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史识”的争议

备受争议的《种族关系》的课本，于7月19日由内阁决定收回，因部份内容不适合作为教材用途。首相阿都拉说﹕“政府将会成立一个以历史学家为主的小组负责撰写另一课本取代。”

这是由于博特拉大学出版的《种族关系》的内容被指在提及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1999年大选华团的诉求事件及2001年甘榜美丹事件的评述具有种主义的观点，把责任推到不同族群的身上。

虽然负责策划国立大专《种族关系》课程的三苏安利辩解课程是以单元形式提出而无真正的课本可言，但不论是“讲义”、“指南”或“教材”，都包含了编者或写作者的主观意识，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就是说，写历史的人都具有一定的思想意识或立场，并从他的角度来演绎历史，我们将此称为“史识”而不是“史实”。

所谓“史实”是指“历史的真实”或“历史的真相”；而“史识”是指历史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诠释”，这之中包含了作者的思想意识和其立场。当这两者被混淆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史识”掩盖了“史实”。

今日引发的争议就是因为作者被指用“史识”取代了“史实”，因此在另一方看来，只能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不是其它族群可以接受的“史评”。

虽然，我们要区分“史实”和“史识”并不容易，毕竟历史是由人来写，而写的人的立场和观点也许不会得到别人的认同，也就难免引起争议。但是，历史也不是全然可以把“真相”淹没的。这要看是什么年代的历史和站在什么立场写历史。

例如太久远的历史，自然是靠“史识”来认识“史实”，因为“史实”已无从考证，除非有出土文物加以推翻。如司马迁写《史记》的权威性就是因为他用“史识”来建立“史实”，而没有其它的史书足以辩驳，也就把“史识”当“史实”了。反之，如果是近数十年的历史，而许多当事人还健在的话，就容不得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因为另外的一方也有其“史观和史识”，自然会对另一方的“史识”作出挑战。

这就是说，越近代的历史，越不容易抹掉“史实”。举例来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离开今天不过40年的历史，许多当事人还健在，就无法用“史识”来取代“史实”，况且有些事和人尚触及敏感课题，官方只好暂时“束之高阁”，待百年之后才来解读。

同样的道理，马来西亚的“五一三”事件距离也不过37年；尤其是这个课题仍属敏感课题，由一方来自下定论肯定引起另一方的不满。因此最妥善的方法是侧重“史实”的描述，避免加入个人的“史识”。若遇到对种族和谐无所帮助的描述，也只好从简或把史料道出即可，不必有“史评”。

这是因为我国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种族和谐与谅解，才有《种族关系》课本的出现。说白了就是某些存争议的课题可以悬挂或暂不解密，让年青的学生从史料中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提高警觉，从而珍惜和平与和谐的重要性。若是进行学术研究，另当别论。当然百年之后，进行解密也非“敏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某些特定的历史，特别是种族关系的历史，在预定的议程下，一定得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无需以“史识”来争辩。大家先尊重“史实”，不必强调“史识”，是较理想的折衷方案。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年青年人“以史鉴今”。则什么“史识”的争议和史观的辩论在此并不适用。并不是我们不尊重历史，而是历史这面镜子在某些事件上若被磨损，效果便会适得其反。明乎此，有时候历史会被迫处在“无声胜有声”的静态中，因为历史得让位于今天和明天的长治久安。

焦点人物丁福南

槟州行政议员丁福南“人气急升”，这些日子来成为新闻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有两个争议性的课题引发。其一是市面上传言四起，说他将是许子根之后的未来首席部长；其二是二槟州政府对槟岛交通系统的“革命”未能取得效果，造成议论纷纷，虽然内中有各种因素，但也将矛头指向丁福南。于是丁福南成了被议论，被评头品足的人物。

究竟丁福南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又是在什么时候踏足政坛的？相信读者会有兴趣知道。

首先丁福南在锺灵中学毕业后，就负笈印度攻读医科，学成归来后曾在槟城中央医院当医生。那个时候，他对政治还不是十分热衷，但喜然与报社的人交朋友，开始了他对政治的关注。

当他在70年代准备自行创业时，他首先想到的是顶下一间药房，而不是自行开业。结果皇天不负苦心人，刚好那个时候就在观音亭对面的杨清添荮房要出让，因为杨清添医生年纪大了，准备退休颐养天年，我曾问丁福南为何要承顶杨清添药房？他这样说：杨清添负素盛誉，尤其是为下层人民看病或收低廉费用或不收钱而赢得好名声。他愿意接收这一传统。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清添药房也是三轮车夫看病的诊所之一，因而有所谓「三轮车医生」的美誉。

当丁福南成为药房的主人后，他什么都没有改，只是在内部作一些小装修，门口的招牌依然是杨清添药房。他说这样子做，老顾客照归来，没钱的人也照来，他就依据杨医生的规矩看病。

慢慢地，他的药房生意好了起来，每天都有大把病人，用“门庭若市”来形容也不为过。直到多年以后，才见出现丁药房的牌子。他继承了杨清添的衣钵，也给他带来幸运。

他的幸运不单是在药房上，而且他也跨出另外的一步，向政坛迈进。大概是80年代，他比较积极在政治上活动，也成为市议员。不过他和许子根等华教人士的参加民政党是不同渠道的。他们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加入同一个政党。当1982年许子根在政坛上炒热且当选国会议员后，丁福南还是个“小人物”。顶多官拜芝麻九品官，做个市议员为民服务。

政治这条,路，对丁福南而言并不好走。在1990年第一次代表民政党出征州议席时，他以微差不足100票败下阵来。这一年反风甚大，行动党在33个州议席中扫走14席，民政跌剩7席，马华再次归零，由于巫统仍维持12席，国阵继续执阵，而那一年也启开了许子根时代。

1995年丁福南再作重归，这一次他雪洗前耻，如愿以偿地当上州议员。1996年他接替任期届满的陈锦华，成为槟岛市政局主席。这个职位在民间的口头上称之为“市长”。丁福南也成为了“丁市长”。其实在1966年过后，市议会已由州政府接，不再有民选市议员，也就没有“市长”之职。但市政局主席的职权比“市长” 大。因为以前的市长是只管乔治市，而后州政府将乔治市议会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管理面积也就涵蕴整个槟岛。

1999年丁福南再次胜出而出任州行政议员。槟岛市政局主席又再归由公务员担任，结朿了政治人物主管的年代（达9年之久）。虽然如此，丁福南还是被分管两地（槟岛和威省）的地方议会直到今天。

由于接近许子根，丁福南自然而然地成为许子根的副手之一。在2004年的大选时，有风声说许子根可能弃州攻国，转调中央，丁福南又成为热门人物之一，结果是一切如常，许子根照归留在州议会，继续统领槟州政府。这个时候，仍然担任州行政议员的丁福南已是更加接近权力的边缘。

可能是因为这缘故，在民政党于2005年党选时，丁福南即以高票当选副主席。成为许子根之后的权力核心人物之一。基于这样的推理，也就有人认为若是许子根上调中央，丁福南很可能出线。

当然这也只是猜测。对丁福南而言也不知是喜还是忧。因为在一切都未成熟前，他已经成为一个评论的焦点，甚至有的候还成为耙子之一。例如最近的交通系统改革失败，槟州政府准备启动第二个方案时，就有箭射向丁福南，指他应对失败负责。言下之意是为他的政途堆上石块。这对丁福南来说，是“煎熬”，也是“磨练”。所谓政治，必有争议，有矛就有盾也！对任何人都没有例外，丁福南也只能以不变应万变。确切地说，没有人知道将来的局面是洗牌或不洗牌？

三项调查．两个置疑

在最近两个月内，有三项所谓国际调查给马来西亚打分。第一个是马来西亚人（以吉隆坡为标准）的礼貌倒数第三。第二个是马来西亚人不大讲究卫生，有三成人如厕后不洗手。而第三个是马来西亚人是快乐的。

这是国际组织的三个课题的调查结果，虽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如果将这三个结果连系起来评析，倒可说明某些调查存在着争议。

首先是《读者文摘》在全世界35个城市进行“礼貌调查”，结果发现马来西亚人缺乏礼貌，排名倒数第三，在百分比上，只得37分，殿后是孟买，只有32分，新加坡则倒数第五，得42分，名列前茅的是纽约。

它是根据三个方法进行抽样调查﹕(1)购物测试，看看店员有没有微笑或者说谢谢；(2)掉纸测试，调查员故意掉纸在地上，看看对方的反应；(3)帮忙拉门测试，看看对方是否为调查员开门或挡门等。

这种从小动作来检视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有礼貌虽然可以得出某种“结论”，但却不是全面与公允的，因为礼貌是一种待人接物之道，属于社交的一种礼节。马来西亚人一般上都是比较平和与保持公民应有的意识。例如懂得排队，不争先恐后；遇事虽有争执，但大多数也不鲁莽肢体冲突。也因为习惯成自然，不拘小节，有时也不显得对小事格外热心。如果你斤斤计较小节，期望人人向你微笑、说声谢谢或帮你拾起纸张或为你开门挡门才是礼貌的话，则可能会失去公平的评价。这就是说，《读者文摘》的调查若可以成立，则礼貌已被扭曲成“从细节定全局”的偏狭思维。

从礼貌再往前一推，《国际卫生理事会》又发现马来西亚人有34%进食或料理食物之前不洗手，并有29%的上了厕所先后不洗手。因此又得到马来西亚人不讲求卫生和清洁的“结论”。如果说一个不重视礼貌和卫生的国家，其人民则是属于快乐的一群，倒是新奇的结论？因此我们对《新经济基金会(NEF)》连同英国环保组织地球之友进行调查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的“快乐指数”有更大的问号。

这份报告指说“最快乐的国家”多在南美洲，而八大工业国家的人民也不大快乐，全部不入头50名。反而是亚洲的一些国家的快乐指数排在西方国家前头。比如令人吃惊的是越南竟排第12名，这个曾被瓜分为南北越，而战争连连，死伤无数，且在支离破碎的国土上重新统一立国的国家，在其努力挣托发展约30年光景已成为亚洲最快乐的国家？这不让人置疑也几难。还有菲律政局动荡不安，外劳大量输出也居然排名第17名，比起马来西亚的第44名超前，真是大跌眼镜。而新加坡排在第131名，也实在太意料之外了。

原来报告说所谓的快乐是因为“他们很容易心满意足”，“也非消费导向的国家”，“让人生活在不需要太多烦恼之中”作为“标准”。这样的调查结果如果又是可以成立的话，则生活在孤岛中的少数人群，没有竞争或原始生活当然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他们对生活对环境感到满意，平均寿命也会长些。这种不求上进不面对竞争和不需要接受挑战的“理论”，等于是“落后就是快乐”，“进步就是自寻烦恼”，也难怪先进的国家和进步的地区的人民越是不快乐。

若是这样，相信人民宁可生活在“不快乐”之中，而不要过着刻板与无忧无虑又无所突破的日子。
马来西亚人民倒底快乐不快乐？我们都心里有底。但我们要说的是，这个调查不但离谱，也离开现实，没有客观价值可言。

总而言之，这三项调查，都没有使我们快乐起来，除了第二项大致不受挑战外，对于第一和第三项的调查我们都有存疑和置疑。

社团林立调和种族关系？

理大研究生陈利威向我提出一系列已备好的问题，要我一一回答，原来这是理大与美国密芝根大学的一项合作调查计划，是在著名学者瓦斯尼（Ashutosh Varshney）教授主持下的调查研究，主题是“族群和平与公民社会”。因为他要证明他的一套理论是否可以成为普世标准？根据陈君的说法，瓦斯尼教授的论据是在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有越多的跨族群团体和族群团体的存在，有助于缓和种族冲突，因为各个族群都有管道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不会动辄就起冲突。

我被告知，马来西亚是其中一个被调查的国家，因为它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而自从“513”事件（1969年）后，这个国家就不再发生种族冲突，似乎是他的理论或者可以成立的“试验场”。

我对于这种说法或说理论深感兴趣，因此也挑动我的神经腺，对此问题作一番思考。从一方面来说，马来西亚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国家，除政党之外，它在各个族群本身都存在许许多多的大小团体。有跨越族群容纳各民族的民间组织，也有族群中的各式各类的组织，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种现象以华人社会尤为显著。

当团体一多，虽然意见多多，各有表述，但遇有不顺心的事或对国家政策和施政有意见，又总会通过团体表达出来，或联合起来提呈备忘录，以抒解心中的不悦或不满。至于能否取得实质的效果，又是另外一回事。最低限度人民有机会通过最平和的手段进行诉求，不会有怨无处发泄。这是民主社会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虽然有时候不同的族群会对某些课题或施政产生争执或辩驳，但总是在民主的范畴内进行，不致一言不合，就诉诸极端。这在多元种族的社会是经常发生的事，不算是反常。重要的是彼此都要有所克制和约束，尊重宪法是其中一个关键。彼此都不能超越底线，否则就是把事情闹大。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族群的和平共处与相互尊重又涉及许多重要的课题，不是社团可以解决，还得要通过政治的手段来寻求一个共识和缓和之道。而在这方面，政府的公平施政起着决定性的因素。政党的介入也起一定的作用。由于这样，民间组织也好，或非政府组织也好，在它们提出比较尖锐性的课题或对某些政策和实施的结果作出批判性的响应后，也总是希望得到一个较为满意的解释或不再继续偏差下去。虽然民间并不可能事事顺心顺意；而且一个问题末了又出现一个问题，如此累积起来就是一箩箩的问题，但民间团体仍然喫而不舍，不让沟通管道阻塞，诉求了又再诉求。

自从1969年之后的37年间，马来西亚就是在这个架构上维持它的和平的局面。间中的族咩虽有时出现崩紧，但在调和下，又告缓和下来。终归没有大问题引发种族冲突。以致在外界看来，尤其是对研究种族问题的学者而言，马来西亚似乎在“创造一种奇迹”，即便有失调之处，也不再发生冲突。

当然这不是说马来西亚是完美的，但马来西亚存在千万个社团组织，却起着中和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人民明白冲突是两败俱伤的后果；因为经过“513”的教训后，人民都知道和平与民主的可贵。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种族问题已告解决，或不再有种族问题。这些年来，它有时也成为人民的一个困扰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为此，马来西亚要在实质上成为多元种族国家和谐生活的典范，还得下一番苦功，朝向建立一个公平与合理的社会来捍卫和平的持续。

一度叱咤风云的庄汉良

也许新一代的年轻人对庄汉良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在60年代起，他在商界崛起，而在70年代领尽风骚。

我对庄汉良有印象是在1960年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时，突然在报上发现一位独立人士候选人挑战社阵的候选人，竟成了大商人vs贩商。原来社阵的候选人骆万兴是一名报贩。

在社阵如日中天的年代，庄汉良这一战，自然是铩羽而归。换句话说，“资产阶级”斗不过“无产阶级”。这一年，社阵在15席中，扫走14席，继续执政，联盟（马华）好像只剩下一名市议员，他就是庄友良。

我不明白为什么庄汉良要趟政治这潭浑水，因为无党派是不容易立足的。自此之后，庄汉良不再卷入政治，而是往商场大展手脚。

其实，也是在1960年，庄汉良已是百万身家。他在中路的独立豪宅也刚好落成，报纸上还出现贺词。直到今天，它还是庄氏家族的象征。

我大概在60年代中期开始认识庄汉良，那时他是两间(中小学)的董事长，也是槟州董联会的主席。在言谈中，我发现他是一名有头脑有政见的生意人，他有他的想法，也有他的固执的一面。做人口快心直，有不满之处会即时表达出来，而不是一个城俯很深的人。基于这个理念，他单枪匹马参加政治竞选，失败后才知道政治是群体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可以改变局面的。

诞生于1916年的庄汉良，主要从事五金钢铁，塑料原料的生意，与另一名闻商陈火炎是好搭挡。虽然自1958年起就是槟州中华总商会的董事，但到了1972年才真正出人头地，出任商会会长。更令人意料之外的，在不久之后，他当选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联合会（现改名为马华工商联合会）总会长，成为风头甚健的红人，也是槟城人第一次走出“州门”，闯进吉隆坡 领导全马华商。再进一步，他又于1973年出任全国工商总会（各民族商组成）的会长一年。

就在他当红的年代，巧逢马来西亚政府准备与中国建交，也就派国企主席东姑拉沙里率领一个工商代表团前往中国访问。庄汉良就是其中一名团员。这种高格调的访问，给庄汉良的名气加分，因为他从中国回来后就成为媒体追访的对象。我曾与他进行一次的访谈，而那时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进入“批林批孔”的年代。我直到今天还记得庄汉良的一席话。他形容当时的中国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人民穿着朴素，人人都敬爱毛主席。毛语录是人手一册的。他赞扬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是一个团结与思想一致的国家，虽然说不上进步繁荣，但秩序井然，没有人敢做奸犯料。1974年的马中建交，更是庄汉良津津乐道的大事。

当然庄汉良也在中国寻找商机，只是在未开放的年代，这类的商机只适合试探性质，未能大张旗鼓进行。在1974年任期届满后，庄汉良把两个会长职（槟州的和全国的）移交给新任会长许平等，而他本身则转去出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负责复兴和重建工程（由1976年到1980年止），但他在这之前和之后是大会堂建委会的主席。

由一位既不是千万富翁的商家来领导全国华商，庄汉良确有他特出的地方。他的特出有两点是值得一提的﹕记得在80年代他曾十分不满教育部有意派不谙华语华文的人来长校，他竟拍桌而起的发出“豪言壮语”﹕“如果教育部坚持这样做，我们把校地收回，让教育部另找地方上课”，也就是说，他准备面对教育部的压力。后来此事也不了了之，教育部也不再坚持。

如果当时双方闹僵，结果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以当时的情势来看，庄汉良还是比较占上风的。

这里附带一笔，庄汉良不仅有其名气，是全国性的华社领袖，讲话也有一定的份量（他的急性子也是众所周知的），而且他与时任首席部长的林苍佑有较好的交情，能够审时度势发表言论。
其二，庄汉良不是胸无点墨的人，他有读过书，也会写文章。因此他不像一些社团领袖靠文胆写稿念讲词，而是自己亲笔写演讲稿，直接抒发他的想法和意见，不必假手予人。

他的字体是自成一格的。我在报馆服务时，就不时收到他的亲笔讲稿，还有每年元旦，华文报循例出版特刊，便会收到庄汉良的亲笔文章。对于一名殷商来说，也是少见的。说他是儒商，倒非言过其实。不过他的文章有时读来有点生硬，也不重视标点符号。为使文句顺畅，我也大胆地进行修润。

无论如何，他还是我认识中比较有文章品味，有学问的大商人。不仅于此，他还会写文章骂人。
在90年代，他又复出担任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而后逝世于在任期间(1992年) 。可惜的是庄汉良并没有结集出版过他的“言论集”，也就未留下“鸿文”供后人欣赏。

一位曾经叱咤商会和华团的领袖在逝世后的十多年的今天，总让人回想起他的“身宽体胖”和“直言不讳”的形象。庄汉良就是这么一位勇闯天下的“独行侠”。

槟州首席部长的“传奇”

最近，槟州首席部长职又成为热门课题，大家都在热切讨论和猜测未来的局面，但总得不出一个结论。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历史来演绎首席部长的人选，倒是有三个“传奇”的故事。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不要随意猜想，变化就在微妙之中。

先说第一个“传奇”。当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独立前，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力劝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于是在1957年8月4日，报章刊出的头条新闻如下﹕槟州州长（现已易名为槟州元首）将由联合邦立法议会议长拉惹乌达出任，而首席部长是林苍佑。

这个职位不是林苍佑的首选，他希望成为全国性的领导人之一，因此不接受这项推荐，而是要向中央跨进（结果他在1958年的马华党选中击败陈祯禄，成为马华第二任总会长）。他转而向东姑推荐由王保尼出任首席部长。

但还得经过一场民主的党内（联盟）选举，才能确定谁是“真命天子”。当时有两个人争夺这一高职，另外一人是谢成金。巧合的是谢成金是林苍佑的表兄。不过他不是接近林苍佑的人（王保尼与林苍佑是“急进党”人，一起过枝马华）。在7月16日的联盟会议上，王保尼与谢成金各得6票，最后林苍佑运用主席多一票的规定，判定王保尼胜出。就这样王保尼在林苍佑护航下登上高位，一位教书先生在时来运转下脱颖而出，他不是“钦定”的人选，却意外地被扶起。

第二个“传奇”是1969年大选时，由林苍佑领导的民政党竟然“石破天惊”地夺得槟州执政权。不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或有“先见之明”，王保尼潇洒地回报林苍佑当年“知遇之恩”，促请林苍佑在5月11日到州长府宣誓就职，而他也同时卸职。如果再延迟两天，局面可能改观，因为“513”的种族冲突悲剧随之发生了，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被终止。林苍佑也许无法顺利接任，也许党内会起变化。

这并非“耸人听闻”或“杞人忧天”。果然在1971年民政党就闹内閧，差点把林苍佑整下来。因为另一派系在党主席赛胡申阿拉达斯（他后来出任马大校长）及总秘书陈志勤领导下推出陈扑根取代林苍佑，但斗不过林苍佑，结果功亏一篑纷纷退党，整个民政党才成了林苍佑的“天下”，才稳住执政权。

第三个“传奇”发生在1990年的大选后，林苍佑出乎意料之外跌马，民主行动党在林吉祥带领下赢得14个州议席，民政只剩7席，马华则再一次“全军覆没”，巫统保住12席。在没有指定接班人下，民政党也不敢肯定谁会成为新首席部长。后来在巫统商议下，决定让民政党推荐人选。这个时候许子根并非首选，而是有一位曾任中央副部长的吴清德准备上位，以取代林苍佑的空缺。换句话说，民政党必须在这两个人之中挑选一人。论资历当然吴清德占上风，但论人缘背景，许子根则是“一头黑马”。在得到林苍佑等人的祝福下，许子根终于“过关斩将”，在中委会议上得到较多数的支持，成为林苍佑的接班人。

从上述三个“传奇”来看，槟州首席部长职是不能被刻意安排的，也不是“钦定”的。它的变化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谁会知道独立时林苍佑不上位却跑出一个王保尼来？而且王保尼上位也不是可以由林苍佑一手操办的。如果当年谢成金胜多一票，局面就改观了。

同样的，王保尼在位时也未刻意培养接班人，他没有想到会一败涂地。马华也因这一巨变，此后就与首席部长擦肩而过。

轮到林苍佑时代，同样没有想到会栽筋斗。有人说许岳金及吴清德是他刻意培养的接班人，事实证明是猜错了。许子根也不是他栽培的接班人，他是顺势“破土而出”的第三代领导人。

如今轮到许子根年代，他一样不可能“钦定”接班人，一切有待未来的演变而定。这也要等到大选后才能显出端倪。毕竟在大选前接任党主席不意味林敬意要退出内阁，我们就不必东猜西猜了，所谓船到桥头自然直。

文化大革命四十年祭

今年刚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1966-2006），回顾这一段血泪斑斑的历史，当可温故知新。“文革”的远因要推前到1958年的“大跃进”，用以回应1956年的“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下出现的反共思想；同时也是1957年反右斗争和整肃的延续（丁玲和艾青等著名作家被当成右派下放）。毛泽东在“大跃进”的旗帜下，把较早前（1953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及随之出现的“人民公社”结合成“三面红旗”。

这“三面红旗”的特征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公社，防止出现苏联在克鲁晓夫领导下的修正主义使红色江山变色，因而有康生的一句“名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传遍全中国。循着这一大方针，文艺路线也出现“两结合”的理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及革命的浪漫主义），以推动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

虽然在1959年，国防部长彭德怀反对“大跃进”的失误，但被扳倒了；虽然在1960到1962年出现三年灾害，造成生命损失，但刘少奇并没有占上风。为了制止各类的言论及防止“三面红旗”落地，获得毛泽东信任而已升为国防部长的林彪在1964年推出了“毛主席语录”，要人民天天读，背得滚瓜烂熟，因为林彪说了只要运用毛语录，天下难事肯定迎刃而解。

就这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极点，也就有利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通过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1965年底）的发表，终于为“文化大革命”掀开序幕。于是有了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撤消1964年以彭真为首的“五人文化革命小组”，否定彭真的《二月提纲》，另立以江青及陈伯达等人组成的具有无上权威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向毛泽东负责。《五一六通知》（即5月16日拍板的）也就成为“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强调“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以反击《二月提纲》的“没有立，不可能有破”。根据这一新观点，对以后的“大批判”和“大破坏”行动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一思潮滚动下席卷全国并幅射海外，它具有下列的特征﹕江青登上政治舞台，推出“京剧革命”的“样板戏”（以《红灯记》最具代表性）及文学创作上的“三突出”（以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作为代表）。因而出现所谓的“八亿人民只观看八个样板戏”和浩然小说的“一枝独秀”的反讽言论；‚毛语录成了“红宝书”，人手一册，随时挥动，毛泽东被“神化”。林彪成了“造神运动”的主将，毛泽东被冠上“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和伟大舵手”的最高荣誉；ƒ“红卫兵”大兴“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对著名人士进行肉体迫害的“斗批改”；在大鸣大放大辩论下，《大字报》四处张贴，真假不分，足以置人于死地，句句插入心肺（刘少奇就是其中一个被女儿“告发”的受害者）。其它被打倒的政要文人不计其数，包括邓小平在内；„“红卫兵”运动之后，毛泽东号召全国青少年“上山下乡，一时成为时兴；…王洪文借红卫兵之力和组织工人在上海造反，而后全国各地进行夺权，成立“革命委员会”取代各省市政府机关的运作；†最具讽刺性的是对“文革”大力推动的林彪在1971年飞机失事后，转而成为“文革”的反面教材，在1973年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本来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用意是要“洗涤人类灵魂，把人民变成无产阶级者。要么是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要么是站在对立面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什么中间路线的。

从这个意义来说，毛泽东的“文革”是希望实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大同“圣城”（当时中国有六亿人口）；但从人的本性来说，又是违反人的自然生活方式，也不可能把每一个人印成同一个模式和同一个思想。

“文革”在1976年因毛泽东的逝世和“四人帮”（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的“一网成擒”而落幕。虽在1980年被邓小平拨乱反正，否定“文革”，但由于涉及中共的建国历史和毛泽东个人的历史仍不易说得清楚，因此直到今天，中国政府无法认同新一代的异议者借“文革”针对时政大作文章，企图动摇“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基。

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不对“文革”全面解冻。

评回教党不变中求变

回教党最近有两个动作是向华社招手的。其一是出版华文的《人民时事》月刊；其二是准备“开放门户”，接受非回教徒成为该党的候选人。表面上看来，这是回教党策略的改变，实际上这样的改变又能改变了多少，尤其是对华人社会而言？因为回教党并没有告诉人民，它准备怎么样在党内进行改革？如果这个党仍然坚持其一贯的政教不分的思想，而且认为它的“政治宗教化”或“宗教政治化”的理念是绝对正确的话，那么，非回教徒恐怕很难与它共舞，因为他们不知道回教党是要跳“现代舞”还是“传统舞”？

虽然回教党希望华社能了解回教党的斗争目标，但这样的形式改变而不是实质的改变，将不容易引起华社的共鸣。

为什么我们说回教党没有进行实质的改革，以致华社对它只有隔膜而没有亲切感？从回教党的历史演变即可一窥全豹。

首先，成立于1951年的回教党，已经拥有55年的党龄。它从一开始就是推崇“以教立国”的理念，因此取名为回教党。换句话说，这个政党是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它把巫统视为直接和强大的对手。
不过，在建党后不久，为了调低宗教色彩，它迎来了一位有强烈民族主义的政治领导人，他就是巴哈鲁丁医生（在1956年出任党主席，一直到1969年逝世）。巴哈鲁丁原是马来国民党（或称马来民族党）的领袖。这个党创立于1945年战后，但在1950年被查封，理由是受共党渗透。继后，他又于1955年与布斯达曼连手成立左翼的人民党，翌年退党加入回教党。因此基本上，巴哈鲁丁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回教主义三结合的化身。回教党在他的领导下，并没有特别突出宗教至上的理念。

这虽然说明回教党是宽容与兼收并蓄的政党，可以吸纳各种流派于其中，但在巴哈鲁丁之后，回教党逐渐地导向马来社会，因此一度曾与巫统合作，更加入了国阵（1971-1977）。在阿斯里领导下，回教党的民族主义色彩又膨胀起来。可是转入80年代，回教党换来了法兹诺的领导，他逐步地强化回教党的宗教意识。

在法兹诺时代，回教党有两个突破，第一个是在1990年夺回吉兰丹州政权；第二个是在1999年又夺下丁加奴州政权，在国会跃居成最大反对党。当然这不是回教党单独取得的成绩，而是先后借助东姑拉沙里及安华的连手。如果没有这两个外来因素，回教党是不可能有此“辉煌战果”。

可惜的是，坐大的回教党不理会非回教徒的感受，执意要推行“政教合一”的治国方针，迷信宗教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在千禧年后哈迪阿旺取代法兹诺的遗缺，更展示了其长袍宗教师形象，与非回教党的距离越拉越长。即使是马来社会，也不以为改变国家宪法是必要的。因此在2004年的大选，选民再一次教训了回教党，甚至安华也不认同回教党的单边思维。

如今回教党要改变形象的关键在于它必须先从内部做起，来一个脱胎换骨，认清这是一个多元社会而不是单元社会，不能事事一厢情愿，否则单凭出版华文刊物和选派几位非回教徒当候选人，仍是于事无补的。华人社会要看到的是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回教党而不是“新瓶装旧酒”来取悦民心。这就要看回教党领导人有没有与时俱进的果敢决心──放弃“断肢法”和宗教凌驾宪法的宗教偏激思想。

论陈水扁的两张王牌

陈水扁做梦都想不到他会陷入四面楚歌而不知如何从深陷的政治泥潭中爬起来。虽然他在亲属卷入操股案及其它一连串的指控不规则行为中力图划清界限，但台湾民众，尤其是国亲两党都不相信陈水扁可以推卸责任，因此有了倒扁运动，以期在最短时间内把他拉下台。

这一种政治的角力战就目前来看阿扁已屈居下风，虽然还不至于会造成倒扁或倒阁近期内获得成功，但陈水扁身为台湾总统，已失去一个政治领袖的风范而诚信大幅度的退减。在这种劣势下，陈水扁手中还有什么王牌？他究竟已是民进党的“宝贵资产”抑或是“累赘包袱”，这是值得深思的。

为什么呢？因为民进党的上台靠得是两张王牌。其一是创立于1986年的民进党（今年刚好步入20周年），从一开始就打出“台独”这张牌子。这其中的含意是在反共大旗下，企图来一个“釜底抽薪”，与中国大陆切断关系，“杜绝共产党的统治”。这一招果然比起国民党与大陆的藕断丝连的关系来得干脆。在两相比较下，国民党的反共也就比不起民进党的“出位”了。在这方面，身为民进党的领导人陈水扁确是煸情功夫一流，居然能借“台独”之名鼓起一股思潮，让台湾人民相信跟着陈水扁走尤胜于迷信国民党的固步自封。就这样陈水扁在2000年当选台湾总统而使民进党跃居执政党地位，把国民党的50年统治拉下台。

虽然陈水扁并没有就此达到他的“台独”目的，但经他经营下的台湾，却被他振振有词地化成“一边一国论”，进而转变成“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的两个不同实体。更妙的是，在不反对台湾人赚大陆钱的当儿，陈水扁似乎“成功”地让台湾人民相信政治上的脱钩是正确的方向。这种思潮也一直存在台湾人民的脑海中，即使有所置疑其独立的可行性，也没有强烈反对陈水扁的“台湾潮流”。因为这样子的言行，至少足以“保持台湾现状”，也就不再讨论“一国两制”的事。正因为这股逆流一直挥之不去，连国民党的马英九也从来不提“谈判统一大业”，立下的条件竟是“中国平反六四后再来谈”，而“台独”只是一种思想，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这番话说到底也是顺应“台独”的思潮，可见陈水扁当政六年是以此来稳住政权。这就是民进党第一张王牌。

其二是民进党是靠鼓吹“清廉”起家，以反讽国民党的“黑金政治”积重难返。这一点刚好打中民心，于是民进党一路挺进，在各级选举中突围而出，最终夺取台湾执政权力，掀开民进党时代。虽然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陈水扁的“台独”牌受到冲击，但还是勉强靠“一颗子弹”疑案再度蝉联执政。可见仍有一半的选民相信陈水扁“做得还可以”。这是他取信于民的一个依据。讵料在今年爆出了女婿涉弊案，而且越闹越大，人民的“思潮”已因“内政”问题（“外交”问题转变成次要地位）来一个大逆转，理由是“清廉”两个字变成笑柄，使民进党因陈水扁而惨遭非议。这样一来，阿扁的政治操守与政治道德一夜之间被冲击的“支离破碎”，也许“罪”不及本身，但民怨的沸腾已把阿扁看成是“道德罪人”，他再也不能“振臂疾呼狼来自对岸”来凝集“民意”；恰恰相反，而是来自本身的后院而变得口舌打结。这使人想起70年代的“水阐案”。不知阿扁此刻有没有想起尼克逊的悲剧？

当第二张王牌失灵的时候，它对民意与民进党的伤害是不言而谕的，也就连带让人置疑第一张王牌是否也是个“迷路”？

叶祖意与宏愿大学

叶祖意在1952年逝世后，留下的身家连他的子孙也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清楚的是，叶氏家族的现款不足以清还叶祖意的遗产锐。他们不能动用银行的钱，因此一欠就欠了廿年。

过后怎么清还的呢？叶祖意的孙子叶龙发说，在70年代初期，林苍佑出任槟州首席部长后，他要大事发展的工业，却又苦无土地，只好通过土地法令进行征用。这之中就有一大片地皮是属于叶祖意的。就这样，州政府在征用土地后，拨给叶祖意家族900万元，而他们就用这笔款项交还给遗产积。这意味着付还了遗产税，叶祖意家族可以在存下的大片土地进行发展。

为什么槟州政府征地会征到叶祖意的身上，是不是因为叶氏家族曾与林苍佑有过节？一点也不是，反而是帮了叶氏家族一个大忙，让他们解决了悬住廿年的遗产税。

这片被征用的土地就是今日欣欣向荣的峇六拜区，已变成峇央峇鲁新卫星镇。根据叶龙发说法，其祖父的土地是从峇六拜的飞机场算起，一直到青草巷，在当地是属于未开发的处女地。其面积之广，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算，真是大到不知几万依格。

如果我们有注意到的话，今日座落在峇六拜机场附近的中山学校的校址就是叶祖意献捐出来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情。根据《星期论坛报》（Sunday Tribune）1949年的报导说﹕槟城的百万富翁叶祖意献出一块地皮（即目前的校址）予中山学校，而当时的建筑等费用估计10万元左右。另一名慈善百万富翁胡文虎起而响应，他答应负责承建费不足之数。换句话说，人民的献捐数目不够，就全由他垫给。

中山学校是在1912年创立的。但战后学生增加，不敷应用，董事会乃有兴建新校之举。终于获得叶祖意慨然捐地及胡文虎出资，也就完成当地华社的一大心愿（胡文虎是万金油大王，也是当时《星洲日报》及《星槟日报》的独资老板）。

当然在物换星移下，今天的中山学校已显得陈旧，只是在50年前，它又是何其幸运和辉煌一时？
除了中山学校外，在1950年时，叶祖意应胡文虎之邀也为湾岛的菩提学校新校舍主持开幕，显见两位翁的惺惺相惜。胡文虎对叶祖意的到来开幕竭为荣幸，虽然这座耗资30万元的新校舍是由胡文虎承建的，但也得助于其它众多人数的协助，包括叶祖意在内。胡文虎在演说中也形容菩提学校是全马唯一的用佛的爱心来推行的教育。

不仅于此，叶祖意在50年代初期对创建不久的马来亚大学（设在新加坡）贡献良多，他是第一位个人带头捐献最大数目者。先是捐献10万元，继又再捐5万元在马大设立中文图书馆。继后叶祖意又再多捐10万元，总共捐助马大25万元，使到马大的捐款在1950年时已达致2百44万余元。
叶祖意除善于赚钱置地外，也对教育事业表现热心，在他逝世后也成立了叶祖意慈善基金，存下巨款在后来也多用在教育事业上。

根据叶龙发说，他们曾在80年代之后创建了Disted College，用以培养学生，而校址就在叶祖意的中路产业。后来他们进行扩建，使之成为备具规模的高等学院。再后来又与Stamford College合并而成了今日的Disted Stamford College。

如果说这还不是大手笔的话，那么在千禧年后，叶氏家族慷慨地将叶祖意豪宅让给民政办宏愿大学就是千秋大事。叶龙发表示是为了实现叶祖意的心愿，通过教育来造福人群。

目前正在积极筹备且行将开课的宏愿开放大学是一间非传统性的大学，总校在槟城而分校设在吉隆坡的民政大厦内。

民政在这方面的努力也让人看到它正与马华和国大党一样，要有一间大学来托高党的形象。据知林敬益带头在这方面居功厥伟，总共集资了6千万元，而其中有1千万元是许子根等人在槟州集资的。

当然最大的功勋要归叶祖意的家族鼎力相助，如果没有叶氏家族的大方，也不那么容易成事。预料不久之后，叶祖意的豪宅不再是冷冷清清，而是一座弦歌不辍的学府。单就这点，叶祖意的家族为叶祖意立下“永垂不朽”的功德，化解了上一代与林苍佑的恩恩怨怨，也算是回报林苍佑70年代的征地解决了遗产税。

叶祖意媳妇斗林苍佑

叶祖意与林苍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的家族与林苍佑有一段恩怨。说起来像神话小说，却是活生生地发生在五十年代。原来是两个女人一先一后涉足政坛，与林苍佑拗手瓜。

当林苍佑于1947年返回槟城后，不出几年就踏足政坛，在1951年被委为殖民地地槟州议员，也是在这一年，他联合一批受英文教育知识分子成立了“槟城急进党”（Radical Party），名为急进，其实一点也不急进。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槟城乔治市议会首举行直接选举（局部选举，15席选9席，另6席由槟城参政司委任），急进党共派出9名候选人角逐，林苍佑没有参加提名，但他的政党出现一位女候选人。这个人就是亿万富翁叶祖意的孙女叶真宝律师（她是叶金和的千金）。

叶真宝（Nancy Yeap）是唯一的女候选人，在那个年代，算是绝无仅有的豪门淑女参政。我们不知道林苍佑与叶祖意的交情有多深，但我们知道通过叶真宝，林苍佑与叶祖意家族开始有了交往。在那一年，叶祖意已是83岁高龄，健康大不如前，因此也不可能干预孙女参政。1952年，叶祖意以84高龄辞世。

在林苍佑的协助下，叶真宝在加拉歪区以最高票当选市议员（可任期三年，第二高票则任期两年，第三高票只任期一年，余者落选）。一炮而红后，人气急升的叶真宝在1954年当选急进党的副主席，与林苍佑同属一级（原本林苍佑在1953年已出任党主席，但在1954年坚拒蝉联，提议由美农医生出任主席，而只接受担任副主席。原来在那个时候林苍佑已准备加入马华公会。他也在这一年将“槟城急进党”改名为“急进党”，把“槟城”去掉）。

就叶真宝而言，她是坚持保留“急进党”，而不同意林苍佑主张将急进党带进马华公会。虽然急进党在1954年接受不提名市议会选举，让位于联盟，但叶真宝选择引退，而未与林苍佑一道参加马华公会。这一年叶真宝的市议员也任期届满。急进党也因为林苍佑应陈祯禄之感召而陷入“群龙无首”，后来“无疾而终”。

为什么我们会说叶真宝不满意林苍佑把“急进党”导入迷失之中，下面的例子就给我们提供一个答案﹕

在1954年加入马华公会后（当时一个人参加两个政党是被允许的），林苍佑已崛起成为槟州的政治领袖。

一方面他出任英殖民政府控制的槟州议会的“首席议员”（相等于影子首席部长），另一方面他准备接受选民的考验，在1955年参加槟州立法议会选举，且以联盟候选人身份角逐加拉歪区，以成为民选州议员。

正在躇踌志满的当儿，突然半路杀出“程咬金”拦路。此人不是无名之辈，而是叶真宝的母亲黄绣娘，她以独立人士的身份与林苍佑打对台。

黄萧娘的来头可真不小，她是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千金，也是马来亚糖王叶祖意的媳妇。挟着这两大金字招牌，正如武侠小说中的“巾帼英雄”骑着骏马杀到﹕“老娘来也！”。为什么不是叶真宝亲自出马，而是“杨令婆挂帅”？

我们推测是叶真宝对林苍佑有意见，但忝为“同志”，不便撕破脸皮，也就不反对母亲挑战林苍佑。这样一来，整个选举的高潮就集中在加拉歪区，因为林苍佑只许胜，不许败。倘若此役无动，那我们就没有以后林苍佑那么多的精彩故事了。

反过来说，黄绣娘如果有意染指政治，她选择其它选区，并以联盟旗帜角逐，自然胜利在望。可见她志不在参政，而是要为“急进党”出一口气，缩小而言，是为女儿出一口气。这种母女同心又见诸于竞选运动中，母女同行沿户访问，又发文告，又作演讲。黄绣娘有了女儿助阵，直斥林苍佑“出卖”急进党。她公开质问林苍佑﹕“急进党是否有开过大会授权党魁参加联盟？”她更指责林苍佑“中途换马”，爬向联盟的“驿车”，目的是争取做官和往上爬，“背弃”了急进党。

林苍佑巧妙地避开黄绣娘对他进行的“体无完肤”的攻击，他不回应（他牢记孔子的教训不与女人争），而是把话题转向华人的团结及华人的未来。

选举结果，林苍佑以大热胜出，黄绣娘也从此“埋名隐姓”，不问政事。1956年，其女儿叶真宝移居新加坡，下嫁外籍人，而她本身较后也离开槟城，一段政坛佳话，如过眼烟云，回想起来又是历历在目。

林苍佑就是因此与叶祖意的家族有了鲜为人知的恩怨。还好叶祖意当时已离开人世，如果他在世，不知道会不会让洋化的媳妇“抛头露脸”？

叶祖意如何成为糖王？

白手成家的叶祖意之所以在后来成为富甲一方的殷商是与印度尼西亚糖王黄仲涵的提携分不开的。根据叶祖意的孙儿叶龙发的追述，黄仲涵十分赏识叶祖意的做生意手法。由于十分讲信用，每月把所卖得的原糖，都如数付还，很得黄仲涵的赏识，于是将两位女儿嫁给叶祖意的儿子。一个嫁给其伯父叶金和，也就是后来在政坛打响知名度的黄绣娘；另一位嫁给其父亲叶福和，也就是黄腰。但其父的这段婚姻并没有终老，因为彼此的性格与思想回异，也就仳离了。

叶龙发这样子比喻，他的伯父和父亲都是在本地受英文教育，在祖父的严格管教下，没有多大机会见过世面，但黄仲涵的儿女就不同了，她们曾周游世界各国，会驾汽车是小儿科，她们甚至学会驾飞机。换句话说，叶家的下一代和黄家的下一代在生活上是有很大差别的。

究竟黄仲涵是何许人？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他在1866年11月9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的省府三宝垄，只比叶祖意长两岁。他的父亲黄志信是于1858年离开福建同安，落脚在三宝垄。几经奋斗，开设了建源公司，专门从事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土产生意，后来再把业务扩大到兼营典当业、邮信、树桐及鸦片等等，财源滚滚而来。当黄志信于1901年逝世时，给他的次子黄仲涵留下的遗产是700万美金及1000万荷兰盾。凭着这一优势，再加上与当地荷兰殖民地政府关系良好，黄仲涵也种植了蔗糖，把业务带进糖业，先后开设了9间糖厂，占据了印度尼西亚糖业市场的60%，而且远销至世界各国，包括马来亚在内。叶祖意也因为需要糖供而和黄仲涵攀上关系。
黄仲涵随后又介入银行业和船运业（给后来的叶祖意带来灵感），终于崛起成为印度尼西亚首富，被誉为印度尼西亚榶王乃至东南亚糖王。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后，黄仲涵为避开荷兰政府的重税，移居新加坡，归化为英藉民。在新加坡他先后捐助15万元和10万元予莱佛士佛学院及华侨中学。1924年病逝新加坡，享年58岁，遗体运回三宝垄安葬。

马新的华人领袖后来成为千万富翁的，也与黄仲涵有关。例如李光前（陈嘉庚女婿）、陈六使（南洋大学创办人）及李延年（马华工商联合会会长）等都曾受黄氏的恩惠而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当然受惠最大和最直接的莫过于叶祖意了。他不但成为第一代马新的糖王（当今炙手可热的郭鹤年是第二代糖王），而且和黄仲涵成了亲家，关系的密切，由此可见。

黄仲涵共有8位夫人，生下26名子女（男女各一半），他的三位女儿也曾一度闪闪发亮。除了两位嫁给叶祖意的公子外，还有一位妹妹黄惠兰嫁给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

顾维钧在1915年，28岁时被命为中国驻美公使，后又任驻英公使，1922年奉召回国出任外交总长，再于1931年升为署理外部部长，继之又辗转做回驻英及驻美大使，一直担任到1950年离职。堪称为一位全职的外交家，黄惠兰也因此成为知名的外交夫人。

就在黄仲涵移居新加坡的那一年，叶祖意也追随黄仲涵的后尘开办万兴利银行。开办之初，资金有限，只有2百万元。凭着其过人的意志，叶祖意不断地累积资金，也在新加坡开设万兴利银行分行。不仅于此，叶祖意再把业务不断扩大，除涉及树胶与椰油种植业外，更投巨资在锡矿业上。在1930年世界不景气时，叶祖意大胆地以低价囤积大量的锡米。当经济较为好转时，他的囤锡也在伦敦及纽约的锡市场起制衡作用。其眼光之独到，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因此得以在1933年把注意力放眼于地产业的发展。最先开发的是位于土库街的整条街的建筑物，包括万兴利银行总部及近海墘的仓库。他把其新式建筑物出租，一度尚且成为英殖民地政府驻槟参政司（相等于槟城总督）的政府办公大楼。

从不名一文到小杂货店东到什么行业都染指，而且是生意越做越大的叶祖意在短短的廿年内，已是槟城家喻户晓的大人物。如果说他在战前（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45年）已是槟城最富有的富翁，相信没有人会有异议，可惜那时还没有世界富豪名人榜之选，如果有的话，叶祖意肯定名列其中，而且应是马来亚首富，那是因为根据他的孙子叶龙发说，他也不知道他祖父有多少的财产，只知道很多很多。

但是叶祖意的家族又如何与林苍佑有一段的恩怨？这也是许多人想知道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谈。

两个现象带来混淆

有两个现象，容易引起人们的混淆，我们不得不加以重视。其一是华团之中出现名字相似的组织而引起争议；其二是私立学府当中，人人都以“学院”冠而名之，以致在人们的印象中办“学院”如同开公司，说办就办，外人看来眼花撩乱，似乎“学院”如同大排档，应有尽有？

先说第一个现象是近年来引发的。由于新成立或新注册的社团，在中文取名上与原有的组织极为相似，引起对方的抗议而争执不休。我们先不评论为何会有这样的导因，但我们要关注的是起用相似“中文名”的用意。在既有的团体看来，这是搞对抗；在新组织的团体看来，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各做各的，有什么好抗议的？

本来，一个组织内闹矛盾和分化是在所难免的，选举时出现两个阵营也是常有的事，但选过后彼此要服膺民主的决定。若是动辄闹分裂也就失去民主的意义。

不过，我们也很难阻止不同帮派和不同派系的人另起炉灶，因为在民主的社会中，谁都有权利召集一批人申办新团体，而与原团体分道扬鏣，这在历史上已有过类似的情况。只是问题就出在申请注册时，概以马来文名或英文名为标准，至于中文如何取名，就非社团注册官的事。当申办成功后，中文的取名与原社团十分接近，甚至是同名同字，只是秩序倒转而已。

当法律以注册名为依据时，华团的争议就无时无了，也容易引起混淆。欣闻国内事务部副部长陈财和已关注此事以减少纷争。虽然我们无意争议谁是谁非的问题，但这样的做法是不幸和令人遗憾的。

第二个现象也是由来已久，那就是“学院”的名称已被滥用到十分严重的地步。除了“大学”（University）“大学院校”（University College）的名称不能随意套用外，举凡任何人注册一个教育单位，都可以在中文字上使用“学院”。因此一个小小的马来西亚，学院数目竟可达五六百间，真是达到人人都至少是学院生的阶段。

而事实上又非如此，我们曾被教育部（现在已有高等教育部之设）官员告知，若要申办College（学院），一定要有校园，有足够的条件，否则只能申办Institute。这之中的差别就在于一个必须有校园，另一个不需有校园（设在店屋也行）。可是那些没有校园的，在中文名上，又一概以“学院”冠之。教育当局全以国英文注册名看待，也就不管中文名如何称呼了。

抑有进者，冠上“学院”（中文字）后，又推出“双联课程”，又与海外大学挂拘，在形式上与正规的学院无异，也难怪在外人看来马来西亚的教育是何其的发达？待到所谓的“学院”出现问题时（货不对办），我们又将之归类为“个别现象”。

由于素质参差不齐，有人以“学院”为牟利工具，造成我国要立足成为区域教育中心受到一定程度的挫折。近年来情况令人堪虞。与我国要争取10万名中国学生前来留学的努力“背道而弛”。例如中国的朋友，在比较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院校后，宁可选择前者，即使要付高昂费用，也以子女教育为重。这就涉及信心的问题。

我们的教育结构无疑是开放性的，也鼓励私人办大专院校，但我们并没有重视中文字上的“滥用”，以致久而久之，人们对正规的学院也失去信心。

在这方面，真希望高等教育部副部长翁诗杰进行整顿，力求私立院校按规矩办事，不要越轨和巧立名目，更不能滥用“学院”名称，否则混淆视听之余，受害的是马来西亚的教育宏愿。

许岳金回应说“内情”

许岳金从新加坡返槟后，就与我见面，回应我在272期《号外周报》的评论。在一个半钟头的谈话中，他首先对我的题目《许岳金大起大落》有意见。他说他是一步一步在政坛探出头来，不是乘直升机“大起”，他也不是一下子滑落而消失政坛，而是经过一番抗争后才急流勇退，因此在政治上他不是“大起大落”的人。

接着他爆出他之所以从政的“内幕”。那是1973年的时候，民政党元老黎敏悟（开修车厂，也修理许岳金的汽车而结识）邀他组织一批知识分子参加民政党。那时他在大英义学当数学主任，有稳固的收入。他当时是有机会接任中华中学校长职的。

不过，为了响应林苍佑的号召，他用整整一年的时间，邀得志同道合者经常在他宅中讨论政治问题。结果他们一批人（约百人）投入民政党，包括后来出任议员的庄森培（医生）、陈崇德（医生）及林兴智（大学生）等。

他回忆起被林苍佑传召他出任候选人时，就决定向政府辞教职。这是一条不归路，因为若竞选失败他就回不了头。很幸运的他在丹绒武雅州议席胜出。从那一刻开始，他一连三届担任丹绒武雅州议员。他在任期内，协助汉民及培华小学重建成功。

虽然他在政治上打出一片春天，但在党内却未能如愿以偿。在80年代初期被林苍佑劝告而打消与邱继圃争槟州主席。后来他要接替邱继圃留下的空缺，又遇陈锦华拦路。两次失之交臂，登不上槟州主席。

虽然他官位曾在80年代中期一度升上“代首席部长”，但煮熟的鸭子飞掉了。许岳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一位华社领袖告诉他，首席部长这个职位是“某某帮人”来做的。意味着不是某某帮的他将登不上大位，又有一位民政党元老曾这样问他：你认为某某人是否适合当行政议员。言下之意又暗示“爱人若结婚了，新郎不是他”。

果然不幸而言中，他在1986年未再派出任州候选人，而是被调往攻打升旗山国席（当时被执政党视为黑区）。他说，他一生中没有做对不起林苍佑的事，但不知道为什么会被调打国席？后来在折衷下，他的原有州议席由他选派候选人，他就选其妻舅邱武扬上阵。这种安排意味着“他的自己人”随时会让他重回州议会。可是当他在升旗山国席失败后，并没有被安排参加补选，他也只好认命了（过后许岳金过档马华公会，在1990年被派攻打峇央峇汝国席，又再铩羽而归）。

对此，他坚决否认在担任代首席部长时有“出位的动作”。他激动地说，这是制造舆论来排斥他。他是按规距担任代首席部长，自然也接近民间组织，并没有什么“计谋”在内。因此说他“出位”是“无中生有”的事。他不否认党内有一股势力把他挤出政治核心。他十分遗憾的是丹绒武雅是他起家的地方，而丹绒武雅后来却成为他“永远的伤痛”。因为他认为在他任期内，对丹绒武雅的发展与改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也成为他的稳固的地盘。

许岳金有其才华又是一个不认命的人。但他官运不济却又是改变不了的现实。我记得有一次，大约是1986年大选后，我的香港老朋友燕青（刘乃济）来到槟城（如果没记错，应是1988年）在我的安排下，与许岳金有个聚会。当时刘乃济为他“相命”，说他“官运已不再”，替他惋惜，但许岳金不信邪，接下来在1990年及1995年再参加竞选，结果翻不了身。

许岳金告诉我，在90年代他办教育时，曾给首相马哈迪写了长信，建议把马来西亚发展成区域教育中心，后来又再写一封信，提出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他尤其看重来自中国的学生会以马来西亚作为“跳板”，再到西方大学深造。可惜的是马来西亚在这方面的努力未能达到指标。

他又向我透露，去年安华出狱后，有与他会面，他送了一本书给安华，是外国人写中国的──《巨龙──中国的未来》（Big Dragon – The Future Of China）。他也告诉安华若要重返政坛，有必要作出决心，不能有含糊的态度。

我记得，1988年安华出事后，曾透过其原任政治秘书曼梳奥斯曼博士（安华有两位政治秘书，另一位是依桑，因为安华是副首相兼财长）“寻找” 许岳金来领导槟州，但此事没有下文。

已经退稳政坛的许岳金也就与安华的公正党擦身而过，如今的许岳金已不参政，但仍不断“论政”。他现在是新加坡大公司的企业顾问，专门在中国开拓市场。这就是今日的许岳金。政治对他而言已不再激情，但他留下一句话：从政者，要有立功，立德及立言的意志，否则就不能成大器。不过他也举列世界伟人不一定从政，也一样能为后世“立言”。

台上和台下的马哈迪

这些日子来，前首相马哈迪对政府的政策和措施有较尖锐的批评，他甚至抱怨一些主流媒体未能广泛报导他的言论，因而通过公开或私下的约见整批人或小部份人，抒发他的心中的不快。由于他是一位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他的言论很快就有光盘或在互联网上流传，而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也报导有关的言论。

由于这一连串的动作，我们不得不对这位前首相重新审视，竟而感觉到他仍然没有改变他一贯的口快心直的性格，即使因此“得罪”了别人，他也认为他有说话的权利，而且他坚持地认为他的批评是具建设性的，没有无的放矢。

因为“两个” 马哈迪，一个是在“台上”的，另一个是在“台下”的，终于反射出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也继承了西方的传统。那就是当你在位时，你可翻云覆雨，一句话足以让大地震动；当你不在位时，你就是一位尊贵的平民，可以畅所欲言，但已不能左右大局了。两种强烈的对照，反映出民主政治的现实性。今日的马哈迪，正强烈地感受到“不在其位，难谋其政”的滋味。

虽然有记者问他希望历史如何评价他时作出回应最好把他给忘记掉，但历史不能抹掉，也绝不会把他给忘记。毕竟在位22年的首相，把马来西亚变成一个世界知名的国家，他的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他让马来西亚这个小国扬名国际，敢于和大国顶撞（如反对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又敢突破和创新（如建新机场，南北大道和设立多媒体超级走廊等），也在第三世界取得领导地位（如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主办国和当任主席及世界回教国家的主办国和当任主席）。

当然他在任期间，也有过争议性的大型计划未能取得绩效，如栢华惹钢铁公司，但马哈迪认为是执行者的失策，并非计划欠佳。又如目前又陷入困境的普腾国家汽车公司，马哈迪也认为它是国人的一项骄傲，但不知为何今天会变成这样？他虽然没有推诿应负的责任，但他依然认为他已尽心为国家的繁荣与进步付出努力，所有的计划都是有前瞻性的。只是日理万机的他不可能事事监督推行的过程与间中的事故。有些计划未能如愿以偿也不是他所能测知的。

对于马哈迪，也许他没有察觉到，当他在位时，人人对他又敬又畏，凡事以他马首是瞻，又那敢插嘴或提出批评的意见，即便有，也是“咖啡店”的“论政”。当他下台后他也许又发现到“咖啡店”的“论政”也是一种乐趣，无需媒体大作文章。其实在这世界上，“新闻自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它也会施用在马哈迪的身上，以致连他也须要通过另外的渠道来抒发政见。这所谓的“另外渠道”自然比咖啡店论政高一级，应拜高科技之赐，他甚至可以自由地设立个人网站。

无论如何，台下的马哈迪是比较可爱的，他可享受普通人拥有的权利（虽然比起当首相时有天壤之别，但仍然是尊贵的平民百姓，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新闻），可以通过种种途经全面地表达个人的观点与批评，这使我们想起“513”事件后，他敢于挑战时任首相东姑的豪情壮语，最终改变了政局，也改变了他的政运。更因他的出位和胆识，在80年代造就了一位政治伟人，铸造了今日的马来西亚。如今他又回到台下作一名热情的观众，又让我们看到马哈迪真情告白的一面。台上和台下的马哈迪，真是判若两人，但我喜欢台下的马哈迪。

从三个角度检视砂州大选

砂拉越州大选由国阵蝉联执政是意料中事，但忝为国阵成员党的人联党却成为本届州选的“大输家”，令许多人感到意外。这是1959年成立的人联党参选以来的最大败笔。虽然人联党勉强保住11席（输掉8席），但有三席的多数票在数百票之间。如果连这三席也失手，则人联党更加痛挫。现在尘埃落实，我们有必要从三个角度来检视本届砂州大选所带出的强烈讯息。这主要是指城市选民，包括华裔选民思变，对国阵执政下的州政府投下抗议票。

（一）首当其冲的是人联党。在六十年代它是华族青年支持的一个多元种族的政党，原本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但在1970年州选后，来一个急转弯，挟12个州议席（共48个州议席）参加联合政府，也叫许多政治评论员跌破眼镜。从此砂州政治掀开新的一页。它所引发的先例也改变西马的政治版图，反对党被召唤加入联合政府，共组国阵，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也因此被纳入主流政治。

从1970年到2006年的整整36年，人联党一直在砂州稳坐第二把交椅，间中的变化和意外事件如党领袖杨国斯及黄顺开先后在选举中跌马，只引起小警惕，未触动人联党的神经腺，因为人联党承受得起一两席之失。也因此人联党没有进行大换血，而是陈陈相因依然故我。终于逐渐的“老化”而未有所动。最明显的是旧脸孔频频上阵。大家都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天赐良机”。如今人联党一下子痛失8席，虽然不足以动摇国阵的稳固政权，但已够人联党“搥心自责”﹕为什么会输掉整条街？在痛定思痛之余，人联党机制的“老化”及年青一代对党的失落是症结所在。此其一。

（二）民主行动党的突破是选民投下的抗议票，这是它意想不到的收获。在过去一段长时间，行动党一直被视为是“来自西马东渡的政党”，即便有林吉祥的旋风，也只有热潮而没有“喜悦”。本届大选，行动党突出了它的“本土化”形象，全数由砂州人掌控局面，也就冲淡了昔日的“外来形象”。这种大胆起用新人（特别是学有专长的人），又是本土候选人，加上有些也与人联党有千丝万缕的人事恩怨，也就不被砂州人民认为是“外来的人”。

有一点十分重要的因素是砂州的城市人民都是现代化的一群。他们深受西马城市及新加坡城市生活的影响，对民主有其开放的一面。当他们对现状不满时，便会应用民主的权利发泄出来。行动党在因势利导下“战绩辉煌”。这也预示了砂州的行动党会越来越“本土化”，而不是事事来自西马的“遥控”。相信林冠英会明白其中道理。此其二。

（三）人联党虽然仍会在国阵中扮演原来的角色，但经过洗牌后，它在国阵内的老二地位已大不如前。因为国阵中的达雅族代表人民党（PRS）及民进党（SDPD）合起来共赢得16席。居老大的土保党则囊括了35席。这就是说，人联党的代表性已相对薄弱。当然这不构成它的消极理由；反之人联党必须重整和振作起来，以更强有力的依据来争取族群的权益，毕竟人联党在各项地方课题上显得被动和无从给予城市居民一个安心，例如地契问题、罪犯问题，影响民生的油价问题及它在国阵中的影响等等。

身为华基政党的人联党（虽然是多元性），它所面对的是当今政治版图的族群化，已是必须要实事求是勇于提出族群的问题，力促砂州政府拟出更明确的政策和条例，以照顾所有人民的利益。它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作出不明确的解释与应付。人联党的“失败”也足以引起西马华基政党的警惕，因为那是它们的权力泉源。此其三也！

“剃头意”的第一桶金

很多人都听说过一个“剃头意”的名字，但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究竟他是何方神圣，值得我们对这一个人物“寻根究底”？

他的名字曾经在马新一带响当当，而他的财富在他那个时代真足以压扁一条街的人。说他“富可敌国”又过于夸大，说他“腰藏万贯”又嫌不足。

那么，让我们揭开他的“历史”。他就是我们所要介绍的叶祖意先生，这样子说还是对许多人感到模糊不清的，必须加上他曾经是万兴利银行的创办人和大老板。虽然这家银行在千禧年后被并入南方银行，但在廿世纪，它确是“小尔弥坚”的老字号银行。还有今天竖立在惹兰苏丹阿末沙（前称红毛路）的大洋楼正在改变成为民政的“宏愿大学”的总址，也是叶祖意的豪宅。这种种的种种，让人想起一位白手起家的“剃头意”。

我在与叶祖意的孙子叶龙发交谈中，他也不知道为何他的祖父被人叫做“剃头意”？他也找不到他的公公是在那里作为第一个落脚站。他说，如果能找到的话，他会把这间屋子买下来。不过他倒坦然地说，他的祖父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穷小子”竟而能富甲一方，对此他有一份荣耀感。可是叶龙发的夫人方女士则说她的婆婆无法证实叶祖意是一位“理发匠”，家族的人也不知道这一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这里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叶氏家族并没有一本完整的“叶祖意传”，有的是由几篇文章并凑而成的《叶祖意传》（Biography of Towkay Yeap Chor Ee）。从这小册子中，我们看不到一个连串的故事，而是片断的记录。

我尝试把叶祖意的故事串起来，但也是顺《号外》的风格，不是进行“学术研究”，而是一个传奇。我姑且称之为《叶祖意的神话》。

故事要从中国的福建南安说起。1868年在这里诞生一位在后来成为传奇人物的叶祖意（这一年是清皇朝同治7年）。同治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戴淳，他在1861年因父皇咸丰皇帝驾崩而登上皇位，方年5岁。因此一切大权掌握在其母后的手里。换句话说，叶祖意出生之后，整个中国己由这位“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在呼风呼雨，把中国一步一步推向灾难。

可怜的叶祖意出世三个月即成为孤儿，一手由其祖母带大。他7岁那年，祖母离他而逝。他只好跟随两位兄弟耕田劳作，没有机会受教育，也没有童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赤农。17岁那年，也就是1884年（那时中国又换了皇帝，是为道光10年。凡是看过慈禧太后的电视片集的人，都知道中国是怎样的备受凌辱，我们就不再赘述），叶祖意破釜沈舟，买棹南来，经过千辛万苦，终于飘到槟榔屿落脚。

举目无亲的叶祖意，在槟城什么都干。因此他的后人不惊奇他曾经操剃刀为人理发。根据我的资料，叶祖意曾经在二条路（Noordin St）路旁从事理发业，因而被人称为“剃头意”。

“剃头意”不是凡夫俗子之辈，他经常到观音亭膜拜。有一天，一位好心的富商吴德志对他另眼相看，鼓励他从商。虽然是年幼失学，凭他的胆识和头脑，他介入了糖业生意。于是在1890年，也就是他南来后的第6年，得以在Prangin Road（湾头仔，近社尾万山）开设第一间小杂货店，取名为“万兴利号”。他取这个好意头的名字，也真是给他带来“一本万利”。初期主要从事糖业买卖，在这个生意的过程中，他又结识第二位贵人。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印度尼西亚乃至东南亚糖王黄仲涵。

有了贵人提拔，叶祖意也在威省一带收购甘蔗。当时出名的甘蔗园有加勒罗尼亚（Caledonia）园、古拉（Gula）园、北赖园及峇都加湾园等，初时是经营棕色糖（Brown Sugar）。

他每月的营业额是3000吨原糖，内外销兼而有之。1900年之后，原糖再经加工变成白糖生意。叶祖意也就从糖业中赚取第一桶金。究意他和黄仲涵是什么关系？我们下期再说。

油价失控与应变之道

我们对石油及煤气涨价议论纷纷，也似乎有切肤之痛，但究竟油价是怎么一回事？首先这是一个国际课题，不是国家课题或区域课题。因为最大的产油国在中东；尤其是沙地阿拉伯、伊朗及伊拉克。而最大的消费国是美国。前者在70年代起有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用以协调油产和油价。间中虽有矛盾和磨擦，惟国际价格走势还算平稳。例如在1980年两伊（伊朗及伊拉克）战争时，油价一度飞颷到每桶近40美元；两伊战争结束（1988）后，油价再滑落并游离在每桶23至28美元之间。可是在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捣毁萨达姆政权并持续进行一场无终止的“打恐战争”之后，油价就已失控。到了2005年每桶竟破纪录达到60美元。当然世界各国增加用油也是一个因素，中国和印度在经济上的崛起就成为新进的较大石油输入国之一。由此可见，石油的价格与中东战争和不安及各国在追求发展增加能源消耗量有直接的关系。

虽然如此，全球最大的油产国沙地阿拉伯仍拥有2500亿桶的储存量，而伊拉克的储存量约1120亿桶，居全球第二。主要是不要无节制的开发，并限量生产，以保存实力。其它油产国或非OPEC组织的油产国也开始懂得自我保护，虽然也不间断地开发新油田，因为直到目前为止尚未有另一种能源足以取代石油的不可或缺的地位。为避免国家陷入困境，即便如美国和中国也要对国内的石油开采小心翼翼，以防万一。

转入2006年，石油价格已是如同脱缰之马，再次突破70美元。这对马来西亚来说，无异是“雪上加霜”。我国政府才在今年2月份将汽油每公升增三角钱。当时的估算是在政府减少补贴下，可节省44亿元用在交通业改善方面。讵料油价一升再升（原本是估计每桶在58美元之间），已使到政府又要从其它方面调拨基金，否则44亿元又被抵销掉了。这种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不如不算的窘境说明了石油价格不是操纵在国家的手上，而是随国际市场飘浮。

于是有一种说法认为我国既然也是油产国，为何不使用本身的石油来抵御价格的波动，难道不起不行吗？这里涉及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根据一项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石油产量（每日）9千万桶，马来西亚（每日）一72700万桶。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对油价根本没有发言的权利。

其二根据第9大马计划指出，按照目前的产量，我国的石油储存量尚可维持19年。换句话说，我们都在为2025年后操心，除非再有新的油田发现，否则便要大量依赖入口原油维持国家经济成长。
在这方面，报告书有指出，2005年我国的石油有36万9千桶（每桶）是供出口的，收益280亿5千万元。主要是出口给澳洲、泰国、印度及韩国。

以此比较，我国的石油有一半以上供出口，主要是属优质石油（供飞机燃料），若用在国内运输及工业则太过浪费了。因此我国又从中东入口原油（据知约占三分之一的消费量）供运输及工业用途。
运输业占石油消费量的40.5%，工业占38.6%，两者加起来已近80%。为此政府已着手改善交通设施，鼓励使用公交车，减少耗油，也增用煤炭供应和改善电流。有人因此担心，汽车工业会放缓，也会影响国产车的销量。在鱼与熊掌底下，真是两者难以兼得。政府希望在第9大马计划下，每日产油可减至695000桶。

由上观之，我们对油的价格的波动实在无能为力，而忝为小油产国只好眼巴巴看着油价在飞舞，真是无可奈何又心痛，该骂的是超级大国在操控我们的命运！

陈锦华喊上不喊下

也许人们对陈锦华的印象模糊了，因为他退隐“江湖”已经整整十年有余。虽然间中曾有发出声音，包括一度向许子根的权威挑战，但最后却告沉寂下来；在几年前也选择离开民政党，做一位退休的“政治老人”。

说起陈锦华，他有过意气风发的日子，也有过“呼风唤雨”的年代，甚至一度在槟州民政党内“喊上喊下”。我们先说他从政的开始，那是1966年的事。因联盟的阿依淡州议员邹新庆逝世，留下的空缺需要进行补选，而仍然身居反对党的林苍佑领导的民主联合党（UDP）（那时尚未有民政党组织）决定要挑战一位适合的候选人参选。有两个人被推荐给林苍佑，一个是从澳洲留学归来的陈锦华，另一个是英伦考取律师回来的叶锦源。陈锦华因其岳父母与林苍佑的友好关系，终于被挑中。正因为叶锦源未“入选”，他后来参加民主行动党，且在1969年中选槟州议员。

说回陈锦华出任候选人后，却在三角战中败给社阵的林建寿。虽未胜出，陈锦华已成为林苍佑麾下的“铁三角”，另外两人是郑耀林和邱继圃。他们三个人一度是林苍佑的爱将。

1968年民政党组成，民联党解散。“铁三角”跟随林苍佑在1969年的大选中漂亮胜出，跃居成槟州执政党，陈锦华也就成了行政议员。1974年加入国阵的民政党在大选中保住州主导政权，陈锦华再次胜出。然而好景不常，在1978年大选时，陈锦华败给行动党的卡巴星。

没有官职的陈锦华，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口直心快的作风，遇有看不过眼的事，便公开批评，包括与老头子有不同的意见。更加有趣的是在80年代初的一项地方党庆宴会上，陈锦华“公开宣布退党”，以表不满，当时报章都有报导此事。

不过，那只是气话上心头之言。陈锦华并没有呈书退党，也就是说，“退党”之事未提上党的议程。正因为有此一着（留有余地），陈锦华在1984年时挟其在党的资历，结合一批不满许岳金的人，连手在槟州民政党党选中，扳倒许岳金而当选槟州主席（虽然许岳金在党全国中委改选中，成功再挤入中委，但槟州已非他池中物）。这意味着，没有官职的陈锦华其权威比有官职的许岳金还要大，大到或可影响党不派许岳金出任1986年大选的州候选人，改攻国会黑区。

1990年大选后是陈锦华在党（槟州）的权力的高峰。这一年槟州政治重新洗牌，老头子退隐政坛，许子根在党高层（包括陈锦华）的支持下出任槟州首席部长。

这儿有一段古是陈锦华亲自向我说过的。在大选后，马华锻羽而归，民政只剩7个州议席，巫统则有12。国阵主席马哈迪派安华（时任巫统槟州联委会主席）与民政党商议，建议仍由民政党人出任首席部长。陈锦华说他当时提出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槟岛市政局主席应由民政党人担任，才能更有效扭转局面（这个职位在70年代后，改由政府的公务员兼任或出任）。安华最后接受此议，许子根顺利地当上首席部长，而陈锦华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槟岛市政局主席。

凭着民政党槟州主席兼市政局主席的权威，陈锦华跃居成为党内（指槟州）最有影响力的人。他的风头犹胜当行政议员的年代。由于是政治人物，人们都乐意在人前人后称呼他为陈“市长”（按乔治市市长在1965年之前是民选出来的；在这之后市议会已由中央及州政府接管，不再有民选；后来且与槟岛乡村地方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只有主席之设，没有市长之位）。

这位陈“市长”先后担任两届，直到1995年后才由丁福南接棒。没有官职之后的陈锦华又迎来一场党的挑战，许子根已被圈定出任槟州党主席，陈锦华在老党员的劝告下（包括林苍佑及其好友陈国平等人），也只好急流勇退，但这个交棒成为他“永远心头解不开的恨”。直到多年之后，他还是对此耿耿于怀。

今日的陈锦华已消声匿迹多时，正在享受退休后的写意生活。原本他要栽培其儿子陈志铭在党内成为州议员，无奈1999年的大选宣告失利，最后也退出民政党。陈家有后，但不在政治，而是往商场大展身手。

从旬灿到归复平静，这是陈锦华的政治生涯写照。

砂州政治版图透视

我最近从砂州走了一趟回来，对当地的政治生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全部71个州议席中，国阵的土著保守党分得35席，只差2席即占简单的大多数席。忝为国阵第二大党的人联党分得19席；而代表达雅族 (伊班)的砂民进党分得8席及砂人民党分得9席，两者合起来有17席。换句话说，这是三分天下的政治版图，与西马的三大族群的政治局面有些相似，但又不尽然相同。

从历史上来看，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1963年9月16日）（西马人称沙砂两州加入马来西亚；东马人则认为是参与共组马来西亚。用词和概念上有所不同），是由达雅人（伊班）为主的国民党主席加弄宁可出任砂首席部长。1966年时，加弄宁甘与中央关系闹僵，在斗争底下，宁甘被罢黜，改由保守党的达威施里（伊班人）出任首席部长。间中虽有官司抗争，但最后以宁甘败诉收场。

1969年西马发生“五一三”悲剧后，砂州第一次直接选举展延至1970年6月才恢复举行。此时原本反马来西亚立场的人联党采取温和路线，在选举中夺得12席，国民党13席土著党有12席，保守党8席及砂华党3席（共48席）。在时局变幻下，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人联党与土著党及保守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从此砂州政坛掀开新的一页，由土著党领袖阿都拉曼耶谷出任首席部长。这是第一次政治版图的改变。

虽然人联党曾因加入联合政府闹分歧，但它的决定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它引导华人参与主流政治而成为政府中的第二大党，更在较后使到砂华党解散，成为唯一代表华人的主流政党。尽管人联党是多元种族的结构，也拥有一定程度的达雅人参政，但综观人联党的排阵，它仍然是华人主导的政党；而代表达雅族的保守党位居第三。

1974年，砂州的政治版图又重新洗牌，土著党与保守党合组成土著保守党（马来土著为主导），一跃成为国阵最大政党；人联党依然位居老二。在1976年后，有鉴于需要加强国阵的代表性，又把国民党拉拢进来。这样一来，达雅族在州政府中的地位进一步被强化，但还是位居第三。

这期间的最大变化是代表达雅族人的国民党闹分裂，廖莫宜于1983年另起炉灶成立达雅党，且于翌年加入国阵，但达雅族人的代表性已告弱化。1987年前砂州首席部长阿都拉曼耶谷导演了“明阁事件”企图卷土重来（现任首席部长泰益玛目系于1981年出任砂首长，他和都拉曼耶谷是叔侄关系），但在砂州举行闪电大选下，泰益玛目进一步巩固执政地位，而达耶党则脱离国阵在野，分化了达雅族人的政治力量，直到1994年再回国阵。继后在政治势力相互消长下，国民党在2002年再闹分裂，分成砂国民党和砂民进党；另一方面，达雅党则2003年又闹分裂成砂人民党和砂达雅国大党，力量一再分化。如今忝属国阵的是砂民进党和砂人民党，它们分别代表达雅族人的权益。反而砂国民党及申请注册中的达雅国大党被摒在国阵门外。达雅党人的政治分裂导致了政治版图第三次重新排列。

人联党则庆幸它在1970年以来一直是华族的政治主流力量，未有如同达雅族人的政治分裂，但免不了党内有矛盾和磨擦。现在它担心的是一旦达雅族的民进党与人民党重新整合，而人联党在州选中又失去一些席位的话，它可能沦为第三国阵成员党，不再是第二大党。因此它在本届大选倾全力保住全胜19席。在这方面，我们又看到人联党对两个争议性的选区作出协商性的安排，其一是马拉端选区派新人上阵，挡住前行动党主席黄新楠以人联党身份角逐此区，化解纷争；其二是英吉利选区不得不派其党达雅人上阵，因该区达雅人占多数。这一方面说明族群的导向渐趋明显，另一方面也是为顾全大局，以求全胜。在土保党大树盘根下，人联党此次面对的挑战是严竣的，于是打出保住华族政治优势的牌子就成为每票必争的筹码。战绩如何，本月20日即可揭晓。

政治变化下的马华文学

我没有想到由韩江学院中文系主办，槟州教育局协办的《中文写作希望工程》（每个星期一天，为期一个月）会有这么热烈的反应。原先预算不超过100人，后来竟增加到160名，由于场地所限，后来者只好暂被割爱。这种对中文写作的热爱令人感动，而六位知名作家应邀担任讲师也加强号召力；尤其难得的是在国中教华文的老师都加入其中，对马华文学的推动，肯定会大有帮助。

说到“马华文学”，我也在4月15日开幕礼上凑一份热闹。我以《政治变化下的马华文学》为题阐述了马华新文学所走过的道路。

所谓“马华新文学”乃指1919年“五四”运动后带来的白话华文文学，具有新思想带动社会的发展和传播新文化。从1920年起到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为止的25年中，马华文学的主要推动者是来自中国的文人，其中最著名的要数郁达夫和胡愈之（沙平）。有学者作过统计，从1919年到1949年为止，共159名之数，几乎在马华文坛领尽风骚。这意味着在这段长时间内，是南来的作者开辟了“马华文学”。他们也跟着中国文学的变化而变化。比如“五四”后的十年是力倡“文学革命”，下来就转成革命文学。我将之称为从胡适时代转成郭沫若时代，而马华文坛则将“革命文学”称之为“新兴文学”，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在1937年抗日抗战之后，不论是中国或马新两地，都归到统战而出现了“战时文学”或“抗战文学”，两者间的关系也密不可分。

1945年战后，中国文学进一步向左转，而有了“文学从属于政治”，“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文艺理论由兹建立。马华文学则力争“破茧而出”，因而有了1947-48年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大论争。但不变的是，马新左派统战夺得了主导权，而将马华文学导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也就出现中国和马华文学绑在同一棵树上，继续走“革命文学”的道路。这可以以1953年新加坡掀起的反黄运动作为一个新起点，土生土长的作家逐渐取代了南来作者的地位，马文左翼文学的地位在政治洪流底下得到巩固和强化。

但在另一方面，此时（1955年）又兴起另一股思潮的文学是由《学生周报》和《蕉风》带进的。最初的主编是方天（张海威），也就是在1934-1936长征路上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的张国焘的儿子。它被左派视为右派的刊物，而不得不在1957年转移阵地在吉隆坡立足和发展。此时的主编已是后来大家都熟悉的作家姚拓。

这种左右派的文艺思想斗争牵动马华文学整整20年有余（1955-1976年），而以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左翼退出马华文学作为一个句号。对于这段时期（1926-1976）的整整半个世纪，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有如下的评语﹕不论你喜欢与否，这50年的马华文学是左翼文学在主导，也属于“革命文学”。在这之后，“现代主义”文学与“现实主义”文学慢慢化解对峙而产生两者的溶合。这种溶合意味着文学与政治脱轨，而走向多样化的发展。

尽管我们在今天一直强调马华文学不同于中国文学或台湾文学，但因为同文同种和血脉相流又出现新的连系。表现最特出的莫过于马华作者以在台湾获奖或在台湾扬名为荣；相同的，今天的马华作者也以著作能在中国出版或受到表扬为傲，也似乎唯有这样，才能确定本身在马华文坛的崇高地位。

当时代在变化中，我们又看到这样的一种三角关系（马中台）在相互演绎马华文学的地位，政治已经远离文学；文学也适应了当代的国际政治生态。这意味着政治大气候正引领马华文学溶入国际社会中。从以前的马华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支流到今天的马华文学跟着中台文学取经，又是一种轮转，所不同的是已不是用“政治”来挂钩，而是用和平与善意的“交流”来争取一个“尊严”。

许岳金大起大落

我不久前在一次演讲会上被一名听众问及一个大家都在关注的问题，那就是在许子根之后，谁将是槟州的首席部长？这个敏感性的问题可真不好回答，因为一切只是在假设和推理。正如我们过去也都在推测谁是林苍佑之后的首席部长？结果没想到是许子根探出头来。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天算也不如不算。因为林苍佑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谁是他的真正接班人？

我提起这段往事，或者可以让我们温故知新，因为不是样样事情都是可以安排的，也不是每一件事都顺心顺意的。我就以许岳金的例子拿来和大家研究研究一下。

许岳金是韩江校友，他在考完高级剑桥文凭后，曾在韩中执教一个短时间，后来进入马大念数学系。毕业后被派到大英义学执教，过着粉笔生涯。

1974年在林苍佑的感召下，他和一批年轻的专业人士参加了民政党并出任候选人。这些人当中记得还有庄森培（医生）、林兴智、陈崇德（医生）等人；再有一位是攻打国席的吴清德博士等等，真是执政以后，精英云集，不再如同1969年大选时寻找候选人东拼西凑，才勉强组成一个大牌挡阵容。而就是因为有这个阵容，在时来运转和政治气候转变下，民政党才有今天。

许岳金一鹄中的后（中选州议员），不久被委任为首席部长政治秘书。这个职位在槟州宪法有规定，是个官职，但职权在那里，也就没明文规定了。因此林苍佑曾对许岳金说，这个职位可大可小，权力怎么操作看你如何发挥。果然许岳金把这个官职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我见过的政治秘书中，最懂得掌控的从政者。到处演讲又到处活动，许岳金的名字不胫而走了。

1978年他再度中选又获重用，官拜行政议员。这一下子，许岳金已不再是初出道的政治新鲜人，而是拥有更大的空间表现他的政治活力和才华，一时之间，在众行政议员中，风头无两。

1982年，他第三度参选又再胜出，同样出任行政议员，但经过磨练的他，已是英气逼人来，成为林苍佑身边的红人。当时人人都在推测，许岳金将是下一任的槟州首席部长，他变成“精英中的精英”。甚至在林苍佑出国医病和疗养的三个月内，他出任代首席部长。许岳金真的是红到发紫。许许多多的人包围着他，又许许多多的人替他“出谋划策”，告诉他将来接班又如何如何的。有人替他高兴；也有人替他捏把冷汗；又有人揶揄他，指他走过了头。

我后来在林苍佑回国后，又从他身旁亲近的人打听到老头子（党内的人都这么尊称林苍佑）对许岳金任代首席部长时的一些动作有不苟同之处，尤其是他曾吐露一句话﹕“不要中途换马”，即意他还没有想到退休这码事。我也曾经强烈地暗示许岳金说要注意言行，不然会出岔子。

其实许岳金的“失算”上述只是其中一个，其它如他争做槟州联委会主席一直未能如愿以偿，也种下苦果。先是表明要与邱继圃争一长短，后来在林苍佑劝告下，打消此意。接着当邱继圃要退时，又遇着陈锦华拦路。陈锦华虽然不是林苍佑推出的人，但陈却巧妙地“结合”不满许岳金的派系（这批人也有与他同时出道的人），一举地夺下邱继圃的空缺。这样一来，许岳金在党内已无法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反之他的命运已操在党内领袖的手上。

尽管先前许岳金立下了“功绩”，诸如在1980年力促行动党的黄炎光跳槽成功，以致民政在州议席又有9席，与巫统持平。在波德申党选为林苍佑的布署东奔西跑而自己意外跌马。在1982年大选时，出大力扳倒马华的林建寿，以除掉与林苍佑争首席部长的对手等。

然而这一切都抵销不了在1984年出任代首席部长时的被认为过于出位的动作。在1986年未得到强力的支持守住州席，只好黯然参加国席竞选。在失败之后许岳金力图东山再起，无奈1990年过枝马华出征国席又再失利，再下来于1995年再以团结党名义再战江湖，也无功而返。

就这样一代政治红人只好急流勇退。许岳金与首席部长职擦肩而过，成为他心头“永远的伤痛”。作为他的好朋友，我希望许岳金对我这篇文章有回应。我们也想知道这些年来，他在做什么？我想他对历史是有话说的，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许子根回应我的演讲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于4月27日晚举办一场时事论坛讲座会。我以《从第九大马计划评估许子根的政绩》为题提出了几个要点。其中包括在第九大马计划报告书中的第17章（共27章）的数据表反映了许子根主政以来的政绩是受肯定的，也让槟州人民引以为荣。例如，最可贵的是先进州的地位，槟城依然保持第二，占第一位的自然是吉隆坡联邦直辖区，下来才是马六甲和雪兰莪。至于工业的投资、州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及人均收入的增长和城市化的速度，槟州都是排在第三位，前两名是吉隆坡/雪州及柔佛。还有最可取的是在消除贫穷方面，槟城则占第一名，只有0.3%，接着是雪兰莪和吉隆坡。

由此而引证许子根主政16年来也取得不俗的政绩，最大的成就应是表现在“软件革命”的成功，把槟城从工业城导入高科技领域并成功地为槟城取得了多媒体超级走廊的地位。于是我作了一个比较指出林苍佑主政的年代（1969-1990）是“经济革命”成功，把槟城发展成全国电子业的模范州。其成就表现在“软硬兼施”奏效，既有软件建设，也有硬件建设（如大桥、光大）（即有了代表作），而许子根则是“软功一流”，“硬功”未见明显，尚未有代表作，以致有人戏说他“硬不起来”。

第九大马计划也就为许子根的成绩提供了正面的数据，他在持续性发展方面带来的肉眼看不到的工业转型至高科技领域而维持了槟州的优势，失业率只有24%。

不过，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对我的政绩评估有所回应和补充。他不认为在“硬件”建设上或“外涵”的表现上是差强人意的，更没有所谓的“交白卷。

以下的数据又为我们提供他在“硬件”上也有成就，只是不能与大桥的浩大工程相媲美，也就没有被人认为是代表作﹕

（一）1999年耗资1亿6千万元完成直落巴大水坝蓄水池，既对人民有益也成为新的一道风景线。

（二）2000年耗资1亿元完成槟州室内大体育馆，如今已成为热门的商业展览会场，刺激州内经济之活跃。

（三）2000年耗资1亿元的峇都加湾大体育场，成为威省的一大建设和提供高素质的运动场所。

（四）外环公路的其中一段日落洞大道是在1997年动工，但因是“土地换大道”（不收过路费），在1997年金融风暴降临时有了拖延。这段长6公里的大道（第一期）将在今年内全面通车。

至于第二及第三阶段的外环公路也与日落洞大道一样，属于私人大计划。预料第二阶段13公里的工程也将在今年启动，然后继续进行第三阶段17公里的工程。

这就是说，许子根对“硬件”的发展也费煞苦心和下足了功夫，祈望改善槟州人民的生活素质。这些材料的补充又“弥补”了我所说的“力之不逮”之“外涵”成绩，因之又不能说他在“硬件”上无所表现。虽然与大桥相比不是大制作；但也算是几个单元的成功制作。

在这些个基础上，如今第九大马计划又把第二大桥及单轨轻快铁列入其中，也就让我们感觉到大的“硬件”又要启动了。

为此，许子根认为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把槟州建设成一个在不断发展中的州。而我希望他把槟城塑造成多元社会的一个典范，让华人主导政权“长治久安”。

林连登与韩中七博士

林连登在1950年创办韩江中学时，已是80高龄，因此董事们都尊称他为“阿登伯”。我们学生私下叫他“阿登伯”。他在创办韩中时，竟一口气 请了五位博士，真叫人瞠目结舌。他们依秩是庄泽宣（校长）、黄尊生、何永佶、熊叔隆及严元章。不久又加入了黎东方（教务主任）及后来的方学李，一共是七位博士。在中学华校史上，堪称一绝。以韩中办校之初，学生才500名左右，为何要这么多博士？我到今天还搞不清楚。大概是阿登伯想把韩中办成一流的中学。不过博士也吧，以当时的薪水来算，校长不过800元，其它博士也在四五百元之间，总算请得过。

当然，阿登伯有自己的一套办学理念，也不是每位校长都能理解透彻的，因此阿登伯vs校长的事也就这样发生了。

我们先说第一位庄泽宣，他的名气不仅是美国的博士，还是联合国教科文机构的官员。不止这些，如果我们再往前推算，庄校长的来头可真不小呢！

话说1926年，在厦门大学当校长的林文庆博士（他是在1920年厦大开办后，被创校人陈嘉庚请他离开新加坡到厦大掌校）请来了林语堂博士当文学院院长，又通过林语堂的介绍请来了鲁迅当文学教授。这一年庄泽宣也应聘到厦大任教。我们不知道庄泽宜是否认识鲁迅和林语堂，因为庄博士的著作中未提及此事，但他们三个人却是在1927年就离开厦大。巧合的是鲁迅那年是由厦大转到广州中山大学，而庄泽宣也在同一年应聘到中山大学创办教育研究所。由此来看，庄博士对教育是有长时间研究心得。大概是凭其对侨教之熟悉，才来到韩中。没想到掌校两年后，即与董事会意见相左而不被续聘，结果闹出第一个大风波。这个风波可不好收场，虽然阿登伯“漏夜”请来徐兴华当校长压阵，却压不了阵，因为老师与学生有意见。最后请来华校视学官陈翼经调解，力劝庄校长复职（此事件发生在1952年12月杪），但庄校长已答应当联营出版公司总编辑，以改编华校教科书，也答应出任马华公会教育文化小组之名誉顾问，因此他婉拒了一番好意。

这个时候，校内还另有三位博士（何永佶博士及其画家夫人张荔英最早离开韩中），即黄尊生，熊叔隆及严元章，他们都不肯接班，大有与庄博士“同进退”之势。

就在此时严元章又再离开，到麻坡中化执教。再不久，他到南大开办教育系，后又升为文学院院长。由于在1961年因力挺林连玉（被递夺公民权）而在1962年被宣布不得再进入马来亚联合邦。
剩下来就只能在黄尊生与熊叔隆之中挑选一人出任校长。协商结果，请化学博士熊叔隆出任校长，庄泽宣也表示同意。就这样熊博士于1953年初走马上任，他做到1955年应南大之聘离开韩中。

这个时候黄尊生登场了。黄博士给韩中师生的印象最深，因为韩中的校训“笃于文行”四个字出于黄博士所选。他是从苏东坡为纪念韩愈对文教之贡献，而为其立碑文中有云韩愈来潮州后“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忠于治学问与敦品行）。

接着韩中之校歌也是由黄尊生作词，“文风远绍昌黎”一直唱到今天。黄尊生的名字也就永远留在韩中学生的脑海中。1957年黄尊生离开韩中赴港，随后又出任台湾文化大学教授。他的华文文学根基是所有博士中最佼佼者。

与庄泽宣一样，黄尊生旅马期间也出版一书，取名为《沧海一鳞》（1956年），内中有一篇文章写他在“韩中三年”的心得与感想，已把时间的全部（至少七成）献给了学生，但还有一句老话，读书是最幸福的。庄泽宣的著作则取名为《从巴黎到槟城》（1953年）。

至于来得迟也去得早的黎东方博士，是在1955年应林语堂之邀到南洋大学执教。但在林语堂与南大主席陈六使闹意见后，又于1956年走人，连黎东方也走了。

第七位博士就是后来（1958年）才来不久即与林连登打官司的方学李博士。自此之后，韩中再也没有博士校长，也没有博士老师。前后8年，韩中闪耀着博士的光环，又告归复平静。

这里有一则趣闻，那是我亲眼在布告栏内所见。就是方学李离开韩中后(1958)有一天布告栏竟出现董事长林连登宣布林连登出任代校长。一时之间，消息传遍全校，但此布告第二天就取下了，大概觉得不妥当。后来接任者是汪少伦（军人出身），再下来的邢鹤年（又是军人），真是无巧不成书。从博士到军人，韩中校长的故事真是说不完。

1963年林连登以93岁高龄逝世，结束了他对韩中的13年的“大小通理”，也结束了他和校长之间的恩恩怨怨。林连登创造韩中的“神话”也因此永远说不完。留下很多的空间让人去遐想。

许子根岳父当韩中校长

我原以为方学李是韩江中学“最短命”的校长，其实不然，还有另外一个人才是最短的，但历来的韩江校刊从未提及此事，很多人都不知道，偶尔我在首任校长庄泽宣博士的著作中，才有此重大发现。由于这位“最短命”的校长大有来头；尤其是在今天来说，实有必要补上这一笔史料。从中也可看出在林连登掌管韩中大权的年代，校长与董事长之间的微妙关系。

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林连登在1950年7月15日为韩江中学举行奠基礼前，就急于物色一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来掌校，结果选中早在战前就在中国负素盛名的教育家庄泽宣博士。庄泽宣博士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他原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机构任职，负责国际儿童救济基金事务。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组联合国时衍生出来的一个重要机构。1949年6月，庄泽宣卸职来到美国（他是在1948年初到巴黎任职的）。在美国住了13个月，期间，也就是1950年6月，接到韩建委会的信和电报，请他来韩江中学办校（此时建委会主席是连裕祥）。由于得知林连登要把韩中办成最大规模的中学（在当时来说，成立于1917年的新加坡华侨中学是最著名的），一时兴致勃勃的庄泽宣就应聘而来。他在1950年10月来马，月薪并不是外界所说的拿美金，而是马币400元。他说他不是为薪金而来，是为教育而来。他准备把韩中办成第一流的中学，成为世界中学的一个楷模。然而事与愿违。庄泽宣任职不到两年，竟在1952年12月3日获得董事会告知不再续聘为明年度校长，理由是﹕道不同，‚董事会未能与之协调及ƒ教师待遇无法改善。

不论出于任何理由，消息传开，犹如一颗“炸弹”在华社爆开，引起震惊。

在此时此刻，董事会最主要的是另外物色一位校长任职，以平息校内之情绪和华社的议论纷纷。由于校内其它有资格的老师不愿接任，惟有在校外物色适当人选。在12月12日那天，董事会突然宣布，委任徐兴华为校长。

到底谁是徐兴华？很多人一时不都不明究里。原来他是槟华女中校长朱月华的夫婿。再追查下去，原来他是当今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的夫人徐嘉平的父亲大人。换句话说，徐兴华就是许子根的岳父大人（在那个时代，根本没有人会想到历史会走到今天这个局面）。

就徐兴华本身而言，他是暨南大学毕业生，但不是博士，而是学士。当时是在中华中学任教，被认为是100%的好好先生。在消息传开后，有人为韩江庆徐君贺，但事情并不是想象中的简单。
原来，发出聘请给徐兴华的是董事副主席而非董事主席（当时董事主席是连裕祥，副主席是姚非丹及戴义卿，应该是姚非丹签发，林连登则是名誉董事长）。就这样俆兴华走马上任成为韩江中学的新校长。

头痛的事接踵而来，韩中师生有大意见，舆论也有不同看法，害得徐校长“头痛”过度，患病三天。事情也闹成僵局。根据所知，聘请徐兴华为校长，是由林连登拍板而获得连裕祥同意。事情演化至此，徐校长始知难以应付。虽经朱月华校长从中斡旋，亦未见效，以致徐校长“骑虎难下”。到了12月22日，董事会再派人与徐校长商议，请求他“自动解约”，除去计时炸弹，让庄泽宣继续做回校长。于是有一场“鸿门宴”的午餐之设，在场者有陈翼经（华校视学官），连裕祥，陈文炳（树胶公会总务）及朱月华校长。大家同意“徐退庄返”的方案，以消弭一场可能引发的“风暴”。

虽然徐兴华“牺牲小我”，但董事会已无法挽回庄泽宣之心，因此韩中又有说不完的故事。

前前后后，徐兴华只当了韩江中学校长半个月左右（履职是12月13日，卸职是12月杪）。他是韩江中学“最短命”的校长，不是因为不够资格和经验，而是因为他在不当的时间接受这一任命。虽然没有要了他的命，可够折腾他的往后的日子。我们不知道许子根及其夫人知道这个故事吗？

华小董事会的主权与机制

欣闻雪隆华校董联会订于今日（4月30日）举行“2006年雪隆华小董事交流会”，以配合董总推动的“董事会醒觉运动”。由于讨论的课题广泛，我只针对“董事会的主权”与“董事会的组织”提出我的看法。

有一种论调说主权应向政府争取，一旦获得认同，则华小目前争议的问题就告解决了。换句话说，主权大过天，其它的都是细则问题。但问题是这么简单的吗？

我的看法有些不同。主权固然要维护，但组织与机制如果不健全，则等同有了武器，而没有军队来捍卫主权。根据董总法律顾问侥仁毅及吉打董联会主席傅振荃指出，有许多华小的董事会“冬眠”，应把他们“吵醒”。“吵醒”了以后怎么样？如果组织是依然故我的话，单靠董事长一人也是难有作为的。

事实上，我们应回到历史来探讨这个重大的问题。既然是雪州董联会在1959年已接纳华小董事会改组，那么今天回到雪隆董联会讨论也是切合时宜的。虽然在时间上相隔了47年，近半个世纪，但面对的问题是一样的。

雪州董联会是于1958年8月7日一致通过接纳董事会（指华小）修正章程（也就是接纳市教育局印发的华小董事会章程修正本）。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点是﹕官委的三名代表，应由董事推荐。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国的逾千间的华小董事会必须根据修正的章程进行改组。这个大手术分成﹕官委、赞助人、校友、家长及受托人（指信托人或信理员）各有三人组成华小董事会（详情请参阅1959年8月8日《星洲日报》）。在这个结构下，原来的董事会（或称大董事会）已不能全面操控新的董事会（或称小董事或学监会，而教育部认同的是这个组织），因为它只能决定三位赞助人的代表再加上官委代表，如果校地是大董事会的，也可推荐其中三名信理员出任，而凑成多数。至于家长及校友的代表就非大董事会推举了（请注意，这里是指校方代表，由校友中选出，而非校友会选出）。

本来在大小董事会并存的年代争议并没有这样的明显，因为大董事会一向来出钱出力，也就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在物换星移下，小董事会逐渐形成一个“代表性”的机构，甚至还取代了大董事会的功能。由于小董事会的当然秘书是校长，一切文件归校长保管，其权力也相对增加，再加上教育部鼓励每间华小成立“家教协会”，它就与小董事会成为平行的双翼，而核心人物非校长莫属。由此可见，校长权力的扩大是教育法令及结构改变使然。久而久之，也就出现今天的所谓“主权”的争议问题。

更甚者，由于接受华小董事会的改组，许多小董事会的成员是年年未改的，一直照做下去，理由是更换代表麻烦或会得罪人或担心被除名。比如槟城的官委代表一旦出现空缺就不能填补，也就只好让有关者永远做下去直到逝世。如此年复一年，华小董事会出现“冬眠”状态是不足为奇的。

现在如果我们要让这类的董事会“复苏”起来，自然要大换血，但谁拥有绝对的权力呢？即便仍存在着大董事会，它也只能更换赞助人代表，成不了气候。另外即便某些家长有心要改革，如果他进不了家协（其中的奥妙，也就是教育法令下的条例所规定的），他又如何成为董事会成员乃至被选为董事长呢？

就此看来，重振董事会的权威也许需要通过发挥或恢复或另组大董事会，以“校主”的身份要求厘清主权（包括行政措施的调整）。如果单靠小董事会（又力之不逮，或被认为是“冬眠”的）争取应有的权利，又显得如同孩子向父亲讨权力，毕竟小董事会的生存是依附在教育法令的条例下（1957年）。如果重组大董事会也会显得更有代表性和权威性，不知董总诸公以为然否？不然恐怕努力会事倍功半的。

嘉化峇峇与马共和解

前任副首相敦嘉化峇峇终于走完他的一生，终年81岁。这位政坛元老虽然未能攀上首相高职，但他却留下令人难忘的政绩。

对于他本身而言，他是在15岁（1940年）即参加一个叫做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的组织，这是一个急进派的民族主义团体，反对英殖民统治。其中的领导人是后来成为人民党主席的阿末布斯达曼。

1945年战后，又出现一个马来民族主义政党，叫做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其领导人有后来著名的政治人物如巴哈鲁丁（回教党主席），依萨（劳工党主席）及布斯达曼（人民党主席）和转向马共的马来民族主义者。嘉化在1948年参加这个政党，也结识其中的领导人。这个党因被指为受共党渗透而在1950被英殖民政府查封。

因此在1951年嘉化峇峇转向参加巫统，这一年巫统创办人拿督翁另起炉灶，成立马来亚独立党，后又再改名为国家党（Parti Negara），而由东姑阿都拉曼接任巫统主席。

教师出身的嘉化峇峇虽然没有强烈的政治欲望，但有政治的使命感，在1955年在联盟旗帜参加独立前票选而成为立法议员。1957年独立后他又参加1959年的全国大选胜出，成为马六甲首席部长。一直到1968年调任中央出任部长。他是巫统的元老，也是在位最久的党副主席之一（1962年起到1987年当选巫统署理主席，而在1993年退隐政坛）。嘉化1974年退出内阁，因不满未被调升副首相。不过在1986年受马哈迪之召又再入阁且成为副苜相。他有自知之明，由于学历关系，并不期望有朝一日成为国家首相，而是满足于当马哈迪的副手。无奈1993年安华崛起形势比人强，他选择靠边站。他对巫统，国家做出的贡献是受到肯定的；尤其协助马哈迪在1987年党争中稳定大局，击退来势汹汹的东姑拉沙里和慕沙希淡的挑战。

对于马华公会而言，嘉化又有令马华终生难忘的贡献，那就是在1984年马华爆发党争后，嘉化毅然介入协助安定局面，一度且成为马华的临时代总会长。这场党争是因为李三春突然于1983年“出走”，导致梁维泮和陈群川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结果后来由后者取胜，嘉化也就“功成引退”。正因为嘉化对马华有功，因此马华公会每年不忘给他庆祝生日。

对于国家和平而言，嘉化的杰出贡献是值得一提的，那就是促成马共与政府和谈，结束对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前马共主席阿都拉西迪（人在北京）（他与嘉化是前马来国民党的党员，彼此相识，嘉化也因为这种微妙关系，得以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在嘉化于1986年出任副首相后，就写一封信表示祝贺。接着透过嘉化密友哈芝端穆达的穿针引线，和谈似乎有了眉目。

1987年6月25日，阿都拉西迪通过端穆达呈交一信件给嘉化，信中提出了前马来国民党和后来马共领导的马来民族党的问题。不久之后，也就是9月7日，嘉化回函同意与马共举行会谈。

阿都拉西迪至为感动，再去一函（10月1日）形容嘉化是一位爱国和民主主义者，嘉化又再11月7日覆信同意应该结束这场战争，因为马来西亚已经独立很久了。

结果有了1988年5月24日的第一次和谈在合艾举行，随后第二次和谈于8月10日在槟城举行，随后第三轮会谈又回到合艾。

到了1989年，高层的会谈在泰国的普吉先后进行五次。结果马方，泰方和马共同意签署和平协议书。这就是1989年12月2日在合艾举行的历史性的会议，达成《合艾和平协议》，从此马共放下武器，走出森林。嘉化在这方面扮演的积极角色，启动了和平之路，他的这一巨大贡献是永垂青史的。虽然他不是直接的谈判者，但在马哈迪的同意下，他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马来西亚独立斗争也写下完美的句号。这就是嘉化峇峇鲜为人知的一面。而这个精彩的篇章是在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录《抗英战争与和平》中一一显露。

林连登打官司

1958年也真是韩江中学多事之秋的一年。这一年林连登以89岁高龄迎战一场官司，起诉人是原韩中校长方学李博士，一时轰动整个华社。在林连登逝世后，其后人又于70年代打一场没有林连登在场的林连登官司案，那就是其前职员起诉的著名的16万元官司案。前一宗案方学李取得4千余元之补偿；后一宗案林连登后人胜诉。

为什么会有董事长与校长打官司的案件？其缘由是这样的﹕1958年7月10日，来自台湾的方学李接受林连登的聘请出任韩中校长。9月7日抵槟履新。

方学李自我介绍他的履历是在来槟之前，他是在台湾当律师及数家公司之法律顾问。在这之前，他也曾在中国的中山大学、安嶶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执教（此应指中国解放前）（来头可真不小，且拥有博士衔头）。

在抵槟后的第二天，方学李拜会林连登，两人东拉西扯许多政治上的故事，包括为什么陈嘉庚与陈仪感情不睦之事（按陈仪在抗日期间是福建省省长，被陈嘉庚告发渎职而被撤职。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仪被蒋介石任命为台湾省省长。引自《南侨回忆录》，杨进发著《陈嘉庚传》也有提及此事）。

抵槟第三天后，他正式出任校长。据他说，他的薪水是马币725元，加房屋津贴100元，车马费50元，合共是875元。不过，他一直没有接到正式的聘书。讵料在10月27日，他接到董事部律师发给的解雇信，通知他在10月30日起停职。前前后后，他任校长只有七周的“寿命”。

方学李因此不服，他在1959年入禀槟城高等法院，要求韩中董事会赔偿旅费、薪俸及津贴合共21000余元。官司在6月10日开审，方学李及林连登双双出庭。

林连登在供证时主要有三点﹕方学李写一封信给一名董事说教员你请或我请，而且用挂号信（林连登认为是不寻常的），是不与董事会合作之举，等于将学校分成两部份（监学林锡猷对此有解释聘请教员是校长与董事部磋商，而不是你请或我请的问题）。‚当年学校之毕业刊出问题（此乃指政治部有进行调查，发现三篇文问题，而有些有亲共思想），言下之意是方校长未监督好（此点方学李有辩驳，他指出封面和平鸽并非亲共之举。他引述圣经的封面，也有一只白鸽含着橄榄枝。耶苏说过，这鸽子是和平的）。ƒ指方校长不懂英文。

此外，林连登在庭上说﹕“他管理学校不好，工作不照作，整天阅报纸。”（哄堂）

基于这些个理由，董事会认为方学李“无能力办学”将之解雇，但方学李认为此说是无理的，因此要求赔偿。他也力指学校存在的缺点。他说，学校有近三千名学生，从学生的图书费中，学校每年可收两万多元。可是在他调查后，发现学校花在图书费只一百多元，还有学校只有两个篮球场，是不够用的。

他承认虽然没担任过中学校长之经验，但凭他在大学教书的经验，他是胜任有余的，只是在他未能大展拳脚之际，他就被解雇了。

有一件事是我们事先都不知道的，但在方学李供证时抖了出来﹕在1958年10月11日林连登钢像揭幕之前，他有接到首席部长（指王保尼）之电话，问他能否保证东姑阿都拉曼（首任首相）来主持揭和致词时学生不捣乱，否则东姑不会来，他便回答会尽力维持秩序，结果首席部长满意，而后东姑也来了。

我们可以想象，在1958年韩中学运正处蓬勃阶段，王保尼有此一问，是担心韩中学生会有什么示威的。就我当时所知悉的情况是，韩中学生并没有什么事先闹事的传闻，而是大家都接受学校的安排，在烈日下的大草场聆听大人物演讲，秩序井然。

这场官司出庭供证的人物可够精采，除了学校的董事外，也有教育局、政治部、移民厅和教师等，其中包括名作家方北方，他也有“惊人”的揭露，还有报社主管及记者等。
方学李的律师惹日星有一段话是值得一提的。他说，林连登决定聘请方博士是因为他们两人是同乡。

方学李来担任校长后，一直催董事会发下聘书，换来的是一封解解雇函。在不服底下，官司在1959年8月21日审结下判。方学李获得4000余元的补偿，此事也就告一段落。这是韩中其中一位最“短命”的校长，也为杏坛留下一段“辛酸泪”。林连登对韩中事务之“大小通理”也由此得到印证。

“政客”与“政治家”

我对“大马商业道德学院”和英国Mori调查公司所展开的一项“忠诚信任”程度的调查结果深感兴趣。其中有关从政者的可信度，大马与英国相差无几。在大马方面，相信从政者讲真话的只占11%，而在英国方面，也只有16%。换句话说，在15项职业或行业中，从政者均叼陪末座。

虽然这种调查不具权威，但不论是在大马或在英国，人们对从攻者的信任程度总是最低的。这主要是政治人物面面俱圆，总是选择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人物讲不同的话，以致人们也不知道到底那个才是真实的，因此有了以上的“结论”。

在华文字中，对于政治人物有几种称呼，却具不同的含意，其巧妙处也就在此。例如英文字一般上对从政者使用politician来称呼，但查了字典，它却有两个解释，一说政治家，另一说政客。对于华文字来说，“政客”又有了贬意。因此从政者往往喜欢被称为“政治人物”或“政治工作者”，而不喜欢“政客”这个词汇。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客”字的含意。一般上我们理解的是非主人的意思，而是到访者或过路者或短暂居留者。例如来自中原的系族散居在中国各省市，尤其是南方的广东和福建乃至江西，统被称为“客人”。虽然他们长期以来就落地生根，也是主人之一，但这个名称从未改变。客家人也习惯这样的称呼不认为含有贬意。

再者，我们每一个人来到地球也是作客式的，当时间一到就得离开尘世。虽然我们也认定自己是地球的主人，但岁月不饶人，我们终究还是地球上的“客人”。

从这样来理解，“客”字也就没有什么不妥。可是从政者就不喜欢这样的称呼，但在老百姓的眼中，不叫“政客”又叫什么呢？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可信度如此之低，也难怪在人民的眼中对从政者带着这样的意思。因为在他们看来，政治人物要成为“政治家”是难之又难的。政治家寥寥可数，政客就一大把。换句话说，要从“政客”蜕变成“政治家”，可就难关重重，也不是每个从政者都可以做到的。
这样一来，“客”和“家”就有一道很深的鸿沟，谁要能从“客”转成“家”，可就是一方名士了。如果说，“政客”是人民中的“精选”，那么“政治家”就是“精选中之精华”。

那么谁才够格成为“政治家”呢？这又是没有严格的定义，但有一个“认同”。即这个人在政治上对国家和人民有巨大的贡献或在某个时代有特出的表现，能带动人民跟看其思想而行动起来。这样的人也真的没有几个。这是要用一生心血才能打造出来的。不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或政治手腕或施政方针，那是另外一码事。当他们被历史定位时，他们已成了政治家。在马来西亚，被列入政治家地位的有巫统的拿督翁、东姑阿都拉曼、敦拉萨、胡先翁和已退任的马哈迪；有马华的陈祯禄；有民政的林苍佑。在新加坡有李光耀和林清祥等。由此可见一个人要在历史上寻求这么高的荣誉诚非易事。

明乎政治家是这么高难度的境界，则我们一般的从政者也就不必这么耿耿于怀，只当自己是政治人物或只是政治上的一名过客，也不要在意被人称为“政客”。做政治上的“客人”，又有什么不好呢？千万不要一下子就以为被人称为“政客”是贬斥之意。其实，政客也罢，从政者也吧，最在意的应该是当他对政治作出承诺的时候，他不能利欲熏心，不能假公济私；更不能没有立场和政治理念，也不要讲话翻来覆去，以取信于民，设法将“政客”的形象和可信度提高。这也是从政者的任务之一。

林连登vs林连玉

战后，林连登作了一个让后世赞不绝口的举动，那就是在1948年遵照承诺献地兴建韩江中，总面积是31又¼依格左右，校园之大，居各校之冠。今天的韩江中学的广阔校地就是在当时由林连登一手献出来的。1950年7月15日，由林连登举行奠基礼。这一天成为韩中永远的校庆日，风雨不改。1951年正式开课，从此弦歌不辍。

为了纪念林连登对韩江中小学的巨大贡献，董事会于1948年为林连登竖立半身小钢像于韩江小学，复于1958年在韩江中学大草场竖立全身大钢像。有人笑曰，小学小也，中学大也。不过以当时韩小侧身在潮州会馆内，面积有限，要大也不可能，只好「委曲」林老先生，直到中学落成，就大到路人举目一望就先看见林连登一手持拐杖，一手拿书卷的大钢像。50年来“他”在风雨中屹立。

这里显示林连登不避忌的典型故事，在他生前有幸目睹本身的钢像在两间学校“闪闪发亮”，而且还亲自邀请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为其钢像揭幕。

这一年林连登已是78岁高龄，精神矍乐，对学校事“大小通理”。

我在1958年时已是韩中的初中生，全校师生都必须参加钢像揭幕礼，我对此是印像深刻的，在烈日当下，我们一直站在草场听大人物在演讲，浑身流汗。也有人发出怨言说这那里是观礼，简直是“虐待”，大人物有凉蓬挡晒，而我们要站着“受罚”。好不容易熬过烈日当空，我们终于松一口气。后来想想，学生嘛，不得不充充场面。

说到1958年，也是韩中多事之秋的一年。其远因起自学运，也就是由锺灵中学传过来的（还记得1955-56年锺灵的罢课风潮吗？胡万锋就是其中一名“牺牲”的领袖），于是有韩中学生被捕的事件发生。到了1956年情况进一步紧张。当时的教育部长指出有韩中学生介入锺灵学潮，引致校长诚惶诚恐，不得不发表文告“澄清”是学生入锺中观看，而不是参加示威云云。

1957年的韩中已是北马学运中心（锺灵被压制后转向韩中发展）。这一年的4月4日，韩中学生约五百人以罢考掀开学潮序幕，藉以声援锺中68名学生被开除。

这一下子，触怒了林老先生，他赶忙来到礼堂，向罢课的学生责难，他说﹕“锺中学生是反对校长，反对领取特别津贴（即意改成国民型中学），韩中有什么地方值得反对，你们这样做（指罢考）？”

也许林连登不是很明白什么是学运？它是连成一气的，从新加坡的“中学联”传来的，是一股左翼思潮运动。也许他也知悉一些，但他还是采取激烈的行动，他在他的寓所“桂林庐”召开董事会议，决定勒令五名学生领袖退学，另17名记大过签悔过书，再有23名在不记过下也要签悔过书和家长保证书。

但这也不能阻止学生再次发难，这一年的11月14日（史称一一一四事件），韩中、中华及槟华学生群起示威，二千余人齐集槟华女中，有十余名学生受伤。全马性的学潮此落彼起，学生们反对高初级文凭考试以英文出题及作答；‚反对华文中学改制及ƒ反对驱逐超龄生。

林连登在事后（1957年11月27日）发表文告促请学生们“痛自觉悟”，盖罢考罢课及游行示威，非特违犯校规，且足以妨碍华校之进展。

在学运火红的年代，林连登的“恩威并重”起不了作用。韩中学生在1958年再一次展示学运的威力。在这一年的6月2日，韩中学生齐集礼堂示威。我也是其中一名参加者，但因年纪太小，不知道罢什么课，只见台上学生领袖又演讲又喊口号，我们也群起响应，事后大家又回到课室上课，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其实这才是大件事。

原来，在1958年3月初，教育部规定华校初级中学毕业生必须经过升学考试及格，始可进入高中，这是全马华校所反对的，因为一向来初中考试是测验性质，不是决定能否上高中的唯一标准。

林连玉在其回忆录（风雨十八年）（下集）中这样说﹕“在3月14日时，接获韩中董事长林连登的来函，对升学考试诸多指责，义正词严，深合华文中学生的心意，并请求三大机构交涉此事。”

为此林连玉在14月6日举行的教总工委会，支持林连登的想法，议决全国华文初中毕业生一律杯葛升学考试。此时新上任马华总会长的林苍佑介入调解，但未带来满意的答案，决定由马华召集三大机构会议，日期订在6月1日。

林连玉说，“林连登竟于五月下旬举行韩中董事会议，认为交涉已成功，指示韩中初中业毕生要参加升学考试，否则不得升入高中。”对此林连玉感到费解，最先反对的是林连登，最先屈服的也是林连登。他形容林连登此举是“不待结果，就单独行动”。

有两位韩中学生代表就此向林连登寻求答案，结果林老大怒，一举开除他们。

而6月1日的三大机构会议也对此无法交待问题已“圆满”解决，导致韩中学生在6月2日静坐罢课。林连玉说，若此事未解决，势造成全马华校的学潮。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是谁化解了危机？结果是马华的宣传主任杨邦孝（懂得华文）（如今是新加坡大法官）挺身而出，直接找教育部长佐哈里，得到部长同意改为测验性质。

不过林连玉不放心，杨邦孝只好签下白纸黑字给林连玉，后者才肯发表文告说争议已解决，一场可能的风潮就此消弭掉。事后杨邦孝向林连玉说，佐哈里也知悉雪州四中学风声得紧。如果学潮爆发，恐会动摇其部长职。（上述情节参阅林连玉《风雨十八年》）

自此而后，韩中不再有学潮，但林连玉与林连登也就成为不咬弦的“寃家”。奇怪的是两人的名字看似亲兄弟，却是南辕北辙的“华教领袖”。林连玉vs林连登事件，成了华校史上一个历史性的记录。

解读第九大马计划

首相阿都拉在3月31日提出的第9大马5年发展计划是包罗万象和应有尽有的宏观报告书，我将之形容为“满汉全席”的丰富佳肴，极不容易为一般老百姓所消化。因为2千亿元的拨款是一个天文数字。以5年来算，每年400亿元，；每天则要1亿余元。这些钱从那里来呢？从报告书中我们得知是从政府的收入，包括税收和政府公司的盈利等。同时也会举债来应对。预计国债总数将因此达致3千余亿元，外债则3百余亿元，两者加起来共3千5百余亿元，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8.6%。

这意味着政府将在全民的承担下集资来落实第9大马计划，且将努力维持每年的经济成长率在6%之间。另一方面政府也估计私人企业会在第9大马计划之下另动用3千余亿元进行各项投资和融资。这反映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需要私人加入政府的努力才会成功。而前首相马哈迪不久前也说过，华裔是最大的纳税者，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贡献。由此可见，国家的发展是公私一齐成长而相得益彰是没有争议的。

我们注意到政府格外重视贫富之间的差距而矢言缩短两者间的距离。在参考了联合国人文发展报告后，竟出现10%最富有的人的收入是10%最贫穷的人的22倍。政府的不安是40%贫穷人士的家庭收入从1999年的14%下降到今天的13.5%，而20%富有者的家庭收入则从50.5%上升到51.2%。因而决意在2020年时使到贫穷者的收入提升至20%；富有者的收入减至40%。

显然，不仅是土著，非土著也有极穷困的人。若是最下层的人民能从第9大马计划中受惠，将是皆大欢喜。即使政府承认是艰巨的工作，我们也支持政府一定要努力以赴。同样的，政府对土著拥有股权仍未达30%有所失望，但问题的症结不在于非土著不支持新经济政策，而是政府要找出根源寻求对策，为什么从2000年到2004年，数目还是18.9%？

毫无疑问的，首相对此提出的三个愿景是发人深思的。其一是更好的生活素质；其二是不分宗教和种族，所有人分享进步的成果及其三要培养第一流的思维、有知识、有竞争力、有高度的表现和完整与强烈的道德价值观，从而成为高素质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在支持这个目标的当儿，我们对第9大马计划的印象是偏重采取经济手段来解决问题和提升人的价值多过人文的关怀。不错改善经济是首要任务，但它并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的钥匙，因为人的思想的改变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是需要多方面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教育的普及和对世界变化的应变能力，不能老是停留在保守的思想来看问题。我们的社会固然没有所谓的“文明的冲突”，但存在着“文化的隔膜”。这种“隔膜”意味着族群间各自的生活又各自以自己的利益和价值来面对多元化的社会，极不容易理解彼此的愿望，更因为这样的思维阻碍了彼此的视线，未能把眼光放远。

例如今天的世界是外来的冲击大过内在的问题。如果我们失去竞争优势或不能与时俱进，我们就会被其它国家的进步所超越。因此首相的苦口婆心要人民改变思维，拥有第一流的思想是要人民跳出陈旧的框框和单一思维，向世界看齐，不是顾盼自雄，自以为是，而是在拥有知识和对科技的掌握，溶入知识型的经济时。我们也应该要强调培养相互尊重，缩短文化差异和贯输民主政治公理的重要性，用公正与公平的原则创造人文价值，以便将“人力资本”的训练转化成“人文资产”的孕育，完成首相的全民分享成果的心愿，在达成和谐社会中突显新思维新作风贯澈在第9大马计划中，作为明年50周年国庆的最大献礼。

林连登靠屠业起家

《号外》要我把笔推向历史，我第一个想起了千万富翁林连登。

提起马来西亚的华裔著名人物，不能不提林连登；提起林连登，一定想到韩江中学。

林连登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是“三合一”的化身。历任槟榔屿潮州会馆领导人廿余年，也历任韩江学校董事长廿余年（林连登奋斗史作者唐镇邦语）。因此每当一提起林连登，总是联想起这两个机构，和他是“形影不离”的。

同样的在今天，每当我们提起韩江时，就联想到韩江是三结合的学校，即韩江小学、韩江中学和韩江学院是融汇贯通在一个董事会内。但是如果没有林连登，就没有今天的一切，因此韩江的故事要从林连登说起。

林连登生于1870年的惠来县，“九岁入乡塾，勤奋力学。从师郑融，专攻四书五经，精研义理”（许崇知撰《林连登传》）。这意味着林连登不是目不识丁者，他有读过书。至于他的学识有多高，也就非我所能理解。

1893年，林连登南来马来亚，开始他人生另一个历程。此时他已23岁。“初抵槟城，人生地疏，由乡亲导入吉打，从事执锄工作，月薪四元二角，奋斗数年，不大成就”（唐镇邦语）。这里有需交待一下，林连登的家族是“家有恒产，业白糖生理。先尊荣才公，承先人余荫，居乡务农”，根据唐镇邦的说法，其家族属于“小康之家”。

如此日以夜继的博拼，林连登在32岁那年在鲁乃熬出头来。“开创屠业生理，店号成发，每年获利千余元，由是渐入佳境”及后大展拳脚，成为一方地主和大商家。由此来看林连登是卖猪肉起家的，算是有钱的“屠夫”，当然老板是不必亲自下手的，但有记录显示，他遇事是亲力亲为的，包括学会补脚车轮胎。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一句话﹕“仗义每多屠狗辈，最是投机读书人”。林连登既是靠屠猪业起家，自然身上带有“仗义为人”的豪情。

以下的故事就带出他的从商为善的一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前，林连登已是富甲一方的大富翁，是园主，种植树薯，又设酒厂，也开辟树胶园，资金累积越来越多。一座美仑美奂的洋楼也就成为林连登的标志。

这座在今天位于红毛路的“桂林庐”大洋楼可媲美与之毗邻的叶祖意大厦（如今已捐赠民政开办宏愿大学的总校址），是在那个年代身份的代表，象征着一代富豪的身家已是腰藏万贯。

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是49岁的林连登通过槟榔屿潮州会馆（他在1906年加入潮州会馆，参与公益活动），联合一批潮籍闻人，如林参、连瑞利、戴淑原、许文造、马元廷、傅炎峰、胡德福、周满堂、戴振顺、纪合义、陈罗雄、陈源泰、陈锦泉、洪景南、许宗豪等人发起兴学办校。1919年诞生了“韩江小学”。

在创校缘起中，力陈教育之重要，而潮乡为数不少，向无学校之设立，徒让他人专美，而办善事者，尤以兴学育才为较有益者。

就这样，取名为“韩江小学”的学校正式于1920年开课。初时校址设于牛干冬街潮州会馆内。林连登出任首届董事长。以后担任多届的董事长。在他任期内，韩江小学从寄居在会馆上课到在会馆旁另建学校。旋又于六十年代乔迁至现址，与韩江中学并立于“连理园”内。

林连登在第一次战后的业务扩展更是惊人，也成功地向政府承下赌局，又从事屋业发展，开设戏院娱乐事业，进行进出口贸易等等，单就胶园，就有万英亩之多。

1937年日本挑起芦沟桥事件，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晋入抗日时代，林连登也慷慨解囊，激起爱国情绪，而在抗战进入深入的阶段，林连登又有一构思，准备在韩江小学的基础上设立韩江中学。
1940年时，林连登报告已为韩江中学筹得八万余元（其中一半系由他负责），但因所购之地（洋楼）位于新世界附近过小，不适合发展学校，遂有兴起要求更大校地的念头。

与此同时，泰国又实施禁止华校政策，槟城潮人有鉴及此，对创办中学更是认为属于当务之急，以收容泰国华裔到来求学。

正当准备倾全力建设中学时，日本蝗军突于1941年底入侵槟城，复占领马来西亚。从此马来西亚陷入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生涯，建校计划暂时被逼搁置。

在日治时代，据许崇知回忆，日本人用枪口逼林连登担任伪华侨协会委员。其它人有连裕祥、林耀椿、林清德及周国钧（参阅《奉纳金数据选编》，页68），也因此有出现所谓的风言风雨。以1942年来算，林连登已是72岁高龄的老人，实在不能做什么，但却被日蝗军“选中”。在一首贺诗有下面这一段话﹕“曾遭倭祸，备尝艰辛，丛脞抑悒，奋不顾身…国府慰勉，正气以伸”（方乃斌于林连登81岁大寿之贺诗）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切已告过去，林连登一度消沉的意志又在其同乡鼓励下，重新冲刺。这一次他为华社立下不朽事业，那就是在1949年献地，而在1950年创办了韩江中学。

绿灯已亮该上路了

首相阿都拉提呈的第九个大马五年发展计划时，对槟城而言，正如一般所料，是第二槟城大桥，外加槟岛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似乎是三合一的“礼物”。其实这也是槟州人引颈企盼已久的工程，我们称之为迟来的“礼物”。

如果认真剖释这三项计划都是属于交通问题，也就是重要的基础建设，对槟城是既重要又不可或缺的，因为目前的槟州交通已走进“瓶颈时代”，若是一拖再拖，也真的会拖累了槟城的发展。

在历史上，槟城（1786年）是英国人踏足东南亚乃至中国的第一道门槛，第二道门槛则是新加坡（1819年），然后才在1824年正式占有马六甲，完成了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接着又把它的军舰开入马六甲海峡，再渡远征打开中国的门户，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1840年）。这就是说，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是英国精心经营的重要殖民地，曾为英国本土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但是英国人后来倒转回来以香港为重，新加坡次之，而槟城殿后，造成三个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最先受惠的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已拥有地铁和海底隧道，交通四通八达。新加坡则要等到立国（1965年）后，才有地下铁和全盘的交通规划。槟城最为可怜，在1957年成为独立国一部份时，我们仍然只有渡轮，自由港摇摇欲坠，它被英国人“遗忘”了。

较为致命的是英国人的道路规划是小家碧玉的，马路又小又短，建筑物东一块长长，西一块短短，看不到完整的和长远的规划。如果我们曾经到过这三个地方，就不难发现英国人留给我们的是大致相同的格局。在这种窘境下，唯一的改善是实行单行道，还有是限时车辆的进入。槟城在这方面几乎处于劣势，因为公共设施的工程归中央，除非中央动，否则槟城的交通就依然故我。幸好在1985年时第一道槟城大桥通车，否则很难想象槟州该怎么发展，也因为有了令槟城人一度骄傲的大桥，我们常常向外国的朋友夸耀槟城虽小，却美得可爱，甚至连大桥也是一道风景线。曾几何时，随着物换星移，我们再也不赞美槟城大桥。甚至有时候塞车其中，骂声连连。

还有在车辆越来越多下，槟城的公路已是不能负荷，在佳节和上下班及上下课时间，总是塞得麻木，叫人吃惊的是槟州人口不到140万名，却拥有注册车辆超过140万辆。在无法控制下，我们也只好面对塞车之苦。

另一个因素是槟城的公共交通工具，现在政府正着手改善，但我们也不能有什么期许。

为此我们对所说的三项交通大工程作如下的评价﹕

第二大桥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增加多一个通道，才能推动联邦内陆，尤其是北马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威省和上霹雳）的经济活力和槟岛经济的第二度起飞。如果三年后才动工，则我们要10年后才能“享受”第二通道的方便，但那时车辆又是翻一倍。不知道可否缩短完工期，好让上了年纪的人能有机会目睹“伟大的工程”再增添几乎荣耀？

‚槟岛外环公路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主要的理由是卅年来，离开乔治市的“郊区”已不再是郊外了，而是“钢骨森林”，工厂房屋处处，高楼大厦林立，人口都已集中在外环公路的地段，若工程再拖延，苦的是这新区（新卫星市）的居民。

ƒ单轨火车是用来挽救有“下沉”迹象的乔治市。一项数字记录是教人忧心忡忡的：1970年乔治市有人口269,247名，1980年降至238,360名，1991年再降至212,540名，2000年又降到181,380名。到今天只有减而没有增。如果我们还要保留这座历史城市，继续作为槟州首府的话，政府实在有必要改弦易辙﹕改革交通、增建房屋及增设商场是必要的三管齐下，而提供投资及复修奖励，力促文化遗产申办成功有期也是重要的对策。

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五年后新加坡又将提供另一个刺激旅游业的“实体”，槟城焉能掉以轻心？绿灯已亮，该上路了！不要再研究研究了。我们已经研究整整十年有余了！

绿灯已亮该上路了

首相阿都拉提呈的第九个大马五年发展计划时，对槟城而言，正如一般所料，是第二槟城大桥，外加槟岛外环公路及单轨火车。似乎是三合一的“礼物”。其实这也是槟州人引颈企盼已久的工程，我们称之为迟来的“礼物”。

如果认真剖释这三项计划都是属于交通问题，也就是重要的基础建设，对槟城是既重要又不可或缺的，因为目前的槟州交通已走进“瓶颈时代”，若是一拖再拖，也真的会拖累了槟城的发展。

在历史上，槟城（1786年）是英国人踏足东南亚乃至中国的第一道门槛，第二道门槛则是新加坡（1819年），然后才在1824年正式占有马六甲，完成了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接着又把它的军舰开入马六甲海峡，再渡远征打开中国的门户，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1840年）。这就是说，槟城、新加坡和香港是英国精心经营的重要殖民地，曾为英国本土带来丰厚的经济利益。

但是英国人后来倒转回来以香港为重，新加坡次之，而槟城殿后，造成三个城市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最先受惠的是香港在1997年回归前，已拥有地铁和海底隧道，交通四通八达。新加坡则要等到立国（1965年）后，才有地下铁和全盘的交通规划。槟城最为可怜，在1957年成为独立国一部份时，我们仍然只有渡轮，自由港摇摇欲坠，它被英国人“遗忘”了。

较为致命的是英国人的道路规划是小家碧玉的，马路又小又短，建筑物东一块长长，西一块短短，看不到完整的和长远的规划。如果我们曾经到过这三个地方，就不难发现英国人留给我们的是大致相同的格局。在这种窘境下，唯一的改善是实行单行道，还有是限时车辆的进入。槟城在这方面几乎处于劣势，因为公共设施的工程归中央，除非中央动，否则槟城的交通就依然故我。幸好在1985年时第一道槟城大桥通车，否则很难想象槟州该怎么发展，也因为有了令槟城人一度骄傲的大桥，我们常常向外国的朋友夸耀槟城虽小，却美得可爱，甚至连大桥也是一道风景线。曾几何时，随着物换星移，我们再也不赞美槟城大桥。甚至有时候塞车其中，骂声连连。

还有在车辆越来越多下，槟城的公路已是不能负荷，在佳节和上下班及上下课时间，总是塞得麻木，叫人吃惊的是槟州人口不到140万名，却拥有注册车辆超过140万辆。在无法控制下，我们也只好面对塞车之苦。

另一个因素是槟城的公共交通工具，现在政府正着手改善，但我们也不能有什么期许。

为此我们对所说的三项交通大工程作如下的评价﹕

第二大桥是完全必要的。只有增加多一个通道，才能推动联邦内陆，尤其是北马地区（包括玻璃市、吉打、威省和上霹雳）的经济活力和槟岛经济的第二度起飞。如果三年后才动工，则我们要10年后才能“享受”第二通道的方便，但那时车辆又是翻一倍。不知道可否缩短完工期，好让上了年纪的人能有机会目睹“伟大的工程”再增添几乎荣耀？

‚槟岛外环公路的建设也是刻不容缓的，主要的理由是卅年来，离开乔治市的“郊区”已不再是郊外了，而是“钢骨森林”，工厂房屋处处，高楼大厦林立，人口都已集中在外环公路的地段，若工程再拖延，苦的是这新区（新卫星市）的居民。

ƒ单轨火车是用来挽救有“下沉”迹象的乔治市。一项数字记录是教人忧心忡忡的：1970年乔治市有人口269,247名，1980年降至238,360名，1991年再降至212,540名，2000年又降到181,380名。到今天只有减而没有增。如果我们还要保留这座历史城市，继续作为槟州首府的话，政府实在有必要改弦易辙﹕改革交通、增建房屋及增设商场是必要的三管齐下，而提供投资及复修奖励，力促文化遗产申办成功有期也是重要的对策。

我们一定要记住﹕三五年后新加坡又将提供另一个刺激旅游业的“实体”，槟城焉能掉以轻心？绿灯已亮，该上路了！不要再研究研究了。我们已经研究整整十年有余了！

解读王国丰现象

当知悉王国丰悬赏50万元的事件后，我对这个人特别感兴趣，但又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多亏《号外周报》揭开牌底，让我们知道他来自瓜拉庇朥，家乡除了开了一间脚车店外，自己也从事一些生意。以这么一位不是做大生意的企业家来说，还曾为自己女儿的华小捐了40万零吉，实在够大手笔，也是许多人望尘莫及的。

本来这样的低调也没有多少知道，包括我也不知有此事。事因董校风波闹开，我们又再知悉他尚要献出50万零吉。如此一加起来，就是90万零吉，由不得我另眼相看了。

先不要谈其动机如何，单就万万声的“豪气干云”，也够使人“叹为观止”了。我把这样的举动形容为“王国丰现象”。

什么是王国丰现象？那就是一位在芸芸众生中探出头来说“要匡正社会的歪风，还天空一片晴朗”的人物。这也许是许多人都做不到的事，但又令人十分好奇。因此王国丰在沸沸扬扬的争议声中成了一个“争议性”的人物。有人说这样的“争议性人物”没什么不好，至少他敢做敢为，社会就是因为缺乏这样有勇气的人，才把问题扫进地毡。又有人说王国丰在借势把问题扩大，但也不见得是坏事，至少提高人们的意识而有所关注。

当然王国丰的举动不意味着“一夫当关”就马上把问题解决掉。因为他只是针对一个现象来勾勒出“王国丰现象”，而“这个现象”正是我想与王国丰先生共同探讨的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我正在推想王国丰是在“标准型华文小学董事会章程”下出任董事长的（如果有错，请指正）。这个组织是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下的条例而成立的。当1958年华小成为国民型小学时，就有这么一个组织出现。由于它与传统的董事会的性质有所不同，有人就称之为小董事会，而与传统的董事会并存（称之为大董事会）。因此一间华小“有两个董事会”是历史的产物。

但也有的华小不再存有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索性用“标准型董事会”取而代之。这个标准型的董事会是没有会员制的，是由五个方面组成，每方派出三个代表成为董事。其中家长方面的代表，如果其孩子小学毕业了就不能由家教协会推选，而由他人取代。这就是说，家长代表的董事是根据家教协会推选的，任期有一个限制。

至于赞助人及信理员（信托人）的各三名代表一般是由传统的董事会推选。若没有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就不知道该如何推选？或者是“终生制”的？

还有校友代表是由校友会推选或由学校挑选校友出任，也就因校而异。因为章程没有列明是由校友会推举的。是不是一做就做到底呢？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各个学校的处理方法。

最后有三名官委代表。在董总1959年争取下，应由董事推荐（这应指是由传统的董事会推荐）给教育局委任，但值得注意的是约在十年前，槟州方面已停止接受官委董事的推荐。换言之，若逝世或辞职就悬空。造成官委董事成“终身制”，不然就少一名算一名。

以此推算，标准型的董事会成员共15名。而在条例下，校长是这个董事会的当然秘书，也因为章程的规定，“标准型的董事会”一切的文件和操作就由校长负责。校长虽不是董事会的成员，但确实董事会的“重要人物”。他必须负责将董事名单（不论有无改变）都得呈报教育局报备和批准，所有的文件都由校长保管。为了区分大小董事会的不同，有些学校将此组织称为“学监会”。

久而久之，在此结构下，校长的“权威”就凸显出来，以致我们在今天才认为组织“欠完善”。
因此在我的感觉中，董事会自我理清组织与功能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征询律师的高见，这样的董事会（没有正式向社团注册局或公司注册局注册的），而是在育法令下的组织是否享有法人的地位？若有，其职权要怎样厘清？若没有，又怎样争取和改变呢？

如果王国丰先生也在这方面下些功夫，也许会正本清源解决一直悬而未解的争议。我愿与王先生共勉之。

行动党不变声中“求变”？

民主行动党于3月19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对党章的修改，其中最显着的是将“建立一个民主社会主义之社会”改为“在马来西亚“建立社会民主制度””。党秘书长林冠英的解释是﹕“有关修改并不代表该党放弃其主义或斗争，只是要纳入比较现代化的字眼。我们是中间偏左，而不是极左。这并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定位。”

就民主行动党的前身人民行动党来，李光耀还加上“非共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是说，这个政党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非共的组织，也参加了国际民主社会主义的活动。

当新加坡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时，李光耀就把他的党和理念引进马来西亚，且参加1964年的大选，结果只有一人中选国会议员。他就是人民行动党的创党人之一的蒂凡那（蒂凡那在1969年“513”事件前返回新加坡，在80年代出任新加坡总统，后因故被停职，在2005年逝世。）

当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时，人民行动党也跟着撤离，剩下蒂凡那及其马来西亚同志不得不另注册民主行动党（在1966年成立）。这意味着两党不再有直接的关系，但一直被认为藕断丝连，直到蒂凡那离开后，才比较各表一枝。

虽然如此，在六七十年代，民主行动党仍然被有意或无意视为与人民行动党的“同路人”，虽然党领导人已从蒂凡那过渡到林吉祥时代。举例来说，范俊登（党的副秘书长）在70年代向林吉祥发难，就是不满后者在国际论坛偏向新加坡。到了80年代，林吉祥经过第二度被扣留后，比较透彻领悟两党间的差异，尤其是属于不同的国家，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因而也认同范俊登的观点，对内安令有异议。范俊登后来的归队又说明他们之间已消除歧见。

从70年代到千禧年的降临，整整30年的光景，人们都把民主行动党与林吉祥划上等号。其中的党内分化和矛盾乃至斗争也使到民主行动党在人事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林吉祥是硕果仅存的仍在政坛上具有影响力的人。

我提起这件事是要说明民主行动党不论有没有修改党章已不是重要的事。也因为这样，林吉祥主政的年代，根本无需触动党章，只要挥动他的一双手和火箭标志，人们就知道那是反对党的代名词。这意味着，选民投票给行动党是因为希望有反对的声音在国会响起，以彰显民主的意义，而不在乎它是不是社会主义政党。

因此今天林冠英挑动党章，去社会主义化字眼，除了说明新领导人有新作风外，在人民看来也没有什么改变。从林冠英的讲话中亦证诸此点。

再有一点是所谓的“马来西亚人优先”，虽说这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斗争的延续（林冠英语），但其含意是较为模糊的，不像是一个政治口号，也缺乏“政治斗争”的内涵，感觉起来也似乎感觉不出味道。与其说是“新瓶装旧酒”，不如说是一瓶矿泉水那样的平淡与自然。

无论如何，林冠英还是与林吉祥有些不同的。它的不同点在于林冠英比较偏向与其它政党的合作与调和，不希望孤军作战，也不再如同过去那样的在反对党中“一党独大”（即意先消灭其它反对党来突出行动党即是反对党的地位），而是要在种族和宗教的困扰中厘出一个新局面，因为他不愿看到行动党不再有另一个40年。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希望在他领导下的行动党，不会是永远的反对党，而是有朝一日也被纳入政治主流中。也许为了这个愿景，林冠英也像民政党一样，把温和社会主义字眼去掉了，在他看来，这个字眼不具现代化和流行了？

叶新田与董事会主权

叶新田自从于去年当选董总主席以来，就面对一波又一波的挑战。先是数理科英化的抗争，继之是董事会主权的抗争。这一路走来极不容易。

也真的是不容易，自从于70年代在甲洞反迫迁被拘捕之后，叶新田就是一个面对抗争的人物。他当时是甲洞五区反迫迁联合委员会的秘书，与主席萧海金及其它人士在1970年底暂失去自由。
根据辜瑞荣编著《内安法令四十年》一书中这样说﹕1969年杪，吉隆坡甲洞木屋居民面对逼遷，木屋居民因此成立“甲洞五区反迫迁联合委员会”，与发展商及当局谈判，要求合理的赔偿和安顿。正当委员会与发展商谈判时，警察总部于1970年11月29日进行逮捕11人。不过，居民的团结最终使这场斗争获得解决，也得到合理的赔偿及安顿。

由此看来，叶新田是在贫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后靠自身的拼博，经过卅多年的奋战，终于被推向前台，成为领导华教的第一把手。他的出身显然与过去的董总主席有所不同，例如我们熟悉的胡万铎、林晃升及郭全强，都是较有来头和有身家的人物。如今物换星移，轮到他粉抹登场，坐上这张烫椅子，也因此一下子成为新闻人物。

我们就拿最近闹得满城议论纷纷的董校风波来说，其中一个导因据说是叶新田一句“为虎作伥”引致反击，结果风波越闹越大，形成一个对立面。幸好双方都能克制和冷静下来，又回到桌圆会议，总算雨后出现转机。

不过，整个问题的症结尚未解开，因为问题也出在董事会主权上。有人说应向政府争取；有人说向校长拿回来；又有人说本来就有主权，没有所谓拿不拿回来的。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叶新田有一句话是令人有些不明的，那就是他促请华小董事尽快向教育部申请注册，以获取一份证明书。但他没有进一步告诉我们该如何申请，由谁申请而又是一份怎样的证明书？

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如果成为一间华小的董事会成员，应是通过赞助人大会选出的。我所指的是传统的董事会，也就是一般上我们理解的大董事会。这个组织原本是向公司注册或社团注册的，理应向这两个局的其中一个报备，也就是集体名单上呈的，与教育部无关。

因此我又推算叶新田所指的是，在1962年改制后在教育法令条例下(1957年）设置的“学监会”（又被称为董事会），也只有这类的成员才需要向教育部申请以成为合法的成员。但它存在一个争议是﹕“学监会”是教育条例下的产物，“入选”的成员都是由校长（校长是学监会的当然秘书）一手处理申请手续，而叶新田所说的向教育部申请，是否意味着个人可直接到教育部申报？还是通过校长处理？

这类的“学监会”，我们又称为小董事会，以有别于大董事会。它的组织是不需另行申请注册，是否具有法人地位，也真的要劳动董总进行调查和研究。

这里也因此出现一个问题﹕在大董事会存在的当儿，小董事会又存在，董总是接受大的还是小的，或是两者都可以？按照我们的理解，若有大董事会存在，应是接受大的；若无大董事会，一般就以学监会当成董事会来代表。

就我本身而言，我是两间华小的大董事会成员。由大董事会以赞助人的身份推举进入“学监会”。换句话说，一间学校就存在两个“董事会”。

在小学校长的眼中，大董事会的事务由这个组织的人处理，与他没有直接关系，而小董事会（学监会）就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是当然秘书。

当我进入“学监会”时，校长就向我拿个人资料，说是呈入教育部申请，大概需要半年的时间，其中要经过相关部门的过泸，及后才被通知已被接纳。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做法是以大董事会为准，而学监会是学校内的另一个组织，不能当成董事会，否则就是“双胞胎”。因为学校要用到钱或进行筹款，就得由大董事会操办，而大董事会因为已有法人地位，又是“校主”，也自然有其主权。至于学监会是否与大董事会抢“主权”，那就因校而异，因人而异了。

今天闹成董校对董事会主权有不同的诠释，就是因为我们被大小董事会的组织和功能混淆了，因此我是十分赞成叶新田要开展醒觉运动的。

还有一件事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在学监会内，只有三个执行职务，即主席、秘书（校长）和财政，其余皆为委员，而没有所谓副主席或总务之职，不信可问校长。

至于我们看到一间华小有这么多人成为董事，又有多个职称，如果不是指大董事会，就是为筹款而在学监会的基础上自我扩大的组织，也许没有进行注册，不具法人地位。

对此，叶新田若能带头清理这搞不清的局面还董事会原貌，就能显示董事会的权威，直接向公司或社团注册，而无需向教育部申请。不知这样子说，叶主席以为然否？

正视新中事件的教训

威省峇东埔新中华文小学经过一场狂风暴雨式的抗争后，似乎已告尘埃落定，理由是发展商与学校的官司案尚在纠缠之际，又节外生枝发生发展商与承建商讨债的官司。这种案中案也给了新中喘息的机会，而有了时间快马加鞭兴建新校舍。如无意外，新校舍将会在今年八九月间完成和启用。这就是说，因为官司的一波三折，也造成迁校在众人的热心支持下有望“如期完成”。

不过，从新中的事件中也暴露了华校机制的不健全。董事会无法形成一个权威力量解决问题，最后劳动到政府的介入才见转机。这说明了华校的长期生存隐藏危机。我们可以从下列两方面来探讨华文小学的弱点﹕

我碰巧从旧报章意外地阅及在1959年时，雪州董总在经过争取后，原来已对华文小学的董事会的改变给予折衷性的接纳（参阅1959年8月8日星洲日报），也即是根据1957年教育法令的条文，情非得已的同意一份所谓的“标准型华文小学董事会章程”以换取成国民型华文小学地位（1958年改制成为全津贴学校）的条件之一。

这其中规定董事会是由五方面组成，共15人，不是直接由赞助人选出，只设主席、秘书（校长兼任）及财政三职，余者皆为委员（董事）。由此来看，从1957年开始，政府已着手将华小的董事会改变，而向教育部备案。有些学校为避免与原来的董事会“重叠”，将之称之为“学监会（在当时称之为Board of Managers，后来又改称为Board of Governors）。

当时一家华文报的社论指出，华小董事会已告变质，但未引起重视。

在这之后，这个标准型董事会充份发挥作用，也有的称之为学监会。于是有些学校出现两个董事会并存（称之为大小董事会）；有的则索性用学监会取代董事会，即只存在标准型华小董事会。

如果没有发生新中风波，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学监会与董事会是有异的。其中的争议点是用学监会组成的标准型董事会是否具有法人的地位？它只有委员（董事）而没有会员（赞助人）的组织，只是用教育局登记可否直接接收政府献地？有人建议用信托人代表董事会接受土地，又担心若组织与法律条文不理清楚，以后会衍生问题。据知槟州政府已在进行将土地割给新中董事会选出的“信托人”的名下，而他们三人就是董事会的信理员，但同时也要求具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正如许多社团都是选出信理员来代管土地或产业权，但决定权在社团的会员大会。这之中的一个混淆就是谁才是标型华小董事会的会员？

‚校产问题又是另一个争议。在改制前是由传统的董事会选出信理员代管校地，因此在改制后，大董事会在将学校交由政府接管后，并未献出校产，也就成为校主。但又有许多学校的董事会（槟州50间华小校产属董事会，另40间属教会、庙宇、乡会或私人土地）并不是真正的地主，而只是校主。
正如新中事件就出现私人土地转手而新发展商要发展时被迫迁的窘境（因为没有土地权，标准型的华小董事会的权限又不明朗，且人少力薄，抗争乏力。如果不是州政府及华基政党和华社及时力挽狂澜，后果可想而知）。还有槟城的明德正校也面对同样的情况。

虽然马华与民政调查已知全国华小的土地权实况，但涉及法律问题（马来西亚是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政党又如何将之归于学校的董事会？

在过去我们都以为学校是“公共产业”，地主是不会索回的，但新中事件教我们知道法律不是这样来解读的，地主和校主是有分别的。

我们真的希望华基政党能解决这历史遗留的问题，劝服有关地主签下协议书，或捐赠或便宜卖出，让有关学校“永久性”地竖立在原来的土地上，直到学校自行搬迁为止。不过这又是极难办到的事。
由新中事件再衍生这些日子的食堂及贩卖部主权之争，反映出华小难题不少，都是有历史因素造成的，包括接受华小董事会改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须要厘清董事会的性质和结构及权限，并给予必要的矫正。否则一拖再拖也徒使问题更加恶化，焉能掉以轻心！

魯迅孫子“大逆不道”？

(北京青年報)在12月1日有以下這樣的新聞報導：魯迅的長孫周令飛對申請《魯迅酒》註冊商標的爭議有了轉機。在2001年被國家工商總局駁回申請後，心有不甘，又提出要求復審。不久前他接到通知其復審將會受理。

現任上海魯迅文化發展中心主任的周令飛說，如果復審未獲通過，他準備向法院提出行政訴訟。這就是說，如果當局再駁回他的復審，他將與政府打官司。《新聞晨報》也有類似的報導（兩則新聞由《聯合早報》轉載）。

讀完這段新聞，不僅令人感到納悶和不解，也對周令飛的財迷心竅痛心疾首。不是我們反對魯迅的後人經商，而是我們認為他的行為已貶低和辱侮了魯迅的形象。

周令飛是周海嬰的兒子，而周海嬰是魯迅（周樹人）的兒子。換句話說，作為魯迅的孫子周令飛的行為是令人不齒的，因為他把他的祖父的名字當成《商品和搖錢樹》，以為魯迅是他們家族的《私產》和《專利品》，因此振振有詞要《討回公道》。

工商總局商標局是根據《商標法》第八條第9項及第十七條的規定，駁回了周令飛的申請，理由是：魯迅是中國的傑出思想家、革命家，禁止將其名字用於商業活動，並提醒申請人“要注意其社會影響”。

但周令飛不服氣。他這樣說：“我們把魯迅的許多遺物都捐給了國家和人民，但是我們沒有把“魯迅”兩個字捐給任何人，它是屬於我們的唯一遺產”。

他質問，“魯迅酒”已在日本和台灣成功注冊為酒類商標，為何中國卻諸多為難？

從表面上來看，周令飛有“正當的理由”將其祖父的名字乃至肖像作為商標進行商業活動，但從中國的革命歷史來看，魯迅是被毛澤東圈定為中國文化巨人，推動了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的進展，其形象已是根深蒂固，且已成為中國歷史的偉人之一，魯迅的所有已經不再屬於其家族的“私產”。

生於1881年，歿於1936年的魯迅，在中國抗日時期，曾是“革命聖地”延安的一盞“文化明燈”，且在1938年成立了“魯迅藝術學院”（由毛澤東成立）。毛澤東頌揚魯迅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魯迅的方向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參閱“毛澤東選集”）

在確定魯迅是中國當代文化第一人的地位後，魯迅已成為中華民族新文化的象徵，已是屬於左派文化的代表人物。正如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成功後，他已經是屬於中國人民和國家的“資產”，不再屬於其家族的“遺產”。

在1966年掀起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和魯迅分別是政治與文化上的兩面旗幟。雖然在1976年文革結束並在後來被徹底批判，魯迅才從「文化神壇」退了下來，但他和毛澤東一樣，依然是中國一代風雲人物。既然他們已是“國有化”，周令飛就不具備條件來“奪回”魯迅這個公有財產。

我在兩年前曾到過紹興，也參觀過魯迅的故居。紹興酒卻是到處都是，味道也相當可口，但紹興酒不屬於專利品，有各種各樣的商標，不過未聞到魯迅被商業化的味道。

如果毛澤東在後期成為商品被經濟化，其肖像與紀念品大行其道，那是因為他有這樣的魅力，不是毛澤東家族搞出來的專業品大家都可“分享。”。同樣的，如果“魯迅”肖像也在市場經濟中被用來當商品，那是有人在紀念魯迅。這與周令飛要注冊魯迅為商標是兩碼事。

再說，即使中國法令放寬，讓“魯迅酒”被注冊成功，也難保沒有“沖貨”。中國著名的“茅台酒”與“五糧液”還不是照樣有膺品魚目混珠。周令飛能保證沒有冒牌貨出現嗎？

我們認為注冊已沒多大意義，而且也犯“眾怒”，周令飛又何必多此一舉惹“公憤”？再說魯迅一生最討厭市儈和用金錢衡量地位的人。他一生在文學和文化上貢獻良多，將其名字商品化，只有帶來負面的影響。魯迅若地下有知，也會大罵周令飛是不屑的子孫。所以周令飛不該拿爹爹的名字來發財，這是大逆不道的。

杨振宁与平路的“笔战”

杨振宁教授最近又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不是因为他在科学上又有什么新成就，而是因为一篇散文式的评议文章引发他的“反击”，于是又成为一条“新闻”了。

平心而论，我是比较欣赏台湾作家平路的那一篇《浪漫不浪漫？》（刊在《亚洲周刊》）的文章。虽然她以杨振宁夫妇的“老夫少妻”作为主题来抒发她的思情，但并没有直接地给予责难，而是通过她的笔下展开了一般人都存有的疑惑和不解。其中一段这样写道﹕“真相是……老夫少妻怎么过日子？眼前飞着细小的蚊子，视网膜有破洞，膝盖头里飕飕地风湿刺骨，睡到夜晚有欲尿的感觉。”“当杨振宁碰到翁帆，老年人碰上青春的孤独，加起来，说不定正好是小说家马奎兹的题目﹕一百年的孤独。”“无从跨越的还有……两人之间两个甲子的时代，其中难以跨越的时代感。他的生命章节已经写到最后，而前面那些关键的章节，萧条异代不同时，她甚至尚没有出世，又怎样用超前的心智一起去重数、去缅怀、去相濡以沫？”

“即使两人偶有温馨的时光，不是昂扬，不是灿烂，像是站在晚霞的回光里，随处带着淡淡的哀愁，或许因为快乐而悲伤，或许因为悲伤而快乐……。”“问题是，谁会告诉我们这样的真相呢？”“我在意于它强化的仍是某种“迷思”，教导世俗男女、追求最传统的标的物。偏偏有人说他们充满勇气，这是混淆视听的说法。““而我所担心的尤其是，这浪漫的“迷思”将影响深远﹕它关系着女人继续把皮相青春当作本身 可欲与否的唯一标准。”

平路的文章虽然含蓄，但隐意浅白，让人容易透视她所要表白的是年龄相差那么一大段（82岁对28岁）怎能成为一个世俗的准绳而变成“浪漫情怀”的典型？

但是杨振宁夫妇不驳还好，一驳就出问题了。杨的文章这样说﹕我们没有孤独，只有快乐，我们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不管平路怎么解说，在我们读来，她的文章中多处是在骂我们。我们是骂不倒的，可是她是否应该反省，应该道歉呢？”

平路回应杨振宁并没有弄明白她的疑问﹕“围绕着浪漫、虚实相间，其中有许多值得人们的思辩的问题，只是很无奈，顶尖的科学家不一定拥有普通读者对文字理解能力。”

同时，平路也不认为所谓的“上帝赐予的礼物”，可被当着沾沾自喜的“天作之合”，而是“礼物”有它的社会条件，礼物包装纸底下，原有一套男女性别所代表的交换价值，不是平空掉下。
就我的理解，平路是有揶揄的成份在内，但这也是很多人弄不明白的“迷思”：一个甚有成就的科学家，怎么没有想到外界的感受和评价并不是他说了就算或只要他喜欢就行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个把自己交给“世界”的人。既然扬名在先，也就要懂得如何保持晚节。如果他是一个极普通的小人物，再怎么说，也没有人去理会。因此问题是﹕一个成名的大人物，有需要想想名声和气节是辅相成的。许多人想不通的正是堪可成为孙子的女人，怎么说成是“天作之合”？再者，即使杨振宁不信马克思主义，当他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时，要讨共产党的媳妇时，怎么可以用“上帝的礼物”来形容他的另一半？这立了一个“走向唯心论的榜样”。

再者，身为一个科学家，应该知道“人不是铁打的”，生命总有尽头的一天，他还有多少的“青春”可以“浪漫的生活”？平路也正是用年龄的悬殊来探讨真实与虚像之间的差异。

我要补充的是﹕杨振宁在科学的成就上无疑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令无数人称羡不已。从他的传记中也对他与逝世的妻子杜致礼的相敬如宾的生活印象犹深，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为他的晚年增添的异彩却引来无数异样的眼光。难怪包括平路在内用优美的文字来勾勒一个迷像，这是属于文学中的一种文字游戏，用来点醒当事人世俗的眼光存在着迷惑。

也许，在杨振宁人生的道路上，有两个迷思是外人解不开的。其一是为什么与他一起荣获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后来与他“反目成仇”，如同陌生人，“老死不相往来”？

其二是为什么他把自己的黄昏之恋视为“个人的事”，不理外界的议论？他应该知道当一个人成为公众人物时，他的一切的一切已成为“公共财产”（包括个人生活），不能像小人物那样随心所欲。

也许百年之后，他的头上的光环会因这两个迷思而留下难以磨灭的瑕疵。

拿督翁精神与巫统同在

在2月26日的那一天，柔佛巫统在峇都巴辖有一个大游行集会，用以纪念巫统创党人拿督翁惹花在60年前（1946年同一天）领导马来人抗议英殖民政府决意在马来亚推行新政宪，定名为“马来亚邦联”（Malayan Union）。首相阿都拉带头参与，目的是激励年青的一代劳记拿督翁的丰功伟绩。谢爱萍在其专栏中有提及这件事。我则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拿督翁与巫统的关系。因为有了拿督翁的那一场对英国的强烈抗议，终于改写马来亚的历史而有了今日的局面。因此在巫统乃至马来人的眼中，不论拿督翁在后来因发生歧见离开巫统，他的灵魂和精神始终与巫统同在，他成了第一马来民族英雄。

无可否认的，巫统的策源地是在柔佛，在1946年1月3日，拿督翁先在柔佛推展了柔佛半岛马来人运动（Peninsular Malay Movement of Johore，简称PMMJ），目的是要迫使英国撤消“马来亚邦联”宪制，恢复原有的马来人的特别地位。接着他号召全体马来人出席于3月1日在吉隆坡举行的马来人团结大会。这个时候，拿督翁已经50岁。在同一年拿督翁由县长提升为柔佛州务大臣。

所谓的“马来亚邦联”是英国政府（工党执政）为克制马共势力在战后的坐大而急切抛出的一个新宪制，在没有提及马来人特权及各州苏丹地位下，由英国直接控制的马来亚，不但未获当时的左派政团热切认同，认为仍是殖民地产物，换汤不换药（马括马共，民主同盟党及马来国民党），而且也受到马来上层精英动员马来人群起反对。在拿督翁一马当先号召下，马来人不分党派与思想一连三天在吉隆坡集思广益，共有41个马来政团参加，包括马来国民党，议决成立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sation，简称UMNO或巫统），即席委任五人小组起草章程，由拿督翁领导。就这样在同年5月11日催生了巫统，也塑造了拿督翁的权威。

起初在英国不让步下，拿督翁只好促请各州苏丹不要参君拟于4月1日推行成立的“马来亚邦联”仪式。在形势急转直下后，英国改弦易辙，转向与拿督翁及各州苏丹谈商新的政制。经过两年有余的推敲，一份新的宪制《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在三造（英国、巫统与苏丹）签署下于1948年2月1日生效。同年6月，英国宣布在马来亚实施紧急法令，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进行打压和取缔。

《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确认了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和各州苏丹的既有地位。这是马来亚联合邦宪法的滥觞。尽管在巫统成立后，左派的国民党在数月后退出且在1951年11月衍生了回教党，并没有影响巫统的政治地位。

不过，当拿督翁在1950年在巫统党内发难时，却曾使巫统一度陷入危机。主要是拿督翁坚持巫统开放门户，容纳非马来人的加入，但不被党内大多数党员所接受，愤而辞职获挽留。虽然如此，拿督翁仍然不放弃他的理念，在1951年8月再次辞职，另组马来亚独立党（1951年9月16日成立，较回教党早些成立）与巫统对峙。他的多元政策也吸引了其它种族的政党给予支持，包括马华的陈祯禄及急进党的林苍佑在内。但是不多久临危受命力保巫统不分裂的东姑阿都拉曼（取代拿督翁成为巫统主席）又把其它种族的政党拉回来。这事起于1952年的巫统与马华连手参加吉隆坡市议会选举打败了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的候选人，奠定了巫统马华合作的基础。《联盟》的成立由此而来，又于较后加入了国大党，形成三党结盟的组织（1974年联盟扩大，改名为国阵，也就是今日的执政党）。

在选举中失利的拿督翁并不气馁，因为在政治上他都是一个胜利者。从1951年开始，他就被英殖民政府委任成为内政部长，拥有行政上的某些特定权力，也是第一位入阁高职的马来精英。即便他离开巫统另组新党，且在1954年将马来亚独立党改名为国家党（Parti Negara）与巫统较量，他还是稳坐内阁中代表马来人的第一部长，一直到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失败。如果拿督翁不离开巫统，他肯定是这个新生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

虽然失去部长和议员地位，拿督翁的顽强斗志又再参加1959年的大选，结果国家党只他一人中选国会议员，已无缘晋身统治阶层。1962年不幸病逝，人亡政息，拿督翁也结束他多姿多采的一生，并获得国葬礼遇，一切恩恩怨怨也就消失了。1971年当敦拉萨成为第二任首期和巫统主席时，他把拿督翁迎回巫统，让巫统重新树立其源头。直到今天，拿督翁在巫统的字典中，是它永远的第一民族英雄。

废统敲山震虎．历史又再轮转 中台对峙与美朝抗争

从表面上看，陈水扁于2月28日正式宣布“终止”国统会及国统纲领不过是一场文字游戏，其实它所隐藏的议程则是昭然若揭的，为“台独”（至少在声势上）搬走一个碍眼的大石头。

为什么陈水扁选择在这个时候单挑此课题？这是有国际背景作为他的支撑点。其一是﹕美国正在担心中国的和平崛起会成为另一个苏联，而与美国掌控世界分庭抗礼。美国国家情报局长内格罗特也是在同一天提出警告，中国军事及经济稳健扩张，最终可能取得与美国势均力敌的超级强权地位。中国正强力追求武器系统现代化。与时同时，美国国防情报局长梅普尔斯也指出，中国的军事扩张，可能已经超越防卫国家安全所需。

其二是朝鲜核武器的六方谈判一直未能取得实质上的进展，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夫人希拉利参议员更指说中国已“外包”了朝核谈判。言下之意，美国已失去主动权和决定权。

在布斯总统的眼中，朝鲜是被他列为“邪恶轴心”的三个国家之一（另两个是伊朗和伊拉克，后者已被美国藉打恐为名而掀起一场战争，一举推翻萨达姆政权；前者正处于胶着状态，随时有冲突的可能），但因为有中国的护航和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不得不克制，又不得不想方设法从另一个突破口扯住中国的后脚，最好能挑动中国神经腺而又不引起国际紧张。

其三是自从前年底陈水扁的民进党在立法议院选举未过半数失利后，又于去年底的县市长选举中再次受重挫，浮现了马英九“蓝天”的时代，这使到在2004年总统选举仅以少数票蝉联的陈水扁声望不断下跌，不利舆论排山倒海而来，尤其是在台湾以外的国际社会，已不看好陈水扁的民进党有望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再度主政，因而选择再战“舆论”。

在这三个前提下，陈水扁正好利用美国要克制中国太快成长的趋势，中日关系陷入低潮之际来一个回马枪，干脆把国统会废掉，看看中国能有什么大动作。他所持的理据是终止“无用的机制”，并不是改变现状，既不使美国陷入难堪，也就容易取得美国的“谅解”与“默许”。

美国在这方面的回应是模棱两可的，在一边促请两岸对话消除歧见又在另一边与台湾对“终止”（Cease）的字眼达成共识。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更避重就轻地说﹕“陈水扁并没有废除国统会，只是“冻结”了国统会。美国不认为现状有任何的改变。”

中国方面的反应是迅速和极为愤慨的。胡锦涛认为这是走向“台独”的危险的一步；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健超促请美国正视陈水扁走向台独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共同维护中美关系及台海和平稳定的大局。

这一下子，陈水扁的一个动作又牵动了中美关系和世界局势的走向。虽然没有证据显示美国蓄意推动陈水扁“终止”国统会，但有迹象显示美国不反对陈水扁给中国一点颜色看，以牵制中国的发展脚步。

究竟什么是“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为什么它在中国的眼中是严重的挑衅？而它实质上只是一份“历史文件”。正是这份“历史文件”存在的重要性，所以才引发中国格外关注陈水扁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切断两岸的历史关系。

我们不必扯得太远，这可以从李登辉出任总统时说起。他是在1988年蒋经国逝世时接任总统职，身为国民党的龙头老大，李登辉有需要“维护”蒋介石和蒋经国一向以来所“坚持”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当然这与中共所阐释的一个中国有所不同。蒋介石要的是“反攻大陆”，以“中华民国”统一中国；蒋经国所要的是以“民主政治”统一中国；来到李登辉登场时，他不便一下子丢掉这面旗帜，于是他采取了两个动作用以克制在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民主进步党）（一批由党外人士组成的政党，藉以打破一党专政局面）。因为这个反对党标明走“台独”路线，不符合国民党主政下的由国民党诠释的“一个中国”的政策（属于政治权力的斗争）。因此第一个动作是李登辉在1990年在总统的权限下组织了“国统会”（国家统一委员会），任务是“研究并咨询有关国家统一之大政方针”，由台湾当政者出任主任委员，以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接着在1991年通过“国统纲领”，它表明“大陆与台湾均是中国的领土，促成国家的统一，应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的责任”。海基会与陆委会就是据此而成立，开展较低层次的对话。

第二个动作是，有了这个架构后，李登辉顺此在1991年通过国民大会，修改宪法，宣布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并废止“动员戡动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始于1947年蒋介石尚在南京主政时通过的，赋予总统巨大的权力“历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平共匪叛乱，扫除民主障碍，如期实施宪政”，促成了蒋介石的独裁专政。1949年南京被解放，蒋介石撤守台湾后，仍然存在这一条款），取而代之的是李登辉“继承”了蒋经国的“民主刺激中国”。这意味着，台湾不再存在“反攻大陆”的幻想，而是要走一条自己的道路，但一时之间李登辉尚未能摆脱国民党内存在着的“祖国最终统一”的压力，只好见步行步。

循着修宪的完成，李登辉“发扬”了蒋经国的“民主游戏”而抛丢了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政策。在法理上让人感觉到台湾在民主中寻求进步，不再与中共纠缠不清“统一大业”。除了在县市各级全面选举及立法议员通过投票选出外，也布署了台湾从1996年开始，采用总统直选。李登辉也藉此优势当选第一届的直选总统，也即是蝉联总统（过去总统由国民大会选出），为期4年。

在李登辉主政下（1988-2000年），他对台湾的前途提出四个象现，即一是朝向均衡和平统一之道，二是接受中国大陆条件的统一模式，三是推动台湾独立而产生的国际孤立及四是以台湾独立为目标的现实外交。（参阅李登辉着《台湾的主张》，页113）。

虽然李登辉先是在和平统一及现实外交两边游走，但他始终不热衷两岸统一的战略构思，因为他坚持“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1991年），与大陆沟通必须是“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也就摆明属于“国与国的关系”。

1993年，当民进党五全大会通过“台湾独立”条款后，李登辉的回应是“中华民国在台湾，中共当局在大陆”。这就是说李登辉把两岸关系的“一国”改变成“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的关系。翌年（1994年），李登辉再补上一句﹕“我们应当尽量忘掉一个中国，两个中国这种字眼”。理由是它还处在分裂分治之中，如果没有统一，就没有所谓一个中国。（参阅《解读台湾》，页300-392）。

1998年，在拒绝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后，李登辉在“国统会”上说﹕“我们要再一次坚定拒绝所谓“一国两制”的构想。它的本质具有暖昧性，因为看似平等的两治，实际上一为中央，一为地方，并不平等。”

因此李登辉在1999年时对新总统的寄望是“能以「新台湾人」为基础，开创新时代的人（开创新台湾）”。就这样，民进党的陈水扁在2000年的总统直选中打败国民党的连战和亲民党的宋楚瑜，登上总统而成为李登辉心目中的「新台湾人」。

陈水扁显然比李登辉更急切走“台独”的路线，但碍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和美国的反对，他无法宣布“台独”，也只能拿“国统会”来祭旗，用以表明台湾不再谈什么统一，而是追求“中国在大陆，台湾在台湾”，比李登辉的字眼更具一目了然。

非常吊诡和无独有偶的是﹕今日的陈水扁所采取的行动，似乎是历史的重演，虽然性质不大一样，但格局并没有改变，这又要回到用历史来对比当今与昔日的“样板”。

话说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攻下南京后，蒋介石已撤守台湾。在5月的时候，毛泽东责成票裕组成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希望在解放全中国时，也解放台湾。对此，毛泽东必须要布署妥当，先是用20万的兵力排阵，后又增添到50万的军力攻台。由于台湾隔着一道海峡，在空海军不足下，毛泽东希望苏联军援，尤其是空军作战。但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与美国划分势力范围，不想再挑起另一场战争，反建议毛泽东向台湾空投伞兵并组织当地力量。换句话说，毛泽东必须要审时度势美国会不会介入而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在这个不容有失的过程中，毛泽东在1950年4月（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国人民共和国）也拿下海南岛（在1951年时才解放西藏，只剩下台湾尚未解放），为解放台湾创造了条件。就在毛泽东就要痛下决心，决战于千里之外时，突又在后院起火，那就是朝鲜战争爆发（1950年6月25日）一个在东北，一个在南部。若是同时两面应对，毛泽东肯定穷于应付。本来朝鲜不是中国的国土，它的内战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当时，美军已直接卷入朝鲜战争，极可能在打败北韩军后，又直扑中国，毛泽东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而解放台湾已列为最主要的议程之一，又面对金日成十月急电求救，毛泽东该怎么办呢？最后毛泽东一板敲定，指令彭德怀为援朝抗美总司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0月19日跨过鸭缘江，直接参与朝鲜战争。

究竟韩战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与台湾有关？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1945年），苏联与美国依照雅尔塔协议达成妥协，在朝联半岛以北纬38度线（通称三八线）划界，将朝鲜分成两半。北方归苏联，南方归美国。1948年8月，南方首先在汉城（首尔）单独成立以李承晚为首的大韩民国。9月北方在苏联扶持下，成立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就是南北韩或南北朝鲜出现不同政体的由来。当两个政府成立后，美军和苏军也相继撤出，留下两个政府水火不容，谁都想吃掉对方。

以那时的军力，北韩金日成较占上风，原拟一鼓作气打败李承晚，以进行朝鲜的统一。在此千钧一发之际，美军从仁川登陆，把北韩军孤立在南韩境内，并向北韩推动军力。此时的杜鲁门总统宣称是北韩“侵略”南韩，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认为这是内战，外国不可干预。可是美国则成功地通过联合国认定北韩进行“侵略”，必须出兵遏止。

抑有进者，美国又调动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以阻止毛泽东下令解放台湾，而另一边战火已在朝鲜燃烧。毛泽东只能在两者中择其一开辟战场，最终他选择援助北韩，暂时搁置解放台湾。这就是说，因为韩战使台湾得以松一口气。如果没有韩战，台湾一战将不可避免，结局如何也只有看美国介入的程度。据知未爆发韩战时，杜鲁门总统曾表示无意在台湾取得特别权利或建军事基地，若此说成立，毛泽东解放台湾看来是势在必行的。

可是韩战打乱整盘棋，美国决心保护南韩和台湾，并决定在这两个地方建立反共桥头堡，以阻止中国和苏联连手拿下整个亚洲。

毛泽东在援越抗美的旗号下，真正调动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心，巩固了他的社会主义政权。当1953年韩战结束时，又回复到南北韩分裂的局面，是毛泽东救了金日成的政权，但中国人民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根据估算有90万人伤亡；同时也“搭上了”台湾。这种国际主义的精神也只有在毛泽东年代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是他把孩子毛岸英送上战场而赔上一条宝贵的生命。

韩战之后，中国是“伤痕累累”，却不忘“解放台湾”。在1955年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和大陈岛。不过要“解放台湾”已非易事，因为美国在1954年杪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共同防御条约”，使台湾问题越形复杂。毛泽东只好改弦易辙，在1956年提出“以和为贵”“爱国一家”及“爱国不分先后”的策略，希望能够达致和平统一。

自此而后，中国的领导人都朝着这个思路来解决台湾问题。例如1963年周恩来提出“一纲四目”，即台必须统一于中国，除外交由中国负责外，台湾的军政大权、经济建设及社会改革可由台方进行，双方不帕特务搞破坏，只要台湾不从中国分裂出去，大陆就不会改变目前对的政策。

- 1981年的叶剑英（人大委员长）九条和平统一主张，称为“叶九条”内包括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
- 1983年的邓小平提出的“邓六条”内包括坚持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即一国两制），但在国际社会，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
- 1995年的江泽民的“江八条”，包括反对台独，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 2006年的胡锦涛的“坚持一中原则决不动摇”，不管什么人，什么政党，既往不咎，欢迎促进和平统一。

由此观之，除了“文革”时期（1966-1976）中国的激进派恢复“解放台湾”的口号一个时期外，大致上都是朝着和平的道路走。当然也正因为中国极力维护和平崛起，才使到陈水扁“有恃无恐”，不认为“废统”会有什么军事行动。

中国自然无需急于回击，但也明白今日的局面与56年前韩战的爆发是同一条线在牵动着。这个幕后的操办人大家都知道美国有份参与。

持平而论，韩战的爆发先不是美国自动挑起，而是日金成越过三八线与响应李承晚的挑战而对着干，才又再把美军引进来，终于导致美国利用韩战箝制中国解放台湾。

反过来，今日台湾“废统”也应该不是美国自动挑起，而是陈水扁借机行事，正中美国下怀，也就利用台湾课题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压，放弃核武器生产。

因此转来转去，台湾问题又是把韩国问题牵扯进来，历史的讽刺也正好说明陈水扁的任何挑动中国的动作，都是与政治大气候相辅相成的，光是陈水扁及其民进党的“台独派”在唱独脚戏是不成气候的。

明乎此，我们依然无法展望中台何时会统一，即使马英九有望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脱颖而出，他的骨子里也不可能没有“台独”的因子在作崇，理由是台湾人民被教导“反共、防共、抗共乃至灭共”的影响大深大久了。久到连三岁的小孩子都对共产党有强烈的抗拒感。

在这种情形下，期望台海风平浪静是不可能的，只要台湾不宣布独立，和谈的大门还是敞开的，因为“独立”是要有条件的，包括被国际社会接受，不然独了也等于没独。至于国际的形势是否朝向大利于中国？这就要看中国政府和人民如何自强不息了。

正本清源重振董事会 - 支持董总展开醒觉运动

我读到《南洋商报》（3月11日）的报导说，董总主席叶新田促请华小董事尽快向教育部申请注册，以获取一份证明书。为此他将发起一项醒觉运动。

我完全支持醒觉运动的必要性，因为董总有必要也有责任让华社知道改制后的董事会的定位？而“学监会”又是怎么一回事？在这方面，我们读到的言论尽是董事会，似乎不存在“学监会”这一码事。

但事实确实有所谓的两个董事会存在一间华小中。就我个人的经验，我愿意和大家分享，也十分希望董总趁此次风波把问题厘清得一清二楚（若其中有误请指正）。

传统的董事会──在华文小学于1962年改制前，每一间学校都有一个董事会（也有特殊的情况，一个董事会管两间或以上的学校）。这个董事会的成员就是赞助人，他们出钱出力，兴学办校。

不论董事会是否是地主（Land Owner），因它负责建校，所以被称为校主（Building Owner）。这种承认董事会是校主的身份是比较合理的。

‚改制后的董事会──在1962年（根据1961年教育法令行事）之后，凡是接受改制的华校，就成为“国民型学校”。

在这个改变下，传统的董事会将学校交给教育部，但未把校产让出，因此形成“校主”（Building Owner）是董事会，而教育部是“永远的大房东”（拥有校产的使用权），条件是董事会让教育部接管学校。

ƒ学监会与家协的出现──
虽然当政府接管有关学校后，并没有挑战传统董事会的合法性，但它依据教育法令下的条例，又在学校内另组一个“学监会”（Board of Governors）（时下舆论俗称为董事会）和“家长教师协会”。这意味着在传统董事会存在的同时，又出现另一个“学监会”。由于两者在实质上有差别，北马人就将传统董事会称为大董事会；将学监会称为小董事会。

大董事会是不能操控小董事会的。小董事会的结构不同于大董事会，不是由赞助人直接，而是分成五个单元各派出三名代表组成。

至于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就因为学监会（小董事会）的出现而受到冲击，两者之间的权力既交叉又划分，弄得彼此之间十分尴尬。

与此同时也出现“家教协会”它确实弥补大董事会及小董事会不足之处，而直接关注学生的学业和福利事宜。

„校长是学校的主干──在改制后，我们因此看到校长的权力不断提升，他既全面管理校政，又是学监会的当然秘书，再是家教协会的当然顾问。一身兼管三个单位，无形中形成“一校之长”大过“一校之主”。

现在倒回来，一校之主（Building Owner）发现大权旁落，甚至连食堂主权也没有，也就发生所谓食堂风波的大件事。

…大小董事会的混淆──至此，我们有必要分析董总所坚持的董事会主权究竟是指大董事会或小董事会？

根据我们了解，有的华小仍然保有两个董事会，如果校长根据教育条例行事只有小董事会是被认可的，那大董事会又置于何处？

再有一个严重的情况是，经过多年的变迁，有的华小索性将大小董事会混合而成。

更甚者的是由于传统董事会甘愿让位，不再运作，或自然的消失，结果由学监会一手操办董事会事务，也就出现“学监会”取而代之成为董事会的局面。

†三方协调主权之争──也许我们这么多年来姑息了这一情况不断地发展下去，并把学监会当成董事会，而忽略了大董事会的重要性，终于出现了所谓食堂主权及贩卖部主权的流失之争。说到底是改制后的一种后遗症。

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困难，教育部长说了不干涉此事，也不涉及教育政策和教育法令，那么食堂主权和贩卖部主权可由三方协调，而以董事会的意见为依归，这是属于行政权的分配，不涉及主权，与其由一个人自行决定有所争议，不如由三方（董事会，家协及校长）共同协商，岂不天就亮了？

‡重振传统董事会──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争议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包括华社也给这个问题搞得模糊不清，我们支持董总展开一项醒觉运动，以使华校的组织更趋健全。下列的步骤应是当务之急﹕

(1) 全力维护传统的董事会（大董事会），促请它们运用法人地位的权利，据理力争应有的权力。

(2) 若传统的董事会已消失，应重新通过赞助人大会成立大董事会，并依法注册，取得法人的地位。即使小董事会（学监会）继续存在，也要以大董事会的议决为准。

(3) 调查目前在教育条例下成立的学监会（或小董事会）是否有法人的地位？有多少间的学校已用学监会取代董事会？

(4) 学监会的组织是后来才成立的，因此它尚不是校主（Building Owner），传统的董事会才是校主。通过“校主”来争取权力就比较好办了。

一旦每间华小的董事会的定位处理好后，董总自然会更有代表性，而校长职工会也会知其定位，在政府和民间之中扮演有效且积极的桥梁角色，反之如果让历史纠缠不清，就会使问题更复杂化，也必然有所僵持。

叫“报人”太沉重

报界的接二连三事件，虽然性质不同，但也显示报人生涯如履薄冰，稍有不慎或失误或触犯禁忌，就会带来可大可小的后果。没有身历其境的人是很难感受其中的辛酸苦辣，尤其是编辑部的主管，更得战战兢兢，不但要与时间赛跑，也得与文字较量，马虎与大意不得。因为报纸是公众媒介，不是普通的商品，它是用文字与读者打交道的。

不了解内情的人通常指指点点，说报社这个不敢登，那个轻描淡写，或甚至会指责报人缺乏正义感，只会锦上添花，不会人间正道。其实，进入报社服务的人都是满腔热情的，也希望能做一个出色的报人，更希望享受新闻自由的乐趣。但在不同的国度和不同的社会，新闻自由都有个底线，不可能一枝笔横扫天下。换句话说，无论是记者或编辑，在下笔或审稿或发稿时都得自律与谨慎，不然就会给馆方带来麻烦。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编辑部经常都会接到律师信，或被当事人登门“兴师问罪”。有一件事说来也许你不相信，而确实是发生在我的身上。这是70年代的事，有一天突然有一位中年人闯进我的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报纸，要我们还他一个公道。我一时愕然，不知是什么地方“得罪”这位仁兄，他把手里的报纸摊开，指着《儿童园地》版说内中有一篇文章破坏他的名誉，构成诽谤之嫌，要我们登报道歉。一看是《儿童园地》版，马上想到是小学生的习作，怎么会有问题呢？我打从心里起了疑问，先是怀疑对方心理有问题，但他却振振有词说其中一篇文章指明道姓在辱骂他，说他不公正，不配当老师，有辱其名声。

我怎么也想不到小学生把对老师的不满，真的流露出来且写上老师的真名字。查问编辑之后，才知编辑也不知这是真实姓名，只觉得文章写得不错，就登了出来。我在读了那篇文章后，也觉得小学生的文章还可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直率地批评老师。可老师受不了，认为是名誉受损的大事，非要我们表态不可。我说你怎么与孩子计较呢？所谓“童言无忌”。要我们道歉，岂不把事情闹大？再说文章也不构成“诽谤”，道歉事不存在。老师很不高兴离去，要我等他的律师信。可是我左等右等又没来，大概气消了吧！

经此一事，我从此也要有关编辑对学生的稿也要看得紧一点，不要再以为不会“惹事”的。连《儿童园地》也有麻烦是生平第一次也又是我的最后一次发生的趣闻。

再有一事是我们的报纸《星槟日报》刊登了某地区有一教会组织散发传单，丛言危听预告“世界末日”。结果当天就有数人闯进我的办公室，又是拿着报纸直指我们破坏其名声，有含沙影射“邪教”之嫌。我说其一没指名道姓，其二不应有此传单乱发扰乱人心。对方很不服气，要与我“争战”（用“争战”字眼，不是“战争”），我拿他们没办法，其中一位女信徒足足“争战”我两个多钟头，真是疲劳轰炸，就让他发泄心中怒气吧！过后他们悻悻然地走了，说要发律师信也没有下文。

下来的一件事直教我们坐立不安。80年代，我们办的三日刊《联合报》因被指为过于出位，文章过于“软性”。结果被惩罚停刊三周。所有的同事听闻此事个个愁眉苦脸，很是担心’生计受到影响。我们唯有沉着应对，就当着休一个长假吧！但自此而后，我们要求每位编辑人员都得谨慎又谨慎，千万不要粗心大意，讉词用字也要恰到好处，不要过于“标新立异”，更不要越界，因为手中的一支笔“操纵”所有员工的命运，不能自以为是。也不论是“大报”或“小报”，都要顾及后果。

我是做过“大报”（日报）和“小报”（三日刊）的人，其中的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编辑部的主管，特别是总编辑都得审阅大版，然后签个字。办“小报”还算有时间看版；办“大报”就要用最短的时间看大版。即使有三头六臂，已改用计算机排版，但也不可能在5-10分钟内看完一张大版。因此最重要的是标题的字服和对重要新闻的内容多加注意。这之中没有任何理由说时间不够，只要你是总编辑或新闻主管，只要新闻或文字或图片有了问题，就得负责，而且要负责到底。这就是编辑主管看来名堂好听，实则是千斤重担压身上。报人就是一种意志与智识磨练的生活，但反过来，叫“报人”也太沉重。

“一校之主”与“一校之长”之争

原本是一场食堂主权风波，终于演化成两个主要团体针锋相对，而且又带出一连串的相关课题，包括贩卖部的主权及额外教学与补习的课题，更进一步挑起贪污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一时之间，评论文章纷纷出笼，集会声讨及反击声不绝，也把学生及家长牵扯进来。

到底问题出在那里？首先是改制后，教师和校长都成为公务员，在法律下，校长的老板是政府，因此他们有权组织职工会争取与捍卫自身的利益，于是有了全国校长职工会之设。

但在另一方面，校长也是教育部委派的代表和执行人。所谓一校之长也相等是一间企业公司的 CEO 。在面对教师、学生、家长乃至董事和赞助人时。校长已不能被视为职工一份子，而是代表“资方”行事。这就是说，校长在教育法令和条例下，他扮滨双重角色。对政府是职工；反过来对其它人士时，他就是关键人物，拥有相当的权力。正如校长职工会主席江秀坤曾说，校长与董事是伙伴关系，不是主雇关系。这已经明白告诉我们：当华校接受改制后，权力已归到教育部，而教育部又根据条例和权限把权力交给了校长，以致校长的权力相对的扩大。

最明显的例子是，在教育法令下，所有改制的国民型学校的董事会已被改组成“学监会”（或称为董事会）。表面与过去的称呼一样，实质已经改变。因为它不再是过往的由赞助人选出，而是依教育条例组成，即五个方面各有三个代表。

在这个组织下，校长是董事会的当然秘书，意味着他代表教育部也是董事成员之一。若没有秘书行事，董事会的操作是不容易顺畅的。有了秘书管理所有的文件，包括向教育部呈报人选，校长的“权威”也就从中建立起来。在一般上，董事会讨论的事项都是依据校长的报告进行讨论。除非有关的学校还有另一个大董事会存在自行开会作出重大议决，否则在学监会（小董事会）内校长也成了“资方”的重要一份子，与其它董事是平起平坐的。

这种关系看起来是“调和”的，显示董教一家亲。在太平盛世，自然相安之事，但也潜在“矛盾”。一旦有所冲突时，也就使矛盾激化，近些日子董总与校长职工会关系的“恶化”显露了机制的不健全。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于兹产生：到底校长是“劳方”还是“资方”的人，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将校长摆在“资方”，那么他的角色就是与董事会（学监会）共进退，且要以董事会的意见为依归。董总就是坚持董事会是一校之主，而一校之长得配合一校之主的行动。学校食堂风波中就考验了校长应该怎样做人？是政府的职工，听命于教育部的官员指令或跟董董事会的议决走，成为“资方”的一个“前锋”？有的校长也因此说他们成了“夹心人”，左右为难。

这样看来，教育部实有必要修改教育条例下的董事会章程，将某些特定权力，尤其是校产管理的主权交回董事会（如是属于半津贴的学校，学校是由董事会筹款兴建的，也多数成了校主），而校长不再是当然秘书，以免身份尴尬。这样的分工合作，自然会分清彼此的角色和职责而不被混淆。

其次在教育条例下，家教协会的组成也要有些改变。老师选出他们的理事，家长选出他们的理事，共组家协，重要职位也要列明。如果合在一起选，一般上家长是不热衷参加大会的，也就出现一些的评论指说，校长在当然顾问下，可以影响老师投票，把未属心意的家长不选入理事。当然如果家长热烈出席，校长是无从操控整个局面的，反之校长就是灵魂人物。

家协的作用就是作为董事会的补充机制，共同把学校理好，它们也尽力配合学校，开计算机班，额外补习班，并筹款改善学生福利等，但今天的争执已提升到贩卖部的主权归谁？是董事会？家协或校长？或三方协调？

基此，校长职工会与董总的直接对话是不可避免和必要的，也唯有这样，才能把面对的指责说清楚。我们不向后看，只向前看，也许可解决产生的疑义和争议了，而扮演最重要角色的是教育部，这就有劳马华公会（有代表在教育部当副郭长）挺身而出促请教育部交待食堂、贩卖部和相关的主权，不能再保持沉默了！理应分清“一校之主”和“一校之长”的职权。

现代版吴王与勾践

台湾一则趣闻说﹕“由于历史因素，宋朝秦桧害死岳飞，以致两姓千年不通婚。”这使我想起曾经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趣事。

因为这个现代故事与春秋时代的一段历史有关，我需要简单的提及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的故事。按年代来算，“春秋”是指公元前770-公元前476年之间的年代，在晚期发生吴国和越国争霸的战争。先是吴王阖闾被越王勾践打败受伤而死，其子夫差为父报仇而伐越。在公元前494年灭了越国并俘虏勾践作为奴仆。勾践受尽凌辱后得以回到故土。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后，卧薪尝胆的勾践终于在公元前482年打败吴国，报仇雪恨，可怜夫差后来被迫自杀身亡。

这个发生在2千5百年前的历史，虽然没有造成所谓的“吴勾世代仇恨的事”，但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同学中竟有吴姓与勾姓的，而且还住在一起而有了下面的真实故事﹕

60年代，当我们高中毕业后一起考进南洋大学。姓吴的与姓勾的与我是同班同学，难得大家又聚在一起生活。姓勾的与我同读历史系，姓吴的则读数学系。在第一年时，我们都住在学校的宿舍，但不同楼。到了第二年，我们三个人竟被分配住在同一层楼，而且只相隔几间。我与新加坡的朋友一起，吴同学与勾同学则住在同一房间。我曾经取笑我的姓勾同学﹕“为什么你们两个「世代冤家」的人会分配一块？肯定会有问题发生。”他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都是来自槟城的吧！”我再问他两人关系如何？他说他做他的，我做我的，反正不同系，一天也谈不上几句话。我又笑他不谈话还好，若是话多，恐怕相骂打架的事都会发生，因为你们的“先辈”有很深的恩怨。

突然有一天的半夜三更，他们的房间传出一阵吵杂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惊动整座宿舍的人走出走廊探个究竟。更甚者姓吴的拿着一个面盆在敲打，弄得全座“鸡犬不宁”。

我马上跑过去问姓勾的同学，姓吴同学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打架了？他说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位姓吴同学平日沉默寡言，举止怪怪，彼此间尽量河水不犯井水。“今晚我睡得正甜，他竟起身又吵又闹，且引吭高歌。我阻止他这么做，他跟我翻脸，也就吵了起来。继而他又变本加厉拿了面盆当锣来敲打。从房间到走廊，不吵醒人才怪呢？”

自此事件后，姓吴的似乎情绪不定，也无法集中读书，不久就退学了，被接回槟城老家休养。他这一回便没有再返大学。大概在三几年后，我一天在路上遇见他。只见他一脸笑容，看似一个正常的人。可是他和我的对话又让我大吃一惊。我姑且录下（因为记忆犹新，没齿难忘）﹕
他应该没有完全失去记忆，认得我的名字，我问他这些年干些什么？他说在店里。我心想这下也好，应该精神比较清醒了。

接着他蛮高兴地向我说﹕“你知道吗？我中奖了！”我还以为他中马票，反问他说﹕“你中什么奖？赢了多少钱？”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问我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养鸭人家》？我说我看过了，是唐宝云主演的，在大华戏院上映。

“对了，我就是参加《养鸭人家》的比赛而赢得第三奖。”他的话让我听了一头雾水。我也忘了是什么比赛，也许是征文比赛或猜题比赛。

我的奇怪是一位数学系的高材生怎么会参加中学生的玩意儿，而且他一向来对文学不感兴趣，怎么会有些“走火入魔”？

自此之后，我便没有他的讯息。每每经过他的店时，总是为这么一位大好青年读书读到失去控制而惋惜。多年以后他的店也停业了（或已搬迁），我也没有这位同学音讯。连我们中学毕业同学的多次聚餐也未见他亮相过。他到底去了那里，没有人知道。

至于我的勾姓同学，在离校后，我有多次与他见面。他在北海一家酒店当老板，生活过得不错。在3年前，我们有过三天相聚的日子，那是我们新加坡南大同学集体到访，说是人生苦短，自离校30多年后，彼此鲜少碰面，也许这一次是最后的一次见面。我们大家都十分珍惜，闲话东西谈个没完。在南大云南园美好的日子真令人难忘，然而当年满腔的热情换来的是“往事不堪回首”。南大不见了，我们都年长了。一片的沧桑写在每一个人的脸上。

也真是人生苦短，我的姓勾同学竟在去年底在睡梦中逝世。我问了他的妹妹为什么会这样。她说动了心脏手术三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一睡就醒不来了。而他的孩子还是一位医生呢！

我的这位相知相交（虽然我们不常见面）的同学就是勾瑞祥，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悼念！

普腾逆境中力争上游

廿年前，马来西亚生产第一部国产车（1985年7月9日由前首相马哈迪推展），取名“普腾赛佳”。我们生为马来西亚子民的有一种内心的喜悦和骄傲，终于有了自己的品牌，而且价格十分廉宜，大家竞相购买。“普腾”名字不胫而走。

也是在同一年，我在中国也看到它的国产车“上海大众”。它的外型与普腾相差无几。根据资料，“上海大众”是中德合资的企业，是与福士伟根合作的，也是在1985年3月成立。在时间上与普腾不相上下，品牌虽然挂上VW的标志，但取名为“桑塔纳”。它的合资方式是50对50，合同期限45年，经过多次的增资发展，目前“上海大众”的注册资本已达到100亿人民币。

我曾就此事问中国的同道（新华社记者）﹕“为什么中国不选择与日本合作。日本车很得人喜爱，款式新颖且又省油？”同行给我的答案是﹕“因为中国与德方合作的一个优越条件是全数的工艺转移。换句话说，在中国生产的合资轿车，在逐步发展后，将会100%在中国生产，而不是零件的组装。”我终于明白中国的苦心（后来又有“一汽大众”的奥迪名车合资）。

从1985年到2004年，“上海大众”从桑塔纳到帕萨特已有了相当大的转变。2004年共销售34万余辆，较显着的变化是桑塔纳国产化率已达到87.03%，而帕萨特（B5）国产化率已达到72%。

马来西亚也不遑多让，自1985年后，推出一系列的国产车。它主要的合资对象是日本的三菱，但所占的股份不多（在2004年时陆续脱售其16%的股份），其它股权主要是国家拥有。在一段长时间里，普腾一枝独秀。例如1999年时，占市场销售量67%，而在2002年时也有60%之强势。但随后逐年下跌，在2005年，则降至41%，售出16万余辆。到目前为止，它共拥有14个品牌。

反之，第二国产车（Perodua）有所提升。2004年销售11万余辆，占市场30%；2005年销出13万余辆，占市场33%。

第二国产车是于1994年推入市场，先是有灵鹿牌。由于轿小玲珑，既省油又轻便，成为国人至爱。直到今天，已有不下五个牌子，它的外国主要合资对象是日本的Daihatsu和Mitsui公司，业务正在稳健地发展。

就公司规模而言，普腾依然是最大的国产车公司，由于三菱脱售股权，普腾也面对一连串的压力，转向寻求与福士伟根的合作。本来这种合作是有助于扭转普腾的形象；而福士伟根也可以凭其在中国合作成功的例子搬来马来西亚。讵料谈判一波三折，最后在今年宣布告吹，殊令人遗憾与惋惜，也导致普腾在股市中面临重挫。

我们不探讨合资失败的因素，但堪可告慰的是福士伟根并没有离开马来西亚市场，它选择与普腾建立策略性合作伙伴，不涉及合资问题。按照这种方式的合作，可以更快地投入市场，在马来西亚仍用普腾品牌，预料可以为普腾带来一定的利益。 因为以福士伟根集团的2004年营业额高达889亿欧元并有7亿余万元的净利来看，它的汽车肯定大为受落。

与此同时，普腾又再重新与三菱结盟，主要是三菱已重整旗鼓，一洗颓气，正迎头赶上，也自然有助刷新普腾形象。

普腾在双管齐下后，自然可以慢慢消化因以一欧元脱售意大利电单车公司MV Aqusta的亏损。因此新领导层有信心普腾将会有美好的前景。我们也希望是如此。

蔡添强与政改运动

我在1月22日的《南洋商报》写了一篇《安华情归何处》的评论后，蔡添强在翌日通过报章公布安华已是人民公正党的党员，算是间接上作了回应。我暂不在此针对此事作评述，我兴趣的是蔡添强这个人。虽然我曾与他有一面之缘，不算相识，但对他的政治运动却留下深刻的印象，也让我看到“劳工党时代的影子”在跳动。

为了进一步了解蔡添强，我在2003年阅读了他出版的《改革心理想情》，全程地表达他的政治愿景，不论他的理念是否落实或仍然在奋斗中，至少他告诉了我们他的从政的故事。

他的政治故事起于1998年安华出事之后，他积极地介入安华的“政改运动”（Reformasi），而后成为“国民公正党”（现已易名为人民公正党）的成员，更被委为副主席，一时风头甚健。又示威，又游行，又抗争。总之他出现在群众斗争的场面，而且表现了“勇往直冲”的精神，接着就是被逮捕，上法庭，放了又抓，抓了又放。于是蔡添强三个字与示威、游行、被捕、坐牢、上法庭扯上数不清的关系，许多人也因为他的行动而认识蔡添强这个人。他成了“街头斗士”。

人们或者会浮现一个问题﹕如果蔡添强出生早10年或20年，他会不会一头栽进劳工党或人民党的斗争中？因为他在90年代后期就是这么的一个“挥着公正党的旗帜，而大跳劳工秧歌舞的人”。我无法推测这个答案，只好问问蔡添强，他会这样做吗？

也许这样说对蔡添强是不公平的。假设的问题是不需要答案的，因为他是在1963年才出生的，自然无法亲自体验劳工党的斗争生活。即使时间推早，让他有机会目睹或参加劳工党的火热斗争，他也只能是千人中的其中一个，不能算是“鹤立鸡群”。在50和60年代的左翼政治中，有太多像蔡添强的人，而且比他更出位的，更不怕死的大有人在。

70年代之后，劳工党的斗争告一段落，左翼政治也失去重心，国家的政治格局也有了巨大的转变，不再是讲求意识形态的斗争，而是转向民族主义的发展。民族主义的其中一个特色是政党可以是多元性的，但要立足在一个族群中，才能在选举中脱颖而出。

蔡添强两次参加国会选举都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得票率，说明了政治是现实的。因此他只好继续打着他的政治理念持续他的斗争，而他的斗争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安华共舞的。打出的牌子是社会公正与向贪污作战。

这个口号是颇吸引人的，但执政党也打出同样的旗帜，几乎每个政党都声称“立党为公”，以争取人民的支持，人民公正党也不例外。很显然的，人民公正党离开了安华，它的政治生命就受到挑战。因此，在此时此刻，安华是这个党的精神支柱，而公正党也努力塑造一个多元种族的形象，但仍由马来人在主导。这也是为什么公正党能与人民党合并的前提。

如今蔡添强是这个党的宣传主任，他的斗争方式已大为改变，也按照安华的愿望作了适度的调整。在抗争中他收敛许多，也变得更为成熟和认清政治的大气候和政治走向，但一时之间要扭转整个局面是极不容易的。

在这方面，我提出两个实例供蔡添强参考。其一是60年代为什么社阵会闹分裂（指1965年因语文政策的分歧，劳工党与人民党分道扬鏣而结束了社阵这个组织）？其二是70年代，大学生响应安华的斗争而走向街头。其中以华玲的反饥饿运动最为轰动，结果是连同火热的马大华文学会也被箝制。关于这一点，蔡添强或者可以向当年的当事人了解个中情况。

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希望人民公正党能吸取这两个教训，不要重蹈覆辙或花开两朵，各有表达，真正贯彻多元政治。而蔡添强作为公正党在华社的“代言人”，更有其重要的角色在扮演，因为直到今天为止，人民公正党需要向华社表达明确的政治理念。在这方面，即使蔡添强已卸下副主席改任宣传主任，但他又不能否认他已是“华社眼中的安华”。其政治使命显得更是任重道远。无论如何，在很多时候理想不等于现实，而现实是残酷的，相信蔡添强参政这些年来，也已悟出其中道理和症结所在。

食堂风波外一章

我们完全同意，董总与校长职工会应停止争议，因为这对华校的发展至为不利，而且也不是谁是谁非的问题。但既然有关的争议已经抖开，我们有必要正视其因由，以便正本清源，而重新纳回合作的轨道。也只有了解问题的真相，才能对症下药。

虽然一般上认为导因于2004年学校食校招标的风波，但如果深一层研究华校性质的变化，不难发现其复杂化。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先我们应该承认自1960年“拉曼达立教育报告书”出炉及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后，华校在中学方面已被切成两半，其一是改制的国民型中学；其二是未接受改制和津贴的华文独立中学。而华文小学只有一类，即全数归为政府控制的国民型华文小学。在这个国民型制度下，董事会的组成也相应调整，理由是董事会不再负责学校的日常行政开销，教师的薪金全归政府负责，也由政府调派，因为他们已是政府公务员；学生则享受免费教育，入学由教育部统筹统办。

董事会的调整有两个方面，我在1月29日的本栏中《董事会与学监会》一文中已略作解释，现在加以补充﹕其一是默许原来的董事会存在（这个组织由赞助人大会选出），而其中有半数以上拥有校产。例如槟州政府相关组织在最近调查后公布，在州内90间华小，有50间的校地属董事会的，余者或归社团、教会、庙宇及私人等。这个原来的董事会我们称之为“大董事会”，也可能是校主。

在教育条例下，其组织章程中有指明学校的地契得委托社团法人、受托人及公会等保管，也就是歸大董事會或其他受託人保有。

其二是根据标准型的董事会章程列明学校又须按条例成立另一个董事会，或称之为“学监会”。这个组织不是由大董事会来取代，但接受派出三人（赞助人）代表及信理员代表（若董事会是校主）出任学监会成员，其余是官委、校友及家长代表各三名组成，一共是15人。

若是有大董事会（或可能是校主）的存在，我们就称学监会为小董事会。若无大董事会存在，就直接称为董事会。它是依教育法令而存在的，所以不必另行申请注册，有人因此争议它是否具有法人地位。

换句话说，当学校接受改制后，董事会的权力已相对的减少，而在教育部指派和条例规定下，校长的重要性越是突显。他不但是一校之长，也是家教协会的当然顾问，又是学监会（董事会）的当然秘书。抑有进者，学监会的记录和人选名单得每年提呈教育当局备案和接纳，也是校长的责任。

由此我们看到校长权力的提升是教育部及相关条例赋予的，不是他们剥夺了董事会的权力。

不过，如果校地不是政府的，就被称之为半津贴学校，则任何的重建、扩建或修理都由董事会操办。华社这么多年来都无怨无悔地付出，为的是给下一代更好的教育环境。校长也深明其中道理，与董事会落力配合。这些实例俯拾皆是，不必赘述。不论是大小董事会都责无旁贷出钱出力，精神可嘉。即便是教育条例（1957年）订下的董事会责职中，也有言明董事会拥有维持及修理校舍的权力，但其它权力就没有说清楚。

在教育部的眼中，它认可的是学监会（董事会），但却是附属在教育法令下的产物，因此教育部认为它拥有权力指示校长执行任务。学校食堂的招标事件就是因此而发生。

但在董事会看来，既然他们出钱建校，理应享有某些主权，而不是一无所有，更应保有招标的權力，风波于兹发生。校长既是公务员，不接受指示不行。董事会若绕开校长又使到校长战战兢兢，左右为难。

至此我们需要厘清一个问题：大董事会职权在那里（或说校主的权力在那里）？小董事会（学监会）的权力（主权）在那里？这都是需要向教育部说明和争取的，校长也没有权力作出调整。

无论如何，在此时此刻，董事会和校长也可以很好的沟通，相互指责是不必要的，相互尊重才是最重要的。即使条例不清楚，也可以寻求共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希望双方越行越远。不过我们也要了解历史的因由是因为教育体系的改变有以致之，光是针对董事会或校长权力作诠释也是于事无补的。

吴宝泉与新中事件

人物﹕吴宝泉（马华甲抛峇底区会主席）
时间﹕华人春节期间（2006年）
地点﹕威省北海

在华人春节期间，也即是在2月10日的华文报上，我读到一篇有趣的告白书。说它有趣是因为它是“热门课题”，而且可以当成新闻故事来读。读后有无限的感慨，又有几许的迷思。

我不认识吴宝泉。自从新中学校拆校风波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倒是一直在街坊听到吴宝泉的名字，而且和新中事件串连起来，这些的故事有几个版本，也不知那个才是真的？听了让人感觉是“像雾又像花”。现在经吴宝泉“挺身而出”澄清，我们一下子知道更多的“内情”，也就不必再道听途说了。但读完他的“告白书”，我觉得有几件事是值得解读的。

其一，吴宝泉发誓“若出卖新中，不得好死”，真是过于言重。这其实是不必要的，这样的发誓也使我想起曾有过所谓“斩白鸡”以示清白的玩意儿。在旧社会是有过流行，在现代社会也已经不流行了。因为这样说了也还是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并会问一句﹕吴宝泉到底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新中？新中不是属于“华社”的吗？大家都在落力地捐款，没有因为“吴宝泉”三个字，使到新中重建有难，既然新中重建在望，所以我认为吴宝泉不必为新中事件操心，反正有大把人送出爱心，就不需要发什么“毒誓”耿耿于怀了！

其二，吴宝泉说外界的流传对他的指责的背后有隐藏不可告人的政治阴谋，这些人因为妒忌他，才想陷害他。而所谓的这些人分为五种，即党内及区内的人、党内及区外的人、国阵友党、反对党以及商业伙伴。

我读了一头雾水，那来这么多的“敌人”，而且有五种之多，似乎是凡对他有责难或人云亦云的，都可能是他的“政敌”。但这话说了也等于没说，因为他的五类人已是包括所有的人。为什么所有的人要针对他，也实在没有道理？

这使我想起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1966-1976年），专门挑出五大类来对付，即是“地（主）、富（有钱人）、反（动）、右（派）、坏（份子）”，指他们在解放前及解放后的一个时期，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因此应被“清算”，列为“黑五类”。吴宝泉大概不至于把他心目中的五类列为“黑帮份子”吧！

其三，他曾与校方发出近30封的书信，并透过电话向有关方面追问新校地的进展，结果未获回应。这就怪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有关方面的“失职”，未履行职务，但身为一位有身份的人，大可向党最高层反映或州政府投诉官员的“官僚作风”，不知有几次向党上头和州政府表达其中的严重问题？若有这方面的资料展示出来，会更有说服力？

其四，我们假定吴宝泉事先并不知道校地割名是这么困难的事。但可以查问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涉及法人地位的问题？还是当局未把问题处理好？若是能及早提出，对大家都有好处，也许风波不会闹得这么大。不然光是写信或打电话，也无法解决问题。因此吴宝泉是有必要将他的“苦衷”进一步坦告各方。

其五，吴宝泉说，过去两年，他与首相会面不少15次，真羡慕死人。即便是一些地方高官也无此荣幸，老百姓更不必说了。这证明他是有“影响力”的人，像这样有能力的人，自然要与他做朋友的人十分多，何来这么多“敌人”呢？

其六，吴宝泉说他身为一间华小的副校长（课外活动）（不是新中小学），当新中被拆时，刚好学校开课，无法分身，因此对他的指责已报案。

这里露出两个疑点﹕第一是身为公务员教师，怎么有“商业伙伴”破坏他？他所指的“商业伙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也有做生意吗？或“家庭生意”？第二我们一般上面对被“破坏名誉”时，是采取民事的法律行动而不是向警方报案。警方只处理刑事案，如受伤、被恐吓、被勒索或被人失信……我们不知吴宝泉报得是什么案？

如果他能说清楚，大家就不必存疑了。

总而言之，吴宝泉的身份是“多元化”的，既是另一间华小的副校长，又是一党的地方主席，再是新中的建委会署理主席。难免令人有所错觉，以为他又是校长又是“董事”的身份而有所混淆。

但问题的焦点应他也是“政治人物”，才会让他感觉到“政敌甚多”。既要从政也就要面对一切的指指点点而坦然处之。不知在报上表白一翻后，吴宝泉有没有面对自己的小学生发问﹕“老师，为什么你这么多“敌人”？人家都说“桃李满天下”。

我想此刻吴宝泉会觉得“叫政治太沉重”，也活得很累？不过我要勉励吴宝泉﹕“不招人妒是庸才”！

哈马斯引爆政治地震 中东和平竟现曙光

我在拙作《血腥风暴－－以巴千年恩怨》一书中的结句有这么一段﹕“进入21世纪，沙龙不再是以色列的适当领导人，阿拉法也许应退位让贤。”果然不幸而言中。这是写于2002年6月的时候。

我当时的确无法预知阿拉法（巴解领导人）会在2004年病逝；更无法知道沙龙（以色列总理）会在今年正月中风，至今尚未苏醒过来。但我预见一股激进的势力正在从中崛起。这就是哈马斯已对巴勒斯坦问题取得发言权，不再以阿拉法马首之瞻，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和以色列已不能小觑其威力，又是不幸而言中。

我现在把这两个不幸而言中的事件连串起来评析当今的中东局势。就会比较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们是相互关连的课题，而这样以后又会怎么样？这也是世界人民所关注的未来发展。

事实上，我们不能忽视巴勒斯坦问题的严重性。它的任何走向都与世界安危挂钩。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活生生地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向人类的生命作出挑战的事件。最令人记忆犹新的是2001年9月11日的纽约两栋摩天大楼被撞毁肇三千余人丧命；还有是人肉炸弹投向人群酿成无数的命案，叫人“闻之丧胆”。

为什么这一切又与巴勒斯坦有关？难道巴勒斯坦人与世界结仇，非闹得天翻地覆不可？其实在当今发生的许多恐怖事件，不一定与巴勒斯坦人有关，也不应该怪罪巴勒斯坦人，他们也是受苦受难的一群。究其因是有人借巴勒斯坦问题大作文章，并以此为依据而展开无止境的反击和斗争。

例如被美国列为天字第一号的恐怖大亨奥沙马宾拉登在1996年藉巴勒斯坦被以色列侵占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而号召展开全球性的“圣战”，并在1998年向美国“宣战”，恫言要杀害美国人和一切阻挠“圣战”的人。正因为奥沙马以此兴风作浪，整个世界在跨入千禧年后显得动荡不安。如果没有巴勒斯坦问题，极端派肯定无从煽风点火。可见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人民的心中是道不尽的“新仇旧恨”，最为容易燃起战火。

一个小小的巴勒斯坦（总面积不过2.6万平方公里，相等于44个新加坡那么大）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不安的焦点？说起来是有一匹布那么长。我们只能长话短说，起因于1947年联合国强行通过将巴勒斯坦切成两半，一半归犹太人立国；另一半归居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立国。

原本这是居住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问题，应由他们决定同不同意与犹太人分享土地而和平共处。可是在那个时候，住在巴勒斯坦的拉伯人是一盘散沙，没有政治组织，也没表性的团体代表巴人表达权利，而是由埃及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代巴勒斯坦人“替天行道”，一口拒绝犹太人有立国的权利，誓言要将犹太人赶到海中，理由是巴勒斯坦属于阿拉伯人的。这千多年来都是由回教徒占大多数在这里生存，根本没有犹太人的份。犹太人又凭什么来占有和分享土地呢？

但犹太人又用历史证明在一千九百年前这里是他们的国家和土地，只是被驱赶出去成为流浪的一群，如今在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他们要拿回这块土地来建立一个新生的国家。

历史嘲弄以巴人民
历史嘲弄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块土地竟然相隔那么久却还是在争执谁才是这土地的主人？于是一边是阿拉伯的回教国家坚持巴勒斯坦是阿拉伯人的，谁也别想染指。遗憾的是不论是埃及或约旦都没有事先征询巴勒斯坦人民的意见﹕他们愿不愿意遵循联合国决议？而是用整个国家的力量一举否定犹太人的到来，压根儿不承认联合国的分治方案。在最初的阶段埃及与约旦都拥有某些私心，想通过战争来成为巴勒斯坦的保护国。就这样，当1948年犹太人闪电立国取名为以色列时，埃及统领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开战。历史上称之为第一次中东战争。这场战以色列取得胜利。接着下来又有另外四次的中东战争，都是阿拉伯国家屈居下风，以色列的强悍与好勇斗狠的精神，使到它不顾后果将整个巴勒斯坦拿下，迫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流离失所种下巴勒斯坦人民的仇恨火种。

从1948年起到1982年的五次中东战争不但未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反而更加深巴人与以色列的不共戴天的矛盾和冲突。这究竟是谁的错？追究起来也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民族与宗教问题交错其中，谁也不肯让步。结果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首当其冲成为两股势力斗争的牺牲品。但阿拉伯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犹太人用武力征占土地，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伤痛。也因为这样在六十年代激发原教旨主义从中滋长。这批走激进主义的回教徒，增加了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仇视。在他们看来，如果不是美国支持和撑腰，犹太人是不可能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立国的。

根据联合国的议决案，巴勒斯坦分割成两半，犹太人分得1.49万平方公里（占巴勒斯坦总面积56.4%，相等于25个新加坡）；阿拉伯人分得1.12万平方公里（占42.8%，相等于19个新加坡）。换句话说，巴勒斯坦土地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犹太人的，另一个是阿拉伯人的，联合国称之为181号决议。

早知如此何不当初
如果当年阿拉伯国家用心营造一个属于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国，另一半让给犹太人建以色列国，就不会有今日的巴勒斯坦问题，而是双方在进行和平竞赛。可惜的是炮火与流血取代了牛油和面包，更衍生了错综复杂的问题。

单就第一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就占有巴勒斯坦的土地竟多达5700平方公里，使其版图一下子增加到2万7百平方公里。这就是说，以色列版图扩大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的面积又缩小了。
由此来审视当时的战争，巴勒斯坦得不偿失。

最严重的局面是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这一仗阿拉伯蒙受惨重的损失，整个巴勒斯坦几乎被以色列占有，尚且吞下埃及的西奈半岛及叙利亚的戈兰高原。更甚者，以色列夺得了东耶路撒冷，将其拥有的西耶路撒冷并成大耶路撒冷。在屈辱底下，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更加咬牙切齿。

后来经过联合国的调解，出现所谓的242号决议取代181号决议。它的特点是﹕默认以色列在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取得的5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促以色列归还第三次战争时所占领的土地；ƒ接受和承认以色列存在的事实；„耶路撒冷共管。

这意味着耶路撒冷的地位不全属于以色列，但不再争议以色列占有的5700平方公里的土地归还的问题。以色列显然占了优势。

虽然如此，以色列并不事事听命于联合国的决议，终于迫使巴勒斯坦人不再全依赖阿拉伯国家的出头，而是自行武装起来。1969年出现的巴解机构（由8个阵线组成）和涌现的阿拉法作为领导人证诸情况已起了变化。阿拉法从那个时候起逐步崛起成为巴勒斯坦的代言人，开始有了较为有规模的组织与以色列对峙。当然得靠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才成气候。1974年巴解机构被国际回教组织（OIC）接纳成为会员，并扶持阿拉法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以巴解代表的身份在联合国发表处女演讲。较后巴解也形成武装力量，在黎巴嫩设立大本营。不幸于1982年被以色列摧毁（此为第五次中东战争），阿拉法不得不撤向突尼斯寻求避难。1988年巴解机构在阿尔及利亚召开国民会议，单方面宣布成立《巴勒斯坦国》，未获国际承认。但有一个重要点是接受联合国的242号决议，不但未全面否定以色列立国的权利，而且竟然默认以色列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占有的土地（5700平方公里），只是要求以色列将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再占有的土地交还各造。

阿拉法迈开第一步
另一方面，巴解中的激急派也在巴勒斯坦内起义，抗议以色列占据他们的土地。阿拉法的两面政策也因两伊战争的结束（1980-1988年）而受惠。美国意识到须要克制以色列交还领土，让巴人有望立国。这就是美国推动中东和平的所谓“土地换和平”的战略构思。阿拉法代表巴勒斯坦人正式与以色列进行谈判。终于有了1991年马德里（西班牙）中东和会及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的签署，要以色列逐步撤走所占有的加沙地带及西岸地带，作为巴勒斯坦立国的领土，可是以色列为其本身的安全作打算，只先让出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它以后再谈。

从这样看来，所谓奥斯陆协议只是局部解决问题，未达巴人的愿望。因为被分成两半的巴勒斯坦土地已不再是1948年的分治方案，而是以色列领土扩大2.07万平方公里，巴勒斯坦则缩成约8千5百平方公里。这与阿拉伯国家原先不允许以色列立国何止相差十万八千里，简直是“宾主易位”，置巴勒斯坦人于他们的脚下。

也由于奥斯陆协定的签署，阿拉法才能在1993年结束流亡生涯，再踏足阔别27年的土地（加沙）。1996年阿拉法领导巴解参加大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出任巴勒斯坦自治区的政府首长。但他拥有的土地是破碎的，例如只收回加沙地带80%的土地及西岸地区的20%的土地，根本不成体系。况且加沙与西岸又是分离的土地而不相连，人民往来非经过以色列的通道不可。

非常遗憾的阿拉法在其任期内不仅无法解决立国问题，也拿不回应得的土地，再加上其政府日益腐败，贪污渎职，巴人已对这个政府感到失望乃至“绝望”。阿拉法在世时（2004逝世），声望不断下跌，巴勒斯坦人民已不再对巴解机构有所寄望。

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勒斯坦举行第二次大选（2006年正月底揭晓），竟让全世界大跌眼镜，巴解机构的死对头哈马斯从中崛起，成为议会内最大的政党。在132个议席中，赢得76席。原居执政地位的巴解（法塔赫）则只拥有43席。这就是说哈马斯将组成内阁政府。但其中吊诡是在2005年当选总统的是巴解机构的阿巴斯。两个不同的政党一个当总统，一个组内阁。正如斯里兰卡曾一度出现总统与内阁属不同党，有人担心日后引起摩擦，对和平的推进产生阻力。

哈马斯接下走第二步
要探讨这个问题，有必要先了解哈马斯是什么来头？为什么它会在大选中脱颖而出？这是当今世界必须要正视的重要问题。因为哈马斯的成败直接影响中东和局进而影响世界和平。与打击极端教派及消除恐怖活动也有所牵连。谁都知道奥沙马的恐怖主义导因于巴勒斯坦问题悬而未解。因此要打败恐怖主义，唯有从巴勒斯坦下手，才能正本清源，否则这个世界是不会安定的。

哈马斯的出现正是与此大有渊源。说起来也十分讽刺性的。哈马斯（Hamas，阿拉伯语缩写）又称为“伊斯兰抵抗运动”（Islamic Resistance Movement），成立于1987年12月9日，领人是谢赫·亚辛（Sheikh Ahmed Yassin）。他早年加入“穆斯林兄弟会”，深受原教旨主义的影响。由于眼见中东五次战争都不能为巴勒斯坦人带来立国希望；又对阿拉法的巴解机构的“折衷主义”大表不满，唯有依靠巴勒斯坦人自己拿起武器来拯救苦难的同胞。

在初期，以色列利用这个组织（哈马斯）来削弱巴解力量，准予注册成立慈善福利教育团体，并提供经济援助（当时以色列在军事上控制巴人领士），后来发现不对劲，因为在不断壮大的哈马斯是根植巴勒斯坦人民，而且用宗教的力量来团结人民反抗以色列，誓要驱赶犹太人。在哈马斯看来，通过阿拉伯“世俗政权”（如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国）打救巴勒斯坦人已是屡战屡败；通过阿拉法的世俗巴解机构又显得“软弱无能”。决定打起“圣战”的旗帜向以色列施压，进而又制造一连串的“人肉炸弹”，血肉横飞事件，搞得以色列人心惶惶。结果被以色列、美国及欧盟国家标签为“恐怖主义”组织。

从表面上看，它好像与奥沙马的“恐怖主义”有所关连，彼此都是打着“圣战”的旗号，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又有差别。哈马斯专门针对以色列人进行打击和诉诸极端手段，不向外“输出”恐怖主义；奥沙马的“基地”（Al Queda）组织则是世界性的，似乎无孔不入，扰乱世人之心。

虽然如此，西方国家并不区分两者的不同，而是把哈马斯与恐怖主义绑在一起，不分青红皂白要把哈马斯连根拔起。这项主要任务就交给以色列执行。

例如，在2003年时，以色列总理沙龙就口出狂言“要将哈马斯的所有领导人置于死地”，理由是这个组织的“唯一目标就是摧毁以色列”。

哈马斯从一开始就毫不隐瞒地要消除以色列。但这一口号用在激发巴勒斯坦人心还可以，用在军事行动上则绝不可能。

于是在2004年3月的时候，以色列展开空袭行动，杀死了哈马斯领袖谢赫·亚辛，触发几十万巴人义愤填膺，更加仇视以色列且声言采取报复行动。

在不到一个月内，也即是同年4月份，继承谢赫·亚辛的新领袖兰蒂斯（Rantissi）又再空袭中被以色列军人杀死。以色列一边高呼叫好，巴勒斯坦人则要以牙还牙。

接着哈马斯对新领导人的身份进行保密，不让以色列有机可乘。

其实哈马斯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它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及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都有办事处。正式成员虽只有2万余名，支持和同情者却大不乏人，凡是不满以色列及巴解的人都倾向哈马斯。而且它还有一个“情报机关”，更有属下一个暗杀队伍，取名为“卡桑旅”（无独有偶，巴解旗下也有一个极端组织，叫做“阿克萨烈士旅”，行为更是极端）。

由于哈马斯的立场“十分强硬”，美国在2001年911事件后，便将它列为恐怖组织的打压对象。不过哈马斯一直以来都是在巴以之间的领土采取暴烈行动，尚未在海外制造恐怖事端，也就未被美国当成耙子来打。在美国的心目中，伊朗、伊拉克及朝鲜是三个被列为“邪恶轴心”的国家，把重点放在其中，又对奥沙马的基地组织严加防范。相对之下，哈马斯的威胁性也就大为减少，这也给了它一个重新检视时局的好时机。

转型成功一鸣惊人
因为在2004年，美国决心推行中东和平路线图，声称要使巴勒斯坦立国，对以色列有些约束和压力行动。此外，阿拉法已暮气沉沉，时日不多。哈马斯在审时度势下来一个大转变。其一是以色列单方面进行拆除在加沙及西岸的犹太移殖区，以使巴人获得更多的土地。其二是巴勒斯坦因阿拉法留下的政治真空有需被人填补。哈马斯借势转型，减少自杀式爆炸袭击，罗致人才加入阵营，准备通过民主程序跃居主流。

哈马斯清楚它的处境是艰难的，光靠暴力不能成大事，也绝不是以色列的对手，唯有通过选举才能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既然民主选举是美国大力鼓吹的政治游戏，哈马斯便晋身登记参加大选，不再如同10年杯葛选举，让阿拉法一人演独脚戏。

果然在2006年的议会选举，哈马斯一鸣惊人，破茧而出成为第一大党。巴解大跌眼镜，整个国际社会为之震撼，几乎不敢相信一个被视为“恐怖组织”的政党能按民主程序办事。而哈马斯确实做到了，且已做好准备上台表演。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哈马斯的领袖纷纷亮相，最主要的人物有祖哈尔、哈尼亚及哈利勒·哈亚，他们已会见了总统阿巴斯（巴解机构主席），就组阁问题交换意见。

可是以色列和美国仍然不放心，正千方百计阻挠哈马斯组阁，它们担心一个强硬派的政府对以色列是不利的，这也许是西方世界长期以来积压而成的忧患意识，但应该不是现在的哈马斯所要走的道路。
毕竟哈马斯只剩下一条路可走﹕放弃暴力，承认以色列，寻求国际社会公正解决问题，以争取援助金，否则巴勒斯坦马上破产在望。只要西方封死拨款，巴勒斯坦人民即将挨饿。既然哈马斯有心领导巴人脱离困境，再大的委曲都要承受得住。目前的争执点是要哈马斯缴械，但在未获保障前又不肯就范，以色列也先不要一口拒绝哈马斯，可以通过谈判取得共识。总而言之整整六十年了，以色列已形成一个强国，巴勒斯坦国仍是个理想，已不能再无限期熬下去了。如果哈马斯决心要完成巴解所不能完成的任务，从现在开始，它要向世人展示它的立国决心与以色列和平共存，争取国际认同与支持，重新建立破碎的家园，不要再节外生枝。一旦解开千年恩怨，则恐怖主义将会进一步被孤立。世界的和平更有保障。美国也不会再视哈马斯为“恐怖组织”，而是一个深得民心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希望之光”。现在哈马斯在俄罗斯穿针引线，循循善诱下（邀哈马斯代表访问俄罗斯）美国和以色列也要改变它们的敌视立场，包容“敌人”有时是会把“坏事”变成“好事”的。不要错过和平曙光已徐徐降临。

首相精言发人深思

因为丹麦一家报社刊登褺渎先知的漫画引发全球性的回教徒大举抗议。较为严重的地区发生在西亚和中东的回教国。我国首相阿都拉身为国际回教机构的应届主席，自然大表愤慨，但他却提出十分理性的批评。首先他不认为应该杯葛丹麦的产品，不过同意通过适当的管道向丹麦提呈抗议。我国回教徒在这方面也表现的相当理智，除了回教党引导示威抗议行动外，未见暴力事件发生。换句话说，我国是应用较为理智的手段来处理一连串的抗议声。

例如首相于2月10日在吉隆坡主持一项国际研讨会开幕时就有了精辟的见解，值得世人深思。这项会议的主题：《谁是回教代言人？谁是西方代言人？》是恰合时宜的，因为此时正值回教国家对西方世界的“新闻自由”有了更大的存疑。

所以首相在致词中开宗明义地吁请“回教世界及西方世界相互接受两者间是平等的”，必须终止对宗教的嘲弄，他说，尊重、交流与平等是达致和谐融洽关系的重要前提。

在排斥诉诸暴力和极端的行动的同时，首相也点出问题症结出在两大文明的对峙，一方认为西方的侵略行动，企图控制回教国家的石油资源而力行霸权主义；另一方则以偏盖全地，在反恐的当儿把回教徒当成“敌人”，而不分辨其中的不同，更误以为奥沙马宾拉登是代表宗教和追随者发言，把回教与负面因素及落后连系起来。

这是一针见血地剥开两大文明失调的因由。而提出“文明冲突论”的正是来自美国的学者享廷顿。他在1993年率先质疑文明冲突的存在，在大题目中加上问号，但后来他引用大量的历史事件来佐证他的理论而写成厚厚的一本书，取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似乎认为世界的不安是因为文明起了冲突。

美国及西方政界几乎接受这一理论而开始对不同的文明持着怀疑的态度。

阿都拉的言论正好切入问题的焦点，在接受现实存在着文明的差异的当儿，也反对扩大彼此间的冲突和加深矛盾，反之应用宽大的胸襟来包容和溶解，不致各走一端，否则对世界和平的维护是有害无益的。

我们从历史上得到的教训也正如阿都拉所说的，起因于霸权主义。打从18世纪开始，西方列强就未停止向外扩张以统治其它国家来圆帝国主义之梦。而美国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后逐渐崛起成为一方霸主，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年）后形成西方盟主，与东方盟主的苏联分庭抗礼。

当世界分成两大阵营时，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席卷全球而在斗争中取得独立，当然也包括回教国家在内。

这一系列事件的演变也冲击着殖民主义及帝国主义的版图日益缩小，但美国却从中获取最大的利益成为西方的龙头老大，把政治和军事力量布满全球，最终在1989年苏联变天后，跃居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强国，颐指气使成为霸权主义的国家。

在这样的情势下，被压制的弱小国家也把视线从欧洲转向美国，其中最为激烈争夺和争议的是以色列在中东立国（1948年）给回教国家带来无比的创伤与痛苦。于是有了极端组织向美国的权威挑战，这无止境的抗争也给世界带来不安与忧心。其中最让人刻骨铭心莫过于911事件的意想不到的发生，进而加深也加速了西方与东方的对抗。再加上宗教因素，更是错综复杂。

丹麦的漫画事件不幸在此时爆开，证诸了西方存在对东方揶揄。若不在最短时间内化解，恐怕会越陷越深。这也是为什么首相苦口婆心劝喻西方要懂得尊重别人与平等待人的重要道理。

总而言之，极端行为不可取，霸权主义同样令人厌恶，而要制止极端也得克制霸权心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杜乾焕与新中事件

这些日子来，我一直看到槟州行政议员杜乾焕为了新中学校的事跑上跑下，也频频亮相在报章，既辛苦又忙碌，根据他的说法，为的是一份责任心。

提起杜乾焕，我们总忘不了他那一介书生的形象，他是在1995年参加州选胜出后就出任行政议员，至今已是进入第三届，也就是他所说的是最后一届，期满后他准备退休。有人说他是民政党的“良知议员”，因为他有时候会发表某些尖锐性的谈话，并不是“唯唯诺诺”的议员，而且他在处事上也有一套自己的哲学，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安华出事后，他拜会旺阿兹莎。在安华出狱后，他也会与安华握手寒喧。举目一望，他是唯一的执政党的华裔“高官”有如此的“破格”表现。

人们也曾经为他担心会因此丢官，结果是他官运平稳，算是一个异数‧杜乾焕就是这么一个人。
在槟州政府内，他主要是负责教育事务。不过教育事务归中央政府教育部的权限，因此他有时面对教育问题时也显得很无奈。记得有一次是“学校食堂风波”爆发后，杜乾焕不得不委曲求全登门找教育局长。我曾就此事问他，为什么不是行政议员召见，而是“降尊纡贵”？

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要能解决问题，委曲一下又何妨？他还告诉我，他到教育局是按手续登记进入的，也就是如同平民百姓见官。我对此感到纳闷，为何会是这样的呢？

最近，又是新中迁校风波，杜乾焕身为槟州华教协调委员会主席由于责任在身，见了学校当事人，又见了律师团，也见了发展商和政府官员，把他搞得团团转。

究竟新中学校的事件为何这样折腾他？杜乾焕也答不上来。他是在较后期才正式介入新中迁校事。较早前即2002年槟州政府有委任四名行政议员协调此事而有了眉目。讵料由于事件未圆满的解决，导致发展商采取法律行动。从2003年起就出现诉讼和法律行动，而在2005年演变成对峙。杜乾焕被槟州首席部长委任专门调解和处理此热门课题，他才算真正卷入其中。

根据杜乾焕的回忆，其实在2002年时，已有人找他要求“解决问题”，但不是好消息，而是要他把新中的学生分配到附近的华小，因为人数不足50人，极容易“解决”。杜乾焕十分恼怒，他认为这是不顾新中死活而一口拒绝。此事随后告一段落，平静下来。

虽然如此，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因为新中搬迁尚无着落，而这边发展商又急着要回土地发展，于是双方对簿公堂。有关法庭的案件已经各报广泛和详细的报导，这里不再赘述。不过新中的事件又引发了令人深思的课题，那就是国民型华文小学是不是政府的学校？如果是政府的学校，就由教育部与有关方面直接解决。

可是问题又不是那么一回事。原来当60年代全国的华文小学改制成国民型华文小学时，有关学校的董事会并没有献出校地，也就是说，校地不是属于政府的。在这种情形下，变成教育部是校地的使用者而不是拥有者。地主可能是董事会的信托人的、租赁的或庙宇教会的或乡团的等等。这类学校被视为半津贴学校。所有有关建校的工程概由董事会负责。

而新中学校在独立前即已是存在，它的校地是租赁的，也就是说是属于地主的，当地主认为需要时，可以脱售，而买者可以申请作为发展用途。这就是新中在今日闹得满城风雨的导因。换句话说，因为地主易人，新中学校除非被允许继续保留，否则就得让路。

一般上，在我们的印象中，若是面对此问题，就是由双方安排妥当。若非搬不可，也得另建一间学校，以赓续薪火相传。不过新中的情况不是这样，它获得的是“补偿”一块空地，建校工程由学校负担。就这样，新中在缺乏资金下，建校工程无从开展。再加上献地的割名问题迟迟未明朗。看似已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一筹莫展。

杜乾焕在接手处理新中事件时，他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方面是诉讼案件，另一方面是新中如何搬迁重建。而这两个问题往往又牵扯在一起，更变成一个政治性课题，也使到州政府成为被责难的对象。

代表槟州政府的杜乾焕于是得打起十二分精神。他唯有把法庭问题交律师面对，而他本身在首席部长指示下，成为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权力和责任是协助和监督新中建校需要在6个月内完成。

如今这个委员会已经由政府和华校代表组成，但委员会内也有各种不同的意见，累得杜乾焕要从中斡旋。这个时候他发现问题中有问题，归纳起来不外下列几点﹕建校主权在谁的手上？‚公众的捐款如何确保全数用在建校上？ƒ州政府何时把土地割名，而又割给谁呢？这涉及学校的学监会或董事会有没有法人的地位？而又要怎样才能成为法人单位来承接土地权？

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杜乾焕能妥善地解决因之引起的问题。

首相的大礼﹕第二通道？

首相阿都拉在华人年初二的新春联欢会期间，于槟城宣布将给槟人民送大礼，但暂不公布是什么大计划，于是槟州人民东猜西猜，一直未能证实是什么“礼物”。

其实，从首相的口风中已露端倪﹕它是属于第九个大马计划一部份，而且待内阁会议通过后即可知晓。这肯定不是“小礼物”，而是对国家经济起着十分重大影响的工程。

是什么计划这样让槟州人民引颈企盼呢？就整体而言，没有比槟威海峡第二通道更为重要的了。虽然每个州都对中央政府有这个或那个的要求，但作为统领国家的首相来说，他所考虑到的是投下巨资是希望全民受惠，不单单是一州的子民；而且反过来，他希望有关的州的大型计划也可以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如1985年起即通车的槟城大桥，它所产生的效益是全民津津乐道的。如今因为国家的发展已迫切需求第二通道，否则将会拖慢发展的步伐。

在这方面，我们有需求从历史的发展及周边的国家关系来探讨这一个课题。当英国人于1786年占有槟榔屿（槟岛）时，它就发现如果不把对岸的土地也拿过来，这个岛的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因此在1800年时，英国又占有威斯利省（威省），将两者整合起而而称之为槟城。就这样槟城的发展步伐加快了，也有利英国把权益伸入马来半岛。

不久之后，即1819年英国又拿下新加坡，并在1826年正式将槟城、马六甲及新加坡并成海峡殖民，为的是对马六甲海峡拥有绝对的控制权。换句话说，靠军舰和船运起家的英国利用天然的航道无往而不利，且在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拿下香港。由此可见，通畅的交通对一个国的政治经济利益是至关重要的。

而槟城则是通过轮船（或货运或客运）衔接了槟威两地。百多年以来，因为昔日的发展没有今天的快速，人口也没那么多，车辆更是有限，人民也习惯这样的交通系统。但在六十年代，马来亚独立（1957年）及马来西亚成立（1963年）后，整个行政结构起了巨大的变化，最明显的是槟岛自由港地位已不保。在自由港消失下，槟岛已是危机重重，经济欲振乏力，失业率严重偏高（1969年竟高达15%，今天是维持在3%以内）。人民怨声载道而求变，才有林苍佑的再次从中崛起和王保尼的退位。
在新政府领导下面对了不发展即消沉的困境，于是有了槟城大桥兴建的强烈愿望。尤其是槟城已崛起成为本区域乃至全世界的电子工业核心，加之威省又成为重工业区，更是势在必行。果然大桥通车后，槟州一片欣欣向荣，利惠全国全民。

但事隔20年，大桥一边通道双行已远远应付不了每年全国增加的50万辆轿车。应急之道是大桥两道加宽。即便如此，也同样难以苏解每日的流车量，特别是假日更是塞车到行不得也。

还有一个相等重要的问题是﹕槟城比新加坡更早开辟，这历史性的地位不能因交通问题而被邻国抛在后头。在情势所需下，中央政府一边厢决定在新柔海峡兴建湾大桥，以在南方建一座桥头堡；另一边厢也必然会在北方大展拳脚。这样一来，一南一北地把交通融汇贯通，居于心脏的吉隆坡自然也会旺了起来。

为配合第二通道的开辟，槟岛的外环公路的兴建也显得更实用和充满商机。也唯有使交通四通八达，经济才会再次起飞。因此首相的大礼也有一个积极作用，至少可以在经济低糜声中消消人民怨气而耐心地等吧！毕竟有希望总比失望来得好，有等好过没得等。

中学生发型的争议

大山脚日新国民型中学于1月20日发生发型风波，一名家长因女儿发型问题突闯学校向纪律老师“兴师问罪”，结果演成肢体冲突。事后家长自知理亏，向校方及有关老师公开道歉，事情总算告一段落，令人告慰。

其实，学生发型问题，是每间学校都或多或少面对的，尤其是国民型中学及独立中学，因为有了纪律的规定，包括对发型的要求，以致引起一些争议。这个争议主要反映在校方和一些学生，也包括家长在内的不同观点。站在学校的立场必须有一个由校方制定的规范，而所有的学生必须遵守，以反映出校风的严谨。但站在一些家长的立场，则会认为发型不是原则性问题，何必斤斤计较，只要孩子在校用功读书，守纪律就行了。换句话说，孩子的发型不应该成为校方“直逼”学生就范的大课题。于是双方的观点有了矛盾乃至冲突的存在。

日新国中的事件就是因此而发生。巧合的是，也引起我关注的是，母亲是一位美发师。据报载，连她自己身为一位美发师已做了三次的修剪，还是不令校方满意，也不知道怎样才能使纪律老师“满意”，一气之下，便“以身试法”，豁了出去。我们固然完全不能苟同母亲的鲁莽与猛撞视学校纪律于无物（道歉是理所当然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美发师也有她本身一套的“美学”观。她也许不相信老师会比她懂，便径直找老师的晦气。

对此，我们的看法是﹕不论家长是否是发型专家，一旦孩子送进学校，就得接受学校的规定行事。即使是纪律老师带有一点主观的审视发型，出发点也是要求“一律化”；而学生及家长可以在心理上持有异议，但不应超出法律范畴作出挑战，否则就是蔑视校纪，对本身及学生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针对此事与方成校长交换意见。我们双方都有上述的共识，但我们也同意在校规底下，学生的扮装“朴实”是最重要的。学生要有一个学生样，而不能“与众不同”，不然学校纪律将无从维持，校风也会受到影响。

就我个人所面对的经验，我愿意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学校（独中）有一批家长突然呈书董事会，对学生的发型过于苛求提出异议；过后我们又进行一次对话会。大家心平气和地理解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的行为，当然问题尚未圆满解决。

接着下来，校方便安排与这群学生（不满校方要求过短发型）来一个对话会，我也参与其中。校长苦口婆心向学生讲解纪律的重要性，并指出发型剪短看来人精神清爽，像个朝气蓬勃的学生，有助于维护校风，让外人一看即知是某校的学生。

我们当然也采取“民主”方式让学生抒发意见，为什么要反对剪短发。起先学生都默不作声，以示沉默抗议。后来我们鼓励学生发表意见，即使是错的也让我们听，不会因此事而采取纪律行动。这一下子，学生连珠炮似地发问和提出反意见。大致上认为发型长一点比较好看，又不是在军事学校，也不是在做兵，干嘛非剪“陆军头”不可？女同学则说允许长一点看起来比较美，也不会失去学生样。

在会议结束前，学生要求校方来个协商，让一步行不行？看到他们这么哀求和“无伤大雅”，校方经过讨论后，也就做出一点修改，即男生头发不可长4cm，本来2cm；女生头发不可从耳垂下超过6cm，本来是4cm。但绝对不许染发或作出不像学生的发型。

在这样一改之下（也就是学生认为他们的要求得到重视而满意），整个学校的学生从此不再对发型提出异议，家长也不再有“抗议书”了。

今年新学年，校方训导处公布了发型的规范，要所有学生遵守，但也让班主任根据情况执行校规，可以有一点点的伸缩性。于是这时轮到老师问校方，万一班主任的“判断”引起家长抗议怎么办？我说，老师按公正与整体观念出发，不带偏见，根据一般接受的学生装审美观点，自然不会引起争议。结果开学以来，学生不再有异议，家长也因孩子没有投诉也就理所当然地不再有意见。

我提出这段经历是想说明一件事﹕学校在执行纪律时，尤其在发型方面，老师有其审美权力，而学生也要接受老师的善意批评，做个好学生。这样家长肯定不会为发型事再闹得“满城风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