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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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6.6.14

政治的大气候与小气候 —评行动党在安顺补选的战略 (直挂云帆)



安顺国席补选表面上看来是一场无伤大雅的角逐,不论是国阵或民联胜出都没有对大局有冲击,还是回到补选前的政局。不过对于民政党来说可谓是生死之战;而对于行动党来说则是转型的大考验。
其结果是民政的马袖强仅以238张多数票取胜行动的黛安娜,前者得票20157张,后者得票19919张,总投票率只是67.4%39850人)。更令人不解的是废票竟有550张,高过多数票。这之中肯定出了问题,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按照投票前的行情分析,行动党的黛安娜一开始就先声夺人,以矫健的姿态立马亮相,让人对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她的登场似乎是行动党刻意推出的一个新形象,用以“否定”行动党是华基或华人政党。
虽然行动党从创党起 就营造党的多元性,也起用马来人担任党重要领袖及候选人,但能让人留下印象的不多。其中一位依布拉欣在1969年中选州议员,后来在1990年有一位职工领袖阿末诺当选峇央峇鲁国会议员,他也是行动党的副主席。
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后,一位较为知名度的马来精英东姑阿都亚兹(吉打苏丹王室远亲,曾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特别顾问)在同年8月加入了行动党,出任副主席。翌年他被行动党推荐出任上议员,但在2012年时他在上议院发言反对净选盟的428静坐大会,与行动党立场相左。同年514日他宣布退出行动党,并大力鞭鞑行动党。在一定程度上使到要转型成为多元性的行动党的努力受挫折。
不过在505行动党大捷之后,林吉祥还是对行动党不够多元性带有遗憾,总希望能让行动党再有一次机会加以转型。因此我们看到林吉祥在大选后起用黛安娜为其政治秘书,打破了种族界线。没有想到的是安顺补选的突然降临也给了行动党上层一个新的想法,那就是要在补选中打出新形象和新策略。一方面推出黛安娜展示新一代马来人对行动党的支持;另一方面希望能争取更多的马来选票来为行动党的转型奠下新的基础。
换句话说,黛安娜成了行动党转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并希望通过她来争取城市马来选民。
从战略意义及打破国阵的揶揄为华人政党的对策而言就是要敢敢打出新一代马来牌。这样的战略自然没有对错之分,而是有其时间和空间的恰当性与否。在没有开票之前,谁也不能说行动党是走快了一步,毕竟这个政党也已经生存和斗争了48年,也是时候从挫折中(失掉马来领袖和干部)再站起来。
可是开票之后,行动党终于发现马来票的增加只是微增3%,从2013年的25%增至28%,数目不足抵消其他族群选票的流失。
行动党的国会议员王建民也指出华裔选票从85%减少至70%,流失了15%;而印裔选票也下滑10%,从62%跌剩52%
正由于对不同族群的加减乘除后,原本被看好的黛安娜却在最后一分钟以少数票败北,除了让人感到惊异外,行动党也似乎跌入了另一种沉思。
这种沉思的也是是沉痛对历史的积淀感到无奈。我们可以拿两个政党的历史悲情来解读,其一是在1951年成立的劳工党,在形势所需下,劳工党在1955年后便选出印裔人拉玛纳旦为党主席;1959年选出莫哈末依萨为党主席,目的就是要塑造党的多元性,而且是以非华人为领袖。其结果是劳工党(社阵)的势力还是偏重在城市,包括马来人的中选也是在华人多的选区(如阿末布斯达曼在文良港胜出),这说明了当年的反对党用尽各种心思还得回到其华基政党的圈子。
其二是1968年成立的民政党。为了彰显其多元性,起用了赛胡申阿拉达斯教授为党主席(他也同样在1969年大选后被委为上议员),但在1971年就与林苍祐派起冲突,导致党的分裂。自此之后,民政不再尝试起用非华人为党魁,而是一直由华裔掌权。这说明了民政既已参加国阵(1974年),也就不必再推出非华人担任党主席。因为在国阵内,它已不需要标榜也代表马来人,而是留给巫统来代表马来族群。
正因为这样,当马袖强于本届的补选再出征时,他显然已没有选择和退路,只能哀兵上阵,因为这关系到已下沉的民政党是否会翻身(目前只剩下一位国会议员,实在没有条件要求部长职)。
马袖强也说了,如果输了他负全责,意指他会“辞职谢罪”。但今天他胜了,对他及民政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更何况首相纳吉也开口,胜了有部长做。试想如果民政不是被视为华基政党,它能取得部长职吗?如今民政以两位国会议员跻身入内阁,也自然会刺激马华要求它能维持一定的队伍在内阁内。
固然民政也不必过早乐观它已经翻身在望,因为它还得面对不同选区的挑战;尤其是槟城州的大挑战,今天的槟州已是民联的堡垒,更是行动党的大本营。
在这方面,民政要夺回江山除了战略要应用得当外,也要看行动党未来的布阵和走向。
显然,行动党也会从安顺补选吸取教训后,并采取一些亡羊补牢的措施,但重要的是要审时度势在什么时候可以全面出击,在什么时候必须步步为营,不能忽略时间、地点和客观环境的重要性。
比如在时间上,安顺只是一场补选,不是大选;在地点上,则是一个半城乡的城市,不能当成全国政治的示范场。
正如倪可敏指出,地方课题会压下全国课题。当马袖强在巫统的强力支持下,马来票的流失的可能性不大。他反而能在华人选民身上得到增加的支持率,因为眼前的现实是部长及地方发展,也就足以冲淡其他课题了。
其实,黛安娜的经验也有待磨练。从她的扮装清秀到有时戴头巾;从她对伊刑法的立场不够坚定及其母亲的土权身份来评估,她也在有意无意中让华人在投票方面有所抉择。即使林吉祥倾全力而出,最后也以遗憾收场。因此行动党除了必须从劳工党和民政党的身上看到历史的现实外,也要看到大气候与小气候的大不相同。
大气候指大选,非华裔候选人也能在城市选区胜出,如再里尔在升旗山胜出。小气候指补选,补选往往更难打。如果行动党在安顺派出一位强人和名人对垒马袖强,如丘光耀,战绩可能不同。谢昂平不是风头甚健的政治人物,也能以7000张多数票取胜曾担任副部长的马袖强。说明了大气候可能会把大树锯倒。因此大气候(指大选)才是适当的转型和改革的时机。小气候呢?还得以现实为重,不能以理想为驱动力。

刊登于2014年6月5日《东方日报》

3.6.14

人联党迎来了冬天 (天下纵横)



1959年,砂拉越一个左倾的政党诞生了。它被命名为人民联合党,发起人有王其辉(后任联邦部长)、杨国斯(曾任砂第一副首长)、田绍熙(左翼工运代表,运输公司经理)及佘锦成(那时是律师,后任东马大法官)等人。
在左翼高涨的年代,人联党也积极争取独立和权利,因而通过市议会的选举夺得了古晋与诗巫的控制权,在其他地方的势力则不明显,但它举行的群众大会场面是成千上万的,十分浩大。
1961年马来西亚计划被提出,人联党加入了左翼政团反对马来西亚计划,是为著名的五邦社会主义大会,即新加坡的社阵、马来亚的社阵、砂拉越的人联党、汶莱的人民党和沙巴的代表。
1962年汶莱人民党流产政变后,英当局大举抓人,砂人联党也遭受严重的打击。
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人联党有党员转入地下活动,北加里曼丹游击队也酝酿成立(即俗称的砂共)。
1965年,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发起组织“团总”,以联合非共的反对党为马来西亚斗争。除了西马的民主联合党、人民进步党加入外,砂人联党也派员参加,但因党内领导意见不合,差点导致党分裂。后来因新加坡于196589日退出马来西亚,团总无疾而终,才免除人联党的分裂。
1969年因西马发生暴乱,是为“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会民主中止,连带也停止砂州选举,直到1970年中央政府与砂州政党私下安排后,才举行州大选。这一选也如所料,归向巫统的土著党和保守党分别夺得12席和8席,共20席,加上人联党的12席,总共32席组成联合政府(总数48席)。就这样,原本左翼的人联党来一个大转弯,不但不再反对马来西亚,而且也与右翼的联盟共享政权。从那一刻开始,人联党成了执政集团一员,在砂州被视为代表华人的权益,但也多少代表达雅族人。
1974年,第一批砂共走出森林签署和议,使到人联党的地位进一步稳固。此后由于砂州的政治较为单纯,选民在拒绝外来政党的意念下,人联党一直成为华人的代表,其政治地位也鲜有改变。最明显的是在1979年的州选,行动党大军压境结果全数铩羽而归。
1990年,第二批砂共与政府达成和解,全面结束游击战争,但与已转型的人联党的关系越来越淡,不再成为政治筹码。
自此之后,人联党放松警惕,也不认为砂州人民会背弃人联党,无形中越来越像资本主义的政党,社会主义的色彩几乎被漂白了。
直到2006年的州选,人联党才惊觉江山开始被动摇,它有6个州议席被行动党(选民不再拒绝来自西马的政党)攻克。虽然人联党依然以12个州席在砂州被视为第二大政党,但它已不能过于轻松了。
来到2011年的州选,人联党更是遭受沉重的打击,只剩下6个州议席。在这之中,只有两名华人中选州议员,如果这两位华人加入砂州内阁而认为人联党已代表了华社,那是过于天真的想法。
更为致命的是在2011年的州选由达雅族党分裂出来的人民党及国民党分裂出来的民进党分别夺得8席和6席,势力已是比老牌的人联党更有看头。
讵料已是不堪一击的人联党近日又再面临分裂,由黄顺舸带领另外3名州议员(达雅族)的退党而加入新成立的人民力量党,使到人联党只剩下2名州议员。
如果人联党不能挽回大局,它的命运就大事不妙了。
虽然现在离州选还有两年(2016年),但人联党在分裂和缺乏振作的条件下,它又如何重振旗鼓,也是甚令人担心的。万一人联党再无法翻身,它的命运也许会与民政一样,在苦海中挣扎。
只要一个不小心,人联党将不容易盼到春天;尤其如果它无法阻止人民力量党加盟国阵,也只能仰天长啸,听天由命了。
真没想到,昔日如日中天的人联党如今竟是大不如前,什么时候人联党才能翻身?这要问它的所有党员了。

刊登于2014年6月2 日〈号外周报〉第686期

马中建交的时代背景 (跃马扬鞭)



马来西亚与中国改善关系始于70年代,这是一个很微妙的国际政治背景,综合分析如下:
(一)1969年马来西亚大选后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导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副首相敦拉萨出任行动理事会主任,接管政权。1970922日,东姑辞职,敦拉萨成为第二任首相。他全面的扭转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力陈化东南亚为无核中立地带,开始与共产国家打交道,并加入不结盟运动。
(二)1970年砂州选举后,国家政治大洗牌,砂拉越最强大的左翼政党出人意表地与右翼的联盟组织联合政府。接着在1972年与联盟与西马另外三个反对党,计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组联合政府。
(三)1973年砂州共与政府暗度陈仓,并于197434日达成和解,共有482人放下武器。基本上结束了砂州内的武装斗争(虽然尚有另一支砂共拒绝和解,但阵容已相对缩小,直到1990年才和解重返社会,人数约共52名)。这给予敦拉萨新的遐想空间。
在西马,70年代虽然马共仍有南下突击队,但敦拉萨相信通过他的外交改变,可以缓和尖锐的局面。于是他在19715月委派国企主席东姑拉沙里率一个官商代表团访问中国,作为投石问路的开路先锋。
当时整个中国沉浸在反苏反帝国主义的文化大革命中,但毛泽东已开始思索如何扭转既存的反华潮流。
也因为中国已公开和不公开地和西方、亚洲及非洲国家打交道,因此在19711025日,中国在大多数国家包括马来西亚的支持下重返联合国,世界秩序开始起了变化。
接着更大的震惊是美国总统尼克逊(被形容为中国第一号敌人)于1972221日出乎意料地访问北京,开展了他的历史性的破冰之旅。这意味着美国同意拆除对中国的围堵。继之下一个与中国重修好关系的也竟然是日本。在日相田中角荣率领下,日本代表团于1972928日与中国缔结邦交。
当这两大巨头对中国的态度起了180度的转变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却越来越僵,因而也给了资本主义的老大和老二借此时机打开红色中国的大门,美国试图在这个新秩序中建立鼎足而立的三角关系(美苏中);日本则希望它能成为其中一份子,达成四角关系(美苏中日)。
不论是三角关系或四角关系,中国显然在文革的第二阶段取得了优势而被视为正在摆脱封闭式的大国。
基于对现实的认识和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敦拉萨在审时度势后决定成为东南亚国家中(不算越南)首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531日马来西亚与中国签署联合公报后,整个华人社会为之雀跃,多年以来的盼望终于落实了,不但使到马来西亚的华人可与中国的亲人再续前缘,而且也打开了华人的视野,更好的窥视久违了的中国。
正因为敦拉萨成功地抓住华人的心,当他从中国凯旋归来后,便在同年8月宣布组成国阵(联盟的扩大)和举行大选。结果国阵取得辉煌的成绩,这可是敦拉萨访华带来的正面讯息。
至于马共的问题也是敦拉萨访华的重点之一。当他与毛泽东主席见面时就希望能从毛泽东口中得到较为明确的回应。毛泽东重申了中国一向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
很显然的,中国已改变对马来西亚的态度,不再持续60年代反马来西亚的立场。这一重大的改变也意味着中国准备本着诚意与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既然连美国和日本都可以正常化关系,没有理由马中的关系不能正常化发展。
尽管存在着马共的问题,但马中的关系还是稳健地发展。当马共在1989年与马政府及泰政府在合艾签署和约后,也说明了敦拉萨及其继承人挂在心头上的马共问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从1974年建交到1989年和解,整整15年才使到附在背上的刺不复存在。
这样一来,马中关系在90年代后得以突飞猛进。因此身为敦拉萨公子的纳吉在40年后重踏其父走过的道路,也展示了前人的正确决策而使后人从中受惠,这可以从纳吉访华的成果得到印证。

刊登于2014年6月2日《南洋商报》

槟州华人主政会改变吗?(现代春秋)

根据报载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马来西亚的人口在2014年突破3000万名,而华人约占人口的23.7%。在2010年时,华人人口约25%,到了2040年,国家人口将高达3850万人,其中马来人将占54.1%,约2090万人,非马来人土著则占520万人;印人230万人;华人则有710万人,只占人口的18%左右。
从这样的趋势来看,马来西亚种族比例的变化是预料中事,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很多人会关心槟城州的政局会否因槟州人口的结构的变化而改变?根据州议会提供的数字显示马来人将在明年(2015年)首次超越华人,数字显示马来人占692400人;而华人降至689600人,下来的比例鸿沟将进一步扩大。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问题,即使不使用种族主义的眼光看问题,也会让人沉思到底华人主导政权还能维持多久?
我曾经作过一项研究,发现槟城州是马来西亚硕果仅存的华人主政的州属,但在2004年时有些学者或评论人不认同,认为槟城州早已不存在华人主导政权,而是受制于非华人的控制。我对这样的论调不全面认同,因为存在着华人主导政权是历史使然,而且在短时间内是不会被改变的,关键是主导人物的魅力。
让我们从历史来看这项严肃的问题吧!
1911年时,槟城州的马来人有114千名(占41.1%),华人有111千名(占40.2%);但在1921年时,马来人有114千名(占36.3%),华人有135千名(占44.5%)。
换句话说,从1921年的统计数字算起,华人已是槟城最大的族群。
1957年马来亚独立时,槟城州的人口结构是马来人165千名(占28.8%),华人327千名(占57.2%),印度人69千名(占12.2%)。
由于这样,当年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指定由林苍祐当首席部长(他是联盟槟州主席,也在殖民地时代被英国倚重委为首席议员)。
虽然在1957年时(根据1955年的普选结果计算,巫统7席,马华5席及国大党2席。因未独立,尚有10席是由英国参政司委任,总共是24席),华人议员数目不比马来人多,但基于历史遗留下来的现实,东姑也认同由华人担任首席部长。
因为林苍祐另有议程也就推荐王保尼担任首席部长,王保尼显然是以少数优势领导槟州政府,也在1959年及1964年的州选中蝉联。这就说明了槟州的独特局势是需要华人领头的。
可是后来王保尼的主导政权展现不出他的强势领导,处处受制于巫统议员,再加上在他领导下槟州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失去自由港),引起民怨,也就在1969年的大选中被林苍祐的民政党击败。
就这样林苍祐时代开始了,他展现了独当一面的强势领导,让人实实在在感觉到华人主导政权的存在,也十分珍惜这得来不易的成果。
正因为有了政绩,林苍祐一直担任首席部长到1990年。这一年的大选,行动党的林吉祥大军压境,似乎要取代林苍祐的地位。槟城人民此时又想尝试让另一位华人来主导槟州政权,也就把票投给行动党和林吉祥。
可惜林吉祥打败了林苍祐后却无法夺权,也就让槟州人民忐忑不安,担心华人主导政权不见了。因为在当年巫统拥有12席,民政只得7席,马华及国大党全军覆没。如果由巫统人出任首席部长,那时是最佳时机,但马哈迪不做此想,因为他知道维持华人主导政权及维护多元执政的重要性。于是许子根以弱势的姿态登台亮相了。
(在1990年,槟州的人口结构是马来人405千名(占38.1%),华人是523千名(占54.6%)。)
虽然在下来的日子许子根主导的政府被认为是弱势首长,受制于巫统;尤其是行动党扬言要当一个“实权的首席部长”,但基于“政权大过天”,槟州人民再也不敢尝试作出改变,担心再重演1990年的局面,华人政权真的是飞走了。
就这样,林吉祥及行动党在1995年、1999年及2004年的大选都无法突破,只能拥有一位州议员单枪匹马。理由很简单,选民与其面对不明确的未来,不如保持现状。
但巨变还是在2008年到来,槟州人民再一次作出大胆的抉择。也因为许子根的上京不留槟,也就给行动党一个机会大举进攻,在林冠英领导下,他终于得偿所愿为行动党夺下槟州的江山,再一次展现华人主导政权的持续性。这也是行动党壮大的其中一个因素。
因为槟州人民十分珍惜和维护华人主导政权的重要性,也在2013年作出同样的选择。
从这样看来,如果因为种族比例有些少的改变,就要重新划分选区,以改变现状是不大可能的事。
在目前的槟州议会有23席(占60%)以华人为多数,15席以马来人为多数,而另2席则有相当数量的印度人。
如果选委会未能针对当下的选区作太大的人口结构的改变而只能依历史作调整,那就意味华人主导政权在槟州将会维持,至少20年不变。即使到了2040年,马来人占75万名,只比华人的70万名多出5万名,不足以成为改变政权结构的充足理由。况且我们也相信,马来政党在掌控中央政府后,留下槟州作为民主的窗厨也是有其正面的意义,为何要急于改变呢?这就是说,保留槟州的华人主导政权是有其重要的考量,对国家利多于弊。

刊登于2014年6月2日《光华日报》