永远是巫统的一盏明灯），而拉沙里则是挟拿督翁之名而非拿督翁之实开展斗争，也来一个依样葫芦的反击，结果还是斗不过马哈迪的新巫统。自此以后，马哈迪主义在巫统和政府机构形成一个中心思想，巫统的威权主义乃至后来被称为“霸权主义”乃告形成。
拉沙里失败后，又于1996年回巢巫统，但已归顺马哈迪主义，拿督翁的精神暂时束之高阁。这就是说，马哈迪在巫统党内已经取得绝对权威的地位，不是任何的主义可以轻易取而代之的。
正因为这样，在1998年安华出事后，他所卷起的“烈火莫熄”运动就是用来抗拒马哈迪的“霸权政治”的。而当时只有政改口号而没有政改实质，也就被迫化整为零，直到1999年4月他在牢中遥控成立“国民公正党”时，才让人看来他准备起用拿督翁精神来斗马哈迪主义。但他不学拉沙里那一套：只用拿督翁的精神当口号来呐喊，而是身体力行地用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以马来人为主导）来推动拿督翁从未实现的理念。这是一个痛苦的历程，因为巫统已经形成一个固若金汤的马来人政党，而且拿督翁的精神似乎已被“流失”，加上“马哈迪主义”已经扎根，不是安华说要变即变的。以致安华在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仍理不出一个头绪来，反倒被人看成徒具虚名的拿督翁精神的再现，曲高和寡，没有市场。
也只有到了2008年的大选，安华才能破茧而出。这主要是阿都拉当政的时代，他已经不重视马哈迪主义，但仍未能提出一个新的指导思想来取代。他的文明回教学（Islam Hadhari）虽被视为新思维，却无法取代马哈迪主义的中心思想。正因为他的施政被指偏离马哈迪主义而又是活在马哈迪主义的体制下，在两相矛盾下（即马哈迪主义挥之不去时，不走马哈迪政策必然引发内部冲击和外来反弹，包括马哈迪的责难），导致不少问题连续发生，包括除贪不力，滥权事件时有所闻；尤其是一些极端份子，更借助言论自由，散播种族主义的言论伤害阿都拉的政权又不被匡正，终于给安华一个机会让拿督翁的思想死灰复燃，才有了今日人民公正党的翻身机会。
由此来看，巫统也好，公正党也好，拿督翁精神还是不灭的明灯，而非马来人也对拿督翁的多元政治念念不忘，造成今日的政治斗争还是放在巫统人的身上，即使安华已离开巫统，但他却是巫统出身的人。他扛起拿督翁的旗帜在与巫统抢滩。
因此今日巫统轮到纳吉登位，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在拿督翁的斗争理念与马哈迪主义之间作一个抉择，以重新塑造巫统新精神，而在这两者之间的敦拉萨治国方略更是纳吉要牢牢记住的。敦拉萨懂得让拿督翁精神回流（他在1971年将拿督翁的遗像移回巫统大厦，当着创党人来崇拜），让历史还原；纳吉也应该采用其父亲的那一招，让拿督翁精神全面在巫统复活，也只有在拿督翁的精神感召下（为全民而斗争的精神），才能让巫统人看到过去而不会迷失在政治十字路口，进而减少种族主义的幽灵在晃动。这就是说，今日的国家政治，反映在谁最能突出拿督翁精神？既然安华晓得，纳吉也自然晓得其中利害关系。这也许是未来的斗争焦点。
刊于2009年3月26日 《东方日报》
“宏愿队伍”重登政治主流？ （直挂云帆）
当今在政坛上呼风唤雨的政治人物，竟然是来自“宏愿队伍”的“四大天王”。历史的吊诡，莫过于此。在巫统方面，纳吉无疑已是真名天子，若无意外，他将在今年四月拜相，成为国家第六任领导人。但不可避免的，巫统也因本届改选陷入激烈的党争。除了主席一职无战争外，其余各职几乎是全线开战。
如果我们细心分析巫统出现的新领导排阵，却意外地发现这不是马哈迪或阿都拉所能预料的局面，因为在巫统成为举足轻重的三位领导人，如纳吉、慕尤丁及莫哈末泰益都是当年宏愿队伍的人，只不过秩序已经对调，而人事有了变化，显示了宏愿队伍不经意地“卷土重来”，正准备登上政治最高峰。但最大的不同点是宏愿老大的安华已被排在巫统门外，剩下三剑客在巫统高层面对考验。
什么是“宏愿队伍”呢？这与马哈迪大有关系，也是他一手促成又是他一手拆散的。可是无论怎样拆来拆去，最后又是一个“新宏愿队伍”占据了巫统的政治舞台。原本叼陪末座的纳吉则已成为牵头羊，形成原是宏愿队伍的人竟在政治舞台正面交锋，如纳吉与安华，真教人不得不惊叹历史对现实的嘲弄。
历史是这样发展的：
1981年马哈迪登上相位，也成了巫统第一把手。他最重要的动作之一是把具有叛逆性格但又视马哈迪为偶像的安华依布拉欣拉进巫统。虽然开罪许多巫统元老，但他义无反顾地培养安华成为他的接班人。这两人的携手使到马哈迪的回教化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安华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红人，也成功地团结了慕尤丁（时任柔佛州务大臣）、莫哈末泰益（时任雪州大臣）及纳吉（时任国防部长），在1993年的党选中组成宏愿队伍，准备在马哈迪退位后，大展身手。依秩是老大安华、老二慕尤丁、老三莫哈末泰益及老四纳吉（前者当选署理主席，后三者是当选副主席，可称为少壮派的组合）。
这个宏愿队伍排斥了阿都拉（时任外交部长）（竞选蝉联副主席失败），表面上看来是围绕在马哈迪左右的四颗星星（四星拱月），实则是马哈迪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安华上位太快，取代了嘉化峇峇的副揆与署理主席高职，打乱了马哈迪的秩序。
而在四个人中，首推安华与纳吉的关系最为密切，纳吉是安华在巫青团中的副手（1982—1987），更在这之后成为巫青团长（因安华已当选副主席），自然与安华越走越近，才有了宏愿队伍的出现。
如果安华顺利接棒，纳吉也将是他理想的搭档。讵料事与愿违，安华在1998年跌马后，他的宏愿队伍已被冲得七零八落了。纳吉、慕尤丁及莫哈末泰益全倒向支持马哈迪，不再提及宏愿队伍，剩下老大安华孤家寡人在巫统党外开展他的“烈火莫熄”斗争。从此他们视安华为陌路人，并认定安华不再有机会东山再起。
不过，在安华出事后，填补其空缺的不是这些人，而是一度与他们不咬弦的阿都拉巴达威。马哈迪的这一绝招堵住了宏愿队伍中的人过快探出头来。
阿都拉原本不是马哈迪的人；更不是宏愿队伍的成员。他甚至还一度与马哈迪为敌。在1987年参加东姑拉沙里的B队和马哈迪的A队在党选中进行激烈的斗争。在失败后，他不归向东姑拉沙里而是跟随马哈迪，任由他发落。直到1991年马哈迪见他忠心有余，破例提拔他担任外交部长，更在1996年的党选鼓励他冲突宏愿队伍，取回副主席职。当时马哈迪已为他布署一切，拿慕尤丁来祭旗，就这样阿都拉成为马哈迪的人。
因为“破宏有功”，阿都拉在1998年被提升为副首相，终在2003年被钦定为接班人。未料阿都拉在2004年大选狂胜后，急切地脱离马哈迪的影子，朝自己的道路启开阿都拉时代，被认为背离了马哈迪的治国方略，导致在2006年起被马哈迪指指点点，恶言相向，甚至承认选错接班人。
如果没有2008年308的政治海啸，阿都拉不会有今天的提早下台，也不会有纳吉的赶早登场，这一切也不能说与马哈迪无关。巧合的是，今天将粉墨登场的竟是当年马哈迪和阿都拉所不愿看到的“宏愿队伍”的复活。纳吉、慕尤丁及莫哈末泰益比任何时候都要风光，唯独少了大师兄安华，变成三缺一。但有趣的是，被排斥在巫统门外的安华已不是昔日的阶下囚，而是准备卷土重来的反对党领袖，纳吉正需要打足十二分精神来应付。还有宏愿队伍中的老二和老三，也在本届党选中打一场“友谊波”，看来慕尤丁已是坐亚望冠，只不过秩序倒转了，原是老四的纳吉成为他的老大，两人也必须联手面对大师兄的叫阵。
因此说来说去，今日的政治斗争又回到宏愿队伍的人粉墨登场，虽然性质大不相同，但相同的是同一组的人在进行权力斗争。而这一切，也是马哈迪铸成了今日的政治格局。
对于马哈迪来说，此情此景，他只能哑然失笑。对于阿都拉，他也只能说这是天意。
刊于2009年3月21日 《东方日报》
如果我们细心分析巫统出现的新领导排阵，却意外地发现这不是马哈迪或阿都拉所能预料的局面，因为在巫统成为举足轻重的三位领导人，如纳吉、慕尤丁及莫哈末泰益都是当年宏愿队伍的人，只不过秩序已经对调，而人事有了变化，显示了宏愿队伍不经意地“卷土重来”，正准备登上政治最高峰。但最大的不同点是宏愿老大的安华已被排在巫统门外，剩下三剑客在巫统高层面对考验。
什么是“宏愿队伍”呢？这与马哈迪大有关系，也是他一手促成又是他一手拆散的。可是无论怎样拆来拆去，最后又是一个“新宏愿队伍”占据了巫统的政治舞台。原本叼陪末座的纳吉则已成为牵头羊，形成原是宏愿队伍的人竟在政治舞台正面交锋，如纳吉与安华，真教人不得不惊叹历史对现实的嘲弄。
历史是这样发展的：
1981年马哈迪登上相位，也成了巫统第一把手。他最重要的动作之一是把具有叛逆性格但又视马哈迪为偶像的安华依布拉欣拉进巫统。虽然开罪许多巫统元老，但他义无反顾地培养安华成为他的接班人。这两人的携手使到马哈迪的回教化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而在这个过程中，安华已成为炙手可热的红人，也成功地团结了慕尤丁（时任柔佛州务大臣）、莫哈末泰益（时任雪州大臣）及纳吉（时任国防部长），在1993年的党选中组成宏愿队伍，准备在马哈迪退位后，大展身手。依秩是老大安华、老二慕尤丁、老三莫哈末泰益及老四纳吉（前者当选署理主席，后三者是当选副主席，可称为少壮派的组合）。
这个宏愿队伍排斥了阿都拉（时任外交部长）（竞选蝉联副主席失败），表面上看来是围绕在马哈迪左右的四颗星星（四星拱月），实则是马哈迪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安华上位太快，取代了嘉化峇峇的副揆与署理主席高职，打乱了马哈迪的秩序。
而在四个人中，首推安华与纳吉的关系最为密切，纳吉是安华在巫青团中的副手（1982—1987），更在这之后成为巫青团长（因安华已当选副主席），自然与安华越走越近，才有了宏愿队伍的出现。
如果安华顺利接棒，纳吉也将是他理想的搭档。讵料事与愿违，安华在1998年跌马后，他的宏愿队伍已被冲得七零八落了。纳吉、慕尤丁及莫哈末泰益全倒向支持马哈迪，不再提及宏愿队伍，剩下老大安华孤家寡人在巫统党外开展他的“烈火莫熄”斗争。从此他们视安华为陌路人，并认定安华不再有机会东山再起。
不过，在安华出事后，填补其空缺的不是这些人，而是一度与他们不咬弦的阿都拉巴达威。马哈迪的这一绝招堵住了宏愿队伍中的人过快探出头来。
阿都拉原本不是马哈迪的人；更不是宏愿队伍的成员。他甚至还一度与马哈迪为敌。在1987年参加东姑拉沙里的B队和马哈迪的A队在党选中进行激烈的斗争。在失败后，他不归向东姑拉沙里而是跟随马哈迪，任由他发落。直到1991年马哈迪见他忠心有余，破例提拔他担任外交部长，更在1996年的党选鼓励他冲突宏愿队伍，取回副主席职。当时马哈迪已为他布署一切，拿慕尤丁来祭旗，就这样阿都拉成为马哈迪的人。
因为“破宏有功”，阿都拉在1998年被提升为副首相，终在2003年被钦定为接班人。未料阿都拉在2004年大选狂胜后，急切地脱离马哈迪的影子，朝自己的道路启开阿都拉时代，被认为背离了马哈迪的治国方略，导致在2006年起被马哈迪指指点点，恶言相向，甚至承认选错接班人。
如果没有2008年308的政治海啸，阿都拉不会有今天的提早下台，也不会有纳吉的赶早登场，这一切也不能说与马哈迪无关。巧合的是，今天将粉墨登场的竟是当年马哈迪和阿都拉所不愿看到的“宏愿队伍”的复活。纳吉、慕尤丁及莫哈末泰益比任何时候都要风光，唯独少了大师兄安华，变成三缺一。但有趣的是，被排斥在巫统门外的安华已不是昔日的阶下囚，而是准备卷土重来的反对党领袖，纳吉正需要打足十二分精神来应付。还有宏愿队伍中的老二和老三，也在本届党选中打一场“友谊波”，看来慕尤丁已是坐亚望冠，只不过秩序倒转了，原是老四的纳吉成为他的老大，两人也必须联手面对大师兄的叫阵。
因此说来说去，今日的政治斗争又回到宏愿队伍的人粉墨登场，虽然性质大不相同，但相同的是同一组的人在进行权力斗争。而这一切，也是马哈迪铸成了今日的政治格局。
对于马哈迪来说，此情此景，他只能哑然失笑。对于阿都拉，他也只能说这是天意。
刊于2009年3月21日 《东方日报》
23.3.09
是谁打破了“岛民情意结”? （直挂云帆）
是谁造就了槟岛人民的“岛民情意结”？又是谁打破了“岛民情意结”？这个故事要从英国人开辟槟榔屿之后（1786年）说起。由于天然环境使然，槟岛在翌年（1787年）被宣布为自由港。此后虽有一波三折的演变，但始终把自由港保留下来，变成转口贸易的集散地。及至1948年“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自由港制度便被宪报规划下来，形成“一州两制”。换句话说，槟岛既是自由港，威省就有关卡之设，因为威省不是自由港（到了1968年，自由港已走进历史）。
无论如何，槟岛的人民似乎“得天独厚”，而在1800年英国拿下威省纳为槟榔屿一部份后，就将威省的人称为“过港的人”。而威省的人也喜欢称自己为“过港人”，以分辨槟岛人和威省人，虽然他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属于槟州人民。
久而久之，大家习以为常，也因为槟岛的发达和繁荣，有一个亮丽的乔治市，槟岛的人养成了一种“岛民情意结”，把槟城当着槟城人的，包括不把威省人当外州人看待。
这种“岛民情意结”是深入人心和烙在人的思想中，久久不能散去，反而有一种对外来的“抗拒感”。正因为这样，早年在政治上更是形成一道屏障，致使外来的人不容易“打进来”。
例如从1951年有市选举以来，各政党推出的候选人都是本地人，不是来自外州的人。林苍佑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1951年创立“急进党”，用的候选人是本地人（槟州人）。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而带领槟州联盟参加1955年的槟州议会选举时，也是组成一支本地人的阵容；直到后来另组民主联合党（1961）及民政党（1968）时，他也是起用本地人为候选人，并没有向外州调兵遣将，展现了本地人才济济，只有输出，没有输入的政治情怀。忝为槟城人，林苍佑拥有深厚的“岛民情意结”是可以理解，也是自然的归属。
例如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予可被讥为排出“大排挡”的阵容参选，也一律起用本地人，结果异军突起登台执政。即使成为执政党后，林苍佑在1974年推出候选人时，也是以槟城人作为第一考量。他所起用的“精英”人才，如吴清德、许岳金等人是来自槟城的。
这一传统，林苍佑一直以“岛民情意结”（也包括威省人在内）为重要考量，一直到1986年的大选。但在1990年的大选，他不再有所坚持，因为槟城人民在1986年时自我拆掉这堵围墙，大方地迎接来自外州的人林吉祥进驻槟城。因此这一年，在林敬益的主导下，他将其政治秘书江真诚（来自马六甲）放在槟州选举而胜出后担任州行政议员（也许是第一位不是槟城人担任高职）。自此之后，民政党不再用“岛民情意结”甄选候选人，也就在1995年有了谢宽泰及邓章耀冒出头来（他们都是来自南马的）。“岛民情意结”的迷思也就在政治的冲击下变得模糊了。
但打破这个迷思的不是民政党，也不是林苍佑，而是林吉祥。他比李光耀更大胆用天兵天将调动候选人。在1964年时，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仍是投鼠忌器未敢用外州人来槟城竞选，而是从槟城人中挑出候选人。
林吉祥及其民主行动党崛起于1969年的大选，自此之后，行动党在其领导下，就没有地域之分，而是派天兵天将东征西伐。他打破了常规，也打破了人民的“本地人选本地人”的迷思。因此林吉祥是第一个打破“岛民情意结”的人，他敢于在1982年派陈庆佳（南马人）对垒许子根即为一例。
不仅于此，林吉祥（南马人）还在1986年的大选，身先士卒地在槟城叫阵，展开他的丹绒一役，未想这一仗让他开了彩头，十条大汉杀进槟州议会。接着他再接再厉，于1990年的大选敢敢向林苍佑挑战。这一仗，又有14条大汉进驻州议会，只差3席即可执政。由此可见，天兵天将之威力“锐不可当”。什么“岛民情意结”也被冲得七零八落了。
就因为林吉祥改变了槟州人民的“思维”，民政党也不遑多让地在1990年起也引用“天兵天将”与行动党一决高低。马华公会也不甘落人之后，同样在1990年派天将曾永森攻打槟州议席（虽然曾永森在槟城念书也在槟城报社服务过，但他后来长驻吉隆坡，且官拜部长，已被视为吉隆坡人）。
既然各政党都不再视“岛民情意结”为畏途，也就在布署候选人方面不再有所局限，甚至连外州的人也可以在槟城成为领导人。如2004年大选后因槟州马华内閧，导致陈广才以部长身份，由中央派驻槟州领军及在2008年大选后，也派廖中莱部长来收拾残局。
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民主行动党，2008年大选，它依其一贯作风，调遣“天兵天将”在槟州布阵，顿使到槟州政局沸腾起来。在这些天将中，以林冠英（南马人）最令人注目，他显然是“代父出征”的“花木兰”。比起新兵新将的黄泉安（他喊冤不是天将，他说他本是北海人）及刘镇东（吉隆坡人）抢眼百倍。
由于政治气候大变化使然，行动党大水冲倒龙王庙，崛起成为执政党。天将林冠英竟而成为新岛主，足见岛民胸襟宽大，不论黑猫白猫（不论外州人或本地人），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岛民情意结”成了历史名词，英国人打造下来的情意结被林冠英一扫而光。
反过头来，林冠英推出猫政策，他能为人民（岛民）抓老鼠而成为一只好猫吗？人民正注视这只猫未来的表现。
刊于2009年3月19日《东方日报》
无论如何，槟岛的人民似乎“得天独厚”，而在1800年英国拿下威省纳为槟榔屿一部份后，就将威省的人称为“过港的人”。而威省的人也喜欢称自己为“过港人”，以分辨槟岛人和威省人，虽然他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属于槟州人民。
久而久之，大家习以为常，也因为槟岛的发达和繁荣，有一个亮丽的乔治市，槟岛的人养成了一种“岛民情意结”，把槟城当着槟城人的，包括不把威省人当外州人看待。
这种“岛民情意结”是深入人心和烙在人的思想中，久久不能散去，反而有一种对外来的“抗拒感”。正因为这样，早年在政治上更是形成一道屏障，致使外来的人不容易“打进来”。
例如从1951年有市选举以来，各政党推出的候选人都是本地人，不是来自外州的人。林苍佑就是一个典型人物。他在1951年创立“急进党”，用的候选人是本地人（槟州人）。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而带领槟州联盟参加1955年的槟州议会选举时，也是组成一支本地人的阵容；直到后来另组民主联合党（1961）及民政党（1968）时，他也是起用本地人为候选人，并没有向外州调兵遣将，展现了本地人才济济，只有输出，没有输入的政治情怀。忝为槟城人，林苍佑拥有深厚的“岛民情意结”是可以理解，也是自然的归属。
例如1969年的大选，林苍祐予可被讥为排出“大排挡”的阵容参选，也一律起用本地人，结果异军突起登台执政。即使成为执政党后，林苍佑在1974年推出候选人时，也是以槟城人作为第一考量。他所起用的“精英”人才，如吴清德、许岳金等人是来自槟城的。
这一传统，林苍佑一直以“岛民情意结”（也包括威省人在内）为重要考量，一直到1986年的大选。但在1990年的大选，他不再有所坚持，因为槟城人民在1986年时自我拆掉这堵围墙，大方地迎接来自外州的人林吉祥进驻槟城。因此这一年，在林敬益的主导下，他将其政治秘书江真诚（来自马六甲）放在槟州选举而胜出后担任州行政议员（也许是第一位不是槟城人担任高职）。自此之后，民政党不再用“岛民情意结”甄选候选人，也就在1995年有了谢宽泰及邓章耀冒出头来（他们都是来自南马的）。“岛民情意结”的迷思也就在政治的冲击下变得模糊了。
但打破这个迷思的不是民政党，也不是林苍佑，而是林吉祥。他比李光耀更大胆用天兵天将调动候选人。在1964年时，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参加大选，仍是投鼠忌器未敢用外州人来槟城竞选，而是从槟城人中挑出候选人。
林吉祥及其民主行动党崛起于1969年的大选，自此之后，行动党在其领导下，就没有地域之分，而是派天兵天将东征西伐。他打破了常规，也打破了人民的“本地人选本地人”的迷思。因此林吉祥是第一个打破“岛民情意结”的人，他敢于在1982年派陈庆佳（南马人）对垒许子根即为一例。
不仅于此，林吉祥（南马人）还在1986年的大选，身先士卒地在槟城叫阵，展开他的丹绒一役，未想这一仗让他开了彩头，十条大汉杀进槟州议会。接着他再接再厉，于1990年的大选敢敢向林苍佑挑战。这一仗，又有14条大汉进驻州议会，只差3席即可执政。由此可见，天兵天将之威力“锐不可当”。什么“岛民情意结”也被冲得七零八落了。
就因为林吉祥改变了槟州人民的“思维”，民政党也不遑多让地在1990年起也引用“天兵天将”与行动党一决高低。马华公会也不甘落人之后，同样在1990年派天将曾永森攻打槟州议席（虽然曾永森在槟城念书也在槟城报社服务过，但他后来长驻吉隆坡，且官拜部长，已被视为吉隆坡人）。
既然各政党都不再视“岛民情意结”为畏途，也就在布署候选人方面不再有所局限，甚至连外州的人也可以在槟城成为领导人。如2004年大选后因槟州马华内閧，导致陈广才以部长身份，由中央派驻槟州领军及在2008年大选后，也派廖中莱部长来收拾残局。
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民主行动党，2008年大选，它依其一贯作风，调遣“天兵天将”在槟州布阵，顿使到槟州政局沸腾起来。在这些天将中，以林冠英（南马人）最令人注目，他显然是“代父出征”的“花木兰”。比起新兵新将的黄泉安（他喊冤不是天将，他说他本是北海人）及刘镇东（吉隆坡人）抢眼百倍。
由于政治气候大变化使然，行动党大水冲倒龙王庙，崛起成为执政党。天将林冠英竟而成为新岛主，足见岛民胸襟宽大，不论黑猫白猫（不论外州人或本地人），只要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岛民情意结”成了历史名词，英国人打造下来的情意结被林冠英一扫而光。
反过头来，林冠英推出猫政策，他能为人民（岛民）抓老鼠而成为一只好猫吗？人民正注视这只猫未来的表现。
刊于2009年3月19日《东方日报》
政治青蛙的争议 （天下纵横）
政治青蛙是对议员跳党的贬义形容词，通常是指反对党议员为了私利跳槽到执政党。过去民间没有这么强烈的批判，今次却是有十分强烈的反弹，这是为什么呢？
究其因是因为有三几只政治青蛙在一夜之间顿使吡州政权再变天（反对党人称之为复辟），也就久久难以释怀。如果他们的跳槽没有弄垮一个州政权，也就不会被人咒骂个不停。在过去，这样的人过一阵子又可以大摇大摆地参加活动，甚至也在另一个政党名下再参加大选。更怪的是，类似这样的少数人曾经竟又胜出，不知是选民善忘或选人不选党或有什么法宝，而一度造就了政治青蛙洋洋得意？
正因为有了先例，导致后来的退党者有样学样地痛骂自己的党后，摇曳到别个政党被当成“跳党有理”的“宝”。民主行动党在这方面有深刻的教训和经验，但就是拿跳党人没有办法，因为法律没有操在他们的手上，唯有通过大选来教训“叛党者”，林吉祥就是典型的例子。1978年，为收拾胡更生的背弃行动党并誓夺回此区，他转到八打灵叫阵。1982年的大选，又为教训其“政治徒弟”陈德泉的“叛党”，而再回到马六甲市区收拾陈德泉。但由于个人分身乏术，林吉祥也无法一一对付，只得眼巴巴看着“同志”变“政敌”。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行动党从1969年起到2008年政治海啸前，已有不下21名议员（国或州）跳槽到执政党，以马华公会收留最多；民政党则只拾得一只榴莲。至于跳到其他反对党的我们不算在内，因为从反对党过枝到反对党被认为没有利益可言，争议不大。原本以为308后行动党几乎大获全胜，照理不会再有政治青蛙出现。讵料连执政的吡叻州也会有人跳党（变成21+1？），而且这一跳党不费吹毫之力，吹倒一个政权，真是叫人大跌眼镜。虽然这是致命的一跳，但对行动党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使到它的议员更充满斗志，即便对党内有所不满，也不敢拿跳槽来威胁党，因为没有人可以承受许月凤面对的责难，也没有人要成为许月凤第二。
当然我们不是说过去的跳党是对的，现在的跳党是错的。其实不论是过去或现在或将来，都不应该也不允许这样的事件发生。追根究底它还是错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你是在这个政党的名义下参加选举，一旦胜出，最大的功劳是党，个人是借势胜出而已，算不得什么英雄。这就是说，选民是因为选党才有个人的成功。如果要背弃自己的党，也应该光明正大地辞职重选，让选民重新作出判决，一旦胜出，才能理直气壮证明选民同意他的脱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沙巴的拜林，因不满人民党的执政手法，愤而在1984年辞部长职和议员席，以独立人士身份重新选举而胜出，结果他在1985年另组团结党参选起而执政。
还有一位就是1987年巫统党选后，B队的沙里尔愤而离开巫统并辞议员席重选，以独立人士身份再胜出。虽然他后来重投巫统，如今又官拜贸消部长，但这已是后话，至少他当年的坦荡行为赢得了口碑。
他们两人都不是政治青蛙，而是敢于面对选民的两条汉子，被人广为称颂。不过，后来我国的选举法令又修改，不允许议员中途辞职，否则就是5年内不得参选。当这一法令定下来后，局面有利执政党，因为后来跳槽的人都是由反对党过渡到执政党，几乎没有由执政党转向反对党的。
如今政局已大不相同，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势力已不是过去的一面倒（如916就是一个例子）。安华认为集体转向不是坏事，也认为是“顺民意”的，因此他对“政治青蛙”有不同的解释，但也首次引发执政党国阵的不满与紧张，因为从来只有反对党议员倒向执政党，那有倒反这一回事？也就责难安华搞“青蛙政治”了，以致引起争议。就在“916”过后变天不成；“916”反倒成了“求变”的标记之后，大家似乎不再为政治青蛙而烦恼，突然吡州又再因三几只“政治青蛙”而变天。这一下子“政治青蛙”又成为一个大政治课题而争议不休：到底是赞成或反对呢？
在这种情况底下，是辩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因为以目前来看，修改法令不大可能，也就只能要求议员洁身自爱，要有起码的政治责任，在任时对得起党和选民，不要成为投机份子。若是整个党或阵营的转变或组联合政府又当别论。
其实，不论任何时候，政治青蛙之风不可长，如果允许和接受退党，跳党等于是姑息议员自以为是，目中无选民。长远来说，这对执政党或反对党也不是好事。如果大家都有心扑灭政治青蛙，朝野应该烙守政治游戏和政治道德，以民意为导向，最好能有反跳槽法令的约束，一旦有跳槽就要补选。因为今时不同往昔，人民的政治意识已经提高，是应交回选民来判决而不是随个人喜恶转换码头的。
虽然有人提出一个怪论说，为了防止政治青蛙，在没有修改法令底下，不如选人不选党，以人的素质为重，但选举本身就是以党为重，不是表现个人才华或什么个人素质的（谁能保证个人不变质）。如果认为选党不重要，那么支持这论调的人不妨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看看选民接受这样的“理论”吗？还有若是此说得以成立，我们还要政党干吗？既然此议不通，还是政党为重，选人为次。在尚未有有效法令约束时，若因之再出现为私利的政治青蛙，也只有靠人民群起而攻之了。
说来说去，当下不同的政党对政治青蛙还是有不同的诠释，也就难怪争议不休了。
刊于2009年3月23日《号外周报》第420期
究其因是因为有三几只政治青蛙在一夜之间顿使吡州政权再变天（反对党人称之为复辟），也就久久难以释怀。如果他们的跳槽没有弄垮一个州政权，也就不会被人咒骂个不停。在过去，这样的人过一阵子又可以大摇大摆地参加活动，甚至也在另一个政党名下再参加大选。更怪的是，类似这样的少数人曾经竟又胜出，不知是选民善忘或选人不选党或有什么法宝，而一度造就了政治青蛙洋洋得意？
正因为有了先例，导致后来的退党者有样学样地痛骂自己的党后，摇曳到别个政党被当成“跳党有理”的“宝”。民主行动党在这方面有深刻的教训和经验，但就是拿跳党人没有办法，因为法律没有操在他们的手上，唯有通过大选来教训“叛党者”，林吉祥就是典型的例子。1978年，为收拾胡更生的背弃行动党并誓夺回此区，他转到八打灵叫阵。1982年的大选，又为教训其“政治徒弟”陈德泉的“叛党”，而再回到马六甲市区收拾陈德泉。但由于个人分身乏术，林吉祥也无法一一对付，只得眼巴巴看着“同志”变“政敌”。
如果没有算错的话，行动党从1969年起到2008年政治海啸前，已有不下21名议员（国或州）跳槽到执政党，以马华公会收留最多；民政党则只拾得一只榴莲。至于跳到其他反对党的我们不算在内，因为从反对党过枝到反对党被认为没有利益可言，争议不大。原本以为308后行动党几乎大获全胜，照理不会再有政治青蛙出现。讵料连执政的吡叻州也会有人跳党（变成21+1？），而且这一跳党不费吹毫之力，吹倒一个政权，真是叫人大跌眼镜。虽然这是致命的一跳，但对行动党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反而使到它的议员更充满斗志，即便对党内有所不满，也不敢拿跳槽来威胁党，因为没有人可以承受许月凤面对的责难，也没有人要成为许月凤第二。
当然我们不是说过去的跳党是对的，现在的跳党是错的。其实不论是过去或现在或将来，都不应该也不允许这样的事件发生。追根究底它还是错的，理由很简单，因为你是在这个政党的名义下参加选举，一旦胜出，最大的功劳是党，个人是借势胜出而已，算不得什么英雄。这就是说，选民是因为选党才有个人的成功。如果要背弃自己的党，也应该光明正大地辞职重选，让选民重新作出判决，一旦胜出，才能理直气壮证明选民同意他的脱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沙巴的拜林，因不满人民党的执政手法，愤而在1984年辞部长职和议员席，以独立人士身份重新选举而胜出，结果他在1985年另组团结党参选起而执政。
还有一位就是1987年巫统党选后，B队的沙里尔愤而离开巫统并辞议员席重选，以独立人士身份再胜出。虽然他后来重投巫统，如今又官拜贸消部长，但这已是后话，至少他当年的坦荡行为赢得了口碑。
他们两人都不是政治青蛙，而是敢于面对选民的两条汉子，被人广为称颂。不过，后来我国的选举法令又修改，不允许议员中途辞职，否则就是5年内不得参选。当这一法令定下来后，局面有利执政党，因为后来跳槽的人都是由反对党过渡到执政党，几乎没有由执政党转向反对党的。
如今政局已大不相同，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势力已不是过去的一面倒（如916就是一个例子）。安华认为集体转向不是坏事，也认为是“顺民意”的，因此他对“政治青蛙”有不同的解释，但也首次引发执政党国阵的不满与紧张，因为从来只有反对党议员倒向执政党，那有倒反这一回事？也就责难安华搞“青蛙政治”了，以致引起争议。就在“916”过后变天不成；“916”反倒成了“求变”的标记之后，大家似乎不再为政治青蛙而烦恼，突然吡州又再因三几只“政治青蛙”而变天。这一下子“政治青蛙”又成为一个大政治课题而争议不休：到底是赞成或反对呢？
在这种情况底下，是辩不出一个所以然来的。因为以目前来看，修改法令不大可能，也就只能要求议员洁身自爱，要有起码的政治责任，在任时对得起党和选民，不要成为投机份子。若是整个党或阵营的转变或组联合政府又当别论。
其实，不论任何时候，政治青蛙之风不可长，如果允许和接受退党，跳党等于是姑息议员自以为是，目中无选民。长远来说，这对执政党或反对党也不是好事。如果大家都有心扑灭政治青蛙，朝野应该烙守政治游戏和政治道德，以民意为导向，最好能有反跳槽法令的约束，一旦有跳槽就要补选。因为今时不同往昔，人民的政治意识已经提高，是应交回选民来判决而不是随个人喜恶转换码头的。
虽然有人提出一个怪论说，为了防止政治青蛙，在没有修改法令底下，不如选人不选党，以人的素质为重，但选举本身就是以党为重，不是表现个人才华或什么个人素质的（谁能保证个人不变质）。如果认为选党不重要，那么支持这论调的人不妨以独立人士身份参选，看看选民接受这样的“理论”吗？还有若是此说得以成立，我们还要政党干吗？既然此议不通，还是政党为重，选人为次。在尚未有有效法令约束时，若因之再出现为私利的政治青蛙，也只有靠人民群起而攻之了。
说来说去，当下不同的政党对政治青蛙还是有不同的诠释，也就难怪争议不休了。
刊于2009年3月23日《号外周报》第420期
18.3.09
地方议会选举是“民主之父” （直挂云帆）
308一周年后，其中一个热门的课题是还人民第三张票，也就是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但碍于法令所限，即使是民联执政的州属，也仍然不能“还政于民”。究竟地方议会在民主的机制中扮演什么样的重要角色呢？我们不妨从历史中探讨这个课题，就不难明白地方议会选举其实也是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民主之父”，焉能因为有“大民主”而忽视“小民主”？
在1856年，英国通过新法令，规定每一个州（1826年成立的海峡殖民地有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三个州府）成立各自的市政局，成员不超过5名，其中3人是由纳税人投票选出的。凡一年缴纳25卢比（印度币）的即有资格投票。就这样，槟城市政局在1857年正式成立时，也就有了所谓民选市议员（但这只是选举走场，没有实质的意义，人民也不知道投票为何物，只属上层人的玩意儿）。虽然如此，槟城市政局总算创造历史，因为当时新加坡市政局只限欧人投票，而马六甲的选举作废，无“民主”可言。
1863年，3位“民选议员”的任期由1年改为3年，不必再年年投选。1888年，槟城市政局易名乔治市市政局，专管城市规划和发展。1913年，英国觉得民主搞不起来，索性“终止”选举，改委任职，议员的数目也已由5位增加至12名，定名为乔治市市议会。
不过改变终于到来。1951年，英国为了应对马共的游击战，在强行推行不得民心的“新村政策”，将50万华人驱赶至“集中营”生活后，又转过身来向槟城的人民推销民主的好处。英国显然意识到对抗马共的另一个武器就是通过选举来拢络人心。
这一年的12月，一场真正具有民主的选举（已有进行选民登记，不再是根据纳税额才具资格投票，同时有政党参加选举），由乔治市市议会拉开序幕了。15名市议员中只有9名民选，余者由英国参政司委任。林苍祐领导的急进党赢了6席，但不能起而执政，因参政司是当然的主席。虽然如此，我们可以将这一年的选举列为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滥觞（1957年元旦日（独立前）乔治市申庆成立100周年并升格为市，也拥有民选市长，就是这样而来的）。
因为英国试验成功，1952年在吉隆坡的市议会也举行选举，民主意识开始深入民心。于是在1955年时有了马来亚立法议会的首次普选（52名民选，46名委任），作为朝向自治邦迈进，也就是说，马来亚从“小民主”走向“大民主”。如果没有那两场的选举被证明民主政治可行，英国是绝不会同意全国普选。结果东姑领导的联盟大捷，横扫51席，起而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这一场大民主选举澈底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从此民主没有回头路，只有向前走。
由于55年的普选被认为是民心的反映，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也就根据这一班底组成政府，跟着也影响左翼政党参与民主游戏。例如左翼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的合作）从中涌现。形成联盟，回教党与社阵鼎足而立的三股势力。1959年的大选就印证了民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扬。
与此同时，独立后的地方议会选举也蓬勃开展，而在1960年达到高潮。这一年联邦政府通过地方选举法案，规定每3年普选一次，结束每年改选1/3议员的轮替制（乔治市议员原是根据得票率来确定其任期一年，两年或三年，即每年都有议员下车重新选举）。但这一年又通过取消吉隆坡市议会的选举，直接由联邦政府管辖（避免出现不同政党执政与中央打对台的尴尬）。就这样，社阵也夺得了多个地方议会（包括市议会）的执政权。换句话说，选举推动了民主，民主带来了改革和进步。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基本上已为民主政治划上圆点，与世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大民主与小民主形成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观。
可惜好景不常，1964年联盟大选取得辉煌的战绩后，它就开始检讨地方议会选举的必要性。1965年乔治市市议会被指滥权先被祭旗，被州政府接管，选举暂时被冻结，引发社阵的示威游行和强烈抗议，因为这意味着社阵自1959年来即执政的乔治市市议会在一夜之间不见了，改由首席部长接管。随之政府在1966年设立调查庭，调查市议会被指操作不规划和滥权投诉。这份报告书后来虽有发表，说明市议会确有弊端，但未提及贪污。这已不重要了，因为中央已决定在全国终止地方议会选举，乔治市市议会不过是个突破口。因此我们看到地方民主政治成于乔治市，也败于乔治市。
1969年，当林苍祐走马上任槟州首席部长，他根据法令规定继续监管市议会，后来也交由其爱将郑耀林接管。1976年中央又通过地方政府法令，允许委任地方议员和对议会进行合并。乔治市市议会及与槟岛乡村议会因而合并成槟岛市政局，而威省的三个县市议会（威北、威中及威南）也合并成省市政局。随着这一改变，林苍祐委任公务员林亚峇出任重组后的槟岛市政局主席（因为没有民选议员，我认为称为市政局比较恰当，而市议会在我们眼中是选举的标志），启开了公务员管理市议会的章制，但法令条文并没有限制政治人物不能担任市政局主席。
因此1990 年民政党大选受挫（巫统12席，民政7席，共19席对行动党的14席，仍组成槟州政府），许子根出任首席部长后，为挽回民心，乃委任陈锦华（槟州民政主席）出任槟岛市政局主席，实现了一半“还政于民”的政党问责职（此民指民政的“民”，即使不是民选，也算是“以党治市”，不再是以公务员牵头）。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99年，间中在1996年换了丁福南（民选州议员）主政。整体来说，民政党做到了政治人物可以直接向公务员“发号施令”，改正其中流弊。这对执政党来说，是勇于改革的第一步，谁说政治人物主政不好呢？至少它比1999年后又再回到公务员主攻更加透明化和敢于承担失误。
来到2008年的政治海啸后，原本以为新上台的民联州政府会在现有的体制上也“还政于民”，用党问责制推动市政局的大改革，起用回政治人物主政，还人民“一半的第三张票”，因为槟州政府是民选出来的，它有责任“政治化”市政局，以便更有效地推动州政府“猫政策”。不过直到今天为止，林冠英还是不能迈开改革的第一步，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市政局主席一年之内换了3个人（皆是公务员）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不能稳定大局改由“以党治市”呢？如果一时之间找不到适当人选，我倒建议（再重申）起用国会议员黄泉安来主持槟岛市政局，理由是他不久前曾发表深入的调查报告，痛陈市政局的不是。既然他在外能洞悉缺点，让他主内肯定会让人一新耳目。这比担任不具实权的首席部长幕僚长强得多，如果市政局主席又回到“民选”代表来做，也算是向人民作了某些交代。
谁说国会议员不可以管市政局？60年代初期，身任国会议员的林建寿（社阵）不是以市议员的身份对市议会进行有效地操控吗？
我希望林冠英及黄泉安能针对这个建议做出回应，或者他们在目前的局限下有更好的方案来达到局部的“还政于民”？不然非政府组织会继续给槟州政府施加压力和责难。
刊于2009年3月12日《东方日报》
在1856年，英国通过新法令，规定每一个州（1826年成立的海峡殖民地有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三个州府）成立各自的市政局，成员不超过5名，其中3人是由纳税人投票选出的。凡一年缴纳25卢比（印度币）的即有资格投票。就这样，槟城市政局在1857年正式成立时，也就有了所谓民选市议员（但这只是选举走场，没有实质的意义，人民也不知道投票为何物，只属上层人的玩意儿）。虽然如此，槟城市政局总算创造历史，因为当时新加坡市政局只限欧人投票，而马六甲的选举作废，无“民主”可言。
1863年，3位“民选议员”的任期由1年改为3年，不必再年年投选。1888年，槟城市政局易名乔治市市政局，专管城市规划和发展。1913年，英国觉得民主搞不起来，索性“终止”选举，改委任职，议员的数目也已由5位增加至12名，定名为乔治市市议会。
不过改变终于到来。1951年，英国为了应对马共的游击战，在强行推行不得民心的“新村政策”，将50万华人驱赶至“集中营”生活后，又转过身来向槟城的人民推销民主的好处。英国显然意识到对抗马共的另一个武器就是通过选举来拢络人心。
这一年的12月，一场真正具有民主的选举（已有进行选民登记，不再是根据纳税额才具资格投票，同时有政党参加选举），由乔治市市议会拉开序幕了。15名市议员中只有9名民选，余者由英国参政司委任。林苍祐领导的急进党赢了6席，但不能起而执政，因参政司是当然的主席。虽然如此，我们可以将这一年的选举列为马来西亚民主政治的滥觞（1957年元旦日（独立前）乔治市申庆成立100周年并升格为市，也拥有民选市长，就是这样而来的）。
因为英国试验成功，1952年在吉隆坡的市议会也举行选举，民主意识开始深入民心。于是在1955年时有了马来亚立法议会的首次普选（52名民选，46名委任），作为朝向自治邦迈进，也就是说，马来亚从“小民主”走向“大民主”。如果没有那两场的选举被证明民主政治可行，英国是绝不会同意全国普选。结果东姑领导的联盟大捷，横扫51席，起而出任马来亚联合邦首席部长。这一场大民主选举澈底改变马来西亚的政治格局。从此民主没有回头路，只有向前走。
由于55年的普选被认为是民心的反映，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独立时，也就根据这一班底组成政府，跟着也影响左翼政党参与民主游戏。例如左翼社阵（劳工党与人民党的合作）从中涌现。形成联盟，回教党与社阵鼎足而立的三股势力。1959年的大选就印证了民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扬。
与此同时，独立后的地方议会选举也蓬勃开展，而在1960年达到高潮。这一年联邦政府通过地方选举法案，规定每3年普选一次，结束每年改选1/3议员的轮替制（乔治市议员原是根据得票率来确定其任期一年，两年或三年，即每年都有议员下车重新选举）。但这一年又通过取消吉隆坡市议会的选举，直接由联邦政府管辖（避免出现不同政党执政与中央打对台的尴尬）。就这样，社阵也夺得了多个地方议会（包括市议会）的执政权。换句话说，选举推动了民主，民主带来了改革和进步。马来亚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基本上已为民主政治划上圆点，与世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大民主与小民主形成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观。
可惜好景不常，1964年联盟大选取得辉煌的战绩后，它就开始检讨地方议会选举的必要性。1965年乔治市市议会被指滥权先被祭旗，被州政府接管，选举暂时被冻结，引发社阵的示威游行和强烈抗议，因为这意味着社阵自1959年来即执政的乔治市市议会在一夜之间不见了，改由首席部长接管。随之政府在1966年设立调查庭，调查市议会被指操作不规划和滥权投诉。这份报告书后来虽有发表，说明市议会确有弊端，但未提及贪污。这已不重要了，因为中央已决定在全国终止地方议会选举，乔治市市议会不过是个突破口。因此我们看到地方民主政治成于乔治市，也败于乔治市。
1969年，当林苍祐走马上任槟州首席部长，他根据法令规定继续监管市议会，后来也交由其爱将郑耀林接管。1976年中央又通过地方政府法令，允许委任地方议员和对议会进行合并。乔治市市议会及与槟岛乡村议会因而合并成槟岛市政局，而威省的三个县市议会（威北、威中及威南）也合并成省市政局。随着这一改变，林苍祐委任公务员林亚峇出任重组后的槟岛市政局主席（因为没有民选议员，我认为称为市政局比较恰当，而市议会在我们眼中是选举的标志），启开了公务员管理市议会的章制，但法令条文并没有限制政治人物不能担任市政局主席。
因此1990 年民政党大选受挫（巫统12席，民政7席，共19席对行动党的14席，仍组成槟州政府），许子根出任首席部长后，为挽回民心，乃委任陈锦华（槟州民政主席）出任槟岛市政局主席，实现了一半“还政于民”的政党问责职（此民指民政的“民”，即使不是民选，也算是“以党治市”，不再是以公务员牵头）。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1999年，间中在1996年换了丁福南（民选州议员）主政。整体来说，民政党做到了政治人物可以直接向公务员“发号施令”，改正其中流弊。这对执政党来说，是勇于改革的第一步，谁说政治人物主政不好呢？至少它比1999年后又再回到公务员主攻更加透明化和敢于承担失误。
来到2008年的政治海啸后，原本以为新上台的民联州政府会在现有的体制上也“还政于民”，用党问责制推动市政局的大改革，起用回政治人物主政，还人民“一半的第三张票”，因为槟州政府是民选出来的，它有责任“政治化”市政局，以便更有效地推动州政府“猫政策”。不过直到今天为止，林冠英还是不能迈开改革的第一步，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市政局主席一年之内换了3个人（皆是公务员）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不能稳定大局改由“以党治市”呢？如果一时之间找不到适当人选，我倒建议（再重申）起用国会议员黄泉安来主持槟岛市政局，理由是他不久前曾发表深入的调查报告，痛陈市政局的不是。既然他在外能洞悉缺点，让他主内肯定会让人一新耳目。这比担任不具实权的首席部长幕僚长强得多，如果市政局主席又回到“民选”代表来做，也算是向人民作了某些交代。
谁说国会议员不可以管市政局？60年代初期，身任国会议员的林建寿（社阵）不是以市议员的身份对市议会进行有效地操控吗？
我希望林冠英及黄泉安能针对这个建议做出回应，或者他们在目前的局限下有更好的方案来达到局部的“还政于民”？不然非政府组织会继续给槟州政府施加压力和责难。
刊于2009年3月12日《东方日报》
16.3.09
大树下的感人故事 （天下纵横）
先说一则佛陀的故事：远在2千5百多年前，在古印度北部恒河边（今印度与尼泊尔交界处）的迦毗罗王国的净饭王诞生了小王子，取名悉达多。在29岁那年（有说19岁），他毅然离宫出走，参师问道，成为出家人。经过六年的苦行，他终于发现光苦行是不行的，还要修行。于是来到一颗菩提树下盘坐自我修炼。经过7天7夜（也有说七七四十九天）的静坐苦思，心情豁达开朗，觉悟成道，这时他已经35岁。从此他被人尊称为“佛陀”或称“佛”，意为真理的觉悟者。由此可见，在大树下也能成就一个人并悟出一个大道理。
但人在大树下也有两种说法，一是指大树底下好遮荫。意思是说一个人有人罩着，自然是活得自在，不怕没人保护。二是指大树底下难生草，意思又是说，在有人关照下的人是难于自力更生的。因此大树下又有上述的两种说法，但都不适用在佛陀身上，因为佛陀是没有人罩住，而是靠自己的毅力与坚持，在大树下成佛。今天我们尊称的释迦牟尼佛祖的成道成佛的故事就是从一棵树说起的。
未想在今年3月3日，在吡叻州的怡保也上演了一出现代版本的大树下的故事，当然与佛陀的故事绝对不能相提并论，但他们这一群人显然也是想在“大树下悟出一个大道理来”。虽然于礼不合，不在殿堂争辩真理，但出于无奈，也只好选择在殿堂外的大树下，忍受着汗流浃背，没有椅子坐，只好站着在议论国家大事，且隆重其事地通过相关议案。这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却活生生地发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
姑且不论法律上允不允许，也不论这样的集会合不合法，因为我们不是法律专家，就撇开法律不谈，只谈人性和民心及伦理。
这一群人毕竟不是泛泛之辈，他们都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议士，他们的责任是照顾州民的利益，在会议内对各项课题展开辩论，然后通过相关的提案或法案。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演变成在大树下开会，也全因是自2月以来的再变天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宪制斗争，也被形容为宪政危机。
既然他们是人民的代议士，也就被人民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些日子来，因为两大阵营的交锋，不但在议会内外，也在法庭短兵相接，看得人们眼花缭乱，人心浮动。如果这样子纠缠下去，大树下的故事也就越来越长而难以收场。
因为人心是藏在人的心里，是看不见的，也不是法律可以约束得到的。反过来，法律固然可以限制和约束人的行为，但它也还是不能透视人心。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两派相持不下的僵局，多数的意见认为最好是再让选民作一个了断。这样人心也会服了，不必再争议所有的是是非非。
因此，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涉及法律的）来看大树下的故事。大树下的主角自然是议长西华，他一身礼服的主持当日的会议，并接纳代议士所提出的动议，其中的一条就是要求解散州议会另行选举。老实说，要主持这样的一个十分特殊又争议性的会议，非有巨大的勇气不可，这也许叫着“偏向虎山行”。如果议长未予坚持，这样的戏剧性的会议也就开不成了。
也许这个会议的结果不能产生效果，反而惹得一身蚁，但议长和出席者的表现真是使人大开眼界，因为历史将永远记下这一天：在这一棵大树下所发生的前因后果与点点滴滴。他们的只问耕耘，不求成果的精神，正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执著的追求。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斗争，斗争有时会开花结果，有时会无花无果。我们尊敬的是那些敢于为民主而不懈斗争的人士，尤其是那些坚守岗位不做逃兵的民主斗士。我们鄙视的是民主的逃兵，更不能原谅的是对民主的背叛。所谓对民主的背叛应有这样的新解释：接受党的委托参加竞选而被人民拥护中选后，就要诚信于民；忠于党，绝对不能对选民的背叛；失信于选民等于是对民主的背叛。
就此意义而言，大树下的那一群不背叛民主的斗士，他们将来必然会在历史上留名。历史不是当权者的专利，今天的民主社会，历史也归由人民来评述。
不论大树下的故事（历史）将来或有两个版本或更多的版本，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历史要照射出人性光辉的一面，这才是历史的本质和真实的面貌。历史不为小人和叛徒留位，他们只配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留下污名。
这就是说，不计成败得失，历史民主碑上将来会为大树下的勇士刻上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让人民看到民主也可以在大树下成长起来，而这棵雨树应该易名为民主树，还有民主碑就竖立在大树的旁边。
刊于2009年3月16日《号外周报》第419期
但人在大树下也有两种说法，一是指大树底下好遮荫。意思是说一个人有人罩着，自然是活得自在，不怕没人保护。二是指大树底下难生草，意思又是说，在有人关照下的人是难于自力更生的。因此大树下又有上述的两种说法，但都不适用在佛陀身上，因为佛陀是没有人罩住，而是靠自己的毅力与坚持，在大树下成佛。今天我们尊称的释迦牟尼佛祖的成道成佛的故事就是从一棵树说起的。
未想在今年3月3日，在吡叻州的怡保也上演了一出现代版本的大树下的故事，当然与佛陀的故事绝对不能相提并论，但他们这一群人显然也是想在“大树下悟出一个大道理来”。虽然于礼不合，不在殿堂争辩真理，但出于无奈，也只好选择在殿堂外的大树下，忍受着汗流浃背，没有椅子坐，只好站着在议论国家大事，且隆重其事地通过相关议案。这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却活生生地发生在一个民主的国家。
姑且不论法律上允不允许，也不论这样的集会合不合法，因为我们不是法律专家，就撇开法律不谈，只谈人性和民心及伦理。
这一群人毕竟不是泛泛之辈，他们都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议士，他们的责任是照顾州民的利益，在会议内对各项课题展开辩论，然后通过相关的提案或法案。
至于他们为什么会演变成在大树下开会，也全因是自2月以来的再变天衍生出来的一系列的宪制斗争，也被形容为宪政危机。
既然他们是人民的代议士，也就被人民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这些日子来，因为两大阵营的交锋，不但在议会内外，也在法庭短兵相接，看得人们眼花缭乱，人心浮动。如果这样子纠缠下去，大树下的故事也就越来越长而难以收场。
因为人心是藏在人的心里，是看不见的，也不是法律可以约束得到的。反过来，法律固然可以限制和约束人的行为，但它也还是不能透视人心。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两派相持不下的僵局，多数的意见认为最好是再让选民作一个了断。这样人心也会服了，不必再争议所有的是是非非。
因此，我们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不涉及法律的）来看大树下的故事。大树下的主角自然是议长西华，他一身礼服的主持当日的会议，并接纳代议士所提出的动议，其中的一条就是要求解散州议会另行选举。老实说，要主持这样的一个十分特殊又争议性的会议，非有巨大的勇气不可，这也许叫着“偏向虎山行”。如果议长未予坚持，这样的戏剧性的会议也就开不成了。
也许这个会议的结果不能产生效果，反而惹得一身蚁，但议长和出席者的表现真是使人大开眼界，因为历史将永远记下这一天：在这一棵大树下所发生的前因后果与点点滴滴。他们的只问耕耘，不求成果的精神，正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执著的追求。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斗争，斗争有时会开花结果，有时会无花无果。我们尊敬的是那些敢于为民主而不懈斗争的人士，尤其是那些坚守岗位不做逃兵的民主斗士。我们鄙视的是民主的逃兵，更不能原谅的是对民主的背叛。所谓对民主的背叛应有这样的新解释：接受党的委托参加竞选而被人民拥护中选后，就要诚信于民；忠于党，绝对不能对选民的背叛；失信于选民等于是对民主的背叛。
就此意义而言，大树下的那一群不背叛民主的斗士，他们将来必然会在历史上留名。历史不是当权者的专利，今天的民主社会，历史也归由人民来评述。
不论大树下的故事（历史）将来或有两个版本或更多的版本，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历史要照射出人性光辉的一面，这才是历史的本质和真实的面貌。历史不为小人和叛徒留位，他们只配在历史的垃圾堆中留下污名。
这就是说，不计成败得失，历史民主碑上将来会为大树下的勇士刻上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让人民看到民主也可以在大树下成长起来，而这棵雨树应该易名为民主树，还有民主碑就竖立在大树的旁边。
刊于2009年3月16日《号外周报》第419期
9.3.09
308一周年的反思 （直挂云帆）
去年308之前，我曾经通过韩院的《韩视论坛》与三位政坛领袖面对面的交流。其中一位主讲嘉宾安华依布拉欣（如今已是民联领袖）最直截了当地预言反对党阵线将打破国阵在国会的⅔优势的地位；更预测反对党会在5州取得州政权。他所说的是：吉兰丹、吉打、槟城、雪兰莪及沙巴。不仅使我感到惊愕，连台下的听众也未敢置信；传媒记者更是觉得难以思议。后来他们也再度问我安华为什么会这样乐观其成？我也谈不上来，但安华的一句话始终留在我的脑海中：“如果这一次大选失败，他会认命，也会退出政坛。”
另一位主讲嘉宾林冠英（不同场合）则没有这样的乐观，除了希望反对党能获得75个国席来制衡国阵的“霸权政治”外，也只求给行动党在槟州多一些议席。
在当时，同一个阵线的领袖在大选前有两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从1995年大选以来，行动党在槟州也输到怕了，一连三届只剩一名州议员，那敢奢望起而执政？
我后来在大选投票前夕（约三天前）有在报章撰文预测反对党会在槟州拿下6个国席和17个州席，许多人都不敢置信，也认为我夸大其词。因为在他们看来，反对党最多只能有小突破（三五席），不可能有大作为。而我则是从过去的经验和民心的导向作出了这样的主观“判断”，但也还是拿不准的。
直到3月6日晚上，行动党那一场破天荒的数万人集会成功举行，而且有近半数的群众穿红衣出席（多数年青人），我开始相信“可能会变天”了。果然出乎许许多多人的预料之外，3月8日晚上我人在吉隆坡电视台参与评论大选成绩时，就接到情势一面倒的消息。到了午夜几乎已确定反对党拿下5个州的执政权，且在国会破了⅓席。
这一巨大的转变，固然是安华东山再起的标志，但他所预测的沙巴州不仅没有变天，反而是民联散不成军；倒是没有被他估算在内的霹雳州变天了。因此霹雳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也“印证”了安华所说的5州变天之说。但由于霹州只多出3席执政，政局仍是不稳定的，只是民联也因为没有经验缺乏危机感。
在这之后，马来西亚的政治基本上出现了两大阵营的格局，有人说是两线制的成形，也有人说迟早会重新洗牌，因为新的政治氛周围并没有为两线制创造条件，反而会掀起新一轮的争夺战和角力战。
不出所料，在民联这一边，不久后安华乘胜追击地扬言将有国阵的议员倒戈相向，以支持民联组成中央政府；但另一边厢国阵（尤其是巫统）极力否认，指说安华“无中生有”。不过不能否认的是，巫统也因此面对压力；尤其是前首相马哈迪力促阿都拉下台，以重新整合巫统面对安华的挑战。由于形势比人强，阿都拉最终选择在今年4月交棒予副揆纳吉，总算缓和了巫统内部的严重矛盾。
由于这一变化，也让我们看到的是安华与纳吉的成了斗争的主角。而阿都拉则成了两边都要争取的“中间人物”。在这个过程中，阿都拉显然是与纳吉站在一起的，否定安华要通过国会来组阁的希望。这就是说，尽管安华在308后喊出变天，更在较后订了“916”大马成立日是“变天日”，也未能动摇阿都拉的立场。其间的戏剧化过程，也让人看得眼花撩乱。
就在安华求变声中的8月天，反而是民联连续发生两宗劫难，先是安华又被纒上“鸡奸”官司疑案；继之两位民联霹州行政议员陷入反贪局提控的窘境，一时之间，斗争的焦点被模糊，人们也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民联会不会因此“分崩离析”。
在此“危难”关头，安华再一次出手反击，他希望通过峇东埔补选来证明民心是倒向他这一边的。结果他以巨大的多数票顶住国阵的压力，重入国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民联领袖。但这样一来，双方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的肉搏战，不再是隔空喊话了。
转入2009年，纳吉的重拳出击竟成功地拿民联霹州政权来祭旗。这风云变色虽有迹可循，但来得突然与令民联措手不及（三名民联议员变节助长国阵的声势），顿使安华震惊之余，也唯有退回防卫阵地，展开一场宪制斗争。
当这场“宪政危机”方兴未艾之际，突又发生吉打州民联行政议员阿鲁慕甘辞职事件；再下来雪州民联行政议员黄洁冰裸照风波；更接着雪州民联州务大臣卡立被反贪局指控涉及贪污疑云。
这一连串的风波，前后加起来共有六次劫难，尽是朝着民联的阵地引爆，再加上安华还得为其本身的官司分身。无形中突显了308一周年的政局动荡不安，乱象环生，而且是波浪式的排山倒海而来。
虽然我们不以为民联的4州政权接下来会有变数，但已够安华烦心和穷以应对了。为了稳住军心力挽狂澜，安华不得不从“夺权论”走了出来，重新审时度势，在有选择就有牺牲底下，他采取了新的战略沉着应战。第一步先从公正党内部做起，力图整顿党内的不安状态，也向投机份子发出挑战，更引经据典和著名学说（尤其将马六甲王朝宰相冬吡叻的温和政改与18世纪英国君主立宪维护者和宪政改革家柏克(Edmund Burke)划上等号）来为公正党和民联重新定位和确定方向，走向中间偏左路线， 以符合当今的政治大潮流（以奥巴马为例）。在他看来，国阵仍然没有改变其右翼路线，因此有必要在指导思想上划清界线。
第二步自然希望行动党和回教党也进行反思，以便立定党的大方向，巩固既得的政治势力。这就是说，他希望行动党重新擦亮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中间偏左的指导思想；而回教党要回到巴哈鲁丁（安华拿他与拿督翁相提并论）主政的中间偏左的年代。他之以这样做是因为民联已到了紧急 关头 ，不得不从思想上赋入新的动力和新的思维，以便人民了解种族、宗教与王室（他的所谓的3R）的定位。相同的，国阵在领导人交替之际，预料较后也会顺着大潮流在思想及策略上作出相应调整，以应对民联的反攻。不过目前还看不出双方的权力斗争将会升华为思想交锋。
就当下来说，安华必然会力使霹州重选，争取民心倒向民联；纳吉则会选择力保吡州执政权，形成两军对峙胶着状态。但这又是一场艰苦的宪政斗争，主动权不在安华手里，也许最快能“扭转”困局的是下来的三场补选。从这样来看308一周年，确实也给人民一个反思的机会。而三场补选的结局将会直接影响两大阵营的未来走向，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刊于2009年3月5日《东方日报》
另一位主讲嘉宾林冠英（不同场合）则没有这样的乐观，除了希望反对党能获得75个国席来制衡国阵的“霸权政治”外，也只求给行动党在槟州多一些议席。
在当时，同一个阵线的领袖在大选前有两种心态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从1995年大选以来，行动党在槟州也输到怕了，一连三届只剩一名州议员，那敢奢望起而执政？
我后来在大选投票前夕（约三天前）有在报章撰文预测反对党会在槟州拿下6个国席和17个州席，许多人都不敢置信，也认为我夸大其词。因为在他们看来，反对党最多只能有小突破（三五席），不可能有大作为。而我则是从过去的经验和民心的导向作出了这样的主观“判断”，但也还是拿不准的。
直到3月6日晚上，行动党那一场破天荒的数万人集会成功举行，而且有近半数的群众穿红衣出席（多数年青人），我开始相信“可能会变天”了。果然出乎许许多多人的预料之外，3月8日晚上我人在吉隆坡电视台参与评论大选成绩时，就接到情势一面倒的消息。到了午夜几乎已确定反对党拿下5个州的执政权，且在国会破了⅓席。
这一巨大的转变，固然是安华东山再起的标志，但他所预测的沙巴州不仅没有变天，反而是民联散不成军；倒是没有被他估算在内的霹雳州变天了。因此霹雳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也“印证”了安华所说的5州变天之说。但由于霹州只多出3席执政，政局仍是不稳定的，只是民联也因为没有经验缺乏危机感。
在这之后，马来西亚的政治基本上出现了两大阵营的格局，有人说是两线制的成形，也有人说迟早会重新洗牌，因为新的政治氛周围并没有为两线制创造条件，反而会掀起新一轮的争夺战和角力战。
不出所料，在民联这一边，不久后安华乘胜追击地扬言将有国阵的议员倒戈相向，以支持民联组成中央政府；但另一边厢国阵（尤其是巫统）极力否认，指说安华“无中生有”。不过不能否认的是，巫统也因此面对压力；尤其是前首相马哈迪力促阿都拉下台，以重新整合巫统面对安华的挑战。由于形势比人强，阿都拉最终选择在今年4月交棒予副揆纳吉，总算缓和了巫统内部的严重矛盾。
由于这一变化，也让我们看到的是安华与纳吉的成了斗争的主角。而阿都拉则成了两边都要争取的“中间人物”。在这个过程中，阿都拉显然是与纳吉站在一起的，否定安华要通过国会来组阁的希望。这就是说，尽管安华在308后喊出变天，更在较后订了“916”大马成立日是“变天日”，也未能动摇阿都拉的立场。其间的戏剧化过程，也让人看得眼花撩乱。
就在安华求变声中的8月天，反而是民联连续发生两宗劫难，先是安华又被纒上“鸡奸”官司疑案；继之两位民联霹州行政议员陷入反贪局提控的窘境，一时之间，斗争的焦点被模糊，人们也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民联会不会因此“分崩离析”。
在此“危难”关头，安华再一次出手反击，他希望通过峇东埔补选来证明民心是倒向他这一边的。结果他以巨大的多数票顶住国阵的压力，重入国会成为名副其实的民联领袖。但这样一来，双方的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的肉搏战，不再是隔空喊话了。
转入2009年，纳吉的重拳出击竟成功地拿民联霹州政权来祭旗。这风云变色虽有迹可循，但来得突然与令民联措手不及（三名民联议员变节助长国阵的声势），顿使安华震惊之余，也唯有退回防卫阵地，展开一场宪制斗争。
当这场“宪政危机”方兴未艾之际，突又发生吉打州民联行政议员阿鲁慕甘辞职事件；再下来雪州民联行政议员黄洁冰裸照风波；更接着雪州民联州务大臣卡立被反贪局指控涉及贪污疑云。
这一连串的风波，前后加起来共有六次劫难，尽是朝着民联的阵地引爆，再加上安华还得为其本身的官司分身。无形中突显了308一周年的政局动荡不安，乱象环生，而且是波浪式的排山倒海而来。
虽然我们不以为民联的4州政权接下来会有变数，但已够安华烦心和穷以应对了。为了稳住军心力挽狂澜，安华不得不从“夺权论”走了出来，重新审时度势，在有选择就有牺牲底下，他采取了新的战略沉着应战。第一步先从公正党内部做起，力图整顿党内的不安状态，也向投机份子发出挑战，更引经据典和著名学说（尤其将马六甲王朝宰相冬吡叻的温和政改与18世纪英国君主立宪维护者和宪政改革家柏克(Edmund Burke)划上等号）来为公正党和民联重新定位和确定方向，走向中间偏左路线， 以符合当今的政治大潮流（以奥巴马为例）。在他看来，国阵仍然没有改变其右翼路线，因此有必要在指导思想上划清界线。
第二步自然希望行动党和回教党也进行反思，以便立定党的大方向，巩固既得的政治势力。这就是说，他希望行动党重新擦亮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中间偏左的指导思想；而回教党要回到巴哈鲁丁（安华拿他与拿督翁相提并论）主政的中间偏左的年代。他之以这样做是因为民联已到了紧急 关头 ，不得不从思想上赋入新的动力和新的思维，以便人民了解种族、宗教与王室（他的所谓的3R）的定位。相同的，国阵在领导人交替之际，预料较后也会顺着大潮流在思想及策略上作出相应调整，以应对民联的反攻。不过目前还看不出双方的权力斗争将会升华为思想交锋。
就当下来说，安华必然会力使霹州重选，争取民心倒向民联；纳吉则会选择力保吡州执政权，形成两军对峙胶着状态。但这又是一场艰苦的宪政斗争，主动权不在安华手里，也许最快能“扭转”困局的是下来的三场补选。从这样来看308一周年，确实也给人民一个反思的机会。而三场补选的结局将会直接影响两大阵营的未来走向，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刊于2009年3月5日《东方日报》
赞比里，请不要再为她说情 （天下纵横）
国阵吡叻州务大臣赞比里不知是否“心存感激”或是要为小女人“求情”，最近接受“马来西亚局内人”专访时竟要吡叻州人民再给九洞州议员许月凤为民服务的机会。他所持的理由是：①她还想继续为人民服务；②以前也有过先例，跳槽的人民代议士还是能获得选民的支持；③在给她一个机会，如果表现不好，再来批判她。
虽然过去有这样的例子，但不是好例子，也树立了坏榜样。再说过去的例子也完全不适用在许月凤的身上。
为什么吡叻州的人民会对许月凤的举止“咬牙切齿”，更有集会声讨，也有签名运动要她“下堂离去”，主要是因为她被认为弄垮了一个新生的州政权。如果不是她的喜怒无常，自以为是，也许不会有今天的结局。
正因为这样，人民不会原谅她的所作所为。不止民联不能接受她带来的伤害，即使转而支持国阵，也不会得到国阵友党的欢迎，因为她已成为一个负担和包袱，对它们来说，根本没有增值可言，反而会连累有关政党被拖下水。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国阵友党都不敢开大门，让她加进来。如果巫统有附属党员的话，我们估计赞比里也没有勇气成为介绍人。毕竟赞比里比任何人都清楚，许月风只“造就”他一夜成名，却“得罪”了吡叻州人民。像这样的政客，你说马华或民阵会要她参加吗？幸好阿都拉建议的国阵直属党员尚未落实，不然她可“名正言顺”申请加入，而国阵要拒绝她也就不容易了，因为她是临门一脚的“大功臣”。
对国阵来说也许她是“大功臣”，但也是烫手山芋，谁接过手也会被烫伤的，这也是为什么赞比里也未敢开口要马华或民政收容这个可怜的小女人。
事实上，当她在2月4日出卖了“养她扶持她长大”的行动党后，她的政治生命已告结束了，也没有了政治归宿。不是如赞比里所说的“她的政治生涯还没有结束”。不然，让许月凤在下回的大选再披甲上阵，就知道答案了。
她之所以能三届成为九洞州议员，全是因为行动党给她机会，不是她有什么过人之处。现在连九洞的选民也“开罪”了，你说她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当九洞的选民已不需要她服务的时候，她到哪里去服务呢？连赞比里都不敢委她出任州行政议员，可见对她的争议性的身份还是有顾虑的。一方面欢迎许月凤支持国阵，另一方面又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赞比里左右为难之处。
我们理解赞比里的“良苦用心”，也不怪他为何不给许月凤一个机会，但他反过来要求人民再给她服务的机会，似乎是于理不合，不知是哪门子的逻辑？因为要不要给她官位是赞比里的权力。
许月凤也应心知肚明，原本民联的州行政结构内有一个马来州务大臣，3名马来行政议员，1名印裔行政议员及6名华裔行政议员。基本也反映出多元种族的比例；尤其是回教党的尼查大臣的公平施政也得到各族人民的佳评。为什么她那么憎恨这个新生的政权，非置它于“死地”不可呢？难怪诸多的罪名接踵而来的加在她的头上。她最大的错误是扳倒一个正在表现的州政权，更引发了一场宪政危机。固然公正党的两名变节议员也难逃其咎，但许月凤将永运背负着千古骂名的十字架。她如何还能坦荡荡地面对人民？在这种情形下，赞比里还要为她说情？实在是强民所难。
因此一般的看法是吡叻州的人民已不需要她的服务；尤其是华裔社会肯定一万个说不。在他们看来，她已经不配为民请命。对不起，赞比里请不要再浪费唇舌了，还是集中精神应对眼前的乱局。
其实一个人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一张脸，若自己已撕破脸皮，又如何有脸见江东父老？没有为自己正脸的人，又如何面对选民而要求为他们服务呢？
既然她来自九洞，请她选其中一个洞长期隐居好了。一个许月凤已掀起政海波涛，我们不要再有第二个许月凤再添乱了。
刊于2009年3月9日《号外周报》第418期
虽然过去有这样的例子，但不是好例子，也树立了坏榜样。再说过去的例子也完全不适用在许月凤的身上。
为什么吡叻州的人民会对许月凤的举止“咬牙切齿”，更有集会声讨，也有签名运动要她“下堂离去”，主要是因为她被认为弄垮了一个新生的州政权。如果不是她的喜怒无常，自以为是，也许不会有今天的结局。
正因为这样，人民不会原谅她的所作所为。不止民联不能接受她带来的伤害，即使转而支持国阵，也不会得到国阵友党的欢迎，因为她已成为一个负担和包袱，对它们来说，根本没有增值可言，反而会连累有关政党被拖下水。这也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国阵友党都不敢开大门，让她加进来。如果巫统有附属党员的话，我们估计赞比里也没有勇气成为介绍人。毕竟赞比里比任何人都清楚，许月风只“造就”他一夜成名，却“得罪”了吡叻州人民。像这样的政客，你说马华或民阵会要她参加吗？幸好阿都拉建议的国阵直属党员尚未落实，不然她可“名正言顺”申请加入，而国阵要拒绝她也就不容易了，因为她是临门一脚的“大功臣”。
对国阵来说也许她是“大功臣”，但也是烫手山芋，谁接过手也会被烫伤的，这也是为什么赞比里也未敢开口要马华或民政收容这个可怜的小女人。
事实上，当她在2月4日出卖了“养她扶持她长大”的行动党后，她的政治生命已告结束了，也没有了政治归宿。不是如赞比里所说的“她的政治生涯还没有结束”。不然，让许月凤在下回的大选再披甲上阵，就知道答案了。
她之所以能三届成为九洞州议员，全是因为行动党给她机会，不是她有什么过人之处。现在连九洞的选民也“开罪”了，你说她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当九洞的选民已不需要她服务的时候，她到哪里去服务呢？连赞比里都不敢委她出任州行政议员，可见对她的争议性的身份还是有顾虑的。一方面欢迎许月凤支持国阵，另一方面又与她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就是赞比里左右为难之处。
我们理解赞比里的“良苦用心”，也不怪他为何不给许月凤一个机会，但他反过来要求人民再给她服务的机会，似乎是于理不合，不知是哪门子的逻辑？因为要不要给她官位是赞比里的权力。
许月凤也应心知肚明，原本民联的州行政结构内有一个马来州务大臣，3名马来行政议员，1名印裔行政议员及6名华裔行政议员。基本也反映出多元种族的比例；尤其是回教党的尼查大臣的公平施政也得到各族人民的佳评。为什么她那么憎恨这个新生的政权，非置它于“死地”不可呢？难怪诸多的罪名接踵而来的加在她的头上。她最大的错误是扳倒一个正在表现的州政权，更引发了一场宪政危机。固然公正党的两名变节议员也难逃其咎，但许月凤将永运背负着千古骂名的十字架。她如何还能坦荡荡地面对人民？在这种情形下，赞比里还要为她说情？实在是强民所难。
因此一般的看法是吡叻州的人民已不需要她的服务；尤其是华裔社会肯定一万个说不。在他们看来，她已经不配为民请命。对不起，赞比里请不要再浪费唇舌了，还是集中精神应对眼前的乱局。
其实一个人的人生最重要的是一张脸，若自己已撕破脸皮，又如何有脸见江东父老？没有为自己正脸的人，又如何面对选民而要求为他们服务呢？
既然她来自九洞，请她选其中一个洞长期隐居好了。一个许月凤已掀起政海波涛，我们不要再有第二个许月凤再添乱了。
刊于2009年3月9日《号外周报》第418期
安華將權力轉為思想鬥爭 民聯兩線制開始紮根
專訪：陳思遠
專訪人物：拿督謝詩堅（政治分析家）
308大選后的一年內，所謂的兩線制其實完全不存在，但隨著拿督斯里安華將策略從權力斗爭轉為思想斗爭，兩線制才開始扎根，民聯也有了一個方向。這是308一週年最重要的事情。
著名時事評論員拿督謝詩堅博士受訪時說，他支持兩線制，但不看好308大選后所出現的兩線制，也認為民聯沒有一個鮮明的方向，一直到最近聽見公正黨實權領袖拿督斯里安華的演說。
“308一週年內最重要的是安華的反思，這是最重要的轉變。安華已將防攻戰略改換成防守戰略，並以思想作為武器，力求民聯穩固。我預測，接下的斗爭會從政治角力換為思想角力，如果是思想的斗爭，兩線制就可以扎根。”
他說，人民在308大選求變，但沒有人擁有思想上的準備。但最近安華提到了馬六甲王朝宰相敦霹靂及18世紀的英國政治哲學家艾蒙布克（Edmund Burke），他認為安華將走上“溫和改革”、“中間偏左”的道路，這將是民聯的主要方向。
“安華最近提出警告，說巫統使用了3R戰（Race種族、Religion宗教、Royalty皇室），安華對于3R的看法和巫統的不一樣，我相信他會提出自己的思想，讓人民選擇要哪一個3R，展開思想之戰。”
他說，安華經歷916變天的失敗后，了解到了自己不能以權力斗爭取胜，已將這場戰斗提升至思想的層次，示威及暴力改革開始減退，巫統需隨機應變，應付安華的攻勢。
民政未來命運交納吉作定奪
“這一年來，民政黨的萬眾一心、重心出發的口號，只講來給自己爽罷了。”
謝詩堅批評，民政黨的口號不能感化到巫統，若民政要留在國陣內，就把命運交給即將上任首相的納吉，看看他能不能扶民政黨一把。
“許子根（民政黨全國主席丹斯里許子根博士）是個有才幹的人，納吉應重用他，在4月內閣改組時召他入閣。若不，這意味著民政黨在國陣已被邊緣化。”
他說，308大選后，檳州民政黨與巫統的關係已凍結，尚未破冰。誰可以解開這死結？阿都拉要退休，民政只好寄望納吉。
“民政黨或許有痛定思痛，但他們找不到突破點，于是隨意而安，現在他們應了解到，他們在國陣內可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少。或許，民政黨的明天，就是過去的人民進步黨。”
巫統仍獨大少改變馬華民政愛莫能助
308一週年，巫統依然一黨獨大，改變太少，國陣成員黨沒辦法克制巫統。馬華愛莫能助，民政有心無力！
謝詩堅說，這一年來國陣未出現“平權”的局面，巫統仍掌控著國家。
“巫統還有人不願意改變，寄居論風波的男主角阿末依斯邁就是一個例子。最近幾場的巫青團示威也讓人民看到他們偏激的思想。”
他說，大選后，國陣一些成員黨對巫統仍抱有希望，認為巫統會和他們一起改變，所以才沒離開國陣，但事實並非如此。
“你認為馬華和民政在霹靂州變天的斗爭中有何角色可扮演？我認為這是巫統獨自決定的政變，馬華和民政事先並不知道，只是在事后分享權力。”
他說，這種情況不會為馬華和民政加分，人民也為華基政黨感到失落。
巫統試圖製造1969年政局
巫統正嘗試讓513后的政治局面重現，打散兩線制的基礎，民聯正面臨危機！
308大選后，我國沒有朝向兩線制的條件，只是反對黨的議席突然增加，人民看到兩線制的可能。這是不經意的政治格局，308大選前，沒有人想到要營造兩線制，反對黨也意想不到這種結果。
“這一年內，巫統不斷嘗試要讓1969年后的政治局面重現，即將反對黨納入國陣，形成更強大的執政集團，這從首相阿都拉和回教黨領袖的密談可看到。”
回教黨最后沒加入國陣，于是副首相納吉展開第二波攻勢。
謝詩堅說，納吉發現要拉攏一個黨不容易，所以採取提防國陣議員外流、爭取反對黨議員支持國陣的策劃。
“這種政治斗爭，霹靂、吉打、雪州才會傳出各種風波，看來對民聯非常不利，兩線制的基礎極可能被擊碎。”
醞釀變天奪權雪州是下個目標
謝詩堅認為，巫統奪回霹靂政權后，下一個更重要的目標不是吉打，而是雪州。
他說，巫統目前的西馬勢力基本盤在柔佛、馬六甲、森美蘭、彭亨、登嘉樓和玻璃市，而民聯原本有檳城、雪州、吉蘭丹、吉打和霹靂，形成6對5的局面。
“民聯掌握的都是重要城市，巫統只有一些鄉鎮，于是巫統才會急著對霹州下手，因為在該州，國陣和民聯的議員人數差不多相等。”
他說，巫統力求一個突破口，爭取霹靂政權以平衡在西馬的政治生態。巫統下一個較重要的目標是雪州，因為雪州內有很多重要的城市。
“這解釋了為何雪州鬧出各種風波，如大臣貪污疑雲、黃潔冰裸照風波及雪州回教黨發出異議等。”
转载自《中国报》专访稿
專訪人物：拿督謝詩堅（政治分析家）
308大選后的一年內，所謂的兩線制其實完全不存在，但隨著拿督斯里安華將策略從權力斗爭轉為思想斗爭，兩線制才開始扎根，民聯也有了一個方向。這是308一週年最重要的事情。
著名時事評論員拿督謝詩堅博士受訪時說，他支持兩線制，但不看好308大選后所出現的兩線制，也認為民聯沒有一個鮮明的方向，一直到最近聽見公正黨實權領袖拿督斯里安華的演說。
“308一週年內最重要的是安華的反思，這是最重要的轉變。安華已將防攻戰略改換成防守戰略，並以思想作為武器，力求民聯穩固。我預測，接下的斗爭會從政治角力換為思想角力，如果是思想的斗爭，兩線制就可以扎根。”
他說，人民在308大選求變，但沒有人擁有思想上的準備。但最近安華提到了馬六甲王朝宰相敦霹靂及18世紀的英國政治哲學家艾蒙布克（Edmund Burke），他認為安華將走上“溫和改革”、“中間偏左”的道路，這將是民聯的主要方向。
“安華最近提出警告，說巫統使用了3R戰（Race種族、Religion宗教、Royalty皇室），安華對于3R的看法和巫統的不一樣，我相信他會提出自己的思想，讓人民選擇要哪一個3R，展開思想之戰。”
他說，安華經歷916變天的失敗后，了解到了自己不能以權力斗爭取胜，已將這場戰斗提升至思想的層次，示威及暴力改革開始減退，巫統需隨機應變，應付安華的攻勢。
民政未來命運交納吉作定奪
“這一年來，民政黨的萬眾一心、重心出發的口號，只講來給自己爽罷了。”
謝詩堅批評，民政黨的口號不能感化到巫統，若民政要留在國陣內，就把命運交給即將上任首相的納吉，看看他能不能扶民政黨一把。
“許子根（民政黨全國主席丹斯里許子根博士）是個有才幹的人，納吉應重用他，在4月內閣改組時召他入閣。若不，這意味著民政黨在國陣已被邊緣化。”
他說，308大選后，檳州民政黨與巫統的關係已凍結，尚未破冰。誰可以解開這死結？阿都拉要退休，民政只好寄望納吉。
“民政黨或許有痛定思痛，但他們找不到突破點，于是隨意而安，現在他們應了解到，他們在國陣內可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少。或許，民政黨的明天，就是過去的人民進步黨。”
巫統仍獨大少改變馬華民政愛莫能助
308一週年，巫統依然一黨獨大，改變太少，國陣成員黨沒辦法克制巫統。馬華愛莫能助，民政有心無力！
謝詩堅說，這一年來國陣未出現“平權”的局面，巫統仍掌控著國家。
“巫統還有人不願意改變，寄居論風波的男主角阿末依斯邁就是一個例子。最近幾場的巫青團示威也讓人民看到他們偏激的思想。”
他說，大選后，國陣一些成員黨對巫統仍抱有希望，認為巫統會和他們一起改變，所以才沒離開國陣，但事實並非如此。
“你認為馬華和民政在霹靂州變天的斗爭中有何角色可扮演？我認為這是巫統獨自決定的政變，馬華和民政事先並不知道，只是在事后分享權力。”
他說，這種情況不會為馬華和民政加分，人民也為華基政黨感到失落。
巫統試圖製造1969年政局
巫統正嘗試讓513后的政治局面重現，打散兩線制的基礎，民聯正面臨危機！
308大選后，我國沒有朝向兩線制的條件，只是反對黨的議席突然增加，人民看到兩線制的可能。這是不經意的政治格局，308大選前，沒有人想到要營造兩線制，反對黨也意想不到這種結果。
“這一年內，巫統不斷嘗試要讓1969年后的政治局面重現，即將反對黨納入國陣，形成更強大的執政集團，這從首相阿都拉和回教黨領袖的密談可看到。”
回教黨最后沒加入國陣，于是副首相納吉展開第二波攻勢。
謝詩堅說，納吉發現要拉攏一個黨不容易，所以採取提防國陣議員外流、爭取反對黨議員支持國陣的策劃。
“這種政治斗爭，霹靂、吉打、雪州才會傳出各種風波，看來對民聯非常不利，兩線制的基礎極可能被擊碎。”
醞釀變天奪權雪州是下個目標
謝詩堅認為，巫統奪回霹靂政權后，下一個更重要的目標不是吉打，而是雪州。
他說，巫統目前的西馬勢力基本盤在柔佛、馬六甲、森美蘭、彭亨、登嘉樓和玻璃市，而民聯原本有檳城、雪州、吉蘭丹、吉打和霹靂，形成6對5的局面。
“民聯掌握的都是重要城市，巫統只有一些鄉鎮，于是巫統才會急著對霹州下手，因為在該州，國陣和民聯的議員人數差不多相等。”
他說，巫統力求一個突破口，爭取霹靂政權以平衡在西馬的政治生態。巫統下一個較重要的目標是雪州，因為雪州內有很多重要的城市。
“這解釋了為何雪州鬧出各種風波，如大臣貪污疑雲、黃潔冰裸照風波及雪州回教黨發出異議等。”
转载自《中国报》专访稿
2.3.09
308一周年政海波谲云诡 国阵民联斗争扑朔迷离 安华力抗六大劫难。纳吉领军备受考验
经过308政治海啸洗礼后的一周年，我们看到的是政治乱象丛生，民主政治备受考验。这究竟是政宪的进步抑或是政宪的倒退？是民主迈向更大民主的必然的痛苦过程，还是种族政治又干扰了种族的整合？我们有必要从三方面来演绎过去一年各政党的表现和其间交织着的政治尖锐斗争以及公民社会对政治改革的期望，以便从中探讨未来的政治走向。
(一) 国阵组合对308的回应
国阵的前身是联盟；联盟的骨干是巫统；巫统是当今仍活跃的最老牌的政党。它的诞生与成长也催生了“马来亚联合邦”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联邦”。因此马来西亚的政治史与巫统扮演的主导乃至被认为“主宰”国运的角色是分不开的。因为巫统打从1957年独立以来，一直在政治主流，只有它牵动政治旳整合，而不是被政治潮流牵动。但308之后顿然使巫统处在一个极为尶尬的地位，一夜之间有4个州政权落入反对党手中，再加上吉兰丹仍由回教党保有，失落的痛苦可想而知。毕竟在西马这一块是前所未有地与反对党平分秋色政治版图。
不过，它的强势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改变，仍然牢牢地控制中央政府。使它处于有利的地位在任何时候进行反击。这是308后的政治现实，也是反对党最为顾虑的反扑。
尽管如此，巫统也意识到它已经不是昔日的巫统，必须要做适度的调整以争取民心。在这方面，它又没有担任反对党的习惯（指在州政府方面），也就在一时之间转不过来。
就在转不过来的过程中，巫统也面对诸多的责难，包括成员党要求改变一向以来的一党独大的心态，更要求消除“霸权政治”。马华公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发出的评论较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反而是东马的成员党比较低调（最为高调的只有沙巴人民进步党，并宣布退出国阵，但议席有限，也就没有多大作为）。那是因为沙巴的国阵（以巫统为主干）牢控沙巴州政府；而砂拉越的国阵（以土著保守党为主干）也牢控砂州政府。在彼此分享权力下（中央归你州归我），未给中央的国阵太大的压力；更何况中央职位也增加分配给东马的国阵议员，即使不皆大欢喜，也不会有太大的异议。
这也使到巫统在审时度势后对西马的成员党没有作出太多的让步，以至批评归批评，彼此的关系并没有达到需要紧急性地的重新检讨，只是作了小调整，成立了某些不具权力的协调委员会。最明显的是民政在308后跌得最惨，但被扶得最少。
没有人会否认马华公会是当下巫统的“主要”合作伙伴，但不是“绝对等同”的伙伴。因为自1959年以降，马华就无法享有“同等地位”的结合，而是不得不接受巫统给予的有限权力。
事实上，较巫统迟3年成立的马华公会（1949年），是为了回应巫统的存在而在英殖政府鼓励下才设立的。美其名是照顾被驱入新村居住的50万的华人的福利，而实际上是替英政府对付华人后来收拾残局的组织。因此从一开始，马华就没有打算与巫统争权力，而是在因势利导下与巫统结合组成联盟。
正因为这样，当马华公会在1958在林苍佑领导下向巫统争取权力时便碰了壁，造成马华的自我分裂，丧失了与巫统谈判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马华已没有条件在联盟内作有利的讨价还价。华人社会也基本上“认同” 马华在政府中的次要角色，但还是不表满意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华在华人集中的选区总选不过反对党的理由所在。
更令马华难堪的是1969年大选后的政治大洗牌，巫统迎来了民政党与人民进步党乃至砂州的人联党加入联盟的大家庭，在1974年易名为国阵。等于削弱了马华在政府中的华人代表性。也因为这样，马华在李三春时代成为最后一名加入国阵的成员党。这说明了马华与巫统的关系已发生实质的变化；尤其是民政的插足其中，更使马华耿耿于怀。
在308过后，马华表面上比过去更为巫统所借重，实则它在国阵内的地位只有小改善；没有大改善。虽然它比其它国阵成员党（西马）较占优势的是有4名内阁部长，但与东马的国阵成员党比较，它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因为没有一个州的政权是由马华主导的（1969年丧失槟州的主导权，错在当时马华的党政分家。不是槟州马华统领大军，而是王保尼根据联盟的指示参选）。
再加上马华在中央的随遇而安，有退无进的角色终于在308大选吃了苦果。
基于马华过去的历史包袱和其难于逆转的角色，即使马华在去年10月领导人换班，改由翁诗杰领军，也还看不到马华“起跌回稳”。它的最大的隐忧不是党内派系斗争不已（这个时候马华发生派系倾轧是自乱阵脚），而是巫统没有在国阵内下猛药，给予必要的转型。这使到马华力求的改革也面对了阻力与裹足不前的投鼠忌器。
举例来说，大选后巫统与回教党的密谈应是在马华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这是关系到马来民族的政治生态，但不能说与马华无关。回教党最终选择保持与民联的合作，也使马华松了口气。
如果说巫统与回教党的私谈是属于一般的交流性质，那么霹雳州的变天就是国家大事了。在主导霹州变天的过程中，巫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它成功地拉拢两名公正党议员退出民联，又争取另一名州议员纳沙鲁丁回巢以及最最出人意表的是，原行动党的州议员许月凤也是被安排与巫统党要及纳吉见面，扳而倒了霹雳民联州政府。
暂且不要讨论“变天再变天”的正当性，单就这件大事可以推想马华和民政事先并不知情，也没有角色可以扮演。待到“事成”之后，才见马华和民政也分得一杯羹。这对马华和民政来说，无喜可言，发表文告支持再变天也是“事后孔明”。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在一片咒骂许月凤声中，马华与民政内竟有人莫名其妙地“挺许月凤”，更有建议拉她入党，政治斗争沦至“抢人斗争”，既低级又无品味。
马哈迪也说了，他不赞同引进两名被控贪污的州议员进入巫统。认为这会开了不良先例，同样的，马华及民政党内也有多人不赞同把许月凤引进。这已经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涉及国阵的道德底线。
因此马华和民政在霹州再变天的事件上，取得的负面影响，也是心知肚明的。
马华和民政在308之后不会离开国阵，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它们在国阵内一直处于被动而无法争取主动也是不争的事实。
最明显的是去年8月发生的“寄居论”风波、顿使马华和民政陷入困境，只有拿主角阿未依斯迈来开刀，最终还是回到巫统的纪律处理，成员党只能靠边站，不能有进一步的要求。这说明了国阵的机制“有改不变”。在整个风波上最不幸的是民政被摆上台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犯错的人反而振振有词对许子根大加鞭挞暴露了民政在国阵地位的脆弱性。在进退两难下，民政选择沉默以对，但形象已受损。马华也未在这件事上取分。槟州的国阵保持“冬眠”状态，彼此都不愿面对现实。倒变成了如槟州巫统秘书阿查哈所说，没有再开会了，巫统的议员只按他们的意愿进行政治议程。国阵精神已是虚有其名。远的不说，单就目前槟州巫统与槟州民政的胶着僵局无从打开，已授人话柄。如果说国阵的关系侧重在上层的互动，那么地方性的国阵组织也就可有可无了。面对这种状况，国阵又回到从前，那就是只有竞选时才“开动”，没有选举或补选，也就束之高阁了。
至于国阵组织下的国阵青年团，在308后已少有互动。最近（2月9日），巫青及一些马来团体在怡保举行千人大集会，声讨民联尼查及行动党卡巴星，又于2月20日约一千人在世界贸易中心誓言捍卫王室，又是冲着卡巴星而来。在较早前有一批巫青也在卡巴星槟城的住家前举行抗议，不满卡巴星发表可以起诉王室的言论。
还有在这较早前两天，3名角逐巫青团团长的候选人也亮相电视台进行辩论，涉及的课题也与种族和宗教有关。例如前雪州大臣基尔认为输掉雪州政权是因为“巫统不够回教化，没有真正为马来人斗争所致”。虽然他的言论不被凯里和慕克力认同，但他们针对卡巴星的立场是一致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最近发生的事件，无法彰显国阵精神。
难怪前首相署部长再益（已被巫统开除）于2月23日在槟城一个宴会上说：“国阵成员党之间的伙伴关系已宣告破灭，如今己沦为铁腕式的关系。”（光华，24-2-09）。
这种尖锐的批评当然不被每个人认同，但民政主席许子根于较早前（1月21日）的一篇文告是值得正视的。他说：“虽然国阵要经历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可能会带来痛苦，但国阵别无选择，因为不改变就会灭亡。”
许子根显然是认同副首相纳吉较早的谈话，即国阵如果不改变，便会被人民所改变。
换句话说，改变不仅是反对党的口号，也适用在执政党的身上。但这些日子以来，国阵又改变了多少？这正是国阵领导人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个即将到来的改变是正如马哈迪所坚持的，那就是首相阿都拉将在今年4月交棒予新巫统主席纳吉。
马哈迪是在去年5月宣布退出巫统，他声称直到阿都拉下台后才回归巫统。现在这个事件已快要落幕，但新的领导层是否带来新的气象？国阵又如何重新定位？要怎么样改变来争取民心？都存在着谜团。虽赢回了吡州政权，却尚未看到民心回流，这就是当下国阵的最大考验。
(二) 民联组合对308的回应
308给反对党带来意外的惊喜，它们梦寐以求的夺权宏愿已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5个州的执政权，也在国会占有⅓的议席，历史性的一扫霉气而跃居成势均力敌的政治集团。
除了霹雳州组新政府一波三折外，其余4州的新政府都顺利组成。因此也给霹雳州的变数埋下伏线。
尽管反对党中的三大赢家（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及回教党）各存有不同的政纲，但打破“国阵霸权政治”的理念却是 一致的。
为了统一步伐，反对党盟主安华，也被视为308大选胜利的大旗手，在去年4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简称民联），用以和国阵的组合打对台。这个政党首次推出了平权，也即是3党又回复到1999年的合作阶段。这种已被“看死”的结盟党也因308而复活，真是奇迹中的奇迹。异中求同成了它们的合作基础。
安华的踌躇志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1998年跌马后的整整十年的韬光养晦才告扬眉吐气，焉能不乘胜追击？
在这方面，甫成立的民联马上和国阵交上手，目标是对准中央执政权。安华希望通过游说能召集另30人倒戈相向支持民联上台。但另一边厢，国阵也暗中布署撬开民联的后门，以便能一举击中民联的要害。例如霹雳及吉打就传出有民联被挖角的消息。
不论那一方采取主动，初时都是止于传闻而没有实际的成果。
例如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安华已先发制人开展他的东马之旅。在他看来，东马是国阵较弱的环节，若能成功向东马议员招手，也就能影响西马的一些议员起而响应。
不过他可能忽略和失算的是：东马地广人稀，各路议员都有他们本身或政党的议程，也有他们的政治利益和地盘（掌控州政权），不是容易争取的。虽然表面上他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但也没有为实际的“起义”作好心理准备。无论如何，这种心理战术也给国阵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安华宣布916变天说甚嚣尘上时，更是使人相信也许会有巨变。讵料在8月份的时候，民联突陷入“困境”与被动，它的主角安华又再一次面临“鸡奸”的提控，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每个人都担心安华的人身自由，深怕1998年的事件重演，政治空气开始凝结成冰。就在拔剑弩张之际，情势又急转直下，因为法官允许安华保释，并在后来的交锋当中，变成了一场“拉锯战”。这是民联面对的第一场大风暴。
第二个风暴是在10天之后，民联的两名霹雳州行政议员奥斯曼和贾马鲁汀被反贪污局指控涉及贪污而被控上法庭。这是一个不良征兆。为安定大局和巩固民联的团结，安华在不久之后宣布参加峇东埔的国席补选。这是以其夫人的“牺牲”作为突破困局的绝招，也大大地冲淡了其官司案造成的巨大压力。
8月的峇东埔，对安华来说是政治生涯的另一个起点。他只有胜了补选重返国会，才能名正言顺地领导民联向布城迈进。
果然安华在开票当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后，他又再发出豪言，要继续推动他的“916变天”议程。
能否成功，也许安华心里有数，但如果因被控便停下来或不再向前，那就不是安华的个性了，也不能持续保持民联的高度战斗精神。他是天生的勇于斗争的政治人物。因此他又再给国阵一个沉重的压力，造成国阵在距离916尚有几天之际，也来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策略，竟派多位国会议员（尤其是来自东马的）到台湾“考察”。安华也不放过任何机会，同样派出一个追踪团与国阵议员捉迷藏，两股势力的斗争也因此将政治舞台搬到台湾引起了国际关注。姑不论安华有多少成效，至少在舆论上他暂时取得上风，让每一个人跟着他的“感觉”走。其中一个小成果是沙巴的人民进步党在杨德利领导下宣布退出国阵。
在得与失之间，安华选择与其坐以受困，不如拉长战线。因此他挑中了砂拉越是他的下一个夺权目标。他认为砂州的政治局势有了微妙的变化，便在去年底让斗争再度加热加温。可是转入2009年，安华算不到的突如其来的变化终于在霹雳州发生了。他的两名州行政议员面对的贪污控状就要在2月继审。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会来一个急转弯；而意外的是在华人新年前夕，竟“从天而降”掉下一粒榴莲在民联门口，巫统纳沙鲁丁变节到公正党，竟没有受到巫统的严厉讉责（现在看来，疑团重重，好像是政治无间道），反而被民联大事欢庆。因为它无端端地使到民联的州议席增至32比国阵的27席，自然不怕变天。可是谁想到，在2月初的时候，突闻两名行政议员“失踪”；接着纳沙鲁丁宣布回巢巫统，一下子变成国阵28+2对民联的29席。本来这一席之差尚不至会要了民联的命，也许会发生解散州议会重选，偏偏行动党的许月凤也变节倒向国阵。这样一来局面被扭过来，国阵31对民聨29席。许月凤这致命一击，造成霹雳苏丹接受政权易手。2月4日撤销民联政府的执政权，于2月6日改由国阵的赞比里出任州务大臣。
这是民联面对第三个政治大风暴，得之不易的州政权又转手了。由于事发突然，民联在原霹州务大臣尼查的领导下，拒绝下台，掀起了一场宪制斗争。霹雳州也陷入宪政危机，直是始料未及。
本来民联的内部组织有些松弛，也存在着人事矛盾，未想这政权一转手又激起民联的昂扬斗志。除了尼查力保团队，将斗争场转向法庭外，又通过霹雳州议长援引议会条规向国阵的州务大臣赞比里及6名行政议员“开刀”。议长西华经过听证会后宣布州议会禁足赞比里18个月及其它行政议员12个月，如此的大阵仗和两面开弓对准赞比里，也是史无前例的行动。
这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尚不得而知，目前是民联先屈居下风，可是民联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不甘受挫下的反击也是波浪式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回教党人原本对霹州政权淡然处之，现在则为了回教党的尊严与尼查及其团队站在一起，行动党人也在此时刻感觉到回教党人的真挚与热诚，将两者之间的距离进一 步拉近了。
就在“霹州政变”之后，又发生民联吉打州行政议员阿鲁慕甘辞职的新闻。他的传闻已在去年开始，但他最终选择一并辞卸州议员也未震撼吉打州政权，只是民联需要迎接一场补选。
我们也把它归为民联的第四场的风暴。虽然对于拥有7个多数席的吉打州民联政府没有构成直接变天的威胁，但根据安华于2月19日在国会的揭露，不仅阿鲁慕甘备受压力，吉打民联的另一位州议员林思年也是在被拉拢之列。他甚至指说开价500万元引诱其议员跳槽，而且前吉打大臣马哈迪兹尔也亲自出马，并抖出所有这一切有经过反贪污局人员的布控与偷拍。
在吉打州，民联拥有22席（回教16，公正5及行动1），国阵拥有16席，只要有5名议员过挡，即告变天，可谓险象环生。
安华也在国会进一步揭露，民联在槟城和雪兰莪的州议员也被利诱和威逼。
槟州民联拥有29对国阵11的绝对优势，变天之说不存在；而雪州民联以36席对国阵的20席，也极不容易变天。除非有9名议员变节。
偏偏在此多事之秋，民联又于2月17日接到一枚引爆的炸弹，成为民联的第五场政治大风暴。中枪的人是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她在家中的裸睡照片被外泄，成为举国轰动的大新闻。虽然整个过程是被其熟人所陷害，但在此时此刻出现，引起“阴谋论”的联想。
黄洁冰为此宣布决定辞职，以免丑闻不断传开，但事件似乎没完没了，挺她的大有人在，揶揄她的也有。
这起肯定被人“出卖”的事件，无疑已给黄洁冰难以承受的打击，也唤醒了更多的民联议员步步为营，不知下一刻会再发生什么大事。
就在黄洁冰案件余波未了之际，又于2月22日爆开雪州州务大臣卡立被反贪污局指其私车官用动用维修费及送牛于选民有涉贪之嫌，又是第六个政治大风暴。
这一连串的事故接踵而来，不仅使到民联应接不暇，更成为民联反攻的一大依据。它们指出每一件事的发生都隐藏着政治动机，目的是搞垮民联在308后建立起的州政权。
有些人指说是由于安华先挑916变天说，才有以牙还牙的反击事件。但如果没有安华的916，是否就不会有最近连二连三事故发生？谁也不能打保单。毕竟政治斗争是无情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的。民联所面对的严竣挑战将在下来的三场补选（其中一个在砂州）见真章，选委会已将4月7日列为霹州武吉干东国席及吉打武吉士南卯州席的补选日，一场好戏也关系到两个阵营的未来政途。
(三) 公民社会对308的回应
308之前，公民社会都期望国家政治有所改变，但不敢想象变化会那么大，因此在308的那个夜晚，人民终于看到改变的到来。这是期待己久，但又预想不到的结局。
当尘埃落定后，各族人民都没有太大的失落，因为这是人民的意愿，也就接受这样的格局。这之中在民间有出现两种意见：一个是改得太大，也许会引发后遗症；一个是改得不够澈底，应该中央也改。不论那一种意见占上风，不争的是，大家都看到变化的到来。
由于安华看到民间能够接受更大的改变，他为了争取更多中立者的认同，也就顺着这条思路为民联的政改创造更大的条件，其中最显着和最具争议的是安华在选后的论调是有国阵的议员要倒向支持民联，而且声浪越来越大，牵动民间社会也开始相信还会有一个大转变，并且用简单的思维来想象安华的政治游戏就是国阵内有人跳槽，数目足以组成中央政府。
为什么民间（当然不是全部）会接受这种 “变天论”？主要是因为308给他们带来太大的震撼，任何不可能的任务也会完成的；人民认为较大的改变是需要的，以让政局全面洗牌；压抑在心中的闷郁太久了，正是再变的好时机。
这种情感与理智交织的发泄也只是把焦点放在现实的层面上，即是什么时候改，而没有在思想上将之化成一种努力争取的运动。换句话说，人民什么也不必做，只等再变天。这就把“希望”全寄托在安华一个人的身上，等着他来变。
安华也因为要有个交待，终于喊出了“916变天说”。虽然舆论界的声音不一而足；国阵更是嗤之以鼻，但基本上安华已“掌握了民意”，暂时在舆论上占上风。
不过，安华当时只是“引导”民间要一个“916”，而没有教育人民将之视为一种长期的改革运动，结果“受困其中”；反而是舆论此时出现一种新的诠释，那就是“916”只能视为一种民心求变的标志，不是算日期来变天，为安华“解围”，毕竟安华是 人不是神。
就在变不变天争议升温的8月份的时候，安华突然官司纒身，再一次面对“鸡奸”控状。这一下子又被安华抓到时机，民间对他的同情油然而生。那些本来持观望态度的老百姓，也又再靠向安华。无形中，他再次凝聚民间力量。
从同一个月在峇东埔举行的补选来看，形势几乎倒向安华又说明了民间期望他直接领导民联，以和国阵争一日长短。
安华的东山再起（重入国会）被他解读为民意站在他的一边，也促使他重新擦亮“916”的招牌。就这样916又再一次形成一种有压力的运动，促使国阵不能等闲视之，只好外遣议员出国，以免动摇军心。
民间此时看到的是两个阵营的短兵相接，并开始接受安华即便变天不成，也无需给予太大的责难。结果安华在后来说了，他已尽了人事，可天不从人愿。
在另一方面，安华却成为国阵揶揄的对象，一些评论人也将矛头对向安华，指他的变天不过是一场把戏，一厢情愿的政治秀，根本不存在的乌托邦。
不过这种政治反击并没有使到安华失分反而让民间接受退求其次的等待时机。虽然安华在后来多少成功地将“916”转化成求变的运动，但问题跟着接踵而来。如果说“916”已被安华转成一场持久战的话，那么国阵的还手是必然的反应，只是安华没算到变化已在酝酿中。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位霹雳巫统州议员过档公正党，让安华欢欣不己，原来在另一边厢公正党两名被控贪污的行政议员已有异样。在2月初的时候，变天在霹雳成为大课题。结果真的霹雳又告变天。国阵在三名民联议员支持及另一名议员回巢下，轻易地击败民联，重掌政权。
这件事被国阵形容为以牙还牙，指的是安华开跳槽之风，国阵不过是依样葫芦反击，怪不得国阵出重手。民间是否接受这样的解释却大有疑问，因为他们求变之心并没有改变，而且求变也不是“复辟”旧政权。于是民间舆论又告沸沸扬扬，要求重选之声不绝于耳。
例如独立民调在2月12日发表的调查显示，有74%的吡州选民要求解散州议会，重新举行选举。
《当今大马》在2月4日发表的“民调”显示，有94%读者支持闪电大选，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不稳定状况。
这就是说，民间社会不接受走后门的夺权，但要求公平的“决斗”，让人民再次裁定由谁主政。安华无疑又为他的政治斗争取得筹码。
如果说较早前的登嘉楼国席的补选为民联摘下彩球，那么霹州若有重选就会提高民联胜算的信心。
在这方面，行动党州议员杨巧双律师的一篇评论是值得注意的，她在其部落格（2月15日）指出安华的916与霹州变天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前者是依循宪制来寻求政权的替换，而后者是不循宪制的做法，因此霹州变天不是916的翻版。
杨巧双是从法律的观点看问题，而没有从民意的导向作进一步的解释，但从民意来看，又是两者不同的演译，主要是人民要的是改变，不是走回头路，无形中对国阵的夺权产生了抗拒感。
本来霹州的宪政危机已够让民意滚动起来，讵料下来发生的风暴更增添人民的怨气。其一是吉打州行政议员阿鲁慕甘辞职事；其二是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裸照风波及其三是雪州州务大臣卡立的车牛事件，把原本已陷入混淆的政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民间不断在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中事的都是民联的议员，为什么有这么多巧合？
当人民解不开这一连串的迷惑时，也就将所有的事件解读成“政治阴谋”。表面上看这些个打击对民联至为不利，甚至还会弄垮民联的另一个州政权，实则民意好像又转过头来同情已是出现裂痕的民联组合。一项意想不到的变化是：由于霹雳州务大臣尼查的亲民表现，竟而促成行动党与回教党能同在民间鼓吹民怨，强烈的要求还政于民，这种夺权之后衍生的风潮也是国阵估算不到的。
因此可以推测下来的两场、三场或四场补选，或一个州选，都是对两个阵营的政途的考验，任何的节外生枝，也只会使民联加分。
由此来看308后一年的民间社会，虽有少些种族情绪在发酵，但基本上是种族整合的契机。因为民主与平权是不分种族也不分宗教的。当老百姓不要种族政治，当老百姓求变心切的时刻，不论是国阵或民联，只能以民意为导向，不能我行我素，不能故步自封，否则会像纳吉所说，政党若不求变，就等着人民来改变它。这正是民间社会在民主政治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也是他们所要看到的结论：朝向建立一个清廉、公正、没有滥权和贪污的社会。谁也不能掉以轻心。
308之后人民已醒觉，他们的成熟表现在适当的时候才释放他们的能量。今天的政治生态已大大改变，不再是513前的政治生态。国阵也好，民联也好，求变是生存之道，不变是自我设陷。就是这么简单的政治大道理。
刊于3月《光华日报》
(一) 国阵组合对308的回应
国阵的前身是联盟；联盟的骨干是巫统；巫统是当今仍活跃的最老牌的政党。它的诞生与成长也催生了“马来亚联合邦”乃至后来的“马来西亚联邦”。因此马来西亚的政治史与巫统扮演的主导乃至被认为“主宰”国运的角色是分不开的。因为巫统打从1957年独立以来，一直在政治主流，只有它牵动政治旳整合，而不是被政治潮流牵动。但308之后顿然使巫统处在一个极为尶尬的地位，一夜之间有4个州政权落入反对党手中，再加上吉兰丹仍由回教党保有，失落的痛苦可想而知。毕竟在西马这一块是前所未有地与反对党平分秋色政治版图。
不过，它的强势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改变，仍然牢牢地控制中央政府。使它处于有利的地位在任何时候进行反击。这是308后的政治现实，也是反对党最为顾虑的反扑。
尽管如此，巫统也意识到它已经不是昔日的巫统，必须要做适度的调整以争取民心。在这方面，它又没有担任反对党的习惯（指在州政府方面），也就在一时之间转不过来。
就在转不过来的过程中，巫统也面对诸多的责难，包括成员党要求改变一向以来的一党独大的心态，更要求消除“霸权政治”。马华公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发出的评论较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反而是东马的成员党比较低调（最为高调的只有沙巴人民进步党，并宣布退出国阵，但议席有限，也就没有多大作为）。那是因为沙巴的国阵（以巫统为主干）牢控沙巴州政府；而砂拉越的国阵（以土著保守党为主干）也牢控砂州政府。在彼此分享权力下（中央归你州归我），未给中央的国阵太大的压力；更何况中央职位也增加分配给东马的国阵议员，即使不皆大欢喜，也不会有太大的异议。
这也使到巫统在审时度势后对西马的成员党没有作出太多的让步，以至批评归批评，彼此的关系并没有达到需要紧急性地的重新检讨，只是作了小调整，成立了某些不具权力的协调委员会。最明显的是民政在308后跌得最惨，但被扶得最少。
没有人会否认马华公会是当下巫统的“主要”合作伙伴，但不是“绝对等同”的伙伴。因为自1959年以降，马华就无法享有“同等地位”的结合，而是不得不接受巫统给予的有限权力。
事实上，较巫统迟3年成立的马华公会（1949年），是为了回应巫统的存在而在英殖政府鼓励下才设立的。美其名是照顾被驱入新村居住的50万的华人的福利，而实际上是替英政府对付华人后来收拾残局的组织。因此从一开始，马华就没有打算与巫统争权力，而是在因势利导下与巫统结合组成联盟。
正因为这样，当马华公会在1958在林苍佑领导下向巫统争取权力时便碰了壁，造成马华的自我分裂，丧失了与巫统谈判的筹码。在这种情况下，马华已没有条件在联盟内作有利的讨价还价。华人社会也基本上“认同” 马华在政府中的次要角色，但还是不表满意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华在华人集中的选区总选不过反对党的理由所在。
更令马华难堪的是1969年大选后的政治大洗牌，巫统迎来了民政党与人民进步党乃至砂州的人联党加入联盟的大家庭，在1974年易名为国阵。等于削弱了马华在政府中的华人代表性。也因为这样，马华在李三春时代成为最后一名加入国阵的成员党。这说明了马华与巫统的关系已发生实质的变化；尤其是民政的插足其中，更使马华耿耿于怀。
在308过后，马华表面上比过去更为巫统所借重，实则它在国阵内的地位只有小改善；没有大改善。虽然它比其它国阵成员党（西马）较占优势的是有4名内阁部长，但与东马的国阵成员党比较，它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因为没有一个州的政权是由马华主导的（1969年丧失槟州的主导权，错在当时马华的党政分家。不是槟州马华统领大军，而是王保尼根据联盟的指示参选）。
再加上马华在中央的随遇而安，有退无进的角色终于在308大选吃了苦果。
基于马华过去的历史包袱和其难于逆转的角色，即使马华在去年10月领导人换班，改由翁诗杰领军，也还看不到马华“起跌回稳”。它的最大的隐忧不是党内派系斗争不已（这个时候马华发生派系倾轧是自乱阵脚），而是巫统没有在国阵内下猛药，给予必要的转型。这使到马华力求的改革也面对了阻力与裹足不前的投鼠忌器。
举例来说，大选后巫统与回教党的密谈应是在马华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这是关系到马来民族的政治生态，但不能说与马华无关。回教党最终选择保持与民联的合作，也使马华松了口气。
如果说巫统与回教党的私谈是属于一般的交流性质，那么霹雳州的变天就是国家大事了。在主导霹州变天的过程中，巫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它成功地拉拢两名公正党议员退出民联，又争取另一名州议员纳沙鲁丁回巢以及最最出人意表的是，原行动党的州议员许月凤也是被安排与巫统党要及纳吉见面，扳而倒了霹雳民联州政府。
暂且不要讨论“变天再变天”的正当性，单就这件大事可以推想马华和民政事先并不知情，也没有角色可以扮演。待到“事成”之后，才见马华和民政也分得一杯羹。这对马华和民政来说，无喜可言，发表文告支持再变天也是“事后孔明”。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在一片咒骂许月凤声中，马华与民政内竟有人莫名其妙地“挺许月凤”，更有建议拉她入党，政治斗争沦至“抢人斗争”，既低级又无品味。
马哈迪也说了，他不赞同引进两名被控贪污的州议员进入巫统。认为这会开了不良先例，同样的，马华及民政党内也有多人不赞同把许月凤引进。这已经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涉及国阵的道德底线。
因此马华和民政在霹州再变天的事件上，取得的负面影响，也是心知肚明的。
马华和民政在308之后不会离开国阵，也是不争的事实，但它们在国阵内一直处于被动而无法争取主动也是不争的事实。
最明显的是去年8月发生的“寄居论”风波、顿使马华和民政陷入困境，只有拿主角阿未依斯迈来开刀，最终还是回到巫统的纪律处理，成员党只能靠边站，不能有进一步的要求。这说明了国阵的机制“有改不变”。在整个风波上最不幸的是民政被摆上台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犯错的人反而振振有词对许子根大加鞭挞暴露了民政在国阵地位的脆弱性。在进退两难下，民政选择沉默以对，但形象已受损。马华也未在这件事上取分。槟州的国阵保持“冬眠”状态，彼此都不愿面对现实。倒变成了如槟州巫统秘书阿查哈所说，没有再开会了，巫统的议员只按他们的意愿进行政治议程。国阵精神已是虚有其名。远的不说，单就目前槟州巫统与槟州民政的胶着僵局无从打开，已授人话柄。如果说国阵的关系侧重在上层的互动，那么地方性的国阵组织也就可有可无了。面对这种状况，国阵又回到从前，那就是只有竞选时才“开动”，没有选举或补选，也就束之高阁了。
至于国阵组织下的国阵青年团，在308后已少有互动。最近（2月9日），巫青及一些马来团体在怡保举行千人大集会，声讨民联尼查及行动党卡巴星，又于2月20日约一千人在世界贸易中心誓言捍卫王室，又是冲着卡巴星而来。在较早前有一批巫青也在卡巴星槟城的住家前举行抗议，不满卡巴星发表可以起诉王室的言论。
还有在这较早前两天，3名角逐巫青团团长的候选人也亮相电视台进行辩论，涉及的课题也与种族和宗教有关。例如前雪州大臣基尔认为输掉雪州政权是因为“巫统不够回教化，没有真正为马来人斗争所致”。虽然他的言论不被凯里和慕克力认同，但他们针对卡巴星的立场是一致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最近发生的事件，无法彰显国阵精神。
难怪前首相署部长再益（已被巫统开除）于2月23日在槟城一个宴会上说：“国阵成员党之间的伙伴关系已宣告破灭，如今己沦为铁腕式的关系。”（光华，24-2-09）。
这种尖锐的批评当然不被每个人认同，但民政主席许子根于较早前（1月21日）的一篇文告是值得正视的。他说：“虽然国阵要经历意识形态上的转变可能会带来痛苦，但国阵别无选择，因为不改变就会灭亡。”
许子根显然是认同副首相纳吉较早的谈话，即国阵如果不改变，便会被人民所改变。
换句话说，改变不仅是反对党的口号，也适用在执政党的身上。但这些日子以来，国阵又改变了多少？这正是国阵领导人所要回答的问题。
一个即将到来的改变是正如马哈迪所坚持的，那就是首相阿都拉将在今年4月交棒予新巫统主席纳吉。
马哈迪是在去年5月宣布退出巫统，他声称直到阿都拉下台后才回归巫统。现在这个事件已快要落幕，但新的领导层是否带来新的气象？国阵又如何重新定位？要怎么样改变来争取民心？都存在着谜团。虽赢回了吡州政权，却尚未看到民心回流，这就是当下国阵的最大考验。
(二) 民联组合对308的回应
308给反对党带来意外的惊喜，它们梦寐以求的夺权宏愿已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5个州的执政权，也在国会占有⅓的议席，历史性的一扫霉气而跃居成势均力敌的政治集团。
除了霹雳州组新政府一波三折外，其余4州的新政府都顺利组成。因此也给霹雳州的变数埋下伏线。
尽管反对党中的三大赢家（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及回教党）各存有不同的政纲，但打破“国阵霸权政治”的理念却是 一致的。
为了统一步伐，反对党盟主安华，也被视为308大选胜利的大旗手，在去年4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简称民联），用以和国阵的组合打对台。这个政党首次推出了平权，也即是3党又回复到1999年的合作阶段。这种已被“看死”的结盟党也因308而复活，真是奇迹中的奇迹。异中求同成了它们的合作基础。
安华的踌躇志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1998年跌马后的整整十年的韬光养晦才告扬眉吐气，焉能不乘胜追击？
在这方面，甫成立的民联马上和国阵交上手，目标是对准中央执政权。安华希望通过游说能召集另30人倒戈相向支持民联上台。但另一边厢，国阵也暗中布署撬开民联的后门，以便能一举击中民联的要害。例如霹雳及吉打就传出有民联被挖角的消息。
不论那一方采取主动，初时都是止于传闻而没有实际的成果。
例如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安华已先发制人开展他的东马之旅。在他看来，东马是国阵较弱的环节，若能成功向东马议员招手，也就能影响西马的一些议员起而响应。
不过他可能忽略和失算的是：东马地广人稀，各路议员都有他们本身或政党的议程，也有他们的政治利益和地盘（掌控州政权），不是容易争取的。虽然表面上他们会表示原则上支持，但也没有为实际的“起义”作好心理准备。无论如何，这种心理战术也给国阵带来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安华宣布916变天说甚嚣尘上时，更是使人相信也许会有巨变。讵料在8月份的时候，民联突陷入“困境”与被动，它的主角安华又再一次面临“鸡奸”的提控，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每个人都担心安华的人身自由，深怕1998年的事件重演，政治空气开始凝结成冰。就在拔剑弩张之际，情势又急转直下，因为法官允许安华保释，并在后来的交锋当中，变成了一场“拉锯战”。这是民联面对的第一场大风暴。
第二个风暴是在10天之后，民联的两名霹雳州行政议员奥斯曼和贾马鲁汀被反贪污局指控涉及贪污而被控上法庭。这是一个不良征兆。为安定大局和巩固民联的团结，安华在不久之后宣布参加峇东埔的国席补选。这是以其夫人的“牺牲”作为突破困局的绝招，也大大地冲淡了其官司案造成的巨大压力。
8月的峇东埔，对安华来说是政治生涯的另一个起点。他只有胜了补选重返国会，才能名正言顺地领导民联向布城迈进。
果然安华在开票当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后，他又再发出豪言，要继续推动他的“916变天”议程。
能否成功，也许安华心里有数，但如果因被控便停下来或不再向前，那就不是安华的个性了，也不能持续保持民联的高度战斗精神。他是天生的勇于斗争的政治人物。因此他又再给国阵一个沉重的压力，造成国阵在距离916尚有几天之际，也来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策略，竟派多位国会议员（尤其是来自东马的）到台湾“考察”。安华也不放过任何机会，同样派出一个追踪团与国阵议员捉迷藏，两股势力的斗争也因此将政治舞台搬到台湾引起了国际关注。姑不论安华有多少成效，至少在舆论上他暂时取得上风，让每一个人跟着他的“感觉”走。其中一个小成果是沙巴的人民进步党在杨德利领导下宣布退出国阵。
在得与失之间，安华选择与其坐以受困，不如拉长战线。因此他挑中了砂拉越是他的下一个夺权目标。他认为砂州的政治局势有了微妙的变化，便在去年底让斗争再度加热加温。可是转入2009年，安华算不到的突如其来的变化终于在霹雳州发生了。他的两名州行政议员面对的贪污控状就要在2月继审。没有迹象显示他们会来一个急转弯；而意外的是在华人新年前夕，竟“从天而降”掉下一粒榴莲在民联门口，巫统纳沙鲁丁变节到公正党，竟没有受到巫统的严厉讉责（现在看来，疑团重重，好像是政治无间道），反而被民联大事欢庆。因为它无端端地使到民联的州议席增至32比国阵的27席，自然不怕变天。可是谁想到，在2月初的时候，突闻两名行政议员“失踪”；接着纳沙鲁丁宣布回巢巫统，一下子变成国阵28+2对民联的29席。本来这一席之差尚不至会要了民联的命，也许会发生解散州议会重选，偏偏行动党的许月凤也变节倒向国阵。这样一来局面被扭过来，国阵31对民聨29席。许月凤这致命一击，造成霹雳苏丹接受政权易手。2月4日撤销民联政府的执政权，于2月6日改由国阵的赞比里出任州务大臣。
这是民联面对第三个政治大风暴，得之不易的州政权又转手了。由于事发突然，民联在原霹州务大臣尼查的领导下，拒绝下台，掀起了一场宪制斗争。霹雳州也陷入宪政危机，直是始料未及。
本来民联的内部组织有些松弛，也存在着人事矛盾，未想这政权一转手又激起民联的昂扬斗志。除了尼查力保团队，将斗争场转向法庭外，又通过霹雳州议长援引议会条规向国阵的州务大臣赞比里及6名行政议员“开刀”。议长西华经过听证会后宣布州议会禁足赞比里18个月及其它行政议员12个月，如此的大阵仗和两面开弓对准赞比里，也是史无前例的行动。
这场斗争的结局如何尚不得而知，目前是民联先屈居下风，可是民联也不是省油的灯，在不甘受挫下的反击也是波浪式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回教党人原本对霹州政权淡然处之，现在则为了回教党的尊严与尼查及其团队站在一起，行动党人也在此时刻感觉到回教党人的真挚与热诚，将两者之间的距离进一 步拉近了。
就在“霹州政变”之后，又发生民联吉打州行政议员阿鲁慕甘辞职的新闻。他的传闻已在去年开始，但他最终选择一并辞卸州议员也未震撼吉打州政权，只是民联需要迎接一场补选。
我们也把它归为民联的第四场的风暴。虽然对于拥有7个多数席的吉打州民联政府没有构成直接变天的威胁，但根据安华于2月19日在国会的揭露，不仅阿鲁慕甘备受压力，吉打民联的另一位州议员林思年也是在被拉拢之列。他甚至指说开价500万元引诱其议员跳槽，而且前吉打大臣马哈迪兹尔也亲自出马，并抖出所有这一切有经过反贪污局人员的布控与偷拍。
在吉打州，民联拥有22席（回教16，公正5及行动1），国阵拥有16席，只要有5名议员过挡，即告变天，可谓险象环生。
安华也在国会进一步揭露，民联在槟城和雪兰莪的州议员也被利诱和威逼。
槟州民联拥有29对国阵11的绝对优势，变天之说不存在；而雪州民联以36席对国阵的20席，也极不容易变天。除非有9名议员变节。
偏偏在此多事之秋，民联又于2月17日接到一枚引爆的炸弹，成为民联的第五场政治大风暴。中枪的人是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她在家中的裸睡照片被外泄，成为举国轰动的大新闻。虽然整个过程是被其熟人所陷害，但在此时此刻出现，引起“阴谋论”的联想。
黄洁冰为此宣布决定辞职，以免丑闻不断传开，但事件似乎没完没了，挺她的大有人在，揶揄她的也有。
这起肯定被人“出卖”的事件，无疑已给黄洁冰难以承受的打击，也唤醒了更多的民联议员步步为营，不知下一刻会再发生什么大事。
就在黄洁冰案件余波未了之际，又于2月22日爆开雪州州务大臣卡立被反贪污局指其私车官用动用维修费及送牛于选民有涉贪之嫌，又是第六个政治大风暴。
这一连串的事故接踵而来，不仅使到民联应接不暇，更成为民联反攻的一大依据。它们指出每一件事的发生都隐藏着政治动机，目的是搞垮民联在308后建立起的州政权。
有些人指说是由于安华先挑916变天说，才有以牙还牙的反击事件。但如果没有安华的916，是否就不会有最近连二连三事故发生？谁也不能打保单。毕竟政治斗争是无情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的。民联所面对的严竣挑战将在下来的三场补选（其中一个在砂州）见真章，选委会已将4月7日列为霹州武吉干东国席及吉打武吉士南卯州席的补选日，一场好戏也关系到两个阵营的未来政途。
(三) 公民社会对308的回应
308之前，公民社会都期望国家政治有所改变，但不敢想象变化会那么大，因此在308的那个夜晚，人民终于看到改变的到来。这是期待己久，但又预想不到的结局。
当尘埃落定后，各族人民都没有太大的失落，因为这是人民的意愿，也就接受这样的格局。这之中在民间有出现两种意见：一个是改得太大，也许会引发后遗症；一个是改得不够澈底，应该中央也改。不论那一种意见占上风，不争的是，大家都看到变化的到来。
由于安华看到民间能够接受更大的改变，他为了争取更多中立者的认同，也就顺着这条思路为民联的政改创造更大的条件，其中最显着和最具争议的是安华在选后的论调是有国阵的议员要倒向支持民联，而且声浪越来越大，牵动民间社会也开始相信还会有一个大转变，并且用简单的思维来想象安华的政治游戏就是国阵内有人跳槽，数目足以组成中央政府。
为什么民间（当然不是全部）会接受这种 “变天论”？主要是因为308给他们带来太大的震撼，任何不可能的任务也会完成的；人民认为较大的改变是需要的，以让政局全面洗牌；压抑在心中的闷郁太久了，正是再变的好时机。
这种情感与理智交织的发泄也只是把焦点放在现实的层面上，即是什么时候改，而没有在思想上将之化成一种努力争取的运动。换句话说，人民什么也不必做，只等再变天。这就把“希望”全寄托在安华一个人的身上，等着他来变。
安华也因为要有个交待，终于喊出了“916变天说”。虽然舆论界的声音不一而足；国阵更是嗤之以鼻，但基本上安华已“掌握了民意”，暂时在舆论上占上风。
不过，安华当时只是“引导”民间要一个“916”，而没有教育人民将之视为一种长期的改革运动，结果“受困其中”；反而是舆论此时出现一种新的诠释，那就是“916”只能视为一种民心求变的标志，不是算日期来变天，为安华“解围”，毕竟安华是 人不是神。
就在变不变天争议升温的8月份的时候，安华突然官司纒身，再一次面对“鸡奸”控状。这一下子又被安华抓到时机，民间对他的同情油然而生。那些本来持观望态度的老百姓，也又再靠向安华。无形中，他再次凝聚民间力量。
从同一个月在峇东埔举行的补选来看，形势几乎倒向安华又说明了民间期望他直接领导民联，以和国阵争一日长短。
安华的东山再起（重入国会）被他解读为民意站在他的一边，也促使他重新擦亮“916”的招牌。就这样916又再一次形成一种有压力的运动，促使国阵不能等闲视之，只好外遣议员出国，以免动摇军心。
民间此时看到的是两个阵营的短兵相接，并开始接受安华即便变天不成，也无需给予太大的责难。结果安华在后来说了，他已尽了人事，可天不从人愿。
在另一方面，安华却成为国阵揶揄的对象，一些评论人也将矛头对向安华，指他的变天不过是一场把戏，一厢情愿的政治秀，根本不存在的乌托邦。
不过这种政治反击并没有使到安华失分反而让民间接受退求其次的等待时机。虽然安华在后来多少成功地将“916”转化成求变的运动，但问题跟着接踵而来。如果说“916”已被安华转成一场持久战的话，那么国阵的还手是必然的反应，只是安华没算到变化已在酝酿中。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突然有一位霹雳巫统州议员过档公正党，让安华欢欣不己，原来在另一边厢公正党两名被控贪污的行政议员已有异样。在2月初的时候，变天在霹雳成为大课题。结果真的霹雳又告变天。国阵在三名民联议员支持及另一名议员回巢下，轻易地击败民联，重掌政权。
这件事被国阵形容为以牙还牙，指的是安华开跳槽之风，国阵不过是依样葫芦反击，怪不得国阵出重手。民间是否接受这样的解释却大有疑问，因为他们求变之心并没有改变，而且求变也不是“复辟”旧政权。于是民间舆论又告沸沸扬扬，要求重选之声不绝于耳。
例如独立民调在2月12日发表的调查显示，有74%的吡州选民要求解散州议会，重新举行选举。
《当今大马》在2月4日发表的“民调”显示，有94%读者支持闪电大选，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不稳定状况。
这就是说，民间社会不接受走后门的夺权，但要求公平的“决斗”，让人民再次裁定由谁主政。安华无疑又为他的政治斗争取得筹码。
如果说较早前的登嘉楼国席的补选为民联摘下彩球，那么霹州若有重选就会提高民联胜算的信心。
在这方面，行动党州议员杨巧双律师的一篇评论是值得注意的，她在其部落格（2月15日）指出安华的916与霹州变天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前者是依循宪制来寻求政权的替换，而后者是不循宪制的做法，因此霹州变天不是916的翻版。
杨巧双是从法律的观点看问题，而没有从民意的导向作进一步的解释，但从民意来看，又是两者不同的演译，主要是人民要的是改变，不是走回头路，无形中对国阵的夺权产生了抗拒感。
本来霹州的宪政危机已够让民意滚动起来，讵料下来发生的风暴更增添人民的怨气。其一是吉打州行政议员阿鲁慕甘辞职事；其二是雪州行政议员黄洁冰裸照风波及其三是雪州州务大臣卡立的车牛事件，把原本已陷入混淆的政局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民间不断在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中事的都是民联的议员，为什么有这么多巧合？
当人民解不开这一连串的迷惑时，也就将所有的事件解读成“政治阴谋”。表面上看这些个打击对民联至为不利，甚至还会弄垮民联的另一个州政权，实则民意好像又转过头来同情已是出现裂痕的民联组合。一项意想不到的变化是：由于霹雳州务大臣尼查的亲民表现，竟而促成行动党与回教党能同在民间鼓吹民怨，强烈的要求还政于民，这种夺权之后衍生的风潮也是国阵估算不到的。
因此可以推测下来的两场、三场或四场补选，或一个州选，都是对两个阵营的政途的考验，任何的节外生枝，也只会使民联加分。
由此来看308后一年的民间社会，虽有少些种族情绪在发酵，但基本上是种族整合的契机。因为民主与平权是不分种族也不分宗教的。当老百姓不要种族政治，当老百姓求变心切的时刻，不论是国阵或民联，只能以民意为导向，不能我行我素，不能故步自封，否则会像纳吉所说，政党若不求变，就等着人民来改变它。这正是民间社会在民主政治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也是他们所要看到的结论：朝向建立一个清廉、公正、没有滥权和贪污的社会。谁也不能掉以轻心。
308之后人民已醒觉，他们的成熟表现在适当的时候才释放他们的能量。今天的政治生态已大大改变，不再是513前的政治生态。国阵也好，民联也好，求变是生存之道，不变是自我设陷。就是这么简单的政治大道理。
刊于3月《光华日报》
推动马来西亚客家学研究
台湾中央研究院提出的东南亚客家研究工作计划书是一个伟大和长远的构想，以便走出台湾，面向东南亚客家社群，再延伸及世界各地，而后与中国客家的历史溶成一炉。如此的“内合外调”，最终必能形成一张较为完整的“世界客家网”，而使到不论是中国大陆的，台湾的，东南亚的及全世界各地的客家民系都能连成一环。除了能在台湾苗粟园区设立全球客家博物馆外，也一定能使到海内外的客家人引以为荣。从而彰显客家人“开枝散叶”又“落地生根”的民族特性。即使在时移物换下，依然能从历史的层面拆射出其光辉的一面，照亮客家人走过和将要走的道路。
虽然我不敢说，中央研究院的大胆构想和创意实践是十全十美的，但我认为它已跨出重要的一步，比起一年一度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举行不遑多让，并且起了主导作用，带有传承和赓续客家文化的使命。
我希望也相信在以萧新煌教授为首的工作团策划和努力下，必能触动中国客家行政单位加快步伐，动用国家资源，采取相应行动以较高姿态，通过学术领域，配合台湾的调研，共同为整合客家人的历史地位和未来的定位而努力。
与此同时，若能在中台的合作下，一起跨出海外，也将重心移向东南亚的客家研究，必能“凸显东南亚客家的特殊历史和特有的当前处境”（引自中研工作计划书）。
根据我的经验，中国各地的客家团体和单位的海外考察团多数是来到东南亚走马看花，或进行联谊工作。仅有极少数带有学术研究的倾向；而过去台湾方面，也多是或进行集体访问或少数的个别研究，忽略了客家学不仅在大陆和台湾，也应涵盖东南亚这重要的一块。换句话说，鼓起东南亚客家人重视本身的文化，包括将“客家学”引进马来西亚是必要的。这可以和本地大专院校建立起双向沟通。若有此条件，客属公会也准备参与其中。
无可否认的，马来西亚的客家单位只能凭自身的努力创设，维持会所的存在和从事有限的慈善，福利及教育的工作，甚少涉及客家学研究这一极富意义的工程。当然也因为客观环境的局限，但也不能否认缺乏主观的积极。
如今中研院的工作团来到马来西亚进行有系统的调研，包括田野考察和通过口述历史协助我们勾起集体回忆，不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创举。这不但是历史性的，也意味着台湾客家学第一次有组织和有明确目的的走向海外。
以我们马来西亚客家人来说，我们是在1978年才组成客家联合会。直到今天共有72个成员分布在东马西各州。初时是一个松弛的组织，随着值年主席（以州属为准）而移动“总部”。到了90年代，联合会的总部才永久性地设立在吉隆坡，在丹斯里吴德芳领导下，也出版一系列客家刊物，更在2006年成功地在槟州客属公会4楼设立起马来西亚第一间客家文物馆。由于资料缺乏（未并有系统的归纳），且馆地面积有限，我们只能靠摸索而成。虽不尽如人意，但突显了我们客家先贤早期对马来西亚开垦与发展的功绩。我们这样做是希望能使这个文物馆成为海外客家研究基地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原来在槟榔屿的浮罗山背是我们客家人的发祥地，在早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客家村”。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浮罗山背已不再是“客家人的天下”，但却是一个“客家话社区”。在当地的华人，都以客家话作为通用语即为一例。正如在槟城市区是“福建话的天下”，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
在此，我要感谢中央大学的教授及研究生们在去年不辞劳苦年在浮罗山背区进行田野调查，而他们所得到的初步结论是：浮罗山背曾经是客家人最先聚居的地方。至今还留下“客家”痕迹。我希望这个研究的成果能有助于我们在浮罗山背设立“客家村”的地标。
虽然说今天它或已失去昔日的客家风采，但历史上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客家人南迁马来西亚的第一个驿站。就此意义而言，一旦客家村的宏愿美梦成真，我们将会为马来西亚客家人建立另一座丰碑，也能向全球客家人展示我们的客家丰采。
（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推动而由中央研究院执行的“东南亚客家研究”工作团于最近（1月11日至16日）在新山、槟城及诗巫主办了三场工作坊，获得了当地学者及客家人的参与。作为引进客家学在马来西亚开展的起点。
槟城的这一场工作坊是在1月14日假韩江学院举行。有四位学者，即陈耀威、李永球、陈亚才及谢诗坚各别坚针对客家建筑、宗教与政治课题提呈论文，掀起东南亚客家研究的新高潮。
以上是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会长兼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应邀主持开幕的致词重点）。
刊于2009年3月1日《南洋商报》
虽然我不敢说，中央研究院的大胆构想和创意实践是十全十美的，但我认为它已跨出重要的一步，比起一年一度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举行不遑多让，并且起了主导作用，带有传承和赓续客家文化的使命。
我希望也相信在以萧新煌教授为首的工作团策划和努力下，必能触动中国客家行政单位加快步伐，动用国家资源，采取相应行动以较高姿态，通过学术领域，配合台湾的调研，共同为整合客家人的历史地位和未来的定位而努力。
与此同时，若能在中台的合作下，一起跨出海外，也将重心移向东南亚的客家研究，必能“凸显东南亚客家的特殊历史和特有的当前处境”（引自中研工作计划书）。
根据我的经验，中国各地的客家团体和单位的海外考察团多数是来到东南亚走马看花，或进行联谊工作。仅有极少数带有学术研究的倾向；而过去台湾方面，也多是或进行集体访问或少数的个别研究，忽略了客家学不仅在大陆和台湾，也应涵盖东南亚这重要的一块。换句话说，鼓起东南亚客家人重视本身的文化，包括将“客家学”引进马来西亚是必要的。这可以和本地大专院校建立起双向沟通。若有此条件，客属公会也准备参与其中。
无可否认的，马来西亚的客家单位只能凭自身的努力创设，维持会所的存在和从事有限的慈善，福利及教育的工作，甚少涉及客家学研究这一极富意义的工程。当然也因为客观环境的局限，但也不能否认缺乏主观的积极。
如今中研院的工作团来到马来西亚进行有系统的调研，包括田野考察和通过口述历史协助我们勾起集体回忆，不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创举。这不但是历史性的，也意味着台湾客家学第一次有组织和有明确目的的走向海外。
以我们马来西亚客家人来说，我们是在1978年才组成客家联合会。直到今天共有72个成员分布在东马西各州。初时是一个松弛的组织，随着值年主席（以州属为准）而移动“总部”。到了90年代，联合会的总部才永久性地设立在吉隆坡，在丹斯里吴德芳领导下，也出版一系列客家刊物，更在2006年成功地在槟州客属公会4楼设立起马来西亚第一间客家文物馆。由于资料缺乏（未并有系统的归纳），且馆地面积有限，我们只能靠摸索而成。虽不尽如人意，但突显了我们客家先贤早期对马来西亚开垦与发展的功绩。我们这样做是希望能使这个文物馆成为海外客家研究基地之一。
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原来在槟榔屿的浮罗山背是我们客家人的发祥地，在早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客家村”。虽然随着时间的流逝，浮罗山背已不再是“客家人的天下”，但却是一个“客家话社区”。在当地的华人，都以客家话作为通用语即为一例。正如在槟城市区是“福建话的天下”，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
在此，我要感谢中央大学的教授及研究生们在去年不辞劳苦年在浮罗山背区进行田野调查，而他们所得到的初步结论是：浮罗山背曾经是客家人最先聚居的地方。至今还留下“客家”痕迹。我希望这个研究的成果能有助于我们在浮罗山背设立“客家村”的地标。
虽然说今天它或已失去昔日的客家风采，但历史上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客家人南迁马来西亚的第一个驿站。就此意义而言，一旦客家村的宏愿美梦成真，我们将会为马来西亚客家人建立另一座丰碑，也能向全球客家人展示我们的客家丰采。
（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推动而由中央研究院执行的“东南亚客家研究”工作团于最近（1月11日至16日）在新山、槟城及诗巫主办了三场工作坊，获得了当地学者及客家人的参与。作为引进客家学在马来西亚开展的起点。
槟城的这一场工作坊是在1月14日假韩江学院举行。有四位学者，即陈耀威、李永球、陈亚才及谢诗坚各别坚针对客家建筑、宗教与政治课题提呈论文，掀起东南亚客家研究的新高潮。
以上是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会长兼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应邀主持开幕的致词重点）。
刊于2009年3月1日《南洋商报》
謝詩堅：解決政局不穩良策
報導：陳思遠
（吉隆坡4日訊）政治評論員拿督謝詩堅博士認為，霹州民聯政府解散州議會舉行閃電州選舉，是解決州政局混亂及不穩定的最恰當方案。
他說，隨著州議員跳槽及民聯與國陣兩派互相挖角的政治角力，浮上台面后，霹州政局就陷入不穩定，由民聯控制的州政權也岌岌可危。
他指出，如果這種情況持續，將使霹州民心浮動，州發展停滯不前。
“解散州議會以重新選舉，讓人民重新決定，也是尊重民意做法，並且可解決州政權不穩定局面。”
謝詩堅今日接受本報詢問時也說，霹州閃電選舉成績，將影響全國政局。
不會模稜兩可
他相信，一旦重新選舉后，將產生新的州政府，不論是民聯或國陣執政，相信都能以大多數議席執政。他預測霹州人民在閃電選舉中的決定，將不會是模稜兩可，一是傾向國陣，二是傾向民聯。
謝氏說，若國陣在霹州閃電選舉大勝，就能鞏固未來首相拿督斯里納吉的中央政權。反之，納吉接管政權后在施政方面並不容易。
他指出，霹州並不是半島首個舉行閃電選舉的州屬，吉蘭丹州曾在1977年舉行閃電選舉。
謝詩堅說，1977年之前，回教黨是在國陣內，和巫統一起執政丹州，由于巫統與回教黨鬧分裂，那時的首相敦胡先翁宣佈丹州進入緊急狀況，暫由中央政府接管州政權，然后舉行閃電州選舉。
“當年國陣在丹州閃電選舉中大勝，被國陣開除成為反對黨的回教黨，只贏得2個州議席。”
（转载2009年2月4日中国报）
（吉隆坡4日訊）政治評論員拿督謝詩堅博士認為，霹州民聯政府解散州議會舉行閃電州選舉，是解決州政局混亂及不穩定的最恰當方案。
他說，隨著州議員跳槽及民聯與國陣兩派互相挖角的政治角力，浮上台面后，霹州政局就陷入不穩定，由民聯控制的州政權也岌岌可危。
他指出，如果這種情況持續，將使霹州民心浮動，州發展停滯不前。
“解散州議會以重新選舉，讓人民重新決定，也是尊重民意做法，並且可解決州政權不穩定局面。”
謝詩堅今日接受本報詢問時也說，霹州閃電選舉成績，將影響全國政局。
不會模稜兩可
他相信，一旦重新選舉后，將產生新的州政府，不論是民聯或國陣執政，相信都能以大多數議席執政。他預測霹州人民在閃電選舉中的決定，將不會是模稜兩可，一是傾向國陣，二是傾向民聯。
謝氏說，若國陣在霹州閃電選舉大勝，就能鞏固未來首相拿督斯里納吉的中央政權。反之，納吉接管政權后在施政方面並不容易。
他指出，霹州並不是半島首個舉行閃電選舉的州屬，吉蘭丹州曾在1977年舉行閃電選舉。
謝詩堅說，1977年之前，回教黨是在國陣內，和巫統一起執政丹州，由于巫統與回教黨鬧分裂，那時的首相敦胡先翁宣佈丹州進入緊急狀況，暫由中央政府接管州政權，然后舉行閃電州選舉。
“當年國陣在丹州閃電選舉中大勝，被國陣開除成為反對黨的回教黨，只贏得2個州議席。”
（转载2009年2月4日中国报）
有前例可循 霹雳宣布紧急状态的可能性存在
来源：风云时报 作者：陈锐嫔
(吉隆坡19日讯）霹雳州议长对国阵大臣与行政议员下禁足令，再一次引发宪政危机的说法。而宪政危机最坏的情况是，中央政府以州政府瘫痪为理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实，我国的东马与西马皆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1966年，当时的首相东姑坚持认为砂劳越首席部长宁甘失去信任，要求宁甘辞职。虽然宁甘拒绝辞职，但是中央政府决定干预砂劳越内政，委任達威施里取代宁甘成为砂州首长。宁甘入禀高庭，高庭宣布宁甘胜诉，宁甘於是在1966年9月6日恢复视事。但是在同年9月15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在中央政府请求下，宣布砂劳越进入紧急状态。
在1977年吉兰丹的紧急状态，则原自於巫统与回教党组成联合政府后，在巫统鼓动下，回教党发生内斗，并与巫统的关系闹僵。回教党要撤换隶属该党的州务大臣，但是巫统不同意，于是巫统在国会促成丹州于1977年11月8日进入紧急状态，并由中央暂时接管州政府。
而目前霹雳州是否会宣布紧急状态呢？时评人看法各异。
杨培根：要看国阵的素质
资深律师杨培根认为，谁都无法预测国阵是否会在霹雳州宣布紧急状态。“有些统治阶层为了不失去政权，什么都可以做。这就要看这个统治阶层本身的素质，是否要采取这样的手段。”
谢诗坚：不排除宣布紧急状态的可能性
根据政治评论员谢诗坚的看法，国阵在霹雳州宣布紧急状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砂劳越与吉兰丹都曾经因为发生宪政危机，而被中央政府接管，进入紧急状态。
他分析说，霹雳州宪政危机和砂劳越与吉兰丹的宪政危机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地方在于，出现两个州务大臣。目前霹雳的新州务大臣并不是州议会选出来的，还没有经过州议会的考验；而民联的州务大臣，因为不是被州议会罢免的，所以认为自己是合法的。
“如果中央政府认为霹雳宪政危机无法解决，他就会采取宣布紧急状态的手段。通过法律途径虽然也是解决方案，但是要解决目前的僵局，最好与最有效的方案是重新举行州选，因为这才是符合民意的解决方式。”
胡逸山：怕民怨不會实施
另一方面，时事评论人胡逸山则认为国阵应该不会在霹雳州动用紧急法令。“现在民间对国阵的政治手法已经有这么多不满了，如果在霹雳州实施紧急状态，只会更招致民怨。"
(吉隆坡19日讯）霹雳州议长对国阵大臣与行政议员下禁足令，再一次引发宪政危机的说法。而宪政危机最坏的情况是，中央政府以州政府瘫痪为理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其实，我国的东马与西马皆曾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1966年，当时的首相东姑坚持认为砂劳越首席部长宁甘失去信任，要求宁甘辞职。虽然宁甘拒绝辞职，但是中央政府决定干预砂劳越内政，委任達威施里取代宁甘成为砂州首长。宁甘入禀高庭，高庭宣布宁甘胜诉，宁甘於是在1966年9月6日恢复视事。但是在同年9月15日，马来西亚最高元首在中央政府请求下，宣布砂劳越进入紧急状态。
在1977年吉兰丹的紧急状态，则原自於巫统与回教党组成联合政府后，在巫统鼓动下，回教党发生内斗，并与巫统的关系闹僵。回教党要撤换隶属该党的州务大臣，但是巫统不同意，于是巫统在国会促成丹州于1977年11月8日进入紧急状态，并由中央暂时接管州政府。
而目前霹雳州是否会宣布紧急状态呢？时评人看法各异。
杨培根：要看国阵的素质
资深律师杨培根认为，谁都无法预测国阵是否会在霹雳州宣布紧急状态。“有些统治阶层为了不失去政权，什么都可以做。这就要看这个统治阶层本身的素质，是否要采取这样的手段。”
谢诗坚：不排除宣布紧急状态的可能性
根据政治评论员谢诗坚的看法，国阵在霹雳州宣布紧急状态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砂劳越与吉兰丹都曾经因为发生宪政危机，而被中央政府接管，进入紧急状态。
他分析说，霹雳州宪政危机和砂劳越与吉兰丹的宪政危机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地方在于，出现两个州务大臣。目前霹雳的新州务大臣并不是州议会选出来的，还没有经过州议会的考验；而民联的州务大臣，因为不是被州议会罢免的，所以认为自己是合法的。
“如果中央政府认为霹雳宪政危机无法解决，他就会采取宣布紧急状态的手段。通过法律途径虽然也是解决方案，但是要解决目前的僵局，最好与最有效的方案是重新举行州选，因为这才是符合民意的解决方式。”
胡逸山：怕民怨不會实施
另一方面，时事评论人胡逸山则认为国阵应该不会在霹雳州动用紧急法令。“现在民间对国阵的政治手法已经有这么多不满了，如果在霹雳州实施紧急状态，只会更招致民怨。"
潘永强: 翁诗杰不该"通吃" 巫统以"配合性"扶持总会长
来源：风云时报 作者：郑屹强
(吉隆坡26日讯）马华从成立至今一直面对系列的党争，从最早期的林苍佑与陈祯禄之争、林敬益与陈修信的决裂，李三春与曾永森的对决，又或是最激烈的梁陈党争，到近年的李金狮与林良实之争，和双林之争，马华内斗从不言休。
时事评论人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这是大型政党必然会出现的状况，因为党内关系复杂、组织基层庞大等，所以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生态。
结构决定党争 派系需要平衡 不能通吃
他表示，马华目前的结构决定了他必须会出现内斗，而这也就是马华的政治生态。“308后的马华领导层已经没有办法如当年般强势，所以无法镇压基层，那内斗的情况会持续不断。”
政治评论员潘永强博士则认为，党内派系是没有办法消灭，也无法“通吃”的，这次党争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翁诗杰罔顾各路派系的平衡与权力分配均匀，想要用自己的势力一统天下，当然会引起各路人马的不满，而想要联合对付他。
他表示，马华本来拥有完善的操作机制来解决党争问题，选举就是其中一个。但是这次的问题是在翁诗杰不尊重在现有机制下，选举协商所生产出来的人与其职务，没有按照惯例与他权力分配，反而以各种动作来排挤他。
不管蔡细历有什么道德污点或个人问题，但是他还是由中央代表选出来的署理总会长，翁诗杰应该尊重他所担任的职务，不应该“通吃”。
李三春以实力击退何文翰 翁诗杰以权力打击蔡细历
他表示，当年李三春虽然跟何文翰不同派系，但是也以据惯例分配权力，只是以实力原则、基层组织力来打倒他，使他淡出政坛。但是翁诗杰确实运用总会长所拥有的权力来进行打击蔡细历，这其实也显示翁诗杰对于自己基层实力、组织力信心不足所体现出来的面貌。
另一方面，时事评论人拿督谢诗坚博士认为，这次的马华党争内，巫统不会再如往常般介入马华事务，反而是会与在马华党内占有优势与主导权的领袖合作，不介入马华事务，以免马华陷入为难的局面。
马华党争巫统肯定介入 马华总会长需要巫统主席支持
政治评论员潘永强博士则认为，马华本来就是缺乏自主性的政党，因为它需要依附在巫统身上，所以巫统的介入是必然的现象，只是如何介入而已。
“马华总会长向来都是需要得到巫统主席的支持，才能当上的。当然巫统所考量的东西会是这个人选的配合性、能否符合巫统利益或能否在选举中得到华人选票等。所以从李三春到黄家定的下台肯定跟巫统有关，当这些人无法配合或得到华人选票时，他自然要被淘汰。”
(吉隆坡26日讯）马华从成立至今一直面对系列的党争，从最早期的林苍佑与陈祯禄之争、林敬益与陈修信的决裂，李三春与曾永森的对决，又或是最激烈的梁陈党争，到近年的李金狮与林良实之争，和双林之争，马华内斗从不言休。
时事评论人拿督谢诗坚博士表示，这是大型政党必然会出现的状况，因为党内关系复杂、组织基层庞大等，所以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生态。
结构决定党争 派系需要平衡 不能通吃
他表示，马华目前的结构决定了他必须会出现内斗，而这也就是马华的政治生态。“308后的马华领导层已经没有办法如当年般强势，所以无法镇压基层，那内斗的情况会持续不断。”
政治评论员潘永强博士则认为，党内派系是没有办法消灭，也无法“通吃”的，这次党争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翁诗杰罔顾各路派系的平衡与权力分配均匀，想要用自己的势力一统天下，当然会引起各路人马的不满，而想要联合对付他。
他表示，马华本来拥有完善的操作机制来解决党争问题，选举就是其中一个。但是这次的问题是在翁诗杰不尊重在现有机制下，选举协商所生产出来的人与其职务，没有按照惯例与他权力分配，反而以各种动作来排挤他。
不管蔡细历有什么道德污点或个人问题，但是他还是由中央代表选出来的署理总会长，翁诗杰应该尊重他所担任的职务，不应该“通吃”。
李三春以实力击退何文翰 翁诗杰以权力打击蔡细历
他表示，当年李三春虽然跟何文翰不同派系，但是也以据惯例分配权力，只是以实力原则、基层组织力来打倒他，使他淡出政坛。但是翁诗杰确实运用总会长所拥有的权力来进行打击蔡细历，这其实也显示翁诗杰对于自己基层实力、组织力信心不足所体现出来的面貌。
另一方面，时事评论人拿督谢诗坚博士认为，这次的马华党争内，巫统不会再如往常般介入马华事务，反而是会与在马华党内占有优势与主导权的领袖合作，不介入马华事务，以免马华陷入为难的局面。
马华党争巫统肯定介入 马华总会长需要巫统主席支持
政治评论员潘永强博士则认为，马华本来就是缺乏自主性的政党，因为它需要依附在巫统身上，所以巫统的介入是必然的现象，只是如何介入而已。
“马华总会长向来都是需要得到巫统主席的支持，才能当上的。当然巫统所考量的东西会是这个人选的配合性、能否符合巫统利益或能否在选举中得到华人选票等。所以从李三春到黄家定的下台肯定跟巫统有关，当这些人无法配合或得到华人选票时，他自然要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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